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融资体制范文

投融资体制范文第1篇

从宏观层面分析,1996年宏观经济“软着陆”以后,我国经济发展呈现需求疲软和通货紧缩迹象持续交互强化的态势,经济增长率持续走低。为遏制经济下滑,中央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中财政投资的力度尤其大,1998年8月,由财政部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同时相应增加1000亿元银行贷款,定向用于农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中央直属储备粮库和经济实用房六个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据国家计委的统计数字显示,截至1998年12月31日,拨付到基础项目的投资资金总额为2210.5亿元,其中,国债专项资金627亿元,银行贷款533.5亿元,地方配套资金1050亿元。国债专项资金与银行贷款和地方配套资金的比率为1∶2.53。1999年国家又增发600亿元的国债资金,除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外,采用财政贴息的办法,增加对重点工业、重点企业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的支持。由此可见,为扩大内需,启动经济,财政筹集大量资金不断注入经济运行中,这部分投资运行的结果有两种:一是引发社会后续资金陆续进入经济运行中,经济步入良性循环;二是财政投资启动效率低,政府不得不继续注入财政资金,加大财政债务负担。针对我国经济运行现状,要形成第一种局面,必须创新财政投资体制,推动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行。

从微观层面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所有制构成和规模构成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国有经济的产出份额越来越小,非国有经济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体;中小企业发展迅速,在支撑经济增长和有效吸纳就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尽管如此,我国的投融资体制始终是以倾斜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间接投融资为主,产生一系列矛盾。其主要表现有:一是实现的经济增长和投资绩效不匹配。如全国75%的工业产值、90%以上的就业、80%左右的经济增长来自非国有部门,但效率。如对近年来国家预算内投资进行分析,政府投资几乎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1995年涉及92个大类中的86个大类,1996年涉及88个大类,1997年仍涉及87个大类,其中约40%左右分布于竞争性、盈利性产业,甚至连餐饮业、娱乐服务业和旅游业等高竞争性行业也大量占有资金。国有企业的效益下滑严重,亏损严重,1998年比1997年,全年工业企业利润下滑17.0%,亏损企业多亏21.9%,年末产成品库存增长5.5%,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下降4.2%。三是银行呆坏帐增加。80年代以来,在以财政为主转向以银行为主的投融资体制下,国有银行成为集中低成本资金支持产业发展的信用工具,政策性贷款占国有银行贷款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并且70%～80%的贷款给了效益差的国有企业,国有银行也因此背负了沉重的不良资产。据官方估计,目前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为贷款总额的20%～25%,其中已确定不能收回的呆帐为贷款总额的6%～8%。针对以上问题,为适应企业所有制结构和效益结构的变化,促进国有企业(包括银行)的改革和走出困境,财政投融资体制创新势在必行。

二、财政投融资体制创新的实质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财政投融资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的利用和发展,成为国家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投融资和调控手段。如日本,财政投融资始于明治时期,二战后,日本面临着两个突出问题,即如何尽快实现经济独立和解决大量失业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需要大量资金,这仅仅依靠民间投资的力量,是难于满足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项目来说,由于投资周期长、风险大,当时还较分散弱小的私人资本无力顾及,而政府的财政预算能够用于投资的部分也很有限。为此,政府开始通过大藏省的资金运用部筹集部分资金用于投资,从而使财政投融资得以很快发展。从1953年的3228亿日元扩大到1993年的36兆日元,财政投融资计划总额相当于中央财政一般会计预算总规模的1/2,与一般会计预算中一般支出的规模接近。财政投融资的发展对日本的经济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一是着眼长期经济发展,贯彻国家政策,调整产业政策,促进资源合理配置;二是通过大量认购国债和地方债券,有效弥补国家财政预算资金的不足;三是调整经济波动,促进经济稳定;四是通过对基础产业、公共设施等部门的贷款,成为民间资本的补充,通过扶持开发新产业和新工业基地建设,为民间金融资本投资开辟了新市场。

借鉴日本的财政投融资经验,首先,我国财政投融资体制的创新,不是回归“大财政”,而是在重视资本市场投融资的基础上,发挥财政投融资的独特作用:(1)发挥财政直接投融资的杠杆作用,即用财政对基础产业等的适度投资,引导社会资本投资。人们普遍认为,政府直接投资对私人资本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但这适应于竞争性领域。对于投资收益小、社会效益大的非竞争性领域,如果没有政府直接投资搞基础建设,如通路、通电和通水等,减低企业的创业投资成本,就不可能吸引社会资本投资,从这种意义上讲,政府对公共产品的直接投资,对社会投资具有“挤入效应”。(2)发挥财政投融资的先导作用。即要通过政府作出统一的财政计划和投资等手段,促进国家高科技的发展。如美国政府在二战中组织实施了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耗资20多亿美元,动员了12.5万多工作人员参加。60年代的“阿波罗登月计划”,政府投资达300亿美元,40万人和近万家公司以及120多家科研机构共同参与研究和开发。80年代以后,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欧洲共同体的“尤里卡计划”,日本政府制定的“振兴科技发展计划”等,这些计划的开发和组织实施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又带动国家产业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造。一个国家的领先科技和先导产业,往往需要利用政府统一的90%的资产、70%的贷款仍给了国有企业。二是国有企业投资布局广,缺乏财政计划和投资来领航,否则,分散的社会资本自身是无法实现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换代的历史任务的。(3)发挥财政投融资促进产业优化的作用。产业的优化涉及三方面内容:一是产业合理化,中心是解决现有产业的重组和关联产业的协调问题;二是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中心是解决新兴产业或先导产业的发展和现有产业技术结构问题;三是产业组织合理化,中心是解决企业规模结构,特别是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市场经济中,产业优化的主体应是企业自身,但一定要得到政府的扶持,政府要加大对国家鼓励发展产业的资金支持,如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财政贴息和贷款担保;适当降低高新技术企业的增值税税率,或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固定资产设备投资实施抵扣;有选择地使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税收优惠等,引导原有企业二次创业和产业升级等。

其次,创新的财政投融资体制不同于计划体制下的投融资体制。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财政投融资的功能定位上,创新的财政投融资的规模和范围被控制在不妨碍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性手段的限度内,成为矫正和弥补“市场失灵”和市场低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工具。

二是财政投融资活动方式上,创新的财政投融资活动虽然也要借助于政府的威力,但要尽可能采用市场方式运作,如招投标、资信等级管理等。三是财政投融资资金来源上,创新的财政投融资资金来源要突破单一的财政预算安排,拓展多元化的以国家信用为担保的国内外债券、国内外贷款等。

第三,创新的财政投融资活动不同于一般的财政支付活动。虽然创新的财政投融资活动也是从属于财政收支活动,但只有以资金支付为起点,以厂房建成、设备安装完毕、生产经营活动开始等资本新增,或者说是生产条件的具体形成为结束的过程,才算是财政投融资活动,否则,如果只有货币价值形态的支付活动,而没有形成社会生产条件,只能算是一般的财政的支付活动,而不是财政的投融资活动。

第四,创新的财政投融资活动不同于一般的信用活动。虽然财政投融资是信用体系的组成部分,但它以政府信用筹集资金,在资金运用上体现出政策性和有偿性的高度统一。即财政通过发行各种公债和金融债券、国家预算安排等来源筹集到的资金,在投资上主要是贯彻实施政府特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但要求收回本金并收取一定的使用费用。

三、财政投融资体制创新的内容

1.财政投融资制度创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财政”,名义上的集权管理,已被实质上各地区、各部门所肢解,各部门、各地区在本部门、本地区的利益的驱动下,投资盲目扩张,并倒逼中央政府投资的扩张。在转轨时期,财政的不断“放权让利”,不但削弱了财政对国民经济的投融资能力,也使财政和金融职能错位,国有银行成为“第二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盲目投融资,不断积累着“投资取向与市场需求相悖———企业效益降低———银行呆坏帐增加”的过程。尤其是目前,在政府预算投入不足,专业银行转向盈利性投资的空缺中,更是没有哪一方能承担起统筹经济建设的重任。因此,财政投融资制度的创新,在于重建集权化的财政投融资体系,即严格按照公共需要和宏观政策意图,把每年的各项财政投融资来源,及资金使用规模、具体使用项目、各项资金使用的条件和使用收费等等,都象国家预算一样,明细编入计划,即财政投融资预算。这种预算与政府公共预算不同点在于,财政投融资预算编制计划后,只送国务院批准,呈人代会备案,人代会只对计划实施日常监督,而不审批,以保持投融资运作的灵活性。同时,财政投融资预算的实施,要通过资金委托———资金管理———资金运用三分离的投融资体系,明确委托———关系,确立人格化的投融资主体和监督主体,使资金的供、管、用之间产权清晰、责权明确,任何一环都不能无偿动用资金。

2.财政投融资活动创新。财政投融资活动范围不限于国有经济,而是不论经济成分,只要是公共需要或宏观政策调控需要,都可以直接投融资或间接投融资,具体为:(1)纯公益性的项目,如国防、生态、环保、防洪排涝、文教、医疗保健、城市道路等,属于按国家预算安排项目,产出服务无偿提供,连日常经营费用和修理费用也要从外部补充。(2)提供准公共品的项目,财政投融资的原则是,内资以债券、BOO(建设—拥有—经营)、BOOT(建设—拥有—经营—移交)和PPP(私人建设—政府租赁—私人经营)为主,外资以TOT(移交—经营—移交)为主。如以巨大的基础设施存量资产的未来收益为保证,发行行业(电力、水利、交通等)债券;以特许权经营方式向民间或国外开放基础设施市场等。(3)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先导产业、自然垄断、风险和不确定性大的领域,财政要直接投融资于基础性研究和开发活动,同时扶持大企业,推动科研院校与大企业的合作开发,建立起以国有大企业为依托的投融资体系。(4)一般性行业,财政的投融资要与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紧密相接,国有企业要依托大公司、大集团的力量,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即要退出资金规模和技术要求不高、进入壁垒较小的行业和产品生产领域,要扶持支持并把资金集中到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自然垄断型和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大公司、大集团。但应注意,在一些衰退产业,特别是资源枯竭性产业,但又是国计民生需要的产业,应主要由政府直接或间接投融资,扶持企业重组、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3.财政投融资机制创新。在市场经济中,投融资的低效率是制约经济高效益运行的源头。因此,提高财政投融资效率,是财政投融资创新的核心问题。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我们要逐步建立起效率型的财政投融资机制:(1)动态的资金流动机制。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财政投融资活动范围和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如目前的一些垄断企业,可能是未来竞争激烈的非垄断行业,所以,财政投融资的领域不能固定在某一行业或产业,而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如对一些新兴的产业或先导产业,政府首先要加大对其基础性研究与开发活动的投融资,等新兴产业或行业一旦形成生产能力,以政府为主的投融资要让位于以企业为主的市场投融资,政府要依托已经进入该产业或行业、并达到规模经济要求的企业进行投融资,并创造条件和扶持社会资本的规范进入。而这时,财政投融资的重点又要转移到新的新兴产业或先导产业。(2)多层次的财政投融资风险责任分担机制。财政投融资最大的风险源自财政投融资的产权责任模糊。财政投融资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投融资主体,是来源于政府的政权行使者和国有经济的代表者双元身份和政府的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的双重职能,这双元身份和双重职能在具体实施中,容易被简单地运用行政手段所混淆,致使财政投融资活动与行政权力结合在一起,产生低效率和腐败。因此,为减小财政投融资风险,要通过委托和关系,明确资金托管、资金管理和资金运用三个层次的产权关系,落实各个投资主体的责权利,形成E.C.菲吕博腾所定论的产权机理,即“产权安排确定了每个人相对与他人时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必须遵守它与其他之间相互关系,或承担不遵守这种关系的成本。”(3)财政投融资和市场投融资的协调机制。这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财政投融资活动要严格遵照市场经济的信用原则,对财政投融资资金进行流动性、安全性管理。具体在现实中,财政投融资不能唯成分论,凡是国有经济,就“撒胡椒粉”式地实施平均主义投融资,或对已经扭亏无望的国有企业仍一味地“扶贫帮困”,发放“安定团结”贷款等。而要以社会经济效益高低来决定投融资领域,凡是能够支撑经济增长的要素,无论是什么经济成分,只要是符合财政投融资扶持的条件,财政投融资都可进入,尤其要选优择强扶持,从整体上增强我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二是虽然财政投融资体制强调自上而下一致的政策导向机制,但必须借助市场投融资体制,实施市场化的投融资活动。同时,财政投融资的政策性导向,要对市场投融资的方向、规模、时间发挥引导效应,使市场投融资逐步纳入到国民经济良性运行的轨道上,减少盲目性和短视行为。三是在投融资项目选择上,市场投融资活动要优先参与竞争,凡是适应从其他来源获得资金的项目,财政投融资活动不应向其提供资金,要把有限的财政投融资集中安排到国民经济发展不可缺少、但经济效益外溢、投资规模巨大、风险高、个别资本难于或不愿意承担的低效益或根本无效益的领域。而且,在必须使用财政投融资扶持和发展的领域,财政投融资要注意更多体现政府的经济长期战略,注重宏观平衡和结构均衡领域。

四、财政投融资体制创新的基础条件

我国传统的财政职能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强调财政统收统支、统一调度社会资源与统一分配生产成果,在具体实施中,往往采用行政命令手段贯彻财政政策,相应,财政投融资以行政导向覆盖了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投融资效率低。

投融资体制范文第2篇

财政投融资是指政府为实现一定的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目标，通过国家信用的方式、触通预算内外的长期投资资金及其它闲散资金，集中由财政部门管理，采取直接或间接的贷款方式，在不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前提下支持企事业单位发展生产和事业的一种资金活动，财政投融资本质上属国家信用的范畴，是在财政政策导引下的融资和投资的有机统一，它综合利用了社会闲散资金，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国家重点工程的建设，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日本肘政投融资体系评介 财政投融资在西方发达国家较为普遍，其中尤以日本为典型.日本财政投融资亦称‘第二预算”，是以实物资本形成为目的的政府金融活动，具体而论，即以政府信用为基础筹集资金，以出资(入股)或融资方式将资金投入政府企业、地方政府、民间企业以及居民家庭的金融活动.日本经济能够成功并维持长达20年久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完备的财政投融资体系，利用其筹集大量长期性资金，并把这些资金用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支持高新技术开放，为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日本财政投融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有:(l)大藏省资金运用部资金.包括:邮政储蓄存款、厚生年金、国民年金、互助年金、回收金等资金;(2)简易保险资金;(3)产业投资特别会计;(4)政府保证侦、政府保证借入金。 日本财政投融资的资金运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向运物、通讯等基础设施部门提、供所需的巨额资金，积极为私人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二是有选择地对民间企业进行投资弥补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私人资本的不足:财政投融资运用兼顾公共性和收益性两方面，其领域包括:住宅、环境整治、厚生福利、文教、中小企业，农林渔业国工保护与灾害拯救、道路、运输通信、地域开发、产业技术、贸易及经挤合作、资金运用等。并且在不同时期、财政投融资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投资的重点也有所不同。 在日本，财政投融资是由大藏省统一规划和管理的，大藏省每年要编制《财政投融资计划》，根据各项政策目标需要、并结合一般会计预算情况，确定各项用途的分配额，且大藏省直接掌管着资金，可以直接将资金调度到位确保计划的实施和各项政荤目标的落实。日本财政投融资金的使用不是委托一般金融投资机构，而是建立特殊投资机构专门从事这一工作.诸如两库旧本进出口银行、日本开发银行)十库(国民金融公库等十个公库)一基金(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以及公团，公库等专门的财政投资部门。 日本财政投融资作为政府行为，对国家财政有极大的补充作用。其一，财政投融资对国家财政预算资金方面的补充作用主要是通过消化公债来实现的。如1986年国家财政投融资认购国债50000亿日元，相当于当年财政投融资计划资金总额的1/5，占当年发行国债总额的1/4。其二，财政投融资资金在国库短期资金调度或调控国债市场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其三，财政投融资资金使用以政策实施为目标，主要用于扶持产业发展和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为政府实施产业政策、能源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四，在政府的经济稳定政策中也发挥着十分重要作用，政府经济稳定政策的关键是总需求调节，要求政府采取与国民经济“热”、“冷”相反的灵活的支出政策。由于一般会计预算具有支出刚性和支出调整时间滞后的缺陷，在总需求上的调节显得乏力，相反财政投融资具有灵活变动性，调整余地大、为稳定经济可以发挥其重要作用。 二、建立我国的财政投融资体系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面临着许多问题，诸如基础设施落后，生产技术水平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等，要较快地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在一般金融资本投资动力不足，财政建设资金不足的情况下，财政投融资便有其存在的现实意义。 (一)其必要性体现在: 第一，是弥补财政资金不足的需要.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培育阶段，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的滞后需要财政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比照日本财政投融资的作法，在不增加社会税收负担的情况下，扩大财政收支规模，充分贯彻国家的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仍具有可借鉴之处. 第二，是弥补国家财政信用不足的需要。我国的财政信用筹资规模小，领域狭窄。这些资金始终在国家预算的范围内周转，不仅资金量小，而且调度缺乏灵活性，如果采取投融资政策，把资余来源延伸到邮政储蓄资金、各种保险资金，其资金量大且稳定可靠. 第三，是加强财政宏观调控的需要，发挥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必须以财政拥有大量资金为前提.在1992年底累计硬赤字达9.5亿元人民币的情况下，很难形成足够的调控能力;相反预算外资金却增长很快，1990年达2700亿元，几乎和预算资金持平，相当于社会财力的20%，国家资金的1/3，虽然这部分资金也属于财政资金，但却分散在各地区、各部门和各企事业单位，且其来源渠道多，甚至改头换面吞食预算内资金不仅肢解了财政职能，还助长了不合理需求，形成国家财政由于缺乏资金而宏观调控乏力，同时大量预算外资金游离于统一管理之外的畸型财力分配格局。因此，财政部门有必要通过财政投融资掌握一笔有偿性财政资金，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提供资金，促进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二)财政投融资体系的资金来源。 财政投融资的资金来源应严格区别于一般财政资金来源，它吸收的应是有偿的长期性的资金。结合财政投融资的一般原则和我国国情，可考虑以下几个来源。 1.政府预算中用于长期产业投资的部分，预算外资金“专户储存”中的沉淀部分，历年积存的各项周转金，财政间歇资金，以及经常性预算的结余等.这类资金本来就属财政资金，并已在财政内部流通起来，关键是搞好统一规划，合理调动。 #p#分页标题#e# 2.发行国家中长期建设债券和地方财政建设债券.我国现在一年举债仅200多亿元，在城乡居民储蓄和手持现金高达1.3万亿元的情况下，放开一点，一年举债800亿元是可能的.目前公债发行的难度较大，关键是受股票、证券的冲击而不景气。在理顺公债、股票、证券的关系的同时，提高公债的信誉，简化券种，增加品种，提高发行频率，缩短发行周期，以各专业银行承购和企业、个人自愿认购为发行对象并要求国债利率市场化，使发行价格具有竟争性。另外，适当地发行地方财政建设债券，以弥补国家长期投资的不足。 3.将邮政储蓄、待业保险、养老金保险、保险公司保险资金结余和房改资金的结余，纳入财政投融资体系。当前，要疏通这部分资金还需要借助一定的行政手段，如国务院正式发文等。同时应明确，财政同邮电、保险部门不是资金“平调”关系，而是信用关系，必须设计适当的利率。之所以把这部分资金纳入财政投融资体系，乃异因为这部分资金稳定可靠、且数额较大，例如1991年全国职工待业保险和养老保险基金结余沼.64亿元，滚动结余189.53亿元从1988到1”1年结余平均递增28.77%，滚动结余平均增长“.59%，其前景是相当可观的，但其使用效益却不高，通过财政投融资政策，可以正确引导其流向并提高其使用效益。 4.企业上交利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它对国家的主要贡献是纳税，由于它的财产全部或部分归国家所有，应根据盈利情况上交部分利润(实质上是一种分红)。企业上交利润是财产收入，它与税收实质不同，而且具有不稳定性和风险性。纳入经常预算并不可取，可作为国家财政融资的一个无偿的来源，一方面可投资于中长期建设，一方面也可用于弥补经常预算的不足。 5.跨地区融资。财政跨地区融资有中央的也有地方的。在国内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地区和部门的资金实力相差悬殊，对资金的需求和运用也大不一样，这种地区间部门间的资金余缺为财政跨地区融资提供了可能性，尤其是相关地区间，有共同受益的基础设施或基础产业，更应采用“放出去，引进来”的方式，跨地区融通建设资金。另外一种形式是利用外资、在当前形势下，财政融资可借助政府信誉，大力吸收外资，也可以财政担保方式鼓励企业和部分投资项目大胆利用外资，以此建设一些大型工程。 (三)财政投融资资金的运用. 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起步阶段，政府财力有限，产业结构不合理，基础产业与加工工业、农业与工业之间的不平衡状况严重，当前情况下，财政投融资首先应加强能源、交通、原材料、公共事业、基础设施的建设.积极发展农业和教育等，下一步则考虑中小型企业、生活环境、福利设施的建设。这其中必须明确的是，财政投融资作为拜种信用行为，不同于传统体制下的无偿拨款，但它又决不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它强调宏观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而非具体的某个微观项目的投入产出问题。否则，财政投融资就无异于银行信用了。财政投融资资金可用于一定程度上弥补财政调度资金的不足。诸如在粮油收购时期的财政资金不足，短期性购销长期国愤的周转金不足等等，均可向财政投融资拆借。 另外，财政投融资资金在调节经济波动时，应采取与金融市场行为相反的步骤。在投资膨胀时期，银行和私人等民间资本必定充斥市场，寻找投资渠道。从纵向上看，基础产业、基础设施所需资金较易获得，此时财政投融资则应抽紧其资金投放量，适当地退出一部分投资领域，以防止投资过度膨胀，激化通货膨胀，相反.在民间资本投资动力不足时，财政投融资则扩大投资规模，一方面满足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正常资金需求，一方面诱发各方而的资金投入，从而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总之，财政投融资在发挥其调节经济的作用时一定得掌握其营运的最佳时机和最佳量度。 (四)财政投融资的管理。最大限度上发挥财政投融资资金的使用效果，建立一套合理、有效的资金管理体系是成败的关键。 首先.要建立和完善有关的法规和政策。因为财政投融资活动涉及面非常广，如果没有健全的法规与政策作保障，要处理好这些关系也就缺乏法律与政策依据，其结果是不难设想的。 其次，要有统一严密合理的财政投融资计划。本着需要与可能的原则，充分考虑到计划安排与国家财政金融政策以及国家预算安排的协调。 第三，要有一体化的财政投融资管理机构本着精简、高效的原则，宜在原财政部领导的中国投资银行的基础上组建中国长期投资发展银行、仍由财政部直接领导、原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的财政职能由其承担，将原财政直属的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并入长期投资发展银行。该银行与其它专业银行的主要区别在于它是管理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政策性银行，其资金来源主要靠国家财政拨款和融通的闲散资金，而不是依靠吸收社会存款。

投融资体制范文第3篇

关键词：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国际比较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3―0082―04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06-12-18

注：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西部地区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问题研究》(04CJY0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静(1982-)，女，四川乐山人，硕士研究生；王煜宇(1977-)，女，重庆人，副教授，法学博士。

一、国外农村投融资体制的现状

(一)美国农村投融资体制

美国农业人口不足3％，但却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这一成就直接得益于美国完备的农村投融资体制。在法律保护和政策引导下，美国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为基础，政府、企业和民间相互配合，多种协调手段综合运用，不同协调主体分工明确、功能完善、行为规范的农村投融资体制。美国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主要有以下特点：1．重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财政支农力度大。据统计，20世纪30―6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向农业地区累计投资88亿美元，使680万农户受益(李冬洁，2006)。此后美国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一直占财政支出的较大比例。2．注重立法保障，完善农村投融资体制。如：《史密斯一利弗合作推广法》、《联邦农业信贷法》、《中间信贷法》、《农业信贷法》等法律的颁布使美国逐步建立并完善农村投融资体制，以法律形式保障对农场主进行信贷支持。3．农村金融机构形式多样化，以合作金融为主体，以政策金融为保障，以商业金融为补充。农村合作金融由联邦土地银行、联邦中期信贷银行、合作银行三大系统构成，其政策性日益淡薄，股份化日趋明显，是美国实施农业政策的重要金融渠道；政策金融由美国农民家计局、商品信贷公司、农村电气化管理局、中小企业管理局构成，提供灾民救济、农产品销售、农村社区发展等长期低利贷款；商业金融由从事农业金融业务的一般商业性金融机构和农村商业信贷银行构成，在空间上远离农村，金融交易及监督成本较高，难以满足农业发展的需求，因而只能作为农村合作金融与农村政策金融的补充。

(二)法国农村投融资体制

法国是欧共体中最大的农业国，由于历史原因和自然条件的差异，法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东部内陆地区发展为“富裕的工业法国”，而西部地区则表现为“落后的农业法国”。为改变西部地区农业落后的现状，法国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建立并完善农村投融资体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法国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特点主要表现为：1．工业反哺农业，农业财政投入持续加大。法国政府列出巨额财政预算补贴农业和农村发展，据统计，2003年法国农业的公共财政支持总额达288_3亿欧元，比2002年增长了2．3个百分点。2．积极实施经济激励政策，吸引社会资金投资农村。法国以丰厚的“国家发展奖金”、“地方发展基金”等鼓励大企业到农村地区兴办工厂。数据显示，1966-1976年间，享受国家发展奖金的企业达4405家，金额达33．29亿法郎，而在落后地区发放的“土地整治补助金”达30亿法郎(李冬洁，2006)。3．允许各种性质的银行参与农业信贷业务。除了国家农业信贷以外，其他满足发放国家支农信贷条件的银行也允许从事农业信贷业务，农村信贷体系由地方农业信贷互助银行、地区农业信贷互助银行、国家农业信贷银行总行三个层次组成。4．政府对农业贷款具有高度的干预权。对符合政府政策要求及国家发展规划的农业贷款项目，实行低息优惠政策；向农业经营者直接发放贴息贷款，鼓励其积极向农业投资，而优惠贷款利息与金融市场利率差额部分由政府补贴。

(三)日本农村投融资体制

日本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主要有以下特征：1．立法完备。二战后日本政府为促进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积极出台新的法律法规，如《法》、《农业合作法》、《农林渔业金融公库法》、《农业协同组合法》等，以法律规范农村投融资活动。2．农村金融体系健全。当农林中央金库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民办农业金融机构后，日本农村形成了以民间合作性质的“农协金融系统”为主体、以政府主导的“农业制度金融”为保障、以兼营农业金融业务的商业性金融为补充、商业性金融业务和政策性金融相分离的农业金融体系。同时，政府还允许并鼓励商业银行和其他民间金融从事农业和农村金融业务。3．政府大力扶持。“农业协作组合”是日本最大的农业合作性经济组织，农协金融系统是依附于“农协”的一个具有独立融资能力的金融子系统，它实际上是经济弱者的联合，以资金实力薄弱的农民和小生产者为服务对象，承担较大的融资风险(杜朝运，张洁，2006)。因此，日本政府对农协金融系统的扶持政策不断出台，如：规定基层农协的存款利率高于一般金融组织、对其发放的贷款进行贴息、税收优惠政策等，保障农村合作金融业务的顺利开展。

(四)印度农村投融资体制

印度属于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其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实践始于20世纪60年代“绿色革命”过程中的金融配合与支持。经过40多年的探索与改革，印度农村投融资体制呈现出特有的性质：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基础设施建设。各级政府机构之间的分工与合作由宪法明文规定，如农村道路建设、农村教育、农村医疗卫生由中央政府和邦政府共同负责、农村饮用水工程则由邦政府完成等。2．农村金融体系具有结构和功能上的多层次性。印度现行农村金融体系由印度储备银行、印度商业银行、农业信贷协会、地区农村银行、土地发展银行、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存款保险和信贷保险公司构成，各农村金融机构之间有不同的分工与合作，有适当的竞争与协作，层次鲜明，功能互补。3．农村金融覆盖度高。据统计，印度商业银行在农村和准城市地区设立了32662家分支机构，基层农业信贷协会达到92682家，有超过2000家的土地发展银行分支机构。值得一提的是，多达14136家的地区农村银行分支机构主要建立在农村信贷机构稀少的地区，平均每17000-21000个农户就有一家农村银行的分支机构为之提供金融服务，其金融覆盖度之高是世界罕见的(白广玉，2005)。4．农村合作金融支农贷款的比例逐渐下降，而商业金融支农贷款的比例逐渐提高。资料显示，20世纪70年代，农村合作金融支农贷款的比重高达79．5％，80年代为55．9％，90年代为51．5％，而近年来该比例约为44％；反观商业金融，支农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重由20世纪70年代的21％逐渐提高到近年45％的水平(李超民，2005)。

(五)孟加拉国农村投融资体制

孟加拉国是亚洲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在长期的改革和探索中，其创立的以小额信贷体系(micro finance system)为特色的农村投融资制度和方法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和效仿。目前，孟加拉国小额信贷已经发展为包括一个批发性机构，农村就业支持基金会；一个托拉斯组织――孟加拉乡村托拉斯；两个专业性机构，乡村银行和孟加拉农村发展委员会；两个基金项目，政府小额信贷项目、国有商业银行小额信贷项目；三个兼营性的非政府组织，孟加拉农村进步委员会、社会进步协会和普罗西卡等五大板块、九大部分构成的完整体系，其中乡村银行是孟加拉国小额信贷体系的核心和基础，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形式(熊德平，2004)。1983年由著名经济学家・尤纳斯博士创立的乡村银行正式成立，其特点是专为贫困群体(主要是农村贫困妇女)提供存款、贷款、保险等综合服务。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乡村银行的服务对象为农村贫困农民，但是在业务开展过程中完全采取商业化运作的模式，市场规则贯穿于贷款业务的各个方面。由于乡村银行的功能符合贫困农民的需求，它很快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贷款总额达40多亿美元，贷款户由1985年的85万户增加到2000年的370多万户，而其中98％以上的贷款户都按时还贷，90％1．2上的贷款户生活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张序江，2006)。

二、国外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比较分析

(一)国外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共性分析

1．政府重视程度高，财政投入力度大。当一国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开始显现，此时为改善农村经济发展滞后的现状并缓解城乡经济水平悬殊的矛盾，各国政府普遍采取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加大财政对农村支持的力度，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强化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如前文所述美国、法国、日本。与此同时，配套实施税收等经济激励政策，吸引企业入驻农村，引导社会资金流入农村，多渠道、全方位地向农村进行投资，从而完善农村投融资体制，提高农村融资主体的融资能力。

2．相关制度建设完备，法律保障性强。法律、制度和规章是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正常开展并取得成效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障。事实上，在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各国都无一例外的强调法律制度的建设，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以完备的法律、制度和规章来规范农村投融资行为，维护农村投融资主体的利益，确保有足够的支农资金进入农村，保障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3．政府与市场相结合，采用综合协调手段。各国在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初期普遍采取单一的协调手段，不是寄希望于市场协调，就是完全依赖政府协调。然而，在经历了单一协调手段失败后，各国开始探索并采用政府、市场等多种协调手段相互配合的模式，最终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为基础，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与本国农村投融资体制相适应的综合协调手段。

4．强调政策性模式的引导作用和合作性模式的主体地位。在农村投融资体制运行中，各国基本上均形成了以政策性投融资模式为导向，以合作性投融资模式为主体，以商业性投融资和民间资金为补充，农户广泛参与的农村投融资体系。综观各国农村投融资体系的构成，不难发现，政策性投融资在整个农村资金融通中起重要的引导作用，而合作性投融资则在整个农村投融资体系中居于主体地位。国外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一般为政府所控制，服从国家意志，配合政府农业政策的实施，因而具有一定的政府导向性；而农村合作性金融机构一般基于农户的需求而产生，大部分营业机构地处农村或距离农村较近，适应农业生产和农户分布分散的特点，因而合作性金融是农村生产资金和经营资金的主要来源渠道。

(二)国外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差异比较

1．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目的不同。各国虽然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但改革之初的根本目的是不相同的。美国的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源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中，农产品过剩危机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制约。法国则始于工业革命后，其他国家农业发展对法国农业的冲击，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日本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始于明治维新后，日本佃农与地主的尖锐矛盾，以及一系列政策和法律措施的失败，形成于二战后日本经济重建和实现现代化过程中解决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探索。印度的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虽然还处于探索之中，但其成功的经验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绿色革命”中的金融支持与配合，而“绿色革命”的内在原因则是印度作为发展中人口大国的经济起步(熊德平，2004)。而由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发展演变而来的小额信贷模式则是农村投融资体制的创新，其创立之初是为广大的贫困农民，尤其是贫困妇女提供信贷支持，满足其生产及生活的基本需求。

2．农村投融资运行的实践模式有所差异。美国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合理、规范、有效的农村投融资模式：以私营机构及个人的信贷等农村商业金融为基础，以农村合作金融的农业信贷系统为主导，以政府农贷机构等政策性金融为辅助，三大体系协调发展的复合信用型模式(肖东平，陈华，2006)。该模式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提供农业信贷资金的机构中，既有专业的农村金融机构，也有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二是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及商业性金融并存，分工协作、互相配合。而产生于孟加拉国的小额信贷模式自产生以来就受到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的关注和效仿，进而发展壮大为流行于孟加拉国乃至全世界的新型农村投融资模式。该模式有以下特点：一是以穷人为贷款对象，提供以免担保贷款为主体的综合服务。二是以自愿为原则，建立穷人自己的组织和相应的运行机制。三是以非政府组织为主体，建立依赖于市场化经营的组织体系。四是以政府支持为前提，主动与政府保持密切合作和良好关系。

3．农村投融资体系的组织形式各具特色。各国在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中形成的组织形式多种多样，各具特色，其中日本“农协”最具特色。“农协”是日本“农业协同组合”的简称，其前身为日本于1900年建立的“产业组合”，重组于1947年。“农协”具有独立融资功能，在机构设置上以行政区划为准，分为三个层次：基层农协中的信用合作组织、都道府县的信用联合会和农林中央金库。其组织采取农户入股参加信用合作组织、信用合作组织人股参加信用联合会、信用联合会入股农林中央金库的形式，三级机构自下而上参股，只有经济上的往来，在业务上相互依存，在职能上互相关联、互相补充、互相配合，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农协”组织农民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向农民提供生产资料购买、金融、共济、技术经营指导等服务，在促进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4．农村投融资体制运行中政府支持方式不一。各国在进行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政府都采取了相应的支持措

施，但是具体而言，这些支持措施又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以法国和美国为例，两国政府支持本国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都配合采用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两种支持方式。法国作为欧盟的主要成员国，其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支持政策来源相当广泛，既有来自国内的支持(如前文所述，法国政府以“国家发展奖金”、“地方发展奖金”、“领土整治补助金”等激励政策鼓励企业进入农村等)，又有来自欧盟的支持(主要表现为对法国农业的公共支持)。而美国经济实力雄厚，对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支持更多地表现为资金支持。美国政府对广大农村地区投入大量的资金建设交通运输、供电、通讯事业等农村基础设施。在农业保险方面，美国政府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支持：一是保费补贴，平均每英亩为6．6美元；二是业务费用补贴，占承办农作物保险的私营保险公司业务费用的20-25％；三是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

三、国外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

(一)我国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首先必须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各国在进行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都将法律制度的建设摆在首位，这说明了法律制度建设在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中的重要性。而考察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较为成功的国家，都有较为完备的法律制度与之相配套，如美国、法国、日本等。反观我国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中法律制度建设的实际情况，农村公共财政立法滞后、法制体系不健全的现象普遍存在，且适用于农村的法制体系中大量规定以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形式存在，缺少基础性的法律法规，如《财政基本法》等，而既有的部分法律法规则需要修订并融入新的规定，如《预算法》等。同时，由于立法工作的滞后性，各农村投融资主体之间缺乏必要的法律约束，行为主体的利益难以保障，风险无法合理分摊，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造成支农资金投入不足，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落后的立法和不健全的法律体系已经给农村投融资体制的运行带来了明显的影响，因此，在今后的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做到法律先行，以法律制度来指导改革的方向，保障投资主体的利益，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我国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必须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一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要求有不断优化的农村投融资体制与之相适应，而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能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二者互相促进，互为条件。基于此，各国在进行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都非常重视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互协调关系。正如前文所述，各国在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大都曾经通过发展商业化的、正规化的农村金融，或通过发展全由政府包办的、国有的、政策性的农村金融来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但又都普遍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失败，进而逐步认识到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是互为条件的因果关系，彼此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因而必须保持二者的协调发展。因此，我国在进行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改革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要做到农村投融资体制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农村投融资体制的改革不能落后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能制约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农村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又不能超越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水平而存在。

(三)我国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必须促进政策性、合作性、商业性金融的有机结合

农村金融在农村投融资体制中居于核心地位，农村金融功能的正常发挥，不仅可以营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而且能够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投资农村，并提高农村资金需求者的融资能力。综观世界上比较成熟的农村金融体系的构成，大都为政策性、合作性、商业性金融的有机结合，正规和非正规金融规范运行。虽然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同样由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商业性金融构成，但是三者之间的相互协调欠佳，不尽如人意。作为政策性金融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贯彻国家农业政策的过程中，业务范围拘泥于粮、棉、油收购及流通领域，随着传统业务的逐渐萎缩，农业发展银行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作为合作性金融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商业化经营的前提下，服务对象由农户逐渐向城市客户转变，资金由农村逐渐向城市转移，其农村金融主力军的作用越来越小；作为商业性金融的中国农业银行，随着“行社脱钩”和股份制改造的开展，其营业机构大量撤出农村，传统的支农信贷业务急剧萎缩，具有明显的“嫌贫爱富”倾向。这就造成功能各异的支农资金无法形成统一的有机整体，各种性质的金融机构在原则上具有操作上和资金投向上的分工，而实际上正是由于这种“分工”和“投向”的存在，即功能不完全互补导致重复投资与零投资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在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中，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重视政策性、合作性、商业性金融的有机结合，以政策性金融为主导，以合作性金融为主体，以商业性金融为补充。

(四)我国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必须合理引导民间金融发展，规范民间投融资行为

在国外许多国家，民间资金是弥补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不足，以及缓解农村投融资矛盾的重要途径。由民间资金借贷为主体的民间金融，其信息发现机制以及风险约束机制内生于农村资金需求者，能够有效的防范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机会主义行为，同时能够更好地迎合农村资金需求者的需要，交易成本低，且有能力将风险控制在最低水平，因而是较优的农村资金配置方式。以美国、法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对民间金融的合理引导，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保障民问资金的流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由于缺乏合理的引导和监管，加之民间金融固有的分散性、隐蔽性等特征，容易产生较多的纠纷，因而往往成为政府遏制和打压的对象，长期处于“黑市”状态，而不能更好地服务于农村投融资活动。因此，我国在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中，在资金融通特别困难的情况下，要对民间金融加以合理引导，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规范其资金融通行为，鼓励民间金融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形成农村正规金融的合理补充。

(五)我国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必须强化风险防范意识，加强风险预警制度的建设

为保证农村投融资体制的稳健运行，保护农村投融资主体的经济利益，降低并分散风险，建立完备的风险防范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在风险防范方面，日本的做法值得借鉴。在长期的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过程中，日本形成了包括存款保险制度、相互援助制度、农业信用保证制度三位一体的风险防范制度体系。其中，存款保险制度规定农民只要在农协合作金融组织存款就自动成为被保险对象，而不需要支付任何保险金，当农协合作金融组织的经营业务出现问题、停止兑付存款或者宣告破产并解散时，保险机构直接向储户支付保险金；相互援助制度规定农协合作金融组织每年必须将其吸收存款的10％作为专项资金储备，由农林中央金库负责统一运用和管理，当农协的经营出现问题时，提供一定数量的紧急性或再建性低息贷款帮助其渡过难关；农业信用保证制度规定政府财政出资三分之一，其余由农协合作金融组织、信用联合会、农林中央金库出资，其业务包括损失补偿和债务保证，分别对农协经营损失和债务进行补偿(杜朝运，张洁，2006)。而我国农村投融资风险防范的制度建设几乎还是一片空白，鉴于此，在今后的改革中，必须强化农村投融资风险的预警、控制、分散和转移制度，营造良好的农村投融资环境，促进农村投融资体制的正常运行及功能的正常发挥。

参考文献：

[1]匡远配，汪三贵，日本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J].经济研究，2005,(4)：49-54．

[2]熊德平，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机制与模式[R].重庆北,2004．

[3]白广玉，印度农村金融体系和运行绩效评价[J].农业经济问题,2005,(11)：75-78．

[4]李先德，法国农业公共支持[J].世界农业，2003，(12)：27-29．

[5]肖东平，陈华，美国的农村金融体制及借鉴意义[J].当代亚太。2006,(6)：23-28．

投融资体制范文第4篇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近日对外。《意见》有何重要意义？有哪些看点？针对各方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家发改委相关人士进行了详细解读。 《意见》出台的背景

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取得新的突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要求，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深入推进以企业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为主线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取消下放核准事项、改革核准制度、规范中介服务、建立协同监管机制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各地区积极探索创新，积累了不少经验，改革取得积极进展。

但是，目前的投融资体制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投资领域的简政放权不协同、不到位，企业投资主体地位有待进一步确立；二是投资项目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较为突出，融资渠道需要进一步畅通；三是政府投资管理亟需创新，引导和带动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四是权力下放与配套制度建立不同步，事中事后监管和服务仍需加强；五是投资法制建设滞后，投资监管法治化水平亟待提高。 《意见》出台的重要意义

《意见》是投资体制改革历史上第一份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印发的文件，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综合性、指导性、纲领性文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一、《意见》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投融资领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顶层设计。

投资是影响经济发展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是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的重要引擎。投资既能增加生产能力，又对生产构成需求，从短期看体现为需求来影响经济的发展，长期看更多地体现为供给效应，投资是适度扩大有效需求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结合点，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是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二、《意见》是在新起点上纵深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不断推向深入，特别是2013年以来，通过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投资管理工作重心逐步从事前审批核准转向过程服务和事后监管，极大地调动了社会投资积极性。《意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更高更新要求，提出了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重点任务，是在新起点上纵深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三、《意见》是经济新常态下发挥好投资关键作用的重要遵循。

《意见》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自觉把投融资体制摆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大局中，充分利用其他改革营造的有利条件不失时机地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同时要通过投融资体制改革牵引带动其他相关改革。《意见》贯彻落实发展新理念，着眼于提高投资有效性和精准性，通过体制改革形成有效激励机制，充分激发各方面扩大合理有效投资的活力与动力，发挥好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关键作用。 《意见》的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意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意见》提出了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建立和完善企业自主决策、融资渠道畅通，职能转变到位、政府行为规范，宏观调控有效、法制保障健全的新型投融资体制。

《意见》分五个方面提出了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任务：一是改善企业投资管理，充分激发社会投资动力和活力。二是完善政府投资体制，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引导和带动作用。三是创新融资机制，畅通投资项目融资渠道。四是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提升综合服务管理水平。五是强化保障措施，确保改革任务落实到位。 《意见》的重大创新举措

一、推行首问负责制。《意见》第十四条提出，探索建立并逐步推行投资项目审批首问负责制，投资主管部门或审批协调机构作为首家受理单位，提供“一站式”受理、“全流程”服务。这是在投资项目服务管理方面的制度创新，主要目的是在简政放权、实行并联审批后，加强对项目前期工作的统筹协调，为项目单位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二、探索“不再审批”管理模式。《意见》第一条提出，在一定领域、区域内先行试点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探索创新以“政策性条件引导、企业信用承诺、监管有效约束”为核心的管理模式，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的企业投资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这一模式的实行至少需要具备以下条件：首先，要有清晰、完善、可操作的发展规划、产业政策、技术标准、安全标准等准入性政策条件为前提；第二，要以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为基础，对失信企业实行联合惩戒、对守信企业实行联合激励；第三，要有全面、高效、有约束的监管、处罚制度为保障。目前来看，这一新的管理模式需要通过试点探索逐步积累经验。

三、创新“多评合一”的中介服务新模式。《意见》第三条提出，探索建立多评合一、统一评审的新模式。针对当前投资领域存在的中介服务较多、技术审复、评审效率不高、中介费用较高等问题，在实行并联评审的基础上，通过多种方式对各类评估评审事项进行有机整合，实现多评合一。这一模式有利于减少事项、避免重复、提高效率、降低费用。

投融资体制范文第5篇

其中，地方政府融资负债问题已经引起各界高度重视，但是对于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特别是投融资体制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却缺乏关注和研究。

地方政府把投资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其投资可分为四类：一是用财政资金直接投资各类公益性项目；二是用财政资金投资设立各类国有企业和公司；三是通过这些国有企业再去投资和建设；四是制定财政扶持政策，吸引国内外企业的投资，即招商引资。

中国现行的行政体制和经济体制，也激励了地方政府投资。特别是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各地区之间激烈的竞争，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投资热潮，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也是改革开放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

不可否认，现行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和模式有其合理性。在保证公共财政运转之外，地方政府的建设投资存在大量资金缺口，必须通过其他融资手段来解决。

而地方政府不能制定税种、税率和税收分配比例，不能调节利率和汇率，更不能发票子、搞赤字，目前也不能自行发债，因此只能想别的办法：可以利用自己的土地等资产做抵押，可以利用自己的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做担保，可以利用自己设立的投融资平台公司等，主要通过银行贷款等手段，融聚大量社会资金，满足投资建设需求。

这样，地方政府就以较少的财政资金，起到了撬动社会资金的杠杆作用，通过银行贷款等融资方式放大了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使地方政府可以在短期内干更多的事。

地方投融资问题和隐患

现行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虽有其合理性，但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当前各地投融资平台发生的问题，就是跨过了这个“度”，这些问题和隐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投资率过高。近几年全国各地大干快上，固定资产投资猛增，形成新一轮投资“”。

2003年以来，中国的投资率连续八年超过40%，2011年中国投资率达48%，为有史以来最高，最终消费率是47%，为有史以来最低，第一次出现投资率超过最终消费率的情况。

其次是投资方向和投资波动变化大。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新的市场机会很多，又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除了垄断行业以外，经济要素和资金的投向在各个领域和行业之间快速流动和变化。资金通过投资的形式在各个行业之间流动、聚集和再变化，除了有产业结构升级和转移的客观规律外，也造成比较严重的经济波动和结构的不合理。

一个主要原因是各行业之间的平均利润率差异太大，且变化太快。企业追逐利润本来无可厚非，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不到位，地方政府推波助澜，有些行业被国有企业垄断，行业协会不起作用，是行业利润率差距过大的重要因素。

第三是投资结构不合理。这重点表现为政府投资快速增长，比重上升，但职能分工不清。近年来，很多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存在重投资、轻公共服务的现象。

2009年以后，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大幅增长，近几年很多地方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超过此前若干年之和。特别是在一些垄断行业，这种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产生了严重挤出效应，各方面已有很多意见。

客观上，地方政府的责任大，要干的事情多，要投的项目多；主观上，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又投资了许多不该投的项目，造成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交错的乱象。

一方面，政府本应负责公益性项目的投资，却投资了很多经营类项目，例如很多国有企业都投资房地产。另一方面，很多地方国有企业投资和管理相当混乱。

一是层级、数量太多，例如天津某控股公司下边层层投资达八九级之多，各级全资、控股和参股公司多达上千家；二是相同行业重复投资，不但与民营企业争利，而且自相竞争。

同时，城市建设改造和房地产投资比重过大。近两年，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抑制了房地产盲目投资和价格上涨，但是各地不但设法避开中央政策，还在加大城市建设和改造投资。一些地方政府一说发展产业，就想投资建设产业园区盖房子，普遍存在重硬件、轻软件，重城建、轻产业等现象，实际是在搞变相的房地产。

此外，各地基础设施等公用事业投资猛增，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组成部分，普遍存在投资过大、过于超前的现象。

投资体制结构性缺失

首先是现有的法规和制度，并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

例如2004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对指导全社会的投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前两年大家都还关注这个问题，而在近几年的投资高潮中已经很少有人再提及了。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制定了很多关于投融资管理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但这些法规在近几年各地的大干快上中受到许多冲击，贯彻落实的情况并不理想。

其次是有关制度的缺失。例如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各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责任边界都缺乏明确的制度规定。

再次是制度本身存在问题。例如投资项目的审批制度过多且不够规范。目前的审批制度不完全是计划经济的问题，而是政府职能问题，更是一些部门和官员的权力和利益问题。

例如人事干部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查阅一些地方对各级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的文件，只有考核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的指标，而没有考核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指标，有的地方即使有，规定得也很粗泛，更谈不上考核投资效率和风险债务方面的指标。

地方政府投资也存在大量非理。地方政府在许多投资项目决策过程中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讲市场原则，不进行市场调研，不做可行性分析，不遵守相关程序和制度，不执行已有规划和计划，不集体讨论，全靠长官意志。更多是由于政策导向问题，部分领导干部心态浮躁，眼睛向上，热衷于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

总体来看，地方的投资效率很低下。目前我们对政府投资的绩效评价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现有统计办法和数据也很难准确计算地方政府的投资效率。从现象看，主要还是不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盲目投资，乱上项目，结果有效投资不足，投资回报少，效益差。

最终，大量的重复投资、产能过剩和地方产业同构、房地产空置率过高等，主要是地方政府的投资政策造成的，政府的无效投资无疑是最大的浪费。

融资负债风险不断积累

近两年，举国关注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担忧其风险失控。

2011年，国家审计署的意见是“总体看，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负担尚未超出其偿债能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可控，基本安全”。但这些测算数据和结论，距离实际相差甚远，和我们在地方工作的感受也不一样。对于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不能仅仅满足于“风险可控，基本安全”，而且要对地方政府的整体经济工作有更高标准。

这两年，许多地方政府的投资和负债规模超过了之前若干年之和，今后几年是还款高峰期，还本付息压力很大，地方财政非常紧张，这已成为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稳定的一大风险。

地方债务问题主要表现在：家底不清，心中无数；财税分配制度不尽合理；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和债务管理不善；地方国企存在问题较多；部分官员思维和行为方式错误。

出现这些问题，还是因为市场经济改革不到位，政府职能太越位，“无形的手”太弱势，“有形的手”太强势。

中国这种“政府主导型经济”的现象，主要体现在各级政府是实际上的投资经营主体、资源分配主体和利益主体，有些“公司化”了。各级政府已成为游离于市场企业主体之外的又一个庞大“准经济主体”，其结果是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且无人对此负责。

这种强势的地方政府行为，割裂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影响了中央宏观调控。我们既要继续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又要设法将其引导到正确方向，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因此势在必行。

投融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政治、法规制度、人的道德行为等各个方面问题，需要综合研究解决。很多问题还要从宏观层面，从大的体制机制改革和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管理等方面入手加以解决。投融资改革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按照标本兼治的原则，根据投融资逻辑关系和改革力度大小，分为近期、中期、远期三个改革阶段。

近期：加强投融资基础性管理

当务之急，是加强地方政府对投融资的基础性管理工作，达到相对提高政府的投资效率，控制融资负债风险等有限目标。

首先要提高认识，执行法规，总结经验。各级政府要根本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由过去主要依赖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增量推动发展，转变为主要依靠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要提高地方政府整体经济管理水平，提高区域经济的投入产出比。

发达国家政府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进行投融资，已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近年来，中国各地政府在这方面也进行了大量探索，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等有许多成功经验，对各地都有借鉴意义，应当从国家层面进行经验总结和推广，以推动整体投融资体制改革。

各级地方政府应根据“十二五”规划，制定“投融资总体规划”，认真研究测算各项投资建设所需资金规模，编制“融资负债规划”，即完整的大资金平衡计划；再与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一并制定完整的“投融资总体规划”。

其中重点在制定 “融资负债规划”。要设计好“地方政府债务解决方案”，把遗留的历史问题解决好，再由地方政府与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共同制定“融资负债规划”。

要建立对地方政府的投融资评估考核体系，完善干部人事制度。为此要建立一套评估考核投资效果的指标体系和制度，促使地方政府提高投资效率和整体投入产出比。还要建立一套考核融资债务风险控制的指标体系和制度，促使地方政府合理降低债务比例和财务成本，合理缩短还债时间，特别是防止和控制把过多债务风险留给后任。

为了简便易行，真正落实，应该把对投融资的专业考核内容与政府审计工作相结合，作为对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的要件之一。

中期：在现行体制内深化改革

中期的改革目标，基本是在现行体制内通过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减少政府投资，增加社会投资，加强外部制约。

要通过制度化建设，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推动投融资改革。2004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八年后形势已发生较大的变化，特别是近几年出现一些新的问题，需要对这一《决定》进行修订。国家有关部委要尽快出台《政府投资条例》，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建议由国务院制定出台关于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相关意见（下称《意见》）。

为此，明确政府责任，按投资项目类型进行分工。政府投资主要放在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公益性项目上，放在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方面和关系国家重大利益的领域。还应根据这些项目的经营收益情况，分为非经营类、准经营类和经营类等类型的项目，政府主要负责投资公益性的非经营类和准经营类项目，基本不投资经营类项目。

要明确各级政府职能和责任分工，明确中央负责干什么，投资什么，地方省、市、县各级政府应该干什么，投资什么。

还要从投融资改革的角度，提出对财税制度改革的要求，这是投融资改革的基础。

应考虑明确划分各级地方财政支出用途、支出边界和支出责任，提高中央财政支出的责任和比重。要帮助地方政府完善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

要改革税收制度，调整中央与地方分税的格局，合理提高地方政府税收比例；给地方政府更大的营收自，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改变主要依赖于土地收入的地方财政结构，探讨建立以地方为主体的税种和税源。

为此要减少政府投资、增加社会投资、创新投资模式。要根据地方经济总量、地方财政收入及有关人均指标等，制定地方政府投资率控制指标，对不同级别政府实行不同指标控制。

最终，要确立民营企业在投资中的主导地位。要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可以实行市场化运作的公益性项目和垄断行业的投资，还要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地方政府的投融资体制改革。

融资债务方面，要研究制定不同级别的地方政府负债率和债务率等指标，设定不同的限额标准，实行严格的限额管理。《意见》还应制定优惠政策要求，鼓励地方政府通过金融领域的创新，拓宽投融资渠道，吸引社会资金参与。

应建立和完善相关法规和制度。最近全国人大在研究《预算法修正案》，有关新增条款提出“预算分为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各级政府的全部支出和收入都应当纳入预算”。这是非常重要的，修正案一旦通过，投融资体制改革要执行《预算法》要求，把《预算法》作为管理和约束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有力武器。

还应建立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制度。有专家建议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指出地方政府负债是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可以用这一思路指导地方政府制定“投融资规划”，将来还可按照这一思路建立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制度。最终要将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管理，纳入地方经济发展宏观管理体系，将短期经济政策的长期成本显性化，将债务风险跨任期、跨部门之间的转移显性化。

还要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加强对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的债务和信用管理。为此要支持建立社会化独立的专业信用评级机构，开展对地方政府债务信用评级，并以专业机构报告形式公布地方政府债务情况，用市场和舆论推动政府提高债务透明度，建设“诚信政府”。

要制定政府投资项目及内部管理标准体系，这个标准体系要涵盖政府使用和管理的各类资源，作为计划及投资项目的依据，并将这一标准体系作为《意见》配套文件，当成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建设工作。

最后，应重新组合架构地方国有企业。不少地方国企架构混乱，且与投融资平台公司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仅仅清理和整顿平台公司是远远不够的，更要对地方国企动大手术：

第一，明确规定省、市、县三级政府，每级只能保留一个国有控股公司，同时负有投融资平台公司的职责；

第二，地方国有控股公司下面所有企业应进行重组，“合并同类项”并减少层级；

第三，规范省、市、县三级控股公司之间的关系，规范每一地区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关系，并最终纳入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

第四，严格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国企要“去行政化”，不得有行政职能和行业垄断等特权；

第五，地方国企要坚持市场化大方向，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维护企业的独立法人财产权，保证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

远期：全面改革解决深层次问题

长期来看，不仅从经济领域，而且从政治法律、社会文化以及人的思想道德观念等领域全面推进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彻底解决深层次问题。还要通过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地方投融资体制，最终通过市场支配经济要素流动。

市场经济体制应建立起自主决策、行为规范、责权利统一的多元投资主体体系，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市场有效约束的融资体系，全方位、全过程的投融资中介服务体系，以及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为此有如下两项改革建议：

一是从投资的角度，解决行业平均利润率差距过大的问题。

最根本的是，建立公平的市场环境，防止过度投机，促进各行业平等发展，保证产业结构合理和经济运行稳定。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可以作为企业的参考，但不应通过行政干预去主导产业发展。

政府首先要放开市场准入，打破政府和国企对某些行业的垄断；其次要通过宏观调控，深化财税改革和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通过更加灵活的结构性税率调整，调节行业利润率的过大差距；最后要充分发挥各类行业协会的积极作用。

二是从融资的角度，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为此必须彻底改革征地制度和土地出让制度，进而改革土地收费制度，变一次性收费为长期征收土地税，或实行土地年租制度，或建立土地收益基金，规定当期政府可支配使用的比例。最终实现土地出让收支的跨期合理配置，以平衡不同任期政府的财税收入，并长期享受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

要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要推动地方政府从投资型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变。

政府不能作为一个经济主体，更不能作为一般的投资主体，即使要参与某些必要的经济活动，也应作为平等的市场主体出现，而不能靠行政权力干预和破坏市场。

规范和约束政府权力的核心环节，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其中，投融资项目审批改革又是重中之重，最终要减少官员的自由裁量权。

可由立法机构和独立部门（类似过去的体改委）全面清理政府行政法规，尽快建立与国际惯例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审批法律体系和管理模式。原则上取消对民营企业投资项目的审批，进而做到除有明确规定外，取消所有项目审批。

明确规范国企的行为和责任，也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环节。政府和国企不应有自己的利益，更不能与民争利。只要不涉及国家重大利益，政府和国企应退出所有经营性领域的投资。

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投资追求的目标是资本回报率，提高资本回报率的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市场的营销，而这又有赖于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改善和价值观的驱动，特别是调动人的积极性，为此必须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这不能只有良好愿望和许诺，政府要牺牲和让出部分权力和利益，包括经济资源分配权和投融资项目审批权。这些改革，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

彻底解决现行投融资体制约束乏力的问题，还在于人事干部管理制度的改革。

政府投融资决策等重大经济事项，不能领导个人说了算，一定要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有人负责且能追责，这是规范和制约政治经济权力的重要部分。

任命与选举制度相统一，也是改变投融资决策机制的一个基础。为此，要真正落实宪法和法律赋予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真正落实《》赋予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党员的权力，真正发扬党内民主。

投融资体制范文第6篇

Abstract： Nursing institution for aged is a comprehensive service organization with public welfare，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lleviating China's pension press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background of pension institution in China， and by referring to the type of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system and operation mode in endowment institu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points out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existing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system of the pension institutions in China.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system of nursing institution for aged in China are faced with the problem， an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ree proposals for the reform， namely the pilot public-private patterns， special bond issuing pension institutions and to set up the industrial investment fund， and discusses its operation in the actual cases.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nd measures， which has a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on the solution of th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problem for endowment institutions construction at the present stage in China.

P键词：养老机构；投融资体制；PPP模式；专项债券；产业投资基金

Key words： nursing institution for aged；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system；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special bond；industrial investment fund

中图分类号：F832.2；D66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7）24-0075-03

0 引言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热潮的来袭，据相关数据统计，我自2000年以来老年人口数量不断上升，尤其是60岁以上老年人。预计到21世纪中叶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约4.87亿人，人口老龄化率达到三分之一左右[1]。老龄化问题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如老龄化率大于自然增长率、经济压力增大、未富先老等。目前我国老龄化问题已受到政府高度重视，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巨大压力成为国家、社会、家庭迫切实现的目标。

受传统思想影响，我国多数老年人均趋向于居家养老。但随着家庭趋于小型化、老龄化问题加剧，子女赡养压力日益增大，老年人养老方式逐渐多元化，养老机构已经开始被老年人和家庭所接受。目前，我国养老机构虽种类繁多，但不同种类之间功能区分度不大，而且缺乏系统的管理体系、规章制度，服务质量差、专业化程度低。因此，我国政府大力提倡增建养老机构，尤其是供养型和养护型养老机构，同时大力提倡引进民间资本，并给予用地、税费、补贴等优惠。就目前发展状况来看，加强养老机构的建设和管理，不仅可以缓解国家、社会和家庭面临的养老难题；又可以带动医疗保健和护理、休闲娱乐、保险理财、托管托养等养老产业快速发展。

1 国内外养老机构投融资体制

1.1 国外养老机构典型投融资

自19世纪末起，瑞典、丹麦和芬兰等欧洲国家就相继步入老龄化社会，随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均进入老龄化社会，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经验积累，许多国家养老产业发展已经比较成熟，为其他刚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提供了诸多宝贵的经验。

日本老龄化程度很高，其养老产业发展已经相对较成熟，管理体系比较完善，且涉及行业种类多。日本兴建养老机构是典型的政府主导，社会团体融资供给体系。其分为福利性和商业性养老机构，对于福利性养老机构，是由政府通过财政拨款或专项资金划拨等方式出资兴建，消费规范通过不同条件的老年人口的特点制定；对于商业性养老机构，是由政府主导、商业企业投资建设并进行管理经营[2]。同时，日本政府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推行了社会福利制度和护理社会保险制度等，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养老保障体系，以保障老年人的保健、医疗等基本生活。

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养老产业项目就以公私合营模式为主进行投资经营。美国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完备的政府管理体系，使其融资渠道趋于多元化，通过社会捐助、申请基金会、政府拨款、科研经费支持或银行和债券市场等渠道进行融资[2，3]。同时，美国的融资服务和融资保障体系较为完备，加快了美国养老产业的发展速度。

欧洲国家大部分主要以“居家养老”为主，其兴建养老机构，主要是由政府出资，即由政府出资建设养老机构，并承担入住养老机构的失能老人的大部分费用。虽然政府积极引导、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养老产业，但与美国和日本相比，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养老产业还尚不成熟，政府仍是养老项目出资的主体。

1.2 国内养老机构典型投融资

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较晚，主要以公办养老机构为主、民办养老机构为辅，在养老机构的建设、运营以及管理机制上存在很多缺陷，但随着老龄化速度加快，我国各市都在积极规划建设新型养老机构，如竹林养护院、清福养老院、如皋博爱康复护理院、亲和源老年公寓等，探索养老机构发展的新道路。

相比内陆，台湾地区养老产业较发达，已建立完备的养老系统，细致的行业政策规范，专业的养老机构和护理团队，政府对养老项目非常支持，尤其在养老项目用地方面。台湾养老机构分民营养老机构和公营养老机构两种，主要以民营养老机构居多，即由民间团体作为投资主体，建设并运营。现已有许多成功的案例，例如：竹林养护院、清福养老院、至善老人赡养护中心、爱爱院等等。同时，台湾已将宗教引入养老机构的建设和运营，由宗教在社会募集资金建设养老机构，并通过宗教情结关心、照顾老年人，例如双莲社区。

近几年大陆养老机构不再拘束于传统的养老机构，不少私人企业已开始探索尝试建设新型养老机构，且已初露头角。例如江苏省的如皋博爱康复护理院，是一家“医养结合”新模式下的民办养老机构，由江苏博爱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并运营，为老年人提供多种服务，如生活起居照顾、医疗护理、心理护理和康复促进等；上海亲和源老年公寓是一个新型民办养老机构，由亲和源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经营，该项目融合了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优点，拥有舒适雅的环境和齐全的配套设施。

1.3 养老机构现有投融资体制利弊分析

养老机构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在国内外建设初期大部分是由政府出资兴建。加之建设养老机构具有较大的市场风险和运营风险，资金投入大，盈利微薄，除此之外，我国公办养老机构和民办养老机构之间存在不公平竞争情况，对民办养老机构的政策扶持不到位，不利于民办养老机构健康发展。目前较成熟的运作机制是公私合营模式，以私人企业为融资主体，政府和私人企业共同出资，不仅可以缓解政府资金短缺的压力，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双方的风险，大大提高了养老机构的质量和效率。

但随着老龄化问题加剧，仅靠政府出资建设养老机构，远远不能达到社会需求。国内较成功的公私合营模式的养老机构案例较少，配套的政策法规也较缺乏，因此要学习国外先进的经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积极引进社会资本，以改革养老机构的投融资体制作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2 养老机构投融资体制改革建议

对养老机构投融资体制进行改革，目的是为了减少当前阻碍养老机构发展的因素，解决养老机构供应短缺、服务质量低以及机构间竞争不公平等问题，笔者将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探究养老机构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

2.1 试点公私合营模式（PPP模式）

公私合营模式（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简称PPP）主要指为了共同完成某些有关公共事业项目的投资、建设以及运营任务，政府部门与私营企业签订合同，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达成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4]。采用PPP模式可以有效调动社会资本，缓解养老资金短缺压力；同时使政府的职能从“提供者”转向养老机构项目的“监督者”，一定程度上规避双方的风险。国外PPP模式发展较成熟，涉及范围广，如城市轨道交通、垃圾处理、桥梁道路等基础设施领域，经验丰富，对我国养老机构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目前我国也在诸多领域采用PPP模式，已有不少成功案例。同时我国发改委还设立了PPP项目库，包括城市轨道交通、医院养老、市政工程、生态环保等多个领域，并详细介绍了每个项目的建设期、建设地点、项目规模等信息，供社会群众了解参考。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枫叶正红医养一体化养老项目是我国典型的PPP养老服务项目，也是市、区两级政府重点发展项目。该项目由政府发起，授权牡丹区卫生局为实施机构，并通过竞争性磋商方式与中标社会资本方菏泽市大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PPP合同，合同规定该项目采取BOT模式运作和可行性缺口补助回报机制，政府出资方为菏泽市牡丹人民医院，由两方共同成立SPV项目公司山东枫叶正红养老发展有限公司，其中菏泽市大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占股权90%，菏泽市牡丹人民医院占股权10%，由大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项目的建设和运营，该项目运营期限为30年，到期之后转让所有权由政府经营。该项目占地面积732亩，总投资11.673亿元，建筑总面积43万平方米，项目包括居家养老、养老公寓、医院、温泉养生康复中心、文化养生生态园。目前已投资1.7亿元，养老公寓建筑面积3.9万平方米，医院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设有1200张养老床位和200张医疗床位，市组织部及民政局集中供养的建国前老党员、民政优扶对象及社会老人共计300余人已经入住枫叶正红养老公寓。项目全部建成后，总共可提供7800张养老床位和600张医疗床位。

将PPP模式引入养老机构的建设和运营，不仅缓解了政府资金吃紧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政府和私人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对私人企业有较大的吸引力。同时，PPP模式下养老机构项目的成功案例对我国采取PPP模式兴建养老机构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鼓励更多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养老机构。因此在我国养老机构转型的关键时期试点PPP模式，可以很好地解决我国养老机构投融资遇到的难题。

2.2 l行养老机构专项债券

专项债券（即收益债券），指为了建设某个专项具体工程而通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它是以工程项目建成后的盈利为保证的，无需政府财政支出，不仅有利于缓解政府财政压力，还对养老机构建设资金的筹措有一定的启发作用[5]。我国发展改革委办公厅于2015年4月《关于印发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5]817号），政策指出国家支持私人企业发行养老产业专项债券，规定所得资金投入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和提供养老服务[6]。

2016年国家发改委核准同意湖南省宁乡县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养老产业专项债券，规定专项债券不得超过10.3亿元，并且筹集的资金将全部投入宁乡阳光养老社区项目的建设。同年四川省遂宁市天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也获得国家发改委核准发行养老产业专项债券，遂宁市川中养老康体休闲中心建设项目投入7亿元，补充运营资金3亿元，共10亿元。在政策暖风下，养老产业专项债券的发行不仅有助于养老项目的筹资，同时为养老项目提供了一条长期限、低成本的融资渠道。

2.3 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养老产业发展

产业投资资金是指发行基金给多个投资商，从而设立基金公司，并自任管理人或委托其他管理人管理基金资产，主要进行企业重组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或创意投资等业务[7]。

2015年，我国首支省级政府引导型健康养老产业投资基金在湖南省成立。湖南健康养老产业投资基金首期规模45亿元。该基金在项目投资、机构养老、终老服务和老年用品等多个领域均有部署。不仅私营企业出资，还包括保险公司和金融机构等。如华夏银行发起的养老产业基金，该基金初期规模约10亿元，通过股权投资或劣后债投资模式扶持养老设施的建设。养老产业投资基金的发起，有效地缓解资金短缺的压力，大大推动了养老机构的发展，同时，拓宽养老领域，推动养老产业的繁荣发展。

总而言之，应积极引导社会资本采取PPP模式参与养老机构的建设和运营，并通过发行专项债券、设立养老产业投资基金等方式拓宽融资渠道，以此保证PPP模式在养老机构投融资体制改革中的适用性。

3 养老机构投融资体制改革配套政策建议

3.1 完善试点PPP模式的政策建议

为了更好地发挥PPP模式的作用，各地政府应给予相应的土地规划、资金补助等扶持政策，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机构的建设，例如我国四川省政府于2015年通知，该通知指出计划支持10个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的建设，每个试点城市建设一个，此次试点将首次采用PPP模式。由社会资本负责筹集资金，并建设运营养老机构，同时拥有养老机构的所有权[8]。其次，政府要出整、全面的法规政策，建立有效的协调和监管机制，明确养老机构PPP模式中各参与方的权利与义务，尽可能减少冲突。最后，做好PPP模式下养老机构项目的风险识别工作，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和公平的风险分担机制，尽量保证双方风险最小化。

3.2 发行专项债券的政策建议

国家应完善专项债券相关法律法规，建立高效的养老产业专项债券发行管理体系，加强企业债务管理、规范企业债券的发行，以保证投资者的利益；各地方政府在满足国家发改委要求的基础上，适当放宽企业债券审核政策和准入条件，提高审核效率，从而提高企业发行专项债券的积极性；应制定合理的资产划分和风险分担等政策，保证企业获得持续稳定的收益，吸引更多企业发行养老产业专项债券；同时制定完备的偿债保障措施规则，设定合适的企业准入条件，从而减小债务到期兑付风险。

3.3 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政策建议

各地方政府应适当放宽政策、简化审批手续，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养老领域，设立养老投资基金；应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允许信息公开化，为社会资本提供信息收集平台，并给予合适的政策优惠，增强社会资本设立养老投资基金的信心；政府应采取“放”、“管”相结合的手段，完善行政监管体系，一定程度上简化养老机构的手续审批程序，保证基金安全运行；同时政府应加强产业投资基金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制定相应的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办法，为企业设立、运作养老产业投资基金提供良好的法律政策环境。

4 结语

目前我国正处于建设新型养老机构的关键时刻，但资金短缺、融资渠道单一等因素都阻碍了养老机构的快速发展，要解决这些难题，仅对养老机构投融资体制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还应为养老机构的发展提供完备的保障体系，建立健全的关于养老机构PPP模式的法律法规体系，完善养老机构PPP模式投融资管理体系，建立有效的政府部门和私人企业间的协调机制，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开辟新的养老机构投融资渠道。

参考文献：

[1]张雪娥.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特点及对策思考[J].市场论坛，2013（11）：19-20.

[2]张同功.我国老龄产业融资支持体系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

[3]吴敏.基于需求与供给视角的机构养老服务发展现状研究[D].山东大学，2011.

[4]姜军.PPP模式应用于北京市养老机构建设的研究[A].《决策与信息》杂志社、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决策论坛――管理科学与经营决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C].《决策与信息》杂志社、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6：2.

[5]王建波，赵佳，贾英豪.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投融资体制[J].土木工程与管理学报，2016（04）：8-11，28.

[6]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养老产业专项债券发行指引》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5]817号）[Z].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2015.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产业投资基金暂行管理办法[Z].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2006.

投融资体制范文第7篇

随着地方债的逐步发行，2000亿地方债分配方案逐渐明朗，云南以84亿元位居分配榜单的前列。对于政府投融资体制建设，云南一直在实践中改革：投资主体由单一到多元、资金渠道由封闭到开放、投资管理由直接到间接。蜕变中，财政的探索和推进不可或缺。

“投资”“融资”转换

全省公路通车里程总计20.03万公里，位居全国第三位；高速公路2507公里,居全国第七、西部地区第一位；目前已拥有1个区域性枢纽机场和10个支线机场；全省铁路营业总里程达2327.3公里，铁路电气化率达51.8%，复线率达6.1%……截至2007年底的统计数据显示了云南交通建设成绩斐然。

改善交通，缓解这个西南省份经济发展“瓶颈”，财政投入功不可没。然而，一种“投”、“融”转换的政府智慧更加速了云南建设的步伐。

1996年，云南公路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牌成立，该公司把融资、公路建设等从交通部门剥离出来，搭建起一个市场化的投融资平台，交通部门则作为出资人代表，负责对公路投资公司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进行监管。

有益的尝试激发了不竭的探索。1997年，云南成立了省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代表政府从事财政经营性投资项目的管理和收益分配。2005年，云南在省内重点行业组建了一批专业投资公司，在省开发投资公司下相继成立了云南地方电力、云南城市建设、云南铁路和云南省旅游等10个政府融资平台。政府投资采取资本金注入方式，各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进一步扩大融资，实行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

截至2007年底，云南省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完成投资255亿元，拉动社会投资800多亿元，总资产实现由38亿元到365亿元的跨越。2007年云司更名为“云投集团”，一个典型的“国有投资集团”至此成立。

“投”、“融”之间，云南的政府理财智慧逐渐通达。组建政府投资公司之外，云南省投融资体制改革融入了多元思维：一方面，主动开拓银政合作的融资渠道，2003年与国家开发银行在全国率先开展省级政府信用合作；另一方面，充分发挥财政贴息资金的带动和经济杠杆作用，引导银行信贷资金的投入。此外，云南省还建立起良性偿债机制，财政每年安排一定数量的预算资金，还通过多渠道筹集偿债资金，维护了政府信誉。

“越位”“缺位”改革

投融资体制改革极大推动了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但客观审视，目前云南的投融资体制仍存在不少缺陷：固定资产投资对财政的依赖度较大，投入与需求矛盾突出；资金投入方式单一，资本化运营比例不高；投资主体的职责定位不清，“越位”与“缺位”现象并存。改革仍需努力。

对于政府，须明确自身职责与角色定位。首先，建立“三分离”投资管理体制：投资综合主管部门负责规划编制；政府职能部门按规划审批项目；财政部门编制项目资金预算。再者，强化市场对资源的调配作用。建立投资主体自我约束的机制，利用特许经营、业主招标等市场化方式吸引社会资本。最后，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范围，地方政府应承担与地区财力、职责和事权相对应的投资项目，将资金投向关系国家政权机构建设和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

对于项目，要设立规范的管理和建设制度。第一，推行项目立项联合评审制度，建立重大投资项目由发改委、财政及项目相关部门联合评审的制度，在此基础上，发挥中介服务机构对政府投资决策的服务作用，通过符合资质要求的咨询中介机构对政府投资项目进行评估论证。第二，按项目预期收益建立分类管理制度：政府投资要逐步退出竞争性和营利性的基建项目，纯公益性政府投资项目实行多元融资，推行项目建设“代建制”；政府投资经营性项目时，国有专业投资公司和国有参控股企业以资本金投入的方式进行投资建设。第三，全面推行政府采购制度，通过社会公开招标选择设计和建设单位；加快建立工程保险和工程担保制度，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的风险管理。

对于资金，要建立起科学的管理和运作机制。筹资方面，根据政府投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设立科学的预算体系；通过预算管理和部门协调，对各州市的投入进行整体布局，避免重复建设；整合社会投资，加大外资利用和管理力度。监管方面，实施政府投资项目全程绩效评价和全程公共监督；建立信息化、现代化管理制度，建立政府重点建设项目稽查制度和项目建设执行情况报告制度。运作机制上，建立和完善国有资本退出机制：国有资本可以通过股权交易、竞价拍卖等市场的手段适时退出，将回收的资金再次投向新的领域；探索成立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经营公司，对分散于各部门的公益性及准公益性资产实行统一管理，采取资本运作手段盘活存量资产。

无论利用84亿落实中央扩大内需地方配套资金和重点建设项目资金，还是其他多渠道融资建设，对于云南这样一个依靠投资拉动经济的省份，投融资体制改革是应对危机的必然选择，也适逢提升机遇。

投融资体制范文第8篇

一、进一步精简和下放核准事项

国务院颁布了《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4年本）》后，2015年2月，《重庆市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目录（2015年版）》，按照“能放则放、应放尽放、放则真放”的原则，切实向市场、向区县放权，体现为“三个一律”：一是对国家要求必须取消核准的11项事项，一律取消核准改为备案管理。二是对改为备案的11项事项，除境外投资相关核准事项要求必须由国家发改委备案外，其余10项一律下放区县备案。三是全市范围内除非进口液化天然气等个别项目由市级备案，其余项目一律由区县备案。“三个一律”充分体现出重庆市备案管理的服务属性，改革成效明显。

二、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

2014年，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后，重庆市于2015年出台《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实施意见》，全面落实国家要求。

针对社会资本能“投什么”的问题，在国家确定的建设领域基础上，将社会资本投资领域拓展到交通基础、能源设施、公共服务、农业水利、生态环保、信息基础等六大领域，并在每个领域推出一批具体项目和保障措施，让社会资本“看得见”。

针对社会资本在以上六大领域“怎么投”的问题，在落实国家意见基础上，尤其是针对投资模式、政府资源配置方式和政府服务方式三个方面，提出系列创新举措。比如，投资主管部门会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定期行业发展规划，滚动向社会公开推出相关领域项目建设计划；进一步扩大公共性、基础性领域政府购买服务，公开购买服务项目和内容；加大存量资产盘活，存量资源变现资金要用于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等。

以医疗领域为例，重庆市卫计部门牵头制定《重庆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2015―2020年）》和《主城区医疗卫生设施布局规划（2015―2020年）》，为社会办医预留了规划空间。以农业领域为例，重庆市农业部门针对沼气工程和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两大重点领域制定吸引社会投资具体措施，探索沼气供气节能资金补助支持方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养殖场或企业自建、共建农村沼气工程。

三、推进PPP投融资模式改革

重庆市于2014年出台《重庆市PPP投融资模式改革实施方案》，积极、稳妥、有序推进PPP改革。尤其是厘清五大边界，加快行业试点，即根据不同行业领域盈利水平和经营特点，分五个领域推进PPP改革试点。

一是市场定价类项目。包括高速公路、港口等价格改革到位、交易结构明晰的项目。对此类项目，发挥价格的引导作用，由项目投资人通过经营收费实现运营平衡。签约试点项目8个、涉及总投资730亿元。其中，果园港件散货及铁路作业区项目、成渝高速扩能项目九龙坡至永川段、南川至两江新区高速公路已顺利开工建设。

二是价格调整类项目。包括供排水、停车设施等市政项目等，当期收费标准较低，但具备价格调整空间。对此类项目，建立价格调整机制，在当期赋予项目回报预期、建立融资增信条件，确保项目建设，在未来确保价格改革到位，实现全生命周期平衡。签约试点项目5个、总投资43亿元。其中，沙坪坝名人广场地下停车库已开工建设，寸滩水厂年内开工。

三是购买服务类项目。包括垃圾焚烧发电、医疗、桥隧等项目，当前政府核定的价格不足以弥补项目运营成本，尚未达到市场化条件。对此类项目，通过财政购买服务方式对“影子”价格和协议产品或服务量不足部分给予补贴，实现项目运营平衡。签约试点项目13个、总投资378亿元。其中，重庆市第三垃圾焚烧发电厂、重医附属三院已开工建设，红岩村桥隧、曾家岩大桥将在年内开工。

四是资源配置类项目。包括水库、轨道、市郊铁路等项目，经营收益较低、市场化条件不足。对此类项目，以土地等资源对价为补充，实现项目运营平衡。签约试点项目8个、总投资1255亿元。其中，彭水凤升水库、轨道延长线大渡口跳蹬至江津北等5个项目已开工，轨道交通9号线计划年底开工。

五是收益约束类项目。包括土地开发整治等项目，项目经营收益充足，通过合理约定投资人的有限收益，引入投资人帮助政府加快项目实施。签约试点项目5个、总投资189亿元。其中，大渡口钓鱼嘴南部片区、南岸广阳湾生态智慧城和渝北唐家沱组团C、N分区土地整治已成功引入投资人并开工建设。

四、完善投资项目服务监管

投融资体制范文第9篇

关键词：水利工程 投融资 体制改革

党的十指出，要将水利工程放在重点位置，并突出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内涵。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水利工程建设需要面临更加繁重任务，如何依据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策略及现阶段经济变化形式，不断对水利投资融资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并建立行之有效的投融资机制，是目前水利投融资改革工作需要面临的重点问题。本文指出现阶段水利投融资体制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探讨相应的解决措施。

一、水利投融资体制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现阶段，在政府所有基础设施投资中，水利工程基础建设项目投资占比最小，且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也比较低。为了使水利工程投资能够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而实现稳步增长，相关研究机构对水利工程投融资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并认为水利基础建设项目最佳投资占比应为我国GDP的0.79-0.84%。但是，现阶段我国水利建设平均投资水平远远低于这个区间。

（二）投资渠道仍以公共财政为主

由于现阶段我国水利工程建设大幅增加，传统水利投融资体系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壮大的发展需求，进而导致水利产业投资逐渐向生产资料领域延伸。随着我国现代工农业及服务业的不断发展，国民经济产生大量剩余，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水利投资的渠道，也使得投资领域不断拓展。但是，水利投融资渠道仍以公共财政为主，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投融资改革的进程。

（三）投资决策资金管理存在漏洞

水利投资决策主要依据是可行性研究报告，能够综合反馈出水利工程的经济性，并以此为根据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可行方案。但是，很多水利工程在进行经济性能分析时，往往缺乏理论支持，也无法与实践经验充分结合起来。同时，在确定投资方案过程中，也缺乏系统的考证和研究，最终导致水利投资量不明确，进而影响到投资预算的准确性。

二、水利投融资体制改革应对策略

现阶段，水利投融资在进行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很多制约因素，使水利工程的良性发展遭遇瓶颈。针对上述问题，根据多年实际工作经验，认为该从以下三个角度加以改进，进而保证水利投融资体制改革顺利进行。

（一）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优化投资结构

国家和政府应继续在财政上支持水利产业投资，并保证财政支持水利建设的资金能够维持在可控范围之内。严格遵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中要求和规定，进一步增加预算内的水利工程投资资金，保证预算内资金能够按照法律法规中所限定的比例进行增长。采取有效措施，将财政资金逐渐向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投资领域倾斜，并使其固定在一定水平之内。2015年，青海省水利厅计划投资60亿用于全省水利工程建设，旨在从投资总目标及保障机制等方面进一步推动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同时，制定并出台相关水利工程补贴政策，通过立法形式筹集水利发展资金，并预留风险基金。集中地方留成资金，并将其用于水利建设项目发展中。同时，各级政府在应预留一定比例周转资金，用于支持水利工程发展。

（二）拓宽投融资渠道，增加水利信贷投入份额

水利投融资本身处于市场竞争弱势的位置，而目前我国尚未形成服务于水利工程建设的金融服务体系，导致其发展过程中面临更多压力。为有效促进水利投融资体制改革，须首先对水利金融服务体系进行完善，强化制度对投资体系的保障作用。其次，落实和贯彻国家政府现阶段水利投融资体制改革政策的基础上，不断在实际工作在对其进行深化，并在此过程中对投融资渠道进行有效拓展。例如，可通过优化投资环境、引入社会资金来实现，并积极探索新的投融资模式，建立健全社会服务体系，为水利事业发展夯实基础。再如，积极拓宽投资渠道和投资方式，继续吸引外国资本的投资，并保证相应的配套资金能够及时到位，进而不断加大外资投资规模。例如，“十二五”战略目标确立后，青海省在招商引资、吸纳社会资本等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且自筹资金累计达到33亿元，有效推动了河道治理、灌溉等工程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要降低外资和社会性投资的市场门槛，对社会资金投入水利建设项目专项资金管理模式进行积极探索，正确引导投资政策及经济信息服务。

（三）优化投资决策阶段资金管理

水利投资不仅能够对工程造价的合理性产生深远影响，也是水利工程项目成本控制的中重要环节，因此要对投资决策阶段资金管理进行不断优化。首先，要保证基础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进而为分析水利项目经济效益提供技术指导。其次，要不断完善可行性分析报告，并编制投资预算报告书，进一步运用科学手段，水利项目技术是否可靠、投资是否盈利进行充分论证，是投资决策重要环节。在进行可行性分析时，要针对目前市场现状和走向，结合国家未来发展规划，综合各方面因素确立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投资规模、建设标准和建设周期等。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水利投融资进行体制改革，能够保证水利工程项目投资控制顺利实施，并且能够及时对水利行业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并在规范市场行为和秩序等方面产生积极意义。与此同时，水利投融资体制改革也能够为国民经济宏观调控提供方向和指导，为政府部门制定投资决策提供依据。为此，要正视投融资机制面临的重点问题，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措施，旨在为水利投融资体制改革相关研究提供一定方向。

参考文献：

[1]张光锦，范海燕，谭杰.推进海河流域水利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探讨[J].海河水利，2013

[2]徐敏，王凌，徐勇.国内外水业投融资体制改革研究综述[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3]蔡蔚.上海轨道交通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实践与内涵：市场化选择与交易费用的困惑[J].上海经济研究，2011

投融资体制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投融资体制 市场机制 经济发展

一、西安投融资体制建设的现状和问题

近年来,西安市投融资体制建设取得很大成效,各级政府已先后成立城建类投融资平台26个。其中,市级4个(主要包括西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市地下铁道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市城市改造建设有限公司和西安市投资公司),区县级平台14个、“四区两基地一港”8个。在市级投融资平台的基础上,西安市各区县及“四区两基地一港”共组建成立政府融资平台22个,并已陆续为本区县城建、环境综合治理、新农村建设等开展融资工作。截止2009年6月,西安市各融资平台与开发银行签订涉及城市基础设施、环境综合治理、中小企业贷款、社区小额贷款等领域的贷款合同78项,合同总金额395.91亿元,到位资金187.46亿元。

西安市各政府融资平台以政府信用为依托,为城市建设、公共交通发展、以及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等项目筹集了大量建设资金,不仅有效地改善了城市基础设施,使西安市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西安市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财政收入规模较小,财政投入不足

西安市财政收入总量偏小,且增长速度远低于城市发展的投资增速,特别是在前些年国家稳健的财政政策取向和宏观调控的背景下,上级财政专项拨款和国债等预算投资所占投资资金比重不断下降,导致西安财政资金供给相对于投资需求而言面临较大缺口。目前,西安市财政收入大抵只能保证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无力向城市建设发展投入大量资金,是典型的吃饭财政。2008年,西安市财政收入145.61亿元,财政支出226.99亿元。理论上讲,是入不敷出。这种情况下,财政基本上是无力对城市建设进行大量投资。

2.融资渠道单一,过分依赖银行投资

从目前各个投融资平台的运作情况看,多数平台公司仅仅实现了银行贷款的承接功能,而且多是只承接国家开发银行的合作贷款,而与国家开发银行以外的其他银行机构的合作不够多、联系不紧密,限制了融资平台公司功能的进一步发挥。

因此,在以银行贷款为主的融资背景下,西安市固定资产投资中,平均21%的比例直接来源自银行贷款,在企业自筹资金中,间接来源于银行贷款的比例达70-80%.总的来看,固定资产投资中直接或间接来源于银行贷款的比例超过60%。

3.融资平台规模小,融资能力较弱

西安市融资平台数量较多,但是规模普遍较小,融资能力较弱,因此融资能力较弱。

4.融资平台以“融资”为主,“投资”功能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

目前,西安市融资平台一般主要依托于政府信用,贷款的还款责任主要由各级政府来负担,未来还贷压力较大,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差。

二、加快西安投融资体制建设的建议

当前,西安市的投融资状况还处于初级阶段。其特征是靠银行贷款,靠土地盘活,用这种方式转化资产,变成投入。这是一个“输血”的过程,本身很难实现自我平衡。因此,借鉴建议由以下方面加快西安投融资体制建设。

1.整合资源,加快专业性集团融资平台建设

从目前全国城市投融资平台的运作来看,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依靠银行贷款和土地运作搞城市建设,缺乏持续的资本注入机制和动态平衡的债务偿还机制,被称为只有输血功能的平台,这是最低层次的平台。二是建立具有引血和输血功能的两个机制和平台,实现项目平衡操作,这是属于第二个层次。三是建立像北京、上海那样的城投体制和机制,介入资产经营、资本运作和上市、并购操作,这个平台不仅输血功能,而且还具有引血和造血功能,是具有血液循环功能的平台,可成为西安投融资平台学习和借鉴的样本。

为此,以外地投融资平台建设的经验,对西安市各类资源进行整合,通过政府注资、划拨资产、增值收益返还等增信方式,推动现有的四个市级投融资平台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现金流建设和信用建设,形成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的集团性融资平台。要将现有的投融资平台,打造成为强有力的龙头企业,使之成为按照市场机制经营资产、运作资本、筹集资金的平台,成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投资融资和项目市场化运作的平台。并且要通过平台作用的发挥,不断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承载能力和服务能力,不断提高城市的实力、活力、竞争力。

2.创新机制,实现投融资平台的“造血”功能

首先,要将城市基础设施“无偿使用”转变为有区别的“有偿使用”,将城市资产由政府“独家管理”转变为“政府主导、市场运作”。

其次,要将城市建设“筹钱开发”转变为“借力开发”,实现投资多元化、运营市场化、服务社会化、发展产业化、监管法制化。

再次,要改变财政投入方式,积极推行财政资金的拨改投。坚持和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积极搭建平台、盘活存量、创造环境,积极将原来直接投入项目转向为投融资平台注入资本金,即拨改投。

3.不断探索,切实提高融资工作成效

一方面积极推行融资顾问行、中介顾问制度,引导各金融机构利用自身专业优势,为投融资平台包装项目、进行财务风险管理提供技术支持;一方面把握好贷款时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要积极推进多元化融资。融资渠道单一是影响我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要在充分利用好银行信贷资金的基础上,积极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和项目通过试借壳上市、发行企业债券等方式,以及商业信用、留存收益再投资、租赁融资、信托融资、结汇、出口退税、风险投资、产业基金、资产证券化等方式筹集资金,以实现产权换资产、以市场换资金、以资金换项目、以存量换增量、以政策换投入的市场机制,加快资源、资产、资金、资本的循环速度,增强地方经济发展活力。

参考文献:

[1]邹晓云.“农地”如何入市[J].财经, 2010,(1):93-93.

[2]汪涛.调控频出为什么[J].财经, 2010,(3):79.

[3]王秀云.中外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比较研究[J].中国城市经济,2009,(8):76-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