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中长期发展规划范文

人口中长期发展规划篇1

关键词：城镇总体规划； 人口规模预测； 准确性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前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口城镇化步伐的快速推进，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为了更好地化解城镇发展与土地资源短缺的矛盾和环境质量不断下降的风险，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城镇空间布局就显得更加尤为重要。由于人口规模预测是确定城镇空间布局的基础，因此在编制城镇总体规划方案的过程中，必须要对人口规模进行更为科学合理的预测，提高预测的准确性，提升城镇环境品质、避免土地资源的浪费，提高城镇总体规划的宏观指导性。

二、城镇总体规划中人口规模预测的基本方法

在目前城镇总体规划的人口规模预测中，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方法：

1、综合增长率法

在综合增长率法中主要用到了如下公式对人口规模进行准确预测：

根据人口年均综合增长率预测人口规模，按下式计算：

式中：Pt——预测目标年末人口规模；

P0——预测基准年人口规模；

r ——人口年均综合增长率；

n ——预测年限。

2、相关分析法

通过建立城镇人口与经济总量之间的对数相关关系预测未来人口规模，按下式计算：

式中：Pt——预测目标年末人口规模；

Yt——预测目标年GDP总量；

a、b——参数。

3、资源环境承载力预测法

资源环境承载力法是依据城镇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土地、水、生态环境、电力、经济实力等资源环境条件，分别按照某种适宜的人均占用水平或标准，对规划范围内可以承载的人口规模进行推算，得出的是城镇资源环境能够承载人口的最大容量或者极限规模。

如：土地承载力法

根据建设用地潜力和有关人均用地标准预测人口规模，按下式计算：

式中：Pt——预测目标年末人口规模；

Lt——根据土地开发潜力确定的预测目标年末城镇建设用地规模；

lt——预测目标年宜采用的人均建设用地标准。

4、基础设施承载力预测法

根据规划期末城镇道路面积、中小学学位总数和医院病床总数以及相应的人均指标来预测城镇的人口承载量。

三、目前城镇总体规划中人口规模预测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在目前的城镇总体规划中对人口规模预测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并采用了科学化的方法对城镇总体人口规模进行了预测，但是受到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的制约，目前城镇总体规划中人口规模预测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人口规模预测的准确性，必须得到解决。

1、城镇人口规模预测中现状人口数据缺乏准确性和真实性。

准确掌握城镇现状人口数据是城镇人口规模预测的重要基础，因此城镇现状人口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对城镇人口规模预测显得尤为重要。

（1）城镇常住人口数据缺乏准确性和真实性：在城镇人口中占据主体的常住人口通常包括户籍人口和居住半年以上的暂住人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人户分离现象已经十分普遍并且比例越来越高。各乡镇统计部门往往简单地将户籍人口计入常住人口，少数乡镇还存在利用以往人口统计资料编造本年度人口统计数据的现象，这些做法严重影响了现状人口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2）城镇流动人口统计数据缺失：由于流动人口的统计工作更加复杂和艰巨，除非基于预防和打击犯罪的需要，鲜有城镇进行制度性的流动人口统计工作，城镇流动人口统计数据处于缺失状态。

2、城镇地方政府根据主观发展意愿和招商引资需要扩展城镇建设用地平台、扩大城镇建设用地规模，进而扩大城镇人口规模的现象较为普遍。

各市、县的市（县）域城镇体系规划均明确确定了本行政辖区内各城镇的城镇人口规模，这一基于更高层面的城镇发展空间布局是充分考虑了各城镇的发展现状、发展潜力和宏观发展趋势后制定的今后较长时期的城镇发展目标，是在更高层面统筹城乡发展的具体体现。受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个别城镇的超常规发展可能会快速突破原有城镇人口规模的预测值，与原城镇体系规划确定的城镇人口规模产生较大的偏差，部分城镇的发展也会与原城镇体系规划确定的城镇人口规模产生一定的偏差。但总体而言市（县）域城镇体系规划确定的各城镇的城镇人口规模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前瞻性。

现阶段，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仍然以招商引资作为主要突破口。为了壮大地方经济实力、培植地方财源和扩大城镇就业人口，工业项目招商引资成为各县市招商引资工作的重点。为了发展县域经济，不少地方将工业项目招商引资工作层层分解到各乡镇，致使各乡镇地方政府倍感压力。不少乡镇存在盲目招商、盲目发展工业项目的现象。乡镇地方政府往往根据主观发展意愿和招商引资需要扩展城镇建设用地平台、扩大城镇建设用地规模，进而突破市（县）域城镇体系规划确定的城镇人口规模的现象较为普遍。这种行为虽然缓解了经济发展的一时之需，但从长远来看，加剧了环境资源的破坏和土地资源的浪费。

四、提高城镇总体规划中人口规模预测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的几点探讨

基于以上现实和分析，我们认识到提高城镇总体规划中人口规模预测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是更好地化解城镇发展与土地资源短缺的矛盾和扭转城镇环境质量不断下降的趋势、实现科学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如何有效提高城镇总体规划中人口规模预测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应引起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和规划师的足够的重视，有以下几点值得探讨：

1、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人口统计制度与统计方法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当前我国人口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原有的户籍管理方法已不适应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需要，人口的统计工作也变得日益复杂和艰巨。为了提高人口统计数据的准确性，有必要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人口统计制度与统计方法，减少人口统计数据的遗漏和重复，为城乡规划工作提供更加真实准确的基础数据。

2、各级政府部门应进一步树立科学发展观的牢固意识

科学发展观是在深刻总结国际、国内发展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的，顺应了当今世界发展潮流，反映了当代世界最新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指明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和战略，是今后相当长时期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各级政府部门应当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尽快建立起适应我国经济与社会转型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制度体系，包括建立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评价标准体系和政绩考核体系，减少和抑制地方盲目发展的冲动，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节约利用和环境质量的逐步改善。

3、规划师应更多地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规划师应该站在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角度，勇于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在确定城镇用地规模和人口规模的预测中努力减少来自政府部门的不良干扰。

4、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城镇人口规模的预测，提高人口规模预测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城镇人口规模的预测应尽可能采用多种方法和进行多方案预测，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选取不同的方法和方案分别进行预测，通过综合各方法或方案得到的多种预测方案值，分析得出最有可能发生的预测值区间，提高人口规模预测的准确性

五、结论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在城镇总体规划中人口规模预测的重要性。为了提高城镇总体规划中人口规模预测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需要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人口统计制度与方法、经济与社会发展评价标准体系及政绩考核体系，并通过规划师的自身努力来共同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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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南,左玉辉,柏益尧,冯琳;生态城市规划中人口预测—以昆山市生态城市规划为例 [J];环境科学与技术;2005年02期

[4] 王金营;原新;;分城乡人口预测中乡—城人口转移技术处理及人口转移预测 [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03期

人口中长期发展规划篇2

总体规划评估的研究视角和内容框架

除此以外，一个好的规划评估还应研究和认识城市发展趋势和前景，提前发现规划面临的新问题，并为规划的修改完善把握好方向。因此，总体规划评估应具备两方面的基本目标：一是评估总体规划实施效果，二是评估城市发展趋势。前者重在实效性研究，后者重在前瞻性研究，这两个视角的研究相结合，有助于实现总体规划评估保障规划实施、指导城市发展的最终目的。总体规划评估的内容框架城市总体规划作为城市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涉及社会、经济、环境各个方面，内容十分庞繁，如果对总体规划各项内容和目标一一进行评估，不仅工作量巨大，而且会导致编制时间过长而难以体现评估的时效性。因此，有必要对总体规划的内容进行梳理，确定哪些内容应该进行重点评估。根据评估目标，评估内容应满足以下2个条件之一：一是总体规划的核心内容；二是与总体规划实施密切相关的城市发展趋势。首先需要明确哪些是总体规划的核心内容。城市总体规划是对一定时期内城市性质、发展目标、发展规模、空间布局以及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是引导和调控城市建设、保护和管理城市空间资源的重要依据和手段。总体规划的核心内容应是各项资源在空间上的安排，具体包括2类，一是保护型资源的空间安排，如水源保护区、基本农田、森林公园等，二是各项开发型建设活动的空间安排，包括公共设施、交通设施、市政设施等。其次需要明确哪些是与总体规划实施密切相关的城市发展趋势。总体规划涉及社会、经济、环境的方方面面，其实施需要通过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进行保障，因此城市发展的政策环境和市场化阶段特征与总体规划密切相关。按照上述2个条件确定总体规划评估的内容框架，归纳起来可以分为4个方面的核心内容：(1)宏观背景与重大事件的评估。(2)发展目标、速度与效率的评估(包括城市经济、建设用地与人口发展等方面)。(3)产业结构、空间结构与用地结构的评估。(4)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估。

总体规划评估的核心内容

宏观背景与重大事件的评估宏观背景与重大事件的变化是决定总体规划实施效力的关键要素，也是总体规划修改的前提条件。影响规划实施和城市发展的宏观环境与重大事件要素包括4个方面，分别为地方发展定位的变化、经济发展环境和相关规划的变化、重大事件与重大工程的影响以及行政区划调整等。地方发展定位的变化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国家战略和国家级区域规划，这些战略和规划对于相关城市的发展定位、发展模式和空间布局将产生较大的影响。无论是上海还是长沙，都面临着新的国家定位。以上海为例，2009年3月国务院批复了上海的两个中心定位，即国际金融中心与国际航运中心；长沙则在2008年由国务院批复建立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两个中心定位对上海的产业布局和重点项目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两型社会”建设则将长沙由内陆腹地城市推向改革开放的前沿。两个城市的总体规划评估都对国家定位的变化影响进行了评估，梳理出与新定位不相适应的内容，并为总体规划优化提出方向性建议。经济发展环境和相关规划的变化经济发展环境是城市总体规划制定城市发展目标的基本出发点，不同的经济发展环境决定了城市发展目标制定的重点。如长沙处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期，城市发展目标偏重于经济增长。而上海则进入了转型发展阶段，城市发展目标更加突出模式转型和创新驱动。应注意的是，城市所处的经济发展环境不断变化，这就需要总体规划评估能够对其进行判断，从而为城市发展目标的修订提供依据。《城乡规划法》要求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应当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而这些规划的变化必将对总体规划的编制产生影响。以长沙为例，“十二五”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长沙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和空间资源分配提出新要求，长沙总规评估对社会经济指标和空间布局的评估表明城市总体规划已经不能适应相关规划的变化，这些变化对未来总规实施形成较大制约，因此有必要对总体规划进行修改。重大事件与重大工程的影响国家和省级重大事件和重大工程的实施将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巨大的辐射带动作用，进而影响城市功能、产业发展方向和城市空间结构。长沙总规评估对空港扩建和高铁、港口建设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上海总规评估则重点对世博会、虹桥枢纽、临港新城、大型民用飞机制造、主题公园等影响城市发展的重大事件进行了评估，其中对虹桥枢纽建设的评估表明，虹桥枢纽周边地区凭借区位优势很可能成为上海大都市圈，乃至长三角的关键节点。随后编制的虹桥枢纽地区规划认为该地区的定位应是面向长三角的商务中心区，其影响范围包括核心商务地区、大虹桥地区、上海西部地区3个空间圈层，每个空间圈层对应不同的功能。这一结论对上海传统的“一主四副”空间结构和沪西地区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行政区划的调整中国的行政区经济比较明显，行政区划调整也是影响总体规划实施的重要因素，影响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1)影响城市发展方向和空间布局。如2009年6月上海将南汇区撤销建制划入浦东新区，浦东新区的空间结构、产业项目布局等方面相应都发生了重大调整，特别强调原浦东新区的制造业逐渐向临港新城迁移。(2)影响城市管理体制。如2008年长沙将周边4个乡镇行政辖区纳入市区范畴，这就急需在管理体制上解决指导4个乡镇发展的规划依据问题。发展目标、速度与效率的评估总体规划确定的各项发展目标的实现情况是总体规划评估的核心内容。从国内外规划评估实践来看，目标评估的重点不再只是对实施结果和发展目标的简单对比，而是更加侧重于实施过程的分析，评估各个阶段发展目标的实现情况，最常用的指标即是发展速度，最核心的内容是经济发展和城市规模增长，城市规模又包括用地规模和人口规模。除了从“量”的角度评估以外，对于城市发展“质”的评估也十分必要，特别是经济、用地、人口增长速度的相关性直接反映了城市发展的效率。经济发展评估经济发展评估的重点是经济发展速度及趋势性判断，评估的基本指标通常包括GDP总量及增速、人均GDP及增速等。经济发展评估有助于认识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为城市经济发展目标的修订提供依据。以长沙为例，经济发展评估表明长沙经济处于持续快速增长期(图1)，但近几年增长速度出现下降，表明长沙未来经济发展存在不确定性，总体规划应予以应对。上海则体现为另外一种发展态势，评估表明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省份(直辖市)经济增长放缓，2009年上海市GDP增长速度为8%左右，落后于全国9.1%的平均水平，意味着上海已经结束了量的扩张，未来必须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之路。用地发展评估用地发展评估的重点是评估总体规划确定的用地发展目标、发展速度、发展趋势和用地使用效率。评估的基本指标包括建设用地总规模和人均建设用地规模。用地发展评估的目的是掌握城乡空间拓展的态势，发现土地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保障规划后续实施，同时为空间结构的优化提供方向性指导。

上海在中心城和中心城外两个空间层次对全市城乡用地进行了评估，评估表明全市用地规模总量目标已提前完成，2006年底中心城城市建设用地为543.6km2，中心城外城市建设用地达到1536.4km2，全市建设用地2578km2，占全市陆域总面积的比重已经达到37.2%(图2)。从土地使用效率来看，中心城集约使用与中心城外粗放使用并存，中心城外人均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是中心城内的3.2倍(图3)。评估结论表明上海用地持续增长已面临生态安全风险，必须转变增量扩张模式，走精明增长之路。人口发展评估人口发展评估的重点是人口和城镇化发展目标的实现情况、发展速度和发展趋势。评估的基本指标包括市域常住总人口、城镇化水平、中心城区城市人口等。人口发展目标是总体规划的核心内容，决定了城市空间规模和各项基础设施容量，对于人口发展目标的评估直接决定了其他评估内容的准确性。上海总规评估分全市、中心城、中心城外3个空间范畴，对人口发展目标的实现情况和人口增长速度进行了评估，结论表明上海全市的人口发展目标超出了规划的预期值，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外来人口的迁入。从人口居住增长的空间分布来看，中心城外增长最快，中心城范围内居住人口总量基本维持不变，但在中心城的内环以内地区居住人口明显下降，内环与外环之间的人口增长较快，中心城内的人口疏解目标并没有实现。除此以外，上海总规评估还对人口增长的问题、趋势进行了研究。经济、用地、人口发展相关性的评估评估经济、用地、人口发展相关性的目的是评价城市发展的效率，评估方法很多，通常使用的是比较GDP增幅、人口增幅和建设用地增幅的关系，或是比较地均投资、地均产出等经济密度指标等方法。上海总规评估对比发现，上海的经济增长速度大于土地的扩张速度大于人口的增长速度。对三者之间相关性的判断可以解读出许多内容，包括经济的发展还更多依赖土地的扩张，城市化过程中整体的人口密度在不断降低，而上海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并没有降低等等。产业结构、空间结构与用地结构的评估总体规划评估还需进一步研究城市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动力，这主要包含影响城市发展的诸多结构性要素，如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和用地结构等。产业结构评估的目的是研究各产业部门的构成及相互关系，判断城市产业发展阶段，把握产业结构变化趋势，指导总体规划制定产业发展策略。产业结构评估的重点包括三次产业结构、工业内部结构、服务业内部结构等。对上海全市产业结构的评估表明，上海第三产业比重低于国内其他中心城市，难以支撑“四个中心”发展目标。第二产业比重较高，存在大量经济效益不高、地均产出过低的制造业，需要在本轮产业调整中予以淘汰，总体规划应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和用地供给方式。空间结构评估中，城市空间拓展态势和规划空间结构的吻合度是最能体现总体规划控制力的评估内容。对空间结构的评估一般包括市域空间结构和中心城区空间结构2个层面。对上海市域空间结构的评估表明，2006年上海城镇发展现状完全突破总规确定的“1966”体系，中心城圈层式空间拓展模式在继续，总规过于理想的新城规划与实践脱节严重。中心城层面，总规确定的真如、花木两个副中心距规划目标尚远，“一主四副”空间结构随着虹桥枢纽的建设也面临调整。用地结构评估的重点是研究各阶段城市用地比例及增长构成，一方面能够反映总体规划对于各类用地布局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能够体现城市用地拓展的实际动力，以及与城市发展目标的契合度。对上海全市建设用地结构的评估发现，全市居住、公共设施用地比重下降，工业用地保持较高比重，尤其是中心城外工业用地比重超过40%，现状用地布局难以支撑城市转型升级发展目标的实现。长沙总规评估则比较了现行总规现状年、规划年、评估年的用地结构，发现居住、公共设施、对外交通用地比重提升超出规划预期，工业用地开始走集约化道路，反映出总体规划的控制引导作用已经显现。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估可持续发展是当前城市研究最为热点的问题，也是城市总体规划的核心目标之一。对于城市而言，确保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维持基础设施支撑能力尤为重要。总体规划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评估最为重要的是对生态环境的评估、绿色空间的评估、公共服务设施与市政基础设施的评估。生态环境的评估生态环境评估的重点包括评估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能源利用，以及重大政策、规划、技术更替对环境的影响等内容。评估通常使用的指标包括水质标准、废气/粉尘排放量、垃圾处理能力、万元GDP能耗等。长沙总规评估研究了规划实施期间工业废水、废气、废尘、固体废弃物等指标，发现各项指标并未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反映出环境治理未达到预期目标，在总体规划后续实施过程中需要制定更为严格的保障措施，加强环境治理的力度。绿色空间的评估绿色空间评估的重点是总体规划确定的各类绿地发展指标和生态保护空间的落实情况，具体包括绿地和公共绿地指标、森林公园、城市公园和楔形绿地建设等。这些内容是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也是规划督察的重点，在总体规划评估中应特别予以重视。公共服务设施与市政基础设施的评估基础设施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公共服务设施、综合交通设施、市政公用设施和城市安全工程等。公共服务设施评估是对文、教、体、卫各项公共设施的布局和实施情况进行评价，评估重点包括中心体系、设施数量、服务标准和服务能力等。综合交通设施评估是对各交通系统及相关设施的布局和实施情况进行对比分析，评估综合交通系统与城市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的匹配程度。市政公用设施评估是对给水、排水、电力、电信、燃气等各项市政设施系统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分析其是否按照总体规划要求建设，建设标准和服务能力能否满足城市未来发展需要。城市安全工程评估是对城市防洪、抗震、消防、人防等综合防灾工程布局和实施情况进行评价，评估设施标准和减灾能力是否符合城市发展需要。

人口中长期发展规划篇3

关键词：孙中山；经略海洋；港口建设；港口经济；经济思想

中图分类号：K257/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5-0115-04

一、孙中山的港口经济思想

（一）孙中山“交通先行”的经济建设思想

孙中山关于经济建设的设想主要记载在他的《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之中。《实业计划》是孙中山为建设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勾画的蓝图。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有关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较为博大、系统的构想。《实业计划》最初用英文写成，1919年2月完稿，发表于1919年6月号《远东时报》，后编入《建国方略》。在该书中，孙中山提出了修建港口、完善交通、兴建商埠、发展工农业等诸多方面的建设目标和远景规划。

在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体系中，他十分重视海港、铁路、水系、轮船、公路等项交通建设，将其放在国民经济建设的优先地位，其口建设又处在其交通建设规划重中之重的地位。在《实业计划》中他用近半的篇幅谈及了港口建设和港口经济的规划和设想，他主张在中国沿海修建三大世界级港口，这三大港口之所以为“世界级”，就是无论在规模上、设施上、辐射力等方面均能与美国纽约港相媲美，并以这三大港为辐射中心，修建商港和渔港、治理航道和水利、修筑铁路和公路、建设商埠和配套产业、协调开发各类矿产资源，从而促进全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二）孙中山发展港口经济的具体规划

孙中山计划在中国沿海修建各类港口31个，在他的港口建设和港口经济发展规划中，三大港口是“点”，通过修建铁路、水路、公路交通网络“线”，使港口经济发展能够辐射、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

（1）“点”——修建三大世界级枢纽海港。孙中山计划在中国北部、东部和南部沿海各建设一个世界级大港，这三大港在规模与效益上应比肩美国的纽约港和荷兰的鹿特丹港。

关于“北方大港”的建设，孙中山认为在选址上必须考虑冬季不封冻和海水深度等自然条件，因而他将港口选址在天津大沽口和秦皇岛之间的海岸岬角上。他认为北方大港的经济辐射区应覆盖东北，以及天津、北京、内蒙古等地区，北方大港的建成将使内地的丰富物产得以外运，促进国内外贸易和腹地经济的发展。因为北方大港的建设经济意义十分重大，不能延宕，因此他主张必须“于有限时期中发达此港”。孙中山对北方大港筑成之后的经济效益也做了乐观预测和分析，断言由于港口位处中国晟大产盐区，“只此一项实业，已足支持此港而有馀”。

孙中山对东方大港的规划采取建设新港与改造旧港两套方案并行的思路。他设想的东方大港的最佳位置应当在杭州湾中，此港修建后，“最大之航洋船，可以随时进出口”。同时他也清醒地意识到，以物产丰庶的江南水乡为其腹地的上海港已先占优势，它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汇聚了长江三角洲、长江流域，以至全国的物流、人流。上海港的存在及其优势将使新建东方大港遇到资金筹措、建设工期、港口城市发展等诸多制约因素，为了解决这些困难，孙中山将改造上海港作为东方大港的“救济之法”，并精心绘制了改造上海港的示意图。

因为当时的广州不仅是中国南部的商业中心。也是中国最大的都市之一，孙中山将南方大港当然地选择在了广州。南方大港的具置选在广州黄埔深水湾一带，并规划建设一个由黄埔到佛山的新广州市。计划中的新广州市，商业区在河南岛，工业区在花地至佛山之间。港口码头则在珠江后航道至黄埔一带。作为建设南方大港的配套计划，他还提出了对珠江航道进行疏浚，改良广州河道等水路系统，建设西南铁路系统、兴建造船厂等措施。

（2）

“线”——以发达的综合交通网为经济纽带。中国既是海洋大国又是内陆大国，地大物广。孙中山认为要利用和开发如此自然条件，必须建设遍布全国的铁路网，连接各水系航运和各内陆公路网，使港口、铁路、水路、公路共同构筑起全面贯通的综合运输大通道，以此来促进中国各方面建设之进展。

孙中山十分重视铁路建设，他将“铁路之修筑”作为“国家之巩固，民生之康乐”的首要条件。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共规划西北、西南、中央、东北、东南、高原等六大铁路系统，总长77850英里（约48300公里），由106条线路组成。他精心为每一铁路系统设计了线路走向和辐射区域，如西北铁路系统以北方大港为中心，连接河北、蒙古、新疆、山西和甘肃一部分区域。该铁路系统建成后，既可以开发河北、山西的矿产资源，还可以巩同对蒙古、新疆的治理，西北铁路系统与中央、西南、东北铁路系统相连接，进而得以联系全国各重要经济区域。

孙中山规划的庞大铁路网多以三大港口以及大连、青岛、厦门、湛江等二、三等商港城市作为起点和会合点，再由这些港口出发，向东越洋与世界相通，向西通过陆路与亚欧非各国相连，直贯东西，旁及南北。通过发展交通事业、拓展港口经济，使之在辐射全国经济、巩固国防、实现民族团结等方面均能产生长远而巨大的利益。

在修建铁路连接海港的同时，孙中山还绘制了治理内河、疏浚航道的水路整治规划。在北方，他提出要“开浚运河，以联络中国北部中部通渠，及北方大港”：其一是要“整理黄河及其支流、陕西之渭河、山西之汾河”，以及与之相连的运河航道：其二是对京杭大运河进行整治，“使北方、长江间之内地航运，得以复通”；此外在新建的北方大港与天津之间“筑一新运河”作为内地运河与新港之间的连接通道。孙中山浓墨重笔地谈到了长江水路及其相连运河的疏浚改良和航运整治。他根据长江各段自然条件、经济地位的不同，将长江水路分为六段，逐一进行了分析和规划。在南方。孙中山提出要“改良广州水路系统”以支撑南方大港，计划对广州市内河道，以及两广省内水道进行整治和改良。

此外孙中山还提出修建公路“一百万英里”的博大构想。孙中山计划以海港、航运为中心，以铁路联络海港。并与河运、公路配套，最终形成连接全国、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作为其实业救国的物流基础。

（3）“面”——以沿海港口建设辐射带动全国经济发展。孙中山认为发展实业是实现富国强民的唯一出路，亦“为世界之趋势”，但经济建设既要抓住重点，更要重视全局发展。“交通为实业之母”，建设交通是发展经济的重点，发展交通可以带动全局的发展。因此，孙中山制定了宏伟的交通建设规划，以此促进商品物资的交流、国家经济的全面发展。进而实现国家的统一、国防的巩固、各民族的团结，以及文化教育等事业的普及和发展。

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除了计划在沿海修建三个“与纽约等大”的世界级港口之外，还计划修建13个中小型商港和15个渔业港。规划的中小型商港和渔业港从北方奉天（今辽宁）、直隶（今河北）、山东海岸，到东南沿海的江苏、浙江、福建，再到南方的两广及海南岛沿海，覆盖全国沿海省份，使中国沿海港口串珠成线，在三大港口的带动下，成为连接大陆经济和海洋经济的重要节点和枢纽，成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走向民族复兴的桥梁。

孙中山特别关注港口在区域经济中作用的发挥，以期通过港口经济发展来带动区域经济，进而辐射全国经济。孙中山拟以北方大港为中心，在中国北部由沿海至内地整修水道、移民垦荒、开浚运河、开发资源。他详尽规划设计了西北铁路系统，实施蒙古、新疆移民垦发政策，整理黄河及其支流等运河，开发河北、山西煤铁矿资源；在东方大港的建设规划中，孙中山依据长江流域是“农矿产最富之区”，“居民又极稠密”的特点。提出在长江沿岸建设“东起海边，西达汉口”的内河商埠，并详细规划了镇江、南京、芜湖、安庆、鄱阳、武汉六个商埠的建设蓝图：孙中山希望把南方大港——广州建成为一个集航运、商业、工业中心为一体的区域经济龙头，通过铁路、水路交通带动整个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孙中山“建港思想”的历史实践

（一）国民政府未能实现孙中山的宏伟计划

（1）“三大港口”的建设。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黄埔开港计划委员会，组建黄埔商埠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委员会，负责具体实施“南方大港”的建设事宜。委员会按选址不同，先后拟定五个计划方案，最后决定按《开辟黄埔（狮子山）商埠速成计划》执行，并采取政府拨款和民间筹资相结合的办法筹集资金。由于“四·一二”事件的发生，集股工作被迫中断，筹集到的资金也被挪作军费，建港之事不了了之。1929-1936年，陈济棠主政广东期间重提建设黄埔港一事。自1930年始，历时5年制定了《黄埔港计划》。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黄埔开埠督办公署，组织国内外专家在《黄埔港计划》的基础上拟定了《黄埔开埠计划书》，计划书体现了孙中山港市结合的建设思路，规划将黄埔建设成有75万人口的港口城市，配套设施除了铁路和公路网之外。还计划在港口东10公里处建筑飞机场，实行港口海陆空联运。次年，码头、仓库建设及河道疏浚工程全面兴工，工程建设很快就初见成效：建起了长400米的堤岸式码头及一批货栈和仓库、第一期和第二期航道疏浚按计划完成、配套的铁路支线和黄埔公路也取得了明显进展。但南方大港的修建进程遭到日本侵华战争的挫断，1938年10月广州城沦陷后，黄埔港的建设也随之化为泡影。

1927年5月，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设立东方大港筹备处，组织测量队在浙江海盐乍浦等地设立测候所及内河潮汐各水标站，逐日记载海潮及各河流水位，并在所有测量工作完成后编订了东方大港初步计划书。计划中的东方大港分三期进行：第一期2年，为测量、调查时间；第二期lO年，完成一部分港塘工程，并开浚运河、修筑铁路；第三期亦10年，完成剩余港塘及其他工程，总计需款约6610万元。1930年1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根据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指令建设委员会将已办未办事宜统交铁道、交通、实业、内政四部会同审查，并由铁道、交通两部接收东方大港筹备处。铁道、交通两部1931年接管建委会东方大港筹备处后。于10月13日公布了东方大港筹备委员会章程，并组建了筹备委员会。后因东方大港筹备期长、耗资大，技术要求高，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亦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曾决定在河北省乐亭县沿海修建“北方大港”。国民政府华北委员会组建了北方大港筹备处，组织编写了《北方大港之现状及初步计划》。计划书中对港口选址、交通配套、发展前景、资金预算及筹措途径、收益预期等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当时，北方大港计划分三期建设完成，根据北方大港筹备处拟定的《北方大港全部建筑工费详细估计》，三期的建设总费用为5770万元。但是由于争战连年，军务费、债务费等费用占据了国民政府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国家建设财力不足。1930年国民政府的财政赤字已高达47110万元，而当年的全年财政收入仅有77400万元。加上1929年河北省等多地水、旱、蝗灾等自然灾害频发，北方大港的建设计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被束之高阁。

（2）其他商港的建设。国民政府也曾为建设港口来发展经济做过一些努力。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并未对青岛港的建设规划进行详细构思，但由于其地理位置优越，且在德、日殖民统治时期港口的建设基础较好，因此为国民政府所倚重。从1929年4月政府接收青岛到1938年1月青岛再次沦陷这短短十年间，国民政府为建设、开发港口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1929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青岛特别市政府，同时成立了青岛特别市港务局，1930年9月更名为青岛市港务局，这是青岛历史上首次以港务局的名义统一所有的港口经营管理机关。青岛市港务局经营管理胶州湾全部海域，以及诸港的码头航运设施。青岛市港务局向青岛市政府建议增加码头费率，充作码头建筑资金，兴建了大港三号码头。建成后的第三码头，北岸长593米，南岸长445米，西岸（宽）100米；总高度为从海底至顶壁顶端15.5米；水深超过9.5米。第三码头的建筑是“我国接收以来最大之工程，亦全国有数之事业”。据1935年统计，进出青岛港的船舶中，5000吨级以上的船已占63%，青岛港在1934年即占全国对外贸易额的5%，超过了广州港，仅次于上海、大连、天津，位列全国第四位。

国民政府时期内河航运建设有所进展，在长江、珠江、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等江河里，出现了百家私人资本创办的中小轮船公司。到1928年各通商口岸进出口中外轮船总吨位增加到了14826万吨，比1916年增加了80%。沿海航运逐渐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南北两大航运干线，至1927年，中国轮船开辟了通往日、美、澳、新西兰和南洋各国的10多条航线。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退到大后方，为发展西南航运，国民政府交通部采取措施，对川、湘、黔等省的航道进行了整治，新开辟水运线1900多公里。

虽然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推动港口建设和航运发展，但是孙中山所提到的二级港、三级港，大多数由于受当时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在国民政府时期的建设进展都极为缓慢，有些甚至根本未提上建设日程。比如二级港中的钦州港在国民政府时期根本未动工建设。三级港中的厦门港也是有始无终，1921年厦门市政府计划填筑海滩、修建港口，1927年鼓浪屿北面海滩填筑完工，1933年海滩填筑工程竣工。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后续建港工程被迫中止，已建成的港口设施均遭战乱破坏。

（二）国民政府时期港口建设停滞的原因分析

孙中山统筹全局、利国利民的“筑港修路”发展计划，在国民政府时期却沦为一种空想和纸上谈兵，港口建设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其原因十分复杂。

从政治环境而言，一战后的世界局势并不安稳，西方各国试图卷土重来加强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控制，希冀借助外力发展中国实业经济的梦想成为泡影；辛亥革命后，国内一直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内战还未结束、日本又发动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侵华战争，动荡的国际、国内政治局势缺乏全面实施此计划的基本条件。

从经济实力而言，一战后，帝国主义列强渐次回到中国，垄断资本主义加大对华的资本输出，中国积累大规模经济建设所需资金的速度被大大延缓；国内战事频发。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有限的经济收入也被挪作军用，导致建设资金的筹集越发困难。从规划内容而言，港口建设规划面铺得太宽，涉及的建设内容颇多，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巨大，相对于当时薄弱的经济条件、纷乱的政治局势而言，显得不切实际，即使施政者有心推行，也很难找到切入点。

从统治集团的主观意识而言，自从国民政府统治以来，统治集团一直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消除异己、巩固统治上。正如1944年所提到的，“一连串的失败绝非偶然”，是“由于在其统治区内实施、排除异己、压迫人民、横征暴敛的法西斯主义的政策所造成。”这样的政府不可能真正理解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并将之付诸实现。

三、孙中山港口经济思想的历史意义

（一）注重调研勘察，为港口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共规划建设31个港口，除15个渔业港之外，其余的16个港口均为商港。为了规划好这些商港的建设，孙中山在理论与“情报”方面做了大量务实而缜密的准备，他一方面研究西方国家港口建设和管理方面的著作，查阅大量中国沿海区域的地质、水文、气候等资料；另一方面，他对16个商港的区位条件都做了详细的调查和踏勘。为了拟定北方大港的建设规划，孙中山请美国驻北京公使馆派专门技师进行实地测量，确认渤海湾沿海最适宜于建筑世界良港之地；在东方大港的选址上，孙中山更是亲力亲为，他在收集了大量资料后，亲自赴浙江海宁进行实地勘察；南方大港的选址也是孙中山在对广州进行地理位置、历史渊源及现实条件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后确立的。

（二）摒弃“闭关锁国”，倡行“开放主义”理念

孙中山认为在中国“要想发展实业。非用门户开放主义不可”，进而提出利用外国资本、引进专门人才、采用先进方法来建设“中国应兴事业”的思想。孙中山为什么将港口的地位看得那么高呢？他认为在近代化的国际环境中。“港口”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和纽带。他力图通过引进外资、技术和人才来打造中国的世界级港口，通过“港口”这一载体铺设走向世界的开放型的交通体系，实施对外开放、投资和贸易，把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密切联系起来，推动中国尽快融入世界一体化发展的潮流。同时他主张门户开放过程中，必须保持在我，注意搞好港口产业安全。孙中山倡导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技术和人才为我所用，使国民经济不受控于他人的经济发展策略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提出区域经济发展思想，实现港口与腹地经济相互促进

孙中山选择建设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和南方大港的地域，就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而言在当时的中国都比较便利，且都位于工业化程度和开放程度较高的区域。例如北方大港以黄河为纽带，其经济腹地包括东北地区、华北地区，以及整个黄河流域。东方大港、南方大港亦有广阔的经济腹地。孙中山计划以三大港口为区域经济中心，通过铁路、公路、水路交通网络相互联系、互通有无、优劣互补，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港口的布局和交通线路的规划中，孙中山充分注意到各地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特点，注意到这些地区发展中的资源配合。在北方，山西、河北一带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孙中山提出建立大型炼钢厂：在长江流域，孙中山根据水运费用低廉的特点，提出整治内河系统，建立内河商埠的想法；在南方，孙中山根据其沿海地区海岸线长、气候温暖的特点，提出创建大型造船厂。孙中山的区域经济发展思想得到了实践的检验：港口的建设将对周边区域的建设和经济发展起到引领、辐射的作用，港口经济的发展将影响腹地的功能布局和产业布局，反之其腹地临港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港口的发展。

（四）把握事物发展的关联性，凸显经济整体推进效应

孙中山认为“欲谋实业之发达者，非谋其一端之可成效也”，必须统筹兼顾，“万般齐发，始能收效”。因此，他不是孤立地，而是系统地对港口进行规划建设。在《实业计划》中，三大世界级港口的建设是孙中山港口规划的重头戏，在“三大港口”之外，他还规划了4个二等港、9个三等港和15个渔业港。此外，他根据经济的整体布局和地理、经济条件，提出以“三大港口”为枢纽修筑六大铁路系统、改造内河航道、建造公路网络，将铁路、水运、公路等交通手段的建设与港口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使交通网络外通内连、纵横交错、互为补充，以多方式的、多层次的便捷交通带动国家实业的整体性发展。孙中山在他的港口经济规划中科学定位了港口与海洋、陆地交通的相互关系，以及港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战略关系，体现出他以交通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

人口中长期发展规划篇4

一、编制安排

一是成立机构，落实责任。成立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和文本起草小组，确保编制工作落到实处。

二是确立课题，深入调研。结合计生工作实际，依据国家、省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总体部署，我委分条线确立统筹协调、宣传倡导、稳定低生育水平、优生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利益导向政策体系、依法行政、幸福家庭、队伍建设、信息化建设、公共财政投入、协会工作等调研课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为合理编制“十三五”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

三是认真总结，客观评估。认真总结“十二五”人口计生工作情况，客观分析全市人口计生工作发展态势，认真研究人口计生工作中遇到的热点、难点问题，总结经验，评估不足，为客观编制“十三五”规划奠定了坚实基础。拟2015年8月形成初稿，2016年初正式定稿。

二、主要内容

计划生育发展规划拟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总结全市“十二五”计划生育发展取得的主要成就；第二部分分析“十三五”计划生育发展的形势，基本特征和面临的矛盾；第三部分指出“十三五”计划生育发展的总体思路和主要目标；第四部分明确“十三五”计划生育发展的重点任务；第五部分提出实现“十三五”人口规划的保障措施。

1、主要成就。“十二五”时期是我市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重要时期。五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地和相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人口计生的各项方针政策，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积极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全面加强人口服务管理工作，人口计生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荣获全国首批“人口计生综合改革示范市”。全市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3.5‰以内，出生政策符合率达96%，出生人口性别比控制在110：100，孕前优生健康检查覆盖率90%以上，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率均在95%以上，人口信息化建设指数达98%，计划生育奖励优惠政策全部兑现，机构队伍和计划生育事业经费达到要求，人口计生工作呈现又好又快发展的良好态势。

2、当前人口发展形势。“十三五”是计划生育发展的特殊重要时期。当前，已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城乡结构深刻变动，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人口形势发生重大转折。总体看，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沉重压力不会根本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不会根本改变，这三个“不会根本改变”决定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必须长期坚持、不能动摇。与此同时，生育水平稳中有降，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相互交织，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由稳定低生育水平转向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要求更高、难度更大、任务更重。计划生育工作形势正发生重大变化，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存在着不少薄弱环节。总体上看，“十三五”期间，XX将进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深化阶段。面向未来，我市计划生育发展将面临的矛盾：一是稳定低生育水平任务非常艰巨。二是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人口老龄化、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家庭特征变化等。三是人财投入与事业发展不相适应。

3、总体思路和主要目标。

总体思路：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贯彻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稳妥有序执行生育政策调整，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进一步提升人口发展的质量，提高家庭的发展能力，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主要目标：一是总体稳定，确保生育政策调整实施过程风险可控，确保生育水平不出现大的波动。二是协调发展，统筹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的均衡发展，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三是改革创新，突出体制机制建设，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打造计生转型“升级版”。四是关注民生，注重利益导向，做好服务关怀，加强宣传倡导，切实提高家庭发展能力。

4、重点任务。一是稳妥做好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工作。二是全面加强基层基础工作。三是积极促进计划生育家庭民生建设。四是加大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力度。五是巩固流动人口“一盘棋”工作机制。六是推进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七是加快计划生育信息化建设。八是坚持和改革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

人口中长期发展规划篇5

【关键词】生育政策调整；市场生育；生育平等；人口现代化

从人口自然增长率和总和生育率看，中国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作为计划生育的努力目标,我国的低生育率已成为现实，但是，我国人口的急剧转型带来了与家庭结构和人口结构变化的一系列问题,对我国的教育、就业与妇女地位等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据有关预测，中国到2040~2050年人口达到15-16亿时将实现人口零增长，这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福利影响巨大，要求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主的制度性因素因势利导，进行转变。现行人口政策，主要以《人口和计划生育法》为主，各地《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框架下进行的，政出多门，存在着诸多的不平等状况。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了《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决定认为，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但人口数量问题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仍将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制约因素，因此必须保持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不变。我国各地人口发展极不均衡，因此，未雨绸缪，考虑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路径，有助于人口发展走上和谐文明的轨道。本文从分析现行人口政策的问题出发，了解近年来对人口政策的新见解，并以总和生育率为主要参考指标，描绘了人口政策转变的可能性路径。

一、现行人口政策的问题

（一）对现行政策作用的评估，但对计划生育的效果，学术界众说纷纭。

1、主流观点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成绩显著，效果有目共睹。连续30多年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使中国飞驰的人口列车终于逐渐减速，摆脱了“人口数量危机”，中国的人口增长类型由五六十年代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在70年代以后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人口转变完成。

2、相关甚小。例如，梁中堂认为，人口过程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生育率水的原理在人口过程中顽强地发挥作用。“如果制订一个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和干部好做工作的、接近农民生育意愿的宽松政策,不仅可能比实际出生的孩子还少,更重要地是理顺了各种社会关系,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3、部分观点认为，鉴于我国在教育、医疗保健、妇女的工作机会和社会发展的其它方面都显著地取得了更大成就，我国的生育率同样下降很多。

（二）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人为地划分了农村与城市的生育政策差别，极有可能影响了城市化进程，形成了地区间、城乡间、民族间的人口政策的多样性。

（三）现行生育政策的若干伴生现象——出生婴儿男女性别比升高、人口老龄化加速和难以维持人口正常更替。

1、关于性别比升高。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的资料公布：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高达116.9，超过公认的正常标准，0至9岁人群中男性比女性多1277万。性别比失衡将使未来少年儿童成长处于不正常的“性别生态”环境中，影响其心理和生理的正常发育。如果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长期得不到解决，将会引发“婚姻市场挤压”。虽然对计划生育与性别比升高的相关性有争议，但计划生育政策对性别选择确实可能有影响。

2、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我国目前有65岁以上老人近9000万人，2030年中国的老龄人口将达3.57亿，2050年将达4.39亿，届时约占总人口的25%，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到来，养老保障问题突出。使我们遭遇“人口结构失衡劳动人口减少”危机，劳动人口的减少，需要人赡养的老人增多，中青年负担增加等问题，都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3、一是城市和农村人口反比例增长问题令人担忧，城市居民实行“一胎制”，而广大农村地区“二胞胎”已是普遍现象；由此造成人口素质的逆淘汰。

4、计划生育引发了部分道德问题，社会上出现包二奶、假离婚甚至借腹生子现象。

二、调，还是不调——调整政策的百家争鸣

生育政策的目标涉及到“人口理想”与人口现代化，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代人的政策，不能“一百年不动摇”。部分学者认为需要对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反思并微调。

曾毅认为，中国20世纪70年代所实行的“晚、稀、少”计划生育政策中的“晚（晚育）”和“稀”（适当拉大生育间隔）对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急剧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的2.2‰左右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晚育的前提下逐步平稳地放宽二胎政策，只要规划科学合理，就不会出现人口增量失控的局面。这样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降低政府继续实施现行生育政策的政治代价与管理成本，有利于扭转出生性别比失衡与女婴死亡率偏高的危险倾向，并且可以避免只取消“二胎生育间隔”政策而不放宽二胎政策的负面影响。

郭志刚认为，对调整生育政策的担心主要在于以下问题尚未真正解决：一是仍有许多迹象表明1990年代的出生统计存在严重的漏报，二是顾虑生育政策调整本身可能刺激生育意愿的大幅度反弹，特别是顾虑历经多年严格的计划，现有大量育龄妇女堆积在只有一个孩子的状态，如果普遍放开二孩生育可能出现较大规模的出生高峰，影响到未来中国人口稳定发展，特别是30多年来计划生育的成就会不会毁于一旦。他通过研究指出生育政策调整不是渐变过程，而是突变过程。因此以往采用连续变化参数一是没有反映这种突变特性，二是预测方案其实并未模拟确切的政策调整方案，三是模拟方案的生育参数其实与生育后果是同义反复，因此后者不能认为是对某种生育政策调整方案的评价。

聂佃忠通过对我国政府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和市场生育优越性的阐述，建议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与市场生育相结合的生育双轨制，为最终确立市场生育的目标铺平道路。

牛祥兆认为，一些猛烈政策的实施会带来很多副作用，如目前出现的人口老龄化、高龄化、性别比例、逆淘汰等等，虽然关于它们是否是政策的副产品的争论仍在继续，但无疑它们都是伴随着人口政策的实施而出现的，人口政策难脱干系。他建议用温和的、相对宽松的、渐进的政策，以实现人口规模的软着陆。另外，间接引导要比强制性政策更人道，效果也更长久，国际社会对计划生育政策反感，而倡导尊重人权，实行指导性的“家庭计划”，也正是这个原因。

林毅夫认为，我国已经到了必须对当前的人口政策重新认真思考的时候，至少在内部需要仔细讨论。因为在人口数量方面，现在的政策是从如何压低生育率、减少人口增长的角度出发来制定的。传统观点认为我国庞大的人口规模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但到底人多是负担还是优势？人多了为什么会变成一个负担？其实，这与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战略不无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发展的主要是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其特点是投资多，创造的就业机会少，连满足城里新增劳动力就业都有困难，以致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使用原始生产工具进行生产，劳动效率与产出相应地处于低水平。事实表明，人口规模大并非一定会限制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人口密度最高的沿海地区却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关键在于发展战略的转变，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我国应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不仅是我国最有竞争力的产业，同时又可以容纳最多的就业，创造最多的财富，使资本增加最快，产业升级速度也最快。按照这种发展模式，我国的人口规模幷非劣势。同样的情形发生在东亚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省的人口密度都很高，但其企业极具竞争力。相反，人口少、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也罕有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

蔡昉等认为，在21世纪至少在21世纪前期，必须坚持既定的以控制人口数量为重点的总体人口发展战略，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调整人口结构仍然是人口政策的核心与关键。

三、建议——人口政策转变的选择

以时点的总和生育率，目前的生育率为1.8，对此数据的争论暂且不论，已经可视为低生育水平，TFR低于1的地区，可进行城乡一体生育政策的试点，通过调整，若干问题可迎刃而解。JohnBongaartsandJudithBruce认为，良好的人口政策影响很大，不仅应当符合社会意愿，而且应当符合伦理道德，因此它应当谋求在降低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的同时，消灭对妇女的歧视，提高儿童的生活水平，应当加大家庭计划、生殖健康的投资（与我国提出的全面投资于人的理念不谋而合）来提高生产率，促进公民健康与福利。笔者认为，在目前已经确定“十一五”期间人口政策稳定的情况下，人口政策的长远调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政策基础的转变。从两种生产到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转变，拓宽人口管理服务的领域，建立多部门联合的人口信息系统，提供比较准确的数据依据，使人口政策科学化、人性化；按照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将人口发展规划容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总体规划。

（二）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既是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保证，用于增进人口身体素质的医疗卫生保健投资、用于提高人口文化教育素质的各类教育投资应快速增长，目前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左右，而且多年来这个比例基本没有多少变动，严重制约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口素质的提高。

（三）反思与国际接轨，运用以往成功的经验和做法稳定现行生育政策，积极地借鉴发达国家在人口发展领域的经验。依法行政，政府要进行利益调节机制。国家通过教育政策、经济税收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和公共卫生政策间接地调节生育率、延长预期寿命。

（四）国家整体目标和区域人口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协调平衡，促进城乡平等、民族平等、区域平等、男女平等，完善计划生育社会保障体制。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制作为强化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重要举措，开展了独生子女保险、奖励扶助、独生子女伤残险等工作调节群众生育观念，更加符合“以人为本”的理念，缩小政策生育和群众生意意愿的差距，并有利于促进不同阶层之间人口发展的和谐。

（五）人口管理的内容市场化取向，符合“小政府”的公共管理取向。人们在核算生育的投入和产出时做出生还是不生、生几个的选择。政府在生育政策上逐渐放宽，通过制度建设来达到人口增长的自然减缓，最终由“市场生育”取代“计划生育”，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者也将完成工作观念和思维方式由管理到服务的转型。

（六）加快人口城市化，建设节约型社会。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是降低生育率和稳定低生育水平有效提高人口素质扩大社会总需求的重要方略，缩小城乡间人口政策的差距，可考虑先放宽城市的人口政策生意同农村生育政策一致，也有利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七）把握人口老龄化进程与完善养老保障体系。要恰当估量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社会负担、储蓄投资、消费伦理文化等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实行可靠的老年社会保障特别是经济保障和健康保障，在人口政策未放宽之前，保持目前1.8的总和生育率，勿使之下降。

（八）加快西部人口转变。西部大开发应走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以经济发展和人口质量为核心的民族繁荣，摆脱人口增长-环境退化-贫困的恶性循环，少数民族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在生育数量上应适当放宽，不同人口规模的少数民族也应有所不同，要普及优生优育知识减少新生儿出生缺陷比例。在我们人口数量达到峰值时，调整人口政策至东西部和民族之间的基本一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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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蔡昉、汪正鸣、王美艳：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与效果

3、陈如勇：试论未来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转变，南方人口，2001年第

4、陈素川：试论我国人口问题的现状与出路，《安徽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P60-64

5、陈卫：中国的低生育率，《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P75-96

6、郭鸿懋：论我国迈向21世纪的城市化战略，南开学报，1999年第4期

7、郭志刚：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人口模拟方法探讨，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2期

8、斯坦因•汉森：人口：对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挑战

9、孙学工：中国的人口趋势与中长期经济发展，人口研究，1996年3月，P1-6

10、陶然：论大城市的发展潜力和人口政策选择——从“过度城市化”争论看中国大城市发展政策，《中国人口科学》，1995年第5期，P40-47

11、王国强：对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几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人口研究，1999年5月，P1-P6

12、王誉达、柏正杰：论中国的人口问题与经济发展，《兰州商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P21-25

13、翟振武：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口政策的回顾与再评价，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第1期

14、翟振武：人口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1期

人口中长期发展规划篇6

信中指出：“这是一项关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前途，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健康和幸福，符合全国人民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重大措施。”

在这一号召发出的25周年就要到来的前夕，人口问题再次成为中国热点话题。

面临人口问题严峻挑战

9月―10月，在武汉、上海和宁波，连续举办了“国际人口与发展论坛”、“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和“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使有关中国人口战略研究的讨论进一步升温。

《望东方周刊》在采访这些会议时了解到，中国在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结构等方面仍面临严峻挑战，综合有关信息，可作以下估计：

人口总量压力巨大，今后20年内每年仍要净增800万―1000万人口。

中国现有残疾人口约6000万，每年出生人口中大约5％有出生缺陷。

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大陆文盲人口为8507万人，文盲率为6．72％。

中国有艾滋病病毒携带者84万人，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将逐渐演变为新的人口问题，严重威胁人口安全。

人口结构问题比较突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高出正常值约10个百分点。

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超过7％，人口老龄化开始加速。

人口城市化速度缓慢，比世界平均水平低大约10个百分点，但农村却有1亿多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和农村间流动。

94％的人口聚居在占全国总面积 43％的东南部。

全国乡村人口约占61％，绝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农村，城市化水平低。

欠发达地区孕产妇死亡率、婴幼儿死亡率，住院分娩率与沿海地区仍存在较大差距。

独生子女的心理问题已经成为社会不得不应对的新问题。

独生子女的伤残死亡问题需要妥善处理。这部分人群全国有30多万。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指出，今后15年即到2020年是中国人口发展的最为关键时期，制定计划生育政策时预见到的和没有预见到的所有负面影响都会逐渐显露出来。

生育二胎能否遏止“人口危机”

除了以上问题，在这两次会议上，专家们讨论的另一个焦点是，中国人口在本世纪中叶达到16亿以后，人口数量会有明显下降，进而出现“人口危机”。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的皮特・麦克唐纳教授说，如果中国人口的出生率持续下降，中国将很快失去其在世界市场上劳动力廉价的优势，那么，国外资本有可能转移到印度、朝鲜等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去。

“现在，日本经济持续疲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口数量持续下降，劳动力资源严重不足。”他说。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人口所的黄润龙教授告诉《望东方周刊》，人口的零增长是世界各国都在追求的目标，但零增长之后，再通过有限的放松二胎政策，并不能使人口数量很快回升。人口的发展相距人口政策的实施通常有10―15年的滞后期。

黄教授同时指出，在江浙等经济发达地区，“意愿”生育二胎的家庭，数量非常少。在浙江，有64．2％的家庭只想要1个孩子，即使是农村家庭，有的也不愿意生育二胎。因此，中国很难填充即将到来的人口低谷。

但复旦大学人口所任远博士的看法是，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二胎的现行政策，已经足以填补未来的人口低谷，因此，不存在所谓的“人口危机”一说。

任远博士的根据有两点：一是上世纪 80年代初，中国曾经对二胎政策作过一些微调，结果是中国人口在80年代有小幅反弹迹象；其二是现阶段，经对适龄生育人群的生育意愿所做的调查，结果显示，普通人群生育二胎的意愿高于国家政策控制范围。

任远据此得出结论，现阶段，在看不到人口呈下降趋势的情况下，不能对计生政策做大的调整。

致力准确的数量分析和科学判断

关于以上讨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政策研究处调研员顾海路告诉《望东方周刊》，“我们正在积极设法研究这些问题，并希望能在以后予以妥善解决，尽量减少和消除人口政策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负作用。”

顾海路所说的研究工作其实早就起步了。

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研究》课题于1996年开始酝酿。1998年8月，由政策法规司负责组织实施，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具体承担研究任务。

同时，选择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不同、人口发展阶段不同、计划生育工作基础不同的天津、吉林、上海、江苏、浙江、山东、湖南、四川、云南、陕西等10个省、市开展分课题研究，以支持总课题的研究。

2000年1月中旬，总课题组组织部分研究人员撰写了《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研究总报告》。

在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中央进一步明确提出，为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推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综合协调，决定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04年2月27日，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指出，对人口高峰时到底需要多少耕地、粮食、淡水、能源等重大问题，要有准确的数量分析和科学判断，为国家重大问题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担任。该战略研究分3个大课题和21个子课题，分别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研究机构的120多名院士和专家、学者参与。

在那次会议以后，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已经将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确定为2004年的重点工作。

他说，“下一阶段，要动员全系统力量做好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各项工作。”

各地的研究也如火如荼。北京、上海分别成立了以北京市人口计生委主任邓行舟、上海市人口计生委主任谢玲丽为组长的京津冀地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领导小组和长三角地区人口政策和发展战略研究课题领导小组。

与此相似的另一项研究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这项研究名为“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战略研究人口与健康课题”，其实是国家中长期战略规划研究中的一项。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战略研究工作自2003年6月启动，共有中国科技界、经济界和管理界的 2000多名专家，参与了20个专题的研究，而人口与健康则是其中的一个。

2004年9月28日，在第三届中国科学家论坛上，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人口与健康科技问题研究专题组组长刘德培就规划研究成果做了汇报。

刘德培在2004年7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人口安全、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是人口与健康课题组确定的7个重点领域的第一项。

人口中长期发展规划篇7

关键词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基本国策 立法背景 立法过程 一 、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立法背景分析

任何一部法律的制定都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有其特定的立法背景和成因,这些背景因素中往往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有的立法既有国内因素的考虑,还有国际因素的考量。就我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而言,应该说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笔者试图从国内背景与国际背景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制定《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国内背景分析

1、 经济背景(因素)分析 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每年增加1000万人口的状况,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实施可持续性发展战略带来巨大的压力。人口过多和人口增长过快始终是制约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首要问题。因此国家把实行计划生育确立为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但是长期以来虽有国策却无国家立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长期依靠政策和地方立法开展工作的状况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有必要把“实行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通过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

2、社会发展背景(因素)分析 随着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的不断扩大,农业资源已经迅速接近承载力的上限,平均每人拥有的耕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30%,平均每人拥有的草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平均每人拥有的林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平均每人拥有的水资源不到世界水平的1/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位列世界六、七位,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00美元左右)仍居世界中位左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1450美元)。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国家用于发展的资金相对减少,能够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资金不足,要进一步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为了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性发展,满足全体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保证当代及子孙后代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国家选择了实行计划生育这一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 我国实行计划生育近30年来,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经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规章制度和管理方法,初步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逐步推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举措,迫切需要通过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之长期坚持下去并不断发展完善。

3、政治背景(因素)分析

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国家计划生育管理必须全面纳入法治轨道。为了规范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管理计划生育的行政行为,做到有法可依,严格执法,文明执法,必须制定专门法律。

实行计划生育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了更好地体现权利义务相统一原则,应当改变以往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存在的对公民重义务、轻权利、重管治、轻服务的状况,国家也急需制定专门法律来明确规定公民履行计划生育义务的同时本应享有的合法权利。

为保障计划生育工作健康、稳定、持续发展,需要由国家立法明确规定各级政府、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及相关部门、各类社会组织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应承担的义务及法律责任,以及为计划生育工作提供必要的保障条件,为综合治理我国人口问题提供法律依据。实践证明,仅仅依靠地方立法,难以完成这一重任,必须由国家制定专门法律予以规范和保障。

人口中长期发展规划篇8

自八十年代起，我国实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以来。不仅合理地控制了人口数量的增长，还进一步提高了人口的质量，进而更好地保障国民经济长期呈现稳定发展的局面。然而在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快速进步，在人口为经济发展提供较好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比如：人口增长过快、人口老龄化十分等人口问题。其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保证人口增长长期为经济增长服务已成为现代社会及其关注的焦点，也是我们无法回避、不得不必须解决的问题。

人口增长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一般影响及分析

一是适度人口理论：当人口规模比最大收益点更低时，适当地扩大人口规模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而当人口规模比最大收益点更高时，倘若不断地增加人口将会使其边际产量成为零甚至为负，这不但影响到经济体的长足发展，而且也深刻影响着经济的短期增长。二是过度的人口增长很容易导致失业问题：人口的迅速增长会大量增加今后劳动力的规模，当人口增长规模保持在15年左右的间隔时，劳动力的供给量以相似的速率增加，一旦过量超越了经济的增长速度，毫无疑问就会带来严重、长期的失业问题。目前，很多发展中国家广泛出现的失业问题主要是因为劳动力供求极其不平衡而导致的。三是人作为生产者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而作为消费者那需要承担较重的经济负担。人口增长过快导致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现象，很多剩余劳动力不进行生产，而只是一味地进行消费，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消费总量，降低了资本积累，甚至出现很多社会方面不安定的因素，影响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人口增长对经济影响的主要表现

人口增长为经济的综合发展发挥强烈的拉动作用。城市化作为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其贡献率超过24.9%，其主要原因是城市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呈现相辅相成的状态，城市发展一直是经济增长的产物，但是城市发展至一定的程度又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反作用，为经济的总体发展提供强烈的拉动作用。一方面，城市化造成的聚集经济增加了物质、人力及知识等方面的资本积累，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城市化会让剩余劳动力自农村向城市转变，调整第一产业，加快非农产业的发展速率，并且城市原有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也逐渐加快了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最终促进经济的发展。其次是政府的政策方面，其贡献率大概在20.7%，主要原因是中国正在从以往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政府职能也逐渐由全面统筹转向服务型政府，但计划经济的制度使用“人治”的现象依旧非常普遍，这就导致出现区域性的经济发展依赖于政府的政策支持；政府对哪个产业产生倾斜，该产业就会得到非同寻常是保护；政府于哪个地方想发展开放性的经济，该地方的经济就可以得到长期迅速发展。

人口增长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撑。产业结构处于第三位，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目前正由劳动密集粗放型的发展方式转向知识密集集约型，随着知识社会、信息技术、网络手段的迅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深入，相继出现了一批高素质、高技术人才。第四位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科技进步带来的劳动工具、手段及对象进行了不断地创新，这就极大地推动了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促进了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的转型，让全社会的产业愈加呈现高技术化。第五各因素是计划生育政策，以上五项因素占据了影响企业长远发展的84%。排在第六的是基础设施，第七是地理位置，第八的是传统文化，第九是社会保障，关于社会保障排在末尾，本文主要认为是由于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起来，政府每年花费丰厚的财政收入用在社保支出方面，造成愈加多的经济资源用在消费领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资本积累，政府无法给予更多的资金在基本设施建设方面，毫无疑问会限制生产和再生产的规模的发展。

协调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良好发展的具体措施

保持人均平衡发展，增大对教育产业的投入，努力提高全民素质。要使人口保持长期稳定增长，必须要重视利益导向、服务关怀至上，并且也要加强重视宣传倡导，以便全面地健全农村计划生育家制度。另外，也要彻底查处违法胎儿性别鉴定及非医学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同时还可以深入探索与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相关的社会经济政策，让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提前感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这可以促进人口长期平衡发展，还能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政策环境。保持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人口统计系统也要与相关部门加强合作，不断拓宽服务领域，比如：按期进行婴幼儿早期教育、开展老年人服务关怀工作等。不断提供以群众需求为主要内容的公共基础服务，合理取消各类繁杂的收支费用，减轻个人的家庭负担，拓宽受教育人口的广度，并且实施成人高等教育。

努力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通常情况下，要进一步解决好人口老龄化问题，首先必须保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把实行健康老龄化策略列入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规划当中，努力做到老有所依，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安定；其次将老年人个人、家庭、社会及国家作用实现有机组合，坚持走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的道路；最后不断增强对老龄工作的正确领导，尽快完善老龄法律制度。各级党委及政府要必须全面认识到做好老龄工作的作用，进一步推动及改进对老龄工作的领导，合理科学地解决好人口老龄化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努力推进城市化及小城镇建设，加快人口转移和人口流动。增强城市化及小城镇建设的力度，不断构建并完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体系，让进城的务工人员能够同等地享受到城里的社保及其他方面的权利。这样一来，不但可以促进人口的全面流动，而且可以避免出现城乡人口对立的矛盾及人口流动的消极影响。另外，各级政府要制定一些相关的政策来促进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市转移，这不仅能够改善农村大部分闲置人口的堪忧现象，还可以补充城市劳动力规模因人口增长较慢出现的不足。

综上所述，从短期而言，新增人口的边际生产率下降，人口增长过快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从长远发展而言，一方面，人口仅仅在规模方面持续快速增长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高素质人口的迅速增长可以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还可以有效地刺激经济的发展。

因此，我们必须要正确认识人口增长带来的各种影响，不仅要保持人口平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还要有效地人口老龄化问题，让人口增长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