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许可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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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可论文

行政许可论文范文第1篇

关健词:行政许可自由权利管制

作者章剑生,1964年生,浙江海宁人,现任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公法与比较法研究所长。(浙江杭州310028)

我国行政许可法对行政许可所下的定义是:“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注释1)此定义虽然比较简洁,但在解决行政许可具体问题的过程中,仍然是困惑重重。作为世界上第一部行政许可法,规范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政府管理行为,其所把握的行政许可是否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吻合,直接关系到行政许可法能否获得预期的效果。本文以解读行政许可内涵为逻辑起点,就行政许可制度相涉的基本理念与现代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基本关系展开论述,期以有裨益于行政许可法的实施。

一、“自由的恢复”抑或“权利的赋予”?

基于人的自然本性,人具有不受任何约束从事各种活动的心理倾向。然而,人不可能孤立地生活,人要生活必然与他人打交道。如果对人的行为不作任何强制性的约束,弱肉强食就不可避免,人也不可能构成一个理性、有序的社会。因此,为了获得了一个有利于社会正常发展的秩序,必须对个人的行为作出如下三种区别对待:(1)绝对禁止,即通过法律绝对禁止个人从事某些行为,如以暴力的方式剥夺他人的生命。这些被绝对禁止行为往往是一国法律所规定的违法犯罪行为。(2)绝对放任,即没有法律对这些行为作出禁止性的规定,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从事这些行为,由此导致的后果也由个人承担,如个人因家务聘用保姆。(3)相对禁止,即预先通过法律对这些行为作出禁止或者限制,同时设置相关的解禁条件,如果个人具备了这些条件并提出申请,经行政机关审查后可准许其从事某一具体活动,如驾驶汽车。这类相对禁止的个人活动构成了行政许可的基本内容。

个人的活动无论归入哪一类,一个极其重要的逻辑前提是个人因为是人,或者是作为人所拥有的自由。对于危及他人生命、财产的自由,国家可以完全剥夺;对于可能危害他人生命、财产的,且又有利于社会正常发展的自由,国家通过事先设置条件,尽可能消除其可能产生的危害性,在个人满足了条件之后让个人恢复从事这类活动的自由。由此可见,行政许可的本质是“自由的恢复”,其前提是法律对自由的限制或者禁止。“自由的恢复”意味着行政许可内容的“所有权”是属于个人的,政府作出的行政许可决不是对个人的恩惠或者施舍,仅仅是政府基于社会发展等各种因素的考量之后作出的解除法律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或者禁止的一种行政行为。

将“自由的恢复”作为行政许可的本质,将凸现如下两大法律价值:(1)个人的尊严和自由获得了国家的尊重与保护。无论是在中国文化观念中还是现实的生活中,个人的尊严获得国家的尊重与保护所存在的问题,已经成为一种法治的诟病。如果个人的尊严和自由脆弱的如同瓷器,那么法治必然失去坚如磐石的社会基础。“一个社会如果不承每个个人自己拥有他有资格或有权遵循的价值,就不可能尊重个人的尊严,也不可能真正地懂得自由。”(注释2)“自由的恢复”对于政府来说只要个人符合了预设的法定条件,就必须恢复他的自由。当然政府可以在给出充分理由之后拒绝恢复个人的自由,但政府决不能剥夺个人的这些自由。(注释3)(2)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促进个人的自由。政府与个人的关系一直是政府哲学发展的基本主题之一,现实政治生活中两者关系中谁决定谁的状态可以作为政府体制是民主还是专制的基本标准。当“自由的恢复”作为行政许可的本质之后,政府与个人之间本末关系也就一目了然了。政府之所以有行政许可的权力,是因为它具有增进个人自由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的责任。一个可以为绝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事实是,个人的自由程度与其处的社会发展成正比关系。政府所拥有的行政许可权力只有在为促成这种比例关系的良性发展时才具有正当性。

在行政法学理论上,关于行政许可的本质有一种影响较大的观点是,行政许可是个人权利的赋予,如有学者认为:“行政许可是行政主体应行政相对方的申请,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依法赋予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活动的法律资格或实施某种行为的法律权利的行政行为。”(注释4)依此观点,个人从事某种活动的法律资格或实施某种行为的法律权利是行政机关依法赋予的。顺其逻辑,没有行政机关就没有个人的权利。显然,这样的结论是偏面的,它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如有学者认为:“‘赋予’或‘设定’权利,是表明原本没有,而新予创设、给予。事实上,行政许可中所‘许可’行使的权利,都是已由法律或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所明定的权利。”(注释5)也有学者以“禁止的解除”来解说行政许可的性质。(注释6)以上两种对峙的观点,反映了它们背后所蕴藏的法治理念的差异。前一种观点是基于行政机关的立场,用它来解说行政许可的性质时仍然蕴含着“管人”的政府本位理念,其思考的路径是“权力——法律——权利”即权力通过法律产生了权利。后一种观点是基于个人的立场,用它来解说行政许可的性质时是个人本位的理念,其思考的路径是“权利——法律——权力”即权利通过法律确认权利,并通过权力保护权利。

我认为,这两种观点的不同在于双方立场的对立,而这种立场的对立反映了两种不能政府治理的理念,并匹配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因此,上述前一种观点比较适宜于政治高度集权下的计划经济体制,后一种观点比较适宜于政治相对民主下的市场经济体制。任何一种概念的诞生与其当时的社会具有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用此社会背景下形成的概念去解释另一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现象,概念就必须“旅行”,即概念的内容应当在基本内涵不变的前提下为适应解释对象的需要而作出适当的变迁。(注释7)用“权利的赋予”来解释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许可,甚至解释中国古、近代以来历朝历代政府的相同的管理方式,应该说在法理上是可以自圆其说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政治体制的变化,使得原有的概念在解释若干社会现象时失去了说服力,行政许可便是一例。如果我们懂得了概念的生命力在于旅行,那么今天就不会再有此争论。21世纪初的我国政治、经济发展正在逐步发展出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和自由的经济制度,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自由的恢复”便是行政许可本质的最好表达。(注释8)

二、放松管制:作为现代政府治理方式的行政许可

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彻底宣告了自由放任经济理论的破产,导致了国家对市场的干预成为政府治理经济的主要手段。在国家对市场干预之后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的事实,使国家干预理论成为西方国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注释9)虽然国家干预解决了不少西方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疑难杂症,但客观上导致了政府的权力全面扩张,虽然个人自由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己受到政府的管制,但到了20世纪中后期政府所带来的管制却是前所未有的。与此同时这种对社会、个人过度的干预产生的弊端也渐渐暴露出来,表现为社会因个人自由的限制而减弱了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英、美等国家掀起了一场以放松规制为核心的行政改革运动。(注释10)放松管制作为政府的一种治理方式渐渐获得了更多人的认同。

虽然我国没有因自由放任经济导致国家干预个人自由的历史,但是长期以来实行的计划经济制度,以及相适应的集权政治体制,导致了政府权力过分挤占社会与个人的自由空间,窒息了社会发展的活力。改革开放之后虽然渐渐放松对社会的管制,但仍然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非经济领域中的个人自由,仍然严重受制于政府的管制。自1979年以来政府的各种改革“直接表现为行政作用范围的缩小或行政法调整范围的缩小。相应地,就是个人自由空间的扩大。”(注释11)行政许可作为我国政府治理社会的一种方式,正是试图回应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对个人自由的需求。

(一)预防性管制

行政相对人从事某些活动可能会产生危害他人的后果,从而危及正常的社会发展秩序。对于政府来说,解决这样的问题可以采用预防性管制,也可以采用追惩性管制。预防性管制是通过预设条件来消除这些活动可能产生的危害,而追惩性管制仅是事后对行为人作出法律上的制裁,以达到消除这些活动产生的危害。比较两种管制方式,无论从管理成本还是对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预防性管制显然优于追惩性管制。因此,作为现代社会的政府应当学会通过预防制的管制方式来管理社会。

预防性管制的基本方式是行政许可。政府管制社会所要达到的第一个目标是社会稳定;离开了这个前提,政府将一事无成。将行政许可引入政府对社会治理的方式,“防止危险是行政许可最主要、最基本的功能。”(注释12)如果个人或者组织的行为完全无益于社会的,那么国家应当通过法律予以绝对禁止,并采用追惩性管制方式予以保障。然而个人或者组织的有些行为具有有益有害的双重效果,如果采用“洗澡水和婴儿”一并倒掉的办法,并不能够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行政许可的优点在于它通过事先理性地设置若干条件,并借助于这些条件抑制某些行为的危害性,以达到倒掉洗澡水留住婴儿的结果。同时,行政许可通过预设的条件可以激励个人或者组织从事有益于社会的活动,从而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

与此相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是哪些事项可以列入预防性管制的范围?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行政相对人行为的事项危害性的判断标准。我以为首先这个判断是一个立法判断,即纳入行政许可的事项是由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程序确定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一个立法政策的问题。其次这个判断是一个经验判断,即纳入行政许可的事项的危害性已经发生,通过行政许可进行管制是为了防止类似的危害性以后不再发生。

(二)治理与善治

现代政府治理的方式一直处于变革状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源源不断的需求,迫使政府尽可能地作出回应。为此,政府本身的改革作为改善治理方式的一个路径,为许多国家的政府所选定。“从政府改革实践来看,当代各国政府改革的普遍趋向是,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进行政府职能转变、放松管制、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把市场机制引入公共管理领域、实现政策执行的自主化改革。”(注释13)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政府控制社会的能力不足、方式失效等问题,迫使政府近年来作出的种种变革。这些努力从根本上说也是在寻求治理之道的变革,力图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上述政府与市场、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核心问题是解除或者放松管制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已经浮出了水面,但如何解决仍是困惑的。正如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行政学家B.盖伊。彼得斯所说:“解除管制是否符合发展中国家和体制转换中国家的需要目前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些国家的政府中内部管制的色彩极为强烈。这不仅抑制了创造办的发挥,而且在与人民打交道的过程中带来了很多问题。”

治理之道的变革应当是寻求一种善治。“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注释14)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注释15)行政许可作为放松管制的一种治理之道,不是限制行政相对人的自由,而是为行政相对人设定了自由选择的机制,即行政相对人自主决定自己的行为。在这里,单纯的、基于国家强制力的命令为行政相对人的自由选择所替代,行政相对人作为独立的主体不再是行政权支配的对象,而通过行政许可达到的善治首先是以尊重行政相对人的愿意为前提的。同时,行政相对人应当给予必要的尊重本身就是政府权力任意扩张的外部阻力。

因此,政府治理社会应当学会善治。治理之道多种多样,但并不一定都能达到善治。这里既有政府方面的因素,也有社会、个人方面的因素,但归根结蒂是政府是否选好通往善治之路。通过行政许可放松对社会的管制,对于我们今天的政府来说应是一种明智之举。因为我们社会与个人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管制,而是自由。

(三)适度自由与社会发展

自由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经验上都已获得了充分的证明,即社会的发展与个人的自由程度呈正比关系。正如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说过:“个人自由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社会产品,这里存在一种双向的关系:(1)通过社会安排来扩展个人自由;(2)运用个人自由来不仅改善单个个人的生活,而且使社会安排更为恰当和富有成效。”(注释16)如果这个观点成立的话,那么我以为对于现代政府来说它的职责就是如何在制度上作出适当的安排,协调这一双向关系,从而确保社会有秩序的发展。

我国从1949年以来实施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威权政治统制,把个人的自由收缩到了最低限度,窒息了社会发展的活力,以至于国民经济到了几乎崩溃的边缘。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开始尝试恢复个人的自由,如农民种地的自由,结果是同样的人在同样的土地上产生出来的、截然不同的效果,这让人们深深感受到了自由的力量。以放松管制为基本指导思想的国有中小企业的改革政策,同样也让国有中小企业获得了新生。同时,民营企业获准进入以前国家自然垄断行业的领域,表达了政府意欲全面推进社会发展的决心。事实证明,正是政府放松对社会的管制,还给了个人基本自由,保证了我国的经济多年来的高速增涨和社会众多领域中的全面发展。但是,“中国放松规制的步伐缓慢,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对自然垄断行业的经济规制仍然很严厉,放松规制的广度和深度都很小,致使放松管制的成果未能充分体现出来。”(注释17)因此,我国政府仍然面临着如何放松管制的问题。

基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我们在社会的许多领域中仍然缺乏基本的自由,这就需要政府进一步放松对社会的管制。但是,放松管制并不意味着放弃管制,也就是说政府放松对社会的管制仍然是有一条必须恪守的底线,即确保社会稳定。行政许可作为政府放松管制的一种基本手段,其放松管制的底线是恢复个人适度的自由,而不是绝对的自由。进而言之,对于政府来说,最困难的可能不是放松管制,而是寻求放松管制与适度自由之间的均衡点。一个善治的政府往往是能够找到这个均衡点并利用它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政府。

三、良性互动:连接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行政许可

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全能政府以“莫非王土”的心态,在政府与个人之间建构了一个畸形的等级社会。“这个有等级的权威制度赋予一些人一种权力来凌驾于其他人之上。你的工作单位保存着关于你的大量秘密材料档案,就象一大摞报告卡片似的。在你的工作单位,你的上级控制着你的工作安排、住项、配给的数量、教育、旅行、娱乐以至于婚姻和生育。”(注释18)在这样的政府统制下,个人成为政府行政权力可以任意支配的客体,而个人对于行政权力除了服从以外,基本上没有其他正常的救济途径可供选择。政府与个人之间的状态虽然比较稳定,但这种稳定是以牺牲社会发展为前提的。

以“自由的恢复”构建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至少表达了如下意义:个人的自由既是行政权力的价值取向,也是行政权力的外部边界。行政权力存在的全部意义是保卫个人的自由且不侵入个人自由的领地。通过行政许可这一治理社会的方式,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一)行政权力软化:妥协性

长期以来,“国家至上”的观念一直是我们处理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基本准则。在这样的观念之下,行政权力必然具有强有力的支配性和不可妥协性。(注释19)在奉行国家主义的传统法律文化中,政府一直向往拥有强有力的行政权力,能够向社会发出说一不二的行政命令。这种观念至今仍然存在于各级政府的许多官员的意识形态之中。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政府体制的改革主题一直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但是行政权力的软化始终没有成为这一改革题中应有之义,我以为这正是政府职能至今迟迟不得明显转换的原因所在。

从世界范围看,自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来,行政权力软化已成为行政活动过程中引人注目的现象。行政权力软化主要表现在政府在作出行政决定之前,学会了与受不利影响的个人或者组织交换意见,就行政决定的具体内容进行妥协性的谈判。这种妥协性谈判的制度性平台是从司法程序中引入的行政听证。美国、日本、德国、西班牙等都在这个时期通过行政程序立法建立了行政听证制度。我国虽然没有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典,但是行政听证作为一种行政法律制度已经在我国的成文法中得以确立。这说明我国也顺应这一法治行政的发展趋势,调和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注释20)行政许可作为政府管制社会的一种手段,过去我们更多地强调了它的最终决定权归属于政府,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仅仅是引发政府是否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前因,尤其是我们把行政许可看作是“权利的赋予”时,行政许可更凸现其强有力的支配性和不可妥协性。政府没有在作出或者不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之前听取利害关系意见的习惯,也不能接受在其作出或者不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之后,被法院通过诉讼程序进行司法审查。这样的“黄金岁月”正渐渐地成为历史,无论政府是否愿意都是无法挽留的。我国行政许可法明确规定了行政许可的听证程序,正是软化政府行政权力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它要求政府在作出是否同意许可申请的过程中,学会妥协性行使行政许可权。在行政许可决定之前,政府应当尽可能地多听听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在行政许可决定作出之后,无论是否准许申请,应当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政府在行政许可过程中是以理服人还是以力服人,基本上可以作为判断其是否能够善治的标准。

(二)回归理性的公民

一个政府善治的社会必然以相对理性的公民为基础,也就是政府的善治决不是政府的“单相思”,而是需要理性的公民作出适度的回应。然而,理性并不是天生的,他们需要后天的培养与锻炼。从历史上看,凡是专制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公民一般都比较缺乏理性,他们经常是处于要么是被政府权力随意支配的顺民,要么是揭竿而起,占山为王的暴民。政府与他们之间的对立使政府的权力经常处于高压状态,公民没有机会参与政府权力的行使过程,他们只能被动、消除地接受政府权力的行使结果。

我国在1949年之前,社会中公民便是这种生存在状态。1949年之后新的社会制度原本可以培养出理性的公民,但由于政治体制仍未实现民主化、法治化,理性的公民群体仍然没有生成。为什么我们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革命运动却没有彻底摧毁专制统制及其思想体系,反而让它以一种迷惑的外表在新的体制中获得了再生呢?恩格斯所说的这段话似乎可以解释这个原因:“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注释21)我们从未有过这样的理性的法庭来审判存在的一切,公民在没有理性的启蒙下接受了存在的一切,也就没有成长为理性的公民。

我们的政府现在开始慢慢地懂得了行政权力软化的意义,并学着通过与公民沟通意见的方式行使行政权力,并尽可能在行政权力行使过程中将支配性和强制性悄悄地抹去,使政府的脸面尽可能变得亲和起来。行政许可法中多处人性化的规定,如出具行政许可申请的书面凭证、信赖利益保护、行政许可资讯公开以及听证等,都为政府的善治提供了法律方面的充分依据。然而,我们有足够理性的公民群体去回应政府方面的努力吗?我以为我们还需要有意识地作这一方面的培养。公民作为个人时其本质是利己的,他们是一个个追逐利益的个体,虽然道德可能会约束他们过分的自私行为,但这种约束是非常软弱的。在与政府打交道过程中,过分追逐私利的公民不可能理性地对待因政府行政权力所致的不利影响,他们可能会做出一些不可理喻的举动,如无理纠缠、聚众滋事。这类现象在今天的政府治理过程也时有发生,必须认真对待。

因此,我认为行政许可法的实施除了政府需要转变思想观念外,公民这一边也需要学会理性地对待由此带来的不利影响,否则,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良性互动就失去了基本前提。

(三)通过行政程序实现良性互动

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良性互动是社会稳定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因此,任何一个希望永远执政的政府无不以此作为施政的一个重要目标。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良性互动表现为双方都能充分考虑对方活动的价值目标,从而使各自所追求的利益达到最大化。同时,由于对立面的存在,各方的活动一旦偏离预定的规则,将会获得及时的纠偏。放眼看世界,凡是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实现了良性的互动,则往往可以形成一个良好的民主政治体制。

行政许可作为现代政府管制社会的一种基本手段,调节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因为行政许可具有授益性,所以与具有惩罚性的行政处罚相比,它更能调动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行政许可给政府以“善”的面孔,因此更容易为公民接受,这为公民主动与政府交往提供了很好的心理思想准备。在这一点上行政许可显然具有行政处罚所没有的优势。

作为在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调节良性互动的行政许可,如何发挥这一调节作用呢?我以为通过行政程序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选择。行政程序“通过以一种公众认为公平的方式作出决定,当政者可以获得对这些决定的更大认可,就使得决定涉及的各方更容易服从。”(注释22)同时,行政程序为政府确立一个挑剔的对立面,基于自身利益的需求不断地指出政府在行使行政权力过程中存在的错误,使政府在作出最终决定时把可能存在的错误降到最低限度。我国尽管没有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但是,行政许可法已经为政府行使行政许可权设定好了一个以行政听证为核心的基本的行政程序规则。可以相信,这一科学、简洁的行政许可程序,可以为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良性互动提供一个基本的行政程序保障。

注释:

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2条。

2、[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3页。

3、人欣喜的是,“尊重与保障人权”作为一种法治精神的表述被写入了我国宪法,从而在根本上确立的人权先于宪法存在的法治理念。

4、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页。周佑勇教授也持这种观点,参见其著《行政法原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页。

5、郭道晖:《对行政许可是‘赋予’行为的质疑——关于享有与行使权利的一点法理思考》,转引张步洪编著:《中国行政法学前沿问题报告》,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6、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页。

7、关于“概念旅行”的含义,请参阅孙亮:《概念的负重之旅》,载《读书》2003年第11期。

8、令人遗憾是的,我国《行政许可法》没有完全摆脱“赋权说”的影响,如该法第12条第(二)项规定:“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

9、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26年发表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公开放弃自由放任经济理论的立场。1936年他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国家干预主义理论。

10、叶必丰、李煜兴:《中国的改革、规制缓和与行政法》,东亚行政法研究第五届年会提交论文(2002.日本名古屋)11、叶必丰、李煜兴:《中国的改革、规制缓和与行政法》,东亚行政法研究第五届年会提交论文(2002.日本名古屋)12、张兴祥:《中国行政许可法的理论和实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13、毛寿龙等:《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14、[美]B.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吴爱民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15、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16、[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23页。

17、陈良富:《放松规制与强化规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9页。

18、[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427页。

19、这一认识在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中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如在论述行政法律关系时,“不对等性”仍然是缺一不可的特征。我认为在尊重和保障基本人权的思想下建构行政法,行政法律关系的“不对待性”正在渐渐失去它存在的意义,并为“妥协性”所取代。行政诉讼可以和解的理论突破和实践中的“庭外和解”,正是对此一社会发展需求所作出的回应。

20、迄今为止,我国的行政处罚法、价格法、立法法和行政许可法中,都确立了行政听证制度。同时,在一些政府规章中,听证制度也作为一项基本程序制度被确立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

行政许可论文范文第2篇

许可权是最为普遍的自由裁量权

许可权的自由裁量特征是由两方面原因决定的。首先,行政机关承担的管理任务日益繁杂,标准参差不齐,不可能采用“全面禁上或全面放开”的简单方式对管理对象加以调整和控制。例如,市政府不能因为行医行业个别人素质低、医术差而全面禁上该行业,也不能因为个别医生医艺高、服务好而全面开放这一行业。恰当的选择是制定统一可行的许可条件及标准,允许符合最低条件的医生从事该行业,以保证适格医务人员提供有效服务。而制定标准及审查相对人是否符合标准、决定是否发放许可证等行政行为就属于行政自由裁量问题了。其次,法律只确定一般原则,很少涉及具体标准、条件,立法机关往往把具体标准的制定权及判断适用权赋予行政机关,让它自己决定许可的范围、具体条件、程序及是否发放许可证等事项。这就赋予行政机关在法律原则之内具有很大余地的选择权,如美国纽约州的法律只是简单地规定州卫生部门“为了促进州居民健康事业提供保护”而进行各种管理,没有规定任何硬性标准。行使许可权的行政机关有权通过制定规章或更为详细的许可条件来实施其职责。例如,在一个地区允许有多少旅店餐馆完全是行政机关自己判断和决定的事,因为不同地区经济、社会条件差别较大,决非统一的标准所能解决。

行政许可权的自由裁量性主要表现在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确定许可标准和条件。要求许可机关在法定原则和范围内,考虑各方面因素,包括经济、技术条件、人员素质、基础设施状况、财政状况、管理能力以及地理、人口、环境等方面因素,制定切实可行、灵活有效的具体许可标准和条件。例如,行政机关在规定医护人员资格许可条件时,必须考虑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及现有医护人员的普遍素质水平,同时还应斟酌当地的人口、环境对医护人员的需求量。第二阶段,判断申请人是否合乎标准、条件。行政许可的最终结果在于判断申请人是否符合标准、条件,如果行政机关认为符合条件,就发放许可证或其他证明文件,反之就予以拒绝。

当然,许可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并不是漫无节制的,首先,它必须依照法律行使,包括符合法律目的、遵守法定程序、严守法定范围;其次,它还必须恪守特定主观原则。在英国称之为“合理性”原则,在美国又可解释为“非专断、反复无常或滥用权力”原则。也就是说:“自由裁量意味着根据合理和公正的原则做某事,而不是根据个人意志做某事;根据法律做某事,而不是根据个人好恶做某事”。②行政许可权的构成行政许可权不仅是行政机关发放许可证的权力,它是由一系列相互衔接、综合发挥作用的权力构成的完整体系。许可权由以下几种权力结合而成:

核准权:行政机关对申请人的许可申请审查斟酌之后,认为符合条件就予以批准,发放许可证。核准权是许可权的主要体现,其行使必须基于以下条件:①相对人符合许可标准和条件。比如企业法人申请营业执照首先应具备资金、人员、场所、章程等营业条件。②许可申请必须在法定范围内提出。例如我国法律禁止私营企业生产军火,私营企业就无权提出这类许可申请。③申请程序合法。如申请从事食品服务业的营业执照,必须首先取得卫生许可证和个人健康合格证。④行政机关认为适当。只有行政机关认为适当,才可能最终发放许可证。如果认为核发许可证不适当,比如,因从业人员饱和就可不发某类生产经营许可证。因现有电台设置密度大就可少发或不发电台许可证。

拒绝权: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的申请审查后,认为不符合许可条件或客观环境不允许,可以驳回申请,拒绝发放许可证。拒绝是一种对相对人申请的否定行为,因此必须履行某些法定程序,如审查、核实,必要时可以公开听证。而且行政机关应该向申请人说明拒绝理由。我国行政诉讼法目前已把行政机关拒绝发放许可证的行为列为被诉行政行为,行政机关行使拒绝许可权随时可能被诉,尽管很大一部分拒绝权基于许可机关的自由裁量。

中止权:这项权力是保证被许可人依法从事许可活动、履行法定义务的重要手段。许可证发放后,可能出现各种情况,如果许可机关认为被许可人活动超越权限、服务水平下降、许可数量增多引起混乱等,可以暂时停止被许可人从事的经营许可的活动,限制其行为,这就是行政机关的中止许可权。中止权不同于吊销权,因而不属于被诉行为。

变更权:许可机关根据相对人请求或自身需要,对许可事项的具体内容加以更改的权力。变更的范围包括许可的条件、许可的范围、许可的具体内容、许可的期限等。例如,在经济过热时期,工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可能包含了范围较广的许可事项,一般公司可能有权从事汽车购销活动,及其他专控商品经营活动,但随着经济政策的调整可能造成经济降温,因此,行政机关可以变更核准的许可事项,以保证经济的协调发展。

吊销权:行政机关因相对人违反法律规定而撤销其许可证件,不允许相对人继续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力。如果相对人在许可证被吊销后继续从事某种许可事项,则构成违法。吊销权既是一种处罚形式,属于行政制裁权的一种,同时也是许可权的一种表现形式,并在行政许可制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相对人对行政机关吊销许可证的行为不服,有权向法院提讼。行政机关吊销许可证,一般应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包括公告、听证、调查、提供救济等程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59年的一个判例中这样说:“如果一个洒店主人允许在其店内进行赌搏和酗洒,那么他就被认为不适于持有许可

证,行政机关可以吊销之,但必须依正当程序条款进行。”③对行政许可权的法律控制

如前所述,行政许可是以限制相对人行为自由为前提的管理形式。对某一行业、某一活动实行许可制度意味着首先禁止人们在这一领域内活动的普遍自由,然后规定标准、条件,允许符合最低条件的相对人从事这一活动。因此,确定许可制度,为行政机关设定许可权等问题直接关系到公民、法人在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如何对行政许可权的设定及许可权的行使加以法律控制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首先,行政许可权必须由立法机关和最高行政机关设定,我国的立法和行政体制决定了行政权的设定必须遵循中央、地方利益兼顾的原则,既要考虑中央统一管理的需要,也要重视各个地方发展不平衡的现实。行政许可权作为影响公民、法人重大利益的行政管理手段必须由国家立法加以控制和约束,这是设定许可权的一项原则,不能放任各级管理机关漫无边际地为自己或他人设定许可权、确定许可范围。目前我国许可制度比较混乱,许多设有行政许可立法权的行政机关随意为自己设定许可权,这无疑是对相对人权利的限制和剥夺。为了防止类似情况的出现,可拟从立法上统一行政许可权的设定问题。法律及地方性法规有权确定许可范围,为行政机关设定许可权。国务院行政法规也有权设定许可。国务院各部委局作为法律法规执行部门,虽然也享有一定的规章制定权,但无权自行设定许可权,只能在法律法规的授权范围内规定许可制度。除此之外、任何行政机关的规范性文件都不应规定许可制度,只能根据法律、法规,通过规范性文件确定许可的标准、条件、程序等事项。

其次,虽然立法不可能规定十分具体的许可标准、条件和程序,但必须规定行使许可权的基本原则和方式。包括:许可必须遵循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基本原则;

许可权应局限于某一时间;受到权力侵害的人有权获得行政许可机关重新考虑的机会。立法还应规定司法监督。

行政许可论文范文第3篇

1.1基本情况本次抽查的45份卫生行政许可案卷无试用听证程序等特别程序的案卷,无违反关键项的不合格案卷。各类案卷基本符合实体法、程序法及案卷管理的要求,案卷清晰整洁、内容齐全、书写规范,一案一卷,基本符合案卷管理的要求。从专业来看,公共场所许可案卷质量比放射诊疗许可案卷规范,而医政许可案卷相对较差[2]。从归口管理来看,由许可科独立制作管理的许可案卷比许可科和业务科室两个科室共同制作管理的许可案卷质量要高。

1.2许可主体合法和项目均以卫生行政部门的名义做出行政许可行为,出具的法律文书印章正确,行政执法人员均持有效执法证件;准予行政许可的事项基本在依法设定的许可事项范围内,许可的依据均是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且在文书中都有载明所适用的法律依据。其中8份案卷存在未引用专业法律条款。

1.3许可实施程序主要体现在流程是否完整、是否在法定期限内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参评案卷均能按照《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履行受理、审查、决定、送达等程序,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能当场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对符合要求的行政许可及时予以受理并在法定时间内办结,许可程序完整,重要文书均有体现,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审批程序比较严谨。在不影响许可质量的情况下,还能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尽量做到减少审批环节和缩短审批时限,提高办事效率。大多都能在法律法规及各级人民政府限定的时限内办结许可事项。有24份案卷在卫生行政许可资料接收、受理、审查、审批、许可决定、送达等实施程序环节上存在不规范现象。

1.3.1受理阶段申请资料不全。有4份案卷申请资料中房屋所有权证上载明的地址与租赁合同上、许可证上地址不符;4份案卷受理时未提交检测资料,无补证通知,案卷中提供的检测报告日期在许可证发放后,无情况说明;6份案卷申请材料中检测报告项目不全,如茶楼只有空气和茶具的检测报告,没有按照国家卫生标准进行检测。卫生设备和消毒设备清单填写不完整。3份案卷中放射工作人员资质证明材料不全,无放射防护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证明,以控制效果评价报告代替竣工验收合格证明;2份案卷申请资料未逐页加盖单位公章或签字。2.3.2现场审查有缺项。有12份案卷没有现场资料核查的环节和记载;3份案卷许可审查评分表上扣分项内容与现场审查记录不一致,与整改情况记录不符,前后矛盾;3份案卷许可审查文书上无执法人员证件号记载。

1.3.3内部审批不规范。有2份案卷审批时未载明确定的许可信息;8份案卷审批时未载明许可事项的审批依据;4份案卷审批流程表中只有部分环节的审查意见,经办人员没有填写意见。

1.3.4许可决定和送达有瑕疵。有8份案卷准予许可决定书上的内容不规范,缺少专业法律条款;4份案卷放射诊疗校验、公共场所复核等无行政许可决定阶段的文书或许可证复印件;10份案卷送达回证中只有准予许可决定书的送达,缺少了卫生许可证的送达;3份案卷送达回证上只有1名卫生监督人员签名。

1.4许可文书在卫生部2004年颁布的《卫生行政许可管理办法》中,卫生部给出的卫生行政许可文书样本只有9种,即: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接收凭证、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行政许可技术审查延期通知书、行政许可决定延期通知书、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不予变更/延续行政许可决定书和行政许可证件撤销决定书。《卫生行政许可管理办法》第六十八条规定“除本办法规定的文书样本外,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可根据工作需要补充相应文书”[1]。而江苏省卫生厅没有对行政许可文书进行过统一规定。因此无印制机构落款的许可文书和在这9种行政许可文书以外的标注“江苏省卫生厅制”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制”字样的许可文书都属于无效文书。有7份案卷许可文书落款为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符合许可文书使用要求。其余38份案卷中,有3份案卷许可文书没有任何制定机构落款,35份案卷部分许可文书模仿卫生部、江苏省卫生厅的落款制定,为无效文书。

1.5案卷归档案卷归档采用装订线,并贴标签,既规范又美观。绝大多数案卷做到了一案一卷,案卷封皮、文书资料统一规范,卷内目录齐全,卷内材料整齐完备,案卷装订基本符合要求,并指定专人负责保管。4份案卷没有逐页编写页码或者用铅笔手工标注;2份案卷卷内目录未标注对应页码;6份案卷题名表述不全,不能反映案卷内容;19份案卷装订线处没有立卷人签名或签章。

2讨论和建议

2.1卫生行政许可是卫生监督执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许可案卷评查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确立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提高卷宗质量、规范行政许可行为、完善行政审批制度,规范执法监督行为的重要措施,对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提升镇江市卫生行政许可工作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2.2全面深化卫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落实“两集中、两到位”尤其是县区卫生行政部门,要改革现行行政机关行政许可的运作模式,落实“两集中、两到位”,即职能归并、项目进驻集中到行政服务中心,审批人员到位和审批权限到位。变数个内设机构多头审批为一个科(处)室统一办理[3],统一由行政中心卫生窗口承担行政部门所有的行政许可职能,统一受理、统一办理、统一送达,实行行政许可职能归并[4]。

2.3完善卫生行政许可工作制度、规范建设要建立健全卫生行政许可工作规范,窗口工作人员行为规范,受理要求、一次性告知制度、双向承诺制度及持证须知制度。将许可稽查作为内部许可质量控制的重要手段。定期开展许可案卷评查工作,采取互查、评比等多种形式,提高许可工作人员的参与意识和积极性。将评查结果定期通报,与卫生监督年终工作成绩考核挂钩。

2.4开展知识和技能培训加强队伍建设通过此次评查,在一些案卷中也反映出部分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需要,有的从事许可的人员法律专业知识不扎实,运用法律法规不熟练,直接影响了许可质量和水平。建议:一是要提高审办人员专业知识水平,这是提高卫生行政许可档案质量的前提条件[5]。要通过专题培训、讲座、观摩等各种形式对监督员进行法律法规知识和许可专业技能的培训,如对卫生许可审批程序培训,特别是包括申请资料的受理要求、现场核查及记录要求、许可档案规范要求的培训。二是提高审办人员法律法规知识水平,这是提高卫生行政许可文书质量所必须的条件[5]。将学习法律、法规知识与提高许可过程、工作质量紧密结合起来,切实保证学习效果,规范执法行为,切实提高审批人员制作行政许可案卷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我市的行政许可水平。

2.5建立考核制度规范案卷制作我市已经制定了《镇江市卫生行政许可文书规范》《镇江市卫生行政许可案卷归档要求》,并设计卫生行政许可案卷制作模板,统一标准,统一要求,统一管理,但少部分县区没有执行。建议建立健全考核制度,将卫生行政许可档案的质量作为考核卫生行政许可审办人员工作业绩的一项重要内容,使之制度化,将有助于规范卫生行政许可审办人员的行政行为[5],规范案卷制作,提高案卷质量。

2.6实行网络审批创新许可工作新模式建议加快行政许可网上审批硬件建设,实现申请人在网上就能进行许可申请受理表格填写、申报资料传输、审批人员网上审批等工作流程,缩短行政许可时限,提高许可工作效率。

行政许可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提纲

一、我国现行的主要林业行政许可制度

1.开发利用森林资源的行为许可

(1).资源利用许可。

(2).资源保护许可。

2.经营、开发森林资源的资格许可

经营、开发森林资源的资格许可,是指当事人的申请经审查同意后,就可以在法律法规的允许下,较长时期地从事某种经营或开发利用森林资源的行为。

二、我国林业行政许可制度存在的不足和完善建议

1.现行林业行政许可制度的缺陷

(1)许可证的实施范围还不能满足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需要;(2)多数许可证的发放程序还很不规范,对许可证颁发程序监管不力;(3)对依据许可证采取的行为还未建立起相应的管理与监督机制等。

2.林业行政许可设定的完善

(1)化森林资源开发利用的控制与管理,完善现有审批事项的设定立法

对可能严重影响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开发利用行为,应该制定专门的、具体的法规或规章进行规定。

(2)加强森林资源保护,扩大对可能造成森林资源破坏行为的审批监管

森林资源保护是维护森林生态系统安全的需要,也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需要。

3.遵循行政管理原则,合理确定许可审批权限和审批程序

(1)。要坚持公平与效率并重的原则,通过立法划分各级行政部门对具体开发利用行为(或资格)的审批权限。

(2)确定科学高效的审批程序。科学高效的行政程序是现代行政法治的要求。因此,首先,要确定林业行政许可审批的公示制度。

三、林业行政许可执行的完善

1.加强林业行政机关审批的管理

2.加强对许可行为的实施管理

四、当前依法行政重点作好以下四个方面工作。

(一)抓住立法重点,提升立法质量,努力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根据当前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轻重缓急,林业法制建设的任务是,加快修改《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加快起草《自然保护区法》等。

(二)加大执法力度,完善执法体制,努力建设规范林业行政执法体系。规范执法程序,落实执法责任,健全执法保障。

(三)明确执法责任,健全监督体制,努力建设规范的林业行政执法体系。尽快建立内部监督、层级监督和外部监督。

(四)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全面落实依法行政。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规范行政行为,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坚持作到职权法定、依法行政、有效监督、高效便民。

目录

一、我国现行的主要林业行政许可制度

(1)开发利用森林资源的行为许可

(2)经营、开发森林资源的资格许可

二、我国林业行政许可制度存在的不足和完善建议

(1)现行林业行政许可制度的缺陷

(2)林业行政许可设定的完善

三、林业行政许可执行的完善

(1)加强林业行政机关审批的管理与管理

(2)加强对许可行为的实施管理

四、当前依法行政重点作好以下四个方面工作。

五、参考文献资料

论文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已经于2003年8月27日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以高票获得通过,并于2004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林业行政许可是指林业行政管理机关(或者其委托部门和法律授权的其他单位)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对申请人进行审查并赋予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从事某种活动的法律资格或实施某种行为的法律权利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林业行政许可是国家行政许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林业管理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有包括林木采伐许可证、驯养繁殖许可证、狩猎证等一系列林业行政许可制度,但是,林业行政许可制度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必须在许可事向设定、许可审批程序、许可审批监管、被许可行为过程监督等方面不断加以完善,以实现林业行政管理的规范化、法治化和现代化。森林是为维护地球陆地生态平衡的主题,“森林是人类的母亲”。我国《森林法》确定了“林业建设实行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不断完善和改革林业行政许可制度,对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森林资源,促进林业生态平衡以及林业产业体系的协调发展,推动以森林为主体的生态环境建设,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林业行政许可完善建议

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林业行政许可是指林业行政管理机关(或者其委托部门和法律授权的其他单位)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对申请人进行审查并赋予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从事某种活动的法律资格或实施某种行为的法律权利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林业行政许可制度,作为国家行政许可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对林业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和方式。改革和不断完善林业行政许可制度,对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森林资源,促进林业生态平衡和林业产业体系的协调发展,推动以森林为主体的生态环境建设,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现行的主要林业行政许可制度

森林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森林资源包括森林、林木、林地以及依托森林、林木、林地生存的野生动物、植物和微生物。”“森林,包括乔木林和竹林。”“林地,包括郁闭度0.2以上乔木林地以及竹林地、灌木林地、疏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未成林造林地、苗圃地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的宜林地”。开发和利用森林资源,满足人们的生存和生产需要,是林业建设的重要任务。虽然,除林地之外,森林资源都具有一定的再生性,但其再生能力非常有限,必须依法加强保护与开发管理,才能保障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通过近50年的建设,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森林法》为主体的较为健全的林业法律体系。在现行的林业法律法规中,对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等都有比较详细的规定,确立了一系列的林业行政许可制度。据初步分析,目前我国林业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许可证(许可事项)有30余种(在林政管理的实际工作中,许可事项还远远超过这个数目)。根据许可的性质,我们可将我国现行的主要林业行政许可证(许可事项)分为以下两大类:

(一)开发利用森林资源的行为许可

开发利用森林资源的行为许可,是指当事人被许可从事某种开发利用森林资源的行为或从事某种可能威胁森林资源安全的其他行为。一般来说,被许可行为具有短暂性和期限性,有时还是一次性的。目前我国的林业行政许可大多属于这种类型。这种许可又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种:

1.资源利用许可。主要包括:林地征用、占用许可,森林公园、苗圃、自然保护区等的设立和规划许可,野生动物捕猎许可,林木采伐许可,野生植物(含野生药材、天然种质资源)采摘许可,森林资源(包括木材、松香产品、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运输许可,森林资源销售许可、濒危物种进出口许可等。

2.资源保护许可。对于加强对资源的保护管理,林业法律法规规定对一些有可能危害森林资源安全的行为实施许可管理,主要有:动植物检疫许可,林区用火(含可能引起森林火灾的其他活动如实弹演习等)许可,购买猎枪、弹具许可,外国人进入自然保护区许可等。

(二)经营、开发森林资源的资格许可

经营、开发森林资源的资格许可,是指当事人的申请经审查同意后,就可以在法律法规的允许下,较长时期地从事某种经营或开发利用森林资源的行为。目前,我国经营、开发森林资源的资格许可主要包括:木材经营(加工)许可,收购野生动物及其产品许可,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林木种子生产许可和经营许可,自然保护区、林场等开展旅游等活动的许可等。

二、我国林业行政许可制度存在的不足和完善建议

(一)现行林业行政许可制度的缺陷

虽然我国加强了对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并修订了《森林法》及其配套法规,但是,现行的林业行政许可制度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1)许可证的实施范围还不能满足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需要;(2)多数许可证的发放程序还很不规范,对许可证颁发程序监管不力;(3)对依据许可证采取的行为还未建立起相应的管理与监督机制等。正是由于我国林业行政许可制度还存在着以上缺陷,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目前我国森林资源不合理开发利用的现象十分严重。不但毁林现象时有发生,违法批地、占地屡禁不止;而且滥伐盗伐林木、非法捕杀、贩卖国家珍贵野生动物案件接连发生,重特大案件还呈现上升趋势,一些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旅游开发活动规划管理不当,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等。以森林资源为主体的自然资源不合理开发利用是造成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完善林业行政许可制度,加强对森林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环境保护,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二)林业行政许可设定的完善

行政许可制度的设定,是指通过立法确定需要审批的事项和审批权限与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已经于2003年8月27日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以高票获得通过,并于2004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我国的《行政许可法》已经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领域有明确规定,包含六个领域:(1)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需要按照法定条件予以批准的事项;(2)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3)提供公众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确定具备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项;(4)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产品、物品,需要按照技术标准、技术规范,通过检验、检测、检疫等方式进行审定的事项;(5)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等,需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其他事项。目前我国正在进行审批制度改革,改革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关于审批事项范围,即到底哪些具体事项应该或必须进行许可审批;二是关于审批管理,即如何加强对行政机关审批程序的监督与管理,保证审批程序的公开透明,保证审批结果的公平与公正。因此,完善林业行政许可制度的设定,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

(1)强化森林资源开发利用的控制与管理,完善现有审批事项的设定立法

森林是由以林木的主体的森林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群落与林地等及其环境组成的一个生态系统。森林资源是森林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森林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都会对生态系统产生干扰。按照生态学的观点,森林生态系统中存在着临界阈限现象,如物种数量与物种消亡之间的关系、生物多样性的衰减与生境破碎化之间的变化等,这是可持续发展关于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理论基础。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不能超过森林生态系统的资源承载力,否则,就可能影响系统的平衡与稳定。“法律必须反映生态平衡的基本要求”。因此,对影响生态平衡的森林资源开发利用行为,必须进行立法管理,根据需要将这些行为纳入到林业行政许可的审批事项之中,不断健全林业行政许可制度。对可能严重影响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开发利用行为,应该制定专门的、具体的法规或规章进行规定。目前,我国关于森林植物、动物开发利用的许可制度较为健全。但是,森林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森林种质资源利用、森林微生物开发等的许可制度则不够完善。如在近两年,人们旅游需求迅猛增加,一些原生或次生林区、自然保护区,甚至一些城郊林场,未经批准就大规模开展旅游活动;不少获准开展旅游活动的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森林资源集中地区,旅游活动形式已远远超过生态环境容量,旅游已对森林资源造成巨大压力,需要尽快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具体规定旅游活动的形式、内容和资源保护措施。

(2)加强森林资源保护,扩大对可能造成森林资源破坏行为的审批监管

森林资源保护是维护森林生态系统安全的需要,也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需要。目前,我国森林资源保护的许可制度只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即森林防火与森林病虫害防治。当前,迫切需要加强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和生物入侵管理。我国已建立了转基因食品安全法规,但是,转基因生物存在不但对人类和动物生存有风险,而且对植物生存也有风险,需要建立起生物基因与转基因生物的生产、研究、开发、进出口等的管理制度和风险评估制度,将其纳入到林业行政许可的管理之中。目前,我国生物入侵在沿海一些地区已造成了严重危害,必须尽快完善对外来物种进口的许可管理,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2.遵循行政管理原则,合理确定许可审批权限和审批程序

森林资源具有经济价值。林业行政许可是在“普遍禁止”开发利用森林资源的基础上,“有条件地向特定人解禁”,通过解禁而获得开发利用森林资源的当事人,可以通过从事某一个(或一种)行为获得经济利益。因此,必须合理确定许可的审批权限和审批程序,通过制定法律法规依法管理审批。

(1)要坚持公平与效率并重的原则,通过立法划分各级行政部门对具体开发利用行为(或资格)的审批权限。一般对于重要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许可或对森林资源可能有重大影响的开发利用许可应当由省级及以上行政部门审批。对于边远地区或特殊地区,要因此制宜,既要坚持对森林资源的保护与管理,又要保证效率优先,可以确认由当地林业行政部门审批,但都必须有明确的立法规定。

(2)确定科学高效的审批程序。科学高效的行政程序是现代行政法治的要求。因此,首先,要确定林业行政许可审批的公示制度。要将所有林业行政许可事项的条件和资格进行公开,确定当事人的申请程序和要件,保证给予所有人的平等机会,对于能够通过竞标、拍卖、考核等形式颁发许可的,应在许可制度的设定予以明确。其次,要建立专家审批制度。由于林业行政许可事项涉及到大量的生态科学知识,且资源利用限额直接来源于科学测量,因此应当确定专家评审在许可审批中的重要作用。再次,要确定审批的听证程序。对于林业行政许可事项的审批,应规定利益相关人可以参加听证,以保证审批行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最后,要确定行政行为附具理由制度。在林业行政许可制度的设定中,要明确规定林业行政机关在审批颁发许可证的过程中,对于不被许可的,必须说明理由。

三、林业行政许可执行的完善

林业行政许可执行的完善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加强林业行政机关审批的管理与监督。审批是一种自由裁量的行政行为,是一种“权力”,可以给部门带来利益,可能会带来管理部门的“寻租谋利”。完善对林业行政机关的审批管理,除了审批程序的公正、公开和严明外,还应有相应的监督机制,要确实保证专家评审的重要作用,加强许可证的信息披露。由于林业行政许可大都是对森林资源的利用与消耗,因此,一定要建立森林资源的消长信息管理,科学确定森林资源的许可额度。

第二,加强对被许可行为的实施管理。目前我国审批制度中”重批轻管”的现象十分严重。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对被许可行为实行过程管理,将违反许可证的行为杜绝在开始阶段,对有效防止乱砍滥伐、乱捕滥猎等破坏森林资源破坏行为十分重要。要建立许可证撤销制度,对于严重违反许可证规定从事森林资源开发利用行为的,必须吊销许可证,并在一段时期或以后都不能被许可从事该资源开发利用行为。

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依法行政重点作好以下四个方面工作。

(一)抓住立法重点,提升立法质量,努力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根据当前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轻重缓急,林业法制建设的任务是,加快修改《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加快起草《自然保护区法》等。

(二)加大执法力度,完善执法体制,努力建设规范林业行政执法体系。规范执法程序,落实执法责任,健全执法保障。

(三)明确执法责任,健全监督体制,努力建设规范的林业行政执法体系。尽快建立内部监督、层级监督和外部监督。

(四)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全面落实依法行政。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规范行政行为,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坚持作到职权法定、依法行政、有效监督、高效便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林业法制建设经历了探索起步,逐步形成三个阶段,并取得了显著成绩:林业法律体系初步形成,林业行政不断加强监督机制初步形成,林业普法宣传取得成效,林业行政行为进一步加强规范化,我国林业法制建设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经验。

森林是为维护地球陆地生态平衡的主题,“森林是人类的母亲”。我国《森林法》确定了“林业建设实行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虽然,除林地之外,森林资源都具有一定的再生性,但其再生能力非常有限,必须依法加强保护与开发管理,才能保障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要实现森林资源的“永续利用”,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自然资源基础,就必须加强林业行政许可制度建设,不断完善林业行政许可制度,进一步加大林业行政执法的力度,才能促进林业行政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律化,实现“依法治林”的目标。正是由于我国林业行政许可制度还存在着以上缺陷,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目前我国森林资源不合理开发利用的现象十分严重。不但毁林现象时有发生,违法批地、占地屡禁不止;而且滥伐盗伐林木、非法捕杀、贩卖国家珍贵野生动物案件接连发生,重特大案件还呈现上升趋势,一些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旅游开发活动规划管理不当,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等。以森林资源为主体的自然资源不合理开发利用是造成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完善林业行政许可制度,加强对森林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环境保护,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参考资料:

[1]周训芳.《林业政策与法规》北京:经济科学出版.1999.76-93.

[2]于立深,周丽.论行政法的可接受性原则《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年第2期.7-12.

[3]参见《林业经济问题》2002第5期第21页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行政许可论文范文第5篇

一、《行政许可法》体现了政府执政为民的思想

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建立,实现了主体的回归,公民和其他市场主体第一次能够独立地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由于政府的执政理念没有转变,在开展各项经济活动时,公民和其他市场主体还要经常性地受到政府的干预。种类繁多的行政许可捆住了市场主体的手脚,降低了市场运行的效率。公民虽然拥有市场主体的身份,却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市场主体应有的权利。一些基本的经济活动必须经过几个甚至几十个政府部门的批准,在一个又一个行政审批的环节中,市场主体的权利被消解掉了。

《行政许可法》确立了有限政府的观念。它第一次将那些市场主体做得了而且做得好的事项完全交给了市场主体,大大缩小了政府审批的范围,从根本上实现了还权于民。因此,《行政许可法》的颁布,是公民和其他市场主体权利的一次大解放。《行政许可法》从限制政府的许可权力,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基本权利两方面体现了执政为民的思想。

《行政许可法》明确规定了行政许可的平等原则,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行政审批标准的全国统一,为建立公平合理的竞争秩序提供了法律上的保证。与此同时,为了防止行政审批中出现与民争利现象,《行政许可法》还规定了审批服务的具体规则,对那些朝令夕改的审批行为,法律还特别规定了行政机关的补偿机制,这一点对遏制市场经秩序管理混乱现象,保护公民和其他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因此,《行政许可法》的颁布,为贯彻执政为民的思想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证。

《行政许可法》在严格程序中也彰显了执法为民的思想。在总共8章83条的法律中,有29条是关于行政许可实施程序的规定,占条文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其涉及申请、受理、审查、决定、期限、听证、变更、延续、特别程序等行政许可实施的方方面面。严密、细致的程序规定,极大地方便了群众,体现了执法为民、依法行政的精神。有关程序的每一个条款中,无不体现了便民原则:省级政府经国务院批准,可将几个行政机关行使的行政许可权相对集中;一个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涉及机关内部几道环节的,应当“一个窗口”对外;依法需要几个部门几道许可的,可以由一个部门牵头征求其他部门意见后统一办理,或者实行联合办理、集中办理,尽量减少“多头审批”;行政机关应当将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条件、数量、程序、期限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在办公场所公示,以防止“暗箱操作”;行政许可申请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书面方式提出,也可委托人提出,不必都亲自到行政机关办理;行政许可决定尽量做到当场受理、当场决定,不能当场决定的,要出具受理凭证,并最迟在30日内作出决定。行政许可法在程序方面的规定不仅严格,而且细致,极具可操作性。如规定行政机关的受理决定要加盖公章并注明日期,以便有据可查;申请材料不齐全的应当一次性告知,以免当事人多跑路;不予受理的行政许可要书面答复等等。

二、《行政许可法》再造有限、透明、服务政府

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启动,到《行政许可法》的出台,我国政府的管理理念、工作思路、施政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行政许可法》的出台,“跑”审批将一去不复返,曾经高高在上的政府将在一个相对平等的平台上与公民对话。从“行政审批”到“行政许可”,一词之差,却反映了政府在管理理念上的变化和突破,意味着政府正从管制型政府向有限政府、透明政府和服务政府转变。

有限政府。《行政许可法》将行政许可的设定权严格限制在法律、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以上,剥夺了部门规章和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设定权,有力地遏制行政权力扩张的趋势。这一规定意味着,今后只有法律、法规有权设定行政许可,其他任何形式的红头文件都不得染指许可,否则均属无效。

为了从根本上减少和控制行政许可的种类和数量,《行政许可法》还通过划定许可范围,列出许可项目等方式规范立法机关的设定行为,强调凡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事项,均不得设定许可。即使已经设立定的行政许可,也不宜长期存在,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机关必须适时进行许可评估,及时修改和废止已经设定的行政许可。当然,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因行政管理的需要,确需立即实施行政许可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可以设定临时性的行政许可。临时性的行政许可实施满一年需要继续实施的,应当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否则应停止实施。这些规定对于保障各级行政机关依法实施必要的行政管理,遏制各级行政机关滥设行政许可具有重要意义。

透明政府。随着政务公开的蔚然成风,建立透明政府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但在没有制度和保障的前提下,公开显得相对乏力。《行政许可法》明确要求,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应当遵循公开原则。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条件、程序、期限等必须公开,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许可的依据,而且申请人有权要求行政机关提供相关的资料。起草法律草案、法规草案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草案,拟设定行政许可的,起草单位应当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并向制定机关说明设定该行政许可的必要性、对经济和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听取和采纳意见的情况。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要将有关决定和申请人的资料予以公开,允许公众查阅。由此可以看出,公开透明的行政许可不仅是人们的普遍诉求,也是治愈行败顽疾的“特效药”。有了法律保障和透明行政许可将给所有申请人提供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机会,对那些长期笼罩在神秘政府阴影下行政使特权的许可机关和公务员来说,新的许可制度无疑是一束耀眼的强光,让所有腐败没有藏身之处。

服务政府。浏览《行政许可法》条文,处处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和公平、公正的原则:申请材料不齐全的,应当场或者在5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符合条件、标准的,应根据受理先后顺序作出决定;受理行政许可应在20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行政许可不得收取任何费用……这些人性化的规定,都将有利于政府依法行政,树立良好形象,更好地服务百姓。针对目前办理行政许可环节过多、手续繁琐、时限过长等问题,《行政许可法》规定:经批准,一个行政机关可以行使其他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权;一个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实行“一个窗口”对外;依法需要几个部门办理几道行政许可的,可以确定一个部门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并转告其他有关部门分别提出意见后统一办理,或者实行联合办理、集中办理;申请行政许可可以通过信函、电报等方式提出,申请人不必事事都到行政机关办公场所提出申请;行政机关要在网站上公布行政许可事项,方便老百姓申请行政许可,并应当与其他行政机关共享有关行政许可信息,提高办事效率;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齐全,不需要对行政许可申请作实质性审查、核实的,行政机关原则上应当当场作出决定;除当场作出决定和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外,行政机关原则上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0日内作出决定;对涉及申请人与第三人重大利益的行政许可事项,行政机关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听证的权利。这些制度将大大简化行政许可程序,减少许可环节,方便老百姓申请和获得行政许可。其精神实质就是将行政许可由政府的权力转变为义务,从过去老百姓求政府办事转变为政府必须为老百姓服务。

三、《行政许可法》重审批更要重监管

实践中,行政机关重许可、轻监管或者只许可、不监管的现象比较普遍;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往往只有权力、没有责任。为了解决重许可、轻监管或者只许可、不监管的问题,《行政许可法》通过把对行政许可事项的监督检查作为行政许可权的必要延伸,设专章规定了对从事需要行政许可的活动的严格监督检查,把事前行政审批与事后严格监管有机统一起来,有利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改变管理方式。

《行政许可法》对行政机关的监管责任作了多项具体的规定。如上级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行政许可实施中的违法行为。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履行监督责任。行政机关应当创造条件,实现与被许可人、其他有关行政机关的计算机档案系统互联,核查被许可人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行政机关可以对被许可人生产经营的产品依法进行抽样检查、检验、检测,对其生产经营场所依法进行实地检查。行政机关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进行定期检验等等。

《行政许可法》还明确规定,把行政许可权行政许可的实施权,延伸到对被许可人活动的监督的环节,即“谁审批谁监督”。同时,对监督行为本身也做了非常明确的规范。

第一,实施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或者其他有权的机关对被许可人必须进行监督,但是这种监督原则上以书面监督为主,即我们的监督检查一方面要督促它,另一方面又不能扰民。

第二,对一些需要实地检查的,行政机关在行使权的过程中要尽量减少与老百姓发生冲突。

第三,允许老百姓举报和被许可人举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允许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被许可人的活动投诉举报,这是充分利用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来强化行政许可监督的重要方式,无论是那种方式,行政机关都不得干扰影响被许可人,都不允许吃、拿、卡、要。

《行政许可法》对行政机关该许可的不许可、不该许可的乱许可等行为,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同时,规定了实施行政许可原则上不准收费,实施行政许可不得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从而确保了权力与责任挂钩、权力与利益脱钩,从制度上防止利用行政许可“寻租”。

行政许可论文范文第6篇

行政许可,是行政机关根据行政相对人申请,依法赋予特定的行政相对人从事法律一般禁止事项的权利和资格的行政行为。行政许可制度是世界各国政府多年行之有效的宏观管理手段之一,几乎在行政管理的每一领域都被运用。

但行政许可是把双刃剑,如果运用不当,会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目前行政许可的范围太广,几乎是无所不包。据统计,国务院部门和省一级政府都各有审批事项2000多项,涉及到绝大多数政府部门和几乎所有行业。而在西方国家,许可之类的管制制度使用的范围是很窄的,通常主要用于对社会事务的管理上,对经济的管理很少采用行政审批的手段。

许可项目设置不当。设置行政许可的目的是为了对某些社会事务或经济活动进行管理,防止人们因自由从事有关事务而损害他人或公共利益。然而,现行的审批项目明显不当,一些不该进行审批的,政府也将它纳入审批范围,政府权力的扩大,势必以牺牲公民个人自由为代价。

费用过高。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每年的国家财政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行政收费可以看出,“管理就是收费”是对行政审批形象的描述。而在国外,行政许可是不以收费为目的的。

管理方式不当。中国对行政许可最有特色的恐怕就是所谓的“年检”了,即每年都要对已经办过证的事项进行再次审查。年检不仅是每年检查一次,更要命的是,几乎每一次的年检都等于重新要办一次证,年检的背后意味着企业或公民要为此交纳一笔可观的“年检费”,不收费的“年检”几乎不存在,年检实际上成了管理部门向企业或个人收取费用有效的合法途径。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认为:“政府不可能是万能的,也不应该要求它万能;否则,就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政府应该放弃很多它不应管,也管不好的事情,而将更多的精力主要放在社会公众事业上。尤其是中国已成功加入世贸组织,WTO规则中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保障司法审查原则,也就是说,在相关的贸易领域,任何影响利害关系人权益的政府行为都必须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据此,一方面,目前我们很多涉嫌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行政审批不改革将难以适应WTO规则的要求;另一方面,行政许可项目设置的不合理,范围过于广泛,也正影响和阻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可喜的是,目前有关部门正着手清理和取消一部分行政许可项目。

2001年11月7日,国家计委率先宣布取消第一批五大类行政审批事项。紧接着,11月16日,国家经贸委宣布,第一批取消30项行政审批项目。

近两年,许多地方也对行政审批项目做了大幅度的削减,削减的幅度一般都在50%左右。

改革行政审批,笔者以为当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清理和公开行政许可的依据。一个法治社会,政府权力要由法授,政府不能凭空制造自己拥有的权力。根据这一原则,那些没有法律依据的行政许可事项要坚决取消;同时,WTO规则要求政府行为要公开,一切未经公开的文件不能作为执法依据。因此,应抓紧清理行政许可项目,并及时公开已经取消的审批项目。

二要严格控制审批项目,规范审批程序。在立法时,要着重审议审批制度设置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对那些没有必要设置的项目要坚决不予通过。在审批程序上要规范,避免行政许可的随意性,“今天可以批准你,明天又说昨天批准的无效”,这样的事情再也不要重演了。

三要提高办事效率,建立便捷的审批通道。目前在很多地方都建立了行政服务中心,将有审批权的单位集中在一处办公,所谓“窗口式受理,大厅式办理,敞开式审批,一个来回办结”。虽然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审批事项过多过滥的问题,但在时下,这种方式还是方便行政对象办理行政审批事项的有效途径。

四要合理收取费用。几乎每一项行政许可的背后都有一笔不菲的收费。在办理审批时,只能合理收取成本费。另外,当前的年检制度已多演变为再次收费的行为。年检本是加强管理的一种方式,事实上,政府管理行为完全可以注重在平时,没有必要要求对自己审批的事项进行年检。

行政许可论文范文第7篇

7月下旬,浙江省人民政府法制局在杭州主办了一次行政许可制度研讨会。参加会议的主要是浙江省部分高校法学和经济学的学者以及一些实际工作部门的人士。会上,义乌市市长周启水介绍了该市近十年来改革行政许可制度,利用行政许可优化对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的实践。与会人士对义乌市的作法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使这场理论色彩鲜明的研讨会也因此具有了丰富的实践背景而显示出了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背景

浙江省义乌市是一个以“中国小商品城”闻名于世的经济比较发达的小城市。从1990年开始,义乌市政府就开始对政府管理体制和方式进行改革,特别是在运用行政许可配置社会资源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其中以城市出租车营运权的有偿有期使用改革最为典型。

1996年以前,义乌市出租车营运权实行政府行政审批制,只要有关领导批条子,就可取得出租车营运权。这种作法导致许多想经营出租车的人得不到公平竞争的机会,而一些“有关系”者则可以通过领导批条获得几辆甚至十几辆出租车的营运权。此外,这种不公开、不透明的作法也成为权钱交易、滋生腐败的温床。1996年,义乌市政府对新投入市场的出租车的营运权的许可进行了改革。具体作法是,政府将每辆出租车营运权的使用年限核定为8年,每年需缴纳1万元的有偿使用费,然后面向全市公开招认经营者,用抽签的方式从众多竞争者中选出营运权人。这一措施公布后,在全市引起强烈反响,参加竞争的人数达到了15000之多。最后,有关部门从中通过抽签确认了新投放的69辆出租车的营运权人。义乌市政府同时规定,原来通过行政审批取得的出租车营运权,从即时起亦需缴纳每年1万元的有偿使用费,才能继续享有。这一改革触动了原来拥有出租车营运权人的利益,因为他们无偿取得的营运权今后也须按年缴纳费用。于是,先后有9名原出租车营运权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认为政府向他们收费于法无据,请求法院撤销行政机关这一行政行为。

二、观点

(一)行政许可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实现社会管理、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的有效手段之一。

义乌市市长周启水在向与会者介绍了该市的有关改革措施后,着重阐述了自己对于行政许可制度改革的观点。他说,改革的目标一是最大限度地追求社会资源的有效和合理配置,二是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自由裁量权,杜绝权力寻租存在的基础,以推进廉政建设。浙江省人民政府法制局局长郑志耿在发言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行政许可的作用,对于实现社会的有效管理,合理、高效地配置社会资源,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市场经济越发达,行政许可的功能就越凸显,浙江全省这些年来行政许可制度的广泛运用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也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行政许可的广泛运用,也推动了行政许可制度本身的改革。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晋川则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述了行政许可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他说,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一方面,政府要大踏步地退出市场领域,改变在计划经济时代那种在经济领域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地位;另一方面,政府又要在市场经济中扮演一个相对积极的角色,特别是在当今社会各种资源日益短缺的情况下,政府干预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性就更加明显。通过行政许可的方式对稀缺资源进行有效分配,可以防止市场主体在稀缺资源的利用方面进行无序乃至恶性竞争,既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又最大限度地发挥稀缺资源的社会效益。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孙笑侠承认政府(行政机关)运用行政许可参与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性,然而,他强调指出,行政许可是行政机关行使的一项公权力,它只是在公民或法人某项权利的行使涉及到公共利益时,行政机关进行行政干预的一种方式,而不是行政机关经营国有资产的手段。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发挥行政许可作为国家行政机关一种行政管理手段的作用,才能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行政许可手段与民争利。

(二)行政许可的现状表明对其进行立法规范势在必行。

来自上海市政府法制办的王松林介绍了上海市自1997年以来对该市行政许可适用的调查情况。这项调查发现,需要实施市一级行政许可的事项有500多项,其中与经营活动有关的就多达368项。王松林分析,这些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大多有如下特点:一是许可设定主体多元化,几乎所有行政部门都在为自己设定许可,而且有的许可主体还发生重叠,在一个事项上有多个行政主体设定许可;二是许可的标准不明确,随意性很大;三是许可的程序不全,有的根本就没有程序可言;四是很多许可都与收费存在着不正常的关联。这种多、滥、乱的现象使得行政许可在某些地方成了“吃拿卡要”的代名词,令人们闻之色变。

针对这种情形,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马绍春指出,行政许可不是解决市场经济中一切问题的万灵药,它本质上是一种预防和弥补市场机制缺陷和失灵而采取的一种行政法律手段。因此,对这种手段的运用应当有一定的法律限制,否则,如果行政许可制度运用过滥,范围过宽,不仅会窒息社会成员的活动,使社会发展减少活力,丧失动力,而且会导致行政效率低下,腐败滋生。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章剑生认为,行政许可立法的滞后,已经给一些地方的行政机关利用行政许可手段管理社会经济生活造成了不利影响,义乌市部分出租车主市政府的案件就很能说明问题。在依法行政的原则之下,义乌市的改革措施就陷入了合理不合法的困境。我们正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这就要求我们所进行的改革不能仍像十几、二十年前一样任意“突破”现行法律,而应当依法而行。因此,行政许可制度的改革要求已经将行政许可立法提上了议事日程。

(三)行政许可立法应当解决的若干基本问题。

那么,拟议当中的行政许可法应当包含哪些方面的基本要素呢?

在这一问题上,学者和实际工作部门的人士可以说达成了共识。他们一致认为,行政许可法至少应该规定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行政许可的原则。包括许可法定原则,即行政许可的设定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并且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公开原则,即有关行政许可的所有信息都应当公开,并允许所有符合条件者申请;适度原则,其含义是设立行政许可应当以社会公共利益之必需为限度,不得过多过滥;等等。

行政许可的适用范围。有的学者指出,行政许可制度的设定应当有利于加强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有利于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有利于保护并合理分配和利用有限的国力资源,有利于调控进出口贸易,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安全。而且,行政许可的范围还应当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需要而不断调整。

行政许可的一般程序。行政许可作为行政法上一项重要制度,在程序方面有许多共性,比如行政许可事项的公开、行政许可的申请与受理、许可决定作出之后对相对人以及利害关系人的告知及说明理由、对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的处理等等,都是任何一项具体行政许可制度所必要的程序,应当在行政许可法中加以规定。

行政许可论文范文第8篇

行政程序是什么?它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的方式、顺序、步骤和时限的总称。应当说程序是权力(利)的运行方式,也是行政权力实现公正的保证。一个行政行为只有实体规定,没有程序规范和约束,这个权力是运作不好的。如果把行政管理目标看作结果,程序就是方法。正确的结果往往就蕴含在正确的方法当中。我们的许多干部和群众对程序作用的体验不深,往往认为我办事办对了就行,不需要遵守什么严格的程序,这就是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外国有一位法学家说,迄今为止法治的历史,主要是程序的历史。这话说得很中肯。举个通俗的例子,可以看出程序对于结果公正至关重要。有的国家的学校给儿童上法治课,课题是姐妹俩分一个大苹果,采取什么办法分均?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因为不重视程序规则,无非采取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由大人给苹果切一刀,俩人各拿一半,但大人也不一定切得很公正,难免引起纠纷;另一个方法就是牺牲一方利益,如三字经上说的,“融四岁能让梨”,从谦让角度来说这是好的,但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还是牺牲了一方利益。而这堂法治课告诉孩子们一个程序规则,就是你们谁切都行,但操刀切苹果的人要后拿自己的那一半。这个程序规则制约切苹果的人,必须把苹果切得公正,否则自己吃亏。这就是程序的价值。办事欲达目的,方法必须正确。虽然程序公正不一定能够绝对保证行政结果的公正,但程序公正与结果公正之间存在内在联系,是不容否认的。

说到行政许可法,它对行政许可办理程序的规定是比较系统、比较详尽的。它按照行政许可的办理过程,规定了行政许可的申请与受理、审查与决定、办理期限、变更与延展,并对几类许可规定了特别程序,同时又在不同的环节分别规定了具体的程序制度,如公开制度、说明理由制度、行政机关职能分开制度、时限制度等。这些程序制度的作用是:

第一,保证实体规定的正确实施。办事行政许可的实体规定,集中起来说,就是行政机关依法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准予许可;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不予许可。这些,只能通过履行科学、合理的法定程序才能实现。

第二,对行政权加以制约,防止权力的滥用。有些行政许可,如对产品的检验、对动植物检疫,因为有法定标准,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的余地很小。而更多的行政许可,因为客观事物复杂、多变,行政机关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是不可避免的。为使自由裁量权不致超出法律允许的范围,使行政许可能够公正,行政许可法通过审批标准的公开、申请人的陈述申辩、听证、行政复议等程序,保证当事人参与行政许可的审理过程,这是一个重要的制约机制,使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致偏离法定原则。又如过去有的审批机关故意不公开审批标准,使申请人无所适从,当事人往往送礼,换取批准,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现在行政许可程序中规定行政机关必须公开审批条件,符合条件就应当批准,这无疑会对腐败起到抑制作用。

行政许可论文范文第9篇

行政许可机关对被许可人的监督可分为事前监督和事后监督。《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六十二条、六十三条和六十四条就作了这方面的规定。第六十一条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履行监督责任。行政机关依法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将监督检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由监督检查人员签字后归档。公众有权查阅行政机关监督检查记录。行政机关应当创造条件,实现与被许可人、其他有关行政机关的计算机档案系统互联,核查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第六十二条行政机关可以对被许可人生产经营的产品依法进行抽样检查、检验、检测,对其生产经营场所依法进行实地检查。检查时,行政机关可以依法查阅或者要求被许可人报送有关材料;被许可人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行政机关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进行定期检验。对检验合格的,行政机关应当发给相应的证明文件。第六十三条行政机关实施监督检查,不得妨碍被许可人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被许可人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第六十四条被许可人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管辖区域外违法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的,违法行为发生地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将被许可人的违法事实、处理结果抄告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以上四个法条分别规定监督检查制度的具体落实制度。第六十一条反映出行政机关的书面监督制度;六十二条是实地检查制度;六十四条是属地管辖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对自己先前的许可行为负责,在许可的同时重视行政监督管理,真正落实“谁许可、谁监督、谁负责”。

2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自检制度和公众举报制度

《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五条和六十八条对此进行了规定:。六十五条中指出个人和组织发现违法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有权向行政机关举报,行政机关应当及时核实、处理。第六十八条规定:对直接关系公众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行政机关应当督促设计、建造、安装和使用单位建立相应的自检制度。行政机关在监督检查时,发现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当责令停止建造、安装和使用,并责令设计、建造、安装和使用单位立即改正。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行政许可,这些许可通常都是十分重要的,仅仅只靠单纯地自检制度,肯定会有所遗漏,不可能彻底纠正,但是不能否认这种制度作为行政机关监督检查的有效补充的方式。因为那些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在建造阶段就需要对其实施监督检查。同时,由于行政许可机关的工作人员有限,经费有限,不可能在每个企业派专人对这些设施设备进行监督检查。因此,确立公众举报制度,积极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群众的优势,让群众成为行政许可的监督者。

3实践中判例存在的问题

对于实践中的案例存在的问题,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收集案例,研究案例的裁判文书。根据对中国法院网裁判文书的查询,1949年至2013年标题为行政许可的判决一共有725条,其中二审判决占251条。据笔者逐一阅读,比较,对于二审改判的案例进行具体分析:例1,上诉人明星均不服被上诉人人合同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许可一案。改判原因: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违犯法定程序。例2,王某某诉北京市房山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行政许可决定一案。改判原因:行政判决书在提交申请材料不齐全的情况下,作出被诉许可的决定,属于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但是被诉许可已经到期,无可以撤销的内容,故依法应判决确认被诉许可决定违法。例3,梁永岱不服固始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规划行政许可。改判原因:二审行政判决书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原判定事实清楚,但是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例4,陈士清不服固始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规划行政许可,改判原因:二审行政判决书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原判定事实清楚,但是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例5,许正达不服固始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规划行政许可,改判原因:二审行政判决书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原判定事实清楚,但是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例6,曹来成不服固始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规划行政许可,改判原因:二审行政判决书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原判定事实清楚,但是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经过归纳,整理,不难发现,行政许可中二审改判的案件比例相对较小,大部分一审判决在二审中予以维持。改判的原因也较为集中,主要是:具体行政行为违法,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等。存在:(1)许可范围过大。包含了几乎涵盖全部行政管理对象。新型行业都需要政府的授权才能进入市场,导致公权力过多的介入市场的运行。(2)行政许可条件不清晰。一些许可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随意性较强。大多数据经验或者习惯来确定,也存在关系来决定是否许可的可能性。导致腐败和权力滥用,是许可程序受到挑战,如行政说明制度,听证制度等存在形同虚设的情况。以上导致重许可,轻监管的情况,主要是行政机关的许可是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已,而对于相对人来说,事关是否能够从事某种行为。对监管者是例行公事,大多以缴纳一定费用来达到行政监管的目的。实质上,监管是对许可有力保障,是为了更好的执行许可。从法院判决书中不难看出,可以改判的案件都是非常明显存在错误的案件。对于大多数案件,二审法院在经过一系列的审查之后,依然维持原判。除了法律的局限性以外,许可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也是造成法院审判的原因之一。除了建立严格的监管制度以外,要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缩小行政许可的范围以及明确许可的条件也是极其重要的。行政许可的范围应该限于对社会风气有重大影响的行业或者严重影响公民人身、财产以及其他干涉公共利益的活动,即对公共造成一定影响的活动应当设置行政许可。而我国对行政许可的设施过于广泛。明确行政许可的条件。行政许可法只是确定了框架,原则性的规定,各个机关应当按照级别或者行业特点来确立具体的行政许可标准,并且予以公布。

行政许可论文范文第10篇

统计行政许可的概念和统计行政许可的分类统计行政许可是统计行政主管机关根据个人、组织的申请。依法准许个人、组织从事某种统计活动的行政行为,通常授予书面证书形式赋予个人、组织以统计方面的某种权力能力或确认具备统计方面的某种资格。

根据目前统计工作的现实情况,统计行政许可可分为:

(一)、有关统计调查人员方面的许可

目前有关统计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规定从事统计工作的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国家统计局已于1989年7月8日印发了《统计专业人员岗位专业知识培训暂行办法》,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配套措施上、宣传的力度上和培训的组织方式上还有待进一步改进。

(二)、有关统计调查组织方面的许可

1、对于国内统计调查组织方面的许可,目前,在国家统计法和我省的统计法规中还没有系统具体的规定,但全国有一些省市已作出明确的规定。如《重庆市统计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开办经营性统计信息服务机构应当经市或区、县(市)人民政府统计机关根据国家规定审核同意……方可开业”。

2、对于涉外调查者,有关文件规定,国内外商独资企业、外方控股的中外合资企业、以外方为主的中外合作企业和外国公司常驻代表机构以及外国公司的分公司等组织,不得擅自在我国境内进行统计调查活动。《统计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个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统计调查活动,须事先依据规定报请审批。”根据上述规定,一些国际组织和境外机构、个人在中国境内进行统计调查活动,应报请国家统计局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许可,凡未经许可者不得进行统计调查活动。

(三)、有关统计调查内容的许可

禁止非法调查。对于政府各部门的跨系统调查,必须要得到统计行政主管部门的许可。

对于各部门涉及到的将调查结果提供给境外委托者的调查,在开始前必须要经批准,得到统计行政主管部门的许可方能进行。

建立统计行政许可制度的意义

实行统计行政许可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

实行统计行政许可制度有利于提高统计数字的质量。

许可具备统计上岗资格的统计人员从事统计工作是统计行政许可的一项重要内容。实行这一统计行政许可的前提条件是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体工商户以及街道居委会、村民委员会等统计调查对象都明确了依照《统计法》和国家规定“如实提供统计资料,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是自己法定的义务。这是因为申请领取统计上岗证的统计行政许可活动具有与其他行政许可不同的特点。首先,统计调查对象提出申请领取统计上岗证的原动力是为了履行统计法律法规规定其应尽的义务而不象公民领取营业执照是为了获利。如果不明确这一义务和相应的统计法律责任,便没有领取统计上岗证的积极性。其次,在统计调查活动中,有一对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现象,即一方面国家要求统计调查对象提供统计资料,另一方面又要对从事统计的人员进行限制,需得到统计行政主管部门的许可持证上岗。若不明确统计调查对象的统计义务,便无从谈起统计行政许可问题。

既然统计调查对象有如实提供统计资料的义务,为确保其义务的切实履行,不至于因为统计人员业务素质低下影响统计数字的质量,其统计人员必须具备执行统计任务所需的专业知识,否则履行统计义务无异于一句空话。

统计是加强国民经济核算和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真实性是其生命线。这几年以来由于统计人员业务素质不高造成统计数字严重失实的现象时有发生,给各级党政领导的宏观决策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为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中办发(1998)7号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实行统计人员“持证上岗制度”。《统计法》中也明确要求“统计人员应当……具备执行统计任务所需要的专业知识”。《江苏省统计管理条例》第十条规定:“统计业务人员应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考核。对于合格者发给《统计上岗合格证书》;对于不合格者,有关部门要组织培训,经考核仍不合格的,应调离统计业务岗位。”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为实行统计人员上岗许可制度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禁止任何单位、组织随意指派不具备条件的人员来从事统计工作的,从事统计工作的人员必须要提出申请,经过考核得到统计行政主管部门的许可才能上岗操作。因而,实行统计人员持证上岗这一许可制度,是提高统计数字的质量的重要保证。

2、实行统计行政许可制度有利于加强统计调查的管理。

在统计调查活动中实行统计行政许可制度是加强统计调查管理的一项重要措施,对于保证统计调查的科学性、统一性,防止利用统计调查窃取国家秘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进行欺诈活动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在这方面,国家也作了一些原则规定。

首先,按照统计法的精神政府各部门开展统计调查活动凡调查对象超出本部门管辖系统的,必须要经统计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换句话说,国家禁止政府各部门跨系统开展统计调查,而经过政府统计行政主管部门的许可才可开展跨部门的统计调查。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统计指标的统一性、科学性,减轻基层的负担。国家统计局估算,由于重复调查每年全国将浪费近亿元。据贵州省粗略统计,全省为完成各种重复性统计报表,一年约需1000多人,浪费纸张20多吨,开支经费250多万元。

其次,根据1998年中办7号通报的精神,接受境外组织、个人和国内外商独资企业、外方控股的中外合资企业、以外方为主的中外合作企业的委托、资助或其他形式合作进行的统计调查活动,事先必须报政府统计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同时,统计法律禁止境外的组织、个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统计调查活动。这就是说,禁止任何单位、组织、个人擅自接受境外的要求在我国开展调查活动,也禁止境外组织、个人在我国境内开展调查。这类调查活动的开展必须经过政府统计行政主管部门的许可。这对于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的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1993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纽约时报》首次公开披露采用新的计算方法,即“购买力评价法”对各国经济实力进行新的估算,得出我国经济实力排在全世界第三位的结论,美国据此大肆鼓吹“中国”。对此国家统计局及有关部门进行了反驳。但是,一些国外组织或个人通过问卷调查来补充他们这方面的依据。如果不实行统计行政许可制予以限制,对我国将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

第三,国内一些根本不具备统计调查能力的单位随

意进行统计调查,调查结果谬误百出,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特别是一些报社、杂志社、研究所,没有统计方面的专业人才,也缺乏进行统计调查的起码条件,但为了赚钱,便随意接受委托进行调查,其调查结果基本不具备科学性、真实性。而这些组织又把这些不科学、不真实的结果为自己所用,变成欺骗社会公众、捞取不义之财的手段。对于这方面国家还没有实行明确的许可制度。因此,急需进行规范。

实行统计行政许可制度有利于保持统计队伍的稳定,保证统计工作的顺利开展。

经过统计行政许可获得统计上岗证的统计人员,根据统计法律法规的规定,必须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江苏省统计管理条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经考核合格的统计人员不应随意调离统计岗位。”这为统计队伍的稳定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按照法定程序和规定经过统计行政主管部门的许可而制定的统计调查表,有关统计调查对象就有填报的义务。

对建立统计行政许可制度的几点看法

建立统计行政许可制度必须要加大统计执法检查和统计法宣传教育的力度。

各级统计部门要定期对统计执法情况进行检查,特别要对统计人员持证上岗、各部门的统计调查活动进行检查,对于无证上岗者,要限期改正并对有关责任人予以批评教育。同时,要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统计法的宣传教育活动。通过检查和宣传进一步明确统计权利和义务以及统计法律责任,为实行统计行政许可制度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进一步完善统计法律法规,为建立统计行政许可制度提供法律上的保障。

目前尽管在有关统计的政策文件和地方性法规、规章中对统计行政许可制度有一些规定,但不少却规定得较为含糊。如《统计法》对统计人员无证上岗未作禁止性规定。这主要因为考虑到全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统计工作的现实。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对于江苏省等经济发达省份,理应逐步作出明确的规定,这是现实可行的。又由于统计是一项貌似简单实则技术性较强、要求较高的工作,若随便任何人都可以上岗搞统计必然对国家的宏观决策产生危害的潜在可能性,因而不实行统计行政许可制度是难以保证数字质量的。此外,对民间统计调查机构的设立理应在统计法律法规中作出具体的规范,并授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以统计行政许可权。

要提高对建立统计行政许可制度重要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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