古代“中和”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前言】古代“中和”思想及其现代意义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系统提出诗乐应是“中和”之美的是荀子，他根据乐本“人心”、“其人人也，深；其化人也，速”的特点，提出“乐和同，礼别异”的命题(《荀子・乐论》)。一方面强调音乐“审一以定和”，协调人际关系的社会功能，称“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另一方面，又指...

“中和”的观念产生是很早的，《国语・郑语》中记载，西周时太史太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并指出“以他平他谓之和”，即把不同元素相互配合求得矛盾均衡统一称之为“和”，只有“和”事物才能发展。他强调多样统一的和谐美，根据“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他提出“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认为同一种音、色、味的数量增加，不会有悦耳的音乐、华丽的文采、可口的味道出现，只有多样的声音、文采、味道各自的和谐统一，才能产生美。以“和”为美是史伯美学思想的核心。

继而运用和申发这一见解的是晏子，《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晏婴论和：“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火单)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以水济水”、“琴瑟专一”，是同类事物的简单重复，不能让人产生美感，只有五味相济、五声相和，将多种不同甚至对立的因素综合调和，才能给人感官的愉快。晏子认为为政亦如“济五味、和五声”，必须兼听不同的见解，以使政通人和，臻于美政。

由此可见，史伯、晏子都把“和”与“同”视为两个对立的观念，而且尚“和”弃“同”。

孔子、老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老子论天地万物的起源，即认为是两种对立因素“阴阳二气”相中和的产物。《老子》第四十二章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冲气”即阴阳会合之气，中和之气。阴阳是两种对立的气，阴阳两气和合则成冲气，冲气是化生天地万物的本源。老子这种看法，可以说是前人“和实生物”、“相成相济”学说的哲学抽象。孔子也是如此。他首先从道德修养角度论“和”与“同”的差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是以和处众的，好善恶恶都出于公；小人则阿比附会，党同伐异，好恶皆出于一己之私。其次孔子又将“礼”作为协调上下关系的政治艺术。“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至此，“和”的内容已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原先“济五味，和五声”的异质相济相成之义，发展为以礼义为精神内核来协调异质，它成为儒家道德美、政治美与文章美的标准；同时，以儒家为中介，兼容其他思想的方法论意识也更明确了。

子思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中庸》篇首次提出了“中和”范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直接将“中和”与情感相联系，情感的中节为和，发挥了儒家节情以中的思想，感情因素进一步突出，为“中和”由政治哲学、伦理道德范畴向诗乐审美范畴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系统提出诗乐应是“中和”之美的是荀子，他根据乐本“人心”、“其人人也，深；其化人也，速”的特点，提出“乐和同，礼别异”的命题(《荀子・乐论》)。一方面强调音乐“审一以定和”，协调人际关系的社会功能，称“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另一方面，又指出民心和顺亲睦在于乐的中正平和，乐的中正平和在于以礼节之。这正如《荀子・劝学》篇所说：“《诗》者，中声之所止也。”“中声所止”是止乎礼义。儒家“中和”的美学思想的要义即在此；诗乐是人的精神情感在符合社会伦理道德前提下的正当合理流露。可见，“中和”无论对于音乐形式、人际关系，还是情感来说，都要求各种不同因素的和谐一致。

董仲舒、扬雄还从哲学角度来谈“中和”思想。董仲舒是具有神学色彩的阴阳五行的中和哲学，而扬雄则克服了董仲舒中和哲学的神学局限性，将儒家中和哲学大大推进了一步，构建了充满辩证理性精神的中和哲学。扬雄在《法言》中提出了“立政鼓应，动化天下，莫尚于中”的思想，他认为中和是天地之道，也是圣人之道，因此，理想的政治便是中和政治。他们的“中和”哲学思想一直延续到宋代从心性角度采论“中和”的二程、朱熹。由此，儒家中和哲学经历了先秦政论中庸哲学、汉唐阴阳中和哲学后，至宋又开创了心性中和哲学的新形态。由于本文主要从美学角度来论“中和”，因此，对此不作具体论述。

“中和”思想所体现的方法论原则，刘勰在《文心雕龙・定势》篇论“文势”时，有完整和具体的阐述：“渊乎文者，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若爱典而恶华，则兼通之理偏；似夏人争弓矢，执一不可以独射也。若雅郑而共篇，则总一之势离，是楚人鬻矛誉榍，两难得而俱售也。”“兼解以俱通”是指奇与正、刚与柔、华与实等对立范畴，“执一不可以独射”，必须相反相成，异质相融而成新质。“总一之势离”是指雅与俗、通与变、情与理、质与文等异质杂陈、相反相离，使“两难得而俱售”。就方法论说，这里指出的是创作论中完成文章体势风格的问题。其中，“兼解”与“总一”两种方法和原则，正是书中构成审美范畴、理论命题和理论体系所普遍运用的。对各种对立互补的范畴，即要“兼解”，又要“总一”，以达到新的和谐，这是二者矛盾的统一，也是“惟务折衷”的具体表现。刘勰文论的大厦，就建筑在这一基点上，所谓“擘肌分理，惟务折衷”、“献可替否，以裁厥中”，用力处即在此。

刘勰《文心雕龙》运用异质同构和“乘一总万”的“中和”思想，并兼取众家学术之长，一以贯之，成为“体大思精”的集大成之作，反映了传统的“和”与“中和”哲学、美学思想的生命力和价值。

“中和”思想除诗、乐有所涉及外，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也讲“中和”。唐代书法家孙过庭《书谱》对儒家“中和”观与书法艺术的关系做了理论上的概括。他所说的“违而不犯，和而不同”，就是对儒家“中和”概念的说明。儒家“中和”理论在书法艺术中也有体现，“至若数画并施，其形各异。众点齐列，为体互乖。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迟，遗不恒疾。带燥方润，将浓遂枯。泯规矩于方圆，遁钩绳之曲直。乍显乍晦，若行若藏。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无问心手，忘怀楷则。自可背羲献而无失，违钟张而尚工。”所谓“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通过书法艺术结构内部的各种审美因素间的对立和变化达到“和”的理想境界，以求扩大其总体艺术表现力。实际上，“违而不犯，和而不同”是先秦史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思想的延伸。

中国书法艺术是在点画运动变化中达到统一的，是一种造型运动的美。书写中各种形式的对立因素，如刚柔、枯润、浓淡、舒敛、 大小、长短、正斜、疏密、虚实等，都要相反相成，使作品成为和谐的整体，前文“违而不犯，和而不同”也就是指“变化而不杂乱，统一而不单调”的意思，它生动体现了多样统一的基本法则。

“中和”美最突出的特征是主张和谐美，但是，它与西方所说的和谐美并不完全一致，即它不仅表现为形式美，更主要的是表现为内在美以及内在外在统一的美，包括适中、适度和谐、多样性的统一以及二重因素的交融相济等。

古往今来，“中和”思想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以及对人类文化进步和世界和平，都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儒家从“中和”思想出发，以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和“天下大同”。我们通过儒家的义利观，就可看出儒家“中和”思想的这一目的。儒家主张以义为上，即道德至上，并不排斥功利，而是主张义利双全，而在义利不可调和时，则取义舍利。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儒家义利观的价值在于要求见利思义，而反对见利忘义或唯利是图，儒家认为正当的利本身即具有义的意义。

实现现代化离不开社会稳定，而社会要稳定就不能不发扬“中和”精神。我国在“”时期正是由于破坏了“中和”，所以使得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都达到几乎崩溃的边缘，正常的人际关系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而日本在同一时期则实现了现代化，继日本之后又崛起了亚洲四小龙，日本和“四小龙”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化的实现有多种因素，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坚持和弘扬了“中和”思想。因此，我国当今进行经济建设，应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同时，既要搞好物质文明建设，又要搞好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一起抓，这无疑是扬弃“中和”思想在当代的意义所在。

当今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现代化的生产也越来越要求人们之间的协调合作；社会生活领域中人们也越来越需要和谐的人际关系；现代社会仍要求礼治的差别、有序，礼治所倡导的各守其位、各尽其职、忠于职守、竭尽全力的敬业精神，对于现代化建设具有促进作用。而这些都离不开“中和”思想的指导。可见，“中和”思想，对于改善人际关系，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以及维护世界和平都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作者单位：浙江省浙江师范大学10号信箱，32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