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法治前人文主义精神论文

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这一命题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着与之相适应的法治的发展。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是市场经济的中心，发展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和历史意义在于人，市场经济的价值最终体现为人的物质利益的满足和精神生活的充实，表现为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必然反映到现代法治中来，即把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保障所有人的平等、自由与人权，视为法治的终极目标。那么现代法治如何体现了这种人文主义精神呢?

一、在法与人的关系上，人不再仅仅是客体，更主要的是主体，法本身不再仅仅是手段，而且还是目的

究竟什么是法治?对此，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伟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9页)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法治的内涵就是“良好的法律”加上社会公众对良好法律“普遍的服从”。然而，当法律仅仅被视为工具、手段，而忽视法律的人性基础时，法律便难以成为良法，难以获得普遍的服从。

纵观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发展，无论是“神治”“礼治”还是礼法并用而治，法律都是用以维护宗法家族秩序和维护君主集权统治秩序的工具，它的本质精神是以不平等的“礼”为基础，以德、刑为手段，以维护宗法家族秩序和君主专制秩序为价值目标。新中国成立后，尽管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然而法的单纯的工具性价值仍继续被强调。为了巩固政权，法的存在意义和作用仅被理解为对阶级敌人的镇压和制裁，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与中国刑律相通的法律文化传统在较深层次上达成了默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不再只是从单纯的暴力惩治上看待法，法还被看作推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工具，即便如此，以计划经济体制的行政强制社会为基础，以刑法为后盾的法的精神仍然是“工具论”，从早期阶级的工具，转变为政府管理的工具。

在自然经济、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里，法既然仅作为统治阶级维持社会秩序、政府管理经济的工具，法便只是一种实现国家权力的手段，法就只能作为单纯的强制而存在。

社会主体、个人的需求在法律中无法充分体现。在这种情况下，法是主体，人是客体，客体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主体的权威。而这样的法难以成为良法，难以被普遍地遵从。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今夭，要使市场有序地运作，法的力量必须强化。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要求法超乎一切权力，具有最高权威，而不仅仅是国家或政府手中的工具;要求法不只是依靠国家强制力或外在强力存在，而必须发自人们内心的需要。事实上，只有基于人的需要而产生、发展并充分保障人的利益与需要得以实现的法才可能成为良法，才可能获得道义上的约束力，才可能为人们认同、维护和自觉遵守。美国著名法学家罗斯坷·庞德指出:“我们以为它意味着那样一种关系的调整和行为的安排，它使生活物资和满足人类对享有某些东西和做某些事情的各种要求和手段，能在最少阻碍和浪费的条件下尽可能给予满足。”(罗斯坷·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商务印书馆199。年版，第35页)一旦从主体、从主体的内在需要上去理解法律的存在及其意义，“把法律理解为积极的、活生生的人类进程，它也就包容了—正好比宗教包容了—人的全部存在，包括他的梦想，他的情感，他的终极关切。”(伯尔受，《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6页)这样的法律便成为人性的一部分，法和人在本质上达到了某种契合与同一，即法律主体化、主体法律化。法已不仅仅具有工具性的意义，而更具有内含人的自由、平等、权利等的超功利、超工具的价值意义。

二、个人法律人格的独立及自主意识逐渐确立和觉醒，个人不再受制于国家，而是在法律上处于与国家平等的人格地位上

市场经济是现代法治赖以存在与发展的主要社会基础，是现代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得以产生的土壤。市场经济是从商品经济发展而来的，尽管商品经济早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就已孕育和发展，但在封建特权高于一切的时代，商品经济所要求的自由、平等、权利等只能是形同虚设。只有在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枢纽方式后，法律的权威才取代了封建的特权。所以，任何社会的法律，都只是作用于特定资源配置方式的社会……法律上升为社会关系的主要调节器，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而产生的现象，近代以来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等也是这一过程的产物。(参见:刘朝阳，《从市场经济到法制经济学》，广西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第88页)现代市场经济的一大特性就在于，市场主体独立自主、契约自由，这就大大地培养和促进了法律上独立的个人人格意识的形成。个人人格意识的实质就是个人的自主意识，要求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实现人的必要的自由和权利。人的自利是其发挥能动性、积极性的前提。然而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政治上封建君主的至高无上和封建家长制的绝对统治，极大地扭曲和摧残了人的价值，造成个人只有在隶属他人关系中才有其存在价值，而没有独立的人格意识。建国以后，经济上又沿袭苏联的模式，实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对经济实行行政垄断和统治，行政权力决定市场主体权利，个人不是经济的主体，而是单纯服从国家计划，受国家计划支配的客体，行政权力的过多干预不仅导致了经济疲软，也扼杀了经济主体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市场经济是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存在、共同发展、相互依存和竞争的体制，需要各类经济活动的主体共同参与、充分有效的组织和管理，否则按照价值规律和供求变化而建立的市场经济就无从发展，由此决定了社会的经济权利不再，也不可能再是国家、政府的专权，而是被分解为各经济主体的权利。各经济主体享有充分的自由和权利，作为经济主体重要组成部分的个人才有了实际意义上的价值。个人与国家在法律上处在平等的人格地位上，国家与个人受制于同样的法律，个人有独立的人格，国家必须尊重个人的人格及个人的自利

个人人格独立、自主意识的增强是实现法治价值意义的基础，是确立法律至上权威的保证，是法得以实施的前提。一方面，规定个人人格独立从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规定个体的自由范围，个体的自由有其存在的意义及合理性。从自由与法治的关系来说，个体的自由需要法律的适当控制和规范化，而法治也需要自由的支持。没有个体的自由与国家权力相抗衡，权力便会无孔不入，无所不在，法律的至上地位就无从确立。就自由与秩序的关系而言，自由也有利于秩序的形成。对此哈耶克有着精辟的论述。他说:“我们可以说每个人在做自己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彼此产生了协调;这种自发式的协调所产生的秩序，足以证明自由有利于公众，这种个人的行为，可称之谓自由的行为，因为它不是上司或公共权威所决定的。”(转引自林放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22页)另一方面，个人人格自由也促使个人采取积极的行动捍卫法律的价值，使法得普遍的遵从。建立法治国家、实现法治需要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需要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个人是社会的组成分子，个人人格的独立决定个人不再也不可能是法治的旁观者，个人与法不是处在对抗中，而是积极地投身于法制建设中，从而使法在人的意识中不再成为一种强制，而是一种逐渐形成的理念和自觉遵从的精神，不再是作为主体的人的羁绊，而是解放人、维护人的主体性地位的强有力保障。

三、人权是法治追求的目标，现代法治确保人的权利的充分行使并提供法律上的保障

如前所述，个人人格的独立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个人的自由，而自由的本质在于权利，自由的保障在于权利的法定，自由的实现在于权利的行使。现代法治的根本目的之一就在于充分保障个人的权利与基本自由的实现。

在历史上，对人权内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不全面到比较全面的过程。西方的人权理论尽管早于中国，然而初始也并非从现代意义上对人权加以确认和保障。在私有制条件下，西方学者从法律上确认和保障人权方面，往往仅以个人的公民和政治权利为其确证的逻辑起点，否认或忽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作为人权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究其实质就是否认人权的产生和存在的经济基础。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人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对人权产生的科学根源应该从生产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一旦社会的经济进步，摆脱封建侄桔和通过消除封建不平等来确立权利平等的要求提到日程上来，这种要求就必定迅速地获得更大规模……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就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5页)市场经济的发展开拓了人权理论上的视野，市场经济也为人的基本权利的广泛多样性创造了条件。市场经济不仅仅赋予人的自由平等，而且赋予人更为广泛的权利。市场经济作为以市场机制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体制，必须通过市场经济主体大量微观的活动来实现，市场经济主体必然被要求具有充分而又独立的自利和独立的权利、自由范围，表现在对法律的需求上，自然是要求法律确认经济主体广泛的法律权利，以参与市场竞争谋求利益。追逐利益的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特征，也是其发展的动力，利益关系反映了经济关系，而在法律上利益即表现为权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利益的分化、个体的独立，利益主体多元化格局已经逐渐形成，由此决定了市场经济的法律必须确认社会主体的各种权利，使其能够毫无顾虑地追求和增进自己的权益。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法律并非责无旁贷地保护社会主体的一切权利。权利有个体权利与集体权利之分，个体权利所反映的是个体利益，个体利益则有正当与不正当，合法与不合法之区别，唯有正当的合法权益才能归入权利的范畴，此外，个人利益和社会、集体共同利益有一致也有冲突，个人利益的追求、个人权利的行使，只有在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基础上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

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体权利表现为公民权利。我国法律不仅从立法上确认公民的权利，而且也以各种方式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对国家权力、公共权力的制约便是一个重要的有效的途径。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权力，而政府的权力又派生于人大并受其制约。国家权力是法律赋予政府的必要权力，政府运用法律赋予的公共权力去治理社会，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然而，这种公共权力并非无限度的，权力的运用只限于法律明确授权的范围，凡法未明确授权的领域不得擅用权力。我国宪法要求国家权力的行使应以保护公民权利行使为目标和依归，公民可以通过行使选举、参政、监督和救济等权利对国家权力加以监督和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