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体系论文范文

市场体系论文范文第1篇

养老金就是资本市场，看似过分，其实不然。养老金制度发达国家的现实已经证明：养老基金与资本市场休戚相关，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将推动两者共同发展。在美国，养老金资产已成为共同基金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资金来源，养老金资产已占到共同基金的36%，占风险投资总额的50%，并且每年流入共同基金的养老金净现金流高达1000亿美元；智利养老基金规模从1981年的3亿美元发展到2000年的359.37亿美元，20年间增长了近120倍，私人养老金制度改革18年的平均投资收益率高达11%以上。世界银行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养老基金规模将达到1.8万亿美元，届时将成为全球第三大养老金市场。毫不假言，养老基金进入资本市场也必将引发我国金融业一场深刻变革。

全球养老金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改革传统以现收现付制为主要形式的单一公共养老金制度，建立以基金积累制为主要形式，包括公共养老金、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养老金等在内的多支柱养老金体系。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换，内在地要求养老基金投资运营，实现保值增值，这也是基金积累制在当前全球养老金制度改革中凸显其重要性的关键所在。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逐步做实个人账户。采取多种方式包括依法划转部分国有资产充实社会保障基金。通过基本养老保险结构调整，做实个人账户，个人账户成为一个实账户，而非名义账户，个人账户不向统筹账户透支，统筹账户也不向个人账户透支。统筹账户基金缺口通过中央和地方财政补助、基金增收节支，以及划转部分国有资产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解决；个人账户基金实现自求平衡。这些政策的落实将最终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模式从统账结合，混账管理向统账结合，分账管理的实质性转变。个人账户养老基金资本化运营指日可待，当前个人账户养老基金管理办法已进入政策研究和储备阶段，时机一旦成熟将付诸实施。

与此同时，随着全国社会保障基金逐步做大，作为养老金制度的长期战略储备，全国社保基金必然要求突破当前的投资管理框架，在更广阔的投资领域实施更加积极的投资管理战略。并且，作为我国多层次养老金体系的重要支柱的企业年金的相关政策已经相继出台，企业年金基金市场已经逐步形成。

在农村，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镇化、家庭规模小型化、人口老龄化、非农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及脆弱的4——2——1家庭结构，使农民的养老问题面临既缺乏经济支撑，又缺乏家庭保障的双重困难。为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制度上保障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收入，解除农民发展生产力的后顾之忧，加快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也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一项迫切的政治任务。

一是充分利用个人账户做实的契机，实现养老基金市场化管理

个人账户做实后，必须最大限度的保值增值，否则就失去了意义。从国外的情况看，个人账户养老基金的管理运作，是在市场化的基础上实现政府管理与市场运作相结合。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现行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额除预留相当于2个月的支付费用外，应全部用于购买国债券和存入专户，严禁投入其他金融和经营性事业，任何部门、单位或个人不得利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在境内外进行其他形式的直接或间接投资。这种严格的基金投资管理政策不仅不符合积累制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本质要求，而且使个人账户养老基金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风险和经济增长风险。因此，必须放松这种严格的投资限制政策，探索市场化投资管理的模式。

参考国际上养老基金投资管理模式，结合我国个人账户养老基金的强制性和基本保障的属性，我国个人账户养老基金的治理结构应是委托投资管理型。

个人账户养老基金虽然也是国家基本保障项目，但采取基金积累制筹资方式，国家财政不提供担保，因此，个人账户养老基金的治理结构应采取省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作为受托人和（或）账户管理人，将个人账户基金的投资管理权和托管权分别委托外部竞争性商业机构的管理模式；省级社保经办机构在不具备能力的前提下，可以将个人账户基金的账户管理权委托给商业机构。省级社保经办机构、基金管理服务机构在从事个人账户养老基金管理服务过程中必须接受社会保障基金监管机构的监督检查。

二是适应充实做大全国社保基金的新形式，实施更积极的全国社保基金投资战略

为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逐步化解养老基金支付压力，2000年国务院决定成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管理中央集中的社会保障基金。当前，全国社保基金积累不到2千亿元。如果政策没有新的突破，仍按基金现有来源和渠道，预计到2007年底基金规模不会超过3000亿元，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全国社保基金是基本养老保险的战略储备，主要用于解决历史债务和个人账户空账。目前，该项基金积累规模较小，不足以支付模式转换的必要成本。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全国社保基金的主要来源是中央财政拨款、国有股减持收入和其他收入。在境内国有股减持暂停后，全国社保基金的主要资金来源目前已经无以为继，迫切需要开辟新的筹资渠道。

为尽快充实全国社保基金，一方面，要继续保持适度的财政支持，按照中央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要逐步达到15%-20%的要求，在确保中央财政当期支付缺口补助和做实个人账户补助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财政投入，稳定国有股海外上市减持和公益金收入，适时开征大额遗产、奢侈品及高档消费等特别税种，进一步充实全国社保基金；另一方面，要依据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采取多种方式包括依法划转部分国有资产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的精神，通过依法划转国有土地货币化收入、部分国有企业资产等方式拓展新的筹资渠道，做大全国社保基金积累规模，使之能够适应偿还部分养老金历史债务和个人账户空账的需要。

目前全国社保基金的资产全部是现金资产，按《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管理。下一步充实基金后，除现金资产之外，既有股权类资产，也有未股份化资产，划转以后会转为债权资产，因此需要分别研究股权资产和债权资产的具体划转办法和管理办法，切实解决其管理运作问题，实现保值增值。与此同时，应在建立全国社保基金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基金治理结构的基础上，拓宽全国社保基金的投资范围，放松投资比例限制，实施更积极的投资管理战略。

三是进一步完善企业年金法规体系，确保企业年金基金实现完全市场化管理目标

随着《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的正式颁布，我国企业年金制度已经从2004年5月1日起开始实施。两部法规的颁布正式确立了我国企业年金的信托型管理模式，明确了企业年金基金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模式。与此同时，《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服务机构资格认定办法》以及操作流程和账户管理标准的颁布，也标志着我国的企业年金基金将在今年下半年可以进入资本市场，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市场将进入一个迅速发展时期。但是，由于企业年金基金具体监管规则还没有制定，基金监管技术系统也没有建立，缺乏管制的企业年金基金投资必将面临较大的投资风险和管理风险；由于企业年金属于一个新生事物，当前有关企业年金的市场教育还远远不够，许多误导性，甚至是错误性的观点依然起着严重的负面影响，众多有意建立企业年金计划的企业还处于观望、等待阶段。

为了确保我国企业年金基金实现完全市场化管理模式，当务之急首先应尽快制订出台具体的企业年金基金监管规则，建立基金监管技术系统，降低基金投资风险和管理风险。其次，应对当前社保经办机构管理的企业年金市场进行清理整顿，坚决实行政府从企业年金市场退出的战略性政策思路。

社保经办机构退出年金市场的思路主要有两种：一种方式是通过将地方年金中心从事业法人转制为企业法人，使其成为企业年金基金法人受托机构；另一种方式是将地方社保经办机构过去经营的企业年金基金通过招标的方式转给经劳动保障部认定的合格的管理服务机构。其三，进一步加强企业年金市场教育。虽然国家劳动保障部已经组织了三期企业年金政策与管理的大型培训班，但培训的规模和力度还不够，当前应通过委托各地社会保障部门、金融机构、高校等进行企业年金政策培训，并通过适当的方式对培训方式、培训人员、培训教材进行规范管理。其四，从长期来看，应进一步完善企业年金基金治理结构。我国的企业年金基金虽然采取的是信托型管理模式，但是，我国的信托法律只是作为规范信托公司的法规出台的，有关信托的规范方式还不够完善，信托法律精神还非常不够深入。

一般而言，养老金信托是建立在审慎人法则的基础之上的，国外建立在信托基础上的养老金制度，都为养老金制度设立了专门的养老金信托，并且在民众之中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信托法律精神。因此，研究在我国这样一个信托法律不健全、信托精神缺失的国度，如何强化养老金信托应该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四是不失时机地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

1986年，根据国家七五计划关于抓紧研究建立农村社会保险制度，并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试点，逐步实行的要求，民政部开始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调研和探索工作。1991年，根据国务院的决定，在山东省烟台等五县（市）进行了个人账户模式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1992年，民政部制定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推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采取以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筹资模式和建立个人账户、储备积累的保险模式。实践证明，这一制度符合中国国情和农村实际情况。1998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职能划入劳动保障部。截至2002年底，全国有31个省（区、市）1955个县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5461.78万人参加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覆盖率约7%，基金积累达233亿元，124万人领取养老保险金。

但是相对于数量庞大的9亿农民而言，当前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太窄，制度的保障水平太低。因此，必须对原有制度进行改革和创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是一项惠及9亿农民，关乎子孙后代的长期系统工程，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应当给予必要的政策倾斜，以保证这项事业健康、有序、安全、可持续发展。

在完善制度的同时，要积极探索建立农保基金市场化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具体设想是在加强县级经办机构的基础上，将县级经办机构职能分解，明确其主要职能是缴费、管理个人账户和养老金给付，除留足当年给付备用金外，不再管理和运营基金，基金全部上解到省和中央。

市场体系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管理体制；资源配置；宏观调控；综合改革；协调发展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原有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经济体制。中国的经济体改革已经取得初步成效，但面临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的压力加大；财税投资和低水平扩张的体制性根源日益凸现；物价上涨压力增大；经济利益矛盾尖锐；外部经济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多；某些经济领域存在市场秩序失控现象。

一、体制创新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市场机制是指市场机体内的供求、价格、竞争、风险等因素之间互为因果、互相制约的联系和作用，它包括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三大基本机制和风险、工资、利率三大派生机制等。市场机制对经济运行及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任何其他机制所不可取代的，其主要作用有：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经济利益，传递经济信息，推进技术创新。中国要在“十一五”期间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必须加强国民经济的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需要大力发展各类商品市场，继续完善生产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

中国经济要优化结构，加快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第一，加快发展金融市场。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具有较大的风险性，同时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薄弱环节。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突出矛盾很多：一方面，10多万亿的居民储蓄，其相当一部分找不到好的投资场所，另一方面，政府和企业又千方百计大量地从国外引进资金；一方面，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找不到所需要的资金，另一方面，大量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一些无效的国有企业；一方面。GDP迅速增长，另一方面，金融市场一片萧条。中国的金融风险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国有银行不转轨也不转制；银行系统中的呆坏账严重；金融资本流通不畅；上市公司长期存在疲软现象；少数上市公司存在“掏空”现象。为使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必须强调规范，防止过度投机，防范金融风险；同时，大力发展投资基金，建立和完善多样、灵活、规范的证券、基金、股票买卖运作机制，激活金融市场，提倡和引导城乡居民理性理财。第二，大力发展劳动力市场。当前，中国城镇实际失业率大约10％左右，农村实际失业率更高，就业、再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要有效缓解上述状况，必须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劳动力市场，以便及时、有效配置各类劳动力资源。必须建立健全劳动力资源信息传递机制、劳动力灵活就业机制、劳动岗位双向自由选择机制、劳动力免费推荐机制、城乡用工统筹协调机制、劳动安全保障机制、最低劳动工资保障机制、失业人员生活救济机制等。第三，大力发展技术市场。技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是市场体系成熟的重要标志。当前，人们对技术创新的难度和成本、技术的市场价值、技术竞争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深入，越来越一致，技术创新日益被科技型企业所重视。只有进一步发展技术市场，建立技术创新机制、有偿转让机制、有偿使用机制、激励机制，才能更多更好地创造、引进、消化各种高新技术。低成本、高效率改造原有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的工业化、现代化程度。

完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价格是市场的第一信号，是市场的晴雨表。完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是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前提。完善生产要素价格改革，是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加速发展国民经济市场化的重要任务之一。完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是资源得以有效配置的基本前提，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是自愿流动的重要信号，资源只有在价格信号引导下流动，才能在宏观经济领域内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微观经济领域内使企业在竞争中优胜劣汰，导致社会总体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改善。近年来，随着资金、土地、房产、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市场的建立和发展，生产要素不但有了市场价格，而且其比重在逐步扩大。

建立资源吸纳与整合机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那里虽然具有区位优势、工业基础较好、文化底蕴丰厚、水陆交通发达、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那里许多原材料资源紧缺、高层次人才流失较多、沿江两岸发展不平衡、部分城市工业污染严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劳动就业再就业形势严峻、三农问题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全国各省的政策竞争已基本到了极限，比如让地价、让税、让利等。要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打造新优势，唯有通过提升体制的先进性来提升核心竞争力，这就是：要形成经济社会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效益最好、以人为本、社会和谐、人民群众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特别具有活力、更加开放的资源吸纳与整合机制。拥有这样的机制，才能更加有力地推进产业优势、城乡一体化优势、社会环境优势、先进文化优势等各个领域优势的形成，使本地区在区域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拥有这样的机制，才能使创造财富的源泉向本地区充分涌流，造福于城乡人民，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拥有这样的机制，才有可能使得外商投资企业享受国民待遇，有效扩大资金引进规模，拓宽外资的投资领域，解决国内企业发展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拥有这样的机制，才能创新中国的科技管理体制，引导外资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老企业的技术改造，鼓励兴办出口型企业，形成中国的产业比较优势、产品价格优势、技术比较优势；拥有这样的机制，才能改革中国现行的用人制度，允许企业跨国选用各类英才，才能吸引更多的国外高新技术人才和高层管理人才加盟中国的产业技术人才和管理队伍。二、体制创新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朝着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调控目标发展，经济运行中一些不稳定不健康的因素得到控制，薄弱环节也得到加强，经济保持着一个较快发展的态势。但是，整个“十一五”期间乃至今后十年内，中国经济面临着上述六大现实矛盾。为有效解决上述现实矛盾，减少政府对经济宏观调控的失误、失灵和失度，应当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调控机制。第一，建立政府与经济主体利益分离机制。要保证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的公正和超脱，必须从理顺利益关系人手，坚决割断政府机关与其投资的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连带关系，坚决切断政府部门与其主管的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连带关系。第二，建立政府调控行为监督机制。要从法律上、制度上保证政府部门调控和经济政策的超脱性、公正性，不至于因为某些个人、某个团体或某个地区的偏私行为违背各关经济规律以及社会公正原则。第三，建立政府的调控决策责任追究和调控成功激励机制。第四，在某些政府调控领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可以在政府内部建立竞争机制；可以让一些社会中介组织代替政府行使公共产品供给功能；对一些社会资源分配可以采取公开招标办法；对弱势地区、低收入行业、弱势群体实行必要的倾斜政策和救助政策；对垄断行业和失控领域采取强制调控政策。第五，采取松紧搭配的经济调控手段。不仅要分别采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还应把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搭配使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宏观调控，应当更多地采取经济办法，这需要在财税、金融、投资和计划体制的改革方面迈出重大步伐，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机制，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综合协调。第六，采取法律调控手段。政府必须从随心所欲的行政计划调控，转向依靠法律调控，依法治市、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第七，把握宏观调控的重点。当前，应当把以下各方面作为调控重点：加强对金融行业的调控，促进资本市场规范、快速发展；加强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把虚高的房地产价格迅速降下来，让广大居民买得起住房；加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调控，最大限度地减少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消耗、环境日益恶化现象，消除经济泡沫；千方百计推进就业再就业_T程，最大限度地减少失业与变相失业人员。

三、体制创新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各类企业的发展活力

企业是工农业生产、建设、商品流通的主要的直接的承担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技术进步的主导力量。企业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能否得到充分发挥，或者说企业是否具有强大的活力，对于中国经济的全局和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对于实现党的十六大以来制定的奋斗目标，是一个关键问题。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是企业具有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但是现行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恰恰集中表现为企业缺乏应有的活力。产生这种状况，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家对企业管得太多太死，就是把全民所有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企业的运行成本过高、社会负担过重。中国市场建设的实践反复证明，要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经营机制问题，必须瓦解行政部门直接干预企业的体制，使任何政府部门对企业的直接干预不再具有体制和机制基础。要增强企业的活力，必须真正本着放宽、搞活、减负的原则，改革政府对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必须让企业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提高素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

进一步扩大企业的经营管理自。在国家宏观调控的前提下，要允许企业有权选择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自主安排自己的产供销活动，有权拥有和支配自有流动资金，有权按照规定自行任免、聘用和选举本企业的工作人员，有权自行决定用工办法和工资奖励方式，有权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自行确定产品价格，有权参与资产重组、企业合并、股权转让等。真正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力和义务的法人。要建立各类企业的对外经营机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改组国有大中型企业，赋予民营企业更多的对外经营权，发展一批国际化、实业化、集团化的综合贸易公司。改革进出口管理制度，取消指令性计划，减少行政干预，按照效益、公正和公开的原则对进出口商品进行管理，完善出口退税制度，充分调动对外贸易企业的对外经营积极性和自主性。

依法维护劳动者在企业中的各项权益。企业活力的源泉，在于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劳者有其权，劳者有其利，这合理合法。当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在企业的各种制度中得到切实的保障，他们的劳动与其工资、奖金、福利、社会保险紧密联系的时候，他们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为充分调动企业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必须依法保护他们的各项权益，彻底改革企业的工资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工伤保险制度、住房保险制度、用人制度、股权配置和转卖制度。

四、体制创新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市场体系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股权市场制度变迁渐进式转轨多层次股票交易市场

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能提升它的经济增长，但是为什么仍然有如此之多的国家存在不发达的股票市场呢？一个简单并被一些经济学家认同的答案是“缺少需求”。根据这个观点，投资机会的出现将产生相应的融资要求，经济将内生产出相应的市场和制度为这些需求融资。另一个解释是结构性问题阻碍了股票市场的发展，因而阻碍供给满足需求。这些结构性问题可能是一个国家没有必要的社会资本水平来创造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金融部门，或者可能是所传承法律，文化或政治制度不适合金融发展。

金融发展的结构性理论可以解释在横截面上为什么各国的金融发展水平不同，但是结构性理论并不能解释时间序列上的股票市场发展的差异。例如，一些国家1913年的金融发展水平要比1980年好，只在2000年以后，才超过了1913年的水平，这不可能为结构性理论所解释。国家的法律或文化可以解释跨国家金融发展的差异，但不解释时间因素。对此，Rajan和Zingales（2000）提出股票市场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他们认为一个国家出现阻碍金融发展的情况是因为金融发展培育了竞争，而某些具有垄断特征的利益集团出于扼制竞争的考虑，阻止了金融的发展，他们比较美法两国金融发展史，揭示随对外开放程度与贸易地位的变化，各类利益集团如何向国家施压，阻止或推进股票市场的发展的事实。

我国渐近式转轨中的制度变迁

Rajan和Zingales（2000）提出的“利益集团”理论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并不新鲜。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的终极动力在于制度主体追求个人收益的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之下，当一项新制度安排的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就有可能导致制度创新行为的出现。然而，制度变迁过程所涉及的政治过程可能阻碍制度向着有效率的方向发展，因为所有社会成员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制度的参与者，制度是制度参与者个体博弈的均衡。

我国的经济转轨是以政府为制度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同时又是一种渐进式制度变迁模式。政府作为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主体的首要目标变量是社会与政权稳定性，因此政府必然最大限度地控制整个经济转轨的速度和规模，采用渐进的增量改革方式来推进制度变迁。这就必然导致政府最大限度地维持“体制内产出”的稳定性，避免整个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体制内产出”的巨大波动而引起的社会动荡和组织崩溃。而“体制内产出”的主要承担者是国有企业，所以要保证渐进式制度变迁的顺利推进，支撑“体制内产出”的稳定性，政府就必然对国有企业实行制度与战略上的倾斜，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各种显性或隐性的补贴，以弥补国有企业改革所花费的巨额成本，同时避免非公有制经济挤占争夺资金资源。

当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看出国有企业由于制度性原因难以为继，又因其长期承担为国有企业扶危解困的任务而不堪其烦时，原先滞后于市场化改革的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也就被地方政府提上了转轨日程。中央政府在看到国有企业不转制的弊端，特别是在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压力下，不得不同意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允许地方国有资本大规模退出竞争性领域，并主动减持部分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以补充社保基金。因而，政府从股票市场计划经济管制体制的建立者和维护者转变为股票市场市场化改革的推动者。但是大量股票上市破坏了中国股市原有的庄散博弈定价机制，导致庄散博弈泡沫开始破灭和股市的持续缓慢下跌。为了保持泡沫膨胀，减少自身损失，场内投资者自动结成一个利益集团向政府的市场化改革施压。

渐近式转轨决定了政府为了实现自身目标而不得不制度化地进行“托市”和“救市”以保持社会稳定。随市场的连续阴跌，政府更加严格地加强了发行管制并继续禁止创业板的推出、国有资本拆细出售和建立竞争性国资退出市场等可能导致泡沫加速破灭的行为。但是由于政府同样会因为社保基金严重不足而承担巨大财政压力和因为国有资产在改制中流失而承担社会道义上的责任，因而从推动股票市场制度向市场化变迁角度来看，政府实际会在迁就场内投资者和筹集社保基金及避免大规模国有资产流失之间寻求平衡。

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多层次股票市场模式

2004年2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九条意见中，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建立多层次股票市场体系”。其实，当中国股票发行采取注册制监管或发行与公开上市分离的核准制监管。资本供给者和需求者的多样性必然导致股票市场通过细分市场来最大限度的实现供求均衡。这样，股票交易自然就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市场体系。下面我们先讨论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多层次股票市场体系的两种模式，然后讨论如何建立中国的多层次股票市场体系来解决经济转轨中产生的股票市场中的积弊、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与调整和中小企业融资问题。

基于证券交易所的多层次股票市场体系

证券交易所市场的功能。证券交易所存在的价值是为股票买卖双方提供一种集中撮合的成交，其交易机制是：买卖双方分别发出买卖指令，竞价成交，具体能否成交取决于这些交易指令是否匹配。因而，交易所成交机制被称为“指令驱动”。与场外市场的“报价驱动”相比，指令驱动机制的最大优点就体现于透明度极高、交易非常迅速，因此，对于那些知名企业的股票交易，这种交易机制可以确保交易的及时性和公开性。

多层次证券交易所市场。从历史上看，早期的多层次股票市场主要是以交易所的类型展开的，而层次的划分则体现于不同交易所的上市标准有所不同。然而，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地方易所难以阻止当地的优秀企业进入全国易所；同时，在本地中小企业上市方面，地方易所又无法与柜台市场竞争。因而，尤其是二战后，地方易所逐渐衰败。

不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多层次交易所市场又在欧洲大陆国家以及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兴盛。其中背景是中小企业的经济地位日显重要，按上市标准差异设立的多层次交易所市场能为不同规模企业融资提供服务。

柜台市场和基于柜台市场的多层次股票市场

柜台市场的功能。柜台市场的核心是“做市商”。不过柜台市场的成交机制却与交易所存在极大的差异。在交易所中，买卖双方成交与否取决于双方的交易指令，投资者之间互为交易对手；在柜台市场中，做市商同时报出买卖价格，赚取价差，投资者按做市商报价与其交易，因此，这样市场机制又被称为“报价驱动”。其中，做市商既是买主、也是卖主的交易对手，投资者之间并无直接的交易关系。

基于柜台市场的多层次股票市场体系。利用柜台市场来构造多层次股票市场体系是美国的独创，其多层次的涵义不仅指企业上市标准的多层次性，而且交易机制的多层次性，这两点又决定了投资者群体的多层次性。

两种多层次模式的比较

在对两种模式进行比较前，应确认一个事实：美国式以柜台市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多层次体系远比多层次交易所市场要成功得多。

柜台市场之所以成功，在于以做市商为核心的交易机制更适合中小企业的特征。首先，从“基本面”来看，中小企业的基本特征就是数量多，行业特征、成长前景、治理结构等等差异大，外部投资者因此面临信息收集与分析成本高而且从收益成本分析角度看，中小企业信息收集与分析的投资单位成本高。为赚取买卖价差，在柜台市场中做市商承担了企业信息的收集与分析工作，并且做市商具有承担这一工作的比较优势，因为做市商一般兼营投资银行业务，或者与投行有着密切的关系，善于辨识企业的各种问题。其三做市商面临着严格的监管要求和激烈的竞争压力，如果他不能很好收集与分析企业信息，潜在的进入者将取而代之。

相比之下，交易所则既缺乏挖掘信息的动力和能力，也很少遇到外在的竞争压力。因而，从中小企业股票的交易看，信息成本过大以及信息不透明往往抑制其多层次交易所的交易的活跃程度。

对我国建立多层次股票交易市场的建议

建立多层次股票市场体系必须站在促进国民经济战略发展和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全局的高度。从中小企业发展来看，一方面，中国已经涌现出大批成长性的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他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并为多层次股票市场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融资问题始终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如果打通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促进中小企业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将能够使中小企业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柱力量之一。从推进国有企业改制与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来看，本文认为不考虑原国有企业人员再安置问题时，国资退出面临的难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国资退出缺少足够的买家或者说缺少足够数量能够置换国有资本的非公有制资本；二是国资转让价格是否公平，是否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缺少客观的评判标准。对此，本文建议：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逐步放松对股权市场的管制，允许中小投资者成为国有资产转让的受让主体，以建立充分竞争的国资退出市场。

建立多层次股票市场的关键点在于政府放松对公开发行股票的管制。市场经济的原则要求市场发行什么、发行多少、怎么发行以及发行与交易的价格都由投资者的选择决定。因而，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尊重市场规律，放松对资本市场的管制：将一级市场监管方式由实质性审查的核准制转变为面向信息披露的注册制，监管部门只对公司披露信息做形式审查，而使公司能否发行股票由承销商和投资者的选择决定；允许设立由交易所市场、柜台市场组成的多层次股票市场体系，使各类公司的股票或股权都有合法便利的二级交易市场；在规范国有企业公司制改制和满足信息披露要求的前提下，允许国有股权持有机构以SIP方式拆细出售国有股权，使之成为能够进行交易的股票或股权凭证，以便中小投资者购买或受让国有股权，从而增强国有资本的流动性。

上述政策目标的实现不仅有利于中小企业融资，形成竞争性的国有资产转让市场，而且改变了广大投资者被歧视性地排除在国资退出市场之外的状况，使之能够分享中小企业高速成长带来的投资机会和国退民进中的投资机会。投资者的自由选择和充分竞争将形成对所有市场参与者都公平的国有资产转让（或受让）价格，从而解决置换国有资本的非公有制资本不足和国有资产转让价格缺少客观标准两大难题。

放松管制的理论基础是在自由选择的条件下，投资者有权利而且有能力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投资品种，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放松管制后，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者的职责是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建立严格、完整的信息披露制度和监管机制，打击欺诈和操纵行为，以给全体居民平等的投资机会。当然，政府在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推行国有资本的市场化退出时应该考虑市场的成熟程度和承受能力，将国有资产退出数量和退出时间安排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并将这一安排事先向市场公布。

参考文献：

1.LaPorta,R.,Lopez-de-Silanes,F.,Shleifer,A.andR.Vishny,``InvestorProtection:Origins,Consequences,andReform”,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2000,58

市场体系论文范文第4篇

>> 我国文化市场体系建设的政策缺失与完善路径 论文化市场体系建设中的政府与市场定位 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建设对策研究 我国文化技术市场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成因及对策 文化产业意识形态属性对文化市场体系建设的影响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文化市场体系建设相关政策及启示 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文化市场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研究综述 我国文化市场形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对我国文化市场管理的思考与讨论 当前我国文化市场管理工作面临的问题 试论推进我国文化市场的依法管理 论文化市场体系的内涵、结构与特征 浅谈文化市场体系培育的着力点及其路径 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运行障碍与优化路径 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建设历程 我国出版市场体系建设的政策缺失与完善路径 关于建设我国券商OTC市场体系的建议 我国农村市场体系建设的新难题与新思路 关于我国股票股权市场体系建设的探讨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3] 刘祖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双重博弈与伙伴相依.江海学刊，2006（2）：106-111.

[4] 查尔斯・沃尔夫. 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 谢旭，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4：132.

[5] 江飞涛，李晓萍.中国式产业政策的取向与根本缺陷――中国产业政策批判纲要[EB/OL]. [2011-07-05]. http：///show.aspx？cid=16&id=5956.

[6] .现代化的陷阱.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120.

[7] 中编办35号文留隐患.东方早报，2009-11-5.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批号：12&ZD025）的阶段性成果。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观点]

市场体系论文范文第5篇

为了记录商品交易市场发展历史，展示商品交易市场领域理论研究成果，本刊特设置“人物志•商品交易市场专家系列介绍”栏目，每期向读者介绍一位系统从事商品交易市场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

任兴洲，女，1985年毕业于吉林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同时兼任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中国物流学会副会长、中国信用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价格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消费者协会理事等社会职务。

任兴洲所长长期以来从事经济理论与政策的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市场体系建设、市场规则的建立与完善、商品流通产业发展和流通体制改革、服务业发展、价格理论与政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住房改革与政策以及会展经济等方面。

自1994年以来，她先后主持和参与了《中国价格改革对价格总水平影响分析》、《加入WTO对中国分销业的影响与相关对策研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研究》、《“十一五”期间完善市场体系的政策思路》、《“十一五”时期内贸流通专项规划研究》、《“十一五”商品市场体系发展规划》等研究课题；主编和参加撰写了《中国市场发展报告》、《商品分销网络－走向成功的金钥匙》、《中国价格改革透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综合评价》、《近代国际经济要览》等著作；发表了《中国批发市场的发展与统一市场的建立》、《促进商品批发交易市场规范化发展的政策建议》、《中日流通业对外开放的比较研究》、《中国市场化进程》、《入世对中国市场体系建设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商品的社会化配送与物流服务》等二百余篇论文。

任兴洲长期致力于中国商品批发交易市场的理论、政策和实证研究，提出了商品批发交易市场形成的体制和制度性原因。她认为，商品批发交易市场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是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结构状况的流通组织形式，是与现阶段居民消费水平相适应的流通方式。她还对专业市场进行了具体划分和分析，研究了不同类型专业市场的发展趋势和政策建议。她认为，二十多年来，批发交易市场在不断进行调整、提升和创新，并在扩大商品流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引领产业集聚、升级、吸纳就业和增加税收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十五”以来，在经济快速增长、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推进以及流通方式发生重要变革的大背景下，商品交易市场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和新趋势，显示出批发交易市场未来的发展走向，她建议应通过相关政策，引导商品交易市场按其自身的规律规范地发展。

市场体系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市场体系;金融改革;进程

中图分类号：F82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7-0071-02

引言

利率市场化，就是指由市场决定在货币市场中金融机构的利率高低，包括利率决定、利率传导以及利率结构和管理几个方面的市场化。具体是指各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由资本市场的供求情况自主调节，而不是有上级或中央银行统一规定，从而形成由中央银行的基准利率和同业拆借利率为资本市场基础利率，各利率之间利差维持在合理区间的有效利率传导体系。简单来讲，利率市场化就是由市场作为主体自主决定市场利率的过程。

推行利率市场化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是十分有必要的。随着我国的证券交易市场的逐步发展，上市公司数量总数以及市值交易金额逐年增加，各大企业通过金融资本市场成为了主要的一条渠道实现融资。正是由于在资产价格与市场利率之间长期存在着一种比价联系，金融投资人可以在储蓄存款与证券投资两者之间进行对比，从而合理而有效地规划自己的资本。资本在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两者之间自由流动而达到所谓的均衡状态。与此相反，一旦货币利率发生变化，就会通过这个比价联系对资本市场造成影响，而且这个反映是十分敏感的。同时，在市场化程度越高，利率分配越是合理的基础上，这种影响越是严重。也就是说，利率市场化尽早完成将会在更高的角度上把控住金融货币政策的主动权，更有效起到金融影响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

一、我国推进利率市场化发展进程回顾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了利率市场化的基本构想。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稳步中推进利率市场化，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中央银行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思路为：“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正是按照这一思路进行的。

1978年，我国利率主要出在高速利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准许银行贷款利率在一定区间内自由浮动;1986年允许银行资金相互拆借，借贷双方协定期限和利率;1987年，银行贷款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20个百分点。1990―1992年期间以高速利率结构为主：1990年，规定了拆借利率实行上限管理;1992年，国债首次实行承购包销标志着利率形成机制正式改革。1993―1999年利率改革逐项开展，利率成为了宏观调控和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1995年，首次提出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利率改革原则，实现正利率，协调配套的改革目标，和商业银行把握利率自的改革路径;1996年，同业拆借业务均由全国统一办理，产生了中国银行间拆借市场利率;1997年，正式启动银行间债券市场，同时对债券回购和现券交易利率实现放开;1998年，由人民银行独立决定再贴现利率，超额准备金与法定准备金开始实行统一利率。2000年，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关键一步，首先放开外设利率。2001年，债券市场开始引进了做市商制度;2003年，中央银行扩大金融贷款利率自由浮动空间;2004年，央行实行再贷款浮息制度，同时决定浮动区间不再根据企业规模大小制定，并在同年10月进一步放宽人民币存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大小，首次允许存款利率下调，实现了“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阶段性目标。

自2000年之后，市场操作公开的重要性逐渐凸出，利率作为核心资本价格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市场化方式，这已经成为了我国金融宏观调控改革的重要发展趋势。经过了十多年的改革历程，我国利率市场化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对于完全市场化来讲，还不足以触及核心问题。真正的关键问题是，我国全面放开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利率市场化。

二、加快推进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

（一）加快推进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有利条件

首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为推进利率市场化提供出了较为稳定的宏观政策和经济环境。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进行，和政府职能向服务型转变，在资源配置方面市场由基础性作用逐渐向决定性作用转型，市场的调节作用逐渐增强。

其次，我国金融市场的改善。经过多年探索，中央银行取消了计划经济背景下的调控方式。国有商业银行商业化不断推进。新型的股份制银行和地区性商业银行逐渐崛起，为我国金融行业带来了一股新生力量，从而将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和效率提高到新的高度。随着金融市场的逐步完善和发展，金融市场逐渐规范，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已经成了企业融资的重要途径。

再次，实行利率市场化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随着我国法制建设工作的不断推进，我国的金融立法执法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成果。金融市场相关法律法规颁布实施，更加确立和完善了我国法律体系的金融方面的体系框架，意味着我国金融市场正在向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方向有序进行。

最后，对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有利的一点是，过去利率市场化改革所做的努力效果显著。当前，我国利率市场化已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进展，相对一部分利率已经或者至少基本接近于市场化程度。银行同行拆借市场规范达到一致，已经形成了统一性的全国范围内拆借市场利率。市场上开始出现金融债券，对国债市场利率也逐步放开。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浮动的范围和幅度都得到相对扩大。市场业务公开化也在不断地完善中逐渐发展。这些明显的金融改革成果都为利率市场化改革得到进一步成效提供了积极有力的支持。

（二）加快推进我国利率市场化的不利因素

第一，国有银行的商业化发展还不足以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商业化。利率市场化也就是指银行以贷款的金额大小、发放人和贷款期限等因素来考量确认贷款人的融资成本，对银行来讲必须拥有决定配置信贷资本的自力。就现在的情况来看，虽然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有所进行，但是还没有完全冲破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束缚，还不能清楚地划分出政策性业务行为和商业性业务行为。国有银行商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二，央行的利率调控政策实际实施中难以起到宏观经济指示器的功能。中央银行要通过利率调控货币供给量，其关键问题是中央银行的利率调控政策必须通过一系列的传导机制连续影响从而作用于市场利率，并且要最终实现使各个经济主体行为在利率主导下向调控目标趋向一致。目前，我国中央银行还无法实现完全独立地制定和实施利率调控政策，现在的状况是基本上全部的利率是由国务院统一颁布实施的，中央银行在这方面依然处在被动。其他专业银行和非国有金融机构虽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利率自力，但是在实际实施过程中，这种自主性很难真正落实。另外，专业性银行并非按照企业化经营，央行的利率调控政策对于这种性质银行还难以充分发挥有力的作用。

第三，资本市场体系尚未完善。在我国的市场体系之中，各个市场之间都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利率不仅是货币市场的价格指标，同时也反映了其它各个市场是否均衡。目前，除商品市场体系相对完善，其它市场却有待进一步健全。只有各个市场的价格体系实现有效联动，才能更加顺利地推行利率市场化，增强利率的调控作用。

第四，缺乏风险管理和控制人才。长期以来，利率由官方统一规定的利率调整习惯，使得企业和投资者们缺少对利率风险性的认知。一旦利率实行浮动性调整时，利率风险将会成为客观性的存在，而企业和投资者个人并不能积极应对。缺乏风险管理人才势必会影响利率市场化的推进。

三、加快推进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建议

首先，加快推进我国利率市场化要从根本上解决市场化的制约因素，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利率市场化，形成市场化的行为主体。建立现代化的企业制度，要求具有完善的治理结构;进一步建设行为规范化、制度有效化以及实施高效化的政府，完善政府职能，同时健全商业银行体系的治理方式和有效的管理机制。

其次，要加快建立健全的金融市场体系，实现资本市场体系健全和宏观调控机制转型过渡。这对资本市场提出了新的要求：积极发展直接化融资方式，增加市场货币弹性，形成多样化多层次的市场结构;增加市场交易金融产品的类型，采取更多方式积极鼓励和倡导金融产品的创新;当前应逐渐慢慢放开长期的大额存款利率，推进SHIBOR逐渐成为被民众广泛接受的基准利率。不仅要分别完善好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各自体系，而且要合理地构建好两个市场之间的通道。随着金融对经济的影响不断深化，货币市场供应量和经济水平之间的紧密联系一定会受到很大程度的弱化。因此，作为货币当局要做好分析工作，提前做好配套制度的完善工作，为从宏观层次上把控经济做好积极准备。

最后，要积极做好各项工作之间的协调整合，每一项改革工作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大潮下的重要环节，其中每个问题都要细致深入的研究。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工作，既不能迟迟等到微观主体与宏观调控中制约因素全部化解之后才开始进行，也不能在条件还不够成熟时盲目地进行。只有结合自身情况认真分析，深刻认识到制约因素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灵活处理，把握好分寸，才能更早一天实现全面的利率市场化。

参考文献：

[1] 刘雅然.中国利率市场化及利率政策效应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2] 贺聪.利率市场化与货币政策框架转型[D].杭州：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3] 马阳冰.利率市场化对银行间债券市场流动性的影响[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市场体系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农村市场　社会结构　施坚雅　摩哈苴彝族村　周城白族村

作者朱炳祥，武汉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地址：武汉市，邮编430072。

一、施坚雅的基层市场理论

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1964—1965年发表在《亚洲研究杂志》上的长篇论文《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排斥其他解释理论，自信他所研究的市场结构对于农村社会构成具有根本性意义，认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农村基层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在这类重要的复杂社会中，市场结构必然会形成地方性的社会组织，并为使大量农民社区结合成单一的社会体系，即完整的社会，提供一种重要模式。”

施坚雅认为，这个以接近正六边形结构出现的空间的经济的体系，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范围和文化范围，是“作为社会体系”呈现出来的：“中国的市场体系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范围，而且有重要的社会范围。特别是基层市场体系，它的社会范围对于研究农民阶层和农民与其他阶层的关系都值得给予较大关注。为了提出一个适合于我本节论述目的的重点，此后我把它叫作基层市场社区。我相信，有很好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不仅要把这种社区当作一种中间社会结构，而且也要当作一个文化载体——雷德菲尔德的‘小传统’在中国的表现——来分析。”

他还指出：“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著作，由于几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村庄，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如果可以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我要论证的是，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

施坚雅下了“自给自足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的结论，这就需要他解决诸多基层社会构成要素与市场结构的关系问题：关于行政体系与市场结构的关系，他认为，早期的分析受中国学者官方偏见的影响，假定行政体系最为重要。在他看来，“即传统中国社会中处于中间地位的社会结构，既是行政体系和市场体系这两个各具特色的体系的派生物，又纠缠在这两个体系之中”。但“在两种体系中，有限的官府力量都集中于较高层次，中心市场的市场体系以下的市场体系，和县以下的行政体系一样，只受到较为轻微的官僚控制”。关于联姻圈与市场结构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市场范围即为联姻圈，二者是等同的。四川的初级市场是一个内生的社会区域(社区)，人们往往从初级市场圈内寻娶媳妇。很多媒婆在集市上完成了婚姻介绍。因为茶馆的作用，一般人赶集时在那里泡了一个小时，便“肯定会使一个人的熟人圈子扩大，并使他加深对于社区其他部分的了解”。媒人就在这些茶馆中活动，与适龄小伙子的母亲交往，为她们寻找未来的儿媳。关于宗族与市场结构的关系，他说：“我的设想是，由于农民家庭的社交活动主要在他们的基层市场社区内进行而很少在其外进行，同一个市场体系内的宗族间的联系可能会永久存在，而在不同基层市场区域中地方化的宗族之间的联合常常受到时间的侵蚀。”对于宗教与市场结构的关系，施坚雅举例说，1950年高店子庙会的治安团体包括了该市场区域中各个村庄的人，而且“庙中供奉的神灵本身在尘世上的活动范围，被认为与基层市场区域一致。”经过一番零碎事件的拼接，施坚雅下了断语：“上述事例说明，各种各样的自发组成的团体和其他正式组织——复合宗族、秘密会社分会、庙会的董事会、宗教祈祷会社——都把基层市场社区作为组织单位。职业团体也可能在基层市场社区组成。”

事实上，施坚雅关于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的理论观点，不符合中国乡村社会的实际，他所说的构成基层社会的其他要素如联姻、宗族、宗教及行政体系等与市场的关系的零散说法，亦仅是未经系统论证的猜想。本文以云南省南华县兔街乡摩哈苴彝族村和大理市喜洲镇周城白族村的市场结构为例来检验上述施坚雅的基层市场理论，提出了“核心市场”与“市场”以及“村内市场”与“村外市场”的区分概念，并对它们在基层社会结构中的不同功能进行分析。同时，对市场要素与其他要素在构成基层社会中的关系进行揭示。

二、摩哈苴的市场分析

摩哈苴彝族村位于哀牢山上段，今属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兔街乡，包括干龙潭村民委员会下属的9个村民小组，以及小村村民委员会下属的老虎山和背阴地两个村民小组。该村的农户散落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林间。2002年，摩哈苴共有265户，主要姓氏有李、鲁、杞、何、张、马6姓，各宗族之间以图腾祖先灵牌的不同质料作为区分。1995年暑假，笔者第一次进村调查时，该村属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封闭的乡村基层社会，除了一人在兔街乡邮电所工作外，没有任何非农行业劳动力，全村经济收入主要来自种植业、畜牧业和林业。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才逐渐出现少数人外出打工和个别人在本地经商的现象。

摩哈苴周边的“街子”①共有18个，其名称、开街日期及与本村的距离分别如下：1、鼠街，鼠日赶街，距本村45公里；2、牛街，牛日赶街，距本村40公里；3、虎街，虎日赶街，距本村30公里；4、寅街，猴日、虎日赶街，距本村12公里；5、兔街，兔日、鸡日赶街，距本村20公里；6、龙街，龙日赶街，距本村35公里；7、马街，马日赶街，距本村30公里；8、羊街，羊日赶街，距本村20公里；9、猴街，猴日赶街，距本村33公里；10、狗龙街，狗日、龙日赶街，距本村40公里；11、小寅街(彭家村的小寅街是比照寅街规模相对较小而命名的，并非十二地支中的称谓)，兔日、鸡日赶街，距本村8公里；12、杨梅街，农历四月十六赶街，距本村15公里；13、端午街，农历五月初五赶街，设在本村；14、火把街，农历六月二十四火把节赶街，距本村12公里；15、秋街，农历七月的立秋日赶街，距本村12公里；16、秀水塘街，农历七月的立秋日赶街，距本村20公里；17、中秋街，农历八月十五赶街，距本村12公里；18、五顶山街，逢五、逢十赶街，距本村40公里。

市场体系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现代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心脏，政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脑，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双手，供给与需求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双足 ，从而使人们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

在人类经济活动中，始终存在一对基本矛盾，这就是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欲望的无限性。市场经济是依靠市场的客观力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功能来配置资源、调节经济活动的一种经济形式。计划经济是由政府首脑或中央计划机关利用 行政 权力、通过行政渠道下达指令性计划来分配经济资源、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经济形式。经济自由主义主张经济放任，由市场的力量来组织和调节社会经济活动，而国家只能为此提供必要的 法律 和制度条件，承担某些不适合由市场来组织的经济活动，市场应该由“看不见的手”——价值规律自发调节[1]。大危机之后，凯恩斯在经济理论上实现了“凯恩斯革命”，提出了必须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基础上加上一只“看得见的手”，即实行国家干预主义，主张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调控，并限制私人经济活动，由政府直接从事大量经济活动[2]。

二、政府—— 社会 主义 市场 经济 的大脑

政府对经济运行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保障作用，指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经济 环境 、社会环境和 政治 环境；二是参与调节作用，指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对经济运行进行间接的调节和干预；三是间接的资源配置作用，指通过规划、政策、总量调控以及适度的直接参与，来对资源配置产生影响。但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对市场引导来实施的。政府高于市场，政府通过对市场的调节而调节经济。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大脑，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体系实施监督和调控。但这种监督与调控必须是间接的，即只有在下列情况出现时政府才能发出调节指令：（1）市场调节、社会调节失灵；（2）经济总量严重失衡；（3）市场主体显失平等；（4）市场竞争显失公平；（5）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外部性为负。从这一意义上说，政府是消极的大脑，而不是积极的大脑。就连一直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也说：“政府的当务之急，不是去做那些人们已经在做的事，无论结果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而是要去做那些迄今为止还根本不曾为人们付诸行动的事情。”政府要在市场经济大海中畅游，更要跳出大海看大海。

三、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双手

市场经济是一部精良而复杂的机器，它通过价格和和市场体系对个人和企业的各种经济活动进行协调。它也是传递信息的机器，能将成千上万的各种不相同的个人的知识和活动汇集在一起。在没有集中的智慧或计算的情况下，它解决了一个连当今最快的超级 计算机 也无能为力的涉及亿万个未知变量或相关关系的生产和分配等问题。并没有人去刻意地加以 管理 ，但市场却相当成功地运行着。这就是市场的神奇之处，市场将买者和卖者汇集在一起，共同决定商品的价格和成交的数量。

人们经常认为，没有人为干预的经济其秩序必然是混乱的，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在大部分情况下没有干预的经济照样有序进行。市场经济的有序性最早为亚当·斯密所揭示。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该原理表明：当个体自私追求个人利益时，他或她好像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而去实现公众的最佳福利。斯密认为所以可能出现的结果中，这是最好的；政府对自由竞争的任何干预都是有害的。理论和实践都进一步表明，这只看不见的手确实有神奇的作用，它能优化经济资源的配置，自动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客观评价企业的经济效益，强制实行优胜劣汰。因此，市场机制在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中，是调节的第一手段，是调节的基础手段，是调节的最强有力的手段。如果说把它比喻成人的一只手的话，那它也是右手（左撇子除外）。

实践证明，市场机制是迄今人类发现和运用的最有效率的经济运行机制。但另一方面，市场又不是万能的，市场有失灵的时候，也有失灵的地方。市场必然导致经济上的垄断，不能消除有害的外部性，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对 公共 产品的需要，不能保证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不能自动保持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这些统称为“市场失灵”或“市场缺陷”。对此，西方 经济学 界一些流派主张用政府的干预作为“看得见的手”进行调节，笔者在上面已经论述了政府高于市场，它不能也不应该与市场平行。政府要做的事是通过采取一些列措施，对市场体系进行医治和修补，使之重新恢复生机与活力。但是当市场体系中的一些问题非政府能予医治与修补时怎么办？这就要求市场体系中另一只手左手——社会机制予以帮助。社会机制就是社会组织通过一定的行为，从政治、经济、 文化 、 道德 等各个方面对经济活动施加影响，以此促进整个国民经济良性运行。

四、供给与需求—— 社会 主义 市场 经济 的双足

商品经济是供给与需求的统一体，正如著名 经济学 家萨缪尔森所说：“神为了让人看见需求与供给，给了两只眼睛。” [5]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初期，供给与需求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一样，形影不离。在货币诞生之后，供给与需求相对分离，因而产生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但供给与需求作为矛盾的统一体，始终存在并贯穿于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之中，两者既相互排斥、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相互转化。一段时期，供给处于支配地位，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主导作用，一段时期，需求处于支配地位，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主导作用。就好像人的左右脚一样，时而左脚迈在前面，时而右脚迈在前面。当一只脚迈在前面时，另一只脚就应该主动跟上，并跨到另一只脚的前面，否则就无法前进。但这只是前和后的关系，不是长与短的关系，一长一短，便成为跛足。因此，供给与需求的暂时不平衡并不可怕，它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表现。但作为大脑的政府，要善于发现问题，当供给与需求严重失衡时，也就是经济出现跛足现象时，要及时采取方法，予以医治，使经济健康运行。

市场体系论文范文第9篇

主要著作有：《中国少数民族地区革命建设伟大成就》、《日本政府中小企业政策》、《美国的能源》等，曾为《人民日报》、《经济日报》、《香港经济导报》等15家报刊特邀记者、评论员和撰稿人。

邓永诚，高级经济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任国家物资部（总局）研究室副主任、政策体制法规司副司长、国内贸易部市场建设管理司司长、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市场体系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曾主持和参与编写过《物资法律制度读本》、《中国市场体系建设通论》、《中国商品市场大全》、《中国改革开放与跨世纪发展战略》等著作，著有经济论文若干篇。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30年，使中国经济完成了从萎靡到繁荣富强，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程。

中共十四大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载入中国史册，也走过了15 年，使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变革。

为了对中国市场经济体制30 年变革历程做一个总的回顾，我们专访了《中国市场》杂志创办人，曾在物资部、内贸部主管市场工作过的杨庆文、邓永诚同志，让这两位参与和见证中国市场经济成长过程的专家为我们回顾、展望一下中国的经济体制变革历程。

《中国市场》：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以市场化为取向进行改革的过程。也是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逐步树立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国经济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对于这个观点， 您二位有什么看法？

杨庆文：这个观点基本上我是认同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一直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从单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社会调节为辅”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再到十四大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逐步认识和提高的过程。在这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经历了风风雨雨，既有传统观念、传统思想方式束缚的影响，又有既得利益的社会力量的反对， 1979 年11 月26 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辑弗・吉不尼时就指出社会主义也是可以搞市场经济的。他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独有的。这一科学论点，直到1992 年10 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得以验证和实施。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此走向科学发展的道路，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邓永诚：我也认同这个观点。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是一个复杂困难的过程，企业进行这种“脱胎换骨”的改革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认知过程。再向市场转轨期间，许多企业对政府“断奶”，离开“母体”推向市场的大海洋感到茫然。许多企业只停留在“推进”二字上，消极被动地等着推，并不是每个企业都能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生产，所以造成产品积压；有的行政领导还沿用“行政设计”的老套套，凭个人激情为企业“设计出路”、“设计市场”。有的企业在转换经营机制的过程中，一方面反对行政干预，呼吁企业自，但另一方面又呼吁政府出政策，“保护主渠道地位”，把经济活动应有的自主性、开放性，看成是可以随意取舍的东西，自觉不自觉地投入了“行政设计”的怀抱。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为契机，清除“左”的思想干扰，坚定的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中国市场》：可以说，改革开放3 0 年，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绩是卓著的，但目前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我国要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任务仍然很艰巨？

邓永诚：是这样的。目前我国市场现实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企业还没有全部或真正成为市场主体。政府对企业干预多，企业对政府依赖大；个别地区封锁、行业垄断经营，企业地位不平等严重存在。二是市场业态和组织结构不健全、不配套、不同步。如：期货、拍卖、信托、典当、租赁、居间等市场没有解放前发达。资本、技术、信息、劳动力和房地产等要素市场，同商品市场相比发展滞后，特别是资本市场滞后已严重影响了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发挥，拖延了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进程。三是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低下。行业主管政府部门长期习惯于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不会或不善于用税收、信贷、价格、外汇等经济杠杆进行间接调控市场。四是市场法规不健全，市场监督不力，交易秩序混乱。很多交易方式和行为的规范目前还无法可依；同时对伪劣假冒、偷税、行贿等打击不力，形成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造成市场秩序混乱。五是我国企业与国际市场联系较少，参与程度较低。我国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出口对外依存度高，高端技术产品参与国际市场少。从总体上看我国商品占国际市场份额较小。

《中国市场》：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国家都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以后我们还应在哪些方面继续改革和完善呢？

杨庆文：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七大做了重点部署：一是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国家计划对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综合协调作用。因此，要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二是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门类齐全、功能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永诚：同时我们还要积极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这主要包括：加强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解决资本市场不适应经济发展的矛盾。改革和完善政府管理土地市场的方式，经营土地使用权一律通过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积极发展人力资源市场，建立健全市场化的用工机制和服务体系，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健全和完善技术市场，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技术成果转化。三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要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平等保护物权，从根本上确认和保障公平竞争这一市场经济原则。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和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是有机统一的。只有公有制经济始终居于主体地位，才能从根本上维护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只有各种所有制度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才能永远保持并不断增强中国基本制度的优势和活力。四是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下，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国际眼光，加强战略思维，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环境，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中国市场》：刘少奇同志早在上世纪60年代，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关心支持生产资料服务公司的创办，为开创市场作出了贡献。那么在经济学者中，你们认为还有哪几位值得我们怀念和敬佩呢？

杨庆文：一位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在左倾思想横行的年代，他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出社会主义也要遵循市场规律，很早就对“苏联模式”提出批判。特别是我在国家计委工作时，就聆听过他呼吁国家要重视利润，强调增强国力，讲发展经济就要牵“牛鼻子”。这些在当时很新颖的理论，至今让我们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