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没商量”还是“爱国须思量”?

在2008年4月2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7版右下角的“名人说、说名人”专栏里，摘录了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的一段话，现一字不漏抄在下面：

“中国知识分子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望其项背的。尽管眼下似乎有一点背离这个传统的倾向，例证就是苦心孤诣千方百计想出国，有的甚至归化为‘老外’，永留不归。这只能是暂时现象，久则必变。就连留在外国的人，甚至归化了的人，他们依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依然要寻根，依然爱自己的祖籍国。何况出去又回来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呢?只要我们国家的事情办好了，情况会大大改变的。对广大的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来说，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得的话：爱国没商量。我平生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人后。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季羡林先生的新书《忆往述怀》最近出版，他在书中说。)

想对这段话发点议论，是因为这段话，内容荒诞不经，发表在主要针对海外华人、华侨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尤其不伦不类。它既显现出了季羡林这位年愈九旬的老牌教授、老留学生的思想浅薄，也显现出了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者的思想与业务能力的局限。

正是因为要出国、已出国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中国的官方宣传部门，才耗费巨资，在海外印刷、出版《人民日报》海外版。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群读者，《人民日报》海外版，才能多少有一些读者，包括我在内。在季羡林看来，背离爱国主义传统的例证，就是要出国的人越来越多，且有许多人归化为“老外”。出国的人就不爱国了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奥运火炬传递所到之地，异国都城映天蔽日的五星红旗说明了什么?难道是东道主国家雇人去摇旗呐喊的吗?再者，中国的留学政策是“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国家政策支持的好事，季羡林却视为爱国主义传统遭到背离的例证。这不是老糊涂，就是倚老卖老。

季羡林何以觉得，归化人了外国籍的华人，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入籍时，曾经将手放在心口，或是举过头顶，宣誓要放弃对原所在国的效忠，而忠于接纳他归化的新国家。季羡林想当然地这样说，是置千千万万海外华人于不诚、不忠、不义的处境。他们的家庭、财产、生活、人生，都在现籍国，那个国家，用宪法维持他的权利，用军队和警察保卫他的安全。他爱自己的所在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只有从事有损所在国国家利益的、特殊职业的人，才能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这些海外华人，爱中国，爱的是她的血脉亲情、文化传承。

如果愤青们得知，季羡林先生是在法西斯德国，拿着纳粹政府的教育津贴，而得以留德10年的，他们一定会觉得，季教授没有资格谈爱国。当然，这是“”式的思维逻辑，为我所厌恶。但是，我们确实看到了，网络上泛滥着的“爱国”喧嚣中，不是充斥着籽那个惹祸的青岛女留学生“奸尸”、“碎尸”这类狂犬言论吗?我绝对反对她的观点和行为，但我绝对厌恶对她的人身攻击和威胁。

季羡林先生是幸运的。虽然受到过一些冲击和不公平待遇，但毕竟没有被流放到甘肃夹边沟那样的地方去改造。如果他去了夹边沟，他的肉体恐怕早已不存，爱国之皮焉能附之?在他这段话里，他用中国知识分子领袖的口吻，寄语“广大的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爱国没商量。

季羡林先生，你实在错得太离谱了。九旬之年，享此高寿，连国家领导人都给你送花篮，独获尊荣，你自然是爱这个国家爱得没有商量余地。但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什么?仅仅是爱国吗?或者，爱国是唯一的选项吗?如果说知识分子一定要爱国的话，那就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协助、并且监督执政者，制订、实施利国利民的政策，比如，在粮食产量放卫星亩产10万斤的时候，农学家站出来说“放屁!”；在“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年头，社会学家站出来，向国际社会、国际组织公布第一手的、详实的中国人口非自然死亡田野调查报告在大炼钢铁的时候，金属学家站出来说：“胡来!”……

“爱国无商量”是奴性哲学，是对北京大学“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校训的背弃。这就是“儿不嫌母丑、狗不弃家贫”的翻版，是“母亲打错了儿子，儿子不记恨母亲”的换而言之。爱国须思量，因为，人类历史上，有多少罪行假“爱国”之名而行!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我特别尊敬袁隆平院士。他从来不说自己爱国。但他的功德，远远地超过了“爱国”这一层次。他爱的是世界和人类。中国，自然，而且，首先，包括在内。也可以这样说，他是世界上最牛的农民，他对水稻的热爱、对能长出水稻的土地的热爱，对依赖水稻为生的人类的热爱，岂“爱国”两字能够承载!

“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90多岁的老人，学富五车，却说出如此矫情、煽情、虚情的话，大概可算“老而不尊”了吧!

2008年4月29日无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