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管理范文

税法管理范文第1篇

国际税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调整国际税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抽象和概括，也是国际税法主体应普遍遵循的法律准则。由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都有其所遵循的不尽相同的税法原则，而国际税法既不能照搬某国或所有各国的税法原则，又不能完全不顾及各国税法的原则。因此，国际税法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各国税法所共有的原则，即国家税收管辖权独立原则和公平原则。

（一）国家税收管辖权独立原则

各国的国家税收管辖权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具体体现之一。税收管辖权独立，意味着一个国家在征税方面行使权力的完全自主性，对本国的税收立法和税务管理具有独立的管辖权力；在国际税法领域，即指一国通过制定法律，确定本国税收管辖权的范围，有权对属于该范围内的征税对象进行征税。税收管辖权独立性和排他性，即国家独立自主地行使征税权力，不受任何外来意志的控制或干涉；对国家税收管辖权的限制，只能是一种在国家间相互自愿、平等地进行协调的基础上的自我限制。

国际税法的税收管辖权独立原则，也是由国际税法对国内税法的必然的依赖性决定的。国际税法以国内税法为基础，一国的国际税收政策是其国内税收政策的延续和伸展；具有国际法性质的国际税收协定往往是各国税法和税收政策相协调的产物；税法本质上属于国家事宜，一国制定什么样的税法取决于该国的国内国际税收政策。同时，独立的税收管辖权还是国际税法得以产生的基本前提之一。只有在国家税收管辖权独立的前提下，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才可能是平等互利的；否则，如“二战”以前广大殖民地国家附庸于其宗主国，没有独立的国家，更不用说独立的税收管辖权了，根本不可能产生包括平等互利的国际税收分配关系在内的国际税收法律关系。所以，国家税收管辖权独立原则是维护国家权益，平等互利地发展国际经济交往的基础。

法律原则都有基本原则与具体原则之分。相对于国家（经济）独立的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而言，国家税收管辖权独立是具体原则，而国家税收管辖权独立作为国际税法的基本原则，“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所得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原则就是其具体原则。

（二）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一般都是各国国内税法的基本原则。国际税法领域中公平原则的含义不完全等同于国内税法中的公平原则，既是对国内税法中公平原则的承继，又是由国际税法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税法的公平原则的综合性及其价值取向上的特点是派生自国际税法本质属性的一大特征。

按照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国际税法的公平原则可以分为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公平原则和涉外税收征纳关系中的公平原则两项具体原则。

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公平原则是各国在处理与他国之间在国际税收分配关系上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其实质就是公平互利，是国际经济法中公平互利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第10条规定：“所有国家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并且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有权充分地和切实有效地参加解决世界性的经济、财政金融以及货币等重要问题的国际决策过程，……并且公平地分享由此而来的各种效益。”故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公平原则就是指，各个国家在其税收管辖权相对独立的基础上平等地参与对其相互之间税收利益分配问题的协调过程，最终达到既照顾各方利益，又相对公平的解决结果。

众所周知，公平与效率是税法的两大基本原则，二者的关系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国际税法中虽然也有效率价值的体现，但远没有公平价值重要，尤其是在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上。因为如果实行“效率优先”，允许在经济、技术等方面占优势的国家以高效率的方式对跨国征税对象征税，而以其他相对处于劣势的国家要付出高于前者的征税成本为理由，剥夺其对同一对象征税的权力，热必破坏国家间在国际税收分配领域的公平状态，有违国际经济交往的公平互利的基本原则。这主要是就税收的行政效率而言的；税收的经济效率仍然是国际税法的内在价值要求，但亦存在着必要时让位于其公平价值要求的现象。故国际税法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不同于国内税法，应该奉行“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价值取向。

国际税法中的涉外税法规范同时又是国内税法的组成部分，是二者相交叉之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税法中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的公平原则应与国内税法的公平原则一样，具体包括两方面内容：（1）税收的横向公平，即指经济情况相同，纳税能力相等的纳税人，其税收负担也应相等。（2）税收的纵向公平，即指经济情况不同，纳税能力不等的纳税人，其税收负担亦应不同。

应当指出的是，涉外税收征纳关系中的公平原则还具有特殊的意义，体现在对待本国纳税人与外国纳税人税收待遇的问题上，这也是国内税法公平原则的延伸。实际上，现代国家在对待本国与外国纳税人税收待遇上往往并不公平，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多采取涉外税收优惠政策来吸引国外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大量的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弥补本国的不足，是加速其经济发展的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但是，国际税法的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其所创造的一国的涉外税收环境的作用也是有条件的。当然，对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不能孤立、片面地理解，而应从全局出发，作适当的评估。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对涉外企业实行国民待遇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并非意味着一概取消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只是强调当吸引外资达到一定规模，内资企业具有参与国际竞争的相当实力以及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就应当逐步取消对涉外企业的普遍性和无条件的税收优惠政策，而从弥补我国弱势产业、全面发展经济的角度出发，对在国家急需发展的项目、行业和地区进行生产经营的涉外企业有选择、有重点地给予税收优惠，从而在整体上保持涉外企业和内资企业在税收待遇方面的公平状态。

三、国际税法上居民的比较

（一）国际税法确立居民概念的法律意义

居民是国际税法上的重要概念。在国际上，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同一社会形态在不同国家、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由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背景的不同，对居民的称谓及法律界定各异。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际经贸关系的发展和税法惯例的国际化，国际税法学界对居民这一概念已逐步达成共识，即按照一国法律，依住所、居所、管理场所或其他类似性质的标准，负有纳税义务的人，它既包括自然人，又包括公司和其他社会团体。

应当说明的是，国际税法上的居民的概念最初源自有关的国际税收协定。早期的国际税收协定曾规定其适用主体为公民或纳税人。但公民的概念限于国籍，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且公民的国籍国往往与公民取得的所得没有直接联系。而采用纳税人概念，则范围又过于宽广，难以确定，这是因为它实际上只按纳税人的纳税义务来规定协定的适用范围。既不考虑该纳税人是否属于缔约国任何一方的国家，又不考虑该纳税人是否居住在缔约国任何一方，故缺乏判定国际税收协定适用范围的一般标准。自196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草案》后，国际税收协定普遍采用居民概念确定协定适用主体的范围，大多数国家的国内税法据此亦逐步采用居民这一概念。实际上，居民的概念介于公民和纳税人之间，不论是否为缔约国国民，都须符合各国国内法规定的条件。

在国际税法上之所以要确立居民的概念，其法律意义在于：

1.区别不同类型的纳税义务人，明确税收管辖权范围。各国所得税法实践中，通常将纳税义务人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负无限纳税义务的纳税人；另一类是负有限纳税义务的纳税人。构成一国税法上的居民则为无限纳税义务人，即对于源自该国境内、境外的全部所得都要向该国申报纳税。未构成一国税法上的居民，则为有限纳税义务人，仅就其源自该国境内的所得纳税。

2.避免国际双重征税。采用居民与非民居概念，则在某一自然人或公司居民身份单一的情况下，可以避免行使居民征税权的国家之间对同一所得的双重或多重征税。同时，当一个国家行使居民征税权时，按国际税收惯例，这个国家必须承担对该居民所缴纳的外国税款予以抵免的义务。易言之，一个国家的居民到另一个国家投资并取得所得，如果所得来源国行使所得来源地征税权，则该居民在所得来源国已缴纳的税款应在其所属居民国按法定标准予以抵扣。这也是所得来源地征税权优先于居民征税权原则的要求。

3.维护国家征税。在国际税法中既存在居民征税权与所得来源地征税权的冲突，又存在因国际税收条约尚未对缔约国国内税法认定居民纳税人的条件作出规定所导致的行使居民征税权的各个国家间对同一所得行使征税权上的冲突。如何适当界定本国税法上居民的范围，划清居民与非居民的界限，对于谈判、缔结和执行避免国际双重征税协定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征税权。

此外，依法确认居民的概念和范围有利于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科学技术交流及人员往来。

（二）国际税法确认居民的标准

国际税法上确认居民的标准可以区分为自然人居民身份的确认标准和公司居民身份的确认标准。在此，我们将分别予以比较论述。

1.自然人居民身份的确定

各国对于自然人居民身份确认标准的规定并不一致，归纳起来，有下述几种：

（1）国籍标准。根据本国国籍法应为本国公民的自然人，即构成税法上的居民。国籍标准是从国际法中的属人管辖权原则中引伸出来的，即国家对于一切具有本国国籍的人有权按照本国的法律实施税收管辖。但随着经济生活日益国际化，人们国际交往的日趋频繁，许多自然人国籍所在国与自然人经济活动所在地的联系较松散，采用国籍标准认定居民身份难以适应自然人实际所得和财产的状况。在国际私法领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住所法优先于国籍法的倾向，在税收立法中目前也只有美国、菲律宾、墨西哥等少数国家仍坚持国籍标准确认自然人的居民身份。

（2）住所标准。一些国家规定，一个自然人如果在本国境内拥有住所，即构成本国税法上的居民。例如，英国所得税法规定，在英国有永久性住所的自然人或者在英国拥有习惯性住所的自然人为英国税法上的居民。住所本是民法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一般指一人以久住的意思而居住的某一处所。从各国立法与学说来看，住所应包括居住的事实和居住的意思两个构成要件。住所与国籍的区别在于：住所是个私法上的概念，它反映了自然人与特定地域的民事联系；国籍则是个公法上的概念，它反映了自然人与特定国家间的政治联系，故世界上采用住所标准确认自然人居民身份的国家比采用国籍标准的国家较多。但直接援用民法上住所概念的国家甚少，一般在税法中还附加居住时间的条件并称之为“财政住所”。例如，日本所得税法规定，在日本国内有住所并在国内连续居住1年以上的自然人为税法上的居民。应当指出的是，采用住所标准的国家甚多，且各国对外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一般也明确采用这一标准，但住所作为一种法定的个人永久居住场所，并非完全能反映出某个人的真实活动场所。因此，不少国家通过税法作了补充性规定。例如美国纽约州税法规定，凡在本州境内拥有一永久性住宅，且在纳税年度内又在本州境内居住6个月以上，则视为本州居民。

（3）时间标准。时间标准又称居所标准，指某—自然人在一国境内拥有居所并且居住时间达到法定期限即构成该国税法上的居民。对于居住时间的长短，不同国家有不同规定，大多数国家规定为半年或l年。居住时间如果不累计计算的可以不受年度限制，如果累计计算则一般限定在一个纳税年度。居所与住所的区别在于，居所是指自然人暂时居住的某一处所，其设定条件比住所要宽，它不要求有久住的意思，只要求有一定居住时间的事实。

（4）混合标准。目前国际上广泛采用住所标准和时间标准相结合的混合标准综合确定自然人的居民身份。例如，德国所得税法规定，在德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但有居所且居住6个月以上的自然人为德国税法上的居民。也有些国家还同时采用居住意愿标准，即把在本国有长期居住的主观意图或被认为有长期居住的主观意图的自然人规定为本国税法上的居民。判断某一自然人是否有在本国长期居住的主观意图，通常要综合考虑其签证时间长短、劳务合同期限、是否建立家庭或购置永久性食宿设施等因素。

2.公司居民身份的确定

确认公司在税法上的居民身份，同确认自然人的居民身份一样，其目的是对居民的国内外所得行使征税权。应该指出的是，这里的公司是指法人团体或者在税法上视同法人团体的实体，它与自然人相对应。各国关于居民公司的确认标准可归纳为下列几种：

（1）注册地标准。即以凡按本国法律组建并登记注册的公司规定为本国居民公司。例如，美国所得税法规定，凡是按照美国联邦或州的法律注册登记的公司，不论其管理机构是否设在美国境内，也不论公司股权是否为美国公民所控制，都为美国税法上的居民公司。由于公司的注册成立地只有一个，故这一标准具有纳税人法律地位易于识别的优点。目前，瑞典、墨西哥、美国等均采用注册地标准。

（2）管理机构地标准。该标准以公司经营活动的实际控制和管理中心所在地为确认居民公司的依据，凡是实际控制和管理中心所在地依法被认为在本国境内的公司即为本国税法上的居民公司。按照有关国家的规定，实际控制和管理中心所在地一般是指公司董事会所在地，或者董事会有关经营决策会议的召集地，它不等同于公司的日常经营业务管理机构所在地。采用这一标准的国家有英国、新西兰、新加坡等。

（3）总机构地标准。此标准以公司的总机构是否设在本国境内为依据，来确定其是否为本国税法上的居民公司。总机构是指公司进行重大经营决策以及全部经营活动和统一核算盈亏的总公司或总店。法国、日本、新西兰均采用了总机构地标准。例如，日本税法规定，凡在日本设有总机构，总店或总事务所的公司即为日本税法上的居民公司。

（4）其他标准。综观各国关于居民公司的认定标准，一般采用上述标准中的一种或几种，少数国家还同时或单独采用主要经营活动地标准，控股权标准。主要经营活动地标准以公司经营业务的数量为依据，实行这一标准的国家通常规定，如果一个公司占最大比例的贸易额或利润额是在本国实现的，该公司即为本国居民公司。控股权标准是以控制公司表决权股份的股东的居民身份为依据，如果掌握公司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具有本国居民身份，则该公司亦为本国居民公司。

（三）国际税法上居民法律冲突的协调

由于各国法律对于负无限纳税义务的居民的认定标准不一致，以及跨国所得的存在，导致双重居民身份而引起的双重征税问题。目前国际条约尚未对居民认定标准规定任何准则，各个国家根据国内法律规定税法上居民的构成条件，并在双边国际税收协定中规定特别条款，以明确优先采用何种居民概念。

1.自然人居民法律冲突的协调

（1）应认定其为有永久性住所所在国的居民；如果在两个国家同时有永久性住所，应认定其为与该自然人经济关系更密切（即“其重要利益中心”）的所在国的居民。在缔约国国内法发生冲突时，应优先选择自然人有永久性住所的缔约国为居住国，这样足以解决一个人在缔约国一方有永久性住所，而在缔约国另一方是短期停留所导致的双重居民身份。在认定永久性住所时，应注意考虑任何形式的住所，包括个人自有或租用的房屋或公寓、租用带家俱的房间，但重要的判定因素是住所应为自然人所有或占有的居住所在地，该所在地应有永久性，即有安排并适合长期居住的住宅，而非由于旅游、经商、求学等原因所作短期逗留的临时居住。如果该自然人在两个缔约国境内有永久性住所，应查明哪一国家同该自然人经济联系最为密切。这就要求将该自然人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职业、政治、文化及其他活动、从事营业地点、管理其财产所在地等要素作为一个整体来调查验证。

（2）如果其重要利益中心所在国无法确定，或者在其中任何一国都没有永久性住所，则该自然人应为其有习惯性住所所在国的居民。此项规则的含义是倾向于把自然人经常居留国确定为居住国，并主要根据居留时间和间隔时间确定在哪一国有习惯性住所。

（3）如果其在两个国家都有，或者都没有习惯性住所，应视其为国籍所在国居民。据此，在税法居民身份的识别上，住所标准亦优先于国籍标准。

（4）如果某人同时是两个国家的居民，或者均不属其中任何一国的居民，应由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通过协商解决其居民身份问题。

2.公司居民法律冲突的协调

对于公司居民双重身份的冲突，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各国通过缔结双边性的国际税收协定加以协调，其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缔约双方在协定中事先确定一个解决此类冲突应依据的标准，例如中国与比利时、法国等国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都明确地选择了以公司居民的总机构所在地国作为居住国的冲突规范。但也有不少国家采用OECD范本和UN范本所作出的规范，对于同时成为缔约国双方公司居民的，首先以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国为其居住国。然而在有些情形下，判定公司的实际管理机构并非易事。对管理机构和控制中心的不同理解，会引起国家间居民税收管辖权的冲突。因此，就出现了第二种方式，即有关国家通过签订双边性的国际税收协定，规定公司居民身份发生冲突时，由缔约国双方的税务主管当局通过协商的方式，确定所涉公司居民的身份归属以及由哪一国对其行使居民税收管辖权。

（四）我国居民标准的税法调整

我国居民标准的税法调整主要体现在国内所得税立法和双边国际税收协定中。

我国1980年的《个人所得税法》对纳税意义上的“居民”、“非居民”缺乏较为明确的界定。1994年1月1日起实施的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既解决了中国境内所有自然人按照一个税法纳税的问题，又与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法的通行做法有了相应的衔接。其按照国际惯例，采用住所和居住时间两个标准将纳税人分为居民和非居民。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第1条规定，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1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或境外取得的所得缴纳所得税。关于住所的认定，目前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但应进一步与国际惯例接轨，不应以户籍作为认定住所的唯一标准，关于居住时间，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进一步明确规定，指一个纳税年度中在中国境内居住满365日，临时离境的，不扣减天数。

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按总机构所在地是否设在中国境内来确定外商投资企业的居民身份。理论界通常将总机构解释为依照我国法律设立具有中国法人资格的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境内设立的负责该企业经营管理与控制的中心机构。这种解释与国际惯例和立法本意实际上并不完全一致。因为具备中国法人资格的外商投资企业，根据有关法律，其注册登记地在中国境内并应在中国境内设立该企业的总机构，不得将其总机构设于中国境外。但是，不具备中国企业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亦应将其总机构设在中国境内。上述两种情况下的外商投资企业均应为中国居民公司。因此，我国税法有关认定居民公司标谁的规定有待完善：一是对总机构的定义应有法律明文；二是认定居民公司的范围不应限于外商投资企业，还应包括其他法人团体或税法上视同法人团体的实体；三是管理机构地标准为大多数国家国内税法所采用，我国亦应采用此种标准。

我国对外签订的关于避免国际所得双重征税的协定，基本上采用国际惯例解决双重居民身份的法律冲突。对于同时为缔约国双方居民的自然人，规定其身份确定的方式有三种：（1）依次按永久性住所地、重要利益中心地、习惯性住所地、国籍国，协商的顺序来确定居住国；（2）除国籍国外，按永久性住所地、重要利益中心地、习惯性住所地，协商的顺序来确定居住国；（3）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通过协议确定该纳税人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对于同时为缔约国双方居民的公司，其身份的确定方式不统一。有的协定规定应视其为总机构所在缔约国的居民，有的应视为是总机构或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国的居民，有的规定由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通过协商确定。

税法管理范文第2篇

[关键词]WTO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法治原则；税收民主原则；税制改革

GATT由“以权力为导向”的体系到“以规则为导向”或“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并最终发展成为以“原则为导向”的WTO体系，该体系正是以对各种WTO协定中规定的规则起决定作用的原则为基础的。WTO原则是众多WTO规则之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原理和准则，具有规则适用的解释功能和规则构建的指引功能。WTO原则已经成为国际经济贸易领域的基本信条，并随着WTO影响的扩展及宪法性地位的确立，WTO原则对一国国内法具有事实上的约束力，包括税法在内的一国经济法律制度应与之保持一致，进而完成理念更新。因此，WTO效应并未因加入WTO及过渡期的结束而消减，我国相关的税法改革将从直接的应对WTO规则的具体要求转向间接的且更全面的原则再造之路。WTO原则的内容迄今没有标准的答案，有诸多种学术和实务版本，其中非歧视原则、法治原则、透明度原则与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法治原则、税收民主原则高度契合，是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重要指引。

一、WTO非歧视性原则与税收公平原则

非歧视原则又称无差别待遇，包括互惠待遇、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三层含义。第一，互惠待遇。互惠待遇是指两国彼此给与对方优惠待遇，它要求一方在得到另一方的优惠待遇时应提供“相等”的优惠待遇作为回报。“WTO政体的引擎是互惠”，在WTO法律框架内，互惠待遇原则是以普遍降低关税水平为目标进行谈判的基本原则。《建立WTO协定》序言指出，“期望通过达成互惠互利安排，实质性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消除国际贸易关系中的歧视待遇，从而为实现这些目标作出贡献”。GATT第28.2条规定，“在上述谈判和协议中(对其他产品所作的补偿性调整规定可能包括在内)，有关缔约国(方)应力求维持互惠互利减让的一般水平，使其对贸易的优待不低于谈判前本协定所规定的水平”。第29.1条也规定，“缔约各国(方)认为，关税经常成为进行贸易的严重障碍，因此，在互惠互利基础上进行谈判，以大幅度降低关税和进出口其他费用的一般水平，特别是降低那些使少量进口都受到阻碍的高关税，并在谈判中适当注意本协定的目的与缔约各国(方)的不同需要，这对发展国际贸易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最惠国待遇。最惠国待遇是授与国给予受惠国或与之有确定关系的人或事的待遇不低于授与国给予第三国或与之有同于上述关系的人或事的待遇。二战后，GATT首次实现多边条约框架内的最惠国待遇的制度化。即GATT第1.1条规定，“在对出口或进口、有关出口或进口及进出口商品的国际支付转账所征收的关税和费用方面，在征收上述关税和费用的方法方面，在出口和进口的规章手续方面，以及在本协定第三条第2款及第4款所述事项方面，一缔约国(方)对原产于或运往其他国家的产品所给予的利益、优待、特权或豁免，应当立即无条件地给予原产于或运往所有其他缔约国(方)的相同产品”。WTO继承GATT的最惠国待遇的规定，并将其适用于其他有关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等协定中，例如《SPS协定》第2.3条、第5.5条，《TBT协定》第2.1条、第5.1条，装运前检验协定第2.1条，《原产地规则协定》第3.(c)条，《进口许可程序协定》第1.3条，《保障措施协定》第5.2条，GATS第2条，TIPPS第4条。第三，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所寻求的目标是进口产品之间保证非歧视待遇，国民待遇旨在保证消除进口产品和国内产品之间的歧视性待遇，即一成员国对来自其他成员国的产品提供不应低于其给予本国产品的待遇。CATT第3.2条规定，“一缔约国(方)领土的产品输入到另一缔约国(方)领土时，不应对它直接或间接征收高于对相同的本国产品所直接或间接征收的内地税或其他内地费用”；该条第4款规定，“一缔约国(方)领土的产品输入到另一缔约国(方)时，在关于产品的国内销售、兜售、购买、运输、分配或使用的全部法令、条例和规定方面，所享受的待遇应不低于相同的国产品所享受的待遇”。WTO框架下国民待遇原则被进一步拓宽至货物贸易下的原产地规则、技术法规、动植物卫生检疫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上，以及CATS第17条、TIPPS第3条。

互惠待遇、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构成GATT/WTO“非歧视原则”的三个基石，要求成员方在实施某种优惠和限制措施时，不要对其他成员方实施歧视待遇。就税法而言，非歧视性的规则层面意义仅是要求关税等涉外税法对于外国纳税人、应税产品和服务之间予以无差别待遇及外国纳税人、应税产品和服务享受不低于本国的税收待遇，这也是非歧视原则对一国税法的直接影响；非歧视性的原则层面意义则要求内外一致同仁，本国纳税人、应税产品和服务应享受与外国的相同待遇，本国纳税人、应税产品和服务之间也不得存在不合理差别待遇，这是非歧视原则对一国税法的间接影响。因此，与非歧视原则相互通约的税法理念和原则便是税收公平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的内涵极其丰富，大致可以包括三个层次：第一，税收的负担公平。税捐的平等可以理解为“恣意的禁止”，差别待遇并无法找到一个合乎理性的、从事物的本质所导出的理由或其他明白的理由时，则该规定即应认为是恣意的。纳税能力是一个对税收负担进行公平分配的合乎事理的标准，因此量能负担原则秽视为税收负担公平配置的建构性原则。第二，税收的经济公平。税收的经济公平是指通过课税机制为所有市场利益主体建立机会平等的经济环境，即若市场已经具备平等竞争的环境，则税收应当保持中性，对所有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纳税人一视同仁、平等相待；若市场不具备平等竞争的环境，则应用税收手段对市场予以调节，以消除公平竞争的各种障碍。第三，税收的社会公平。如瓦格纳所主张的，不仅税收负担应当公平合理地分配，而且应运用税收手段矫正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使社会成员之间的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结果处于相对均等的状态。

二、WTO法治原则与税收法治原则

“国际社会需要法治如同国家需要法治一样。”国际经济贸易的历史经验证明：国际贸易中的“法律混乱”以及对价格、数量和贸易份额的“管理”，有可能导致“权力导向型”对外经济政策以及比“市场失灵”更为恶劣的“政府失灵”。GATT不是起步于下列假设：通过建立在充分信息基础上政府干预，仁慈和全能的政府有能力纠正市场的种种不完善之处。相反地，GATT强调：对政府对外贸易征税和进行管理的权力，需要有精确的和可由法院审判的一些法律限制。乌拉圭回合谈判促使一个主要以权力为基础、以外交为导向的国际经济贸易体制转向主要以规则为基础、以原则为导向的世界贸易体制。WTO本身就是国际经济贸易领域是法治而不是权力统治的基本成果，同时，法治原则也内化为WTO的若干基本规则。第一，统一实施。统一实施是指WTO的全部成员承诺在其关税领土范围之内，统一实施WTO规则，保证国内有关贸易法律、法规及措施与WTO规则保持一致。《建立WTO协定》第16.4条，“每一成员应保证其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与所附各协定对其规定的义务相一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议定书》)第2.A条中，我国政府对统一实施予以明确承诺，即WTO协定和本议定书的规定应适用于中国的全部关税领土，包括边境贸易地区、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其他在关税、国内税和法规方面已建立特殊制度的地区；中国应以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适用和实施中央政府有关或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或外汇管制的所有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以及地方各级政府或适用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他措施；中国地方各级政府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他措施应符合在《WTO协定》和本议定书中所承担的义务；中国应建立一种机制，使个人和企业可据以提请国家主管机关注意贸易制度未统一适用的情况。第二，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是介于国家权力与人民自由之间的一种目的与手段的考量。比例原则在国内法上被视为“法秩序的最根本原则”，是法治国家原则由“自身”产生的最高规范。比例原则有三层涵义，即妥当性，所采取的措施必须能够实现目的或至少有助于目的的达成；必要性，在能达成目的的各种措施中必须选择最有必要的，即不会造成损害或损害最少的；狭义比例原则，所采取的措施产生的害处不应超过所带来的好处，即手段与目的不得不成比例。“尽管在WTO法律中没有明确提到比例性原则，但它是构成多边贸易体系基础的基本原则之一。”WTO协定追求包括自由公平贸易在内的诸多目标，一些条款冠以限定词“适当”、“必需”或“合理"JE是运用比例原则权衡彼此对立的目标。例如GATT第20条，《TBT协定》第2.2条、第2.3条，《SPS协定》第4.10条、第4.11条、第5.4条，《保障措施协定》第5.1条，GATS第6.4条，TRIPS第46条及DSU第22.3条、第22.4条等。第三，正当程序。程序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正当程序是法治的核心内容之一。程序正义至少发生在三种不同的语境下：集体决定，例如会议规则、选任代表等；解决两造或多造之间的冲突，通常诉诸武力、谈判、调解、咨询、仲裁或审判来解决；负担／利益决定，依据某种标准或规范予以比较或评价，施加负担或给与利益。在WTO框架涵盖程序正义三种语境，并设计正当程序规则予以规范。《建立WTO协定》第9条、第10条，关于决策和修正的规定就是集体决定的程序规范。DSU关于争端解决程序机制的规定则是冲突决定的程序规范。而负担／利益决定程序则体现在WTO的海关估价、进口许可证、反倾销和反补贴诉讼、技术贸易壁垒、补贴及政府采购等协定对贸易政策手段的行政管理规则之中。并且，WTO规则也通过程序设计给予主体权利充分的救济，并指引成员方国内法制建设加以保障，如GAIT第10.3.(b)条，“为了能够特别对于有关海关事项的行政行为迅速进行检查和纠正，缔约各国(方)应维持或尽快建立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法庭或程序。这种法庭或程序应独立于负责行政实施的机构之外，而它们的决定，除进口商于规定上诉期间向上级法院或法庭提出申诉以外，应由这些机构予以执行，并作为今后实施的准则；但是，如这些机构的中央主管机关有充分理由认为它们的决定与法律的既定原则有抵触或与事实不符，它可以采取步骤使这个问题经由另一程序加以检查”。此外，GATS第6.2.(a)条、TPdPS第41.4条、SCM协定第23条、《反倾销协定》第13条、《海关估价协定》第ll条等也有类似规定。第四，透明度。透明度是法治的核心成分，因为法治“要求一套预先已知的规则”。WTO法律体系框架要求成员国尽可能明确、及时公开有关的政策、法规、规章和措施，并且保证公正、合理、统一地实施这些政策和法规。

法治是WTO基本原则之一，就规则层面而言，WTO法治仅指向关税等涉外税种的法律规定，但是法治是整体的、系统的，法治的要求必然扩展至一国税法的全部领域，进而形成贯穿税制改革的税收法治理念与原则。税收法治的核心是税收法律主义，税收法律主义具有多层次涵义，较低层次可以称之为税收法定原则，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第一，课税要素法定原则，即税法主体、征税客体、计税依据、税率等课税要素以及相关征纳程序的立法权应由立法机关行使；第二，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即课税要素必须由法律尽量做出明确的规定，避免出现歧义；第三，依法稽征原则，即税务行政机关必须严格依据法律的规定征收，不得擅自变动课税要素和法定征收程序。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原理是应用分权原则，将国家税权加以立法、行政及司法的划分，再依据立法优位、依法行政以及提供独立司法机关审判，以达到限制国家税权、保障公民财产权的目的。税收法定原则与罪行法定原则分别构成现代社会中保障公民财产权与自由权的两大准则。较低层次税收法律主义，即税收法定主义，仅是形式法治国家，主要是确保法的安定性。“问题是形式法律内容可能自治，也可能由于执行法律之机关的曲解，而根本不符合正法之实质正义的标准。因此，对于法治国家据以统治之规范，不能不在形式之上，再附以实质正义的要求。”因此，税收法律主义的较高层次涵义建构在实质法治国之上，除税收法定原则的法律优位和法律保留之外，还应制约税收立法权的滥用。①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实现税收法治，应进行税法的改革，建立统一、科学、合理的税法体系，设计符合比例原则、正当程序的税收征纳规范，充分尊重和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三、WTO透明度原则与税收民主原则

WTO的透明度原则，是指各成员方应当将有关或者影响贸易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司法判决、行政决定、国际协定等迅速予以公布，并确保这些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司法判决、行政决定和国际协定在关税领土内得到统一、公正和合理实施。该原则在WTO框架下的各项法律文件中均有体现。GATT第10.1条，“缔约方有效实施的关于海关对产品的分类或估价，关于税捐和其他费用的征收率，关于对进出口货物及其支付转账的规定、限制和禁止，以及关于影响进出口货物的销售、分配、运输、保险、存仓、检验、展览、加工、混合或使用的法律、条例及一般援用的司法判决及行政决定，都应迅速公布，以使各方政府及贸易商对它们熟悉，一缔约方政府或政府机构与另一缔约方政府或政府机构之间缔结的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的现行规定，也必须公布”；第10.2条，“缔约国方采取的按既定统一办法提高进口货物关税或其他费用的征收率、或者对进口货物及其支付转让实施新的或更严的规定、限制或禁止的普遍适用的措施，非经正式公布，不得实施”。此外，GTAS第3条、TRIPS第63条、TRIMS第6条等也有相同或类似的规定。为保证透明度原则的实现，WTO法律上规定一系列制度予以保障：第一，通知。各成员方必须将其实施的贸易法律规章和措施及其变化情况通过WTO秘书处通知其他成员方，以便其他成员方的政府和贸易商能够知晓有关这些法律规章和措施的信息。为指导各成员方履行其通知义务，作为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定组成部分的《关于通知程序的部长决定》以附件形式列出一份“应通知措施的指示性清单”，清单要求各成员方通知的措施十分广泛，基本上涵盖与货物贸易有关的所有法律规章和措施。第二，咨询。GTAS第3.4条规定，“每一成员对于任何其他成员关于提供属第1款范围内的任何普遍适用的措施或国际协定的具体信息的所有请求应迅速予以答复。每一成员还应设立一个或多个咨询点，以应请求就所有此类事项和需遵守第3款中的通知要求的事项向其他成员提供具体信息”。第三，审议。各成员方向WTO专设的贸易政策审议机构定期报告贸易政策和实践。《贸易政策审议机制》(TPRM)第1.1条，“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目的在于通过提高各成员贸易政策和做法的透明度并使之得到更好的理解，有助于所有成员更好地遵守多边贸易协定和适用的诸边贸易协定的规则、纪律和在各协定项下所作的承诺，从而有助于多边贸易体制更加平稳地运行”。第四，统一、公正和合理地实施其贸易法律规章和措施。TPRM第2条国内透明度的规定指出，“各成员认识到政府在贸易政策问题上决策的国内透明度对各成员的经济和多边贸易体制具有的固有价值，并同意在各自体制内鼓励和促进提高透明度，同时承认国内透明度的落实必须以自愿为基础，并考虑每一成员的法律和政治体制”。一个成员方只有公正、合理地实施其贸易法律规章和措施，才能有效地避免因贸易歧视或贸易保护而导致的实施贸易法律规章和措施的随意性，从而保证其贸易法律规章和措施的实施处于透明的状态。

税法管理范文第3篇

[关键词]税法，法定期间，指定期间，顺延期间

一、税法上期间的概念、特征及其意义

期间在一般意义上说，指的是从某一特定时间起至另一特定时间止的时间限度。期间原本是诉讼法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1]期间又称诉讼期间，是指人民法院、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进行和完成某种诉讼行为的期限和日期。期间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期间仅指期限；广义的期间包括期日和期限两种。诉讼法上的期日，是指人民法院，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共同进行诉讼行为的日期。我国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以及刑事诉讼法对期日均未作具体规定，在审判实践中多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审理的具体情况和法定期间的规定予以指定。为了实现公正和效率的统一，诉讼过程既需要时间保障，又需要时间限制，时间不仅是诉讼进展过程的标志，也是设计诉讼其他制度必须考虑的因素。正因为如此，我国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以及刑事诉讼法均设专章规定了期间制度。

事实上，在现代法治国家，期间制度不仅是司法机关司法活动过程中应当遵守的重要法律制度，而且在其他国家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保障国家职权行使过程中的公平与效率方面，期间制度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的需要，按照法律的规定，以国家政权体现者的身份，强制地向纳税人无偿征收货币或实物所形成特定分配关系的活动。[2]税收征管是指税务机关依据国家税法和政策以及有关制度的规定，为实现税收分配关系，促使征纳双方依法行使征税权利和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扣缴义务，而对日常的征收和管理活动所进行的计划组织、控制、协调和监督的过程和工作。[3]税收活动必须依法进行，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课税要素法定和征税程序法定则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纳税期限是课税要素的主要内容之一，而征税程序是征税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征税权的职权行为，为保证税收征管程序上的公平和效率，各国税法都毫无例外地规定了严格的期间制度。

所谓税法上的期间是指税法规定的征税机关，以及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等税收当事人在税收征收管理活动过程中，完成某种税收活动所必须遵守的时间限制。

与诉讼法上的期间制度相比，税法上的期间制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范围上的特定性。税法上的期间制度是税法规定的在税收活动中所应遵守的时间上的要求，它贯穿于税收活动的全过程，超出税收活动范围的则不在此列；2、对象上的特指性。税法关于期间的规定有两种对象，一是对征税机关履行税收征管职权的时间上的要求，二是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等当事人履行某种行为时间的要求。3、效力上的强制性。税法规定的期间，除除斥期间以外，都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征税机关和税收当事人都必须切实遵守，除税法明确规定可以依法宽延以外，不得违反，否则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如罚款和滞纳处分。等。

税法上设立期间制度主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1、确保税收活动及时、正常进行，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节约资源和减少税收成本，从而保证国家税款的及时收缴，维护国家的税收利益。2、有利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及时行使税法上规定的权利，履行法定义务，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3、严格遵守税法期间，还是征纳主体行为协调一致，税收征管活动顺利进行的保证。税收活动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活动，征纳主体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存在密切的联系，而且相互衔接，期间制度是税收活动顺利进行的时间保证。4、有助于税收征管的严肃性和维护税收法律的权威性，是税收法定主义的具体体现。

按期间的性质划分，税法上的期间制度主要由法定期间制度、指定期间制度和顺延期间制度等组成。

二、我国税法上的法定期间制度

税法上的法定期间是指税法明确规定的税收活动的期限。这种期间的开始是基于某种税收行为的实施或税收法律事实的发生。税法关于各种税收活动的期间有具体而明确的制度规定。概括起来主要有：

（一）税务管理环节的期限制度

税务管理活动中的期限制度主要由税务登记期限，帐簿凭证设置期限，发票的缴销、开具和保管期限以及纳税申报期限等五个方面的内容组成。

1、税务登记期限。税务登记包括设立登记、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三种情况，税法对每种情况都规定了明确的期限。例如我国现行《税收征管法》第15条规定：“企业，企业在外地设立的分支机构和从事生产、经营的场所，个体工商户和从事生产经营的事业单位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三十日内，持有关证件，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税务机关应当自受到申报之日起三十日内审核并发给税务登记证件。”可见，我国税法在设立税务登记管理中，不仅规定了纳税人的期限，而且对税务机关核发税登记证也规定了明确的期限，这也是《税收征管法》修订以后新增加的内容。此外，现行《税收征管法》还就变更和注销税务登记的期限作了明确规定。例如《税收征管法》第16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税务登记内容发生变化的，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之日起三十日内或者在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之前，持有关证件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税务登记。”《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第9条规定“按照规定不需要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的纳税人，应当自有关机关批准或者宣告终止之日起15日内，向原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第10条规定“纳税人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应当自营业执照被吊销之日起15日内，向原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登记。”

2、账簿凭证设置和保存期限。我国税法规定，除经税务机关批准可以不设置账簿的个体工商户外，所有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都应当按照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期限设置账簿。例如《实施细则》第17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15日内按规定设置账簿。”；第19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应当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件之日起15日内，将其财务、会计制度或者财务、会计处理办法报送税务机关备案。”；第20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应当自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扣缴义务发生之日起10日内，按照所代扣、代收的税种，分别设置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账簿。”《实施细则》第23条对账簿凭证的保管期限也作了规定。“账簿、会计凭证、报表、完税凭证及其他有关资料应当保存10年。”此外，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会计凭证、账簿和报表，至少要保存15年；私营企业的会计凭证、账簿的保存期限为15年，月、季度会计报表为5年；年度会计报表和税收年度决算报表要永久保存。

3、发票的领购、开具、保管和缴销期限。发票不仅是会计核算的原始凭证和财务收支的法定依据，也是税务机关据以计税和进行税务检查的重要依据，发票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领购、开具、保管和缴销。发票管理中的期限制度是发票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1993年12月23日财政部的《发票管理办法》和1994年国家税务总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明确规定了发票的领购、开具、保管和缴销期限。例如《发票管理办法》第15条规定“依法办理税务登记的单位和个人，在领取税务登记证后，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领购发票。”第23条规定发票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开具；此外，《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第6条还特别规定了各种具体情况下专用发票开具的时限，并规定，一般纳税人必须按规定时限开具专用发票，不得提前或滞后。发票应当按规定期限缴销、保存和销毁，《发票管理办法》第29条规定，开具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税务登记的同时，办理发票的缴销手续；第30条规定，已经开具的发票存根联和发票登记簿，应当保存5年，对保存期满的发票，报经税务机关查验后销毁。

4、申报期限。所谓申报期限，是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或税务机关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向税务机关申报应纳或者应解缴税款的期限。申报期限一般是在税务机关依据不同税种法和纳税人的不同特点，确定的计税期间之后的一个合理的时间。如《消费税暂行条例》规定，纳税人以一个月为一期纳税的，自期满之日起十日内申报纳税；《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16条规定，纳税人应当在月份或者季度终了后十五日内，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会计报表和预缴所得税申报表；年度终了后四十五日内，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会计决算报表和所得税申报表。因此，申报期限因税种和纳税人的不同而分别设定的，特别是由于纳税人情况千差万别，税法不可能规定一个统一的期限，在税收实践中，申报期限的具体确定，税务机关有一定的自由决定权。

（二）税款征收环节的期间制度

1、计税期间

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或者税务机关依据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纳税人据以计算应纳税额的期间。纳税期限有按期纳税、按次纳税两种计算方式，这实质上就是指税法上规定的计税期间。如《增值税暂行条例》第23条规定“增值税的纳税期限分别为1日、3日、5日、10日、15日或者1个月。纳税人的具体纳税期限，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大小分别核定，不能按照固定期限纳税的，可以按次纳税。”“纳税人一个月为一期纳税的，自期满之日起十日内申报纳税。”可见这里的纳税期限实质上就是指计税期间。

2、纳税期限与税款的缴纳期限

纳税期限是税法要素的重要内容。但目前税法中关于纳税期限的规定，含义并不明确，学者的理解差异也很大。一些学者认为，纳税期限也称为纳税时间，是指在纳税义务发生后，纳税人依法缴纳税款的期限。可分为纳税计算期和税款缴库期。[4]而另一些学者认为，纳税期限，即缴纳税金的期限，如按月纳、按季纳、按年纳等。[5]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纳税期限是税法规定的纳税主体向征税机关缴纳税款的具体时间。纳税期限分为按次征纳和按期征纳两种。并且认为缴库期限和申报期限是与纳税期限先相关但不相同的概念。这里作者实际上是将纳税期限理解为计税期间的。[6]事实上，纳税期限这一概念在税法上在不同场合的使用至少包括有以下三层涵义：一是指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即纳税人发生应纳税的行为，应当承担应纳税义务起始时间。这是计算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交纳税款的基础。二是指计税期间，三是指税款缴纳的期限。

笔者认为纳税期限既然是课税要素的主要内容之一，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要求构成要素法定，因此纳税期限也应当法定。由于一些税种（如增值税、消费税等流转税）的计税期间虽然在税法上作了规定，但这些规定往往是一般性的，原则性较强，仍然无法确定某一特定纳税人的具体计税期间，更多的还需要征税机关根据具体情况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具体确定，也就是说，在具体计税期间的确定方面，征税机关的自由裁量空间仍然很大。基于这种考虑，笔者认为，将纳税期限理解为计税期间存在有可商榷之处。其次，纳税期限应该是一个与税收征收管理密切联系的概念，是税法从方便征税机关行使税收征管权而直接设定的期间，它与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必须基于一定的税收法律事实的存在具有明显的区别。基于这种考虑，笔者认为，将纳税期限理解为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显然也是不妥的。与计税期间和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相比，税款的缴纳期限相对来讲，在法律上比较容易确定，而且是征税活动最为核心的内容，笔者认为，税法上宜将纳税期限的涵义明确为税款的缴纳期限，以避免现行税法在这一概念上的模糊。

为了便于征税机关及时、足额收回税款，我国税法对税款的缴纳期限又分别设定了预缴期限和汇算清缴期限两种期间制度。例如《增值税暂行条例》第32条第二款规定，纳税人“以一日、三日、五日、十日或者十五日为一期纳税的，自期满之日起五日内预缴税款，于次月一日起十日内申报纳税并结清上月应纳税款。”这是关于预缴期限的规定。《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15条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按年度计算，分月或者分季度预缴。月份或者季度终了后十五日内预缴，年度终了后四个月内汇算清缴，多退少补。”则是关于汇算清缴期限的规定。

（三）税款征收环节的除斥期间制度

除斥期间也称预定期间，是指法律规定某种权利预定存在的期间，权利人不在此期间行使权利，预定期限届满，便发生该权利消灭的法律后果。

法律创立除斥期间制度的价值在于：（1）促使表意人及时纠正意思表示的瑕疵；（2）促使当事人及时纠正行为标的显失公平；（3）促使当事人及时确定不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4）促使当事人因不利于自己的事情发生时及时行使救济权。在民法上除斥期间主要是针对撤销权、追认权等形成权而言的，其目的在于撤销已经成立的民事行为，或确立效力未定的民事行为。除斥期间是一个实体权利的存在期间，期间一旦过去，相应的实体权利就随即消灭；除斥期间届满，法律预定的权利消失，原来的法律关系继续有效。

与民法一样，税法上的法律关系如长期处于不稳的状态中，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为此，世界上一些国家税法就规定了除斥期间制度。例如日本税法上，就对可以进行更正、决定、课赋决定等行为的期间作了限制，称之为确定权的除斥期间，并将这种除斥期间分为普通除斥期间和特别除斥期间两种。普通除斥期间包括更正、决定的除斥期间和课赋决定的除斥期间。特别除斥期间，即在普通除斥期间经过后也可以作出更正决定的处理。[7]

我国现行税法上对此也有类似的规定。《税收征管法》第51条规定，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纳税人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三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机关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税务机关及时查实后应当立即退还；涉及从国库中退库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国库管理的规定退还。这是我国税法关于多征、多缴税款退税期限的规定。此外，《税收征管法》第52条规定，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来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追征税款、滞纳金；有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五年。这是我国税法对未缴或者少缴税款补缴和追征期限的规定。

笔者认为，我国税法上述关于退税期限和追征期限的规定，就其性质来看，应属于一种更正的除斥期间。

事实上，无论是多征多缴税款的退回还是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的追征，都是要对业已存在的税收法律关系通过单方予以变更，因此，税法上纳税人的申请退税权和征税机关的追征权，从本质上讲，都属于形成权。相应地，退税期限和追征期限的性质也应属于除斥期间的范畴。

值得研究的是，我国《税收征管法》第52条在规定了一般情况下的有限追征期以外，还对偷税、抗税、骗税的追征期作了特别规定。例如该条第3款规定“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也就是说，对于由偷税、抗税、骗税的违法犯罪行为所来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税务机关可以无限期的追征，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这在世界其他一些国家也有类似的规定，如英国。①但笔者认为这种规定的妥当性值得进一步研究。

偷税、抗税、骗税行为即使构成了犯罪，依照我国刑法规定，一般情况下刑事责任的追诉期最长是20年，如果20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刑事责任是所有法律责任中最为严重的，刑罚也是最为严厉的惩罚方法。税收虽然具有强制性，但本身不具惩罚性，对偷税、抗税、骗税的违法犯罪行为所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实行追征，本质上仍属于经济责任的范畴，与犯罪嫌疑人所承担的刑事责任相比，毕竟较轻，如果将较轻的经济责任的追征期规定过长，甚至超过刑法上的最长追诉期，显然是不合理的。此外，无限期的追征在实际操作上也存在困难。正如前所述，税法上的法律关系如长期处于不稳的状态中，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如果规定允许无限期的补缴和追征，既不利于社会经济关系的稳定，又会给征纳双方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问题。事实上，如果犯罪嫌疑人偷税、抗税、骗税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我国刑法都规定了较重的刑罚处罚，罪犯在被处以极刑或者在长期服刑以后，无限期的补缴和追征实际上很难实现。为此，笔者认为，我国税法应当对偷税、抗税、骗税所造成的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的追征期限给予限定，具体可以比照我国刑法关于最长追诉时效的规定，限定为20年为宜。

三、我国税法上的指定期间制度

所谓税法上的指定期间是指由税务机关根税收当事人的具体情况依职权确定的期间。我国税法上的指定期间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正常情况下的期间指定。主要是一些期间虽然在税法上作了规定，但这些规定往往是针对一般情况制定的，比较原则，实际适用过程中，还需要税务机关依照法律并结合具体情况，具体确定。税务机关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如前述增值税纳税人计税期间的具体确定。二是因税收当事人过错造成期间延迟或耽误情况下的期间指定。例如《税收征管法》第32条、35条，规定了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规定期限缴纳税款和办理纳税申报的情况下，税务机关可以责令限期缴纳和申报。这里的期限是由税务机关根据情况自行决定的。三是因税收当事人有其他违法情况足以构税收威胁的，税务机关可以责令当事人限期缴纳应纳税款。如《税收征管法》第38条、第40条分别规定了税收保全和纳税担保过程中的限期缴纳制度。以上后两种情况都是属于非正常态下的期间指定。

四、我国税法上期间的顺延制度

期间的顺延是以期间的耽误为前提的，所谓税法上的期间耽误是指当事人在法定期间或指定期间内，没有完成应为的税收行为。在税收活动中，当事人耽误期间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是因当事人主观上的故意或者过失，有的则是因不可抗拒的事由或其他客观障碍而造成的。对于前者，无疑应当由当事人自己承担耽误的不利后果；对于后者，则应给予当事人补救的机会。

《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就延期申报作了明确规定。例如《税收征管法》第27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不能按期办理纳税申报或者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的，经税务机关核准，可以延期申报。”“经核准办理前款规定的申报、报送事项的，应当在纳税期限内按照上期实际缴纳的税额或者税务机关核定的税额预缴税款，并在核准的延期内办理税款结算。”《实施细则》对上述规定作了进一步明确，即“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因不可抗力，不能按期办理纳税申报或者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的，可以延期办理。但是，应当在不可抗力情形消除后立即向税务机关报告，税务机应当查明事实，予以核准。”

此外，我国《税收征管法》还规定了延期纳税制度。例如《税收征管法》第31条第2款规定“纳税人因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批准，可以延期缴纳税款，但是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这里讲的特殊困难主要是指纳税人无法控制的原因或不能归责于纳税人的原因造成的困难，具体情况由有批准权的税务机关判断决定。

可见，我国税法上的期间顺延制度的适用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我国税法上的期间顺延制度仅适用于不可抗拒的事由或其他客观障碍等不可归咎于当事人的原因而造成的税收行为耽误的情况，对于当事人因主观过错造成的税收耽误则不能适用。

2、我国税法上的期间顺延制度不能自动适用，必须由当事人向有权核准或批准的税务机关提出顺延期限的申请。

3、顺延期限的申请是否核准或批准，由相应的税务机关决定。

4、经批准后，税款缴纳可以顺延的最长的期间为三个月。

综上所述，期间制度是我国税法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也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制度，其合理设计，对于体现我国税法的公平与效率，保证我国税收征管活动各个环节的相互衔接、及时、高效，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该引起我国税收立法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更大关注。对我国税法上的期间制度研究仅限于一个初步的梳理，还很不全面和深入。由于篇幅所限，许多问题需留待以后作更进一步的研究。

①许多国家的税收法律都规定了有限的补缴和追征期，例如法国规定为四年，但属税务欺诈行为的，可延长二年；英国规定为六年，但对偷税或欠税而犯罪的，则追溯无限期，对纳税人漏税而犯罪的，税务机关可追溯二十年。（转引自：扈纪华，刘佐。税收征管法与纳税实务[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137.）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徐静。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50。

[2]刘剑文。财政税收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99。

[3]刘隆亨。《中国税法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56。

[4]张守文。税法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6。

[5]刘隆亨。中国税法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1。

[6]刘剑文。财政税收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280。

税法管理范文第4篇

在有关会计准则与税法关系的讨论中，大体有两种看法：

（1）统一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应将税基完全建立在会计准则的基础上，或者将会计准则与税法统一起来。

（2）分离论。持此种观点的人则认为，会计与税收的目标不同，会计准则与税法存在着现实差异，需要单独建立所得税会计。甚至有人认为，鉴于上述情况，再考虑到企业与税收有关的会计业务需要集中研究与处理，倡导建立一门独立的税收会计学。

实际上，会计准则与税法的关系与一个国家所采用会计模工相关。根据诺布斯（Nobes）分类法，世界各国会计可以分为两大模式：（1）以微观经济理论为基础建立的会计模式。这种模式的会计，其职能的发挥主要表现在为决策者服务。在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资本为投资者所拥有，财务报表是企业经营者向企业投资者进行报告的一种书面文件。财务报表的编制，主要是为企业投资者服务。会计准则一般由公认的、独立的会计职业团体来制定，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可以完全不受税收规定的限制。（2）以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建立的会计模式。这种模式的会计，其职能的发挥主要表现在为政府管理部门的管理和控制服务。以法国、荷兰为首的政府计划在经济中占有一定位置的国家，财务报表的编制主要是为了满足政府管理部门的需要，而为投资者、债权人提供会计信息则是次要的。其会计的特点表现为：一是有利于国家税收的实现。在这些国家，企业编制的财务报表一般都符合税务机关征税的有关要求，即会计利润与税收利润是一致的，一般直接将会计核算成果作为税款计算的主要依据。二是有利于政府管理企业。这些国家的会计准则通常由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并强制执行，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应满足有关税款计算的需要。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大多是公有的，且政企不分，国家、企业、社会之间的利益高度一致，用来规范会计核算的会计制度实际上是执行税法的工具，会计制度与税法是完全统一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问题的提出，企业理财自问题被重新摆在一个突出的位置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国颁布实施了企业会计准则，改变了传统的会计模式，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自身的需要，站在一定的会计立场①上，在会计准则所允许的范围内，自行选择某种具体的会计方法。会计不再仅仅是执行税法的工具，会计准则也不再是税法的“翻版”。

问题是我们在克服了会计制度与税法完全统一的弊端、承认会计准则与税法应该分离后，会不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盲目追求两者的差异，甚至人为地夸大两者的差异。上述建立独立的所得税会计或税收会计的主张就带有这种倾向。正如某些会计学者所说，我们不能夸大纳税扣除政策的作用。实际上某些税收政策的奖励或抑制作用是有限的，特别是在我国目前的经营环境和企业经营机制下，更是这样。对于会计准则与税法在某些项目确认标准上的差异的处理，完全可以采用我国现行会计制度中有关所得税核算的规定，至于要在跨期分配所得税的同时，确认增值税的时间性差异并进行跨期分配，进而建立起税收会计学，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不能成立的。

我们既反对要求会计准则与税法完全一致的主张，也反对会计准则与税法绝对分离的观点。我们主张会计准则与税法保持协调，即适当分离，需要统一的尽量保持一致。

二、会计准则与税法的协调

（一）会计准则与税法协调必须遵循的原则

1.全面性原则。既要对现行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进行审视，又要对现行的税法体系进行审视，找出相互不适应的方面，并加以研究，以便协调，而不能一味地满足某一方的需要。

2.效益大于成本原则。要掌握好分离或统一的“度”，既不能因统一会简化会计核算工作、便于税收征管，而不考虑其负面影响；也不能因分离而导致企业会计核算更加灵活，税款计算及征管难度加大，企业在短期内应缴税款减少，进而影响税务机关完成税收任务，而忽视由此带来企业资金运转压力减轻，有利于企业稳定发展，从而有利于税源培植，有利于形成经济和税收同步增长的良性循环的事实。

3.现实性原则。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当前正值企业改革的关键时期，在会计准则中（通过修改基本会计准则和制定具体会计准则）必须给予企业相当大的理财自；同时，也应考虑税收收入占GDP比重偏低的问题，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增强税法的“刚性”。

4.灵活性原则。会计准则是根据会计理论和会计惯例的要求来制定的，应更多地满足投资者和经营管理者的需要，满足加强财务会计核算的要求。在会计事项的处理上，可能有多种方法供选择。税法也应根据经济环境变化的情况，适时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

5.严肃性原则。无论是会计准则还是税法，在协调过程中，需要作出修改时，都必须十分慎重，要经过周密规划、调查和论证，待时机成熟时才能进行，以保证会计准则和税法的稳定性、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在遵循上述原则的前提下，可以采取一些具体的方法来进行会计准则与税法的协调

1.税法应积极主动地与会计准则协调。当前亟待协调的内容包括：

（1）《具体会计准则——所得税会计》（征求意见稿）对由于时间性差异而产生的递延所得税的确认、计量、记录与报告进行了规范，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对此却未作明确规定，应作出相应调整。

（2）会计准则对某些会计事项的处理规定了可供选择的多种方法，为防止企业利用会计政策实施操纵行为，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中作出补充规定，要求企业在发生重大会计政策变更时，必须报请主管税务机关同意或备案，否则予以惩罚。

（3）现实经济生活中不确定因素日益突出，会计估计的不确定性和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所需的确定性之间存在较大的矛盾，需要作出税收规定加以协调。

2.会计准则也应积极主动地与税法协调。具体包括：

（1）修改基本会计准则中与税法强求一致的有关内容。

（2）尽量缩小会计方法的选择范围，规范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差异的调整方法，简化税款的计算。

（3）消除由可能形成期末资产价值的支出因会计准则与税法上确认标准不同而产生的复杂差异。

（4）对于众多的非公有制小型企业可以严格按税法的规定选择会计方法。

主要参考资料：

（1）刘威主编《新编国际会计学》（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2）陈毓圭《论财务制度、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和税法诸关系》（载《会计研究》1999年第2期）。

（3）聂顺江《论会计准则与税法适当分离的必要性》（载《财会研究》1998年第1期）。

税法管理范文第5篇

一、《立法法》与税收法定主义

（一）税收法定主义与《立法法》的关系

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收立法的最高原则。该原则要求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构成要素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征纳税主体的权利（力）义务只能以法律为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无权决定征税或减免税收。这里的“法律”仅指由代表民意的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税收法定主义是伴随着市民阶级反对封建君主恣意征税的运动而确立的。在“无代表则无税”的思潮下，形成了征税须经国民同意，如不以国民代表议会制定的法律为依据则不能征税的宪法原则。如英国1627年的《权利请愿书》规定，没有议会的一致同意，任何人不被迫给予或出让礼品、贷款、捐助、税金或类似的负担。1776年，美国在其《独立宣言》中指责英国“未经我们同意，任意向我们征税”，并随后在1787年的宪法中规定一切征税议案应首先在众议院提出，但参议院得以处理其他议案的方式表示赞同或提出修正案（第7款第1项）。国会有权赋课并征收税收，进口关税，国产税和包括关税与国产税在内的其他税收……（第8款第12项）[1]我国宪法在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的第五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虽然只强调了公民应依照法律纳税而未明确国家应依照法律征税，但“因为它限定了承担纳税义务的条件-依照法律，纳税义务仅仅由法律的规定产生，其范围也仅仅限于法律的规定之内。”“这实际上是从公民负有依法纳税义务方面，间接地规范和限制了国家赋税征收权的行使方式-依照法律”。而根据宪法规定，法律是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因此可以认为我国宪法隐含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2]这是我国税收立法实行税收法定主义的宪法根据。

《立法法》是规定立法制度的宪法性法律。一切立法活动都必须以《立法法》为依据，遵循《立法法》的有关规定。税收立法自然也不能例外。但《立法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是宪法原则和宪法中规定的立法制度的具体化，其效力在宪法之下，对税法来说，由于宪法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立法法》中有关税收立法制度的规定，也应该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换言之，《立法法》是对税收立法形式上的要求，税收法定主义是对税收立法本质上的要求。在整个法律体系的效力层级上，税收立法固然应当以《立法法》为依据，但在税法领域内，只有形式反映本质，即《立法法》规定的税收立法制度全面反映税收法定主义以此为依据制定的税法才可能是符合要求的，否则，税法将可能徒有“法”的形式，而不再有“法”的本质。

（二）《立法法》与税收法定主义的统一

《立法法》与税收法定主义的统一，主要通过《立法法》规定的税收立法体制表现出来。正如前文分析，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公民依照法律纳税、国家依照法律征税，这里的“法律”应当是由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所立之法在我国应当是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所立之法，换言之，即应当由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税收立法权，其他任何机关非经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不得行使该项权力。在这一点上，《立法法》与税收法定主义是一致的，或者说《立法法》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所要求的具体的立法权限制度。

首先，《立法法》确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税收立法权，并且明确规定立法的表现形式是“法律”。《立法法》第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立法法》第8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六）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八）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及外贸的基本制度。其中，“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是指国家以强制力为后盾，依法无偿占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财产，包括税的征收。[3]至于“……税收……的基本制度”，包括了税收的立法制度、征管制度等。《立法法》的规定表明，税收立法权是我国国家立法机关的专属权力。

其次，《立法法》确立了税收授权立法制度。根据该法第9条的规定，对有关税收的基本制度，如果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做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制定行政法规。同时，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全国人大的授权决定，也可以制定税收地方性法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65条）值得注意的是，对行政机关的授权，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都有权做出决定。而对地方主要是经济特区的授权，只有全国人大才有权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无权决定。此外，《立法法》在第10条对授权立法作了原则规定，要求“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范围，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该项权力，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这说明《立法法》所规定的税收授权立法维护了税法权威性，同税收法定主义是一致的。

第三，《立法法》确立了法律优先原则，即在多层次立法的情况下，除宪法外，由国家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处于最高位阶、最优地位，其他任何形式的法规都必须与之保持一致，不得抵触。根据该原则行政机关和地方权力机关根据授权所立之法、或者是出于职权对税收上位法所做出的说明或细化，都必须遵循国家立法机关所制定的税收法律，不得与其抵触，效力在“法律”之下，而且，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及时制定法律。法律制定后，相应的立法事项的授权终止“（第11条）。当然，根据授权而制定的行政法规或地方法规也相应终止。法律优先原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维护了税收法律的权威。

三、《立法法》与税收法定主义的不协调

《立法法》与税收法定主义既有统一的一面，但同时也存在着不相协调的一面。正是这不相协调的一面，造成了税收立法与税收法定主义的背离，从而影响了我国税收法制建设。

1、关于税收立法权行使监督的问题。尽管《立法法》明确规定税收立法权属国家立法机关专有，其他任何机关非经立法机关授权不得行使该项权力，但对于其他机关未经授权而行使该权力的情形缺乏应有的监督机制，或者即使规定了监督主体或监督方法，但由于操作性差而致乏力如《立法法》第87条、第88条规定，对超越权限的行政法规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但该撤销程序如何启动及运行却没有相应规定。又如第90条规定。国务院等国家机关认为行政法规（当然包括税收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其他的国家机、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可以就违宪或违法的上述规范性文件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但上述“要求”和“建议”启动受理的步骤方式、顺序、时限等程序问题，缺乏具体规定。立法监督的缺乏，必然导致立法越权、立法侵权、立法冲突等诸多弊端。在《立法法》颁布实施之前，我国税收立法实践中的立法异常现象就是一个明证。而在《立法法》颁布实施以后，现实中的立法异常现象仍不能得到有效的根治，从侧面也很能说明问题。

2、关于税收的授权立法问题。根据《立法法》第8条、第9条的规定，税收立法权并不属于法律绝对保留的事项。也就是说，国家立法机关虽然拥有专属的税收立法权但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授权行政机关立法，甚至也可授权特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立法（第65条）显然，该规定的范围过宽。因为，正如前文分析，税收立法权包括了多项内容，其中的征税权，既是税收立法权的核心，同时也是国家的组成部分，按民主的通例，有关国家的立法事项理应是单一制国家中最高代表机关和联邦制国家中联邦代议机关不可推卸、不得转让的最重要的专有立法事项。它是不能被授予其他主体代为行使的。如果把诸如此类的立法权授予行政机关可以想见，既是税法制定者，又是税法执行者的行政机关，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将有可能不合理地扩大其税收权力而造成公众税收负担的加重。这不仅根本上违背了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也背离民主政治的原则。

3、关于税收授权立法的监督问题。像前文论述的税收立法权行使缺乏监督一样，税收授权立法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对此，我们可以用税收授权立法实践加以说明。1984年我国进行工商税制改革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曾根据国务院的请求，授权国务院在改革工商税制进程中“拟定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形式试行，再根据试行的经验加以修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这里，授予国务院只有拟定草案的权力，只是试行，而且还要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足见立法机关对税收立法权的审慎态度。这本来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但是紧接着1985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把税收立法权一揽子授出。姑且不论按授权立法原则这种“空白授权”或“空白委托”是无效的，单就立法机关在事实上放弃税收立法权就是不合法的。这次授权的最直接结果是，现行的大多数税收法规都是行政机关制定的，不仅有明显越权现象，而且其中的某些法规还是经国务院再授权由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4]对这种不合法情况，如果说，《立法法》颁布之前是无法可依，而在《立法法》颁布以后，因没有规定相应的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仍然是“无法可依”或者是“有法不依”。[5]这是《立法法》的遗憾，也是税收立法的遗憾。

当然，《立法法》是规范我国立法活动一般性原则的法律，不可能对每一个具体领域包括税法领域的立法问题都进行详细规定。它与税收法定主义统一的一面固然令人欣喜，但它与税收法定主义的不协调也不能不引起人们思考。税收立法权应该怎样配置才能符合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税收立法权有效配置后应当如何监督行使？税收立法制度如何在《立法法》和税收法定主义之下得到完善统一？

二、《立法法》与税法体系

税法体系是由不同形式的税法规范所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税法形式及其相互间有机联系的方式是税法体系的基本内容。一国立法对具体的税法形式的权限、效力、地位和具体内容的规定，是税法体系构成的决定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一国立法中关于税法形式的相关规定，有助于构建层次分明、内容完善、统一的税法体系，从而有利于税收的司法、执法和守法。反之，研究一国现行的税法体系，可以发现一国税收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进而可以为税收法制的健全提供根据和目标。

（一）《立法法》对税法体系的规范

我国《立法法》对税法体系并无专门的规范，但《立法法》作为规范立法活动的基本法律，对一般法形式的规范理应适用税法。

1、关于税法的表现形式。《立法法》第2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适用本法。国务院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修改和废止，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可以看出，立法之“法”是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至于规章，《立法法》尽管将其区别于上述之法，但仍然承认规章也是“法”的一种形式。具体到税法领域，可以认为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是其表现形式，即都是税法体系的构成部分，适用《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此外，《立法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宪法也是我国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而且宪法也明确规定了“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因此，宪法也应该是我国税法的一种表现形式。值得注意的是，《立法法》在第8条、第9条中将制定法律的权限赋予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提出“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的概念，但二者具体的区分标准，《立法法》没有涉及。至于税法体系中是否也应该有“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的区别，自然也没有立法上的根据。

2、关于税法形式的权限。税法形式的权限是指税法形式包含的内容或事项。税法的形式不同，包含的内容或事项也不同。抑或说，税法形式所具有的效力不同，它所规定的内容或事项也不同。根据《立法法》的规定，“法律”是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主要规定“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和“税收的基本制度”，并且此两项内容只能由法律规定。“行政法规”是由“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的，它可以规定的内容包括：（1）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2）宪法第89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3）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决定而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第56条）。

“地方性法规”是由地方国家权力机关[6]制定的，它可以规定的内容包括：（1）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

（2）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第64条）此外，经济特区可以根据全国人大授权制定法规，在本经济特区内实施（第65条）。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由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做出变通，但不得违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且可以变通的内容受到宪法和其他法律的限制。

“规章”分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前者主要由国务院各职能部门制定，规定“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第71条）。地方规章由省级政府和较大的市[7]的政府制定，具体规定：（1）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的事项；（2）属于本行政区的具体行政管理事务（第73条）。

《立法法》的规定表明，不同的税法表现形式具有不同的权限范围。每一表现形式都应在法定的权限范围内适用，超越权限的税法形式是违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

3、关于税法形式的地位及相互关系。税法形式的地位及相互关系是税法体系的核心内容，它决定着税法体系的层次性和内容的完整性。

从《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税收法律应当是占主导地位的，这也是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等，不过是对法律的细化或说明，仅占辅助的或次要的地位。当然，这里的“主导”，不是指数量上的优势，而是指有关“税收的基本制度”，包括税收的实体制度和税收的程序制度都应当由法律规定。即使不能面面俱到或详细地规定，也必须对税收的有关实体内容和程序内容应当遵循的一般性原则和准则做出规定或限定。同样地，辅助的或次要的地位，也不是指数量上应占较少比例，而是指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的内容都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为前提，不得违背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超越法律规定之外，即使有授权，也必须在授予的权限内。

（二）我国现行税法体系及完善

我国现行税法体系是在《立法法》颁布实施之前形成的，主要有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1、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公布施行的，后又根据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993年3月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和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修订。有关税收的内容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2、法律。我国现行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税收法律主要有3部，一是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五号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二是1992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1995年2月2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正，2001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三是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一次修正、1999年8月3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次修正、1999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二号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这3部税收法律在地位上很难说孰高孰低，但却分别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我们既不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是基本法律，因而应该由全国人大制定；也不能说因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就是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税收立法权限不明，由此可见一斑。《立法法》对此问题仍未规定。

3、行政法规。税收行政法规是由国务院制定的，数量巨大。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开征了23个税种，除遗产税和赠与税、证券交易税尚未立法外，个人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由法律规定，其他19个税种，包括关税，都由国务院制定了单行条例。此外，国务院根据法律的授权，对前文所述的3个税收法律也制定了实施细则。

4、规章。税收规章主要是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税收行政法规的实施细则以及税法的行政解释。实施细则主要包括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等暂行条例的实施细则。税法的行政解释主要有消费税征收范围解释、营业税税目注释、增值税资源税若干具体问题规定等。

5、地方性法规。我国目前实行“集中税权、统一税法”的税收管理体制。尽管实行分税制，但税收立法权仍高度集中在中央，有关地方税的现行法律规范都是由中央制定和颁布的。若不是全国人大曾授权经济特区制定括税收在内的地方性法规，税法体系中地方性法规这一块几乎是空白。

以《立法法》为依据，分析、研究我国现行的税法体系，可以看出以下问题：（1）法律未占主导地位导致了行政法规实际上居于主导地位，后者的制定机关利用行政权力剥夺了地方的立法权力，侵蚀了国家的立法权力。由此，税法体系异常当然就不足为怪了。（2）现行税法体系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立法制度不健全造成的。《立法法》颁布施行后，应该按照《立法法》的规定重新规制内部各构成单位的权限与职责，构建新的税法体系。首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切实履行立法职责，抓紧制定有关税收问题的基本法律。同时，严格按照《立法法》有关授权的规定，不仅严格授权范围、期限，而且加强对授权立法的审议与监督，并及时把实践中已经成熟的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上升为法律，从而废止行政法规的越权。其次，国务院应严格按照《立法法》规定制定行政法规、自觉守法。同时，根据分税制的要求下放税权，使地方免除行使税收立法权的行政障碍。第三，加强地方税收立法，健全地方税法体系。第四，各有权机关在制定各自权限范围内的税法规范时，要注重立法技术、明确立法依据、实施日期等，并对税法规范的内部结构按《立法法》的要求进行合理安排。第五，鉴于我国现行税法体系结构复杂，各类税法形式中存在诸多重复、矛盾，立法机关应当加强税法的清理、审查、编纂工作，力争在较短时间内，使我国税法体系在《立法法》的规范下实现完善统一。

三、小结

税收立法是依法治税之本。它不但决定税法的形式，也决定税法的本质，税法是税收立法的结果也是税收执法、司法和守法的依据。要实现依法治税，必须规范税收立法，但《立法法》是规范立法活动的一般性法律，不可能对具体的税收立法进行详细、完善的规定，而且其自身的缺陷也会对税收立法造成影响。为了使税法真正反映税收的本质，同时又体现宪法的原则，以税收法定主义为指导，遵循《立法法》的原则规定，制定详细、完善的税收立法规范是非常必要的。唯有如此，才能使税法真正满足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促进税法的贯彻实施，发挥其应有作用。

「注释

[1]参见刘剑文：《中国税收立法问题研究》，载《经济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2]参见饶方：《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载《税法研究》1997年第1期。

[3]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存在歧义，有人认为，征收是指无偿的强制性地剥夺；有人认为，“征收”是指征用，虽然也是强制性的，但却是有偿的。

[4]空白授权，无效和被授予的权力不能再转授，是现代公认的法律原则，最早见于伯德纳·施瓦茨（美）著：《行政法》中译本第31－33页。

[5]我国《立法法》第10条也有相应规定。例如，《立法法》第90条规定，公民认为法规规章违宪或违法，如何提出审查建议，人大机关如何受理，人大机关不受理怎么办，这些问题不明确规定。监督权利就是虚设，可以说无意义。

税法管理范文第6篇

[关键词]税法体系；立法权限；税收基本法；实体法；程序法

我国的税收法制建设基本上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以各项税收法律法规为组成部分的多层次的税法体系，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我国，完整的税法体系尚未建立，现行税法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这不仅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公共财政建设以及依法治国的要求不相适应，而且也与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和国家机关权力分立、制衡的宪法思想相违背。因此，完善我国税法体系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一、我国税法体系的现状

法律体系是指一国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形成的一个呈体系化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它应该包括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而不应该有所遗漏，否则就不是完整的体系。法律体系的内部构件是法律部门，具有系统化的特点，它要求法律门类齐全，结构严谨，内在协调。一切法律部门都要服从宪法并与其保持一致，各个法律部门内部也要形成由基本法律和一系列法规、实施细则构成的完备结构。鉴于与法律体系的定义保持一致，税法体系应表述为：在税法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一国不同的税收法律规范所构成的、各部分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

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多层次、多税种、多环节的税法体系。但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复杂多变和不稳定性以及税收立法的滞后性，现行税法体系还存在着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一些问题，还没有最终达到建立一个完善、科学的税法体系的目标。

首先，作为税法立法依据的宪法规定过于简单，难以为我国的基本税收立法提供直接的宪法根据。现行《宪法》只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该规定仅仅只是宪法对公民的基本义务方面的规定之一，没有规定纳税人的权利，也未规定征税主体更应依法征税，似有不妥。

其次，税法原则体系尚未确立。在现代国家，凡属税收活动必须遵循的一般原则，都应当以法律形式加以肯定，税法基本原则的缺失将全面影响税法体系的建设。

再次，税收立法权限体制不尽合理。我国目前涉及税收立法权的法律主要有《宪法》、《立法法》和《税收征管法》，但由于规定内容过于原则，缺乏操作性和协调性。由此导致的突出问题是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在行使税收立法权方面存在很大的随意性。

第四，税法体系的内容不完整，相关法律规范缺失。我国没有一部税收基本法，税收实体法和程序法也不完备。这就无法有效消除平行的独立税法之间的不协调等问题，从而对税收立法和税收执法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实体税法中主体税种不够完善，同时，被各国税收实践证明了的一些优良税种，如遗产税、环境税和社会保障税等仍然缺位，应当适时开征。税收程序法仍有待改进，需要完善税务责任、纳税人权利救济等法律制度。

最后，税收法律与税收行政法规、规章比例失衡，立法技术不高。除上述极少数税法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以外，税法中的实体法部分基本上都是由国务院及其主管行政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效力层次低，权威性不高，内容难免重复、交叉。特别是没有效力层次高、具有较大权威性的税收基本法，税收法制的统一难以实现，在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保护主义倾向的驱使下，法出多门，极易产生法律规范相互冲突、矛盾的现象。同样，由于法出多门，极易产生立法上的技术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是名称混乱、内容表达不规范以及缺乏系统化。

二、构建我国税法体系的路径

(一)确立我国税法体系的原则和总体框架

1科学构建我国税法体系的原则。我国的税收改革基本上是采用渐进方式进行的，即哪一部分内容最需要，改革就从哪里开始，并没有总的立法规划。所以我国税法体系的构建应当遵循以下原则：(1)法律性原则。一方面要强调税法是被赋予法律形式的国家经济分配手段，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国家经济政策或行政管理制度。既然税法是国家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就必须以法律的语言、规范、体例来立法，税法必须遵循法的基本原则和规则，不能使税法成为独立于国家法律体系之外的特殊法律。另一方面要表明应有一定的层次，税法的主要部分须采用法律而不是行政法规或者行政规章的形式。(2)和谐性原则。和谐性是一个系统有效率的基本要求。税法的规定牵涉到国家和纳税人及各级政府的利益分配关系。因此，这种和谐性应当分为很多层次，要求也应当是非常高的。所以将税法置于整个法律体系中去研究，应成为税收立法过程中的一个基本思维方法。(3)可操作性原则。规定过于笼统、可操作性差是我国税法的一大弊端。税法可操作性差，法的指导作用、评价作用、教育作用难以有效发挥，因此，税收法定主义、税收公平原则的贯彻执行必然大打折扣，税法的威信下降，其稳定性也会受到破坏。增进可操作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加强税法的程序性建设。因为没有健全的法定程序，法律的公正与效率就无从保证。(4)超前性原则。具有预见性是保证法律相对稳定的需要。尽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入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税收越来越深入社会经济生活，税收立法仍然面临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客观上要求我们的税收立法必须具有前瞻性，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生活。

2未来中国税法体系的总体蓝图。从我国目前税法体系存在的问题出发，我国未来税法体系的总体目标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建立以宪法为指导、税收基本法统率下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并行的税法体系。宪法具有最高法律位阶，税收基本法主要是就税法的基本问题作出的对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规定。我国目前仍处于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税制必然要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不断变革。而制定税收基本法一方面可以对税制改革的实践提出最基本的法律准则，使之沿着既定的普遍适用的原则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即使现实经济生活发生了变化，也只需制定、修改和废除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税收基本法的稳定性仍可以得到保证。(2)建立以流转税法和所得税法为主体的复合实体税法体系。复合税制是与单一税制相对的税收模式，是对课税对象采取多税种多层次征税的体制。复合税制既包括对不同征税对象课征不同的税，又包括对同一层次的征税对象课征若干种税。在主体税种的选择上，既要立足于实际经济状况，又要有一定的超前性。流转税因其征税面广，税源稳定，是我国第一大税。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所得税的地位将逐步得到加强，并将上升为第一大税种。因此，税收立法应将所得税列为主体税法之一。(3)完善我国多层次、配套齐全的税法体系，提高效力层次以及税收法律在整个税法体系中所占的比例，进一步保证税法的稳定性与权威性。我国目前以税收行政法规为主、税收法律为辅，这种做法存在不少弊端。鉴于此，我国税收立法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以税收法律为主、税收行政法规为辅的税法体系，以确保税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二)税收入宪并确立税法的基本原则

1税收入宪。税收入宪是指在宪法中对有关税收的根本事项予以明确规定。按照公共选择学派的观点，也就是对税收予以根本规则的约束．即在制宪或立宪阶段，就对有关税制的最基本的问题予以预先决定和宣布。税收牵涉到人民的基本财产权与自由权，不得不加以宪法约束。世界各国宪法均有关于税收的条款，在有些国家，税收条款甚至是宪法中最重要的条款之一。其中，不少国家在宪法中确立了税收法定原则。

在我国，税收与人民的基本财产权和自由权的关系也日益紧密。但宪法仅在公民基本义务一节中规定“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税收法定主义在宪法中未得到明确的肯定。因为它未说明公民的纳税义务要依照法律产生和履行，也未说明征税主体应依照法律的规定征税。为了弥补这一立法上的缺失，《税收征管法》特别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这一规定使税收法定主义只是在法律上而不是在宪法上得到了确立，尽管其积极意义也是值得肯定的，但由于位阶低，其效力受到局限。与此同时，这也不是税收法定原则的完整表述。在我国目前的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已占据绝对的主要地位，这表明我国已成为税收国家。“传统体制下那种国家给公民提供就业和福利，公民向国家提供义理性支持的社会契约已经过时。一种新的社会契约亟待建立。国家将向我们提供的是良好的产权保护和足量的公共产品，而我们则向国家纳税”。宪法的目的在于对国家权力的控制，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应由宪法对征税权与公民基本权利的界限予以明确的规定，从而为保障国家权力的正常行使，避免国家征税权的不当行使损害公民的财产权利提供宪法性基础。关于税收入宪的内容，可首先考虑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税收法定原则和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收入宪的基本标志，没有这一条，就不能算真正的税收入宪。公平是税收合理性的基础。公平问题是近年来我国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在宪法中规定税收公平原则具有示范作用。另外，在宪法中应当加入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内容。

2确立税法基本原则。我国构建完善的税法体系时，应当确立以下税法基本原则：(1)税收法定原则。它是指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都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在此应特别指出的是，这里所指的法律仅限于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包括行政法规。征税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只以法律规定为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收。税收法定原则具体包括课税要素法定、课税要素明确以及征税合法三项内容。(2)税收公平原则。税收公平原则不仅是有关纳税人之间分配税收负担的法律原则，而且也是在国家与纳税人之间以及不同的国家机构之间分配税收权利义务与税收利益的法律原则。税收公平原则主要包括税收权力的分配公平、税收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公平和税收负担的分配公平这三个方面。(3)税收社会政策原则。它是指税法是国家用以推行各种社会政策，主要是经济政策的最重要的基本手段之一，其实质就是税收经济职能的法律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需要国家依据税法通过税收杠杆予以协调，税收的社会政策原则确立以后，税法的其他基本原则特别是税收公平原则，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和影响。如何衡量税收公平。不仅要看各纳税人的负担能力，还要考虑社会全局和整体利益。

(三)科学界定税收立法权限体制

我国现行税法体系存在的法律与法规比例的失衡、各法律和法规之间的相互矛盾以及立法表达等方面的种种问题，其根源在于我国税收立法权限体制。因此，对税收立法权的分配可做如下安排：

1适当扩大并规范地方税收立法权。将税收立法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适当划分和有效配置。是世界上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目前我国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在中央，对保证国家税收政策的权威性和税法的统一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了税收调控缺乏灵活性、税收经济效益低下等问题。这种情况与我国的国情并不相适应。由中央完全集中税收立法权、统一配置资源的做法在某些情况下是低效的。不如在保证中央税收立法权为主导的前提下，允许地方享有适度的税收立法权，根据当地经济、税源状况、财政收支需求和经济发展目标等客观情况，相应地调整税目、税率。这样，既有利于增强地方政府的责任感和参与意识，又有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加快地方的发展。同时，适当扩大和规范地方税收立法权也是规范地方收入行为的需要。

2遵循权力机关中心主义。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征税实际上是对其一部分经济利益的剥夺，因此，必须强调非经全国人大决定，任何机关都无权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无偿征收钱财。更不得使用强制手段去征收。具体来说：(1)征税权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2)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一般税法；(3)国务院可以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税法，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4)属于地方税收立法权限的税法由省级人大制定，其实施细则由省级人民政府制定。

3严格规范税收授权立法。税收授权立法是指立法主体将自己享有的税收立法权授予另一个能够承担税收立法责任的机关，该机关根据授权要求所进行的税收立法活动。我国目前存在着国家行政机关大量蚕食立法机关税收立法权的问题。按照税收法定主义，在税收立法上应贯彻法律保留原则，由国家立法机关担当立法主体。行政机关要进行税收立法，必须经过国家立法机关的授权，并严格遵循授权立法的种种限制条件。

(四)制定税收基本法

税收基本法是税收领域的宪法性法律，它是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根据国家较长时期的政治经济战略目标，经过严格的立法程序制定的税收基本法律。它是国家税法体系的主体，对国家其他税收立法起着主导作用。税收基本法决定和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根本税收制度，集中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和体制。税收基本法通过其统一性和稳定性，有益于在税收征管过程中贯彻法律原则；同时也避免了每个税种各自发展自己特殊的程序和解释规则。税收基本法的制定有利于结束税收法律体系上的混乱和内容上的矛盾，为建立一个科学完善的税法体系打下良好的基础。

因此，我国进行税收基本法立法时，可以考虑将其结构安排为：第一章“总则”。主要规定税收基本法的立法依据和立法目的；税收的定义；税法基本原则；税收基本制度。第二章“税收管理体制”。主要规定我国已经开征和即将开征的税种种类，中央税、地方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划分的原则；征管机构的分设等。第三章“税收管辖权”。主要规定我国的税收管辖权以及确立税收管辖权的原则，解决国际税收管辖权冲突和区际税收管辖权冲突的原则、途径和方法。第四章“税务主管机关”。主要规定税务主管机关的地位、职权与职责，税务主管机关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体制。第五章“纳税人”。主要规定纳税人资格的认定。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对纳税人的保护。第六章“税收征管”。这里只需概略地规定税收征管的基本内容，具体规则适用《税收征管法》。第七章“税收监察”。主要规定税务主管机关对纳税人纳税情况的监督和检查；有关机构的设置、职权、责任以及监察程序。第八章“法律责任”。主要规定认定税收法律责任的基本原则和税收法律责任的基本形式。第九章“附则”。主要对一些基本术语进行解释；规定税收基本法的适用范围等。

(五)完善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提高税收立法水平

1完善税收实体法。税收实体法是税法的基本构成部分，我国税收实体法主要是确立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复合税制，适时增开一些新的税种，有步骤地完成各税种的立法程序，提高各实体税法的法律级次，维护税收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1)进一步完善现行实体税法。第一，完善增值税法。增值税是我国目前的主体税种，具有税源广、税额大的特点，对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对购入固定资产所含的进项税额不予抵扣，这样就产生了重复征税，就必然存在税负不公；由于高科技产业和基础产业中固定资产所占比例一般高于其他产业，势必增加这些产业的税赋负担，不利于这些产业的发展。因此，有必要逐渐将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意味着对本期购进的固定资产已纳税金可以在本期凭发票全部抵扣，这样就彻底消除了生产型增值税重复征税的弊端。当然，这将对财政收入产生重大影响，需要慎重和循序渐进。第二，完善个人所得税法。经济越是发达的国家，个人所得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越大，这是为实现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经济、社会政策的必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政策目标也会发生变化，个人所得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地位也会越来越重要，如果个人所得税仍然作为地方税，届时恐怕国家财政难承重负。另外，我国个人所得税以个人为纳税主体，完全是从个人收入角度来设计的，而没有考虑到整个家庭的支出。在我国，目前有相当的失业人口存在，这种不考虑整个家庭收入的做法是与税法的社会政策原则相背的。因此建议：一是将个人所得税由地方税改为中央税或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二是将纳税主体由个人改为家庭。此外，对于消费税，要适当调整税率，扩大征税范围；对于营业税设置过粗的税目和过于笼统的减免，需要不断地加以改进和完善；对于关税，需要强化国民待遇和税负公平，优化关税结构。改进现行财产税法，资源税等涉及资源要素的税率应有所提高；制定反倾销和反补贴税，这种直接因人世而制定的极为重要的税法，尽管有国务院的条例以备急需，但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应采用法律的形式。(2)适时制定一些新的税法。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需要根据新的国情适时开设一些新的税种，其中社会保障税、环境保护税和遗产税最为迫切。

2完善税收程序法。2001年经修订后的《税收征管法》在税务管理、税款征收等方面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相对完整的制度，但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尚缺乏税收管辖方面的规定，对于不同区域间的管辖权争议没有规定法律解决途径；对于应纳税款的核定、调整、税收减免等，还缺少必要的程序来规范，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缺乏税务机关行使税收代位权、税收撤销权的具体程序等，因而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在税务救济法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税务争议的双重前置，即按照《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的规定：缴纳税款(或提供担保)前置于复议，复议前置于诉讼。税务机关在双重前宣下，很容易导致侵犯纳税人的权利；这种双重前置也是不经济的，它使纳税人保护自己权利的成本加大，不利于纳税人权利的保护；更为严重的是如果纳税人无钱或不足以交付全部有争议的税款，那么他不仅不具备提起税收行政复议的资格，同时也彻底丧失提起税收诉讼的权利，所以应当取消。在税务法方面，我国于1994年颁布了《税务暂行办法》，确立了税务制度。税务对维护纳税人权利、减轻税务机关负担等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我国税务起步较晚，还存在很多问题。比较突出的是税务机关办的问题。必须明确税务是一种服务性的社会中介组织，具有独立的地位。另外，需要进一步健全税务方面的法律法规，改变目前我国有关税务的法律规范多是部门规章，法律效力低的状况。

税法管理范文第7篇

「关键词诚实信用适用税法「正文

一、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上的本来意义

《合同法》第16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此条规定，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君临整个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地位。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法上成为普遍性原则，主要见于私法规定之中，如《民法通则》第4条、《担保法》第3条、《票据法》第10条、《个人独资企业法》第4条、《合伙企业法》第4条等。

就诚实信用的定义，一般认为是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维持双方的利益平衡，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的立法者的意志。①也即立法者为实现上述三方利益平衡的要求，目的在于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的发展。诚信原则，论其性质，一含有“诚”的因素，诚已、诚人、诚物，不仅是当事人之间的信用利益，也包括第三人或公众的信用利益。二含有“信”的因素，即相对人于其所信，应不受欺，其正当期望不应失望。

作为概括条款的诚信原则，其初适用于一般的恶意抗辩，其后渐次发达，适用范围由债之关系而不断拓展，各国在民法典中均有表述。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48条）则将诚信原则上升成为民法的基本原则。

（一）私法上诚实信用原则勃兴的缘由

19世纪的法律学常把道德与法律孤立开来，所谓概念法学由此得以发达。概念法学的贡献，在于使法律学成为科学之一种。但概念法学无视法律社会的、伦理的价值，由此也抑制了法律学的进一步发展。此时，便需要诚实信用原则来作为调和法律与道德的媒剂。

今日，私法学已由意思趋向于信赖，已由权利滥用自由思想趋向于权利滥用禁止思想，已由个人本位趋向于社会本位或团体本位。诚实信用原则在私法上便大有用武之地。

（二）诚实信用原则的制度机能

诚信原则是公平正义的象征，不仅可广泛适用于权利的行使与义务的履行，而且对于法律的伦理性与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均衡性，具有促进与调节的作用，诚信原则的适用就是正义观念的具体化。一般而言，诚信原则具有如下功能：

一是为解释补充或评价法律行为的准则。大陆法系的诚信原则与英美法的衡平法颇为相近。

二是为解释或补充法律的准则。法律条文通常为抽象的规定，适用于具体的案件时，通常需要运用“法律的解释”加以明确。解释法律有诸多的方法，但必须以诚信原则作为最高的准则。当法律规定有欠缺或不完备时，则需用“法律的补充”来加以填补法律漏洞，补充法律则更应以诚信原则为最高准则。

三是为制定或修订法律的准则。法律是公平正义与诚实信用原则的表现，立法机关在制定或修订法律时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在制定法律时，应将诚信原则的精神融入到具体的法条中，实现“诚信原则的具体化”。当法律变得不合时宜，适用的结果显然有违诚信原则时，则产生了修订法律的需要，修订的目标是使缺陷的法律得到修复而成为“良法”。如何制订“良法”，则仍应以诚信原则为指针。

（三）诚实信用原则的价值补充

法律概念或条款，不仅有其规范目的，且应赋予其规范使命，使其带有价值。然而有些概念或条款，需要法官的参与努力，予以价值判断，才能具体化而得以操作使用。这类概念或条款称为不确定概念或概括条款（或称一般条款）。

诚实信用原则为概括条款，其内容极为抽象，其具体化的过程离不开法官价值补充的努力。也正因此，诚信原则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使得法官有了一定程度上的造法功能，在机械法治主义下显出一些生机。

（四）诚实信用原则与权利滥用和公平等价有偿原则

由于我国民法已另立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和公平等价有偿原则与诚信原则并立，由此发生三个原则的分工问题，从理论上讲，诚信原则包容着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和公平等价有偿原则，但立法上已将他们分开，需对他们的界限进行划分。笔者认为：权利不能滥用原则主要调整涉及绝对权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和诚信原则主要调整相对权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且诚信原则主要是对当事人提出具备善意诚实的内心状态的要求，以此实现当事人外部利益关系的平衡，诚信原则的种种表现，莫不与当事人内心状态的要求有关，因此诚信原则可视为比其他两原则均上位的概念。

二、诚实信用原则在税法上能否适用

诚实信用原则由私法领域发展形成，可否适用于公法领域？如何适用？早期学说多持保留态度，认为私法上的诚信原则仅在交易中适用，公法关系中缺乏交易性质；且公法关系中国家享有种种的优越性，与对等的私法关系不同；公法关系中欠缺内部的亲密性，也与私法关系有异。

（一）否定说

该说认为私法多为任意性规定，公法多为强行性规定，私法上意思自由原则，为公法上不许。公法具有严格性，法规所规定的必须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的主要作用在于补充法规的不足，如果适用于公法上势将破坏法规的严格性。

（二）肯定说

肯定说认为，诚实信用原则可以适用于公法领域，但又有不同见解：

1、由私法类推适用的理论。

类推适用，即关于某种事项，现行法上尚缺乏规定，法院在处理此种事项时，得援引其性质相似之法规，以资解决。法的类推，可区分为法的内部类推与法的外部类推。内部类推，即于特定法之中，例如行政法、民法本身内部规定间相互类推适用的情形；外部类推，即如将私法领域中的规定类推于公法领域的情形。诚实信用原则能否适用于税法，属于外部类推，一般并不承认法的外部类推，因此民法与税法等公法部门之间并不允许互相类推适用。

但有基于类推承认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行政法的判例，例如1926年6月14日德国行政法院判决中指出：“国家作为立法者以及法的监督者，若课予国民特别义务，于国民私法关系，相互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亦是妥当的。”即宣示了诚实信用原则不仅于国民之间，对于与国民相对立的国家（国家机关）也是妥当的。

2、一般的法律思想理论

基于一般的法律思想认为诚实信用原则于公法领域上是妥当的。往往与类推相混，须加以区分。类推，指其相关的法律原则不存在的情形，由其他所拿来的原则，将其适用而成立；而一般法律思想理论，与类推的情形不同，其相关原则并非不存在，由于该原则自始地存在，并非由其他原则借用而来，而是创新的公法领域中发现其中已经存在的原则使用而已。

一直以来，大陆法系主张公法与私法的基本性质是相异的，排除类推适用的方式，采用一般法律思想理论，承认公法上有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即在私法与公法特别是行政法之间，以具有密切关系的一般性质的法律思想为前提，认为凡于私法规定的一般原则，虽并未规定于公法，不能当然说不存在于公法中。因此于私法规定之一般的法原则，也适用于公法，其并非基于私法规定的类推，而是既成潜在于公法的相同原则，只是私法对于上述原则较早发现。德国首次运用一般法律思想理论，主张德国民法第618条含有社会的保护思想，适用于公务员法；并且主张依民法第618条规定的法律上的规则，存在着一般的法律思想并且是必然的存在。法官并非依类推的方法，而是由创新的公法中取出，来补充行政上的缺陷，诚实信用原则也依此方法产生于公法中。

3、由法的本质来观察。

“法乃是由国民法意识所成立的价值判断”，法意识乃是肯认正当的行为以及不肯认不正当的行为，由该法意识所判断的事实构成将来行来的标准的规范。此所谓诚实信用原则，乃基于国民法的意识所成立根本法的要求，而于法之所有体系中均妥当，即无论公法或私法均妥当的——其本不认为公法与私法之区别——但由于所结合具体法要求不同，而产生诚实信用原则的限制。前述类推适用于与一般的法律思想理论，均以公法、私法的区别为前提而立论，法本质说否认该区别而立论，并认为诚实信用原则乃法共同的原则方属妥当，此乃二者间重大的差异。

上述三种观点，笔者赞同一般法律思想理论。诚信原则外延不十分确定，但确是具备强制性效力的一般条款，对诚信原则的研究，只有深入到其产生变化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条件中去，才能达到深刻，诚信原则作为大陆法系中独特的一条法律机制，在大陆法系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其确立是对大陆法系追求法律绝对确定的补救。诚信原则以“善意及衡平”为内容。对于私法，可给予以道德的要素，使法律渐次近于伦理的观念。何况“善意及衡平”不仅为私法规范之目的，亦为公法规范之目的。在法律基础发生动摇之时，成为法律所视为最后的堡垒。诚信原则虽以社会伦理观念为基础，但其并非“道德”，而是将道德法律技术化，因为道德的本质为“自律”，而诚信原则具有“他律”的性质，基于法律与道德的相互关系，而成为法律的最高指导原则，对其他法律原则，具有上位原则的意义。其虽为客观的强行规范，但内容却可因社会变迁而赋予新的意义。诚信原则不限于民事活动，在公法领域、在税法领域同样适用。实际上，私法中发展成立的诚实信用原则，在税法领域已获致承认，各种学说、判例来看并无争论，争论的只是承认的法理。税收法律关系的建立，并非源自契约，而是依据法律规定，于有课税权的国家与国民之间成立。他们相互之间，在税收法律关系成立以前，已经建立了相互信赖关系。因此，不论税务机关或纳税义务人，出现相互破坏对方的正当信赖关系并给予对方经济性不利的背信行为时，应认为有扰乱税法秩序之嫌。

三、诚实信用原则对税务机关的适用

（一）适用的要件

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税务机关，需具备以下要件：

1、税务机关必须有成为纳税义务人信赖对象的行政行为，该行政行为可以是作为或者是不作为，只要纳税义务人能据此作合理的推论。当行政行为为言行时，不以文书形态出现，该场合比较难加以证明。言行的形式，包含正式场合涉税问题回答，申报指导，处理的说明，所得调查时的保证，税法的统一解释，申报确认以及更正处分等。但对于并无代表权限的税务职员或税务部门的言行，因欠缺其他要件，不成为信赖之对象。

2、纳税义务人信赖税务机关的行政行为，并且纳税义务人主观上为善意。但当税务职员未获局长授权，若信赖该职员保证，不成立正当信赖。当明白地违反税法的优惠处置，若不存在特殊原因，不成立正当信赖。信赖欠缺正当性时，税务机关有举证义务。

3、纳税义务人因信赖税务机关行政行为，并据此信赖基础为相关经济性处理。仅仅因纳税义务人信赖税务机关的行政行为，尚不足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在信赖关系下必须为某些经济性处置。

4、信赖与处置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若否定适用本原则，税务机关必须证明信赖与处置之间无因果关系存在。

5、在税务行政行为下，纳税义务人必须蒙受经济上损失。纳税义务人未遭受损失，不适用此原则。

6、税务机关行政行为必须为违法行为或不当行为。若税务行政处分为一违法处分，即使不援用适用该原则，也应当被取消。违法处分下，即使为一违反自己言行之处分，即背离纳税义务人之信赖而予以不利益者，仍可适用此一原则。实际诉讼上，因其他理由判断是否违法处分尚不明确时，在第二次主张下，可援用适用该原则。

（二）适用效果

本原则若适用于税务机关，其税务行政行为将属违法行为或不当行为。若对是否违反该原则有争议时，一般应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解决。由于涉及国家税收，一般应行政复议前置，否则将打乱税收秩序。

但即便是上述场合，税务机关并没有丧失包含课税处分权在内的其他税务行政处分权。只是禁止以违反诚实信用的方法行使处分权。除前述场合外，各种场合下，税务行政处分权的行使都必须依循诚信原则。并且一旦出现违反诚实信用的税务行政行为时，由于纳税义务人早已知悉不应信赖税务机关的言行，却仍以该言行基础而作经济性处置，并再出现同样的税务行政行为时，则不得适用诚实信用原则。

四、诚实信用原则对纳税义务人的适用

（一）适用要件

对于税务机关，纳税义务人若有违反自己言行的行为时，除没有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必要外，还需接受制裁。如通告处分、重加算税以及取消减免税资格等。而且，因纳税义务人也能适用该原则，但适用场合大受限制。适用要件如下：

1、纳税义务人有使税务机关信赖的行为。

2、纳税义务人的使税务机关信赖的行为主观上不排除故意。如咨询之际，故意隐蔽真实事实部分，或诱使税务机关回答等。

3、税务机关基于信赖为相应行政行为

4、在税务行政行为下，国家必须蒙受经济上损失。

5、信赖与处置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若否定适用本原则，纳税义务人必须证明信赖与处置之间无因果关系存在。

（二）适用效果

纳税义务人的不当得益或行为归于无效。并且由于纳税义务人本身有背信行为，不得主张税务机关基于背信行为而为的“背信行为”。但纳税义务人也不因此而接受超过上述程度的不利利益。

五、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税法上的适用类型

（一）信赖保护

在民法上，有信赖利益的保护规定，如缔约过失责任。问题是，在税法上，若纳税义务人因信赖税务机关的特定行为，而据以实施无法回复的财产上处置，事后税务机关又不认同，进而主张税收债权，此时纳税义务人能否以信赖保护为由提出抗辩呢？

我国税法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信赖利益的保护，典型规定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2条第1款规定：“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3年内可以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

上述法条规定，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义务人未缴或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可以在3年内要求补缴，但不得加收滞纳金。即由于税务机关的行为，纳税人基于信赖而做出少缴或未缴税款的行为，税务机关不得加收滞纳金，纳税人的信赖应该尊重。但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3年内仍可以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可见，我国税法在税收本金上未给予信赖保护，却在滞纳金方面给予了信赖保护，因而我国税法的信赖保护是有保留的。

（二）税法上权利失效

诚实信用原则表现在权利失效制度上，税法上的权利失效制度系从法治国家思想所导出的信赖保护的特殊形态，由于权利失效是诚实信用原则的特别适用情形，所以与诚信原则情形相同，其适用对象是具体的税收法律关系的当事人。

1、税收权利人的权利失效（这里的税收权利人指国家）。

我国税法对税收权利人权利失效的规定，主要见于《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2条规定：“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机关在3年内可以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3年内可以追征税款、滞纳金；有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5年。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前述规定显示，税务机关行使税收债权，有个期限限制，超过该限制期限，税收债权即丧失，即称为税收权利人的权利失效。

2、税收义务人的权利失效。

我国税法对税收义务人权利失效的规定，主要见于纳税人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规定。《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1条规定：“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纳税人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3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机关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税务机关及进查实后应当立即退还；涉及从国库中退库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国库管理的规定退还。即纳税人必须3年内主张权利，否则其权利行将失效。

「参考资料

①徐国栋著：《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9页。②杨小强著：《税法总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页。

税法管理范文第8篇

一、中国税法学研究掉队的成因分析

税法在现行执法体系中是一个分外的范畴，它不是按传统的调解对象的尺度分别出的单独部门法，而是一个综合范畴。此中，既有涉及国家底子干系的宪法性执法范例，又有深深浸透宏观调控精神的经济法内容，更包罗着大量的范例办理干系的行政规则；除此之外，税收犯法方面的治罪量刑也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税款的掩护步骤还必须警惕民法的具体制度。因此，将税法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加以研究不光完全须要，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当宪法学热衷于研究国家底子政治经济制度而无暇顾及税收举动的合宪性时，当经济法学致力于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而不克不及深入税法的制度筹划时，当行政法学也只注意最一样平常的行政举动、行政步骤、行政帮助原理而难以触及税法的特质时，将全部的与税收干系的执法范例聚集起来举行研究，使之形成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显得尤其重要。这样可以博采众家之专长，充实警惕干系部门法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要领，使税法的体系和内容改正完备和富厚。

然而，当前我国税法学研究的现状是，主攻方向不明确，研究气力疏散，研究要领单一，学术底细不够，理论深度尤显短缺。经济学者只珍视税收制度中对屈从有庞大影响的内容，法学家们也只餍足于对现存端正服务论事的表明，税法在法学体系中底子上属于被人忘记的角落。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历程的深入，依法治税越来越成为人民日益体贴的现实标题。人们不光体贴税收举动的经济效果，更体贴怎样议决周到过细的执法步骤保证本身的正当职权不受侵陵。税法的成果不光在于保障当局正当使用职权，同时也在于以执法的情势对干系主体的举动举行束缚和监视，使其在既定的框架中运转，不至于侵占百姓的权利和优点。恰恰在后一点上，我国税法学的研究相当单薄。如税收法定原则的贯彻落实，税收征管步骤优化筹划，纳税人权利的掩护等，都是我国财税法学研究亟待增强的地方。

所以，总体来说，中国税法学现在仍然在较低程度上倘佯。由于中国税法立法数目多，涉及面广，此中执法范例的内容还有一些与众差异的特性，所以人们委曲还能承袭税法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执法部门而存在，不管在位阶上它是属于财政法、经济法抑或行政法；然而，就现状而言，中国税法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学科的确令人担心。作为一门独立的研究学科，首先，应该具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其次，应该形成比力完备的学科理论体系；再次，还应该孕育产生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着末，该学科应该具有富厚的、可待发掘的理论资源和辽阔的生长远景。比力这些要求，我们忸怩地发明，中国的税法学研究的确刚起步，用“稚子”一词举行形貌并不外分。由于历史的缘故原由，中国的法学研究自20世纪70年月以后才进入当代法的再起和生永劫期。而此中税法学的研究更是晚了快要10年，从80年月中期才开始孕育产生和生长。（注：倘仅从时间上看，我国第一本专门的税法学著作应为1985年由时势出书社出书的、刘隆亨编著的《国际税法》，但一样平常以为，1986年由北京大学出书社出书的、刘隆亨所著：《中国税法概论》一书标志着我国税法学的形成。参见刘剑文：《中国税收立法研究》，载《经济法论丛》（第一卷），执法出书社2000年版，第82页。），不外，这虽然是中国税法学研究滞后的一个客观缘故原由，但是我们以为其并不够以表明全部征象。因历史缘故原由延伸的法学学科并非只有税法学，刑法学、民法学等传统学科同样难逃恶运，但是它们现在却得到了欣欣向荣的生长。10年来法学研究最引人注目的范畴是行政法学，它的起步大概比税法学更晚。在20世纪90年月初的时间，行政法学还只是停顿在使用教科书对现行行政法举行表明的阶段，现在行政法学硕果累累，傲然屹立于法学之林。除此之外，还有情况法学等新兴学科的兴起和生长也都分析确历史缘故原由并不是中国税法学研究掉队于时期、掉队于其他学科的最重要缘故原由。我们以为，最重要的缘故原由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税法管理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这个世纪我国法学界最为纠缠不清的问题也就是法的“现代性”问题。税法的现代性问题也不例外。

一、法的现代性因素

法的现代性具体指法的转型,即与现代化的需要相适应的、法的现代特征不断增加的过程。对于法的现代性因素，即现代法律的特征，有规范性、普遍性、利导性、强制性等等。博登海默认为现代法具明确性、普遍性、自治性、稳定性、确定性和变动性等特征。上述几个方面的法的现代性因素，其实质是韦伯所指的理性化，即法的现代性就是法的理性化。“形式合理性所描述的是合理化过程的形式，实质合理性附加了一些限制这一过程的固定内容。现代社会剔除了这些固定内容，而留下的则是一个可以仅仅根据其形式加以描述的生活过程。”由此可见，法律的现代性特征表明，法治现代化的核心是对形式合理性的追求和张扬。法治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形式合理性变成自在自为的主体的过程。

二、我国税法的现代性表现

首先，现代税法确立了税法主体的普遍性。按照哈耶克的说法，就是指制度应“适用于未知的、数目无法确定的个人和情境”。税法主体的个性被削平，感性的光辉被褪去，所有的人均被简化为“人”这一高度划一的类存在。“他不知道农场主、手工业者和工场主、企业主，而只知道完完全全的法律主体，只是人，而且它视这种人为绝对自由的人。”

其次，税法的开放性，让纳税人真实感受到国家征税的“取之与民、用之与民”，同时也便于公众监督。同时，现代税法以自足性惟其制度之现代性表现，自足性是现代社会对制度构成的一个重要诉求。

总起来看，我国税法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过程就是现代税法的现代性因素的生成或注入过程，其推动力来自对社会契约理论中合理因素的参考和借鉴，并以此对传统税法学加以反思与拓新，促使其向现代嬗变、革新，最终完成传统税法向现代税法的转变，全面实现税法的现代性。

三、税法的现代性问题

现代法律张扬形式合理性，仅仅是转换了人类追求美好价值的方式。但是该理性绝对地追求形式合理性（工具理性），不正义的内容也能合理，如此使的其自身的合法性受到广泛的质疑，这必然要导致问题的出现，税法的现代性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1.税法现代性问题的提出

而我国税法学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加上在研究方法和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税法学研究目前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亟需改进之处。尤其在生态保护的税法价值认同、立法及其税法司法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更多，因而运用现代性理论对其进行反思是中国税法现代性的必然。

对于当代的中国来说，现代性问题背后最大的紧张和焦虑不再是经济和技术问题，而是价值认同和外在形式的制度与内在意识的重构问题。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社会结构中的制度秩序的形式化，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主要任务就是形式化制度的建构。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因而建构形式化的制度结构毫无疑问是一个历史性的首要任务。一方面，社会秩序合理化规则的建构必须以某种对人类实践目标的决断为前提；另一方面，一旦社会秩序的公共领域中没有了价值理想和意义根据,就再也找不到责任共负的伦理意识和公理,这种社会制度当然是很脆弱的。因此，在建构形式化制度结构的同时，有必要形成具有某种普遍性的价值理想，以此规范和引导形式化制度结构的建构。税法的现代性问题也不例外，具有双重意蕴。

在反思我国税法对生态保护漠视的现状下,借鉴国外生态税法的成功经验,架构生态税法的同时，能否以一种新的价值观作为与外在制度之形式合理性相容的实质理性，将相应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真正衡平起来，这就是税法现代性问题的具体表现。

2.税法现代性问题的具体表现

税法的现代性问题与社会实践有着高度的同构性，中国税法现代性问题正是从税法角度对中国现代化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而存在。

(1)税法价值观的滞后

当前我国税法的价值取向,不管是公平为主，还是效率至上，都是在当前现有的非持续发展的生产模式下产生的。因为工业化即现代性（吉登斯语）的核心在于经济发展，至于生态保护几乎被置于虚无的境地，这是现代性的非理性的一面。

当今,谋求可持续发展愈加成为各国政府的共识，这是一种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环境意识和新的价值观。在西方国家现代性完成后解决现代性问题的现在，我们应当审慎反思他们的经验与教训。因此，我国税法必须走出误区，确立税法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使我国税法也走上绿色化的道路，是缓解税法现代性问题的基础所在。

(2)制度的缺失

“从社会制度秩序的角度来看，现代性也就是社会秩序的制度化、形式化和程序化”。因此，我国税法的现代性问题则是税法的非制度化、非形式化、非程序化，其问题的核心是以可持续发展为价值观的生态税法的缺位。西方发达国家根据本国国情设立了自己的生态税法，取得了良好效果。而我国现行税法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但是，环境问题并未因大量的环境法律法规和规章而改善，相反越来越严重，究其原因是各方只重视自身利益。

世界银行专家早在1991年出版的《世界税制改革的经验》一书中就建议发展中国家“针对环境在破坏，须收环境税”。因此外在形式化的生态税法之构建成为我国税法现代性问题缓解的主要方案。

参考文献：

[1]张文显主编: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P46～P50

税法管理范文第10篇

对于税法，大多数人是非常熟悉的，对于企业管理，很多人也不陌生，但是将税法应用于企业管理过程中，却并不是一个常见的问题。但是在今天，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依法治国等治国理念的出现，使得法律与企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与法律体系中其它法律相比，税法与企业的关系相对更直接，所以说，将税法融入到关乎企业运行的企业管理中，是非常有必要的。根据当前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税法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税法影响企业的会计工作

很多人习惯把企业的会计工作独立于企业管理，事实上，企业管理的范围非常宽泛，只要与企业的日常运行有关，都是企业管理的一部分，而税法是企业管理中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税法影响企业的会计工作是税法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的一种体现。首先，企业会计工作的内容与税法密切相关。税法是国家为了维护正常的税收秩序而存在的，税法的种类不同，调整的关系不同，对企业的要求也就不同。比如营业税，它的征收对象就是在中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征收内容就是供应劳务，转让资产等过程中的所得额。这样一来，如果企业在日常运作过程中涉及到劳务供应等内容，那么在会计工作中，就必须按照营业税法的相关规定填写会计科目，设置会计账簿。由此可见，企业会计工作的内容应该是与税法的相关规定相对应的，只有这样，国家税收工作的开展才能相对更顺利，企业管理工作才能合法有序。其次，税法影响会计工作从业人员的要求。与企业管理中其它领域的工作人员不同，会计工作的从业人员的要求通常会受到税法的影响。企业的规模不同，对会计人员的工作能力要求不同，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企业，不具备会计从业资格的人，是无法从事会计工作或者与会计工作直接相关的其它的工作的。在税法中，对企业会计工作会有特殊的规定，比如企业的会计账簿如何保存，保存期限，或者企业中应该设置那些类型的会计科目，对于企业运营中哪些活动应该在会计账簿上有所反应。这样一来，税法中的很多要求都是非常具体的，也是非常专业的，只有具备一定会计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的会计人员才能做好这些工作。所以，企业的管理想要合法有序，就必须依靠那些会计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从业人员才能实现，也即，税法影响会计工作从业人员的要求。

（二）税法影响企业的销售策略

企业的销售策略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税法对于企业的销售策略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企业的盈利，通过销售得以实现，所以在大多数企业中，销售工作都是企业管理中的重要内容，相对比税法对企业会计工作的影响，税法对企业销售策略的影响并不是非常的直接和明显。销售策略是企业在实现销售计划的过程中所选择的方式，通常需要考虑产品、价格、广告、渠道、促销及立地条件等，实现这些因素的最优组合是销售策略确立的重要内容，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销售方式主要包括电话销售、网络销售、连锁销售等，成功的销售策略就是要在权衡好产品、价格等多项因素之后找到最适合企业的销售方式。在这个过程中，税法也是起着重要影响的。比如宣传方式往往会受到税法的影响，广告和直销是企业通常选用的两种宣传方式，如果税法中对广告商征收的税偏高的话，那么广告的成本就会高，这时候企业就更倾向于直销，而如果个人所得税提高，企业雇佣直销销售人员的成本也就会受影响，那么广告可能就更有优势。总之，在税法的影响下，不同的因素博弈的结果就是一个合适的销售策略。总的来说，虽然税法对销售策略选择的影响不是非常的直接和明显，但是这种影响的存在还是不容忽视的。

（三）税法影响企业的市场选择

除了对企业会计工作和销售策略的影响外，税法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还体现在税法影响企业的市场的选择。众所周知，由于地理等因素的影响，地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在税法的统一规定之下，允许不同地区以发展地方经济为目的，出台适应本地区的税收政策，或者适当减免某些行业的税收。正是由于税法中这些规定的存在，地域不同，税收的规定也会有非常大的差别，这些差别也是企业在市场选择过程中的重要考虑因素。在企业的日常运作中，税收是一项大的支出，如果地方政策有减免税的优惠，那么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大大降低，相反，如果某个项目并不是地方所鼓励，在税收方面，企业基本无法享受任何优惠，支出自然增加。由此可见，税法中某些条款的存在，影响着地方税收的具体政策，进而关系到企业的生产和运营。面对这样的情形，企业在做市场拓展的过程中，是一定会考虑相关税法的规定的。比如税法做了硬性规定的领域，通常，地方的税收策略就不会有太大的差异，这样市场选择就可以抛开地方税收政策的因素，而如果在某些领域，税法给予地方税收的自由空间较大的话，那么企业在市场拓展的过程中就必须考虑地区的特点，地区的特殊税收政策。因此，税法在企业的市场选择过程中，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也是税法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之一。当然，除了上面提到的三点以外，税法对企业管理的作用还有很多，比如税法影响企业管理人对企业未来发展方向的选择等。

二、税法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现状

税法对企业管理的作用通过税法在企业中的应用得以实现，正确分析税法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现状，有利于更好的发挥税法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管理人员对税法的态度，税法对企业运行的影响等内容都可以反映出税法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现状。根据目前我国企业管理的实际情况来看，税法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现状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对于税法的重视程度逐渐增强

在今天的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对于税法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强。随着依法治国方针的出现，国家对于法律的宣传力度在增大，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需要更好的了解法律，遵守法律，只有这样，企业的发展才能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把控着企业的管理方向，解决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重大问题，所以高级管理人员必须对国家的相关法律有充分的认识。认识到这一点，当前企业的管理人员都开始接受相关法律的培训，税法作为与企业营利关系密切的法律，获得了越来越高的重视。因此，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对税法的重视程度的增强，是当前税法在企业管理中应用的一个现状。

（二）税法对企业管理的引导作用逐渐增强

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是企业经营的决策者，他们对税法的重视的提高，自然会使税法在企业管理中的引导作用增强。企业的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企业的管理过程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偏差都有可能给企业带来致命的伤害。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依然有很多人铤而走险，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威胁着企业的发展，但是，随着税法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的发挥，法律开始频繁出现在企业决策者的眼前，运用税法指导企业会计等工作，进而通过税法指引整个企业管理朝着正确、合法的方向发展已经成为当前企业管理中的趋势。

（三）部分企业管理人员对税法的掌握和应用能力有待提高

不管是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对于税法重视程度的增强，还是税法对企业管理的引导作用的增强，都是税法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的好的方面，但看到好的局势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问题的存在。根据当前企业管理的情况来看，部分管理人员对税法的掌握和应用能力还不够，这是税法在企业管理的应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一些企业管理人员的意识中，只有管理理论知识才是工作的必备，而法律等内容是可有可无的，可能是由于法律对于企业管理的作用并不是非常的明显，这种现象不是个别。在企业中，管理人员大多数是经过专业的管理技能培训的，或者是有多年的管理经验，但是对于法律的理解，依然是他们的弱点。因此，在企业中，依然有部分管理人员对于税法的掌握和应用能力较低，这将直接影响企业管理工作的开展。

三、发挥税法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的策略

根据上面的分析，既然税法在企业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税法在企业管理中发挥作用的同时还存在着很多问题，那么，找到更好的发挥税法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的策略就变得尤为重要。

（一）加强对企业管理人员的税法知识培训

部分企业管理人员对税法的掌握和应用能力有待提高是存在于当前税法在企业管理应用中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加强对企业管理人员的税法知识培训是主要途径。对企业管理人员的税法知识培训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第一，开展税法知识专业课，对与企业税务密切联系的管理人员进行课堂式教育，夯实管理人员的税法知识基础；第二，在企业管理人员内部开展税法知识竞赛，通过激励等方式号召其管理人员学习税法的热情；第三，在企业宣传位置设立税法知识公告栏，从细节处培养起管理人员了解税法，学习税法，遵守税法，应用税法的意识。除了以上三点外，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运营状况开展其他活动以加强对管理人员的税法知识培训。

（二）构建适合企业需求的税法应用框架

税法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的发挥，是以科学的方式为基础的，对于企业管理而言，税法的应用需要建立起一个框架，管理人员在此框架下展开工作。在今天，税法对企业管理的作用已经无可否认，但是对于税法的应用不能是盲目的。企业管理人员对于企业的日常业务以及未来发展方向有比较客观的认识，根据这些内容，在结合税法的规定，建立起一个税法应用框架并不是非常的困难，而这个框架的建立，对于企业日后的管理工作都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创新税法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发挥的方式

创新是事物发展的源动力，对于企业而言，有创新才能有竞争力，才能有收益。企业管理与税法的融合同样需要创新，一般情况下，税法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发挥，是通过税法对管理人员的规范来实现的，那么在以后企业的管理中，就可以突破这种方式，比如企业管理人员可以在税法的规定中找到企业的发展优势方向，也就是充分利用税法的指引作用。总之，创新税法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的发挥方式也是发挥税法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的策略之一。

四、结语

在依法治国的大政方针下，企业管理活动必须做到严格依法，有效的将税法与企业管理结合，使税法的作用在企业管理中充分发挥将会是未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