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危机成因剖析

摘要：危机是危机管理的基本概念之一。危机积聚不利情况、严重后果和不确定性，产生非常态的社会情境和企业环境，是特殊的时空过程，成因非常复杂。文章在20世纪的背景下，结合美国杰出CEO卡内基、摩根、福特、沃森父子、斯隆、艾柯卡、韦尔奇等的管理实践，剖析企业危机的成因。

关键词：危机；企业；CEO；危机管理；原因

“危机”及“危机管理”的概念出自政治领域，据考证是肯尼迪首先提出来的。在应对古巴导弹危机过程中最早使用，后来被运用到企业管理中。所谓“危机”，通常“是指这样的一些突发事件及其发展，它们有可能造成根本性的破坏，并且这些事件的出现是无法预测的。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危机也可以指并非突发的或至少在时间上有相当长的延续的事件”。至于“危机管理”，《哈佛危机管理决策分析》的定义是，“企业为应付各种危机情景所进行的规划决策、动态调整、化解处理、员工训练等活动的过程。”危机积聚不利情况、严重后果和不确定性，渗透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领域，产生非常态的社会情境和企业环境，给生活、生产带来极大威胁，是特殊的时空过程，成因非常复杂。在美国历史的背景下，结合美国杰出CEO的管理实践，可从如下方面认识危机成因。

一、美国难题的曲折体现

德鲁克认为，正是素有“政府与政策的伟大剖析者”之称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首次把‘管理部门’视为一个具有特定功能和特定职责的特定机构”。1835～1839年，托克维尔出版《论美国的民主》。他指出：“在威胁美国的未来一切灾难中，最可怕的灾难是黑人在这个国土上的出现。一些观察家虽然出发点不同，但他们在考察美国的目前困境和未来危险的原因时，几乎总是归结于这一主要事实。”托克维尔的论断为南北战争和20世纪民权运动及管理实践证实，是认识美国难题的钥匙。美国难题表现在种族、宗教、扩张、市场经济、文化帝国主义、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二律背反等等方面。CEO是社会的一分子，企业是社会的细胞，包含着美国难题的全部基因，必将在不同时间、地点，以不同的形式和强度爆发。用更为宽广的眼光进行考量，这些难题，并非美国独有，而是全世界共有，只不过美国出现较早、在大企业显得更甚、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对抗更烈而已。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经济政治改革进入社会结构全面分化的阶段，制度变迁触及深层次的问题，矛盾频发，利益和权力在分配、转移过程中产生的不稳定因素，导致不同类型的危机。

二、不确定性的表现形式

弗兰克・奈特提出的不确定性概念，海森堡发现的不确定性原理，之所以深入人心，得到广泛响应，是因为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是社会、企业、环境的常态与本质，是人类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常规。斯蒂芬・H.托姆克将不确定性分为技术不确定性、生产不确定性、需求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等等数种。“企业再造之父”迈克尔・哈默指出：“无论喜欢与否，完全、稳定与连贯的市场状况已一去不复返了。企业对此也无论为力，因为顾客的需要不允许这样。企业并非无情无义，他们只能秉承苛刻的客户需求，并使之满意。”这就是说，不确定性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具有本体论特性，CEO常常无可奈何。环境复杂多变，认识的局限性，沟通的障碍，非理性因素的扰动，线性和非线性因素的累积，使得不确定性无孔不入，混沌、调整、剧变成为常态，导致和加剧各种危机。其机理玄妙莫测，复杂多变，难以预测和把握。这一观念得到斯隆的共鸣，在其自传中频频论及。“斯隆模式”即“事业部制”，就是应对不确定性的有益尝试。1965年，托夫勒发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未来》，1970年出版《未来的冲击》，断言不确定性成为未来社会的特征，不确定性逐渐成为共识，成为描述环境、危机的关键词汇，成为衡量危机管理研究水准的基本标准之一。

三、科学管理观逻辑演进的结果

1911年，泰罗出版《科学管理原理》，泰罗指出，管理是门科学，建立在明确的法律、规则和原理的基础上。这门科学是面向时代需要、有着广泛读者，可以研究、传授、传播，是重点研究组织如何发生作用、怎样被有效管理的理论，是探讨一切组织的普遍原则的尝试。同在1911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分解标准石油公司，福特向国会提交保护迁徙鸟类法案，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创新”理念，卢瑟福提出原子中包含原子核的设想，老沃森叫响“思考”口号，传播学家麦克卢汉诞生。几乎在同时，美国国会某特别委员会对泰罗进行询问，通过一项法律，禁止使用秒表。诸多大事云集于同一年，很有象征意义。事实上，泰罗的科学管理观是管理学的逻辑起点，孕育着其后管理思想的全部矛盾发展。科学管理是在与经验管理的斗争中产生的，强调理性、规范和标准，侧重解决组织内部的矛盾，提高管理的科学性与有效性。科学管理观对人的忽视，对人性的压抑，为人际关系学派和行为科学提供了发展空间。科学管理的发展运动，构成组织内部人性与理性、组织与环境的矛盾，呈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使危机的酝酿、发生成为必然，使组织研究成为管理理论的主题。企业及CEO遭遇的危机，是由于对人、环境、组织的认识偏差造成的。从这种意义上讲，危机管理是科学管理观演进的结果，演进

的过程复杂多样，在案例中显示内在理路，在宏观层面上吻合历史进程，内孕逻辑关系，具有理论形态。

四、“市场失灵”的后果

爆发于1929年的“大萧条”，昭示危机的经济成因，构成对企业及企业家的严峻考验。克里斯・弗里曼认为：“大萧条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与社会的不稳定，这种不稳定产生于新工业的骤然增长、增长中的欣喜若狂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围绕赔偿、军备和贸易的国际冲突进一步恶化了这种不平衡。”对经济危机的原因，解释有三种：马克思认为是由贫困积累造成的，因为穷人缺钱；凯恩斯认为是国家消极导致的，因为财政缺钱；货币主义和计量经济学的创始人欧文・费雪说是央行失职，导致企业债务沉积。费雪用权威数据证明，“大萧条”是央行坚持货币保值，担心通货膨胀造成的，这一结论较为权威。其实，“看不见的手”并非万能，“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的现象时常发生。社会收入差异和经济周期，是市场难以解决的问题，公共品、外部性、社会公平、经济稳定等，是引发危机的导火索，是加剧危机的催化剂。即使在经济效益良好的跨国公司，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公共品包括国防、基础研究、公共设施等，如果企业不愿承担社会责任，协调不好不同利益集团间的矛盾，危机很快就会爆发。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一段时间后，市场会出现不均衡状态，发生经济衰退和危机。目前，尽管美国经济体制已演化成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混合经济”，但无数事实证明，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必然会走向垄断，市场难以保持经济的综合平衡和稳定协调发展，市场分配机制会造成分配不公和贫富分化，市场不能自发界定市场主体的产权边界和利益分界。因此，“市场失灵”情况必然存在，危机根源难以根

除。

五、“政府失灵”的表现

在20世纪美国政治舞台上，出现过两位罗斯福总统，一位是西奥多・罗斯福，俗称老罗斯福。另一位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俗称罗斯福。1962年，以亚瑟・施莱辛格为首的75位历史学家对从华盛顿到艾森豪威尔、除第9任总统哈里森和第20任总统加菲尔德的31位总统进行排名，老罗斯福排名第4，罗斯福排名第2；1982年，《芝加哥论坛报》邀请49位历史学家对从华盛顿到卡特的38位总统进行排名，老罗斯福排名第7，罗斯福排名第3。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前半叶乃至整个20世纪可以说是“罗斯福时代”。罗斯福时代的显著特征，就是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运用行政手段主动化解危机。遗憾的是，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企业环境变幻莫测，政府常常无能为力。其实际情形，诚如美国政治经济学家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所言，政府只有粗大的拇指而无其他手指，因此“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在所难免。美国“政府失灵”现象长期存在，放任、放纵的惯性很大，自由、民主的传统降低政府的权威性，决策失误与低效、执行不到位与走样、官员腐败、寻租行为、机构膨胀等问题，导致政府公正性的丧失，常置政府和总统于尴尬地位。当生产停滞、通货膨胀、失业严重、物价上涨和外贸增长趋缓等现象分别出现或同时发作时，政府政策摇摆，难以有效配置资源，政府不是干预不足，不能满足弥补市场失灵和维护市场机制正常运作的合理需要，就是干预过度，一意孤行，过于体现政府意志，坚持僵化的货币政策，以至于超过弥补市场失灵和维护市场机制正常运作的合理发挥。1895年、1907年金融危机，以及持续数年的“大萧条”，都是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多重结果。

六、“技术失灵”的表现

如果用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进行分析，“大萧条”正处于第三次长波的下降时期（1918～1940），“滞胀”正处于第三次长波的下降阶段（1970～1990）。其实，除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还有“技术失灵（technical failure）”方面的原因。技术是生产方式，又是生活方式。技术开发源于经济、社会和企业的需要，以效率与利润为主要标准，依市场逻辑运转，受CEO、利益集团和政府的干扰比较大。CEO必须在任内创造业绩，至于技术将带来多大的负作用，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最终产生什么样的危机，由于缺乏恶性刺激和监控机制，一时无暇顾及。这样一来，对环境有利的技术，诸如生态设计、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等，往往因无立竿见影之效，而被误认为是劳民伤财之举，而被束之高阁。其实，技术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常常损害环境，引来生态问题，破坏生态多样性、丰富性和共生性，短期风险不显著，严重后果很晚才被发现，或可亡羊补牢，亦可能为时已晚。由于技术与环境之间兼容性不够，技术出现系统偏差，既在控制风险，又在制造危机，成为危机的重要根源。福特的生产流水线，使人成为机械的奴隶，有碍身心健康，很多人患上职业病；福特的高地公园厂区，也是技术失灵的典型例证。早期为观光圣地，中期污染严重，晚期成为反面教材，斥巨资治理。

七、忽视社会责任的恶果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是危机管理的基本概念之一。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既然做了行为的主人，就要对自己行为负责。既然让他负责任，就要让他做主，仅仅活着是不够的。”对CEO而言，用马斯洛的理论来认识，便是：“每次承担责任就是一次自我实现”。CEO承担相当大的风险，在追求盈利、避免亏损和破产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CEO是否承担起社会责任，人格上是否有污点，企业是否环境友好型的企业，人们一时也许不太明白，但最终会了然于心，并通过后续行动表达意见。表达的方式针对性很强，行为或隐或显。但不管经过多少环节，经由何种路径，CEO的人格缺陷、企业的不当行为，终究会带来麻烦，酿成灾难，导致恶果。福特在取得T型车成功后，忽视社会责任，拒绝建立工会，反对儿子埃兹尔从军。福特二世粗暴解雇艾柯卡，均产生恶劣影响，带来重重危机。CSR的内涵要素，可分为五类：遵守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保护条约；尊重人文道德、伦理道德与规范；遵守经济法律，重视商业信誉；重视内部职工健康、安全与福利；有意识、主动地向社会献爱心，支持公益事业发展。政府是监督、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主体，各种立法举措、反托拉斯运动、罗斯福新政、舆论监督等是强化CSR的举措。忽视或强化CSR，可能是个人行为，可能是企业主张，也可能是政府行为，长远地看，就效果而论，政府的作用要大得多。当然，CEO的主观能动作用也不可小视。

八、领导与管理失衡的结果

在大萧条的数年中，福特汽车严重滑坡，IBM有惊无险，通用汽车平稳运行，福特、老沃、斯隆危机管理策略之高下，一目了然。领导与管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做正确的事，后者是正确地做事。福列特指出，成功的领导能预见未来，而不是去实现未来。领导的任务是协调、描绘组织目标和预见先机，把继承者培养成领导者。领导不意味着强迫、控制、保护或剥削，而是意味着使被领导者得到自由。科特认为，现代管理核心的过程，是计划和预算、组织和人员配置、控制和解决问题。企业的领导的责任，是确定方向、联合员工、激励和鼓舞。管理是细心耐烦、波澜不惊，是全神灌注的全程跟踪，是逐事逐项的精心打理，是甘于默默的持续完善，是“随时准备取消、修正或改进一种构想”。A.霍奇森发现，组织会在四个方面干扰管理者的正确行为：短期内盈利，缺少目标一致性，职位升降，仅用数字评价个体的评估体系。科特指出：“只有强有力的管理与领导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如果两者都很薄弱或者根本不具备，企业就像是船体有洞的无舵之船。即使具备两者之一，也未必能使情况有所好转。没有领导相配合，强有力的管理会使企业盛行，令人感觉压抑，并为了维持秩序而维持秩序。同样，没有管理相配合，强有力的领导会变得以救世主自居，从而狂热崇拜，并为了产生变革而变革――甚至是朝着一个非理性化的方面发展。”科特强调指出：“取得成功的办法是，75%靠领导，25%靠管理。”易言之，管理与领导的混淆、失衡，二者的错位或脱位，是危机的根源之一。

九、人格缺陷与制度缺陷的表现

杰出CEO属公众人物，应该是道德楷模。制度的作用，远远大于个人的力量。学习的作用，无可替代。建立科学的组织结构、客观估计环境、履行社会责任、构建企业文化、应对不确定性等等事项，关涉企业的生死存亡，决定着CEO的历史地位，必须用制度来保障，不能寄托于个别人的思想觉悟。科学的制度，不是不出错，而是能够及时发现并纠正错误。就个人魅力、创造性而言，斯隆并不比福特强，但“斯隆模式”即“事业部制”带来的分权，弥补了CEO的人格缺陷和企业的制度缺陷，保证通气汽车长期持续地健康发展。早期的福特公司，高度极权和扁平，福特的人格缺陷导致并加剧了制度缺陷，到了福特二世时代，危机又重演一番。艾柯卡振兴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后，下意识地重蹈福特家族覆辙，韦尔奇退休后又出了不少洋相，足可见人格、制度缺陷的危害性，亦可见企业及企业家生命周期的存在性，更可见不断学习、持续改进重要性。法国历史学家福尔指出：“被称为一个大人物的弱点的东西，往往不过是正在困难的基础上行使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力量的养料。最主要的是增加它的原始价值，并且没有东西可以表明，这价值是可以在没有所谓过错――实际上就是经验――的情况下增长的，可是庸才们在逐日受到仔细检查的一生的最琐细的事件中所寻求的，却可是这些过错。道德是铁做的：但天才却是血和肉做的。对于一个大人物的过错的唯一惩罚，就是他的内在伟大的缩小。”

十、现代化、全球化的伴生现象

1989年，苏曼特拉・戈沙尔、克里斯托弗・A.巴特列特出版《跨越边界的管理》，发展“跨国公司”的概念。后来，二氏出版《个人化公司》，称赞通用电气为“个人化公司”，“释放了被企业束缚的人质”。1990年，美国《商务周报》提出“无国籍”（Stateless）概念，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国界的意义越来越小。跨国公司、无国籍的概念深入人心，成为“地球村”的流行语。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中，技术革新、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制度变迁触及深层次问题，利益和权力在分配、转移过程中产生大量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经济危机、天灾人祸、文化颓废等问题如影随形，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二律背反等问题层出不穷，导致恶性循环，带来重重危机。德鲁克认为，在大规模生产制度下，工人与产品、生产工具分离，技术造成“疏离感”，失业成为社会毒素，工业主义带来的大规模生产革命，成为20世纪的“动乱根源”。法西斯就是动乱的产物，尽管战争化解了“大萧条”，但“过度依赖国防支出，维持充分就业的做法是非常危险的。”在更大的时空、心理范畴中进行考察，美国文化中的霸权主义情结，也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在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某些危机甚至会激化。

西方有些学者将危机归结为三种原因：社会总体基础不足，组织自身系统失灵，说服活动的产物。国内有的学者将影响危机的因素归纳为六种：社会经济发展因素，经济社会变迁，政治发展，社会结构的失衡，社会不平等与社会分化加剧，冲突传统及宗教、种族、民族、地区冲突，以及文化、价值观差异等等。康德拉季耶夫对危机周期及成因估计持谨慎态度，他认为：“重大的危机周期仅被认为具有爆发的可能性。”对此，克里斯・弗里曼解释说：“完全相同的因果条件再次出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在经济史中不存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每件事都独一无二。但是，同时他又认为存在一种稳定的因果关系结构，可用于说明特定现象的规律性。”尽管危机成因是多方面的，无非是外部与内部两种：当环境突变、市场波动、供需关系变化时，当技术装备落伍、产品结构不合理、经营管理方法不适应时，均会出现危机。将外部原因与内部原因放在一起进行考察，大致上都源于利益集团的冲突，肇因于利益均衡的失调，起始于人性的优长与缺陷。杜威说：“社会政治所以扰乱不安的原因，起于偏重一种人群的利益、兴趣，把别种人群的利益、兴趣都压下去；结果一种人群独占优胜，那被压下去的不平起来，便与优胜的发生冲突。”此乃剜切之论，道明危机成因。冲突导致危机，促成新的平衡。这种估价贴近人性，符合常情，契合实况，不悖常理，与理论深度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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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作者为该单位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