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融资体制范文
时间：2023-12-09 19:50:11
投融资体制篇1
次级债是美国银行针对信用记录较差的客户发放的住房贷款(即次级房贷),是住房抵押贷款发放机构(如商业银行)将其持有的住房抵押贷款集合组成资产池,经打包定价后出售给特殊目的机构(Specialpurposevehicle,SPV),特殊目的机构再将其以担保、保险等形式进行信用增强(CreditEnhancement),经过信用评级后以抵押担保证券的形式出售给投资者。证券每月支付的本息现金流,直接来源于资产池中抵押贷款每月获得的计划偿还和提前偿还的本息金额。
作为近30年来最重要的金融创新之一,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其核心在于通过严谨有效的交易结构设计,使资产的客观信用同原始权益人的整体信用相隔离,并提供住房抵押贷款资产本身信用和衍生信用两个层次信用。目前,已在国际上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与发展。美国次级债危机发端于2006年下半年,在2007年2月引发世人普遍关注,到2007年8月则升级成席卷全球金融市场的风暴。其影响并不仅仅限于次级债市场,已经蔓延至其他市场。在次级债危机的影响下,道琼斯指数、伦敦金融时报指数、日经指数都在下降。与2003年6月29日相比,道琼斯指数2008年1月30日的市值损失了3000亿美元,去年美国金融行业裁员15.3万人,而2006年整个行业裁员仅5.03万人。截至今年1月底全球因次级债危机而导致资本市场缩水约8万亿美元。
受此影响,中国股市牛市步伐嘎然而止并调头向下,从2007年10月至2008年3月,上证指数下跌2000多点,许多股票被腰斩。我国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这场危机的影响,同样也对中国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如何稳健运行以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提出了亟待解决的课题。
二、我国金融投资的现状分析
我国金融投资从实物投资中分离出来并发展壮大,是融合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进程之中的,并已呈现出投资主体多元化和投资工具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我国金融投资的发展面临着种种困难,无论是融资工具的发行、流通、交易诸环节,还是资本市场现存的国有股症结、股市结构单一、吸收公司上市标准僵化等特点,以及证券业的组织、管理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发育不全的金融市场环境和运行扭曲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严重地阻碍着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但更现实的则是金融投资环境发育基础的薄弱与其环境要素组合体系的残缺不全。因此,改进和完善我国的金融投资环境已成为我们培育金融市场,完善金融投资体系,发展金融投资的关键。
三、次级债危机给我国金融投资改革的启示
1.加强金融投资风险防范意识,在实践中自我完善金融体系。
(1)提高应对金融危机的监控水平;
(2)应该警惕国内住房按揭贷款的潜在信用风险;
(3)谨慎加息,避免房贷资金成本过高引发的住房按揭贷款还款风险增加的金融风波;
(4)以美国次级债危机为前车之鉴,事先采取科学论证、试点推广、风险控制等手段,尽快推动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的进程,化解集中于银行体系的金融风险;
(5)严格控制并有效阻击银行资金尤其是境外资金非法流入国内资本市场。
2.立足于本国金融资本,积极引导个人投资者参与金融投资,鼓励机构投资者的进入,同时吸收国外金融投资为补充,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加强对机构投资者进入金融投资领域的引导,降低其进入门槛,同时注意对其进行投资风险意识教育,树立投资理念。
3.根据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实现中介机构民营化,建立规范的行业自律制度和信用制度,强化会员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完善证券交易所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方式,建立严格规范的行业自律制度、信用制度和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制度,增强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
4.作为调控主体,政府退出对金融投资过程和投资行为的直接干预,成为整个社会金融投资活动的间接调控者。政府对金融投资的管理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目标合理确定金融投资活动的宏观调控目标,明确发展方向;
(2)管好、用好政府投资;
(3)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依法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保护投资主体的合法权益,规范参与金融投资各方的行为;
(4)防范国家金融风险。
5.从实际出发,以切实满足投资者的需要为宗旨,既改善金融投资环境中的物质因素,又灵活地运用各种政策措施,改善金融投资环境中的非物质因素。具体而言应从以下方面着眼:
(1)保持政治、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发展。
(2)建立一个符合国际规范的、成熟而发达的金融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
(3)建立高效率的证券交易系统和现代化的通讯网络,改进和完善信息传递系统,提高金融服务质量。
(4)建立和完善各种证券管理政策及法律,维持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秩序,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5)加快培训金融投资人才。
四、结束语
投融资体制篇2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体育赛事的不断重视，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和深圳大运会等体育赛事在我国的成功举办为掀起了一阵体育狂潮。我国运动员取得的一项项突破增强了整个民族的凝聚力。与此同时，在人们日益关注健康的时代背景下，全民健身的风潮迅速由城市向农村地区蔓延。因此，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投资者抓住了消费者的需求，一系列与体育相关的产业迅速发展并逐步成为社会发展的朝阳产业。体育产业是指为社会和公众所提供的体育服务或者体育产品的活动以及与体育相关活动相关的一种集合。当今社会体育产业以其独特的方式为大众提供了更为多元的产品和服务，让我国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活动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体育产业不断发展并呈现出了一些新特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体育迷，这些人去对体育赛事的关注度比较狂热并带动了身边很大一部分人群对于体育的关注。同时社会上开始出现了空前的全民健身的体育消费现象。这种全民化的体育关注度带动了体育市场的多元化发展，市场上出现了和体育相关的体育用品、设施、俱乐部、保险、旅游等。而发展体育产业首要的保障是资金的支持，即投融资的运行成为了企业能否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的制约。因此，体育投融资的渠道也更加宽泛，主要包括政府投资、企业投资、社会游资、体育相关的活动和体育融资等。但是由于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起步较晚，相对一些体育大国，我国体育事业的规模较小，体育事业的整体发展水平仍然较低。从我国现有的体育产业结构来看，我国非上市的体育公司绝大多数属于中小型企业，无论是哪个行业，中小型企业的融资一直是企业做大做强的制约瓶颈，这对于中小型的体育事业来说同样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因此，对于中小型的体育企业来说，其经营现状和盈利能力也会受到限制，很难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另外，企业内部资金管理的不科学，极容易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资金链断裂现象。可见，我国体育产业在融资方面还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因此，本文以中国体育产业投融资的运行机制现状进行分析，进一步研究其运行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二、体育产业投融资现状分析
（一）体育产业投融资含义 对于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来说，资金是疏通企业正常运转的血液，也是企业得以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没有一定的资金作为保障和支撑，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很难得到有力的保障。为了保障企业发展中的资金得到良性的保障，建立科学的投融资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对于企业来说建立良好的投融资机制是指企业有效地发挥企业内部经济体内投融资活动各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及其调节投融资运行的功能。体育产业投融资是指在发展体育产业的相关产业和项目的过程中，为了保证项目经营的有序性和科学性，通过资本市场的调节实现对相关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发挥出资源的最大作用，促进体育产业各个项目之间的配合和利用。融资既包括有形资本如固定资产，同时也包括一些技术等无形资产。
（二）体育产业投融资方式 奥运会等重要国际体育赛事在我国的成功举办有效地促进了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体育产业也逐渐成为了我国经济特色建设中的一个独立的产业门类，并迅速地拉动了我国新的经济增长，从而有效地促进了我国与之相关的产业发展。无论是体育经营的机构还是总体体育产业的投资额都处于快速增长的阶段。透过我国体育产业投融资的发展历程可以分析出体育事业的发展同我国的整体经济体制改革是相适应的。体育产业的投融资方式也趋于更加多元化的发展节奏。例如：我国体育相关的产业值和占GDP的总量比中处于不断增加的趋势，其中平均增长速度为22.6%，这比我国同期的经济增长水平还要高。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体育事业快速提高的大背景下，我国的体育产业是多元化的，投融资方式主要包括：
（1）体育产业股权投融资。所谓的体育产业股权融资是指由体育产业企业的股东自愿向外来投资者出让部分企业所有权，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引进新股东的融资方式。体育企业通过股权融资所获得的资金，不需要付息还本，新股东与老股东将会有同样权利分享企业的赢利与增长，并有承担风险损失的义务。这种融资方式又可分为公开市场股权融资和私募股权融资。我国体育产业中有不少企业便实施了这种融资渠道，如李宁、安踏、中体产业等。
（2）银行贷款融资。与其他产业一样，体育产业可通过金融机构进行贷款来实现融资，这样的融资方式风险较低且成本小，方便快捷是体育产业被广泛使用的融资方式，常用的银行融资手段主要采用抵押、质押、保证等形式获得银行资金的信任。例如：在建设体育中心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抵押土地或者对体育中心的收费权进行质押的方式向银行申请贷款来保障体育中心顺利建成等。
（3）体育产业债券和基金融资。体育产业债券融资是指相关的企业为了筹集资金在债券市场依照法法律法规所规定的程序发行的、并约定在一定期限内付息还本的一种有价证券。针对我国实际情况，我国发行体育产业债券主要运用在综合性大型国际国内体育赛事中，并且往往由政府和重要机构进行组织。与此同时发展体育资金也成为了融资的重要手段，例如奥运产业投资基金等。
（4）体育活动赞助、及其它融资。伴随着市场运行机制的不断发展，企业赞助的活跃发展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在一定条件下二者相互利用形成双赢。企业针对体育产业的赞助主要是为体育活动等提供支持，体育机构则宣传企业产品等。这是一种商业行为，并成为了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发展趋势。此外，体育的盛行也成为了体育产业融资的重要途径之一。融资的方式主要包括足球、篮球、赛马等，主要依靠人们自愿购买的方式融资，从而推动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同时，我国奥运会国家体育馆等项目利用BOT项目的融资模式进行商业化运作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三）体育产业投融资环境分析 与其它产业一样，体育产业的投融资也是在一定的经济、社会及政策等方面运行的。体育产业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朝阳行业，主要表现在：
（1）体育产业的消费意识提高，消费人口快速增长。受到国家政策和宣传的影响，全民运动的健康意识深入到了更多百姓心中，广大城乡百姓对健身意识的不断加强势必会带来新的消费热点。围绕体育产品相关的服装、健身器材等迎来了新的发展春天。这种消费意识的提高促进了消费行为的构成。这种不断增加的体育产品消费从发达的东部沿海向中间城市发展，并且城市消费的行为慢慢影响农村地区的消费。人口基数不断提高的体育消费市场更加坚定了体育生产的发展方向，新目标的确立加快了体育产业相关商品的结构调整，促进了整个体育产业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2）体育产业相关政策不断推进。我国体育产业之所以能够得到快速健康的发展，这与我国国家政策对体育事业的支持离不开，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将体育产业划为第三产业中给予保护，例如在2008年国家体育总局颁布了《体育及相关产业分类（试行）》标准，通过这个标准的制定规范了我国体育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方向，为我国体育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等。因此对于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来说市场是极其广阔的，体育产业的投融资拥有良好的发展环境。
三、体育产业投融资存在的困境
（一）融资需求大与供给不足，制约新型体育产业发展 北京奥运会等国际体育赛事的发展推动了我国新型体育产业的发展。但是，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历史较短，在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构成中所占的比重较小，所以整个体育的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尽管国家政府和媒体对体育事业的关注和宣传对群众的影响时间较短，相关的体育产业企业在这些年才得到初步的发展。但初级阶段的企业需要有大量的资金和技术作为支撑，处于成长发展阶段的企业往往具有一定的融资风险，遭受投资被拒的风险。
（二）信用机制不健全，缺乏稳定资金来源 由于我国的体育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很多投资者对于企业成长发展初期缺乏信心一直处于观望的状态，而整个体育产业的融资市场又缺乏准确及时的信息来源，虽然人们体育的消费水平不断的增加，但是，体育投资的水平仍然相比发达国家来说存在很大的差异。银行等金融机构或者非金融机构对于体育产业的融资始终不够开放，而网络等新型媒体在确保体育事业信息服务中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整体来说其发展的程度仍然较低，缺乏完整的信息储备机构，因此渠道的封闭性和不稳定性导致了体育产业融资缺乏相对稳定的来源。
（三）融资结构与融资渠道不合理 体育产业融资结构是指体育产业的主体在发展过程中采用一定的策略从多种途径进行资金筹集的多样化选择组合。我国体育相关产业的融资结构主要通过股权融资的形式，但这种投融资的过程存在较大的财务风险。从体育产业融资现状可以看出当前我国体育产业的融资渠道主要是依托政府和大型企业的投资方式。这种融资的方式效率相比较低，又需承担较大的风险，因此，投资者很容易产生财务危机，所以这些产业的企业很难在短期时间里得到良好的运转。
（四）体育产业融资体制存在不足 具体如下：
（1）体育产业市场体制不健全。虽然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经济体制改革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全民健身的体育意识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我国的体育事业从整体来说得到了大众的认可，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针对体育融资相关的中市场机制一直处于边缘化的进程中。体育产业的融资过多地依赖政府和大型企业，其结构无法得到优化，融资渠道的单一化和管理思想的僵化不利于在竞争中得到稳健的发展。一方面，对于体育产业的大部分中小型企业来说，由于受到自身规模和发展速度的影响，我国金融政策对于中小型企业的放贷政策和力度不够大，因此，这些中小企业很难通过金融等行业进行贷款，所以金融融资对于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来说不占优势，而在我国大部分体育产业的固定资产占有率相对少，企业内部分流动资产和无形资产又难以用科学的方法或者等量价值进行量化，因此，大部分中小型体育产业在进行金融贷款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担保，加上市场融资不灵活导致融资难。另一方面，很多中小型体育产业在市场运行过程中缺乏完善而科学的企业管理体制。中小型企业发展的弊端在于不能很好地进行财务管理，而财务对于任何企业来说都是得以发展的心脏，因此，较为粗放的财务管理使得资金的使用计划效益降低，企业融资难也成为了必然。
（2）体育产业缺乏融资优惠政策。由于我国体育相关产业的发展起步较晚，发展缓慢，相对体育大国来说，我国整体的发展规模较小，在北京奥运会等推动下才迎来体育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人们才更多地关注体育事业，因此，与体育的相关行业和服务产品才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体育市场经济，但是由于历史较短，与之相关的企业都处于发展的成长时期，很多投资者因为害怕承担风险而一直处于被动的观望状态，投资者的被动选择让融资处于断层阶段，因此，促进体育事业发展的财务优惠政策非常重要，但是，我国与体育事业相关的优惠财政政策还处于萌芽阶段，从我国目前针对体育产业制定的相关政策中可以看出国家在这点上一直处于空白阶段，这将大大降低体育产业发展的信心。目前通过市场直接对体育产业的相关企业进行融资的现象受到了政策的制约并不是十分广泛，进入门槛过高导致了体育产业贫富差距加大的发展趋势。很多中小型的体育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举步维艰。市场体育产业投融资主体之间的矛盾就会出现更大的裂痕。
（3）政府主导偏差，缺乏完善的体育监督和制约机制。由于体育产业的发展处于成长的初期阶段，因此，对于我国体育相关的产业，在管理过程中主要依靠政府主导，市场作用的影响很难发挥出自身的优势，而在实际操作和管理中政府仅仅从宏观进行掌握，而对具体的事项管理却容易忽视。在我国体育产业的投融资管理过程中我国政府所制定的相关政策中存在较为严重的公共产品供给上的缺位、宏观调控经济活动中的错位等现象。在整体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企业、社会大众对发展体育产业动机各有不同，政府不重视体育产业投资政策指导作用，体育经营者追求高额利润的榨取，社会大众注重体育消费需求，从而造成了政府资源闲置而没有发展体育产业，企业想办却因政策上的制约导致办不成，社会大众对体育的需求不能满足的尴尬局面。
对于投融资渠道、融资管理和资金落实等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由于缺乏一定的市场制约，很多体育产业的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容易盲目扩张。主要采用的是以先入为主来抢占有限的市场的发展模式，但是这种盲目性就会造成市场混乱，竞争的进一步加大而导致后续资金链的断裂，企业的生命周期缩短，盲目的以扩大面积，采用昂贵设备等造成资源浪费，收益甚微。
四、体育产业投融资机制改革对策
（一）体育产业投融资机制改革目标分析 我国体育产业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体育产业的投融资还处在摸索的发展阶段。投融资的结构和市场配置同其它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我国体育产业投融资机制要深化改革，进一步明确改革的目标。 首先，要致力于体育产业投融资结构更加合理化。其主要途径是通过采用资本市场上市、发行企业债券、体育产业投资基金等方式为体育产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资金，提升中小企业的管理水平，使整个体育产业的发展趋于健康的发展态势。其次，发挥市场调剂，实现科学化的投融资配置。我国体育产业虽然有较好的发展空间，但是缺乏市场化。要处理好大型体育企业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国有企业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从整体着眼提高我国的体育发展水平。
（二）构建适合国情的体育产业投融资体系 具体如下：
（1）完善财政投融资体系。财政投融资是依靠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对于闲散资金的一种有效吸引而用于支持一些发展起步的企业。我国体育产业在市场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往往由于起步晚资金吸纳紧张，因此，政府必须进行一定的市场干预，通过必要的宏观调整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同时也有效地降低投资者的风险。所以，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分析体育产业的市场运行规律，树立一种全新的财政管理的观念加快体育市场资本的运行，完善与之配套的投融资机制将有利于实现体育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完善相关的财政投融资体系工作主要包括：首先是财政部门要加强对体育相关产业的财政投融资出资人制度的修订；依靠法律手段，完成财政投融资定位的立法工作；制定科学的财政预算系统；建立相互制约的决策机制，提高管理水平；进一步落实财政信用的监管工作等。同时，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和完善对准公共体育产品的财政投入机制，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发行股票、建设债券等形式筹集建设资金等。
（2）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体育产业资本进入机制。首先，尊重投资者主体地位，我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企业的发展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规律，并充分发挥和利用社会主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我国体育产业相关的企业投资者主要包括政府、企业和居民。不同的投资主体的投资方式和投资金额等具有差异性。但是正是由于投资者的多元性才促成了该产业发展的活力。国家要制定相关的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和个人加大对相关产业的投资，通过优惠政策降低其投资的风险，增强投资信息。充分处理好政府同企业、个人投资者之间的沟通，实现有效的监管，理清政府与民营资本的投资领域促进企业良性发展。同时，通过建立有利于企业和个人进入体育产业的投融资机制促进体育产业的蓬勃发展，发挥出民营资本在体育相关产业中实现资本价值增值的作用。其次，重视我国的投融资资本市场的作用。由于我国体育产业的固定资本较少造成贷款难的问题，所以要实现和处理好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自由资本和借入资本、股权资本和债券资本以及无形资产变为可以经营的价值资本的关系。充分发挥出市场资本运行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通过采取多种融资途径和方式实现体育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这种激励机制的建立主要通过债券融资、股权融资 、产业融资等方式得以实现。
（3）建立与完善体育产业投融资中的风险投资机制。任何投资过程总会带来一定的风险，体育产业在这几年的竞相发展，既有参与竞争的活力又有被淘汰的风险。投资者在这个过程中容易走上极端，要么盲目投资，要么止步观望错过了较好的机会。因此为了提升体育产业发展的活力，必须依靠政府完善相关的风险政投融资体系。风险体系的建立将有助于确保投资主体的作用，同时也能够体现出政策的优惠。首先，要建立和完善体育产业风险投资信息披露机制。畅通的信息化披露机制能够保障体育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公平竞争，为体育产业的投资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信息的对称有助于推动不同投资者参与体育产业的热情，调动他们的投资积极性，为体育产业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其次，进一步完善和建立体育产业风险资本的退出机制。投资者在对该行业的投资过程中能够有更多的选择机会。通过建立良好的退出机制从而保证投资者的信心，也能够使得整个投资环境更加多元。
（4）进一步完善体育产业投融资政策保障机制。国家和政府要制定相关的政策，通过诸如体育产业发展基金的方式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尤其是对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扶持。通过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依靠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投资人的信心，促进投资者参与投资的热情。通过借鉴和利用第三方的服务系统提高管理水平，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担保体系规避投资风险是对投融资的方式和结构更加优化的保障。
综上所述，本文对我国体育产业投融资机制的现状和概念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研究，针对目前我国体育产业投融资的发展现状分析出了该行业相关产业投融资存在的一些问题的主要表现，并提出了我国体育产业投融资机制改革的方向和相关的策略。但是，我国体育产业投融资机制的改革在现实操作中是一个综合而复杂的问题，与此同时，完善相关的体育产业投融资机制也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和经济基础作为保障。因此，本文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全面，需要不断进行调整与补充。
参考文献：
[1]刘亚云：《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对策》，《体育文化导刊》2004年第4期。
[2]杨涛、体育：《文化产业统计指标与体育消费统计指标的比较研究》，《中国商贸》2011年第2期。.
[3]宋迎东：《江西省体育产业投融资体制现状分析》，《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08年第24期。
[4]倪刚：《体育产业融资结构与方式的研究》，《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投融资体制篇3
关键词：供水企业；投融资体制；探讨
中图分类号：F83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1）12-0191-01
供水产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产业，在改善民生、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作为供水产业的微观主体―供水企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鉴于供水企业具有自然垄断性，加之资金门槛较高、资金回报率较低以及需求弹性较低等特征，传统的投融资机制并不适应供水企业的发展，改革供水企业投融资机制势在必行。
一、概述
一般而言，供水作为一个行业而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供水行业专指输水环节，即通过自来水管道进行水的输送环节。而广义的供水行业则是从制水开始，以回收水为重点一整套水循环系统，即包括制水、供水、用水、排水、水处理和回收等环节。由于我国供水行业管网尚未完全分离，所以供水行业一般是广义上的供水行业。供水企业便是从事供水行业的企业实体。它一般具有以下特征：经营形式的自然垄断性、资金密集型、投资回报率较低。
一直以来，我国将供水产业作为公益性事业来发展，政府在供水产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主导的角色。首先，投融资方面由国家和地方政府负责，政府作为唯一的投资主体，承担水循环链条中各个环节的成本费用；再者，政府制定了有关供水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同时实际承担着供水企业的事务管理，在行业内形成了一种典型的行政性垄断。这种现象随着供水行业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而有所缓解，政府在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在该领域的主导角色不断弱化，这主要体现在政府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水业投资项目，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供水产业基础建设所需的资金缺口，活跃的民间资本力量显著推动了供水产业的发展，大批符合现代公司制度的供水企业不断涌现。可见，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进行城市水务工程的建设、运营与维护是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长期受到行政管理体制的影响，供水企业在投融资效率上尚存在不足，与该行业相适应的金融工具十分匮乏，加之各种投资资本缺乏协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供水企业的发展壮大。
二、有关完善供水企业投融资体制的思考
一般而言，供水企业投融资体制包括投资和融资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投资是以特定项目为对象、直接与新建项目或更新改造项目有关的投资行为；而融资则是指与投资活动相匹配的资金筹措行为，涉及到供水企业不同性质的资本金在企业资本中所占的比例等。至于投资与融资之间的关系，投资决定了融资，项目投资者背景、财务状况，投资项目的预期经济效益和风险水平等情况，决定了融资的结构、条件等。同时融资又制约着投资，如果没有顺利的融资相结合，投资者有再好的设想，也无法实施项目的投资活动。在我国，水利行业实现市场化后融资渠道不断拓宽，不同的融资渠道对应着不同的资本性质，如何实现各种不同性质投资资本的有效协同事关投融资的效率和效果，也是完善供水企业投融资体制的重要方面。笔者认为，完善供水企业投融资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明确供水企业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
按照现阶段我国在供水企业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城市供水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明确政府和供水企业各自的权责，切实保障作为供水企业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按照公平、有序竞争的原则营造一个和谐的市场氛围。在这个过程中，应当区分供水行业的经营性领域和公益性领域，确定不同的投融资管理体制。具体而言，对于城市防洪、城市供排水管网和水源保护等公益性工程，政府应承担起建设、运行、维护以及更新改造的责任，要建立稳定的财政投资渠道和市场化的运营模式，确保有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维护费中用于公益性供水项目的资金使用效率，还要研究在水利建设基金等方面支持公益性水务工程建设的政策措施。而对于城市供水等经营性项目，资金来源应市场化，主要通过非财政渠道筹集，走市场开发、社会投资、企业管理、产业发展的道路。
(二)进一步规范供水企业投融资的监管协调机制
供水企业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存在着多方利益相关者，如政府、消费者、社区等，供水企业投融资情况影响着各方利益相关者的相关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应当加强监管和相关协调工作，明确界定各方的权利、责任与义务，以此提高各相关部门之间的协作效率。需要明确的是，各种不同性质的投资资本出于不同的目的进入供水企业的各个项目，对于这些资本供水企业应当监管，在使用过程中应当明确资金提供方的责任，并与资金提供方进行充分协调，避免其中途撤出资金而对供水企业投资项目造成的损害。此外，还应当加强城市供水管理的立法，使城市供水市场实现依法监管。
(三)构建公平、有序竞争的市场，改善供水企业的投融资环境
鉴于供水企业所在行业的特殊性质，政府应当在改善供水企业投融资环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例如，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政策、财政政策等调控政策扩大供水企业的利润空间，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向供水企业投资，降低供水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而促进供水企业的发展壮大。同时，对于资本性质不同的供水企业，应当公平对待，鼓励各类性质的供水企业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有序竞争，为广大民众提供更为优质的供水服务。
(四)引入项目投融资方式，提高投融资效率
鉴于供水企业投资具有数额大、时间跨度长等特点，采用项目投融资的理念开展可以有效提高其投融资的效率和效果。在项目投资过程中，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可以通过单一项目子公司、非限制子公司、公司、公司型合作结构、合伙制和有限合伙制结构、信托基金结构、非公司型合资结构等多种形式进行；而在项目融资过程中，可以通过投资者直接融资、单一项目公司融资、生产贷款、杠杆租赁、BOT融资方式、ABS融资方式等多种方式开展，当然也可以通过以上几种方式的组合在筹得资金。
综上，供水企业投融资是供水企业开展日常活动的基础，也是供水产业市场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只有建立健全的投融资机制，才能确保供水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才能使得供水企业充满活力。
参考文献：
[1]刘军.BOT投融资模式在污水处理工程项目中的应用分析[J].中国工程咨询,2010(5).
[2]胡永法,黄健元.我国水利投融资体制问题探讨[J].水利科技与经济,2006(2).
投融资体制篇4
其中，地方政府融资负债问题已经引起各界高度重视，但是对于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特别是投融资体制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却缺乏关注和研究。
地方政府把投资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其投资可分为四类：一是用财政资金直接投资各类公益性项目；二是用财政资金投资设立各类国有企业和公司；三是通过这些国有企业再去投资和建设；四是制定财政扶持政策，吸引国内外企业的投资，即招商引资。
中国现行的行政体制和经济体制，也激励了地方政府投资。特别是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各地区之间激烈的竞争，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投资热潮，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也是改革开放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
不可否认，现行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和模式有其合理性。在保证公共财政运转之外，地方政府的建设投资存在大量资金缺口，必须通过其他融资手段来解决。
而地方政府不能制定税种、税率和税收分配比例，不能调节利率和汇率，更不能发票子、搞赤字，目前也不能自行发债，因此只能想别的办法：可以利用自己的土地等资产做抵押，可以利用自己的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做担保，可以利用自己设立的投融资平台公司等，主要通过银行贷款等手段，融聚大量社会资金，满足投资建设需求。
这样，地方政府就以较少的财政资金，起到了撬动社会资金的杠杆作用，通过银行贷款等融资方式放大了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使地方政府可以在短期内干更多的事。
地方投融资问题和隐患
现行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虽有其合理性，但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当前各地投融资平台发生的问题，就是跨过了这个“度”，这些问题和隐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投资率过高。近几年全国各地大干快上，固定资产投资猛增，形成新一轮投资“”。
2003年以来，中国的投资率连续八年超过40%，2011年中国投资率达48%，为有史以来最高，最终消费率是47%，为有史以来最低，第一次出现投资率超过最终消费率的情况。
其次是投资方向和投资波动变化大。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新的市场机会很多，又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除了垄断行业以外，经济要素和资金的投向在各个领域和行业之间快速流动和变化。资金通过投资的形式在各个行业之间流动、聚集和再变化，除了有产业结构升级和转移的客观规律外，也造成比较严重的经济波动和结构的不合理。
一个主要原因是各行业之间的平均利润率差异太大，且变化太快。企业追逐利润本来无可厚非，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不到位，地方政府推波助澜，有些行业被国有企业垄断，行业协会不起作用，是行业利润率差距过大的重要因素。
第三是投资结构不合理。这重点表现为政府投资快速增长，比重上升，但职能分工不清。近年来，很多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存在重投资、轻公共服务的现象。
2009年以后，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大幅增长，近几年很多地方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超过此前若干年之和。特别是在一些垄断行业，这种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产生了严重挤出效应，各方面已有很多意见。
客观上，地方政府的责任大，要干的事情多，要投的项目多；主观上，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又投资了许多不该投的项目，造成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交错的乱象。
一方面，政府本应负责公益性项目的投资，却投资了很多经营类项目，例如很多国有企业都投资房地产。另一方面，很多地方国有企业投资和管理相当混乱。
一是层级、数量太多，例如天津某控股公司下边层层投资达八九级之多，各级全资、控股和参股公司多达上千家；二是相同行业重复投资，不但与民营企业争利，而且自相竞争。
同时，城市建设改造和房地产投资比重过大。近两年，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抑制了房地产盲目投资和价格上涨，但是各地不但设法避开中央政策，还在加大城市建设和改造投资。一些地方政府一说发展产业，就想投资建设产业园区盖房子，普遍存在重硬件、轻软件，重城建、轻产业等现象，实际是在搞变相的房地产。
此外，各地基础设施等公用事业投资猛增，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组成部分，普遍存在投资过大、过于超前的现象。
投资体制结构性缺失
首先是现有的法规和制度，并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
例如2004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对指导全社会的投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前两年大家都还关注这个问题，而在近几年的投资高潮中已经很少有人再提及了。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制定了很多关于投融资管理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但这些法规在近几年各地的大干快上中受到许多冲击，贯彻落实的情况并不理想。
其次是有关制度的缺失。例如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各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责任边界都缺乏明确的制度规定。
再次是制度本身存在问题。例如投资项目的审批制度过多且不够规范。目前的审批制度不完全是计划经济的问题，而是政府职能问题，更是一些部门和官员的权力和利益问题。
例如人事干部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查阅一些地方对各级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的文件，只有考核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的指标，而没有考核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指标，有的地方即使有，规定得也很粗泛，更谈不上考核投资效率和风险债务方面的指标。
地方政府投资也存在大量非理。地方政府在许多投资项目决策过程中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讲市场原则，不进行市场调研，不做可行性分析，不遵守相关程序和制度，不执行已有规划和计划，不集体讨论，全靠长官意志。更多是由于政策导向问题，部分领导干部心态浮躁，眼睛向上，热衷于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
总体来看，地方的投资效率很低下。目前我们对政府投资的绩效评价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现有统计办法和数据也很难准确计算地方政府的投资效率。从现象看，主要还是不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盲目投资，乱上项目，结果有效投资不足，投资回报少，效益差。
最终，大量的重复投资、产能过剩和地方产业同构、房地产空置率过高等，主要是地方政府的投资政策造成的，政府的无效投资无疑是最大的浪费。
融资负债风险不断积累
近两年，举国关注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担忧其风险失控。
2011年，国家审计署的意见是“总体看，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负担尚未超出其偿债能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可控，基本安全”。但这些测算数据和结论，距离实际相差甚远，和我们在地方工作的感受也不一样。对于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不能仅仅满足于“风险可控，基本安全”，而且要对地方政府的整体经济工作有更高标准。
这两年，许多地方政府的投资和负债规模超过了之前若干年之和，今后几年是还款高峰期，还本付息压力很大，地方财政非常紧张，这已成为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稳定的一大风险。
地方债务问题主要表现在：家底不清，心中无数；财税分配制度不尽合理；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和债务管理不善；地方国企存在问题较多；部分官员思维和行为方式错误。
出现这些问题，还是因为市场经济改革不到位，政府职能太越位，“无形的手”太弱势，“有形的手”太强势。
中国这种“政府主导型经济”的现象，主要体现在各级政府是实际上的投资经营主体、资源分配主体和利益主体，有些“公司化”了。各级政府已成为游离于市场企业主体之外的又一个庞大“准经济主体”，其结果是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且无人对此负责。
这种强势的地方政府行为，割裂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影响了中央宏观调控。我们既要继续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又要设法将其引导到正确方向，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因此势在必行。
投融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政治、法规制度、人的道德行为等各个方面问题，需要综合研究解决。很多问题还要从宏观层面，从大的体制机制改革和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管理等方面入手加以解决。投融资改革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按照标本兼治的原则，根据投融资逻辑关系和改革力度大小，分为近期、中期、远期三个改革阶段。
近期：加强投融资基础性管理
当务之急，是加强地方政府对投融资的基础性管理工作，达到相对提高政府的投资效率，控制融资负债风险等有限目标。
首先要提高认识，执行法规，总结经验。各级政府要根本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由过去主要依赖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增量推动发展，转变为主要依靠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要提高地方政府整体经济管理水平，提高区域经济的投入产出比。
发达国家政府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进行投融资，已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近年来，中国各地政府在这方面也进行了大量探索，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等有许多成功经验，对各地都有借鉴意义，应当从国家层面进行经验总结和推广，以推动整体投融资体制改革。
各级地方政府应根据“十二五”规划，制定“投融资总体规划”，认真研究测算各项投资建设所需资金规模，编制“融资负债规划”，即完整的大资金平衡计划；再与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一并制定完整的“投融资总体规划”。
其中重点在制定 “融资负债规划”。要设计好“地方政府债务解决方案”，把遗留的历史问题解决好，再由地方政府与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共同制定“融资负债规划”。
要建立对地方政府的投融资评估考核体系，完善干部人事制度。为此要建立一套评估考核投资效果的指标体系和制度，促使地方政府提高投资效率和整体投入产出比。还要建立一套考核融资债务风险控制的指标体系和制度，促使地方政府合理降低债务比例和财务成本，合理缩短还债时间，特别是防止和控制把过多债务风险留给后任。
为了简便易行，真正落实，应该把对投融资的专业考核内容与政府审计工作相结合，作为对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的要件之一。
中期：在现行体制内深化改革
中期的改革目标，基本是在现行体制内通过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减少政府投资，增加社会投资，加强外部制约。
要通过制度化建设，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推动投融资改革。2004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八年后形势已发生较大的变化，特别是近几年出现一些新的问题，需要对这一《决定》进行修订。国家有关部委要尽快出台《政府投资条例》，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建议由国务院制定出台关于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相关意见（下称《意见》）。
为此，明确政府责任，按投资项目类型进行分工。政府投资主要放在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公益性项目上，放在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方面和关系国家重大利益的领域。还应根据这些项目的经营收益情况，分为非经营类、准经营类和经营类等类型的项目，政府主要负责投资公益性的非经营类和准经营类项目，基本不投资经营类项目。
要明确各级政府职能和责任分工，明确中央负责干什么，投资什么，地方省、市、县各级政府应该干什么，投资什么。
还要从投融资改革的角度，提出对财税制度改革的要求，这是投融资改革的基础。
应考虑明确划分各级地方财政支出用途、支出边界和支出责任，提高中央财政支出的责任和比重。要帮助地方政府完善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
要改革税收制度，调整中央与地方分税的格局，合理提高地方政府税收比例；给地方政府更大的营收自，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改变主要依赖于土地收入的地方财政结构，探讨建立以地方为主体的税种和税源。
为此要减少政府投资、增加社会投资、创新投资模式。要根据地方经济总量、地方财政收入及有关人均指标等，制定地方政府投资率控制指标，对不同级别政府实行不同指标控制。
最终，要确立民营企业在投资中的主导地位。要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可以实行市场化运作的公益性项目和垄断行业的投资，还要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地方政府的投融资体制改革。
融资债务方面，要研究制定不同级别的地方政府负债率和债务率等指标，设定不同的限额标准，实行严格的限额管理。《意见》还应制定优惠政策要求，鼓励地方政府通过金融领域的创新，拓宽投融资渠道，吸引社会资金参与。
应建立和完善相关法规和制度。最近全国人大在研究《预算法修正案》，有关新增条款提出“预算分为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各级政府的全部支出和收入都应当纳入预算”。这是非常重要的，修正案一旦通过，投融资体制改革要执行《预算法》要求，把《预算法》作为管理和约束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有力武器。
还应建立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制度。有专家建议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指出地方政府负债是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可以用这一思路指导地方政府制定“投融资规划”，将来还可按照这一思路建立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制度。最终要将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管理，纳入地方经济发展宏观管理体系，将短期经济政策的长期成本显性化，将债务风险跨任期、跨部门之间的转移显性化。
还要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加强对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的债务和信用管理。为此要支持建立社会化独立的专业信用评级机构，开展对地方政府债务信用评级，并以专业机构报告形式公布地方政府债务情况，用市场和舆论推动政府提高债务透明度，建设“诚信政府”。
要制定政府投资项目及内部管理标准体系，这个标准体系要涵盖政府使用和管理的各类资源，作为计划及投资项目的依据，并将这一标准体系作为《意见》配套文件，当成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建设工作。
最后，应重新组合架构地方国有企业。不少地方国企架构混乱，且与投融资平台公司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仅仅清理和整顿平台公司是远远不够的，更要对地方国企动大手术：
第一，明确规定省、市、县三级政府，每级只能保留一个国有控股公司，同时负有投融资平台公司的职责；
第二，地方国有控股公司下面所有企业应进行重组，“合并同类项”并减少层级；
第三，规范省、市、县三级控股公司之间的关系，规范每一地区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关系，并最终纳入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
第四，严格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国企要“去行政化”，不得有行政职能和行业垄断等特权；
第五，地方国企要坚持市场化大方向，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维护企业的独立法人财产权，保证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
远期：全面改革解决深层次问题
长期来看，不仅从经济领域，而且从政治法律、社会文化以及人的思想道德观念等领域全面推进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彻底解决深层次问题。还要通过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地方投融资体制，最终通过市场支配经济要素流动。
市场经济体制应建立起自主决策、行为规范、责权利统一的多元投资主体体系，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市场有效约束的融资体系，全方位、全过程的投融资中介服务体系，以及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为此有如下两项改革建议：
一是从投资的角度，解决行业平均利润率差距过大的问题。
最根本的是，建立公平的市场环境，防止过度投机，促进各行业平等发展，保证产业结构合理和经济运行稳定。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可以作为企业的参考，但不应通过行政干预去主导产业发展。
政府首先要放开市场准入，打破政府和国企对某些行业的垄断；其次要通过宏观调控，深化财税改革和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通过更加灵活的结构性税率调整，调节行业利润率的过大差距；最后要充分发挥各类行业协会的积极作用。
二是从融资的角度，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为此必须彻底改革征地制度和土地出让制度，进而改革土地收费制度，变一次性收费为长期征收土地税，或实行土地年租制度，或建立土地收益基金，规定当期政府可支配使用的比例。最终实现土地出让收支的跨期合理配置，以平衡不同任期政府的财税收入，并长期享受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
要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要推动地方政府从投资型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变。
政府不能作为一个经济主体，更不能作为一般的投资主体，即使要参与某些必要的经济活动，也应作为平等的市场主体出现，而不能靠行政权力干预和破坏市场。
规范和约束政府权力的核心环节，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其中，投融资项目审批改革又是重中之重，最终要减少官员的自由裁量权。
可由立法机构和独立部门（类似过去的体改委）全面清理政府行政法规，尽快建立与国际惯例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审批法律体系和管理模式。原则上取消对民营企业投资项目的审批，进而做到除有明确规定外，取消所有项目审批。
明确规范国企的行为和责任，也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环节。政府和国企不应有自己的利益，更不能与民争利。只要不涉及国家重大利益，政府和国企应退出所有经营性领域的投资。
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投资追求的目标是资本回报率，提高资本回报率的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市场的营销，而这又有赖于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改善和价值观的驱动，特别是调动人的积极性，为此必须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这不能只有良好愿望和许诺，政府要牺牲和让出部分权力和利益，包括经济资源分配权和投融资项目审批权。这些改革，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
彻底解决现行投融资体制约束乏力的问题，还在于人事干部管理制度的改革。
政府投融资决策等重大经济事项，不能领导个人说了算，一定要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有人负责且能追责，这是规范和制约政治经济权力的重要部分。
任命与选举制度相统一，也是改变投融资决策机制的一个基础。为此，要真正落实宪法和法律赋予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真正落实《》赋予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党员的权力，真正发扬党内民主。
投融资体制篇5
【关键词】投融资体制 改革经验 双重视角
为了使我国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具有科学性、有效性、开放性和包容性，本文认为有必要研究国内外的投融资体制改革经验，做到“知己知彼”。对此，本文选择从国际和国内双重视角予以分析。国际改革经验方面，本文拟分析美国和日本的投融资改革，国内改革经验方面，本文拟分析四川、重庆和上海的投融资（平台）改革。
一、美国投融资改革经验
美国的投融资政策特别是对欠发达地区的政策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从历史上看，美国在较为落后的西部开发中与我们国家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即西部开发需要大量资金，而完全来源于政府的资金难以满足其需求。然而，美国通过政策倾斜加商业投资的方式较好的解决了西部开发中的投融资问题。
首先，政府制定了有利于长期稳定发展的政策，并通过健全的法律法规予以保驾护航，为西部地区的开发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政治及社会环境。
其次，政府通过倾斜性的财税政策来扶持西部地区的发展，比如通过直接投资以及转移支付等方式为西部地区建设包括交通、教育、卫生及技术平台等基础设施，这些必要基础设施的搭建有利于西部地区的资本积累，有利于其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
再次，政府通过税收优惠和项目高回报等方式为招商引资创造条件，如对到欠发达地区投资兴业的企业，可以根据其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和雇佣人数降低税率，以此来鼓励各类企业参与西部开发的投融资；此外，政府还通过适当的资金贴补等政策来吸引社会资本甚至是国外资本投资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解决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大量资金需求。
最后，政府还通过有倾斜性和针对性的货币金融政策来支持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如赋予地方联邦储备银行较大程度上的独立自，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以及资本金等方面实行差异化政策，允许欠发达地区根据经济增长需要实施差别化的金融政策，以此来吸引资本流入；同时，为了更多的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西部地区的投融资，政府还通过成立区域性商业银行、企业贷款担保以及优惠贷款等方式来加大对支持西部开发建设的金融机构的支持。
二、日本投融资改革经验
在梳理日本投融资经验时，将以日本开发建设较为落后地区的北海道为主。日本在对其欠发达地区的投融资过程中，政府发挥着绝对的主导作用。
首先，日本与美国的做法一样，通过法律法规来制定并出台具体的投资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出台分阶段、分步骤、有重点的建设方案，此举不仅弱化了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市场失效等问题，而且还为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创造了稳定的增长环境。
其次，日本政府实行了积极的并带有倾斜性的财政政策来大力支持北海道地区的发展。如政府直接设立财政专项资金用于交通、房产、市政以及农村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由于这些领域由于具有建设周期长、利润回报率低等特点，社会资本很难大规模进入，因此，政府必须以主导者身份投入大量资金来推动其建设，以弥补市场失灵。
再次，日本政府通过政府参与的财政性投融资制度，为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提供具有财政和金融双重特征的资金支持。政府参与或主导是日本政府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的重要特点，日本政府以政府信用作为担保或支撑，成立了能够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这些机构运用金融手段筹集社会盈余资金，通过金融机构筹集的资金将与政府财政预算相结合，在政府投融资计划的统一安排下进行有针对性的资金分配。
最后，日本政府为了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作用以及社会资本的投融资功能，逐渐开始采取地方为主、中央为辅以及社会为补的投融资体制，这种投融资体制的实施有利于缓解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有利于强化地方政府的公共责任，有利于盘活社会盈余资本的活力。
三、上海投融资改革经验
上海市作为经济发达地区，其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数量较多，主要有上海地产集团、上海久事以及申通地铁等平台。
从职能定位来看，这些平台公司与重庆的投资集团类似，各自有着明确的职能划分和功能定位，比如上海城投主要负责上海市重大工程的投融资，而申通地铁则主要负责轨道交通的投融资。
从投融资方式来看，上海市采取了差别化和市场化的融资方式，即根据建设项目性质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投融资方式，这些投融资的具体运作将按照市场化的方式来进行。
具体而言，上海市将其平台的主要投融资行为集中于公益性项目，对于具有盈利性和较为稳定现金流的项目，采取PPP模式或者引导金融机构及公司参与建设，形成政府引导加社会资本的投融资模式，对于现金流回收周期长且收支存在失衡的项目，则通过政府财政补贴和贷款贴息等方式予以一定程度的补给。上海市通过明确政府和市场的各自定位和主要功能，形成了政府加市场的投融资模式，较好的解决了上海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所需的绝大部分资金需求。
四、四川投融资改革经验
四川的投融资平台与其他各地的融资平台类似，其主要形式通常是采取成立一个资本金和相关资产符合市场融资标准的城市投资公司，初始资本金由地方政府采取财政资金划拨、土地划拨、股权或债券等方式注入，该公司代表政府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融资，并且管理与城市建设等相关的项目和资产。
成都城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四川省成都市拥有最大资产规模的投融资平台，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因此文中将集中梳理该公司在投融资方面的融资方式和运作模式。
融资方式方面，该平台主要通过银行贷款和企业债券等方式来进行融资。银行贷款是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最为主要的资金来源。银行贷款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对于融资主体而言，其相比其他融资方式具有较低的约束力，此外，由于地方政府信用的存在，也为平台获取低成本的建设资金提供了便利。
由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改造及完善具有资金需求量大等特点，银行贷款难以在短期内满足较大的建设资金缺口，因此，该平台还选择了发行企业债券的方式来解决资金问题，通过发行企业债券来融资，一方面使得融资方式更加多元化，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了做大做强投融资平台自身的必要性，因为在资本市场上成功发行债务性证券，必须要求该发行主体具有较强的管理能力和财务实力，该平台能够发行企业债来解决建设资金需求，也恰好反映出了其运作经营的成效。
运作模式方面，该平台主要采取了市场化运作的模式。作为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其需要承担大量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任务，但是经营性项目具有较为稳定的现金流量，能够获得盈利，而非经营性项目由于大多属于公益性项目，很难形成能够获利的现金流，为了解决非公益项目的建设资金以及平台本身持续经营等问题，该平台通过创新公司经营理念、开辟多元融资渠道以及提升公司资产质量等方式来进行市场化运作，有效的实现了建设资金的保值增值，更好更快的推动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五、重庆投融资改革经验
重庆的投融资模式主要是渝富公司与投资集团（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重庆市开发投资有限公司、重庆市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水务控股有限公司、重庆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重庆高等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重庆市水利投资有限公司以及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组合而成。
从运作方式来看，资本金方面，重庆市主要通过国债、土地储备、税费、存量资产以及其他资金这五方面来为平台公司注入资本；融资方面，平台公司主要通过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商业银行贷款、信托资金、公司债券以及公司上市这五方面来融取建设资金；平台管理方面，主要通过做到资产负债匹配、现金流匹配以及投入产出匹配这三方面来实现平台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风险防范方面，平台公司主要通过降低政府直接担保比例和范围、杜绝相互担保以及专项资金专项使用这三方面来防范债务的过度累积，以保障平台公司运行的安全。
重庆市这种以资本金注入、融资渠道、平台管理及风险防范相结合的运作模式为地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投融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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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融资体制篇6
一、财税体制改革及其机制构建
财税作为重要的经济调控手段，在国民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对于生态建设和环境资源的配置，财税同样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通过一定的财税政策和措施，合理调节财力分配结构，统筹安排基础性建设和公益性建设投资，有利于推进环境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1. 我国生态环境财税政策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财税政策对环境资源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通过税收留成、补贴、优惠政策等减免税措施，对环境资源“市场失灵”造成的效率损失，以税、金、费等形式进行适当的补偿，削弱效率障碍，以扶持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产业、企业和经营活动，鼓励企业开展资源综合利用，刺激环保主体增加环保投入。二是国家通过课以罚款、征收资源补偿费和环境税等增税方法和限制性手段，阻止自然资源的开发程度和利用强度。
近年来，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强化了生态环保因素，在环保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调节和引导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现行税制按照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严格划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环保职能，从而强化了国家承担宏观环保的职责，提高了税收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加强了国家进行宏观配置环境资源的财力。二是现行税制明显增强了对煤、油、盐、土地等环境资源的征税力度，把环境要素纳入了依法征税的轨道。如《资源增值税条例》明确对经营油、气、矿等征收资源税，并列入地方税种，归地方管理，调动了地方发展资源产业的积极性；《土地增值税条例》对土地经营单位征税，限制土地的盲目过度开发；《房地产增值税》对房地产业过高的利润进行调节，保证土地的合理使用，维护了国家的利益；开征了城市建设维护税、耕地占用税、土地使用税等税种，对地方政府加快城乡建设、改善城乡环境质量，保护生态及资源提供了财力支持。三是对一些规模小、污染严重的工业项目，明令禁止。四是现行税制保留和扩充了环境保护的税收优惠政策，从而对环境资源综合利用的税收优惠政策得到进一步明晰。五是突出了能源、交通、港口等与环境保护工作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的优惠政策。如《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属于能源、交通、港口或国家鼓励的其他项目，可以按15％的税率减征企业所得税；为鼓励企业对环境污染进行治理，财政部规定，对严重污染扰民的企业可实行厂址有偿转让，进行搬迁改造。此外，还对有利于环境保护技术研究、开发活动给予明确的税收优惠。例如，《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实施细则》规定，为改良土地、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生产高效低毒农药、节约能源、防止环境污染等方面的专有技术所取得的使用费，可按10％的税率减征所得税，其中技术先进的或条件优惠的可免征所得税；对提供有关环境保护技术的固定资源投资实行零税率调节；财政部《关于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有关财务税收问题的通知》明确要“改进技术贴息办法，将技改贴息直接贴给企业，重点用于治理环境污染等社会效益好的技改项目，合理确定贴息额度和期限，确保技改贴息资金及时到位”。
虽然，我国现行税制在鼓励“三废”综合利用、增加生态环境保护投入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还明显落后于环保形势发展的要求，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对于跨区域的生态环境建设尚无明确的规定。一方面，国家财政或政府对环保的投入力度仍明显偏弱。目前我国用于环保方面的治理资金渠道狭窄，主要来源于企业自筹或环保补助金，国家财政直接支持较少。另一方面，缺乏对综合性生态项目的具体财税优惠政策。像生态工程跨区域，涉及面广，综合性强，治理内容复杂，既包括防风固沙、水土流失、植树造林、退耕还林、还牧等活动，也包括城市绿化带建设、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再用等经常性环保活动。现行财税制度对这样的大型生态环境建设活动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持和财力保证。从理论上讲，这样的大型综合项目，中央财政应承担更多的财力支持，因为这类项目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深远而具有共享性，其受益者难以按区域划分，不仅实施地方受益，整个中国甚至周边国家都会受益。然而，中央财力投入毕竟有限，更主要还要靠地方财税支持，而在现行分税体制下，地方无权出台优惠政策措施，尤其是国税和共享税。部门和地方的税收优惠调控能力很小，而中央的调控具有宏观性，优惠的宏观政策在落实中面临诸多约束。
2. 财政体制改革
目前，我国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财政政策十分有限，主要包括：综合利用利润留成环保投资、企业更新改造环保投资、林业基金、行业造林专项基金、城建环保投资等。在生态环境建设中，财政支持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合理构建财政支持政策和运行机制，对生态环境建设投融资机制的运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明确财政对生态环境建设的支持政策，构建政策支持体系。在现行财税体制下，运用财政政策支持生态环境建设，需要探索适应市场经济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机制。充分认识生态环境建设的深远意义和影响，突出生态环境建设的长期效益，将改善生态环境作为支持生态环境建设的切入点，由中央牵头出台各项支持政策。中央财政要配合地方政府尽快制定科学可行的规划和实施方案，并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对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建立以城市为核心，以周边地方财政为主力，以中央财政为支持的财政支持体系，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加大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力度。
第二，建立政府公共财政预算制度。在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预算科目中建立生态环境建设财政支出预算科目。各级政府要将生态环境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并逐步增加。政府投入主要用于重点工程建设，或用于银行贴息间接支持重点项目。
第三，逐步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1)通过制定有关法规，确定转移支付的基数，并随着中央财力的增长而相应增加，出台配套政策与操作措施。(2)通过国家预算，加大对生态环境建设的专项补助范围和数额，包括对退耕还林还草的补贴、对公益性项目的配套补助、对治理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专项补助以及扶持高新技术企业、循环型企业的贷款贴息等。(3)充分发挥财政杠杆作用，动用一部分财政资金给投资于生态环境建设以及构建循环型企业予以投资补贴。(4)通过政府担保，财政贴息的办法，发行“循环型企业债券”，筹集资金用于循环经济的发展。(5)将更多的外国政府贷款项目、世行贷款项目和双边、多边援助项目引入生态环境建设和循环经济构建之中。
第四，我们要以财政支持为基础，推动建立投资来源多渠道、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生态环境和循环经济的投融资体制。同时，中央财政要支持地方培育自我开发能力，通过实施bot投资方式、贷款担保、财政贴息等政策，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向生态环境工程和循环型经济项目流动。
3. 税收体制改革
一方面，通过相应的程序和制定法律法规，确立税收支持政策。税收优惠是推动生态环境建设投资的一项重要措施。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实行差别税率和对投资实行减免税等。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对生态环境建设和循环型经济实施税收优惠和差别利率，调动生态环境项目和循环型经济项目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在未来10—20年内，中央及地方财政应对生态环境工程和循环型经济项目实行全面的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幅度应高于其他行业平均水平，并且，在税制设计上应强调税收优惠的独享性，以鼓励和刺激该项目的投资。
另一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的税收支持措施，确保生态环境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1)在一些重点地区设立生态环境工程和循环经济的保税区，增加这些项目的诱惑力，吸引国内外投资者参与该区域的项目建设。(2)放宽征税条件。对污染少、资源能源消耗低、生态友好型的循环型企业，放宽增值税、所得税的征收条件，使企业得到税收实惠。(3)先征后返。对生产绿色食品或资源开发企业实施免征或全额返还资源税，免税或返还部分作为国家投资，继续用于资源开发和保护；对生态经济或循环经济协作项目，在税收上也可以采取先征后返的优惠措施。(4)退耕还林、还草、还牧的农民从事其他经营性活动的，给予免税或减税；对治理荒山、承包造林等行为给予税收减免。
财税支持是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一方面要增加财政投入，加大财政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要实施减免税收、差别利率等税收优惠政策，实现财政、税收双管齐下，强化对生态工程和循环型项目的支持力度，增强财税对生态建设和循环经济建设的支持和调节功能，这将是未来我国财税在这方面改革的主导方向。
4. 财税联动机制构建
财税联动机制在于既要保证政府支出的来源，又要实现减税优惠，鼓励生态环境和资源循环利用的投入，在动态上保证财政收入的增加能满足政府生态环境投入的需求。对此，我们应主要通过调整以下政策来实施：
第一，取消或改革不利于环境的补贴，减少政府不必要的支出。我国的补贴政策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一种政策手段，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早期阶段，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价格扭曲和平衡商品及服务的供求，稳定了生产和消费。然而，这些补贴政策更多地是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考虑的，而忽视了环境因素，对环境和资源的利用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例如，对农产品实行价格补贴，促使农民增加投入，采用以化肥、农药、灌溉技术、杂交品种等为特征的集约经营措施，增加了粮食的供给，但这些措施却可能导致土地退化及水源污染。我国的财政补贴主要通过物价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两种形式。补贴主要反映在对水、电、化肥、农药及煤等能源上。例如，对水资源的补贴表现为水价控制、水利工程拨款和贷款中的优惠政策以及水利企业的税收优惠。我国各种水价都低于其成本，需要财政补贴。水价低的结果是水力资源的严重浪费，水资源的短缺和滥用已成为我国许多城市和地区的突出矛盾。同时，水利工程中的截流、筑坝、分流等对水域内的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其对生态环境的污染是直接的，但煤炭的价格却远远低于其成本，每年我国用于煤炭行业的补贴都高达数十亿元。原有的这些补贴政策对生态环境和资源利用具有逆向激励的作用。我国财政每年花费大量资金补贴在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和导致资源浪费的产业上，改变这种状况已成为财政改革的当务之急。取消不合理的补贴，不仅可以减少资源的浪费，直接减少污染，而且可以节约大量的财政资金，使之用于生态环境建设和循环型项目上来，使生态环境得以改善和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第二，调整现行优惠税收政策，切实发挥税收对生态环境建设和循环经济发展的正向激励作用。(1)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零税率政策的适用范围，准确界定零税率调节税的使用项目类型。例如，对治理污染、保护环境、节能和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实行零税率的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2)界定生态产业和生态工业园区的范围，在规定期限内对参与生态工程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3)对国内目前不能生产的污染治理设备、环境监测和研究仪器以及环境无害化技术等进口产品，减免进口关税。(4)对清洁汽车、清洁能源以及获得环境标志和能源效率标志的家电产品和汽车，减征消费税。(5)对经营环境公用设施的企业，在征收营业税、增值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方面给予优惠。(6)允许清洁能源企业、污染治理企业、环境公用事业以及环保示范工程项目，加速投资折旧。(7)对部分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免征增值税，对废旧物资回收经营企业的增值税实行先征后返70％的税收优惠。(8)扩大对退耕还林，还草、还牧、植树造林、防风因沙等经营活动的税收优惠对象和幅度。
第三，改革排污收费制度。(1)改革排污收费标准体系。由超标收费向排污收费转变；由单一浓度收费向浓度与总量控制相结合转变；由单因子收费向多因子收费转变；由静态收费向动态收费转变；由低标准收费向高于治理成本收费转变。(2)改革排污收费资金的管理体制。目的是合理配置排污费资金，最大限度地发挥排污收费资金的使用效果。将排污费资金纳入预算管理，逐步取消排污收费资金的先征后用原则；坚持属地征收，建立全国统一的排污资金分级管理体制；中央财政参与排污费资金分成，集中一定比例的排污费资金，增强国家环保的宏观调控能力。(3)改革排污费资金的使用。近期可以考虑将利用排污费全部收入的60％建立各级环保专项基金，以有偿贷款的方式，用于重点污染企业的改造升级、社会综合性污染防治和发展循环型产业，其余40％无偿用于补助地方环保部门和排污收费制度实施的成本消耗。从长远看，可把40％的部分逐步降低而上缴国库，作为财政预算内收入，由财政部门统一安排使用。在省、市、地、县级财政预算内资金设立“环境保护行政事业费”科目，由财政部门从财政收入中分别拨入相应的资金。
第四，调整税收结构，实施税收制度化改革，实现财政税收动态协调。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现行税制的“绿色化”比重并不高，大部分税种的税目、税基和税率选择没有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对一些与环境“不友好”的产品(高硫煤)没有利用税收手段或高税率手段来“抑制”需求，而那些与环境“友好”的产品(如清洁煤、集中供热)等又没有享受税收优惠。实施税收绿色化改革，就是要提高有利于环境的税收在整个税额中的比例，降低不利于环境的税收在总税额中的比例，以最小的扭曲和对行为的影响来获得最大的收入。因此，建立绿色税制，要削减税收扭曲；要调整现行的税制结构，提高绿色税收的比例；要直接引入新的环境税，在引进环境税的同时，降低其他被扭曲的税种的税率，使总税收收入保持不变。在更加广阔的背景下进行“绿色税制”改革，将生态、环境考虑在综合的税制设计中，使税收体制更加符合市场经济和生态环保要求。
对于现行税制结构的改革，绿色化的重点是资源税和消费税。现行资源税主要强调调节级差收入的作用，没有充分考虑资源税对节约资源和降低污染的功能。其中最为明显的缺陷是没有水资源税。建议：(1)理顺水资源的价格体系，确定水资源的全成本价格；(2)增加水资源税目，具体税额由各地根据水资源的稀缺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确定；(3)扩大征税范围，增加土地、森林和草原税目；(4)对高硫煤实行高税额，限制其开采和使用；(5)树立环境容量是稀缺资源的概念，把资源税改为“环境资源税”。现行消费税与环境“不友好”主要表现在没有把煤炭这一能源消费主体和主要大气污染纳入征税范围。建议：(1)在远期增设煤炭资源消费税税目，根据煤炭污染品质确定消费税额；(2)对低标号汽油和含铅汽油征收消费税附加，利用税收差异鼓励使用高标号汽油和无铅汽油；(3)对于危害健康和污染环境的消费品征收消费税附加，或提高征收税额。
此外，对车船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投资方向调节税、耕地占用税和土地使用税等进行适当的调整，在相关税目下包括尽可能多的环境成本，并将环境成本反映到税率中，对环境保护和生态工程项目给予税收优惠。
二、金融体制改革及其机制构建
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形成市场化的投融资机制是生态工程和循环经济投融资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在这种投融资体系的构建和转换中，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在不同时期将会承担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的作用。
1. 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我国生态环境建设投融资机制正处于转轨时期，市场化的商业运作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投资主要来自于政府的投资和政策性金融的专项贷款。因此，相对于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占据主导地位。我国政策性银行建立的初衷就排除了单一的利润动机，其职责定位于承担国家政策性支持的重点项目和重点产业的资金融通活动。生态工程主要表现为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长期效益。因此，政策性银行的贷款成为目前生态建设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
由于生态环保投融资的长期性、微利性甚至公益性的特征，以往商业性金融对生态环保的投入是有限的。为推动金融业对生态环保的支持，早在1995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做出了《关于贯彻信贷政策和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有关规定的通知》，明确指出：要把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作为银行贷款考虑的因素之一；对未进行环境评价的项目、重污染项目等一律不准贷款、停止贷款支持；而对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的产业和产品，则给予积极的贷款支持、择优扶持等。这是运用信贷机制加强对生态环保支持的一大举措。在政策的倾斜和扶持下，商业性金融对环保行业的扶持不断增加，商业性金融的运作方式也正在向多样化转变，如各种形式的专项环保基金、环保企业上市融资、bot方式利用外资等。尽管商业性金融逐渐增加对生态环保领域的投入，但目前，无论从投融资的总量来看，还是从投融资涉及的范围来看，尚处于辅助地位。
政策性银行是政府干预市场、弥补市场机制失灵在金融领域的具体体现。对于一些微利或无利，但却有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长远效益的项目，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难以得到资金的支持，由政策性金融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体现政府在资源配置上的宏观调控能力和对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的综合考虑，协调了微观投资主体的利益动机和社会效益的矛盾，在金融市场上起到了引导和协调投资的作用。但是总体上讲，政策性金融存在着总量不足、范围过窄、力度不够的问题。(1)我国生态建设欠账太多，而政策性金融的资金有限，难以弥补欠账，更满足不了当前生态环境建设的资金需求。(2)政策性金融投资范围有限，涉及面窄，贷款条件要满足政策性约束，投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运作效率低和资源浪费问题；政策性银行要承担的具体政府职能范围很大，对于经济利益微薄或见效较长的生态项目在获得资金来源方面会有很大的困难，尤其是受产业间利益差别悬殊的强烈驱动，容易造成许多已用于环保领域的资金向边际效益更高的产业流动和转移，出现资金的“水土流失”。(3)缺乏配套性措施，支持力度不够。(4)政府干预容易带来负面效应，违背市场调节原则，产业经济效益差等问题。
商业性金融以利益作为推动机制，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运作，有利于动员更广泛的资金投入生态项目，有利于运用多种投融资方式满足不同项目的需要，有利于实现资金的合理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发展商业性金融是市场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由于市场机制失灵的缺陷，商业性金融以市场机制为主导，而市场力量不能反映商品和服务的全部成本，市场提供的信息常常给投资者带来误导，对于环境成本和生态影响在投资活动中往往缺乏评估和考虑。同时，经济利益目标容易冲淡社会目标和生态目标，如1990年环保贷款作为一种政策性低息专项贷款就已推出，但在实践中，一些地方治理污染向银行申请环保贷款时，常常难以贷到款项，即使是按照一般利率贷款也很困难。相反，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因其在当前有较高的经济效益，更容易获得信贷支持，甚至获得延长贷款期限、贴息等优惠。无疑，这与资源优化配置和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方向相悖。
2. 金融体制改革及其机制构建
鉴于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利弊共存的现实，构建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互相补充、共同发展的金融体系成为生态工程建设和发展循环经济的必然选择。根据目前投融资体制的基础和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发展的现状，在未来投融资体制的建设和转变过程中，二者应有节奏地进行进退取舍和功能转换，从中构建起与循环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运行机制。
从总体上说，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应遵循以下三大原则：(1)遵循市场规律，强化市场观念，引入市场机制。市场化是投融资机制改革的必然趋势。充分利用发展市场经济和深化生态领域金融体制改革的时机，积极探索使生态项目的公益性向商业投资性转变途径，大力发展商业性金融，广泛开辟筹措社会资金的渠道，采用商业化的运作模式，投资生态工程，支持循环经济发展。(2)用生态经济学的观点，在不违背生态法则的前提下，实现经济行为利益最大化。商业性金融要建立多目标评价体系，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综合考虑，尤其侧重对中长期效益的评价。(3)根据现实基础，灵活掌握转换的节奏。只有在政策性金融得以加强，生态工程投融资的环境不断完善的情况下，商业性金融才具有进入的基础。具体地说，我们的改革路径是：
第一，在近期，加强政策性金融，完善商业性金融发展的环境，构建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相互补充的金融体系框架。在3—5年内，政策性金融的主导地位不能改变，而且要加大改革和支持力度，采取多种措施发展政策性金融，加强政策性金融商业化运作。同时，积极完善商业性金融进入的环境，合理划分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的进退领域。加大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的具体措施包括四点：(1)进一步明确国家开发银行生态工程中的金融支持地位，加大开发银行的投资力度；(2)在政策性银行设立专项优惠贷款，作为生态和循环型重点建设项目的配套资金；(3)制定资本市场倾斜政策，通过股票、债券等融资形式支持生态和循环型项目及其产业的发展。在生态、循环型企业的股票上市、债券发行额度上给予倾斜；(4)组建政策性生态绿色和循环经济发展的专业银行。对这一“专业银行”实行优惠的货币调控政策，可考虑适当降低它的法定准备金比率，适当放宽它获得再贷款的条件，适当放宽它认购国债的比例，适当降低它获得贷款的自有资本比率的条件。当前对政策性金融改革要突出三个重点：(1)改革投入方式。通过市场化运作，由过去的“拨款”式贷款改为商业化操作。政策性银行由先确定贷款项目，后进行可行性分析，改为由先进行贷款的可行性分析和论证，在项目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再进行贷款，且要实行先行部分投入、按量分次核贷形式；(2)拓宽融资渠道，增加政策性银行资金来源。政策性银行在资金上对政府财政有很大的依赖性，为减轻政策性银行的资金压力，可采取适当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做到政府投一点、银行配一点、社会筹一点、收益补一点，共同完成项目建设和运转；(3)通过投融资体制改革带动生态建设项目和循环型经济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的相应改革，以提高政策性贷款的效率和效果。
第二，从中期看，我们应积极推动商业性金融介入，逐步健全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共存的金融体系。在政策性金融机制得以完善和健全的同时，商业性金融要逐渐渗透，加大商业性金融的支持力度，采取多种运作方式，扩大商业性金融渗透的领域，使其地位向主导化方向转变，明确划分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的进退领域。(1)建立政府、政策性银行对商业性银行环保贷款的补贴制度，弥补因放贷于环保领域而造成的利益损失，以诱导和刺激商业性银行采取有利于生态发展和循环经济发展的信贷活动。(2)建立生态工程和循环经济项目建设基金、生态建设专业银行或投资信托公司等，按照市场化投资运作方式，筹措、管理和运用社会资金投向这些项目。(3)充分利用资本市场，通过发行中长期债券等形式，筹集大型生态项目和循环型项目建设所需的资金。(4)引入民间资本，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5)国家对生态项目和循环型经济项目的贷款条件和折旧等实行优惠政策，以优惠的利率政策等鼓励商业性银行向生态项目和循环经济项目投入。
第三，从长期来看，通过制定灵活倾斜的金融政策，加大政策性金融的倾斜力度，引导、扶持商业性金融介入：着重发挥资本市场对生态和循环经济建设资金筹措的作用，适当放宽信贷条件，加强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在倾斜的金融政策下，发挥市场配置资金的作用，促使商业性金融在生态工程和循环经济的投融资体制中发挥主导作用，形成在政府引导下的市场化投融资机制；同时完善政策性金融的商业化运作机制。
三、国内融资和国际融资的竞争与配合
随着外资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力度的增强以及汇率、货币兑换机制的完善，国际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已经成为现实。环境外交也日益活跃，环境合作项目成为国际金融组织和工业化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援助的领域。我国在利用全球环境基金、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和双边政府援助方面取得了进展，开拓了我国环保利用外资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重要渠道，促进了生态环境目标的实现。外资逐渐成为我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重要资金来源。国际融资的引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融资的不足，同时，随着国际融资的不断增加，在生态环境领域，国内融资和国际融资作为两种重要的金融力量，其间的竞争与合作也将成为一种必然。
国际融资在生态工程和循环型经济项目的引入过程中，其正面的积极效应主要表现在：扩大了生态建设和发展循环经济的资金来源渠道，弥补了国内融资的不足；与国内资金形成竞争态势，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使生态工程项目、循环经济项目更加容易地获得资金支持和更广泛的金融服务；有助于实现资金的有效配置；有助于引进国际融资先进的操作模式和投资理念，推动国内金融业的发展等。入世打开了外资进入中国生态领域的通道，外资进入的刺激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内资”的本领。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得以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在环保投资、技术转让、环境服务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承诺，使我国环保产业进入更有利的国际贸易环境。先进生态投资理念和资金运作方式将教会蹒跚学步的国内融资业走得更稳。当然，国内融资和国际融资在竞争中也会产生负面效应。投资于生态工程，不仅要满足获得经济效益的目标，更重要的是还要实现生态保护的目标，而生态效益是长期的，甚至是难以计量的。以市场机制配置国内融资和国际融资，容易导致忽略生态目标而重视经济利益。作为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的市场化的投资主体来说，在选择投资项目时，自然主要倾向于经济效益(短期)高的项目，这就容易造成(短期)经济效益好的项目资金竞争激烈，而短期内经济效益不明显、但有显著生态效益的项目融资却很困难。在追求经济利益的目标上，国内投资主体和国际投资主体是一致的，国际融资的引进，无疑会加剧经济利益优势项目的资金竞争，从而使生态建设项目资金配置不均衡的现象进一步恶化。因此：
第一，立足国内，放眼世界，主要打通国际融资的渠道，培育内外融资市场。在近期内，我们要抓住利用外资的机会，以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为契机，利用国际环保热潮，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争取更多的国际资金投入到生态工程和循环型经济项目中。
第二，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国际融资的进入，逐步扩大利用外资的比例。生态工程是投资量大，回报期长的、具有很大公益性的事业，没有特殊的优惠政策很难吸引外资。因此，需要制定和完善投融资、税收、进出口以及外汇等方面优惠政策，更好地吸引外资。(1)实行一定的税收优惠。比如免征进口设备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延长所得税的免征期限；可以考虑将项目周围的土地开发权或者其他相关项目交给项目投资者，以作为补偿，比如将城市供水和污水建设一体化；对一些收益慢的项目，可以设立较长的特许期和宽限期，在宽限期内采取一定的税费减免鼓励政策。(2)确定合理的回报率。从国内外的经验看，政府为调动私人和外国投资者的积极性，减少其投资风险，大都在特许协议中做到了投资回报保证。对于政府来说，回报率承诺的高低是至关重要的。过高，项目一旦亏损，政府将给予补贴，增加财政负担，达不到利用外资的效果；过低或没有回报承诺，外商没有积极性。政府如果自己出资建设，其支出将远远大于补贴支出。因此，政府要考虑合理的投资回报承诺问题。(3)为外汇兑换提供便利。在我国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下，外商投资者最担心的是能否在我国外汇市场上或银行得到足够的外汇以补偿其外汇投资及其应得的利润、以及项目投资和营运期间的汇率风险。针对这一问题，中央或地方政府应对外汇兑换风险提供担保，以保证项目投资者外汇偿还的最低要求。这种保证不一定会给国家外汇储备产生很大的影响和压力，因为项目投资者的投资要在十几年内逐步收回，即给投资者一颗安全的“定心丸”。(4)积极探索利用外资的新方式。进一步规范bot、资产权益转让的办法，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对外发行股票，积极探索采用收购、兼并、风险投资、投资基金等利用外资方式；鼓励和引导外商投资于特色农业、老工业基地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矿产和旅游资源开发等优势产业。属于国家鼓励和允许外资进入的企业可通过转让经营权、出让股权、兼并重组等吸引外商投资。
第三，制定统筹融资规划，合理布局内外资的投资领域和投资方向。因为：一方面，生态工程和循环经济需要投资的项目很多，各个项目的具体情况不同，其建设周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产生在时间上也会有所不同。因此，根据工程项目的总体规划和部署，综合考虑，在吸引外资投入时，应确定优先领域和投资方向。另一方面，外资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世界金融组织、各国政府以及各商业组织的贷款和投资。一般对于世界金融组织和各国政府的贷款或赠款，由于利率较低，应运用于周期较长的生态建设项目以及履行国际义务的项目改造；对于商业组织的各种形式的资金投入，引导其投向具有良好市场前景的生态产业或生态产品上。同时，创造条件，积极引导，促进内外资的有机合作。
投融资体制篇7
关键词:公路建设 投融资体制 思路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路建设不断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逐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大力推动了我国公路建设的快速发展。“十一五”期间是我国公路建设快速发展,加大投资力度的时期。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我国公路总里程要达到230万公里,五年新增38万公里;高速公路要达到6.5万公里,新增2.4万公里;要完成这一任务,需要数万亿元的巨额投资。面对“十一五”规划纲要的艰巨任务,我们不仅需要继续推动公路建设的投融资体制改革,筹集更多的建设资金,更需要创新观念,完善公路建设投融资体制,在公路建设中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更快更好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我国公路建设投融资体制改革历程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公路建设投资主体单一,各级政府是唯一的投资主体。各级政府由于财力有限,难以保障公路的发展建设,致使公路建设长期落后于经济发展,成为制约各地、国家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国民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各级政府把解决公路建设资金问题摆在了首位,开始了公路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和探索。八十年代,国家明确了各级政府“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思路,九十年代以法律形式对政府收费还贷、国内外经济组织投资收费公路及公路收费权转让作出了明确规定。这些改革措施极大的调动了各级政府公路建设的积极性,并在实践中创新了许多有效的投融资方式,大致有如下几种:
①以各级交通主管部门作业主,收费还贷;②各级政府集资修建收费路;③利用外国政府和银行贷款修路;④鼓励国内外各类经济组织投资修建高等级公路;⑤出售现有收费公路的全部或部分经营权;⑥选择经济效益前景好的高等级公路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发行股票,在金融市场融资。
2 公路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公路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收费路多,收费站多。这一问题不但增加了运输成本,而且制约了某些地方的经济发展,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各级政府财力不足,无法充分保证公路建设资金。
2.1 公路是基础产业,从根本上讲是公共产品,应由政府无偿提供。公路建设资金需求巨大,各级政府财力无法满足,但国民经济发展对公路发展要求的迫切性,各地运用“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加快公路发展的同时,形成了较大数量的收费公路。
2.2 从经济规律看,由于存在道路级差效益,适度建设收费公路是符合公路经济规律和公平原则的。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也存在一定数量的收费公路。但发达国家在修建收费公路时,一般比较重视道路的级差效益,主要提供与收费公路平行的不收费公路供公路用户选择,使用者可选择是以支付公路通行费为代价来换取增加运输量、降低运输成本、缩短运距、节约时间、减少交通拥挤等道路使用效益,还是以忍受不便为代价来换取公路上的免费通行的权利。我国在规划、建设收费公路时,没有充分考虑道路级差效益,常常出现多条收费公路并行现象。
2.3 随着公路建设的快速发展,改革初期,公路资源严重匮乏,技术等级普遍较低,形成大量的收费公路;现在高速公路纵横交错,高速公路作为体现道路级差效益的高等收费公路,人们从心里上能够接受,但对普通路的收费已不能接受。目前,按国家的规定,各级政府已明确要逐渐取消二级路的收费站点,还路与民,这项工作已全面展开。
3 完善投融资体制的思路
国务院对收费公路作出了明确界定:高速公路连续里程30公里以上;一级公路连续里程50公里以上;中西部地区二级公路连续里程60公里以上方可设站点收费。这一规定是符合我国国情,符合我国公路发展阶段性实际的,也是符合公路发展规律的。由于目前我国公路投融资体制还存在一些缺陷,各级政府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很多困难。为此,笔者认为完善投融资体制可从以下方面入手:
3.1 国家财政应承担起一般国道的投资责任。长期以来国家基本不向一般国道建设投资,主要由地方政府投资实施。这是造成一般国道收费站点多的主要原因。现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国家财力大大增强,中央财政对今后一般国道建设应承担主要投资责任。
3.2 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大财政性资金对公路建设的投资。各级财政对公路建设投资严重不足,地方公路建设以前主要靠养路费,现在养路费取消以后,各级财政应从公共财政理念出发,加大对公路建设的支出。
3.3 对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和中西部地区的二级公路,仍坚持投资主体多元化、项目业主多层化、筹资方式多元化的改革方向,加大筹资力度,加快建设步伐。
3.4 由于公路所具有的巨大的外部经济性,各级政府要继续从土地、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公路建设优惠。
3.5 清理整顿收费站点。已建成的收费公路一旦到期,要停止收费。对与高速公路并行的一般公路,要充分运用道路级差效益原理,增加选择性。
3.6 地方政府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可组建公路产业集团,形成投融资、设计、施工、运营、管理一体化的产业链;可细分打造收费站点的服务产业链,如饮食、维修、广告、通信、物流等;实现公路产业的多元化经营。进一步优化公路产业的资本结构,在国际市场中进行投融资运作,募集资金,筑建国际一流的公路产业航母。
投融资体制篇8
关键词：公路建设; 投融资体制; 思考
“十一五”期间是我国公路快速发展、加大投资力度的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要求公路总里程达到230万公里,五年新增38万公里;高速公路达到6.5万公里,新增2.4万公里。完成这一任务,需要数万亿元的巨额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公路投融资体制改革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才推动了我国公路建设的快速发展。完成“十一五”公路发展的艰巨任务,仍然需要继续推动公路投融资体制改革,筹集更多的建设资金。因此,认真思考、总结、完善公路投融资体制,对公路建设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更快更好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公路建设投融资体制改革回顾
建国初期,公路建设由中央和地方分工负责,中央政府负责国家干线公路的规划与修建,地方政府负责本区域公路的规划和修建。1958年,中央政府决定,除国防公路仍由中央政府专款投资建设外,将其他公路的建设与管理权全部下放到地方,中央政府基本建设中从此不再列公路建设项目,而改由地方政府计划安排。
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公路建设投资主体单一,政府是惟一的投资主体,而且中央政府把繁重的公路建设投资任务交给地方,地方政府由于财力有限,难以拿出充足的资金发展公路。公路建设长期落后于经济发展,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运货难、乘车难,运力与运输要求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民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各级政府把解决公路瓶颈制约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开始了公路投融资体制改革。1984年,国务院作出允许贷款或集资修路收取车辆通行费(即“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决定。1997年颁布的《公路法》,以法律形式对政府收费还贷公路、国内外经济组织投资收费公路及公路收费权转让作出了明确规定。
这些改革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各级政府加快公路建设的积极性,各地在实践中创造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公路投融资方式,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
1.以各级交通主管部门做项目业主,贷款修路、收费还贷。2.由各级政府集资修建收费路。3.利用国外政府和银行贷款修路。4.鼓励国内外各类经济组织投资修建高等级公路,包括股份制、bot方式等。5.出售现有收费公路的全部或部分经营权,再投入新路建设,滚动发展。6.选择经济效益前景好的高等级公路,明晰产权,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发行股票,在金融市场融资。
公路投融资体制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公路建设的快速发展。正是在这种新体制下,我国高速公路从无到有,迅速达到4.1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二,发展速度令世界惊叹。据交通部统计资料,“十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2.23万亿元,超过建国后前51年完成投资的总和。道路客运量和货运量分别占到综合运输方式的92%和72%,为国民经济实现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我国公路建设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以来公路投融资体制改革符合公路建设发展经济规律,符合我国国情,改革的经验值得充分肯定。
二、公路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在充分肯定我国公路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近年来对公路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一些意见,主要是收费公路、收费站点过多,增加了运输成本。对这一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目前我国已建成的收费公路约15万公里左右,占全世界收费公路总量的70%。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各级政府财力不足是根本原因,但在具体操作上也存在对公路经济学属性认识偏差的问题。
1.公路是基础产业,从本质上讲是公共产品,绝大部分公路应由政府无偿提供。公路建设资金需求巨大,政府财力无法满足,但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对公路发展要求迫切,各地运用“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在加快发展的同时,形成了较大数量的收费公路。这是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加快公路发展中出现的情况。
2.从经济规律看,由于存在道路级差效益,适度建
设收费公路是符合公路经济规律和公平原则的。美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发达国家也存在一定数量的收费公路。但发达国家在修建收费公路时,一般比较重视道路的级差效益,主张要提供与收费公路平行的不收费公路供公路用户选择,使用者可选择是以支付公路通行费为代价来换取增加运输量、降低运行成本、缩短运距、节约时间、减少交通拥挤等道路使用效益,还是以忍受不便为代价来换取在公路上免费通行的权利。我国在规划、建设收费公路时,没有充分考虑道路级差效益,常常出现多条收费公路并行现象,使人们有到处是收费路的感觉。
3.随着公路的快速发展,人们对高等级公路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公路严重匮乏,技术等级普遍偏低,很多地方为建成一条二级公路而欢欣鼓舞,人们把二级路收费视为理所当然。现在高速公路纵横交错,高速公路作为体现道路级差效益的高等级公路收费,人们从心理上是能够接受的,但很多二级路在人们心目中已不再是当年的高等级公路,对其仍然收费就产生了质疑。
这些问题已引起高层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务院2004年颁布的《收费公路管理条例》明确提出公路发展坚持非收费公路为主、适当发展收费公路。面对这些问题和情况,必须进一步完善公路投融资体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而实现我国公路建设又快又好的发展。
三、几点建议
国务院《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对收费公路作了明确界定:高速公路连续里程30公里以上、一级公路连续里程50公里以上,中西部地区二级公路连续里程60公里以上。
笔者认为,这一规定是符合我国公路发展阶段性实际的,也是符合公路发展经济规律的。但由于目前我国公路投融资体制还存在一些缺陷,特别是政府对公益性质的一般公路投资力度不够,各级政府及其交通主管部门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很多困难。为此,对完善公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建议如下:
1.国家财政应承担起一般国道的投资责任。长期以来,国家基本不向一般国道建设投资,主要由地方政府投资实施,这是造成一般国道收费站点多的主要原因。现在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国家财力大大增强,中央财政对今后一般国道的建设和改扩建应承担主要投资责任,以避免新设收费站点。
2.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大财政性资金对公路建设的投资。要按照《公路法》规定,省道主要由省级政府投资,县道由市、县级政府投资,县、乡、村三级是乡道、村道的投资主体。目前,各级财政对公路建设投资严重不足,地方公路建设主要靠养路费,而养路费顾名思义主要应是道路养护资金,而不是建设资金。各级财政从公共财政理念出发,应加大对公路建设的支出。养路费作为国家为公益事业发展而依法征收的税费,要严格征管,不能挪用,也不宜为发展某个产业而减免,否则会对全社会的福利造成损失。
3.对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和中西部地区的二级公路,仍坚持投资主体多元化、项目业主多层化、筹资方式多样化的改革方向,加大筹资力度,加快建设步伐。
4.由于公路所具有的巨大的外部经济特性,各级政府要继续从土地政策、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公路建设优惠。
5.继续清理整顿收费站点。对已建成的收费公路一旦到期,要停止收费。对与高等级公路并行的一般公路,要充分运用道路级差效益原理,今后不应再建设收费路,为人民群众提供使用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