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2 02:02:25
法律论文范文第1篇
论信赖利益的法律保护
在民事活动，由于自身的故意或过失导致他人权益受损害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以恢复填补受害人所受的损害，包括履行利益的损害也包括信赖利益的损害。所谓履行利益的损害是指法律行为有效成立，但由于债务人不履行债务而遭受的损害，又称积极利益的损害。所谓信赖利益的损害是指“法律行为外形上虽成立，但实际上无效，当事人一方因善意无过失信其有效致受之损害”。（1）例如，甲有一幢房子，2000年12月20日甲与乙签订一份合同，约定甲将该房子卖给乙，价金5万元，12月25日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并支付费用。12月23日，乙就与丙签订一份租赁合同，将该房子租给丙，双方约定2001年1月1日交付使用。2000年12月22日由于甲的过失引起火灾导致该房子被烧毁，在这种情况下，甲、乙间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由于甲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乙可根据合同约定要求甲承担违约责任，赔偿乙因不能履行合同而遭受的损失，即履行利益的损失。而乙、丙间的租赁合同由于租赁物自始不存在，导致合同无效。丙可请求因信赖租赁合同有效而实际上无效而遭受的损失，即信赖利益的损失。
一、信赖利益赔偿请求权的依据
对于信赖利益损害赔偿请求权法律性质如何，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有主张缔约过失说，有主张善意说，有主张原因说。
1、缔约过失说系德国法学权威耶林所倡，他认为契约订立之际，当事人间即成立与契约类似之信任关系，当事人即负有交易上注意之义务，诸如通知、保护、说明等义务，此等义务，不但于契约成立或契约履行时有之，即于契约之缔结时应有之，“从事契约缔结的人，是从契约交易外的消极范畴进入契约上的积极义务的范畴，其因此而承担的首要义务，是于缔约时须善尽必要的注意。法律所保护的，并非仅是一个业已存在的契约关系，正在发生中的契约关系也应包括在内。否则契约交易将暴露于外，不受保护，缔约一方当事人不免成为他方疏忽或不注意的牲牺品，契约的缔结产生了一种履行义务，若此种效力因法律上的障碍而被排除时，则会产生一种损害赔偿义务，因此，契约无效，仅指不发生履行效力，非谓不发生任何效力。简言之，当事人因自己过失致使契约不成立者，对信其契约有效成立的相对人，应赔偿基于此信赖而生的损害”。（2）
2、善意说，法学家雷基斯尔认为，信赖利益赔偿，旨在基于公理，以保护善意无过失之信赖人，故赔偿义务之责任根据，不应由赔偿义务人本身求之，实应由相对信赖人求之，即以信赖人之善意无过失为己足，而不必赔偿义务人有无故意或过失。
3、原因说，原因说者认为，凡以自己之行为，使对方当事人信其法律行为有效存在，如竟因某种原因而无效或不存续者，则不论其人主观上有无过失，对于信赖人概应负赔偿之责。
上述各种学说，由于立场及分析方法不同，各执一词，既有合理的一面也存在不合理的一面，善意说侧重于以保护信赖人为基础，但忽略了赔偿义务人之意思，仅以信赖人之善意为赔偿要件，而不论赔偿义务人之主观状态。原因说，将损害赔偿责任原因引至客观结果主义，以损害之外部事实作为责任判断之基础，而不论当事人之有无过失，概必须负责赔偿，则势必造成当事人畏缩不前，阻碍交易之发展。而缔约过失说,过分强调相对人过失的心理状态,而无法解释相对人在特殊场合应承担的无过失责任(如高度危险作业之情形)。
上述各种学说均不能很好地阐明信赖利益损害赔偿请求权存在的基础，那到底信赖利益损害赔偿请求权存在的基础是什么呢？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实质理由即诚信原则，二是形式理由，即法律的直接规定。
为维持交易之安全，势必有一种力量对从事交易之人的约束，这种力量即存在于人之“诚”与“信”上，“诚信原则，乃以社会伦理观念为基础，将道德法律化而产生之原理，而为法律最高之指导原则也”。（3）信赖利益损害赔偿请求权即植根于诚信原则，用以调和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之偏差，盖意思表示有瑕疵时，保护表意人的同时顾及善意的信赖人，善意信赖人仅得从善意人之表示行为以揣知其意思，则因善意无过失信赖相对人之表示而受损害者，法律自不能不将该损害排除，欲排除此损害，则必先预定损害危险负担之归属，凡对损害危险具有支配力者，即应负损害赔偿之责，信赖人之损害，完全系决定于表意人，如表意人意思表示无瑕疵，信赖人即无损害，如表意人意思表示有瑕疵，信赖人即受有损害，故基于诚信原则，凡对损害之发生具有绝对支配者，即应承担损害赔偿之责。法律行为之无效，往往对信赖法律行为有效之一方发生损害，法律为排除此种损害，遂使对损害发生具有支配者，负一定赔偿之责，而赋予善意信赖人以请求权。
信赖利益损害赔偿请求权存在的形式理由在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各国立法者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考查历史及他国的经验，将信赖利益赔偿请求权的构成、范围及赔偿义务人主观状态以法律形式予以具体化、法律化。
二、信赖利益赔偿的范围
（一）财产之损害。即通常交易上得以金钱估计价格之损害，亦称之为有形之损害。财产之损害赔偿范围，应以原因事实与结果间具有相当因果关系为限，即某一事实在一般情形下，据一般人观察，亦能发生同一之结果者，始能令义务人赔偿。一般认为财产之损害包括所受损害与所失利益。
1、所受损害，即积极的损害，指由于某种事实的发生导致信赖人现有财产的减少，如订约之费用，为履行契约而给付之价金等。
2、所失利益，即消极的损害，指由于损害事实之发生，致信赖人之财产本应增加而未增加，例如信赖人信赖契约有效而丧失某种订约的机会，此种消极的损害的赔偿范围很难确定，只得依通常情形，可得预期之利益者，即能请求赔偿。
（二）非财产之损害。除了财产上之损害以外，还有非财产上之损害，是指对财产以外的其他利益，如生命、健康、名誉、人格造成损害，此种损害不能以金钱衡量之，故称之为非财产上之损害。信赖上能否就契约无效而向相对人请求非财产上之损害。各国立法例皆以法律有明文规定者为限，始能请求赔偿，如台湾地区现行民法第18条第22项规定：“人格权之侵害，以法律有特别规定者为限，得请求损害赔偿或慰抚金”。法律行为的效力如何，一般认为只涉及当事人财产上之得失，也即当事人是否信赖法律行为，通常只发生财产上之损害，与人身自由、名誉之损害似无直接关系，法律行为无效，不足以引发信赖人之人身自由、名誉、人格受损之危险。因此，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一般信赖人不得请求非财产上之损害赔偿。
总之，当事人在进行民事活动中，基于诚信原则，一方当事人善意过失地信赖法律行为有效，而由于某种事实的发生导致无效，信赖人不得向相对方请求其财产上所受的损害与所失利益，在法律明文规定下还可请求因法律行为无效遭受的非财产损失。
永春县人民法院:林赐文
注:
(1)林诚二著,《民法理论与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二百三十七页;
(2)张广兴著,《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第五十二页;
法律论文范文第2篇
合同签订后，农行步步高分理处依约将崔静所借款760000元汇给了仑山湖公司。20__年5月仑山湖公司将座落于句容市边城镇仑山湖长滩E幢E17号房屋交付崔静。自20__年8月20日起止至20__年12月20日止崔静分17次共向农行还款242809.20元，但自20__年1月份起至20__年5月16日止，崔静已连续三期未依约偿还农行贷款计548149.99元。同年5月16日和6月5日，农行句容市支行两次向仑山湖公司发出“关于履行回购责任通知书”，要求对崔静购买的房屋进行回购。同年6月9日，仑山湖公司将崔静所欠贷款本息合计549601.27元偿还农行。
20__年4月13日，仑山湖公司与许慧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1份，将已更名为金橘园17号的诉争房屡卖给许慧，总价款为298万元。
20__年8月18日，仑山湖公司分别以特快专递向陈东及崔静分别寄送了律师函及附件20__年5月23日之告知函、20__年6月5日之回购通知书和20__年6月9日还款凭证。律师函主要内容是：“20__年1月始，崔静归还贷款出现不良记录，20__年5月16日，农行要求仑山湖公司履行回购义务，为此，该公司于20__年5月23日向崔静发出书面告知函，告知该公司将履行回购义务；双方20__年1月3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20__年6月5日，农行再次向公司发出《回购责任通知书》，20__年6月9日，该公司将崔静所欠贷款549601.27元归还给农行，回购了E17号房，解除了按揭。自合同解除后，崔静一直未来办理退款手续”；“为了结该公司与崔静所签订合同的遗留事宜，特致函如下：一、速来领取崔静已经支付的房款（首付款199019元，己支付的按揭贷款216398.73元）。二、承担江苏仑山湖发展有限公司回购房款549601.27元及自20__年6月10日至20__年8月10日E17号尚未出售期间造成的银行利息损失72201元”。陈东在收到上述函件后未向仑山湖公司提出异议。20__年12月5日，诉争房屋登记在许慧名下。20__年8月17日陈东与崔静离婚，约定诉争房屋之权利义务由陈东享有与承担。20__年8月5日，陈东向法院要求仑山湖公司赔偿违约损失160万元。
一、二审法院认为，20__年1月30日，陈东前妻崔静与仑山湖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及20__年6月18日中国农业银行句容市步步高分理处、崔静、仑山湖公司签订的个人住房按揭合同，系各方当事人宾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20__年5月，仑山湖公司己将诉争房屋交付给崔静，履行了自己的义务。20__年9月仑山湖公司通知崔静办理房屋产权证，但崔静一直未办理房屋产权证，导致无法按合同约定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崔静已构成违约。20__年1月起至20__年5月止，崔静又因连续三期未依约偿还农行贷款，该行为满足了按揭合同中约定的仑山湖公司“回购”房屋的条件。所谓“回购”是指开发商将自己出售给购房人的商品房予以购回的行为。回购责任实际上是承担保证责任的一种形式，是银行规避风险的一种方式，是附条件的解除原购房合同。本案因崔静的违约行为直接导致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之后经贷款银行通知，仑山湖公司履行回购义务。仑山湖公司在20__年6月代为履行了全部债务，“回购”义务已履行完毕。同时法律规定，解除合同需履行通知义务。仑山湖公司提供的通知义务的证据虽有瑕疵，但崔静作为按揭合同的当事人，非常清楚其一旦违约，必将导致开发商的“回购”行为，即20__年5月后就明知“回购”发生，20__年4月物业公司也明确告知诉争房屋有权属争议，其并未向仑山湖公司提出异议，或直接通过法律途径觯决。现仑山湖公司于20__年8月履行了通知义务，行使了解除权。
至于“回购”的价格，亦是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一，当事人可以约定回购时的价格。在合同中对回购时的价格未约定的，本院认为可以参照合同中的其他条款或回购时的评估价格并结合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来确定。本案按揭合同中对回购时的价格未进行约定，仑山湖公司是按原价进行回购。本院结合案情认为参照其他条款，以原价回购，更符合情理。理由是：首先，按揭合同的其他条款中有原价回购的约定；其次，崔静的违约行为直接导致回购条件的成就，崔静明显具有过错；第三，由于崔静自身的原因诉争房屋未办理产权证，进而未能办理房屋抵押手续，加重了开发商应承担的担保责任，如果崔静及时办理产权证，办妥房屋抵押手续，则完全可以避免“回购”情形的发 生；最后，按揭合同中约定了开发商不及时回购房产，每天将产生较高的违约金，使得开发商承担了更高的风险。现在属于房价上涨周期，如果房价处于下跌周期，势必给守约者仑山湖公司造成损失。如果支持了陈东的请求，违约者就会因其违约行为获得高额赔偿，明显与诚实信用原则相悖。因此，仑山湖公司以原价回购，法院予以支持。遂判决驳回陈东的诉讼请求。
陈东不服申请再审称，三方贷款担保合同中约定的原价回购系变相将抵押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违反流押禁止规定，应属无效。按揭贷款合同系格式合同，回购是仑山湖公司的义务，而非其权利。仑山湖公司即使回购，也不应按原价回购。后法院调解，仑山湖公司一次性返还陈东441 828元，并补充6万元。
一、 房产回购之概念
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回购是卖主与买主事先在合同中约定，当合同约定的条款成就时，卖主有权从买主手中将已转让给买主的物品再卖回来的制度，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卖方的利益。而所谓的房产回购，是指购房人取得所购房屋的产权证后，开发商按照条款约定将自己出售给该购房人的房产（包括期房和现房）予以购回的行为。开发商回购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目前实践中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分类：按照按揭贷款中房屋是否建成为标准可以分为期房回购与现房回购；根据开发商回购的目的，可以分为投资型回购和担保型回购；根据回购时是否根据事前约定而进行，将房产回购分为事前有约定的回购和事前无约定的回购等。
二、房产回购属于请求权抑或形成权
请求权是指权利人得请求他人为特定行为（作为、不作为）的权利。请求权是相对权的典范，即仅仅相对于某个特定人产生效力。形成权至权利人得以自己一昂的意思表示使法律关系发生变化的权利。房产回购，至今只是作为开发商承担保证责任后或是业主存在违约责任的情况下，开发商为了保护自身合法利益的一个选择。无论是针对合同里约定的回购条款，还是具体的回购协议，都是开发商可以选择的一个合同权利。当条款或协议约定的条件成立的时候，开发商有必要提出回购请求。只有在这个时候，房产回购才从纸面上的权利变成一个法律事实。因此回购条款属于请求权的范畴。
三、房产回购条款的性质。
对于该回购担保条款的性质，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回购担保条款实质上是一种保证担保条款，回购担保条款符合保证担保的特征。另一种意见认为，开发商代偿债务的约定只是回购担保条款内容的一部分，对抵押物的处理是回购担保条款的主要内容，回购担保不属于保证，而是三方当事人在房屋按揭贷款合同中预先设定的再买卖约定，即由开发商向银行承诺当购房人不依约偿还按揭借款时由其向购房人买回房屋的承诺，从而使购房合同附上了条件。笔者倾向于第二种意见。我国现行担保法律没有设定回购担保方式，在回购担保条款的内容包括回购价格、房产转让和登记费用的承担和违约责任等均存在法律空白。从当事人在房屋按揭贷款合同中约定的回购担保条款内容看，不能认定是开房商提供保证担保。回购担保条款是我国现行担保法律制度中未规定的担保方式，这种担保方式类似于日本担保法律制度中变更担保方式的再买卖约定。因此，作为类担保型回购的开发商回购实际上不是法定的担保形式之一，也非所有权保留条款或债权转让制度。我国担保法中仅规定了种担保方式，即：抵押、保证、质押、留置和定金，并没有所谓的“回购”，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所说的开发商“回购”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目前我国实务中个人住房贷款担保的五种形式也没有涉及开发商“回购”：（1）以所购住房作抵押（2）抵押加阶段性担保。以期房作抵押的，由房产开发商提供阶段性担保（3）住房抵押加购买住房贷款保险（4）质押担保以连带责任保证，保证单位为借款人全程提供连带保证（5） 按揭贷款合同中银行与抵押人约定：如果抵押人未能按合同规定偿还借款本息及其他费用时，开发商承诺讲按抵押权人的书面通知回购抵押房产并支付应付与银行的款项。因此不管是（2）项中的阶段性担保还是（5）中的连带责任保证，开发商回购条款都难以归结于其中。
有人认为回购条款是银行与开发商在合作协议中约定债权让于条款，银行将借款人手中取得的权益也即债权，转让给开发商的一种债权让与行为。银行对借款人享有的主债权、本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费用的偿还权转让于开发商，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首先从转让对象的性质来看，是债权转让的对象是合同权利而非义务。根据我国目前法律的规定，债权的转让仅存在于合同当中，是一种合同权利的让与。指合同一方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部分地转让给合同以外的第三人。开发商回购条款的目的是为了保护银行的利益，是向银行作出的向购房人承诺以约定价格购回住房的一种承诺，只要购房人违约银行要求其开发商回购，开发商就必须回购，从这个意义上说银行转移给开发商的并非权利而是义务，债权转让也与开发商回购的本意相去甚远。其次，银行对购房人的债权既没有因履行而消灭也没有转让给开发商，而抵押权的发生、移转及消灭，均应当从属于其所担保的债权，所以银行的对购房人的抵押权也没有转移给开发商。实际上开发商的回购也是为了替购房人履行银行的债权，因此开发商回购因此也不同于债权让于制度。
上述已经提到，开发商回购实际上是对银行的一种承诺，承诺银行作为抵押权人在实现抵押权并对住房进行变卖、拍卖抵押物时，开发商愿意直接购买抵押物，支付购房人所欠银行的贷款，因此回购条款事实上属于开发商认可的银行抵押物处分条款。在借款人违约时，银行行使抵押权处分抵押物时，开发商作为事先约定的抵押物的买受人，按合同约定的价格或约定的计价方法确定的价格购买抵押物，不需要借款人的同意，既便于操作也提高了抵押物处分效率。
四、房产回购条款的效力及回购的价格如何确定。
在回购担保条款效力的认定上，目前也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该条款约定令开发商回购买房人已抵押担保的房屋，违反了我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应为无效条款。另一种意见认为，回购担保方式虽在我国现行担保法律制度中未作相关规定，但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及第三人的利益，根据合同自由原则，应当确认回购担保条款有效。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回购担保条款的效力不能简单地只适用《担保法》的有关规定来判定，再者，《担保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是授权性规范而不是禁止性规范，它授予了保证人对物的担保的先诉抗辩权，但据上述回购担保条款性质分析，回购担保不属于《担保法》中规定的保证担保，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回购担保视为保证担保方式并且适用《担保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来否认其效力。当然肯定回购担保条款的效力，前提是房屋按揭贷款合同必须有效。如果贷款人只与开发商单独签订回购担保合同，未经抵押人同意时，回购担保条款就应当认定无效。
对于回购的价格，笔者认为当事人可以约定回购时的价格。在合同中对回购时的价格未约定的，笔者认为可以参照合同中的其他条款或回购时的评估价格并结合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确定合同的原价格为回购的价格。
五、实践中开发商回购约定存在的法律问题与对策
房产回购中投资回购有助于购房人坚定购房信心。购房人购时，有的可能是贷款买房，担心自己到时有 可能无力还贷；有的可能是投资买房，担心自己所购之房是否会升值、能否有回报。开发商承诺：当购房人无力偿还贷款，开发商按约定的价格回购该房屋并代其履行还款义务；或者购房人投资买房经过一定的期限后，开发商可以按一定的投资回报率将该房产予以回购。这样的承诺，可以让购房人打消顾虑，增强购买欲，坚定购房信心，也有助于贷款人的放贷积极性。购房人在向贷款人申请贷款时，开发商向贷款人承诺:若购房人不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偿还贷款时，开发商回购该房产并负责偿还其贷款。此承诺既使得贷款人的资金获得了多重担保，如房屋抵押担保、保险公司的保证保险、房屋回购担保等，又使得贷款人避免了因行使抵押权而拍卖抵押物的麻烦；既有利于贷款人的资金安全，又有利于贷款人的放贷积极性，房产回购还有助于开发商销售房产。
当然回购条款也可能给购房带来的损失。如天府早报曾经报道过业主遭遇灰垢损失惨重的案例。首先，购房人丧失了对房产的所有权及首付款。在现实生活中，如果购房者未入住小区时，开发商会更好操作。一般会采取强制措施禁止购房者入住并将房产另行处置。其次，购房人有可能损失房产价格的增值部分。开发商在承担担保责任后往往会按照原买卖回购条款约定的价格将房产收回，虽然双方可以就价格进行协商，但实际上往往会比市场价值低，因此由开发商回购房产会造成购房者房产增值利润的损失。
为了避免银行卷入不必要的纠纷，最好约定在按揭贷款合同中约定开发商回购行使时，银行解除按揭贷款合同。因为在回购发生后还需处理开发商与买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如果没有明确合同中的解除合同条款，在开发商因就担保责任以约定的价格回购该房产后，不排除开发商与购房者之间引发的其他民事纠纷。如银行与开发商双方共同签订回购协议书，虽然双方一致同意回购，但由于回购房产又涉及第三方的利益，回购的标的物是房地产买卖合同中的当事人之一买方所有，因此，开发商与银行就买方的房产私下设定回购无疑于要求合同以外第三方承担因回购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其效力性本身值得商榷。如果买方已经取得房产证的话，作为完整意义的产权人，银行与开发商关于回购的约定实际是关于房地产的二次转让，这种转让按照目前深圳的政策需要三方关于该套房产的处分方式达成合意并通过法定的程序才能解除。因此在开发商与银行就回购达成的合意而没有第三方（买方）的书面同意的话，可能会发生潜在的法律冲突。如何约定开发商回购时向银行支付的价款？ 有的银行在《回购协议》中约定：贷款人要求开发商承担回购责任时，贷款人需通知开发商和购房人，开发商即应在收到贷款人的通知后一个月内向贷款人按上述约定的价格支付回购款，而不论回购手续是不是已经开始办理或办妥。此约定不妥之处体现在：首先，贷款人要求开发商承担回购责任时，开发商就必须支付回购款，而不论回购成功与否。这从情理上来讲未免有些霸道，房产开发商在为购房者承担了个人住房借款合同中约定的担保责任后，开发商有权收回购房者所购房产，用以抵付购房者所欠银行全部贷款本息、罚息及未履行付款义务的违约金等，剩余部分退还购房者。若开发商按约定的价格支付回购款给贷款人存在不妥之处，因为开发商按约定的价格从购房人手中回购后，其回购款并不是都要支付给贷款人。如一套60万元的房产，购房人首付20万元，按揭贷款40万元。购房人偿还贷款本金10万元时无力还贷而由开发商回购。现在假定是原价回购，也不考虑利息及回购费用等因素，那开发商也应是按60万元回购。而这60万元只应有30万元归贷款人，其余30万元应返还给购房人。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回购的房产属于抵押物，开发商回购实质上是对抵押物的变卖，故理所当然地应将“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因此，这一约定有损购房人的利益。此条可作如下修改：“贷款人要求开发商承担回购责任时，应通知开发商和购房人；开发商和购房人应在收到通知后十日内开始办理回购手续。回购手续办妥后十日内，开发商按原《抵押贷款合同》的约定代购房人向贷款人清偿债务。”另外还有的《回购协议》中约定：如果回购不成功，开发商将回购款支付给贷款人后，则贷款人对购房人的债权转让给开发商。此条规定也有不妥，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这就是说，若回购不成功，开发商代为还款后，贷款人将债权转让给开发商的，应履行通知购房人的义务，否则，该转让对购房人不发生效力。那么，开发商代偿后，如果贷款人怠于履行通知义务，则开发商是无法向债务人即购房人主张权利的。本条内容可作如下修改：“如果回购不成功，开发商同意代购房人清偿贷款债务且事实上已经清偿的，贷款人对购房人的债权转让给开发商，但贷款人必须在开发商清偿债务后十日内书面通知购房人。”
法律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刑事犯罪 征收拆迁 房屋确权
2011年8月，Z区人民政府决定对城中村D村村民房屋实施拆迁，并就该拆迁项目临时成立了拆迁指挥部。D村村委会主任马某被吸收为指挥部下设的确权小组成员，协助涉拆房屋的确权工作。该村村民金某在拆迁前，违章搭建房屋6间，计建筑面积190多平方米。2011年12月，马某在明知该房屋系违章抢建，不符合确权条件，仍以村委会名义出具证明并加盖村委会印章，证明该房屋系旧房翻建，并在确权小组会议上主张对其确权。致使确权小组以多数意见通过对金某所抢建的190多平方米违章房屋的确权，列入拆迁补偿范围。之后，金某获得分别为105平方米和90平方米的安置房回迁证（在建）及拆迁补偿款19万元。因村民举报，检察机关经立案侦查，以罪将马某到法院。
本案至少涉及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拆迁过程中对涉拆房屋的确权行为是否属行政职权；第二，被临时吸收到拆迁指挥部确权小组的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属罪的适格主体；第三、征收拆迁房屋主体的责任应如何追究；第四、确权行为的犯罪所造成的公共财产损失应如何计算？本文立足于对征收拆迁中房屋确权行为的定性，围绕确权过程中行为的疑难问题展开讨论。
构成罪必须以行为的存在为前提。一般认为，存在三种行为方式，一是无职权超越行使；二是有职权但不正确行使；三是故意放弃应当履行的职权。可见的行为必须以行为人的职权为基础，其核心问题是“职权”，具体表现为职权行使的关联性，而职权关联性是指行为人行为与其所拥有的职权具有紧密关系，如果两者并无实质上的关联，那么此行为就不能定性为罪。
近年来，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在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和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确权过程中发生的犯罪多发。由于征收拆迁工作的特殊性，时间短、任务重，历史遗留问题多，加之实践中对征收拆迁中房屋确权行为的性质界定不清，导致司法实务对征收拆迁房屋确权过程中罪的认定存在困难。笔者认为，厘清此问题，需要在对征收拆迁活动的性质分析基础上对征收拆迁房屋确权行为的性质进行界定。
1.征收拆迁活动的法律性质。目前在理论上存有一定的分歧，主要观点有：（1）民事行为说。认为房屋征收拆迁是征收拆迁人与房屋所有权人基于契约而形成的合同权利，因此，征收拆迁活动是民事行为;（2）行政行为说。房屋征收拆迁的本质是国家对土地使用权的回收，征收拆迁主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实施，征收拆迁活动是行政行为;（3）混合说。房屋征收拆迁中既有行政行为，又有民事行为。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即征收拆迁行为既有行政行为，又有民事行为。我国《宪法》第13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物权法》第42条第1款和第3款对房屋拆迁等财产征收行为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2011年1月21日国务院公布实施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进一步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根据以上规定可知，征收拆迁是国家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以补偿为条件，以强制力为支撑，对被征收拆迁人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剥夺的行政行为。
2.征收拆迁的工作流程。征收拆迁活动中实施的所有行为是否都是行政行为呢？笔者认为，应结合征收拆迁工作的具体流程进行具体分析。一般而言，征收拆迁分为准备、实施和补偿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又有许多流程和环节。以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拆迁流程为例：
1.准备阶段：
市、县人民政府征收拆迁许可 征收拆迁地块公告公示 投资主体（国有投资公司）收储土地 委托拆迁事务所入户调查、测算 确定征收拆迁安置补偿方案 安置补偿方案公告上墙等。
2.实施阶段：
征收拆迁确权小组确权分户
对房屋面积的确认
对无证房的确权及房屋户数的确认
对房屋价值及附属品价值的确认
拆迁补偿方案的确认
达成安置补偿协议
3.补偿阶段：
达成安置补偿协议 被征收拆迁人交付房屋 征收拆迁主体对拆迁协议进行补偿安置。
上图所示，征收拆迁活动在各个阶段都有若干流程。但并非每个流程实施的行为都是行政行为。笔者认为，准备阶段是征收拆迁的原因行为，应属于行政行为，该系列行政行为确定了征收拆迁的合法性。实施阶段的行为既有行政行为，也有民事行为，其中确权小组对房屋面积的确认、对无证房的确权及房屋户数的确认、对房屋价值及附属品的确认以及对拆迁安置补偿方案的确认，因其不具有自由协商的空间，如果被征收拆迁人不予认可，则可进行行政裁决，而不以被征收拆迁人的意志为转移，亦属行政行为。补偿阶段则属于民事行为，它是征收拆迁人对被征收拆迁房屋进行合理、公正评估的基础上的民事利益互换过程，表现为征收拆迁人与被征收拆迁人在合意基础上的契约关系及对该契约的履行过程。而征收拆迁人对房屋及附属物的拆除行为，则属于一种事实行为。
3.征收拆迁中房屋确权的性质。房屋确权本应是房屋管理部门针对
房地产权属登记、权属变更、转让、评估、抵押、中介服务等的产权、产籍的管理活动。但在征收拆迁活动中，无证房或有证过期房，居住房或经营房等属性的确认，直接关系到被征收拆迁人实体利益的确定，因征收拆迁项目受到时间的局限性，县、市级人民政府在作出征收拆迁决定时，一般都赋予了征收拆迁项目指挥部对涉拆房屋进行确权的职权。笔者认为，该职权应视为政府将房屋确权的行政职权委托给拆迁指挥部行使，是政府在特定时间、特定事项下对行政权力的让渡，该让渡的职权仅在本次和本项目中有效。 综上所述，征收拆迁活动中的房屋确权行为是征收拆迁人实施的行政行为，相关工作人员行使的是行政职权。本案中，马某所在的D村拆迁指挥部确权小组对金某违章房屋的确权行为行使的是行政职权。
罪是渎职罪的类型。根据刑法规定，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 ，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罪的主体系特殊主体，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2002年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对渎职罪的主体做出了扩大规定：“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有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该立法解释以“职责”为依据对渎职罪的主体进行界定。即不管是否属于正式编制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只要代表国家行使职权时，就应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范围，可以成为渎职罪主体。
从笔者所在的地区看，目前，征收拆迁工作确权小组的成员单位有：1.国有投资公司（主管单位一般是人民政府）；2.乡镇、街道；3.村委会、社区组织；4.住建局；5.拆迁事务所；6.拆迁评估公司；7.助拆单位（主要由机关单位临时组成）。人员成份混杂，其中，既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编制的工作人员和无编制的聘用人员，也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还有企业工作人员和基层自治组织人员。按照全国人大的立法解释，这些人员都有可能符合的主体资格。但是否所有参加征收拆迁确权小组的人员都是从事公务性质的工作，都构成罪的主体，实践中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对于来自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基层自治组织和来自于国家机关的助拆人员可以成为罪的主体，而来自于国有公司企业和非国有公司企业的人员不能成为的主体。另一种观点认为，无论确权小组成员所在单位性质如何，只要参加征收拆迁工作，具有相应职权的，都可以成为罪的主体。换言之，征收拆迁确权小组就是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是：（1）征收拆迁确权行为本身具有行政色彩。确权小组成员虽来自不同单位，但其肩负的使命和职责是不同的，都是行政职权的一部分；（2）参加某一特定的拆迁项目后，确权小组成员的行为，将不再代表原所在单位，而是以拆迁指挥部的名义出现在社会公众面前，因此与其单位性质无关，此情形在助拆人员身上更为明显。
本案中，马某涉嫌并不在于他担任村委会主任这个职务，而主要在于他作为基层自治组织负责人参加了确权小组，负有对涉拆房屋进行确权的职责，由于他对当地情况比较熟悉，相比确权小组其他成员，更了解村民及其房屋状况，因此，他的观点在确权小组会议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事实上，正是由于他提供了金某违章房屋系旧房翻建的虚假证明，才引起金某违章搭建房屋得到拆迁安置补偿的后果，因此，马某是本案的适格主体。
征收拆迁中的每一宗房屋确权，均需要确权小组会议集体研究并经小组中各方人员的签字确认。但确权小组成员在确权过程中的作用并不相同，权限也存在大小甚至有无的区别。有的是有职有权，有的是有权无职，还有的无权无职。如在一起案例中，被告人辩称其一宗房屋确权的签字是为了完善手续补签。因此，对征收拆迁房屋确权的犯罪，应明确对哪些人员追究责任和追究到哪一个层级。
根据两高《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以“集体研究”形式实施的渎职犯罪，应当依照刑法分则第九章的规定追究国家机关负有责任的人员的刑事责任。对于具体执行人员，应当在综合认定其行为性质、是否提出反对意见、危害结果大小等情节的基础上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和应当判处的刑罚。 具体到征收拆迁的行为，可区分以下情况作出处理：
1.不同性质的责任追究。（1）如果确权小组成员都明知违反规定而作出确权决定，都应追究责任；（2）小组成员中，如果一部分人明知违反规定，而积极实施确权行为而另一部分人仅仅是不负责任，前者应予以追究，后者则考量其过错大小区别处理；（3）当所有成员都未能按照规定履行职责的情形下，根据与其职责最紧密的因果关系确定责任 。
2.责任大小的区分。有观点认为应该按造成经济损失多少的比例从来确定各自责任。笔者认为，该观点不可取。（1）确权小组的成员来自不同单位，没有上下级关系，相互间不具有制约性影响，很难说谁的意见能起决定作用；（2）从确权的具体表现来看，需要每个成员表态签字，缺一不可。换言之，每个成员都有一票否决权，因此，很难区分作用大小，其比例大小更加无法区分。但每个过失行为都与损害结果有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故应当对经济损失总额承担责任。同时必须注意的是，在共同过失的行为人中，也的确存在作用大小的不同，因此，应当根据其地位、作用、弥补损失等情况，在法定量刑幅度内区别量刑。
3.共同犯意下的责任追究。当确权小组成员之间具有共同犯意的条件下，确权成员应构成共同犯罪。但在认定共犯作用之后，对地位、作用较小的成员，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4.不予刑事追究情况的处理方式。对经集体研究的确权行为构成的，如对部分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对其他人员虽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可建议其上级部门追究其行政责任。
罪是结果犯，必须以给国家、集体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才能定罪。征收拆迁房屋确权中行为所侵害的法益，是致使本不应该得到安置补偿的人员获得安置补偿，使国家征收拆迁资金遭受损失。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一般包括安置房和拆迁补偿款两个部分，司法实践中的大多案例表现为补偿款都被拆迁对象领取
，而安置房由于处于在建之中并未实际安置。在此情形下，不应该得的安置房能否计算在经济损失内，是既遂还是未遂，争议较大。有人主张在尚未安置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可以通过追缴等方式挽回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应扣减行为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数额，行为人的犯罪形态也应为部分既遂部分未遂，尚未实际安置的房屋属未遂。 笔者认为，犯罪既遂是犯罪的完结形态，具有排他性，犯罪一经既遂就不可能有其他停止形态。征收拆迁中的房屋确权行为的核心是“确权”，因的确权行为将不应该安置补偿的房屋列入安置补偿范围，并领取了安置房回迁证和补偿款，已经表明该行为的完结并造成了经济损失。尽管该损失可以通过司法机关的追缴而挽回，但行为人的已经侵害了刑法规定罪所要保护的法益。因此，对于尚未安置的房屋，应当计算在经济损失内，行为人的犯罪形态应当是既遂。
法律论文范文第4篇
对于我国死刑问题的思考与研究，是在国际形势推动下所促成的，这无疑是我国法学界西学东渐的又一例证。因为从中国自身文化意识所决定的传统法律制度中，死刑的工具效力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死刑，是指剥夺犯罪人生命权利的刑罚方法，包括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执行。[1]因死刑以剥夺犯罪分子生命为内容，故又称生命刑。生命权是人的“权利之王”，故死刑也称极刑。
死刑起源于原始社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血亲复仇制度。从奴隶社会开始，死刑便成为几千年人类刑罚史上领衔的主刑，它对于遏止犯罪的价值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但是在被人类不假思索地运用了几千年后，死刑开始受到思想家的挑战。人类在适用死刑的过程中对其认识也不断深化。在死刑被人类适用几千年之后，人们开始对它的作用和存在提出质疑。1764年，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首次提出废除死刑和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主张。接着，世界范围内废除死刑运动风起云涌，许多国家在法律中废除了死刑或在司法实践中已不执行死刑。
大部分学者从人道主义及国际接轨方面主张应废除死刑。死刑是剥夺人的最基本的权力—人格权、生命权的法律制度。“死刑存废之争”由来已久。废除死刑是文明社会的共识和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限制死刑的适用，“不可不杀，坚持少杀，防止错杀”是我国的一贯形势政策。2004年，国家主席在法国国民议会大厅发表演讲，表示一旦条件成熟，中国政府将向全国人大提交批准该公约的建议。目前，我国国内要求减少死刑的呼声也比较大，很多学者提出了许多值得关注的观点，由此可见，中国废除死刑的要求非常迫切，从法律的角度看，中国只有废除死刑才能更好地融入到国际社会。
一、关于我国死刑存废制度的理性思考
法律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于法律中适用死刑制度在我国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作为一种最古老的刑罚方法，其名目之多、范围之广、执行方法之残酷、受刑人数之众，为世界各国所罕见。但从总的趋势上看，随着中华文明不断进步，死刑的施刑名目逐渐从滥酷趋向规范；施刑方式从残忍趋向人道；定罪量刑也由统治者跟着感觉走，而变得愈加审慎。
死刑本身的独特性，在刑法学研究领域也是相当活跃的一个部分。死刑的存废以及死刑制度的取向一直都是理论上和立法上的热点。我国现行死刑制度是有其历史渊源和现实依据的。
（一）我国死刑制度的现状及局限
（1）我国死刑制度现状
我国1979刑法共用15个条文设置了28种死刑罪名，相对于当时的社会情况应该说是比较适当的。然而，1979年刑法典颁行之后，由于社会治安形势趋于恶化，重刑主义思想一度成为主流。在1997年刑法修订中，对于死刑的削减，在刑法学界已经成为共识。但是我国1997年刑法仍然保持了47个死刑条文，设置了68种死刑罪名，从司法实践来看，死刑万能、重刑主义仍然是主导思想。[2]研究我国刑法的现状，不难发现限制死刑的改革仍然在大刀阔斧地进行。此后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均较为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死刑政策。最终实现了死刑在立法上的实质性削减、技术性削减和实际执行上的削减。
面对着当今世界逐渐废除死刑的趋势，我国虽然保留死刑，但是对死刑有着严格的限制。
第一，从适用条件上限制
《刑法》第48条第1款前半段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从而将适用死刑的条件界定为“罪行极其严重”，也即犯罪性质、犯罪情节、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极其严重的统一，有效地对死刑的适用范围进行了限制。
第二，从适用对象上限制
《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法律明确规定将“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这两类人排斥于死刑适用对象之外，进一步限制了死刑的适用范围。体现了我国刑法重在教育和人道主义精神。
第三，确立死刑缓期执行制度
死缓制度是我国刑法的独创。《刑法》第48条第1款后半段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即对应判处死刑而不是必须立即执行死刑的犯罪分子，可以给一个缓冲的机会。
第四，从适用程序上限制
首先从案件的管辖上讲，据《刑事诉讼法》第20条规定，死刑案件只能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进行，一审基层人民法院无权审理死刑案件。在核准程序上《刑法》第48条第2款前半段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规定了严格的核准程序，客观上限制了死刑数量，保证了办案质量。
（2）我国死刑制度的局限性思考
死刑的本质实为一种肉刑，它和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是相悖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尽管人们对身体刑使用得越来越少，而且其执行方式也越来越文明，但是这一切仍然无法掩盖死刑属于身体刑的本质。这种残酷的刑罚，不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更不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越来越发达；相反，死刑作为人类未开化时期继承下来的遗迹，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逐渐走向没落的。一项文明的法律制度，仍然大量保留和适用身体刑，这不能不说是该制度的历史局限性。研究现行刑法，死刑应该说是诸刑种中最重的一种，而且司法机关由于承担着依法惩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重担，往往希望通过死刑弹压犯罪来缓解社会治安的现实压力。但实际上死刑被大量适用很可能会事与愿违，不仅会发生死刑效力的贬低，而且立法机关为满足司法机关对于扩张死刑的要求，大量制定死刑条款，会不适当地影响司法机关工作重心偏离运用综合治理手段维护社会秩序的轨道。
（二）世界各国死刑废除趋势
世界各国对待死刑的政策也不尽相同。总体而言，各国立法对死刑的规定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第一，绝对废除死刑，又称完全废除死刑，这种情况是指在宪法或法律中明确规定废除刑事法律中的死刑，或者在所有刑事法律中均无死刑规定。
第二，相对废除死刑，又称部分废除死刑。这种情况是指法律规定只对普通刑事犯罪废除死刑，对叛国或者政治犯罪、军事犯罪则保留死刑；或者宣告和平时期废除死刑，战时对某些犯罪恢复死刑。
第三，实质上废除死刑，又称实际上废除死刑或事实上废除死刑。这种情况是指法律条文中虽规定有死刑，但是在过去若干年内从未执行死刑或者从未判处过死刑。[3]在这种情况下，死刑条款形同虚设，从实质意义上讲与废除死刑并无二致。
第四，保留死刑，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这种情况是指法律上仍然规定有死刑条款，亦运用死刑条款判处死刑和执行死刑，不特别指明死刑使用的时效限制，但却规定对死刑适用的严格限制条件，比如死刑的适用范围、适用对象、适用程序、执行方式等等。
（三）我国废除死刑的现实意义
（1）对于反腐败斗争意义重大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时期。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然而巨大的物质利益诱惑也导致了政府官员的，严重影响党员干部的公仆形象，也不利于党群关系的健康发展。为了打击贪污贿赂型犯罪，刑法对该类型犯罪配置了死刑。然而刑罚具有谦抑性，对一项犯罪配置死刑是否合适，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对犯罪分子适用死刑能否使其得到应有的惩罚；二是对该罪配置死刑是否能够有效预防犯罪①。对于贪利性犯罪配置死刑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不利于打击犯罪，犯罪分子被执行了死刑就在事实上使活的证据消失了，有可能该犯罪分子掌握他人的证据，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告发。即使该犯罪分子没有告发其他人的罪行，但是只要该犯罪分子没有被执行死刑，他就有可能在适当的情况下对其他人予以告发。从而对其他腐败分子起到一种制衡作用。
（2）国际公约对人权保护的要求
当前对于废除死刑的呼声越来越高。许多著名的刑法学者强烈呼吁废除死刑，或者限制死刑在审判中的适用。废除死刑在理论界已经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尤其在我国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后，两个人权公约对我国保护人权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我国作为这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的签约国就必须严格履行国际公约。否则便是违约行为，将会导致国家责任的承担。而且更重要的是有损于我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样一个对国际社会负有重要责任的国际大国的形象。
二、中国废除死刑的必要性分析
（一）废除死刑的理论依据
（1）死刑侵害了基本人权中的生命权
自16世纪后半期出现的废除死刑的主张源于生命神圣说，基督教信徒们正是高举“生命是上帝所缔造的，除了上帝任何人无权剥夺”的旗帜，在生命神圣的绝对理念下，抨
①刘志伟梁剑关于传授犯罪方法罪废除死刑的思考中国废止死刑之路探索——以现阶段非暴力犯罪废止死刑为视角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104
击死刑并对国家的死刑权发难，从而吹响了近代死刑废止论的号角。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带来了欧洲文化中的理性主义思想的兴起，哲学家们无一例外地赞成“生命权”是人至高无上的权利。
保障基本人权是当代人权运动的主旨，而生命权是人的一切权利之本，人的所有其他权利都是依附于生命而存在。理所当然地，生命权属于最基本的人权。而人权的最基本的特性之一在于其普适性，即无一例外地适用于包括罪犯在内的所有人。相应地，罪犯应该与普通人一样地享有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而死刑恰恰以剥夺罪犯的生命为内容，因而构成对罪犯作为人的最基本人权的生命权的一种侵犯。因上，废除死刑是保障基本人权的必然要求。这就是当代人权论者要求废除死刑的基本立论与逻辑。
（2）死刑违背社会契约
社会契约论的代表人物洛克便提出，处于自然状态的人类在宏伟自然权利中的一部分组成国家权力时，所割舍的权利不包括生命，因为“一个人既然没有创造自己生命的能力，就不能用契约同意把自己交由任何人奴役，或委身于别的绝对的任意权力之下，任其夺去生命。谁都不能把多于自己所有权的权力给予他人；凡是不能剥夺自己生命的人，就不能把支配自己生命权利给予别人。”国家运用死刑惩罚犯罪的人，是对刑罚权的滥用。因此，“死刑并不是一种权利。”
（二）废除死刑是发展趋势
废除死刑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趋势，即便是保留死刑的国家，也受此潮流的影响，对死刑的适用范围做出了严格的限制。②1962年联合国通过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目前已有18个国家加入。《公约》第6条第1款规定：“人人的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人的生命权。”第2款规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第6条规定：“本公约的任何缔约国不得援引本条的任何部分来推迟或阻止死刑的废除”。[4]很显然，《公约》的精神体现了限制死刑并逐步废除死刑的目标。
废除死刑是各国刑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也不例外。当然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在废除死刑的条件步骤方法上，存在着差异，在是否废除死刑，先废除哪些死刑罪名，哪些死刑待条件成熟时才废除，什么时候全部废除死刑，都应立足于国情由立法者全面考查本国的价值取向，从有利于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出发做出决定。我国可以分步骤地削减死刑罪名，减少
②鲍遂献论死刑存废与人权保障当代法学1992，(4)
死刑，严格控制死刑适用，最终为废除死刑创造条件。
三、从中国废除死刑的条件出发
（一）中国废除死刑的现实可能性
死刑问题是中国在当今世界上最受诟病的问题之一，有人认为，当今世界上死刑的判决和执行最多的国家当属中国，西方指责中国不尊重人权、滥用死刑，有人甚至以全世界已有近2/3左右的国家废除死刑为例，认为不主张废除死刑有违学者的良心，然而死刑的废除不是振臂一呼就能解决的，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死刑不仅限于司法领域，也关系政治、哲学、宗教、文学等诸多领域。
近年来，西方国家和国际人权组织以死刑问题为借口，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横加指责。面对人权浪潮的冲击，中国政府不再沉默，1998年10月5日，中国政府正式签署加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表明政府保护公民生命权，加入世界限制、废除死刑的行列，并以《白皮书》的形式回答西方的挑战，对中国的死刑政策和死刑立法作了明确的表述。
（二）创造条件，从限制死刑到废除死刑
死刑具有强大的威慑力，但是，并非死刑规定得越多，犯罪便越少。可见，靠严刑峻法并不能减少犯罪，相反，还可能增加犯罪。我国97《刑法》对60余种罪名规定死刑，罪种过多，反而导致死刑威慑力减弱。因此，在向实现死刑废除的最终目标循序渐进的过程中，首先要做的，是限制死刑，以求在现阶段最大发挥死刑的效能。
（1）限制死刑适用对象
我国刑法对审判时怀孕的妇女和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已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在我国刑法中却没有关于对新生儿的母亲与精神病人不得执行死刑与已达一定年龄的老年人不得适用死刑的规定，而这3种情况下不得适用死刑是现今国际人权法所明确做出的限制。为尽快在死刑废除问题上与国际接轨，在刑法中增设这样的规定势在必行。
（2）完善死刑复核程序
与很多国家在死刑复核程序上的严格和缜密相比，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仍有待完善。在我国，死刑复核权的下放严重影响了对死刑案件质量的把关。它不仅造成适用死刑的案件大量增加，而且一些错误的死刑判决很有可能因此失去纠正的机会。鉴于死刑案件的极大风险性，将死刑复核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应是较好的选择。在严格限制死刑的同时，国家还应积极地创造条件，推进死刑的废止。
四、结论
根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理事会关于死刑的第六个五年报告的统计，截止1999年2月，全世界完全废除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已多达74个。对普通犯罪废除死刑的国家及地区有l1个，连续lO年以上或者自独立以来或者已经正式声明在废除死刑前停止适用死刑的国家达38个。这样以不同方式在实质上废除死刑的国家及地区的总数已多达123个，而保留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仅为71个。[5]
死刑的存废确实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争论。死刑是用一种新的不人道对付过去的一种不人道。死刑一边在惩罚谋杀行为，却一直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它阻止公民去做杀人犯，却安排了一个公共的合法的杀人犯。笔者是一个死刑废止论者，认为死刑随着历史的发展最终将走向消亡。虽然在现阶段死刑无法被废止，但是它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是一个必将经历的人类主观能动性和社会客观物质条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过程。
在中国，学者的主流是赞成废除死刑的。学者们应以尊重人的生命权之人道精神，不遗余力地为废除死刑鼓与呼，应以时代精神对法律规范做出新的解释，为限制死刑、废止死刑提供法律理念、理论和技术的支持。在具体的个案上，我们的学者也要施加我们的影响，尽最大可能减少具体个案死刑的适用，应当向决策者证实死刑的弊害，并提出相应的替代措施，使决策者不继续相信死刑是维护治安的有效手段。[6]
法律论文范文第5篇
2001年7月3日，降落在海南岛陵水机场的美国EP－3侦察机被拆运出境，历时三个月的外交上的风波终于平息。现在，我们有可能、也有必要来对这次事件的意义进行更为冷静的思考和学术研究。首先要指出的是，通过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媒介作用，新闻报导等事实资料已经突破国界的限制而周流全球，但赋予经验素材以实质性涵义或者解释依据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却大都仍然没有逾越国界乃至专业分野的藩篱；这种情形在政治、法律等方面表现得尤其显著。因此，我们不敢肯定对于涉及国家利益的一系列问题都必定能确认相应的普遍性法则及其前提条件。这里所谓“冷静的思考”、所谓“学术研究”，只不过是要强调复数的认识主体在错综复杂的涵义网络当中进行思想沟通活动时所不可或缺的反思理性，试图从更加超然的视角来理解社会性的行为和现象――即并不迷信某种特定的价值，却要透彻地理解这一价值的实现机制。
有人曾把这次撞机事件作为二十一世纪“文明冲突”或者“鹫与龙决斗”的前兆，未免过于牵强附会，甚至有那么点儿居心叵测的嫌疑。但不可否认，与之相关的国际磨擦和法律抵触的确具有某种时代象征性意义。受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潮流影响，现代民族国家的制度框架以及功能都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然而新的国家范式和新的国际秩序却尚未成型，这种混沌状态使一国之力无法解决的问题层出不穷、而许多问题的解决却又不得不委诸一国之力。可以说，美国EP－3侦察机之类飞来又飞去的航线轨迹已经把现行国际法体制的灰色地带乃至规范空白标示得彰明较著，处理撞机事件的曲折变化实际上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在建构新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世界体制方面寻找新的均衡点的试错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冷战结束之后幸存的唯一“超强”，美国颇有些口衔天宪飘飘然的感觉，动辄把自己的价值观甚至本国利益需求作为普遍真理和国际准则强加于人。而以撞机事件为契机，中国又半推半就地站到了抗衡美国霸权的第一线。所以在今后可以预见的期间内，中国与美国之间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的磨擦势必会日益增多，并且大都会伴随着复杂的法律问题，不得不诉诸法律手段。这既是由美国奉行法治主义的现实所决定的，也是由建构世界新秩序的趋势所决定的。其结果，无论好恶如何，中国都难以回避越来越多的国际法律之争。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从此中国面临的国际磨擦大多表现为法律磨擦。这对还不太熟悉国际通行的现代法治方式的中国而言不啻是一个严峻挑战。鉴于上述情形，我们不能在拆运那架飞机的同时也拆运我们自己对那段历史的集体记忆，而应该更进一步地探讨撞机事件所牵涉到的时代背景、法律争端及其背后的学理奥义。当然，在4、5两个月的期间，有关的议论并不少见，其焦点主要集中在国际法方面，人们一直在大声追问究竟是谁违背了国际法准则。然而，综观中美谈判的来龙去脉，似乎我们还需要反躬自问，究竟是谁更善于运用国际法准则以立于不败之地。另外，似乎我们特别有理由重视在撞机事件的处理当中暴露出来的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关系的问题。目前的许多争端从表面上看属于国际法范畴，其实是起源于国内法以及的概念转换。可以说，这次撞机事件恰恰发生在国内法域与国际法域的交界处，并且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变迁的悖论――国家疆界的淡化与国家职能的强化的相反相成。因而本文拟主要从这个角度来做一点拾遗补阙的工作，致力于分析国际法内容的变化以及国内的制度性条件对解决国际纠纷的影响，顺便指出中国现阶段运用法律手段的某些不足，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二在国际法适用方面的技术瑕疵
首先要承认∶从整体上看，中国政府在处理这次撞机事件之际刚柔兼济、通权达变、采取了伸张道义和尊重国际法的立场，是赢得了许多国家的同情和支持的。尽管如此，还是不得不指出，中方的有些主张及论证过程其实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技术上的瑕疵，导致在谈判中难以变被动为主动，使本来不受综合国力限制而有可能具备的战术性优势无从发挥。现在既然外交上的作业已经结束，即使发表一点逆耳之言也不再会对结果造成任何不利的影响，我们就不妨作一点回顾和反思，以便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在这里，我首先从中方的许多意见当中只选取最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作者署名为李秦，以下简称李文）《从国际法的角度透视中美撞机事件》[1]作为实例，本着对事不对人的态度，客观地考察一下中方提出的国际规范及相应的法律推理。
李文内容颇丰富，立论的脉络展示得非常明晰，基本观点有二∶一个是强调专属经济区上空的飞越自由不得威胁沿海国的和领土完整，另一个是认为外国军用飞机的紧急降落权无从成立；两者结合起来，意在证明美国的侦察飞行本来就是违反国际法的，在碰撞后降落到陵水机场又接着侵犯了中国领土。显而易见，这种思路与政府对美国提出的停止侦察飞行和进行道歉这两项基本要求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以上要求最终却均未得到落实。除了美方的骄横和狡辩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造成了这种骑虎难下的僵局？对于事实细节我没有资格说三道四，这里只限于讨论处理国际纠纷的法律技术。
让我们来具体推敲李文中一段重要的内容。众所周知，美国主张自己在侦察飞行问题上的无辜，其根据是国际习惯法，特别是援引自1996年起对中国也生效了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第58条第1款和第87条第1款所规定的公海以及排他性经济水域的上空飞越自由的原则。对于这一说辞，李文作了如下反驳∶“此次中美飞机相撞发生在距海南岛东南仅104公里处的中国近海上空，这是属于中国专属经济区的上覆空域。根据现行的国际法制度，虽然所有国家在他国专属经济区上空都享有飞越自由，但是这项自由绝不是无限制的，各国在行使这项飞越自由时要受到国际法有关规则的约束。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58条规定，各国只是在该公约有关规定的限制下才享有在他国专属经济区上空的飞越自由。该条第3款明确地规定了这种限制，即各国在他国专属经济区上空行使飞越自由时，‘应当顾及沿海国的权利和义务，并遵守沿海国按照本公约的规定和其他国际法规则所制订的与本部分不相抵触的法律规章’……按照公约第301条，一国在行使其公约下的权利或者履行其公约下的义务时，‘应不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者政治独立进行任何武力威胁或者使用武力，或以任何其他与《联合国》所载国际法原则不符方式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2].这里逻辑推论的立足点是在专属经济区内的飞越自由受到海洋法公约第58条第3款的限制，借助于公约第301条的媒介可以认为上述限制包括载有尖端电子设备的军用飞机的侦察飞行在内。
这些见解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也具有较强的宣传效果，但从法律解释方法论的观点来看，李文却并非无懈可击。至少可以指出以下两点有待改进之处。第一、李文中引用的海洋法公约第301条是关于海洋和平利用的一般条款，即使对公海自由的原则也可以同样适用。既然人们不能根据这个一般条款来限制公海自由，当然也就很难根据这个一般条款来直接推导出第58条第3款规定的限制的具体内容。因此，第58条第3款对飞越自由的限制必须依据其他具体的规范，必须在内容上另有界定。何况以收集情报为目的的侦察飞行与“进行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之间在概念内容上还存在着一段距离，根本不能等量齐观；如果硬要抹杀两者之间的区别，就会给中国自己在南海、东海以及其他海域所进行的合法侦察活动也戴上不必要的枷锁，实际上反而有可能起到为“中国”张目的作用。第二、第58条第3款对飞越自由的限制实际上是已有明确涵义的，在同一公约第56条中规定得非常详细（至于其内容是否妥当，现阶段没有讨论的余地）。在具备特别规定的情况下还要援引一般条款来作为准据规范，多此一举，毫无意义。而按照第56条的规定，如果要对专属经济区上空的飞越自由进行限制，必须借助于沿海国的其他排他性权利的行使，证明航空器的飞越与沿海国的经济性勘察和开发、科学调查、相对于海洋建筑物的飞行限制等排他性权利的行使相抵触。如果不能满足上述限制条件，那么专属经济区上空的飞越自由与公海上空的飞越自由就是无法区别的。然而，如果真的兜一大圈还得转回到公海自由原则，那么所有的唇枪舌剑岂不都变成了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热闹剧情？！其实，从1960年代美苏之间围绕侦察飞行的冲突事件的处理也可以看到，在类似情形下所争执的问题都不是“飞行的目的”而是“飞行的位置”。换言之，侦察飞行在现行国际法上还不属于违法行为，可以追诉的只是侵犯领空与否[3].可见，按照国际法的原理，李文中立论的第二个基本观点――即对美国军用飞机未经许可侵入中国领土的指责和关于拥有尖端电子设备的侦察机EP－3不得享有紧急降落权的主张――是至关重要的；剩下的问题只是对于迫降原因的追究以及美国军机是否做出了在陵水机场紧急着陆的请求。而该文立论中追究飞行目的的第一个基本观点尽管也有些道理，但却很难从现行国际法上获得有力的支持。虽然1913年的德法协定、1919年的巴黎国际航空公约的目的都在于禁止侦察飞行，但是这些条约并没有明文规定这一点。正如麦柯马洪（J.F.McMahon）继承奥本海（L.Oppenheim）的观点所指出的那样，国家之间的间谍行为即使是不友好的、有害的、挑衅性的，也不构成国际法上的违法行为；国际隐私权是不存在的；对于间谍行为只能由国内法定罪处罚[4].因此不得不承认，关于美军停止侦察飞行的要求在现行国际法上是缺乏充分理由的。当然，国际法也没有承认侦察飞行的合法性，因此，只要有理有据，按照国内法来对军事侦察进行制裁是完全可行的。足见这次撞机事件处理的重心与其说是落在国际法领域里，毋宁说那主要还是一个国内法上的问题。
三制定国内法也需要国际法的视野
如果要按照国内法来追究美国在这次撞机事件中的责任，其根据和理由何在？可以考虑以下两种可能性∶第一、参照美国及其他国家设置的防空识别圈（AirDefenseIdentificationZone；ADIZ）的先例，或者中国自己借助专属经济区上覆空域的概念确定的飞行限制区标准（据报导似乎宽度是从领土向公海延伸100－200公里的范围，但如果与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的宽度相对应的话则应该是212海里或者393公里），证明撞机地点在圈内；第二、根据中国在南海宣布的四个飞行管制区域的范围（尽管东南亚某些国家持有异议），证明撞机地点在区内。只要能证明在防空识别圈或者飞行管制区之内，中国战斗机的阻拦行为就是无可非议的，美军侦察机必须对其无视中方意志的后果负责，而绝不仅仅是个纠缠于谁撞谁的事实细节的问题。例如泰国规定在防空识别圈内受到拦截的外国飞机如果不听从沿海国的军机指令将会遭到泰国空军的攻击，泰国空军当局对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均不承担责任，受到拦截的外国飞机必须承担包括调查在内的各种费用[5].不过，海南岛附近海域的地理位置非常微妙，美国是否事先知道或者承认中国的防空识别圈或者飞行管制区也是个问题。
在这里有必要对防空识别圈的概念进行一些说明。自1950年以来，根据国内法在临近本国领海的广阔的公海上空设置了防空识别圈的国家有美国[6]、加拿大、法国、日本等[7]十来个国家。这些防空识别圈的宽幅由各国依据本国的防空能力而自行设置，并无统一的标准和国际法上的效力，一般为领土边沿至公海之间的216－270海里或者400－500公里，例如，在美国关岛附近是半径为250海里或者463公里的圆圈。加拿大等国甚至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擅自入圈的外国航空器实施军机阻拦、迫降等强制措施。当然，按照现行的国际法规范，加拿大等国的这种强制措施既不能满足行使自卫权的法律要件，也没有成为国际习惯法，甚至是违法的[8].但是，也有一些国际法学者提倡设置防空识别圈的权利。例如基德尔（G.Gidel）在1934年出版的《海洋国际公法》一书指出，扩大“接续空间（aircontigu）”是沿海国的权利，其范围应该由沿海国根据其防止危险的需要来自行决定[9].顺便指出，法国在1961年2月9日曾经根据它当时的防空识别圈外延为领海边际至公海70海里或者130公里处的上空，因此对飞越圈内的苏联的非军事性飞机进行了射击，但事后引起多国抗议[10].近来，由于航空器可以携带核武器，奇袭的危胁大大增强，人们开始重新认识扩展防空领域至公海上空的必要性[11].因此，设置防空识别圈的国家也日益增多。但在现阶段，国际法尚未正式认可防空识别圈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各国对设置国也不表示抗议，而采取“默认”的态度。
上述情形表明，在现阶段可以成为干预美军侦察飞行的法律上的根据的只有类似防空识别圈规则那样的国内法规范，而缺乏有力的国际法上的根据。因此，中国在撞机谈判中要达到的目的不应该是要求美国停止侦察飞行（但如果只作为谈判筹码则另当别论），而应该是在明确自己的防御范围的基础上，争取美国承认中国设置的防空识别圈或者飞行自由限制区域的有效性，从而确立中美互动的制度框架和行为底线。令人遗憾的是，囿于传统的法律分类框架，中国1996年公布的防空法只涉及在国内组织的各种防空措施，而没有根据时代的变化及时拓展国际视野，没有对防空识别圈做出相应的规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共同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2000年7月24日颁布，2001年8月1日起生效）表示要设置飞行情报区，但也没有就具有军事性意义的防空识别圈做出明确规定。因此，鉴于中国周围空域安全保障的需要，无论对这次中美撞机事件处理的结果如何进行评估，亟须建议有关部门以此为契机尽快通过国内的立法性措施来填补该空白。
四国内法与国际法的抵牾及其化解
涉及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的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的实例是关于领海的问题，与撞机事件涉及的领空问题有非常密切的关联性。据报导，就在撞机事件发生之后不久，中国政府曾对澳大利亚军舰在未进行事先通告的情形下在本国面临台湾岛的领海进行通过性航行一事进行了警告和抗议，要求对方遵守中国国内法的有关规定。这是对我国维护和领土完整、反对将台湾海峡问题国际化的严正立场的一次明确宣告，也是对某些西方强国奉行的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法的原则的一次“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示威，在国际政治上是有象征意义和实际效果的。由于一些沿海发展中国家反对海洋强国侵犯本国领海以及周围海域的利益和安全，主张维持过去的国际习惯法所承认的国际海峡与一般领海同样的无害通航权（rightofinnocentpassage）制度[12]，中国政府的做法也可能会赢得这些国家的同情和共鸣。但是，自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成立之后，传统的无害通航原则以及军舰事先通报制度对于国际海峡域内的领海不再有效。对于国际海峡的领海管辖权严加限制的这一例外规定得到了公约成立当时的美苏两大势力圈的认可。由于中国已经加入了海洋法公约，因此中方主张的法理根据就会受到其他国家的质疑。
所谓“国际海峡（InternationalStraits）”，不是指复数国家之间海峡，而是指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台湾海峡正是国际海峡。按照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在国际海峡，所有船舶和航空器、包括军舰以及运载核武器的船舶（一般不能断言其航行是无害的）都享有通过性航行权（rightoftransitpassage）。这里所说的通过性航行，指仅以迅速而不间断的通过为目的的航行。这里所说的通过性航行权是指海峡两岸的国家或地区有义务不得妨碍或者阻止通过性航行。可以说，在通过性航行制度成立之后，发达国家提出的关于国际海峡应具有与公海同样的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的主张基本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13].当然，通过性航行制度究竟如何具体地解释、运用还有待各国实践经验以及解决纠纷的先例的积累，在有些方面（例如容许通过性航行的水域宽幅、第39条涉及的进行通过性航行的船舶和飞机的具体义务、第42条涉及的沿海国制定关于通过性航行的法令等）仍然是不确定的。有可能支持中国主张的国际法上的理由是∶（1）通过性航行中的船舶和航空器必须遵循一定的义务，沿海国家可以就一定事项制定法令。但问题是沿海国家制定法令的权限范围划到哪里为止才不与国际法发生冲突？海洋法公约第42条对国内法就通过性航行权做出规定的范围进行了限制，中国现行领海及毗连区法的规定是否与公约第42条相吻合？（2）如果某一海峡由沿海国的本土和岛屿组成，在岛屿的外海一侧存在着航行上同样方便的公海通道等适当的替代性通道（公约第38条第1款），或者海峡处于公海或者专属经济区水域与某一国家的领海之间（公约第45条第1款（b）项），那么1982年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新制度可以不适用。但是，台湾海峡的两端没有一端是领海，台湾岛的外侧也不能具备同样方便的可替代性航线，而且台湾海峡本身又正在用于（whichareusedfor）国际航行，因此按照对中国有效的海洋法公约，在台湾海峡不能适用传统的无害通航制度，而只能适用新的通过性通航的制度――这些正是澳大利亚军舰的本次航行试图向中国传达的信息。由此可见，在这里中国实际上可以援引的法理根据也只存在于国内法当中。因而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讨论1992年领海及毗连区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处理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关系的原则。中国领海及毗连区法第6条规定“（第1款）外国非军用船舶，享有依法无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的权利。（第2款）外国军用船舶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批准”。第8条第3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防止和制止对领海的非无害通过”。该法没有涉及国际海峡的航行制度，但可以理解为中国实际上对国际海峡也采取了传统的无害航行制度。因为仍然有不少沿海国家要求外国军舰即使在对本国领海进行通过性航行的场合也必须做出事先通报或者取得事先许可，所以中国领海及毗连区法第6条第2款的规定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可以指责。但是，在中国加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后，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的不一致就显露出来，必须在国际法优先于国内法还是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法的问题上做出抉择。中国对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没有做出明确而统一的规定，条约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必须根据具体的实践和立法来逐一确定。按照国际法学权威王铁崖教授的分析，中国存在以下一些可以援引的规范∶第一、从创造主体和程序上看，条约与法律具有同等的效力；第二、法律实践中倾向于把条约直接适用于国内而不必经过把条约转变为国内法的程序；第三、1980年代以后制订的许多法律明文规定当条约与国内法发生冲突时，条约优于法律；第四、由于条约具有不同的种类，核准条约的国家机关也不一样，因此不能笼统地断言条约优于法律，解决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冲突的标准还有待进一步明确[14].由此可见，在这里，要解决海洋法公约与领海及毗连区法之间的冲突必须对法律实践进行具体的分析。
海洋法公约和领海及毗连区法的批准生效主体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以这两者在法律效力体系中的地位应该是同等的。关于两者冲突孰优先的问题并没有直接的明文规定。但是1999年底修订之后重新公布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7条以及同时通过的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3条都规定除声明保留的条款之外国际条约都优先于国内法。另外，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名颁布的飞行基本规则第121条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器在本国领海以外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公海上空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规则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可以推论，当领海及毗连区法与海洋法公约之间发生冲突时，中国的立场倾向于承认公约的优先性。
除此以外，还需要考虑以下一些相关的因素∶英美法等发达国家都承认外国军舰的通过性航行权，不要求事先的许可或者通告；在海洋法问题上苏联曾经与美国采取不同的立场，但是为了海洋大国的共同的长远的利益，后来与美国等协调一致；中国否定军舰的通过性航行权有可能因此引起发达国家的众怒以及周边国家对中国扼制国际航线的恐惧，从而联合阻挠台湾海峡两岸的统一；为了维护，防止有害航行，完全可以根据法律规定采取命令停船、登舰检查、要求中止航行、责令退出领海的措施，等等。特别应该注意的是，与其他国际公约不同，海洋法公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规定了强制性解决纠纷的程序，原则上因海洋法公约的解释或适用而产生的纠纷必须交付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审判；在根据海洋法公约进行的审判程序中，诉讼当事人不限于缔约国家，国家以外的主体也可以提诉或者应诉；犹有甚之，尽管不具备高阶规范的根据，海洋法法院规则案规定了对紧急事项的判决方式；因此，在处理领海及毗连区法与海洋法公约的冲突时，必须把国际诉讼的可能性及其后果也都纳入视野之中。
总而言之，中国有必要根据加入海洋法公约后的新形势修改或者重新制订领海及毗连区法，在台湾海峡接受通过性航行权的概念，放弃有关军舰事先通报的要求，以免授人以柄。但是与此同时，应该根据国际法中空域管理权必须比海域管理权更严格的惯例，大力加强空中防御系统。
五中国法制在磨擦中前进
对国内法在处理国际法问题方面的地位和作用的上述分析，涉及到行使公共权力的边界何在以及国内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在域外适用的问题。近年来虽然有人主张现代民族国家的时代的终结和效力的消减，但迄今为止世界秩序仍然呈现出国家并立的形态，非民事性制约的机制当然还应该服从属地主义（territorialprinciple），如果国内法适用于域外则被认为是违反国际法或者国际习惯法。然而，美国凭借其“超强”的实力和国内法手段而我行我素、时不时对既存的国际关系框架来些零敲碎打，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国际经济方面，自从1945年美国法院在就Alcoa案件做出的判决中采用所谓“效果理论（effecttheory）”之后，各州纷纷制订“伸长手法规（longarmstatute）”，以反垄断、追究产品责任等名义，把外国企业置于美国司法管辖之下。以此为契机，美国在其他方面的公共权力也迅速向国外扩张。例如，在冷战结构解体之前以对共产圈出口限制的名义，在苏联、东欧阵营瓦解之后以防止核扩散的名义，目前则以开发和设置TMD、NMD来防止导弹威胁的名义，美国一直在域外寻求适用和扩大其非民事性制约的国家管辖权。这种做法引起了其他国家的抵制，为此先后出现了定立“对抗性立法（blockingstatute）”、对美国法的域外适用进行“反执行（counter-enforcement）”或者效仿美国进行国内法的域外适用等现象[15].
的确，作为“超强”的美国在维护自身利益时常常会表现出“己所不欲、竟施于人”的蛮横作风，甚至还会玩法律技术于股掌之间；既存的国际秩序以及各种规则也未必都是公平合理的。尽管如此，中国还是不能摆脱现有的国际规范体系而自行其事。以目前的综合国力，我们不仅无从突破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恰恰相反，非常需要借助法理根据来避免强权的侵犯。何况中国在法制建设方面仍然还很落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需要通过虚心学习来改变这种状况。因此，现在的主要任务还谈不上致力于改变游戏规则，而首先应该力争尽快成为一个懂得游戏规则、遵守游戏规则并且善于运用游戏规则的国家，应该让国际社会认识到中国即使与其他国家发生利益上以及价值观上的冲突也愿意尽量在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只有当中国的正当立场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知后，才能理直气壮地参与世界新秩序的建构或者重构。这就是我在分析最近发生的中美磨擦事件之际所得出的基本判断。
应该承认，在法制方面采取严格的属地主义立场、坚持那种主要存续于自1576年博丹（JeanBodin）出版《国家论》至1919年凡尔赛和约建立国际联盟这343年之间的绝对概念的做法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目前这个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了。然而，要从根本上否定民族国家的效力、完全照搬别国的某一种制度模式，这在可见的将来也是办不到的。日本曾经在经济制度方面根据“外压”彻底推行了美国化，其结果却导致了被称为来自美国的“多样化骚扰（multipleharassment）”的缠讼局面[16]，这种经验证明∶想以完全同化的方式来回避磨擦不仅不能如愿，反倒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磨擦。既然是这样，坚决采取“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式的对抗性措施又如何？答曰也难。且不说怨怨相报何时了的恶性循环是否值得接受，即使打算这么做也不得不受到综合国力以及外交资源的极大限制。关于这一点，在1980年代前期发生的对雷克航空公司（LakerAirways）案件适用反托拉斯法和三倍赔偿制度的国际纠纷以及英美两国法院之间的法令对抗导致僵局的教训足以为证[17].那么，中国究竟应该何以自处？
当然中国不必害怕磨擦乃至对抗，更不必完全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但却必须根据“和而不同”以及“其命维新”的理念，在对付经济磨擦以及文化磨擦的过程中逐步与世界建立妥当的互动关系以及相应的制度性框架，通过理论和实践来逐步改革和发展本国法律体系的结构。换言之，是否具备充分的法律手段、是否善于运用各种法律手段，将日益成为有效处理国际磨擦的一个关键。其实，在这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的法制与社会正是在处理各种各样的国际磨擦当中发展起来的，克服磨擦的过程也就是规范秩序得以新陈代谢的过程。可以预计，在2001年底加入WTO之后，这种制度变迁机制仍然会继续运作下去，并会扩张其规模。所不同的只是∶过去的法制建设主要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今后则更需要精确的航行路线图以及指南针。
参考文献：
[1]李秦“从国际法的角度透视中美撞机事件”《人民日报》2001年4月16日第4版。
[2]引自上文（见注1）。
[3]城户正彦《领空侵犯的国际法》（东京∶风间书房，1990年）70－71页。
[4]Cf.J.F.McMahon，“LegalAspectsofOuterSpace”，BritishYearbookofInternationalLaw，1962，Vol.38（1964）pp.365-371.
[5]See.
[8]LuoisHenkin，etal.InternationalLaw：CasesandMaterials，2ed.，St.Paul，Minn.：WestPub.Co.，1987，p.295.
[9]SeeG.Gidel，Droitinternationalpublicdelamer，vol.3，1934，rep.1981，pp.461-462.据城户《领空侵犯的国际法》（注3前引）21页。
[10]据城户前引书22－23页。
[11]详见城户正彦《空域的研究》（东京∶风间书房，1981年）240－242页。
[12]例如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海峡沿海各国曾经提出的欧曼议案（A/CONF.62/C.2/L.16）。关于发达国家与沿海发展中国家在制定海洋法公约过程中的对立，参阅高林秀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成果和课题》（东京∶东信堂，1996年）第三章。
[13]详见高林。上引书54－57页。参阅日本海洋基本法研究会（监修）《海洋基本法的解说――关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有关基本法》（东京∶国政信息中心，1998年）31页、114－117页。[14]根据王铁崖“条约在中国法律制度中的地位”《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第1卷第1期（1995年）19－29页归纳。
[15]有关文献不胜枚举，比较集中的论述参阅石黑一宪《国际相克中的国家与企业》（东京∶木铎社，1988年）第1章第1节。
[16]据小仓和夫《日美经济磨擦――表面与内幕》（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1982年）75－79页。
法律论文范文第6篇
一、医疗事故及其责任性质
原办法将医疗事故界定为在诊疗护理过程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事故。新条例则将医疗事故界定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二者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后果不同：前者规定构成医疗事故必须是导致患者功能障碍，后者则规定为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可见，过去不能认定为医疗事故的造成人身损害但尚未造成患者功能障碍的医疗损害，现在便可以确认为医疗事故。这一规定，实质上是扩大了医疗事故的范围，使医疗事故的内涵与外延更加明晰，更加科学。
关于医疗事故法律责任的性质，是学界争论已久的问题。通说认为，医疗损害纠纷中存在责任竞合情形，即当医患双方存在医疗合同时，医疗损害行为由于没有适当地履行义务而构成违约，也因为损害了患者的生命权、身体权或者健康权而构成侵权。但究竟是依据合同追究医疗者的违约责任，还是依据侵权行为法追究医疗者的侵权责任，往往是医疗损害纠纷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对此，新条例将医疗事故民事责任的性质确定为侵权责任。其中，该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所谓“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由此规定可以看出，新条例强调“过失”在构成医疗事故责任要件中的重要性，体现了过错责任原则作为我国侵权行为法中最基本的归责原则精神，而依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规定为无过错责任原则。此外，新条例关于医疗事故赔偿项目中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抚慰金”，即精神损害赔偿，但至今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均未承认违约责任中包含有精神损害赔偿。从这些规定不难看出，在我国，医疗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性质应为侵权责任，其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
二、医疗损害赔偿的认定
笔者认为，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不同于一般侵权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有其特殊性，其要件应为：
1.行为人具备责任能力。医疗损害的行为人应具有特殊的身份，即国外立法上所称的“专家责任”。正是这种特殊的身份才使得患者对其产生了信赖。因此，医疗损害赔偿中的行为人必须是医疗机构或者其他医务人员。如果是非医疗机构或非医务人员致人损害，虽可能构成侵权损害赔偿，但并非医疗损害赔偿。
2.行为的违法性。对此，新条例第二条作了明确规定，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的是治疗护理规范和常规的确认。就此，笔者认为，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应针对不同病类尽快制订相应的治疗护理规范及常规，以便于实践操作。
3.损害结果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在一般侵权损害赔偿中，因果关系的认定往往较难，而在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中，由于其专业性、技术性更强，故其因果关系的认定则更加困难。基于此，立法上设立了医疗事故鉴定制度。原办法第十二条、十三条就医疗事故鉴定的规定弊端较多，集中体现为权力过于集中，缺乏必要的监督，鉴定成为必经程序，鉴定过程透明度不高。针对这一情况，新条例作出了新的规定，也是与过去原办法相比一个最大的变化。新条例中将鉴定由卫生行政部门组织改为医学会组织，医疗鉴定机构由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改为专家鉴定组，鉴定方式明定为合议制，专家鉴定组成员由双方当事人在医学会主持下随机抽取，并可以有法医参加等。这些规定，使得医疗损害赔偿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更加公正、科学和准确。
尤其应当注意的是，新条例关于患者权利新增加了一些规定。如患者依法享有知情权和选择权。当然，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侵害了患者这些权利时，是否会导致医疗损害的结果发生﹖对此，我认为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主要审查侵害这些权利与患者人身损害有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如果没有内在的因果关系，则属于一般侵权行为而非医疗损害行为。
4.行为人主观上的过失。过失本为行为人实施某种行为时的一种心理状态，故其判断比较复杂。但新条例明确规定医疗事故的行为人必须是过失性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对此，在专家的责任中，存在违反专家所负有的高度注意义务的“高度注意义务违反型”，以及违背委托人所给予的信赖、信任的“忠实义务违反型”。我认为，日本学者的这一见解，揭示了医务人员过失的本质，即无论是违反了高度注意义务，还是违反了忠实义务，均为行为人的过失。至于过失行为的程度，仅在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具有实际作用，而对是否构成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并无影响。
关于医疗损害是否必须发生在治疗护理过程中我个人认为不应作为构成医疗损害赔偿的必备要件。原因在于：医疗损害作为侵害人身权利的一种行为，导致的后果是患者的人身损害。至于这种损害的出现有可能发生在治疗护理过程中，就像人身损害中的明伤一样；而有的损害的出现则可能发生在治疗护理过程之后，甚至持续较长时间，就像人身损害中的暗伤一样。此外，这种提法亦不科学、会产生歧义。这里的“医疗损害”有可能解释为损害行为，也可能解释为损害后果。如果作为损害后果，则有可能出现上述两种情形。
三、医疗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
关于医疗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主要涉及两个问题：
其一，医疗损害的赔偿标准与一般的民事侵权损害赔偿的标准，由于立法上规定得不一致，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的问题。如新条例第五十条就患者的误工费规定为：患者有固定收入的，按照本人因误工减少的固定收入计算，对收入高于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3倍以上的，按照3倍计算。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四十三条则规定，误工赔偿费用的标准，可以按照受害人的工资标准或者实际收入的数额计算。此外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七条还规定，赔偿因误工减少收入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5倍。
法律论文范文第7篇
一．医疗关系的契约化特质
通常情况下的医疗关系4到底是不是合同关系？至今仍然没有形成定论。反对医疗合同关系的理由，笔者总结了一下，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我国合同法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即只要有违约行为，违约方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具体到医疗活动中，患者与医疗机构的合意是祛病除痛、挽救生命，如果允许在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中采用违约之诉；那么，在审理中，法院就无须审查医疗行为是否有过失，医务人员是否尽了法定的义务，只要医疗行为未能达到治疗效果，医疗机构都应承担赔偿责任。然而，医疗行为是一种高风险性的活动，在医疗过程中常会产生与患者预期不一致的结果，允许患者以违约提讼对医疗机构来说是不公平的。
（二）违约的损害赔偿仅限于财产方面的损失，而且只在缔约方能够合理预见到的损失，才由违约方赔偿。侵权损害赔偿范围更广，包括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害的赔偿；因此，从这一点上，适用侵权更有利于保护病人的利益。
（三）“治愈疾病”是医生的法定义务，而不是约定义务。医疗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侵害的是病人的绝对权而非相对权，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侵权。
（四）医疗关系中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等，患者只能被动地接受医生的治疗方案，使得医患双方并非平等的合同关系。
（五）由于医学伦理的限制，医院在一般情况下不能拒绝病人，这就与契约自由原则相矛盾。
笔者认为，以上几点反对理由虽不无道理，但均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第一点谈到适用违约之诉对医方不公。这里反对者误解了医疗行为中双方约定的具体含义。如果将医疗关系视为合同关系，它是以医治伤病为目的，给予谨慎的注意，实施适当的诊疗行为本身为目的的“手段债务”，而并非“结果债务”。的确，医患双方的共同意愿都是为患者“祛病除痛”，但这并不是“约定”的内容;医疗合同中双方的“约定”实际指的是医生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而不是诊疗达到预期的结果。凡是医生违反其注意义务，就可认定其违约，而追究违约责任。这和侵权构成要件中侵权人的主观过错内容完全相同，并没有加重医方的责任。
第二点论及违约的赔偿范围窄于侵权，因此适用侵权更有利于对病人的保护。这的确是适用“违约说”处理医疗诉讼的不足之处，我将在第七部分提出改进办法，在此不赘。
反对者的第三点理由是医生的治疗行为是一种法定义务，违反此种义务对病人造成损害侵犯的是绝对权而非相对权。从《执业医师法》等法律来看，医生的确负有治疗病人这一法定义务；但是，当医患双方经过挂号这一缔约程序之后，这一义务就转变为一种约定义务；同时，对于医方来讲，也是一种强制缔约义务。所以医疗事故或差错侵害的是患者的相对权而非绝对权。至于医疗行为也有可能对患者的固有利益造成损害，这完全可以用履约过程中的“加害给付”予以解决。
第四条理由是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等，因而地位不平等。笔者认为这一因果关系并不能成立。社会分工使得我们每一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无知的，合同所起的作用正是调节社会成员之间的资源和信息。正如在大多数委托合同中，委托人正是缺乏专门知识才会将事务交由受委托人处理。之所以会有双方地位不平等这种观点，是由于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医院高高在上、病人“求医问药”的畸形局面。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医患关系也必将从“主动--被动”型转向“双方参与型”5的平等关系。
第五点涉及医疗合同不同于一般合同的特殊之处，但并没有动摇一般医疗关系的契约化特质。
“契约之本质在于意思之合致。”在一般医疗关系中，医方和患者都为了达成一个共同的目的——治愈疾病，而实施医疗行为。同时，医患双方处于相互依存、共同参与的平等地位。因此，医疗行为的双方形成合同关系。
二．医疗合同的特性
“合同作为联结市场主体的纽带和市场关系的法律表现，它的作用机制与市场与市场机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6由此可见，绝大多数合同的目的都在于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而医疗合同则是一种带有人身性质的合同；所谓“悬壶的目的在于济世而非赢利”，获取利润并非医疗合同的首要目的。因此，医疗合同具有不同于一般合同的特殊之处，主要体现在：
（一）缔约过程中，对意思自治的限制
意思自治是指人的意志可以依其自身的法则去创设自己的权利义务，当事人的意志不仅是权利义务的渊源，而且是其发生依据；在合同中，一切债权债务，只有依当事人的意志成立时，才具有合理性，否则，便是法律上的“专横暴虐”。7
但是，意思自治并非绝对的，它必然受到各种限制。在医疗合同中，这一限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对于医方来说，医生的医疗行为必须受到医疗道德或医学伦理的规范。“治疗病人乃医生之天职”，医生没有是否缔约的选择自由；公法也将缔结医疗合同作为医方的义务。因此，医疗合同是一种强制缔结的合同。
另一方面，对于病人尤其是身患急病重病的病人来说，求生的欲望和医疗知识的匮乏导致了其缔结医疗合同的意思表示的虚假性。“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被一个手拿定式合同的医生挡在门口并问他是否愿意接受合同条件时，病人的回答的肯定性是可想而知的。单从表面上看，这种接受也是自愿的。但这是扭曲的自愿。”8饱受病痛折磨的病人难保不会“急病乱投医”。同时，医疗合同的格式化以及医患双方实力的悬殊也决定了病人接受医疗合同的无奈。
（二）履约过程中，医疗行为的风险性
医疗行为的直接对象是生理或心理处于不正常状态的生物体，对象的特殊决定了医疗行为所要承担的风险远大于其它民事行为。
首先，医疗行为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对人体产生不同程度的侵害。不管是手术刀切开身体还是用药后所产生的副作用，严格上说都是一种侵权行为。尽管可以用“可允许的危险”进行抗辩，但医生稍有不慎，“允许”的医疗行为就将变为“不可饶恕”的医疗事故。
其次，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个体。人与人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个体差异。受体的差别使得对于同样医疗行为的反应的差别使得对于同样医疗行为的反应因。有的个体差异可以通过事前检测从而予以避免，有的却是难以防范的。
再次，医疗行为的发展永远是跟在疾病演变之后，正如出现了SARS才开始研发治疗非典的药物一样。医疗行业每时每刻都受到各种疑难杂症的挑战。
三．医疗合同的性质
医疗合同作为一种服务合同，是以医生提供劳务为内容的合同。关于医疗合同的性质，学说不一。有委托合同、准委托合同、雇佣合同、承揽合同等等。
笔者认为，由于在治疗疾病过程中手段的多样性和过程的复杂性，涉及到疾病的诊断、手术的实施、药品的买卖、化验、检查等；与此同时，前面所介绍的医疗合同的特性也使医疗合同与传统的有名合同存在差别。因此，医疗合同难以套用某种有名合同，应将其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无名合同更为合适。
四．医疗合同的订立
合同的订立是指缔约人为意思表示并达成合意的状态。它描述的是缔约各方自接触、洽商直至达成合意的过程9。按照台湾学者王泽鉴的观点，传统合同订立的模式有三种：1.要约和承诺意思表示一致，2.意思实现，3.交错要约。对于医疗合同的订立采用何种模式，笔者认为不可一概而论。医疗合同可细分为“急救、防疫、求治、保健、矫正”五种类型。
其中，“急救”是指医疗机构对于送到医院的高危病人直接施以救治措施的行为，往往是先救人、后办手续，情况的紧迫性不容许行为前经历缔约过程。因此，即可视为依习惯或事件性质通过意思实现而成立的医疗合同。
“防疫”行为是一种公权行为，双方当事人没有意思自治，更谈不上经过缔约过程。
“求治、保健、矫正”这三种医疗合同与普通合同的订立差异不大，须经过“要约——承诺”最后达成意思表示的一致。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此合同中，何者为要约？何者为承诺方？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目前仍有争议，有学者认为患者方的挂号行为是要约行为，医方接受挂号构成一项承诺。10但此时所存在的问题是：一。按照《合同法》第十四条要约必须具体明确。而患者由于专业所限，要约的内容无从确定，只能概括性地请求医生为其诊治，因此“似不应认为已提出要约”。11二。患者在提出要约后，相对方——医疗机构就应有权在接受和拒绝之间进行选择。但在实践中，医方却没有享有此项权利。这种缺乏意思自治的承诺还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承诺吗？又有学者认为在缔约过程中，医方为要约方，患者到医院挂号为承诺，医患关系成立于患者挂号时。12此种观点的牵强之处在于通常合同订立过程中要约表现为主动的一面，而承诺则表现为较为被动，因为承诺只是对要约意思表示的接受13。而对医疗合同来说，首先是患者因疾病到医院就诊，医方才能为患者挂号、诊治；因此，它颠倒了主被动方。
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合同法观点已发生了改变，“合同绝不是毫无例外地通过要约和承诺的方式订立的。当然，在要约被承诺时，双方当事人需表示必要的同意。但是，如果双方当事人的任何其他行为充分说明其愿受合同的约束，则这种行为就足够了。长期以来，实际上根本没有必要必须将同意写进要约和承诺中，因为双方当事人是面对面地订立合同。”14由此可以看出，要约方和承诺方在医疗合同的订立过程中的确定并不重要，只有合同的成立来源于双方的合意并进而愿意接受合同的约束才是合同的本质所在。正如台湾学者陈自强所言“一定要以契约是因要约承诺意思表示一致的框架来理解，难逃削足适履之讥。”15
五．医疗合同的内容
医疗合同的内容，从合同关系的角度讲，是指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它们既可由双方约定，也可来源于法律直接规定。由于合同双方一方的权利与另一方的义务基本是对等的，所以，笔者仅阐述医患双方的义务来说明医疗合同的内容。
（一）医方的义务：
1．诊疗义务：
医方运用医学知识和技术，为患者诊断病情并进而施以相应的救治。这是医方的主给付义务。具体而言，包括处方权、诊断权、处置权等。
1．说明义务
从广义上讲，医疗行为都具有侵袭性。为使其行为具有合法性，必须取得病人的“知情同意”。这就要求医方应对医疗行为的侵袭范围、程度以及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对患者进行说明。同时，作为平等的合同双方，医方还有义务向病人及其家属介绍病情。但是，由于病人在了解病情后可能会对治疗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执业医师法》第26条专门规定了医方应注意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影响。
2．转诊义务
由于设备、技术等限制不能为病人提供合适的治疗，医院应建议病人转诊。
3．保密义务
我国《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保密等义务。”病人的病情涉及隐私，医方未经允许不得向他人透露。但此处的争议焦点在于：医院的实习教学和医疗合同的履行发生冲突如何解决？16笔者以为，还是应该将病人的隐私权放在首要位置，如果有实习生参与医疗行为，医方应该同患者协商以取得患者的同意。
4．保护义务
医方对于病人在医院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应对病人及其家属的人身、财产安全提供保护。
5．保管义务
不管是对于医疗纠纷的解决还是患者的继续治疗，病历的重要性都毋庸置疑。因此我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53条规定：医疗机构的门诊病历保存期不得少于15年；住院病历的保存期不得少于30年。
6．不作为义务
出于法律规定或职业道德约束，医务人员还负有不收“红包”、不夸大病情等不作为义务。
（二）患者的义务：
1．支付医疗费用的义务
基于医疗合同的等价有偿性，患者在接受了医方所提供的医疗服务后，也应承担相应的支付对价的义务。
2．配合治疗的义务
医疗行为是一种依靠医患双方互动以达到治疗效果的行为。患者和医生处于“协力关系”，患者应配合医生的诊疗行为，如据实告知症状、按时服药等。严格来讲，这是一种不真正义务，即权利人不得请求履行，违反它也不发生损害赔偿责任，仅使负担该义务的一方遭受权利减损或丧失的不利益。17
除上述基本义务之外，在具体医疗合同中，医患双方还可进行约定。如患者在病情未愈的情况下执意出院，双方签定“自动出院，后果自负”的免责条款，这就改变了双方的义务分配，减轻了医方的责任。
六．医疗合同的立法目的
将医患关系归结为合同关系并通过法律将其固化的目的在于扭转我国长期以来医患不平等问题，使法律充分行使其社会调节器作用，并进而针对今年越来越多的医患纠纷寻求一种社会成本较低而功效较高的渠道。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通过契约自由使损害赔偿趋于合理。今年来医疗纠纷乃至诉讼的急剧增加导致了一个怪异的现象——双方都成了弱者。一方面患者抱怨医院居高临下、双方地位悬殊，另一方面医方又对患者的巨额赔偿苦不堪言。笔者以为，造成这一畸形局面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医患关系未能真正实现契约化。双方完全可以在医疗合同中就一些具体事项进行约定。比如，对医疗损害赔偿即违约金预先进行设定，使其限定在医院的承受范围之内。同时，由于前述所言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在医疗活动中经常会出现意外，而且大多数是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局限性所致，由医方来承担责任显然是不公平的。而合同法规定了因违约造成的损失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通过契约化即可使这一问题迎刃而解。
（二）通过医疗合同将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法定化。现今我国医生的权利义务的规定大都仅限于一些内部规章、行政性法规其法律效力有局限性，且相互之间也存在不一致的现象。基于此，我们就有必要将医疗合同作为一种有名合同模式，把医患双方在医疗行为中的权利义务明确化。这样将有助于医疗纠纷的解决尤其有利于保护患者的利益。
3.发生损害时的责任承担。医疗合同关系发生在医方和患者之间，若因第三人原因造成医方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法律要求医方首先应向患者负责，然后再向第三人追偿。这就有助于患者的损害及时得以弥补。
七．医疗合同的不足及应对策略
从各国的法律学说及学说来看，基本上都倾向于采侵权责任而不是违约责任向医方寻求赔偿。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侵权责任包括精神损害赔偿，更有利于保护患者的利益。对于这一问题，笔者以为可以尝试在合同法中选择性地对当事人的精神痛苦给予赔偿。英国合同法就设定了三种情形由违约方承担精神损害赔偿：一是合同的目的就是提供安宁和快乐的享受；二合同的目的就是要解除痛苦或麻烦；三违反合同带来的生活上的不便直接造成的精神痛苦。医疗合同的违反兼具以上三种情形的特点。由于违约患者所遭受的痛苦既有精神上的也有身体上的，因此笔者以为在医疗合同中引入精神损害赔偿更能体现违约责任的补偿。
其次，医疗合同的设立可能会引起“滥诉”的出现。这就需要明确医疗合同是一种手段债务而非结果债务，治疗目的是否达到并不能衡量合同债务是否履行，其标准应该是医生在治疗过程中是否尽到了专家的合理注意义务。
最后，医疗合同设立的目的是保障双方尤其是患者的利益。如果医方因为担心承担违约责任而不敢大胆采用风险性较大的治疗方法，显然与立法原意背道而驰。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通过保险机制把医方所承担的高风险分散到全社会，使得患者在受到损害后能够合理得到补偿，同时医方也不会因此而畏手畏脚。
结语：
医疗关系作为一种合同关系，之所以大都采取侵权理论予以解决，主要是为了更大限度地保障患者的利益。随着合同理论的发展，违约和侵权的差异日趋缩小；我认为完全可以通过对合同制度的改进，用合同法上的办法处理医疗诉讼，以期达到既能“防患于未然”又能“亡羊而补牢”的最佳效果。
1蒲川道太郎，《德国的专家责任》，载梁彗星编《民法判例与学说研究二》，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330—331页
2．医疗关系是指医师受患者的委托或其它原因，对患者实施诊断、治疗等行为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由于医疗行为的复杂性，医疗关系也表现为多种形式，可将其细分为“急救、防疫、求治、保健、矫正”五类。其中，急救和防疫是基于职业伦理或社会利益而由国家公权干预的强制行为。而由求治、保健、矫正三种主流医疗行为所建立的医疗关系是基于双方合意的一种合同关系。
3．下森定，《论专家的民事责任的法律构成与证明》，载梁彗星编《民法判例与学说研究二》，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321页
4．通常情况是指出去“求治”、“保健”、“矫正”这三种主要的医疗关系
5．柳经纬，李茂年，《医患关系法论》
6．《科宾论合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58页
7．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45页
8．江平，《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600页
9．崔建远，《合同法》，34页
10．柳经纬，李茂年，《医患关系法论》
11．（台）吴建梁，《医师与病患“医疗关系”之法律分析》，东吴大学1994硕士论文，10页
12．《医患关系和医疗合同立法探析》
13．柳经纬，李茂年，《医患关系法论》
14．海因克茨，《欧洲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1版，22—23页
15．陈自强，《契约之成立与生效》，法律出版社，74页
16．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件：病人在接受堕胎手术时，有几个实习生在场。病人以医院侵犯隐私权为由将医院告上了法庭。
法律论文范文第8篇
被告人周某，男，某市青山酒店职工。
青山酒店安装中央空调时，身为总经理的刘某公然指使酒店电工郑某采用绕过供电部门用电计量装置，擅自接线手段进行窃电。经群众举报，市供电局城南分局曾查获刘某的窃电行为，但刘某不思悔改，一个月后，又指使本单位职工周某采用同样办法窃电。同年7月15日，被公安机关和供电部门再次查获，司法机关委七名电气专家小组负责鉴定。在鉴定过程中，七名专家了解了近3年该市每年夏季日平均气温，并到与被告经营的酒店规模相似的其他酒店调查了空调的用电情况，结合青山酒店的客房使用率，作出了鉴定刘某等人三年中共窃电三十二万多千瓦，折合人民币二十七万多元。
「分歧意见
单位盗窃是否构成犯罪，单位盗窃能否按自然人盗窃处理？对此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单位盗窃也与其他单位犯罪一样，也可以成为犯罪主体。而且本案是为本单位利益所进行的盗窃，如果单位不构成犯罪，其个人也不能构成犯罪。
另一种意见认为：根据我国刑法264条和第265条以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都没有关于单位盗窃的规定，因而单位不能成盗窃罪的主体。单位盗窃，情节严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追究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按一般自然人盗窃罪处理。
「评析
关于单位盗窃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6年1月23日针对内蒙古自治区和江苏省人民检察院的请示批复规定：“单位组织实施盗窃，获取财产归单位所有，数额巨大，情节恶劣的，应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主要的直接责任人员按盗窃罪依法批捕，。”2002年8月13日公布并施行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届检委会第112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单位有关人员组织实施盗窃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指出：“近来，一些省人民检察院就单位有关人员为谋取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盗窃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向我院请示。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批复如下：单位有关人员为谋取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盗窃行为，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以盗窃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从上述批复来看，单位本身不能成为盗窃罪的主体。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只能追究主管人员和主要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1997年3月14日通过的修订后的刑法，也没有规定单位盗窃罪，可见，从立法上看，单位不能成为盗窃罪的主体。
那么，对单位盗窃能否按自然人盗窃犯罪处理呢？笔者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对单位盗窃按自然人盗窃犯罪处理，也是不科学的。
1、对单位盗窃按自然人盗窃犯罪处理，不符合法治原则。
从法治原则的角度来讲，单位盗窃是否构成犯罪，只能由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确定，法律（刑法分则）规定了单位盗窃罪，则可对单位盗窃追究刑事责任，法律没有规定单位盗窃罪，就不能对单位盗窃作犯罪处理，包括不能将单位盗窃按自然人犯罪处理。因为单位盗窃与自然人盗窃毕竟有本质区别，单位盗窃是“单位有关人员为谋取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盗窃行为”，其违法主体是单位，不是自然人，因而，不能按自然人犯罪处理。应当注意的是，法律规定对单位犯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其前提是单位必须构成犯罪。如果法律根本没有规定某种违法行为属于单位犯罪，或者法律虽然规定了某种违法行为属于单位犯罪，但尚未达到犯罪程度的，都不能追究单位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可见，在法律没有规定单位犯罪的情况下，追究单位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实际上扩大了单位犯罪的主体。这显然违法了法律规定，违反了“罪行法定”原则。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对单位盗窃按自然人盗窃处理，实际上是一种新的立法活动。如将盗窃“数额巨大，情节恶劣”或“情节严重”作为犯罪构成要件，实际上是修改了刑法关于自然人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重新建立了一种新的盗窃罪构成要件，这不仅给司法实践中处理具体案件带来了困难，也不符合法治原则。
2、对单位盗窃犯罪按自然人盗窃犯罪处理，从犯罪构成上看，自然人盗窃的犯罪构成要件不适用于单位盗窃。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批复意见，单位盗窃与自然人盗窃两者之间的构成要件是不同的。一是犯罪构成的数额标准和条件不同，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定，两者客观要件不同；单位盗窃必须是“数额巨大、情节恶劣”或“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而一般自然人盗窃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即可构成犯罪。二是犯罪主体不同，单位盗窃的犯罪主体只能是“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主要的直接责任人员”。而一般自然人共同盗窃，除了情节显著轻微的共犯外，一般都应以犯罪论处。由于上述构成要件不同，单位盗窃难以适用自然人盗窃犯罪的构成要件。
3、对单位盗窃按自然盗窃处理，从适用刑罚法上看，自然人盗窃的刑罚规定难以适用单位盗窃。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复的规定，单位盗窃“数额巨大，情节恶劣”或者“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而自然人盗窃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则是加重处罚的情节。用自然人加重处罚的情节作为单位犯罪构成的条件，这对单位盗窃适用刑罚必然带来严重困难。一是如果按照自然人加重处罚的量刑幅度（3年以上10年以下），对单位盗窃的犯罪者适用刑罚，那不仅不公平，而实质上是把单位盗窃的犯罪构成要件作为加重处罚要件了，致使犯罪构成要件与处罚情节相互矛盾。二是如果对单位盗窃适用加重处罚量刑幅度，然后减轻处罚，不仅存在上述同样的问题，而且其“数额巨大，情节恶劣”也不符合减轻处罚条件。即使硬性减轻处罚，须有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其程序也十分复杂。
4、对单位盗窃按自然人盗窃犯罪处理，在处理附带民事赔偿上，也比较困难。
根据刑法第36条的规定，因犯罪行为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除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外，还应赔偿经济损失。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第77条的规定，被盗失主在刑事审判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根据附带民事诉讼理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必须是刑事被告人，而单位盗窃按自然人犯罪处理。如果引起赔偿，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也只能是自然人，而不是某单位。但从民理责任理论来看，财产归单位所有了，而要个人承担赔偿责任，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缺乏理论根据的。同时，有的因盗窃数额大，单位不承担赔偿责任，而个人难能赔偿，也会给失主造成损失，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利益。
法律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恢复性司法；刑事司法模式；监禁刑
一、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及渊源
恢复性司法是以修复犯罪给被害人、社区以及犯罪者本人的创伤为目的，通过被害人与犯罪行为人之间和解、协商、多方参与的会谈，通过给被害人补偿、使罪犯参加社区劳动等，以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与秩序的司法制度。目前国际上较为通行的恢复性司法的定义是：恢复性司法是指在一个特定的案件中，关涉各方共同解决犯罪问题，处理犯罪的后果的过程及其对未来的意义。恢复性司法一词，是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学者巴内特所提出的，而世界上第一个恢复性司法案例发生在1974年的加拿大安大略省基陈纳市。据估计，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末，欧洲共出现了500多个恢复性司法计划，北美的恢复性司法计划也达300多个，世界范围内的恢复性司法则达1000多个。同时联合国也对恢复性司法也给予了肯定和支持并于1999年通过了《制定和实施刑事司法调解和恢复性司法措施》的决议。
二、恢复性司法在我国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需要公平和正义的呼声，愈加强烈。尤其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战略任务，这正是实行恢复性司法的政策基础。想要构建和谐社会，就要妥善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为达到此目的，必须探索和研究新的解决方式。恢复性司法符合我国刑事司法的改革方向，从对犯罪的惩罚和报复转向对犯罪的教化、改造，对受害人的抚慰、赔偿和社会关系的恢复，从而达到减少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的目的。所以说恢复性司法是司法部门追求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体现司法的人性化，适应现代社会司法理念的充分体现，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并没有严格的恢复性司法模式，只在刑事诉讼的部分程序和环节有间接的、近似性的表现，如刑事自诉案件的允许和解、撤诉，公诉案件轻微犯罪的不、免于刑事处分以及缓刑判决等，但上述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恢复性司法模式。近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我国越来越多地吸收了西方一些司法理念，恢复性司法在西方得到发展的同时，在我国也基本具备了理论运行的平台和实践操作的基础。
恢复性司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强调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并对被害人的损失加以赔偿。现今我国刑罚制度是单一的靠国家为标志的现代刑事司法模式和以监禁刑为中心的现代刑罚结构，不能达到教育、挽救、改造犯罪人的社会目的，在某种情况下，犯罪人还容易产生消极思想，甚至会产生报复社会的念头，显然并不利于建立和谐安定的社会。多年来，司法机关在监督执行刑罚实践中遇到过不少这种现象，有的罪犯因一时糊涂，违法犯罪，入监后，痛苦不已，后悔莫及；因触犯了刑法，等待的只有刑法处罚，结果给社会给家庭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受害方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物质和精神补偿，相反还会害怕犯罪人刑满出狱后的报复；社会效果往往不理想，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违于刑法改造罪犯的根本立法意愿。当然，一切危害社会的犯罪，除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坚决执行外，对于其他犯罪，处以刑罚的目的也必须是立足于教育人、挽救人、改造人，使其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用刑罚来洗刷自己的犯罪。如果某些犯罪能用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结果的犯罪处理方法来解决，这样犯罪人能有更好的悔罪表现，对受害方能得到精神和物质补偿，并能消除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的仇视心理，有效避免重新犯罪，其社会效果更加明显。
三、我国实行恢复性司法的基本原则
国内外恢复性司法项目繁多，方式多样，如此广泛适用不能无章可循。确定恢复性司法的基本原则，有助于积极开展恢复性司法的探索与实践，不至于让恢复性司法在实用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偏离了法律的公平与正义之内在核心。结合国情，我国的恢复性司法应当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一）规范适用范围原则
由于恢复性司法是一种替代性的司法形式，其范围的界定应当得到严格的控制，在我国恢复性司法的适用范围可以从案件范围、对象范围和特殊情节范围三方面来确定。
1、案件范围：从国外恢复性司法实际操作情况来看，恢复性司法主要运用于轻微的犯罪案件，但也不乏适用于严重犯罪，在我国实行恢复性司法制度也应该主要应用于犯罪后果比较轻的过失犯罪。犯罪人并非故意实施犯罪，而是过失造成的危害结果，触犯了法律，如交通肇事罪、过失伤害案等，因为没有明显的主观恶性，犯罪后果比较轻，犯罪人容易得到受害方的谅解，此类犯罪可适用恢复性司法程序。
2、对象范围：未成年人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从轻处罚是我国司法改革的总的趋势。由于未成年人思维还未定型，价值观还处于形成过程，具有较强的可矫治性，对未成年人犯罪可适用恢复性司法程序，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通过犯罪人及其家庭、社会的积极参与，争取让其平稳回归社会，这一方面刚好体现了恢复性司法的特点。
3、特殊情节范围：其他一些具有特殊情节的犯罪也可考虑适用恢复性司法，如初犯、偶犯、激情犯、家庭暴力受害者针对施暴者实施的犯罪，其他如除恶扬善、大义灭亲型犯罪，帮助他人实施安乐死的犯罪等，由于民众对此类犯罪者有原谅和同情的心理，可根据实际情况考虑适用恢复性司法程序。
（二）坚持自愿性原则
自愿性原则是实行恢复性司法的基础，这就要求各方都必须自愿地参加恢复性程序，不能强迫或诱使受害人或罪犯参加恢复性程序。如果任何一方不同意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均不可启动恢复性司法程序。但恢复性司法程序的启动有一个必要的条件，那就是有充分证据证明犯罪者的罪行并且犯罪者已承认自己的罪行，没有这一必要条件的存在则恢复性司法程序无法启动。自愿原则还表现在受害人和罪犯在恢复性程序进行中可以随时终止该程。无论恢复性程序进行到哪一阶段，当事人都有权中止该程序，这一要求无形中成了自愿原则的保障。因为即使程序已经启动，如果当事人任何一方认为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均可随时中止恢复性程序。为了保证自愿原则的全面贯彻，无论是双方之间没有达成协议，还是在恢复性司法进行中反悔而终止，均不能成为以后刑事司法程序中加重处罚的理由。
（三）第三方介入性原则
这里的第三方是指受害人与罪犯之间的调解员。在司法机关界定案件适用于恢复性司法制度后，可委派指定的调解员进行调解。没有第三方介入的恢复性司法程序是不完整的，这一点在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的《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修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宣言要素的修订稿》所倡导的恢复性司法程序中也有注明。构建中国式的恢复性司法如何选择充当中立的第三方呢？不言而喻，人民调解委员会是理想的选择。因为，人民调解委员会制度在我国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各地基层普遍都设立了人民调解组织，并且拥有国家的各种资源支持，此外，广大人民调解员长期从事调解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人民调解是构建中国式恢复性司法的重要组织基础和人员基础。我区的轻伤案件委托调解，也是选择的人民调解组织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实践证明，人民调解组织也完全能担当此重任。
（四）均衡性原则
寻求被害人人权保障与犯罪人人权保障的平衡是世界范围内各国人权保障的必然趋势与走向，恢复性司法制度也不能例外。从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出发，无论是对被害人权益还是犯罪人的权益，在刑事程序上都应给予同等的尊重和关注，这样才有利于犯罪人的矫正和回归社会，同时也有利于平复被害人的心理创伤。恢复性司法是以犯罪人自愿认错、被害人获得赔偿、社区公共利益得以补获等方式实现。在此过程中，涉及多主体的利益的再分配。因此，在这一再分配过程中，应当均衡多主体的利益关系，既要尽量使受损的被害人获得赔偿、增进受损社区公共利益，但同时也要适当考虑犯罪人的主观认识与态度、赔偿能力、家庭经济状况等综合因素，保障犯罪人的正当权益，防止犯罪人过分承担惩罚性赔偿而忽视其权益的保障，不能因犯罪人的行为而随意向犯罪人漫天要价，调解结果必须公正合理。
总之，国家在刑事司法中所扮演的角色决不应是矛盾的激化者和悲剧的制造者，如果能用调解解决，就不要用“暴力”解决；能息事宁人，就不要去挑开伤疤；能皆大欢喜，就不要两败俱伤。
参考文献：
1、JenniferGerardaBrown.TheuseofMediationtoResolveCriminalcases:AProceduralCritique[J],EmoryLawJournal,Fall,1994.
2、张庆方.恢复性司法——一种全新的刑事法治模式[A]，刑事法评论(第12卷)[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3、李游.从无讼到恢复性司法[DB/CD].中国期刊资料库.
4、严青.恢复性司法——一种可推行的刑事司法新摸式[DB/CD].法律论文资料库.
法律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执行难、法律缺陷、资产和负债。
一、“执行难”的现状
“执行难”一词是人们对大量生效的民事法律文书长期得不到执行的形象描述，该词先由哪位有识之士“发明”，无从考究。但从其目前的流行程度来看，“执行难”的发明当是对汉语词汇的一大贡献。除此之外，有人还把长期得不到执行的法律文书叫做“法律白条”。
近几年来，全国的执行积案呈直线上升趋势，“法律白条”是越积越多。1986年以前，当事人对生效的法律文书的自觉履行率为70%，之后逐年下降，到了1996年，10年间债权人的申请执行率已上升到70%以上。据最高法院统计，截至1999年6月份，全国法院共积存未执行案件85万件，标的金额总计2590亿元。就河南省而言，截至1999年7月，尚有未执结案件50917件，未执结标的金额111.53亿元，且执行难度越来越大，执行工作的对抗性日益加剧i。
“执行难”也好，“法律白条”也罢，都说明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我国法律的尊严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二、“执行难”的直接后果
1、法律已经失去其应有的尊严
法律是什么?通俗地讲，就是人们行为的准则。这些准则与道德的区别，在于各自发生作用的基础。道德依靠人的良知和自觉，法律依靠的是国家强制力。法律发生作用，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执行人民法院的判决来实现的。当人民法院的判决得不到执行时，法律的准则作用将无从体现。靠国家强制力来实现的判决书如果变成“法律白条”的话，法律的尊严也将荡然无存。
2、我国的市场经济正在变得毫无秩序
寻求司法保护，是公民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盾牌。当债权人为主张自己的权利，提讼、付出大量精力和各种与诉讼有关的费用之后，得到的只是一张“法律白条”的时候，他的感想是什么呢?只能是对国家司法制度的绝望!“执行难”还将反过来影响到债权人对诉权的行使。因为，债权人对司法保护丧失信心的时候，他的选择可能是拖延或放弃诉权；与此同时，债务人的下落不明又常常造成债权人无法行使诉权。很明显，我国经济交往中难以实现的债权将远远超出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数目。另外，“执行难”又会怂恿债务人消极履行甚至不履行自己的债务。
于是，为讨债而设立的公司成立了，为索债而采取的非法拘禁及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发生了。非法拘禁及其他违法犯罪为法律所明确禁止，讨债公司的设立也被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通字（1995）87号“通知”以没有法律依据所禁止。诚然，法律没有规定可以设立讨债公司，但同时法律也没有规定禁止设立讨债公司。如果上述通知可以代替法律规定的话，国家才算有了禁止性或限制性规定。应该说，这些都是债权人实现债权的非正常途经，债权人同样需要付出代价并有可能为此承担法律制裁的风险。但是，仍然有人愿意铤而走险。何故?因为这样能解决问题。
人们已经越来越感觉到法律的无奈，他们不得不按照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行事。而每个人认为的适当方式又有所不同，在此情况下，社会必将变得毫无秩序，依法治国无从谈起。
三、“执行难”的原因
造成执行难的原因有多种，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一、客观上是被执行人确无履行债务的能力；二、主观上是司法腐败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地方保护、判决本身的不公和执行人员以各种借口的不作为等；三、立法上存在的缺陷。
上述三方面的原因，不是孤立地而是相互影响造成了民事判决的执行难。其中，造成执行难的最关键因素是立法上的缺陷，本文将着重探讨这方面的原因。因为对于确无履行债务能力的被执行人可以从立法上彻底免除他的义务，而对于腐败原因引起的“执行难”也可以从完善法律的角度寻求解决办法。
四、造成“执行难”的法律缺陷
1、对民事主体特别是自然人的资产及负债状况缺乏法律调整
这是造成“执行难”最根本的原因，因为这种法律上的缺陷使得《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执行措施无法操作。《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章有关条款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向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查询被执行人的存款情况，有权冻结、划拨被执行人的存款；人民法院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人民法院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民事诉讼法》还规定，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隐匿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发出搜查令，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或者财产隐匿地进行搜查。从法律的规定来看，人民法院的执行措施有很多，权限也很大。但是，执行这些措施的前提首先是，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财产状况有十分清楚的了解。而这又有赖于国家对民事主体特别是自然人的资产及负债状况的法律调整。
民事主体占有资产的形式有多种，这些资产可以是存款、股票、现金、实物、无形资产以及各种收藏等。它们的处所以及流向，只有所有权人最清楚。一个被法律文书确定为被执行人的、拥有以上财产的所有制主体，假定他有足够能力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如果他根本就不愿意履行这种义务，他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将其财产转移或隐匿。他可以一边过着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的生活；一边对着人民法院的执行人员装穷。装穷的结果是，人民法院对他的执行无法进行。因为法律已经规定，人民法院在执行时还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和必需品。虽然我们可以从侧面了解到他有履行能力，但我们无法取得他拥有资产的确切证据。
司法机关对公民的资产和负债状况一无所知，这正是国家对民事主体资产及负债状况缺乏法律调整的后果。为此我们有必要建立相应的全民资产及负债申报制度。事实上，这种法律缺陷造成的不仅仅是“执行难”，它还使市场经济的其他许多法律无法实施(以下将会论及)。
2、对于确无履行法律文书义务的自然人缺乏法律调整
《民事诉讼法》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因生活困难无力偿还借款，无收入来源，又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执行。因为上述原因，人民法院很难确定作为被执行人的自然人，是否真的属于生活困难无力偿还借款又无收入来源的情形。在此情况下，《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也无法施行。于是，我们有必要建立自然人破产的法律制度，但这种制度的建立又有赖于全民资产及负债申报法律制度建立。
3、在执行程序中，对执行期限及执行人员的不作为缺乏法律调整
这种法律上的缺陷使执行人员的司法权利没有约束。对于民事案件的执行期限，《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除此之外，对于人民法院的执行人员怠于执行或干脆不作为甚至滥用执行权利的情形，立法上没有对申请人救济的规定，譬如提讼等。这使当事人的权利不仅得不到法律保护甚至遭受执法人员的非法侵犯，而当事人又毫无办法。
据报导ii：一起历经四审的案子，当事人从新疆到河北跑了几十趟，两年多却一直未能执行。80万元执行款已被划拨到了法院的账户里，当事人仍未拿到。该报同一版面同时刊登另一篇执法人员滥用执行权利的文章，文章披露iii：河北唐山吴义贵在1998年经历的一场败诉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官司。吴在法院开庭审理三个月前，收到法院执行庭的一张执行传票，之后法院查封了他租房建的工厂。到现在法院判决已下达22个月。工厂仍然在查封中而不能执行，致使吴义贵无法使用，给他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这是法院执行权利没有约束的结果。对此，应该给予执行当事人法律上的救济。
五、法律缺陷与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关系
通过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执行难”是由上述法律缺陷造成的，而“执行难”的实质就是国家的法律制度未能得到有效贯彻实施，这表明构成上述法律缺陷的内容正是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为此，我们有必要围绕上述法律缺陷对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进行构建。
1、自然人资产及负债申报法律制度必须确立
对于法人的资产及负债状况，国家制定有相应的会计系列法规进行调整。而对于自然人的财产状况，我国根本没有相应的法规调整。这种法律上的空白，不仅直接造成民事判决的执行难，还使国家的其他一些法律法规无法实施。
首先是《公司法》，虽然该法已实施多年，但是否真正得到贯彻执行则是另一回事。除了股份有限公司和上市公司比较规范以外，一般的有限公司就很难规范。许多所谓的股东是拿借款而不是自有资金出资的，一旦公司注册登记完毕，这些股东的出资便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而有限公司则变成了空壳公司。某些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名义上是几个，实际上只有一个，这样的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人独资企业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这又反过来使国家对法人的资产及负债的法律调整陷入困境。
其次，因为国家对自然人资产及负债状况的不明，为各种各样涉及财产的犯罪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贪污、受贿、挪用、侵占、诈骗、洗钱、抢劫以及盗窃等通过非法途径取得财产的违法犯罪行为，可谓得手容易发现难!即使发现了也很难将损失追回。除此之外，政府各种管理部门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的“四乱”所得，极少能够返还，几乎全部变成了当权者的灰色收入或被他们灰色消费掉了，这实际上是管理者利用国家权力做后盾对纳税人财产的非法侵占和掠夺!这种失控的社会秩序对人民、对国家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国家也根本谈不上法治。
近年来，有人开始注意我国的信用危机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同样需要建立国家对自然人资产及负债状况进行调整的法律制度，这是实现个人信用的先决条件。因为，在社会交往特别是经济交往中，作为交往主体的自然人或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不仅取决于他的智力，同时还取决于他所拥有的资产和负债。如果他的资产和负债状况根本不敢为别人所知，他对交往对象就毫无诚意可言，他不可能按照诚实信用的民事法律基本原则从事民事活动。
另外，这种法律上的空白还将造成有望出台的《遗产税法》根本无法实施!因为国家不知道它的每一位公民所拥有的资产和负债，以此为据的遗产税将无法确定，自然无法征收。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向这种法律制度靠近，不动产和机动车的购置和流转登记制度早已有之，2000年4月开始推行的存款实名制也是一种进步。但是，这只是对自然人部分财产状况的有限的法律调整，根本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对于自然人来讲，将其每一笔收入或支出（特别是零星的小额收入和支出）都进行申报是不现实的。但是作者相信，每个人和每个家庭，其日常收入和支出是基本固定的，这些可以按固定期限的固定收入和固定支出申报，至于其它的超出或低于固定收入和支出数目的收入和支出可以采取另行申报的办法。
2、自然人破产的法律制度应当确立
现实中大量存在着的自然人或合伙人的破产，在法律上却感到束手无策、无法可依，这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也有悖于破产法的“一般破产主义”的世界发展趋势。有专家认为，自然人个人破产法律制度的价值在于iv：1、弥补传统民事诉讼制度救济手段之不足，公平保护债权人利益；2、及时切断债务膨胀，保障经济秩序良好运行；3、给债务人以重新开始的机会；4、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自然人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享有对该公司按其股份决策和收益的权利，同时对该公司的破产按其投资承担有限责任。那么，作为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或个人独资企业的业主，他为什么就不能对自己的经营失败承担有限责任呢?这主要是因为法人的经营活动有严格的会计系列法规进行调整，其财产所有和负债有较为完善的书面记录，国家认为有能力对公司的行为进行干预。相比之下，国家对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的经营活动的管理是相当松散的，国家对其经营行为难以进行调控，所以要其承担无限责任。这种享有相同权利承担不同法律责任的制度，对于我国不断发展壮大的私营经济是不相适应的，它不利于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
因此，国家有必要建立自然人破产的法律制度。不过，这种制度的建立，仍然有赖于自然人的资产及负债申报法律制度的确立。
3、对执行当事人应有法律救济
在司法实践中，申请执行人虽有充分确实的证据，证明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但由于司法腐败的原因，对于执行人员的消极执行或不作为因素造成的“执行难”以及执行人员的的情形，执行当事人却十分无奈，我国的法律显然缺乏对执行当事人的救济。
事实上，民事执行行为已经很少涉及法律上的争议，对于这种执行完全可以由行政机关来完成。在此情况下，如果发生上述情况，申请执行人完全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负责执行的有关机关提起行政诉讼，同时可以就执行人员滥用执行权利给自己造成的损失行使索赔的权利，使执行当事人的权利得到救济。
六、结论
通过对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执行难”现象的剖析，作者认为“执行难”问题的存在不是偶然的，它是由我国现阶段立法上的先天缺陷造成的。为此，我们有必要对这部分法律缺陷进行弥补，构建自然人资产及负债申报的法律制度；构建自然人破产的法律制度；以立法的形式确认民事案件的执行由行政机关来完成。这样，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将会得到进一步完善。
i摘自黄智勇《根治“顽疾”会有时》，《河南商报》1999年9月14日第7版。
ii引自孙继斌《这起案件怎么这么难执行》，《百姓信报》2000年5月23日第5版。
iii引自王殿学《执行传票不规范二十二个月不执行被执行人比法官还急》，《百姓信报》2000年5月23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