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管理论范文
时间：2023-04-14 11:06:17
税收征管理论范文第1篇
然而，自二十世纪60年代初世界经济学界着手研究"绿色经济"问题开始，税收在一定程度上也被赋予了新的职责。为了从根本上使环境保护得到长远的保障，增强民众的环保意识，建立"绿色"生态税收制度效果较为显著。
一、什么是绿色税收
到目前为止，关于绿色税收组成问题的讨论还没达成共识，但现有的定义至少都包括以下一个或几个方面的内容：
1．根据排放量和对环境的损害程度来决定税率以计算排放税。
2．对生产出来能危害环境的商品或使用这种商品的消费者征税（如对汽油征收的消费税）。
3．在其他税收上提取与环境相关的备抵。
4．对于能够节约能源或减少污染的设备和生产方法给予可以采用加速折旧备抵法或降低税率的优惠。
由于缺乏公认可接受的定义，已经使得对于这种税收的一贯性分类划分方法变得复杂化。但经合组织（oecd）正和其他一些机构在共同致力于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二、国家如何使用绿色税收
由经合组织1999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对其成员国中19个发达国家而言，从绿色税收中获得的收入所占各自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大约为2%。（见下页图表，其使用了较为广泛的定义，包括所有对产品征收的、与环境相关的税收）其中丹麦以绿色税收对gdp的贡献率超过4%而列居首位，紧随其后的依次是希腊、荷兰、挪威和葡萄牙，都略低于这个水平。墨西哥和美国是这组中比例最低的两个国家，贡献率只有1%左右。
同样有数据表明，在工业化国家中，不含铅汽油从开征绿色税收中获得的收益最多。事实上，对含铅汽油征税在1999年总收入增长的原因中大约起到40%的作用，接下来是对摩托车征税的效果，促进了20%以上的增长。综合起来说，根据经合组织的资料，对石油、柴油燃料和机动车辆的销售及使用所征收的税收增长占所有环境税收相关收入的91%还多。因此，对于发达国家总体上来说，从单纯排放量征税对于税收增长的程度是相当适度的，但进一步研究各个国家的趋势--特别是那些被称作"生态税收领导者"的国家--揭示了根据排放量收的税能产生效益可观的收入。除了这些显著的发展成果外，任何对广泛意义上的绿色税收采取强硬的、总体性的改革都只限于这些为数不多的国家。
这些改革起源的发达国家又能被分为两类：第一类即所谓的"生态税收领导者"，包括丹麦、荷兰、挪威和瑞典，他们从根本上改革其税收体系以依赖于快速增长的环境税收。第二类是指澳大利亚、比利时、芬兰、法国、德国和瑞士，他们正在该领域取得越来越多的重大成绩。在对这些国家如何更好的完善生态税收、连同在管理这些税收中的相关复杂性和如何达到期望收入这些经验做一个仔细的分析之后，我们不难总结出：
三、从生态税收领导国获得的经验
总体上来说，生态税收领导者尝试着采取三种方法改革环境税收：取消或调整不合理的补贴和税收准备，出于对环境方面考虑的因素而重组税收结构，以及开征新的绿色税收。在这些国家中另一种趋势是完善绿色税收以组成更广泛更基础的国家税收政策改革的一部分。
在回顾了生态税收领导国最近的经验后，我们可以得出六个主要的观察结果：
1．生态税收领导者并不是在真空中实行绿色税收的改革。更确切的说，他们采取的这些改革措施可能违背一些国际协定针对全球变暖的趋势提倡消减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这样一种公共背景。
2．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征税已经变成了所有生态税收改革的共同关键因素。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发现，达到环境目标最有效的途径是通过对二氧化碳这种造成温室效应最主要气体的目标排放量进行征税。但是由于很难精确的计算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税收被指定于排放这种气体产品的估计碳含量。因此，在实践中，这些税总是以产品税或以纯排放税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即使是在"生态税收领导者"国家之间，税率变化也很大，其中尤以挪威和瑞典的税率最高。
3．这儿讨论的绿色税收改革，通常都是在收入中性的背景下进行的。大部分情况下，这些改革能起到双重作用：既能改善环境条件，又能利用积累的资金缓解由其他税收--尤其是那些可能影响就业的税收引起的不合理地方。如绿色税收的开征允许丹麦削减针对劳动收入和社会保障收入的边际税率，而瑞典则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所得税主要程度上的一般性减少。
4．在缺乏补偿措施的情况下，绿色税收可能会影响国际竞争。这种论点甚至引起某些生态税收领导国也赋予一些严重产生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者以免税的优惠，虽然这些免税倾向于弱化税收偿付和气体排放之间的联系。例如芬兰已经对电力部门的含碳气体排放免予征税；丹麦在某些情况下，已经用自愿的协定取代了税收；挪威针对逐渐下降的对石油部门的投资，决定重新考虑对含碳产品的征税问题。因此，政策在绿色税收真正设计和使用的过程中，介于环境目标和工业竞争力的交互作用已经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
5．研究显示公共承认绿色税收的回归性。但是在他们当前的水平下，生态税收通常意义上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主要的回归性影响。此外，绿色税收的分配结果应该联系他们取代的税收和产生的有关环境提高来衡量。
6．一个典型的生态税收完全能包括缺乏其他类型税收的贸易，但由于大部分生态税收的目标是消除和减少自身的税基，所以经常会产生环境保护部门和财政部门之间的目标冲突。举例来说，对含铅汽油征收的高额消费税引起了这种燃料在澳大利亚、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市场上的消失，但也正如这个例子所示，生态税收可能通过给消费者使用清洁替代品以激励来改变消费模式（在这里是改变的汽油消费量），与此同时，保持一个相当大并且比较稳定的税基不变（在此例中是指针对不含铅汽油而言）。
税收征管理论范文第2篇
20*年，在省局和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系统广大国税干部按照年初既定的工作目标，强化科学管理，加强队伍建设，规范执法行为，优化纳税服务，圆满完成了以组织收入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任务，推动了全市国税事业继续全面健康发展。
一、坚持依法征税，科学组织收入，高质量完成全年税收收入工作
截止12月底，全市国税系统累计入库工商各税516329万元，占省局年计划的101.56%，较上年同期增收72341万元，增长16.29%。其中，增值税完成351702万元，较上年增收44654万元，增长14.54%；消费税完成118459万元，较上年增收22194万元，增长23.06%；企业所得税完成166*万元，较上年增收1427万元，增长9.4%；外商、外国企业所得税完成3547万元，较上年增收381万元，增长12.03%；个人所得税完成12450万元，较上年增收2720万元，增长27.95%。车购税完成13567万元，较上年增收965万元，增长7.66%。在组织收入工作中，一是坚持组织收入原则，科学分配收入计划。系统上下正确处理税收收入任务与依法治税的关系，始终坚持依法征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坚决防止和制止越权减免税、坚决禁止转引税款等组织收入原则，加强数据应用分析，深入做好税源调查和收入预测分析工作，全面掌握税源底数，科学合理分配入计划，为组织收入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二是加强重点税源监控，抓好收入关键环节。市局继续对烟厂、宣钢、沙电等年纳税500万元以上的18户重点企业实行重点监控，专人负责，按月调度，确保实现应收尽收。截止12月底，18户重点企业入库税收330645万元，占全市税收收入的64.*%。同比增收39575万元，增长13.6%。三是加大欠税清缴力度，提高组织收入质量。去年，市局制定了全市《欠缴税款管理实施办法》，坚持采取以票控欠、以欠抵退、用进项留抵税额抵减增值税欠税等一系列措施，全市公告纳税人648户，公告欠税额度91789万元。全市共清回欠税21353万元，清欠率达到30%。为规范延期缴纳税款管理，解决纳税人实际困难，去年还为49户纳税人办理了延期缴税审批手续，延期税额9562万元。
二、创新税收管理机制，强化征管基础建设，全面提高税源管理质量
（一）树立大征管理念，完善征管体制，理顺工作关系。去年，市局从实施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出发，针对与征管信息系统运行配套的重点工作跟不上、征管质量不高、相关工作衔接不够紧密等情况，相继召开全市征管、税政、稽查、法规、计统等专业会议，围绕征管信息系统正常运行，专题研究了征管体系建设。通过明确部门责任，健全岗责体系，强化资源整合，逐步理顺了征管链条中征收、管理、稽查间的关系，基本形成了一个信息共享、工作衔接、相互支持的完整链条，使税源管理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二）加强重点管理，搞好节点衔接，确保征管链条的完整性。一是税源管理制度逐步健全。市局从张家口实际出发，相继研究制定了《税源监控管理实施办法（试行）》、《重点税源企业监控管理办法（试行）》、《中小企业税源监控管理办法（试行）》、《户籍监控管理办法（试行）》等四个办法。积极探索和建立以属地管理和分类管理为基础，以经济税收宏观和微观分析为指导方向，以采集纳税人动态信息实施纳税评估、涉税审核为重点内容的税源管理体制。为规范实施税收管理员制度，还制定了《税收管理员制度实施办法（试行）》、《税收管理员管户责任工作规范（试行）》、《税收管理员管户责任考核指标及评分标准（试行）》等三个管理办法。到年底，全市共有税收管理员669人，占县区局总人数的40%左右；承担全市24572户各类纳税人的管理工作，人均管辖37户。为加强“三代”工作管理，对全市设立的490户“三代”户进行了彻底清查整改，整改后撤销73户，保留417户。其中，代扣代缴义务人353户，代收代缴义务人1户，委托单位63户。为加强集贸市场和个体工商户管理，对集贸市场积极推行建帐建制，对个体工商户加强巡查巡管，并积极稳妥做好个体工商户定税软件推行工作，目前，全市15015户个体工商户已纳入定额管理系统。二是税收征管信息系统运行平稳。根据省局要求，相继制定了关于征管信息系统文书流转工作的8项具体操作流程，分别对39种待批文书实现了征管信息系统的流转。通过制定《数据分析通报制度》等一系列数据维护方面的规范性制度和日常操作说明，加强数据分析和监控，提高数据质量，实现数据资源增值应用。统一编写了202条SQL检测语句，设置了13种征管监控管理性报表模版，及时完成信息系统有关内容的调整和录入，确保了征管信息系统的平稳运行。到年底，全市共纳入征管信息系统的纳税人24572户，其中企业8796户，个体工商户15776户（起征点以下纳税户6986户）。所有税款全部通过征管信息系统征收入库，基本实现了“机外无业务”。三是征管质量考核工作进一步加强。在继续抓好“六率”考核基础上，制定了《税收征管质量与效率考核指标（试行）》，进一步加大征管质量考核力度，特别是针对阶段性征管质量综合考核结果欠佳的情况，在全市范围内从上到下查问题、找不足，限期整改，迅速扭转了被动局面，各项综合率考核指标显著提高，11月全省排名张家口市第2。四是发票管理安全高效。根据每月不同纳税户的需用量，严格执行验旧领新和限量供应制度。全市全年共发售增值税专用发票55万份，发售增值税普通发票52万份。10月份，还组织开展了涉及我市1035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滞留票的核查，既满足了纳税人的需求，又确保了用票安全。此外，还重点加强了对收购发票和废旧物资销售发票的监控管理，全市使用收购发票的纳税人有421户，使用废旧物资销售发票的企业有76户。其中对全市使用农产品收购发票用量较大的20户企业的收购发票使用还进行了专项检查，对供票资格进行了重新认定。06年底，我局被省局评为“税源管理工作优秀单位”。
（三）优化硬件配置，确保数据安全，信息化建设快速推进。一是加大投入，充实基层微机配备。去年市县区局共同努力，打紧支出，挤出资金共配置微机170台。至此，全市配置各类微机1772台（5年以上585台），其中基层分局（所）、大厅共配备微机583台，一线征收人员人均拥有微机约0.65台。二是加强网络、数据安全体系建设。修订完善了广域网监控检测办法，及时做好各类数据的异地备份工作，确保网络数据安全运行。还被省局确定为“市县备份网改造”和“负载均衡分配”两项工作的试点单位，对全市16条备份网络进行了成功改造，对两条2M的SDH线路负载均衡分配进行了成功测试，满足了省级数据集中处理方式对网络的技术要求，为全省推广实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12月初，因为没有及时备份，发生了丢失信息数据事件，信息中心要进一步落实责任，严格考核，杜绝再次发生问题。三是做好征管信息系统技术支持。顺利完成年内的10次系统升级，针对各单位人员变动情况及时进行用户授权800余人次。认真做好金税工程各系统的维护及数据传输工作，确保“金税工程”始终保持平稳、高效运行，各项考核指标均保持了令人满意的佳绩。采集率连续保持100%，名列全省第一。此外，还按照省局统一部署，完成了“省局—市局”视频会议室建设。
（四）拓展多元化报税，减轻纳税人负担，纳税服务不断深化。一是全面实施多元化电子报税。在征管信息系统上线运行的基础上，按照省局统一部署，顺利完成了多元化电子报税平台和网上报税平台的整合，实现了纳税人申报缴税的平稳过渡。到年底，纳入网上申报的纳税人3076户，银行累计划缴税款281250万元；全市纳入电话报税的纳税人2114户，银行累计划缴税款1571万元；纳入简易申报的纳税人4450户，银行累计划缴税款1*8万元。三种申报方式银行累计划缴税款283909万元，占全市税收入库税额的59.72%。二是完成了国地税税务登记证联合换发试点工作。按照省局换发税务登记证工作会议精神，确定张家口开展国地税税务登记证联合换发试点工作。本着提高工作效率、方便纳税人的原则，经与市地税局共同努力，截止12月底共换发税务登记证21724个，占应换证的99%。通过联合办证，为纳税人节约工本费43万元。三是完成了短信服务平台的准备工作，全市共采集14928户纳税人的手机号码，并在*区、*区、万全县进行了先期试点，为短信服务系统在今年的全面推广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四是在严格执行《全国统一执法文书》的基础上，对自行制定的征管文书进行清理精简，提高办事效率，切实减轻基层和纳税人的负担。三、强化税政管理，落实优惠政策，大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去年，我局以“强化税政基础管理，确保政策落实”为中心，完善规章制度，规范业务流程，优化工作手段，加强税种管理，努力提高税政管理工作水平，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
（一）以检查促管理，进一步完善流转税工作。按照“日常工作不放松，专项检查见成效，行业管理有突破”的工作思路，一是扎实有效地开展了辅导期一般纳税人增值税征管情况专项检查工作。对企业是否有超前抵扣、未预征税款现象进行了重点审核，共检查辅导期一般纳税人318户，查补税款1242万元，查补滞纳金59万元。受到责任追究的税务人员95人，罚款共计6366元。彻底扭转了辅导期一般纳税人在执行政策中的偏差。二是认真开展四项核查。下发《关于重新对农产品进项异常等进行核查的紧急通知》。经核查，农副产品共补税3*.43万元，罚款5.724万元；废旧物资共补税59.467万元，罚款3.1万元；零税申报企业补税2*.16万元，罚款2.4万元；超标准小规模企业应认定为一般纳税人的工业285户，商业188户，除34户企业因特殊情况，其余已全部按规定予以认定或按适用税率征税。三是加强“四小票”管理，提高稽核比对相符率。运费发票、海关完税凭证、废旧物资的稽核比对相符率分别达到了59.17%、72.67%和70%，较以前有了新的提高。12月份，全市还对13户企业的70份海关完税凭证进行了专项检查，发现有问题凭证1份，税额2.6万元。四是消费税政策落实平稳有序。按照新的消费税政策规定，按时完成了涉及我市白酒生产、葡萄酒生产、汽车制造等行业的税源数据测算，对全市41户消费税重点税源的经营纳税情况重新进行了摸底，对往年陈欠不失时机地进行了清理，为我市消费税任务的顺利完成奠定了基础。五是加强部门配合，做好车辆税收“一条龙”管理工作。认真落实新的《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办法》，于12月11日按时实施了全国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系统，实现了征收软件与征管信息系统的顺利连接。同时，还加强与地税、公安车辆管理部门的配合与协作，加强车辆购置税征收和车辆登记注册的管理。六是顺利完成了“一机多票”推行工作。全市17个单位共升级“一机多票”用户2560户，其中:一机一卡企业1627户，主机共享企业933户。
（二）加强行业控管，所得税管理工作有了新的提高。一是对全市3169户内资、68户外资企业进行了汇算清缴，清缴面达到100%。二是对我市企业所得税工作的整体现状开展了调研，利用20*、20*年两个年度的数据对9个行业进行了所得税纳税评估。三是组织了对全市内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所得税摸底调查，到20*年，全系统共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121户，全年累计缴纳所得税2154万元。四是按照《教育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实施办法》，会同人行、市教育局等部门对教育储蓄政策执行情况进行了联合检查,及时纠正了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保证了新规定的顺利实施。
（三）落实优惠政策，积极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继续坚持和贯彻“税收经济观”,一方面，通过加强税收管理，规范执法行为，严格依法办税，为纳税人创造公平公正税收环境；另一方面，认真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20*年，累计为各类企业减免退税收4.5亿元。一是认真推行出口退税机制改革，促进我市外向型经济发展。全年累计为90户企业审核通过应退（免）税额22016万元（其中免抵增值税10014万元，应退增值税12002万元），目前实际已为56户出口企业办理出口退税9000万元；为62户出口企业办理免抵10014万元。二是全年为16户外资企业审批办理采购国产设备投资抵免所得税4376万元，为20户外资企业审核办理减免企业所得税4357万元，有力的扶持了外资企业的健康发展。三是对9143户起征点以下纳税户免征增值税886.2万元，扶持了小业户的发展和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四是对全市111户福利企业进行检查核实，并依法给予减免返还增值税3544.4万元，支持了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五是对82户废旧物资回收企业和34户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减免税收6066.3万元，支持了资源再生和综合利用以及环境保护工作；六是认真落实三农政策，对279户经营农业生产资料、粮食、饲料等企业减免税收3253.7万元，支持了农业生产，促进了农民增收；七是对156户采暖、金矿等其他企业按规定减免各项税收2457.1万元。
四、规范执法行为，优化税收秩序，大力推进依法治税进程
（一）加大执法考核，执法行为逐步规范。一是扎实开展“两制”责任追究。为深化税收执法责任制及税收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工作，市局及时创新考核机制，重新修订了《税收执法责任制检查考核办法》，由原来的23条增加到46条，扩大了考核追究面，加大了责任追究力度。全年，市局累计组织了4次税收执法责任制检查考核，共检查考核1334人，受到过错责任追究的有1183人，责任追究面为78.8%，其中经济追究1*1人（次），扣发执法岗位津贴31781元，批评教育34人，有效地规范了税收执法行为。二是认真开展税收执法检查。我局从6月中旬到11月上旬对全系统20*年以来的税收执法情况进行了检查。全市各基层征收单位和市局6个职能科室进行了自查，自查面100%。同时还对蔚县等6个单位进行了重点检查，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整改。三是对全市17个县区局的98件税务行政已结案件进行了评议复查，合格率为88.8%。四是在全系统开展了“创建依法行政示范单位”活动，在内部开展创建活动的同时，还在外部广泛开展执法评议。全市17个县、区局共聘请社会监督员150名，健全了监控网络，强化了群众监督。
（二）提高稽查效率，税收秩序不断优化。一是牢固树立全局一盘棋思想，密切与征收管理部门的联系，外查偷税，内堵漏洞。20*年各级稽查部门日常检查纳税人695户，查补总额1401万元。二是对我市房地产及建筑安装业、邮电通信业、工商银行系统、中国平安保险系统、煤炭、皮毛加工（含出口）行业、移动手机市场业进行了专项检查和整治，全市共检查企业345户，查出有问题企业38户，查补入库税款438.1万元。三是加强举报管理，发挥协查优势，有效打击涉税违法行为。我市受托、委托金税协查发票1283份，查补税款378.36万元；手工协查11起，发票441*份，查补税款525万元；共受理举报案件19起，已查结15起，补税罚款17.81万元。四是高质量完成内蒙古“8.24系列案”、“兴和专案”、“5.10案件”、衡水市“利剑二号专案”等总局督办案件的协查工作，严厉打击各种涉税违法活动，维护税收经济秩序。
（三）开展税法宣传，税收环境走向和谐。去年我局围绕“依法诚信纳税、共建小康社会”的宣传主题，开展以“创建依法行政示范单位，促进和谐社会科学发展”为题的大型税收宣传活动。3月26日，我局会同市地税局，联合帝达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在察哈尔世纪广场联合举行了20*年张家口市税收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发出了“税企双方手联手，共建和谐张家口”的倡议。全市19个基层单位都结合本地实际，进行了立体式宣传。河北电视台、张家口电视台、《张家口日报》、《张家口晚报》等新闻媒体报道了我们的宣传活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省国税局组织的活动评比中，市局及桥东区、宣化国税局的宣传活动被评为全省税收宣传月创新项目。6月份，市局被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省人事厅、省总工会、省法制办联合授予“2001-20*年全省法制宣传教育先进集体”称号。
（四）深入开展大讨论，税收管理理念得到提升。9月下旬省局发出通知，决定在全系统开展“假如我是省国税局局长”征文活动和“汲取案件教训、推进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大讨论活动。市局党组对此十分重视，迅速进行专题研究，做出周密安排，确保了主题活动的扎实开展。
在征文活动中，我局认真部署，严密组织，领导干部积极带头，广大税务干部踊跃参加。大家紧紧围绕主题，开动脑筋，思考问题，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思路、建议和措施，收到了很好效果。截止10月底，全市国税系统共撰写征文80余篇，精心选定20篇文章上报省局，其中2篇文章分获省局征文评比三等奖和优秀奖。市局还将20篇征文辑印成册，供各单位交流借鉴。
在大讨论活动中，从税务所（分局）到县区局到市局，由下而上深入开展大讨论，各部门以涉税案件为切入点，重点放在查找、分析、反思本地、本部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漏洞，进而找原因，定措施，抓整改。在讨论活动即将结束时，市局召开了涉税案件大讨论总结暨税收管理工作调度会，认真总结了讨论成果，部署了整改任务。省局“涉税案件大讨论再动员”视频会议后，我局立即对涉税案件大讨论活动进行了“回头看”。按照内容分类排出大讨论活动时间表，对组织领导、讨论内容、活动形式及工作要求都作了具体安排。市局通过“综合信息系统”建立“讨论信箱”，一日一调度，一日一汇报，一日一总结，并在《国税简报》上开辟专栏，对活动开展情况、干部职工讨论的热点、焦点问题进行跟踪宣传、反馈交流。市局包片领导和包点科室在10月中旬还深入各县区局把大讨论和征文活动、征管工作、行风建设等一同督导，11月上旬市局还安排专人对以上工作进行重点抽查，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五、加强素质教育，规范机关管理，切实提高队伍建设水平
去年，我局围绕中心工作，以巩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长效机制为动力，以行风建设为主线，以提高干部素质为根本，以机关效能建设为重点，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提高队伍管理水平。
（一）荣辱观教育扎实有效。总书记“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发表以后，市局及时将二季度确定为社会主义荣辱观学习月，结合国税工作印发了荣辱观教育的具体内容，以多种形式组织党员干部职工开展了学习。活动中，通过多种形式开展道德实践活动和群众性创建活动，引导全体干部职工用自己的模范言行为群众做出榜样。三季度，市局还在全系统组织开展了“税务廉政文化征文”，“反腐倡廉书画作品展”、“万众同唱廉政歌”等活动，在全系统形成爱岗敬业、公正执法、诚信服务、廉洁奉公的良好风气。
（二）班子建设得到加强。根据《国家公务员法》和全省国税工作会议精神，一是在上年度开展“一把手”交流的基础上，再次对6个县区局和市局7个科室（直属机构）的15名负责人进行了岗位交流。二是为实现国家公务员的科学管理，进一步提高行政效能，对市局和县区局20名干部选拔任用为副科级非领导职务。对上年新提拔副科级以上干部23名进行了考核转正。三是市局包点领导都参加了有关县区局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帮助县区局领导班子成员沟通思想，消除误解，增进团结，从思想上加强了县区局领导班子建设，进一步提高了基层领导班子的执法和带队能力。四是认真贯彻《党内监督条例》和中纪委、中组部《巡视工作暂行规定》，建立健全了巡视工作制度，重新修订系统《领导干部廉政档案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领导干部廉政管理，增强了班子凝聚力和战斗力。
（三）行风建设和机关效能建设向纵深发展。市局行风建设在连续5年获得好成绩的基础上，又把06年确定为“行风建设深化年”。在年终全市民主评议行风工作中再次获得“免评资格”。一是把包括征收大厅、基层税务所、稽查局在内“窗口”单位的行风建设作为突破口，着力解决执法和服务中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二是对内通过推行“文明办税八公开”、推进信息化建设和完善服务体系，全面优化税收服务。充分发挥税风税纪督察队的职能作用，认真解决和纠正税风税纪问题。年内先后对9个县区局的11个分局（所）、9个办税厅的执法服务情况进行了明察暗访，走访纳税人、人大、政协等部门118人次。三是对外通过开展执法监察，坚持主动开门纳谏和聘请特约监察员等形式，强化社会监督，认真受理群众来信来访。全年共接到群众举报12件，有关部门全部进行了调查处理。四是结合自身的行业特点和工作实际，通过各种媒体从七个方面向社会各界进行公开承诺，市局领导与有关科室负责人还5次做客张家口市广播电台“行风热线”直播间，认真回答群众提问。市局和各县区局还先后聘请特邀监督员568人，发放征求意见书11258份，召开各类座谈会116次，共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381条。五是成立了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实施方案》，编制了《机关行政职权目录和流程》、《各县区国税局行政职权目录和流程》，确定市局行政职权31项，县区局行政职权49项。并在张家口行政网、市局局域网上分别开通了系统行政权力公开网页，对人、财、物等重要管理权力事项实行了动态公开。六是积极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把税务办公设施建设等10项工作作为自查自纠和治理的重点，完善了6项制度规定，为建立防止商业贿赂长效机制奠定了基础。
（四）财务管理水平全面提高。一是加强财务基础工作建设。重新修订和完善了《张家口市国税局机关财务管理办法》，调整充实了财务管理队伍，对近百名财务管理人员进行了工作培训，专门召开财务管理工作现场会，进一步规范了财务管理工作，严格了财务管理制度，理顺了财务管理程序，夯实了财务管理基础。二是加强内部审计监督。配合省局完成了对市局的年度审计，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了纠正。同时，完成了对怀安县局、涿鹿县局、阳原县局、*区局、崇礼县局、赤城县局、尚义县局、蔚县局、沽源县局等9个单位的审计。对发现的问题提出了整改意见，并限期改正，有效阻止了违反财经纪律问题的发生。三是抓好稽查办案费、金税工程运行费、“三代”手续费、基建费等专项资金管理，加强会计核算，做到了专款专用，保证了各项事业的顺利开展。四是加大政府采购规范化管理，严格采购程序，规范采取办法，降低采购成本。市局机关全年共集中采购各类物品94.1万元，节约资金24万余元。
（五）文明创建深入开展。文明创建是增强队伍凝聚力，提高整体形象的有效途径。为加强全系统税务文化建设，提升干部的精神境界和综合素质，全系统广泛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我局按照省局要求从4月份开始在全系统开展“树立一种理念、研读两本书目、组织一次团队活动、展示一次巾帼风采”教育活动，即“1211”活动。进一步加强了基层精神文化建设。市局及宣化、蔚县、怀安县、张北县、阳原县、怀来县局获“省20*-20*年度文明单位”，市局及18个县区局，22个基层窗口单位获“市20*-20*年度文明单位”。在20*年度全市创建文明行业“三杯”竞赛群众评议活动中，市局以94.77%的群众满意率获得12个执法行业参加的“文明执法杯”竞赛第一名。在全市开展的“提升服务水平、展示文明形象”活动中，市局被市文明委命名为“优胜行业”、怀来县新保安税务分局、*区办税厅被市文明委命名为“示范窗口单位”，市行政审批中心还授予我局办税窗口“百日会战、文明服务示范窗口”。市局程红路、桥东区马世铭等7名同志被市文明委命名为“服务标兵”。*区单东兰等4名同志还被市妇联命名为“巾帼建功明星”。全系统巾帼建功明星代表40人还到中央电视台参加了“神州大舞台”节目。
（六）队伍素质不断提高。一是继续开展好岗前学习、每日一题以及岗位练兵和业务知识培训、学历教育等活动，着力提高广大干部的业务素质。到目前，全系统大专以上学历人数已达1638人，占在职总人数的90.7%。二是组织全系统159人参加了省、市局举办的初任、任职和知识更新培训；组织全系统568人参加了省、市局“六员”培训，12月22日抽选111人进行了税收管理员考试；还组织了全系统814名税收执法人员，参加了市政府法制办组织的公共法律知识培训，及格率94%。三是通过改进和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路和方法，克服了政治理论学习仅仅停留在文件、会议等单一模式，以网上、电教和具体实证及真切感悟等形式，生动、形象地教育干部提高政治素质。特别是利用党建载体，在全体党员中开展了以“发挥先锋作用，严格依法行政”为主题的创建活动，努力构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长效机制，加强了广大党员干部的党性、道德修养，进一步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市局机关党委被市直机关工委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市局党建活动被市直机关工委评为“十佳机关创建活动”。四是充分发挥机关工会作用，有声有色地开展了一系列文体活动、慰问和关爱活动，激发了干部职工的集体荣誉感，凝聚力和战斗力。还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积极开展了生态文明村建设和扶贫工作。
去年8月22日，市局经报请省局同意恢复了宣化区和宣化县国家税务局建制，8月23日市局任命了宣化区、宣化县国税局的领导班子；12月30日，市局召开宣化国税局全体干部职工大会，全面恢复了宣化区、宣化县国税局建制，对人员、机构、财产等进行了合理调配。
税收征管理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国家治理；税收征管；国家行政管理；流程再造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1007807
一、引 言
国家治理理论是当前国际学术界有关政治改革的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理论，其核心内容是要求政府进行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发展。其以提升政府从事社会政治事务和公共服务活动的能力和水平为目标，通过重塑管理理念，调整管理目标，整合管理资源，再造管理流程，优化管理手段，培育管理文化，试图将政府管理活动改造成一种建立在多数人认可和参与基础上的、使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得到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制度运行的过程。其不仅契合了现代政治制度发展的根本规律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制度创新的内在要求，代表着现代政府管理理论发展的最新方向和最高水平，而且对指导和促进政府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国家治理理论已成为研究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及其改革的一种新的理论范式，被许多国家用于指导本国的行政管理改革。正因如此，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也明确提出中国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标志着实行国家治理、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已成为中国当前政治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内容。
在政府管理的诸多领域中，税收活动不仅承担着为国家筹集财政资金的重任，而且还承担着配置社会经济资源、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等重要职能。因此，税收治理与国家治理密切相关。一方面，税收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税收治理必须符合国家治理的一般原则和要求；另一方面，税收治理又制约着国家治理的实施与成效，如果税收治理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则国家治理也就难以取得理想的成效。故如何运用国家治理理论来指导中国正在进行的新一轮税收征管改革，就成为当前中国税收治理面临的重要问题。鉴于此，本文在对国家治理理论和中国税收征管改革的进程与现状进行分析梳理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当前税收征管的实际状况，试图对中国税收征管改革的目标和路径进行必要的研究，并提出一系列政策性建议。
二、文献综述
1国家治理理论的研究
国家治理理论是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80年代出现“政府失灵”的背景下，于20世纪90年代才发展起来的一种关于政府管理与改革的理论。按照治理理论的著名代表学者林登[1]的观点，国家治理应该建立无缝隙政府，以打破政府传统的部门界线和功能分割的局面，以单一界面为公众提供优质高效的信息和服务。他认为，无缝隙政府理论的核心是政府流程的再造，在此过程中，应坚持顾客导向，把服务对象看做顾客，将顾客满意度作为评价政府工作的标准；应把政府内部的工作人员亦看做顾客，努力调动其工作积极性，为政府治理创造新的、内在的动力；应坚持结果导向，在确定目标的前提下，重组管理结构，建立扁平化的组织体系，加强全面质量管理、绩效管理和团队自我管理，及时控制和导向阶段性结果，形成以结果为导向的管理体制；应强调竞争导向，把一些公共产品与服务推向市场，允许和鼓励民间参与和提供，使公共机构与民营机构之间、公共机构之间、民营机构之间展开竞争，以向社会提供更加有效的公共服务。奥斯本和普拉斯特里克[2]等也认为，政府再造是指“对公共体制和公共组织进行根本性的转型，以大幅度提高组织效能、效率、适应性以及创造新的能力，并能变革组织目标、组织激励、责任机制、权力结构以及组织文化等来完成这种转型的过程”。其在论著中从战略高度系统地提出了政府再造的路线图。他们认为，再造政府的关键是寻求能够引起政府组织变革的“基本杠杆”DD即政府体制的DNA。政府再造的过程就是改变政府体制的DNA，从而触发整体体制的变革过程。其将这些基本杠杆分为五种类型，并称之为五个不同的战略，简称5C战略，即核心战略（Core Strategy）、后果战略（Consequences Strategy）、顾客战略（Customer Strategy）、控制战略（Control Strategy）和文化战略（Culture Strategy）。其认为，核心战略的功能主要在于描述政府的主要职能或目标，其他战略的功能则在于描述政府实现核心战略的手段或方法。如果说核心战略的功能在于明确政府的掌舵职能的话，那么其他四种战略的功能则在于提高政府划浆的职能，其中，后果战略的功能在于确定公共组织构建以绩效为基础的激励机制，顾客战略的功能在于确定公共组织的责任机制，控制战略的功能在于确定公共组织的决策权力，文化战略的功能在于创造一种企业家文化。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治理理论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俞可平[3]认为，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过程，它包括政治权威的规范基础、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和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其特别关注在一个限定的领域内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政治权威的作用和对行政权力的运用。他认为，作为一种政治管理方式，治理与统治有着根本的区别：首先，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一定是政府。统治的主体一定是社会的公共机构，而治理的主体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其次，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其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而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其通过合作、协商和伙伴关系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易承志[4]则认为，国家治理作为一种治理体系、方式和过程，不仅强调主体的多元性，而且还强调公私合作与相互信赖，强调参与和自组织发展，强调公共产品的供给等。孙洪敏[5]则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提出了国家治理应该由国家―政府治理框架、国家―企业治理框架、国家―社会治理框架三个部分组成。
综上，治理理论以提升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为目标，试图通过改变政府管理的理念、方式、手段和过程，从而实现再造政府的目的。它代表着现代政府管理理论发展的最新方向和最高水平，对指导和促进政府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税收征管改革的研究
在国外，税收征管被大多数人认为是税务机构实际从事税收征收管理的一系列具体活动或流程，故鲜有学者对其进行专门研究。征管改革也主要是由政府税收征管的职能机构具体负责和实施，故有关改革的内容也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税务管理机构公布的相关文件和实际征管的过程之中，鲜有专门的学术论著。尽管如此，但从西方国家税收征管改革的战略规划或工作规划中，笔者还是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国家治理理论对于这些国家税收征管改革所产生的影响。例如，《加拿大税务局的总体工作规划》中明确提出，加拿大税务局将继续与政府客户发展合作伙伴关系，以提高效率和继续减少加拿大税务管理部门的总体费用[6]。
在国内，近年来有学者对中国的税收征管改革进行了诸多研究，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刘奇超[7]认为中国的税收征管改革应该在中央“五位一体”总布局、总要求的基础上，按照中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关于深化税收制度改革、稳定宏观税负、推进依法治税的目标展开。重点应该包括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为基础的税收征管制度制定以中长期税收战略为目标的工作规划，进一步推行以风险管理为导向的分类分级专业化管理，强化以专业化和集约化为特征的征管组织机构建设，深化以信息管税为主导的信息化支撑体系，不断提高国际税收征管合作及国际税收竞争力。王化敏[8]根据中国税收征管改革的历程与现状，认为中国税收征管改革应该确立税收征管体系的目标，规范税收征管体系的基本内容。姜敏[9]根据国家税务总局2011年印发的《“十二五”时期税收发展规划纲要》，认为中国的税收征管改革应该践行继承式创新，创建稳定持续良好的征纳环境；强化税收监管职能，确保为政府决策提供真实的财政数据；完善报表数据采集功能，满足信息管税的数据分析需求；以税收管理为本提供税源专业管理人力保障；运用身份识别功能识别纳税人并提升其纳税遵从度。综上，学者们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侧重于对国外税收征管改革实践经验的学习和借鉴。通过对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税收征管改革历程及经验的学习和研究，为中国的税收征管改革提出可资借鉴的意见和建议。二是侧重于对中国税收征管现实问题的研究。通过对中国税收征管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挖掘与分析，试图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应该说，这两方面的研究对于促进中国税收征管改革的深化，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些研究也都存在着共同的缺陷与不足，即由于缺乏系统科学的理论支持，有些研究成果不免显得零乱和细碎，有些研究结论或对策显得比较勉强和武断，甚至有些研究成果本身存在矛盾，导致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有限。基于此，本文将从国家治理理论的视角，通过对中国税收征管改革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期能够得出有说服力的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三、中国税收征管的演进脉络及新形势下面临的问题
1950年，根据建国初期中国税收工作的实际需要，政务院颁布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对中国的税收制度进行了统一和规范，这也标志着新中国税收制度的正式建立。60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国的税收征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笔者的研究，这一历史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五个不同的阶段或五种不同的模式，即1950―1987年的专管员模式、1988―1993年的三分离或两分离模式、1994―1996年的三位一体模式、1997―2002年的新模式以及2003年以来的修正的新模式。应该说，每一个发展阶段或每一种征管模式都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和税收征管现实决定的，这些模式也基本满足了当时国内税收征管的实际需要。但毋庸讳言，每一个征管模式即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都存在着比较大的缺陷和不足。根据笔者的整理，这五种模式及其主要内容与不足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的税收征管模式经过多次的改革，其运行机制越来越科学化、合理化，不仅有效强化了税收征管机构的征管能力和服务能力，而且有力提升了纳税人的遵从度和满意度。但是，尽管如此，由于这五种模式都是在国家管理论的背景下产生的，都重在强调对纳税人的控制与强制，因此，在税收征管实践中就一直无法得到很好地运行。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和中国在行政管理领域内由政府管理向政府治理的转型，现行的税收征管模式就越来越不适应税收征管的实际需要。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强调控制与强制的税收征管模式背离了国家治理的内在要求。一般而言，在国家管理论的背景下，政府被认为是一个从事政治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机构，其主要职能是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主要运行方式是控制与强制。而在国家治理论的背景下，政府不再被认为是一个单一的政治统治机构，而更多被认为是一个公共服务机构。其主要职能是解决公共物品的供给，主要运行方式是服务。因此，在国家治理的时代，政府的强制性权力在明显弱化而服务性职能在显著增加。“更少的统治，更多的治理”就是这一转变的直观体现。在此背景下，税收征管改革也应顺应这种时代的变化，转变税收观念，在保持必要强制力的前提下，强化服务功能。否则，过分强调税务机关的控制与强制，就会使税收征管改革背离国家治理的内在要求。
第二，强调控制与强制不符合现代税收征纳关系的实质要求。尽管从表面来看，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是一种行政管理关系，但在本质上，二者之间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博弈与合作的关系。这是因为，虽然税收会减少纳税人的财产和收入而导致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存着一种天然的张力，但对于大多数纳税人而言，他们都会慑于税法的强制性并对不申报纳税后果进行理性权衡后选择与税务机关合作，主动履行纳税义务。故对于这些纳税人而言，税务机关的主要工作是为其履行纳税义务提供必要的配合、帮助与服务；而对于极少数选择与税务机关对抗、拒绝履行纳税义务的纳税人，税务机关的工作才是控制与强制，因而控制与强制并非税收征管的主要内容。故以强调控制与强制为主要特征的税收模式就不符合税收征纳关系的实质和税收征管的现实。
第三，强调控制与强制必然会使税收征纳关系更趋紧张，从而为税收征管工作带来更大的阻力。近年来，中国税收收入增长速度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这一事实虽然表明中国的税收征管水平和征管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同时也表明中国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在大大增加，这无疑会使征纳双方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在此条件下，如果继续强化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控制与强制，势必会进一步加剧这种紧张关系，导致纳税人与税务机关的进一步对抗，使税收征管工作面临更大的困难。
综上所述，在国家治理的大背景下，强调控制与强制的税收征管模式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中国的税收征管及其改革必须要寻求更为科学合理的理论支持。虽然当前国内外政治理论与税收理论的发展为中国的税收征管改革提供了多种理论支持，但相较而言，治理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核心内容与中国目前税收征管改革的实际需求之间存在着更高的契合度。因此，以治理理论来指导中国的税收征管改革，不失为一种上佳的选择。
四、治理理论视角下中国税收征管改革的路径导向
税收征管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必须与国家职能发展的需要和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相适应。换而言之，国家职能与国家治理方式的发展，为税收征管制度的发展与改革提供了可行的理论范式。因此，中国的税收征管改革，应在国家治理理论的指导下，确定改革的路径导向。
第一，以目标为导向，校正税收征管的目标和职能。按照国家职能的分工，税务机关是代表国家专门从事税收征收管理的职能部门，其主要职能在于维护税收征管秩序和完成国家的税收任务[10]，与此相比，其他的目标或职能都只能处于次要的和附随的地位。因此，税收征管行为从管理学角度讲就是一种目标导向行为。在中国当前的税收征管改革过程中，必须首先依据国家职能的分工和税收征管的内在逻辑来校正税收征管的目标和职能，一方面，要突出和强化保障国家税收收入这一目标；另一方面，要弱化或减少加诸于其上的其他目标和职能。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税收征管目标简单明确并具有更大的指导性，否则，如果继续给税收征管改革强加许多其他的目标和职能，就会使中国的税收征管改革因目标模糊不清而失去了指导意义。
第二，以合作为导向，促进税收征纳关系的融合与发展。虽然税收征纳关系本质上是一种行政管理关系，但与一般的行政管理关系不同的是，如果在税收征纳过程中没有纳税人的遵从与配合，那么，即使税务机关再强大，要想完成庞大的税收任务也只能是一种空想。因此，税务机关只有强化与纳税人之间的合作与博弈的关系，才有可能完成税收征管的任务。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上的转变，当代西方国家的税务管理者们开始借鉴企业营销管理中发展起来的客户理论，并将其用于对纳税人的管理中。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和新加坡等许多国家在很多场合下都把纳税人改称为Client或Customers，即客户。美国、加拿大和意大利等国把税务机构称为Service，即服务（机构）。如此，把纳税人当成客户，不仅能弱化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张力，而且使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自然和谐，有利于重建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提升纳税人的税收遵从意识，提高税收征管效率。鉴于此，笔者认为，在中国当前的税收征管改革过程中，应借鉴西方客户理论的合理内核，以合作为导向，通过采取有效的手段与措施，密切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消除税收征管中的制度，为更有效地完成征管任务创造更好的条件。
第三，以激励为导向，完善内部激励机制，创建具有现代企业精神的税收文化。虽然近年来国家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对税务人员的教育培训和改善税务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但由于过去一直把税务人员作为税务机关的内部管理对象和管理工具看待，从而在现实中经常出现“激励失灵”的情况，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因此，引入治理理论指导对税务人员的管理与激励是十分必要的。笔者认为，应充分认识到税务人员在税收征管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以满足税务人员的正当需求和价值实现为目标，对税务人员实行激励性管理。在借鉴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在人的五大需求（即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中，虽然每一个需求的价值都与其满足程度有关，但前三项需求的价值相对我较低，而后两项需求的价值相对较高。同时，虽然受条件限制，在无法满足价值相对较高的需求时，也应该在相对较低的价值需要中寻找相对较高的价值点。，应该重点满足税务人员的某些高端价值需求（例如，尊重和自我实现等），通过建立尊重人才、鼓励创新、提倡奉献、促进竞争、奖惩有力的制度，在税务机关内部形成一种充满活力的税收管理文化，对税务人员产生稳定的、持久的促进作用，使其能够高度忠诚、高度负责、高度热情地投身于税收征管工作之中，从而推动税收征管工作目标的实现。
第四，以服务为导向，重塑征管流程，为纳税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近年来，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把税收征管的工作内容归纳为，“服务+执法=遵从”，即税收征管工作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服务和执法来提高纳税人的遵从水平。其中，服务不仅位居执法之前，而且是税收征管的主要内容。因此，税务机关纳税服务水平的高低，就直接决定着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状况和纳税人的税收遵从情况。特别是在当代，由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和现代生产经营方式的急剧变化，使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活动更加快速、灵活和多变。在此情况下，税务机关必须顺应这种时代的变化，根据国家治理理论的要求，重新调整内部机构设置，再造税收征管流程，将工作重心前移，给纳税人提供无缝隙的服务，降低纳税人的纳税成本。只有这样，才能克服税务机构作为政府机构所固有的分工僵化、各自为政、本位主义、无效率和分工过细等的缺陷，也才能真正提高征管效率，降低征管成本。
第五，以监督制约为导向，将税务人员的审计监督与纳税人的检查相结合。在现实中，虽然逃税者是少数，但却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和社会后果。因此，加大对逃税行为的治理，一直是税收征管工作的另一个重要内容。虽然学者们将逃税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征纳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税务机关难以掌握纳税人的相关信息所致，但事实上，个别税务人员与不法纳税人内外勾结也是导致税收流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税收征管的过程中，必须改变过去的思路，将对纳税人违法行为的稽查与对税务管理人员的内部调查结合起来。除要完善对税务人员的日常监督和业务审计外，应在对涉嫌逃税的纳税人进行稽查时，应同时对相应的税收征管人员进行内部调查；反之，在对税务人员的贪污、渎职行为进行内部调查时，应同时对其税收征管业务进行专项检查。
五、中国税收征管改革的政策建议
近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治理水平的提高，中国现行的税收征管制度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进行税收征管制度改革不仅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而且也成为当前中国税收征管的当务之急。为了使中国的税收征管改革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供改革者参考：
第一，在税务管理资源的配置上，应该根据不同管理岗位的工作特点和内在需求，调整人力资源和其他管理资源的配置。具体而言，就是在人力资源的配置上，要根据“服务+执法=遵从”的税收管理理念，重点加大对纳税申报前的税务登记、票证管理、纳税辅导等服务岗位人力资源的配置，将更多的管理资源用于基层和一线的管理和服务上。通过对这些岗位的工作人员进行专门的业务培训和公共关系方面的培训，使管理人员与纳税人实现无缝对接，从而使税务机关在为纳税人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掌握纳税人的生产经营状况，并督促纳税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同时，应该充实纳税后检查岗位的人力资源。通过配置更强的稽查力量，加大对税收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减少税收违法案件的发生。而对于纳税申报和税款征收岗位，由于税款申报缴纳方式的多样化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发展，已使这些岗位的工作量大大减少，因此，应该减少征收岗位的人力资源。在经济资源的配置上，除了应该加大对税务管理人员业务配置的投入外，还应该加大对税收征管信息系统的开发应用等的投入，以保障管理技术和管理手段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第二，在税务管理的方式上，变按税种管理为按纳税人管理。在中国现行的税制体系下，除个人所得税等少数税种外，大多数的税收都是由企业或其他的社会组织承担的，同时每一个企业都要同时承担多个税种，且这些税种之间都具有内在的联系[11]。因此，将现行的按税种管理改为按纳税人管理，有利于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事实上，这也是目前世界各国税收征管的普遍趋势，例如，澳大利亚将纳税人群体分成个人、微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大型企业、非赢利性组织和政府部门等六个不同对象分别进行管理。美国国内收入署从2000年9月起按纳税人的不同将其管理机构分为四个执行部门，即工资和投资收入部、小型企业和独立劳动者部、大中型企业部、免税和政府机关部，每个部门负责向相应的纳税人提供点对点的服务。南非税务局将纳税人分为三类，即少数的大企业和有高平均纳税额的个人、不断增长的中小企业和中产阶级、大量具有较低平均纳税额的微型和非正式实体，并在此基础上实施差异化的业务模式。这些改革措施在现实中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因而笔者建议，中国的税务管理可以借鉴上述国家的改革经验，根据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或收入情况，对其进行分类登记、分类管理、分类征收和分类检查。
第三，在管理手段上，大规模引入现代电子技术，实现大规模、数字化的管理。现代化的税收征管离不开大规模的电子高新技术和网络信息系统的支持，因此，优化税收征管系统，实现大规模、数字化的管理是当代世界各国税收征管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内容[12]。例如，澳大利亚以“大规模就是数字化”的思想为指导，希望税收申报和税收核查均能通过信息网络技术来进行。加拿大税务局实施开发新的GSH/HST系统，通过在线工具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美国则希望在最近几年中用现代化信息系统来代替主申报程序，从而实现将业务流程与技术策略融为一体，强化业务系统现代化（BSM）项目的管理。笔者建议，中国应汲取上述国家的先进理念和技术手段，根据中国税收征管的实际情况，在优化现有管理系统的基础上，组织开发具有更强大功能的税收征管信息系统，以实现技术手段与管理流程的高度融合。
第四，在执法手段上，实行集中执法，加大处罚力度，提高税务行政执法的水平。虽然中国目前的税收违法现象较为普遍，但一般而言，税收违法犯罪及由此导致的税收流失自有其分布的规律，且不同纳税人群体的税收违法犯罪与税收流失的规模和后果也各不相同，针对不同群体进行治理的效果也并不相同。因此，应借鉴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集中主要的执法力量，一方面，加强对税收违法犯罪的重点税种（如个人所得税）、重点纳税群体（如非工资收入的高收入群体）和重点经济领域（如金融、房地产等）的检查与处罚；另一方面，要加大查处的力度，使违法犯罪者为其税收违法犯罪行为付出更高昂的经济代价、法律代价和政治代价，从而使其不致再犯，并对他人产生警示和教育的作用。
六、小 结
近年来，中国已经进入了国家治理的新时代。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行政管理领域也正经历由政府管理向政府治理的转型和变革，中国现行的以社会管理模式为背景的税收征管制度已经难以适应税收征管的实际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各级税务机关只有在中国进行国家治理的大背景下，以国家治理理论为指导，以提高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和税务机关的征管效率为目标，通过对中国税收征管的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科学规划税收征管改革的总体蓝图。同时，有针对性地确定税收征管改革的路径导向和改革的具体手段与措施。在具体实践中，应持续优化税收管理人力资源配置，逐步转变为按纳税人管理的税务管理方式，借力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助推税收征管的大规模数据化管理，在依法治税的同时不断提升税务机关执法能力，只有这样，中国的税收征管改革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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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刘卫忠试析中国税收征管改革方向[J]经济学动态，2001，（1）：30-33
税收征管理论范文第4篇
《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指引》，要求组织结构复杂的企业，可根据需要设立税务管理机构，并对企业税务管理机构的职责定位、工作内容、工作机制、沟通机制等内容做出了明确规定。2012年7月，国家税务总局召开全国深化征管工作会议，要求利用先进的税收征管理论和手段，强化税收征管,全面提升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2015年2月，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税收违法案件一案双查工作补充规定》（税总发〔2015〕20号），要求在进行税务稽查时，不仅要查处纳税人税收违法行为,又要同时查处税收征管机关和人员以税谋私的违纪违法行为,使税收征管工作和反腐倡廉工作紧密结合。2014年11月，《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4〕50号）建议取消和下放32项依据有关法律设立的行政审批事项，其中，涉及取消22项税收优惠核准事项。2015年5月，《国务院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27号），再取消49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将84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调整为政府内部审批事项。其中：涉及取消11个大项以及其他3项中8个子项的税务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2013年起，国家持续推进“营改增”政策的执行范围和行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也即将全面实施“营改增”政策。同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也陆续了多个税收政策制度，这些税收法规、制度的实施极大的影响着大型水利水电企业经营发展。国家政策的变化，对大型水利水电企业税收风险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落实好国家政策？既要按章纳税，减少税收违法风险，又要充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保护企业合法权益，是摆在企业税收风险管理人员面前的一道难题。
二、企业现行税务风险管理
大型水利水电企业由于自身经营特点，有着不同于一般生产企业的地方。比如：经营业务比较单一，发电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但是成本费用复杂；单位资产价值较大，资产维修维护费资产性和费用性划分复杂；企业位于偏远山区，周边没有完善的社会后勤保障，不为职工提供餐饮、住宿等条件，职工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库区内的荒山、绿化占用大量土地，各种水利设施和地下发电设施占用大量土地；维护当地生态平衡建设支出大；资产建设工期长，每笔借款费用资本化期间不一致；外币借款汇兑损益的确认也比较复杂等等。目前，大部分大型水利水电企业由企业财务部门负责研究国家财经、税收政策，拟定财务战略发展规划，管理企业税收风险，具体工作由相关科室落实。大部分大型水利水电企业通过加强与税收征管机关和人员沟通，获得对企业涉税业务处理的理解和肯定。部分经营条件较好的企业，还外聘了税务服务中介机构，定期对业务事项进行复核检查。这些管理措施的运用，有效降低了企业税务违法风险。
三、工作中面临的困难
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决定了纳税人和税收征管机关和人员主体资格的不对等，纳税人只能为弱势群体，只有依法按章纳税，充分享受税收优惠，才能维护企业的最大权益。税收法规、政策的不断调整和出台，使得企业财务人员在理解、认知、掌握和运用中，不可避免的出现由于理解偏差而给企业带来税收违法风险。企业每项经营活动，最终都可能会产生纳税行为，业务事项的前期设计和处理，决定了税收行为的性质和内容。但是财务部门仅仅是企业内设管理部门，大多数时候只能进行事后监督和业务处理，在业务事项的前期并没有参与权，不能影响到其他部门的业务决策。这是企业管理体系形成的，财务部门无力改变这种形式和格局。由于税务服务中介机构的性质和业务方式也决定了其不能及时、全面、深度的介入到企业日常经营管理中，也就不能全面、及时提示企业所得面临的税收违法风险。涉税业务办理人员，对相关政策制度掌握不到位，或者责任心不强，造成使用政策错误、应税金额计算错误、延迟纳税等，人为形成税收违法风险。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不同税收征管机关和人员对同一企业的同一涉税行为的判断和裁定往往存在不同看法，实务中，税收征管机关和人员具有的自由裁量权，也会给企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税收违法风险。上述问题，使得财务部门在进行税收风险管理时往往力不从心，使得国家税收政策不能及时、全面落实到位，给企业带来了较大的税务违法风险。
四、工作建议
解决上述问题，笔者认为，需要从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机制体制上下功夫，向管理要效益，具体为：一是水利部加强顶层设计。要求水利企业根据自身的规模、性质，结合税收风险状况，制定税收风险管理政策，督促企业完善税收风险管理机制体制。二是在水利部层面加强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沟通与协调。对法律法规尚未明确的水利设施及其管护用地和其他用地具体内容予以进一步明确，对水利企业征地范围内的荒山荒地的征税问题也进一步明确，使企业有法可依，税收征管机关和人员有法可循，减少税收征管机关和人员的自由裁量空间，以避免因税企双方对法律制度的不同理解而导致企业形成税收违法风险。三是企业要完善税收风险管理体系和机构。成立企业层面的、跨部门税务风险管理委员会，提高税收风险管理层级，及时识别、分析、评价税收风险，制定和完善税务风险管理制度，积极参与企业战略规划，主动对重大经营决策进行税务影响分析，及时提供税务风险管理建议。成立专门税收风险管理机构，具体落实税务风险管理委员会工作和要求。四是充实税收风险管理人员。税收风险管理工作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工作人员需要具有税务、会计、金融、设计、施工、法律等方面知识。为准确理解、落实国家税收政策，需要充实这些复合性人才，比如：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会计领军人才、税务领军人才等。五是加快税收风险管理人才培养。目前，大部分大型水利水电企业具备上述要求的税务风险管理人员少之又少，需要加大培养力度，建立梯次人次队伍。六是加大税收风险宣传。使企业各层级人员建立税收风险意识，让依法纳税成为自觉行动。
税收征管理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 征管效率 影响因素 实证
个人所得税在我国已经成为第四大税种，但从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情况来看，其效率却依然较低，使得个人所得税在个人收入分配方面的调节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如何提高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是当前个人所得税征管领域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个人所得税制进一步改革与完善的要求。而在实证个人所得税征管理论模型前，我们首先应对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及其影响因素有一定了解。
一、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主要指税务机关在个人所得税征税过程中所达到的行政效率。具体来说，就是税务机关在个人所得税征收中，以尽可能少的征收成本征取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从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的概念可以看出，税收征收机关是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的实现主体，征税成本与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直接相关，税收征管活动的产出较大程度地影响着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而税务征收机关与征税成本、税收征管活动的产出，细化来说又会受到税务征收机关制度、税务征收机关人员构成、人员能力等影响。不过，在个人所得税征管实践中，人均征税额、税收努力指数等也是影响税收征管效率的主要因素。但这些因素都较难对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进行完整地反映。通过实证分析，将可以使影响个人所得税征管的因素更加明晰。
二、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影响因素理论模型的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择与变量定义
选取我国1998年-2014年各省数据，通过随机前沿分析技术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考察。
（二）实证模型
税务机关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是一个生产过程，即存在“投入-产出”过程，根据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可构建出以下税收模型：
1ntrit=[β0]+[β1][1nfiit]+[β2][1nsiit]+[β3][1ntiit]+[β4][1nosit]+[β5][1ntnit]+[β6]T
+[β7][1nfiit][1nsiit]+[β8][1nfiit][1ntiit]+[β9][1nfiit][1nosit]+[β10][1nfiit][1ntnit]
+[β11]T[1nfiit]+[β12][1nsi][1ntiit]+[β13][1nsi][1nosit]+[β14][1nsi][1ntnit]
+[β15]T[1nsi]+[β16][1ntiit][1nosit]+[β17][1ntiit][1ntnit]+[β18]T[1ntiit]
+[β19][1nosit][1ntnit]+[β20]T[1nosit]+[β21]T[1ntnit]+[12][β22]（[1nfiit]）2
+[12][β23]（[1nsiit]）2+[12][β24]（[1ntiit]）2+[12][β25]（[1nosit]）2
+[12][β26]（[1ntnit]）2+[12][β27]T2+[vit]-[uit]（1）
其中，i与t分别代表着各个省与样本实践，tr表示书屋部门对个人所得税征收收入，fi、si、ti分别表示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tn表示税务人员人数，T表示技术，[β]为各变量系数。从研究可知，除税务人员、征管技术外，税制因素以及经济社会环境也是影响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的因素。
而根据社会环境与税务人员特征，又可建立以下模型：
mit=[δ0]+[δ1][fr]it+[δ2][edu]it+[δ3][age1]it+[δ4][age2]it+[δ5][age3]it+[δ6][pgdp]it+[δ5][ptr]it （2）
其中，[fr]表示税务征管人员中女性比例，[edu]为人员学历中大学以上比例，[age1]、[age2]、[age3]分别代表税务人员35岁以下、36-45岁、46-55岁比重，[pgdp]表示人均[GDP]，[ptr]指税务人员人均管理范围。
（三）结果分析
实证研究显示，我国各地区个人所得税税收征管效率整体均不高，提升空间和要求依然较大；税务人员中，受教育水平对征管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年龄在36-45岁左右的人员征管效率更高，考虑因该阶段人员个人所得税征管经验丰富；女性税务人员征管效率更高，考虑与女性人员工作更为耐心、细致有关；人均[GDP]对税收征管效率影响不大，即虽然经济社会环境会影响征管效率，但并非主要因素；[ptr]与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明显正相关，说明人均管理人口范围适当提高，有利于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的提高。
三、结束语
重视和提高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不仅是治税效率的要求，同时对个人所得税税制来说也是其改革深化的基本条件。通过对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实证研究发现，税务机关人员数量的增加，反而会降低个人所得税征管的效率；而税务机构中增加女性构成，则对征管效率的提高比较有效；同时个人所得税征管人员的年龄也影响着其征管效率。
在税务局征管工作中，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正在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提高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可适当地减少税务人员数量，整合个人所得税征管资源，优化税务机关内部组织管理；适当增加个人所得税征管中女性人员构成比重；充分发挥36-45岁年龄段个人所得税征管人员的中坚作用，有这些经验丰富的人员引导和培训经验不丰富的税务人员，促进税务机关个人所得税征管队伍素质的整体提高。此外，可制定严格的处罚与激励制度，对个人所得税现代化征管手段不断增强以提高其信息化水平等，通过全方位的措施为个人所得税征收提供保障，从而提升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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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征管理论范文第6篇
关键词：纳税服务理论；研究；评述
基金项目：黄冈职业技术学院2011年度科研计划项目、黄冈市地方税收研究会调研项目：“优化农村纳税服务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11C2012111）
中图分类号：F81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10月9日
纳税服务与税收征管一起构成了税收工作的两大支柱。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要求下，我国税务机关积极开展纳税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纳税服务实践工作迫切需要科学的纳税服务理论指导。对我国纳税服务理论研究进行梳理，才能有效掌握纳税服务理论研究的现状和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纳税服务理论研究现状
我国对纳税服务的研究起较晚。从现有文献来看，最早介绍纳税服务的是《税务研究》198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美国税制介绍”，由曾任美国国税局长的小罗克斯・L・艾格撰写。但纳税服务理念长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对纳税服务的理论研究投入非常有限。
当前对纳税服务的研究包括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理论研究重在阐述纳税服务的内涵、性质、功能和必要性。实践研究重在探讨纳税服务的方式方法、具手段和操作要求。本文仅梳理纳税服务的理论研究成果。笔者在中国知网全文搜索中，以“纳税服务”为关键词搜得文献38，139篇。在中国知网题名搜索中，以“纳税服务”为关键词搜得文献3，125篇，只有全文搜索结果的8%，最早的文献出现在1996年。这说明大家提及“纳税服务”很多，但专门研究它的很少。与此同时，以“税收征管”为关键词搜索1996～2014年的文献，搜得文献5，847篇，是纳税服务文献的1.87倍。这说明从纳税服务的研究水平远没有达到税收征管的研究水平，对税收工作两大支柱的研究是一强一弱的。需要说明的是，3，125篇题名为“纳税服务”的文献中，来源于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的为2，051篇，占全部文献的65.63%。这说明在纳税服务的相关文献中，大多数是对纳税服务的宣传和经验介绍的，严格意义上的理论研究相对很少。相对于纳税服务实践工作的重要性而言，纳税服务的理论研究严重滞后，这必将制约对纳税服务理念的深入推广和服务策略的应用。
二、纳税服务的内涵分析
什么是纳税服务？它的内涵是什么？这是我们研究纳税服务的出发点，也是纳税服务理论研究的落脚点。部分学者认为纳税服务的内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纳税服务从主体来说，包括政府、社会中介机构和志愿服务组织。其中，政府包括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以税务机关为主的执法机关。从内容上说，包括税收立法、税制改革、纳税前的宣传辅导、纳税中的协助行动、纳税后的反馈交流等。狭义的纳税服务仅仅指税务机关为提高纳税人税法遵从度而提供的各种服务措施。也有学者认为广义的纳税服务更应该称为“税收服务”，以与狭义的纳税服务相区别，言外之意纳税服务应该是狭义的。
遗憾的是，大部分学者在讨论纳税服务时，并不深究纳税服务的内涵，只是围绕《纳税服务工作规程》中定义的纳税服务开展研究。这样的研究失去了探本求源的研究目的，使研究成为税收征管实践工作的附庸。同时，由于研究没有站到理论的制高点上，相关研究成果对从宏观上建立纳税服务体系、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纳税服务功能失去了指导意义。
三、纳税服务的理论依据
纳税服务的理论依据，分析的是纳税服务存在的理由和必要性。纳税服务的理论基础有新公共管理理论、公共财政理论、税收遵从理论等，根源是“在民”国家契约理论和马克思的群众理论。
国家契约论从政治学上解释了纳税服务的必要性。国家契约论，又称社会契约论。它认为人类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的过程，是通过契约建立国家的过程。当国家成为一个政治实体时，人民就与政府（统治者）缔结一个规定彼此权利义务的契约，即宪法。宪法中有关税收的条款，就是人民与政府间的税收契约。人民通过纳税满足了政府的需要，政府必须提供各种服务满足人民的需要，否则人民可以政府。纳税服务是税务机关作为政府组成部门，履行其服务义务的基本要求。
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单一制国家，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人民民主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建设的基本原则。纳税服务是为人民服务的重要内容。提升纳税服务水平和质量是我国政府不懈追求的目标。这与国家契约论的主张不谋而合。
公共财政理论从经济学上解释了纳税服务的必要性。公共财政理论认为税收是国家为了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而取得财政收入的形式。在公共财政理论下，政府的职责是提供公共物品，纳税人享用公共物品必须承担相应的成本。税收就是公共物品的价格，是纳税人为了获得和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价格。政府向纳税人收取税收，必须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包括纳税服务。
新公共管理理论从管理学角度解释了纳税服务的必要性。20世纪80年代兴于美英等国的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政府等公共部门应该积极改革，采用企业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竞争机制，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公共管理论者相继提出了“企业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等理念，要求“重塑政府”。他们强调公共管理者的职责不是为政府撑船掌舵，而是为公民服务和给公民回放权利，最终建立起服务性的政府。
我国政府适应世界发展潮流，早在2003年就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具体要求就是：“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更好地为基层、企业和社会服务。”税务部门作为政府组成部门，理所当然地应该探索如何将税收征管寓于纳税服务之中。
税收遵从理论和税收原则从税收学角度解释了纳税服务的必要性。早在400年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就提出了“公平、确实、便利和节省”的税收原则。其中，便利原则，就是指从征税日期到纳税方式上都要为纳税人提供便利。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影响深远的税收四原则，即平等、确定、便利和最少征收费用原则。其中，“便利原则”是指征税及其关的手续必须尽量简便，给纳税人以最大的方便，征税时间应在纳税人最空闲的时候，征税方法要简便易行，纳税地点要选取纳税人最方便的地方，纳税形式上要尽量采用货币形式以减轻纳税人额外负担。“最少征收费用原则”是指国家在征税是要尽量节约开支，征收成本降到最低。这两条原则都充分体现了纳税服务的精神与内涵。
现代税收理论还提出税收遵从论点。税收遵从论从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通过成本-效益分析，指出当税收遵从成本大于税收不遵从成本时，纳税人可能采取偷逃税或者延期纳税等方式，获取纳税不遵从利益；只有税收遵从成本低于不遵从成本时，纳税人才会自觉纳税。纳税服务能够有效降低纳税人的税收遵从成本，提高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为了提高税收征管效率，税务机关应该尽可能提供服务，以促进税收遵从度的提高。
四、纳税服务的性质与地位
事物的性质是一个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征。纳税服务作为服务的一种，与其他服务有何区别，是纳税服务性质研究应解决的问题。一般认为，纳税服务与通常的商业服务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商业服务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基于双方合意而建立起的一种具有对价支付意义的民事关系；而纳税服务是处于管理和被管理的不对等关系的征纳双方建立的一种行政关系。
纳税服务，首先是服务，具有价值性。所谓服务是指通过按劳务活动为他人提供价值的行为。基于服务的内涵，可以理解纳税服务应是为纳税人创造价值的行为。如果仅仅是一些文明用语、周到礼仪不能称为纳税服务，因为这些活动不能为纳税人创造任何价值；其次，纳税服务不同于一般商业服务，具有法定性。纳税服务的典型特征不是双方关系的不对等，而是其法定性。一般商业服务基于双方合意，而纳税服务基于双方合法。纳税服务的内容、方式都由法律法规严格规定，不能超越也不能减省。
价值性和法定性使纳税服务具有了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的功能，能够有效提升纳税人的税法度，有效提升征管效率。因此，在现代税收征管中具有重要地位。学者和税务机关都认为纳税服务与依法行政是现代税收征管的两大支柱，是税务机关的基本职责和首要任务。
五、纳税服务理论研究的方向
纳税服务实践呼唤纳税服务理论的指导。我国现阶段纳税服务理论研究深度、广度都不够，对纳税服务理论的推广和政策的制定指导作用仍然有限。下一阶段，我们应更深入研究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纳税服务的内涵，特别是广义的纳税服务内涵及体系建设，以便合理划分税务机关的纳税服务与社会纳税服务的职责，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二是纳税服务性质的研究，进一步明确纳税服务的性质和特征，以便明确纳税服务的范围和政策合理性；三是在此基础上，做好纳税服务政策措施的研究，促进纳税服务措施的推广。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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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征管理论范文第7篇
关键词：电子商务；税收征管；互联网；信息化
中图分类号：F8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4-000-02
2012年11月，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提出“改进网络建设”和“加强财税改革”。2013年3月7日，国家税务总局正式公布《网络发票管理办法》，这在我国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理论研究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一、电子商务涉税特点及发展现状
电子商务是通过互联网构拟的空间和媒体，以数字的形式表达各种信息而进行的商务活动。主要分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电子商务、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电子商务、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电子商务三种形式。具体有以下特点：第一，交易虚拟化。传统交易中，税务机关依靠税务登记制度对纳税人进行管理，未经登记不得从事经营业务，这是国家加强税源监控的一个举措。而电子商务的交易虚拟化、无店铺经营化使税务登记的效力大大减弱。第二，零售扩大化。我国是以流转税为主的国家，在征收上采用“以票控税”的管理办法，而网络交易中，生产商可以直接零售给最终消费者，消费者基于自身利益，为了得到更多优惠而不索取发票，这样就瓦解了现有征管体制的计税依据，成为偷漏税的根源。第三，产品无形化。当下的消费者利用网络不单单是购买有形产品，更多的已转向电子读物、信息服务、软件、音乐等无形商品，这种方式下对于税种的甄别带来很大困扰。第四，支付电子化。电子商务中，电子货币支付脱离了银行的监控，财税部门更是很难获取纳税人资金流信息，从而助长了企业偷漏税的气焰，导致税务机关对企业资金流监控的缺位。第五，资源信息化。电子商务是基于信息技术的贸易活动，是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来实现贸易全球化的，它不仅对传统的税收征管带来冲击和挑战，也对全面提高税收征收管理和纳税服务水平带来了发展机遇，推动了税收征管的信息化建设。
我国电子商务始于1997年，随着电子商务的应用与发展，传统企业开始大规模入住网络市场，网络消费者也已经成为我国网民新的主体。
从数据看，我国互联网应用整体显现出网络消费快速发展的显著趋势，根据商务部的《电子商务十二五规划》，到十二五期末，我国网购规模有望达到三万亿元，约占零售市场总额的10%。从国际角度看，2012年中国网购比例与美国、德国、法国相近，美国电子商务渗透率从1.3%提高至4.3%用了十年时间，而中国从1.2%上升至4.2%只用了短短四年时间。可见，我国电子商务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增长空间。与此同时，与电子商务配套的税收法律的制定则相对滞后，这个巨大的交易市场还未纳入国家税收征管体系，出现了税收管理的缺失，导致经济发展与税收发展极度不协调，网络交易税收严重流失。电子商务犹如一把双刃剑，给人类经济社会带来的革命是全方位的，如何对它有效监管，使其健康有序地发展，促进国际贸易间的交流，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我国电子商务税收征管存在的问题
（一）电子商务税收法律制度缺失
1.税收要素难以确定。首先，常设机构不清晰。按照国际惯例，企业只有在某个国家设立常设机构，并取得属于该常设机构的所得，才可以认定为从该国取得的所得，从而由该国对此企业进行征税管理。电子贸易超越了地域界限，其交易主体的虚拟性使得纳税主体不够清晰，并且邮件地址、网址与产品供应商未存在必然联系，难以根据地域管辖权进行判定。其次，交易发生地不确定。我国现行税法规定，销售货物所得，按照交易活动发生地确定，由于网络交易具有不受或很少受到地域空间限制的特点，致使交易发生地的确定产生困难。最后，课税对象不明确。我国现行税制是以有形交易为基础，对实体商品的劳务收入、销售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等均规定了不同的税种。而网络交易通过互联网将交易信息以数字形式传递，省略许多传统贸易中的纸质凭证和单据，使得有形商品和服务的界限变得愈加模糊。
2.税收管辖权模糊。税收管辖权大体分为以下三种方式：居民税收管辖权、地域税收管辖权和居民税收管辖权与地域税收管辖权相结合的方式。网络贸易使跨国经营收入征税问题不单单局限于国际税收管辖权的划分，更多的集中到对交易所在地难以辨别的问题上，容易使各个国家在税收管辖权上发生争议。
（二）电子商务税收执行困难
1.传统税收管理难以执行。首先，税务登记与之不相适应。网络贸易中，众多企业为了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推办或不办税务登记证，造成税源管理的缺失，导致整项税收工作的失控；其次，计税依据难以确定。传统的税收征管是以有形的各类报表、凭证、账簿为基础，由于因特网的广泛应用，使得传统税收工作所依赖的纸质文件销声匿迹，原有的审计方法无所适从，导致传统的税收征管失去了直接的依据；最后，传统对外贸易税制不适用。在我国，进口货物需要报关查验客户身份及商品详细信息，出口企业可以享受出口免、抵、退税优惠政策。如若按传统方式对电子商务进行税务管理，极易造成逃避进口关税，骗取出口退税的违法行为。
2.传统税务稽查难以实施。按我国现行税收政策，税收的征收管理是以纳税人的真实有效地合同、票据、账簿、单证等为计税依据，但是网络交易为传统的税收征管带来难题：首先，收入难以界定。纳税人缴纳的税款需要通过发票、账务、会计凭证来计算，而在电子交易中，买卖双方是以电子数据形式填制，而这些数据可以修改，给税收征管工作带来很大难度，造成大量税款的流失。其次，随着电子银行支付手段的出现，一种非记账的电子货币可以在税务机关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纳税人的付款业务。无纸化的交易没有有形载体，导致本应征收的各类税种均无从下手。再加上计算机加密技术的发展，纳税人可以利用超级密码来隐藏所有信息，这使税务部门搜集信息更加困难。
（三）国际避税问题严重
互联网以其便捷性、高流动性的特点为跨国公司操纵利润、规避税收提供了便利，使得对跨国公司内部价格转移的监控变得更加困难。跨国公司通过因特网可任意选择在低税国或避税港设立服务器站点，进行销售定价，将其在高税区的利润转嫁到低税国和免税国进而达到避税的目的。同时，随着银行网络化、电子货币及加密技术的广泛应用，跨国公司内部网络给税务部门确定某项交易的内容和性质增加了很大难度，使得税务机关更加难以判断一项跨国网络贸易的真面目。
三、国际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经验借鉴
电子商务引发的税收问题已引起全球广泛关注，世界各国和各种国际组织对电子商务涉税问题都展开激烈的讨论，并出台了各自政策。
（一）欧盟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经验
欧盟认为税收体系应具备法律确定性，为了保持税收的中性原则和避免不公平竞争，不应承担附加税收，应不断完善现有税收征管系统，促进电子商务与税收征管协调发展。
（二）美国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经验
美国对电子商务实行了极为宽泛的税收优惠政策。其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三）新加坡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经验
新加坡明确对电子商务货物劳务税和所得税方面的主张。只要是在新加坡境内运营的企业或个人均应缴纳所得税；无论其销售方式是何种形态，只要销售者是货物登记的经营人员，均应征税；凡在本国登记的经营者，除了提供零税率的劳务外，一律按3%的税率缴纳货物劳务税。
总体来看，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各个国家、组织或多或少地在这种开放性经济结构中获益，但由于各区域间、国家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过大，即使在同一个税收政策原则下对各国也会产生不同影响。因此各国基于本国国情，对原有税收分配结构做出适当调整。发达国家作为技术产品的主要输出国也出现了不同态度，主要分歧就在于是否应该对电子商务进行征税。但是，发达国家在此问题上也达成一些共识：保持税收中性原则；加强国际间沟通交流；避免多重课税，促进电子商务的健康有序发展等。
四、完善我国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对策和建议
（一）完善我国电子商务税收法律制度
在我国，对电子商务税收问题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尚未构建起法律框架。因此，要尽快完善电子商务的法律体系。首先，建立电子商务税收基本法。相关部门应在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税法条文基础上，加快电子商务税收基本法的立法工作，形成以宪法为根本，以税收基本法为基础，以各项税收实体法、程序法为主体的税收法律体系。其次，完善适应电子商务的税收征收管理办法。对税法中涉及电子商务的概念需要重新界定，对网络环境下电子税务登记进行明确规定，建立科学有效地纳税申报方式。再次，制定电子商务交易实施细则。对“电子货币”、“电子账簿”、“电子发票”等网络经营方式有明确规定，为网络贸易的交易行为提供法律保障。最后，加强国际合作，协调与国际贸易有关的法律制定，防止发达国家利用经济优势制定不平等条约，构建全球电子商务税收和谐发展的新环境。
（二）坚持税收中性和效率原则，适当给予税收优惠政策
税收中性原则要求传统贸易和电子商务间应遵循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要求税收的征收和缴纳应尽可能的便利、节约和高效，尽可能避免额外负担。因此，在兼顾税收中性和效率原则基础上，可以针对企业通过网络提品销售、货物劳务、服务等单独核算的业务，制定一些税收优惠政策，比如：提高增值税纳税起征点、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加大出口退税优惠政策等，促进其健康有序发展。
（三）加快税务系统信息化建设
随着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传统税收已无法适应电子商务时代的需要，电子税务作为税务系统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环节，是应对纳税人会计电算化和管理电子化的有效手段，是税务机关创新征收手段的必然选择。第一，实现信息化发展步伐的统一。大力加强税收征管方面的信息化建设投入，实现工商、财政、税务、国库、海关、银行等部门的横向联网，先进、可靠的部门间信息交换系统，进一步增强涉税信息采集的准确性、及时性和连续性。第二，统一税收征管流程。实现相对合署办税，建立国、地税之间业务沟通协作的长效机制。第三，尽快研发出与电子商务管理相关的技术平台，完善电子税收系统，加快税收管理电子化进程，提高税收管理能力和效率。
（四）培养“网络时代”复合型税务管理人才
首先，构筑科学的人才整体配置体系。根据人力资源评估和不同岗位需要的工作量，从全局观念出发，注重整体利益和各层次功能的有机配合，使其类型互补、才能互补、知识互补、性格互补、年龄互补，充分拓展人才的使用效能。其次，拓宽用人渠道，增添队伍活力。在挖掘现有人力资源潜力下，积极探索聘用制、雇员制、合同制运行的经验和作法，为创新人力资源管理提供思路，并有效缓解税务系统高层次人才紧缺的压力。再次，建立完善的考核激励机制。在提高税务人员业务素质的同时，加强计算机知识和操作方面的能力培养。使组织目标和个人目标趋同一致，让干部职工能看到自身价值和责任，提高工作积极性。最后，建立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制定人才培养的长远规划，做到只能让人等工作，不能让工作等人。总之，税务部门应依托互联网时代，加大现代化科技投入，培养既熟悉税收专业知识又精通计算机网络、外语及电子商务管理知识的复合型高素质人才，将我国税收事业带入崭新的“电子时代”。
参考文献
[1]许国柱.电子商务实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2]何辉，侯伟.电子商务税收对策：国际借鉴与我国的现实选择[J].观察，2013（01）.
税收征管理论范文第8篇
关键词：税收 税收成本 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 F810.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税收成本相关概念
（一）税收成本
所谓税收成本是指国家机构即政府在进行税收收取与分配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耗费及流失。根据行为主体可划分为征税成本、纳税成本与税收经济成本。从广义说，税收成本剔除征税成本、纳税成本外还应该包括税收经济成本，本文主要研究狭义的税收成本即征税成本。
（二）研究税收成本的意义
有助于税率的调整与税种的设置。在税源较为集中的地区，征收成本一般比较低；相反，税源教分散的地区，征收成本往往较高。因此，在确定税种时，应该选择税源比较集中、征税难度较小的税种，但我们还应该适当考虑税收的调节与监督职能，不能仅仅从税源分布与征收难度来考量。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不适合征收遗产税，因为当前个人所得税征管还没有建立个人存款实名制度、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征收管理水平低，这种情况下，贸然征收会增大整体的税收陈本。
有助于加强征税纳税双方的税收成本认识。税务征收管理人员、企业财务人员素质较低，纳税人纳税意识不强，是导致税收成本较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应该从两个着手加以解决：一方面是加强税务人员业务素质，建立规范的人事制度，并采用多种形式培训；另一方面是将税收成本及其相关概念引入税收征管理论体系中，使征税纳税双方树立正确税收成本观念，强化成本意思。
二、我国税收成本现状及问题
(一)人均征收额度低，税务征收成本较高
依据我国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1993年，本国税收成本率大于3%，1996年，征收成本率高于4.7%，随后几年增涨到6%左右，局部地域或高达15%，至2001年出开始回落，但当前全国税务征收成本保持正在4%以上。目前，发达国家的税收成本率都在1%~2%之间。
(二)我国税收成本因地区而不同
我国税收成本主要表现为出中西部地区高、东部地区低的特点；沿边境地域较低，内陆区域较高等。全国税务部门税务费用因众多原因呈现出多少不均匀的现象，中西部地区税务部门(尤其是基层的税务部门)经费十分的紧张，一部分税务机关难以保证税务征收工作的正常运行；一部分地区的基层税务部门由于经费紧张而无法启动住房和医疗改革，造成职工住房、医疗上的长期困难，严重压制了所在单位税务人员工作的积极性；税收服务工作(如税务咨询、宜传等)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一定的差距；与国内的金融系统、邮政系统、海关系统的的现代化水平和社会经济的要求相比，税收征管现代化建设水平相对比较是落后的。
三、税收成本偏高的原因
(一) 税收成本观念淡薄，税收效率意识较低
长时间以来，税务征管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公平、确定、便民以及最少征收费用的一系列税收原则在实践工作中并没得到良好的贯彻。税务征管人员对税收成本的认识一直不到位，因此也就不能贯穿于整个税收工作钟来。税制设计的缺乏严谨性和科学性，增加了税收征管困难水平；税务征管机构设置不合理，运行效率较低，这是造成税收成本较高的重要原因；税务系统中的行政管理效率低，浪费十分严重；税收征管效率不高，税收成本很高。
(二)税务系统运行成本高
税务机构配置不协调，造成税收成本大增。税收制度改革以后，我国存在双套税费征缴系统，这两套税务机构共同执法，无疑使增大了税收的机构成本。各地税务机关在税务征收监管机构的设置与政策上进行了多次并有创新性的尝试，这些尝试尽管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在税收成本上却付出了较大的代价，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扩大了基础机构建设的规模，近五年来用于建设办税服务厅和各类办公场所的基建资金连年上升，直接提高了税收成本；二是，由于国税与地税税务机构在税务监管改革模式与步骤并不协调，各自行事，导致基层征管方式层出不穷。不仅没有给纳税人提供全方位高水平的服务，反而给纳税人造成了已写不必要的麻烦，无形中导致了纳税成本的上升。
(三)税收征管立法滞后
我国税收监管法制化进程与国际其他国家比是相对滞后的，这主要表现在一下三个方面；首先公民缴税意识不强；其次是税收领域的违法违规，甚至犯罪活动频发，不但造成了国家税收的大量损失，而且给税务机关的征缴相关税款增加了难度，迫使税务机关在反税务违法犯罪上不得不持续增加投入；最后是人为形成的税款流失以及人力的成本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越权减免税额等行为不但直接造成了税款流失，而且由于其所担负的公平责任，必然导致其它纳税人缴税成本的增加。同时，由于税务职能的相关法律缺乏足够的强制性，税务执法对政府尤其是相关司法部门的依赖性过强，人为的成本支出对税款征缴成本率的影响也逐年上升。
四、降低税收成本的路径选择
（一）加强税收成本意识，重视税收成本
政府要降低税收成本，首先要解决思想观念问题。我们的税务部门一定要从粗放型的管理向集约型管理转变。一定要破除无本治税论、成本否决论等忽视税收成本的言论。要不断增强税收成本意识，强化税收成本观念。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税务机关尤其是广大基层税务管理者应从思想上、行动上高度重视，必须将税收成本纳入税收征管与决策工作中来，考虑问题、安排计划、实际工作都要首先想到是否有利于降低税收成本率。值得一提的是简便易操作，节约费用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指导原则。努力降低税收成本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之一，树立正确的税收成本观念是提高效率、降低税收成本率的思想基础。
(二)优化税务执法机构配置，提高税务人员的综合能力
优化税务机构配置主要从以下三个方方面着手。首先，对现行体制进行改革，将地税与国税收缴机构合并。当前地税机关实行省垂直管理，与分级财政体制相矛盾，并无形中增加了税收成本。地方税务机关组织的税收全部划归地方财政收人，垂直管理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与地方财政和事权相一致的原则相违背。两者合并，有利于完善地方政府职能，优化征管手段与流程。精简税务部门的内部机构。优化人员配置，压缩后勤与行政人员的人数，扩充第一线征收管理人员力量；其次，优化税务机关内部管理，节约税务相关经费开支。将企业目标成本法引入税收征管，建立税收成本部门责任制；对办公用品进行集中采购的制度；基本设备购买做到有计划、有安排、有步骤进行实施等，目标是以最小的税收成本投人，获得最大税收收入；复次，加强税务机关内部规章制度建设，优化办事流程，强化税务人员工作考核。以制度为标准管人管事，使税务部门的内部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最后，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完善税务相关制度的建设。进一步提升税收服务水平，提高税收质量。
（三）加快税务法制化进程，税权集中
所谓税权即实际上由税收立法权、税法解释权、税收执法权、税收司法权构成。[浅谈我国税收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及解决方法[J]·黄海平等·《甘肃农业》，2006年]在国家机构与立法部门、司法部门之间，应按根据税权的性质划分管理权限，立法权应集中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执法权应集中于税务征缴机关，刑事司法权则由司法部门掌握。税权特别是立法权集中以后，可以有效地解决地方保护主义情况下造成政出多门问题，确保税收政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避免税收对经济造成不利的影响。税务立法部门要加强和完善税法及其配套法律的建设。加大对偷税和逃税的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强化税源监控水平，完善监督控制网络，提高税收监管水平，建立协调征管机制，落实先关管理责任，强化责任意识。
参考文献
[1]奚友杰，金言·税收成本初探[J]·上海财税，1999，(06)
[2]肖协清，周宗登，张少强·降低税收成本的途径[J]·税务研究，2000，(05)
[3]张秀莲·对控制我国税收成本的研究[J]·税务与经济，2005，(02)
[4]李景山，张心愿·降低税收成本的若干对策[J]·税务研究，1999，(12)
税收征管理论范文第9篇
近年来，风险管理开始进入中国税务管理领域，衍生出“税收风险管理”的概念，它是指以最小的税收成本代价降低税收流失的一系列程序，是一种积极、主动的管理，能创造出稳定有序的征管环境，有利于建立和谐的征纳关系，有效提升税源管理的质量和效率。本文从理论到实践，从国际和国内全新视角，进一步开拓视野，广泛借鉴国际上税收风险管理的先进理念和经验，结合我国税收风险管理的实践经验，探索构建乌鲁木齐市税收风险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对于有效推进和实施乌市税收风险管理，提高征管质效，降低税收流失风险，提高纳税人满意度和遵从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税收风险管理包括税收流失的风险管理和税收执法风险管理，本文重点阐述税收流失的风险管理。
一、税收风险管理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税源分布领域越来越广泛，流动性和隐蔽性越来越强。经济决定税源，税源决定税收，这是一个简单的税收经济学原理。但在实际税源管理过程中，由于受诸多客观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税源并不一定完全形成税收，从而导致客观税源决定的纳税能力与实际税收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差异，这种差异表明税源管理过程中事实上存在税收流失的风险。
根据《中国税务稽查年鉴》公布的，全国税务稽查数据显示的全国税收流失率，与同期税务机关征收的税收总额，可以推算出同期全国税收流失额。从数量上看，我国税收流失的总量逐年增加，近五年每年在3000-4000亿元左右，数额惊人。税收流失影响了我国的财政收入，弱化了税收宏观调控功能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如何有效地减少税收流失，是理论界和各地税务机关多年来一直不断探索的课题。健全法制、完善税制，规范税式支出、加大税法宣传力度、提高纳税意识等等，其中最直接有效可控的措施，是建立现代税收征管体系。自20__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多次提出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构建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税收征管体系的要求，即“构建以明晰征纳双方权利和义务为前提，以风险管理为导向，以专业化管理为基础，以重点税源管理为着力点，以信息化为支撑的现代化税收征管体系。”“信息管税”、“税源专业化管理”、“风险管理”的提出，为实施全面的税收风险管理做了技术、业务和理论的准备。可见，税收风险管理是我国税收征管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税收风险管理也是国际税收管理的发展趋势，是学习借鉴国际税收管理的先进理念和经验与我国税收管理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各地税务部门积极探索和实践，已取得初步成效。但由于我国税收风险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处于起步阶段，在诸多方面尚存在许多瓶颈需要破解，很多难题需要探索和研究解决。
二、税收风险管理的基本理论
（一）税收风险概述
1.税收风险及税收风险特征。税收风险是实现税收征管目标的障碍，是指国家在税收征管过程中，在系列不确定性因素导致纳税人未全面遵从税法的情况下，形成的税收流失的可能性，使实际税收的征收结果与税收预期之间客观上发生偏差。
税收风险从狭义上讲，主要是指管理性税收风险，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纳税遵从风险，二是税收执法风险。本文研究的是纳税遵从风险，即由于纳税人对政策认识不足、工作疏漏等情况造成非故意性不遵从，纳税人利用自身信息优势等不正当方式故意或恶意不遵从，形成的税收流失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
税收风险除了具有一般风险的共同特征外，还具有其独有的特征属性：隐蔽性和潜伏性，税收风险形成机制复杂多变，使得税收风险不容易被及时发现和察觉并加以管理。纳税人利用技术手段将税收显性风险人为处理为隐形风险，促使风险累积，导致风险压力，形成真正的税收流失；难于化解性，税收风险与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运行、税收制度、税收管理体制、管理能力及纳税遵从度等方面密切相关，使得税收风险的防范、控制、化解的管理难度较大；传导性，税收风险会在上级或下级税收之间传导和扩散，导致整个税收系统风险共担。税收系统又与社会经济紧密相关，相互影响、相互转化。所以，税收风险仍然是最为严重的社会性风险。
2.税收风险的分类及表现形式。税收风险的分类：按照风险来源，可分为税务部门税收风险和企业税收风险；按照风险的可测程度，可分为指标性税收风险和非指标性税收风险；按照风险等级评定，可分为一般税收风险和重大税收风险；按风险承担主体不同，分为纳税人风险，扣缴义务人风险，税务人风险，纳税担保人风险，其他税务行政相对人风险；按税收征管过程的具体环节，分为税务登记风险，财务核算风险，税源监控风险，纳税申报风险，信息报送风险，税务检查风险。
税收风险的表现形式：在纳税人方面表现为少缴税（可能是无意造成的，也可能是故意逃税），纳税人在技术上履行了纳税义务，但因对税法的理解不同，而可能在遵从上出现问题；在征税人方面，表现为税法缺乏透明度，税收征管方式发生了变化而纳税人并不知情等。
（二）税收风险管理的基本原理
1.税收风险管理的概念。税收风险管理：税收风险管理是指税务机关运用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合理配置管理资源，通过风险分析识别，风险等级排序，风险应对处理，以及过程监控、绩效评估等措施，不断提高纳税遵从度的过程和方法。税收风险管理是现代管理科学和现代税收管理相融合的一个产物。
2.税收风险管理的理论来源。风险管理具有悠久的历史，现代风险管理思想出现在20世纪前半世纪，如法约尔的安全生产思想，马歇尔的“风险分担管理”观点等。1938年以后，美国企业对风险管理开始采用科学的方法，并逐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50年代风险管理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加拉格尔在“风险管理：成本控制的新阶段”的论文中，提出了风险管理的概念。1970年代以后逐渐掀起了全球性的风险管理运动。1970年代以后，随着企业面临的风险复杂多样和风险费用的增加，法国从美国引进了风险管理并在法国国内传播开来。
与法国同时，日本也开始了风险管理研究。近20年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先后建立起全国性和地区性的风险管理协会。1983年在美国召开的风险和保险管理协会年会上，世界各国专家学者云集纽约，共同讨论并通过了“101条风险管理准则”，它标志着风险管理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86年，由欧洲11个国家共同成立的“欧洲风险研究会”将风险研究扩大到国际交流范围。1986年10月，风险管理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新加坡召开，风险管理已经由环大西洋地区向亚洲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对于风险管理的研究开始于1980年代。一些学者将风险管理和安全系统工程理论引入中国，在少数企业试用中感觉比较满意。中国大部分企业缺乏对风险管理的认识，也没有建立专门的风险管理机构。作为一门学科，风险管理学在中国仍旧处于起步阶段。
3.税收风险管理发展进程。oecd（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作为国际组织把现代管理科学中的风险管理理论和现代税收管理相融合，推进了税收风险管理的发展：1997年7月，oecd通过一个名为风险管理的应用指引，对在税收管理领域中应用风险管理模型进行了扼要描述。20__年初的oecd战略管理论坛一致同意，为促进税收遵从风险管理的实践应用，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税收遵从风险管理，提供更加全面的指导。20__年5月，来自oecd成员国的许多税务官员在伦敦召开会议，组建了相应的工作小组，明确其工作范围主要是关注影响中小企业国内税收遵从问题。20__年10月，oecd批准了税收管理遵从小组论坛提供的，题为《遵从风险管理：管理和改进税收遵从》的税收风险管理应用指引。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日本、美国等近二十个国家税务专家参与文献的起草工作。20__年，oecd在南非开普敦召开了税收管理论坛第四次会议，讨论了大企业税收风险管理的相关问题。
税收风险管理在我国的发展。20__年全国征管和科技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树立风险管理理念，大力推进信息管税，树立现代税收管理新体系；20__年全国税务工作会议提出：信息管税就是树立税收风险管理理念，依靠立法大力推进部门信息共享，以涉税信息的采集、分析和利用为基础，寻找和识别税收管理风险点和风险源，并采取有针对性的具体管理措施。20__年全国税务系统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建立以税收风险管理为导向的现代税收征管体系，将税收风险管理贯穿于税收征管的全过程。各地税务部门积极探索和实践，已取得初步成效。
三、实施税收风险管理的成因分析
（一）税收风险产生的因素
税收风险的产生是由诸多因素作用引起的：。
从纳税人偏好角度看，纳税人会比较遵从成本和不遵从成本，从而做出遵从税法还是逃税的决定。遵从成本越高，不遵从程度也越高；只有当不遵从成本高于不遵从收益时，才能对不遵从行为起到负激励、负强化作用。
从税收制度的角度看，税制和税率的不合理、收入和税负的不公平、征管程序的不公正，容易导致纳税人的不满或产生对立情绪。
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角度看，纳税人和政府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纳税人通过缴纳税款，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但在现实中，这种关系是不完全等价的，公共支出违背公众意愿，纳税人得不到应有的优质公共服务时，政府公信度下降，也会导致纳税遵从度降低。
从税收法制的角度看，税收在立法环节的法制环境不完善；执法环节的权限和程序内容存在质效低下；司法环节存在大量税收违法和税收侵权行为未走司法程序的情况；法律监督环节流于形式等，没有给纳税人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纳税环境。
从税收征管的角度看，征纳双方存在征纳博弈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纳税人会利用信息优势为纳税不遵从作掩护，税务机关如果征管不严，会客观上助长逃税、骗税的风气，产生社会性税收风险。
从人员素质的角度看，税务人员职业素质和执法水平有待提高，纳税人的道德水平和业务水平也不容乐观。
综上所述，引发税收风险的原因复杂多样的，税收风险只能控制无法彻底根除。但税收风险和风险因素之间存在联系，我们可以通过采取因素分析和控制的方法，来达到降低风险发生概率、减轻风险损失强度的目标。
（二）实施税收风险管理的原因
税务机关的基本管理目标是提高纳税遵从度。作为实施税收管理的主体，其拥有一定的资源条件，但是要保证每一个纳税人全面遵从税法，这些资源又总是不足的，即征管资源是有限的。这就意味着，科学有效的税收管理必须尽量将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和充分的利用。按照税收风险管理的理念，对税收遵从风险容易发生，且风险级别较高的领域，优先配置资源，从而有效地、有针对性地应对风险，获得较高的纳税遵从度。税收风险管理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帮助税务机关找到管理资源配置策略和遵从目标最大化之间的最佳结合点。
税收风险管理不仅是为了更好地选择纳税评估、税务稽查案源，一方面是为了通过预先的分析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积极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最有效地使用资源，使得管理措施最终对于缩小税收遵从缺口规模起到最有效的作用。
如果税收管理中没有一种工作机制持续地研究分析、寻找识别税收管理中的风险在哪里？哪些纳税人是最需要关注的风险纳税人？那么税收管理只能是管理所有的纳税人，没有重点地管理，没有针对性的管理，这种管理会给征纳双方带来成本的增加，是一种低效地管理活动。
四、税收风险管理的流程与内容
税收风险管理流程及内容设计一般包括税收风险战略管理、风险的分析识别、风险的等级评定、风险的应对处理和风险管理的绩效评价。
（一）税收风险管理的流程设计
税收风险管理是对管理目标科学规划，税收风险分析识别、风险程度等级排序、风险应对处理、风险控制降低、排查的管理流程系统。税收风险管理是一个周期循环、不断改进、螺旋提升的管理过程。
税收风险管理流程基本上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明确税收风险管理战略目标，制定税收风险管理战略规划及相关制度和标准，是顶层设计的基础阶段；二是税收风险分析监控，即运用涉税信息数据开展税收风险分析识别、风险等级测度与排序、预警监测，是事前、事中对税收风险的预警防范阶段；三是税收风险的应对处理，是税收风险有效控制、排除阶段；四是税收风险管理的绩效评价和改进完善，是事后考核评价阶段。在整个风险管理流程中，第二和第三阶段是核心重要阶段。在实际工作中，应该按照科学的操作流程依次进行，细化流程节点，有序开展，相互衔接，有效配合，分部门分阶段推进和实施。
（二）税收风险管理的具体内容
1.税收风险目标规划。明确税收风险管理目标和研究制定战略规划，是税收风险管理的开始阶段。税收风险目标规划是指管理层在对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进行认真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对一定时期内税收风险管理的工作目标、阶段重点、方针策略、主要措施、实施步骤等作出的具有系统性、全局性的谋划。制定一个完整的目标规划，首先要对内外部形势做准确的判断，明确组织目标，确定实现目标的方针策略和实施的重点步骤，以及必要的组织技术保障等。
2.税收风险的分析识别。税收风险识别就是通过运用涉税信息和风险特征库技术和相关工具方法，寻找和发现税收风险可能发生的领域、行业、纳税人及具体的税收风险发生环节，为税务机关实施风险控制和排查给出明确的指向目标的过程，是技术层面的基础环节，也是税收风险管理的核心环节。税收风险分析识别的基础是采集有关涉税信息数据，运用相关数理 统计和技术方法分析识别，发现导致潜在税收流失损失的各种风险因素、风险表现及风险区域和风险点。
3.税收风险的等级排序。对风险发生的概率和风险损失程度进行分析、判断和评价，确定税收风险等级，进行风险等级的高低排序，并进行风险预警提示和信息，对不同程度的纳税人和风险实施分类预警提示关注的管理过程。
4.税收风险的应对处理。风险应对环节是对税收风险分析预警监控的税收风险信息作出及时有效应对和控制的管理环节，是税收风险管理的关键环节，对税收风险的及时有效控制和降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税务机关根据风险等级，合理配置征管资源，选择分类应对处置的风险应对策略，对无风险和低风险的纳税人采取优化纳税服务和纳税辅导、风险提醒等服务方式；对中等偏高风险等级的纳税人实施案头审核分析和税务约谈等方式；对高风险纳税人采取税务检查或立案稽查等方式，进行风险应对。随着税收风险等级的提高，风险应对控制逐渐由优化服务到辅导，由柔性管理到监控管理，最后到刚性执法。
5.税收风险管理的绩效评价。税收风险管理的绩效评价是税收风险管理流程的最后管理阶段，是基于税收风险管理的目标，通过建立科学有效的绩效考核评价标准和机制对税收风险管理运行过程和工作结果的质量和效率进行全面总结评价、考核激励的阶段。科学的绩效评价可以为税收风险管理效能的持续提升和优化完善，提供有效的激励、信息反馈和决策支持。
五、国内外税收风险管理探索与研究综述
（一）税收风险管理的国际成果与经验
1．打破行政属地限制，对组织机构进行扁平化、专业化分类设置。美国国内收入署在1998年的《联邦税务重构与改革法》确定了美国联邦税务局的新组织结构，改变过去“一刀切”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模式，机构设置层级少，扁平化和专业化，管理模式和资源配置趋于集约化。首先是按纳税人的规模类型、性质和特点进行科学分类，在全国设置四个税收征收管理业务部门。其次突出对大企业遵从风险集约化管理，加大管理资源的配置力度，优先配置高级管理人员，为纳税人提供多种专业纳税服务。体现了把有限优质征管资源优先配置在规模大、风险大的区域的税收风险管理的理念。
2．涉税信息管理水平高，信用制度成熟。欧盟委员会和oecd成员国普遍推行纳税人登记编码制度，纳税人的一切涉税事宜均通过税务代码办理，并通过税务代码运用计算机信息系统监控管理其所有涉税信息及信用记录。美国国内收入局利用统一的社会安全号码，通过计算机信息系统对纳税人进行登记和涉税信息数据监控管理，涉税信息的来源渠道广泛、丰富并较真实。此外，oecd国家普遍制定了针对涉税信息报告的法律制度，为税务机关获取第三方信息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美国国内收入法，详细规定了几乎所有主体在内的源头信息报送义务。这些规定有效解决了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为遵从风险管理提供了丰富的、高质量的基础涉税信息数据资源。
3.计算机信息网络及量化管理技术发达。发达国家通常建立由全国统一规范的先进计算机征管信息技术系统，并由国家层面主导，实现跨区域、跨部门的系统联网，将税务部门的征管手段延伸到国家的各个领域，与银行、保险、海关等部门实时传输、共享各种涉税信息数据，交叉比对稽核，为税收风险管理全程提供科学规范、优质高效的信息源。
4．风险管理流程设计标准化。oecd成员国税收风险管理基本上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制定规划及相关制度和标准；二是运用涉税信息进行风险分析识别、等级排序；三是风险应对处理；四是风险管理的绩效评价，四个阶段形成一个周期性的闭环。
美国国内收入署建立了相对公平、稳定的全国性长期纳税遵从风险评定预警监测系统，该系统依据美国税制体系建立了量化的风险模型，其中以“判别函数工作量选择模型”为代表。以纳税申报表信息为基础，涵盖大量第三方信息，实现综合采集、加工、比对、测算，识别监测纳税人遵从风险发生的概率及风险程度，对纳税人申报表进行量化测度，评出风险分值，由计算机筛选出10%风险程度高的纳税人作为稽查对象。系统结合当年经济发展、物价及薪资水平等因素不断优化改进、调整完善，具有有效性、公平性和权威性。
5．分类设置风险应对形式。oecd成员国风险应对处理的特点是改变对不遵从的纳税人一律从严惩处的传统应对策略，根据风险类型和风险等级，采取差别化、针对性的分类处置和干预措施，建立了多元化的遵从风险分类应对控制管理体系。
澳大利亚建立了“金字塔”式的风险应对处置管理模型，反映了差别化、递进式遵从风险分类应对控制体系。
美国国内收入署把“服务+执法=纳税遵从”确定为税务机关的战略目标，也运用了“金字塔”式的风险应对模式，通过宽严相济的递进式风险防控体系的建立，有效提高了纳税满意度和遵从度。
（二）我国税收风险管理的探索与初步成效
1.推广税收风险管理理念，统一思想认识。20__年7月召开的全国税收征管改革会议提出统一思想，凝聚合力，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会议指出，“以风险管理为导向，就是要把风险管理贯穿税收征管的全过程，形成风险分析识别、等级排序、应对处理和绩效评价的闭环系统，对不同税收风险的纳税人实施差异化和递进式的风险管理策略。”在各级领导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各级税务机关通过培训和学习，对实施税收风险管理的战略意义有了较普遍的认识，税收风险管理的理念共识和组织文化初步形成，并将税收风险管理制度建设、方案设计实践探索列入税收管理的工作重点并付诸实施。
2.各地税务机关积极探索税收风险管理模式，风险防控体系初步建立。先进税源专业化试点地区，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取得了可喜的成效。安徽国税局搭建全省税源监控分析平台，开发90个行业税收风险模型，设置了198项指标，通过模型工具进行风险识别和等级排序，对每户纳税人自动生成风险识别报告，模型准确率在80%左右。江苏国税局开发并运用了集外部第三方信息数据利用为一体的税源风险监控管理信息化综合平台，全面实施和推进税收风险管理。
3.调整优化征管资源，明确税收风险管理职责。各地税务机关根据税收风险管理流程和风险等级程度的不同，重新配置征管资源。把税收风险管理职能从属地日常税源管理职能中分离出来，实施专业化管理。尝试推进机构实体化、扁平化，市（地）、县（区）级税务机关从以行政管理职能为主向以直接承担税源税基 风险监控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转变，设置风险分析岗位、风险评估岗位等，优化了岗位设置，将最优的征管资源配置到税收风险高发地区、行业和企业的管理，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市（地）、县（区）级税务机关税收风险的控管能力。比如：江苏国税局探索将税源按规模划分为大企业、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三类分级监管；青岛国税局将全市信息分析、市级以上重点税源监控、高风险应对、跨区域纳税评估等任务上收到市局，强化税源管理职能。江苏地税局对跨地区经营、行业跨度大、组织结构复杂的纳税人，以省、市机关为主体，建立协同管理机制，实施风险管理。
六、乌鲁木齐市地税系统开展税收风险管理的实践情况
20__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提出要树立风险管理理念，加强对税收风险的识别、排序，对高风险点集中力量进行处置，以最大运用有限征管资源，不断降低纳税遵从风险、减少税收流失。乌鲁木齐市地税局根据自治区地税局开展税收风险管理试点工作的要求，积极推进税收风险管理工作，集全局之智，举全局之力，积极助推税收风险管理技术与业务的融合，对税收风险管理工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一）统一思想认识，找准税收风险管理工作的切入点。
乌鲁木齐市地税局紧密联系税收征管工作实际，围绕影响税收征管工作全局的主要矛盾，充分认识风险管理理念的现实价值和战略意义，通过引入风险管理的思想、方法、手段，来破解当前税收管理中的瓶颈问题。在乌鲁木齐市地税系统20__年半年税务工作会议上，市局正是提出了税收风险管理的理念，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构建现代税收征管体系的导向，同时提出要将税收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方法贯穿于税收征管的全过程，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积极借鉴国内、区内成功做法，勇于实践，开创税收征管改革的新局面。
（二）建立健全工作制度，使税收风险管理工作规范化、标准化运行。
通过对国家税务总局相关文件的学习和理解，结合自身税源特点和机构设置情况，制定下发了《税收风险管理实施意见》，制定了《税收风险管理办法》、《税收风险管理绩效考核办法》等，为风险管理体系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引领各阶段工作的顺利开展，避免了工作中因无头绪出现杂乱无章的情况，使这项探索性的新工作有章可循。同时制定了《乌鲁木齐市税收保障办法》，明确了相关部门的协税职责和涉税信息交换共享机制，为税收风险管理及时准确地获取第三方信息提供了制度保证。
（三）开展多层次培训，提高宣传效果，突出实用性。
乌鲁木齐市地税局区分不同对象，开展风险 管理理论原理和实践应用知识培训。20__年11月，在全市局范围内抽调综合素质强的业务骨干，组成税收风险管理团队，全面深入地学习研究国内外税收风险管理理论和实践经验，形成了对税收风险管理的系统的科学认识，进一步调研实践和深入思考；2013年3月，利用市局中心组学习的机会，举办了以市局领导、市局各职能科室领导和各区（县）局领导为对象的专题讲座；2013年6月，针对各区（县）局风险管理分管领导、风险应对业务骨干，举行了86人次的实践应用培训；2013年9月，针对全市税收管理人员的税收风险管理视频培训。在这些培训和讲座中，我们紧扣国内先行省市税收风险管理的通行做法和乌鲁木齐市地税的实际情况，逐一解答了什么是税收风险管理，为什么要实施税收风险管理，如何来实施税收风险管理等问题。
（四）科学规划全面部署，逐步推进相关工作有序开展。
深化行业分析，选取试点行业。对乌鲁木齐市房地产业、金融业、餐饮业等重点行业进行深入分析，掌握行业经营特点、税源发展变化情况、涉税难点及主要涉税问题，形成行业专项分析报告。依据行业专项分析情况，确定房地产业为税收风险管理试点行业。
建立行业风险指标，测算确定预警值。针对试点行业特点选取风险指标。选取了综合税负、收入成本弹性、毛利率和连续三年亏损等指标，并根据行业财务核算特点对指标的计算口径做进一步的修正，测算确定预警值；建立同业税负模型，选取样本，对试点行业的税负进行测算，设置预警区间。
运用多种风险识别方法，锁定疑点企业。初步运用决策树比对分析法、财务指标比较分析法和逻辑推理法对试点行业进行风险识别，通过综合应用三种方法，利用税务机关内部数据，发现可能存在的风险点，确定重点风险监控企业。
分批推送，工作衔接有序。在试点运行的基础上，乌鲁木齐市地税局将全市的税收风险管理工作作为一项日常工作持续开展起来。自2013年5月以来，按月筛选风险疑点户，并逐月分批向各区（县）局推送，实施风险应对。截至九月底，共推送5批185户风险疑点户，其中个体工商户91户，企业94户，未清理发票5524833份。风险点包括综合税负和各税税负偏低、毛利率低于行业平均值、发票异常、个体建账户未进行汇算清缴、未按规定核销发票以及百万元以上大企业涉税政策漏洞等。市局根据各区（县）局的实际情况，本着不增加基层工作负担的原则，合理安排每批风险户的推送时间与反馈期限，使工作衔接紧密，有序进行，得到了各区（县）局的大力支持，为今后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层基础。
实地评估，减少税收流失。鉴于目前的税收风险管理信息技术尚不完善，乌鲁木齐市地税局推送的风险应对形式主要是开展纳税评估。要求各区（县）局对风险应对户在税务约谈的基础上，进行实地检查。由于风险点明确，纳税评估的质量逐步提高，税收管理人员对税收风险管理的认识程度不断加深。通过评估，截至9月底，前四批按期反馈评估结果的有141户，其中：个体工商户90户，企业51户（申请延期的19户），共查实未按规定缴纳税款17287万元，清理未验销发票5500910份，成绩显著。纳税评估一定程度上消减了税收风险，并对类似征管风险点起到了防范的作用，同时有别于立案稽查的柔性执法方式，也提高了纳税人的自觉守法意识，和谐了征纳关系。
抽样复审，复审效果显著。乌鲁木齐市地税局根据各区（县）局的应对反馈结果，有重点地开展了两批风险应对结果的复审工作，对风险应对过程和效果进行了及时有效地控制。组成4个复审小组，对应对程序和应对结果进行复核。截至9月底，共复审了17户纳税评估户，复审率达到24%。通过复审，查实增加评估税款1378万元（不含土地增值税预征税款16933.42万元），实际入库941万元。复审过程严肃细致，市局第一时间将复审结果真实全面地向各区（县）局通报，一方面提高各区（县）局对风险应对工作的重视程度，避免敷衍塞责情况的发生；另一方面指出应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解决的政策依据，以及提高征管质量的建议等。
测试软件，提高识别质量。2013年9月1日，区局委托税友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新疆地税系统税收风险管理平台，正式在3个试点城市运行。先进的信息技术是实施税收风险管理的基础，乌鲁木齐市地税局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对区局提供的34个模型一一进行本地化测试。对可用模型，构建扫描方案，实施全面风险扫描，监控扫描结果，结合人工筛选后，作为下一期的风险推送对象；对不适用模型，结合本地税收征管实际情况，进行从指标元到模型算法的重新分析构建。在此基础上，发挥市局人力资源的作用，努力构建新的适用性强的分析模型，并鼓励各区（县）局提供更加切合征管实际的分析模型，充分发挥税收风险管理平台强 大的分析识别功能，提高识别质量。
七、乌鲁木齐市税收风险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存在的问题
尽管税收风险管理在乌鲁木齐实践中取得了初步成效，但由于征管理念、经济环境、法律制度、社会信用体系发展及计算机信息技术发展程度，导致在思想认识、理论体系、组织体系保障、资源配置、税收风险的流程化管理、立法保障建设、基础数据质量，风险分析监控及应用技术开发、风险的差别化有效应对等方面尚存在许多瓶颈需要破解，很多难题需要探索和研究解决。
1.税收风险管理的理念尚未形成普遍共识，思想认识有待进一步深化。目前，在乌鲁木齐的税收征管实践中很多工作还是遵循传统治税理念，不论是否存在实际税收风险都视为有风险，不论风险等级大小都实施无差别的统一管理，征管力量偏重于事后全面的无差别控管，没有实施差别化的针对性的服务与管理——对无风险的纳税人优化纳税服务，对风险较高的纳税人加强管理，不仅未能有效促进纳税遵从和全面控制税收风险，反而造成了征纳成本居高不下，纳税人满意度不高，征管质量效率偏低。近年来乌鲁木齐市地税局按照“重点税源专业化管理，一般税源标准化管理，零散税源社会化管理”的原则开展了税源专业化管理工作，逐步将由纳税人发起的税务事项交由办税服务厅处理，由税务机关发起的税收管理事项由税务所承担，实现管事与管户相分离，符合“服务+执法=纳税遵从”的治税理念。但是，在税源专业化管理过程中没有突出风险管理的导向作用，传统的管理方法仍然以“责任+经验”为主，没有实行针对性、差别化的分类管理和服务，管理层次较低。
2.征管资源配置有待进一步优化。在机构设置、征管模式和人力资源结构上尚未树立起 “管理有风险的纳税人，服务无风险的纳税人” 的理念。一方面，受现有机构设置、征管模式和人力资源结构等瓶颈因素影响，未能按照税收风险管理理念和要求科学合理设置机构，明确岗位职责；没有做到人尽其才，把适合的人放在适合的税收风险管理岗位上，把优秀的管理人才优先配置在技术性业务性比较强的风险分析监控和税收风险大的区域行业控管，实行征管资源的优化合理配置和有效激励，税务人员实施税收风险管理的积极性和创新性不高，风险管理质效偏低。另一方面，资源配置偏重行政和业务审批事项管理，行政管理人员、政策法规人员过多，而一线税收风险管理人员不足，尤其高层次、复合型管理人才更多处于行政管理岗位，不承担税收风险管理的具体职责，导致人才不足，风险分析识别和应对控制的资源配置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无法满足实际需要。
3.信息管税对税收风险管理的支撑力有待于进一步加大。首先，信息管税的理念尚未形成普遍共识。很多税务管理人员没有从思想上认识到信息管税的重要性，征管力量偏重于对纳税人下户管理、实施税务检查或税务稽查，缺乏广泛利用涉税信息对纳税人实施针对性和有效性税收风险管理。其次，信息采集的质量不高。受制于交易信息报送义务等税收征管立法的局限，税务机关能采集到的信息数据质量不高，纳税人申报信息数据真实性较差。税务机关采集信息渠道范围狭窄，信息量不足，及时性和有效性不强。对风险分析影响至关重要的物流、资金流等信息数据无法真实取得，政府部门的第三方信息共享度不高，直接影响了税收风险管理的工作质量。比如乌鲁木齐市地税局虽然制定了《乌鲁木齐市税收保障办法》，但在实践中第三方信息却不能顺利有效取得。再次，风险分析监控信息技术平台的开发和数据集中整合水平不高，缺乏有效的整合和综合利用。虽然目前自治区地税局开发的税收风险管理平台，理论上可以完成涉税信息的全面集中分析，但部分征管数据却无法有效提取，比如第一分局的契税数据，稽查局的稽查数据等；最后，由于现有的典型案例和行业风险管理模型数量不足，指导性差，缺乏科学完善的税收风险指标和预警参数、风险权重体系，现有的相关预警参数缺乏实践的检验和修正调整，应用性较差，分析识别算法单一等，直接影响了风险分析识别、风险等级测度排序的准确性和有效性，进而影响税收风险管理的质效。目前，自治区地税局仅提供了34个简单模型，没有形成完整的典型案例，也未建立起专业化的行业模型，预警参数设置不尽科学，应用性差。
（二）对现阶段实施风险管理的思考和建议
1.进一步强化和深化税收风险管理理念。把全面实施税收风险管理提升到战略高度，把税收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方法贯穿于税收征管的全过程，通过有效的税收风险管理过程和科学方法，提高税收征管质效。要广泛宣传，全面组织学习，激励税务人员牢固树立税收风险管理理念，明确共同愿景，在思想上统一认识，在行动上积极践行。鼓励和激励税务人员在税收风险管理工作中的首创精神和工作成效；引导和激励税务人员为实现纳税遵从最大化、税收流失最小化的风险管理目标竭诚努力。加强税收风险管理的教育培训，大力开展税收风险管理理论、税收风险分析预警监控及纳税评估、税务稽查等方面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的培训，广泛开展技术和经验交流，提升税务干部队伍的税收风险管理理论水平和专业管理水平。
2.健全税收风险管理组织机构，优化资源配置，完善运行机制。在税收风险管理框架体系下，原有的职能机构、岗位设置已不能完全适用和满足税收风险管理的需要，必须要对管理机构、岗位设置及职责进行重新设计和调整。不同的管理层级应按照税收风险管理整体流程的管理内容进行科学合理的专业分工，设定相应的管理部门和管理岗位，明确管理职责，逐级建立实体化、专业化的税收风险管理机构和岗位职责体系，完善协调配合的运行机制；不同层级都应该设置税收风险分析监控机构，发挥税收风险管理指挥中心的战略作用；另外整合相应部门职责集中成立纳税服务部门和税收风险应对控制机构，组建不同层级的纳税服务、税源风险管理、风险纳税评估和税务稽查部门等，主要是承接风险分析监控中心推送的风险应对任务，及时有效开展优化纳税服务和对较高风险纳税人实施有效的税收风险应对控制；逐步建立由行业税收管理专家、信息技术专家、会计师、律师等各种专门人才组成的税收风险管理专业化团队，将其优先配置到重要的管理部门和岗位，如税收风险分析监控中心和高风险纳税人的风险控管；健全和完善税收风险管理体系下的人力资源管理的考核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和激励高层次复合型专业化管理人才在税收风险管理中的引领作用。
税收征管理论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纳税遵从度； 随机前沿分析； 排序算法； 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230；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6）07-0098-05
一、纳税遵从度文献综述
纳税遵从又称税收遵从。2002年我国明确了纳税遵从包括及时申报、准确申报、按时缴纳三个基本要求。纳税遵从度是指纳税人遵从税法，自觉依法纳税的程度。在我国，由于各种“跑、冒、滴、漏”现象的长期存在，税收征缴入库的管理亟需加强[ 1 ]。纳税遵从度是衡量税收体制与征管效率高低的重要指标，具有直观反映纳税人纳税意愿与遵守税法的特点，能够客观评价一国税制优劣和征管能力的高低。
1972年，阿林厄姆建立了著名的A-S模型，该模型基于贝克尔关于犯罪经济学的研究和阿罗关于风险及不确定性经济学的研究。此后，斯里尼瓦桑提出了基于预期所得最大的评估模型，构筑了纳税遵从度评估分析的基本理论框架[ 2 ]。此后，国外学者又对以上两个模型不断修正，例如改变假设条件、增加影响因素，研究因素之间的彼此作用，使模型与税收征管实际更为贴近。
综上所述，国外纳税遵从度的研究模式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基于预期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的理性经济决策模式，另一类基于期望理论（Prospect Theory）和心理学的理论模式[ 3 ]。
我国对纳税遵从度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彭秋容（2010）运用经济学和管理心理学理论，着重以实证方法研究了纳税遵从心理。徐慎刚博士以博弈论模型为基础，引入关联规则挖掘技术和OLAP技术分析了纳税遵从影响因素[ 4 ]。韩晓琴等（2011）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设定6个影响因素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构建了基于遵从概率估计的风险预警模型。
二、基于随机前沿分析的纳税遵从度评估模型
将纳税人抽象为独立的纳税生产单元，以纳税人财务经济指标为基础，构建财务经济指标与年度纳税总额的关系及其数学模型，并推导出生产前沿函数。基于纳税人的年度纳税总额与外部边界的距离，即可推算出纳税人的纳税效率，从而计算出纳税遵从度。
随机前沿分析能够将生产边界的模糊估计与主体追求最优化目标的效率程度相关联，并且分析影响因素，为提高效率提供客观公正的信息基础，进而提出改进对策，提高生产效率，这无疑对促进生产、减少浪费有重大意义[ 5 ]。笔者认为，该理论适用于纳税遵从度评估，即以纳税人的年度纳税额为研究对象，一旦纳税生产函数和年度纳税额边界被界定，就可以根据纳税人实际缴税款额到年度纳税额边界的距离来定义其纳税效率，进而推算各企业的纳税遵从度并对影响因素进行排序，达到为政策制定和征管改革提供决策支持的目的。
（一）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应用思路
当前，用于纳税遵从度的效率评估方法主要有财务指标法和前沿分析法。随机前沿分析原本应用于技术效率分析，在1977年由Aigner、Lovell、Schmidt等和Meesuen、Vanden Broeck等分别提出[ 6-7 ]。该模型的优点在于承认随机干扰因素对产出能力的影响，并将影响产出能力变化的随机干扰因素与技术有效性中的其他因素分离。本文将该模型引入纳税遵从度评估与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并展开实证研究，提出MATLAB实现思路。
随机前沿模型在纳税遵从度中应用的基本思路为：通过采集相同或相近行业、地区中不同企业生产经营的相关财务经济数据，采取横向比较的方法，计算出各个企业的纳税效率，再进一步推出各个企业的纳税遵从度及税收流失规模。其核心思想在于把企业当成一个产生税收的机器，根据所选取的税务数据指标，模拟出企业产生纳税额的数学模型，再通过输入原始数据和估计出的生产函数，推算出企业所具备的税收贡献能力。其原理如图1。
基于以上原理，首先估计生产函数（本文采用对数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同时考虑到生产函数中误差项的复合结构、分布形式、分布假设的不同，采取对应的数学算法来估计生产函数的各个参数（本文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该模型的优点在于通过估计生产函数，对个体的生产过程进行描述，从而实现对纳税效率的估计。从微观企业的角度来看，运用随机前沿方法测算纳税效率，有利于考察和评价每个企业的综合纳税指标。另外，在涉及行业分析或区域横向比较时，通过测算各个行业或地区的纳税效率，能够预测每个行业或地区的税收增长质量。
（二）随机前沿分析模型的算法实现
构造出合理的生产函数模型后，结合各生产单元的输入数据，估计出对应的技术参数，进而给出相应的随机生产边界，最后比较各生产单元与随机生产边界的距离，计算出各生产单元的生产技术无效性值。基于以上数学分析，本文提出纳税遵从度与技术有效性的相关性以及影响因素权重的计算方法，如图3所示。
其中：纳税遵从度=TE（技术有效性）×100%=（实际年度纳税总额/年度纳税总额边界）×100%；影响因素权重=该因素与全年纳税总额边界的显著相关性=t检验值。限于研究方便，本文暂定只提供应用极大似然估计法来估计各参数的数学原理，进而计算纳税遵从度和影响因素权重。
（三）模型的参数估计――极大似然估计法
应用极大似然法估计有效值主要包括两个步骤。首先，使用极大似然法估计模型中的各个参数；其次，在这些极大似然估计值已知的条件下，将极大似然估计的残差分解成噪音项和技术无效项，从而得出各生产单元的有效性。为研究方便，本文将经对数化后的生产函数模型表示为：
步骤二：根据已经估计出的参数计算出各生产单元的技术无效值及平均技术无效值。基于以上数学推理，本文运用对数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及某市2013―2014年餐饮业重要财务指标的面板数据，对该市餐饮企业的纳税遵从度进行测定。
三、数据采集与变量选择
为保证数据口径的一致性，本文实证研究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国家税务总局金税三期系统，且采用随机抽取方式，指标如表1。
部分企业（随机抽取10户）基本情况如表2。
因实证研究的需要，本文将所采集的面板数据全部以元为单位，在模型数据处理的过程中全部对数化处理，以满足随机前沿模型的技术要求，参数估计使用最大似然估计，评估体系数目300，时期数目2，总记录数600，自变量个数9，？滋i为半正态分布。
四、检验与结果
（一）变量的有效性检验
变量的选择是纳税遵从度评估的重要前提，选择科学、全面的指标可以使纳税遵从度评估的结果更加准确客观。针对本次实证研究选择的9个自变量，经过模型的数学计算后，其变量指标分析结果如表3。
按照0.05的显著性水平查询t检验值表，有t299，0.05=1.968。因此，只要自变量t检验值的绝对值大于1.968即可判断该自变量与因变量（全年纳税额）显著相关，本次研究所选择的9个自变量均大于该临界值。
（二）评估结果分析
本文选择了300户纳税人的财务指标数据，经过处理后得出其纳税效率及纳税遵从度的排序。
1.餐饮业纳税遵从度跨度大
本次评估结果显示，餐饮行业的纳税遵从度分布不均匀且跨度大，从20.48%到99.88%，跨度超过79个百分点，最高比最低多出近3.9倍。同时，整体行业的纳税遵从度从2013年的48.3%上升到2014年的54.3%，增长12个百分点。说明即使在同一地区，相同或相近税制的背景下，餐饮企业的运营状况因受经营地段、服务定位、管理体制等复杂情况影响，特别是企业对纳税守法认识程度的不同，各企业表现出来的纳税遵从度存在较大差异。
2.餐饮业税收增长空间巨大
根据本文提出的纳税遵从度计算方法，即实际年度纳税总额与年度纳税总额边界的比值，该市2013年、2014年的均值都低于60%，主要原因在于该行业经营形式多样，同行不同利现象突出，再加上财务核算方面的欠规范化，给税收征管提出难题，导致税款流失问题难以彻底解决。这也说明，当前该市餐饮业的税收征管还有进一步精细化管理的必要性，而通过提高整体行业的纳税遵从度，能够实现45.7%的税收增长空间。
3.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对纳税遵从度的影响
通过对评估结果的分析发现，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对纳税遵从度的影响如图4。
基于图4得到如下结论：登记注册类型为国有绝对控股上市企业的纳税人其纳税遵从度最高，原因在于其经济业务透明，财务制度健全，所受监管较多，依法纳税的意识高；其次是（港澳台商）合资经营企业，纳税遵从度均超过90%，主要原因在于这些企业管理体系健全，财务制度较为完善，依法纳税意识较高；最低的为私营有限责任公司，仅为49.2%，说明其依法纳税意识相对薄弱，财务制度不够完善，容易产生税收流失漏洞。
4.行业类型对纳税遵从度的影响
纳税人行业类型对纳税遵从度的影响如图5。
通过分析发现，行业类型对纳税遵从度的分布影响较大，其中快餐服务业和其他饮料及冷饮服务的纳税遵从度最低，仅为42%和45%。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行业属于劳动密集、人员流动性大的行业，其税款总额在税收主体中所占比例较低且入库税款零星分散；同时，纳税人成本核算混乱，经营淡旺季现象突出，经营规模差距悬殊，进而导致税收难，税款流失严重。
5.纳税遵从度与纳税额大小无直接关系
传统观念认为，纳税遵从度与全年纳税总额有较强关系，即纳税大户遵从度相对较高，纳税额少则遵从度相对较低，但通过将300户企业纳税遵从度与各自年度纳税总额相比较，发现并未呈线性相关性。实证研究中有9家餐饮企业2014年全年纳税额均超过100万元，但其纳税遵从度均不足80%，这说明纳税遵从度与其实际纳税额大小并无直接关系。
五、模型推广策略研究
随着税源专业化管理改革的不断深入，税务机关愈加重视现代评估手段的引入，以便优化征管资源，实现投入产出最大化，并弥补经验式纳税评估的不足。本文构建的纳税遵从度评估模型，借助于随机前沿分析的方法体系，具有信息化和系统化的优点，易于推广应用。
（一）适用于大规模选户与初步疑点筛查环节
本文所用的随机前沿分析模型，通过企业财务经营数据，模拟出企业生产经营结构并推算出企业年度应纳税总额的前沿分布，综合性强，可以有效解决选户排队和锁定疑点科目问题。从上文分析结果可知，与传统指标评估相比，随机前沿分析模型能够更好地反映各项考核指标要素对税收能力的综合作用，并能结合企业状况得出初步、合理、可供参考的结论。与此同时，该模型还实现了对各企业的纳税遵从度进行排序并估算企业偷漏税数额的功能，为征管工作选取重点关注企业、强化征管力度提供了科学合理的参考依据。
（二）先难后易便于推广应用
随机前沿分析算法复杂，求解存在困难，初步构建后需要进行系统的探索、实测和校验，困难主要集中于模型构建的早期，而后期应用则相对简单。原因为：一方面数据采集主要源自金税三期系统，工作人员需集中精力开发复杂的SQL程序并从海量数据中筛选符合要求的数据；另一方面，在指标固定的前提下，工作人员只需更新、变换数据，便可得出所需的结果。
（三）接入第三方数据提高评估准确度
通过采用第三方数据，既可提高评估模型的可靠性，又能够在质疑企业时增强说服力。以餐饮业为例，可考虑引入工资薪金支出、电量、用水量、经营面积、所在街道平均租金等指标数据，进一步优化随机前沿分析模型。
（四）不同行业推广应用
金税三期上线，对企业经营状况、年度报表等数据的采集日趋便捷，为数学建模打下坚实基础。理论上讲，可以对大多数行业进行类似的建模，借此科学地评估企业纳税遵从度，并评估税款流失额度。评估模型的推广对偷逃税款的企业具有较大威慑力，因为企业被税务机关查处的信息一旦披露，就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形象、公司股票价格，进而影响到企业的融资和发展[ 10 ]。
六、结语
总体而言，通过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开展纳税遵从度评估，有传统评估手段不可比拟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先进性，能够实现以往经验式评估难以达成的目标。随着税源专业化管理改革的不断深入，随机前沿模型的应用、纳税遵从度评估的推广，都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长远来看，通过结合信息手段，为模型开发配套的软件系统，有利于开展规模化、高效化的纳税评估工作。税务机关应积极采用科学化手段，将各类优秀的经济模型应用到税收征管实际工作中，进一步提高税收征管水平，推动税源专业化改革，实现精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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