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法范文
时间：2023-03-02 07:29:50
增值税法范文第1篇
关键词:增值税;税收杠杆;税务筹划
中图分类号:F810.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9)04-0046-03
税务筹划主要是指在纳税行为发生之前,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通过对纳税人经营活动或投资行为等涉税事项做出的事先安排,以达到少纳税或递延纳税为目标的一系列谋划活动。税务筹划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纳税人对国家税法及有关税收经济政策的反馈行为,是对政府政策导向的正确性、有效性和国家现行税法完善性的检验。另一方面,国家可以通过对纳税人税务筹划行为的分析和判断,发现税制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完善税制,更好地发挥税收的宏观调控作用。作为流转税的增值税是企业缴纳的主体税种之一,涉及面广,影响力大,既是国家征税的重点,也是企业税务筹划的要点。为了进一步完善税制,发挥税收杠杆调控宏观经济合理、 快速发展的目的,2008年11月10日国务院颁布了新的增值税条例, 与之相配套,2008年12月15日财政部随之又颁布了新的增值税条例实施细则,并已于2009年1月1日开始实施。新的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通过规定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可以抵扣,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等措施加大了对企业投资和更新改造的扶持力度,同时通过加强对纳税人兼营行为的管理,取消废旧物资发票抵扣、来料加工进口设备免税等政策,严格税制设计,堵塞漏洞,对税务筹划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一、新增值税暂行条例的主要变化
与增值税的税务筹划相关,新修订的《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小规模纳税人的标准发生了变化。新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小规模纳税人的标准为:从事货物生产或者提供应税劳务的纳税人, 以及以从事货物生产或者提供应税劳务为主,并兼营货物批发或者零售的纳税人,年应税销售额在50万元以下(含)的(原为100万);除此以外的纳税人,年应税销售额在80万元以下的(原为180万)”。非企业性单位、不经常发生应税行为的企业可选择按小规模纳税人纳税。
2. 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由4%或6%降低为3%。
3. 对于纳税人兼营增值税非应税项目未分别核算的,由原来的“不分别核算或者不能准确核算的,其非应税劳务应与货物或应税劳务一并征收增值税”,改为“未分别核算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销售额”。
4. 对于销售自产货物并同时提供建筑业劳务的混合销售行为增加了“应当分别核算货物的销售额和非增值税应税劳务的营业额,并根据其销售货物的销售额计算缴纳增值税,非增值税应税劳务的营业额不缴纳增值税;未分别核算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货物的销售额”。
5. 全面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取消了购建固定资产不予抵扣增值税的相关税收政策。
6. 取消了销售废旧物资的免税和购进废旧物资抵扣10%的税收政策。
7. 来料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所需进口的设备不再免税。
8. 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适用免税规定的,可以放弃免税,依照条例的规定缴纳增值税。
9. 提高了个人纳税人的起征点。销售货物的,为月销售额2000~5000元;销售应税劳务的,为月销售额1500～3000元;按次纳税的,为每次(日)销售额150～200元。
10. 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规定发生了微调。
11. 延长了增值税的纳税期限。纳税期限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1个季度的规定。 纳税申报并结清上月应纳税款的期限由次月10日之内延长至15日之内。
二、增值税税务筹划的要点
增值税是对我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取得的货物或应税劳务的销售额,以及进口货物金额计算税款,并实行税款抵扣制度的一种税。根据增值税的特点,纳税人的税务筹划活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1. 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的税务筹划。根据无差别平衡点增值率及无差别平衡点抵扣率的计算,选择两类纳税人的类型。
2. 兼营、混合销售行为应纳税种的筹划。根据无差别平衡点增值率及无差别平衡点抵扣率的计算,通过调整销售额或营业额在全部经营收入中的比例等,选择应纳增值税还是营业税。
3. 销售税额的税务筹划。选择合理的销售方式、结算方式及销售价格,获得递延纳税的利益。
4. 进项税额的税务筹划。合理利用特殊项目进项税额抵扣的规定,获得税收利益;通过价格折让临界点的计算,合理选择供货方。
5. 税率的税务筹划。掌握低税率的适用范围,避免从高适用税率。
6. 出口退税的税务筹划。 运用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通过选择合理的经营方式、出口方式争取出口退税最大化等。
三、 新增值税条例及实施细则变化对增值税税务筹划的主要影响
(一)对纳税人税务筹划的影响
1.对增值税两类纳税人身份选择的影响。增值税纳税人分为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两类纳税人在税率、计税方法上有所不同,因此税负水平也不相同,从而为税务筹划提供了一定的空间。纳税人一般是通过计算无差别平衡点增值率或抵扣率来进行两类纳税人身份选择的税务筹划的。由于新的增值税法规定企业购进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可以抵扣,以及小规模纳税人的税率由原来的4%或6%降为3%,因此无差别平衡点增值率和抵扣率发生了变化,且其中的内涵与以前相比也大为不同, 纳税人在运用这种方法进行税务筹划时,需要根据新的无差别平衡点增值率或抵扣率进行选择和判断。具体变化情况见表1、表2。
2.对增值税纳税人与营业税纳税人身份选择的影响。(1)对兼营非应税劳务的影响。兼营非应税劳务,是指增值税纳税人在从事应税货物销售或者提供应税劳务的同时还从事非应税劳务,且从事的非应税劳务与某一项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的业务活动并无直接的联系或从属关系,即企业在其经营活动中,既涉及增值税应税项目,又涉及营业税应税项目。原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纳税人兼营非应税劳务的,应分别核算货物或应税劳务和非应税劳务的销售额,对货物和应税劳务的销售额按各自适用的税率征收增值税,对非应税劳务的销售额(即营业额)按适用的税率征收营业税。如果不分别核算或者不能准确核算货物或应税劳务销售额的,其非应税劳务应与货物或应税劳务一并征收增值税。这一征税规定说明在兼营行为中,对属于营业税范围的应税劳务,纳税人可以选择是否分开核算,并以此来选择是缴纳增值税还是营业税。一般情况下,营业税的纳税负担低于增值税,常用的税务筹划方法是将兼营业务分别核算, 以降低纳税支出。但当营业税税率为5%,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为4%时,则多采用合并核算的方法一并缴纳增值税,来达到降低税额的目的。新的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七条规定“纳税人兼营非增值税应税项目的,应分别核算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销售额和非增值税应税项目的营业额;未分别核算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销售额”, 且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降为了3%,等于或低于营业税税率。因此在新的税法条件下,这种筹划方法已不可行了。(2)对混合销售税务筹划的影响。混合销售是指一项销售行为既涉及增值税应税货物,又涉及非应税劳务。 原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零售的企业、企业性单位及个体经营者的混合销售行为,视为销售货物,应当征收增殖税;其他单位和个人的混合销售行为,视为销售非应税劳务,不征收增值税”。“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零售的企业、企业性单位及个体经营者,包括以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零售为主,并兼营非应税劳务的企业、企业性单位及个体经营者在内”。所谓的“以货物的生产、批发或零售为主,并兼营非应税劳务”,是指在纳税人的年货物销售额与非应税劳务营业额的总额中,年货物销售额或应税劳务的营业额超过50%, 非应税劳务营业额不到50%。 纳税人常通过调节应税货物销售额或应税劳务的营业额在总销售额(营业额)中的比例超过或低于50%,来选择缴纳增值税或营业税,达到少纳税的目的。由于新的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特别规定销售自产货物并同时提供建筑业劳务的混合销售行为未分别核算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货物的销售额。因此对于该混合销售行为通过上述措施从而进行增值税纳税人与营业税纳税人身份选择的筹划方法不再适用了,但对于其他混合销售行为,原纳税人筹划方法在实践中仍然是可行的。(3) 对增值税纳税人与营业税纳税人税负判别方法的影响。当增值税纳税人和营业税纳税人具有可选择性时,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通常采用与增值税两类纳税人身份选择相同的方法,即通过计算增值税和营业税的无差别平衡点增值率或抵扣率来进行判别和选择。由于新税法中,一般纳税人的税率和营业税税率均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因此这种判别方法仍然适用, 且平衡点也没有发生变化,具体情况见表3。由于在新的增值税暂行条例下,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统一降低为3%, 等于或低于营业税税率,增值税的税负是小于营业税税负的,所以运用税负判别法进行小规模纳税人和营业税纳税人身份选择的方法已经不再适用了。
(二)对计税依据税务筹划的影响
1. 对销项税额税务筹划的影响。 新增值税暂行条例,对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规定做了微调。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天;采取赊销和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无书面合同的或者书面合同没有约定收款日期的,为货物发出的当天;生产销售生产工期超过12个月的大型机械设备、船舶、飞机等货物,采取预收货款方式销售货物, 为收到预收款或者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总的来说,新的税法条款对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规定比以前更严格了,我们在合法进行税务筹划时,能晚开发票的尽量晚开发票,需要签订书面合同的,一定要签订书面合同,以便推迟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延迟纳税,获得最大的筹划效益。
2.对进项税额税收筹划的影响。(1)对运用废旧物资发票抵扣政策税务筹划的影响。在原增值税法条件下,废旧物资回收经营单位销售其收购的废旧物资免征增值税,生产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入废旧物资回收经营单位销售的废旧物资,可按照废旧物资回收经营单位开具的由税务机关监制的普通发票上注明的金额,按10%的比例计算抵扣进项税额。而生产企业自行收购的废旧物资, 其进项税额是不准抵扣的。因此在原增值税法下当生产企业为一般纳税人,且生产耗用的废旧物资比较多时,其税务筹划方法是自己成立一个回收公司,这样不仅可以按收购金额的10%抵扣进项税,还可以享受废旧物资回收经营单位销售其收购的废旧物资免征增值税的待遇。但是,新颁布的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家取消了销售废旧物资的免税和购进废旧物资抵扣10%的税收政策。废旧物资回收发票不再作为抵扣凭证,所以这种筹划方法已不再适用了。(2) 对供货方选择税务筹划的影响。对于小规模纳税人来说, 不管供货方是一般纳税人还是小规模纳税人,也不管对方能不能提供增值税发票,由于不实行抵扣税制,均不能抵扣,因此在采购时,只要比较一下供货方的含税价格,从中选择价格较低的一方即可。但对于一般纳税人来说,如果供货方是一般纳税人, 可提供增值税发票, 按17%或13%抵扣,而若供货方是小规模纳税人,则不能进行抵扣或只能按6%或4%抵扣。 为了弥补因不能取得专用发票不能抵扣或抵扣率太低而产生的损失,一般纳税人必然要求小规模纳税人在价格上给予一定程度的优惠。此时,一般纳税人常采用价格折让临界点的方法进行税务筹划,当供货价格高于价格折让临界点时,选择从一般纳税人进货;当低于价格折让临界点时,选择从小规模纳税人进货。在新增值税暂行条例下,由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由6%和4%降低为3%,所以一般纳税人通过价格折让点选择供货方的筹划方法虽然仍然适用,但是价格临界点发生了变化,具体情况见表4。
(三)对来料加工与进料加工方式选择税务筹划的影响
在原增值税法下,来料加工是免税的,而进料加工采用的是免抵退税方法,同样的贸易往来业务,在这两种加工方式下的税务效果是不一样的。 对于退税率比较高的产品,一般采用进料加工的方式,可以获得较高的退税额,而对于利润比较高的产品则采用来料加工的方式。新的增值税法规定来料加工不再免税,因此这种税务筹划的方法也不适用了。
(四)对其他方面税务筹划的影响
1. 对运用纳税期限进行税务筹划的影响。新增值税暂行条例,对于纳税期限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1个季度的规定。纳税申报并结清上月应纳税款的期限由次月10日内延长至15日之内。因此该税法条款对税务筹划的启示是:要充分运用新条款的规定,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尽量延迟纳税,获得最大的运用税金时间价值的筹划收益。
2. 对运用税收优惠条款税务筹划的影响。(1) 合理运用起征点。新增值税法提高了个人纳税人的起征点。销售货物的,为月销售额2000～5000元;销售应税劳务的,为月销售额1500～3000元;按次纳税的,为每次(日)销售额150～200元。对于小本经营的个人纳税人,应合理调节月(日)销售额或营业额,尽量控制在起征点以内,以避免纳税,合理运用新的税法条款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达到最佳的经营效益。(2)考虑放弃免税优惠。纳税人如果购入的是免税产品,除免税农产品可按13%抵扣外,其他均不得抵扣进项税额。这样该环节的销项税额实际上成了应缴税额,税负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如果本环节是生产免税产品,产品销售时免征增值税,但不能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可能影响企业的产品销售,而其进项税额又不能抵扣。因此,若企业处于中间环节,要根据获利情况和销售等因素考虑是否需要申请免税,如果免税后既影响销售,又不能抵扣进项税额,不如放弃免税优惠。
总之,税务筹划具有合法性、预见性、收益性,同时也有风险性、实效性,它会随国家税收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纳税人在熟悉和充分运用税法保护自己权益的同时,一定要密切关注国家税收政策的变化,以使自己的筹划方案随时更新,适应国家的税收政策,避免不必要的风险,获得最优的筹划收益。
参考文献:
[1]计金标. 税收筹划[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增值税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增值税法；企业；纳税筹划
中图分类号：F81 文献标识码：A
一、对增值税及纳税筹划的界定
(一)对增值税的界定。增值税是对在我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企业单位和个人，就其货物销售或提供劳务的增值额和货物进口金额为征税对象所课征的一种流转税。根据对外购固定资产所含税金扣除方式的不同，增值税制分为生产型、收入型和消费型三种类型。我国目前实行的是消费型增值税。
(二)对纳税筹划的界定。由于纳税筹划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目前对纳税筹划的定义并不统一，但是其内涵是基本一致的：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为达到减轻税收负担和实现税收零风险的目的，在税法所允许的范围内，对企业的经营、投资、理财、组织、交易等各项活动进行事先安排的过程。纳税筹划包括节税和避税两个方面的内容。
二、新增值税法下纳税筹划的具体措施
(一)企业设立的增值税纳税筹划
1、企业组织形式选择的筹划。不同类型的企业所享受的增值税优惠政策不同，其承担的税负也有所不同，可以通过选择特殊的企业组织形式来减轻税负。如，企业以高新技术企业的名义，在高新技术开发区设立保税仓库、保税工厂，从而可按进料加工的有关规定，享受免征增值税的优惠。
2、企业纳税人身份选择的筹划。增值税对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差别待遇，为小规模纳税人与一般纳税人进行纳税筹划提供了可能性。通常认为，由于一般纳税人可抵扣进项税额，因而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重于一般纳税人。但实际并不尽然。若小规模纳税人转化为一般纳税人反而交税更多的话就适得其反了。可以通过运用无差别平衡点和净现金流量最大化理论进行纳税筹划。(表1)
在无差别平衡点上，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相同；当增值率低于无差别平衡点时，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重于一般纳税人；当增值率高于平衡点时，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轻于一般纳税人。
(二)企业采购活动的增值税纳税筹划
1、选择恰当的购货时间。采购时间往往具有不确定性，但市场是变化的，企业采购所支付的价格也可能受到供求关系的巨大影响，因此选择恰当的购货时间对企业的纳税筹划有很大帮助。筹划时，首先必须注意适应市场的供求关系，充分利用市场的供求关系为自身谋取利益，在保证正常生产的条件下选择供大于求时购货，压低产品的采购价格来转嫁税负，实现逆转型税负转嫁。另外，在确定购货时间时还应注意物价上涨指数，如果市场上出现通货膨胀现象，而且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恢复，那么尽早购进才是上策。
2、合理安排购进货物入库时间的筹划。我国税法规定，企业购进货物实行购进扣税法，即工业生产企业购进货物在验收入库后，方能申报抵扣，计入当期的进项税额。增值税实行购进扣税法为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延缓纳税创造了条件，延缓纳税虽不能减少企业的应纳税额，但纳税期的推迟可以使企业无偿使用这笔款项而不必支付利息，对企业来说等于降低了税收负担；同时，延期纳税有利于企业资金的周转，节省了利息支出，还可以使企业享受通货膨胀带来的好处。例如，企业通过合理安排货物的入库时间，将货物尽可能在月底或年底入库，就能延缓当月或当期的应纳税款。
(三)企业销售活动的增值税纳税筹划
1、兼营业务的增值税纳税筹划。兼营是指纳税人除主营业务外，还从事其他各项业务。《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兼营不同税率的货物或应税劳务，在取得收入后，应分别如实记账，按其所适用的不同税率各自计算应纳税额。未分别核算的，从高适用税率。兼营非应税劳务的，应分别核算货物或应税劳务和非应税劳务的销售额，不分别核算或者不能准确核算的，其非应税劳务应与货物或应税劳务一并征收增值税，即货物或应税劳务和非应税劳务的销售额若能分开核算的，则分别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不能分开核算的，一并征收增值税，不征收营业税。上述规定对一般纳税人来说无疑应该分开核算以减少纳税，但若对小规模纳税人来说，其从事非增值税应税劳务适用营业税率为3％，其不分开核算没有什么影响，而从事非增值税应税劳务适用营业税率为5％，则不分开核算反而更有利，因为增值税征收率按新规定只有3％，而营业税率却为5％。但税务机关在征税时可能会考虑这种特殊情况而采取变通的方法，征收营业税而不征收增值税，所以不管是一般纳税人还是小规模纳税人还是分开核算的好。
2、混合销售行为的纳税筹划。混合销售行为原则上依据纳税人的“经营主业”判断是征增值税，还是征营业税。在纳税人年货物销售额与非应税劳务营业额的合计数中，若年货物销售额超过50％，则征增值税；若年非应税劳务营业额超过50％，征营业税(根据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销售自产货物并同时提供建筑业劳务的行为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除外)。由于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税率一般为17％，而营业税税率为5％或3％，所以若能使混合销售行为中的非应税劳务不缴纳增值税而缴纳营业税便达到目的了。
三、结束语
增值税法范文第3篇
关键词：增值税 转型 税收筹划
一、增值税转型概述
(一)增值税的概念
增值税是对从事销售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从事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取得的增值额为征税对象的一种税。从计税原理上说，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
(二)增值税的类型
消费型增值税，是指允许纳税人从本期销项税额中抵扣用于生产经营的固定资产的全部进项税额；收入型增值税，只允许纳税人从本期销项税额中抵扣用于生产经营固定资产的当期折旧价值额的进项税额；生产型增值税，不允许纳税人从本期销项税额中抵扣购入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
(三)新增值税法改革
为进一步完善税制，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国务院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并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此暂行条例于2008年11月5日经国务院第3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于11月10日以国务院令第538号公布，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增值税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允许企业抵扣新购人设备所含的增值税：二是取消进口设备免征增值税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政策；三是将现行工业和商业小规模纳税人销售额标准分别从100万元和180万元降为50万元和80万元，同时，将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统一调低至3％等等；四是将矿产品增值税税率恢复到17％；五是与营业税实施细则衔接，明确混合销售行为和兼营行为的销售额划分问题；六是根据现行税收政策和征管需要。对部分条款进行补充或修订。
二、新增值税法筹划措施
(一)利用纳税人身份进行增值税税收筹划
我国增值税将纳税人按其经营规模及会计核算健全与否划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对一般纳税人实行凭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的制度，对小规模纳税人，在新税法下，征收率降低为3％，而购进货物进项税不能抵扣。那么，增值税税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计算两类纳税人的税负平衡点，通过税负平衡点，就可以合理合法地选择税负较轻的增值税纳税人身份。各种税负均衡点如下表：
例 物资批发企业年销售收入300万元(不含税)，会计制度也比较健全，符合作为一般纳税人条件，适用17％税率。该企业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占销项税额的60％。
这种情况应纳增值税额为20.4万元[300-(300*60％)*17％]。
由无差别平衡点增值率可知，企业的增值率为40％>无差别平衡点增值率17.65％，企业选择作小规模纳税人税负较轻。因此可以将该企业分设为两个批发企业，各自作为独立核算单位，一分为二后的两个单位年应税销售额分别为160万元和140万元，那么两者就都符合小规模纳税人的条件，可使用3％的征收率，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缴纳增值税4.8万元和4.2万元，显然，划分为小核算单位后，作为小规模纳税人，可较一般纳税人减轻税负11.4万元。
(二)兼营和混合销售行为的税收筹划
(I)兼营的纳税筹划
兼营是指纳税人既销售增值税的应税货物或提供增值税应税劳务，同时还从事营业税的应税劳务，并且这两项经营活动间并无直接的联系和从属关系。税法规定对兼营行为的征税办法是，纳税人若能分开核算的，则分开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不能分开核算的。一并征收增值税，不征营业税。如果增值税的纳税人为加强售后服务或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涉足营业税的征税范围，提供营业税的应税劳务，若该企业是一般纳税人，因为提供应税劳务时。可以得到的允许抵扣进项税额也就少，所以选择分开核算有利；若该企业是小规模纳税人，则要比较一下增值税的含税征收率和该企业所使用的营业税税率，如果企业所使用的营业税税率高于增值税的含税征收率，选择不分开核算有利。
(2)混合销售的纳税筹划
纳税人在进行筹划时，主要是对比一下增值税和营业税税负的高低，然后选择低税负的税种。同样也采取增值率判别法。
由此可计算出各种税负平衡点如下表：
如果在营业中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小于税负平衡点。那么就应该交纳营业税，进行企业的组织结构分离；相反的话，就应该交纳增值税，保持企业原有的组织形式。
例 某建筑装饰公司销售建筑材料，并代顾客装修。2008年度。该公司取得装修工程总收人为1200万元。该公司为装修购进材料支付款项936万元(价款800万元，增值税税款136万元)。该公司适用增值税税率17％，装饰工程适用的营业税税率为3％，判别该公司缴纳什么税种合算?
增值率=(1200-936)／1200=22％>无差别平衡点增值率20.65％
因此企业应该选择缴纳营业税，可节税[1200／(1+17％)*17％-136]-1200*3％=2.36万元
(三)销售方式的税收筹划
许多企业为了扩大销售、吸引顾客、增加自身的知名度会进行各种促销活动，一般情况下，商业企业的促销方式有：折扣销售、销售折扣、销售折让、还本销售、以旧换新、以物易物等。在促销方案的选择中，企业除了考虑销售方式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外，还要考虑纳税金额的高低是否加重企业的税收负担，综合考虑两方面的因素，才能作出对企业最有利的选择，做好税收筹划。
(四)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
利用国家对废旧物资的收购政策进行筹划；利用起征点的优惠政策进行筹划；利用出口退税免税政策进行筹划等税收优惠筹划。
(五)利用运费进行的筹划
一般纳税人外购货物和销售货物所支付的运输费用，准予按运费结算单据所列运费7％的扣除率计算抵扣进项税额。运输公司从事运输业需缴纳营业税。企业一般都有自己的运输部门。可按车辆可抵扣物耗金额(汽油、维修费以及其他费用等等)的17％作为可以抵扣的进项税。若车辆可抵扣物耗金额比较小的话，其可以抵扣的进项税就更小了。此时我们可以考虑把运输部门分立出来设立运输子公司，这样虽然需按运费的3％缴纳营业税。但也可按运费的7％作为可抵扣的进项税，两者一抵即相当于可按运费的4％来抵税。若运费x4％>可抵扣物耗金额x17％，则把运输部门分立出来设立运输子公司可节税
(六)增值税纳税期递延的筹划
增值税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增值税;纳税筹划;原则;价值最大化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依据我国现行流转税制,增值税属于价外税。在产品的生产销售的增值链条上,增值税逐环节转嫁,并由最终消费者承担。表面看来,增值税不会对这些生产和销售企业产生影响,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一、纳税筹划及其原则
增值税是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取得的货物或应税劳务销售额,以及进口货物金额计算税款,并实行税款抵扣制度的一种流转税。增值税的税基广阔,具有不重复征收的特点。
纳税筹划是指在符合税法精神的前提下,纳税人利用税法的特定条款和规定,并借助一定的方法和技术,通过对尚未发生或已发生的应税行为进行合理的筹划和安排,从而在实现降低纳税成本和纳税风险的基础上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活动。
纳税筹划是为了同时达到两个目的:减轻税收负担和实现税收零风险。如果企业开展纳税筹划活动后,没有减轻税收负担,那么其纳税筹划是失败的;但如果企业在减轻税收负担的同时,税收风险却大幅度提升,其纳税筹划活动同样不能成功,而且纳税筹划需要企业在税法所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组织、交易等各项活动进行事先的合理安排。很显然,纳税筹划是企业一个最基本的经济行为。
纳税筹划主要遵循的原则有合法性原则、事先性原则、成本效益原则、重要性原则等,纳税筹划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进行。
二、关于纳税人身份选择的纳税筹划
税法上,增值税的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两者的征收方法、税率(征收率)存在一定的区别,导致税负和利润也存在差异。从进项税额来看,一般纳税人享有税款抵扣;而小规模纳税人进项税款支出只能计入企业成本,但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的税负。从销售看,购货方可以凭从一般纳税人处取得的有效发票抵扣进项税额;但是对于不能抵扣进项的购货方和最终消费者,宁愿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买,因为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低,所以售价一般也较低,这样会对两者的销售情况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高低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采用增值率筹划法、抵扣率筹划法或成本利润率筹划来确定两类纳税人的税负平衡点。通过税负平衡点的计算。企业可以合理合法地选择税负较轻的增值税纳税人身份。另外,在利用纳税人身份进行增值税税务筹划时,不仅需要把握两类纳税人的认定条件,降低涉税风险,还要兼顾企业成本效益原则,考虑其他方面的成本和非货币损益等。
三、增值税销售方式选择的纳税筹划
在企业的销售活动中,为了达到促销的目的,往往采取诸如打折、买一送一或买十送一等多种多样的销售方式。这里仅就打折销售和赠送实物做一下比较。
折扣销售是指销货方在销售货物或应税劳务时,因购货方购货数量较大等原因,而给予购货方的价格优惠,如购买10件该产品,给予价格折扣10%,购买20件该产品,给予价格折扣20%等。由于折扣是在实现销售时同时发生的,因此,税法规定: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可按折扣后的余额作为销售额计算增值税;而采取实物折扣的销售方式,其实质是将货物无偿赠送他人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四条规定,将货物无偿赠送他人,无论赠送的货物是自己生产的还是委托他人加工的或购进的,均应视同销售货物计算缴纳增值税。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采取实物折扣方法销售货物,折扣的实物不论会计上如何处理,均应按规定视同销售计算缴纳增值税。因此,为了减少增值税的纳税支出,企业应将实物赠送改为打折销售。
企业在选择方案时,除了考虑增值税的税负外,还应考虑其他各税的负担情况,如赠送实物或现金,还要由商家代缴个人所得税,对其获得的利润还要上缴所得税等等。只有进行综合全面地筹划,才能使企业降低税收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
四、混合销售行为的税收筹划
税法对混合销售行为,是按“经营主业”来确定征税的,只选择一个税种:增值税或营业税。在实际经营活动中,企业的兼营和混合销售往往同时进行,在税收筹划时,如果企业选择缴纳增值税,只要使应税货物的销售额占到总销售额的50%以上;如果企业选择缴纳营业税,只要使应税劳务占到总销售额50%以上。也就是企业完全可以通过控制应税货物和应税劳务的所占比例,来达到选择作为低税负税种的纳税人的目的。
企业可以通过变更“经营主业”来选择税负较轻的税种。但在实际业务中,有些企业却不能轻易地变更经营主业,这就要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来调整经营范围或核算方式,规避增值税的缴纳。
五、兼营行为的税收筹划
在增值税的兼营行为中,同一税种税率不同,无论是否分开核算都要征收增值税,没有筹划的余地;而对于不同税种的兼营,即对营业税的各种劳务的兼营,企业可以选择是否分开核算,来确定是缴纳增值税还是营业税。
缴纳增值税的企业,如果该企业是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因为提供应税劳务时,可以得到的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少,所以选择分开核算分别纳税有利;如果该企业是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则要比较一下增值税的含税征收率和该企业适用的营业税税率,若企业所适用的营业税的税率高于增值税的含税征收率,选择不分开核算有利。
缴纳营业税的企业。由于企业原来是营业税纳税人,转而从事增值税的货物销售或劳务提供时,一般是按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方式来征税,这与小规模纳税人提供营业税的应税劳务的筹划方法一样。
六、延缓纳税方式的筹划
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的时间和结算方式紧密联系,不同的结算方式意味着资金的流入时间不同,税法对销售收入时间的确定与现实中资金的流入有出入。《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一是采取直接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不论货物是否发出,均为收到销售额或取得索取销售额的凭据,并将提货单交给买方的当天;二是采取托收承付和委托银行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为发出货物并办妥托收手续的当天;三是采取赊销和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为按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四是采取预收货款方式销售货物,为货物发出的当天;五是委托其他纳税人代销货物,为收到代销单位销售的代销清单的当天;六是销售应税劳务,为提供劳务同时收讫销售额或取得索取销售额的凭据的当天;七是纳税人视同销售货物行为为货物移送的当天。
企业在选择销售结算方式与时间时,可考虑的纳税筹划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尽量采取有利于本企业的结算方式,如预收货款比现货销售好,现货销售比赊销好。但有一点必须明确:采取何种结算方式并不仅仅从纳税筹划的角度来考虑,更重要的是由公司的销售战略来决定。如果赊销或者赊销期限的延长能够使销售量大增,以致于抵消赊销占用的资金所带来的埙失,则应该采取赊销政策或延长赊销期限。
第二,尽量延后纳税的时间或使现金流入时间与纳税时间匹配。采取赊销和分期付款结算方式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销售合同规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采取预收账款结算方式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发出货物的当天;采取托收承付或委托银行收款方式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发出货物并办妥托收手续的当天等。
事实上,增值税税务筹划所涉及的方面还有很多,本文仅从以上几个方面做了简单的讨论。需要注意的是,企业对增值税进行税务筹划必须依据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结合自身的具体情况,同时考虑到对其他税种税负的影响,有时还要与企业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做到整体税务筹划,以达到整体降低成本、获取收益的目的。最后,还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企业对增值税进行税务筹划,应事先得到税务机关的批准与认可,以降低税务筹划风险,获得正当的节税效益。
增值税法范文第5篇
一、增值税转型后税法内容的变化
（一）界定了增值税转型的区域和固定资产的范围自2009年1月1日起，在维持现行增值税税率不变的前提下，允许全国范围内（不分地区和行业）的所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抵扣其新购进设备所含的进项税额，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结转下期继续抵扣。增值税征税范围中的固定资产是指使用期限超过12个月的机器、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他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设备、工具、器具。房屋、建筑物等不动产不能纳入增值税的抵扣范围。为预防出现税收漏洞，与企业技术更新无关，且容易混为个人消费的应征消费税的小汽车、摩托车和游艇也不能纳入增值税的抵扣范围。
（二）调整增值税税率和征收率 （1）调整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为了促进中小企业摆脱经济困境，同时便于税务机关操作，新的增值税条例对小规模纳税人不再设置工业和商业两档税率征收，将征收率统一降到3%，同时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和相关规定进行了调整，一是将过去的小规模纳税人的销售额标准分别从100万元和180万元降为50万元和80万元，二是将过去年应税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个人、非企业性单位、不经常发生应税行为的企业统一按小规模纳税人的纳税的规定，调整为年应税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其他个人继续小规模纳税人纳税，而非企业性单位、不经常发生应税行为的企业可以自行选择是否按小规模纳税人纳税。（2）恢复矿产品的增值税税率。增值税转型改革后，矿山企业外购设备将纳入进项税额的抵扣范围，整体税负将有所下降，为公平税负，规范税制，促进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需要将金属矿、非金属矿采选产品的增值税税率由13%恢复到17％。这里所称金属矿采选产品包括黑色和有色金属矿采选产品，非金属矿采选产品包括除金属矿采选产品以外的非金属矿采选产品、煤炭和盐。食用盐和居民用煤炭制品仍适用13%的增值税税率。提高矿产品增值税税率以后，因下个环节可抵扣的进项税额相应增加，最终产品所含的增值税在总量上并不会增加或减少，只是税负在上下环节之间会发生一定转移，在总量上财政并不因此增加或减少收入。
（三）调整税务处理办法（1）调整了兼营行为的税务处理办法。原有政策规定，纳税人兼营销售货物、增值税应税劳务和营业税应税劳务应分别核算销售额和营业额，不分别核算或不能准确核算的，应一并征收增值税。但在执行中，对于此种情形，容易出现增值税和营业税重复征收的问题，给纳税人产生额外负担。此次修订，将这一规定改为，未分别核算的，由主管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分别核定货物、增值税应税劳务的销售额和营业税应税劳务的营业额。（2）调整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的税务处理办法。自2009年1月1日起，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以下简称已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应区分不同情形征收增值税：一是销售自己使用过的2009年1月1日以后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产，按照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二是2008年12月31日以前未纳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的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2008年12月31日以前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产，按照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三是2008年12月31日以前已纳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的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在本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以前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产，按照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在本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以后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产，按照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
（四）调整税收优惠政策作为增值税转型改革的配套措施，相应取消进口设备增值税免税政策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政策。转型改革后，企业购买设备，不论是否进口，其进项税额均可以抵扣，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一样能得到抵扣。
（五）其他变化一是非正常损失的范围缩小。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及相关的应税劳务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这里所称的非正常损失，只限于因管理不善造成被盗、丢失、霉烂变质的损失。而属于非正常损失中的自然灾害损失则允许作为进项税额抵扣。二是延长纳税期限。增值税转型后，将增值税纳税期限由10天延长到15天，减少了纳税人等候的时间，提高了纳税服务水平。由于增值税转型后，购置固定资产的进项税允许全额抵扣，避免了以前将可抵扣购进货物和劳务与不可抵扣购进货物和劳务分开的复杂审查，降低征收和纳税成本，提高了征管的效率。
二、增值税转型后的会计处理
（一）购进生产设备企业购进的生产设备主要分为需要安装和不需要安装两种情况。
（1）购进不需要安装的生产设备。
［例1］2010年1月18日，A公司购入一台不需要安装的生产设备，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设备价款为100万元，增值税税额为17万元，发生运输费6000元，款项全部付清。假定不考虑其他相关税费。A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借：固定资产 100558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70420
贷：银行存款 1176000
本例中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为170000+6000×7%=170420（元）
（2）购进需要安装的生产设备。
［例2］2010年2月5日，B公司购入一台需要安装的生产用机器设备，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设备价款为120万元，增值税税额为20.4万元，支付的运输费为4000元，款项已通过银行支付；安装设备时，领用本公司原材料一批，价值3万元，购进该批原材料时支付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为5100元，支付安装工人的工资为5200元。假定不考虑其他相关税费。B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支付设备价款、增值税、运输费
借：在建工程 120372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204280
贷：银行存款 1408000
领用本公司原材料、支付安装工人工资
借：在建工程 35200
贷：原材料 30000
应付职工薪酬5200
设备安装完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借：固定资产 1238920
贷：在建工程 1238920
本例中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为204000+4000×7%=204280（元），在消费型增值税征税模式下，领用原材料安装设备所涉及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可以抵扣，不用转出。
（二）以其他方式取得生产设备 购进此外其他方式取得的生产设备主要接受捐赠，按照投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重现等。
（1）接受捐赠的生产设备。
［例3］2010年3月10日，C公司接受M公司捐赠的一台生产设备，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设备价款为150万元，增值税税额为25.5万元。C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借：固定资产15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255000
贷：营业外收入1755000
（2）接受投资者投入的生产设备。
［例4］2010年5月20日，D公司接受投资者投入的一台生产设备，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设备价款为80万元，增值税税额为13.6万元。D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借：固定资产8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36000
贷：实收资本936000
（3）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取得生产设备。
［例5］M公司以生产的钢材换入N公司的一台设备，钢材的账面价值为80万元，设备原值为100万元，累计折旧为15万元。钢材的公允价值为100万元，设备的公允价值为100万元。M公司和N公司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均为17%，计税价格等于公允价值。M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借：固定资产10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7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10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70000
借：主营业务成本800000
贷：库存商品800000
（4）债务重组取得生产设备。
［例6］P公司于2009年1月1日销售给W公司一批材料，价值40万元，增值税额6.8万元。按购销合同约定，W公司应于2009年10月31日前支付款项，但至2010年3月31日W公司尚未支付款项。由于W公司发生财务困难，短期内不能支付款项。2010年4月3日，经过协商，P公司同意W公司以一台设备偿还债务。该项设备的账面原价为35万元，已提折旧5万元，设备的公允价值为36万元。P公司对该项应收账款提取坏账准备2万元。设备已于2010年5月9日运抵P公司。P公司和W公司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均为17%，计税价格等于公允价值。P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借：固定资产36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61200
坏账准备20000
营业外支出26800
贷：应收账款468000
（三）生产设备改变用途如企业将原用于生产的设备改用于工程建设项目。
［例7］2010年7月1日，甲公司将2009年6月16日购入的一台生产设备，用于本企业的厂房改扩建工程，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增值税额为1.7万元，该生产设备原值10万元，已计提折旧2万元。甲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借：固定资产――在建工程使用97000
累计折旧20000
贷：固定资产――生产用1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17000
（四）生产设备发生非正常损失 企业生产设备因自然成被盗等原因损失。
［例8］2010年6月9日，乙公司的一台生产设备因为管理不善被盗。该设备系乙公司在2009年12月7日购入，已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税额为1.7万元，账面原值10万元，已提折旧1万元。乙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借：固定资产清理 105300
累计折旧 10000
贷：固定资产 1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15300
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固定资产净值×适用税率 = （100000-
10000）×17%=15300（元）
（五）工程物资用于更新改造生产线 企业购进专用材料用于更新改造生产线设备等。
［例9］2010年4月8日，丙公司购入一批工程物资用于更新改造线。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价款为10万元，增值税税额为1.7万元。款项已全部支付。丙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借：工程物资1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7000
贷：银行存款117000
如果工程物资用于建造厂房，则进项税额不可以抵扣。
［本文系李朝红主持的云南省教育厅2009年度科学研究基金一般项目“增值税转型的影响分析”（项目编号09Y0298）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国务院令第538号：《增值税暂行条例》，2009年1月1日实施。
增值税法范文第6篇
囿于我国宪法学界对税收这一反映国家与公民根本关系领域的长久忽视，不仅使得宪法学尚失了其在财税问题上应有的发言权，而且也使得脱离了宪法上制度正义性考虑的税收部门法学多年来依附于经济学研究成果，形成了重于经济效率分析、轻于权利义务定位的学术品质，并最终阻碍了在国内建立一个合乎正义的税收体制及其所保障的国家公权力的合法运行。基于此，国家意欲对增值税大刀阔斧的改革大背景下，笔者拟以“宪法学税收正义”为视角，在对增值税的改革中渗入宪法学税收正义的理论，尝试性的在理论上构筑财税宪法体系的雏形，从而使税收（增值税）背后所隐藏的公权力能够服庸于法律的治理、驯服于宪法的怀抱。更为直观的是可以解决我国现行增值税制度存在的诸如税负不公等问题。
就我国现行税收制度从课税权展开评述，以揭示期间所呈现的巨大制度落差，并非完全来源于制度建设本身的滞后性，而更在于公权力缺乏对个人权利予以尊重和敬畏以及权利制衡观念上的滞后性。我国目前的课税权方面为行政主导的税收立法体制。经人民同意由代议机关代表纳税人掌握国家的钱袋子是西方各国实现税之正义的普遍制度安排和宪法通例，而依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之相关规定，我国《宪法》第56条纳税义务条款也原则性的作出了上述“税收法定主义”之制度安排。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人大所享有的税收立法专有权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长期虚职的状态，课税立法权几乎全部被行政机关“越俎代庖”。目前我国税收法律条文有80%以上是由国务院根据人大授权以条例、暂行规定等行政法规的形式颁布的，甚至一些实施细则之类的制定权还被下放到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更低层次的政府部门。据不完全统计，国务院制定了三十部有关税收的行政法规，财政部、税务总局及海关等财政部门制定了五十余部有关税收的行政规章，另外还有五千多个行政部门的税务通告，从而使整个财政法律体系呈现严重结构失衡的状态。严重损害了税法的统一性、稳定性、明确性和简约型。无疑，此种事关大多数纳税主体权利义务的税收规范并非由代表全体纳税人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行政机关成了制定税收要素主体的现状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我国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增值税在我国税收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占每年的税收入的近30%。然而几十年来我国对该税的规制却一直为行政法规层面的暂行条列，更有学者这样描述《增值税暂行条例》为史上发挥效力时间最长的暂行规定。我国税法立法的滞后性已严重阻碍了税收事业的发展和严重损坏了税收事业的严肃性及其稳定性，因此加大对我国税收立法的形势迫在眉睫。但是税收立法的建设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工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要分步骤、有阶段性的实施。针对我国目前的状况及增值税所处的地位及目前的立法窘况，可以对其立法的工作先行一步。而引入税收正义的精神是现行增值税立法得以完善的重要保障，更是我国税收立法浩瀚工程中向前迈出的坚实而有标榜性的一步。
二、增值税立法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我国自1994年全面实行增值税税制以来，对于组织财政收入、避免重复征税、提高企业竞争力起到了积极作用，已成为我国税收体系中的主体税种。特别是2009年开始的增值税转型改革，对于消除重复征税因素、降低纳税人税收负担、促进纳税人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增值税税制中还存在一些诸如违反立法程序、制订出的法律级次过低、征收范围较窄等问题。
（一）增值税立法程序有违税收正义的精神，立法级次过低
在现行的税收法律体系中，只有《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税收征管法》等以正式法律的形式颁布实施，其余有关税收规范性文件都未经全国人大立法，而是以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的形式颁布。增值税收入虽是我国税收及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但这一税种的征缴却一直无“法”可依，目前凭籍的仍是国务院颁布的《增值税暂行条例》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的《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由于我国不同级次的法律具有不同的法律效力，增值税相关规范性文件未上升为法律，在法律适用上就会影响到其优先适用性和权威性。我国增值税现行规范性文件大部分是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部门规章的形式颁布，由于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法律级次相同，在各自范围内独立适用，一旦两者在内容上发生冲突，就会产生法律适用问题。根据规定，如果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相冲突，在法的适用上由国务院进行裁决；如果部门规章与地方性法规相冲突，报国务院裁决，如果国务院裁决适用地方性法规，则适用地方性法规，如果国务院裁定适用部门规章，则裁定不能马上生效，还要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最终裁决。这就在法律适用上对增值税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和权威性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另外在增值税行政法规的制定过程中没有人民的参与和广泛的讨论，只是在形式上进行了地方调研，因此制定出的法规可操作性与稳定性差，法律漏洞频繁，而国务院又错误的授权于财政部、国税总局进行漏洞修正，严重违反了《立法法》的规定，损害了税法的严肃性，降低了其稳定性，最终危害了国家的权威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
（二）增值税征收范围过窄
我国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确立了对货物和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征收增值税，对其他劳务和无形资产、不动产征收营业税，形成了增值税和营业税两税并存的格局，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新的经济形态不断出现，货物和劳务的界限日趋模糊，增值税和营业税并存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日益突出。虽然国家有所动作，于2011年出台《营业税该征增值税试点方案》（财税【2011】110号），但改革步伐不够快、不够彻底，相关改革文件的级别较低，目前的紧迫形势不允许在原来的基础上缝缝补补，应该打破原来的框架，进行彻底的革新，才是解决根本矛盾、一劳永逸之策。因此面对此次的增值税立法改革，引入“税收正义”理论的精神，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广泛而深入的考虑，纳入社会各方的意见与建议，施用正当的立法程序，制订出具有稳固性，对增值税具有长久使用效率的法律。摒除现行增值税行政法规的不合理性改革营业税，将之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已成当务之急。增值税与营业税并存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货物销售和劳务提供实际上都存在重复征税。营业税主要按营业额全额征税，货物生产需要消耗劳务和其他货物，劳务提供也需要消耗货物和其他劳务，因此，货物销售和劳务提供实际上都存在重复征税。在市场化程度日益加深、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今天，重复征税无疑不利于社会分工，也不利于市场公平。特别是在目前增值税归国税部门管理，营业税归地税部门管理的情况下，两税并存还造成了许多征管方面的矛盾。2、部分行业税负过重。例如现行营业税对服务业原则上按营业额全额征收，使服务业税负过重，而且重复征税的弊端容易阻碍新兴服务业如现代物流业等的发展。目前在我国，一方面是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偏低，另一方面是服务业税负过重。显然服务业税负过重制约了其发展，现行的营业税制度无疑是造成服务业税负过重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需要大力发展服务业，不仅是创造就业，稳定社会的需要，更是促进产业升级、优化经济结构的需要。2007年国务院了《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7号），要求从财税、信贷、土地和价格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体系。改变对服务业的征税方式，将其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统一征税，是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有效途径。3、削弱了国际市场竞争力。增值税、营业税两税并存，重复征税，不利于对货物和劳务实行零税率，制约了中国产品和劳务参与国际公平竞争，削弱了中国产品和劳务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增值税在短短半个世纪内能够普及全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增值税零税率机制可以实现彻底退税。对内，有利于促进本国产品和劳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对外，有利于形成国际公平竞争的税收机制。增值税是一个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税种。而在各国征收增值税的实践中，多数国家均把服务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不对劳务征收增值税的只有少数国家。可见无论从内在需要还是从国际实践看，都有必要把劳务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
（三）增值税抵扣机制设计不完善
自我国引入增值税以来，一直没有停止完善增值制度的步伐，在加强增值税抵扣机制上也取得了很多成效；例如逐步缩小减免税的范围和优化增值税收优惠的方式，扩大抵扣范围，对外购机器设备的进项税额给与抵扣等等。但抵扣机上存在的问题依然突出，有违税收正义的精神，主要表现在：1、从增值税抵扣凭证看，对免税农产品凭收购凭证抵扣税款政策缺乏有效制约，对进口货物的海关完税凭证缺乏有效的稽核比对。如何辨别这两类扣税凭证的真实性一直是困扰税务机关的一个难题。2、从增值税抵扣机制运行系统的覆盖面和抵扣的程度看，大量的小规模纳税人、建筑安装、金融保险等服务业的纳税人尚未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游离于增值税抵扣机制运行的循环系统之外，不仅在这些行业内存在较为严重的重复征税问题，而且造成与货物制造、流通之间税款抵扣机制的“断裂”，导致因税款抵扣不彻底带来的重复征税并明显地影响税收的聚财功能，而大量的小规模纳税人又承担较高的税收负担。3、从两类纳税人之间税款抵扣的衔接方式看，小规模纳税人与一般纳税人之间交易税款抵扣链接方式的不合理性导致税收流失。一方面，大量的小规模纳税人不能成为实行抵扣机制、按规范化办法征税的一般纳税人，而又可以通过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方式使之缴纳的税款在下道环节转移给与之交易的一般纳税人，使其能够将此税款予以抵扣。另外，从货物的最终消费环节看，对商业零售业应税收入的控管，缺乏税款抵扣机制的有效制约。对商业领域的增值税管理一直是棘手问题，对商业纳税人特别是零售业的纳税人收入的控管难度较大，从零售环节进入生产领域的货物，税款的抵扣难于监控等等。
（四）增殖税的整体税负过高，税制结构的有机平衡性出现偏差
现行增值税制度强化了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实行市场经济及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要求我国实行以流转税与所得税为双主体的税收制度，使税收制度更好的兼顾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公平与正义。过去，我国在对税制模式进行选择时，曾过于考虑满足各级政府支出刚性的需要，而较少顾及税收正义的内涵及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一直选择以流转税为主题的税制结构。上世纪90年代初，抑制通货膨胀、约束消费和投资需求成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目标，而且经济面临财政收入不足，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偏低的难题，为此许多经济调节手段都被赋予了抑制通过膨胀、约束需求、增加财政收入的任务，增值税的设计也受到这一背景的深刻影响。故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实际上仍然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已与现实严重脱节。流转税的比重过大特别是其中的增值税比重过大，而所得税的比重过小，这一格局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没有变化。改革的发展要求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由于所得税和财产性税收收入具有公平收入分配的职能，增值税等流转税则具有累退性和“中性”的特征，因此，在税制的设计上就迫切需要提高所得税和财产性税收的比重，适度降低增殖税等流转税的比重。
三、税收正义的精神与指导我国增值税立法改革的切合性
（一）宪法上对税收正义理论的诠释
税收是广泛施与国民的，税收关系的本质是国民与国家的关系，核心内容是双方的财产分配比例，实质是双方权利边界的划分。笔者认为宪法对税收并非一定要给出一个明确的形式定义，而在于宪法学所蕴含的税收正义的精神对税收的约束。依据西方通行的“契约论”，国家依人民契约而产生，国家权利源于人民权利的让渡，而人民的权利则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人权概念必然更加扩展和丰富，对此，人民没有将其权利无限让于国家的义务，从而决定了国家的权利最终是有限的。因此，当国家作为权利义务的一方主体与人民相对应，用法律来划分国家与人民的权力边界时，无法用法律描述来穷尽人民当然享有的权利，否则就意味着对人民权利的最终实质性剥夺。因为国家权力的最终有限性，使得用法律描述来穷尽国家权力成为可能，也是必须的。即国家只能做那些人民认可的事情，在此国家的权利义务是高度一致的，当国家履行义务需要掌握必要的经济资源时，人民向国家让渡其财富成为必然，而在当前的人类社会组织形态下，国家以课征税收的方式取得社会资源是一种较为公平、经济的手段。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宪法上的“税收正义理论”在于限制国家无限制窜夺人民财富的可能，使任何以国家名义进行的财富课征都必须是得到人民的授权与认可的，并与人民要求国家所应履行的义务是相当的，并且制订出的法律能权衡各方的利益，具有长久稳定可适用性。
（二）增值税立法改革引入宪法学税收正义理论的必要性
在税法上为维护税收正义所必要，必须对（增值税）税法的制定主体、制定程序及其具体的内容进行严格的规范，使其完全符合《立法法》的要求并且在税收正义理论的精神的指引下进行。一方面，其通过避免法规性命令规定税收构成要件，形成对税收行政权的有效制约，使税务行政机关必须严格依照税收法律的规定进行税的征收与课税，而不得根据自身恣意的判断来解释和使用税法。而我国将税收立法与执法权都集中于行政机构于一身，中间没有设置任何制约和监控的政治环节，显然违背了这一权利分立与制衡的理念。2007年以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单方面的未加说明的频繁调整一些税的税率，并不时增加一些新的税种，尤其是近年来中国财税收入每年都有一个超GDP甚至三倍的速度增长，这都无不说明了没有制衡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另一方面，税收法定主义通过议会立法程序之公开讨论、协商斡旋，乃至最后形成共识以符合税收正义理论的要求，以与国家纯粹的暴力占有划清界限。可以说，正是由于我国税收不是基于公开辩论的博弈过程而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也不是纳税人讨价还价的场所，那些从专业角度看即便为合理的税收结构也常招致公众非议与责难。由此可以认为我国目前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所制定的税收行政法规和规章（如《增值税暂行条例》）均存在无授权法律依据之问题，征税（增值税）几乎成为政府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力。另外基于国务院享有财税方面的“授权立法”或“委任立法”而言，之授权从目的、内容、范围到授权期限都是不具体、不确定的。因此，只能遗憾的说它就是一种典型的为税收法定主义原理以及立法法明文规定所禁止的空白授权形式，而至于国务院在后来的具体操作过程中还将此项权力层层下放给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甚至省级地方政府制定各种犬牙交错的规章和规定，如增值税的税率、减、免、退均通过行政部门以行政通知、决定的形式随意，各规章纵横交错，其衔接性，可操作性及施用的目的性极差。此种混乱的状况逐步演变为将税收立法转化为政府想用多少就可以自我决定征收多少的敛财工具。
四、基于税收正义的理论对我国增值税立法的建议
针对上述我国以行政为主导的税收立法格局而言，一方面，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行政税收立法的废除不可能采取“休克疗法”一朝一夕间实现，需渐进式稳步推行；而另一方面，为使税收正义的精神真正得以实现，在法案立案过程中也应当引入“程序上公正的要求”，使纳税人广泛参与到与个人切身利益相关的税收决策过程中来，增强税收立法的周全行、稳定性、和可操作性，努力降低法律漏洞。只有如此，笔者以为制定出来的法律才具有可操作性、可持续应用性。基于以上种种，在引入税收正义精神的指导下，对我国的增值税立法在立法程序及其具体的内容上提出了几点浅显的建议。
（一）增值税立法应开门立法、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提升法律效力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人们法治意识的逐步增强，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涉及国家或地区的税收分配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矛盾和纠纷越来越突出，增值税作为一个覆盖面较大的税种，其税法稳定性和可操作性不足，显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因此，有必要提升增值税的立法层面，通过国家立法机关正式立法，以争强增值税法的法律刚性。同时要建立税收立法、行政、司法之间的制约机制，规范对增值税的法律解释，提高纳税人的法治观念、纳税意识，大力增强增值税法的法律效力。
因此，政府征税与公民纳税，从宏观层面来讲是一个涉及到宪法中一项最重要的理念的精髓体现：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对公权力的制约，税款的征收就是以制度化的形式强行渗入私有财产领域，打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忌，寻求的是私权和公权的再平衡，其终极目的还是对私权利的更好的保护。如此，相关的税收立法为维护私权和公权“岌岌可危”的平衡，体现其最终目的，在从事立法工作时一定要慎之又慎；从微观层面将是一件事关长远的国家大事，需要更为深入、科学的研究和更广泛的民意参与，需要全面合理地衡量平衡各方的利益。从上述两个层面来说，税制改革与新政从来就不应该是政府“独立操办”的事，更不能秘密谋划、突然实施，更需要广泛听取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必须循着民主与法治的道路前行，税制改革的本质是一个立法问题，而非单纯的行政问题。“民为邦本，法乃公器”，增值税立法必须谋定而后动。宁可多费些许周折，也要使其法律制度设计更深远、更缜密、更契合国家发展战略和长远利益。
（二）适当降低增值税税率，并加以简化征收程序
税收收入的规模应该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相匹配。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证明，适度的低税负有利于经济增长。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除少数年份外，税收收入的增幅都在16℅以上，而同期的GDP增长率仅为10℅左右，有的年份甚至三倍于GDP增长率，税收弹性系数都接近或超过。我国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重大时期，增值税税率明显偏高，有必要适当调低税率，减轻税负。增值税要求实行简化的税制，尽可能减少税率等级，以使征管制度规范、简单、统一，便于征收管理，减少纳税人的相机抉择空间，减少交易费用。因此，我国应适当降低增值税实际税率及征收率，以便于提高税收征管水平，降低征管成本。在国际层面上来讲，目前减税是当今世界的潮流，现行税制结构不利于税收的国际竞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税收理念在逐渐更新，越来越多的国家注重税收的中性原则，主张减少税收对经济的干预。同时，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竞争压力，以及世界性的经济增速减缓和滑坡，为刺激需求，扩大投资，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因而，许多国家相继实施减税计划。而适度降低主体税种增值税的整体税负水平自然亦是税收正义的必然要求。
（三）建立健全增值税税收入的政府间分享制度
依据“税收正义理论”的精神内涵，税收是一国政府提供服务的财力保障，税收的惠及性应遍布一国的各个角落。因此，在增值税的立法改革中应注重财政的横向和纵向的转移支付效力，以立法的形式确定公平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使税收财政的雨幕遍及一国的各个角落，更是吻合宪法上税收正义理论的要求。在具体的实施层面，一是在有效保障中央财力的前提下，较大幅度地提高增值税收入的地方分享比例，考虑到增值税的扩围，把营业税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后，地方的财政收入将会失去很大一部分，为了保障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的相互配比，可以重新划分增值税的分享比例，依据目前的现实情况可以把划分比例定位于6：4，即中央分享增值税的60%，地方分享其40%。以此缓解基层财政困难和消减增值税扩围改革阻力。二是建立增值税收人横向分享制度。根据各地区的人口规模、消费支出、经济状况、财力水平等指标在立法过程设计制作出一个标准化公式，将增值税地方分享部分按标准化公式进行合理再分配。以此矫正税收区域转移和地区财力差距过大的问题，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践行税收正义的精神实质。
（四）创新抵扣制度，再造增值税调节功能
取消名目繁多的“外挂式”增值税专项优惠政策，通过创新抵扣制度，使增值税的调节功能内生于“链条式”管理体系。具体做法是：对确需公平税负和鼓励发展的新兴产业、弱势产业实行进项税额加权抵扣，并可适度提高起征点和降低适用税率；对国家禁止类、限制类产业实行进项税额除权抵扣，并为包括增值税在内的各类税收扶持设置“绿色门槛”。要严格管理优惠措施，控制优惠范围，明确优惠目的，否则会失去激励的本意。本着税收正义的精神、依据税收法定主义，在法律层面对现行增值税优惠措施权的制定主体、制定程序及其制定的目的进行明确的规定；并且对制定的税收优惠过多过滥的状况进行全面清理，区别不同情况，有秩序、有步骤地加以调整，努力规范增值税优惠政策，使其更加符合税收正义的精神。
（五）逐步拓展征收范围，直至货物销售和劳务提供的所有领域
增值税立法的基本原则及“税收正义”的理念要求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应该宽泛，一方面可以避免从事性质相同的经济活动主体，有的纳税有的不纳税，或税负不平等，有失公平的问题产生，以及由此引发的扭曲行为；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国际上较早实行增值税的国家也大多遵循着由选择性的征收，渐近于涉及产生增值额的商品和劳务交易的所有领域这一路径。就我国目前的状况，在增值税立法过程中可以考虑采取有步骤、分阶段的扩围计划；第一阶段可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销售不动产等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目前“营改增”试点改革在全国扩围，但建议步伐再快点，涉及到的领域改革的再彻底的点）；第二阶段再拓展到经济领域的所有经营行为，包括农业领域，甚至公共部门。第三阶段整合流转税，重树以增值税为主要税种吸收兼并营业税的流转税的理论框架体系，摆正增值税的功效，摆脱94年增值税的抑制通货膨胀、组织国家收入的浓重经济及行政主义色彩，使其真正体现“收税正义”主义价值，以增值税的立法改革为切入点建立一个即重于经济效率分析、又重于权利义务定位的学术品质，并最终在国内建立一个合乎正义的税收体制及其所保障的国家公权利的合法运行的机制。
结语
立法技艺应当成为评价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准，我国的税收法制建设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渐趋成熟税制结构日趋合理，需要进一步改革的是将诸多以国务院暂行条例开征的税种提升至立法机关的正式立法，提升财税立法的位阶和法治化的水平。本文即以增值税立法的试点为契机，尝试着进行立法化，并在立法过程中为了保证立法化得成功率和可使用率而引进了宪法学中的“税收正义理论”来规制立法过程中的偏失。以此来带动中国税收法治化进程的加速。然而，税制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不慎。我国税收法治体系的构建，是一项伟大而又繁琐的系统性工程，并非“一朝一夕”即可完成的，事关国家的长远大计，需要更为深入、科学的研究和更广泛的民意参与，需要全面合理地衡量平衡各方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税收法治体系的构建不应该是政府“独立操办”的事，更不能秘密谋划、突然实施，更需要广泛听取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必须循着民主与法治的道路前行，税制改革的本质是一个立法问题，而非单纯的行政问题。本文正是遵循以上的原则，在面对我国税制改革的浩大工程中，基于增值税在我国税收中的特殊地位及现实状况，对其进行了改革试验，在运作过程中严格遵循“税收正义”的精神的指导，以期对我国税收法治体系的构建起到实践与标榜性的作用，这也是本文写作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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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法范文第7篇
关键词：营业税；增值税；法律价值
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改革（以下简称“营改增”），作为中国经济改革跨入新阶段的一项重要工程，是新形势下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部分，不仅具有重要经济、政治、社会意义，同时，还具有相当重要的法律意义。
一、经济与法关系
政治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领域的改变会导致其他领域的变革，如社会消费观念、社会消费结构等。反之，现实社会中某领域发生的改变也会逆向传递到经济领域，例如消费观念的改变会使得消费结构发生变化，进而推动产业调整。经济领域的改革、改变导致法律的改革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例如，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于1979年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随着非公经济的不断发展，为了规范与调整这一社会关系，国家又先后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以及其他有关配套法规，为公司法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最终于1993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在这一过程中，非公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社会变量的积累，如与非公经济相关的思想、法律规范、社会结构等变量不断积累，量变达到一定程度，会明显地显示出来，直至1993年达到其质变点。社会经济的不断变革发展，意味着此时公司法的产生已水到渠成，于是便产生了公司法。当然为一种因现实而产生，并以调整现实为出发点的社会规范，法必然是要诉诸实践，最终作用于社会。既然法是在其本身所蕴含的价值的指导下所设立的，它必定处处都体现着这种价值，在实践之时也必然要体现，并将其注入社会，这仅仅是其对外抽象作用的一部分，法也同样以规章制度的形式具体地进行着宏观调控，影响着社会。例如国家为保护本国产业，通常会相应地制定关税、扶持措施，这些规定就会对这些领域产生一定的影响。当法具体地作用于基础经济领域时，法就完成了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1］
二、中国税法变革与经济的互动关系
在实践中经济现象高度复杂，一个国家税法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常常超出了立法者原先的估计，因此人们只能依据经济的实际发展，逐渐修正先前的规划，被动地随着社会发展的步伐而变化。在税法历史发展过程，经济之外的很多因素，包括政治、文化，甚至一两个社会事件都可能会为其带来影响，因而税法的发展从来不会一帆风顺。在我国，税收制度及税法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几次大的改变，深刻表明了税法与经济之间相互影响作用的情况。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为了减少核算环节，增强生产的计划性，工商税制不断简化，国营企业甚至取消了生产税而改为上缴利润。这样既能节约有关税收成本，又因为计划经济不需要以税收来调节国民经济，因此简化税法在计划经济局面中事实上具有其内在合理性与优势。当计划经济本身面临淘汰改革时，原税法所具有的优势也失去了意义，相关的税收法律制度也必须要跟着改革。在改革开放以后，商品经济得到发展，为适应新的形势，我国于1984年对税收制度及有关法律进行了改革，并以国营企业“利改税”和工商税制的全面改革为重点，首次对国营企业开征了所得税，并改革了工商税制，基本形成了一套以流转税为主体，所得税次之，其他税种相互配合的复合税制体系。这两个阶段的税法与经济关系表明了经济基础对税法的决定性作用，经济体制的变革决定了税法的变化与改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改革目标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确立，我国于1994年开始了分税制改革，此次改革侧重于税制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协调了中央与地方税收关系，在普遍开征增值税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增值税为主体，消费税、营业税彼此配合的复合式流转税体系，特别是增值税制改革中以法国为参考，实施价外征收，表明增值额征收这一较普通流转额征收更为适宜的流转税制度开始引入中国。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爆发及蔓延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长远的不利影响，并对中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的对外贸易形成了严重打击，外贸出口形势的恶化，促使中国经济加快从粗放型向集约化转变的速度，经济结构改革及优化、拉动内需以促进经济增长等经济领域重要改革措施频出。要实现这些目标，其中一个环节就是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使它们充分发挥在吸纳社会就业方面的优势，同时作为大型企业的补充，与大型企业一起覆盖更多的产业领域，充分挖掘先前空白的产业领域的价值，进而实现使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型企业在生产产品时无力包办多个步骤，对外依赖度较强，需要依赖多个企业的合作，因而交换环节较多。在营业税政策下，更多的交换环节将产生更多的重复税收，这无疑为中小企业增添了更多的负担。［2］由此，新一轮的税收法律制度改革作为解决企业税务负担过重，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得以逐步推出。2009年，增值税抵扣范围扩大至固定资产，标志着中国增值税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2012年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工作推出，至2016年5月1日，原征收营业税项目全面征收增值税，则标志着增值税成为中国流转税的主体之税制改革全面完成。［3］相对于前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税法与经济关系互动中，逐步表现出税法的变革对经济也具有牵引导向作用。特别是2013年以来全国范围内营改增的实施，突出表明法的变革对经济、社会具有多重作用。
三、营改增中法律工具价值
营业税向增值税的改变，将进一步发挥税法作为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激励市场、调整产业结构与平衡供需的功能，同时也将为中国法制改革提供宝贵的经验。增值税是以包括应税劳务的商品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营业税是以包括商品生产、商品流通、转让无形资产、销售不动产、提供应税劳务或服务等营业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增值税克服了营业税在商品流转环节重复征税的弊端，适应了现代经济中商品生产流转链条复杂漫长的特点［4］，对降低企业税负，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有实质作用。［5］2012年开始的营改增对于现实经济调整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由于法律本身的权威性使得法律必须具备稳定性，也决定了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滞后性。因而，立法者必须主动改革，立法能在适应社会现实的同时又必须有所超前，才能使“笨拙”的法在更长的时间内能够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协调。中国在经济发展到关键节点时大胆推行营改增的政策，将过去指定的税收相关的政策重新梳理，除旧布新，以适应经济发展的新法取而代之，有助于减轻企业税负，促进经济的发展与转型升级，在整体上改善经济发展的状况，这也符合作为经济法的组成部分之一的税收政策的经济价值。［6］从另一方面而言，营改增的改革有利于积累法制改革的经验，并将其推广到整个法制改革上，体现了中国法制改革中的创新精神。法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自然要受到由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组成的经济基础的影响。经济基础的量变累计为质变，质变之后的经济基础必将对上层建筑产生影响，诱发上层建筑的变革。营改增的经济源头自然在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入多种所有制。当然在经济领域开始创新之时，中国的法治领域基本停留在法律移植方面，毋庸置疑，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制订大量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欧美发达国家相关法律制度，例如1994年的增值税改革明显借鉴了法国等国家。法的移植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如凭借当时的认识恐怕不足以立即形成好的法律制度以供使用,可以直接借鉴他国法律中优秀的部分和先进的理念而无需从头摸索；如我国有相当一部分的法律法规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的风格，与现代市场经济观念存在很大的差别。但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独特的经济模式中产生了独特的经验与传统，旧法中的不足之处也逐渐浮现出来。过去的观点，随着新的认识的发展将要被淘汰，在那个背景下所立的法就需要进行变革。新一轮法制改革中依法治国理念逐步推行，既不是传统思想的继承，也不是其它思想的移植，它所体现的，是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2012年以来，营改增的试点领域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得到了全面实施。此次营改增发源于我国并由我国自身主导，表明我国税法改革的实践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标志着我国的法律制度正在由法律移植向法制改革的转变。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夸大营改增的作用，仅对一部分相对孤立的法进行改革的并不能称为真正全面的法律改革。法律体系是由立法、司法、执法、行政等环节共同构成的一个完整的系统，仅仅建立了良好的法律制度而不去遵守，是没有用的。整个社会的运行也是如此，要实际地推行一个政策不能仅仅依靠提出这个政策，还要依靠对政策的宣传、理解、不断完善以及遵守既定的约束性文件。只有拥有一个完好的系统，才能依靠这个系统去实现自己的想法。法治只有对整个系统进行变革，对制度、运行模式、思想意识乃至文化风气加以改善，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彻底的改革。营改增本身在经济转型和依法治国这两个大的系统改革中，只能算一个小的系统改革，不过这 至少表明了系统改革的开始，可以看到更为广泛深刻的变革就将到来。
四、营改增的法律工具运用的不足
在营改增的改革进程中也存在一些可改进之处。首先，我国税收相关法律法规的改动比较频繁。法是一种行为规范。作为行为规范，它是具有权威性的，需要社会普遍认可并遵守的，假使无人遵守，规范即使存在，也是一纸空文。法之所以具有稳定性，正是源于其权威性。规范所具有的权威性，是用以被人所遵守，而不是被立法者们所修正的。固然，法需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以适应新事物的发展，但只有在现实确实需要对其进行修正的时候，才能加以修正。人们用批评的眼光看待法，这是法赖以改进的动力，然而在我们面对法的时候，应更多地心怀对于法的遵从与敬畏，在制定修正的时候要细致，而非总想着修改规则，或者因为制定和修正时不细致，导致事后又要回头重新修正。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做过许多尝试，制度经过了多次修改，相较于其它已有深厚法治积累的国家，法的稳定性还是不够的。也许正是出于我国尚处于探索的阶段，法律规范不是很稳定的考虑，税收相关的法律法规多以名为“条例”的行政法规的形式存在。也有考虑到各地实际情况的不同，将部分立法权力下放的情况。不论是何种原因，税收相关规定的等级较低，是不争的事实。税，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向自然人法人强制无偿征收的实物和货币的总称。它是国家财政收入中最重要的一项收入，对维持自身的运行与提供公共服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其法的登记并不应当如此之低。况且，因为税收还涉及公民法人的财产权，并且具有强制性，一定程度上还会涉及到行政强制，这些重要内容并不是低等级的法律就能够直接进行调整与限制的。此外，现行的制度过于零散，没有形成一部统一的税收法律文件，导致这些零散的制度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和尺度，也无法在相同的精神下得到合理的解释。不仅如此，分散的制度形式也加大了产生统一的监督机制的难度，不同条例立法的质量、科学性难以把控，相互之间甚至会产生冲突，其权威性，也自然会随之而减弱。然而我们也要看到，要想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改变绝非易事。比如，如何处理好因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而带来的问题，如何将法的灵活性与稳定性有机统一起来，就连法之应然，也尚待实践与改革来做出解答。总之，我国营改增的实施推进，从经济角度看，体现了税制、税法改革将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从法的角度看，这将使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更加具体有效；对法制改革的推进也将有所助益。
作者:宋言鹏 单位:上海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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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全面开展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准备工作的通知［Z］.财税［2016］32号.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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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东芳.“营改增”试点企业税负增加的原因及对策［J］.财会月刊,2013(14):91-93.
增值税法范文第8篇
【关键词】 纳税筹划 增值税 纳税人
Abstract :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law of VAT provisional regu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rks the VAT will be implemented in the nation-wide. The new regulations will also cause the change of VAT tax planning problems. This paper anlyzes how the enterprise VAT makes tax planning.
1.纳税人身份的纳税筹划
根据新条例和细则的规定,我国的增值税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企业为了减轻税负,就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从而在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之间做出选择。一般来讲,企业可以根据以下三个标准来判断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之间增值税税收负担的差异。
1.1增值率判别
增值率是增值额占不含税销售额的比例。假设某工业企业某年度不含税的销售额为M,不含税购进额为N,增值率为A。如果该企业为一般纳税人,其应纳增值税为:M*17%-N*17%,引入增值率计算,则为:M*A*17%;如果该企业为小规模纳税人,其应纳增值税为:M*3%。令二类纳税人的税负相等,则:M*A*17%= M*3%,解得:A=17.65%。也就是说,当增值率为17.65%时,企业无论是选择成为一般纳税人还是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的税负是相等的;当增值率小于17.65%时,企业作为一般纳税人的税负小于作为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反之,相反。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考虑的仅仅是企业的增值税税收负担,而不包括其他因素。因此,决定是选择一般纳税人还是小规模纳税人身份时,不能仅仅以增值率为标准,还需要考虑企业对外经济活动的其他因素。
1.2购货额占销售额比重判别
假定某工业企业不含税的销售额为A,X为购货额占销售额的比重,则购入货物的金额为AX。如果该企业为一般纳税人,其应纳增值税为:A*17%-AX*17%;如果为小规模纳税人,应纳增值税为:A*3%。令两类纳税人税负相等地,则:A*17%- AX*17%= A*3%,解得X=82.35%。也就是说,当企业购货额占销售额的比重为82.35%时,二种纳税人的增值税税负相等; 当比重小于82.35%时,企业作为一般纳税人的税负小于作为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反之,相反。
1.3含税销售额与含税购货额比较
假设Y为含税增值税的销售额,X为含增值额的购货额,且二者均为同期。令二类纳税人的税负相等,则:[Y/(1+17%)-X/(1+17%)]*17%=Y/(1+3%)*3%,解得:X/Y=79.97%。可见,当企业的含税购货额为同期销售额的79.97%时,二种纳税人的增值税税负相同;当企业的含税购货额大于同期销售额的79.97%时,一般纳税人增值税负小于小规模纳税人;反之,相反。
企业可以根据上述三个标准来判断其自身的税负,并根据对各种因素的综合考虑进行合理的纳税筹划。
2.企业采购活动的增值税筹划
2.1选择恰当的购货时间
通常企业采购应以原材料供应及时为原则,所以采购时间往往不确定,但市场是变化的,企业采购所支付的价格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因此,选择恰当的购货时间对企业的纳税筹划有很大帮助。筹划时首先必须注意适应市场的供求关系,作为买方应该充分利用市场的供求关系为自身谋利益,在不耽误正常生产条件下选择供大于求的时候购货,因为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容易使企业自身实现逆转型税负转嫁,即压低产品的价格来转嫁税负。另外,在确定购货时间时还应注意物价上涨指数,如果市场上出现通货膨胀现象,而且无法在短时间内得以恢复,那么尽早购进才是上策。
2.2合理选择购货对象
对于小规模纳税人来讲,不实行抵扣制,购货对象的选择比较容易。因为从一般纳税人处购进货物,进货中所含的税额肯定高于小规模纳税人。因此,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进货物比较划算。
对于一般纳税人来讲,购货对象有以下三种选择:第一,从一般纳税人处购进;第二,从可请主管税务机关代开专用发票的小规模纳税人处购进货物;第三,从不可于主管税务机关代开专用发票的小规模纳税人处购进货物。如果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销售价格相同,应该选择从一般纳税人处购进货物,原因在于抵扣的税额大。但是如果小规模纳税人的销售价格比一般纳税人低,就需要企业进行计算选择。
3.企业销售活动的增值税筹划
3.1选择恰当的销售方式
根据税法规定,不同的销售方式有不同的计征增值税的规定。采用折扣销售方式,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体现,以销售额扣除折扣额后的余额为计税金额,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不在同一张发票上体现,那么无论企业财务上如何处理,均不得将折扣额从销售额中扣除;采用销售折扣方式,折扣额不得从销售额中扣除;采用销售折让方式,折让额可以从销售额中扣除;采用以旧换新和还本销售方式,都应以全额为计税金额;此外还有现销和赊销。在产品的销售过程中,企业对销售有自主选择权,这为利用不同销售方式进行纳税筹划提供了可能。
销售方式的筹划可以与销售收入实现时间的筹划结合起来,因为产品销售收入的实现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早晚又为利用税收屏蔽、减轻税负提供了筹划机会。
3.2兼营销售
纳税人兼营不同税率的货物或应税劳务,应当分别核算销售额,未分别核算的从高适用税率。由于分别核算和不分别核算所导致税法上的结果是不同,而且这种是否分别核算是纳税人可以选择的,因此,这里面就为纳税人进行纳税筹划提供了空间。根据对兼营行为的税法规定,纳税人在进行纳税筹划时,必须首先界定什么是兼营行为。如果企业存在兼营行为,不论是对增值税应税货物或者劳务的兼营,还是对增值税应税货物或者劳务和非应税劳务的兼营,都没必须分开核算。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减轻企业税负。
3.3混合销售行为
一项销售行为如果既涉及货物又涉及非应税劳务则为混合销售行为。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零售的企业、企业性单位及个体经营者的混合销售行为,视为销售货物,征收增值税;但其他单位和个人发生的混合销售行为,视为销售非应税劳务,不征收增值税。根据我国税法有关规定,这里所指"以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零售为主,并兼营非应税劳务"是指纳税人年货物销售额与非应税劳务营业额的合计数中,年货物销售额超过50%,非应税劳务营业额不到50%。由于混合销售行为根据主营业务不同而征收不同的税种,而不同税种的税率是不同的,因此,这就为企业进行纳税筹划提供了空间。企业可以根据缴纳二种税的税负不同进行适当调整,从而减轻自己税负。
增值税法范文第9篇
【关键词】增值税；所得税；视同销售；确认收入；纳税调整
一、增值税“视同销售”行为在增值税法、所得税法和会计准则中的相关规定
（一）增值税法中“视同销售”的规定
《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的下列行为，视同销售货物：①将货物交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代销；②销售代销货物；③设有两个以上机构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税人，将货物从一个机构移送至其他机构用于销售，但相关机构设在同一县（市）的除外；④将自产或者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⑤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⑥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作为投资，提供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⑦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或者投资者；⑧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无偿赠送其他单位或者个人。
（二）会计与税法分别对收入的确认原则
1.《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第二条中明确规定，收入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根据会计准则对收入的定义，判断会计上是否确认收入必须满足收入定义的三个条件：①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②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③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
2.《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规定，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为收入总额。包括：销售货物收入，提供劳务收入，转让财产收入，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利息收入，租金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接受捐赠收入，其他收入。
对比会计准则和所得税法对收入的定义，二者存在差异。同时，会计确认收入必须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第四条的规定，通常情况下，当货物的转移体现为企业与外部的关系，并可获得经济利益时（体现销售实质），会计确认收入。如果某行为是增值税视同销售货物行为，且满足会计确认收入条件，则会计确认销售收入，结转销售成本，同时核算销项税额。若这一视同销售行为也是所得税视同销售行为，则无需进行所得税纳税调整；若这一视同销售行为不是所得税视同销售行为，还需要进行所得税纳税调整。如果某行为是增值税视同销售货物行为，但不满足会计确认收入条件（不具有销售实质），则会计不确认收入，只按成本结转，但需要按计税价格（公允价格）核算销项税额，且如果这一视同销售行为也是所得税视同销售行为，则还需要进行所得税纳税调整。即增值税“视同销售”在确认收入时，如果会计和所得税法确认收入同步，就不需要进行所得税纳税调整，只要会计和所得税法不同步，就需要进行所得税纳税调整。
二、增值税“视同销售”行为会计与税法确认收入对比分析
（一）将货物交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代销
在销售商品符合确认收入条件时，委托方应确认销售收入，在收到代销清单时确认收入，其账务处理为：借记“应收账款”，“银行存款”等，贷记“主营业务收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并同时结转相应成本。第一项视同销售行为，同时符合会计与所得税法对收入的确认条件，会计确认收入，所得税确认收入，无需进行纳税调整。
（二）销售代销货物
受托代销公司账务处理为：①收到代销商品时，借记“受托代销商品”，贷记“受托代销商品款”。②实际销售时，借记“银行存款”，“应收账款”等，贷记“应付账款”，“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③收到委托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时，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贷记“应付账款”；同时，借记“受托代销商品款”，贷记“受托代销商品”。④收取手续费时，借记“应付账款”，贷记“银行存款”，“主营业务收入”或“其他业务收入”。第二项视同销售行为下，同时符合会计与所得税法对收入的确认条件，会计确认收入，所得税确认收入，无需进行纳税调整。
（三）两个以上机构实行统一核算，从一个机构移送其他机构
设有两个以上机构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税人，将货物从一个机构移送至其他机构用于销售，但相关机构设在同一县（市）的除外。统一核算异地移送，未导致企业所有者权益增加，会计上不确认收入。所得税法规定因是内部资产转移，权属在形式和实质上均未发生改变，不确认收入。由于同时不符合会计与所得税法对收入的定义，会计不确认收入，所得税不确认收入，无需进行纳税调整。
（四）将自产或者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
这里需要注意四点：
（1）我国从2009年1月1日起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允许将外购货物的价值和用于生产、经营的固定资产价值中所含的税款，在购置当期全部一次扣除。其中，摩托车、汽车、游艇，其进项税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第一点中需进一步明确两点：1）上述⑴中所指的外购货物可以抵扣进项税额，需要和本条目中的“自产或者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区分开，外购货物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需要做“进项税额转出”，而自产或者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视同销售”。2）我国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后，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固定资产从非应税项目划入应税项目，但摩托车、汽车、游艇，因容易混淆为个人消费品，一律视为非增值税应税项目。
（2）将自产或者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生产、经营用的固定资产，属于用于应税项目，进项税额可以抵扣，不视同销售。
（3）将自产或者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建造基建工程等非生产型固定资产，属于用于非应税项目，视同销售，并允许抵扣。
（4）将自产或者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摩托车、汽车、游艇，属于用于非应税项目，视同销售，并允许抵扣。
增值税法范文第10篇
营业税 增值税 营转增
一、营业税转增值税为何势在必行营业税是以在我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所取得的营业额为课税对象而征收的一种商品劳务税。增值税是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在过去长期的实践中，增值税和营业税往往存在交叉冲突，使得税务的征收和管理容易造成混乱。随着中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推进与扩大，中国目前流转税中增值税与营业税并存的局面将结束。 （一）重复征税造成负担过重著名经济评论员姚中秋认为：“对于企业来说营业税负担非常沉重，尤其是服务类型的中小企业，中国服务业在过去若干年没有随着经济同步增长，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营业税负担过重。有学者认为，“十一五”规划之所以有些部分没有完成，如服务业发展指标等，营业税的不完善是造成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根据税负转嫁理论，生产者和服务提供者往往会成为外购货物或应税劳务的实际税负承担者，然而由于其本身不是增值税的纳税主体，其进项税额无处抵扣，使他们的税负较之纳入课税范围的实际税负沉重得多，扭曲了市场中原本均衡的成本与利益的关系。（二）增值税与营业税并行征收不利于税收征管从税收征管的角度看，两套税制并行造成了税收征管实践的一些困境，虽然增值税法界定了“混合销售行为”和“兼营非应税行为”的概念，但是在税收征管中，明确区分混合销售行为和兼营行为相当困难，往往难以区分究竟应当征收增值税还是征收营业税。增值税是共享税，由国税机关征收，营业税是主要的地方税种，由地方税务机关负责征收。国税机关和地方税务机关为了各自的利益可能会发生税收管辖权上的冲突与矛盾。出现双方争夺税源的状况，也可能会出现双方谁都不愿管的状况，这对我国税收的整体利益来说是十分有害的。（三）营业税和增值税并行征收不利于国际竞争在我国增值税和营业税双重税制下，由于营业税不享受出口退税无法进行抵扣，在出口环节上制约了我国劳务参与国际公平竞争，降低了服务产品的价格国际竞争力，限制了国内服务产业向国外市场的扩展。增值税能在全球范围迅速普及的原因之一就是，增值税零税率机制可以实现彻底退税。从世界范围看来，增值税已经是一种成熟的税种，其征收分为通常包括商品和服务，也被称为“货物和劳务税”，即国际上同性的GST（Goods and Services Tax）。无论从我国内在国情需要还是从国际实践经验来看，都有必要取消营业税，将劳务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
二、营业税转增值税改革中面临的问题（一）营业税转增增值税顺序选择的问题我国目前营业税征税范围包括9个行业，试点行业中规定先在交通运输业、部分现代服务业等生产业开展试点，逐步推广至其他行业。条件成熟时，可选择部分行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全行业试点。虽然《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明文规定了分步分行业改革，但是如果改革不彻底，可能造成改革过渡时间太长，并且营业税征税范围中的哪些行业先转入增值税征收范围，哪些行业后转入，分几步转入，其依据是什么，要不要设定时间表，这些都必须周密考虑。（二）营业税转增值税税率设定的问题将营业税征税范围中的服务业转入增值税征收范围，其对财政收入和产业发展都将产生深远影响。如果税率设置高了，增加企业负担，在目前企业税负已经偏高的情况下，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与营业税转增值税改革初衷相背；税率如果设置低了，将影响国家财政收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中新设了两档增值税税率，这种做法会不会导致增值税税率档次较多，影响其“中性”优势作用的发挥，引起与增值税的原则不相符的问题。因此，如何既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又不加重企业的总体税收负担，增值税税率如何设定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
三、营业税转增值税问题解决的途径（一）营业税转增值税顺序的选择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是分行业分地区分部进行营业税转增值税的改革。采用营业税的交通运输业税负不公平问题明显，同时交通运输业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关系密切，改革有利于打通产品的增值税抵扣链条。但我国增值税改革也不能“战线”拖得太长，因为这样将加大税收管理成本，影响改革效果，应该在三步之内将增值税扩大到所有服务业。（二）营业税转增值税税率的设定改革后增值税税率的确定必须兼顾产业发展、企业负担、政府收入、税制特点等各方要求，不宜再提高增值税的税率。为了体现服务业的多样性，同时兼顾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新设一档或多档针对服务业的税率。《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明确规定，在现行增值税17%标准税率和13%低税率基础上，新增11%和6%两档低税率。租赁有形动产等适用17%税率，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适用11%税率，其他部分现代服务业适用6%税率。改革试点将我国增值税税率档次由目前的两档调整为四档，是一种必要的过渡性安排，这种安排有一定的合理性。由于增值税是间接税，可以转嫁，最终可以通过价格的调整消化税收负担的变化。同时，改革虽然会一定程度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但是在我国目前财政收入快速增长，渐进性改革模式下，财政收入是可以完全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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