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科学范文

政治科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科学政治 战略思维 政治科学

把科学与政治联系起来，这并不是什么独创，正如政治本身就是一门科学。然而，如同其它学科一样，关于政治学的研究，似乎也永无止境。从“半部论语治天下”①伊始，经典的政治学著作便层出不穷，应用者更是不可计数，可我们仍然看不到“永恒的丰碑”，这确乎成了政治学的宿命论。政治家及其研究者们最终能够突破这一“界限”吗？显然，单就政治学本身而言，还无法破解这一命题。

一、我们生活在一个政治星球上

今天的政治学有太多的意识形态因素，导致我们于它总是雾里看花般那么困惑难耐。

人类的政治家们大都是实践家，经常将各种主义的政治学运用于现实，譬如列宁吹响十月革命的号角，把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应用于俄国社会的改造；将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用枪杆子打出了一个新中国②。除此之外，罗斯福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挽救了当年濒临崩溃的美国社会；现代中国的逐步崛起，进一步强化了世界多极化趋势。还有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③，以摧枯拉朽之势瓦解了整个苏联；普金强权政治的回归，使俄罗斯重新回到了世界大国之列。

人地球是一个政治星球，所有的一切似乎均与政治有关，哪怕是一只美洲豹的“意外死亡”，都可能引发政治争端，类似的矛盾无不是人类“创造、发明”的。人类用政治格式化了地球，用矛盾论解析了世间万物，同时也在有意无意地边缘化自己。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家园，无论身处七大洲还是四大洋，头顶的天空中政治的云彩无处不在，如幻如影般紧跟着我们，想甩都没法甩掉。

二、科学的发展从没离开过政治

随着人类航天技术的发展，浩渺的宇宙也正在被政治化。一个国家实力的体现，现在已然不是核技术，太空科技的发展逐渐崭露头脚。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大国，无不把战略目光投向太空，包括印度也都制定了航天发展计划④，不甘心落后于人口同样众多的中国。航天科技竞争的背后，何尝不是政治家们在角逐与较量？

这就是无论哪一位政治家上台，都会重视科学技术发展的原因所在。可以说，科学技术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武器，它有时能起到政治宣言也无法达到的作用。美国作为二战中最大的“赢家”，从法西斯德国掠走了一大批科学家，这也成为它若干年后迅速崛起的一股重要力量。过去我们依靠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硬是在科学技术“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成功研制出了“两弹一星”，震憾了当时“世界的两极”。

我们假设一下，离开了当前的政治因素，现代科学还能向前发展吗？或许有人会说西方国家的学术是自由的，不存在诸如政治因素的“干扰”。那么，试问他们已经研究出来的一些普世的科学技术，为什么严禁向其他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传播呢？难道仅仅是所谓的经济利益问题吗？

三、思维的巨变源自科学止于政治

科学不是没有边界的，只是这一边界往往与政治相关，如果法西斯德国先于美利坚合众国制造出原子弹，那么今天整个世界的格局很可能将是另一番景象了――尽管我们可以相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但是想要得到这样的结果仍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当然，幸好这个假设它不会成立，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科学家没有“越界”。

其实，无论世界哪个国家，有了政治的推动，科学技术发展自然迅速。美国人老不放心伊朗和朝鲜，表面的根结是怀疑其拥有核武器，对自身和所谓世界的安全构成了威胁。而实际上，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与斗争，导致了大国对敌对小国的“无比担忧”。为什么？害怕吗？当然不是，一两颗甚至十几颗原子弹，对于美国这样的军事强国而言，是很难构成实质意义上的威胁的。道理极其简单，在你的核弹还没发射或者远离美国本土的时候，可能早被其部署在全球乃至太空的导弹防御系统发现并击毁⑤。奥萨马・本・拉登时下遭美军突袭身亡便是另外的例证――似乎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美国人办不到的。

而我们一切思维的巨变，可能来自于科学发现，但最终却会运用于政治。回想人类社会史的划分，无不与科学技术发展相关，也诞生了与之相适的思维模式：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开始使用石制工具，这需要协作才能完成狩猎等活动，思维定格为原始共和；奴隶社会时期，人类开始使用青铜器物，这需要突显出地位的不对等关系，思维定格为王权至上；封建社会时期，人类开始使用铁制农具，这需要着力于农耕文明兴起，思维定格为土地私有；资本主义时期，人类开始使用现代机器（以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这需要建立工厂集约化生产，思维定格为民主共和；社会主义时期，人类开始认知剩余价值所在，这需要调整社会生产关系，思维定格为人民民主。

政治家们曾试图突破这一思维框架，但大都以失败而告终，原因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客观的世界里。科学只是把客观世界存在的规律给找出来，并不能发明和创造出别的新规律出来。所以我们的科学思维一旦变换，最终会停留在政治层面，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

四、科学家需要有政治家的头脑

爱因斯坦这样谈论哲学：“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然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而笔者更倾向于它是人类“有始以来”的思维总和，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原动力，而且仍在不断地生长与漫延，直至伴随人类一起消失殆尽。

事实上，不少的科技工作者并不懂得哲学，不知道为什么事物是对立统一的，更不会运用否定之否定规律来拓展研究思路，甚至十分轻易地就丢弃了“错误思想”。这些都极大地阻碍了他们的科学研究，往往使简单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把大量宝贵的时间都耗费在一个圆点上，始终转不过那道“弯”。他们明白物理学中的“抛物线”理论，可就是不愿作“类抛物线”或者“反抛物线”式的思考。

假如科技工作者涉猎广泛，能在所谓“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这种分类法带有太大的人为因素，本身并不科学甚至背离了科学，应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予以纠正）间游刃有余，那么他们的科学探索必然会取得难以想像的成就。政治家们的头脑大都不是固化的，它们会随着外在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善于打破常规思维去化解社会矛盾和政治危机。

钱学森老先生临终遗言说：“中国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⑥当然，他的原意是指科学界。那么，为什么中国就培养不出诸如爱因斯坦与霍金这样杰出的人才呢？鲁迅早年的回答是因为没有土壤。现在呢？自然不再是土壤的问题，答案还得从本文中来寻找。就中国目前的状况来说，科技工作者缺乏政治头脑和哲学思维，将科学研究逼进了狭隘的“实验＋论文”这条死胡同。

唯有此点思维与当下一些政治家极其相似，让学术之风同化于政治腐败之风，大搞效益科研与世俗政治，使我们的头脑渐趋僵直和庸俗，最终摧毁创新的意志与信心。

五、政治家能用科学方法培养吗

英国牛津大学2010年10月宣布，将耗资1亿英镑(约10.4亿元人民币)打造“布拉瓦尼克政治学院”，它将成为全欧洲首家旨在培育“明日世界领袖”的学院，向哈佛大学挑战。

乍一看，这确实是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用科学的方法培养世界政治领导人，从学科选择的开始便趋向实用性，即使未来领袖们能自如地应对新流感、全球暖化等新兴危机。然而，笔者只能承认这是“天才的想像”。道理很简单，如果这一计划实现，那我们的世界就从此太平了。

想一想，按照同一种思维模式，培养出同一标准的领袖，他们又照同一方法解决同一问题，那还有什么矛盾可言呢？所谓的新兴危机，不会是“1+2=？”的问题吧？即便我们不回看人类历史，单独看看现今世界，有哪几个国家的领导人同出一门？

政治家们的思维不是培养出来的（无论使用的方法是否科学），而是在具体政治实践中打磨而成的。实际上，没有一个政治家是全才，包括领袖。诸如处理疯牛病危机等问题，不需要政治家拿出详细的意见，他只须了解一些常识性的知识，然后积极调动社会各方面资源，再难的问题亦可迎刃而解。

六、我们怎样实现二者有机统一

对于政治家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各自拥有的意识形态。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事实上，地球上发生的很多政治事件，人们各自认知和所能接受的真相大相径庭。仍以奥萨马・本・拉登之死为例，且不说有几家欢喜几家愁，单就其12岁的女儿证实⑦，她的父亲先是被美军海豹突击队活捉而后遭其枪杀的。

节选这则消息的目的，是想说明美军这一做法并不符合西方的价值观，特别是对已经被制服的对手。回想当年抓捕萨达姆，活捉后进行了庭审，并以“反人类罪”处以绞刑。在美国政治家的眼里，此二人都是“”，无非萨氏有国家恐怖之嫌。

而对于科学家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意欲忽略各自的政治属性。很多人不承认自己有政治信仰（或者说政治偏见），于人于事常以客观公正态度自居。

意大利科学家乔尔丹诺・布鲁诺因为捍卫和发展哥白尼的日心说，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众所周知，16世纪的意大利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布鲁诺之死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争议，它关系到神权政治地位是否巩固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政治家还是科学家，他们都是化解矛盾和解决问题的能手。“科学政治”与“政治科学”二者有相通的理论基础，需要我们不单纯以其一的思维模式来认知。当我们以更加开放、更具包容和更有前瞻的思维来解决问题时，它们之间既相互关联、又相互促进的作用便已然凸现。

参考文献：

【1】[宋]罗大经．鹤林玉露[M]．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即“枪杆子底下出政权”，于1927年8月7日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八七”会议上首次提出。

【3】[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M]．苏群，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该书指出“改革给我们（苏联）的政治实践和社会思维提出了新的任务”，必须“结束社会科学的僵化状态”，“彻底消除垄断理论的后果”，“使社会政治思维发生急剧的转折”。

【4】梁杉（中国日报特稿），印欲拨款17亿英镑、2015年送人上太空待一周，环球网2009年2月25日08:08新闻：。

【5】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National Missile Defence )，其工作模式为：预警雷达首先发现目标，即“敌方”的进攻洲际导弹；预警雷达将报警信号传送到军事卫星； 军事卫星将报警信号传送到指挥部； 指挥部发出命令发射反导弹导弹； 反导弹导弹利用红外跟踪原理搜寻敌方进攻导弹，识别真假弹头，然后在地球大气层外拦截敌方进攻导弹, 并用激光武器将其摧毁。

【6】2005年7月29日，钱学森见到了国务院总理，他对总理说：“中国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此后的四年，他又三次见到总理，每一次都要说起这个话题。2009年8月6日，在与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中，病榻上的老人讲话已经不太清楚，但依然缓慢而认真地对总理说：“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

【7】小唐，拉登女儿称其父先被活捉后遭美军枪杀，中国日报网2011年5月4日19:49:04新闻：www.省略/hqgj/2011-05/04/content_12446474.htm。

政治科学范文第2篇

马克思主义给关于政治和历史的科学带来的根本创新，在于证明不存在抽象的、固定不变的"人的本质"（这个概念当然起源于宗教思想和超验主义），人的本质无非是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用语文学和批评学方法来确认的历史事实。因此，必须把政治科学的具体内容（连同逻辑体系）视为发展着的有机体。不过应该看到，马基雅维利为政治问题指出的方向至今还受到争议和反驳，还没有成为"常识"（这个方向就是他的作品中潜在的主张，即政治是一种独立的活动，自身具有区别于道德与宗教的原则和规律——这个命题有着重大的哲学意义，因为它潜在地提出了一种道德和宗教观，即开创了一整套世界观）。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仅仅意味着在马基雅维利思想里已经萌发种种要素的那场知识和道德革命还没有发生，还没有成为民族文化的公开的和明显的形式吗？或者这只具有当前的政治意义，可以证明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的鸿沟，证明分属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两种文化的存在，证明统治阶级（例如教会）对于普通人民固有的态度，因为它既不愿成为孤家寡人，又必须让他们始终相信马基雅维利不过是魔鬼的化身？

这样就产生了马基雅维利对于他自己时代的意义的问题，以及他在自己的著作——特别是《君主论》——里所抱有的目的的问题。马基雅维利的学说，在他的时代，并不是纯粹的"纸上谈兵"，并不是与世隔离的思想家的专利品，并不是仅仅在入会者中传布的秘籍。马基雅维利的风格也不是中世纪和人文主义时代所常见的体系化论文作者的风格。相反，这是一种行动着并在鼓吹行动的人的风格，是政党"宣言"的风格。福斯科洛做出的"道德主义"解释肯定是错误的。但是，马基雅维利的确揭露了什么东西，而不仅仅是在用理论说明现实：可他是出于什么目的呢？是道德主义的目的还是政治的目的？人们总爱说：马基雅维利的政治行为准则"有人用没人说"；大政治家据说都是从咒骂马基雅维利并且自诩为反马基雅维利派起家的，但这只是为了能够"伪善地"运用他的准则。这么说来，马基雅维利不就够不上一个马基雅维利派了吗？不就成了一个贸然泄露天机的"明白人"了吗？这不是跟流行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讲的正好相反吗？

克罗齐断言马基雅维利主义是科学，所以一视同仁地既为反动派服务，也为民主派服务，就像剑术既有助于绅士，也有助于盗贼，既用于自卫，也用于杀戮；他断言我们应该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福斯科洛的评价。抽象地看，这是对的。马基雅维利自己说过，他所写的都是曾经被人运用过的东西，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一直在运用的东西；由此看来，他并没有打算开导那些明白人；他的风格并不是不偏不倚的科学活动的风格；我们也不能认为他是沿着哲学思辨的途径写出这篇政治科学论文的——试想它至今仍然招来了这么多反驳和敌意，那么当初，在这个独特的学科里，它的出现也应该是一个奇迹。版权所有

我们由此可以推想，马基雅维利真正考虑的是"那些不明白的人"，他的用意是要在政治上教育"那些不明白的人"。这种教育并不像福斯科洛看上去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消极的、痛恨暴君的政治教育，而是一种积极的教育，它教会人们为了达到某些目的，就必须承认某些必要的手段——哪怕是暴君的手段也在所不辞。生长在统治者世家的人，几乎自动地就带有现实主义政治家的特征，这是因为他的家庭环境给了他一整套复杂的教育，因为在这里支配一切的，只有王朝的或世袭的利益。那么，谁是"不明白的人"呢？是当时的革命阶级、意大利"人民"和"民族"、市民民主派，从他们中间产生了萨沃纳罗拉和皮耶罗·索得里尼，却产生不了卡斯特鲁乔和瓦伦蒂诺。可以认为，马基雅维利就是要劝说这些力量，使他们相信必须有一位不仅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知道怎样得到它的"领袖"，使他们满怀热情地接受这样的"领袖"，哪怕他的行为可能与当时人们普遍拥有的意识形态——宗教——相对立，或貌似对立。马基雅维利的这个立场如今对马克思主义再现了出来。必须再次成为"反马基雅维利派"，以发展出一套可以同时有助于斗争双方的政治理论和技巧。但是我们相信，这套理论和技巧最终将特别有助于"不明白"的那一方，因为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历史的进步力量。事实上，紧接着就会出现一个结果：建立在传统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统一被打破了；而只有这样，新兴力量才会意识到自身的独立个性。马基雅维利主义历来有助于提高保守统治集团的传统政治技巧，马克思主义同样如此；但这绝不能掩盖它在本质上的革命性。至今我们仍然可以感到这种革命性，而它也可以说明一切反马基雅维利主义产生的原因——从耶稣会士的反马基雅维利主义，到虔诚的帕斯夸莱·维拉里的反马基雅维利主

政治科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政治效应

【正文】

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问题是科学技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外，围绕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已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即科学技术政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着力研究当代科学技术的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提出了一个独特而有影响的观点，即当代的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变成一种新的统治或控制形式。下面我们将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这方面观点。

青年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已经涉及科学技术的社会政治效应问题。他认为，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应用于自然时，它只是推动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时，它反转过来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1]现代科学越发展、越复杂，它的方法对自然理解得越好，就离人本身越远，越成为片面的、封闭的、与人无关的东西。技术的情形也一样，“技术的专门化破坏了整体的形象”，“它把现实世界撕成碎片，使整个世界的梦幻烟消云散”。[2]卢卡奇实际上把科学技术当作物化的形式来加以批判，认为资产阶级一方面将科学技术当作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将它们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有效手段；科学技术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越发展，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就越厉害，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矛盾异化现象的一个祸根。在这里，卢卡奇显然注意到了资产阶级将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的事实，分析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卢卡奇的思想传统，对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成了其科学技术观的一个主题。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种控制最终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作为代价的，即科学技术既是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反过来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手段。在他们看来，在当代社会，统治的原则已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那种基于野蛮力量的统治让位给一种更巧妙的统治，即借助科学技术手段，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命令被内化为一种社会及个人心理，技术已经成为新的控制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提出的基本论断是“技术的基本原理就是统治的基本原理”，因为人运用理性工具不断征服自然，以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作为合理性活动的准则，这本身就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而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由于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的直接联结，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工具越来越复杂、精确，反过来导致对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的增强，人日益变成机器操纵的对象，因而科学技术体现了人对人的统治欲。这种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充分说明技术合理性又与政治统治结下不解之缘，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

马尔库塞在他不同时期的著作特别是《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人》、《反革命和造反》等都涉及了这个问题。他不仅明确提出“在当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命题，而且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定义为在技术概念和结构方面自身发挥作用的统治制度。他认为科学技术已经从特殊的阶级利益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成为统治的体制，抽象的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具体结构，成为组织化的统治原则。非人的管理和操纵感染了整个社会系统，这不仅在技术应用的具体目标上，而且甚至在技术起源上（在基础研究水平上）都是如此。自动化的技术理性的出现则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对自然的理性控制和对工作过程的官僚控制，或者通过整合，或者通过对偏离的有效压制，构成了实际上不会遭到反对的社会“幸福意识”的基础，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次上发生了需求的管制和进步思想的消除。

在《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1941）一文中，马尔库塞讨论了技术和技术理性是如何变成统治工具的，分析了现代工业组织是如何要求对效率和绩效的服从的。在《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一文中则通过对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合理性和统治之间关系思想的分析，发挥他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统治手段，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合理性的观点。他说：“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技术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一社会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和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3]“机器不是中性的；技术理性是统治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的社会理性。”[4]

在《单向度的人》（1964）特别是导言和第一章（标题是“控制的新形式”）中，马尔库塞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进步扩展到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出一些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形式调和与这个系统对立的力量，击败或驳倒为摆脱奴役和控制而提出的所有抗议。[5]在工业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可以与社会和政治分开的纯粹的仪器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这些手段的生产及使用和发挥这些手段的操作系统在运转；生产的技术手段不但决定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态度，而且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志向。技术的“中立”的传统已不再适应，技术本身与其应用已无法分开。因此，技术趋向于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技术社会是一个政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作为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世界，是一个独特的规划，它塑出论说与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世界形态。在技术的中介中，文化、政治和经济溶合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这一系统同化或者排斥所有的替代，它的生产力和潜在的增长稳定了这个社会，同时把技术进步适应于其统治的框架中，技术的理性变成统治的理性。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发达工业社会用技术，而不是恐怖手段征服社会的离心力量。[6]

马尔库塞因此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7]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产生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8]。这种新的控制形式的显著特征是，使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人的心理进行系统的操纵或控制，形成对人的本能的一种“补充的心理压抑”。也就是说，它从生产、消费、政治、人际关系、文化艺术领域乃至人们的私生活、休闲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工业——心理学”的操纵或控制，从而把人们整合到现有的制度中。这就造成了“不合理的合理性”、“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的悖谬状况。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成为控制的新形式也就意味着技术的异化。他说，机械化的技术过程本应使人超越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使人类生存的结构往合理的方面发展，使人从外界强加给他的各种古怪的需要或可能性中解放出来，使个人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本来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目标，技术理性的终点。然而，实际上却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技术手段把它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强加给自由和劳动时间，强加给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造就了单面社会、单面人及单面思维方式，技术成了极权主义者、控制的新形式和发达工业社会异化的主要根源。

在《反革命和造反》（1972）一书中，马尔库塞又涉及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等于这样一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9]他认为，从广度上看，技术合理性组织控制了社会的生产程序、国家机构和个人的劳动时间、闲暇时间，并且剥削对象已不局限于工厂、商店和蓝领工人，而是扩大到广大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从深度上看，人受到越来越专业化的有学问的经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控制，整个人——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机器或机器上的零件，仅仅在履行部分的技术操作职能，而情感和理智都变成了管理对象。因此，他断言：“在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10]

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的看法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同样将科学技术看作政治统治工具。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分析了科技进步与政治统治合理化的问题，特别是用韦伯的“合理化”观点来说明他关于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统治合理化的观点。他说：“合理化的意义首先是使社会服从合理决策的范围；其次，它使社会劳动工业化，结果是工具性的活动渗入生活中的其它领域。”[11]韦伯已用这种合理化说明：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可以组织一些手段、进行新的选择，达到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因而，科学技术就渗入到社会组织中，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使资本主义合理化。但是，哈贝马斯并不满足韦伯的观点，尤其不同意韦伯对“合理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的分析，认为必须注意到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控制作用。他说：“韦伯所说的这种合理化并不是合理性的实现，而宁可说是用合理性的名义来实现没有公开承认的政治制度的一种特别形式”。[12]根据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关于资本主义文明以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这两种相互联系着的统治作为基础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就是实现控制，既控制自然，又控制人。关键的问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对人的统治“合理化”。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倒不如说是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13]既然人的受控、不自由以服从技术机制的形式出现，那么，这种受控、不自由就变得“合理”了。因此，他得出结论：“技术的合理性并不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就出现了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14]

一些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也论及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关系问题。例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W·莱易斯在《自然的统治》一书中就继承和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科学技术是一种新控制形式或统治形式的观点，该书的中心主题是“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代最经常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15]他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换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加剧了这种统治。他具体分析了这两种统治的联系机制，即科学作为控制自然的工具是如何变成控制人的手段的。他认为，关键的中介环节是技术，人们利用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而日益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技术便使科学的合理性渗透到社会之中。莱易斯认为，技术理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特征：一是“技术与实践的生活活动的直接联系先验地决定着那种通过技术发展而实现的控制：由于陷入社会冲突之网，技术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起来的手段”；二是“技术合理性在20世纪极端的社会冲突形式——大规模的破坏性武器、控制人的行为技术，等等——中的应用预示着合理性本身的危机。”[16]根据马尔库塞等人关于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控制提供概念和工具的观点，莱易斯认为，“对人的劳动和剥削的强度直接依据于控制外部自然所达到的程度。这里的决定性一步是工业社会的到来：机器和工厂系统扩大了劳动生产力，从而扩大了对它的剥削的可能程度”。[17]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又由于分配成果与分配资源而造成愈来愈强的社会冲突；同时，由于对自然的技术控制而加强的冲突又陷入追求新的技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统治。因此，这两种统治（控制）是相互促进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统治或控制的新形式的观点呢？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当代科学技术的重大政治功能，并把焦点集中在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在社会控制的形态、方式上的变化，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来维护自己统治的事实，列举了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所造成的种种异化现象；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某些新特点，特别是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辩护这一点，指出现在的统治不仅是依靠政治暴力和经济手段，而是主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对人们进行心理操纵，特别是“操纵、控制、支配个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18]他们实际上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社会功能与政治效应的局限性，并力图指出这种局限性的根源尤其科学技术成为控制新形式的理性、社会根源。

如果我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的统治效应的观点放在近现代西方对这个问题研究的脉络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独特和高明之处。在西方，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一种对于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的看法。从启蒙运动到英国经验主义唯理论，以及当代实证主义，再到科学主义思潮都持有这种看法。它把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视为科学的最高形式，科技理性为理性之光，科学、理性和进步三位一体；科学是真理，技术是利器；认为科技不仅可以使人类从自然的束缚、贫穷无知之中解脱出来，而且可以创造人类的福祉、民主与自由。但是，自从十九世纪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日益暴露，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工业化、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却使人论为机器的奴隶，并导致冲突、战争和生态失衡，人类获得了一个物化的世界，结果却失去了自身。面对这些情况，一些哲学家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对科学技术及其理性基础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精神是不相容的，科学技术进步不但侵犯了人文文化的领域，更损害了西方人在近现代所坚持的个人自主与尊严。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物质的高度文明，却同时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与失落。因此，他们对科学技术持批判与悲观的态度。例如，施本格勒认为，尽管科学的发展使人的智力完善化，知识精确化，促进了生产，但却使大众遭受机械劳动的痛苦，导致社会对抗加强和西方世界没落；现象学宗师胡塞尔则提出“欧洲科技危机”说，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注重物质追求，轻视精神需要，造成人的精神空虚，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丧失，从而导致“欧洲人性本身的危机”；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则批评技术活动使人本身变为技术系统中的“持有物”，技术的本质威胁人的本质，危及人类的前途命运。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观点。他们并不满足于对现代科学技术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现象的列举（如生态破坏、核威胁、伦理道德的伦丧及人性的堕落等，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现象），他们也没有局限于对科学技术本身的谴责，而是更进一步去挖掘这些问题根源，力求从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去做文章，既审视科学技术对人及环境的负面作用，又觉察到科学技术已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从而提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理论，从人类理性的深处去挖掘深层次原因，抨击理性的工具化，说明工具理性如何变成统治的合理性、政治的合理性，即把科技理性的异化同政治统治联系起来。

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超越多远，其新见也是有限的。他们最终未摆脱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批判的旧巢，并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解放力量的观点。尽管他们将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科学技术消极政治效应与特定制度有关，但是他们往往将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利用所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赋与科学技术以原罪的性质，将科学技术看作人的异化和受奴役的超时间、超历史罪恶根源，使之成为脱离社会制度和阶级对立的极权主义者。他们片面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些潜在的消极倾向，而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科学技术变成了反动的东西，变成奴役的工具。因此，他们日益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的。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看作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认为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力量的书”、“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既增强了人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成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保证，同样也为新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因此，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而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和解放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与具体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他们认为，社会关系的性质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有决定性的影响。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统治的工具，从科学技术本身的潜在否定性或消极倾向推出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和异化现象不同，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认为科学技术异化现象与科学技术使用的资本主义方式分不开，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本身能够缩短工作时间，减少工人的劳动，增加社会财富，确定人对自然力的控制等等。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19]因而科学技术的使用必然使劳动更加紧张，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无保障，使人更受自然力量的支配和受社会力量的奴役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各种矛盾、异化现象，马克思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其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20]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把资本主义的种种异化现象和矛盾对抗归咎于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有力杠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执行双重职能：“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21]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性质和内容有所不同。在文艺复兴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较早阶段，科学技术成为资本主义手中的一件有力武器，资产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依靠这一武器来反对宗教神学权威和封建世俗权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的冲突基本上处于隐蔽的状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传统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模式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与政治接近起来，并日益发生冲突。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科学技术发展及应用的干预，纷纷建立起国家的科研管理或协调机构，这些科研管理组织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国家机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科技成果日益被应用于军事目的，军事需要成了科技进步的一个首要的推动力，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张、掠夺和争夺世界霸权，纷纷把科学技术当作提高军事能力的主要基础，将科技成果用于制造和改进武器装备；三是科学技术不仅被当作掠夺自然的手段，用于增加生产力及剩余价值，而且也日益被用于控制社会，对人加以奴役，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这种使科学技术从属于政治的倾向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的一个基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密切的，科学技术同样具有重要的政治职能。但是，这种关系具有新的特质。社会主义制度使人类有可能消除科学技术的非人应用，使之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其解放潜能，使人类彻底摆脱自然的束缚，摆脱社会的奴役，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在这种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有可能确立起一种新型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科学技术履行着重要的政治职能：它们构成国家或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或者说是国家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管理之中，成为政治管理的必要成分，贯穿于政治过程的始终；科学技术不仅被用于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被用于文化建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为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若没有科学技术以及掌握科技知识的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可想像的。此外，作为科技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科技知识分子也日益参与社会的政治决策与政治管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着重大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国家根据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制定并实施科技发展战略及一系列科技政策，确定科研主攻方向，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建立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指导国家的科技发展及应用。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新型关系以及科学技术正面政治效应的良好发挥并不是自发形成起来的，而是要通过人们长期积极的探索才能建立起来。在这种社会，科学技术仍然具有被应用于邪恶政治目的的可能性，这就需要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不断加以限制，以至于最后消除。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的积极政治效应将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

总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自科学一诞生就出现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其阶级实质和目的是不相同的。从近代开始，不同的阶级出于不同的需要和理由（实践上的、意识形态上的等）而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本世纪开始，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国家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与政治的联系日益加强，科学技术对达到各种政治目的，对于实现各种政治意图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二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展开，科学在社会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更加巨大，因而，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科学技术化”成为当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中，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科学技术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二是科学技术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在当代，一个国家的强弱，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科技发展水平及如何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文化战略，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军事战略。由此观之，研究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并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和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这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他们的理论在总体上并不是可取的，他们并没有看到不同的社会制度（甚至同一制度的不同阶段）中，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没有看到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解放力量，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一种统治控制工具，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潜在消极政治效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并最终陷入反对科学技术的悲观主义之中。

【参考文献】

[1][2]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3][4]马尔库塞：《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载《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6、108页。

[5][6]参看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导言）第4、6——7页。

[7][8]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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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13][14]J·Habermas,TowardaRationalSociety,Boston,1971,PP.81,82,84,84-85.

[15][16][17]W·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序言），第130、138页。

[18]马吉：《与马尔库塞的一次谈话》，《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11期，第13页。

[19]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3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页。

政治科学范文第4篇

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诞生，被认为是由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理论假定与它的形式论证的范围和方式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要了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必然不能不了解作为主流派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核心，通常由一系列与理性、知识、边际、均衡和人类当事者有关的思想组成，主要包括：

1、所有经济当事者的理性的、最大化行为。这是因为这些当事者被假定为根据外部给定的偏好最优化。

2、没有严重的信息问题[1]。包括与未来有关的根本不确定性、对复杂世界的结构和参数的广泛无知、以及个人对普遍现象认识的分歧。

3、理论的焦点为趋向或达到了的静止均衡状态，而不是整个历史时期中的连续的转变过程。

但是，关于个人选择和理性最大化这些核心的新古典结构，以及信息问题易于处理的连续假定，都已受到最近某些经济理论发展的很大影响，如斯科特、威廉森、阿尔钦、西蒙等经济学家的理论思想，尽管他们在对待主流经济理论的态度和与主流经济理论的距离方面存在差异，但他们还是存在许多共同的主题，他们普遍观点包括：

1、根据已知的或确定的选择进行理性的最大化这一假定，日益被抨击为过于狭窄和简单。这些批评有的是直截了当的，如指出取得相关信息费用的困难（威廉森），有的则比较激烈，甚至涉及比教深的信息和知识问题及理性本身的性质。

2、在对新古典时间和均衡概念不同程度地日益感到不可逆返的同时，把经济现象视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当事者在不可逆返的时间过程中学习的结果这种观念，正日益加强，人们越来越把经济现象看成是进化和动态的，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均衡。

3、对于经济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认识，正在不断提高。一种新观念正在形成，即经济协调不可能只是市场上的价格信号问题，而且还必须得到广泛范围的其他经济的、社会的制度的支持。尽管后者有旧时盛行的新古典的反对，但还是被看作是经济研究的重要而理所当然的主题。

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理论假设和前提的质疑和否定，以及对新的因素如时间、信息、不确定性，以及非理性的考虑，才使得一种更加复杂但却与现实更近的一系列经济思想被提出来。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在经济分析的诸多因素中，对于经济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正逐渐的提高，人们对制度的认识不断深入，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之外，把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分析已经被普遍接受，这样一种经济分析在现代被称作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理论之不同除了在假设前提及方法论[2]上背叛作为主流的个体主义、理性、最大化思想外，分析工具也不同。新制度经济学以制度、交易成本、产权、意识形态等分析取代了新古典理论对时间、均衡、价格机制及边际的信仰。

新古典经济理论为了使复杂的世界便于认识和分析，把世界想象成只有大炮和面包，把市场想象成只有冰淇淋和蛋糕，制度主义者认为简化世界的复杂性并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制度行使一种简化识别负担（cognitiondask）的关键功能（制度经济学，史漫飞，142页）来解决问题。因为制度的一个功能就是使复杂的人际关系过程变得更易于理解和更可预见，从而不同个人之间的协调也就更易于发生。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问题是人类思维方式的成熟和进步。它通过制度这一中间变量来约束和简化原来复杂的变量，而不是从复杂的变量中选取几个代表性的变量。如果这一思维方式能为广大经济学家所接受，也许会有一场经济学的革命随之发生。

我们可以想象，在社会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中，由于信息、监督和执行问题常常难以解决，劳动分工是不可能的，可靠的约定无法作出，人们相互沦为他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囚徒而难以自拔。

因此，略为思考一下，我们就能体会到制度对于化解变化莫测的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好处。制度使他人的反应更可预见，世界更加有序，从而使一个人更加容易与一个复杂的世界打交道，也使个人更加易于避免“超负荷识别”（cognitiveoverload）。

舒尔茨把制度定义为行为规则，这个定义已为制度经济学家所接受。因此，普遍认为制度是一系列为社会所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和政府以法规形式所制定的正式约束的规则网络，它约束人们的行为，减少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发展带来的交易费用的增加，解决人来面临的合作问题，创造有效组织运行的条件。

在制度限制他人的行动并排除某几类未来事件时，它们也减少着“远期无知”（forwardignorance）它为人们创造一种信心，使人们感到，生活中的常规很少变化，全在掌握之中。所以，它们限定了指向未来的风险。

并且，用制度降低复杂性的效果可以相当泛化（non-specific），一些好的制度，它能给人们以心理上的舒适感和安全感：感到自己属于一个文明的、有序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生活，协调成本很低，风险有限，人们能有在家的感觉，周围的人都是可以信任的。

同时，制度能增强生产要素—如劳动—在满足人类需求上的效能，这种作用的方式类似于其他一些生产要素，如资本，资本使劳动更加有效率。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制度视为一种宝贵的生产性资产，制度经济学家因此把制度称为“制度资本”（institutionalcapital）。

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在经济分析中贯彻到底的最佳分析工具是产权在市场理论中的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家运用产权作为分析经济的工具就象新古典理论运用价格机制一样驾轻就熟，左右逢源。

资本主义系统以建立和保护排他性私人产权的制度为基础。但令人奇怪得失，用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转，指导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政策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却没有系统的有关产权的理论。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理论预先假定了产权的既定性和永恒性，既然它是确定的，那么就不用考虑它在经济运转中的作用了。

实际上，产权在经济运转中具有多种功能，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产权，它能使人们的交易形成合理的预期，它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和如何受损，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教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将受益和受损的效应内在化）。

如果指出产权的经济功能还不能说服新古典经济理论家把产权纳入经济分析的视野，新制度经济学家还指出，产权并不想新古典理论所假定的那样，是确定的，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而且从来没有一个产权是完整的，产权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权利束所组成，它分成不同的权利，并由不同的人行使不同的产权。而且产权功能的发挥并非无条件的，它需要一系列的文化和制度背景支持，不同类型的产权，如私有产权、公共产权、国有产权，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背景下，其经济功能是不一样的。但一般地，竞争的逻辑表明，对一个人产权的更完整的界定减少了不确定性，并会增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使用。但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以及信息费用与原因，产权从来没有被完整而清晰的界定过。正如科斯定理所言，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产权的初始界定就不影响交易，正因为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所以经济资源的的有效配置与使用必须以产权界定为前提。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简单的归纳新古典经济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的分歧不在于新制度经济理论对正统理论的否定与背景，而是对其的扩展。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是知识，技术，财富，自然资源，和人口的函数，而新制度经济理论的经济函数还包括例如制度、交易成本、产权、不确定性、意思形态等因素。

但就目前的发展而言，制度经济学尽管有其优点，但它过去并没有卡尔-马克思或约翰-凯恩斯那种提供理论体系的能力。因此，制度主义在新的发展中，可以有效地把马克思在例如经济制度的性质和生产理论方面的一些思想和凯恩斯及后凯恩斯主义者在例如不确定性和货币理论方面的成果吸引近来。

二、研究的趋势：是统一，还是并行？

在我们认为正统经济学把他的分析限定于交换或资源配置，以及有关的决策，忽视社会和经济环境对于个人偏好的塑造，无视生产技术始终是不断变化的时候，新古典经济理论也不是一直毫无进展。实际上远非如此，它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气势，有时候甚至在经济理论领域出现攻城掠地的势态。

战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扩展，主要表现在研究的范围上的扩展，必须肯定的是这种发展是积极的。新古典理论这种研究范围的扩展可以从边际主义分析[3]在公共选择领域的运用和最大化假设在集体行动分析的锋芒中看出来，新古典经济理论在战后的发展还表现在经济理论在公共管理理论嫁接移植的杰出表现。

我们首先要区分公共选择理论和集体行动（或集团理论）理论，因为他们在当前的一些理论著作中常被混作同一理论来看待，因为他们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很大的共性，实际上他们是新古典理论中不同分析工具的运用，它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是公共领域的两个不同方向。

丹尼斯-谬勒对公共选择作如下定义：“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或者简单地定义为把经济学应用于政治学。”可见，公共选择研究的是理想状态下的政治市场主体依据公共价值和政治规则作决策选择。决策选择实际上是价值选择，而价值问题正是新古典边际分析的用武之地，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研究市场决策理论的有用工具。因此，公共选择理论是用边际分析去研究非市场决策行为，安东尼-唐斯于1957年通过把正统的边际分析运用于政治领域而进行了这种扩展。

如果说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是集体（政治集体）的价值选择，集体行动理论研究的则是构成集体（政治组织中的政治家和官僚）的成员对于这一价值激励的响应的理论。传统理论认为可以从个体理性和最大化假设逻辑地推出集团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行动。而事实上由于“塔便车”[4]行为的存在，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手段以便个人按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否则，有理性的、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是不会采取行动来实际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的。它是新古典理论个体主义方法论和最大化假设分析在集体行动理论中的运用，研究的是作为个人的行为，区别于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公共价值选择。但共同的是他们确实都是新古典理论分析范围的扩展，更不能把他们视为制度经济学所攻下的又一坐城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学派的这些发展，在上述领域的边界上很快悄然停止了。他们既不想也不喜欢把技术的决定因素导入分析系统，再可以与新制度经济学会师与政治学这样的情况下悄然却步，在根本上反对考虑这些塑造或影响个人嗜好与偏好的因素。虽然少数正统经济理论家的路标指示的方向是正确的，但要跨越这种边界就要求形象、范式和基本意识形态相应地作巨大的变动，这显然是新古典主流派经济学家所不能接受的。

以上两个方面是新古典理论分析的主动出击，同时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扩展还表现在新公共管理学者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原封不动的全盘引进。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的行政学发现自己除了一些规范性的概念阐述外，实在没什么分析工具能让人信服它作为科学管理理论一员的地位，于是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理论从人性假设到边际分析、竞争市场理论的全盘引进，掀起了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

在不作严格区分的情况下，以上三种情况都被称作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扩展，这是因为在目前的状态下，制度经济学派的成分混杂不纯。但从研究的方法和所运用的分析工具做深入的区分，不难看出，不管是公共选择理论还是集体行动理论他们所坚持的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分析的框架，一般认为这是主流派对其反对者制度学派的渗透，他们试图在新古典理论的框架中去实现制度主义的目的。正如他们正在和已经所做的，如贝克尔对社会组织和习惯的分析，奥尔森的集团理论，不坎南对政治决策的过程的分析，斯蒂格勒对政府管制的分析，以及波斯纳对法律的系统分析等。就某些方面来说，他们甚至已经作出了比制度经济学家更深层次的制度分析。

而考察当代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可以看出它越来越把经济现象看成是进化和动态的，而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所谓边际、均衡的分析。塞谬尔斯认为，“制度学派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它的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制度经济学》，《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第二册，933页）。制度经济学家们倾向于避免求助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并且戒绝在缺乏制度的体现而强调均衡、最优和纯粹竞争市场的模型中进行解难研究。他们宁可参加现实世界的理论和经验分析，例如特殊制度的运行，企业——政府关系和经济发展的条件。他们倾向于把现代经济生活当作一个整体观察，相对于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它具有以下特点：

1、它是一种质的分析，而不是单纯量的计算，它所进行的是案例分析和归纳，而不是进行逻辑推理。

2、它试图建立的模型是结构性的，而不是预言性的。结构模型在解释人类行为时总是仔细地把它纳入其制度和文化背景，而预言性模型在解释人类行为时总是仔细地陈述假设和演绎的含义。

3、它所采用的心理学观点是行为主义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行为主义把人类行为的根基建立在制度结构（标准，工作规则，用法和习惯）上，而不是建立在个人偏好上，这种个人偏好由于其内省式主观特征而被看做是不可靠的。

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家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家所使用的静止的，机械的均衡研究方法只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外表的时候指出，正如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均衡的常态，经济学应该研究的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变迁与制度的演进，研究由于技术变化所致的社会、文化、心理、法律和组织形态的变迁，研究的应该是变化的过程，而不是历史的横断面，进而解释这些制度的作用，和他们所适应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预测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等[5]。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政治科学的影响

如果把新古典经济理论对在制度的框架内去实现制度主义目的的尝试和新制度主义经济理论统称为新制度经济学，那么它的研究内容被认为包括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层面是社会理论层面。从制度的角度看，是指镶嵌在社会制度之中的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习惯、传统、道德、信仰等，主要体现为一个社会的某种意识形态。

第二层面是社会的制度环境层面。主要包括生活于一个社会的正式的游戏规则，体现在产权制度、政治制度、司法、官僚、行政体制等正式制度。

第三个层面是对组织治理机制的分析。因为社会正常运行是有成本的，而契约治理是通向秩序的有效途径。因此，有效的治理结构能重新形成激励。

第四个层面就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分析的范畴所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注重技术创新分析，而忽略了组织创新的研究。新制度经济学试图通过寻找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的方式来纠正它。

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关心的是前面所说的制度分析四个层面中的前三个层面，即关于意识形态、制度环境和治理结构的制度问题。而制度环境包括法律、政治、司法和行政体制等，它们都是国家发展中的关键因素，并且可以就其进行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相互比较。同时，许多公共政策问题也与制度的第二、第三层面相关。包括意识形态在内，它们都是传统政治科学的研究范畴。因此，新度经济理论发展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国家一向作为传统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国家理论也是多数政治思想家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而试图在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框架内进行制度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国家作为影响经济绩效和制度变迁的内生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并运用经济理论进行研究和探讨，从而形成其独特的国家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的起源、特征与目的，国家与产权制度的形成，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意识形态与国家的相对稳定性等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在把经济分析的研究方法导入国家理论，从而形成国家理论研究的新范式的同时，也为政治学研究科学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觉与途径选择。

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关心的主题，一直到最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才较多地关注这一问题。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则把他完全纳入经济分析的变量行列。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作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仰，意识形态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因此，意识形态构成一种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作用作出道德判定。因为较大的意识形态拥有量（ideologicalendowment）能减少消费虔诚的影子价格；个人的意识形态是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具有货币时间价值；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理性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新制度经济学对意识形态的重新阐述提醒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思想的科学价值的重新再认识。

新制度经济学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影响还表现在如把经济分析运用与政治市场的公共选择理论以及集体行动理论等，他们被认为是开辟了政治科学研究的微观领域走向科学化的光明途径，建立可验证和可预测的系统化的微观政治科学成为可能。此外，将制度分析方法运用于政治行为研究提供了分析政府机构中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视角，提供了加强政府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政府结构效率的依据，开辟了政府机构行政改革的新途径与新思路。这些都对政治科学的研究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参考书目：

1.《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林毅夫收于《制度变迁与财产权力——产权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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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柯武刚、史漫飞，商务印书馆，2000

4.《制度经济学派》，傅殷才，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

5.《公共选择理论》，方福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6.《制度经济学》，塞谬尔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第二册，933页

7.《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英）G-M-霍奇逊，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8.《威廉姆森谈新制度经济学》，刘凤义，《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一期

9.《新制度经济学》，彭得琳，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0.《政治科学》（第六版），（美）迈克尔-罗金斯等，华夏出版社，2001年出版

11.《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探析》，黄新华，《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一期

注释：

[1]信息问题：新古典理论认为个人的完全理性及所掌握信息的全面性、完整性被认为是作出正确的决策选择的前提条件。但现实中不仅信息的获取是困难的，而且个人处理信息的能力也是有限理性的。

[2]新古典的研究方法被认为是个体主义和静止均衡的，而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则是整体的和演进的。

[3]在接下来的文中将会提到，安东尼·唐斯于1957年在其《民主的经济理论》一文中通过把正统的边际分析运用于政治领域而进行了这种扩展。

[4]“搭便车”：首先，“搭便车”只是个人在集体行动中的可能倾向；其次，它以假定个人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为前提。因此，当考虑到意思形态和价值信仰等因素时，对“搭便车”行为的分析必须是有保留和有限制的。

政治科学范文第5篇

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学术独立与经世致用之间

虽然同在“政治学原理”的名义下,但不同的着作的实质可能完全不同。在大量涌现的着作中,邓初民的《政治科学大纲》以及后来更加完善的《政治学》以及《新政治学大纲》是独特的[17],质言之,这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为核心构建出的政治学原理。虽然在民国时期的学人可能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原理”精确定义的自觉[18],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是贯穿其中的,这包括:唯物辩证法、阶级论、政党本质、国家本质、国家发展阶段理论、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等。在具体探讨邓初民的理论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在民国的生存状况。邓初民并不是最早讲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的人。“自20世纪20年代起,已有人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构造新型的政治学,如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分别在上海大学、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讲《社会科学概论》、《政治学》、《政治学概论》。”[19]作为一种政治思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在一开始似乎并未遭到阻碍,内部服膺马克思主义的也不乏其人。恽代英所着的《政治学概论》,更是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融合,使之“合于本党同志研究之用”[20],此书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宣传科于1926年9月出版。大革命失败之后,状况自然发生了改变。1929年,四?一二后流亡日本的高尔松(高希圣)回到上海,出版了《现代政治学》直接指出“在社会分裂为阶级,一定的阶级榨取并支配其他阶级的场合,不合于支配阶级意识的科学终是被抑压,反之有利于支配阶级的科学———这其实不值得名为科学的———则不恤用各种的手段加以助成和奖励。”并进一步直斥当时普遍流行的政治学没有科学实质[21]。不过,在压制之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的零星或系统的论述似乎并未断绝。就“政治学原理”而言,虽然在授课与着书中英美式的自由主义的主流地位从未动摇过,但是在1929年开始的“政治学原理”发展中,还是出现了邓初民、高希圣、傅宇芳、周绍张、高振青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原理”论着[22]。同时,在一些官方政治学家那里,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学的一种流派,亦得到一定的介绍。例如1929年由商务印书馆发行,萨孟武着、王世杰校,收入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的《现代政治思潮》中首先介绍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且理论精到、持论公允。在高校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相关课程亦未被完全禁止,例如1933年北大政治学系四年级学生即可选修陈启修开设的“马克斯学说研究”[23]。

二、邓初民的政治学

邓初民的三本政治学原理着作———《政治科学大纲》、《政治学》、《新政治学大纲》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原理论述得极其出色的着作。1929年之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方面书籍在中国的翻译与着述并不多,而直接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更加稀少,作品质量也良莠不齐[33]。与此前瞿秋白、恽代英等的由讲义而成书的作品相比,邓初民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科学性、系统性的阐述上有了更加全面的规划。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础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而在此处,邓初民已经明确的把他的政治学建立在了这两大理论发现上:“新唯物论”和“经济背景深处”,这种对于基础的把握是邓初民构建体系的关键。邓初民所言的“(一)‘政治’与‘政治科学’在社会总体构造中的位置”是该书的第一章:“政治学的性质”,在这章中邓初民从宇宙、人生、社会这三个所有学问的“问题之一般”开始,逐步到社会进化、人类生活,再到法制政治,最后达到意识形态,以及意识形态之中的政治学。“(二)‘政治’与‘政治科学’的本质是什么”则包括了该书的二到四章,包括了政治学的概念、研究方法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其对政治学概念的定义为“以政治现象为研究对象,用科学的方法达到从混沌的政治现象中抽出因果关系法则的目的之学,便是政治学。”[35]而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则是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三)政治科学是用什么方法处理各种政治现象”包括五到十章,论述了阶级、政党、民族、宪法、国家。其中国家一章篇幅几乎占据全书的一半。作为第一本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原理的着作,《政治科学大纲》的特点有二:一是着重于从根本问题出发对“政治学”概念本身的探究;二是偏重于对于国家的说明。1932年,邓初民以“田原”之名出版了第二本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原理着作《政治学》,在序言中,他谈到了理论见解“今是昨非”之感。这种变动最主要的是对政治研究对象认识的变化:从以国家为主,将政府、政党等包于国家之中,转变为对政治现象的研究[36]。与《政治科学大纲》相比,这本书偏重于对近代政府的形式和政党的详细论述,并独立出了革命论一编。1947年,《新政治学大纲》出版,在“序”中邓初民说到:“政治理论对于我们的意义不仅是一种思想学说真理理论,而是丝毫不必掩饰的社会运动政治斗争的武器、政治的战略战术。”[37]此书总体结构与《政治学》基本相同,突出的区别是在于除了“绪论”以外的各编最后一章均是对中国的论述,与时政相结合的也更加密切。通过这三本书的比较,我们也可以看出邓初民自身理论的发展与体系的日趋完备。

在1920年代末思想“青黄不接”之时,邓初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原理的把握和构建的成就是令人惊叹的,这就使得我们试图去了解他的思想来源。在检视《政治科学大纲》一书后,我们可以试将影响其思想的理论来源归结如下: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及相关着作,如《家族、财产私有,及国家之起源》、《哲学之贫困》以及考茨基、摩尔甘等等[38]。其次是日本政治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日本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的重要中介之一,邓初民早年曾留学日本,也在彼处首次接触马克思主义[39]。《政治科学大纲》第一章“政治学的性质”的理论根据、引语以及图表都是参考了日本学者杉山荣着,李达、钱铁如译的《社会科学概论》。而日本曾经产生的关于国家理论的争论也是邓初民对当时中国状况判断与借鉴的重要参考[40]。再次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论述,比如李达的《现代社会学》[41] 。另外,像《庶民的胜利》等文,以及与邓初民相交甚好的恽代英的某些论着,虽然在本书中没有直接的涉及,但其影响也是存在的[42]。最后,也参考了国内其他流派学者对相关问题的论述,比如萨孟武《政治之基础知识》中对于苏维埃构成的论述等[43]。在这些理论资源的共同影响下,邓初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原理的建设才得以完成,而邓初民的着作又影响了此后直至建国后甚至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着述。这种学术上的传承不仅受个人天资、学养、机遇的影响,更受制或受益于整个社会环境。理论与实践、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学术史式的研究中最为困难的环节。邓初民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原理以及1930年代前后的政治社会状况之关联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政治科学范文第6篇

就现代中国而言，本世纪前40年曾开展过以引进和介绍西方政治理论为中心的研究工作，但彼时的政治学毕竟未能摆脱西方政治学的窠臼，严格来说，学科性质的中国政治学并未形成。而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更一度被取消，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也随之而中断。直到20年前政治学在改革开放这一大的时代前景下才得以重建并得到迅速发展，其研究成果灿然可睹。本文拟对这20年中政治学的发展成就及不足作一简要总结，着重对其未来发展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以推动中国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的跨世纪发展。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特别是1979年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以来，短短的20年中，中国政治学就经历了恢复和发展这两个历史阶段，其间虽多有曲折甚至反复，但成就十分显著：

首先，开展了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中国政治学在恢复之初，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体系为起点，甚至为基本框架的，这使得80年代前、中期出版的一些“政治学原理”教材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没有多少区别，缺乏鲜明的学科特色。为改变这一状况，政治学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80年代后期一些政治学者开始以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思考政治学问题，出现了一批以《权力政治学》（李景鹏，1993）、《政治学基础》（王浦劬等，1995）、《政治学原理》（汪锡奎等，1997）等为代表的政治学力作。中国政治学开始形成相当独立、自成体系的范畴体系。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已经无可动摇地确立下来，社会科学界已经普遍认同政治学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理论和方法，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其次，大量引进国外特别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对处于初建阶段的中国政治学而言，西方政治学中无疑包含许多值得借鉴之处。有鉴于此，中国政治学界80年代以来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学名著名篇，并对西方特别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方法如政治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系统理论、政治团体理论、政治精英理论、政治沟通理论和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理论与方法以及政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多元主义、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等政治思潮作了初步的整理、分析与研究。这些工作为初创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营养和推动力量，也为其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

第三，拓宽了政治学研究领域和方法。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20年，也就是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不断充实、丰富，学科领域不断拓展的20年。这种拓展和丰富又表现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从广度上看就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生态政治学等；从深度上看，则是对一些传统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如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行政学进行细化和纵深研究。如对行政学研究细化为行政学原理、比较行政学、行政制度、区域行政、部门行政、层级行政等等。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相关联的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除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如阶级分析法、价值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机构制度分析法以外，也开始运用现代实证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研究方法（如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角色分析及政治文化分析等）、经济学研究方法（如理性选择分析、博奕——联盟理论、公共政策分析等）、心理学研究方法、政治行为研究方法等，对政治生活中的微观现象如个人或集团的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

第四，愈来愈注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从而确立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根本生长点和立足点。中国政治学在重视学科建设和体系建构的同时，逐渐加大对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力度，特别是对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征与内涵；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强化中央权威与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方法、步骤和突破口；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等等。虽然从总体上讲，政治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学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在肯定中国政治学20年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应对存在的不足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毋庸讳言，政治学自恢复以来的发展，不仅远逊于经济学，而且与同时恢复的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日新月异的发展相比，也显得缓慢迟滞，后劲不足。

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对政治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政治、权力、民主、国家、共和、等，还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如民族问题是政治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对民族政治问题的研究则很薄弱，迄今尚无一本《民族政治学》的专著问世。此外，政治学研究中的“两张皮”现象仍较普遍，或者以政治价值裁剪政治事实，或使政治研究仅停留在制度表面，无法深入。造成此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学研究队伍以学者型为主，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的政务型人员很少，学者和的分割非常厉害，缺乏应有的沟通和合作。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缺乏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学科特色，仍未能实现从“应然”研究方法向“实然”研究方法、静态研究方法向动态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向定量研究方法的根本转变（注：参见李景鹏：《论权力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

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较低，缺乏现实感和原创性。如对国外政治学发展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客观介绍上，甚至还存在着“食洋不化”的问题，尚未能做到分析、批判、借鉴为我所用。因此，中国政治学亟需在学科建设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前瞻

面对着世纪之交的中国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政治学同样处在不进则退的学科调整和创新的转折关头，它能否从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上，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既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体走向，将直接关系到政治学研究能否走向繁荣兴旺，能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为此，中国政治学界至少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

首先，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把政治性与学术性有机结合起来。

所谓政治学的“政治性”就是政治学必须根植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这一命题包含着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社会政治生活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结晶和升华，它必须也应该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及时地观察和研究政治现象变化、发展的过程，解决社会存在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实际的政治生活相脱离的政治学，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物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应有活力。其二，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里最核心的部分，它所涉及的政治生活比其他社会生活具有更为鲜明的阶级性，“更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因此，政治学比其他学科更直接、更集中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或者说，主导政治学各种理论、思潮变化、兴衰、沉浮的因素，归根到底是政治发展规律，简言之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就中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给我国的政治学提出了许多亟待深入研究并予以正确解决的重大新课题，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目标模式、外部条件、系统体制、结构机能、法律形式、具体政策和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突破口和重点、途径、步骤和方法等等。这就要求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特别是贴近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围绕着上述各种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开拓性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及时、科学而富有成效的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为此要克服以下三种错误倾向：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寻求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现成答案，或是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二是生吞活剥地引用、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学的一些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以此来裁剪中国政治现实，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三是把政治学的政治性片面理解为对现实政治特别是现行法律、政策的单纯注释和论证。总之，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只有深深扎根于政治实践中，努力从实际政治生活中获取第一手资料，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规律，预测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我国的政治学科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也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这方面，需要实现政治权威体系和知识界之间的广泛沟通、交流与合作。所谓政治学的学术性，是指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方法体系，它对于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系统的、严谨的研究，以揭示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政治学对政治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治首先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然后才是服务的对象，政治学研究并不仅仅是提供直接解决具体政治问题的“药方”，更重要的是提供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有鉴于此，政治学研究就应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要按照学术活动的固有规律开展其研究活动，特别是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是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关键，迫切需要理论的创新：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政治思想，真正从理论体系、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层次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邓小平理论思想的灵魂和精髓，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二是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特别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新思想、新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成分；三是总结中国历代政治学说和政治文化，清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胳，从而科学地吸收其精华，使之成为我国政治学理论中的有机内容。在前三项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和时代气息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逻辑严密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其次，当代中国政治学仍应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这首先意味着必须正确认识执政党和政府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但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所存在的弊端完全是因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故而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坐等这些条件的成熟才能有所突破。此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能动作用。从最终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发展固然受制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制度或政策正确，措施得当，便可以成为其强有力的推进器。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应正本清源，更深入地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政治体制中的弊端究竟有哪些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又有哪些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有关，如何克服。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早已明确规定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的权力和职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其人员配备、机构设置和法律规定等方面均有与其职能不相适应的地方，究其原因，仅仅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恐怕难以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要真正做到十五大报告所要求的：“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我们党和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创新精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方面，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紧密结合政治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并进行科学缜密的论证，及时向党和国家决策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实际思想和具体方案。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还意味着必须加强对制度建设的研究。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虽然作为根本性或基本性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已经确立，但它们并未达到成熟和完善的程度，与其相适应的具体的政治体制更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因此，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成为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具体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的立法和监督职能，改善人大的组织和人大的工作方法；二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政协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共产党与派的关系，扩大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加强派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派的政党功能；三是要研究如何加强直接民主制度建设，主要是加强城乡群众自治制度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保障人民民利的实现；四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选举制度建设，严格执行选举法，并在基层民主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五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政治监督制度，包括同体监督制度与异体监督制度，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当代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研究还要把静态方法与动态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问题的研究并不仅限于静态的规范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也包括动态的政治运行机制，例如既要研究在宏观政治结构中如何使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各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关系，依据民主原则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又要研究在微观政治结构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如何把民主原则同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同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联系在一起，用沟通、创议、协商、选举、决策、监督、罢免、复决等具体的、制度化的程序来体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权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利的政治运行机制。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正是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性和生命力之所在，是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和理论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应将规范方法与经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和自然科学既有某种相似性，又有着迥然不同的一面。说两者相似，是因为它们都以揭示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界和人类思维等领域）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己任。就这个意义而言，采用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它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在一定范围内对政治现象作尽可能准确的量化研究是必要的，它有助于深入探求政治活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应该说，这是政治学科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但是，政治学毕竟和自然科学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重大的差异。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盲目的、不自觉的、根本无需人参与的自然过程；而政治研究的则是社会领域这一大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其中活动的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激情的能动主体——政治人，这就决定了政治学所涉及的对象在量的表现上大都呈现出模糊性和规范性。因此无视两类科学性质的不同，醉心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对人的政治行为，对错综复杂的常常是随机的政治现象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绘，企图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是失之偏颇的。在西方政治行为主义从风靡一时到陷入困境，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过分强调了政治学的实证性和精确性，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围所致。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则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经验—科学方法和规范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既研究个人的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精英这类微观的政治现象，又研究政治制度、政府组织结构及其变迁，政治体系的目的、形式、政治理想等宏观的政治课题（注：参见拙作：《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述评》，《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3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为主义的缺陷，弥补了它的一些不足之处，使当今西方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更趋严密、完整、成熟。

在我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应注意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避免重走其在探索过程中走过的弯路，防止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既不能囿于“学究式”的、“高层次”的研究，局限于抽象笼统的哲学式分析方法，也不能片面强调“科学方法”的运用而忽视了对政治现象的定性分析，不能过分追求政治学科的“科学性”而忽视了政治学经验研究的理论前提和基础的探讨。

政治科学范文第7篇

[关键词]政治社会化；政治教化；政治内化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6 ― 0028 ― 02

政治是对社会整体的有组织进行管理的权力活动，国家政治是目前人类社会的主要政治表现形式，仅就国家政治而言，它与国民的关系极为密切。国家政治代表国家整体利益，国家整体利益由国民个体利益组成。整体利益具有超前性和广泛性，个体利益具有现实性和具体性。国家整体利益与国民个体利益的统一需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是政治思想、政治制度、行政施策能够充分保障国民个体利益的实现；一是国民个体对现行政治思想、政治制度、行政施策的高度认知能够促进国家整体利益的健康发展。创造这两个必要条件是国家政治正常运行的前提，通俗而言，就是实现政治与国民的融合，从理论角度讲，就是科学推进政治社会化。当今正逢网络信息化时代，世界政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接民百姓，政治社会化的内容也随之更为丰富，因此科学推进政治社会化应得到国家政治即政党政府的高度重视。

一、政治社会化的内涵

社会化是一个人由自然人变为社会人的过程。美国著名的社会学教授戴维・波普诺认为：“社会化是一个人获得个性和学习社会或群体的各种习惯的过程”，我国学者普遍强调社会化是通过个体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实现的。政治社会化是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个人逐步学习接受现有政治制度、规范、形成政治态度和政治信念并决定努力维护现有政治制度的过程。阿尔蒙德认为：“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每个政治体系都有某些执行政治社会功能的结构，它们影响政治态度，灌输政治价值观念，把政治技能传授给公民和精英人物”。我认为政治社会化就是政治体系通过政治文化的传播，引导社会个体政治心理、规范社会个体政治行为、塑造社会个体政治人格的过程。

政治社会化的程度关系着国家政治的稳定与巩固，甚至关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集团的存亡。人们的政治行为产生于人们的政治心理，政治心理由政治信仰和政治价值观念构成。对于一个政治制度来说，没有人们对它的信任和支持，政府就没有权威，法律就无人服从，税收就无人缴纳，政治就不稳定。而对于一个政治集团来说，没有人们对它的信任和支持，纲领就无法实现，领袖就无人追随，它组织的政治活动就无人参加，甚至会遭到社会成员的反抗。因此政治社会化是政治体系运行的基础，也政治体系实现政治社会功能的关键环节。

二、政治社会化的功能解析

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教化与个体政治内化的互动，二者互动才能保持政治文化的活力。政治教化是指特定的政治体系将自己的政治要素通过不同的传播方式向社会辐射以影响社会个体，并形成特定政治文化的过程。统治集团是政治文化的引领者和传播者，也是政治文化最坚定的捍卫者。

政治教化伴随着政治而产生，任何政治集团在争取、建立和巩固其社会统治地位的过程中都离不开它。政治教化的作用形式在社会制度质变与量变的不同阶段是有所区别的。社会制度质变过程中，政治理论、思想及观念被社会成员认知的程度是十分重要的，凡是要一个政权，总是要向社会宣传和揭露旧制度的腐朽和不合理性，颂扬新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同样，面临将被的统治者则极力为其统治加以辩护，贬斥新的制度，这仍然凭借其政治教化来完成，必要时甚至采取武力镇压以支持其政治教化。在社会制度相对稳定即量变过程中，由于特定政治体系掌握国家政权，具备完善的政治教化系统，该系统的运转使社会成员潜移默化地接受其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形成特定的政治文化，并自觉参与和推动特定政治文化的发展。

（一）政治教化的功能

政治教化的作用通过自身的功能来完成，它的功能分四个基本方面：

1.灌输功能：政治教化将政治集团的政治主张、政治思想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不断向国民加以宣传，造成社会舆论和一定的政治文化氛围以影响人们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使国民从思想、情感和行为上向特定的政治倾斜，奠定特定的政治文化的社会基础。

2.转化功能：通过政治教化，使国民认识到旧政治思想及制度的腐朽性，明确新的政治思想及制度的合理性，从而放弃旧的政治观念而接受新的政治信仰，确立特定政治文化的主导地位。

3.调节功能：政治教化能够化解社会矛盾，建立和谐的社会利益关系，维护杜会的政治稳定。一方面，调节政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关系，增强政治集团的统治力；另一方面，调节政治集团与国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增强国民的凝聚力，维护特定政治文化的正统地位。

4.激励功能：政治教化利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诱因调动社会成员对特定政治的热情和积极性，树立各种典型，同时削除各种消极因素，推动特定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

（二）政治内化的功能

政治内化是指社会个体将政治教化的内容加以接受、吸收并内化为个体政治素质的过程。社会个体是政治文化的受众和载体，也是政治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

个体政治内化是对政治教化的呼应，社会个体面对全面深入而持久地政治教化，通过接触、接受、吸收并内化为自身的政治素质，完成教化与内化的对接。政治内化的功能是形成社会个体的政治素质，

政治素质集中表现为社会个体的政治心理、政治行为和政治人格三个方面。

1.政治心理：社会个体在政治内化过程中对所有社会政治要素形成的一种稳定的心理反映，表现为人们对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价值观。

政治认知是对特定政治体系实际给予社会成员的政治权利和义务的主观反映。政治情感是政治认知的延伸出来的情感倾向性。政治价值观是公民评价特定政治体系是否科学的价值取向，政治价值观的形成是社会个体认识权力本质的过程，是政治心理成熟的标志。

2.政治行为：政治行为是指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具体的活动表现，如行政、立法、司法、决策、投票、选举、集会、结社、演讲、罢工、示威、游行甚至武装斗争等。特定政治引导社会个体的政治心理成熟化，目的在于要求社会成员实施理性的政治行为。

3.政治人格：政治人格是指个体的政治心理与政治行为一致性的外在表现。健全的政治人格是成熟的政治心理与理性的政治行为的统一。

通过政治内化，形成社会个体的政治心理、政治行为、政治人格，政治内化的程度决定社会成员的政治素质的水平。

三、政治社会化的属性解析

政治社会化是政治与个人的互动的过程，政治教化与个体政治内化是该过程的两个环节，前一环节由政治体系驱动，后一环节由社会个体自主运作，政治文化紧密衔接两个环节并形成互动，这就是政治社会化的运行。

（一）政治教化的排他性

特定的政治不希望有来自于社会个体的反对或排斥，也不愿意社会个体接受其它不同类别的政治文化。特定的政治生成特定的政治教化，特定的政治教化以维护特定政治和特定的政治文化为己任，特定政治教化的这种维护特定政治文化的属性我们称之为排它性。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新的政治体系未确立统治地位之前，要向国民表明它至少是代表大多数国民利益的，确立统治地位后，要将自己变为国家利益的唯一代表。国家利益的构成是多层面的，但国家的安全利益、统治集团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的利益总是突出和优先的，这些利益具有一定的排他性，所以政治教化也必然具有排它性。

其次，任何取得统治地位的政治体系所依赖的政治思想都具备一定的系统性和独立性。政治教化的目的是将特定的政治思想灌输给国民，形成政治文化，该政治文化的界限取决于特定政治思想的系统性和独立性，这种系统性和独立性强化了特定政治教化的排它性。

再次，特定政治确立统治地位是由具体的国情决定的，生产力水平、传统的政治文化就是国情。其政治理想不得脱离生产力水平，其政治文化不得与传统政治文化格格不入，特定政治必须从中找到自身的合理性并不断加以强化，否则其统治就不能延续下去，其客观合理性越强，其排他性就越明显，那么政治教化的排他性也就随之增强了。总之，特定政治教化的本质属性是排它性。

特定政治教化的排它性是为其政治体系的独立的，独立性的存在要依赖于特定政治的合理性即政治科学化的水平，政治体系是否合理是否科学又要看它传播的政治文化是否是进步的。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表明，进步的政治文化是人类共同创造出来，是多元政治文化交互作用相互借鉴的成果。因为只有多元政治文化才能包容特定政治文化的排他性，消除特定政治文化的科学局限性，帮助政治体系全面科学地认识权力的本质，把握政治运行的规律，也是推进政治科学化的唯一选择。

（二）政治内化的选择性

因所属阶层、政治集团、民族、社区、职业、文化差别、价值模式、政治认知、政治兴趣、政治态度、政治经历、政治观念等因素的差异，个体政治内化呈现出多样性。因社会个体年龄和生活阅历的增长每个人的政治内化又具有阶段性。同时，社会个体的特殊利益总是要通过他对社会政治的态度与倾向表现出来，社会个体文化素质的差异也使得他们判断特定政治是否进步与科学的标准不同，即政治价值观不同，然而社会个体的政治内化都有要求政治科学化的相同的内在追求，人们会不同程度地接受和吸收政治教化的内容，具有较强的选择性，这种内在的选择性是社会个体政治内化的本质属性。

政治科学范文第8篇

南方电网十年政治工作的总结

先锋队打造成效显著。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为主线，坚持不懈地加强党的建设。各单位党的组织机构健全、制度完善、载体丰富，较好地发挥了“参与决策、带头执行、有效监督”的政治核心作用，成为凝聚党员完成中心任务的坚强战斗堡垒。广大党员立足岗位学本领、讲奉献、做表率，成为推动公司改革发展的优秀人力资源和中坚力量，为公司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企业文化建设成效显著。南方电网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具体为“万家灯火，南网情深”，把企业文化建设作为创新政治工作的管理策略，通过文化领先战略，促使体现公司核心价值观的企业文化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南网文化，提高了企业软实力，实现员工良好习惯持续养成，文化贡献率持续提升，发挥了文化软实力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党团共发展工作格局形成。按照“服务公司中心工作，服务青年成长成才”的总体思路，将分类引导青年、树立正确思想价值导向贯穿所有活动载体，增强团员意识，活跃团的阵地，锻炼团的干部，有力促进了公司改革发展稳定。一是加强团组织建设。二是加强青年思想引领。三是把各种“青”字号和创新创效活动作为主要工作载体，树立公司团青工作品牌。

南方电网十年政治工作的思考

盘点过去十年的工作，可以看出：南方电网政治工作承接中央精神和要求，结合企业的实际，各项基础工作思路清、工作实，创造出许多工作亮点和经验，为南方电网企业战略的落地和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战略管理思维的审视下，南方电网的政治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功能定位不够明确。南方电网的政治工作一直没有清晰的功能定位。因此，工作抓得实，点上有创新，但政治工作的理论性和科学性明显有所欠缺，缺乏清晰明确的功能定位，着力点有时比较分散，活动化倾向明显，管理思维不足，工作效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科学体系有待完善。国有企业政治工作是一个全方位、立体式的整体性概念，应该有一个科学的体系，这恰恰是南方电网政治工作的一个短板。虽然南方电网党建思想政治研究成果比较丰硕，为南方电网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但是，这些课题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政治工作中的某一个或某一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和理论研究，缺乏高屋建瓴的全方位的政治工作科学化体系的构建，实现横向打通和纵向贯通。

科学机制不够清晰。南方电网在政治工作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虽然并没有很清晰地进行工作对象群体的划分，但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基本上都是根据不同工作对象群体（共产党员、团员和全体员工）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也存在比较明显的不足;一是有分类管理的自觉但没有分类管理的机制;二是有分类管理的实践但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的分类管理的工作机制。在三类工作对象群体的日常管理中，以“先锋队打造”成果最为显著，“南网人塑造”独具特色，“生力军培养”也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协同机制也未有效形成。

科学方法有待加强。在政治工作的工作方法方面，更多沿袭的是传统思想政治工作的理念、理论和方法，没有系统地把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融入到现代企业管理中去，使工作显得比较零散和不系统，同时在工作的新方法、新途径和新手段上受到较大局限，相应地工作成效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南方电网政治工作科学化的

理论框架研究

有了过去十年的实践、探索和积累，南方电网政治工作具备了理论化、科学化和体系化的坚实基础。课题组通过梳理、总结南方电网十年政治工作经验和成果，运用管理学、社会学、组织行为学和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先进思想、先进理论和先进方法，进行理论研究，搭建科学的政治工作理论框架，谋求南方电网政治工作的开拓和创新。

科学定位

价值观管理作为一种管理理念和实践逐渐成为可持续、富有竞争力和更加人性化的文化驱动力。政治工作通过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灌输和教育，为职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提供理论基础和价值评判准则。从世界观、方法论和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层次上引导企业价值观的形成。因此，我们认为：南方电网应该把政治工作的功能定位于价值观的管理。一是因为南方电网公司的理想、理念或价值取向决定其相应的制度、流程、规范或标准;二是因为通过行为准则构建、文化习惯养成等方式，能够将公司“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全力做好电力供应”的使命，“万家灯火、南网情深”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公司在战略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其他价值信念，深刻烙进每位职工的脑海，从而间接地塑造与南方电网公司战略、使命和责任相适应的个体行为和组织行为。

南方电网价值观管理，实际上就是充分发挥价值观思想引领和行为引导的功能和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南方电网公司的价值观结合起来，实现思想的内化于心以及外化于形的问题。南方电网政治工作的价值观管理定位，在本质上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南方电网的核心价值观，通过目标管理、程序管理、行为管理和自我管理的途径，实现对南方电网全体员工的思想引领和行为引导，是政治工作科学化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政治工作科学化的目标和追求。

科学机制

根据南方电网的实际，为了使政治工作更有针对性和更好地发挥各个群体的先锋模范作用，南方电网应该形成一个政治工作分类管理的科学的工作机制，让价值观管理立足于分类管理。把政治工作的对象划分为党员、共青团员和普通职工三个主要群体，形成了政治工作价值观管理的三个专业化的路径。三个群体的特征和特点不同，政治工作的内容、重点、方式和方法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

南方电网政治工作的科学化机制最终体现在实现价值观管理的“三个专业化路径”上，即通过党建打造先锋队、通过团建培养生力军和通过文化建设塑造南网人这三个专业路径，实现对南方电网全体员工的价值观管理。

先锋队打造――党员队伍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基础，实施党员先锋队打造工程，就是要提高党员能力素质，把党员队伍打造成为推动公司改革发展的优秀人力资源和中坚力量，并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和带头表率作用。

生力军培养――团员青年是朝气蓬勃、富有创造力并掌握先进科技知识的一个群体，是公司改革发展的生力军，是党的预备队，应通过党建带团建的方式充分调动团员青年的积极性。

南网人塑造――南网政治工作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实现对南网人的思想、行为和精神的引导和塑造，全面提升南网人的职业素养，让每一位南网人快乐地工作、开心地生活，让“南网人”成为每一位南网干部职工的身份认同和角色认同，成为每位南网干部职工的骄傲和自豪。

科学方法

政治工作中的价值观管理涉及企业管理中与“人”有关的多项职能，必须充分吸收和借鉴企业管理的科学方法，不断丰富和扩大自己的知识来源，才能确保价值观管理取得理想的效果。为此，本研究重点借鉴企业战略管理的有关方法，按照战略管理框架对南方电网公司政治工作进行梳理，并借鉴现代管理学的系统理论、目标管理理论和闭环管理理论，明确价值观管理的功能定位，并通过先锋队打造、生力军培养和职业人塑造三个专业化路径，科学地开展有针对性的政治工作，促使每一位南网人都由衷地认同企业的价值观并外化为日常行为。

系统理论。系统理论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和规律的学问，其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念，是指导开展南方电网公司政治工作科学化研究最重要的一项理论基础。因为，政治工作具有内涵丰富、工作量大、政策性强等特点，提高该项工作科学化水平必须注意把握其系统性，考虑其主要工作内容之间的关联性、逻辑性，统筹兼顾，突出重点，通盘考虑。因而，本研究将以系统理论为指导，构建南方电网公司政治工作科学化研究的整体框架，把政治工作看成一个系统，分析其结构和功能，研究其要素及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变动规律，并寻求系统优化的方案。

目标管理理论。目标管理强调对目标进行有效分解，把组织目标转变成各个部门以及各个人的分目标，并根据分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相应的考核、评价和奖惩，它是南方电网公司通过提高政治工作科学化水平、推进公司中长期战略落地的一项有效指导。这是因为，提高南方电网公司政治工作科学化必须注重有效性，必须围绕政治工作总体部署，着眼于做实做好每项工作，着眼于激发基层积极性，着眼于提高工作针对性实效性。因而，本研究将以目标管理理论为指导，结合战略管理的思维，把政治工作价值观管理的功能目标分解为先锋队打造、生力军培养和职业人塑造三个专业化路径的具体行动，通过有效的目标管理措施全面推进公司中长期战略落地。

闭环管理理论。闭环管理是综合闭环系统、管理的封闭原理、管理控制、信息系统等原理形成的一种管理方法，它可以指导南方电网政治工作流程逐步实现标准化，并通过各个环节之间的不断循环持续提升科学水平。实现流程标准化是提高南方电网政治工作科学化水平的重要着力点之一，它能帮助明确每项政治工作的具体内容、执行方式、绩效标准、质量监控和改进途径等，是实现南方电网政治工作体系化建设与过程管理相结合的重要理论基础。

科学体系

为了与南方电网公司中长期战略一脉相承，我们借鉴公司战略管理的体系框架，按目标、路径、方法和基础四个层次梳理南方电网政治工作思路体系，构建了南方电网政治工作的科学体系和实践模型（见图1）。

一是确立政治工作价值观管理的功能定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南方电网的核心价值观，通过目标管理、程序管理、行为管理和自我管理的途径，实现对南方电网全体员工的思想引领和行为引导;二是打通实现政治工作价值观管理功能定位的专业路径，通过先锋队打造（党员）、生力军培养（团员）和南网人塑造（全员）三个专业化路径，科学地开展有针对性的政治工作，促使每一位南网人都由衷地认同企业的价值观并外化为日常行为;三是形成每条专业化路径的工作框架，包括先锋队打造的一条主线、三个层面、五个建设，生力军培养的一个目标、三个转化、五个系统，南网人塑造的一个使命、三个提升和五个载体;四是加强价值观管理的过程管控，完善四本手册、三个测评和一个考核，以制度建设为基础，将价值理念贯穿到具体的规章制度、工作流程和工作标准中去，形成体现价值理念的制度体系，实现价值观固化于制;五是加强政治工作协同机制的建设，通过人才保障、理论支持和制度建设等各方的协同与相互配合，发挥政治工作的最大功效;六是充分利用和发挥现代网络技术的优势，开发、完善现代化网络系统，在整个南网信息化系统的基础上重点打造和完善政治工作管理信息系统，形成南方电网思想政治工作价值观管理坚实的支撑平台和有力的宣传阵地。

政治工作：全方位立体闭环管控

目标管理。目标管理是南方电网公司通过提高政治工作科学化水平、推进公司中长期战略落地的一项有效指导，理应处于政治工作的核心地位。在实践中，南方电网政治工作必须在价值观管理的统领下，构建整体目标和各层次子目标纵横交错、相互沟通和协调的工作目标体系，使公司总目标成为政治工作的引领和组织员工行为的引导;使公司从上到下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人的子目标都与公司的整体目标保持方向上一致和内容要求上的相互配合与统一;使自觉管理和自我管理成为管理的常态;使检查、考核和奖惩相统一。

程序管理。政治工作要虚功实做，就要有科学性、系统性和体系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对政治工作程序的管理，从管理对象的思想品德发展变化的实际出发，逐步深入、循序渐进，进行政治工作的有效管理。一方面可以把握思想信息的收集、分析、处理、反馈四个环节，增强科学性，减少盲目性;另一方面可以把政治工作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实施管理，对各个管理要素、各个要素及整个系统的运行状况和发展趋势作及时分析和调控，增强工作的全面性，减少片面性。

行为管理。政治工作的行为管理，就是探讨和研究行为过程的规律，对受教育者的行为目的、行为手段和行为结果进行指导、评价、矫正和控制，使之产生正确积极的行为，培养高尚的思想品德。行为管理的内容包括引导和规范政治行为和思想行为、引导和规范道德行为和法纪行为，关键是要制订和严格执行完备的制度和行为规范，要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要加强舆论的引导和监督。

自我管理。自我管理是管理对象通过自我意识内化后，又外化为行为自塑的活动过程。自我管理有三个条件：自我意识成熟、提高自觉性和增强自主性。政治工作自我管理的内容包括自我强化、自我激励、锤炼意志和自我调适几个方面。因此，政治工作要加强指导和帮助，要发挥群众组织的功能，个体要积极参加社会实践、自觉学习理论和知识、坚持做到“慎独”。

过程管理。现代管理在强调目标管理的同时，也强调过程的管理，即过程的管控。要实现预期目标，个体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自我管理水平不能被过高地估计和预期。我们必须加强过程的管控。而过程管控最重要的就是强化制度建设，以制度管人、以制度管事。

信息化管理。政治工作信息化有两个基本维度：一是依托现代网络技术，实现政治工作方法的信息化。在网络时代，覆盖时空和人群的信息网络，使舆论导向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也成为了思想引领的制高点，通过有效地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可获得巨大的宣教力量。二是依托企业信息系统，实现政治工作管理的信息化。集成、共享强大的员工基础数据，基础业务管理与流程植入信息系统，实现将关键的准确的数据及时传输给决策者，提供的不仅仅是管理工具，而是具有价值的管理思想。

理清路径：坚持“三个专业化路径”

实施长效化精细化管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政治工作也应该走精细化管理之路，在不断推进“三个专业化路径”时，更注重工作的长效性和精细化，重具体、重落实、重成效，变被动为主动、变短期为长效、变粗糙为精细、变虚功为实干，强调以人为本，讲究细节控制和过程管理，重视“做事不贪大、做人不计小”，强调过细工作，重视每一个环节创最佳、争一流，有效改进政治工作内容过于宽泛、考核难以量化、成效不好检验等现实问题。

如何做到“虚”功实做，一直是困扰企业政治工作的一大难题。政治工作实做的“实”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看政治工作的载体是不是更加实在。二是看政治工作的落实措施是不是更加实在。三是看管理层和执行层落实的行为是不是更加实在。四是看工作考核是不是更加实在。五是看对服务对象产生的作用是不是更加实在。如：企业对政治工作是否满意;政治工作是否对经营管理产生积极推动作用等。

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政治工作对象群体的划分是为了使政治工作更有针对性，也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不同群体在组织中的作用和影响。三个专业路径必须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才能发挥最大的协同与联动效应，才能有效实现对南方电网全体员工的价值观管理。

党员先锋队打造的“一条主线、三个主体、五个建设”在南方电网的政治工作中居于核心地位，具有统领全局的作用。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先锋”者，即先进、先行、走在前列的意思。青年尤其是团员青年是充满朝气、活力、智慧与创新精神的群体，是南网的未来与希望，发挥他们的生力军作用是实现南网梦和中国梦的关键。南网人塑造在南方电网政治工作中居于基础地位。作为南网的干部职工，首先必须做一名合格的南网人，才谈得上成为生力军和先锋队。因此，企业文化建设、幸福南网建设等旨在南网人塑造的工作路径是南方电网政治工作的基本着力点。

全面落实工作框架。在实践中，南方电网公司的政治工作要不断发展和完善“三个专业化路径”的工作框架和工作模式。根据南方电网的实际，我们完善了“三个专业化路径”的“一三五”工作框架（见下表）。“一”主要体现的是该专业化路径的目标和宗旨;“三”主要概括该专业化路径的实现方式;“五”则主要是该专业化路径的具体工作模式和工作方法。

先锋队打造。一条主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三个主体：党委、支部和党员。五个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

生力军培养。一个品牌：万家灯火，青春点亮。三个提升：团员青年综合素质提升、幸福感提升和战斗力提升。五个载体：主题实践活动、传帮带活动、双争双创活动、青年志愿者活动和幸福南网建设。

南网人塑造。一个目标：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提升公司文化软实力。三个转化：核心价值观得以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五个系统：文化识别、文化传播、文化转化、文化保障、文化评价。

政治工作与生产经营同频共振。联动性是公司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和各项工作的根本要求。从政治工作的角度来说，联动性不仅体现在“三个专业化路径”之间的联动以及“一三五”工作框架和工作思路的联动，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公司政治工作与公司生产经营业务之间的联动与配合。要着力提高政治工作与公司生产经营业务之间的联动性，提高政治工作引领企业科学发展能力，支撑人才强企战略、营造和谐稳定发展环境、促进生产经营和科学管理、保证企业科学持续发展。

三个专业路径的“一三五”工作框架表

动态监测：做好动态化过程化管控

在南方电网政治工作理论模型与实践框架中，价值观的管理是通过“三个专业化路径”和“一三五工作框架”来实现的，但实现的过程和最终的成效都需要通过过程的管控来管理和检验。过程管控必须是动态的、持续的、闭环的。对南方电网而言，政治工作过程管控的重点是进行政治工作制度的建设、政治工作成效的测评以及政治工作责任制的考核，明确目标和绩效量化标准，能够量化的必须量化，无法直接量化的应当通过建立考核评价体系，运用综合、全面、科学的考核指标达到间接量化的效果。

南方电网政治工作在实践过程形成了一套过程管控的体系和方法，包括“四本手册”（南方电网公司基层党委工作手册、南方电网公司基层党支部工作手册、南方电网公司青年思想引导手册、南方电网公司团支部工作手册）、“三个测评”（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党组织先进性测评办法、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党员先进性测评办法以及幸福南网测评）和“一个考核”（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党建责任制考核实施办法）。其中，“四本手册”主要是相关的政策、依据、标准和流程，承担的是基础规范化的任务;“三个测评”承担的是动态性监测的任务;“一个考核”承担的是结果性考评与闭环化控制的任务。

“四本手册”，解决政治工作的基础规范问题。“四本手册”是南方电网公司政治工作的作业指导书，其目的是对政治工作基础业务工作的制度依据、工作标准和操作流程作出明确的规范，根本任务是通过“四本手册”的严格执行，实现政治工作管理的一体化、规范化和标准化。

“三个测评”，解决政治工作的动态监测问题。承接南方电网政治工作三个专业化路径的动态测量需要，公司需要完善三项动态测量。一、二是党组织及党员的先进性测评。以年度为周期，对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力、推动发展力、改革创新力和凝聚保障力四个方面进行综合测评。三是幸福南网测评。测评办法涵盖单位和个体两个层面的幸福指标测评题目，体现了公司对幸福南网建设工作成果的全面要求。

强化考核，解决政治工作的目标导向与闭环管理的问题。责任制考核制度是政治工作的绩效动力机制，它以政治工作管理目标为导向，以政治工作责任制为基础，通过定期检测各级党组织及政治工作部门的工作行为，并运用到班子考核评价中。按照科学性和适应性的原则，在科学化的命题下，公司党建责任制考核尚需重点思考以下问题：

一是分类分层考核问题。虽然在公司党建责任制考核办法中提到“坚持分类指导、整体推进”的原则，但在具体的办法中并没有真正实行分类考核。要定出分类的方法，然后根据不同“类”的具体职责和客观条件设置考核内容和考核标准，防止“一刀切”。

二是科学设置考核内容。政治工作客观存在基础工作、重点工作和创新工作。基础工作是已经固化的重复的可量化的工作内容，这类考核内容需要加强的是日常的过程考核，需要充分运用信息化的平台进行有效管控。

三是科学选择考核指标。考核指标体系的建立和考核指标的选择具有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这不仅表明重视什么、提倡什么，引导下级单位和干部的工作方向，而且还关系到考核结果的真实性和公平性。

四是加大考核的量化度。定性考核指标如果比较模糊，可操作性不强，考核人员的主观因素就会占相当大的比重。如：党建考核办法中的“民主生活会质量不高的”“企业内部没有形成良好的学风，职工精神状态不好的”等，都是难以量化、难以搜集、难以检验核实的指标。

五是推动考核的信息化。计算机信息技术的普遍使用，给责任制考核提供了新的路径。通过电子化考核，使考核过程方便，结果准确、公正，不会出现人为的情感偏差。电子考核为自行申报制，不申报者不得分，这样改变考核的传统逻辑，变被动考核为主动考核。

六是加强考核结果反馈。建立考核反馈机制，对结果进行认真的研究分析，找出工作的差距不足及其产生原因，科学制订对策，使考核的过程成为调查研究、工作指导的过程。通过绩效沟通，能够建立共识，发挥责任制考核的最大效用，再完美的考核制度都无法弥补上下级缺乏沟通带来的消极影响。

协同支持：完善人才机制、理论支持和制度机制

管理的实现，不可能依靠单一的支撑来实现，需要各方的协同与相互配合和支持。政工队伍建设、政策研究和制度建设，分别从人才、理论和制度三个维度，构成政治工作的协同机制，发挥政治工作的最大功效。

人才保障。政工队伍的素质、能力和水平是政治工作最重要的前提和保证。胜任力模型作为人才评价、人才甄别和人才选拔的管理工具，在管理科学领域被广泛应用。胜任力和胜任力建模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传统人才测量方法和人才甄选机制所存在的缺陷，能够比较有效地预测从业人员的工作绩效。因此，开发南方电网政工队伍专业化胜任力模型是一个不错的尝试。

首先，在已有政工人员胜任力模型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提取该职位或者岗位最关键的能力要素，分层分类甚至分岗开发更实用、更具操作性、更具区分度的政工人员的胜任力模型。其次，配备相应的胜任力测评指标和测评办法，作为政工人员评价、考核、选拔、培养和任用的依据和工具。再次，开发政工人员培训课程体系，让政工队伍的培训常态化。最后，完善政工队伍培养机制，尤其要重视实践培养，即给政工人员提供实践的机会。

理论支持。南方电网政治工作的开拓和创新需要加大理论研究的力度，对政治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对企业发展过程中出现员工思想和心理的新问题、对政治工作自身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等，都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并把研究的成果应用到政治工作的实践中去，指导政治工作的实践，真正做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要注意处理好继承传统研究与现实创新研究的关系、当前研究与超前研究的关系，还要注重本学科研究与借鉴相关学科知识的关系。以深入开拓本学科领域为基础，同时，积极借鉴吸收有益成果，坚持以我为主，博采众长，使政治工作科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在人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百花园中，蓬勃生长，竞相开放，为南方电网政治工作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

制度保障。政治工作领域制度建设要按照公司一体化业务管理体系建设要求，充分借鉴公司前阶段工作成果及经验，以统一的规范和标准，全面梳理政治工作领域业务工作和具体流程，通过流程节点建立起组织架构、管理制度和作业标准的相互关联关系，落实管理制度、作业标准的具体要求，形成能直接指导政工干部按步骤开展工作的规范，使政工干部既能按规矩干活，又能实实在在减负，实现一体化管理的真正落地。

制度建设要秉承科学分析的理念，分步骤进行。第一步是编制政治工作领域一体化业务管理体系框架，将各专业领域管理业务分类划分为一级业务、二级业务和业务事项三类。第二步是梳理业务流程关联关系，有效识别政治工作各核心业务流程及相关联的各业务之间的协同关系，与其他专业领域达成职责界面、管理策略、流程衔接和相关标准的协同一致，打破目前的政工领域与其他专业领域间的壁垒和重叠，完善政工业务拓扑图及关联关系表，实现同质业务的统一规范。第三步是明确管控策略，根据网公司经营型管控的定位，将各专业领域业务管控按照“负责型”“审批型”“指导型”“报备型”分别对号入座。第四步是制订统一规范策略，将业务事项的业务输出、流程步骤与要求及涉及的组织或人员职责按照“全网统一”“省内统一”“地市内统一”和“地市内不统一”四种策略进行分析。第五步是编制政治工作一体化业务管理规范性文件，即编制制度及业务指导书。

保障平台：科学搭建信息化系统

以信息化为手段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构建现代化的党建系统。当前，南方电网公司已经全面推广应用党建管理信息系统，该系统由基于Intranet技术的“1+2”工作板块构成，整个系统以一个党建信息平台为核心，辅以党建带团建、党建带群建两个专业平台共同构成。

作为政治工作业务规范高效运作的支撑手段，政治工作信息化建设要紧密结合业务需求，实现三个目标：一是全面承接政治工作业务制度规范和流程设计;二是绝对符合南方电网公司信息化的规划设计要求，实现数据的横向连接和纵向贯通;三是有效提升政治工作业务管理效率。

作为政治工作日常业务的管理手段，必须达到三个要求：一是建立基于党内统计和企业管理统计需求的数据库，即信息系统的基础数据，必须满足中央和地方党组织的统计需求和日常管理的统计需要。二是实现基于过程考核需求的管理功能，即做到目前倡导的以季度或月度为单位的过程考核。三是实现基于专项调查需要的扩展功能，能提供上级组织或公司管理需求的调查数据，如：党员的入党时间分布情况、党支部开展“”的情况。

政治科学范文第9篇

当时间推移到1984年时，有人专门作出统计，小说描述的“未来社会”中的100多件事情已经完全实现了。有人将《1984》当作科幻小说中的上乘之作，也有人视其为一部政治预言。

对未知事物充满好奇，是人类的天性。失去幻想，人类的进步将难以为继。正缘于此，人们总是在不断地期待新预言的诞生，而有一些人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或者基于自己的认识所限，则了一些现在看来十分可笑的预言，如1899年美国专利局局长查尔斯・杜埃尔预言“所有能够发明的都已经被发明了。”

1967年，三极管发明人、无线电之父李・弗雷斯特博士曾预言“无论将来科学如何发达，人类也不可能登陆月球”……这些所谓的“预言”都在实践中被一一击破。

真正的政治预言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得西方社会出现了三大政治预言：一是以卡特总统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撰写的《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为代表，断言共产主义将最终消亡；二是以日本裔美国著名学者福山所著《历史的终结》为代表，断言西式民主制度将一统天下；三是以1989年在华盛顿达成的拯救拉美危机的“华盛顿共识”为代表，断言新自由主义模式将成为全球的普遍模式。

20多年过去了，当这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在向纵深推进的过程中，对“三大预言”的怀疑之声此起彼伏。人们看到共产主义并没有灭亡，相反“中国模式”受到推崇，《资本论》在西方热销，人们形象地称“马克思又回来了”；西式民主制度并没有成为普世价值，相反其输出使伊拉克陷入泥潭、让阿富汗动荡不安、使乌克兰选举连连引发危机，福山本人也曾于2006年撰文反思自己当年的看法；“新自由主义”受到质疑，连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都说新自由主义是这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新浪网上关于“你认为‘三大预言’破灭了吗？”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人的回答是肯定的。

可以看到，这些预言的出炉并非缘自预言者的信口开河，在它们的背后也是一部部宏篇巨著，并经过了缜密的推理。而能判其真伪的，惟有时间！那么，政治预言与科学幻想，它们的界限到底在什么地方？但这个问题似乎并不好回答，正如本文开头所述，“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的《1984》，有人将其归为科幻小说，又有人将其当作政治预言。这不禁让人想起对美国著名科幻作家罗伯特・海因莱因的评价，其作品中所表达的到底是军国主义还是爱国主义？读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政治科学范文第10篇

马克思主义给关于政治和历史的科学带来的根本创新，在于证明不存在抽象的、固定不变的"人的本质"（这个概念当然起源于宗教思想和超验主义），人的本质无非是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用语文学和批评学方法来确认的历史事实。因此，必须把政治科学的具体内容（连同逻辑体系）视为发展着的有机体。不过应该看到，马基雅维利为政治问题指出的方向至今还受到争议和反驳，还没有成为"常识"（这个方向就是他的作品中潜在的主张，即政治是一种独立的活动，自身具有区别于道德与宗教的原则和规律——这个命题有着重大的哲学意义，因为它潜在地提出了一种道德和宗教观，即开创了一整套世界观）。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仅仅意味着在马基雅维利思想里已经萌发种种要素的那场知识和道德革命还没有发生，还没有成为民族文化的公开的和明显的形式吗？或者这只具有当前的政治意义，可以证明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的鸿沟，证明分属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两种文化的存在，证明统治阶级（例如教会）对于普通人民固有的态度，因为它既不愿成为孤家寡人，又必须让他们始终相信马基雅维利不过是魔鬼的化身？

这样就产生了马基雅维利对于他自己时代的意义的问题，以及他在自己的著作——特别是《君主论》——里所抱有的目的的问题。马基雅维利的学说，在他的时代，并不是纯粹的"纸上谈兵"，并不是与世隔离的思想家的专利品，并不是仅仅在入会者中传布的秘籍。马基雅维利的风格也不是中世纪和人文主义时代所常见的体系化论文作者的风格。相反，这是一种行动着并在鼓吹行动的人的风格，是政党"宣言"的风格。福斯科洛做出的"道德主义"解释肯定是错误的。但是，马基雅维利的确揭露了什么东西，而不仅仅是在用理论说明现实：可他是出于什么目的呢？是道德主义的目的还是政治的目的？人们总爱说：马基雅维利的政治行为准则"有人用没人说"；大政治家据说都是从咒骂马基雅维利并且自诩为反马基雅维利派起家的，但这只是为了能够"伪善地"运用他的准则。这么说来，马基雅维利不就够不上一个马基雅维利派了吗？不就成了一个贸然泄露天机的"明白人"了吗？这不是跟流行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讲的正好相反吗？

克罗齐断言马基雅维利主义是科学，所以一视同仁地既为反动派服务，也为民主派服务，就像剑术既有助于绅士，也有助于盗贼，既用于自卫，也用于杀戮；他断言我们应该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福斯科洛的评价。抽象地看，这是对的。马基雅维利自己说过，他所写的都是曾经被人运用过的东西，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一直在运用的东西；由此看来，他并没有打算开导那些明白人；他的风格并不是不偏不倚的科学活动的风格；我们也不能认为他是沿着哲学思辨的途径写出这篇政治科学论文的——试想它至今仍然招来了这么多反驳和敌意，那么当初，在这个独特的学科里，它的出现也应该是一个奇迹。版权所有

我们由此可以推想，马基雅维利真正考虑的是"那些不明白的人"，他的用意是要在政治上教育"那些不明白的人"。这种教育并不像福斯科洛看上去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消极的、痛恨暴君的政治教育，而是一种积极的教育，它教会人们为了达到某些目的，就必须承认某些必要的手段——哪怕是暴君的手段也在所不辞。生长在统治者世家的人，几乎自动地就带有现实主义政治家的特征，这是因为他的家庭环境给了他一整套复杂的教育，因为在这里支配一切的，只有王朝的或世袭的利益。那么，谁是"不明白的人"呢？是当时的革命阶级、意大利"人民"和"民族"、市民民主派，从他们中间产生了萨沃纳罗拉和皮耶罗·索得里尼，却产生不了卡斯特鲁乔和瓦伦蒂诺。可以认为，马基雅维利就是要劝说这些力量，使他们相信必须有一位不仅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知道怎样得到它的"领袖"，使他们满怀热情地接受这样的"领袖"，哪怕他的行为可能与当时人们普遍拥有的意识形态——宗教——相对立，或貌似对立。马基雅维利的这个立场如今对马克思主义再现了出来。必须再次成为"反马基雅维利派"，以发展出一套可以同时有助于斗争双方的政治理论和技巧。但是我们相信，这套理论和技巧最终将特别有助于"不明白"的那一方，因为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历史的进步力量。事实上，紧接着就会出现一个结果：建立在传统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统一被打破了；而只有这样，新兴力量才会意识到自身的独立个性。马基雅维利主义历来有助于提高保守统治集团的传统政治技巧，马克思主义同样如此；但这绝不能掩盖它在本质上的革命性。至今我们仍然可以感到这种革命性，而它也可以说明一切反马基雅维利主义产生的原因——从耶稣会士的反马基雅维利主义，到虔诚的帕斯夸莱·维拉里的反马基雅维利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