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许可法论文范文

行政许可法论文范文第1篇

《行政许可法》——你能为反腐败做些什么？

行政许可（亦称行政审批）制度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管理与控制的重要手段，它可以克服人们的自利行为给社会带来的负外部性，如发放排污许可证；它也可以激励给社会带来正外部性的人增加产品供给，如对专利的许可保护；它还可以抑制社会成员对不具有竞争性与排他性的公共物品的过度消耗，如对私人采矿权的审批。可见，行政审批是国家用来弥补市场缺陷的有效手段，是政府不可或缺的管理工具。可是这项制度却为大多数国人所诟病，人们常常痛陈它的弊端——设定权混乱、重审批轻监管、自由裁量权过大、乱收费等等，更重要的是，行政领域内的腐败大多发生在审批环节上，许多领导干部利用审批权谋取私利。在民众的强烈呼声下，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行政许可法》诞生了，它成为廉政制度建设的新亮点，它所确立的诸多原则成为反腐败的“防火墙”。

《行政许可法》确立了便民原则。它从根本上转变了行政机关的角色定位。在计划经济思维模式下，政府把整个社会都纳入到自己的控制范围，垄断着一切社会资源的分配，而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就是审批，所以行政机关总是把审批看成是自己的固有权力和对相对人的恩赐。便民原则的确立使得政府既是管理者也是服务者。对符合条件的申请进行审批，政府不应再看作是对申请人的“赋权”，而是法律规定其必须作为的义务。这极大地改变了为官者的权力本位思想，增强了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从思想上阻抑了造成腐败的主观条件的生成。更重要的是，它使行政机关利用审批搞腐败的难度加大。仅从行政许可的申请和受理环节我们就可窥见一斑：首先，申请形式没有限定，除当面申请以外，申请人可以通过信函、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任一方式提出；其次，申请环节大为简化，审批应当由多个机关或者同一机关的多个机构办理的，可以由其中一家统一受理并统一送达，或者集中起来联合办理；再次，受理决定当场作出，若申请材料不合格，必须当场或在五日内一次性告知需补正的内容。可见，便民原则不仅减轻了申请人“跑图章”的负累，而且使申请人与审批机关直接接触的范围减小，次数减少，申请人不必再看办事人员的脸色行事，不给好处不办事的状况也会有所改观，造成官员腐败的客观条件将随之减少。

《行政许可法》确立了许可设立法定原则，即设定许可的内容、主体、程序皆须法定。首先，法律规定只有六类直接关系国家、社会重大利益的事项可以设定许可，而通过社会、市场自行管理以及事后监督就能规范的事项可以不设许可。可见，行政机关不仅把自己专属的行政审批权部分让渡给社会，而且将本属于社会的自治性管理权归还给原主。腐败就是利用公权谋取私利，权力越大腐败的机会也就越多。政府的审批权随着放权、还权的过程逐步萎缩，的现象将减少。同时，市民社会的兴起可以形成一支外部监督力量，这对反腐败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其次，行政机关不论层级高低都热衷于设定审批，这成为部门腐败的最大根源。“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定化”就是对这种现象的概括。大量设定审批的背后是巨大的利益驱动，多一项审批就多一项收费。今后，行政许可只能由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设定，规章的设定权被基本排除（只有省级地方规章可设临时性许可），这些做法不仅使地方和行业的保护主义有所收敛，而且让贪官污吏难以敛财。再次，《行政许可法》对设定许可的程序作了严格的规定，最值得一提的是，在设定许可之前应当通过听证会、论证会的形式听取民意。这就兼顾了管理的需要和老百姓的利益，减少了专门为收费而设定的许可事项，抑制了腐败现象的发生。

《行政许可法》确立了程序正义原则。因为法律不可能为所有的许可事项规定实体要件，所以审批行为更具自由裁量性，容易使审批者。程序正义原则将使制度缺陷得到有效弥补。第一，审查受时间限制。行政机关除当场作出许可外，审查的时限是20日，联合审查的时限是45日（经批准可分别延长10日和15日，但是应当告知理由）。用拖延战术迫使申请人给好处的做法行不通了，违反审查期限的人员必将受到追究。第二，政务必须公开。一方面，行政许可的规定应当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实施行政许可的依据；另一方面，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许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俗话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有了公开制度，腐败就无处藏身。第三，推行听证程序。告知、回避、公开、说明理由等规定都强化了行政机关程序上的义务，更体现了听证是一种更加公平的准司法程序。这不仅有利于查清客观事实，更加公正地作出裁判，而且能顾全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各方面的利益和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听证制度限制了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防止了权力的滥用。

《行政许可法》确立了审批与监管并重原则。一方面，上级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被许可人从事许可活动的监督。从经济学的眼光看，在权钱交易下，贪官与企图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审批的人形成了博弈关系，他们都存在利益最大化的倾向，且一方在选择策略时要判断另一方的行动模式。在重审批轻监管的情况下，行贿方考虑到只需一次性买通审批人就可一劳永逸地获益，受贿方也认为自己有利可图，因而交易达成。在审批和监管并重的情况下，受贿方的行为模式被法律强制改变，定期监督相对方既是其权力也是其义务，而行贿方为了让“不当得利”维持下去，就要支付更多的“成本”；当支出超过预期可得利益时，他的最优选择就是把行贿的支出转移到待审项目的完善上，使之真正达到审批的要求。因此制度改进后的博弈结果使得腐败现象减少，社会收益增多。可以预见，最近经常发生的烟花厂爆炸、学生食物中毒的事故，在审批部门加强长效监管后，一定会大幅度减少。

此外，《行政许可法》还确立了诸如信赖利益保护、权责一致等许多原则，在此不作赘述。可见，从法律上防止行政许可过程中出现的腐败现象，是《行政许可法》立法的最基本的出发点；《行政许可法》所确立的各项原则，也确实从各个角度有效地实现着这个立法目的。

《行政许可法》——你是反腐败的灵丹妙药吗？

《行政许可法》的确是一部反腐败的力作，将为我国的廉政制度建设作出贡献。但是，如果你认为，它是反腐败的灵丹妙药，能根治腐败，那就错了。笔者认为，反腐败从来就没有灵丹妙药。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即使政治非常民主、制度十分健全，腐败依然会发生。任何制度都只能从不同角度抑制某一部分腐败，这就好比我们不能拿一种抗生素对付所有的细菌。反腐败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政治任务，是一个需要全人类共同克服的世界性难题，是一个由林林总总、互为倚重的多种制度构架而成的系统工程。

从腐败发生的范围来看，《行政许可法》不可能防止所有的腐败。所谓腐败就是一切利用公权谋取私利的不正当行为。从公权的性质来看，腐败包括了国家机关的腐败，执政党内的腐败，还有其它拥有公权的组织的腐败；从谋私利的主体来看，腐败包括了集体（部门）腐败和个人腐败。可见，行政许可法仅仅规制了国家机关的一部分——行政机关的部分行为——审批行为，即只能抑制行政机关在审批环节中搞的腐败。首先，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存在着腐败问题。长期以来，党政不分，党管干部，党管一切，但是它又很少受到像西方执政党那样的议会控制，同时，检察机关、监察部门、纪委都是受同级党委领导的，由它们监督本级领导干部的做法，存在制度上的缺陷，所以党内的腐败比较严重。其次、司法腐败也是群众非常关注的问题。司法公正是公民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失去了它，社会就无正义可言，国家就会陷入混乱。当前，司法权常常受到党政机关的不当干涉。失去独立的司法权必然腐败丛生。再次，行政机关用于国家行政管理的手段很多，不只是行政审批一种，虽然行政审批环节最易产生腐败，但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复议等领域也都可能发生腐败，我们应当全面关注一切行政行为的廉洁性。最后，审批权也不是仅仅掌握在行政机关手中，有一部分已经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授权给社会中介组织行使，此时社会中介组织使用的也是公权力，滥用它也是腐败。

从《行政许可法》本身来看，它自有其先天不足，它不能完全抑制审批环节的腐败。首先，《行政许可法》的一些条文看似斩断了腐败的源头，其实它仅仅使得腐败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例如，行政审批不得收费的规定，使部门腐败的行为有所收敛，但是加大了个人腐败的可能性。如政府对特许事项采取人为控制，使得稀缺资源的供应价格低于理论意义上的市场均衡价格，造成此类资源的供应缺口，如果市场均衡价格与人为确定的低价间的差额没有用于政策设定的国家整体发展目标，即成为“租”。过去“租”的一部分被大大小小的行政审批部门用收费的形式“寻”去了。禁止收费后，资源还是稀缺的，人们还是想尽办法得到它，申请人就可能以更加隐蔽的形式把“租”的一部分以贿赂的形式交给握有实权的个人，造成个人腐败的增多。其次，《行政许可法》的实体性规定过于原则，对审批行为的规制主要还是体现在程序上。例如，本法只是笼统地规定了六类事项可以设定许可，一般情况下，法律还应设置排除条款弥补正面规定的不足，但随后规定的却是四类“可以不设行政许可”的事项，“可以不”三个字不带有强制性，并没有排除不能设定许可的事项，实践中，如果许可设定机关不能准确地把握，或者不愿善意地理解立法的精神，就很有可能使法律的原则性规定流于形式，从而让某些腐败分子钻了法律的空子。再次，提高设定许可的规范层级也不能绝对抑制腐败。一般认为，立法主体的层级越高，所代表的民意就越广泛，所立的法就越具有民主性。但是行政立法应当例外，因为除了追求经济利益以外，行政机关还有扩张权力和便宜行事的需要。今后，原先由各部委设定的许可事项将转交给国务院设定，权力的集中使得腐败的数量减少，但是腐败的“质量”也许会提高。而且国务院不可能亲自设定各个领域的许可事项，制定行政法规的具体操作必须由相关部委完成，包括立法建议、立法调研、草案编写等等。这在某种程度上还是部门立法，可能掺杂部门利益，造成本应取缔的审批项目反而得到了行政法规的保留。

从法律的执行角度来看，《行政许可法》对反腐败的有效性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人民群众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淡薄。《行政诉讼法》已经施行了十多年，但是“民告官”的案件却寥寥无几，许多老百姓对腐败现象采取漠视或者容忍的态度，民间甚至提出了“肥猪理论”（大意为：贪官肥了，胃口小了；新官来了，贪得多了），客观上造成腐败现象更加严重。如今，我国的法律逐步健全，为反腐败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是作为受益者的老百姓，由于法治观念谈薄，却将其搁置一旁。如果他们还把《行政许可法》仅仅看作摆设，即使条文规定得再好，也会失去反腐败的效用。另一方面，任何反腐败的措施都会受到腐败分子的抵制，《行政许可法》也不例外。由于行政许可涉及权力与利益的分配与再分配，必然会引起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它们会设法规避法律的制约。前一段时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全国各级政府内展开，中央与地方都砍去了一半的审批项目，但大多是一些不常用或是不收费的项目，触及地方与部门根本利益的项目几乎未动。由此可见，行政部门顽固地守护着自己的既得利益，改革难度很大。同时随着法律对审批行为的控制加强，腐败分子的注意力会转移到其它领域，企图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例如，收容审查制度被废除后，劳动教养案件就大幅增加，后者成了前者的替代品。因此，《行政许可法》既要克服人民群众的消极对待，又要克服腐败分子的积极抵制，惟其如是，才能实现它的立法目的。

《行政许可法》——如何实现你的反腐败理想？

我们不能奢望《行政许可法》根治腐败，它绝对不是反腐败的灵丹妙药。即使是在某个领域内发生的腐败，一部法律也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若是没有其它制度、法律、观念等诸多因素的配合，其本应具有的反腐败效用也会不断递减，最终导致聊胜于无的结果。为了实现《行政许可法》的反腐败理想，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呢？

第一，我们应当树立法律的权威，增强全民族的法治观念。宪法规定，我国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国家有两条标准，一是，法制要健全，也就是要有法可依；二是，全社会要依法办事，树立法律的最高权威，也就是要有法必依。我国当前的现状是：法律制度越来越完善，无法可依的时代过去了；而全社会却没有形成法律至上的观念，有法不依的现象比比皆是。我们现在很难通过法律来预防和制裁腐败行为，贪官污吏面对法律有恃无恐，老百姓也不拿法律作武器保护自己。在不少人眼里只有打官司才用得上法律，也有很多人不知道有“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制度。其实，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律都是由行政机关来执行的，行政机关若是违法一样可以做被告。如果行政机关不依法办事，它的违法行为又不能通过司法程序纠正，那么整个社会就不会有正义，腐败现象也就不可避免。只有行政机关做到依法行政，人民群众学会用法维权，整个社会的法治水平才能提高，腐败现象才会减少。

第二，我们应当逐步实现权力的多元化和权力的相互制衡。俗话说，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我们应当打破原先以国家权力作为统治社会唯一权力的局面，要让人民群众、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的权力也加入到支配社会的力量中去，从而形成国家权力、社会权力和超国家权力三足鼎立的态势。一方面，国家要向社会放权、让权和还权，把自己管不好、管不了或者不该管的事务交给社会自我管理，自觉地从社会自治领域退出，充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自治性管理权；另一方面，国家要在维护的前提下，尊重某些国际性组织的权力，使本国法律与国际通行规则一致。在新的“三权分立”下，国家的权力减少了，政府的规模变小了，有条件搞腐败的人也就不多了。同时，我们应当改变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失衡的现状，实现国家权力间的平衡。因为行政权具有主动性、干涉性和扩张性，成为三权中最强的一极，最容易产生腐败，所以我们不仅要加强人大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其立法和监督功能，有效控制政府的系统性腐败，而且应当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系统，防止行政机关干预法院的运行和日常事务，确保司法审查的公正。

行政许可法论文范文第2篇

一、章节合理，总体平衡

行政许可法共分8章83条。8章分别为：总则、行政许可的设定、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行政许可的实施程序、行政许可的费用、监督检查、法律责任、附则.而在行政许可程序中又分为6节，分别是：申请与受理、审查与决定、期限、听证、变更与延续、特别规定.从章节的设计来看比较完整、合理，特别是考虑了“权力与责任”及“权利与监督”的平衡。

1.章节完整。

行政许可法的8章6节实际上是分别规范了两个环节。一个是规范“行政许可”这一大环节，主要规范了“如何设定行政许可、谁实施行政许可、如何实施行政许可、如何监督行政许可、违反行政许可的责任”等方面内容。另一个是规范“如何实施行政许可”这一小环节，主要规范了“如何申请行政许可、如何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如何审查行政许可申请、如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怎样请求行政许可的变更与延续”等方面内容。两个环节各自封闭，章节设计完整。且大环套小环，安排比较合理。较之现行的行政法规普遍缺少监督章节有明显的进步。2.体现了权力与责任的平衡。

行政许可实际上是行政机关对社会和经济事务行使的一种事前监督权力。按照“有权要有责”的要求，对行政机关的这一权力必须有相应的责任追究规定。行政许可法设第7章为“法律责任”，共有7条（第71-77条）专门规定了对行政机关违法设定，或者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等的责任追究，体现了权力与责任的平衡。较之现行的行政法规对法律责任的规定普遍简单化、软化或者虚化的情况有明显进步。

3.体现了权利与监督的平衡。

被许可人获得行政许可以后就享有了实施许可事项的权利，而按照“用权受监督”的要求，对被许可人的行为监督必须有相应的规定。行政许可法设第六章为“监督检查”，共有10条（第61-70条）专门规定了对被许可人实施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监督与处理，体现了权利与监督的平衡。较之现行的行政法规大多只规范管理相对人有那些权利而没有规定对行使权利的监督有明显进步。

二、体现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

建设法治国家首先应当有一个法治政府。行政许可是政府实施的最重要的行政行为，行政许可法全面体现了法治政府的五点基本要求：

1.合法行政。

合法行政要求政府实施行政管理，应当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权限和程序进行。行政许可法坚持合法原则，其第四条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

2.合理行政。

合理行政要求政府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循“三公”原则，即：公开、公平、公正。行政许可法坚持这项原则，其第五条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3.程序正当。

程序正当要求政府实施行政管理，应当依法保障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行政许可法坚持救济原则，其第七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享有陈述权、申辩权；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其合法权益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4.高效便民。

高效便民要求政府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守法定时限，提高办事效率，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行政许可法坚持高效便民原则，其第六条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遵循便民的原则，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同时，在第三章中专设第三节期限，建立了行政许可期限制度。

5.诚实守信。

诚实守信要求政府实施行政管理，应当守信，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不得撤销、废止、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撤销、废止、变更行政行为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对当事人因此而受到的损失依法予以补偿。行政许可法坚持信赖保护原则，其第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6.权责一致。

权责一致要求政府实施行政管理，在形势其法定职权的同时，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要做到执法有保障，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要赔偿。行政许可法设第六、第七两章，分别规定了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

三、针对性强

目前我国在行政许可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行政许可过多、过滥。针对这一现象，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行政许可法作出了些许规定。

1.针对设定权不明确问题。

目前有些乡镇政府、县政府在设行政许可，甚至有些行政机关内设机构也在设行政许可。针对这一问题，行政许可法设专章规定行政许可设定，明确规定：除法律、法规、国务院的决定及省政府规章外，其他其他规范性文件一律不得设定行政许可。

2.针对行政许可的事项不规范问题。

目前一讲行政管理就要审批，甚至一些地方和部门利用行政许可搞地方封锁或行业垄断。针对这一问题，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分别规定了可以设定及可以不设定行政许可的几种法定情况。并且在第十五条二款明确规定：地方性法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应当由国家统一确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资质的行政许可；不得设定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登记及其前置性行政许可。其设定的行政许可，不得限制其他地区的个人或者企业到本地区从事生产经营和提供服务，不得限制其他地区的商品进入本地区市场。

3.针对行政许可程序乱的问题。

目前实施行政许可环节过多、手续繁琐、时限过长、“暗箱操作”等。针对这一问题，行政许可法设第四章规定了行政许可的实施程序，对行政许可的申请、受理、审查和决定四个环节作出了明确规定，并且建立了期限制度，规定了陈述、申辩制度和听证程序等。

4.针对行政许可监管缺位问题。

目前重许可、轻监管或者只许可、不监管的现象比较普遍。针对这一问题，行政许可法设专章规定了监督检查，特别是用了8条明确规定了对被许可人行为的监督检查。

5.针对利用行政许可大搞权利“寻租”问题。

目前部分行政机关把行政许可作为权利“寻租”的主要手段，直接导致了部分企业、个人为了取得行政许可大搞权钱交易，助长了腐败现象的蔓延。针对这一问题，行政许可法设专章规定了法律责任，并且在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不得向申请人提出购买指定商品、接受有偿服务等不正当要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行政许可，不得索取或者收受申请人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四、操作性强

行政许可法属于行政程序法的范畴，这就要求对行政许可的规范要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行政许可法较之行政处罚法更具有可操作性。

1.更具体。

行政许可法在有关规定上可谓十分具体，这在现行的行政法律规范中是很少见的。比如，第二十九条具体规定：申请书需要采用格式文本的，行政机关应当向申请人提供行政许可申请书格式文本。申请书格式文本中不得包含与申请行政许可事项没有直接关系的内容。第三十条又具体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条文在表述上都不是只笼统规定需要提供申请书及需要公开行政许可，而是将有关具体要求都一一列名，这样更利于执行。2.更明确。

行政许可法在立法中针对目前行政审批中出现的有关问题，从设定、实施主体、许可程序，到监督检查、法律责任，对应当作什么，不能作什么等，都有明确规定。比如第十五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地方性法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应当由国家统一确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资质的行政许可；不得设定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登记及其前置性行政许可。其设定的行政许可，不得限制其他地区的个人或者企业到本地区从事生产经营和提供服务，不得限制其他地区的商品进入本地区市场。第五十八条二款明确规定：行政机关提供行政许可申请书格式文本，不得收费。3.更现实。

按照我国目前行政管理、机构设置及行政许可水平等的现状，行政许可法在许可事项的设定、行政许可主体及违法作出的行政许可的处理等方面，并没有采取不现实的绝对禁止、统一规定和全部撤销等“一刀切”的方式加以规范，而是结合实际，在第十二和十三条、第二十二、二十三和二十四条及第六十九条分别采取了“应当”与“可以”，“法定”与“授权、委托”等方式作出规定，使行政许可的立法符合现实。五、具有创新性

1.制度创新。

行政许可法通过立法创立了许多新制度。比如第二十条规定：行政许可的设定机关应当定期对其设定的行政许可进行评价。从而创立了“行政许可评价制度”。第十五条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权。由此创立了“行政许可相对集中制度”等。2.责任创新。

行政许可法在法律责任的设定上没有选择现行的一般责任种类，而是在第七十八条规定：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行政许可的，申请人在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在第七十九条规定：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申请人在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都是采取了剥夺其申请权的方式规定法律责任，这是我国行政立法中很少采用的做法，很有新意。

六、体现时代性

1.体现执政为民的要求。

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为体现这一要求，行政许可法遵循便民原则，并且在第五、十九、三十、三十六、四十条等体现了“阳光政府”的要求；在第八条二款、第七十一至七十七条等体现了“责任政府”的要求；在第八条一款、第十七、三十二、四十六、四十七条及期限规定和特别程序规定等，体现了“限权政府”的要求。这些要求都充分体现了“执政为民”这一基本理念。

2.体现科学技术的进步。

行政许可法论文范文第3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由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2003年8月27日通过，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行政许可法是继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之后，又一部规范政府共同行为的重要法律。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和施行，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它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一系列制度、措施，不仅是对行政许可本身的规范和重大改革，也是对政府工作的进一步规范，必将对各级政府的工作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本位通过对《行政许可法》出台的时代背景、立法过程、对各级政府、部门的影响及意义等几个方面的论述并通过与旧有体制的对比，简要地探讨了《行政许可法》的实行对现有行政管理体制进一步规范的作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及其防微杜渐、反腐昌廉的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由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2003年8月27日通过，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行政许可法是继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之后，又一部规范政府共同行为的重要法律。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和施行，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它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一系列制度、措施，不仅是对行政许可本身的规范和重大改革，也是对政府工作的进一步规范，必将对各级政府的工作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行政许可法》的特征及适用范围

行政许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行政审批，是行政机关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一种事前监管的重要手段。与其它法律相比，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行政许可是行政机关管理性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确认民事财产权利和确认民事关系的行为，不具有行政管理的性质，因而不属于行政许可。2、行政许可是对社会实施的外部管理行为。行政机关对内部的管理行为不属于行政许可。3、行政许可是根据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出的申请产生的行政行为，无申请则不产生行政许可。4、行政许可是准予行政相对人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实施行政许可的结果是，行政相对人获得从事特定活动的权利或者资格。这些特征确定了《行政许可法》的适用范围只包括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但不包括有关行政机关对其他行政机关或者对其直接管理的事业单位的人事、财务、外事等事项的审批。

二、《行政许可法》出台的时代背景

行政许可法的出台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在行政管理中，行政许可权的行使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十分有效的。行政许可为什么要通过立法来规范呢？

一是行政许可权也是行政执法的一部分，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必须将行政许可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行政许可与行政处罚等其他行政执法一样，都需要通过立法来规范。因此，制定行政许可法，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任务。

二是我国曾经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以往的行政许可带有很多计划经济的痕迹，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限制市场竞争，甚至利用行政许可进行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许多行政许可行为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格格不入，有的已经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这重重矛盾更成为中国与世界接轨的阻碍，按照世贸组织协定和我国的具体承诺，行政许可应当以透明和规范的方式进行。因此，制定行政许可法，也是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

三是以往的行政许可制度，与旧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相互依存，形成了众多部门利益的格局，产生了种种弊端，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政府职能的转变。1、行政许可的设置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越位、缺位、错位并存。2、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不规范，一讲行政管理，就要审批。3、实施行政许可环节过多、手续烦琐、时限过长、“暗箱操作”，老百姓办事很难。4、重许可轻监管，或者是只许可不监管的现象比较普遍。5行政许可过程中，带有明显的趋利特征，成为了一些行政机关“寻租”的手段。一些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甚至利用行政许可进行权钱交易、，行政许可成为了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根源。6、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往往只有权利、没有责任缺乏公开、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转变政府职能的一个障碍。因此，制定行政许可法，更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重要任务。

三、《行政许可法》立法的历程和过程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从1996年着手行政许可法的调研、起草工作，形成了《行政许可法（征求意见稿）》。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行政许可法列入了立法规划，并确定由国务院提出法律草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以原有的征求意见稿为基础，结合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的清理，从2000年初，开始行政许可法的起草。调研、论证。在起草过程中，对法律涉及的主要问题，征求了各级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的意见；起草出初稿后，于2001年7月印发各方面广泛征求意见，并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广泛听取意见；同时研究了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行政许可制度。经过反复研究修改，形成了行政许可法草案，于2002年6月19日经国务院第六十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提请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三十一次会议，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了行政许可法草案。审议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根据委员们的意见，会同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进行了反复地协调修改，经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再次审议后，于2003年8月27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行政许可法从起草到颁布，历时七年，来之不易。在行政许可法的立法过程中，正处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进程中，社会各界对行政许可法的制定都非常关注，各级政府、司法机关、法学界的专家学者和人民群众都积极参与、献计献策，可以说行政许可法满载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成就和民主法制建设的新成果，凝结了国务院两届政府和国家立法机关领导者的决策智慧。

四、《行政许可法》的施行对各级政府、部门的重大影响

《行政许可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一系列制度、措施，不仅是对行政许可本身的规范和重大改革，也是对政府工作的进一步规范，必将对各级政府的工作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行政许可法》确立了便民原则。它从根本上转变了行政机关的角色定位。在计划经济思维模式下，政府把整个社会都纳入到自己的控制范围，垄断着一切社会资源的分配，而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就是审批，所以行政机关总是把审批看成是自己的固有权力和对相对人的恩赐。便民原则的确立使得政府既是管理者也是服务者。对符合条件的申请进行审批，政府不应再看作是对申请人的“赋权”，而是法律规定其必须作为的义务。这极大地改变了为官者的权力本位思想，增强了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从思想上阻抑了造成腐败的主观条件的生成。更重要的是，它使行政机关利用审批搞腐败的难度加大。这一点我们从行政许可的申请和受理环节就可以窥见一斑：一是申请形式没有限定，除依法应当由申请人到行政机关办公场所当面申请以外，申请人可以委托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具备条件的，还可以通过信函、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任一方式提出；二是申请环节大为简化，审批应当由多个机关或者同一机关的多个机构办理的，可以由其中一家统一受理并转告有关部门分别提出意见后统一办理，或者组织有关部门集中起来联合办理；三是对行政许可申请的受理和决定尽量当场作出，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可以当场更正，若申请材料不合格，必须当场或在五日内一次性告知需补正的内容。可见，便民原则不仅减轻了申请人“跑图章”的负累，而且使申请人与审批机关直接接触的范围减小，次数减少，申请人不必再看办事人员的脸色行事，不给好处不办事的状况也会有所改观，造成官员腐败的客观条件将随之减少。

（二）《行政许可法》确立了许可设立法定原则。即设定许可的内容、主体、程序皆须法定。

首先，法律规定只有六类直接关系国家、社会重大利益的事项可以设定许可：一是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需要按照法定条件予以批准的事项；二是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三是提供公共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确定具有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项；四是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产品、物品，需要按照技术标准、技术规范，通过检验、检测、检疫等方式进行审定的事项；五是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等，需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六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同时，该法还进一步规定，即使在上述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范围内，如果通过下列方式能够予以规范的，也可以不设定行政许可：一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二是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三是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四是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可见，通过社会、市场自行管理以及事后监督就能规范的事项可以不设许可。通过这种办法使行政机关不仅把自己专属的行政审批权部分让渡给社会，而且将本属于社会的自治性管理权归还给原主。政府的审批权随着放权、还权的过程逐步萎缩，的现象将减少。同时，市民社会的兴起可以形成一支外部监督力量。

其次，行政机关不论层级高低都热衷于设定审批，这成为部门腐败的最大根源。“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定化”就是对这种现象的概括。大量设定审批的背后是巨大的利益驱动，多一项审批就多一项收费。行政许可法规定，今后，只有四类主体：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省级人民政府，依照行政许可法规定的权限可以设定行政许可，除此之外，其他国家机关，包括国务院部门，一律无权设定行政许可。与此相应，该法规定，只有五类规范性文件才能设定行政许可：即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的决定、地方性法规、省级人民政府规章。除此之外，其他规范性文件，包括国务院部门规章，一律不得设定行政许可。对于地方政府的许可设定权，该法加以严格限制，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只能因行政管理急需设定不超过一年期限的临时性行政许可。还规定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应当由国家统一确定的有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资质的行政许可，不得设定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登记及其前置性行政许可。其设定的行政许可，不得限制其他地区的个人或者企业到本地区从事生产经营和服务，不得限制其他地区的商品进入本地区市场。这无疑有助于消除法制和市场的部门分割与地方封锁，建设法制统一政府。此外，行政许可法还对行政许可的实施制度和监督与责任制度作出了具体规定，然而，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关于行政许可的设定范围与设定权制度的规定，该法通过限制行政许可事项的范围，对政府规制人们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范围加以限制，以法定方式取消了政府过去实施的大量的不必要的规制，还市场主体和公民个人以自由，以釜底抽薪的方法，促使政府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法治政府转化。而对于许可设定权的严格规定，则以法律的形式从权源上对部门和地方的规制权加以限制，无论是取消国务院部门规章的行政许可设定权，还是不允许地方政府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设定行政审批，目的只有一个，即防止各部门自我授权，为本部门或本系统设定和扩大权力，从而谋取小团体或个人的利益。这些做法不仅使地方和行业的保护主义有所收敛，而且让贪官污吏难以敛财。

再次，《行政许可法》对设定许可的程序作了严格的规定，最值得一提的是，在设定许可之前应当通过听证会、论证会的形式听取民意。这就兼顾了管理的需要和老百姓的利益，减少了专门为收费而设定的许可事项，抑制了腐败现象的发生。

第三，《行政许可法》确立了程序正义原则。因为法律不可能为所有的许可事项规定实体要件，所以审批行为更具自由裁量性，容易使审批者。程序正义原则将使制度缺陷得到有效弥补。一是审查受时间限制。行政机关除当场作出许可外，审查的时限是20日，联合审查的时限是45日（经批准可分别延长10日和15日，但是应当告知理由）。用拖延战术迫使申请人给好处的做法行不通了，违反审查期限的人员必将受到追究。二是政务必须公开。一方面，行政许可的规定应当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实施行政许可的依据；另一方面，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许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俗话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有了公开制度，腐败就无处藏身。三是推行听证程序。告知、回避、公开、说明理由等规定都强化了行政机关程序上的义务，更体现了听证是一种更加公平的准司法程序。这不仅有利于查清客观事实，更加公正地作出裁判，而且能顾全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各方面的利益和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听证制度限制了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防止了权力的滥用。

第四，《行政许可法》确立了审批与监管并重原则。一方面，上级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被许可人从事许可活动的监督。从经济学的眼光看，在权钱交易下，贪官与企图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审批的人形成了博弈关系，他们都存在利益最大化的倾向，且一方在选择策略时要判断另一方的行动模式。在重审批轻监管的情况下，行贿方考虑到只需一次性买通审批人就可一劳永逸地获益，受贿方也认为自己有利可图，因而交易达成。在审批和监管并重的情况下，受贿方的行为模式被法律强制改变，定期监督相对方既是其权力也是其义务，而行贿方为了让“不当得利”维持下去，就要支付更多的“成本”；当支出超过预期可得利益时，他的最优选择就是把行贿的支出转移到待审项目的完善上，使之真正达到审批的要求。因此制度改进后的博弈结果使得腐败现象减少，社会收益增多。

此外，《行政许可法》还确立了诸如信赖利益保护、权责一致、监督检查等一系列原则。尤其是监督检查原则，更是从内到外的对行政机关行使权利进行全方位的监督，使行政许可的过程更加透明，从法律上防止行政许可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腐败问题，确保权能真正为民所用，

五、《行政许可法》施行的重大意义

国务院总理曾经指出，行政许可法的公布施行，是对现行行政审批制度的重大改革和创新，将促进政府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也将有力推进政府管理创新和职能转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保证行政许可法全面正确的实施，是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也是政府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求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在管理理念、管理职能、管理体制、管理方式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等方面必须有一个大的转变。

第一，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我国各级政府的根本宗旨都是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行政许可涉及的事项，多数直接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关。行政许可法对简化行政许可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和提供优质服务提出了明确要求，也对行政许可的法律责任和监督作出了详细规定。这有利于促进各级政府为民办事，便民服务，从而使政府工作更好地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二，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行政许可法从调整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出发，明确规定了行政许可事项的设定范围和权限，减少不必要的行政许可事项。这有利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改进管理方式，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第三，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大举措。行政许可法所体现的立法精神，就是行政权力应当依据法律，行政行为应遵守法律，行政机关违法同样应当承担责任。这不仅有利于确保权力与责任挂钩、权力与利益脱钩，从源头上防止行政许可中的“暗箱操作”和权钱交易的“寻租”行为，也必将大大提高各级政府的依法行政水平。

第四，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行政许可法规定了行政许可依据、实施和结果公开制度，行政许可信息共享制度，设定与实施行政许可听证制度等，进一步规范了公众参与行政管理、监督行政权力的制度和程序。这将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保障人民群众依法参与国家经济社会事务管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民利。

综上所述，《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和施行是对行政审批改革成果的巩固，是反腐倡廉的重要举措，是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是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引用参考文献资料：

1、王平主编：《行政许可法简明知识读本》北京群言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2、乔晓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释义》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3、《河南省干部法律学习手册》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知识问答》河南省国土资源厅法规处出版

5、姚魏《行政许可法与反腐败》法律图书馆网站，原载社会观察2003年第3期

6、马怀德《行政许可法的贡献》正义网，原载人民法院报

7、卞军民《行政许可法促进政府行政理念的更新》，法律图书馆网站

8、牟方宇《行政许可法再造守信、高效和责任政府》人民网原载法制日报

9、许小峰《行政许可法与转变观念》人民日报2004年7月5日版

行政许可法论文范文第4篇

对于许可的过多、过滥的现象，从1997年开始，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各地方先后开展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国务院先后两次共取消行政审批事项1277项，地方上也取消了一大批审批事项，取得了成效，为规范的审批制度积累了经验。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法制工作机构，对国内外行政许可制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国内有关法律专家也提供了许多研究成果。以上这些工作，都为制定行政许可法奠定了实践和理论的基础。

行政许可法开宗明义规定立法宗旨是：“为了规范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这四层意思相互关联，不可分割，构成了本法的立法宗旨：

第一，针对行政许可存在的突出问题规范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法全面规范行政许可，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规范。一是明确行政许可的设定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的设定权力，以宪法为依据，从实际出发进行合理配置，从源头上控制许可的数量；二是规定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以程序制约权力运行，保障权力行使得到公正、公平。三是强化对行政许可的监督，保证被许可人依法从事被许可事项的活动。

第二，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社会活动是公民的权利，除非法律有限制，有些国家视为宪法权利。对本来属于公民权利、可以自主决定、不该设定许可的活动，设定许可；在实施许可中对符合条件的，不予许可；许可附加许多苛刻条件、手续繁杂、多层审批，拖延时日；在许可中滥收费，获取好处，都是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制定行政许可法，就是禁止滥用权力，出发点是把这些行为减少到最低限度。

第三，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

对于行政机关来说，行政许可法确定了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保证管理职能的实现，二是监督其依法行政。从立法思想上既不片面强调“赋权”，也不片面强调“控权”，是赋权与控权的统一，对行政机关该给的权力要给足，该限制的权力要予以限制，这符合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实际要求。

第四，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

行政许可法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行政许可法、原则、制度、监督

《行政许可法》2003年8月27日颁布，2004年7月1日开始实施。属于规范约束政府行为、救济和保护老百姓的法律，其制定是依法行政、理性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需要；是完善市场体制和适应入世的需要；是转变职能、深化改革的需要；有利于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其颁布实施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一件大事，是继《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和《国家赔偿法》之后又一部行政监督法，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里程碑，是廉政制度建设的亮点，是走向法治政府的一场自我革命。

所谓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它有控制风险、配置资源、提供公信和协调平衡的功能。分为普通许可、特许、认可、核准和登记五种类型。本文主要探析行政许可法的原则和制度。

一、行政许可法的七大原则

总结实践经验，借鉴国外成功经验，行政许可法遵循合法与合理、效能与便民、监督与责任原则的总体思路，把制度创新摆在重要位置，规定了合法原则，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便民原则，救济原则，信赖保护原则，行政许可不可转让原则，监督原则。

（一）、合法原则是指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它要求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行使权力时，在实体和程序上都要合法。设定行政许可，应当符合立法法确定的立法体制和依法行政的要求；实施行政许可必须由法定机关在法定权限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进行。

（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公开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某种活动或者行为过程和结果的公开，其本质是对公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保护；三公原则是对合法原则的补充，有关规定必须事先公开，对老百姓要一视同仁，不得歧视，要实施阳光工程防止腐败的发生。从设定上看，整个过程都是开放的，通过座谈论证，举行听证会等，反复征求群众意见，并把结果在报刊杂志或网站上公布周知。世贸规则规定：内部文件不能作为行政许可决定的依据。从实施上看，①主体要公开，如具体由谁负责法规清理工作，清理的数量和结果都要公开。②要在办公场所进行公示，如设立电子墙或公告栏。③期限公开④结果公开。敢公开才会公正，才经得起群众的考验。如申报课题，结果授予谁？征用土地结果审批给谁？这些都要让群众知情。对一些有数量限制的，应当通过公开招标、拍卖，或者统一考试择优录用，不适宜使用抓阄或抽签来决定。

（三）、便民原则。便民就是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在行政许可过程中能够廉价、便捷、迅速地申请并获得行政许可。便民原则是我国法律制度的重要价值取向，也是行政机关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应当恪守的基本准则。尽量减少环节，降低成本，服务群众，实行一个窗口对外，有关部门联合办公，实行相当集中行政许可，统一办证，只要符合条件当场办理，立等可取，手续不完整的要一次性告知。一些文字错误允许当场改正，提倡“人性化”服务，以人为本，换位思考，宁可麻烦行政机关也不要麻烦老百姓，真正做到人民政府为人民。这样可以减轻了申请人“跑图章”的负累，使申请人与审批机关直接接触的范围减小，次数减少；脸难看、门难进，不给好处不办事的状况会有所改观，造成官员腐败的客观条件将随之减少。

（四）、救济原则。救济是指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致使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请求国家予以补救的制度。相对人在行政法上有十种权利：申请权，参与权，知情权，听证权，陈述权，申辩权，申诉权，诉讼权，索赔权和抵制权。法定的救济途径是复议、诉讼和赔偿。而要行使救济权就必须先拥有陈述权和申辩权，要让人有讲话的权利和机会，不要因为相对人申辩而加重处罚。

（五）、信赖保护原则。联邦德国最先适用此原则，它是指管理相对人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到法律的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确实需要改变的，对于由此给相对人造成损失的应当给以补偿。这是民法诚实信用原则的引申，意思是政府要言而有信，说到做到。对合法行为要补偿，对违法行为要赔偿，如为防治“禽流感”，政府在疫区3公里内对家禽进行捕杀、焚烧和深埋，给农户必要的补偿；个别乡镇政府拖欠先行工程款导致连锁反应，要带头清理，取信于民。

（六）、行政许可不得转让原则。它是指除法律、法规规定可以转让的行政许可外，其它行政许可不得转让。行政许可种类繁多，达2600多种类型，涉及到专业知识、技术标准等问题，与主体人身关系密切，绝大多数不能继承或买卖。

（七）、监督原则。它是指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加强对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许可和从事行政许可活动的监督。包括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和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监督两方面：上级行政机关通过行使层级监督权对下级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进行检查监督；实行“谁许可谁监督”原则，如司法部门颁发《律师资格证书》和《律师执业执照》，就要加强对律师队伍的管理，成立律师惩戒委员会，接受群众投诉。

二、行政许可法的三大制度

（一）、行政许可的设定制度

行政许可的设定，是指有关国家机关依照法定权限、范围创设行政许可的行为。它属于立法行为的范畴。争议最多的是，哪一级国家机关有权通过什么形式设定行政许可？哪些事项可以设定？哪些事项不能设定？经过反复研究论证，针对实践中职责不清、权限不明的问题，明确规定了行政许可的设定范围和权限。

第一、行政许可的设定范围

明确行政许可的设定范围，是行政许可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所谓行政许可的设定范围，就是根据设定行政许可应当遵循的价值取向，确定在什么事项可以设定，什么事项不能设定行政许可。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妥善处理政府管理与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自主决定的关系，政府管理与市场竞争机制的关系，政府管理与社会自律的关系，行政许可方式与其它行政管理方式的关系等。因此，行政许可法按照设定行政许可应当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有利于发挥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对设定行政许可的范围作了两方面的规定。

1、明确规定行政许可的设立范围。根据行政许可事项的性质、功能和适用程序，把审批项目主要限定在五个方面：①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需要按照法定条件予以批准的事项。②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③提供公众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确定具有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项。④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产品、物品，需要按照技术标准、技术规范，通过检测、检验、检疫等方式进行审定的事项。⑤企业或者其它组织的设立等，需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这类许可事项的特征是：未经登记就没有从事某种活动的主体资格，一般没有数量限制，不能转让。

2、可以不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范围。在可以设定许可的事项中通过下列方式能够予以解决的，可以不设定行政许可：

①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应该留给他们自己去做主，政府或自律组织都不要去干预，比如，家庭聘请保姆、企业雇用秘书，这类事项政府没有必要去管理。②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应当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凡是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解决的问题，政府就不必要用行政许可的方式去管理。③行业组织或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自律管理一般成本比较低、效率比较高，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现行的许多资格、资质的许可、产品质量的许可等，将退出行政许可的范围，由行业组织或中介机构的自律管理来替代。④行政机关采取事后监督等其它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行政管理的方式多种多样，许可制度作为一种事前监督管理方式，其主观性强，运作的成本高、风险也大。因此需要政府管理的事项，也应当优先考虑采取事后监督管理的方式。

第二、行政许可的设定权

行政许可的设定权，是指哪一级国家机关有权设定行政许可、以何种形式设定行政许可、设定行政许可有哪些限制以及设定行政许可需要遵循哪些规则。它属于立法行为，包括四方面的内容：①、行政许可的设定主体，就是有权设定行政许可的国家机关。共有四个主体：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其它国家机关包括国务院各部委，都无权设定行政许可。②、行政许可的设定形式，就是什么样的规范性文件才能设定行政许可。共有五种：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的决定；地方性法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其它规范性文件包括国务院各部委的规章，都无权设定行政许可。③行政许可的设定权限。行政许可法对设定行政许可的权限作了三方面的规定：

一是，凡是行政许可法规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法律都可以设定

二是，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必要时，国务院可以通过决定的方式来设定行政许可，实施后，除临时性行政许可事项外，应当及时提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或者自行制定行政法规。

三是，对于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行政许可；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因行政管理需要，确实需要立即实施行政许可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设定临时性的行政许可。临时性的行政许可实施满一年需要继续实施的，应当提请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但法律对此又作了四点限制：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应当由国家确定的有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资质的行政许可；不得设定企业或者组织的设立登记及其前置性行政许可；其设定的行政许可，不得限制其他地区的个人或者企业到本地区从事生产经营和提供服务；不得限制其他地区的商品进入本地区市场。

④、设定行政许可应当遵循的规则。为了提高设定行政许可的合理性、可行性，行政许可法规定设定行政许可必须遵循下列规则：一是，设定行政许可，应当明确规定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条件、程序和期限。二是，起草规范性文件应当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并向制定机关说明设定行政许可的必要性、对社会及经济产生的影响以及听取和采纳意见的情况。三是，行政许可的设定机关应当定期对其设定的行政许可进行评价，对于随着形势的发展不再需要实施行政许可的，应当对设定行政许可的规定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

（二）、行政许可的实施制度

行政许可的实施，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有关组织依法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具体办理行政许可的行为。这是重要的行政执法行为。针对行政许可实践中存在的行政许可实施主体比较混乱、缺乏程序约束以及实施行政乱收费等问题，行政许可法对实施行政许可的主体、程序以及费用等作了明确规定

第一、实施行政许可的主体。行政许可原则上只能由行政机关实施，但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又作了两点补充性规定。一是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如证券会、保监会和银监会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可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许可；二是行政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可以委托其他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

第二、实施行政许可的程序。

行政许可法用大量的篇幅对申请与受理、审查与决定、期限、听证、变更与延续、特别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这是方便申请人，保证行政机关公平公正、及时办理的关键所在。一是有关方便申请人的程序。规定申请人可以通过信函、电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申请，不必事事都亲自到行政机关办理，行政机关应当把有关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资料等在办公场所公示，便于申请人查询；申请人对公示内容有疑问的，行政机关应当给以说明、解释并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二是有关行政机关及时公正地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行政机关在审查相对人申请时，发现手续不完整的，应当一次性告知；发现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告知利害关系人，并认真听取其意见；对涉及公共利益或他人重大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应当举行听证，并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天内作出决定；结果应当公开，群众有权查询。

第三、实施行政许可的费用。为了制止行政许可乱收费现象，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和对许可事项进行监督检查不得收取任何费用，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即使按照规定要收费，也要公布法定项目和收费标准，使收取的费用全部上缴国库，并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原则。

（三）、行政许可的监督和责任制度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重许可、轻监管、只许可不监管，不该准予许可的乱许可或者该许可的不许可等问题，行政许可法确立了监督和责任制度。

第一、关于监督检查制度。上级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其违法行为。一是书面监督检查制度。原则上采取书面监督方式，通过核查被许可人的有关材料，履行监督责任，这样可以防止执法扰民，减少企业负担；二是实地监督检查制度。通过书面监督难于达到检查效果的，可以进行实地检测如对产品依法进行抽样检查检测，对生产经营场所依法进行实地检查。三是属地管辖制度。原则上实行“谁审批、谁负责、谁监管”，如果被许可人在辖区外从事违法活动，违法行为地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查处，并把其违法事实、处理结果抄告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四是举报制度。鼓励个人或组织积极举报违法行为，有权机关应当及时作出核实、处理。

第二、关于法律责任制度。

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对行政机关违法设定、实施行政许可的行为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违法设定行政许可的，有权机关应当责令其改正，或者依法予以撤消；二是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的，包括违反程序实施许可、办理行政许可、实施监督检查时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该许可不许可、不该许可乱许可或乱收费的，由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三是实施后不履行监督职责的，由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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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湛中乐.行政许可法实用解答[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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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可法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行政法，行政许可法，法律原则

行政许可法的原则，大体也可称之为行政许可的原则（二者尽管在提法上有所区别，但实际所指基本一致），即行政许可法所规定的适用于行政许可设定与实施的基本规则。根据《行政许可法》总则以及相关条文的规定，我们将这些原则概括为许可法定原则、许可公开原则、许可公正原则、许可公平原则、许可诚信原则、许可无偿原则、许可效率与便民原则以及许可参与原则。

一、许可法定原则-行政许可的法治底限

许可法定原则，是指行政许可的设定、行政许可的范围、行政许可的机关及其权限、行政许可的条件和标准、行政许可的程序及其法律后果等都必须依据法律，符合法律，不能同法律相抵触。《行政许可法》第四条明确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就许可法定原则的内容来说，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

1.许可的设定主体必须法定。行政许可不能由行政机关擅自设定，更不能仅凭长官意志甚至是掌握行政管理权的官员个人决定。由于行政许可常常涉及到公民的权利行使问题，特别是政治权利、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等基本权利的行使，如果设定不当，极易造成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而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行政权天然具有扩张的秉性，行政机关又掌控着从个体胚胎管到坟墓的强大的行政权，如果它们还能充分享有能够限制公民权利行使的行政许可权，那么，“为人民服务”只能成为天真的梦呓！除行政机关具有设定行政许可的偏好之外，几乎一切拥有行政管理权限的组织也有此倾向，因此，设定行政许可的主体必须有所选择，最为可靠的办法就是通过民主的手段，由人民借助自己选举出来的代表来行使许可设定权。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设定行政许可（但即使如此，其设定权的行使也必须符合宪法、立法法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定）。当然，我们也应当清楚，在我国民主机关也是有层次的，并非所有的权力机关都适宜行使许可设定权。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主体有一定的行政许可设定权，对于法律、行政法规已设定行政许可的，地方性法规就只有具体的规定权。另外，为了更好地维护公共安全，更有效地配置稀缺资源，特别是针对现实政治经济生活中突然出现的重大问题进行有效控制，从实事求是的角度出发，还是有必要发挥行政机关反应迅速、措施得力的优势，赋予行政机关一定的许可设定权，只是需要对其加以严格限制，《行政许可法》将其限制在国务院和省级地方政府之内。

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的规定，行政许可的具体设定主体包括：

（1）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最高国家立法机关是国家法律的制定者，行政许可一般情况下是由法律设定的，所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行政许可的当然设定主体，可以针对《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事项，通过立法程序设定行政许可。也就是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仅可以设定《行政许可法》已经明确的五类许可事项，而且还可以根据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形势变化而自主“设定行政许可的其他事项”。

（2）国务院。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国务院统管全国的行政工作，因此，为适应日益复杂的行政管理需要，特别是基于防范社会危险的考量，国务院应当有权设定事先预防性的许可，以及时保障公共利益和维护社会秩序。不过，国务院在设定行政许可事项时，应当首选行政法规形式。行政法规既可以针对《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五类事项中尚未制定法律的事项来设定许可，也可以根据行政管理的现实需要来“设定行政许可的其他事项”；但这种自主设定须受到《立法法》第八条的限制和第九条的约束，不得违反法律保留原则。除此之外，国务院在紧急情况下还可以采用决定的方式设定必要的行政许可事项，以应对现实迫切需要许可、但又难以及时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难题。当然，国务院以决定的方式设定的行政许可只是权宜之策，因此，国务院在实施该行政许可后，除临时性的行政许可事项外，应当及时提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或者自行制定行政法规。

（3）省级和较大的市级权力机关。由于有些行政许可事项是根据特定区域的经济、社会事务等来加以设定的，与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因此，赋予地方性法规制定主体通过地方性法规的形式来设定行政许可是必要的。根据《立法法》第六十三条的相关规定，较大的市是指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那么，在我国有权设定行政许可的地方权力机关就是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这些权力机关在法律、行政法规尚未设定行政许可时，可以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形式来设定行政许可事项，但只能在《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所规定的五类事项中设定而不得有任何突破。

（4）省级政府。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人民政府也有权在特定情况下设定行政许可。在行政管理需要立即实施行政许可，而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对《行政许可法》规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均未作设定的时候，省级政府就可以通过制定地方政府规章的形式，在《行政许可法》规定的设定范围内设定行政许可，但是，这种以地方政府规章形式设定的行政许可只能是临时性的，一般在一年内有效；如果该临时性行政许可实施满一年仍然需要继续实施的，则该省级政府就应当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及时制定地方性法规，正式设定该项行政许可。

2.许可的设定形式必须法定。可以说，促使《行政许可法》出台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现行行政许可制度的极度混乱。按照国务院法制办2001年向国务院报送的《关于清理行政审批有关情况的报告》的分析，设定行政审批的依据不仅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还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包括中办和国办文件）、国务院部门文件，甚至有国务院部门内设司局的文件，更为荒唐的是，竟然有45项行政审批没有任何文件依据，居然占到了总数的1、6%！行政许可的混乱状况，由此可见一斑！正是有鉴于此，许可法定原则要求，只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省级政府规章才能设定行政许可，其他规范性文件一律不得设定行政许可（国务院在必要时可以决定设定许可是例外），即使部门规章也不得设定任何许可事项。

3.许可实施机关及其职权必须法定。由于行政许可是一种行政行为方式，既有对公民和公共利益进行保护的功能，又有容易侵害私权利和公共利益的一面。为了实现最大限度地保护、最低限度地侵害的目的，许可的实施机关及其所行使的职权也必须法定。具体言之，对于行政机关而言，必须按照“三定方案”的规定，在法定的职权范围内受理许可申请、进行审查判断并作出是否准许的决定，超越职权的行为一律无效；对于那些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而言，其享有的公共事务管理职权并不意味着当然拥有行政许可的实施权。被授权组织必须在取得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之后，才能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许可。受委托的行政机关，除在本机关的职权范围内行使其法定的行政许可权外，还可依有关行政机关的委托以委托行政机关的名义行使行政许可权。

4.许可的范围必须法定。从实质意义上说，界定行政许可的范围，就是划分公权力和私权利、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之间的界限，这个界限应当确定在行政机关能最大限度地履行保护职能而同时又最低限度地侵权的结合点上。对于许可范围法定，我们可以作两方面的理解。一方面，鉴于许可范围的重要性，许可范围只能由法律、法规来确定；另一方面，当法律、法规明确了具体的范围之后，许可范围便不得被随意突破，除非是通过适当的法定程序。因此，对于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事项，提供公共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确定具备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项，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产品、物品，需要按照技术标准、技术规范，通过检验、检测、检疫等方式进行审定的事项，以及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等需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都属于法定的许可范围，超出这一法定范围设定的许可均为无效。在当前，强调这一点具有十分突出的现实意义，它有利于扼制滥设许可的倾向。

在确定许可范围时，有必要强调两项子原则，一是控制危险原则，一是市场机制优先原则。控制社会危险、保障社会安全，是国家和政府的基本职能，其他诸如促进经济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职能均以此为前提。由于行政许可是因个人或者有关组织的行为将要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或者他人产生危险时才设立的政府管制手段，这种危险既包括国家安全所遭受的危险，也包括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的威胁，还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破坏和社会公信所遭受的践踏，因而，控制危险也是行政许可的最主要功能，相应地，控制危险也就成为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活动的内在要求。具体言之，许可范围的增减，要以拟规制的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为限，当实践证明或者经过充分论证后预测会产生危险时，该类行为就需要政府许可才能行使；相反，当实践证明原先具有危险的行为已经不再具有危险性时，政府就应当将其从管制的目录中剔除。

行政许可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配置市场资源。就社会稀缺资源的配置方式而言，既有市场配置形式，也有政府主导配置形式，这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均有值得肯定之处，但也有各自自身的缺陷。如同市场会失灵一样，政府也同样会有失灵的时候，且其后果更为严重。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将政府失灵归结为三个原因：信息不完全导致政府行为的盲目性，政府官员的自利动机使其行为偏离公共利益航向，难以预期私部门对政府计划的反应而使政府行为的后果具有不确定性。（注：方福前：《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的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7-198页。）导致政府失灵的这些原因，同样也成为政府在运用行政手段合理配置资源时所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在经济协调方式上要充分注意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做到扬长避短。众所周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国的经济运行主要还是要依靠市场机制来调节，只有在市场自身不能解决的情况下才求助于政府干预。那么在行政许可领域，就应当确立市场机制优先的观念，对特定经济活动的调节方式应当首选市场机制，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只有在市场机制对特定活动的调节不灵时，政府才可设定行政许可加以规制。《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规定“下列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第十三条规定“本法第十二条所列事项，通过下列方式能够予以规范的，可以不设行政许可”，这里的“可以”就意味着行政许可并不是行政机关调控特定活动的必要手段；因为市场主体能够自主决定、自律管理的，或者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就应当按照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办事，由市场机制自行解决，只是在市场机制本身无法有效调节的前提下，政府才将其纳入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的范围。该法第二十一条也有类似规定。

5.许可的条件和标准必须法定。当事人提出许可申请，只是行政许可的启动程序，其最终能否获得行政机关的许可，还取决于是否符合一定的条件和标准。很显然，这些条件和标准应当是由法律、法规所预先设定而非行政机关所能左右的，否则，行政许可仍将混乱如初。由于具体的许可事项繁杂，许可类型众多，《行政许可法》难以一劳永逸地确定所有许可的条件和标准，而是将许可条件和标准规定为设定行政许可的必备内容，由具体设定许可的法律、法规结合许可事项来加以明确规定。这些条件和标准就成为行政机关在审查判断申请人能否获取准许的法定要求，无论是申请人还是行政机关，都不能突破法定条件或标准获得或者作出许可；否则，许可将被撤销，行政机关责任人员及被许可人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许可的程序必须法定。重实体轻程序，这是我国行政机关的积习和流弊，大量的行政行为中均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行政许可也不例外。轻视程序的危害后果也是明显的，非但没有提高工作效率（行政相对人因不服而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些都极大地增加了服从成本，延缓了行政目标的及时实现），反而会因为迟延答复或者忽视行政相对人程序权利而导致行政相对人权益受损，另外还容易孳生腐败。因此，行政程序成为现代行政法关注的重要内容，许多国家出台的《行政程序法》就是例证，而我国也正在加快行政程序立法的进程。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人的许可申请之后，应当按照设定许可的法律法规的具体程序规定，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决定并按照要求送达。这种程序法定的要求，具体体现在《行政许可法》关于行政许可实施的一般程序和特别程序规定之中。

二、许可公开原则-公民知情权的保障

行政公开，是宪法上公民知情权在行政法中的具体体现，二战后成为行政法发展的一个新趋势，在行政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对于容易滋生腐败的行政权而言，“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它既能强化民主政治，又能防止行败。（注：王名扬著：《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第959页-960页）因而，政治文明程序较高的国家都十分重视行政程序的制度建设。如美国不仅制定了《行政程序法》，还先后制定了《情报自由法》、《阳光下的联邦政府法》、《联邦咨询委员会法》和《联邦隐私权法》等，对行政公开作出了详尽的规定。

从通常意义上说，行政公开是指行政主体向社会公开其行政权力行使的法律依据、程序和结果，使全社会成员了解其权力来源，熟悉其权力行使的程序，知晓其作出行政决定的结果和理由；对于行政相对人而言，则还要使其知道在具体行政过程中所享有的程序权利和行政决定作出后所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行政机关之所以需要做到行政公开，一方面是为了增加工作透明度以防止腐败，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源自宪法上的义务。由于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首先负有向人民公开其活动的义务。换句话说，人民有权知晓自己授权成立的政府在做什么，这种知情权不应当仅仅理解为一种公民权利，而应当视为洛克所称的人民在组成国家前所保留的那部分权利。因为人民政府是要以自己知晓政府是否违反契约为前提的，而这种权利行使的充分程度，则取决于政府公开其行为的力度。

在行政许可领域，行政公开的内容主要体现为：有关行政许可的所有规定都应当公布，未经公布的一律不得作为实施行政许可的依据，法律依据一旦公开了，法律依据中有关许可条件、申请程序、审查期限和审查方式、救济途径等内容自然也就公开了；同时，行政许可的实施及其结果也应当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除外）。在具体的行政许可活动中，许可公开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向申请人公布许可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和申请书范本，公开该宗申请所涉及的全部案卷信息（法律规定需要保密的除外），公开其所依据的法律和所搜集的证据材料，公开其审查判断的结果及其理由（特别是不予许可的理由），告知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许可活动中的程序权利和作出不予许可决定后的救济途径；对于涉及利害关系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向利害关系人公开许可活动的内容，对于作出的准予许可的所有决定都应当公开，便于公众了解特定领域的行政许可现状。

三、许可的公正与公平原则-依法行政的伦理诉求

公正与公平，理论上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谜团。有人将二者相等同，认为只是提法有异而已，二者并无实质上的区别；有学者则将公平作为公正的组成部分加以阐释；而另有学者则相反，认为“公正（Impartiality）”是“公平的一个方面”。（注：《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433页。）可见，公平与公正之间的关系究竟应当如何界定，确是一个颇值得思量的问题。由于公平与公正不仅已经频繁地并列出现在相当多的法律规范之中，而且《行政许可法》也明确规定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这也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对二者作出一定的区分。（注：由于立法上只是规定了两个不同的词并没有对它们作出解释，因而人们必然会产生不同的见解。如果说立法上只是为了追求一种语言表达上的优美，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出这种同义反复的规定是不具有任何意义的。但是，只要立法上存在不同的术语表达，人们自然会从中挖掘和开拓出丰富的涵义，找寻其不同的意义。当然，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立法上作出明确的界定。）在此，我们将公正与公平作出比较偏狭的界定和区分：将许可“公正”原则的适用范围限定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而将许可“公平”原则的适用范围限定在许可所作用的不同行政相对人之间。换言之，公正原则，即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实质平等原则；公平原则，即行政主体应平等地对待一切当事人，从而实现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平等。

（一）许可公正原则

行政公正原则旨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实现一种实质上的平等。因而，它不仅要求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在法律适用上平等，双方应平等地遵守法律，而且还要求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在权利义务方面实现总体上的对等，即行政机关负有更多的程序义务而行政相对人负有更多的实体义务、行政机关有行政决定权而行政相对人则拥有程序以及监督和救济的权利。行政公正原则主要有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两个方面的内容。行政公正原则在行政许可领域中同样具有上述内容，因而所谓许可公正原则实则是行政公正原则在许可领域中的具体化。具体而言，许可公正原则，要求立法机关在行政许可的设定上应正当地考虑各种相关因素、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应正当地实施行政许可。

1.设定上的公正。《行政许可法》第五条的规定明确表明，“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可见，公正原则不只适用于实施方面同样也适用于立法和设定上。依据公正原则的要求，立法机关应公正地分配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由于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许可关系中处于弱者的地位，行政机关则处于强者的地位，因而总体上说，法律应赋予弱者更多的权利而对强者应施以更多的义务。《行政许可法》在这方面有着具体的表现：一是将许可权力与责任相对应；二是为行政许可实施机关设置了诸多义务，如规定相关事项应当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并应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三是为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受行政机关的非法侵犯，规定了许多有利于行政相对人权利保障的条款，如关于听证的权利、行政机关应及时作出是否许可的决定。此外，立法程序上也应做到公正。

2.实施上的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实施上的公正，表现为程序上的公正与实体上的公正。程序上的公正主要表现为：第一，行政许可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在实施许可过程中，必须符合“自己不做自己的法官”这一基本要求。当许可事项可能涉及许可机关特别是其公务人员或其亲朋好友的利益时，由于人人都有利己的偏好，如果与该许可事项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不回避的话，在私利的驱使下，行政权的公正行使将难以保证，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亦将难以得到保障。第二，许可机关应当听取辩解并说明理由，特别是可能作出不利于行政相对人的决定时更应如此。行政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有利于行政机关全面、准确地掌握情况并及时地作出正确决定，同时也便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许可机关在作出不利于行政相对人的决定之前，应当说明所依据的事实根据和法律理由，这既是对行政相对人的尊重，便于行政相对人理解和服从，更是给予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机会。第三，许可机关应当严格按照《行政许可法》及相关单行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程序要求，以合法的方式、采取法定步骤、在法定期限内实施许可活动，给行政相对人以公正的信赖。

许可公正原则在实体上的内容主要表现为许可行为的内容和结果公正。申请人符合法定条件的就应准予其申请；在作出许可的决定时，应符合法律的目的和要求，应基于正当的动机考虑相关的因素而不应当考虑不相关的因素。

（二）许可公平原则

关于行政公平原则，现有行政法学教科书和著作鲜有将其视为独立原则的。（注：在中文书籍中，限于寡闻，笔者仅见陈新民教授在阐释中国行政法基本原则时，附带提及了“行政公平原则”一词。陈教授认为，“平等原则又可以称为‘行政公平原则’”。参见陈新民：《中国行政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但是，实践中的公平原则却屡屡见之于法律文本上。据笔者粗略检索，1996年《拍卖法》第四条就曾明确规定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后来的1998年《证券法》、1999年《招标投标法》以及2003年《行政许可法》，也都在各自的总则部分明确规定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注：参见《招标投标法》第五条、《证券法》第三条、《行政许可法》第五条。）。由此可见，在立法上，公平与公正是以两个不同的面目出现的。那么，它们各自的涵义如何呢？在我们的日常语境中，公平是指“处理事情合情合理，不偏袒哪一方面”（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辞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84页。）；由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组织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条文释义与理解适用》中，曾将公平原则解释为“要求给予所有投标人平等的机会，使其享有同等的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不歧视任何一方”；而公正原则“就是要求评标时按事先公布的标准对待所有的投标人”。（注：朱少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招标投标法条文释义与理解适用》，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年版，第281页。）这一解释尽管并没有明确划分出二者的界限，却为我们对公正与公平作出界分提供了佐证和新的思路。

在法律上，公平不但仍然与平等密切相关，而且还成为行为人的一种道德约束。在民商法中，公平原则是对平等主体之间行使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时的基本道德要求。如在公司法领域，“所谓公平原则，即在合同的订立和履行过程中，要以公平观念来调整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所谓公平观念，是指以利益是否均衡作为价值判断标准来确定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追求公正与合理的目标。……公平原则是进步和正义的道德观念在法律上的体现，是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合同法中，公平原则要求合同当事人应本着公平的观念订立和履行合同，正当行使合同权利和履行合同义务，兼顾他人的利益。”（注：江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精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在行政法上，由于行政活动具有整体性与统一性，行政机关不是只限于与一方当事人发生关系，在法律关系中往往涉及到多方当事人，因而行政机关就须凭借正义的道德观念来权衡不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作出合理和不偏袒的行政行为。此即行政公平原则对行政机关的要求。

相对于行政公正而言，行政公平主要解决的是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平等问题。一方面，它要求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平等；另一方面，行政机关也有义务保证行政相对人之间平等权利的实现，不得歧视。

《行政许可法》规定的公平原则，与公正原则一样，同样包括了设定和实施两个方面。

1.设定上的公平。行政许可设定上的公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法律赋予了行政相对人在申请和获得许可上的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任何申请人符合法定条件和标准的，都有取得行政许可的平等权。在设定行政许可时，不能对个人和组织因为地位、规模大小、地域不同等而规定不同的条件。如《行政许可法》第十五条规定，地方性法规和省级政府规章不得限制其他地区的个人或者企业到本地区从事生产经营和提供服务、不得限制其他地区的商品进入本地区市场。二是法律确定了行政机关保证行政相对人平等获得许可的义务，要求行政机关在实施中不得歧视，否则即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四条就规定了下列行为的法律责任：对不应许可的却予以许可、对应许可的却不予以许可、对应按招标、拍卖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予以许可却未按程序及其要求作出许可的，从而有利于保证公平的实现。

2.实施上的公平。行政公平原则对行政活动的要求，简言之就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应做到平等对待一切当事人。具体言之，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同一类行政法律关系中的行政相对人应同等对待，不允许任何基于性别、年龄、身份、种族、政治信仰、、学历、籍贯等因素的歧视，同样也不允许部分优待，行政机关必须平等地看待每一个当事人。因为，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具体体现，也是“任何组织与个人没有超越宪法与法律的特权”的具体要求。同时，公务人员不得单方接触当事人，这既为防止先入为主和偏听偏信，又是防范可能滋生的腐败现象的需要。二是不能对相同的事项作出不同的处理，也不能对不同的事项作出相同的处理（这虽然不是直接针对不同当事人，但由于法律事项是不能离开人而独立存在的，不同法律事项一般都对应着不同的当事人）。

在行政许可实施上的公平方面，主要是要求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许可中，应做到：同等情形应同等对待，不同情形应差别对待，不得实行歧视。其具体内容主要为：

其一，法定依据的同等性，包括法律、法规和规章依据以及法定条件和标准的相同性。如果针对不同的对象，法律规定了不同的条件与标准，则应依据不同的规定，此即依据的同等性的另一面。在行政许可活动中，除了法定条件之外，任何人、任何事项均不应再被附加额外的条件，也不应被降低要求或者豁免。

其二，事件处理的同等性，对同样的事件应作出相同的处理，而不得作出不同的处理（当然，这里也应包括对不同的事件应作出不同的处理的要求），以保持同类事件处理的前后一致性、连续性和统一。

其三，对同样情况的人予以同样的法律适用，即对相同条件的人应予以相同的对待，对不同条件的人则适用不同的法律依据。

其四，不得歧视。许可机关应当保护申请人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平等权利，对申请人一视同仁，对于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许可机关不得放宽条件，应当不予许可；对于符合法定条件和标准的申请，许可机关不得歧视，应当依法作出许可决定。不过，在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中，做到绝对公平是不可能的，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依受理在先的标准解决。这样做也许结果并不公平，但从同一的标准适用于所有申请人的角度来看则又是公平的。在行政许可的实施中搞歧视待遇，主要是对具有同等情况人实行不同的对待、对具有不同情况的人却实行同样的对待。现实中，歧视待遇主要有性别歧视、教育经历歧视、工作经验歧视、户籍歧视、地域歧视、国人或外国人歧视等，这些皆是行政许可机关在实施许可中应谨防的现象。

其五，程序上不得偏私。在行政许可活动中，由于许多行政许可事项具有竞争性，多个申请人会同时申请，而最终获得许可的毕竟只是少数，因此，公务人员在实施许可过程中严禁单方接触其他申请人，公务人员代表行政机关应处于一种不偏不倚的“中立者”地位，避免偏袒或偏听偏信，从而作出为一切当事人都能平等接受的决定。

四、许可诚信原则-行政相对人权益保障的最大化

诚信原则，即诚实信用原则，其基本含义在于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依诚实及信用之方法。这一原则本为民法上债权行使及债务履行的一项原则，进而扩充至私法的全部领域，也援用于行政法领域。在我国目前法律权威不足、人们对法律和政府缺乏信心与信赖的情况下，在行政法中确立诚信原则就至为必要和迫切。

诚信原则，同样可作为行政许可的一项原则，它不仅在行政许可的实施中具有指导性和适用性，而且在行政许可立法和行政许可诉讼中同样具有适用性和拘束力。对这一原则，我们将它作比较宽泛的理解，在内容上吸收信赖保护原则。诚信原则的内容主要包括：

1.有关行政许可的法律规范应具有稳定性与不可溯及性。法治要求法律规范具有稳定性与连续性、可靠性与可预测性，因此，有关行政许可的法律规范为适应法治的要求，必须做到以下两点：（1）不得变化无常。有关行政许可的法律规范不得常变，立法者不能随心所欲、朝令夕改，否则就会使法律失去尊严，使获得许可证和没有获得许可证的人们无所适从。因而，有关行政许可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不得随意修改或者废止，由此而导致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被变更或者撤销的，行政机关应给予相应的补偿。（2）不得溯及既往。有关行政许可的法律规范一般不得产生溯及既往的法律效力，特别是对行政许可的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产生不利影响的，更在禁止之列。

2.行政许可活动应具有真实性与确定性。行政许可机关发放许可证，注销、吊销、变更、废止许可证，应出于真实的目的和意图，意思表示真实、准确。真实性不只适用于行政许可过程中的行政法律行为，也适用于行政事实行为如咨询、信息提供等。虚假、错误的行政许可行为造成公民合法权益损害的，行政许可机关依法负有赔偿义务。

行政许可行为一经作出后，即具有确定性，非经法定的事由和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撤销、更改或废止。这既是行政活动连续性、一致性与稳定性的要求，也是保障公民权益的要求。《行政许可法》第八条就明确要求“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

3.行政许可机关应信守诺言。行政许可机关应信守诺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使行政许可行为得以实现。行政许可机关不仅要依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而且还应依法履行采取必要行动使行政许可决定的内容得以实现的职责，即确保被许可人能依法享有行政许可确认的权利，同时又要促使其认真履行相应的义务，以实现许可管制目标。（2）言而有信。行政许可机关一旦作出某种许诺或承诺，就应履行其许下的诺言，取信于民。例如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行政许可机关许诺申请人符合某种条件时就发给许可证的，在其符合条件时就必须如实、及时发给许可证，而不得出尔反尔。

4.信赖保护。信赖保护，为战后德国发展起来的一项重要原则，或者说是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中的运用。它主要适用于对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或废止）方面。（注：后该原则扩充到整个公法领域，如果从广义上来说即为“诚信原则”，在这里我们则将它限定在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方面。）即公民或组织因此类行政行为而获得利益，一经撤销将会受到损害，故行政机关撤销授益行政行为时，应考虑补偿行政相对人信赖该行政行为有效存续而获得的利益（或者不予撤销）。我国《行政许可法》实际上已经确立了此种补偿制度：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的，由此给行政相对人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从德国或其他国家及地区的法律规定来看，对行政许可这种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信赖保护至少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因信赖值得保护的，不得吊销、废止许可证或对许可证作不利变更。由于吊销、废止许可证或对许可证作不利变更，就意味着剥夺受益人已获得的利益。为了保护当事人对该行政许可行为的信赖利益，必须对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予以限制。这一限制的标准是：“值得保护的信赖”。它包括受益人信赖行政许可决定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不存在受益人有主观恶意等排除信赖的情况，受益人的信赖利益大于公共利益。符合“值得保护的信赖”的则不得撤销，反之则可撤销。如对于不符合条件而行政机关却发放了许可证，导致第三人在不知道许可的内容有误的情况下与持证人发生某种法律关系，第三人因此而取得的利益或权利应受到法律保护。（2）撤销补偿。对当事人的信赖不值得保护的，行政许可行为在被撤销时，自然应返还因许可行为所获得的利益（即返还不当得利）。对于经过比较，认为受益人的信赖利益小于公共利益，从而撤销行政许可行为的，就应对受益人所受的损失予以补偿，即撤销补偿制度。

五、许可无偿原则-防腐和减负的良方

由于行政机关是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国家组织，其组织目标、组织结构及其活动性质都与赢得组织相去甚远。其所有的行政活动均不以赢利为目的，其维持正常组织运转所需的物质和经费，均由国家财政予以充分保障。所以，任何行政行为（当然依法征收税款行为除外）都不得再向纳税人收取任何名目的费用。尽管这在理论上毫无疑问，但在现实中却往往走样变形。众所周知，我国行政许可制度之所以问题成堆，经过多次改革仍然积重难返，甚至于不得不在党的纪检机关和政府监察机关设立“纠风办”来查处行政机关的乱收费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乱收费常常附着于大量的行政许可上，而行政机关顶风设定重重行政许可，相当大的程度就是看中了行政许可可以附加收取数目不菲的费用（当然也有便于管理和控制的考虑），而因为许可常常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申请人又不得不“自愿”交纳费用。正因为如此，行政许可收费问题便成为政府痛下决心要解决的问题，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公民和企业以及理论界声讨的对象。

《行政许可法》就许可中的费用问题设立专章，足见对行政许可收费问题的重视。除此之外，该法还明确规定，行政许可机关不得索取或者收受被许可人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由此可见，许可无偿已经上升到行政许可原则的高度了，成为许可机关在实施许可过程中所应当遵循的准则。许可无偿原则的内容主要表现在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及其各个阶段：

在行政许可的设定上，根据《行政许可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的“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收取费用的，应当按照公布的法定项目和标准收费”，我们可以得知：行政许可的收费只有法律、行政法规才有权予以设定，其他任何规范性文件皆不得设定，否则即为无效。另一方面，即使法律和行政法规有权设定行政许可的收费，但也必须符合《行政许可法》所规定的在申请和审查以及监督检查等若干阶段中不得收费的规定。

在行政许可的实施上不得收费，主要表现在有：首先，申请人提出申请无需缴费，即便许可机关提供的申请书格式文本也是无偿提供；其次，在对许可申请进行审查过程中，申请人不承担任何费用，提出听证也不必缴费，即使许可机关发放许可证件也不应收取所谓工本费（第五十八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不得收取任何费用，而发放许可证属于实施行政许可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再次，行政机关在实施许可中，不得向申请人提出购买指定商品、接受有偿服务等不正当要求；在办理许可中，不得索取或者收受申请人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最后，许可机关在对行政许可事项进行监督检查时，不得巧立名目收取任何费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被许可人的财物，机关公务人员也不得借机索取、收受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在行政许可法中确立许可无偿原则具有重大意义。从形式上看，被许可人因为无偿获得许可从而减轻了经济负担，更为深层次的意义在于，行政机关因为许可无偿而失去了创设许可的利益驱动，从而有利于减少许可。同时，行政公务人员也因许可无偿的约束而降低了腐败的几率，从而有利于维护政府的形象。当然，许可无偿原则也有例外，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收取有关费用的，还是需要收取的。这主要是考虑有些许可事项涉及稀缺资源的垄断利用，国家还是要收取相应的费用作为补偿，如国有土地转让、矿产的开采等，只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费用须一律上缴国库，且不得以任何形式返回。

六、许可的效率与便民原则-服务行政的内涵

效率原则是行政机关从事行政活动所应遵循的准则之一，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职能时，在依法办事的前提下，用最快的时间、最低的行政成本实现行政目标。作为行政行为的一种类型，行政许可自然也要追求效率。所谓许可效率原则，是指行政许可机关不仅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在规定的时限内及时办理行政许可事项，不得无故拖延，而且必须以最小的许可管制成本（即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以及最少的损害等）来实现既定的行政管理目标，使社会效益最大化。具体说来，许可效率原则要求行政许可的设定机关在设定许可种类、条件和标准时，应当重视对经济活动通过许可进行管制的成本-效益加以分析，权衡管制成本与预期社会效益之间的得失，最终决定是否需要设定许可以及需要设定何种许可、何种条件，以促进经济效益乃至社会效益最大化。行政许可机关在具体的许可实施过程中，应当责任到人，简化内部办事程序，避免相互推诿扯皮；严格遵守法定的时限要求，杜绝拖延和超期不办情形；对能够采取信息化手段快速处理的，应当尽量推行电子政务，加快信息交流和信息传递速度；另外，许可机关还应当与其他相关行政机关对有关许可信息实行信息共享，减少行政机关的信息搜集成本，从而提高行政机关整体行政效率。

便民原则，也是行政许可领域中一个很人性化的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在具体的便民措施上，为申请人提供便捷的服务。尽管从形式上和结果上看，便民措施也是促进行政效率的手段，是为行政效率服务的。但是，从本质上说，便民原则体现的却是行政机关的服务义务，揭示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法理念。在事关公共利益和申请人合法权益的行政许可领域，便民原则有着丰富的内容。第一，在申请行政许可的方式上，既可以是申请人自己亲自去行政机关提出申请，也要允许申请人委托人代为申请（法律规定申请人必须亲自到场的除外，如申请结婚登记等），既可以面交书面申请书，也可以通过信函、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乃至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许可申请。第二，在信息披露方面，行政机关应当在互联网上公布行政许可事项，提供电子邮箱便于申请人发送电子文书，对申请人的疑问应提供准确、可靠和充分的答复。第三，在申请受理方面，许可机关对符合要求的应当立即受理；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告知其需要补正之处并允许当场更正，如果没有告知则视为已经受理；对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应当立即告知申请人相关情况。第四，在审查过程中，需要许可机关内设多个机构办理的，应当确立一个机构统一受理和送达许可决定；需要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分别实施的，则应确定一个机关统一受理或者联合办理、集中办理；对需要上级机关审核的应由下级机关负责报送申请材料，无需申请人再次提出申请；对于申请人要求变更许可事项的，许可机关认为符合条件的应予办理变更手续。第五，在许可决定程序上，对于需要确定有关主体资格的申请，如果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许可机关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对于其他能够当场作出许可决定的申请也应当当场作出决定。

七、许可参与原则-顺应民主的潮流

许可参与原则，是指利害关系人有权参与行政许可决定的作出过程，并影响有关行政许可的决定的内容，有权对被许可人在许可证规定范围内从事的活动进行监督，有权对实施许可的行政机关在许可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进行检举、控告和申诉。

许可参与原则中的“参与”，是有明确目的的自愿参与，通过这种参与不仅可以使实施行政许可的行政主体及时了解各方面的意见，而且有利于改善官民关系，增强相互了解，促进公民与行政主体的合作，从而减少冲突和对抗，确保行政机关对申请人的申请作出客观、适当且公正的判断，提高行政许可的公正性和效率，防止因行政许可带来的垄断和各种腐败现象。由于实施许可的机关是否授予申请人许可证，不仅仅是申请人的事情，而且对与申请人处于竞争地位或者受行政许可决定结果影响的第三人有重大影响，作为公共利益代表者的其他纳税人的利益也可能受到行政许可决定的影响。这里有权参与行政许可程序的公众的范围应当是极其广泛的，不仅应包括其合法权益受行政许可决定影响的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而且应包括其正当利益甚至作为纳税人应该享有的公共利益受到行政许可决定影响的人。

行政许可法论文范文第7篇

《行政许可法》规定的临时性行政许可有两项：

其一是国务院决定设定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法》第十四条规定：必要时，国务院可以采用决定的方式设定行政许可。实施后，除临时性行政许可事项外，国务院应当及时提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或者自行制定行政法规。

其二是省级政府规章设定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法》第十五条规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因行政管理的需要，确需立即实施行政许可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可以设定临时性的行政许可。临时性的行政许可实施满一年需要继续实施的，应当提请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

从上述法律条文本身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无论是国务院决定设定的行政许可还是省级政府规章设定的行政许可，都是因行政管理需要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都是临时性的行政许可。既然是临时性的行政许可，就应当有一个明确的并且时间不能太长的实施期限。否则，在客观上就存在着临时性措施长期有效的可能性。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则不仅不符合《行政许可法》的精神，恐怕也违背了立法者的初衷。

毫无疑问，行政许可事项的设定和实施，对于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益有着重要的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行政许可法》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但是，就是这样一部专门的法律，却没有明确临时性行政许可的实施期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在考虑临时性措施的临时性特点以及必要时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法规所需时间的同时，参照《行政许可法》第十五条有关临时性行政许可实施期限的规定，笔者提出以下立法建议条款：临时性行政许可的实施期限不得超过两年；在法律规定的期限之内，临时性行政许可的具体实施期限由其设定机关在设定行政许可的同时予以规定；设定临时性行政许可时规定的实施期限在两年以内的，该临时性行政许可实施期满后，其设定机关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决定继续实施该行政许可；临时性行政许可实施期间，其设定机关认为继续实施该行政许可已无必要时，可以提前取消该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法论文范文第8篇

行政许可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为了这部法律的实施还需要我们做些什么？谈及将于明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立法贡献，公法学家如数家珍。

2003年10月14日，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华一律师事务所共同主办的《遏制行败的根源-行政许可法的回顾与前瞻》论坛上，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马怀德教授说，行政许可法最大的贡献在于摆正了政府的位置，界定了政府的职能，将政府的职能限定在法定范围内。就具体制度而言，一是行政许可法通过设定权的规定，从形式上限制、剥夺了规章对行政许可的设定权，取消所有其它规范性文件的许可设定权。二是行政许可法通过实质性规定哪些事项可以设定许可，哪些不可以设定许可来控制了许可范围。三是行政许可法首次确立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即行政许可一旦设定，不能随意更改、撤销、废止。因法律、法规或政策改变而不得不改变时，要对相对人的损失予以补偿。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宪法与行政法室主任周汉华教授说，制定行政许可法是我们的创举，外国是通过几百年的个案来作，我们则用很短的时间完成了许可法的制定。行政许可法有许多亮点，既包括实体性的，也包括程序性的。在实体方面，该法第十三条关于可以不设定行政许可事项的规定，强调了市场优先、个人自治优先、自律机制优先、事后手段优先等原则，体现了立法精神的变化，从理论上解决了以后要不要再设定其他许可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行政许可法首先意味着“要不要设定许可”，因为在公共秩序中，许多事情是不需要通过设定许可来解决的。在程序方面，行政许可法有许多创新之处，如实现了网上申请、“一站式”服务，设定了许可的程序、期限以及特殊许可事项的听证、招标、鉴定程序等，非常值得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从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大背景，将其提高到意义来认识。他认为，法律文本往往带有模糊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社会中达成清晰的共识。政治家通过行政官员去管理人民。在我国，只有让人民与政治家、行政官员更平等，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自由地讨论，才有可能对法律文本形成共识，最终减少法律文本的模糊性。行政许可法使人民在行政许可程序中有了更多与行政官员平等对话的机会，从而有利于法律文本在整个社会中达成清晰的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许可法是一种制度上的改进，是一项具有意义的立法。

［二］

为什么我国需要制定一部行政许可法？对此马怀德教授坦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在法制状态下行政许可可有可无，而我国现有的行政管制行为缺乏法律依据。各种许可证名目繁多，且需要许可的事项不断自我膨胀。第二，我国“万能政府”的色彩过于浓厚，在这种“万能政府”体制下，政府管得过多，申请事项过多。最著名的是郑州曾经有一个“馒头办公室”。第三，许可有很大的利益驱动，它是腐败之源。行政机关热衷于审批首先是利益的需要，盖章就要收费，将许可、盖章与收费联系在一起就产生利益，许可自然就会繁殖。

周汉华教授认为，对于行政许可法的产生，需要放在中国现实反差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去分析。中国正处在现代化转型期，东部与西部发展程度存在反差，市场经济体制与行政管理体制存在反差，法律规定与实际执行存在反差，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行政许可法出台了。对于出台的原因可以从三个“互动”来认识：一是内因需要与外因推动的互动。我国改革开放的前20年主要是“抓大放小”，到现在我国市场化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是传统的国家控制的命脉企业，即将电信、铁路等行业放开。之所以说是攻坚阶段，是因为这些行业以前是有严密的行政审批制度保护的，通过严格的行政审批保持国家的垄断地位。而下一步的改革能否深入，关键在于在这些领域能否取得突破。到了1998年，发生了一系列案件，一批利用行政审批权谋私的腐败分子被惩处，出台行政许可法就成为现实的需要。此外，中国要加入WTO，WTO的规则与我国传统的按行政权力配置资源的方式格格不入。WTO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透明度原则，中国传统的行政审批制度不透明，存在着“暗箱操作”现象，其结果是事事都想管，事事都管不好。二是实践的需要与我们对制度构建的互动。当时，“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的三乱现象严重，这本身就对体制提出了要求。与此同时，行政法学界将关注点集中到了行政许可上，行政许可法是在法学界的力推下制定的，是有意识的制度构建。三是自下而上的需要和自上而下的规范的互动。在国家审批制度改革之前，地方的审批制度改革已相对成熟，在自下而上的现实需要十分强烈的情况下，政府愿意有序地、有组织地来推动这项改革。

的确，行政许可法的制定与我国反腐败的斗争实践密不可分。毛寿龙教授在谈到行政许可法产生的背景时认为，从一定程度上说，行政许可法是我们党和政府在行政领域反腐败斗争的经验总结，并与我国政府体制改革同步发展。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2年，这一年是我国政府发展的第一个转折年，政府主要进行机构、人员的精简工作。在当时，我国的政府机关庞大臃肿，仅国务院就有近九十个部、委、局，无法适应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的要求，同时也与发挥政府在改革开放中的职能发生矛盾。第二个阶段是从1988年到1989年，这一阶段，政府主要进行物资分配改革和物价改革，物资分配由政府分配走向市场配置，产品价格由计划时代政府定价走向“双轨制”。在当时几乎每一个部、委、局都有对物资的分配权，于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票证，价格行政管制在很多领域都存在。中央政府逐步取消一些商品的政府定价，实行政府与市场价格并存的双轨制价格体系。第三个阶段是从1998年开始，政府进一步改革，将部、委、局数量裁减至四十多个，整个中央政府公务员人数在5万人左右。经过三次政府改革，我们才认识到政府权力走向了审批化。与此同时，中央纪委把行政审批改革作为反腐败的一项重要措施。为进一步转变职能，中央进行政府改革主要抓了三件事-人事制度改革、财政制度改革和审批制度改革。关于行政审批制度，各级地方政府进行了相关改革。河南省焦作市政府花3亿元盖了一幢政府大楼，政府所有部门都集中在这一大楼里进行审批，审批一个项目在一个楼内就能办完，而且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都很好。在总结反腐败斗争和政府改革经验的基础上，行政许可法呼之欲出。

［三］

从学者们对行政许可法的立法回顾中，我们深切感受到了法律从来都是经验而不是逻辑这句格言的魅力。立法如此，那么法律实施呢？接下来的问题是，仅靠立法方面的努力能否实现建设现代文明社会的目标。

关于行政许可法未来实施的危险和障碍，周汉华教授指出，行政许可法实施后，还会有“挂牌”等许多问题。现实的危险是，行政部门在规避许可法后，又创造出很多新的办法。在我国主要还是靠行政权力配置资源的大环境下，行政许可制度如何协调发展？取消大量行政许可是否会引起创设更多许可？体制上的冲突对行政许可法的实施提出了问题。另一个问题是既得利益怎么办？既得利益因许可丧失后会出现反弹，因为利益很难取舍。既得利益过去大多是通过新体制向旧体制的赎买过渡的，许可法则不同，它采取的是强行把原有利益分割出来的办法，而非赎买。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利益主体是否同意？我们又拿什么来赎买使之放弃利益？这种既得利益的反弹，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许可法的实施。

“审批社会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是轻管理、重审批。行政许可法是针对审批制度制定的，但与此同时却留下了疏于管理的漏洞。”毛寿龙教授指出，政府审批权集中后，审批机关中其他赋闲的人怎么办？社会如何安排这些人？如何从审批社会走向文明社会？我们制定了那么多好的规则，但随之而来的挑战并不能使我们轻松。毛寿龙教授认为，短期内仅靠法律文本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只有让每一个个人为自己的自由承担责任，让公共秩序符合自由的原理，行政审批才不会扩张。

行政许可法论文范文第9篇

行政许可法第83条第2款规定：“本法施行前有关行政许可的规定，制定机关应当依照本法规定予以清理；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自本法施行之日起停止执行。”但同时，该法又在第9条、第29条第2款、第42条第1款、第43条、第50条第1款、第54条第1款、第57条和第58条第1款共九处，允许特别法优先于行政许可法。这就说明，单行法只有与行政许可法保持一致才能继续有效存在、发挥补充作用；行政许可法只给个别单行法以特别法的地位继续存在，只为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原则安排极为有限的空间；并且，该法为单行法发挥补充作用设定了“依照法定”、“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等法定接口，为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原则的适用设定了“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等法定条件。

那么，行政许可法为什么要做上述设计和安排？

在法理上，处理和解决特别法与普通法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就是特别优先于普通法原则。这一原则，现在已经为我国立法法所确认。立法法第83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

但是，我国的法制建设往往是先制定单行法，在问题积累或经验成熟到一定程度后才进行整合，才着手制定统一法典的。统一法典的制定，使得原先已经存在的单行法成为特别法，新制定的统一法典本身就成了普通法。也就是说，原先已经存在的单行法与统一法典不一致的规定，并非有意识地特殊规定。其中，有的仍然有合理之处，在统一法典制定以后可以作为特别法继续存在，但有的却并不合理，是统一法典改革和整合的对象。同时，特殊规定也不能过多。否则，统一法典的作用就非常有限了，行政机关执法和公众对法律的掌握也会有困难。

1990年制定的行政复议条例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一方面，该条例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不能改革原先已经在法律中规定的各种复议制度；另一方面，即使对能够予以改革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中关于复议的规定，也没有进行全面的统一和改革。这样，就使得我国的复议制度非常混乱和复杂，并没有因为行政复议条例的制定而得到改善。

1996年制定的行政处罚法改变了上述模式。该法第64条第2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有了这一概括性规定，那么除了该法条文中明文规定允许特别法优先行政处罚法的情况外，都要以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为准。1999年制定的行政复议法采用了行政处罚法的立法模式。它在第42条明文规定：“本法施行前公布的法律有关行政复议的规定与本法的规定不一致的，以本法的规定为准。”特别法优先于行政复议法必须有行政复议法上的准许性条款为前提。行政许可法正是沿着这一立法思路，来处理其与单行法之间的关系的。于是，法制得到了整合和统一。也就是说，同一领域的主要内容得到了统一，个别内容可以特殊形式存在；基本规则必须统一，具体规则可以个性形式存在。

行政许可法论文范文第10篇

一、《行政许可法》要解决什么问题？

在《行政许可法》制定之前，我国有关行政许可的法律文件不在少数，广义上的行政许可法[02]早在《行政许可法》制定之前就有了，主要是行政机关制定的规章，部分为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和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也有一些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涉及到行政许可，如《矿产资源法》第17条规定："国家对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实行有计划的开采；未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开采。"因此，在《行政许可法》颁行之前，我国就已经建立了行政许可法律制度，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制定《行政许可法》？

回答这个问题要从我国行政许可法律制度的发展过程谈起。我国行政许可法制的发生和发展是政企、政事（政府和事业单位）和政社（政府和社会）分离的结果，说到底，是推进和发展市场经济的产物。改革开放之前，在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政事和政社紧密结合在一起，政府与公民、组织之间的关系等同或类似于政府的内部关系。对公民、组织的许可相当于行政机关内部上级对下级的行政审批。严格地说，在计划经济时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行政许可，有的只是传统意义上的行政审批。时至今日，"行政许可"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仍然是一个"新"概念，他们还是习惯于沿用"行政审批"的提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些许历史的痕迹以及计划经济时代的"惯性"。在内部行政关系中，行政行为的主要依据是上级的指示和命令，现代行政法远未严格到要求内部行政行为也须象外部行政行为那样具有明确法律依据的程度。故而，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审批并不要求具有法律依据，其依据主要是党政机关的"红头文件"，甚至可以是领导的讲话或批示。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计划经济模式为市场经济模式所取代，政企、政事、政社逐步分离开来，公民、社会组织不再象过去那样附属于行政机关，转而取得与行政机关平等的法律地位，如此一来，行政机关再不能按照上级指挥下级、下级服从上级的行政方式号令公民、组织，行政机关对公民、组织行使权力必须具有法律上的依据。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但此一变化并非在一夜之间即可实现。在1990年《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前，政企、政事和政社分离程度有限，而且其法律保障也不够有力。在此期间，虽然一些法律和法规规定了行政许可，但行政许可的主要依据依然是政府机关内部不具有法律地位的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规范性文件。1990年施行的《行政诉讼法》是一个分水岭。依照《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第（4）项的规定，公民、组织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而行政机关赢得诉讼的关键之一就是必须向法院证明其行政许可行为是具有法律依据的。从这时起法律对行政许可必须具有法律依据提出了强制性要求。90年代以后，为使行政许可"有法可依"，行政许可立法迅速活跃起来，有关行政许可的法律规范的数量，特别是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中有关行政许可的数量大幅增加。截至2003年8月《行政许可法》制定之前，我国行政许可法制化的成绩可谓显著，总体上看，行政许可已没有了无法可依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行政许可法治化的水平却不高。有关行政许可的法律规范数量不少，但绝大部分是针对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而规范和制约行政机关行政许可权的法律规范却基本上付之阙如，以至行政许可失控，成为妨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瓶颈。由于缺乏对行政机关行政许可权的法律限制，行政机关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一切都要管"的陈旧行政观念的影响以及相关利益的驱动下，滥设许可，随心所欲地介入经济和社会事务，变相地造成新的"政企不分"、"政事不分"和"政社不分"，严重阻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运行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而在应当设立行政许可的领域，法律对行政许可的程序又缺乏必要的规范，当事人普遍被纷繁复杂、缺乏效率的许可程序搞得苦不堪言，行政许可暗箱操作孳生的腐败现象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行政许可的不满和批评，除此之外，行政许可实践中存在的"重许可、轻监督甚至不监督"的问题反过来又加深了人们对行政许可必要性和正当性的怀疑和抨击。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多过滥、缺乏规范的行政许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突出到非集中力量加以解决不可的地步。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发起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改革的目标很明确，归纳起来就是三条：一是大幅削减行政许可的数量；二是确保许可程序的透明和便民；三是解决行政许可监管不力的问题。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行政许可法》应运而生。上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所要达到的三个目标就是《行政许可法》所要着力解决的三大问题。

怎样才能达到这三大目标呢？答案很简单，那就是要管住和管好行政许可权的设定者和行使者。《行政许可法》肩负的使命使其与此前制定的绝大多数行政许可法律规范形成鲜明对照。《行政许可法》是指向行政许可的设定者和实施者的，是管理"管理者"的法，而此前制定的行政许可法律规范则是规范公民和社会组织的，是管理"被管理者"的法。如果说《行政许可法》颁行之前行政许可法制建设主要是为"人治"的行政许可提供一个合法形式的话，那么，在《行政许可法》颁行之后，行政许可的法制建设则毫无疑问地走上了法治的轨道。我们说《行政许可法》是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继《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等重要法律之后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道理就在这里。

二、《行政许可法》取得了哪些突破？

对于《行政许可法》的历史地位和意义，要从两个方面去看。一方面要看它的社会影响，即其在社会变革中所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要看它的法律意义，即其在推进行政法本身的发展上取得了哪些新的突破。

从《行政许可法》的社会意义上看，本法将有力地推动行政观念的转变和行政方式的变革，对最终完成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成熟和完善，将发挥重大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已经出台的其他法律，包括《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在内，均无法和它相比。《行政许可法》立法宗旨之一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权力有限的、高效的服务性政府。为此，《行政许可法》对行政许可的设定权进行了严格的规范，意在通过大幅减少行政许可和严格新设行政许可的条件，尽可能多地使政府退出经济和社会事务，尽可能多地使市场和社会发挥其自我调节的作用。权力减小了，因权力行使而产生的腐败等副作用也可随之减少，对于树立政府清廉的形象十分有利。《行政许可法》的制定和实施，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凡事都要管、要管就要设许可"思维习惯，使他们切实认识到在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权力是有限的，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与此同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还必须学会如何在公开、透明条件下行使权力，学会适应"把方便给予群众，把麻烦留给自己"的新型的行政程序。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行政许可法》对于建立、保持和发展政府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和谐互动关系，推动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彻底告别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理念和行政方式，将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这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如此重视、社会如此期盼，绝不是偶然的。

从制度创新的角度看，《行政许可法》继承了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行政处罚法》、《立法法》以来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的经验，如《行政处罚法》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的"行政权设定"制度、行政权的相对集中行使、行政机关作出决定之前的告知义务以及行政相对人陈述申辩权利、听证制度、"收支两条线"原则等，《立法法》所规定的行政立法的专家和公众参与机制等，都在《行政许可法》得到体现和新的发展，除此之外，《行政许可法》还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突破：

第一，突破了行政许可的理论范畴，体现了注重权利保护的务实的行政法理念。在学理上，"许可"与"确认"以及"登记"的行政行为是严格区分的。"许可"意为批准或同意，具有授权或授益的内容。而"确认"是对既定事物是否具备某种特性、达到某种条件或标准的认可或证明；"登记"是将某一事项记录在案。无论是"确认"还是"登记"，其本身都不具有授权或授益的内容，更不直接进行准予当事人从事某种活动的意思表示。然而，《行政许可法》还是将经当事人申请而由行政机关进行的"确认"（资格、资质的认定、检疫、检验、检测等）和"登记"纳入了行政许可的范畴，从而促进了行政法理论的发展。为什么《行政许可法》要将"确认"和"登记"在一定条件下视为"行政许可"呢？就是因为行政的"确认"或"登记"虽然本身不是"行政许可"，但在一定条件下会产生与"行政许可"相同或相似的法律后果，如果将行政确认和行政登记排除在外，就会使许多名为"确认"、"登记"，实为"许可"的行政行为逃脱《行政许可法》的规范和制约，导致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无法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因此，基于"务实保护"的理念，《行政许可法》将具有许可性质的行政确认和登记纳入自己的调整范围。可以这么说，凡行政公民、组织提出申请，要求行政主体作出某种行为，以使其得以行使某种权利、从事某种活动的，行政机关的行为无论其形式和内容为何，都有可能成为《行政许可法》所定义的行政许可，并为《行政许可法》所规范。

第二，间接确认了"信赖保护"原则。"信赖保护"是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旨在限制和取消行政机关任意变更和撤销（撤回、废止）已经生效的行政行为的权力。大陆法系国家特别是德国行政法认为，公民对行政机关的信赖必须受到保护，为此，已经生效的行政行为不得随意改变，如果这种改变对当事人不利的话。"信赖保护"原则有两层涵义：一是已生效行政行为不得作对当事人不利的改变（包括变更和废止）；二是在维护公共利益所必需的例外情况下，生效行政行为可以改变，但必须给予善意当事人适当补偿。《行政许可法》第8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这是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作出的与信赖保护原则相一致的法律规定，具有普遍的意义。不过，法律条文本身并没有直接出现"信赖保护原则"的提法，而从立法过程看，该条立法的确受到我国有关信赖保护原则的理论研究的影响，所以说，《行政许可法》"间接地"确认了"信赖保护"原则。这无疑是《行政许可法》的一个亮点。

第三，打破了一般事项立法权与特定事项设定权对等配置的格局。按照《行政处罚法》开创的先例，凡拥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权的机关相应地也拥有程度不等的行政处罚设定权。但是，《行政许可法》打破了这一先例。《行政许可法》规定：在规章中，只有省级人民政府的规章方可依法设定行政许可，国务院部委以及其他类型的地方规章均不得设定行政许可。

第四，强化了抑制部门保护和地方保护主义的机制。《行政许可法》出人意外地取消了国务院部委设定行政许可的权力，对地方性法规和省级人民政府规章设定行政许可的权力规定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特别限制，特别是排除了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享有规定行政许可收费的立法权力，对部门保护和地方保护给予如此明确和有力的遏制，这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中，是绝无仅有的。

第五，确立了行政许可立法的定期评价机制。《行政许可法》第20条规定："行政许可的设定机关，应当定期对其设定的行政许可进行评价；对已设定的行政许可，认为通过本法第十三条所列方式能够解决的，应当对设定该行政许可的规定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这一规定有点类似于国外有的国家在其立法中采用的"日落"条款，即规定以一段时间为一个周期，在一个周期结束以后，凡立法机关未明确表示有效的法律规范自动失效。《行政许可法》第20条的规定尚未走到这么远，它只是规定行政许可的设定机关应定期考虑已有的行政许可法律规范是否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如没有必要，就应及时修改或废止。尽管如此，第20条的规定体现了《行政许可法》慎设和尽可能少设行政许可的立法精神，进一步发展了我国的行政立法制度。

第六，确认统一、集中和联合行使权力行政方式。《行政许可法》第26条规定："行政许可需要行政机关内设的多个机构办理的，该行政机关应当确定一个机构统一受理行政许可申请，统一送达行政许可决定。行政许可依法由地方人民政府两个以上部门分别实施的，本级人民政府可以确定一个部门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并转告有关部门分别提出意见后统一办理，或者组织有关部门联合办理、集中办理。"这一规定的立法宗旨在于便民和提高效率。以法律形式确认这样的行政程序，《行政许可法》是第一次。

第七，在行政程序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上取得较大突破。在行政许可程序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上取得多项重大进展，是《行政许可法》最引人瞩目之处。首先，《行政许可法》首次在法律中确认了公众查阅政府文件的权利。《行政许可法》第61条规定，公众有权查阅行政机关监督检查记录，应当说，这是我国行政法的一个重要突破，为日后进一步扩大公众查阅政府文件的权利，建立健全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创造了一个的良好的先例。其次，《行政许可法》首次通过法律规定了电子政务。《行政许可法》第33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和完善有关制度，推行电子政务，在行政机关的网站上公布行政许可事项；方便申请人采取数据电文等方式提出行政许可申请；应当与其他行政机关共享有关行政许可信息，提高办事效率。"这一适应信息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其先进性非常突出。再次，首次在法律中规定了行政文件的公示制度。《行政许可法》第30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最后，首次规定了执法过程中行政机关主动实施的、面向公众的听证制度。《行政处罚法》首次将听证引入我国的行政程序，但该法规定的听证属于当事人要求的、面向当事人的听证，《行政许可法》则更进一步，规定了行政机关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主动实施面向公众的听证，从而进一步发展了执法过程中的听证制度。

三、在实践中努力实现《行政许可法》的立法意图和价值

《行政许可法》是一部制定得很好的法律，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这部法律能否实现立法者的意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完全取决于政府机关能否准确把握《行政许可法》的立法意图和价值，并在实践中认真贯彻执行之。

由于法律必须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以及对各种复杂多变情况的适应性，法律条文不可避免带有某种模糊性和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这样，两种完全对立的执法思路或方案有可能在同一条文中找到字面上的依据，但是，合乎立法原意和法律精神的只能是其中的一种。因此，了解《行政许可法》的立法背景、意图及其价值对于全面、准确地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是十分必要的。总理不久前在全国依法行政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总的方向是减少行政许可，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企业、社会和中介组织，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随着政府职能转变逐步到位，各类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不断发育，还要减少行政审批"。[03]这段话对于正确实施《行政许可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也就是说，尽管《行政许可法》并没有规定各地各部门减少行政许可项目的数量或比例，但实际上当前施行《行政许可法》的首要任务是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把行政许可的数量减下来。在这一点上，国务院率先垂范，减掉1795项许可项目，占全部许可项目的48.9％。能不能把行政许可项目真正减下来，而不是通过合并、捆绑、拆分等办法变相维持甚至增加原有的审批项目，或者在项目减下来一段时间后，又出现反复，是衡量《行政许可法》实施状况的重要标准之一。

切实保证《行政许可法》对行政许可的各项程序要求得到落实，是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的又一关键所在。《行政许可法》对执法部门提出的要求是很高的，有的可以说已经超出了某些地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执法条件和能力，但是，政府机关必须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去做才能跟上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及社会的发展步伐，对政府机关特别是机关负责人来说，必须从政治高度认识和把握严格执行行政许可有关法律程序的重大意义和价值，增强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自觉性和坚定性，真正地把《行政许可法》变成推进改革的利器。反过来说，由于程序违法在司法监督的范围之内，谁倘若忽视甚至藐视行政许可的法定程序，谁就将在公开的诉讼过程中陷入被动。

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还必须特别重视抓好行政许可监督检查的环节，及时纠正行政许可过程中的不当和违法行为。行政许可中出现的主要问题说到底是利益驱动的结果。故而切断行政许可的利益链条，即可从源头上减少和消除行政许可的滥设问题、暗箱操作问题、部门和地方保护问题以及腐败问题。为此，务必综合采用各种监督手段保证行政许可免费原则的实行，对收费项目进行认真地甄别，审查其是否有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依据，并确保"收支两条线"的落实。为督促行政许可机关切实履行其监督检查的责任，《行政许可法》创造性地规定了一个新型的社会监督机制。即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将监督情况记录在案，同时规定公众有权查阅相关档案，以此"逼迫"和推动行政机关认真展开对行政许可的监督检查，扭转以往行政机关重审批、轻监督的局面。我们期待这一新机制如愿以偿地发挥作用并不断地发扬光大。

注释：

[01]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02]所谓广义上的行政许可法是所有有关行政许可的法律规范和法律文件的统称。它是相对于狭义上的行政许可法而言的。狭义上的行政许可法特指一部名为"行政许可法"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