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前儿童教育论文范文

学前儿童教育论文范文第1篇

和谐且漂亮的色彩会个人以美的视觉享受，杂乱且灰暗的色彩给人造成视觉疲劳，甚至影响人的情绪，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儿童的性情会暴躁或孤僻，身心健康受到严重的影响。用到恰当好处的色彩可以培养儿童的注意力，同时也能增强儿童的记忆力，红色的运用有利于儿童对细节的注意和记忆，游戏应用中让儿童能记住某一细节可尝试使用红色。虽然说3-6岁儿童比较喜欢暖亮色，但是过于直接、强烈的色彩会给人造成视觉负担，对视力造成不良影响。同样过于暗的颜色（黑灰色），也会给儿童视觉造成压抑感，产生视觉性疲劳。所以说，色彩设计要尽量往暖色、中色方向发展，而且明度不要太过，保持在适度的层面，尽量给儿童一种和谐明朗的感觉。人视网膜上的锥状细胞具有红、绿、蓝色感受器，分别对红色、绿色、蓝色敏感，在游戏界面设计时使用三种颜色较多，不至于引起儿童反感。设计教育类游戏时一定要谨慎运用色彩，不能用成人的眼光看待，必须根据学前儿童的认知特点和色彩规律来设计教育类游戏的界面。

二、学前儿童教育类游戏界面色彩应用分析

1.《寻找小不点1-10》界面色彩分析

《寻找小不点1-10》是由荣获多个奖项的“Lazoo儿童图书系列”制作班底携同BabyFirstTV为儿童带来“OOKII大世界”。所有的内容从数字和语言以至音乐和艺术均由教育专家研发，很值得家长的信赖。该应用适合5岁以下的儿童，其内容展现的形式像捉迷藏，很有趣味性。应用中以六种语言（英语、西班牙语、普通话、广东话、韩语和日语）学习数字，而且每一个数字寻找都有10款神奇变化背景，每一个场景颜色都不一样，而且丰富饱满。主界面，采用暖暖的鹅黄色作为背景，关卡选用浅绿色，整个画面主次分明，和谐惬意。两个场景的界面，左边的图是其中一个场景，该场景以树木为主，树木的形状采用儿童手绘方式呈现。场景中主要使用红色、黄色和不同层次的绿色为主。背景采用淡淡的米色，和树木颜色形成反差，突出主体，整体自由而和谐。红色和黄色的物体是不停变化的，能够吸引儿童的注意力，从而发生交互行为。右边的图以星空作为背景，蓝紫色的静谧，儿童内心感到宁静和安谧。天空中的飞机可爱的造型，亮丽的颜色，抓住儿童的好奇心，可以简单且愉快完成交互。这款游戏画面清爽，色彩柔和，儿童在娱乐中感到温暖和幸福，获得家长的大力支持。

2.《叫叫儿歌派对》界面色彩分析

《叫叫儿歌派对》是由成都铁皮人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一款好玩的儿童音乐游戏，适合的年龄段3-8岁。色彩设计是其中一大亮点，游戏的开始界面内容很简洁，背景色以黄色为主，界面的明度大，很快吸引儿童的注意。每一首歌都以一种颜色表示，如果喜欢绿色就可点击“两只老虎”歌曲就行互动，既能保护眼睛又能让儿童内心平和。左右的箭头用红色表示，红色属于光谱里光波最长的一种色彩，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使人产生兴奋和激动等情绪，给人以提示和警告作用。这里提示小朋友可以向右浏览。每一首歌的界面色彩都是跟自然相关。“洋娃娃和小熊跳舞”游戏界面背景色是蓝色，蓝色是天空的颜色，这个颜色的明度比较大，纯度比较高，给人一种平静和安详。洋娃娃和小熊跳舞就好像在云端一样，安静而幸福。点击的对象是小鸡，小鸡是用黄色表示，学前儿童在玩游戏的时候对暖黄色的热爱，能够加大交互力度。学前儿童在玩歌曲游戏当中就好像在蔚蓝的天空下享受美妙的音乐，色彩和交互的紧密结合为这个游戏增添的趣味，同时也给儿童的生理和心理带来了奇妙的体验。其余的歌曲界面构成一样，只是通过改变色彩和动物或人的形象，给儿童带来不同的环境体验。

三、总结

靓丽的颜色既有助于儿童集中思想，又可以让他们处于疲惫的精力得到恢复。鲜艳的色彩加上丰富的交互，有利于培养学前儿童稳定的注意力，从而增强学习和创造能力。色彩在学前儿童教育类游戏中的运用，最基本可以使用红绿蓝三色。色彩运用的层次更多，避免大幅度用暗色和冷色。游戏中色彩和物体原本的颜色尽量一致，给儿童正确的色彩观。交互和色彩设计更自然和谐。

学前儿童教育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 民国时期，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是一种由复制模仿到消化吸收再到自主创新的模式。1919年后，引进的动力逐步加强。在引进的主体上，虽然政府与民间皆有作为，但明显呈现政府为主、民间为辅的格局。其引进的路径主要有译著及近代报刊等媒介；外国学者来华讲学；国外宗教势力传教行为的附带植入；各类学前教育师资培训机构的设立。其引进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包括海外幼儿心理与保育思想、学前教育体制思想、具体学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及教育方法、学前教育事业整体认识、学前幼儿关系学思想等。

中图分类号： G619.2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7）03036409

Key words： modern times； preschool education thought； mode； path； content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introduction of the overseas preschool education thoughts was a kind of mode from copying，digesting and absorbing to independent innovation.After 1919，the introduction power gradually strengthened.Although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were the main body，obviously the government was a major role，the folk people are auxiliary.There were four main ways to introduce the thoughts： translations and newspapers，foreign scholars visiting China to give lectures，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religious forces on missionary behavior，the establishment of various preschool teacher training institutions.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tent was very rich，including the idea of children's psychology and conservation，preschool education system thoughts，specific preschool educators' thoughts，educational ideas and educational methods，the overall understanding of preschool education，the study of preschool children's relationship，etc..

海外W前①教育思想自晚清进入中国，延至民国时期，得到了大规模的引介。分析民国时期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模式，可以帮助我们整理民国时期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中国的具体内容，亦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国时期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对中国的影响程度。

一、引进的前提与模式

19世纪前，全球的幼儿养护都处于一种经验习俗式的保育水平。“早教育法K非新发明品，古昔希腊已盛行之。希腊历史上称为天才者，代

①本文所指的“学前教育思想”以19世纪中叶兴起的针对入学前儿童（0～6、7岁）为对象的教育思想。本文不涉及革命根据地的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内容。有其人，皆以受早教育之故。”[1]154但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进行，育儿矛盾的逐渐显现，学前教育思想在欧洲萌芽并逐渐扩展开来。1816年，欧文（Robert Owen）在苏格兰纽兰纳克创办了幼儿学校；1837年，福禄贝尔（F.W.A.Frbel）在德国勃兰根堡创办了“幼稚园”（Kindergarten），这些新生事物的出现标志着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起步。至20世纪，海外学前教育事业已颇具规模，为向中国进行思想引进创造了基础。民国肇始，经验习俗式育儿模式在中国的育儿世界中依旧占有统治地位，但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及女权运动在中国的逐渐兴起，育儿与妇女职业化的矛盾开始激化，公育浪潮不断对落后的育儿模式进行攻诘。学前教育成为社会的关注点，时人称学前教育思想“世固有说来似迂阔而实切要的问题即吾今所提出者”[2]73。晚清开始的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过程也因此而加速。

尽管“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类传统育儿习俗中的精华文化可以保留，但缺乏科学内涵的先天不足，使得民国初年关心学前教育的国人失去了对传统育儿习俗进行改造的信心，他们热衷于引进海外学前教育思想。这种倾向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海外学前教育思想中对幼儿主体认知的尊重，使幼儿从一个附属于成人、受成人支配的物品到一个独立个体的转变，这是欧洲文艺复兴影响下的成就。即使是欧美等学前教育先进国家，“至于儿童在社会上的地位的承认与得享有适宜的教育，还是很晚近的事。”[3]1国人急需在此领域求得进步。其次海外学前教育事业通过各种媒介所展示出来的优势，使国人倍受刺激，兴奋之余亦添不少惆怅。“美国儿童的活泼，实在使人兴奋。”[4]49中国社会有尊老扶幼的传统，有重视下一代成长的风俗。先进的国人开始呼吁对学前教育的重视，以海外学前教育强国为目标，“在极端重要的儿童教育旗帜下，吾人应如何警惕，急起直追，是值得注意研讨的一个问题。”[3]2再次是在社会转型期的剧烈动荡中，中国传统的经验习俗式育儿模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如妇女就业与育儿之间的矛盾就十分迫切。“其奈经济的压迫，不能不割弃爱子育儿的时间，而从事于职业。”[5]16传统的经验习俗式育儿模式中无法提供解决矛盾的方法，只有从海外学前教育思想中探寻解决之道。其实这种尴尬并非育儿领域所独有，整个中国教育界皆存在这样的境况。时有外人如此评价：“支那教育对于文字哲理伦理之训练，实有最高之价值。……惟关于具体与实际的问题，须试验方法及规纳推理之智识者，彼即茫然失据耳。”[6]219这种不切于实用的教育模式必须改革，已经成为其时大多数学者的共识。1934年，周予同在谈到解决中国教育当前问题时称：“找寻中国现代教育病因的入手方法，可分两方面：一是横的社会调配的方法；一是纵的历史探究的方法。”[7]6无论所谓“横的社会调配的方法”，还是“纵的历史探究的方法”，都不能将海外教育思想排除在外。此外，民国时期持续的战争环境产生了现实的战争与育儿的问题，如何借鉴他国经验，解决战争环境中的育儿问题，也是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的重要原因之一。“为华胃求好种子，为中国求好国民，舍对于儿童设施上注意，更无其他办法。”[2]73这就是民国时期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的必然前提。

在这样的前提下，对于民国时期海外教育思想引进中国的模式，学界多有争论。有学者以为“鸦片鹫以后，帝国主义者打开而且闯进我们的大门使我们不能不接受他们的文物制度。所以现代期的教育制度的采用，不是自动的，而是被动的；不是内发的，而是外烁的。”[7]9但笔者并不苟同，以为民国海外近代教育思想引进模式是一种由自觉的动力源所主动驱动，由复制模仿到消化吸收再到自主创新的引进模式。时人以为：“中国的民族，需要加倍速力的改造，需要必有充分识力的改造者，恐怕不是通常缺乏常识、缺乏浓厚爱力的母亲所能胜任愉快的。”[5]17这就是自觉动力的体现，这种自觉的动力源最初的启动来自于先进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启蒙热忱心与忧国忧民的末世悲灼感。就海外学前教育思想领域的引进模式而言，虽然也是由复制模仿到消化吸收再到自主创新的引进模式，但亦有其独特之处。

首先在引进的动力方面，存在着一个由民初的被动性明显至1919年后的能动性逐步加强的转变过程。

民初，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中的被动性十分强明显，也即海外力量成为引进的主导方。原因在于学前教育思想在中国没有根基，不同于其他的教育思想领域，国人本有认识基础，可在此基础上进行调整或变革。除了为一些先进的国人所知晓外，学前教育思想在民初的国人脑海中几乎是空白一片。“所谓良教育者，施于孩童，则有以满足其好奇之心，而增多其与世界之接触。”[6]219这是民初先进国人才有的认识。学前教育领域因其特殊的教、养双重属性，晚清未得到国人普遍重视。西方教会创办的学前教育机构成为最早阐述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载体。至于民初，状况虽有改变，但总体依旧。1912年，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的“爱理亚氏”游历中国，“于东西教育之得失，颇有论列。”[6]219曾作演说，“意在取我之短。证彼之长。”[6]219这种对于中国教育的逆向关注亦可佐证其时海外教育思想引进过程中的被动感。改变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儿童观进行了批判，在舆论的压力与推动下，更多的国人关注到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先进，从而增强了引进的主观能动性。也因此，国人的视野更加开阔，开始更加关注到欧美等国的学前教育思想，对晚清以日本学前教育思想引进为主的趋势作了调整。张宗麟就曾说：“‘五四’运动起来了，反基督的空气起来了，但是欧美学问为国人所注意，昔日不为国人所重视的传教徒，只要有几分真本领的也就被重视了。我国过去的幼稚园，一味模仿日本，不但教师的技术太差，甚至日本已经行了二十年的老方法也不能尽行模仿。当时基督教所主持的几所保姆班，对于技能的训练，都还能练习。他们所办的幼稚园小巧玲珑，虽然宗教色彩太浓，但是处处给参观者愉快，而模仿福氏、蒙氏以及美国新方法也还能做到几分。”[8]390民国中后期，学前教育思想已经为国人所普遍接受，引进的主动性有所增强。

其次在引进的主体上，虽然政府与民间皆有作为，但明显呈现政府为主、民间为辅的格局。

政府教育机构中的学者与技术官僚是民国时期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的主力军，其中以研究教育学及心理学专业的学者最为关心。民国政府在教育部门或其他部门的学者与技术官僚的不断推动下，也在学前教育领域屡有动作。这一切都源于民国时期政府教育指导思想的转变，如对科学与人性的重视，对现代国民教育的追求等。这些改变促成了近代教育在民国阶段的飞跃，也缔造了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中国的便利条件。1912年，民国政府出台《师范教育令》，要求女子师范学校“得附设保姆讲习所”。1922年11月，教育部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令》（壬戌学制），将蒙养院改称为幼稚园，将其正式列入学制系统，确立为国民教育第一阶段的地位。1929年8月，教育部公布了《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1932、1936年两次修订），这是一部结合海外学前教育思想与中国国情的课程标准。1939年，《幼稚园规程》（1942年修订为《幼稚园设置办法》）出台。同时，教育部门或其他部门的学者与技术官僚也不断对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献策献力，如关于学前教育的师资培训问题，在1928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陶行知和陈鹤琴分别提议开设幼稚师范和在普通师范中设幼师科，以培养幼儿教育人才，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在这个时期的海外学前教育师资引进、学前教育制度设计等方面，都能隐约看见政府的影子。

从引进的动力与主体，我们可以察觉到民国时期海外学前教育引进的这种复制模仿到消化吸收再到自主创新模式的转折点在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自此之后，海外学前教育的引进进入了一个高速时期。

二、引进的路径

民国时期致力于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的学者与学术官僚人数众多。很多关注这一领域的学者有留学或国外考察学习的经历，所留学及考察学习的国度中以日本为首，美国次之。学术界普遍的观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国人以日本为主要学习榜样，之后则以美国为主要学习目标。有日本学者称1921年时，“东方留学生，当以中国首屈一指，现在国外之中国留学生，计有九千人，其中在日本者四千人，在法国者两千人，在美国者千四百人，在英国者四百人，其他一千二百人，则散处欧洲各国。”[9]62这个数据很快被改变。“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大量中国学生留学欧美国家，其中专攻教育学的则首选美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成为中国教育学专业留学生的集中地，如陈鹤琴、汪懋祖、邰爽秋、陈剑恒、萧孝嵘、黄觉民、艾伟、刘廷芳、刘炳藜等人均在此留学。除了留学外，民国时期所组织的各类政府或民间较大的赴海外教育考察团体约有十数次。这些考察虽不以海外学前教育为主要观察目标，但“举其适用于我国而切近易行者，备将来回国，与邦人士参考研究之资”的考察目的也将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纳入了其考察视野。同时，海外宗教文化的植入扩散也利用海外学前教育作为工具之一。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民国时期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路径并不单调，呈现出四种主要的引进路径。

通过译著及近代报刊等媒介传播海外学前教育思想是最主要的路径。

在译著方面，其时对海外学前教育思想传播出版贡献较大的出版单位有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后在长沙等地开展业务。、儿童书局、中华书局、泰东图书局、北新书局、大华书局、民智书局、神州国光社、黎明书局、世界书局、新中国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正中书局以及重庆正中书局等。此外，上海的新月书店、华通书局、申报馆、联合书店、新国民图书社、现代书局、光明书局、长城书局、青年协会书局、女子书店、辛垦书店、育英出版社、华华书店、耕耘出版社；天津的百城书局；南京的南京书店、正中书局；北平的新云堂书店、文化学社；昆明的中华书局；贵阳的交通书局；桂林的天下书店等。其中，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儿童书局、世界书局、大华书局等可称为民国海外学前教育思想传播的主力军。而中共所创办的华北新华书店、新辽书店等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近代报刊方面，其时有数百种报刊杂志曾经登载过介绍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内容的文章。其中，教会所办的有《中西教会报》《公教妇女》《圣教》《公教学校》等；综合类的报刊杂志有《东方杂志》《申报》《国闻周报》《晨报》《京报》《中国青年》等；全国性教育类的有《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教育学期刊》《新教育评论》《基础教育》《民众教育》《教育与职业》《新教育》等；地方教育类报刊则有《上海市教育》《安徽教育行政》《河南教育》《首都教育》《湖南教育》《辽宁教育》《龙溪教育》《安徽教育》《大上海教育》《山东民众教育》《金山县教育》《江苏教育》《青岛教育》《江西教育行政》《浙江教育行政》《广东教育厅旬刊》《陕西教育》《福建教育》等；儿童类的有《时代儿童》《镇海儿童》《儿童》《新儿童》《儿童知识》《儿童福利》《厦门儿童周报》等；妇女类的有《现代妇女》《职业妇女》《福建妇女》《江西妇女》《甘肃妇女》《妇女杂志》《新女性》《今代妇女》《妇女时报》《女子月刊》《主妇之友》《妇女新生活》等；学校等教育团体所办的有《复旦旬刊》《中法大学月刊》《国立劳动大学劳动周刊》《国立中央大学教育丛刊》《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半年刊》《师大月刊》等。还有一些文学类、体育类、生活休闲类等报刊也涉及到相关内容。中共所创办的《群众》《共产党》等杂志亦有此类内容的介绍。《新运导报》《妇女新运》《战时教育》此类时效性很强的报刊中，也不乏此类内容。甚至于在伪政权官方倡办的《大同文化》《兴任季刊》等中，也以此作为吸引读者的卖点。一些报刊还专门开辟专栏，以为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提供了方便，如《教育杂志》的“国外教育杂讯”；《新教育》的“国外教育要闻”、“国外教育消息择要”；《中华教育界》的“国外教育新闻”；《安徽教育行政周刊》的“国外教育消息”；《教育研究》的“国外教育研究摘要”、“国外教育消息”；《河南教育月刊》的“国外教育消息”；《东方杂志》的“国外教育杂讯”；《四川教育通讯》的“国外教育动态”等。一些报刊也常有相关介绍，如《申报》就经常刊载外国学前教育方面的消息：从巴黎议员兼国家体育及公共卫生委员会会长思利柏树丹氏最近在议院中提出重视儿童教育，到“美国专为小儿而设之实验学堂，今已风起云涌，纷纷成立，其根本上之宗旨，在供给儿童生长时有关性之需要物。”所引介的内容十分庞杂。

外国学者来华讲学也成为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的路径之一。

据统计，仅1912年至1937年间，有12个外国教育家、教育专业人员来华。[10]177这其中不乏当时杰出的名家，如杜威、孟禄、罗素等。他们在中国游历各地，讲学演讲。如杜威（John Dewey）先后在北京、南京、杭州、上海、广州等地讲演200多次。孟禄（Paul Monroe）还与中国教育界人士共同组织了中华教育改进社，被推选为名誉董事。在由美籍和华籍人员组成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他曾连续3年担任副董事长。有学者认为其时分别兴起于欧洲和美国的“新教育运动”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促进了外国――尤其是美国――学者的来华。[10]177并且这些运动点明了20世纪前半叶美国教育的发展方向，即“重视儿童的需要和个性差异、强调为儿童提供更多的活动空间、鼓励探究和创造性的发展、对儿童权利的尊重。”[11]235这就使得近代学前教育思想成为来华学者较常谈论的一个话题，客观上促进了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

国外宗教势力出于宗教传播的需要而通过公教等组织进行的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植入渗透，也丰富了引进的路径。

尽管“宗教传播本身就隐含着种族主义征服其他民族的心理背景”[12]129，但基督教将开设幼稚园作为向贫民传播教义的方法之一，“幼稚园对于贫民也是有特别意义的。”张宗麟说1902年已有6所教会幼稚园。[8]392张宗麟就以为：“基督教来我国传教，一面用医术，一面用教育，因为国内士大夫鄙视教义，鄙视教友，所以他们就向一般贫民去下功夫。医药对于贫民是最有效的宣传，其次当然是教育，幼稚园对于贫民也是有特别意义的。所以在光绪二十八年全国已有教会设立的幼稚园六所，国人几乎完全不知道。”[8]3921924年，南京女师曾作调查显示全国190所幼稚园中，有156所为教会所办。一位名叫麦美德的传教士曾建议：“基督教k学的等级，宜从幼稚园以至大学。”[13]81又有人称：“公进是团体的组织，欲使儿童公进化，也必须自幼童期就开始训练他们。”[14]176这种转变的原因很简单，一则因为自晚清至民国，西方学前教育思想也处于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中，它的成熟为其传播奠定了基础；二则因为西方宗教势力意识到了海外学前教育对于西方宗教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及对于中国人增强宗教思维的影响。“欲造民主国国民之根基，除幼稚园外，无他术也。”[13]81为着这个目的，民国时期的各类西方宗教组织都很积极地进行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有一名蔡姓主教到达天津时，曾“特嘱公道会员着重儿童教育，因为儿童是一切社会的基础，俗话说：‘根不正，苗不正，结了葫芦瓠不正。’儿童是根苗，成人是葫芦，是瓠，成年人的好坏，多半是看他在儿童时代所受的教育如何”[14]164。甚至有人认为教会中最重要的部门就是处理妇女儿童事务的部门，例如，“公进妇女部是公进各部的基础，可以说是公进各部中最要紧的一部。”[14]168因为幼儿学前教育的特殊性，使得此时的宗教教育事半功倍。“如果为之家长者，对于自己的一切行为，皆表现着教友的色彩，本着公进的意义，儿童自然就容易公进化。再者，除此以外，为之家长者，使儿童自幼就习于作公进的事业，……就是要本着公进的宗旨去作。”[14]167教会组织热衷于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甚至实践，其目的在于为西方宗教培养接班人与拥护者，培养其信仰群体。所谓“儿童是公教青年的候补者、准备人，如果在准备的时期，准备的充实，后来他在行为上表演出来，必定能有很好的成绩。”[14]165教会创办了大量学前教育方面的杂志，如《小孩月报》、《福幼报》，甚至于1947年有《儿童圣经课本》的出版。不独在中国，在西方世界，也是这样做的。时有无名氏介绍说：“巴黎总主教区在凡典爱枢机赞助下，有幼儿宗教教育会之组织，专为四岁至八岁尚未入学校之儿童，施行适当之宗教教育。”[15]77这些宗教教育“使家庭中从未提到天主二字之幼儿，至少每星期一次，可以生活于富有宗教气味之环境中。”[15]78此类组织在西方已呈星星之火燎原之势。“‘幼儿宗教教育会’原只系巴黎总主教区内一种组织，现已渐形发展，里昂、冈白来、爱物肋等教区内，亦已有所组织云。”[15]78

各类学前教育师资培训机构的设立，成为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中国的第四条路径。

晚清时期西方教会曾创办了一批学前师资培训机构，如苏州英华女中的幼师班（美国卫理公会1889年）、上海幼稚园教师训练班（美国监理公会1892年）、厦门幼稚师资班（英国长老会1898年）、苏州景海女学（美国监理公会1902年）、岭南大学高等幼稚师范专科部（美国长老会1904年）、北京协和女书院高等幼稚师范专科部（美国公理会1905 年）等。这些机构都强调了宗教课程，如景海女学与宗教有关的课程占了全部学分的 1/3，教育理论科目反而比例很小，还不到1/4。[16]284285恰如张雪门所说：教会培养出的幼儿教师“拿的是教会的钱，吃的是教会的饭……为他们自己的教会尽责，不是为教育服务，是为了宗教，不是为了孩子。”[17]189这种现象在民国时期还有保留，如1912年英国传教士在厦门创设怀德幼稚师范学校、附设幼稚园。宗教色彩极浓，“不欢迎带政治色彩的教员……教幼稚园的女教师要梳头，不得结婚。”[17]353但很快得到改变，出现一批国人自办的幼稚师资培训机构。如1927年创办的厦门集稚师范学校、1929年创办的南京晓庄幼稚师范学校、1930年创办的北平幼稚师范学校与上海幼稚师范学校等。1940年，还出现了第一所公办的幼稚师资培训机构――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这些国人所办的幼稚师资培训机构虽然没有浓烈的宗教色彩，但大多以海外学前教育思想为指导，对学生灌输相关的理念意识，也客观上成为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的一个重要路径。

三、引进的内容

尽管存在着四种主要的引进路径，但我们仅从译著、著作及报刊中就可以了解到民国时期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的主要内容。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所出版的学前教育思想类著作约有200部，相关文论约有3000篇。其中对海外学前教育思想进行介绍的译著及著作大约百部，文论1000余篇。其出版发表的高峰期在1919年至1949年间。1933年，林仲达曾撰文参见林仲达：《新妇女与儿童研究》，《东方杂志》第30卷第11号，第110页。谈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阶段性发展，对夸美纽斯的婴儿学校、洛克的教育论、卢梭的爱弥儿、裴斯泰洛齐氏对于他三岁半的孩子的发达之观察记载直至苏俄幼稚园、美国依瓦华儿童幸福研究社所创办的‘幼稚儿童心理实验室’等皆有论述，这是其时国人对于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一次较系统的总结，也反映了当时先进国人的认识水平。儿童中心论、新课程设计法、幼稚园制度等都在这个时期也被引进中国。抗战的爆发与解放战争的进行使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的内容向儿童保护与福利领域集中，这也成为了那个时期的特色。

民国时期的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内容分为五大部分，分别是：海外幼儿心理与保育思想、学前教育体制思想、具体学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及教育方法、学前教育事业整体认识、学前幼儿关系学思想等。限于篇幅，本文仅作概括介绍。

近代科学的进步加深了人们对幼儿生理、心理发育的了解，海外幼儿心理与保育思想在民国时期引介深度与广度也远超晚清时期，很多海外幼儿生理心理研究的最前沿思想为国人所知晓。如佛初的《欧美对儿童之养护》（《中华教育界》1913年第9期）、佚名的《苏俄之儿童教育及卫生》（《先驱》1922年第10期）、价人的《德国儿童的健康状况》（《世界知识》1935年第3期）、朱觉方的《美国的健康婴儿诊所》（《家》1947年第17期）等文都介绍了此类内容。幼儿心理学方面的内容尤其为中国学者所看重。如华特尔（C.W.Waddle）著、葛承训译的《儿童心理学》（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就是一本关于儿童心理发展的教材，其中包含了儿童的游戏、语言、图画、道德等诸多问题。祝雨人译的《儿童心理学的方法》（《教育杂志》1936年第7期）等都顺应了这个趋势。与晚清时期相关介绍的泛泛相异的是，其时在一些具体的幼儿生理心理发育理论上有集中的探讨，如在幼儿的智力测量方面，就有樊炳清的《比纳氏智能发达诊断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比奈（A.Binet）、欣蒙（T.S.imon）著、费培杰译的《儿童心智发达测量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特尔曼（L.M.Terman）著、华超译的《比奈西蒙智力测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等论著进行讨论。对于幼儿性教育的探索，则有文宙的《瓦尔氏儿童性教育之三时期》（《妇女杂志》1922年第9期）、紫鸢译的《儿童性教》（《妇女月刊》1947年第4期）等文。不但关注到正常儿童的生理心理发育，还关注到了特殊儿童。如周太玄的《欧美特殊儿童之教育》（《教育杂志》1912年第12期）、何其恺译的《印度儿童的智力分配》（《教育半月刊》1946年第2期附刊）等文即是此例。在儿童的保育方面，成果也非常多，例如孙敬婉译的《儿童之日间集团保育》（《社会工作通讯月刊》1947年第12期）等文。

在对海外学前教育机构初步了解与国内学前教育事业起步的基础上，国人对于深入了解海外学前教育体制的愿望更加迫切。这方面的文论大量面世。如华里阿・华斯孔遂洛（Faria de Vasconcellos）著、陈能虑译的《比利时之新学校》（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祝其乐等著的《幼稚教育及日美之幼稚园》（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朱镇荪的《德国的学前教育》（《东方杂志》1933年第12号）、诗哲的《意大利政府妇婴保育事业》（《新北辰》1935年第9期）、佚名的《比利时的幼儿培育院》（《中华教育界》1936年第4期）等。对于学前教育师资与教材的关注也开始起步，如杜威（Dewey）著、郑宗海译的《儿童教材》（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田贵銮的《谈美国支加哥大学儿童福利人材训练》（《儿童福利通讯》1947年第6期）是这个时期的亮点之作。因为苏联政权在那个时代的特殊性，很多学者对于苏联的学前教育体制特别有兴趣，如福同的《苏维埃俄国之妇女与儿童》（《解放与改造》1920年第15期）、佚名的《俄罗斯的母亲与儿童》（《妇女杂志》1921年第3期）、佚名的《苏联的学前教育》（《东方杂志》1934年第14号）等文就介绍了苏联的学前教育体制的独特性。民国时期还出现了对相关理论进行讨论与反思的文章，如金仲华的《托儿所与婴儿院之理论的基础》（《东方杂志》1933年第17号）、佚名的《英婴儿学校之改进》（《中华教育界》1935年第11期）等文。与晚清时期明显不同的是，民国时期的海外学前教育体制思想的引介国以美国、苏联等为主，日本则逐渐被边缘化。当然，也有学者对于采取海外学前教育制度有不同看法，由此衍出对整个教育制度泛海外化的疑问。“我国的教育制度本来是参采诸欧美，但这带有‘来路货’风味的制度，是否适应于中国社会的一般情形，在人们的心里依然是一个大疑团。”[18]5实际上，民国时期的学前教育制度海外化程度非常深，就以课程为例，占据主流的三种类型分别为：日本蒙养院式、教会宗教式与福禄贝尔及蒙台梭利式。陈鹤琴曾说：“我们中国的幼稚园大抵是抄袭外人的。”[19]1但这并不代表国人没有自主化的努力。早在1917年，实用主义为指导的美国设计教学法进入中国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就开始设置学前教育课程。参见薛钟泰：《南京高等师范附属小学的幼稚园》，《中华教育界》第10卷，1920年第5期，第7180页。只不过因为各种客观环境的限制，这种自主化的努力其效能并不明显。

在具体教育家及教育方法领域，晚清时期得到国人推崇的福禄贝尔教育思想1903年，福禄贝尔的教育思想传入中国。在民国时期不再一枝独秀，蒙台梭利的教育思想更受人们关注。如今西嘉藏著、但焘译的《蒙台梭利教育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年）；佚名的《蒙铁梭得教育之儿童》（《中华教育界》1916年第2期等连载）；李惟远译述的《蒙特梭利论儿童的科学研究之重要》（《教育通讯》1948年第6期）；天翼的《蒙苏兰氏教育幼童之新成绩》（《进步》1913年第1期）等。而对于其他学前教育思想家的介绍也开始丰富起来。如唐编译的《近代教育家及其理想》（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中就介绍了福禄贝尔等海外近代学前教育家的思想。如爱伦凯（Ellen Key）著、沈泽民译的《儿童的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蒲富慎译的《儿童教育法》（《时与潮副刊》1948年第2期）；高尔基的《新儿童教育》（《中苏研究》1946年第2期）等。闻松龄的《苏联儿童教育的新设施》（《申报月刊》1935年第7号）；胡复译的《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教育通讯》1948年第5期）；吴桢译的《儿童怎样了解人情》（《儿童与社会》1948年第2期）等文则在具体的学前教育方法上提供了人们更多的认识内容。

民国对于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包含了整体认识与反思，这也是对于晚清时期相关不足的反动。这方面的成果数量庞大，体现了其时的先进国人已经开始认识到完整、系统地了解西方近代学前教育事业的重要性。相关成果有赵宗预的《美国幼稚教育》（中国图书公司1917年）；祝康的《奥国革命后的幼稚教育》（《中华教育界》1931年第5期）；谢康译的《德国幼稚教育史要》（《中华教育界》1934年第9期）；唐牧记的《中美儿童福利事业》（《家》1946年第12期）；郝连栋的《国外儿童事业掠影》（《红十字月刊》1947年第15期）；蒋良玉的《英国的儿童教育》（《活教育》1948年第2期）；袁昂的《英国幼稚教育的发展》（《教育杂志》1948年第5期）等。一些对海外教育总体介绍的著作也谈到这个内容，如汪懋祖的《美国教育彻览》（上海中华书局1922年）；罗曼（F.W.Roman）著、李大年译的《欧洲新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等。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云五、韦U主编的比较教育丛书，其中有《美国教育》、《坎拿大教育》、《波兰教育》、《意大利教育》、《德国教育》、《比国教育》等册，都对各国的学前教育事业有重点介绍。反思方面，有佚名译的《从苏联儿童教育看苏联思想》（《时与潮半月刊》1948年第4期）；伊诺斯夫著、田贵銮译的《美国儿童局局长的功绩》（《妇女新运》1948年第2期）；佚名的《英国幼稚教育之现状及其改造的途径》（《中华教育界》1934年第2期）等文。甚至于汪伪政权的新国民运动也将学前教育作为噱头加以宣扬，如方与严的《儿童教育与新国运》（《新教育杂志》1947年第1期）。这类文章中，很多人的笔调十分尖锐，如谷陈白坚对杜威儿童教育学说的批判，“过去一向实施儿童教育，是遵循着杜威的教育学说，……以学校来辅助家庭之不足，但学校依然有其缺点。”[3]12有人接受了外国人对其他国家学前教育事业的评论文章，如东序的《俄国的自学儿童》（《东方杂志》第28卷第21号）就翻译了德国人Hans Siemsen“在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上发表一文，叙述俄国自习学校的情形。”[20]87此类文章不在少数，颇有价值。也有一些对中外学前教育现状进行比较的文章出现，蒋方良就描绘道：“自从沙皇制度被了之后，俄国儿童，以至整个苏联儿童，完全过着另外一种生活。”[21]4这些对学前教育的整体认识与反思是当时难能可贵的新突破。

在晚清时期引进的幼儿自立及妇女与职业讨论的基础上，民国时期的学前幼儿关系学思想引进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儿童保护与福利方面。“在这个世纪的开始，西欧各国慈善家，便已进行儿童福利的工作，然而这运动引起各国政府的注意，还要算是最近十几年来的事。”[22]271首先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种种弊端与经济危机的发生，“各国无产儿童目前是遭受到灾害，其原因是由于无产者普遍的失业，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各国，可怕的不幸宰制着儿童的命运。”[23]21其次是因为一、二次世界大战，使得儿童的地位得到提升，人们普遍认识到只有保护好儿童，提高儿童的福利，国家与民族的未来才有希望。“各国都已识清保护儿童福益，推进儿童教育，才能有健全第二代的国民。”[24]8如程谷青的《美国对于儿童之保护》（《妇女杂志》1919年第1期）、迪筠译的《战时苏联的儿童》（《时与潮副刊》1944年第2期）、李的《美国的儿童福利工作》（《妇女新运》1945年第9期等连载）、宋蜀碧节译的《捷克政府对妇女和儿童的保护》（《新中国妇女》1949年第2期）等。由战争环境引发的对儿童保护与福利的单纯介绍又引申至对儿童保护与福利的法制保障的研究，如赵演的《英国儿童保护法之演进及现状》（《中华教育界》1936年第1期）；佚名的《墨西哥教育当局声言儿童的权利和义务》（《中华教育界》1936年第1期）等文。又因为中国为半殖民地国家的痛楚刺激着人们关注殖民地国家的状况，于是N.鲍达列娃著、榆青译的《妇女和儿童在殖民地国家》（《时代》1947年第9期）；孟昌译的《殖民地国家妇女和儿童的生活》（《现代妇女》1947年第2期）等文也应运而生。随着世界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一些国际性的儿童保护组织也纷纷建立，也有不少文章对其进行了介绍。如刘王立明在《贫苦儿童之救济》（《东方杂志》第32卷第19号）中对国际儿童幸福促进会的介绍。[22]271晚清时期对于海外幼儿自立及妇女与职业的矛盾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还引发了对于公育思潮的争论。如牛若望对当时希特勒所鼓吹的“妇女回家”运动进行评论：“我们正在唱着妇女要跳到社会中去的高调时，而德国的国社党领袖希特拉却作着‘妇女回家’的运动。”[5]18也有学者对海外的幼儿保护与福利现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胡愈之对英国政府保护妇女不足的批判，“知今日英国政府，对于全国女孺，实不能尽其保护之责任。夫母道之训。练育儿之法则，为女子教育中最要之点。前此吾英当局，皆不能注意及此。”[25]82这些讨论启发了人们的思维，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为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开辟了新的空间。

民国的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过程持续时间长，影响深远。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中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但早期对学前教育思想的吸收有些囫囵吞枣。陈鹤琴曾评价道：“今日抄袭日本，明日抄袭美国，抄来抄去，到底弄不出什么好的教育来。”[26]110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时代文化方向的选择，不是哪位思想家灵机一动想出来的，也不是哪位思想家照搬外国的某种模式就可以决定和奏效的。”[27]17上世纪20、30年代开始，以陈鹤琴、陶行知、张雪门等为主体的国内学者们启动了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自主化（亦称本土化）进程，包括鲁迅、蔡元培等人亦参与其中。陶行知直言：“我们下了决心，要把外国的幼稚园化成中国的幼稚园，打破外国的偶像。”[28]160张雪门指出：“研究教育的目的，本来于实用。分析过去，捉住现在，改进将来，无一不须从本国里找材料；也正唯从本国材料中找出来的路子，才能解决中国幼稚教育的问题。”[29]442这些言论又恰恰证明了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的历程与内容的价值取向。如本土化、科学化口号之下，实际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在中国的应用。杜威的“从做中学”、儿童中心观都被中国学者们所运用。对于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影子，他们并不讳言。“最近的教育思潮是注重实验，这是从美国实验主义派的哲学来的，杜威、弥勒等主张最有力。这个思潮，影响到各种教育……幼稚教育是各种教育中之一种，当然也应该依着实验精神去研究。”[19]43陶行知说得更加明白：“我们（的幼儿教育）一方面还要吸收别人的经验，我们要把英国的，法国的，日本的，意大利的，美利坚的一切关于幼稚教育的验都吸收进来，我们来截长补短冶成一炉，来造成一个‘今日之幼稚园’！”[28]160

民国的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的模式、路径与内容告诉我们，无论是引进还是自主化，先进国人倾注大量心血和殷切期望，他们一直为一个目标而努力，就是：培养中国的下一代，“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17]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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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儿童教育论文范文第3篇

动漫教育研究热点

（一）动画教育现状的描述与思考

国内动漫或动画教育现状，几乎成为每年动漫教育研究的特点，但很多论文都局限于感性描述。显然这个题目的出新在于调查数据的广泛性和权威性，或者观察的独到性，而做到这一点实际上很难。

肖永亮的《中国动画教育现状分析》（《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一文，为目前中国动画教育现状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概貌。作者受国家扶持动漫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委托，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港澳台）的2139所高等院校展开了调查，确定全国范围内设有动画及相关专业的高校为592所。在完全依据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分别对中国动画产业发展和专业人才需求、学生就业现状、动画教育的学科体系、课程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教育评估和理论建设体系等专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归纳和严密论证。

吴冠英、叶风的《动画教育要走在行业发展的前面》（《装饰》第1期），强调动画创作和动画教育都应重视动画的文化属性和艺术特性，指出国内动画教育的主要形态是培养熟练专业技巧动画工人的专业技能教学，提出动画教育要培养面向行业未来发展、能改善当前行业发展状况、具有高文化素质的艺术创作人才。

廖祥忠、刘迎迎的《关于数字时代中国动画高等教育发展的思考》（《中国电视》第10期），指出数字时代的动画复合型人才的需求量逐年提高，中国动画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实现人才培养、师资建设、创作科研、国际合作方面的科学、艺术与人文的深入融合，深入探索动漫与新媒体深度融合，涵盖动画、数字影视特效、网络媒体艺术设计、数字游戏设计等当代数字内容产业核心领域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在坚持动画高等教育办学原则的基础上，坚持开放式办学，与国际对接、与业界对接、与中学对接，以形成办学特色，达到差异化发展。

戚大为的《高校动画教育发展现状刍议》（《教育界》第27期）指出当前动画教育产业在快速发展的背后，动画教育在教学过程中存在师资、投入、教学理念与方法等方面的问题。魏武的《关于当前我国高校动画专业课程设置及教育现状的思考》（《教育与职业》第15期），指出近年来动画教育兴起了热潮，但动画专业是我国目前既热门又并不成熟的一个专业，应从动画专业课程设置方面着手。程月洁的《中国动画教育现状》（《读写算：教育教学研究》第49期）认为我国动画教育缺乏师资力量、教育教学设备不足、动画教育存在偏向性，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高璐的《动画人才需求现状及高职动画教育教学改革》（《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学报》第3期），认为高职院校动画教育培养出来的动画专业人才难以满足动画企业的岗位需求，直接影响到我国动画产业链的快速发展，建议开放与合作办学，改革人才培养目标，依据可持续发展路径，建立科学有序的动画人才培养体系。

李世东的《浅析“红牌”动画专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考试周刊》第7期），指出动画专业在教学体制和教学方法中暴露出了问题，在2010年动画专业被评为高校本科“红牌”专业之一。他的另一篇文章《衡水动画专业特色学科教育发展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黑龙江科技信息》第19期），总结了河北省衡水学院动画专业特色学科教育发展经验。

柳执一的《高校动画专业教材出版现状浅析与思考》（《中国出版》第6期），总结国内动漫教材出版现状的问题是：数量多、精品少；操作技术类多、艺术研究类少；选题窄、宏观把握不够。提出建议：调动教材编写主体积极性，优化与规范考核评价制度；学科系统规划，契合动画专业学科特点；坚持质量原则，将最前沿研究成果转化为教育资源。王寿兵的《我国高校动漫专业招生与就业现状分析》（《辽宁行政学院学报》第6期），谈到动漫专业报考与录取情况是：报考的盲目性、招生的广泛性、录取率低、在校生普遍感到不满意；就业情况是：动画人才缺口大、就业率低、专业被亮“红牌”；提出动漫专业的出路在于减少招生规模、技术与艺术并重、优化师资结构、与动漫公司合作。

黄丽娜的《中国动画教育发展之路———基于动画教育研究现状的内容分析》（《中国教育技术装备》第3期），提出我国动画教育发展现状为近10年来人才需求量增加，动画技术应用领域日趋开阔、计算机动画技术逐渐成熟。动画教育研究成果方面，注重反思，侧重研究动画教育的历史、现状、趋势，近年来探索动画教育体系与模式、课程合理性等，未来研究潜在点是动画教育应用与改革。

（二）动漫人才培养模式

动漫人才培养模式是动漫教育中屡谈屡新的话题，也是每年动漫教育研究的重点。从理论上说，既然是模式，就有个共同遵循的价值和意义，也有个不变的规律性存在。但这个话题的解决从研究成果来看，既复杂又简单。简单的是有个共同点，如人才培养目标、教学方法、实践教学（产学研结合、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项目教学、任务驱动）等，复杂的是到目前为止，还缺乏被广泛采取、具有实效的普遍模式，但研究者对此的探索热情还是鼓舞人的。

李和畅的《日本动/漫画教育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主张借鉴日本相对科学、完善、层次分明的动/漫画教育模式，改革我国动/漫画教育的学校发展模式单一、课程设置不尽合理等不足，应把动/漫画教育放置于动/漫画产业的背景下作对比分析，明晰培养目标，研究产业趋向，深挖文化资源，加强校企联合，从而找到适合我国自身发展的动/漫画教育模式。王墨兰、马丽萍的《对国外高校动漫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教育界》第6期），国内外高校动漫人才的培养都必须立足于产业实际发展的需求，高校动漫教育应及时根据产业对人才类别、层次的不同需求，确立教育改革的思路和定位。

钱华欣的《动漫产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探析》（《当代教育论坛》第14期），指出动漫产业急需应用型人才，分段式、校企共建式、工学结合式、项目驱动式、订单式等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是培养造就应用型人才的有效模式。张志敏的《职业教育动漫专业的前行之路———高职动漫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探究》（《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第36期），认为在高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校企联动、共建实训平台是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培养的根本措施，是促进职业院校转变人才培养模式的根本动力，因此提倡学校与企业共同培养人才的校企联动的培养机制。蒋克岩、沈葳的《“校企联合”教育模式在动漫人才培养中的机动性》（《艺术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学报》第3期），也赞同“校企联合”教育模式。詹筱茹、韩帆的《基于工作室制的动漫数字媒体专业创新创业实践教育模式研究》，（《教书育人：高教论坛》第12期），则提倡动漫实践教学的工作室制。柳旭、杨双珠的《动画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培养模式的构建与教学内容改革》（《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认为国产动画业需要培养综合型人才，高校动画专业应构建人文、艺术、科学合流的教育模式，广设通识课程，培养出创造意识敏锐、思维灵动跳跃、文化底蕴深厚、技能扎实稳固、兼具团队精神的综合型人才，为遭遇瓶颈的动画产业提供丰盈给养。

陈晨的《网络时代的高等院校动漫专业教学模式研究》（《文艺生活（艺术中国）》第11期），阐述了网络技术对动漫教育的影响和重要作用，提出了高校动漫教育的教学模式融入网络技术的可行性，并通过网络信息资源加强学习者对动漫课程的兴趣培养，课程中设立模拟项目“动漫工作组”，采取异步讨论式学习模式、同步讨论式学习模式、自主式学习、网上竞争式以及角色互换式学习方法的具体新型动漫教学方法的实施。

黄卢健的《民族地区发展民族动漫教育新模式初探———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动漫教育为例》（《教育教学论坛》第20期），该文以广西发展动漫教育发展为例，论述民族动漫教育的发展应该在教育资源的宏观调控、专业设置、课程改革、民族文化的融入、动漫教育理论研究、动漫市场的开发等方面进行。

（三）动漫教育与儿童的关系

我国动画的主要观众是儿童，因此动画与儿童的关系紧密。动漫教育与儿童的关系，不等于是动画艺术中的教育功能的研究，而是动漫教育中如何实施与儿童相关的教育，即教学计划与课程的设置、教材的研究、动漫专业学生儿童素养的养成、动漫作为儿童教育的资源等。本年度对此的研究有所关注，但有影响力的写作还不够，有时流于常谈。

宋眉的《浅谈动画片对儿童的教育功能》（《大众文艺》第16期），认为当下儿童动画应以发展的观念来创作动画，“教”与“乐”的内容都应当与时俱进，对于“教”与“乐”的理解和认识应更深入，否则便不能适应时代需求。魏君的《方言版动画片对幼儿语言学习的教育意义》（《凯里学院学报》第1期），谈到适合幼儿观看的动画片要对幼儿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而近几年热播的方言版动画片对幼儿语言的学习存在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张颖梅的《浅谈日本动画片在幼儿教育中的积极影响》（《南北桥》第1期），提醒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日本动画片，正视其在幼儿教育中增强幼儿判断识别能力、培养幼儿丰富情感坚强意志、构建幼儿新认知结构的积极影响。刘彬的《运用表演手段开展幼儿美术漫画欣赏教育活动》（《学园》第8期），谈到漫画欣赏在幼儿美术教育活动的作用。

丁虹的《国产动画片———儿童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四川教育学院学报》第1期），谈到国产动画片由于有着声、光、电所营造的立体效果，符合儿童阶段的探索心理。陈晓茜的《动画片与儿童教育》（《文艺生活：中旬刊》第12期），认为动画片是儿童喜闻乐见的电视形式，他们在动画片中获得快乐、获得知识、开阔眼界，但动画片也给儿童带来负面影响，过多收看电视动画片直接影响到儿童的身体发育，动画片中的不良行为影响了儿童的心理健康和行为发展。

文化及文化产业的角度谈教育

在当前动漫教育中，有种较为强烈的声音是：动漫教育不能唯动漫技术，还应重视创新、复合型、高素质人才的培养。联想到我国动画产量连续多年在20万分钟以上，而大多平庸，甚至被业内知名人士斥为垃圾（“不是精品，就是垃圾”）。这就要引起对创新教育的思考。把动漫放在大的文化及文化产业的背景下去思考，如发扬传统文化等，成为可以理解的举动。

王松江的《关于儒家文化对当前动漫教育发展影响的思考》（《中国成人教育》第23期），文章总结了儒家文化对动漫教育的负面影响，包括：儒家“中庸之道”排斥竞争意识，不利于动漫的发展，影响了动漫教育的定位；儒家重整体倡协同的等级观念及崇古主义压制了人的个性，影响了动漫教育创意人才的培养；儒家重道轻器的传统思想轻视科学技术，影响了人们对动漫教育的认识和理解；儒家重文轻商和轻视劳动的近官文化，阻碍了动漫产业链的形成，影响了动漫教育的发展。许展的《从视觉文化角度解析漫画的教育价值》（《考试周刊》第10期），从视觉文化角度对漫画的教育价值进行解析，通过研究国外的漫画教育实例，提出了在“读图时代”的今天，我们应当正确全面地了解漫画这一独特的视觉文化类型，借助漫画的认知和审美功能来提高青少年的视觉素养，弘扬民族文化，适应“读图时代”的教育新的需求。孟抒的学位论文《动漫文化影响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研究》（合肥工业大学2011年），研究了动漫文化对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陈旻瑾的《动画专业教育中设计伦理观的培养》（《艺术百家》第z1期），分析了培养学生建立正确的设计伦理观的必要性，提出具体的构建策略是在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从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评价体系三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培养学生的设计道德感与责任感。王静的《探析动画片中的“虚拟性”对审美教育的影响》（《装饰》第5期），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标志着虚拟时代的到来，虚拟文化的出现导致了艺术与现实关系的变化，文章总结了虚拟文化的特点以及它对审美教育的影响，如边界的消减和现实的超越等。陈楠的《媒介素养视野中的影视动画教育》（《时代教育（教育教学版）》第8期），该文从媒介素养的角度关注和探索影视动画专业教育，以有效引导并培养该专业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原创精神。程亚楠的《宫崎骏动画电影中的神灵教育》（《当代小说（下半月）》第2期），研究了宫崎骏动画电影中的凸显人与自然和谐的原生态的信仰，希望能够借着更具深度的作品，拯救人类堕落的灵魂。

黄柏青的《机遇和挑战：文化创意产业语境中的动漫教育分析》（《艺术与设计（理论）》第4期），在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两型社会”的发展战略和“文化强省”的支柱产业的大背景下，思考湖南省动漫设计艺术教育如何建设和发展。文章认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对于动漫教育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在于文化创意产业需要动漫设计艺术，需要动漫设计艺术教育；挑战在于，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培育具有个性化的适应动漫产业需求和动漫市场发展的动漫创意人才。吕丹的《策略、定位与重构：文化产业背景下的高校动画教育反思》（《包装世界》第1期），谈到许多高校由于定位模糊、对动画产业发展需求的理解片面、师资力量缺乏等因素，使得我国动画实用性人才匮乏。因此，要结合动画产业人才的需求，进行动画教育改革四、动漫教育研究的趋势动漫教育研究的核心在于对教育规律、方法的总结，既需要对动漫教育现状把握的研究基础，也需要在深度、广度上的扩展。在当前动漫实践的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动漫人才教育显得落后于形势。这里，需要紧密关注动漫产业发展的大环境，切实改革和推广动漫教育经验及成果，使得诸多研究从高阁中走入教学实际。因此，今后的动漫教育趋势，我们认为，深化点在于教材教法、课程设置、专业计划拟定、创新能力培育、实践教学的模式、校企合作的改观等方面，此外，对于国外动漫教育的引介，也是提高国内动漫教育水平的有效途径。

本年度的动漫研究在上述方面有所开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对传统文艺的借鉴。朝克图的《传统与创新并重的动画人才教育》（《青年文学家》第13期），指出动画教育中培养个性和创造力的核心问题在于对传统的继承与发扬。郭爱红的《豫北民间艺术资源在高校动画艺术教育中的应用》（《大众文艺》第16期），认为豫北地区形式颇为丰富的民间艺术将为现代动画艺术的创作提供宝贵的文化资源。

二是课程改革。余龙江的《浅谈“能力本位”教育观在三维动画制作技术课程教学改革中的作用》（《学园：教育科研》第16期），该文阐述了三维动画制作技术课程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论述了此课程在教学实践中的经验，培养学生具有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鲁娟的《从英国计算机动画教育机制谈中国高职三维动画教育变革》（《价值工程》第6期），结合英国伯恩茅斯大学传媒学院的计算机动画教育机制，从教学体系、考试评分系统和设备支持三个方面探讨了中英三维动画教育的区别和差异性，并从中探索中国高等职业学院三维动画教育的变革措施。

郑迪、王乾的《中法动画教育浅谈———中法动画专业课程体系设置比较》（《教育研究》第10期），通过对法国高布兰动画学院和国内的动画专业院校的动画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教学内容与方法、师资构建等方面的理念比较，提出动画教育的目标是在培养应用型艺术人才的同时重视培养从事媒体制作与动画创作结合的技术型、创意型人才。王利华的《在<动画剧本创作>课程中实施创新教育的思考与实践》（《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6期），认为在《动画剧本创作》的课程教学中要激发学生创新意识，培养学生创新思维，鼓励学生勇于参加创新实践。

三是动漫教育进入小学、学前教育等领域。动漫对少年儿童的学习和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受到了教育工作者的关注。黄燕的《教育动漫进小学校园的实践探索》（《教学月刊（小学版综合）》第10期），指出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课程及教学手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动漫这一手段和表现形式在众多的高科技表现手段中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认可，教育动漫应该进小学校园。常馨予的《浅析当今动漫对小学美术教育的影响》（《新课程•小学》第10期），认为动漫中所表达的文化意义及行为、思想等，在小学美术教育中可以为教师提供一种良好的教学契机。胡佳的《将动漫融入小学美术教育的思考》（《快乐阅读(上旬刊)》第4期），探索了合理地将动漫的造型、用色、技巧、创作方式等适当的运用到美术教学中去。潘素、刘敏钰的《刍议动漫技术在学前教育中的优势》（《陕西教育学院学报》第4期）、王小群的《多媒体技术在幼儿安全教育中的应用———以<幼儿防火及火灾自救>动漫专题片为例》（《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第4期），试图把动漫技术这一现代化手段，应用到学前教育领域，促进学龄前儿童身心健康、和谐发展。此外，邹清的《定格动画作为基础美术教育课程的可行性研究》（2011武汉理工大学学位论文）、李玉秀的《三维动画现代教育技术在病理学教学中的意义》（《考试周刊》第20期），涉及具体的动漫手段如定格动画、三维动画技术，也扩大了动漫的应用范围。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