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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浙江大学；遵义；学生；爱国民主运动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4-0096-03
1943年前浙江大学在遵义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主要是倒孔运动，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影响下进行的，当时浙大并没有建立共产党的地下组织。1943年夏，中共南方局派李晨化名李振民考进浙大来到遵义后，很快和浙大地下党员吕东明、卞嫂等取得联系，并开始开展工作。从此，浙大正式有了地下党组织，并以此为核心进一步发展了进步学生队伍，斗争的策略有了进一步提高，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进一步深入，使浙大成为大后方高等学府中的爱国“民主堡垒”之一，可与当时昆明的西南联大媲美。本文就1943―1946年浙江大学在遵义的主要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述论如下：
一、1942年夏―1944年冬浙大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进入隐蔽精干、建立党组织、积蓄力量时期
1942年1月在当时的嫡系直接控制且号称“模范省”的贵州浙大爆发的反对贪官污吏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倒孔运动”后，极为震怒，由此加强了对浙大的管制，对进步力量进行疯狂的打击、迫害、逮捕，白色恐怖笼罩黔北，浙大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陷入低潮。浙大爱国进步力量进入隐蔽、保存力量以待时机阶段。
1941年前后，贵州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1942年底到1943年上半年，声势和白色恐怖加剧。特务在遵义、湄潭公开传讯进步学生，妄图扼杀爱国民主运动。面对的迫害，浙大进兵学生迫切需要党的直接领导，以绕过暗礁险滩，把爱国民主运动驶向新的光明的航程。面对形势的需要，1942年4月中共南方局组织部及时做出决定，重建贵州地下党，浙江大学是重点。党组织先后派李晨、赖卫民来到贵州，他们很快和浙大地下党员吕东明、卞嫂等取得联系，建立浙大地下党组织[1]11。1943年夏，李晨化名李振民考进浙大，进入学运第一线，去联系，去领导，赖卫民则在遵义尚嵇大同中学以教书为掩护，作为二线以配合。从此，浙大有了地下党组织[2]139。浙大地下党组织的成立，标志着浙大学运到达一个新的起点，浙大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在地下党的直接领导下深入开展起来。
浙大地下党在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根据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动势力”，“勤学、勤业、勤交友”[2]139，“到一切有群众的地方去工作”等一系列党的方针政策，充分利用学生会和其他合法组织，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引导有进步倾向、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学生干部身上，依靠进步力量，利用校方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爱国民主运动。针对的反动举措，浙大地下党就组织进步学生进行“有理、有利、有节”斗争，这就打破了浙大低沉压抑的政治气氛，对当时处于低潮的浙大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如1944年豫湘桂大溃败，11月，日军从桂北直逼贵州，形势十分严峻，政府从河南、陕西调动军队，日夜兼程，途径遵义，赶赴贵州黔南抗日。地下党利用这个机会，支持浙大学生会成立战时服务队的决定，发动全校学生，开展了大规模的“劳军运动”。学生们连续几天从黎明到傍晚，前往遵义城区各处，为过路部队写家信，缝补衣服，赠送食物、纸烟、草鞋、毛巾等慰问品。通过劳军活动的展开，既大大激发了抗日部队奋勇杀敌的抗日斗志，同时又进一步带动了浙大学生以及遵义人民的抗日爱国运动激情。遵义出现了一股空前的在大后方罕见的抗日救亡热潮。12月1日，贵州南部门户独山失守，发生了震撼全国的黔南事变，贵州危急，陪都重庆危急。浙大学生自治会决定组织成立“浙江大学战地服务团”，把“劳军运动”推到前线去。浙大地下党支持这一决定，并积极领导参加。1945年1月20日“浙江大学战地服务团”从遵义出发，到南方青岩、惠水等地，开展帮助士兵洗衣服、教士兵唱歌学文化、搞军民联欢和文艺演出等等活动。通过这些战地服务、劳军活动，既是学生受到了教育，也是学生看到了军队的腐败，从而进一步看清了的本质。这在当时的大后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即将兴起的爱国民主运动高潮，起了直接推波助澜的奠基作用。
通过浙大地下党的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合法宣传、活动和领导，不仅帮助浙大顺利地度过了学运的低潮，而且进一步削弱了反动势力，壮大进步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浙大学生倾向于党的抗日主张，团结在党的周围，党的组织也进一步壮大，从而为1945年初―1946年5月的浙大在遵义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高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1945年初―1946年5月浙大学生在遵义爱国民主运动高潮
由于的倒行逆施，置全国人民要求民主、和平于不顾，大搞独裁、内战政策，浙大学生在浙大地下党组织的积极领导下进行了坚决斗争，终于迎来了1945年初―1946年5月浙大学生在遵义的爱国民主运动高潮。
（一）发表《促进民主宣言》。
1944年9月，共产党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立即废止，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为大后方爱国民主运动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指明了进一步前进的方向。在浙大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浙大掀起了拥护中共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改组统帅部的行动，成立了“促进会”，由学生自治会委托该会秘书程融钜执笔[3]65，参考重庆文化界2月22日发表的拥护中共联合政府主张的《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精神，起草了《国立浙江大学全体学生为促进民主宣言》（简称国是宣言），初稿于1945年3月14日在《生活壁报》上公布后，得到了大多数同学的支持，于3月23日印发全国各地，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共的号召。
《促进民主宣言》首先分析了当时国内外急剧发展的形势，描述了人民群众特别是爱国青年学生对国是的忧心和要求改革政治的迫切心情，接着重点揭露了独裁专制和政治不民主带来的严重危害，指出不改组这个反动政府，不实行民主政治，就不能挽救中国的危机。对于如何改革，《宣言》提出结束，实行政治民主，应当立即兑现其民主的诺言，成立一个公允合理的新组织，这个组织应该包括各党各派的代表及无党派才高望重的人士，召开新的国民大会。《宣言》提出了改革政治的十条要求，包括：确切保障人民有言论、出版、通信、身体、集会、结社等自由；取消一切党化教育；承认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及爱国青年；裁除并严惩一切腐化官吏；取缔一切囤积操纵、严惩奸商等[4]。最后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来激励同学们为实现《宣言》提出的目标而奋斗，并呼吁全国各大中学同学及全国同胞共起响应之。
《宣言》的发表，表达了浙大学生反对，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的鲜明立场，是浙大学生积极响应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号召的一个实际行动。它表明浙大广大同学的政治觉悟，确已走在全国学生的前列，浙江大学不愧被誉为当时大后方的“民主堡垒”之一的光荣称号[5]。
《宣言》的发表，打破了1942年“倒孔运动”以来整个统治区大后方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低潮沉闷局面，在大后方起了打响头一炮的先锋带头作用，成为全国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新高潮的起点。《宣言》的发表，立即得到昆明、重庆、成都等地各大学的热烈响应，他们也纷纷行动起来，发表类似的政治宣言，在大后方广大学生和社会各阶层中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政治影响[3]65。
《宣言》的发表，是浙大在遵义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继“倒孔运动”后又一个高潮，在浙大学生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同时，又是对浙大学生的一次深刻的教育和锻炼，把浙大学生的政治觉悟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二）反内战运动
1945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后，中国广大人民热切希望和平、民主，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国共双方代表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十月，国共两党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确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国共两党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但当局坚持独裁的方针，一面谈判，一面紧张地准备内战，全国各地都有内战枪声传来。中共中央发出了“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6]的号召。
浙大进步学生忧心如焚，发出了响应中共号召，“不要内战，制止内战”的正义呼声。而校内的反动党团骨干三青团分子却肆意污蔑说共产党军队不服从的“军令”“政令”，狂妄的叫嚣必须用内战消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以达到统一。在中共浙大地下党的组织引导下，进步师生与反动分子进行了一场反对内战的激烈辩论。通过辩论会，宣传了和平、自由的观点，使绝大多数同学认清了反对内战的必要性，进一步团结起中间态度的同学，同时揭露了反动派反人民的罪恶本质。
正当浙大学生反内战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时候，反动派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1945年12月1日，昆明市大专院校六千多学生举行“反内战晚会”，遭到军警特务的血腥镇压，四名学生被打死，一百二十多名学生被打伤。消息传来，进一步激起了浙大学生的更大义愤，浙大学生立即掀起了控诉反动派的暴行，声援死难师生，要求惩凶，要求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同时召开了昆明“一二・一惨案”四烈士追悼会，并向全国发出声援昆明学生正义行动的《快邮代电》，要求政府严惩凶犯，停止迫害进步学生，停止内战，尽快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浙大学生的爱国民主壮举，声援了昆明学生“反内战”运动，推动了遵义地区学生运动的发展，遵义中小学生积极响应浙大学生的号召，纷纷加入抗议示威活动行列，走上街头张贴标语，呼喊口号，散发传单，遵义地区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纷纷开展。
于1946年6月发动全面内战的同时，加紧了对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镇压。1946年7月中旬，特务在昆明相继暗杀了战后争取和平民主、反内战独裁的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李闻血案”。
消息传到遵义，浙大学生在遵义何家公馆为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举行追悼大会，遵义中小教员和学生代表700多人也来参加。大会愤怒声讨特务令人发指的法西斯罪行，谴责当局的独裁统治，并准备示威游行。遵义当局惊恐万状，派出大批军警封锁会场，企图阻止师生们上街示威游行。但浙大仍有部分学生冲出军警重围，到街头闹市散发传单，揭露反动派的罪恶阴谋，使遵义民众了解事件真相，认清政府的反动本质，从而进一步孤立了反动派。
（三）反击制造的“反苏游行”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苏、美、中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开会，达成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重申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苏美外长一致同意苏美两国军队尽早撤离中国。由于当时还不能把大量的军队派往东北各省，他们就要求苏联推迟撤军的时间，同时又在美国的所谓“调处”的掩护下，借助美国的力量把军队源源不断地运进东北及其他进攻解放区的前线，疯狂地准备发动全面内战，消灭人民革命武装力量。1946年2月22日，利用苏军在东北的一些行动和当时发生的张莘夫被杀害事件，煽动不明真相的学生首先在重庆搞了一次“反苏游行”，并派特务歹徒捣毁了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派民主同盟的机关报《民主报》社，打伤多名两报工作人员。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消灭人民武装力量，镇压要求和平、民主和反对内战的群众运动[1]207。浙大的一些反动分子也乘机利用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师生，煽动起一阵反苏鼓噪，准备于2月25日在遵义、湄潭发动反苏游行，与重庆遥相呼应。而广大进步的学生大都以野外郊游等各种方式进行抵制，不参加。在遵义湄潭，进步学生还在大会上针锋相对地提出释放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的提案，以抵制气势汹汹的逆流。
与此同时，浙大地下党针对掀起的反苏逆流，抓住在重庆、遵义等地策划“反苏游行”中收买流氓地痞的丑恶行径，抓住在华北、东北挑起内战的大量事实，进行了坚决有力回击。如1946年4月，遵义湄潭浙大的“新潮社”、“文萃社”、“春草社”等八个壁报，联名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意见揭露了抗战胜利后国内之所以出现混乱局势，是由于违背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在全国各地制造内战与大搞独裁统治的结果，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维护政协协议、制定民主宪法、结束、解决军事冲突等解决时局的办法。通过这些回击，使广大学生更加清晰地看清了形势，看清了谁是谁非，从而及时觉醒，团结在共产党周围。
这些斗争吸引学生之多，对学生的锻炼教育之深都是空前的。随着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随着其独裁统治面目的进一步暴露，以遵义浙大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为开始，省城贵阳和全省各地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逐渐开展起来。浙大充分显示了自己在遵义、在贵州以致在全国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中的生力军作用和先锋带头作用。
三、结语
1945年初―1946年5月浙大学生在遵义的爱国民主运动的蓬勃开展和进步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壮大，直接为浙大东返杭州后的爱国民主斗争空前高涨做了必要的准备[7]，打下了比较好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终于迎来了浙江大学1947年学运高潮。1947年1月浙大掀起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5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10月的浙大学生于子三被杀而引起的抗暴运动，轰轰烈烈地在浙大展开，使浙大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进入空前高涨的阶段，成为反对反动统治第二条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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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黎明前的求是儿女编辑组编.黎明前的求是儿女――解放战争时期浙江大学的学生运动和进步社团[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1943-1946 Zhejia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a Review of Patriotic and Democratic Movement in Zunyi
Cao Xin-bao1，2
（1.Zunyi Normal College College of Marxism，Zunyi 563002；2.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History and culture institute，Xi’an 710062，China）
Abstract： 1943-1946Zheda formally with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as the core of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progressive student team， the tactics of the struggle has been further improved， students' patriotic democratic movement further， make the University became the rear of higher learning 's patriotic" one of main bastion of democracy"，" Lao patriotic democratic movement movement"， published" promote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Manifesto"， civil war， the nationalist movement made "anti-Soviet demonstrations ."
“华北事变”与中华民族危机的加深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开始侵略中国的东北，发生了所谓的“满洲事变”。日本在东北扶植了所谓的“满洲国”，接着又把手伸向华北，搞所谓华北“特殊化”、“自治”。
华北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之一，当时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5省和北平、天津两市。1933年5月的《塘沽协定》签订后，主持北平军分会的何应钦，对日交涉所持的原则是妥协退让。不久，日本军部重提“分离华北”，确定了使华北特殊化的侵略扩张政策。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其后被称为“天羽声明”。这个“声明”拒绝国际社会对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的谴责，公开宣布中国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反对各国对中国的援助。
“天羽声明”出笼的第二天，日本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即假借“华北人民爱国协会”名义，向日本陆军参谋部提交机密文件，提出目前最迫切的是“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1935年1月4日，关东军在大连召开会议，决定要在华北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
此后，日本军队便在华北地区不断制造事端，加紧了侵略步伐。1935年1月，关东军制造察东事件，迫使军第二十九军撤出察哈尔东部。
在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下，国民政府继续屈服于日本的压力。1935年5月4日，上海《新生周刊》因发表《闲话皇帝》一文，被日本指为“侮辱天皇，妨害邦交”，要求国民政府封闭新生周刊社，惩办主编及作者。国民政府立即将该刊予以封闭，并把担任主编的杜重远囚禁。6月10日，国民政府又颁布《申做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令》，把日本称为“友邦”，宣称：“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为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
国民政府的软弱，使日本侵略者更加肆无忌惮。1935年5月，日军制造河北事件，出动坦克、装甲车、炮队到河北省政府门前武装示威，关东军则集结重兵于山海关、古北口待命。
河北事件发生后，日本方面多次向何应钦提出对华北拥有实际统治权的无理要求。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提交“备忘录”，并限期实行。“备忘录”内容主要有：取消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省的中央军、东北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河北省主席和北平、天津两市市长；撤销北平军分会政治训练处；禁止全国抗日活动等。7月6日，何应钦致函梅津美治郎，答应了日方6月9日所提各事。梅津美治郎的“备忘录”和何应钦的书面复函，被称为“何梅协定”。
在河北事件发生之时，日本关东军又在察哈尔制造张北事件。日本方面借口其人员在张北受到中国军队盘查，于6月11日向察哈尔省代主席、民政厅长秦德纯提出无理要求。6月27日，国民政府指派秦德纯与日军代表土肥原贤二以换文方式签订了“秦土协定”。当局同意从察哈尔省撤退中国驻军和党部，解散抗日机关和团体，聘请日本人为军事和政治顾问。“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奉送给了日本。政府的丧权辱国政策，助长了日本吞并整个华北进而的侵略气焰。
为使华北五省二市脱离中国而“独立”，日本侵略者大力收买汉奸，鼓动“防共自治运动”。1935年11月25日，日本扶植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个县。当局计划于12月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适应日本要求“华北自治”的妥协办法。这个委员会以军第二十九军军长、曾任察哈尔省主席的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中包括日本推荐的老官僚王揖唐、王克敏等人。在日本政府看来，成立这个委员会，是使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的过渡。
通过华北事变，日本侵略者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从关外到关内，中国人民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残酷蹂躏，而大大小小的汉奸卖国贼，却仗势欺人，狐假虎威。此时有人描述这种情景说：“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日本扩大对华北的侵略，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在华北问题上，英美与日本之间存在矛盾
日本侵占华北的行动，使中国人民更强烈地感到民族危机的深重，对国民政府的丧权辱国行为更加感到愤慨。民族资产阶级中要求国民政府改变对日政策的呼声日益增强。内部的爱国分子，对国民政府一贯执行不抵抗政策的不满情绪也更明显地表现出来。一些不在南京政府内掌权的地方势力和政治集团，趋向于举起抗日的旗帜来反对控制南京政府的、集团。
这时，内亲英美派和亲日派的矛盾与分化逐渐加深。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集团主要是依靠英国、美国的势力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为首的一部分人则依靠日本的支持，在同集团争权夺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亲日的集团。亲英美派和亲日派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们的后台之间的关系。英、美对于日本独占中国东北虽不满意，但是无可奈何。它们既以为日本会止步于山海关外，又以为可以利用日本作为反对苏联的先锋，所以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不愿作出实质性的干涉。英、美既然抱这种态度，也就在南京政府中和实行合作。到1935年，日本愈来愈明显地要把它的势力扩张到华北以至全中国，这就触犯了英、美在华北和华中、华南的利益，使它们的态度有所改变。
英、美政府发表声明，对日本制造“华北自治”表示“关切”，要求日本尊重“九国公约”，并通过支持政权来抑制日本的侵略野心。1935年11月，南京政府在英国支持下，宣布白银国有，实行法币政策，加强了对全国金融的统制。随后法币相继与英镑、美元发生固定的联系。这使日本所期望的“中日经济提携”受到挫折。同年12月，接替任行政院院长，将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骨干大部分解职。
事实上，这时的英、美还不准备在中国问题上同日本冲突，不要求南京政府实行坚决抗日的政策。它们只是要求日本仍然承认帝国主义列强共同对中国实行间接统治的局面。日本看准英、美和政府的弱点，丝毫未停止其侵略中国的步骤，只是采取的形式比吞并东北稍稍“温和”一些。例如只提出“华北自治”的口号，暂时接受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样的过渡办法，而不是立即在华北制造一个新的“满洲国”。
共产国际“七大”政策的调整与《八一宣言》的出台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如何挽救民族危亡，如何联合尽可能多的力量进行抗日民族战争，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最紧迫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的要求，适时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一主张的提出，与共产国际战略策略的转变是有直接关系的。
1935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上，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作了《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提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在于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为驱逐帝国主义和争取国家独立而斗争。大会根据这个报告通过了《论共产国际在帝国主义者准备新的世界大战的情况下的任务》的决议。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和大会的决议都强调，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应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战线，并明确表示：“我们赞同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倡议：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
会议期间，王明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了关于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的发言。这次大会把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鉴于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内日益猖獗的形势，会议要求纠正自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
在共产国际新政策的影响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适时地调整了自己的政策。而由于此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已失去电讯联系一年多了，所以无法得到共产国际的最新精神。在这种情况下，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在调整政策方面走在了前列。
王明后来说：“在筹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在讨论大会基本的策略方针的过程中，在总结党的历来的工作和斗争经验，首先是总结最近7年来的工作和斗争的经验与教训的过程中，在详细分析国内局面和国际状况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十分郑重地研究了反帝统一战线这个策略问题。研究的结果，使中国共产党深刻相信：在民族危机日甚一日的条件之下，除了我们的伟大民族全体总动员去进行坚决的、无情的、英勇的反日斗争而外，别无其他的救国方法；同时在共产党方面，除了抗日救国的人民战线这个策略而外，没有其他任何办法能动员全体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开始认真应用这个新政策的具体表现，就是本年（1935年）8月1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共同署名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八一宣言》的产生，也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共同努力的结果。据当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吴玉章回忆：“1935年6月在莫京听到何梅协定及平津日寇屠杀我爱国人民及上海新生事件等等难忍的消息，我们急电王明同志共商对策，出了展开革命新局面的八一宣言。”
王明的妻子孟庆澍回忆了《八一宣言》产生的过程：
1935年6月初，即在王明去莫斯科疗养后从基斯洛沃德斯克回来的第一天，他在和来看望他的同志们谈话时就曾说过：“日本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形势很紧张。还在基斯洛沃德斯克疗养院里我就想到，必须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并发表一份新的文件，以便进一步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第二天他就开始写《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后来叫做《八一宣言》的文件。一连3天，他一直工作到深夜3点，首先完成了草稿。第4天，他又进行修改。第5天就召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来讨论这个草稿。讨论继续了好几天，会上，王明作了关于起草告同胞书的报告，而后又在讨论结束时发了言。
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记录记载，1935年7月14日，代表团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的有王明、康生等13人。会议讨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王明起草的中共和苏维埃政府《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依照原文一致通过，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对文字加以修改并写一封加以解释的信。这个委员会由王明、康生等7人组成，宣言要在7月15日修改完，解释信则由委员会推选一人，在7月20日以前起草并修改好。由此可见，《八一宣言》由王明起草后，代表团对之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集体修改。
在《八一宣言》的形成过程中，王明曾向斯大林作了口头汇报。斯大林对此表示肯定。据王明说，在共产国际“七大”主席团上，他和斯大林讲到“抗日政策问题”。他告诉斯大林，中共中央准备发表抗日救国的宣言，在宣言中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组织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和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口号。斯大林说，中共这个路线是正确的，但主要的问题在于统一战线的具体条件。当王明讲到“中国人民要武装抗日”时，斯大林指出，“日本军阀有一个特点就是怕打，就是软欺硬怕”，“你们中国这么多的人民，只需团结合作，只要抗战到底，一定能得到胜利”。斯大林这次谈话，给了王明个人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了解和发展上有很大的帮助”。
《八一宣言》定稿后，由王明译成俄文，送交共产国际“七大”主席台上的斯大林，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看后都表示同意。会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将宣言编入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第10期，然后航寄到巴黎，于10月3日全文刊载。
《八一宣言》分析了由于日本的侵略和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紧迫形势，揭露了日本加紧侵吞华北和政府对日妥协的面目，指出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宣言明确提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强调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为此，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宣言再次宣告：只要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在国防政府领导下，一切抗日军队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愿意做国防政府的发起人，工农红军首先加入抗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宣言最后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从上述主要内容可以看出，《八一宣言》显然比1933年1月17日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的《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以及1934年4月20日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名义发表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的思想，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它提出的除少数卖国贼和汉奸以外一切抗日的党派、团体、阶级和阶层抗日大联合的思想，冲破了关门主义的小圈子和下层统一战线的框框，反映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愿望，适应了抗日救国的新形势。因此，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八一宣言》发表之后
《八一宣言》发表以后，很快在国内传播开来。到这年年底，北平、上海、天津、南京、太原等各主要城市都流传着这一宣言。到第二年春天，一些边远地区如海南岛等地也看到了这个宣言。同时，它也在世界40多个国家的华侨中广泛传播开来。
随着它的广泛传播，《八一宣言》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极大地鼓舞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抗日爱国热情，推动了“一二・九”爱国运动的爆发，从而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许多学生读到宣言后，“如濒临死亡的人突然获救一般，高兴得夜不成寐”，“觉得政治上有了方向，目标明确，行动更坚决了”。也曾肯定“一二・生运动发生于八一宣言之后”。
《八一宣言》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推动了他们与共产党的合作抗日。当时，退居泰山的冯玉样看到《八一宣言》后，就公开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流亡在莫斯科的方振武，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吴玉章那里见到《八一宣言》后，“大受感动，潜到美国去宣传”。张学良在1935年11月间从杜重远那里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不久前发表了《八一宣言》后，当即表示同意与红军联合抗日，并要杜重远帮他寻找与共产党联系的线索。可见《八一宣言》对张学良的思想转变起了不小的影响。
《八一宣言》还客观上推动了国共两党间的直接接触，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开辟了道路。当看到《八一宣言》关于各党派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呼吁后，认为可以借此达到从政治上解决共产党的目的，立即要宋子文、陈立夫、曾养甫等人设法打通与共产党的关系。1935年底，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通过苏联政府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潘汉年等人进行了接触，曾养甫派人与中共中央北方局和长江局取得了联系。从1936年1月起，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到南京同曾养甫等人进行了谈判。2月，也派人到瓦窑堡与中共中央联系联合抗日的问题。这些谈判虽未成功，却为两党重新合作开辟了道路。
《八一宣言》也激发了国外侨胞和流亡国外的爱国人士的爱国热情，使他们更加了解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一位身居国外的同胞当时在伦敦写信给《救国时报》说：“我以最高的感激与兴奋，一而再、再而三地看了救国报上所转载所翻印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不独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篇空前的伟大的文献，就是在全世界全中国的文书中，也是最庄严伟大最沉痛悲愤的一篇。”他又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政纲，不只是代表他们党和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且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民族民主的政纲……任何人，只要是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庆幸和欢迎。”在美国纽约，许多华侨于1935年12月听完方振武的演说后，立即致电南京政府：要求即行建立国防政府。
对于《八一宣言》在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方面的积极作用和王明起草宣言的工作，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党的文献都是加以肯定的。例如从1936年1月到8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到南京与代表曾养甫、岑小岑谈判的过程中，周小舟带有、、、林伯渠等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覃振、曾养甫等人的信件，每信都附有《八一宣言》。
又据李德《中国纪事》说：1937年12月王明回国后，“我听说，赞扬了王明在起草1935年8月1日宣言时的积极行动，这一行动为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基础”。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都是正确的。在他的许多著作中，也是把《八一宣言》同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的决议、1936年12月对西安事变通电、1937年2月致三中全会电等并列的。
但是，从国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情况来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要还是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对国内形势的深刻分析，在瓦窑堡会议上制定的。对于《八一宣言》的产生和发表，当时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并不知道。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红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张浩（林育英），在共产国际“七大”后于1935年11月间取道蒙古回到陕北，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中共中央才了解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在瓦窑堡会议上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当然，张浩在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时，也谈到《八一宣言》。从瓦窑堡会议的决议中，也会看到《八一宣言》的影响。但是，瓦窑堡会议的决议主要是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号召和中共中央对国内形势的深刻分析作出的，而不是主要根据《八一宣言》作出的。因此，对于《八一宣言》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的作用，既应充分肯定，也要实事求是，不能过分夸大。
另外，《八一宣言》本身也有它的缺点和不足，这主要是它对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后中国各阶级各党派的态度还缺乏具体的深入的分析，因而只能一般地提出合作抗日的号召，而不能进一步提出促进各阶级各党派团结合作的具体政策。这个缺点和不足，与王明长期住在国外、对国内的情况缺乏深刻的了解是分不开的。
陈独秀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扮演的是怎样的角色?他的卓越贡献该做怎样的历史定位?的《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两篇重要文献,对于陈独秀在中的历史作用,做出了令人信服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准确无疑的评判。
说:“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
陈独秀是伟大的思想者、鼓动家。是反封建、反官僚、反军阀统治的勇猛前行的斗士。他洞悉旧中国社会制度的黑暗,了解国情民意,敢想敢说。爆发后,他更加英勇无畏,果断地立于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潮头,呼号战斗,很快成为“思想界的明星”,
他发出的言论,非同一般,特别令人警醒,用李达的话来说:“陈先生是一个极端反对顽固守旧思想的急先锋……他的文字,很有价值,很能够把一般青年由蒙咙里提醒觉悟起来。”
他怒时,愤慨至极,唤人警醒:他言时,笔锋犀利,无情鞭挞。爆发后,陈独秀在上海的好友们料到他“在京必多危险,函电促其南下”。他气愤地回答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
后,许多青年学生被捕,自然会引起陈独秀的关切。6月8日,他以“只眼”的笔名,在《每周评论》第25号上发表了一组随感,其中一篇是《六月三日的北京》,痛斥北洋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和社会的黑暗。文章写道:“民国八年六月三日,就是端午节的后一日,离学生的‘五四’运动刚满一个月,政府里因为学生团又上街演说,下令派军警严拿多人。这时候陡打雷刮大风,黑云遮天,灰尘满目,对面不见人。是何等阴惨暗淡!”北洋军阀政府反动至极,社会“阴惨暗淡”至极,这不足以令人警醒吗!
陈独秀对精神的阐述,有着独到、深刻的见解。他说:“如若有人问的精神是什么?大概的答词必然是爱国救国。……但是我们的爱国运动,远史不必说,即以近代而论,前清末年,也曾发生过爱国运动,而且上海有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校,”但“的精神,的确比前此爱国运动有不同的地方,这不同的地方,就是特有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精神。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持,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陈独秀对“特有精神”的阐述,是对这场爱国运动的高度赞颂和认识的升华,更是对投身这场运动的青年精神上的激励和思想上的警醒。
陈独秀是一个积极鼓吹新思想的人,他的《研究室与监狱》一文富有哲理,字里行间洋溢着战斗的激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寥寥数语,言简意赅,饱含着革命者的人生哲理和斗争哲学,展示了革命者的战斗情怀和精神境界,这篇不满百言的文章,无疑表达了陈独秀那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更是对参加遭遇反动军警逮捕的青年学生的声援书,是对北洋政府黑暗统治的无情鞭挞,是一篇激励革命青年学生奋力同黑暗势力作不懈斗争的号召书。
今天,我们再来读一读当年写的《欢迎独秀出狱》的白话诗,便可知陈独秀《研究室与监狱》一文,在青年和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知识分子中所产生的政治影响。诗中写道:“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于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屈服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有许多好的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了监狱,监狱便成了研究室……”他们都把陈独秀当成了不畏“强权和威力”的斗士,当成了手中握有真理的人。李达说:“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吃苦’的人。”
陈独秀敢想敢说,旗帜鲜明,他在《北京市民宣言》一文中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
而导致陈独秀入狱的由他亲自执笔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正是给北洋政府下的一道战书。《北京市民宣言》(1919年6月9日)只有一页的篇幅,上半部为汉文,下半部为英文,全文如下:
中华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
(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2)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特此宣告,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
这份《北京市民宣言》可以被看作是陈独秀的“平民征服政府”的纲领。引人注目的是第一、第四两条,这两条专门针对皖系军阀的暴力机关。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心腹,当时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司令。段芝贵任京畿警备司令、陆军总长。王怀庆任步军统领。这3个人都操有重兵,是皖系军阀的重要成员。《宣言》要求罢他们的官,驱逐他们出京,取消反动的暴力机关,将京师警察厅直辖的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以维持北京的治安,这对皖系军阀等于釜底抽薪,推倒他所执掌的中央政权。这些要求在当时虽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却反映了陈独秀高昂的战斗激情。
于1919年7月14日,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一文,全文转载了《北京市民宣言》。在谈到陈独秀时,作如是说:
“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
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不晓得民主究竟是什么的结果。陈君平时所揭的,就是这两样。”
的这一番话,字字珠玑,切中要害,既是对陈独秀的《北京市民宣言》最精辟的解读,也是对陈独秀新思想的欢呼和最有力的支持。
说:陈独秀“是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关键是有明确的斗争目标,有鲜明的政治纲领,有严密的群众组织,有先进分子做骨干,有正确的舆论引导。而这一切,都得益于的总司令陈独秀。
陈独秀在中,不仅是杰出的思想者,更是杰出的组织者。
在陈独秀和的组织和影响下,遍及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在运动中,各地陆续组织了学生、教职员、工商界、妇女界等群众团体,并共同组成各界联合会。随着运动的发展,又先后成立了全国性的群众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各界联合会。由于各界群众的联合行动,军阀政府终于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3个卖国贼的职务,中国政府代表也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陈独秀在中,制定了行动的纲领,扛起了斗争的大旗。
陈独秀在《北京市民宣言》中对北洋军阀政府提出的5条最低要求,为运动指明了明确的斗争目标和所要达到的目的。同时他也提出了斗争的方法,首先“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但是,如果政府当局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那么,“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所谓“直接行动”,就是游行示威,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北京市民宣言》实际上就是陈独秀为制定的行动纲领。
陈独秀以一位普通战士姿态“直接行动”,为各界群众做表率。
陈独秀不仅亲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交由胡适,把它译成英文”,而且亲自同高一涵一起,到嵩祝寺旁边一个为北大印讲义的小印刷所去印刷,《北京市民宣言》印好后,他又亲自去散发,不料,引起了暗探的注意和跟踪,于6月11日晚遭拘捕。陈独秀被拘捕后。军警百余人荷枪实弹包围陈的住宅,破门而人,陈的眷属从梦中惊起,当即被搜检拿去信札多件。陈独秀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出了研究室就人监狱”,以自己的行为来积极指导和推动运动的发展。
陈独秀身陷囹圄,锐气不减,一时又成为的精神领袖,
6月12日,外右五区警察署提讯陈独秀。陈独秀说:当蔡校长在校时,我请假回安庆,于前几日来京。“路过上海时,经上海学生联合会友人徐姓交给我这传单一千四五百张,叫我到北京散布。本月十一日上午十(点)钟,我将这传单送到北京学生联合会四五百张,交给不知姓名高等师范学生收讫”。晚九十点钟,“我到新世界散布传单,已散去数十张……”如此这般地编造了一套供词。除了不得不承认散发传单外,其他如请假回安庆、上海学生联合会友人徐姓及不知姓名的高等师范学生等等,全是欺骗警署的无头案。这表现出陈独秀临危不惧、从容应对的大智慧,亦表达了陈独秀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
1919年9月16日,京师警察厅司法处再次提讯陈独秀,陈具结:“前因为人散发传单,破坏社会道德,实属不知检束。自被查询,颇为觉悟,以后安心问学,并在北京就正当职业,以谋生计,不再作越出法律范围举动。”这段文字,除了最后一句话“不再作越出法律范围举动”,有特定含义外,其余一概是文字游戏。政府当局迫于舆论的压力,“照豫戒法办理”,只得于当日下午4时,将陈独秀释放。
陈独秀在被捕、关押期间,孙中山先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在上海一见到北京政府的代表许世英,便说:“独秀我没见过……你们做得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你们也不敢”杀死他。并力陈利害,说:“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做着吧!”许世英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孙中山如此器重和声援没有见过面的陈独秀,正因为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先行者,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组织者、推动者。
青年对陈独秀的被捕,表现得愤慨万端,在《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一文中,他发自肺腑地大声疾呼:“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一个大大的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事隔26年,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作七大工作方针讲话时说:“有中国最觉悟的分子参加,当时觉悟分子有陈独秀、……是代表左翼的。”陈独秀“是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同志等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这是对陈独秀在中扮演的总司令的角色及其功绩和影响,所给予的推崇和肯定!
说:“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被“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陈独秀“创造了党。有功劳”。
时期,是中国先进分子思想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这个时期,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干部。
陈独秀经过大潮的洗礼,逐渐否定了过去信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开始转向科学社会主义。1919年12月,他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指出,18世纪以来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向封建阶级作斗争的旗帜;20世纪的民主,乃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旗帜。陈独秀过去主张仿效欧美,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时抛弃了这种主张,认为“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家阶级所把持”,“要用它来造成多数人幸福,简直是妄想”。这些言论表明,他已经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一边,主张改造中国必须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革命道路。
在大潮的有力推动下,开始转向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关注的焦点也转向整个社会的改造问题。后,他主编《湘江评论》,发表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热情歌颂十月革命,认为这个胜利“必将普及于全世界”,“我们应当起而仿效”。1919年12月,他第二次到北京,和频繁接触。在的影响下,他对布尔什维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潜心阅读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那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1920年4月11日,离京赴沪,一直逗留到6月底。在沪期间,同陈独秀谈了如何开展湖南的革命活动,并共同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问题。后来
回忆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大潮的影响下,于1919年6月下旬,主编由天津学联创办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以宣传群众,研究新思潮,指导天津的学生和工人群众把运动坚持下去并引向深人,1919年9月,他发起成立觉悟社。1920年11月,他前往欧洲留学,实地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经过对改造社会的各种学说的比较和选择,他也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董必武、林祖涵(即林伯渠)、吴玉章等一批先进分子,也都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最终抛弃旧的主张,实现了思想上的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一大批先进分子不断地砥砺自己,一步步地成长起来,先后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样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茁壮成长,无疑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干部条件。
五四前后,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而广泛传播的时期。这个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就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好了思想理论上的重要准备。
在新思潮大量涌现的情况下,《新青年》、《每周评论》、《民国日报》、《建设》等一批报刊。纷纷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五四时期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多达200多篇,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文。、、成舍我等,都曾在他们的文章中摘译、引用过《共产党宣言》的片段,李汉俊、胡汉民、戴季陶也在报刊上介绍过《共产党宣言》的有关章节。陈独秀最早在北京读了《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如获至宝,赞叹不已,主张尽快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问世,认为“这已是社会之急需,时代之召唤”。陈望道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时,陈独秀通过从北京图书馆借来一本英文版本的《共产党宣言》,供陈望道翻译时参照:当泽稿脱手后,他又亲自审阅把关。在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之际。印行《共产党宣言》是当务之急,陈独秀与维经斯基商议,筹措出版经费,建立印刷厂,使得《共产党宣言》应时公开出版。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上海和北京两地各形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1920年3月,由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1920年5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两个中心,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受过深刻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从北京、上海分别向各地辐射,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划时代科学理论的广泛传播。对马克思主义这种广泛传播的情形,有人作了这般描述:“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底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在中国思想界,马克思主义如此迅速而广泛的传播,无疑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时做了思想理论的必要准备。
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引起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重视。并直接促使共产国际派员到中国了解情况,由此加速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进程。
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政府卖国罪行郁积着的愤怒的大爆发,它的发生,正处在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创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虽然,它属于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但是,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的发生,很快引起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关注,并直接促使共产国际派员到中国了解情况。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于1920年春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了解后的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维经斯基等人先到北京,会见了,参加了一系列座谈会。后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进一步了解到中国工人阶级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维经斯基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
在维经斯基等人的鼓励和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经过酝酿和准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出版部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陈独秀指导下,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成为创建中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中心,实际上起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
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长篇论文《谈政治》,指出:“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的利器。”“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下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些言论和活动表明,陈独秀已经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一边。主张改造中国必须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
1920年11月7日,《共产党》月刊创刊,由李达主编,其主要撰稿人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陈独秀在为该刊撰写的发刊词《短言》中明确宣称:“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政权:并且用劳动的制度……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一切生产工具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政权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
读了陈独秀的这篇《短言》,极为称赞。他于1921年1月21日在致蔡和森的信中写道:“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共产党》月刊共出了6期,它对于提高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认的性质和任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20年11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规定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废除旧的国家机器,消灭阶级。《宣言》还提出,无产阶级要创立新社会,就要团结起来,开展阶级斗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铲除资本制度:就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并“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宣言》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主张。
“进攻共产党只能削弱抗日力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想做而无法做到的事，今日敌人既濒败境，惟欲我抗战实力之削弱，以至于崩溃，于是惟欲我发动剿共，以酿成无限制之内战。而在我痛心敌人以战养战之阴谋，应从扶植沦陷区域各种抗日实力入手，力避敌人以华制华之毒计，我当保障国内绝不酿成分裂开端，盖已成为无可争辩之关键……”
宣言最后强烈要求：
“遵守总理遗训，力行吾党国策，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
宣言正待由国新社发到各大报馆发表时，军长叶希夷于12日与上官云相谈判时被扣，副军长项英等遇害，新四军被迫解散，抗日军队力量受到惨重损失。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混淆视听，蒙骗百姓。同时，又通过时任赈济委员会常委和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实际是驻港的人杜月笙劝柳亚子不要发表宣言，并威胁说如发表将对叶希夷军长不利。柳亚子虽心中不服，但考虑到希夷的安危，也只得同意不发表宣言。
1月18日，杜月笙又将柳亚子“请”到了杜公馆。到了杜公馆门口，杜月笙出来迎接，不待寒暄，就迫不及待地说要保全希夷性命宣言万万不能发表。柳亚子就说：“我和廖夫人不是已经答应了你们吗?现在，是我们应该要求你们履行保证释放希夷诺言的时候了。”这时守候在电话机旁的黄定慧插话说：“各家报馆都已疏通好，没有问题，就是《星岛日报》的金仲华不好办，他强硬得很，还没有答应不发表呢。”话还没说完，电话铃响了，她拿起电话说：“不发表宣言，是廖夫人和柳先生的意思，现在柳先生就坐在我旁边，我还能骗你吗?”电话就断了。柳亚子明白了，原来他们把他叫来是为了对付金仲华的，心中非常生气，正要发作，恰好一个不识相的家伙捏造了一些新四军莫须有的罪状，又说廖夫人受人利用了。柳亚子站起来，猛拍了一记桌子，大声骂道：“我今天的让步，答应不发表宣言，完全是为了你们以释放叶希夷为条件而答应的，我现在来这儿，也是为此，难道是为了听你这种三等狗的教训而来的吗?”杜月笙怕把事情弄僵，就把那家伙喝住，和柳亚子客气了一番后，把柳亚子送回了家。
在宣言发表受到重重阻挠的同时，柳亚子等人写信给重庆要人，竭力营救叶希夷军长。是时，重庆《新华日报》作出了响应，他们顶着报馆被查封的危险，于元月18日毅然刊出同志的亲笔题字：“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题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柳亚子读报后热血沸腾，以楚神话中后羿射日的典故，将香港九龙的柯土甸道107号寓所命名为“羿楼”，表明了柳亚子对不屈服和坚持抗日到底的信念，足见其嫉恶如仇的革命情操。
此后，柳亚子又与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还有张一麟等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于元月26日和29日两次致电，强烈要求当局悬崖勒马，释放叶希夷及有关人员。然而，当局没有兑现承诺，长期扣押叶希夷不放，柳亚子满腔愤怒就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随时都将喷涌而出。
1941年3月24日至4月2日，当局将在重庆召开中央五届八中全会。会前，开始将魔爪伸向柳亚子，想借机邀柳亚子赴渝出席会议，企图软禁柳亚子。2月初，皖南事变余波未平，有人以叶楚伧的名义电邀柳亚子出席会议。为重申自己坚定的立场，柳亚子于2月10“日亲笔拟定一份《为皖南事变发往重庆的亲笔代电》，交在港代表俞鸿钧发出。柳亚子一腔怒火终于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了，电文有云：
“……谓当开诚布公，天下予以共见，严惩祸首，厚抚遗黎。然后公开大政，团结友党，涤宦海之颓波，驱禺夷于穷岛，庶几还我河山，成功有日。余虽无状，要当抠衣扶杖，乐观太平耳。否则，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西山采蕨，甘学夷齐；南海沉渊，誓追张陆，不愿向小朝廷求活也。临电陈词，刀锯待命，总理在天之灵，实昭鉴之，匆匆不备。”
阅后，怒形于色，只因柳亚子远在香港，拿他没办法。又命令中央秘书长叶恭绰发函催促，并且派海外部长吴铁城拉上杜月笙去面促施压，邀柳亚子出席会议，以达到其软禁柳亚子的目的。但柳亚子对惯用的伎俩早有洞察，是决不可能上当的。那天，柳亚子将前来说服的吴铁城、杜月笙两人给骂得个狗血喷头，他拍着桌子义正辞严地说道：“我宁可像史量才那样被他(指)暗杀，也决不参加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会议。你们给我出去!”
直到五届八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柳亚子仍然没有赴会，当天恼羞成怒的诬称柳亚子擅自离沪到港，并发表种种反国策言论，遂以“违反国策”罪，开除了柳亚子的党籍。柳亚子对此早有预料，所以并没有感到多少失落。相反他却泰然处之，并说道：“出卖的就是他们(指一伙)，我还是而且始终是一个真实的党员，奉行三民主义、三大政策。”
4月16日，共产党人吴玉章、林伯渠、张署时等自延安致电勉慰柳亚子；廖夫人何香凝女士也为此事愤怒地发表了谈话；同志还特写《沁园春・慰柳亚子》一词赠于柳亚子，词有云：
“妙用斯文，鞭笞权贵，南杜，历四番变革，独标文采；两番争战，抗日情高。傲骨峥嵘，彩毫雄健，总为大众着意雕。堪一笑，尽，万古云霄。
服务人民娇，是真正英雄应折腰。看新型政治，封建；新型军队，杀敌腾骁。更有同仇，民主联合，屹立神州举世骄。抬望眼，料乾旋坤转，定在今朝。”
“土到危时方见义”，共产党人对柳亚子的信任和鼓励，更坚定了他抗日爱国的信念。于是他奋笔疾书，写就了大量的文章和诗词，纷纷投寄许多进步刊物，诸如茅盾主持的《笔谈》、邹韬奋主持的《大众生活》、梁漱溟主持的《光明报》等等，发表他的抗日救国言论，声讨当局的逆流。是年11月，柳亚子赋七律一首《寄毛润之延安，兼柬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张署时诸公》，诗云：“弓剑桥陵寂不哗，万年枝上挺奇花。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品茶。杜断房谋劳午夜，江毫丘锦各名家。商山诸老欣能健，头白相期奠夏华。”诗中柳亚子真诚地表示了愿和共产党人一起团结奋斗、振兴华夏的殷切愿望。“皖南事变”使柳亚子彻底认清了的真实面目，坚决地走上了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
柳亚子鲜明的革命立场，促使他始终奋斗在民族爱国统一战线上，一生历经危难。八年抗战期间，柳亚子又与无数爱国志士一样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同仇敌忾的民族义愤，毅然投身在抗战的伟大斗争之中，拿起诗笔，作为武器，为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呼唤、歌唱，是一位卓越的“敢哭、敢笑、敢怒、敢骂”的革命诗人。
关键词：一二・九运动；青年学生；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6-0156-02
一二・九运动是在20世纪上半叶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主要矛盾情况下发生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国内出现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为摆脱困境，日本制定对华侵略扩张的政策。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1932年3月1日，建立傀儡政权洲国。1935年，日本又把侵略矛头指向华北，通过“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控制河北与察哈尔，随后进一步策动所谓“华北防共自治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扩张，为发动全面侵华做准备。
一、一二・九运动中青年学生政治参与的社会背景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共产党态度是不同的。南京国民政府最初采取“攘外必先妥内”政策，宣称：“革命军当前的责任，第一个乃是‘剿共’来安内，第二个才是抗日来攘外。”[1]的不抵抗政策一方面助长日本侵略野心，另一方面加紧法西斯独裁统治，对中国共产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残酷镇压爱国民主运动，这些都激起青年学生的愤怒。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即发表宣言反对日本侵略，实行“反蒋抗日”政策。1935年8月1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在莫斯科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提出：“无论各党派间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①北京等各地大中学校学生正是在中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号召下，于1935年12月9日发动学生爱国运动，即一二・九运动，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二、一二・九运动中青年学生政治参与的方式
1.政治结社
政治结社是公民基于共同的政治目的和利益结成持久性的集团组织的活动与过程。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于1935年11月18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下成立，是公开领导一二・九运动的青年群众性结社组织。该组织干部与成员均由以北平为首的大中学校学生组成，女一中代表郭明秋任学联主席、清华大学代表姚依林任秘书长，镜湖中学代表杨承顺任总交通，东北大学代表邹鲁风任总纠察，燕京大学代表黄华任总交际，五人均为中国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北平学联在中共带领下，宣传抗日主张，承担请愿、示威游行的动员、准备和组织工作。随着一二・九运动在北京深入发展，天津、上海和浙江等全国各大中学校学生爱国热情高涨，公开成立学生联合会、自治会和救国会等学生团体，扩大抗日宣传，以各种方式支援抗日救亡运动。
2.请愿
请愿是学生向政府表达其政治诉求的首要参与方式。最先组织请愿的是北平学联。1935年12月3日，北平学联在女一中召开各校代表会议，通过了《联络北平市大中学校发起大规模请愿》议案[2]，学生以请愿方式向南京国民政府表达反对内战、要求抗日救国的意愿。6日，北平十五所大中学校发表宣言，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要求政府讨伐殷汝耕，宣布对日本外交政策，动员全国对日抵抗。此时，有消息称南京国民政府为满足日本“华北特殊化”要求，将于9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北平学联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抗日救国请愿。7日，北平学联召开各校代表会议，议定请愿游行的集合时间、行动路线和口号等。9日，爱国青年学生高呼“打到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向新华门进发。学生代表进新华门与政府代表交涉，最终无果。于是，各校代表决定改请愿为示威游行。在北京学生爱国行动影响下，17日起上海、天津、南京、武汉、广州等地学生也组织参与请愿，响应北京学生抗日救国运动。
3.示威游行
学生以请愿的方式向政府表达其政治诉求遭拒后，开始展开示威游行。12月9日，当学生与政府代表交涉未果后，开始沿街示威游行。在示威游行过程中散发关于宣传抗日救国主张的传单，学生高喊口号，向群众宣讲抗日救国道理。围观群众不断加入队伍。后来在王府井大街南口，队伍遭到军警镇压。最后，因为有学生受伤、被捕，停止示威游行。12月16日，北京学生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此后，在全国各地大中学校学生纷纷掀起罢课和示威游行活动。
三、一二・九运动中青年学生政治参与的历史评价
1.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一二・九运动中爱国学生在中国共产党引导下宣传抗日主张，为全面抗战的社会动员奠定了基础。“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开展的思想，准备了开展的人心，准备了开展的干部。”[3]
青年学生提出“打到日本帝国主义”“打到汉奸卖国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取消冀察政委会”“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等口号，揭露和南京政府卖国本质。北京、天津等地学生联合会在遭到政府强行解散后，组织华北宣传团，深入民间，宣传抗日救亡，激发中国人民各个阶层参加抗日救亡斗争的热情。全国各地大中学校学生自治组织致电北京学生，声援学生政治参与行为。在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下工人们积极举行集会、示威和募捐等活动来援助爱国青年学生。上海、北京文化界组成救国会发表公开宣言，反对文化专制，呼吁全国文化界工作者用各种方式激发大众斗争意识，建立正确理论指导。法国、美国、英国舆论抨击日本侵略暴行，赞扬中国学生爱国行为。旅美、旅德、旅法等海外华侨通电声援捐资捐物表达对爱国青年学生的支持。一二・九运动中青年学生政治参与是代表全国被压迫民众一致对外的先声，积极促成由工人、农民、学生、商人等阶层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对当时青年学生的影响
一二・九运动激发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促使他们积极投身抗日战争。青年学生在请愿游行之后，组织南下宣传团，扩大抗日救国宣传，不仅为动员广大民众参与抗日战争奠定基础，而且教育了广大青年学生。在宣传抗日过程中，爱国学生下工厂进农舍，与工人农民亲密接触，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亲身感受到劳苦大众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苦难生活和人民的反抗，促使青年学生坚定革命信念，走上投身革命救国的道路。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抗战社会动员的一支先锋。它是在平津学生联合会扩大宣传团的基础上成立，以抗日救国为主旨的先进青年群众性组织。该组织成员大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共青团团员，积极参与培训干部，战区难民收容、战地救护、抗日宣传等各种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发扬一二・九运动的爱国精神。一些青年学生还在中国共产党组织下进行秘密军事训练。甚至一些进步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战争，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一员。
然而，由于青年学生社会经验和革命经验缺乏，又是在民族危亡之际，因此在运动中学生政治参与不免表现出激进与不理性的局限性。这种不理性的政治参与行为突出表现为放弃学业、大规模长时间罢课。长期罢课不仅对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无益，而且荒废自己学业，更加扰乱学校教学秩序，使这次政治参与失去教授和舆论界同情，削弱了以抗日救亡为目的政治参与的群众基础。
四、一二・九运动中青年学生政治参与对当代青年的启示
1.当代青年应该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青年学生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最富热情、最具有政治敏锐性的群体。虽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现代中国，社会动荡，政府更迭，不能够为青年学生的政治参与提供良好的环境和途径。然而，接受近代化教育的青年学生向往将中国建立成为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凭借自身忧患意识和爱国热情，发起一场又一场救亡强国的政治斗争。对比而言，在现代社会，我国明确提出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要求我们党要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政府的支持、学校的引导都很大程度上为青年学生参与到政治活动当中提供更多的机会。因此，当代青年，尤其是高校学生应该继承和发扬一二・九运动中青年学生不畏险阻的爱国精神，自觉提高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
2.当代青年要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合法有序政治参与
在一二・九运动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宣言，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引导学生开展积极理性的政治参与。中国共产党以各校校刊为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加强对进步学生的形势教育，提高其思想认识。为纠正激进学生为爱国政治参与进行罢课的错误行为，中国共产党鲜明地提出“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为了救国的主张”，引导青年学生正确处理读书和爱国之间的关系。历史事实证明，一二・九运动前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青年学生政治参与逐渐趋于理性，避免给革命带来严重消极影响，在抗日救国的社会动员中发挥积极作用。现如今，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代青年学生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积极参与政治生活。
参考文献：
[1]“攘外必先安内”言论摘录（六则）[M]//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三、四册补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413.
[2]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班.一二九运动史要[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14―15.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帝国海军的航空母舰舰载飞机和微型潜艇，突然袭击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基地珍珠港以及美国陆军和海军在欧胡岛上的飞机场。结果共击沉美战列舰5艘，击伤3艘，毁损其他舰艇10艘；击毁飞机l88架，击伤291架；美军官兵死2408人，伤2000余人，美太平洋舰队受重创。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这次袭击最终将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从长期影响上看，这个事件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彻底的灾难。事实上，计划袭击珍珠港的山本上将本人预言即使对美国海军的袭击成功，它不会也不能赢得一场对美国的战争，因为美国的生产力实在太强大了。最重要的可能是珍珠港事件立刻将本来意见不齐的国家(美国)动员起来，一起要战胜日本。影片《珍珠港》再现了历史的真实，它的成功不因战争片强大的戏剧性和视觉冲击性效果，而是它严谨的制作让观众了解了历史。
首颁诺贝尔奖
1901年12月10日，瑞典国王和挪威诺贝尔基金会首次颁发了诺贝尔奖。根据诺贝尔的遗嘱：“诺贝尔奖每年发给那些在过去的一年里，在物理、化学、医学、文学及和平事业方面为人类作出最大贡献者。”此后，根据诺贝尔的遗嘱，诺贝尔奖由4个机构(瑞典3个，挪威1个)颁发。从按诺贝尔遗嘱建立的基金中拨款。如今，诺奖已有106年历史，上月它又颁发了2007年度各项大奖，奖牌后闪耀着的是获奖者对世界和人类的卓越成就。
一・二九 学生的爆发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继续向华北进犯。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1935年8月1日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军民抗日救国。12月9日，北平学生“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当日上午10时30分，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学生6000余人涌上街头，奔向新华门，向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请愿。第二天，各校学生举行总罢课，抗日救亡怒潮席卷了整个北平城。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往前推想，1919年的，也是一场由学生引领的大规模爱国救亡运动。两个著名事件的背后都是可贵的学生爱国激情的涌动。
历史关键词
[发现]中国猿人头盖骨
1929年12月2日下午4时，中国古生物学家裴文中，在北平西南郊周口店龙骨山洞中，发现沉埋了几十万年的中国猿人的头盖骨化石，在科学界引起轰动，这一发现为“从猿到人”学说提供了重要依据。它将人类历史的年代推前了数万年，至今仍是目前全球发现最完整、最丰富、最具说服力的古人类活动遗存。可以这样说，自那一刻起，人类才真正开始认识自己。在周口店发现的猿人物种在古人类学中被称为“中国猿人北京种”，又称“北京人(PelrgMen)”。因此，这一发现也使北京的历史文化厚度和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大大提高。今年，是第一具“北京人”头盖骨问世70周年。
[成功]冷冻授精
科学家们一直在生育技术上苦苦摸索。早在1953年12月3日，美国衣阿华大学的科学家宣布，他们使用冷冻进行了人工授精，首次获得成功。因用冷冻授精而怀孕的婴儿大约在3个月后出生。另外两位妇女在衣阿华也接受了人工授精，并取得成功，此种技术已被用来帮助不能生育的妇女受孕。冷冻也被广泛用于农业。
[发表]世界人权宣言
张一麟，字仲仁，江苏吴县人，1867年生。他在清末考中经济特科；民国初年，历任中央政府的机要局长、教育总长等高官显职；袁世凯策动帝制，他南返回到苏州蛰居，以读史著书为乐，在社会上很有威望，时人尊称为“仲老”。李根源是云南腾冲人，1879年生，早年留学日本学陆军，参加同盟会，后回国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总办，曾培养了等许多将帅之才，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他与蔡锷等人发动昆明“重九”起义，光复云南；袁世凯称帝，他又参加护国斗争；20年代初曾任北洋政府的农商总长与代总理；晚年居住苏州，因他字印泉，时人尊称为“印老”。张、李二人同住苏州城中，志趣相投，又都在北京北洋政府中任过高官，故交往甚密，均为海内人士敬重，有“吴下二老”之誉。
1937年7月初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张一麟已是70高龄，李根源也年近花甲，但激于爱国义愤、同仇敌忾，二人在苏州共同创办《斗报周刊》，号召全国人民坚决斗争抗战到底，不获全胜决不罢兵。张一麟以“江东阿斗”为笔名，撰写发刊词，揭橥“三不主义”，即不不抵抗，不签订丧权辱国之条约与不压制舆论，不仅将矛头指向日本侵略者，而且针对国民政府中一些人的妥协论调而发，在各阶层人士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大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民国元老蔡元培等人对该刊极为重视。
1937年8月中旬，日寇扩大侵略，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将战火烧到苏州附近与大江南北。消息传来，张、李二老更是激愤难挡。他们一方面在苏州组织“抗日治安会”，将大宗募集来的军衣、食物、药物输送到上海，支援浴血抗战的将士；另一方面，为发动老年人也像青、壮年那样积极投入抗日救国斗争，进一步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乃与各界爱国人士协商，筹组一支以老年爱国者为成员的抗日“老子军”。
经过一段时间紧张的准备，“老子军”的筹建工作大体就绪，张一麟等人乃在报刊上公开关于“老子军”的成立宣言与规则草案等。《宣言》主要宣布“老子军”的成立原因与成立意义，较为概括。《规则》草案包括宗旨、组织、目的、军制、职务、资格、奖励、惩罚等十一项，写得较为详细具体：
在《宗旨》一项中说，在当前全国抗战中，青少年有童子军等组织，则老年应有老子军。少者、壮者前程远大，来日方长，若多牺牲，未免可惜。老者忝在父兄，视死如归，是其天职，故取吴中历史上的著名爱国政治家范仲淹雅称“小范老子”之意，创设“老子军”。
在《组织》一项中说，“老子军”是全国性的组织，全国各省市有抗日爱国心的老年男同志，皆可自由参加。
在《目的》一项中说，“老子军”以敢死为目的，凡青年不必牺牲者，则“老子军”当代之。
在《军制》一项中说，“老子军”成员，满六十岁以上者为合格，未满六十岁而在五十五岁至五十九岁者为预备军，五十岁至五十四岁为续备军。
在《职务》一项中，规定“老子军”主要担任如下职务：燃点雷管之发动机关，与敌人拼命而不得生还者；破坏敌人之重工业、军械，须与之俱毙而不得生还者；凡一切不用膂力而决死者；制裁土豪劣绅汉奸之卖国害民者等。
“老子军”的《宣言》与《规则》草案在报上公布后，张一麟与李根源等人就正式组建“老子军”，他们商推已经98岁高龄的德高望重的爱国老人马相伯为“老子军”的军统(即司令官)，张一麟为副军统，又推选曾义捐百万元作抗日经费的云南古稀老人李恒升为国需长(后勤部长)，李根源则为参谋长。
筹组“老子军”的消息在各大报刊载后，立即在全国激起了热烈的反响。广大人民为之鼓舞：老年人喜形于色，纷纷来电来信要求报名参加，青壮年也受到激励，连妇女儿童也热烈响应。抗日爱国的呼声响彻大江南北与长城内外。1937年9月中旬，此事传到南京国民政府，于9月16日致电张一麟，一方面称张等人“创设老子军，壮气磅礴，足以振励国人”，“登高之呼，懦夫立志，国家固已受赐不浅矣”；但另一方面又借口“军事组织，贵在严整，军事名称，未可轻用”，劝阻成立“老子军”。这样“老子军”虽热闹了一阵子，却未建成。但“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张一麟、李根源等爱国老人的赤子之心与爱国壮举，将永远光照华夏。
【关键词】爱国、团结、民主
一、爱国之魂,驱动中国人民不畏,不怕牺牲
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开始踏入中国,民族空前危机的时候,中国人民弘扬了比起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激昂、更博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这种爱国之魂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三天,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22日,又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州事变的决议》。30日,再就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事件发表第二次宣言。这些宣言和决议,愤怒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发出了“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等呼喊。1934年,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表《对日宣战通电》,宣布要“领导工农红军和全中国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实行瓜分中国,以求得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华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为保卫华北,保卫中国而战”。并且命令共产党员“英勇坚决地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
当民族面临危亡之时,又是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英勇地战斗在抗日杀敌的战场。“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就立即在东北组织抗日联军,开展艰苦卓绝的武装抗战。1936年2月又组织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开赴华北前线直接对日作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在军队数量少,武器装备差的情况下,一方面积极配合友军作战,血战平型关、夜袭阳明堡、救援娘子关;一方面开赴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在整个防御阶段,八路军、新四军对敌作战千余次,歼敌5万多人,牵制了40万侵华日军,对加速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武汉失守后,消极抗战,国难加剧。中国共产党在仅有十八万武装力量的情况下,以民族利益为重,忍受极大的牺牲,勇敢地肩负起抗日主战场的重任,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使战争朝着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方向发展。
二、团结之魂,集结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
在强敌当前,国难当头之际,团结御敌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心声。他们同仇敌忾,共赴国难,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大团结的壮丽画卷。
中国共产党率先发出了团结抗日的号召。在著名的《八一宣言》中,中国共产党就强烈呼吁“一切愿意抗日的政治派别,武装部队和群众团体,广泛地联合起来,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中,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不管我们相互间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与信仰,不管我们相互间过去有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共同的要求。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所有我们中国人的神圣义务”。为了实现团结抗日,中国共产党决然以民族大义为重,以阶级利益服从民族利益,摒弃血仇,不计前嫌,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主动与联手,共赴国难。
三、民主之魂,激励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抗战
能不能实现民主,直接关系能不能动员千百万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到抗日战争能否胜利的大问题。因此,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争取和实现民主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
首先,作为民主运动先锋的中国共产党把争取民主和实践民主作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心工作。1933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在其发表的抗战宣言中就提出了“立即保证民众的民利”的呼吁。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提出“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的要求和“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的保证。193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上,指出,争取民主自由,成为当前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环节。全体党员要努力为实现民主而奋斗。1939年9月9日,中国共产党的参议员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上郑重提出“实现战时民主,严惩对民众和青年大非法压迫行为。切实保障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抗敌之权利”的要求。中国共产党还积极发动和领导民主运动,作出了推进民主运动的指示,要求共产党员要积极参与。代表党中央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作了《关于与团结》的演讲,强烈要求“要实施,就要给人民以民主自由”。
其次,中国共产党努力地模范地实践民主。中国共产党严格要求自己的党员“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强调“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当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精兵减政”的议案时,立即给予肯定,并亲自为此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在抗日根据地推广这个政策。中国共产党还率先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实行普选的民主运动。
派和广大的民主人士是抗日战争时期民主运动的生力军。他们大力倡导实施民主:救国会在其《纲领》中,明确指出“民主制度的确立,是各党派合作的基本条件;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的自由,是联合战线丝毫不能让步的要求。”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其《抗战时期的政治主张》中认为,争取抗战最后的胜利,关键在于国民政府必须实行政治大改革,实行民主抗战。中国民主同盟把“实行民主政治”作为同盟的宗旨,同盟主席张澜强调“非实行民主来唤起民众,团结官兵,修明内政,不足挽救危亡”,“而目前挽救危亡,尤其需要民主”。他们还在参政会上提出“发扬民主,而利抗战”的提案。
派和广大民主人士还积极在国统区策动民主运动,影响最大的是他们积极与中国共产党联手发起的民主运动。
――编者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对日作战。迟迟至事变后10日才在庐山发表谈话，确定了准备对日抗战的方针。这是由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同时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动已严重地打击了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和所直接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就在这时，政府仍然同日本继续谈判，甚至接受日本同中国地方当局议定所谓和平解决的办法。一直到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在东南的统治地位已无法维持，才被迫实行抗战。但在这以后，直到1944年，同日本的秘密谋和活动，始终没有停止。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完全背叛了他在庐山谈话中所谓“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声明，反对人民总动员的全面的人民战争，从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更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人民的反动政策。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两种方针，两套办法，两个前途，正是说明了在抗日战争中一条共产党路线和另一条路线之间的斗争。
――《选集》第二卷第343页题注
一 两种方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卢沟桥事变1的第二日，七月八日，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宣言中说：
“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打算。全中国同胞们!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存亡的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第二十九军2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切实援助第二十九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的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分子和一切日寇的侦探，巩固后方。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这就是方针问题。
七月十七日，先生在庐山发表了谈话。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该谈话举出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个条件：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该谈话的结语说：
“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这就是方针问题。
以上是国共两党对卢沟桥事变的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宣言。这两个宣言的共同点是：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
这是对付日本进攻的第一种方针，正确的方针。
但是还有采取第二种方针的可能。近月以来，平津之间的汉奸和亲日派分子积极活动，企图包围平津当局，适应日本的要求，动摇坚决抗战的方针，主张妥协退让。这是非常危险的现象。
这种妥协退让的方针，和坚决抗战的方针是根本矛盾的。这种妥协退让的方针如不迅速改变，将使平津和华北尽丧于敌人之手，而使全民族受到绝大的威胁，这是每个人都应十分注意的。
第二十九军的全体爱国将士团结起来，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
平津和华北的全体爱国同胞团结起来，反对妥协退让，拥护坚决抗战!
全国爱国同胞团结起来，反对妥协退让，拥护坚决抗战!
先生和全体爱国的员们，希望你们坚持自己的方针，实践自己的诺言，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以事实回答敌人的侮辱。
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拥护先生的宣言，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
共产党人一心一德，忠实执行自己的宣言，同时坚决拥护先生的宣言，愿同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
二 两套办法
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之下，必须有一整套的办法，才能达到目的。
一些什么办法呢?主要的有如下各项：
(一)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动员我们的二百几十万常备军，包括陆海空军在内，包括中央军、地方军、红军在内，其主力立即出动开到国防线上去，其一部分留在后方维持治安。委托忠实于民族利益的将领为各方面的指挥员。召集国防会议，决定战略方针，统一战斗意志。改造军队的政治工作，使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确定游击战争担负战略任务的一个方面，使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配合起来。肃清军队中的汉奸分子。动员一定数量的后备军，给以训练，准备上前线。对军队的装备和给养给以合理的补充。按照坚决抗战的总方针，必须作如上各项的军事计划。中国的军队是不少的，但不实行上述计划，则不能战胜敌人。以政治条件和物质条件相结合，我们的军力将无敌于东亚。
(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开放爱国运动，释放政治犯，取消《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3和《新闻检查条例》4，承认现有爱国团体的合法地位，扩大爱国团体的组织于工农商学各界，武装民众实行自卫，并配合军队作战。一句话，给人民以爱国的自由。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阿比西尼亚的覆辙5，前车可鉴。如果坚决抗战出于真心，就不能忽略这一条。
(三)改革政治机构。容纳各党各派和人民领袖共同管理国事，清除政府中暗藏的亲日派和汉奸分子，使政府和人民相结合。抗日是一件大事，少数人断乎干不了。勉强干去，只有贻误。政府如果是真正的国防政府，它就一定要依靠民众，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最有力量的政府是这样的政府。国民大会要是真正代表人民的，要是最高权力机关，要掌管国家的大政方针，决定抗日救亡的政策和计划。
(四)抗日的外交。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任何利益和便利，相反，没收其财产，废除其债权，肃清其走狗，驱逐其侦探。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
(五)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苛捐杂税的取消，地租的减少，高利贷的限制，工人待遇的改善，士兵和下级军官的生活的改善，小职员的生活的改善，灾荒的救济：从这些起码之点做起。这些新政将使人民的购买力提高，市场繁荣，金融活泼，决不会如一些人所说将使国家财政不得了。这些新政将使抗日力量无限地提高，巩固政府的基础。
(六)国防教育。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新闻纸、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禁止汉奸的宣传。
(七)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财政政策放在有钱出钱和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的财产的原则上，经济政策放在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的原则上，一切为了抗日。穷是错误办法产生出来的，在有了合乎人民利益的新政策之后决不会穷。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说财政经济无办法，真是没有道理的话。
(八)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执行抗战的方针和上述各项政策，依靠这个联合阵线。中心关键在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政府、军队、全国各党派、全国人民，在这个两党合作的基础之上团结起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这个口号，不应该只是讲得好听，还应该做得好看。团结要是真正的团结，尔诈我虞是不行的。办事要大方一点，手笔要伸畅一点。打小算盘，弄小智术，，阿Q主义6，实际上毫无用处。这些东西，用以对付敌人都不行，用以对付同胞，简直未免可笑。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国人应从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顿在恰当的位置。在今天，谁要是在团结两个字上不生长些诚意，他即使不被人唾骂，也当清夜扪心，有点儿羞愧。
这一套为着实现坚决抗战的办法，可以名为纲领。
坚决抗战的方针，必须随之以这一套办法，否则抗战就不可能胜利，日本永在侵略中国，中国永无奈日本何，而且难免做阿比西尼亚。
对坚决抗战方针有诚意的人，一定要实行这一套办法。试验坚决抗战有诚意与否，看他肯采取并实行这一套办法与否。
另外还有一套办法，那就是样样和这一套相反。
不是军队总动员，而是军队不动员，或向后撤。
不是给人民以自由，而是给人民以压迫。
不是民主集中制的国防性的政府，而是一个官僚买办豪绅地主的专制政府。
不是抗日的外交，而是媚日的外交。
不是改良人民生活，而是照旧压榨人民，使人民痛苦，无力抗日。
不是国防的教育，而是亡国奴的教育。
不是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而是照旧不变甚至变本加厉的无益于国有益于敌的财政经济政策。
不是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长城，而是拆毁这个长城，或是阳奉阴违、要做不做地讲一顿“团结”。
办法是跟着方针来的。方针是不抵抗主义的时候，一切办法都反映不抵抗主义，这个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教训。方针如果是坚决抗战，那就非实行合乎这个方针的一套办法不可，非实行这纲领不可。
三 两个前途
前途怎样呢?这是大家所担心的。
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这一点还有疑义吗?我以为没有疑义了。
实行第二种方针，采取第二套办法，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这一点还有疑义吗?我以为也没有疑义了。
四 结论
一定要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
一定要反对第二种方针，反对第二套办法，避免第二个前途。
一切爱国的员和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坚决地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坚决地反对第二种方针，反对第二套办法，避免第二个前途。
全国的爱国同胞，爱国军队，爱国党派，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地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坚决地反对第二种方针，反对第二套办法，避免第二个前途。
民族革命战争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注 释：
〔1〕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卢沟桥距北京(当时称北平)城十余公里，是北京西南的门户。当时北宁路(北京至辽宁沈阳的铁路)沿线，东起山海关，西至北京西南的丰台，都有日本侵略军驻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在卢沟桥向中国驻军进攻。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战，从此开始。
〔2〕第二十九军原来是冯玉祥西北军的一部分，当时驻在平津、河北、察哈尔(现在分属河北、山西两省)一带。宋哲元是这个军的军长，他在对日妥协政策的影响下，曾一度幻想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冯治安是这个军的第三十七师师长，该师的一一旅在卢沟桥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的进攻，揭开了全国性抗战的序幕。
〔3〕一九三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政府颁布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用“危害民国”的罪名作为迫害和杀戮爱国人民和革命者的借口。按该法的规定，凡从事反对政权的革命活动者处死刑；凡与革命活动发生联系的或以文字图书演说方式进行革命宣传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凡组织进步文化团体、集会宣传反法西斯主义者处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颁布，标志着统治的日益法西斯化。
〔4〕《新闻检查条例》，指为压制人民言论自由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九日制定的《新闻检查标准》，同年十月五日又作了补充规定。《新闻检查标准》规定，在统治区报刊上发表的任何文字，都要在刊出以前，将稿件送交新闻检查官检查。检查官可以任意删改和扣留。
〔5〕即埃塞俄比亚。
〔6〕阿Q是鲁迅小说《阿Q正传》的主角。他的突出特点是习惯于用自己安慰自己的方法，在任何情形下都自以为是胜利者即“精神胜利”者。阿Q主义就是指这种“精神上的胜利法”。
一二九运动是在日本加紧对华侵略的情况下发生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了日本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侵略阶段。在侵占中国东北全境之后，1933年1月，日本大举进攻长城各隘口，占领热河省，接着将侵略矛头指向整个华北。1935年6月，日本胁迫政府签署《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实际上控制了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为使华北五省脱离中国而“独立”，日本侵略者大肆收买汉奸，鼓动“防共自治运动”，导演所谓“自治”丑剧。这就是华北事变。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政府在继续集中力量进攻红军的同时，对日本侵略采取了退让方针。它计划于1935年12月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对日本策划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的妥协办法。而成立这个委员会，在日本方面看来，正是使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的过渡。
不仅如此，政府还对人民的抗日要求和行动进行严厉压制。1935年5月，《新生》周刊刊登《闲话皇帝》一文，被日本指为“侮辱天皇，妨碍邦交”。政府即查封《新生》周刊社，囚禁该刊主编杜重远。6月10日，更颁布《睦邻敦交令》，宣称“对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如有违反，定予严惩”。当时的情景，正如有人所形容的那样：“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
日本侵略的加紧与采取的上述政策，使举国民众感到忧虑和愤怒。而地处抗日前线的华北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更痛感华北沦亡已迫在眉睫。“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载《清华周刊》1935年12月10日）一二九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一二九运动的发动，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关系。在1939年12月回顾这个运动时说过：“青年学生好比是一二九运动的柴火，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用火一点。点火的人是谁呢？就是共产党。”（《文集》第2卷，第1版，第256页）
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同上，第256页）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即八一宣言，同年10月1日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宣言强调，“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呼吁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都应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捐弃前嫌，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宣言反映了全国人民的热切愿望，使处于苦闷中的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看到了挽救国家危亡的希望和应当遵循的方向。
其次，“是红军到了陕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运动”。（同上，第256页）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1月28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重申八一宣言的主张。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由此开始看到一支新兴的抗日救国力量，这使他们受到鼓舞，知道自己的斗争不是孤立无援的。所以，“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上，第253页）
再次，“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同上，第256页）1935年春，中国共产党加强了中共北方局的力量，并将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改组为中共北平临时市委。一些学校成立或恢复了抗日救国组织，共产党和团结在党周围的积极分子掌握了这些组织的领导权。在此基础上，11月18日，成立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北平学生爱国运动有了公开的统一领导机构。“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同上，第256页）
正因为具备了以上这些条件，“才使一二九运动发生，并使之在全国各阶层开展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同上，第256页）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市委、北平学联领导下，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数千人举行抗日救国游行。12月16日，北平各校学生与市民3万余人汇集于天桥广场，召开市民大会，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会后又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在北平学生英勇斗争的影响下，抗日救亡的烈火在全国各地熊熊燃烧起来。从12月11日起，天津、太原、杭州、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西安、济南、成都、重庆等30多座大城市的学生相继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集会和示威游行。12月1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号召全国各业、各厂的男女工友起来召集群众会议，声援学生爱国斗争。海外华侨也以各种方式支援学生。世界学生联合会对中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也通电声援。
一二九运动中，青年学生冲破政府高压政策，响亮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这个运动使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它打破了一度沉寂的政治局面，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正如所说：“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它具有同一样伟大的意义。（同上，第253、251页）
一二九运动之所以值得我们纪念，既因为它“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使抗日运动成为全国的运动”;（同上，第253页）还因为它继承和发扬了五四以来优良传统，有力地昭示了中国青年运动应当坚持的正确方向。历史照耀现实，一二九运动的历史经验，对于当代中国青年应如何确立理想，选择人生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是要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为本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规范、精神气质的总和。它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在一定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下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独特方式与精神支撑。在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正是出于对自己故土家园、骨肉同胞和灿烂文化深深的眷恋与热爱，中华民族才能为捍卫和领土而威武不屈，才能创造出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才能自强奋进、生生不息。
一二九运动中，青年学生之所以振臂一挥，云集广场，其精神动力就是爱国主义。为此他们不怕寒风凛冽，不怕高压水龙，不怕被捕坐牢，甚至不怕流血牺牲。他们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无私的真诚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正因为青年学生的拳拳爱国之心，才感染了社会各界。1936年12月9日，西安近万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爱国请愿游行，游行队伍唱起了《松花江上》这首歌。学生的爱国情怀，感动了张学良，他当即表示要用实际行动报答学生的爱国精神。随后他与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迫使答应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中国迎来了全民族的抗战。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这种精神，在一二九运动中得到了有力的展示。八十年前，正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鼓舞着青年一代为捍卫民族利益和尊严而大声呐喊;八十年后，它仍应成为广大青年报效祖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是要在共产党领导下自觉担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人们在社会中生活，不仅要走过自己的生命历程，还要担负起各种各样的人生义务，担负起应尽的历史责任。不同时代的青年面对不同的历史课题，有着不同的历史使命。学生运动只有在它反映历史前进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愿望，在它与整个革命斗争相配合并担负起时代的使命时，才能具有深刻的内容、坚强的生命力和确定的历史意义。一二九运动之所以能够成为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起点，就是因为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青年学生勇敢地承担起了历史的责任，他们喊出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在一二九运动发动时，青年学生以满腔的热情和无畏的勇气，走在斗争的前列。但是仅仅依靠这些还不够。为了使斗争能够坚持下去并走向胜利，他们需要得到正确的引导和积极的帮助。这就是说，“知识分子要同共产党结合”，（同上，第256页）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奋斗。指出：“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同上，第256页）事实上，青年学生在这场斗争中之所以能提出正确口号，就是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的指引。
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责任。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样两项根本性的历史任务。当年，中国青年的历史性责任就是要通过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80年后的今天，当代青年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通过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正如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青年应当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在激扬青春、开拓人生、奉献社会的进程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壮丽篇章！
三是要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青年学生虽然在斗争中往往首先觉醒，但他们在全国人口中毕竟是少数。只有当他们的斗争能够反映人民要求，并在斗争中得到广大群众支持时，他们才能是坚强有力的，他们的斗争也才能持续地进行下去。指出：“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只有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正确地结合，才会有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力量。”（同上，第256页）
一二九运动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同情和声援。为了使这场抗日救国斗争能够向纵深发展，12月20日，中国共产党通过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同胞宣言》，号召学生“把反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12月27日，进一步指出，“学生运动要得到持久性”，“只有和工人、农民、兵士的斗争配合起来，才有可能”。（《选集》第1卷，第2版，第151页）这就为中国青年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中共北平临时市委和北平学联的组织与领导下，1936年1月，近500名学生组成“平津学生联合会扩大宣传团”，沿平汉路南下，深入农村，开展抗日宣传。许多人后来还进入革命根据地，直接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正是这种社会实践，使一二九运动中的一些骨干分子，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地学习党的理论和政策，自觉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使自己成长为共产主义者，成长为日后党和国家各条战线上的领导骨干。
一二九运动中青年学生所走过的这条道路，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因为只有在社会实践中，在与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青年知识分子才能了解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激发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历史使命感，才能磨炼自己的意志，增长自己的实际知识和才干，从而茁壮地成长起来。
在给河北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代表的回信中，勉励青年人“到基层和人民中去建功立业，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他强调，“同人民一道拼搏、同祖国一道前进，服务人民、奉献祖国，是当代中国青年的正确方向。”青年学生在一二九运动中的选择跟这个方向是高度一致的。自觉捍卫这个方向，坚持这个方向，是我们对一二九运动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