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概论范文

世界经济概论篇1

摘要：《世界经济概论》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是理论课程，为学生之后的专业课学习提供基础理论支持。本文提出传统教学方法的不足，探究案例教学法、实践性教学法、参与式教学法等方法在独立学院《世界经济概论》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关键词：独立学院世界经济概论教学方法改革

一、世界经济概论课程的特点和重要性

《世界经济概论》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学生的专业基础课程，属于理论课程，该课程和其它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构成了该专业课程体系的基石。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们对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来龙去脉有个清晰的把握，熟悉通行的国际经济运行规则和惯例，帮助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专业课的欲望, 从而为专业课的学习、整个学业的完成及今后的工作实践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由于是理论课程，如何不断创新课程教学模式，适应独立学院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定位及师生的实际情况，给独立学院世界经济学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传统教学方法的不足

在过去，世界经济概论的讲授主要是口水、黑板加粉笔，确实已经不适合现代教学发展的需要。得益于学校在硬件设施上的大力投入，最近几年基本上实现了世界经济概论课程的多媒体PPT授课，但本质上与过去相差不大,仍然是教师主导学生被动接受的填鸭式教学.这种方法与独立学院坚持的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的目标是不相符的,也不适合独立学院学生的具体的情况.根据独立学院培养目标的定位及学生的实际情况, 独立院校应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但要慎防理论课的削弱.在理论知识上高于高职高专的学生,而动手能力上强过传统的本科院校学生。教学方法上的改革是实现目标的重要保证。

三、各种教学方法在《世界经济概论》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一）案例教学法：独立学院的学生除少数是高考失败无法进入重点、一本院校的外，绝大多数学生在学习能力、基础知识、学习习惯上存在缺陷。而《世界经济概论》是一门基础的理论课程，如何才可以把理论讲的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以适应独立学院学生的实际水平，案例教学法是很好的选择。案例教学法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启发式的、教学相长的教学方法。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讲授债务危机章节时，给学生介绍拉美债务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基本情况，并引导学生思考：债务危机的根源是什么？欧债危机与美元债务危机有联系吗？欧债危机会对中国造成哪些影响呢？教师有针对性的采用案例教学一方面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使他们从枯燥的理论中解脱出来，培养他们学习的自主性和创新性，另一方面，教师在查找、整理，总结案例的过程中也积累了自己的科研素材。

（二）实践性教学法：由于独立学院明确的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定位，在整个教育过程更重视了实践教育。作为一门理论课，如何实施实践教学是《世界经济概论》课程教学的难点。可以尝试在理论课程教学中引入实践环节，实现与其他专业课的衔接。具体的做法有：安排一周时间作为实训课，让学生到相关企业实习；在假期安排学生以集中或坟山的方式到相关企业或学校的实训基地企业进行专业实习，专业教师定期到第一线给学生进行指导；积极邀请外籍学者、国内学者、政府官员、企业界人士到学院作专题报告，积极组织学生到场；积极组织培训学生作为东盟博览会的自愿者服务博览会，从而使学生的学习由理论到实践相结合，学以致用。

（三）参与式教学法：参与式教学法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成为其中的积极成分，加强教师与学生之间以及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反馈，使学生能深刻地领会和掌握所学知识，并能将这种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在独立学院《世界经济概论》教学实践中，参与式教学法是一种很好的尝试。比如在学习世界性的石油危机问题这一章节时，可以把一个班的学生分为4个组，让他们在课后去找相关资料，通过组长分配任务，大家分工协作，把找到的资料进行筛选、整合，最后得出核心的内容：几次石油危机的爆发、石油价格的飙升、石油问题的原因、石油问题对相关国家的影响。把这些内容总结出来后在各组派代表拿到课堂上介绍给大家。这整个过程下来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查找筛选整合资料的能力，团结协作的能力，相互交流的能力以及口头表达和演讲的能力。使得整个学习过程生动有趣，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热情。

（四）填充影音资料，增加感性认识。世界经济概论作为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要很好的把握必须对实际经济发展的来龙去脉有很好的认识，所以对于一些历史资料可以借助影音来帮助。例如央视的《大国崛起》等精品可以作为课程教学辅助介绍给学生课后观赏。

（五）适当联系中国经济的实际。在介绍世界经济政治事件时，可以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作比较，学生更易理解和接受。例如在介绍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时，对于日本90年代后政府提倡“内需导向战略”、“鼓励企业走出去”、“提高国民福利水平”的目标，那我们中国在2000年前后都有类似的主张，可以请学生思考：这种政采目标提出的背景有何异同？中国在今天面临的机会是否比当时的日本更好？这样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容易。

四、小结

以上是本人在独立学院从事《世界经济概论》课程教学中点滴总结。由于该课程本身的特点，教师仍需要根据自身情况和学生的情况，因材施教，才可以在教学中获得更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管延芳、周申.世界经济概论课程中案例教学的应用[J].经济研究导刊,2008;4

[2]叶彩霞.案例教学在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J].学理论

世界经济概论篇2

一、虚拟世界经济的前置概念

虚拟世界经济的两个前置概念是网络游戏与虚拟世界。因此,从经济学角度定义二者是后续研究的基本前提。

(一)网络游戏的概念

在理论缺失的情况下,研究机构对网络游戏的定义却具有相当程度的规范性。目前,在这一领域较有影响力的两个机构分别是中国互联网络中心(ChinaInternetNetworkInfor-mationCenter,以下简称CNNIC)和艾瑞咨询集团(iResearch,以下简称艾瑞咨询)。二者给出的定义在目前的理论研究中(多为产业经济学领域)引用率较高。根据它们的定义和分类来提炼概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需求并满足理论研究的需要。CNNIC将网络游戏定义为以电脑为客户端,互联网络为数据传输介质,必须通过TCP/IP协议实现多个用户同时参与的游戏产品,用户可以通过对游戏中人物角色或者场景的操作实现娱乐、交流的目的。艾瑞咨询将网络游戏定义为依托于互联网进行、可以多人同时参与的电脑游戏,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达到交流、娱乐和休闲的目的。二者从市场角度进行的定义在考察市场规模进行定量研究时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但是缺乏准确的界定以及理论概念所需要的普遍性和前瞻性。它们关于网络游戏概念的内涵都局限于电脑游戏。事实上,在目前的阶段,还存在通过电视网络、通信网络等来进行游戏的情况。而且,通过手机进行网络游戏还是重要趋势之一。随着各种网络的融合,未来网络游戏通过何种媒介进行并不确定。它们唯一的共性是联系人与人的网络,至于以何种形式来体现则不影响理论研究。因此,从经济角度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只需保留两个要素,即“网络”和“游戏”,可以表达为“通过网络进行的游戏”。在进行理论研究时,这一表述是有效和清晰的。其中网络隐含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游戏是其目的和表现形式。“网络”的界定随着技术的发展会在外延上发生变化,而“游戏”更多体现的是经济学中“博弈”的含义,而不是用来娱乐的游戏。明确这一点至关重要。其他的限定条件都无助于改善最终结果,反而会使概念不具备普遍性。随着后续研究的开展,对“网络”和“游戏”的界定将更加准确。

(二)虚拟世界的概念

在现阶段,网络游戏是虚拟世界存在的基础和主要表现形式。事实上,虚拟世界的发展正在逐渐改变网络游戏的“游戏”性质。它不仅是游戏,而且具有社会性。当通过货币将两个层次的世界联系起来时,这一特征更加明显。因此,在其发展初期,虚拟世界总是作为网络游戏的一个产物,但是如今的虚拟世界渐渐具备相对独立性。虚拟世界的“虚拟(virtual)”会给人虚幻的错觉,因此也有很多学者称虚拟世界为“syntheticworld”,即人工世界或者合成世界,此种表述更符合其本质。在中文里,二者都被译为虚拟世界。早期的学者认为虚拟世界是一个供大量参与者以化身形式存在的、持续性的虚拟环境。这一定义界定了虚拟世界的部分关键要素,但是并未指出虚拟世界存在的手段和形式。而Bell认为虚拟世界是指通过计算机系统建立的供人们以化身形式存在的网络空间,它具有同步性与持续性的特点[1]。在欧美学者的研究中,这是认可程度较高的定义。计算机系统是其建立的工具,包括因特网和移动终端等各种网络系统。每个单独运营的网络游戏都是独立的次级虚拟世界,它们的总和就是虚拟世界的整体。网络游戏是现阶段虚拟世界的主要载体。分析虚拟世界与网络游戏的关系是进行相关研究的出发点。在Bell的定义中有四个关键词:Synchronous、Persistent、Networkofpeople和Representedasavatars。其中,同步性强调的是空间和时间的一致性,这是虚拟世界稳定的基础;持续性是虚拟世界存在的前提;关系网强调的是虚拟世界的本质;以化身为表现是虚拟世界中人们的存在形式。狭义的虚拟世界主要指大型多人在线游戏MMOG(Mas-siveMultiplayerOnlineGame)所构成的虚拟空间。而广义的虚拟世界则包括所有类别的网络游戏及类似属性的存在(即通过某种网络使人们进行交流,例如论坛及社交网站)所构造的虚拟空间。广义的虚拟世界是一种动态的网络社会生活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虚拟世界是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由人工高科技技术如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所创造的一个人工世界,它包含了信息技术系统、信息交往平台、新型经济模式和社会文化生活空间等方面的广泛内容及其特征。虚拟世界和虚拟现实是不同的。虚拟现实是由人工智能、计算机图形学、人机接口技术、传感器技术和高度并行的实时计算技术等集成起来所生成的一种交互式人工现实,是一种能够高度逼真地模拟人在现实世界中的视、听、触等行为的高级人机界面。也有学者将虚拟现实视为狭义的虚拟世界。虚拟世界的类别有很多,但大多是以游戏类型进行的分类。从经济研究的角度来看,最有意义的分类是根据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是否能发生直接的经济联系来进行,分为虚拟现实世界和虚拟主题世界。虚拟现实世界的代表有Secondlife(简称SL)和EntropiaUniverse(简称EU),通常运营商会规定游戏货币与美元能够直接兑换。虚拟主题世界通常具有明确的目的和主题,更接近于一种娱乐而不是一种生活,其代表是WorldofWarcraft(简称WOW)和永恒之塔。无论是虚拟现实世界还是虚拟主题世界,通过第三方交易平台都可以和现实世界发生经济联系①。

二、虚拟世界经济的界定与解析

虚拟世界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概念。不论在信息、管理以至于法律和哲学领域都是相同的。在经济学领域也是如此。在此基础上的虚拟世界经济概念比较明确。

(一)虚拟世界经济的概念

虚拟世界经济是指和虚拟世界相关联的经济现象和活动的总称。考虑到经济联系,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虚拟世界,还有三类情况也符合虚拟世界的特征。第一,根据Bell对虚拟世界的定义,我们通常所说的局域网游戏②最初并不是虚拟世界的组成部分,但是当第三方利用互联网平台提供长期稳定的服务和空间,那么也应将其视为虚拟世界。第二,QICQ类即时聊天软件最初仅是沟通工具,但是基于此的人们之间的网络也构成了虚拟世界的基础。特别是QQ农场之类游戏的开通,使其虚拟世界的特征更加明显。这类形式的典型代表是Facebook。第三,论坛类网站增加服务内容后,例如提供游戏类和下载类增值服务,并需要支付“论坛币”,这种情况下,以论坛为基础的人们之间的联系也成为虚拟世界的构成要素。虽然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经济联系在不断加深和多样化,但是基于网络游戏的虚拟世界还是主体。与虚拟世界相关的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非常多,但其基本模式是通过现实世界中的资金交易,带来虚拟世界中的改变,达到双方的目的。从行为上分析,一端发生服务或者虚拟物品的交易,另一端对应的是资金的流动。正是这种资金的流动,成为联系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媒介,也使对虚拟世界的分析越来越重要。通过这种媒介,虚拟世界的经济变化会传递到现实世界中。

(二)虚拟世界经济的解析

虚拟世界经济包括虚拟世界内部经济和虚拟世界关联经济。前者存在于虚拟世界内部,通过虚拟世界货币与现实货币的兑换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后者则是依托虚拟世界所产生的衍生经济,主要包括RealMoneyTrade(简称RMT)与代练服务。虚拟世界内部经济是现实经济的反映和模拟。JesusDi-az计算出WOW北美服务器的货币供应量超过90亿“gold”,折算为1.92亿美元。假设全球WOW玩家的货币持有量是相等的,那么WOW总的货币供应量是7.47亿美元。这意味着运营WOW的暴雪公司成为一家可以发行多国货币的国际银行①。同时,他验证了在虚拟世界中,货币供给量增加同样导致货币贬值,或者至少说明二者是相关的。虚拟世界货币的价格从2007年9月到2008年12月一直是下降的,它失去了2/3的价值。这期间,货币供给量持续上升至3倍。如果虚拟世界的规模持续扩大,那么其间的货币贬值将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②。RMT通常指虚拟物品的现实货币交易。在虚拟现实世界中,因为虚拟世界货币与现实货币是直接挂钩的,因此,虚拟世界内部的交易会产生和现实货币交易等价的效果。而在虚拟主题世界中,RMT多通过第三方的交易市场来实现。

现实中,RMT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在SL之类的虚拟现实世界中,玩家需要先将美元兑换成LindenDollar(简称LD,中国用户可以通过PAYPAL或者部分外币信用卡来兑换),然后用LD来购买虚拟世界中的物品及服务。运营商主要出售“土地”,而其他物品的生产与交易则会于用户之间实现。如果用户来自不同国家,那么他们之间的交易便是国际经济研究的范畴。虚拟世界的内部经济和关联经济是密切相连的。虽然SL运营商提供即时交易数据,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国际机构进行协调和管理,因此虚拟世界内部交易的整体规模难以进行准确统计。在不严格的情况下,业内人士倾向于按RMT数字的10倍来近似估计虚拟世界的内部交易。

第二,在WOW之类的虚拟主题世界中,运营商通常是禁止RMT交易的。然而,“虚拟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也是围绕着一定的经济利益运行的”[2],由于无法监管,且RMT交易行为不违反法律,因此在现实社会中并未受到限制③。RMT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当一个用户在网络游戏中获得一种虚拟物品(可能是武器、装备或者其他道具),他可以通过虚拟物品交易网站将其出售,获得人民币。也可能某个用户具备某种特殊的技能(例如可以强化武器或装备,这种服务是游戏内部服务,与代练之类的游戏外部服务不同),那么也可以通过出售这种服务来获得现实货币。如果某个网络游戏规模非常大,并且游戏中的货币对现实中货币的汇率较为稳定,那么这种交易也会体现为通过交易获取游戏货币,然后再统一出售以获取现实货币的行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即虚拟主题世界发展到比较高级的阶段,交易的实现形式与在现实世界中是极为相似的。游戏货币被当做一般等价物,成为交易的媒介。当这种交易发展到极限,便会产生一批专业用户,他们通过各种游戏技巧获取游戏货币,之后直接出售给玩家或者通过虚拟物品交易网站出售。在墨西哥和中国等国家,基于这种行为的工作室数量非常多。

第三,在低端虚拟主题世界中运营商直接向玩家出售虚拟物品。这种情况下,由用户提供的虚拟物品非常少。这种运营模式会加快虚拟世界的折旧,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缩短运营时间,因此主要存在于低端虚拟主题世界,在中国网络游戏产业中较常见。与现实世界不同的是,这里的“通货膨胀”不仅指虚拟世界中流通的货币增加了,也包括虚拟物品的增加。因为在这类虚拟世界中,游戏内部货币不一定是一般等价物,或许只能购买低端产品。很多物品是不能通过游戏货币购买的,因此某些道具和虚拟物品的发放成为和货币发行并列的行为。运营商相当于现实世界的政府,其发行游戏货币与虚拟物品的成本都接近零,具有纸币的某些特点,过量发行便会导致“通货膨胀”。代练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微型”服务外包。在虚拟世界中,用户希望实现各种个人目标,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投入时间,并且可能需要一定的技巧和能力。无论时间的投入或是技能的提升都存在机会成本。当用户认为将这些任务交给专业服务提供者完成能够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时,便会采取将任务外包的做法来达到目的。最初代练之所以能够产生是为了规避运营商设定的规则。在大型虚拟主题世界中,运营商通常规定一部分高端物品是不能够交易的,但通过代练服务可以获得这类非交易产品。代练通常是通过专业的中介及担保机构进行的。在网络游戏多国同时运营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用户通过登录发达国家的服务器进入游戏,完成客户指定的要求,获取收益。个别情况下,即使网络游戏仅在发达国家运营,这一过程理论上也可以实现。但是,由于运营范围小,发展中国家的用户缺乏对这一网络游戏的理解与掌握,因此不具备用户基础及基数,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用户关注这一市场的可能性大大下降。这种活动属于服务贸易的研究范畴。虽然物品的转移是在虚拟世界中,但是资金的流动却是在现实世界中。如果把虚拟世界看做一个“黑盒子”,我们所观察到的只是资金从中国转移到美国,但是并不了解它流动的原因和决定其资金量的因素。在现阶段,虚拟世界的关联经济以“金币”采购与交易为主,而作为将来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代练”,却并没有成为主流。平台的缺乏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三、虚拟世界经济理论研究的相关问题分析

由于虚拟世界经济的发展时间较短,并且直到2001年才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①,因此理论研究的历史并不长。很多基本问题至今未被明确梳理过,从而导致很多错误的解读。这种状况在中国更加明显。

(一)虚拟世界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很多不同的相关或相近概念在中国都被译为虚拟经济。第一是FictitiousEconomy,主要指的是虚拟资本,比如证券、期货等交易活动。第二是VirtualEconomy,是指以信息技术为工具进行的经济活动,比如外包、资源共享、电子商务等。第三是VisualEconomy,即用计算机模拟的、可视化的经济活动。在中国,通常所说的虚拟经济一般指第一种。虚拟世界经济在西方的文献中称为virtualeconomy,直译过来应该是虚拟经济。但是在我国“虚拟经济”这个词组已经成为和实体经济对应的概念,并广为接受。因此,为避免混淆,我们的研究将virtualeconomy称为虚拟世界经济。当然,也有学者提出重新规范概念,将“虚拟经济”的名称“归还”给基于网络游戏的虚拟世界经济,但社会重置成本太高,有待商榷。因此,我们将与实体经济对应的称为虚拟经济,而将与现实世界经济对应的称为虚拟世界经济。虚拟经济是在实体经济基础上产生的衍生经济,而虚拟世界经济则是围绕虚拟世界产生的直接和衍生经济行为的总和。现阶段,虚拟世界的主要载体是网络游戏。虚拟经济是各国经济学家讨论和研究的热点,而虚拟世界经济在现阶段主要体现为与网络游戏产业相关的经济行为。成思危认为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简单地说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3]。这是相对狭义的虚拟经济定义。刘骏民认为如果从广义上来为虚拟经济定义,那么它是观念支撑的价格体系,而不是成本与技术支撑的价格体系[4]。从这个角度分析,虚拟世界经济属于广义虚拟经济的一种。虚拟经济是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而虚拟世界经济的交易规模则受虚拟世界内部经济发展的影响。当然,虚拟世界同样受现实世界经济状况的影响,但是其影响和传导机制不同。它主要是通过影响用户的经济状况来改变虚拟世界中的经济形势。(二)虚拟物品的价值和价格问题关于虚拟物品交易的问题在法律界讨论较多,但是从经济角度进行的研究并不多。有种观点认为虚拟物品不具有实体,不能在现实世界中使用,因此不具有价值,不应该进行交易。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虚拟物品的所有者付出了金钱和劳动,从这一角度分析,虚拟物品是具有价值的。在中国的虚拟物品交易中,偶然获得的装备可以以数万人民币甚至更高的金额成交。那么,价值规律是否还起作用呢?事实上,这一虚拟物品的获得对个体来讲是偶然的,对群体来说却是必然的。衡量价值的不是个体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考虑对裸钻的定价和彩票业的类似特点,理解虚拟物品的价值会更加简单。在此基础上,供求则成为重要影响因素。当然,主流经济学只考虑供求决定价格,其结论更加明确。价格问题是进行经济理论研究的出发点,这一问题明确之后才能使用经济学的研究工具②。

(三)效用的有效性及负面效应问题

在关于虚拟世界的研究中,不同国家的研究重心差别很大。欧美学者更多关注虚拟世界内部经济问题和对现实世界的经济影响;韩国则更多关注于如何发展网络游戏产业并使其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中国则在法律角度和产业角度进行研究。虽然作为政策主导型的中国和韩国都关注网络游戏产业问题,但是韩国侧重于促进产业发展,中国侧重于规范和管理,更多从中性角度进行研究。从逻辑角度推断,当虚拟世界进一步发展时,对其内部经济和与现实世界的相关影响会成为经济研究的主体,这也是目前欧美学者从事的工作。在研究个体时间分配、投入和收益时,效用是基本工具。然而,如果网络游戏真地是瘾类物品,那么用效用来进行分析是存在缺陷的。“网瘾”在韩国、中国等亚洲国家已经成为社会问题。特别是中国的青少年网瘾问题非常严重,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同样存在网瘾问题,但是社会环境不同和良好的疏导机制,使其并未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在西方国家的观念中,网瘾与电视剧成瘾具有类似影响。“网瘾”也称互联网成瘾综合症、网络成瘾症(IAD),学名叫做病理性网络使用(PIU)。我们一般叫做“网络成瘾综合征”,目前已经把它作为一种正式界定的疾病纳入到了诊断体系当中。IvanGoldberg定立了理论化病态并且正式承认其研究价值。可以说,它是对网络的一种过度依赖,表现为对现实生活失去兴趣。当网络依赖失控,对人产生负面影响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当作心理上的一种障碍来看待。在中国,网络游戏经常被称为“精神”,将其与“毒瘾”相比较。

世界经济概论篇3

关键词：欧洲中心论；世界史；普遍规律；封建；唯物史观；比较；开创

中图分类号：K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20X（2016）35-0051-02 收稿日期：2016-09-23

作者简介：朱晓静（1978―），女，山东济南人， 山东艺术学院公共课教学部副教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和西方文化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战争造成的经济凋敝、生灵涂炭的局面使部分欧洲人开始反思自己的文明，对普及于20世纪的“欧洲中心论”提出质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三世界国家逐渐崛起，现实的变化为进一步打破“欧洲中心论”，平等看待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历史提出了要求，也准备了条件。世界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应时而生并不断发展。世界各国学者努力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各有其局限。马克先生认为各国学者的著作虽然都试图以非欧洲中心论的观点看待人类历史，但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欧洲中心论的倾向，或者说无法完全摆脱西方史学模式。[1]

很明显，欧洲中心论是阻碍世界史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也许是最难克服的因素。但在困难重重的局面下，全世界的历史学者并未放弃努力，也已经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果。其中马克先生对封建社会历史的研究，就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篇幅所限，本文将集中讨论《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以下简称“《形态研究》”）在世界封建社会历史研究中的意义。首先说明几个问题：第一，《形态研究》出版于1985年，我们必须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讨论；第二，承接第一个原则，马先生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治学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因此本文将主要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分析作品的开创性意义。

上文已经提及欧洲中心论对世界史发展的危害，具体言之，目前历史研究的话语体系充斥着以欧洲（主要是西欧）为模板总结出的概念、规律、分期体系等，如果直接用来研究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就有可能造成概念与史料不符的混乱局面，“封建”概念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何为“封建”？以中国和西欧为例，中文的“封建”一词最早出现在《诗・商颂・殷武》中：“命于下国，封建阙福”；随后出现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2]简而言之，就是指中国发源于商周时期的一种政治制度。而英文的封建制度（feudal system）、封建主义（feudalism）等术语最早出自18、19世纪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人的著作和其他历史文献，是启蒙思想家对西欧中世纪社会的研究结晶。两者原本没有任何联系，只是在近代才通过翻译这一途径彼此对应了起来。1903年严复用“封建”对译“feudalism”，并将之与周代的封建制度进行比较，[3]从而将中国周代的政治制度与西欧中世纪的政治制度联系起来，造成了长期的混乱。

封建概念的不统一造成很多问题。例如，20世纪50―60年代，出于关注亚、非、拉历史的实际需要，中国史学界又兴起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讨论，再次引发讨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问题。笔者窃以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这么长”这一问题的提出需要一个理论前提，即史学界需要对世界史意义上的封建基本概念达成共识。如果双方的封建概念所指不同，何以比较？简单地将苏联根据欧洲历史总结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套用到中国历史上，很容易看到，大体从公元前475年到1840年的中国社会（此处采用郭沫若的观点[4]），奴隶基本不存在了，资本主义显然尚未发展，那就只能是封建社会了，从而得出中国的封建社会很长的结论。这实际是尝试用西欧的封建概念来衡量中国历史，这恐怕是不妥的，也不一定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意――马克思曾明确表示，“自己有关生产方式依次更替的论断乃是从西欧历史发展道路归纳出的结论，只适用于西欧”。[5]

正是面对上述问题，马克先生用他的《形态研究》迈出了整合中西封建研究，从而寻找共识的开创性一步。他在《形态研究》的序言部分明确指出：20世纪60年代重又兴起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讨论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规律做再认识，根据世界主要国家、民族的历史，综合比较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特征，真正体现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6]

《形态研究》的视角在当时可以说是崭新的：中国人用唯物史观考察西欧封建经济形态，自然不同于西方学者（无论其是否持唯物史观），也不同于苏联学者――他们或者难免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忽视欧洲以外地区，或者因为语言限制等原因，缺乏对中国古代社会状况的深入了解，都无法像马先生一样，能够得心应手地运用中西两方的资源，建立更加普适性的理论体系。

笔者以为，马先生最具开创性、最有意义的贡献就是他正确运用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对西欧的封建化进程做了重新推演。

正如《形态研究》中指出并整理澄清的，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家长期以来从法律规定、政治制度方面研究封建主义，忽视经济内容，因此他们将西欧的封建化过程大体等同于封臣制、封土制的形成和结合过程，即从西罗马帝国灭亡至查理曼帝国瓦解这400年。苏联史学家根据唯物史观，正确地解决了封建主义的定义问题，但在探讨封建化问题时，也没能以经济基础为主要判断标准，与西方学者的结论相同。[7]

马先生克服了上述两者的不足之处，牢牢把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开创性地从经济基础出发，首先将西欧封建化的开端定为二世纪末或三世纪，因为“封建经济因素在罗马帝国内部已有长足的发展，三世纪的罗马社其主导的生产关系已可说是封建性的”。[8]第二步，马先生认为日耳曼国家的建立标志着西欧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结束，西欧从此进入封建社会，因为根据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的转变包含着经济革命与政治革命两部分，虽然三世纪时西欧的经济革命（即经济基础的转变）已经大部分完成，但政治革命（即上层建筑的变革）却等到日耳曼人到来后才完成。此处马先生成功地摆脱了盛行已久的西方标准，真正运用唯物史观对西欧封建制度的建立时间做出了重新界定。第三步，马先生指出，日耳曼帝国建立之后，西欧的封建化进程还在继续，因为封建经济成分需要消除前一阶段的残余成分，巩固、发展自己，使自己在社会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针对这部分内容，马先生进行了多方面的梳理和分析。例如，本书第一章指出，日耳曼新兴封建国家建立后，日耳曼贵族在罗马封建经济的基础上转化为封建贵族，采取了一些客观上有助于封建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两项分别涉及“罗马人与日耳曼人间的土地分割”和“奴隶和隶农的地位”。[9]第二章则吸取前人研究成果，总结了前封建社会的残余成分在西欧消失的时期，大致肯定“奴隶制在西欧于10―11世纪时彻底消失了。不仅从经济地位上看已不复存在奴隶，而且法律概念上也起了变化”。[10]总之，马先生对西欧封建化进程的重新推演是别开生面、有坚固的理论支撑和丰富的史料支持的。这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都具有巨大的创新意义。

马先生注重历史实际，结合农奴的经济地位和法律身份得出中古西欧农奴的概念：农奴是西欧封建社会的独立小生产者，从经济地位的角度说，与其他农民并无原则不同；从法律上说，却是一个不自由人，但这种不自由已经不同于罗马法规定之奴隶的不自由，因为受经济地位变化的影响，中世纪的农奴“已不是主人之物，而是主人之人。”“所以我们可以把农奴制看成是一种减轻了的奴隶制。”[11]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因此张云鹤先生说：“作者给西欧农奴下的十分完整而全面的定义就是前所未有的”[12]R先生对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定性也是富于新意的。之前有不少中西学者将西方城市看作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认为城市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13]马先生则明确指出：“西欧中世纪的城市，称为自由城市，这是就它的法律地位而言的。”城市的确享有一些自由权利，“这确实是西欧城市的一种特殊性。但是这种特殊性是由西欧封建社会的特性决定的，是完全符合西欧社会当时的情况的。”“这种城市的独立性完全是封建性的。”马先生进而给出了几条论据：在法国，一度把得到公社权的城市也当作负有军役义务的封臣；一些城市还需向封建主纳协助金，而且其条件和封臣向封君纳协助金的条件一样；还有一些城市公社向封建主宣誓效忠。[14]马先生在这里仍然注意了实际的经济、政治情况和法律形式的结合与区分。

总之，作为中国学者研究西欧封建经济的第一部专著，《形态研究》以崭新的视角，迈出了整合中西封建研究，打破“欧洲中心论”，从而寻找世界史意义上的封建社会的普遍规律的开创性一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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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林海.中古与封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多元视角下的封建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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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概论篇4

论文摘要：邓小平把握了“三个世界”格局向“东西南北”格局转化的规律，揭示了整个世界主要矛盾的变化，从而作出了对当代世界的新的战略判断：“东西”问题是政治问题，“南北”问题是发展问题。邓小平形成时代主题判断的思维方式是他对政治与经济、战争与革命之间相互关系认识的调整。他观察和分析社会形势，实事求是地对世界范围的政治与经济、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重新进行认识，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

邓小平关于当代世界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判断，是邓小平理论的立论根据之一。深刻领会这一判断的精神实质，必须对邓小平理论在形成这一判断过程中的思维方式作一番考查，揭示它所蕴涵的哲学含义。

一、时代主题问题的提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

把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的主题，是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作出的概括。党的十三大在叙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发挥和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时，把“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列为12个观点之一。十四大在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时，更明确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际环境和时代条件时，是把和平与发展作为两大问题提出来的。1984年5月29日，他提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1985年他进一步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问题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一般说来，它产生于三种情况：一是新的观察与旧的理论的矛盾；二是原有理论之间或某一理论内部的矛盾；三是要有创新的理论思维和超越传统的价值观念。邓小平之所以能把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两大全球战略问题揭示出来，既基于一定的事实判断，又包含新的价值判断。

邓小平对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期世界形势变化作出的事实判断是：在东西方关系上，一方面，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只有美、苏两家。因其在进行军备竞赛，因而世界战争的危险还存在。另一方面，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现代战争的高科技条件成为美、苏两家企图直接毁灭对方的冒险举动的制约因素；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似乎已走进了“死胡同”。在南北关系上，一方面，在五六十年代殖民体系瓦解后，集中在南方的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解决发展问题，它们同大部分集中在北方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因而矛盾越来越深；另一方面，在70年代，北方国家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意识到南北合作的重要性，并开始了南北对话；南北合作形成了一股改变南北不平等关系的力量，从而促进了南北关系的改善和矛盾缓和。

邓小平在考察世界形势变化时所蕴涵的超越传统的价值判断是：在东西方关系上，和平问题之所以凸显，重要原因之一是，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因此，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同时，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使世界任何国家，包括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综合国力，乃至不同对外政策的国家，都不得不认真对待。

就南北关系而言，发展问题之所以突出，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南北差距的拉大阻碍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由于人口数量同国民收入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一方面使发展成为南方国家最突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使北方国家的资本、贸易和市场的出路受到限制；同时，社会主义优越性没能充分发挥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多大发展与提高。因此，发展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这些判断，同样也反映了邓小平对整个人类的忧患意识，以及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强烈愿望。

很明显，邓小平的思维判断所包含的价值观念，一是以人类的利益为重，二是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没有这样的价值观，是不可能从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的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强烈地意识到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

二、时代主题的概括过程：对世界格局的变化与时代主题相互关系的把握

邓小平对当代全球性战略问题的概括，是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基础上，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一步变化了的世界格局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

面对60年代开始的世界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以及苏联对中国威胁的增加，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新形势，在1971年第一次向世界宣告：中国属于第三世界。1974年，在第六届联合国特别大会上，邓小平系统地阐述了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一理论突破了“两个阵营”的传统观点，客观地反映了世界局势的新变化，也为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提供了理论根据。

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没能透过世界的变动进一步揭示出蕴涵其中的时代主题演变的端倪，以把握时代变化的脉搏。他正确地看到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后果的严重性，却夸大了战争的现实危险性；他正确地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反霸斗争形势的发展，却忽视了这些国家反霸斗争的注意力已更多地转向发展经济的事实，从而高估了它的革命性质以及世界革命的形势。

邓小平考察了80年代初世界格局的新变化，把它概括为“东西南北”四个字。这一概括继承了划分“三个世界”格局的基本思想。首先，在划分标准上，同“三个世界”理论一样，“东西南北”格局的划分也超越了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传统划分方法；其次，在基本态势上，“东西”格局包含了“三个世界”格局中的“第一世界”的内部矛盾，以及“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之间的矛盾。而“南北”格局则体现了“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之间的矛盾。因此说，“东西南北”格局的概括发展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邓小平把握了“三个世界”格局向“东西南北”格局的转化，揭示了整个世界主要矛盾的变化，从而概括出对当代世界最突出问题的新的战略判断：“东西”问题是政治问题，其实质是要不要和平；“南北”问题是经济问题，其实质是要不要发展；由于和平离不开发展，因此，“南北”问题既是发展问题，又是核心问题。邓小平对当代世界格局和问题的分析，体现出了当今伟大无产阶级政治家放眼全球，透析世界政治与经济发展趋势的气魄与胆识。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才把和平与发展概括为“当代世界的主题”和“时代主题”。这是完全符合邓小平的思维逻辑的。

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战后形成的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两极格局已经终结，世界各种力量开始重新分化组合，新的格局尚未形成。邓小平从“东西南北”格局中揭示出来的时代主题，是否会因两极格局的终结而改变呢?邓小平的回答是：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首先，苏联解体后，和平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一方面，西方某些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延续了冷战思维，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继续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两极对抗时期被掩盖着的、反映大国利益的一些地区性矛盾，不时酿成局部冲突。其次，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南北差距仍在扩大，而冷战思维也被一些人用于对付落后国家。再次，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两极对抗时期一些世界热点趋向缓和，加之反对霸权主义意识的增强，表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希望依然存在。总之，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但是“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代世界的主题。

三、形成时代主题判断的思维方式：对经济、政治、战争、革命之间相互关系认识的调整

如果说，作为科学研究出发点的问题的提出，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其中包含了观察现象的理论视角的转移的话，那么，问题的解决，更需要根据实践的发展对原有的思维方式作出调整。邓小平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创造性地运用了他科学的思维逻辑和唯物辩证的哲学方法，观察和分析世界形势，敢于实事求是地对世界范围的经济与政治、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重新进行认识和作必要调整，在重新审视社会主义模式和理论的基础上，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这种战略思考与判断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对促进世界政治、经济走向进步和发展也有重大意义。

首先，邓小平在1987年曾提出：现在有能力发动世界大战的只有苏美两个国家，我们把第三世界看作是和平力量的支柱，也把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看作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他在1987年又说：“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从这个分析中可以看出，“和平力量”在不断增长，革命并不是消除战争的惟一手段。

其次，邓小平认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运用“和平方式”或“非和平方式”是解决世界争端的“新办法”，战争并不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惟一途径。

再次，邓小平认为，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是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应把和平的希望寄予发展。这一思维方式调整的重要客观根据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高新技术的发展，对当代世界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改变。

客观实际证实了邓小平对经济与政治、战争与革命之间相互关系调整的思维方式的科学性与正确性。从和平问题来看，维护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包括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国与国之间和地区争端是完全可能的。就发展问题来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还没有解决，影响了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和稳定，但建立一种以平等互利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以解决全球的发展问题也不是没有可能。总之，和平与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

世界经济概论篇5

【 内容 提要】如何认识 经济 研究 中数学 方法 的运用在学术界历来争议很大。从 历史 的角度论及经济乃至经济学与数学形影形随的密切关系，就可以认定数学能为经济学提供特有的、严密的方法。但如何在经济研究中运用数学方法方面，却存在着诸多 问题 ，对此必须进行深刻的 分析 ，才能正确提出在经济研究中构建数学模型的要求、步骤及应注意的问题。 【关 键 词】经济研究/数学方法/历史/数学模型 【 正 文】 如何认识经济研究中数学方法的运用在学术界历来争议很大。自从1969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将数学和统计方法 应用 于经济分析的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股经济研究数学化的热潮。经济研究中这种倾向性的风气，对我国经济 理论 界产生了很大 影响 ，一些经济理论文章出现了大段大段数学公式的推导，个别学术性经济类杂志（并非是计量经济学或统计学杂志）此类文章甚至占了1/2到2/3，对此不少经济学家产生了疑惑：难道这就是经济理论研究的方向，这类研究可以解决或阐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些现实问题吗？ 一、经济研究离不开数学 一部 科学 史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凡属“科学”范畴的各个学科，都是在人类 社会 活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学科的划分和不同学科各自特征的归纳都是“人为”因素作用的结果，就内在本质而言，各学科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联性极为明显，不惟 自然 科学与社会科学各自内部的学科，就是两类学科之间也是如此。 经济学是研究社会资源配置及社会经济关系的一门科学。基于资源存量与流量的可度量性，为了使资源配置更加公平、效率更高，经济学有必要借助于数学这一严密、精确、实用的思维工具。基于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关系涉及到经济制度、社会心理、价值观念等难以量化的因素，经济学作为一种以思辨定性分析为主的实证性科学，不可能以数学作为经济研究中基本的或者说万能的工具。 关于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作用问题，在理论界历来争议就很大，这种论争至少已有100年之久。从“反对数学的蒙昧主义”，到断言没有数学就没有任何科学，见仁见智，意见可谓大相径庭。 作为实际经济活动的理论概括和抽象的经济学，从其萌发到形成始终没有离开过数学。一方面，数的概念是在漫长的生产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另一方面生产活动也总是需要经济类的不同学科，诸如人口学、市场学、劳动工资学、价格学、财政学、 金融 学、 会计 学等等无一不与计数、计量、 计算 有关。离开数的概念，离开算的方法，可以说就不会有这些学科。 经济活动的实践决定了经济理论的研究也离不开数量，并且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的程度与数学本身的 发展 密切相关。纵观数学的历史，其可分为有质的区别的四个基本阶段。第一阶段，计数、算术时期（终止于纪元前5世纪）；第二阶段，初等数学即常量数学时期（终止于17世纪）；第三阶段，变量数学时期（终止于19世纪）；第四阶段， 现代 数学时期。现代数学时期突出的特点是，多种多样的数学分支不断成长，数学的对象和应用范围大大扩展，并且以更高的理论抽象和概括揭示出了数学中最一般的统一的概念。 尽管数学的概念和结论极为抽象，但是它们都是从现实中来的，并且能在其他学科中、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得以广泛应用，这也许是数学不仅具有无限的生命力且对于各个学科都有巨大影响和吸引力的根由所在。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应用数学来研究现实世界的这种可能性的根源在于：数学从这个世界本身提取出来，并且仅仅表现这个世界所固有的关系的形成部分，因此才能够一般地加以应用。 经济学对数学的应用范围伴随着数学的发展在不断扩大。在19世纪之前，经济学主要运用的是初等数学。从威廉·配第的《赋税论》(1662)、《 政治 算术》(1676)，到魁奈的《经济表》(1758)，都是利用数字、图表和简单的计算

世界经济概论篇6

    问题1:(导入)今天我们学习第八单元的内容,请翻看目录:(第八单元《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第22课“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第23课“世界经济的区域集团化”,第24课“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本单元共3课,呈现的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是什么?这种趋势在二战后是如何发展的?从中我们得到哪些历史感悟?这些都是我们学习本单元需要探讨的问题。意图:学生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各种途径对经济全球化概念早已耳熟能详,以学生熟知的经济概念为切入点,进入本单元学习,可引起学生共鸣。通过设置问题,以疑导读,导入新课,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本单元的兴趣和探究欲。同时,在教学中发现,很多学生对课本目录不阅读,对单元结构不甚了解,只是孤立地学习每课内容。通过这种单元呈现的方式,逐步培养学生阅读目录的习惯,帮助学生认知单元特征、理解单元内容及内在联系,从而做到高屋建瓴。过渡:本节课我们主要学习第22课《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请看课本材料:P104本课课题下引言:“1941年,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负责国际事务的美国财政部官员怀特,就开始构思旨在恢复国际货币稳定的计划。他认为,世界经济应该建立在国家间合作基础上的竞争,而不是霸权或者闭关锁国。这就是怀特计划,它的真实意图是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第1、2自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交战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西欧国家普遍衰落;美国的经济实力却空前膨胀,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由于英国在战争中遭到巨大的损失和破坏,以英镑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已经难以维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如何建立一个有利于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机制,成为重建战后世界秩序的关键。美国企图建立以自己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

    问题2:据以上材料分析: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什么变化?进一步说明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什么规律?随着美国实力的增强,它提出了旨在恢复国际货币稳定的什么计划?其真实意图是什么?这将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什么变化?意图:以教材为依托,根据教材的显性材料,让学生获取有效信息。从二战后西欧、美国的实力对比,得出“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结论,再联系、分析一战前后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及原因,进行知识迁移,得出“进一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的认识。从材料中筛选信息得出:美国提出怀特计划的真实意图,是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再引导学生思考:对于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经济地位的提高,政治上必然会有何野心?学生根据已有知识自然会得出“称霸世界”的结论,据此让学生领会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进而挖掘教材的隐性联系,释疑解惑:随着实力对比的变化,必然打破原有的经济格局,使世界经济中心由英国转移到美国。过渡:在这样的背景下,二战后期,为重建战后经济秩序,1944年7月,一些国家在美国召开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签订了《布雷顿森林协定》。

    问题3:布雷顿森林会议有哪些国参加?《布雷顿森林协定》是以谁的计划为基础的?根据此协定成立了哪两个国际金融组织?说明此时美国的愿望是否实现?为什么?意图:通过指导学生阅读课文内容,落实课标要求(1),即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时间、地点、构成。同时提醒学生:布雷顿森林会议不仅有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参加,还有苏联和中国,因为苏联、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有必要、更有资格承担国际责任。这样不仅可让学生反思旧有知识,加强知识的横向联系,而且可提升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增强为世界进步事业作贡献的决心。该协定是以美国的怀特计划为基础,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此时美国的愿望基本实现,因为,这两个机构都由美国控制,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来,美国掌握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命脉。依据:(1)认缴资金;(2)总部都设在华盛顿,由美国人担任关键职务;(3)固定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内容就是美元与黄金挂钩,35美元稳定等价于1盎司黄金,各国货币再与美元挂钩,建立稳定的比价关系。这样,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享有特殊地位,美国可以利用美元负债来弥补其国际收支赤字,从而使持有美元储备的国家的实际资产资源向美国转移,可以通过发行纸币而不运用黄金进行对外支付和资本输出,这就有利于美国的对外扩张和掠夺,极大地增强了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固定汇率制”是本课中核心的经济概念,学生从生活体验中有初步的感性认识,而对其深刻内涵不甚理解,这样通过解析概念,就帮助学生理解了美国掌握了世界经济命脉的关键,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实现课标要求(2)。同时,讲述内容既源于教材,又高于教材,对20纪70年代后,该体系解体和现实中美国成为当今最大的负债国和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过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大执行机构,它们的职能不尽相同。

    问题4:请看图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币标志)和材料(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西方国家的金融体系遭受巨大冲击,一些国家,像冰岛,濒临破产,需要依靠国际组织的支援):冰岛应向哪个组织申请贷款?意图:根据两大组织的职能分析,冰岛应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这是根据课标要求和教学内容的需要,适当补充时事材料,创设问题情境,让学生在问题情境中产生兴趣与欲望。为展示自己的知识与能力,他们兴致勃勃,跃跃欲试,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开阔了学生视野,培养了学生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让他们亲身感受到历史课堂面向现实的功能。过渡:呈现史料(美国财政部长福勒曾得意地宣称:“各个行星围绕着太阳转,各国货币围绕着美元转。”)

    问题5:生活中你最常见的国外货币是什么?我们今天通常会称美元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称呼?福勒的话反映的实质问题是什么?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将会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什么影响呢?你能举例说明吗?此时的经济格局对政治格局又产生什么影响呢?意图:以学生的社会生活为切入点,引出“美元即黄金”。带领学生再认《布雷顿森林协定》规定(也是其基本特征):一个中心,两个挂钩(略),强化基础知识。福勒的话形象地说明了美元与各国货币之间的关系,反映的实质问题是美国确立了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引导学生透过经济现象,探究本质问题。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影响,学生对课本结论难以理解和记忆,引导学生从积极、消极两方面来看。积极:从全球来看,“为世界货币关系提供了统一的标准和基础,有利于维持战后世界货币体系的正常运转,为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课本),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补充)。举例:一方面,基金组织提供的短期贷款暂时缓和了战后许多国家的收支危机,也促进了支付办法上的稳步自由化,等等。另一方面,世界银行提供和组织的长期贷款和投资不同程度地解决了会员国战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资金需要。消极:从对美国的影响来看,“加强了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特权和支配地位”(课本),成为美国扩张的工具(补充)。举例:一方面,美国凭借强大的科技和资本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新一轮资本扩张,加大了南北经济发展的差距。另一方面,凭借在国际金融中的特权和支配地位,美国垄断组织增发美元代替黄金,作为输出资本,购买外国货物、企业,以及支付海外驻军的庞大费用。于是黄金大批流入美国,增强了美国称霸世界的实力。经济优势使得西欧各国在政治上都唯美国马首是瞻,在外交政策上都追随美国,如马歇尔计划的出台和实施就是一个例证,最终导致东西方冷战。通过史料补充,适当地对课本知识加以延伸与拓展,让学生学会从积极、消极两方面辩证地分析问题,以史实验证课本论点,避免将结论生硬地强加给学生。通过对课本结论的补充,与单元特征“全球化”紧扣,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相联系。最后,把历史现象与经济、政治活动联系起来:二战后美国经济实力增强—建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为争夺世界霸权)冷战—两极世界的形成,通过这样一个归纳过程,增强了学生的思维力度,提高了对历史知识的感悟能力和思辨能力。过渡:布雷顿森林体系现在还存在吗?让我们来阅读补充材料:特里芬难题美元成为国际核心货币后,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特里芬,《黄金与美元危机》

世界经济概论篇7

一理智决定论

怀特海认为决定论观念最初来源于古希腊人的悲剧精神，即认为命运是冷酷无情的，它驱使着悲剧性的事件无可逃避地发生。这种宿命论形态的决定论观念成了希腊哲学理智论中的最重要观念。理智论的集大成者首推柏拉图。柏拉图把世界划分为可见世界和不可见世界两个部分。对应于可见的世界是一个可感知的世界，是变化无常的世界，意见的对象。对应于不可见世界的则是共相的世界即理智的世界，是静止不变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知识的对象。我们所感知的世界是变化无常的，因而，是不真实的。永恒不变的共相的世界是真实的，是可见世界的本质。静止的共相世界是变化的经验世界的原本，而变化的可见世界则是不变的理智世界的模本，变化的世界被不变的世界决定。

柏拉图所建立而成的理智决定论一直是神学家关于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朽逻辑证明的主要依据。这种提倡主要研究感官经验后面的静止的、理智的、本质的、必然的逻辑世界，从而为解释和预测可感知世界提供某种基础的观念为近代唯理论者所复兴，并为所有科学分享。

最能集中反映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理智主义精神气质的就是英国的牛顿和法国的拉普拉斯。牛顿力学仅仅用三大基本运动定律和几个与基本的力学量，即时间、位移、质量、力等，然后借用数学和几何学提供的逻辑这个脚手架，推演出了一个严密的、没有任何矛盾的和精美的逻辑的或观念的理论体系。这个如此简单的数学模型不仅解释了太阳系的行星、卫星和彗星的运行，而且还可以预测没有观察的星辰的存在。这就说，决定整个宇宙万物动物状况所有机密和枢纽都在这个优美、简洁的数学公式之中。牛顿力学所提供的观念就是：只要建立了运动方程，就可以依据初始条件来确定随后的运动。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而且被发展到极致的决定论观念，也是理智决定论最高的范本。

拉普拉斯被看成是法国的牛顿，在他看来，整个宇宙演化过程都是严格遵循着决定论的，

也就是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宇宙方程。他设想一个具有全能、全知的智慧精灵（被后人称作“拉普拉斯妖"），只要这种精灵知道了某一瞬间宇宙间每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那么他就可以借助数学方程，将宇宙的一切全部看透，预言未来的一切事件了，也就是说世间一切事件事先成为已知的了。他曾以阿基米得口吻说道：如果有人能告知我整个宇宙诞生初期的条件和宇宙边界的条件，我甚至可以计算出整个宇宙的演化历程。或者说，只要给宇宙中所有质点的初始条件，就可以预先确定宇宙中每个质点在任何时间的位置，包括万年后某棵树上的树叶漂向何处。显然，拉普拉斯的话透露出一种神秘的宿命论的意味。理智决定论又回复古希腊人的命定观的形态之中。

理智主义决定论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经济学所追求的是一个静止的、本质的、具有支配性的理性世界。经济学像其他硬科学一样属于柏拉图理智主义传统，都是建立在本质和现象两个世界的区分基础上。即假定那个超感官的、理智的、齐一的、规律的、静止的世界，支配着可感觉的、经验的、杂多的、变动不定的世界。我们日常经验到的经济现象可以从经济规律得到理解、解释，甚至可以预测我们将要经验到的经济现象。经济学的一个任务就是试图从杂乱的经济现象中寻求经济规律。换言之，经济本质决定经济现象是经济学所隐含的一个本体论承诺。这种形而上学的信念体现在经济学理论的各个方面，最为突出的表现在对市场均衡的追求。

均衡是自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一个核心概念，诸如价格均衡、就业均衡、消费者均衡、厂商均衡、竞争均衡、局部均衡、一般均衡、宏观经济均衡等等充满着经济学理论之中。韦森曾这样写到：“'均衡'概念或者说均衡分析，可以说是以新古典主义为主流的当代经济学的灵魂。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瓦尔拉斯均衡'，到'阿罗－德布鲁均衡'，以至到目前已经融入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哈萨尼均衡'（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均衡）、'精练贝叶斯纳什均衡'以及'演进博弈均衡'等等，可以说，均衡概念和均衡分析，浸透在绝大多数当代经济学理论文献的分析与话语之中。现在，任何人都可以保险地说，当代经济学的辉煌、精美、诱人和极其庞杂繁复的理论大厦，完全是建立在均衡概念和均衡分析之上的。即使六十年代以来以科奈、巴罗、贝纳西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非均衡论”或者说“反均衡论”，说来说去还是离不开“均衡”二字。因此，经济学家们好像对'均衡'着了魔、入了迷。离开了均衡二字，经济学家们就会没事做、没饭吃。”1

经济学所说的市场均衡也是在理想的完全竞争的状态下，每个市场实体都实现了利益最大化，从而自动地实现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关系的平衡。正因为作用于经济实体的各种力量达到平衡，它们没有发生变动的倾向，从而经济实体处于稳定的、静止状态。经济学均衡分析实际上就是从变动不居的经济现象的表面，寻求恒定不变关系，并利用联立方程组来确定惟一的均衡解，从而确定了所有经济变量的均衡结构。当然，这种静止的、均衡的世界不是现实世界，而是逻辑的世界，理智构造的理想世界。熊比特十分清楚地表明，“现实生活中的市场是决不会达到均衡的，所以只能对观察者高度抽象地想像出来的市场提出均衡问题。"2新古典经济学正是从理智的、静止的世界中获得了经济知识的确定性，并用它来理解、解释和预测经济现象。

第二，经济学所研究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着逻辑的、必然性的和有严格秩序的理想王国。理智决定论把一切经验的现象还原成不可经验的理想的思想客体。正是在思想客体这个影子的世界中，才能遵循着严格的必然性，没有偶然。近代物理学把可见的物体还原成幽灵似的质点，这是一个只有质量没有大小，没有弹性形变的刚性的“质点"，并且是在没有任何摩擦力和真实的世界中运动。

经济学同样通过理智的抽象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变成经济范畴和概念，从而把现实的世界变成一个纯粹的逻辑王国。以经济学理论的经济人这个核心假设为例，经济学把现实的人还原为经济人。显然，在经验中人总是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相反，只有在静止的理智王国中，人才是原子式的。这种经济人的本性是一个常数，或者说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人。因为经济人如果在同样的约束下，每个经济人都会做出这种同样的选择。经济学所假定的经济人没有性别、没有意志也没有感情的逻辑机器。当输入几个数据（收入约束和效用目标）时，他就会闪电似地且精确地按照设计好的程序（效用函数计算好）运作，人的行为是严格被决定着。关于这一点，霍奇逊了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注释，他说，“在新古典学派那里，个人被看作仅仅是循着一个设计好了的追求最优化的模式来对经济环境作出反应，偏好一旦确定，选择于是便确定了。个人被置于一个机械世界里，其中质点总是对合力直接作出反应。引人注目的是，帕累托写道：'个人可以消失——假如他将自己的偏好告知我们的话。'从这种机械论的观点出发，有关意志和目的的问题便退到后台变成背景材料，尽管这些问题不一定被机械论者排除在外"［3］。

二普遍主义

理智主义不仅具有决定论特征，还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理智主义普遍性特征假定存在着一种超越国界和超越文化的理性和普适的规则，从而强调同质性、一致性，排除多元性、差异性和增殖性。

对普遍性的追求一直是萦绕于理智论者脑际的一个梦想。古希腊理智论始于爱利亚学派，巴门尼德则从逻辑推理角度上论证了存在是唯一的、永恒的、静止的，并且存在是理智认识的对象。

苏格拉底把知识建立在理性基础上，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经由概念的，概念是撇开具体事物的特殊属性而形成的，是普遍的，不变的。实际上，“苏格拉底方法的目标就是要抽绎出这种普遍判断，而这种方法是苏格拉底在讨论中所用的，是反复追问的巧妙形式。"［4］这种从特殊之中寻求普遍的原则或本质是理智主义的重要诉求。

柏拉图承接了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以及关于概念的知识是唯一的真知识的教诲，创立了他的理智主义体系。他进一步阐明，只有“概念的知识揭示事物中的一般、不变和基本的因素，因而是真知识。哲学的目的在于认识一般，不变和永恒"［4］。在这个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理念世界中，所有的抽象观念之间都满足于普遍的逻辑规则，没有矛盾，只有一致性。并且，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理念的逻辑体系，它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精神统一体，由宇宙目的、即善的理念所统辖，因而是一个有理性的精神整体。"［4］

最明确地表现普遍主义要求的就是斯多葛学派。他们认为宇宙不是由一连串的机械的因果链条，而是一个有组织的、有理性的，美好和谐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是受一个智慧的上帝所统率。人是宇宙的一个部分，是一个小宇宙，因而拥有上帝赋予的理性。世界只有一种宇宙理性，因此，世界只有一种法律即自然法；世界上只有一种权利即天赋的人权。正是斯多葛学派把自然法理解为超越一切种族，属于所人类的法律，从而表现了强烈的世界普遍主义特质。在他们看来，正是由于人类有着同一起源，都是同一父亲即上帝的儿女，所以每个人身上有着相同的宇宙理性，他们服从同一种法律，是同一世界的世界公民。斯多葛学派代表的库斯·奥勒留说，“我们不应该说'我是一个雅典人'或‘我是一个罗马人'，而应该说，‘我是一个宇宙公民'。"［5］斯多葛学派这种具有普遍主义的自然法对后来的罗马法产生了深远地影响，罗马法所说的自然法或“万民法"，也就是强调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守共有的法律。

近代理智主义肇始者勒奈·笛卡尔，主张知识是从先验的、自明的、简单的少数原则或公理出发，当然这些少数公理本身就是超越时空的、不变的、普适的抽象原则，经过严格地逻辑演绎，以达到一个远不是自明的定理，再由这些定理演绎出一些可通过经验观察的推论，这些公理、定理和推论体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人们正是通过这个演绎体系来发现现实世界中的一切，并且，只有当人们的经验与这个演绎的知识体系的推论相吻合时，这种经验才是真实的和现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抽象、普遍的原则可代替具体的事物，只要理解了这些普遍法则，也就掌握了现实世界。这种诉诸普遍性的理性来理解现实世界，是因为在近代理智主义者看来，“整个世界是一致的，像物理定律般可通约的、可解释的"。［6］

理智主义在黑格尔达到了顶峰。他认为宇宙精神即绝对精神是在自然、历史和人类思维中显现自己的。理性充满着宇宙，不仅太阳系是有理性的秩序，有机体也是有理性的，而且全部人类历史过程也是有理性的，有目的的和具有意义的。而且，“宇宙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实现目标或目的，即宇宙理性的目的。"［4］这种演化过程是从理念即潜在的宇宙、具有自为、自在创造力的逻各斯或理性开始。它不仅表现在自然界、个人中，也表现在人类制度和历史、权利或法（财产、契约和惩罚）、道德或良心以及习俗和伦理义务（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中。它最后还体现在艺术、宗教和哲学中，从而达到了绝对精神，并且绝对精神认识到了自己。这种绝对精神统摄着自然界、思维和人类社会，并且，人类社会的世界历史是严格地按照古代东方、希腊、罗马和日尔曼这种欧洲中心主义唯一标准进行着的。

总之，这种对普遍主义的追求是理智主义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从不变的、抽象的前提出发，把自己推定的原则、价值或生活方式论证成为普遍的和唯一的东西。

主流经济学像其他科学一样属于柏拉图的理智主义传统，它强调所有现象背后深藏着一个普遍的规律，经济现象可以通过这一规律得到精确的预测和解释。为了寻求到这种规律，经济学通过撇开处于真实的人所处的各种社会关系如文化、习俗、制度中的环境，从而把人所生活的环境抽象成一个像物理学中没有任何摩擦力和真空状态，从而，确保它所倡导的规律具有严格的逻辑性和普适性。同时，主流经济学也把具有各种知、情、意、欲等复杂动机的人以及各种差异的人抽象成为完全齐一、同质的，只有单纯的一种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和高度理性算计的经济人。然后从这种“非常稳定的、高度简化的人性中推出有关社会中的人的'法则'"［7］。正是因为这种理性经济人是一个高度抽象的虚构人，所以它才有高度的普遍性，所有的经济学现象都可从这个抽象的理性经济人出发演绎出来。或者说，所有经济学现象都可以回溯到抽象的理性经济人。对于当代主流经济学来说，理性经济人已经不仅仅成为分析经济现象的强力工具，而且它已经渗透和扩张到所有社会科学领域。或者说社会科学的全部领域都落入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的分析范式之中了，人们把这种现象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

主流经济学认为，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理性的经济人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就实现了社会的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既可以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也可以指整个人类。当它指整个人类时，就是要求在世界范围内实行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从而使整个人类的福利增加。在经济学看来，关于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理论是超越一切民族国家的普适规律。不仅如此，经济学所揭示的原理具有与自然科学一样的普遍有效性。西尼尔就曾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具有普遍效力的理论系统。这门学科被宣布为属于一切民族和一切国家；工资、利润和其他经济现象受永恒不变的法则支配，就像自然被重力法则支配一样。"［8］先验主义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代表米塞斯一再重申，经济学是一门先验的、因而是普遍正确的知识，具有和逻辑学、数学一样的普遍性。

除了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所散发来的普遍主义精神外，实际上，经济学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实际上就在推行其普遍主义诉求。众所周知，1815年欧洲恢复和平后，英国在欧洲大陆封锁政策期间积压了大量的工业品，为了向欧洲大陆倾销，学术界利用古典经济学中的普遍主义诉求，采取了各种办法诸如专门划拨“机密费"，收买和操纵欧洲大陆经济学界人士和新闻工作者，从而控制理论界和新闻舆论，以科学的普遍主义姿态，向欧洲大陆大肆宣扬斯密主义。到了十九世纪中期，斯密主义已经“作为一种神圣的教条被所有国家的经济学家接受，就像在英、法、俄国一样，在德国的科学界权威都一致同意这一教条。"［9］

三数理方法

对世界的认识要用数学语言和演绎方法既是理智主义对决定论追求的一个体现，同时，它的另一个重要特征。理智主义数理方法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认为数是世界万物背后的那个永恒不变的本质，只要找到数量关系，也就找到和认识了隐藏世界背后的神秘的本质。宇宙万物都是遵循数学的原理。同时，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几何学方面，也有着超凡的成就。这对后来的哲学和科学产生了十分深远地影响。这是因为“几何学是从自明的、或者被认为是自明的公理出发，根据演绎的推理前进，而达到那些远不是自明的定理。公理和定理被认为对于实际空间是真确的，而实际空间又是经验中所有的东西。这样，首先注意到了自明的东西然后现运用演绎法，就好像是可能发现实际世界中一切事物了。这种观点影响了柏拉图和康德以及他们两人之间的大部分的哲学家。"［5］

对于柏拉图而言，数不仅是不依赖于人们感官经验的一种抽象存在，而且，数也是达到最高抽象客观实在即理念世界的阶梯。柏拉图把数看成是认识理念世界的工具。在他看来，神在创造世界时已经把数学放入其中，人们只要认识到隐藏在世界背后的数学关系，也就进入了理念世界即真实的、本质世界。可见，柏拉图这种对世界的看法只不过是毕达哥拉斯的数学主义更精致的表现形式。

中世纪是一个基督教神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而经院哲学是由早期基督教和新柏拉图主义结合形成的一种理智主义。罗素曾指出，“严格的经院形式的神学，其体裁也出于同一个来源（指毕达哥拉斯主义——笔者注）。个人的宗教得自天人感通，神学则得自数学"。［5］对于毕达哥拉斯来说这个永恒的对象是数，对柏拉图来说是理念，对基督教来说，就是上帝。它们之间是相通的。这是因为，数仅仅作为思想的对象，而不是感官的对象。同样，几何学意义上的点、线、面，不是经验客体，仅仅是作为思想的对象而存在。这种永恒的对象就要以被设想为上帝。实际上，作为西方理智主义开端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体现了数学和神学相结合的特征。罗素说指出，“柏拉图的学说是：上帝是一位几何学家；而詹姆士·琴斯爵士也相信上帝嗜好算学。与启示的宗教相对立的理性主义的宗教，自从毕达哥拉斯之后，尤其是从柏拉图之后，一直是完全被数学和数学方法所支配着的"。［5］并且，这种数学与神学的结合，“代表了希腊的、中世纪的以及直迄康德为止的近代宗教哲学的特征。"［5］

可以说，从中世纪直到近代欧洲人来说，宇宙是上帝依照数学设计而成的和上帝就是一位至高无上的数学家的观念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把上帝看成是大自然的设计者和创造者，上帝创造的宇宙是有法则、有秩序的，人们运用上帝赋予人类的理性去发现宇宙的秩序与法则，从而体察上帝的伟大和善意。中世纪的学者正是在为了赞美上帝的仁慈和智慧这种强烈的宗教动机的驱使下研究自然，从而能够证明自然界与数学定律相吻合。伽利略之所以开创了用数学解释地上的物体运动和天上的天体运动，正是基于上帝依照数学设计宇宙万物的信念，笃信大自然这本大书是用数学语言写出的。只有用数学才能窥探出自然的秘密和领悟上帝的伟大。他在《试金者》中曾这样描述过宇宙：宇宙这本书是上帝“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其文字是三角、圆和其他几何图形"。［10］开普勒对外部世界进行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发现上帝赋予它的合理次序与和谐，而这些是上帝依数学语言透露给我们的。他建立在太阳中心说基础上的开普勒定律，即行星公转周期的平方与此两行星轨道长半径的立方成正比，以在数学上的简洁、优美的形式表述行星运行的椭圆形轨道而著称。

同样，牛顿确信上帝创造的世界与数学原理吻合。他认为通过数学可以领会上帝对宇宙高超的设计。牛顿对上帝的信仰是他进行数学和科学研究的动力。正如罗素所指出的那样，“牛顿的《原理》一书，尽管它的材料公认是经验的，但是它的形式却完全是被欧几里德所支配着的"。［5］他的对自然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寻求上帝设计自然界的秘密的宗教动机。这种宗教动机是他晚年全部献身神学的主要原因。牛顿为了展示造物主的智慧，在原来的数学无法提供揭示和表达自然奥秘时，他自己发明了“流数"（Fluxions），也就是今天所谓微积分来满足他的请诉求，提出正切、加速度、斜率、无穷小、微分等概念，从而大大地增强了数学的猜透上帝想法的功能。

近代理智主义代表笛卡尔在数学上的主要贡献就是把代数应用到几何学上，发明和运用了解析几何方法，“为近世数学指出道路的人"。［11］他的先验理智论就是依靠数理方法即数学领域中的演绎推理方法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这个方法首先要求从几个先验的、直觉的、自明的前提出发，然后通过演绎推理获得各种真理性知识。它不仅能获得关于事物的确实可靠的知识，而且可以认识上帝、整个世界和人的灵魂。笛卡尔在他的《方法论》中，运用普遍怀疑的原则和诉诸于理性权威，确认了“自我"存在是一个自明的事实，从而把“我思故我在"作为哲学第一条原则和基石。然后，借助这一自明的前提，建立起他整个哲学体系。

近代理智主义另一个重要人物斯宾诺莎也是极度推崇数学上的演绎方法，甚至于超过笛卡尔。在他看来，“一切事物都受着一种绝对的逻辑必然性支配，在精神领域中也没有所谓自由意志，在物质界也没有什么偶然。"［4］实际上，他的《笛卡尔哲学原理》和《伦理学》著作都是运用严格的演绎推理的方法写作的。他首先列出一些普遍性的定义和公理，然后再列出一系列命题，并对每一命题逐一加以证明，最后由得到证明的命题再加以推理，从而得出必然性的结论。

理智主义为经济学提供的重要思想资源就是这套数学和几何学的思维方法对也就是经济学的数理方法。所谓经济学数理方法就是指把数学分析作为一种认识工具来分析、研究经济现象。它包括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数量化）、数理经济分析（符号化）和演绎推理方法（形式化）。

第一，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这是一种数量化的要求，它把经济现象和经济现象关系简约为一种数量和数量之间的相关性程度的分析方法。从哲学上来看，这就是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主义的观念。在质与量的关系中，把量看成比质更为真实的反映本质，而质最终都可以通过量加以描述和解释。在形式与内容（质料）关系中，形式高于内容，形式可以独立于内容而存在。经济学理论也是建立在这个信念上的。经济学理论处理的是一个量的世界，即是一个可以通过精确测量和统计的数字世界；一个可以通过数学计算的并且遵照经济学方式运行的世界。

对统计分析的重视可以追溯到威廉·配弟。他首先在经济学领域最先提出了“政治算术"的方法。他十分重视经济现象的统计学分析。杰文斯就直接指出，经济学研究的是量，涉及的是经济现象的量及其相互关系，因而它在性质上是一门数学科学。实际上，“杰文斯的效用理论及其在许多领域的应用是数理经济学最突出的成果"。［12］他也是最早提议用“经济学"一词取代“政治经济学"一词的人，显然，他是希望为经济现象提供一种更科学的解释，并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可定量的从而能够用数学形式表达的现象中。

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在20世纪初开始迅猛发展。由于古诺和瓦尔拉斯数理分析，经马歇尔的补充，使许多变量更具操作性，从而易于测量。同时，由于此时的统计方法和概率理论已经十分成熟，从而为计量经济学兴盛提供了数学工具。1930年，拉格纳·弗里希（“计量经济学"一词发明者）和阿尔文·费希尔创建了国际计量经济学学会。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主要基于概率论和线性代数等数学理论对相关经济现象进行观察、归纳和统计，试图从复杂的经济变量关系中寻找相关性，从而为经济理论的质的分析提供量的内容。

第二，数理经济分析。这是指采取代数的方法，即运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来建构理论模型的经济理论，经济学理论的定理成了一个个优美的数学方程。法国经济学家古诺是最早运用微积分研究经济学的名著。它在“边际革命"之后，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杰文斯把经济学理解为一种“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13］他们把边际分析方法广泛地运用于消费、生产、投资等市场经济规律的研究。莱昂·瓦尔拉斯就强调，“经济学跟天文学和力学一样，既是经验科学，也是理性科学"［14］，他仅仅用几套代数方程就建构起一个个精美的数学模型系列。公式化使得经济学借助数学表达式简洁和清晰地表达经济学思想，诸如消费函数模型、生产函数模型、货币需求函数模型、投资函数模型等都是很成功的范例。

经济学的数理分析方法运用得最为广泛，并且，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他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用数学符号加以全面地改造，把经济学在30年代以前用的自然语言和图式的分析改写成为定性的数学模型和推理方法，从而确立了现代主流经济学追求形式化、公式化、符号化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代经济学已经变成了社会代数学。

经济学这种符号化的诉求，使得现代主流经济学拥有了一个统一的语话体系即人工语言系统，从而使经济学得到迅速的发展。经济学许多相关理论、定理和命题如尤拉定理、斯拉茨基方程、一般均衡理论、博弈论等得到严格的数学证明。总之，现代经济理论广泛地应用函数、积分、微分方程、线性代数、线性规划等符号化工具，使得经济学理论进一步系统化、逻辑化和公式化，因此，经济学具有了科学性的外表。

第三，所谓经济学演绎推理，是指经济学理论以几何学的方法为蓝本，即从简单性、不证自明性的公理或假设出发，然后合乎逻辑推理出一整套命题体系的方法。对演绎法的强调肇始于李嘉图。他把经济学变成一个纯粹的演绎体系。他对诸如价值、工资、利润和地租等经济学基本范围进行改造，然后通过范畴来演绎经济学体系。熊彼特则把李嘉图的演绎法方法称为“李嘉图的恶习"。［15］

西尼尔最早地明确地表述了经济学的演绎法。他认为，经济学就是从以下四个自明的命题［16］出发，演绎出整个理论体系。西尼尔之后，在古典经济学中形成了所谓西尼尔-穆勒-凯尔恩斯传统，这个传统都是坚持经济学理论的演绎方法。穆勒对西尼尔方法进一步公理化，确立了经济学演绎的原点即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特别在“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的演绎推理方法通过数学公式化得到了最好的表现。罗宾斯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著作中，强调经济学方法是从内省得到的类似于公理的那种自明性的假设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演绎出经济学的真理来。

对于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而言，无论是先验主义代表米塞斯、实证主义者弗里德曼、工具主义者萨缪尔森和证伪主义者布劳格，尽管他们之间的存在千差万别，但在经济学演绎法方面，他们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弗里德曼在他的1953年发表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论文中，完全以一种柏拉图-笛卡尔的先验论观念维护演绎法的。他以欧氏几何为例，说明经济学与几何学、物理学一样，是从一个简单、抽象的假设出发来演绎出一系列推论和经济预测，然后，根据经验观察来检验这种推论和预测的正确性。这种演绎假设“首先，是一个概念的世界，或者说，这是一个比'真实世界'更简单的抽象模型，它只包括这种假说声称的那些重要力量；其次，这是一套由规则定义的一种现象类型，它是由'模型'规定被认为充分代表了'真实世界'，在模型中的变量或整体和可观察的现象之间详列了一一对应关系。"［17］他还强调，“这种模型是抽象的、完备的，同时，它是一种'代数学'或'逻辑学'。"［17］

总之，模仿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演绎法已经成为现代大多数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方法。1995年诺贝尔得主卢卡斯对此直言不讳，他说“经济思想的进步意味着越来越好的、抽象的、类比的经济模型，而不是对世界的好的书面描述。"［18］从现代经济学的形态看，经济学成了数学的形式经济学，其方法就是依照数学和物理学那样，首先建立一个抽象的数学的模型，当然这种模型是人们理智上的虚构出来的假设。正如弗里德曼所提出的，后来萨缪尔森称之为“弗氏-扭曲"（F-Twist）即“越是有意义的理论，其假设就越不现实"。［17］这种假设作为一种不证自明的公理，然后，运用演绎的方法，严格遵守逻辑法则，指导了一系列可以用经验加以检验的预测性命题。最后，把经验观察和统计的各种数字，输入这种形式推演体系之中，从而得到一国经济或市场供求情况和动态，当然这种结果不是现实的经济世界本身，仅仅是一种完全关联的虚拟经济，经济学理论就是这样“通过时间序列近似模拟出现实经济的时间序列来。"［1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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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二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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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Friedman，EssaysinPositiveEconomics，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53，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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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小罗伯特·E.卢卡斯.经济周期理论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58.

责任编辑：王骏

来源：探索 2007年2期

世界经济概论篇8

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演变一般被称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也只承认这一脉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虽然非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但总体而言，他们的研究都是立足于本国资本主义，有其偏颇之处。要了解市民社会概念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传播情况，我们需要先了解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传播和演变的基本情况。苏联是第一个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确实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苏联的社会主义，尤其是斯大林及其以后的社会主义是存在偏颇的，在一定程度上它没有真正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早期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根本的、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无法再容纳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了，这一根本矛盾的具体表现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无法靠资本主义自身来解决，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生产浪费。每个企业家都是“理性人”，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哪个行业能赚钱，他们就会将资本投向哪个行业，但是当众多的资本家将资本投向某个行业的时候就会出现供求相当，或供过于求，即便出现了供过于求，被利益激起热情的资本家也不会停止他们源源不断地将资本投向该领域，因为他们缺乏宏观经济意识，这最终将导致某一行业的生产“供”远远大于“求”，经济危机的发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结果，一边是贫困工人急需生活资料的救济，一边则是大量的物品被浪费，因为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资本家不可能像慈善家那样将物品白白赠送给工人。这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生产的社会化要求社会占有生产资料，要求整个社会对经济有宏观的指导，但资本家不可能将手中的生产资料拱手让予社会，所以资本主义无法克服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社会是发展进步的，未来的代替资本主义的先进社会应该扬弃资本主义的不足，所以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的社会主义应该是有计划的社会，这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这是早期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一些认识，这种认识是以发达资本主义为基础的，而且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应该是多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起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建立起来。到了19世纪后期，马克思发现地处东方的落后国家俄国革命形势良好，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但马克思只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没有来得及做详细论证。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忙于整理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无暇研究在贫困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话题。“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最终还只是设想，没有详细论证。

苏联社会主义建立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难题就摆在了苏联面前。列宁曾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实行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允许发展商品交换关系，充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等政策，应该说这些政策是适应当时的生产状况的。但列宁去世后，斯大林逐渐放弃了新经济政策，发展出了经济上高度集中、政治上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国际上他将这种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向其他国家强行推广。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框架就是吸收借鉴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应该说，苏联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确实有其优越之处，但这种模式的问题也是明显的，那就是整个社会缺乏社会空间和社会活力，整个社会都被政治所宰控，企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都要服从政府指令。这种社会主义并没有融会贯通马克思的理论要旨，而是片面夸大了计划经济的作用。在这种社会状态下，不可能有市民社会，因为正如前文所说，市民社会是非政府的领域，是以商品交换关系为基础的，这些条件在苏联都不存在。市民社会没有现实基础，逻辑和历史是辩证统一的，所以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几乎没有人关注市民社会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相似，没有社会空间，所以改革开放之前，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很少受人关注，相关的研究文章非常少。改革开放之后，尤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政府逐渐放松了对经济社会的管控，社会空间逐渐扩大，市民社会的现实基础有了，学界也开始关注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了。学界关注市民社会理论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邓正来和俞可平等学者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在我国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有大量的有关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论文公开发表，活跃在这一领域的著名学者有俞可平、邓正来、郁建兴、韩立新、张一兵、王南湜、李佃来等，也有相关著作问世，如郁建兴的《马克思国家理论与现时代》、蒋红的《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研究》、洪岩的《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研究》就是典型成果。我国学者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研究不仅有概念的辨析、文本解读，也有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角度进行研究；不仅重视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市民社会概念，也重视《资本论》等著作中的市民社会概念；不仅注重从文本中归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还注重翻译、引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的研究，等等。可以说，到目前为止，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研究已经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话题了。总体而言，从市民社会概念在正统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命运可以看出，市民社会概念存在一个被边缘化，而后又被重新关注的过程，从这一过程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市民社会概念之所以不被苏联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所认同，就是因为苏联社会主义没有社会空间，没有市民社会的现实基础，作为现实能动反映的理论也自然没有为市民社会留下理论空间。而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空间的出现为市民社会理论提供了现实基础，实践的发展需要新的理论范式，市民社会理论逐渐为大家所关注。第二，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也反映思维方式的变迁。在苏联社会主义和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时代，我们的思维方式认定，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否则就是资本主义，这是当时的思维定势，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丰富和发展，以及市民社会、人道主义等理论的深入研究反映了人们思维方式的变迁，已经从原来那种思维定势中解放了出来，形成一种新的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思维方式。第三，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话语体系也在发生着一定的改变。苏联时代和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话语体系主要是无产阶级、计划经济、公有制等等，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一些话语开始发生改变，联产承包、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按劳分配等话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话语体系。市民社会概念的被关注就是新的话语体系变迁的一个重要例证。

二、非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者对市民社会概念的传播

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并非马恩之后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在非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也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和研究，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典型的，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派别，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统一学术派别，它包括观点各异的众多学派。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都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这些研究并非这些国家的主流，但它们也有正统马克思主义所不具备的优点。非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的关注并不系统，但有三个方面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即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以及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市民社会派。我们这里就以这三个方面简要梳理非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的关注。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和总书记，也是20世纪最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的关注并没有亦步亦趋地沿用马克思的思路，他没有单单从物质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市民社会概念，他更多地从文化角度，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角度来关注市民社会。他认为，市民社会包含在国家之中，“我们往往把国家和政府等同起来，而这种等同恰好是经济—团体形式的新的表现，也就是混淆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新的表现，因为应该指出的是国家的一般概念中有应该属于市民社会概念的某些成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胄的领导权。”［7］市民社会属于上层建筑的层次，只不过它是观念上层建筑。在葛兰西看来，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不仅包括以暴力和强制为主要特征的国家机器，还包括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其阶级统治是通过有形的国家强制和无形的文化领导权来实现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的领导权主要通过学校教育、宗教、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形式来实现的，而实现文化领导权的这些领域就是市民社会。在葛兰西看来，要“剥夺剥夺者”，资产阶级的统治，光靠取得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还远远不够，还要取得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如果仅仅取得了国家机器———政权，而没有取得市民社会的领导权，那整个社会是不会认同新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旧的资产阶级复辟的文化基础还很深厚，所以社会主义革命需要暴力革命和文化革命两个层次。葛兰西还指出，在东方国家，市民社会薄弱，革命只要砸烂反动政权就能成功；而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不仅拥有强有力的国家机器，还拥有强大的市民社会领导权，所以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能够打稳扎稳打的“阵地战”，而不能打速战速决的“运动战”，因为速战速决只会取得机器，而无法获得市民社会领导权。［8］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更多地强调文化领导权，这是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丰富和发展。和葛兰西既有相似性，又有重要区别的是哈贝马斯。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他对市民社会的研究既受葛兰西影响，也有重要的创新，他的市民社会概念更多的是结合他的公共领域理论来解释的。在哈贝马斯看来，18世纪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就是私人领域（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但“私人领域当中同样包含着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因为它是由私人组成的公共领域。”［9］35在哈贝马斯看来，市民社会不仅包括市场这样的私人领域，也包含公共领域，他指出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还包括了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协会、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此外还包括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和其他组织等。”［9］29这里的市民社会概念和当代市民社会概念较为相近，这样的组织实际上就是一个公共领域，这个公共领域有别于公共权力领域，它是介于公共权力和私人领域之间的一个领域，是公共舆论形成的领域。随着哈贝马斯理论旨趣的转变，他改造了普遍语用学并引入交往范式，将公共领域概念发展成为生活世界概念，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界定市民社会，以展开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个时期的市民社会概念排除了私人经济领域，成为不同于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的文化体系，即生活世界，如果说此前哈贝马斯总体分析框架是“政治国家（公共权力领域）—市民社会（经济领域＋公共领域）”，那么这个时期哈贝马斯的分析框架调整为“系统世界（政治＋经济）—生活世界（市民社会）”，以此来分析晚期资本主义就会发现，晚期资本主义最大的危机是系统世界的工具理蚀和吞没了生活世界，因此抵御系统世界的工具理性，重建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就成为了重构理想市民社会结构的必要前提。［10］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概念虽然也是一个文化领域，但是他毕竟不同于葛兰西，他更多地从公共领域这个角度来关注市民社会。

梳理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传播史除了上述两个重要任务之外，有必要梳理一下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日本虽非显学，但它也有其独特的优势：日本传播马克思主义比较早，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很多都是通过日本转手转播过来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没有经过斯大林体系的影响，注重文本诠释，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另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日本还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市民社会派，市民社会是20世纪60年代最为核心的关键概念。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派可以追溯到战前，战前“讲座派”的马克思主义就曾对市民社会问题进行过阐释，战后大冢久雄和高岛善哉等人通过让马克思与韦伯对话，内田义彦通过让马克思与斯密对话逐渐发展出一个用市民社会概念来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潮流，这一研究逐渐系统化，直到70年代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才完成这一系统化的工作。日本之所以关注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主要动力来源于解释日本的现实：反思日本为什么走向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试图推动日本从东方专制主义转向现代市民社会；批判日本的资本主义；对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体系。［11］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派和葛兰西、哈贝马斯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更加专注于从诠释马克思的文本来阐释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他们的研究法方法是文献学、版本学，力图以求真的态度复原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当然他们在做这些文本考据研究的时候，其理论旨趣在文本之外，如刚才所说，他们研究的原动力还是为了解释日本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