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绩效分析:1992～2006

【前言】中国经济转型绩效分析:1992～2006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实践中，转型过程的绩效评价思想与模式并未被理论界明确提出过，但是相关的分析实际上一直在进行，并且主流的共识也一直在发生转变。从“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到“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 Consensus)，再到“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这...

[内容摘要]本文从经济转型实现程度的视角出发，设计指标体系，采用指标区间评分，纵向时间序列分析的方法来评价中国经济转型绩效。研究结果显示，在1992～2006这一期间，中国经济转型绩效是优异的，且转型已进入了后期阶段。但转型的基础并不稳固，今后仍充满了不确定性与风险，因此需要在目前转型基础上，着重解决失衡问题。全面推动其它层次的转型。

[关键词]转型绩效；体制转型；发展转型

一、引言

基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效率困境，20世纪80～90年代原计划经济国家纷纷进行改革或转型，其中中国与俄罗斯的经济转型最为引人注目。不少学者基于中俄两国宏观经济表现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绩效优于俄罗斯，但近几年随着转型中原推迟、忽略、隐藏问题的初露端倪，如经济增长粗放、收入差距拉大、环境污染严重等，与此同时俄罗斯经济则呈现强劲复苏迹象，民主政治体制初步建立，不少学者又认为俄罗斯转型的后期效应开始显现，中国转型成本的最终费用会得到逐步清算，对中国经济转型绩效的评价需要做出重新校正等论断。

二、相关文献的述评

实践中，转型过程的绩效评价思想与模式并未被理论界明确提出过，但是相关的分析实际上一直在进行，并且主流的共识也一直在发生转变。从“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到“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 Consensus)，再到“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这些共识变迁的表象是对不同转型模式的认可，其实质则是人们关于绩效评价模式的转变历程。

西方学者主要依据新古典理论推导出来的“华盛顿共识”以及演进一制度学派推崇的“后华盛顿共识”来评价经济转型绩效。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编制了改革进展指数IRP来反映各转型国家转型绩效。IRP主要包含经济自由化和制度创新的几个关键方面：企业、市场与贸易、金融体制和法律体系。世界银行运用一系列数据、指标对转型国家进行评估，这些评估主要集中在自由化、产权与企业改革、机构和社会改革三个领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不仅关注体制转型，而且关注转型国家的宏观经济表现，把经济增长、通胀率、失业率作为转型绩效的重要评价标准。总的来看，这些评价模式的思路主要是建立符合西方游戏规则的指标体系来观察经济转型速度，衡量转型绩效，其背后的逻辑是只要这些指标趋于好转，市场机制的效率就能充分发挥。然而以这种理论为指导的东欧和俄罗斯等经济体所呈现出来的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巨大反差，表明这种绩效评价理论思维方式的线性。尽管日后的威廉姆森(Willianmson，1997)、克勒德克(Kolodko，1998)等人进行不断修正和补充，总体看，研究体系和框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这种绩效评价范式并不能够适用于所有国家。

国内学者则主要依据中国经济转型的特点、进程，从“北京共识”角度来分析转型绩效。以樊纲、盛洪为代表的过渡经济学派认为改革作为一种重大的制度创新，其发生与否及其进行的方式实际上是一个“成本―收益”问题。只有当改革(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这一过程才有可能发生。其引申的含义是可以用改革(转型)成本最小化或收益最大化来衡量转型绩效。过渡经济学一直努力用新古典分析方法来分析制度因素，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分析制度变迁。尽管如此，由于制度作为界定和规范人及组织间关系的规则，其中包含了太多的主观因素，因此对制度的新古典分析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对生产的其它物质要素的分析那样的精确程度。而事实上，目前中俄之间的绩效比较都是基于短期分析，但从长期视角来看，很难给出中国经济转型优于俄罗斯经济转型的令人信服的判断。洪银兴、李晓西等人则认为经济转型的目标是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因此可以用市场化指数来衡量经济转型的实现程度。但是市场化改革并不是中国经济转型内容的全部，中国经济转型不仅要解决体制转轨问题，还必须服务于发展问题，实现体制转轨与发展转型相结合，用市场化改革的速度来衡量中国经济转型绩效难免缩小对转型的认识。

三、中国经济转型绩效分析的思路

鉴于上述转型绩效评价理论的缺陷，本文试图从转型任务实现程度这一视角入手，建立一个新的绩效评价分析框架，其合理性在于，经济转型的目的并不在于“为转型而转型”，而在于追求经济效率。

(一)中国经济转型的任务

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固有的缺陷，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改革和转型的取向。但是，当代中国的市场化是在两个基本条件的约束下展开的：“第一，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工业化和市场化双重转型的统一，经济转型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第二，中国的市场化是以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为基础，并与这种制度创新相联系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两个约束条件决定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任务不仅是体制转型问题，还有发展问题――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改善民生，这一目标也能在我国经济改革与转型的实践得到佐证。

(二)中国经济转型启动的逻辑起点

转型作为一种动态化的制度变迁过程必然有逻辑上的起点也有逻辑上的终点。只有确定转型的逻辑起点我们才能以纵向时间序列分析方法评估经济转型绩效。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的起点，洪银兴认为改革30年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30年，这意味着转型的起点是1978年。张宇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1992年是转型的前期或初级阶段；1992～2001年中国加入WTO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中期：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经济转型从中期进入后期。纵观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践历程，其具有显著的政府主导特征。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我国经济改革一开始就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事实上，初期的改革政策也是在不断地放权与收权、试验与推广、激进与保守之间徘徊，最终于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获得合法地位。尽管初期的经济改革涉及市场制度，但经济改革并不等同于经济转型，克勒德克认为，改革的焦点是调整和完善现有制度，而转型则是改变制度基础的全过程，是基于国家控制产权的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转向自由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的过程。因此，本文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逻辑起点应是1992年，下文的评价分析基于这一判断。

(三)关于绩效评价的方法

由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任务是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所以我们设计了市场化指标体系与现代化指标体系来测算经济转型绩效。由于相对指标比绝对指标更具可比性，本文大多数指标都采用相对指标，只有在评价现代化指数时采用了部分绝对指标。市场化指数是采取分级简单算术平均计算的，现代化指数则加入了主观权重，进行加权平均，主要原因是市场化各测度指标基本上是对称的，不能判断出孰轻孰重。评分方法主要是5分制区间估计方法，即在区间分成5个部分，计为1分、2分、3分、4分和5分，1分说明市场化、现代

化、程度最高，5分则相反。评分区间的依据是，市场化指数评分标准部分参考了2005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其余为作者设立，现代化指数则是作者根据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设立的。

四、中国经济转型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与量化

(一)体制转型的评价指标体系：市场化指数

由于研究的目的与方法的不同，市场化测度体系与测度结果会呈现较大的差异，如陈宗胜从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体制出发，从企业、市场、政府三个方面研究市场化进程，测算的结果是1999年中国市场化指数为60％。顾海兵综合对劳动力、资产、生产、价格的市场化程度等方面的分析进行研究，结论是1999年为50％。北师大课题组从政府行为规范化、经济主体自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贸易环境公平化与金融参数市场化五个方面对市场指数进行测算，研究的结果是2001～2003分别为69％、72.8％、73.8％。这里我们参考了北师大课题组的研究框架，从政府行为规范化等5个方面来衡量中国市场化进程。其中，部分测度指标参考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其余指标是作者设立的。

(二)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现代化指数

现代化的概念是美国学者1951年提出来的，其基本涵义是说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在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推动下，这个“转变”的内涵日益丰富，不仅是指工业化的快速推进，而且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变革。那么从量化的角度分析，就需要涵盖这几个方面。我们参考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对现代化标准的分析框架，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口素质和生活质量三个方面，15个测度指标来分析中国现代化程度。

(三)纵向时间序列得分结果

依据市场化指数与现代化指数的测算指标体系，我们测算了1992～2006年的市场化指数与现代化指数。其中：A1、A2、A5、A6由《中国资金流量表》(1992～2004)相关数据计算而得；A3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1992～2004)；A4、B2、B3、B5、C3、C5、F1、F2、F3、G1、G2、G3、H1、H2、H3、H4、H5指标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1993～2007)整理计算而得；B1来自历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B4、C4来自《中国证券期货年鉴》(1990～2007)；C1来源于《国土资源综合统计年报》(2001～2006)；D1、D2、D3来自国家发改委网站；D4由中国海关网站获得；D5来自国家税务总局网站；F4、G5来自原信息产业部网站；E来自美国传统基金会《经济自由指数报告》(1992～2006)；F5引自《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半参数估计方法及应用》一文；G4的1992～2001年数据来自《理论参考(2004.12)》，2002～2006年数据来自《基尼系数：城乡历史政策的解构》一文。

五、对中国经济转型绩效的分析

(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

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包含着两层意思(李晓西，2005)，一是中国正在从初级的市场经济国家向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推进；二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已经实行了市场经济制度。1992～2006中国市场化指数得分(5分制)不断降低，1992年为3.5，2006年则降至2.09，化成百分制则从50％提高到78.2％，这一数字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育不断趋于成熟。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仍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表现在市场化各因素得分并不平衡，2006年经济主体自由化、贸易环境公平化得分较低，均为1.6，化成百分制则为88％，市场化程度较高；而生产要素市场化、金融参数合理化、政府行为规范化得分分别为2.4、4、2.33，化成百分制则为72％、40％、73.4％，而且变动幅度较小。这些“慢变量”恰恰也正是我国目前市场秩序混乱的一个重要说明因素。深入推进生产要素、金融参数、政府行为三个领域的改革是转型后期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任务。

(二)失衡问题的解决是下一步经济转型的核心

中国经济转型的主题可以概括为“转型、发展、失衡”，即转型带来了发展，但发展是不平衡的，“失衡”问题的解决是下一步经济转型的核心。中国经济转型的“失衡”主要表现为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并不同步，收入差距呈拉大趋势。基尼系数与二元对比系数这两个指标1992～2006年的变化，突出反映了这一矛盾。两个指标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提高，转型确实带来了收入差距扩大。对于收入差距问题，我们必须回答一个关于库兹涅茨曲线的问题。库兹涅茨曲线告诉我们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收入差距可能会扩大，之后可能会缩小。但是，库兹涅茨曲线并不意味着收入差距随着经济的发展“必然”会扩大，也不意味着收入差距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会“自动”缩小。可以认为能否实现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公平，进一步解决转型中的“失衡”问题，是中国实现经济成功转型的关键与核心。

(三)在体制转型与发展转型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推进其他层次的转型

2006年中国市场化指数达到了78.2％，现代化指数达到了66.8％，表明中国经济转型业已进入了后期阶段，但转型的内在整体性、层次性要求在体制转型与发展转型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推进其他层次的转型，使中国的经济转型形成一个富有内涵的体系，抑制机会主义行为，最大程度地降低转型成本，实现在发展中转型，在转型中发展。当前迫切需要推进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型，提高发展质量，不能牺牲生态环境的代价获取短期发展；技术进步转型，由引进技术向自主创新转型，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及国际竞争力，获取更高层次的比较贸易利益；政府管理方式转型，由命令型向服务型转型，让市场调节的效应最大化。

六、简单的结论

体制转型与发展转型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两大主线。1992～2006年中国市场化指数由50％提高至78.2％，现代化指数由37.2％提高至66.8％。这说明中国经济转型绩效是优异的，当前的转型已进入后期阶段。但转型的基础并不稳固，今后仍充满了不确定性与风险，事实上，转型中一些长期推迟、忽略、隐藏的问题正逐步显现，将会以累积、转移的方式在后续的转型过程中或者转轨结束时反映出来，成为最终必须结清的费用，从而对最终转型绩效评价产生校正作用。因此需要在目前转型基础上，着重解决失衡问题，全面推动其它层次的转型，处理好转型中的“不和谐因素”，控制转型成本，是中国经济下一步转型所必须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