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重构与贵州发展

制约一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些非经济的因素具有根本性。而非经济的因素说到底，是一个文化特质的问题，如这一区域内人们的思维定式、价值取向和心理状态等等。人类学家早就提醒我们：“在执行经济发展计划之前，假如没有先了解该民族的价值趋向，没有企图先转变一些不利于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度，那么计划的推行将受到很大的挫折。”

应该看到，在发达国家物质文明的发展中，其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源自于古希腊的西方文化，从总体上看是一种认知型（或工具性）的文化，它立足于主客体的分立，强调人对宇宙自然从好奇到探索，从解释到利用，从驾驭到开发。应当说，这种科学精神也可以成为今天的科教兴国、科教兴黔在观念层面上的深层支柱和动力源泉。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典型的泛道德主义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是以家族为本位、以自然亲情为纽带的德治意识，它与效法古代圣贤、崇奉至上权威的传统习俗有着割扯不断的内在关系。这一文化传统与现代科学精神格格不入，极大地阻滞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发展现代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对传统文化加以改造和重构。改革开放以来，如果说这一状况在发达地区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的话，那么，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贵州则变化不大。客观地说，在贵州，尊重知识和人才的氛围尚未被普遍地营造出来，科学化、制度化管理的传统没有被完全构建出来。官本位思想、裙带作风、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等问题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真理高于权威、理性大于人情、法治重于人治的精神氛围还远未形成。这极大地制约了贵州的发展，甚至成了现代化进程中最难以通过的一个“瓶颈”。因此，全面揭示阻碍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价值观中的缺陷，积极探索深层次文化建设的合理有效途径，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优胜劣汰、公平竞争。竞争标示着风险系数增大，安全系数降低，标示着人在承担风险中迸发出的强烈进取精神、自主意识和责任意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使西方人在意志层面上割断了自己与家庭和上帝的依附性关系，开始独自面对未知的社会和命运。自由意志绝非自由放任，相反，它意味着承担后果，自负责任。然而，在群体本位的传统文化氛围中，个人对群体的依赖感极强，社群之于个人，是其全部安全感和自信心的源泉。当市场经济的浪潮席卷而来时，原本维系社群成员之间关系的纽带变得十分脆弱，个人突然面对未知的市场，无助与恐慌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状况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贵州就更为明显，它已成为市场机制不能顺利建构的一种阻力。市场竞争是公平的竞争，它意味着每一个进入市场的主体都是平等的;在市场中，既没有施惠者，也没用受惠人。唯有自立自强，方能脱贫致富、走向富强。因此，文化改造的目标之一就是确立和强化人的自主意识。

现代化需要创新。然而，如果没有适宜的文化土壤，创新型人才就不可能被顺利地培植出来，创新行为也就不可能出现。创新意味着敢于和善于想前人所未想，行前人所未行，因而创新精神与人的个性张扬天然地结缘。任何正在迈向现代化的社会都应具备这一精神前提。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群体为本位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个人的生死荣辱都与群体有着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这种文化有一种浓郁的人情味，这是其富有生命力的方面，但它却经常扼杀个体生命的鲜活气息和创造灵感;它确实能为人们带来社会的稳定，但这种稳定却往往以沉闷的精神空气为代价。这样的文化价值的确难以与现代化所需要的创新精神相对接。改革开放以后，沿海发达地区激烈的市场竞争大大地冲淡了这种文化传统，而传统的变迁又有力地支持和推进了市场竞争的展开。可是在贵州，伴随着经济落后的是思想观念的落后，有利于创新型人才脱颖而出的人文环境迟迟未能形成;相反，创新型人才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独特性往往不被人们所宽容和认同。在贵州，人才流失已相当严重，而人才资源的匮乏恰恰是贵州经济发展的最大制约。不少人认为，造成人才外流的重要原因是物质待遇问题。事实上，缺乏一个可使人才顺利发展的人文环境，才是更为根本的原因。我们知道，一定的文化营造了一定的人文环境。因此，要创造出一个有利于人才生长和社会创新的人文环境，必须从文化的改造和重构入手。（责任编辑/吴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