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研究论文范文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期货市场；国民经济；价格发现；风险转移

一、引言

我国期货市场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办以来。经历了不平常的发展道路。经过数年的整顿规范，我国期货市场的市场环境、内部结构、市场规模均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期货市场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期货市场交易规模近来出现了持续的恢复性增长。

值此期货市场蓬勃发展之机，我们更应该在反思中国期货市场走过的曲折道路的基础上，借鉴国际期货市场发展的成功经验，对期货市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深人地探讨，客观认识我国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揭示期货市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作用。这样才能够为促进我国期货市场的稳定发展提供理论上的保障。

二、文献综述

关于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即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观层面的理论分析。据其对期货市场经济功能强调重点的不同，研究可分为三大观点：首先是传统的观点，即认为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就是风险转移，如Samuelson(1965)首先将商品期货界定为“票据”，然后通过对完全竞争市场均衡价格的两种形式的分析，指出商品期货市场具有稳定价格(价格熨平)的功能，同时还具有风险分摊(套期保值)的功能。其次是期货市场的流动性理论，Working(1962)和Telser(1981，1986)认为，就风险转移而言远期比期货更有效。所以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风险转移，而在于为市场参与者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流动性。而Williams(1986)则提出了隐性借贷理论。他认为套期保值实质上是一隐性借贷行为，所以期货市场是一种隐性借贷市场。故而期货市场的重要作用应是规避信用风险，减低交易成本。综合上述观点，Hieronymus(1993)指出，最接近自由竞争的期货市场，其主要功能在于确定投机价格，提供风险转移机制和建立公平的融资渠道等几方面。

在国内，由于期货市场长期处于试点、整顿阶段，故而关于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发展作用的探讨一直都未停止，但这些探讨大都集中于宏观层面的实践总结。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常清(1999)提出，应在反思10年研究和试点的基础上，对诸如经济发展与期货市场建设；期货市场建立与市场经济改革；期货市场与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期货市场会否制造泡沫经济等有关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陈述云(2001)指出期货市场主要有以下几个作用：(1)有利于商品生产经营者改善内部经营管理，避免价格风险。提高经营效益；(2)为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提供价格决策信息；(3)有利于完善市场体系与市场价格形成机制；(4)有利于建立各种金融市场之间的竞争和均衡关系。姜洋(2005)认为稳步发展期货市场有助于确立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有助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助于推进商业银行转变经营机制，并且有助于健全我国石油安全机制。田源(2005)亦指出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功能，决定了它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能够帮助国家化解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趋利避害，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国家利益。而马文胜(2005)则将新形势下期货市场的功能归结为：(1)宏观功能，包括保护国民经济安全与国家利益、对产业调整起宏观调控作用和联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等三方面；(2)微观功能，包括价格发现与套期保值和形成良好投资渠道两方面。曹和平(2005)也提出：期货行业是一个能够直接为GDP带来增长的实物性产业。期货市场不仅能够发现价格规避风险，而且由于它自己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供给价格弹性比其它的银证期保类产业要快，这就使它能够成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剂。

综述国内外有关文献。我们可以发现期货市场作为高级的市场组织形式，具有形成价格进而优化资源配置的根本作用。故而期货市场的基本经济功能就在于：(1)风险转移功能，也就是期货市场通过套期保值能够有效的转移价格风险，其实质就是期货市场通过形成合理的风险价格(套保费用)，将现货市场的价格风险在套期保值者和投机者之间进行有效转移。(2)价格发现功能，也就是由于期货市场具有公开性、预期性和连续性的特征，期货价格能够准确及时地反映当前和未来的市场供求，从而优化资源配置。

在两大基本功能的基础上，期货市场可衍生出一系列具体的派生功能。首先是期货市场的宏观功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促进经济增长；(2)平稳经济波动；(3)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其次是期货市场的微观功能，主要是帮助企业转移价格风险，锁定生产成本，保障经营收益。事实上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作用也就在于此。

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虽然国内外在这方面的探讨很多。但前期文献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足。前期文献的理论探讨多为局部均衡分析或简单经验判断，尚未发现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运用金融经济学基本理论对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进行规范分析的成果；同时全面系统地理论研究期货市场功能发挥状况的具体文献也几近于无。这就说明国内外在这两方面的工作实际尚未展开，而这种状况既与目前国内期货市场高速增长的现状不相适应，更会阻碍未来我国期货市场的稳定发展。

所以，下面我们即对期货市场的两个基本经济功能进行深入系统的理论分析。

三、期货市场通过风险转移功能优化资源配置

这部分的研究我们主要从微观角度人手，讨论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期货市场没有出现以前，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要承担来自于季节性的变化、自然因素的影响和政治因素的影响的全部价格波动的风险，这种风险会给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失。期货市场出现以后，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可以通过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交易来将价格波动的风险有偿转移给愿意承担风险的投资者。这就是期货市场的风险转移功能。

我们认为，期货市场通过风险转移功能能够优化资源配置，这一点可以通过下面的局部均衡分析来证明。

不确定的价格会影响到风险厌恶的厂商的生产行为。对于这一点，理论界早有研究。早在1971年，AgnarSandmo就在模型中严格证明了，风险厌恶的厂商在面对不确定的价格的时候会减小自己的产出(Sandmo1971)。但是一旦存在远期市场、期货市场及期权市场等这些可以进行套期保值的金融市场的时候，厂商可以将自己面临的价格风险转移给金融市场中的买方和其他投机。Holthausen(1979)及Lapan等人(Lapanet．a1．1991)也证明了当期货价格与未来现货价格的期望相等时，也就是所谓的期货价格是无偏的时候．厂商的产量与它面对一个等于未来现货价格期望的确定的价格下所选择的产量一样。这也就是说。通过包括期货市场这些金融市场的引入，可以提高厂商的产量(相对没有这些市场时而言)。

在现有的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将主要对不存在期货市场和存在期货市场两种情况下风险厌恶的厂商的生产决策研究，以此发现期货市场风险转移功能对市场参与者的福利的影响情况，从而证明期货市场的确能够通过风险转移弥补现货市场的不足，优化市场资源配置。

1．无期货市场时的厂商决策。

在这部分中，我们遵循Sandmo(1971)的框架，分析没有期货市场时厂商的生产决策。我们假设：

(1)厂商处于完全竞争市场。

(2)厂商从其利润中获得效用。其效用函数为一个以

2．存在期货市场时的厂商决策。

此处我们在模型中引入期货市场，并研究这一市场的引入对厂商生产的影响。为了分析的简便，我们这里借用Hohhausen的假设，即市场的参与者并不是像现实中那样在期货合约到期之前平仓，而是持有期货合约一直到期并履行合约。因此，实际上这里讨论的更像是远期市场。但是只要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之间的无套利关系能够始终成立，这里的分析就可以很容易地推广到真实期货市场的状况。

假设厂商在期货市场上有总量为h的套期保值头寸。期货合约的当期价格为f，未来价格为b。则厂商的最优化问题可以写为

由(10)式可以得出结论：当存在期货市场时，厂商的生产决策只受期货价格b的影响。当期货的价格等于未来现货市场的价格的期望时(b=E[P]=μ)，厂商的行为与完全竞争条件下面对确定价格时的行为一样，即而厂商的风险厌恶程度仅仅影响厂商在期货市场的头寸。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没有期货市场的情况，期货市场的引入能提高厂商的产量()，达到资源配置优化的产量。

进一步，当期货的价格b<μ时，厂商的产出低于价格为确定时的产出。此时期货市场的引入是否会增加厂商的产量(相对于没有期货市场，而价格又是不确定的情况)，是不确定的。具体要依期货价格而定。而当期货的价格b>μ时，厂商的产出高于价格为确定时的产出。这就说明，如果期货市场非有效，则其对现货市场乃至资源配置的作用很可能是负面的。

基于微观角度，我们发现在不确定的情形下，有效率的期货市场确实能够弥补现货市场的不足。即其通过转移厂商面对的价格风险，促使风险厌恶的厂商做出有效率的产量决策，从而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

四、期货市场通过价格发现功能促进经济增长

下面我们从宏观的角度，分析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的作用。

作为期货市场的基本功能之一，所谓价格发现是指在期货市场上通过公平竞争、高度透明和集中交易的方式所形成的，最接近市场真实需要，能够反映当前和未来供求关系，指导现实生产和经营的价格水平。

由于现货价格在形成过程中的时滞性、分散性和更重要的信息不对称性，其价格的真实性受到严重影响。以其作为市场信号，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形成高昂的交易成本。而由于规则公平，买家和卖家众多，期货市场积聚了各方面广泛信息。由此信息集中过滤所形成的期货价格，必然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真实的供求状况及其未来价格变动趋势，形成正确的价格信号。这样通过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就显著地降低了相关商品的交易成本，促进了商品的交易乃至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根本作用就是显著降低商品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

Williams(1986)则从另一角度论证了期货市场降低交易成本的基本作用。他指出原则上任何一种商品和服务都应有一个市场，但为了降低整个交易成本，市场的数目应在满易需要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有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必要在有形的市场中交易，而可以在隐性市场上进行交易。两个有形的市场交易一般就可以衍生出一个隐性(市场)交易。事实上现货市场、期货市场和借贷市场就是这样相互联系的。所谓套期保值，就是期货交易和现货交易的结合，其实质包含着一种隐性的商品借贷交易。所以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期货市场是一种隐性借贷市场。故而期货市场的重要作用应是规避信用风险，减低交易成本。

下面我们采用Yang和Borland(1991)建立的新兴古典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研究期货市场是如何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促进经济增长的。

由上可见，交易条件越好，交易成本越低，则分工的演进就越快，专业化经济优势就越强，从而经济增长也就越快。

而期货市场恰恰就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我们可以延续上述思路具体分析一下：

在t=O时，分工水平很低，每种贸易品均有多个生产者。因而购买者可以选择其中任一，即使购买者在这一生产领域已停止人力资本积累。所以此时存在一个瓦尔拉斯机制。然而可以证明，由于熟能生巧和专业化经济，经济可能演进到极端分工的状态：每种产品只有极少生产者，每个人作为他的专业产品的出售者就是一个垄断者，而作为其它产品的购买者，相对其中的生产者而言是没有竞争力的(因为此人已停止在此领域的人力资本积累)。所以在t很大时，存在一个对称的多边垄断机制，垄断造成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了阻止专业化经济优势被充分利用的内生交易成本，从而影响了经济增长。

而以期货市场为代表的长期合约制度安排，可用于限制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内生交易成本。如前假设，所有交易都是通过一个合约系统和一个期货市场来进行谈判。在t=O时期的一个瓦尔拉斯机制决定所有的长期合约。这些长期合约不能在以后重新谈判。t=-O时期任何人都没有生产活动的经验，因而人们事前完全相同并无“专家”与“外行”之分。因为所有的交易通过合约系统被在t=O时期运作的期货市场完全决定，因此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者会从熟能生巧中获得垄断权力，但在合约签订之时还没有垄断权力存在。与所有人的理性预期假设结合，t=O期的瓦尔拉斯机制是可行的。因此期货市场的功能就是消除由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内生交易成本。如果没有期货市场，由熟能生巧和专业化经济引致的机会主义行为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根据新兴古典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我们发现期货市场能够降低经济体系的内生交易成本，促进社会分工水平的提高，最终促进经济增长。

五、结论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基诺族；经济形态变迁；嵌合

Abstract:

TheJinuo,oneofChina’smountainousethnicgroups,enjoyedatraditionaleconomicpatternmostlydependentontheprimaryslash-andburnfarmingtogetherwithfoodforageandhuntingactivities.Inthissituation,economy,embeddedwiththesociety,wascombinedwiththeactivitiesofeducation,religion,anddancing.Peoplefollowedaprincipleofmutualassistanceandbenefit.Later,theembedmentbetweeneconomyandsocialcultureoftheJinuopeoplehadbeentotallybrokensincethepracticeofthepeople’scommune,especiallythereformofhillsidefieldandforestsystem,andtheintroductionofthemarketeconomy.TheJinuo’seconomy,asynchronouswithitssocialchange,hasturnedfromamutually-benefitedoneintotheoneorientedtothemarket.Duringthiscourse,thetraditionalcultureoftheJinuohastakenonradicalchanges.

Keywords:theJinuopeople；thechangeofeconomicpattern；embedment

今天，当我们用经济人类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各个民族的经济形态的演变情况时，不由得想到了经济人类学家卡尔•博兰尼，他认为就社会与经济的关系而言，社会是首要性与支配性的。在他看来，在十九世纪之前，人类的经济是附属于其社会关系之下的，经济对社会而言，是一种“嵌入”的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是镶嵌于社会体制之中的。博兰尼认为，虽然没有一个社会不依靠一定的经济制度而存在，“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没有一个时代的经济是受市场的控制（即使是大体上）而存在的……事实却是：在交易上图利从没有在人类经济上占过如此重要的地位。虽然市场的制度从石器时代后期就已普遍出现，但它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只不过是从属性的。”①然而到了十九世纪，社会成了市场社会，市场经济不再是“嵌入”社会，而是相反，市场宰制了社会。

具体到中国的情况，我们知道九十年代以后，中国逐步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日益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了。而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经济形态处于自给自足或者是处于互惠经济中的各个民族，他们在从传统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演变的过程中，其变迁的实质是如何的，这种变迁与各个民族的社会文化的关系又是如何的，是值得从事民族经济研究的学者关注的，因为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民族经济变迁与社会文化变迁的关系。本文即是应用博兰尼的理论来分析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之一的基诺族②的经济演变情况，从而来探讨在此过程中基诺族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一、基诺族的传统经济形式③

20世纪50年代以前，基诺族的经济生产，实行村社土地公共所有制，处于以刀耕火种的山地农业为主，以狩猎、采集等为辅的经济状态。

1.刀耕火种山地农业

基诺族聚居的基诺山和散居的地区全部是山地，没有成片的坝区。农业生产全部在开垦的山地上进行，是典型的山地农业。刀耕火种是山地农业的主要耕作方法。通常在春节后或上一年底开始砍树，待被砍倒的树木晒干后便焚烧，烧后的草木灰布满地面成天然肥料，有的厚达一二寸，此后稍事平整即行播种。耕地采用轮种制，轮作时间有一定年限，一般为烧一次荒种一年，少数种二年，然后丢荒。

2.狩猎

在基诺族的传统经济中，狩猎是基诺族男子的主要副业，也是基诺族获得肉食来源的一项重要活动，在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基诺山原始森林里动物繁多，基诺族人传统狩猎对象大致可分为兽、鸟、鼠三大类。他们常用的狩猎工具是：外地买来的火药枪，自制的弩，用棕绳搓成的支在鸟类通过的地方的扣子，设在野兽常走的路上的弯弓，打马鹿、麂子、野猪、野牛、老熊等的毒箭和跳枪。基诺族打猎有三种形式：一种是村社组织的集体打猎。第二种打猎的形式是几户联合起来打，即谁家发现较大的野兽踪迹，便约几户一起去打。第三种形式是个人发现后自己去打。

3.采集

采集是基诺族女子的主要副业。基诺人经常性的副食蔬菜靠采集，于是妇女们在农业劳动中必背一个大背箩，以装随时采集到的各种野菜、竹笋、菌子等。大多数采集物现采现吃，有的需经过加工，存放着以备常年食用。在湿热带森林中植物繁多，可以采集食用的野菜类有：耳朵菜、青树的果与嫩叶、梨板菜、马蹄根、芥菜、薄荷、鱼腥草、野豌豆、刺五加、香椿、大刀豆、麻根、橄榄皮等。竹笋类有：甜竹笋、若竹笋、毛竹笋、麻金竹笋、大泡竹笋、斑竹笋、金竹笋等。竹笋可以鲜吃，也可以经过泡、晾、烫、腌、压、浸等加工后贮存起来，常年备用。菌类有：木耳、鸡枞、牛舌菌、奶浆菌、大红菌、辣菌、白参等。菌类多数随采随食，但如木耳、鸡棕、白参等亦可晒干贮存，常年食用。果类有：芒果、毛荔枝、青果、涩梨等。此外还有人工培植的香蕉、芭蕉、黄果、桔子、泡果、番木瓜等水果。块根类有：青山药、绿山药、硬壳山药、黄山药、四菱、蘑芋、芭蕉根、滕萝卜等。虫类有：蝉、蚂蚁、蝌蚪、蟋蟀、酸蜂、蜂蛹等。

4.传统经济形态存在的条件

基诺族以刀耕火种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高原山地农业自成体系，其存在的条件主要为：（1）生产的组织形式即氏族长老制。长老集团发挥着维护氏族土地制度、组织实施刀耕火种生产等重要职能；（2）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即以氏族所有制为主的土地占有形式；（3）刀耕火种的生态基础，足够面积的至少被规划为十三大片的林地，以资轮歇耕种；（4）足够多的森林为狩猎和采集各种动植物提供可能；（5）与刀耕火种各阶段和环节相联系的符号体系和农耕礼仪，起到对传统知识的强化和传承作用。

二、基诺族经济形态的变迁

1.农业生产方式的变迁

传统上，基诺族村民的经济生产是以刀耕火种的山地农业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生计经济形式。后来受傣族影响，到四十年代开始开挖小块的水田，出现一定的水稻种植。特别是到化时期，农业学大寨，又改造了一些梯田，开挖了一部分水田，水田农业成为人们生产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水田改造破坏了大量森林，但传统的生产方式在人们的生产中仍占主导地位。这种生产形式基本解决了村民的温饱问题。1982年和1983年基诺山分别实施“林业三定”“林业三定”即划定山林权属、划定社员自留地、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和“两山一地”“两山一地”即责任山、自留山和轮歇地划分到户。政策，基诺族土地集体所有制被打破，山地、林地、水田等逐渐承包到户。同时当地政府提出了“以林为主，在粮食自给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综合发展”杜玉亭：《基诺族识别四十年回识——中国民族识别的宏观思考》，载《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第61页。的发展思路，茶叶、橡胶、砂仁、西番莲等经济作物被大量引进和种植，因而山地面积变得越来越小，传统的轮歇耕作形式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特别是九十年代初期以来的一段时间，上述作物价格可观时，村民更是大量种植经济作物，部分村民甚至不再耕种山地，改以种植经济作物。这时期，部分经济收入较高的村民有能力购买诸如电视机、摩托车和农用拖拉机等生活、生产用具。然而19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上述经济作物价格的普遍下跌，村民的经济收入也随之下滑，放弃山地劳作的村民又开始耕种山地。今天，国际资源市场等因素像只看不见的手在影响着基诺族的日常生产、生活，村寨居民往往只能被动去适应。例如，2001年基诺山砂仁价格为70～80元/千克，但仅过1年砂仁每千克的价格仅为28元左右；再来看橡胶，据村民讲，在基诺山橡胶一般要种植7—8年后，才能开割，而在泰国已经出现了栽种4年之后就能开割的橡胶树，并且其出产的胶，价格仅为西双版纳这边的一半；西番莲也一样，刚种植时价格很好，家家户户都种植后，价格马上下跌。很显然，国际市场的变动情况已经与基诺山各个村寨村民的生产、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了。

2.集镇贸易的兴起

目前在基诺山与村民直接发生作用的集镇主要有三个：（1）勐腊县的勐仑镇；（2）基诺山基诺族乡政府驻地；（3）西双版纳州府所在地允景洪。基诺族村民骑摩托车或驾驶拖拉机来往于村寨与上述三个集镇之间，这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此举一例为证。在勐仑镇，曾经出现新老两个农贸市场“争客”的现象。老的农贸市场为了保证自己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经常到半路抢购社区基诺族村民的农副产品，然后拿到自己的市场出售，而新的农贸市场的做法是允许附近村寨（包括巴卡社区）的村民进入市场出售农副产品，卖不完的由市场负责全部收购；另外新的农贸市场管理者请附近寨子（包括基诺山的三个寨子）的村干部吃饭，并且还发给每个村干部200元钱。最后，新的农贸市场赢得了竞争。现在村民出售农副产品、野菜、野果等都在新农贸市场，并且每人每次要交纳2块钱的摊位费。显然，市场的力量已经介入到社区的日常生产、生活之中，成为居民不可回避的作用力。也就是说，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运行模式正在形成。

3.民间经济往来的变化

而在民间经济往来方面，也即村内交易上，外来的老板经常到基诺村寨收废胶、包谷、扫把花、野菜等，基诺人自己也开起了小商店、碾米房，甚至有的村民开着拖拉机，走村串寨炸米花。外来的商客和本民族的坐贾行商，一方面带来了山区之外的信息；另一方面也在改变着村寨的人际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基诺山也出现了雇佣关系，村民雇佣傣族、汉族为自己建盖房屋的现象也不再新鲜；基诺族村民到其他寨子或在本寨子承包工程也时有发生。显然民间经济往来形式的变化是基诺族传统文化解体的促动因素之一。传统的村民之间互通有无，互利互惠的关系正逐步消失。

三、基诺族经济形态变迁与其社会文化的关系分析

1.经济变迁与技术文化的关系

进入到1950年以后，基诺山先后经历了五十年代初的“直接过渡”；1957年设置的基诺洛克生产文化站；1958年的民主补课，发动群众按既定比例重新划分阶级，对被划为地主、富农的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没收其浮财和底财，开展化运动；六十年代的；七十年代的农业学大寨；八十年代落实“林业三定”和“两山一地”政策；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等政策变动和社会变革，主要参考《景洪县志》编篡委员会：《景洪县志》之《大事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渐渐地基诺族刀耕火种农业存在的各种条件消失或变迁了。

时期强调以粮为纲，基诺山有水、地面稍平的地方都把树砍光开了水田，而刀耕火种农业则被认为是一种“种一山坡，收一箩筐”的低效的、原始落后的经济形式，而成为国家欲加以改造和消灭的对象。此时的生产也不再由氏族长老根据传习和积累的经验来组织进行，而是由生产队来统一安排，记工分，吃大锅饭，显然刀耕火种的传统组织形式已被取代。而在六十年代中，基诺山的各种鬼门被堵死，各种与刀耕火种农业生产体系相联系的农耕礼仪、祭祀活动都被贴上了封建迷信的标签而被禁止，也无人敢再搞。接着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人们战天斗地，为开梯田，大面积砍伐森林，加上修公路等活动，以至到80年代，整个西双版纳的森林覆盖率从五十年代初的65%下降到30%以下。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43页。可见基诺族刀耕火种的生态基础已遭严重破坏。而到1982年和1983年以后，基诺族的山地、林地都明确了权属责任，基本上承包到了各家各户，因而刀耕火种生产体系中的号地仪式也就变得多余了。并且由于山地不保土，连续种2到3年后，地内的表土变得越来越少，此时为恢复土地肥力，就需对地块进行轮歇，然而土地分配到各家固定使用后各家的地块数量和面积减少，原来连续耕种1到3年的山地，现在至少要连续耕种5到6年后才轮歇，因此以前靠天吃饭，现在就靠化肥、农药吃饭。毫无疑问，刀耕火种的原生形态已发生了巨大改变，与此同时与之相适应的各种物质文化形态也发生了变异。生产使用的劳动工具如点播棒消失了，生产的刀耕形式被锄耕和犁耕所代替，种植的旱稻品种从几十种上百种减少到了现在仅存的十多种，而且随着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许多村寨的村民已基本不再种植旱稻，经过基诺人祖祖辈辈培育、种植的旱稻可能随着刀耕火种农业形态的彻底消失而消失。

基诺族刀耕火种农业形态的出现和发展是基诺族与高原山地森林生态系统长期互动的结果。“刀耕火种是山地民族的一种生计，是他们对山地森林环境的适应方式，是森林孕育的农耕文化，是一个山地人类生态系统，是一个文化生态体系。”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37页。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种文化体系即将全面退出历史舞台，出现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是生态环境的变迁，使得刀耕火种的生态基础丧失了，而更深层的原因是与之相联系的基诺族文化体系的整体变异。

2.经济形态变迁与制度文化的关系

传统上基诺族社会是以长老制为中心的均质化社会，对于这种社会制度文化我们可称其为“卓巴文化”，其包括的内容主要有：（1）卓巴等长老的产生机制即根据年龄自然传承；（2）卓巴等长老的功能发挥，即执行传统法规、调整村社内的各种关系、维护土地所有制等；（3）卓巴权威的象征大鼓；（4）卓巴等长老所主持的仪式活动，如选铁匠、祭鼓、跳大鼓舞、号地祭、砍地祭等。虽然此种文化曾受傣族土司统治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通过其在基诺山的人间接发生的，并且是基于基诺族的传统来进行的，因而“卓巴文化”的基本形貌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也因战争频繁政府无暇顾及地方建制的实质性运作，因而基诺山仍然延续着旧有的村社政治与文化结构；而从五十年代至今，经过多次建制变革和社会运动，基诺山各个寨子都建立了现代国家下的基层管理、组织形式。村社干部取代了长老成为基诺族村寨管理的中心。村干部在生产组织、仪式活动、调解村民纠纷等事务中取得了传统长老的角色。从前长老的权威是自然形成的，其权威的合法性是由村寨的传统所决定的，其年龄以及与年龄相长的经验是其发挥作用的依据。而今天村干部的权威来自上级政府或者说国家，其要保证的是国家的政策和法规在村寨的无违，执行的是上级政府的决策。因而在村民心目中，他们是当官的。在仪式活动方面，以往长老们所主持的多与生产的世俗性相关联，代表着人们的各种祈盼和希望，长老们用神圣的方式实现着世俗的目的。而现在传统仪式的神圣性，随着世俗功能的减退而消解。人们在相信化肥、农药的同时，传统仪式的延续也就失去了群众基础和信仰基础，偶尔的出现也变成了纯粹的表演。3.经济形态变迁与观念文化的关系

传统的基诺族社会是一个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合为一体的社会，因而在生产方式的变迁过程中，伴随的是基诺人的社会组织制度、、伦理道德、财富观念以及认知方式的变异。以往基诺人生活的深山密林中充满着鬼怪神灵，有的树如大青树是不能随便砍伐的，有的水是不能喝的，而有的地方是不能大小便的，上山打猎时，山林中的一些动物是不能打的，如巴卡小寨的人就不敢打野牛，他们认为犯禁打了不该打的动物家里的牲畜会得病，而且时间、地点不对的行为往往会给行为者带来疾病，甚至夺走他的生命。在村寨的四周，在山地的周围都有各种鬼怪，为防鬼怪侵扰通常的做法是在家里面放置姜巴、在房屋的周围挂上达了，在地棚边栽种几棵姜、芋头、鸡公花、并挂达了，“这样鬼怪就不敢来了。”；而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从传统来看，基诺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相互协作，互通有无，形成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尊老爱幼，一家有事全寨支援的良好社会风尚；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基诺人信奉取之有度、用之有度的生态伦理。砍地、烧地时，大树都不连根砍倒，而是留着长长的树桩，烧地时也不把其烧死，等轮歇后不久其即又发新枝，因而传统的轮歇地生态易于恢复平衡。而且人们每次上山采集带回来的野菜、果子和菌子等仅为一次食用，而不囤积贮藏。在他们的观念中“今朝有酒今朝醉”是合适的生活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山林中有足够多的野菜、野果供采摘，有大量走兽可猎获，大自然就是天然保鲜库，今天用完，明天要用现去取来；另一方面在人们的欲求上，并没有积财的牢固观念，吃饱穿暖人们即可满足。人们的荣誉、名望并不依凭财富来建立，刀耕火种的经验技能、狩猎的技术、歌舞才能、巫师的灵异、仪式程序的掌握等，这些都是人们自我实现的希望所在，都是声威所出的源头。然而上述这些社会情景都渐渐成为了历史，人们对自然、对神的敬畏随着消灭封建迷信思想的运动而丧失，神灵越来越少，山林也越来越稀，人与人之间讲报酬、明算帐，同一村寨的人即使是同一家族的人搭次便车坐一次拖拉机都要出钱，为了生存、积财深夜2、3点钟就起床上集市占摊位卖菜成了人们的日常事务。另外偷盗现象也时有发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风尚正在改变，传统的仪式程序、节日内容、庆典活动正在消失或变异。并且随着电视等大众媒介的涌入，人们的审美趣向、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都深受影响。无疑，今日基诺社会同以往相比变化是巨大的。而这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基诺族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分离。

四、小结

纵观基诺族的经济变迁过程，我们会发现，从其经济形式的实质内容来看，发生了两次较大的转变，一次是在五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干预

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逻辑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在各国的实际运行，暴露了它的内在悖论。正如德国的罗伯特·库尔茨所总结的那样：“自由主义因此积聚下自己的核心矛盾：一方面以‘自由’和独立的个性为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又创造出别名为‘龙形海怪’的具有镇压性质的国家机器……一方面承诺‘看不见的手’具有造福人类、促进繁荣的作用，另一方面又造成世界范围内人为的和史无前例的大众贫困。”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实际运行之间的矛盾是在多个方面展开的。

一、自由市场经济的出现不是自发产生而是人为的产物

新自由主义者坚持自由市场的出现是自发产生的，而不是人为作用的结果。米塞斯说：“从‘自然本性’讲，我们也许并不喜欢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地方，但是我们不可能改变自然进程的性质。”米塞斯的话毫不掩饰地表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的产物，因而市场经济是天然合理的。哈耶克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经由一个自发的演进过程而来的，而这一过程与政府的强制力量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自由市场的选择和扩张绝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和平进化过程。格雷指出，19世纪英国的自由市场体系并不是无数渐进变迁的结果，而是政府采取强制措施的产物。“在任何社会中，受限制的市场是正常的，而自由市场才是策略、规划和政治高压的产物。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必然在中央计划之下产生，而规范的市场则是自然产生的。自由市场并不像新思想家们所想象或声称的那样，是社会进化的馈赠品，而是社会工程和坚定的政治意志的一个有目的性的产物。”

对于新自由主义者为自由市场经济的自发进化所作的辩护，有些学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迈克尔·佩罗曼认为，至少在资本主义早期，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比，商业生产方式并不占优势，它们甚至有些落后。但在资本家看来，商业生产方式无疑是最有效率的，因此他们有强烈的动机去打破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以便获得劳动力。但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具有的封闭性和完整性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扩张构成了有效的抵抗。如果不借助于市场以外的强制力量，要想把这种经济方式下的农民转变为雇佣劳动者，将会非常困难，而且也会颇费时日。为了维护资产阶级自身利益，各国政府先后采取了多种强制措施来干预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退一步来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之后，完全就是一种自发进化的情景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哈耶克本人也认识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发进化过程完全有可能陷入困境，存在某种毁灭既有经济秩序和制度的可能性。尽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经历了多次的经济政治危机，但它却始终没有被其他制度所代替。这一事实恰好表明，不能仅仅依靠自发的秩序和力量来维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而必须依靠某些社会组织和团体的有意识的引导和规范。

二、名为自由竞争实为国家干预

新自由主义一向提倡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过多干预，但实际上，新自由主义更多的是依靠国家来推行自由主义政策，并获得巨大的利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控制着经济和社会资源的一般都是大实业家阶层。拉尔夫·密里本德指出：“有大量证据表明，根据社会出身、教育和阶级状况，那些在国家体制中控制着所有支配职位的人，主要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来自实业界和有产者，或是来自自由职业中等阶级……这些国家中绝大多数男人和妇女们，始终被那些来自其他在经济和社会上较为优越的和相对来说较为疏远的阶级统治、代表、管理、审判和在战争中指挥，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一个基本事实。”显然，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要保护的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因为这涉及整个资产阶级的生存和统治。沃勒斯坦说，在现代世界体系里，规则的最终制定者不是别人，而是国家，它在确保维护利益，如财产所有权和契约精神等方面扮演主要的角色。没有国家制定切合现实的各种规则，资本主义活动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利润。因此，所有实际的资本家都喜爱和尊崇国家，与特定的国家政府打交道，以换取订立一些有利于他们的规则。正如乔姆斯基指出的，居于统治地位的经济利益集团非常虚伪，它们一方面希望并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津贴，保护它们的市场不为竞争对手所占领；另一方面又要求政府不向它们征取税收或者要求政府不要过多地保护那些非商业阶层的利益，特别是不要过多地保护穷人和工人阶级。政府机构日益庞大，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它们毫不掩饰地只去满足部分阶层的利益。

以自由竞争面目出现的市场经济，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都远未涵盖经济生活的全部。布罗代尔说，那些大资本家们总是尽量避免专业化的局限，总是试图染指贸易、生产和金融等所有部门。因为唯有如此，他们才能有望取得垄断优势，获取高额利润。事实上，自由竞争原则发挥作用的区域总是低额利润区域——微型资本主义，而大资本行使垄断权的区域则是投资和资本高速形成的区域，具有非比寻常的利润。为了更为有效地排斥竞争力量的压力，大资本家常常求助于国家的介入和干预。对于国家力量在限制自由竞争上的作用，大资本家显然比西方经济学家们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一位华尔街大亨在一篇文章中呼吁政府加强对金融领域的管制。他强调：“表面的说法是‘市场’会惩罚那些在金融体系中的不法者。但是，在监管金融机构的工作中，市场并不灵光……在这种严谨的监管形式下，华尔街的公司可能要符合更严格的资本要求，以及对其控股公司的所有活动进行更严厉的监管。因为失去很多专利，证券公司的数目和规模最终会缩减。”显然，最后一句话暴露了他的真实想法，那就是通过政府干预来减少自由竞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绝对不是自由主义所说的那样处于对立的地位。恰恰相反，两者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三、新自由主义的双重标准：对外自由贸易对内保护主义

在人们的观念中，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向来是实行自由贸易的楷模。美国学者保罗·贝罗奇戳穿了西方自由主义标榜的自由贸易神话，向世人指出：“在历史上，自由贸易属于例外，而贸易保护才是常规。”西方发达国家自己并不搞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但总是要求落后国家实行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他们经常指责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干预过多，但他们自己实际上不仅没有放弃国家干预，甚至还把国家干预这个看得见的拳头挥向别国。西方国家在国际贸易问题上，自己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却总是要求别国搞贸易自由主义。美国政府对外宣扬自由贸易、对内实行保护主义的种种做法，就连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弗里德曼都感到羞耻。他说：“我们声称我们信仰自由竞争和自由市场，但我们却设立贸易壁垒，以‘保护’国内生产者免受竞争的威胁；我们声称我们信仰政府最少地干预经济活动，但我们的政府却制定了进口配额，并实行政府支持农产品的价格政策而向国外进行出口倾销……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把我们看作是伪君子，它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

历史已经证明，英美统治者都是以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当少数资产阶级利益需要加强政府干预时就加强政府干预，需要放任自由时就放任自由。他们绝不会完全照搬新自由主义的教条来解决问题。即使在美国里根执政时期和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英国政府实际上推行的也不是什么纯粹的新自由主义，而是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混合，他们只是放松了国家干预，并没有放弃国家干预。他们推行的虽然有不少新自由主义的东西，但也有凯恩斯主义，他们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许多关于减少国家干预的主张并没有接受。乔姆斯基指出，实际上，这种情况并不具有讽刺意味，而恰恰是那些鼓吹自由市场准则的国家的正常运作模式：市场开放规则只对你，不对我；除非“游戏场”正好向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生偏斜，而这种偏斜在典型情况下都是国家大规模干预的结果。经济史的事实表明，在经济上获得成功发展的国家都是那些“肆意地违反公认的自由市场原则”的国家。总的来说，正如有人提到的那样，在振兴本国经济方面，自由主义的美国人更倾向于采取干涉主义的政策，他们比社会主义的欧洲人更相信政府的力量。

四、等待戈多：自由市场经济的长期繁荣

直面两极化趋势日益严重的大量事实，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捍卫者宣称，美好生活总会惠及到广大民众，只要加剧这些问题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畅行无阻。实行放任自由市场经济的结果，大大削弱了大多数政府控制其国内市场、金融投资的能力，全球经济的金融泡沫更迅速、更大规模地扩展开来。推行新自由主义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发展遭到了致命的打击，经济安全、民族独立、国家不断弱化，国内贫富差距和南北差距不断拉大。

英国经济学家安·麦迪森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曾经历过三个最成功的时期，它分别为：自由秩序时期(1870～1913年)、黄金时期(1950～1973年)、新自由秩序时期(1973～1998年)。这三个时期中经济发展最快的则是黄金时期(1950～1973年)，而这正是发达各国在实践中主要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时期。麦迪森的这个研究分析虽然不一定十分精确，但至少有可供参考的价值。从经济增长维度来判断，最能推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是凯恩斯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而不是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如果不仅考察经济增长问题，而且考察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面情况，那么很明显，新自由主义的全面推行带来了严重的问题。简单地说，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几乎都发生了经济萧条，甚至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从实施新自由主义的全面结果来看，其带来的问题则更多。有人认为，波兰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成功的转型国家，但这是经不起推敲的轻率结论。波兰政府副总理、总统经济顾问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是这样回应这个问题的：“转型国家再也不能重复新自由主义的老路，而是要走一条超越新自由主义的新路；波兰的成功来自于抛弃了休克疗法，而非相反；毫无疑问，‘休克疗法’这一政策失败了，而且，依据‘休克疗法’的方式进行的思维与行动，导致了生产的大幅滑坡，‘休克疗法’应当对如此悲惨的后果承担责任。”可见，对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我们不能指望它会自动带来长期的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而必须有相应的机制、规则来约束它。“如果我们想保护环境，减少贫困和失业，避免恶性竞争的后果，那么自由市场就很有必要由强有力的道德框架、社会凝聚力和有理性的政府干预来支撑……因为假如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自由追求与社会的合作和强有力的政府之间必要的平衡被打破而无法修补的话，那么持续的人类进步就不太可能了。到那时，人类就会完全乞怜于自由市场——沦为它的奴隶，而不是成为它的主人。”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要探索学校德育工作的新思路，必须首先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积极主动实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商品经济观念的教育，引导学生全面正确地认识社会和人生，增强学生在复杂社会环境中的适应能力和辨别能力，大胆清理那些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并严重影响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提高的陈腐观念。学校德育工作应着眼于提高学生整体素质。拓展丰富德育工作内容，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系统安排，精心组织，确立德育工作所包含的道德品质、政治观点、人生观和世界观等基本内容，挖掘德育工作潜在力量，有目的、有计划、有内容、有形式地开展好德育工作。在开展德育活动中一要摆正德育工作与教学工作的关系，做到教书育人并驾齐驱，克服存在的片面注重教学而忽视德育的现象；二要在德育中突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的理解，学好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辟论述。钻研引导学生学习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突出市场经济的主战场，特别要结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育、完善，有针对性地分层次，科学地抓好党的基本路线、改革开放、爱国主义和“两史一情”教育。当前深入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学校开展德育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这是团结全国各民族人民，特别是培养教育中学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奋斗的坚实政治基础。三要选准德育工作的突破口。在开展德育工作中，要切人主题，摸准不同时期学生的思想实际，抓住学生的思想“热点”，培育一代新人应有的道德品质，教育他们公正、诚实、勇敢、文明礼貌、关心集体和热爱劳动的高尚品德，养成勤奋、刻苦、向上的精神，使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找准自己的坐标，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之材。

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这一社会背景格局的转换，使得许多传统的理论、观念、价值标准等都受到了挑战。因此，深化学校德育改革，开拓德育工作新局面是我们做好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任务。做好这项工作须在两个方面突破，第一是要突破过去“管人”、“防范”的管理模式，转轨到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各种实际能力。学校教育在人的成长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教育不是万能的，单纯的知识教育替代不了德育。学校德育工作过去由于受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存在着包得过多，管得太死，多为指令性运动的活动，这些弊端不利于德育工作括力的发挥，必须加以克服。要敢于破除那些不适应新形势的旧思想观念的束缚，建立正确的导向，形成多层次的追求，遵循学生心理、思想发展规律，为德育创造良好的氛围，构建生动活泼、形象有效的德育体系。第二是突破片面的追求升学率的办学模式。当前就学校内部而言，其工作重点主要抓升学率。学生书包沉重，课业负担越来越重，胳、智、体发展不平衡，严重违背了教育方针和教育规律，给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影响，并导致学生在校就读重智轻德的现象。为此，加强德育工作势在必行，迫在眉睫。抓好学校的德育工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我们必须将这项关系到我们民族未来的跨世纪育人工程摆到重要位置，提高到战略高度来认识。

我们德育工作者在学校德育工作中起主导作用，肩负着教育培养青少年成长的重任。在加强学校德育工作中我们不仅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同时要注意克服心理定势，摆脱计划经济下的德育模式，不断研究市场经济及其对青少年全面影响的新情况，因势利导，开创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德育工作新格局。

二、德育工作的新尝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德育工作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德育工作上做以尝试。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做好德育工作上要坚持一个中心，抓住两个重点，发扬三个特色，形成五种教育合力，最后实现育人目标和办学目标。

（1）要坚持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个中心。德育是首位，经济建设是中心，这两者的关系要摆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十四大”确立的，全党的一切工作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部要为这个中心服务，这是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必然要求，也是学校德育工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根本出发点。只有经济发展了，德育工作才会有自己的位置，而且德育工作只有在为经济建设服务中作出实绩，育出“四有”新人，才能体现自己存在的价值，才能发挥自身独特的作用，也才能更有生命力和说服力。在德育工作中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需要出发，注重培养学生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政治观点、道德情操、心理素质、文明行为、人际关系和活动能力等。从纯理论的说教式宣传，转变到围绕经济建设开展思想教育，树立起服务、服从于经济建设。

（2）坚持抓好两个教育重点。德育原理告诉我们，德育的基本内容有道德品质、政治观点、人生观和世界观等多方面的统一的综合要求。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形势下，认识到中学德育工作要着重抓好两个教育重点，即基本政治观点和道德品质教育的行为规范养成训练。

在基本政治观点教育中，切忌“面广、浮浅、空谈、说教”。在道德品质的行为规范养成教育中，我们认识到实现社会经济现代化，首要的是实现人的素质现代化。在德育工作中要重视抓经常、养成、实效，而且要贯穿学期思想教育工作的始终。并采取多项措施，为开展好德育工作创造条件。第一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在校内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形成文明、整洁、高雅、健康的校内小气候，让学生从中陶冶美好的心灵和道德情操，使德育工作由“虚变实”；第二加强学校、家庭和社会的联系；第三根据德育大纲和学生年龄特点，制定不同年级学生品德和行为规范的要求，实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品德测评。

（3）坚持发扬三个教育特点。坚持教育对象的层次性、教育内容的针对性和教育途径的实践性，这是学校德育工作的基本特色。坚持和发扬这一基本特色的目的在于实现教育的实效性，使得德育工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下更具有高效率。

在德育工作中坚持教育对象的层次性。即根据教育对象的年龄特点、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上的差异，进行分层次教育。大致可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在初一、二年组成立少年团校，进行团的基础知识教育；第二层次在初三以上年级团组织中建立青年党校，进行党的基础知识和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教育；第三层次在优秀团干部和优秀学生干部中组织理论学习组，系统学好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开放改革的方针政策，提高学生政治素质，为走向社会奠定良好思想政治基础。坚持教育内容的针对性，是指进行政治观点和道德品质教育时，要针对当前国内形势实际、党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重点与学生的思想实际，开展有的放矢的教育活动。

坚持教育途径的实践性就是学校德育要从社会吸取养料，最终升华在学生身上，服务干社会。这一特点决定了我们德育工作过程中要十分注重实践性。引导学生面向社会、服务社会、参与社会实践。坚持实践性十分有利于帮助学生了解国情、了解社会、理解党的方针政策；有利于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观点；有利于学生同社会保持接触，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一、准确理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深刻内涵

对于马克思提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到底具有怎样的内涵，学术界历来就存在着许多争议。一些学者认为是指对社会主义社会消费品的个人占有，其理由根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提出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产品“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公有制包括土地和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

对此观点，本文不能苟同。如果“重建个人所有制”仅仅是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在理论和实践上其实并无太大的意义，因为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是一个产品分配的问题，而产品的分配不过是生产要素分配的结果。这是由于，“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上述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中的这种分配撇开，生产显然是一个空洞的抽象；反过来说，有了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确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2页）可见，生产资料的分配问题是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它决定着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分配、消费和交换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建的“个人所有制”强调的应该是重建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

为透彻理解和把握“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深刻内涵，我们有必要重温马克思宏大的经济理论体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问题——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为主线贯穿全文，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交换关系，即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基础及其这种运行基础之上的体制和制度。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社会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开始，分析了商品以及商品内部所包含的一系列矛盾，探讨了这一系列商品内部的矛盾是如何表现为外部矛盾；探讨了伴随商品经济内部矛盾的发展、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下，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劳动力如何变成商品，商品和货币的对立如何转化为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探讨了伴随资本对剩余价值剥削的加强，在对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无止境追求的情况下，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是如何深化；探讨了这种日益深化的矛盾在工资的形式下是如何被掩盖起来了，并在再生产过程中由于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又如何成为剥削的手段，使得资本的积累和贫困的积累同时增加，而导致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资本主义经济竞争和信用的发展使资本和劳动呈现相反方向的运动趋势，即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劳动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程度与日俱增的趋势，一端是资本家占有的资本和财富的积累，而另一端则是工人贫困的积累，于是就会出现“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兼容的地步”，“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的趋势，换句话说，就是基于资本和劳动之间愈演愈烈地对立和冲突情况下，马克思提出“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经典论断。

可见，“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内涵，在于强调要摒弃劳动和资本相对立的个人所有制，而重建劳动者对生产要素即劳动和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在这一重建的“个人所有制”中，劳动者是主体，所有权归劳动者所有，劳动摆脱了异化的状态而回归到自主的状态。劳动成了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主体，成为社会围绕转动的“太阳”，劳动者恢复主体地位，自主劳动的太阳普照整个世界，整个世界撒满了自主劳动的阳光，一切归于自主劳动。自主劳动成为社会的最高价值取向、最高道德标准、最高理想境界，成为激励劳动者最大限度发挥创造、勤奋的动力机制；成为劳动者自我完善、实现的前提和迈向自由境界的起点；劳动者成为主宰经济活动的真正主体，是社会财富的占有者、支配者，万事万物必然以劳动者为尺度。生产力标准将与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交融，经济增长将符合劳动者的需求限度，经济发展将与劳动者的生活环境改善同步，整个经济活动应该无愧于劳动者的根本要求。劳动者的个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所有和公有统一在一起，每一个社会成员以自由联合体为中介保持对生产条件的所有权即以公共所有和共同占有的方式体现个人所有，生产的条件成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的生产条件。

并且，“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的提出，还为我们提供了通向重建目标的道路选择即充分发展民有经济。提出“重建个人所有制”论断的背景是以产业革命后的英国为典型，马克思认为以排挤、剥夺和否定小私有制为基础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发展趋势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这种否定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已有的资本主义成就奠定了“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经济制度基础。尽管19世纪70—8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并没有出现如经典作家理论上的推断，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心而是转向了西欧以外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但马克思以尚未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俄国及其农村公社所有制为对象，研究了经济落后国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殊道路和特殊起点。这个特殊道路、特殊起点和特殊规律也同样强调通向重建目标的道路必须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才“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资产阶级时代所取得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对社会生产力的催生作用，正是未来社会的物质基础和历史前提。

那么，是什么创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呢？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从18世纪70年代亚当·斯密的市场机制完美假说及其自由竞争思想的确立，到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普遍性的巨大经济危机的产生为止，这一阶段经济运行机制上的特点，主要是以个体、私营和股份制经济等民有经济为运行基础，一切经济活动都由市场调节来完成，政府只负责修订保障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和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而不刻意地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在一般竞争性产业上，私营或现代股份制民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运行基础，这是市场调节机制得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即使是在从20世纪30—70年代国家干预主义取代自由主义的时期，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是通过政策调整来激发民有经济力量的，从而保障了市场调节在其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决定作用。从历史的角度看，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单靠“看不见的手”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的情况下，恰如其分地发挥政府干预的作用，不仅是必要的，也不会轻易导致失灵的结果。当然，政府的干预必须是合理的，否则只会渐渐走向自身的反面，使“看得见的手”显得力不从心。但是，如果不能恰当地评估政府干预的作用，反而夸大这种机制的作用，就会不可避免地造成政府干预的扭曲，造成政府干预适得其反的结果。可见，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市场和政府的功能定位是否准确，而市场功能的发挥要看是否激活产权清晰、对市场信号反应灵敏的运行主体即民有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股份制经济等非国有的经济组织形式）的力量。二、重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运行基础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于是问题就产生了，我们必须重塑繁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基础。也只有如此，市场经济对社会生产力的催生作用才能得到极大发挥，二者是相生相长的。然而，传统观念却认为原来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运行基础是牢不可破的，否定原来的国有经济的运行的基础地位就是否定社会主义本身。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想在理论上作过多的论述，因为实践已经证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超前冒进的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格格不入，且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也不相适应，这就是说，产权不明晰、职责不明确、不能自主经营、不能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是不能成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的，因为它们是不能与市场经济相对接、相兼容的。

那么，市场经济是什么呢？市场经济总体来讲是交换经济，交换的内容是各个商品所有者的所有权的交换，如果没有不同的产权安排的主体也就无所谓交换的概念。因此，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应该是由产权多元化的主体构成。市场经济只有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资源的市场配置，才能真正实现交换的实质，否则市场发展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了。现在看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说到底最根本的就是要对“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市场经济的发展史已经证明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较政府配置资源更加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靠市场配置资源的实质就是要突显民间资本的地位，释放民有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而产生的巨大能量，集中人民的力量和智慧“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然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重蹈资本主义血与火的历史，把运行基础建立在资本与劳动尖锐对立的私有制经济之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虽然都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基础的主体力量是劳动和资本相联合的劳动者股份制经济。这一点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有力地证明：能够真正实现与市场经济的对接、兼容的是我国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劳动者股份制经济，其内在地实现了劳动和资本的联合，资本不再具有剥削的属性，完成了资本的私人占有向社会占有的转化，成为了劳动者摆脱异化劳动向自由劳动的过渡的有效实现形式，劳动者成了企业的真正主人。对于作为现代经济中日渐发展壮大的民有经济的重要力量——股份制经济，马克思曾评价“它们对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的影响恐怕估价再高也不为过的”，“是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而且“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这种扬弃是“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浸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最终会形成“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而且，“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可见，股份制是完全可以成为劳动者联合所有制——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因为股份制经济本身就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而且作为财产的实现方式，实行的是劳动者的联合占有的形式，这恰恰与“重建个人所有制”所要求的劳动者的联合劳动、联合占有的本质要求相吻合。所以，民有经济的重要力量——股份制经济是能够成为通向未来社会“个人所有制”的重要路径，在现阶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

三、发展民有经济关键是要对民有经济进行产权保护

为了更好地促进民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应努力从以下三方面推动和扶植民有经济。

首先，在于统一市场。打破垄断，放开市场准入的若干规定，由市场去判明，而不是从所有制角度界定准入的产业界限。“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实现公平竞争。依法加强监督和管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政府从市场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撤出，而将力量集中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上。经过20多年的努力，国有企业退出了许多竞争性行业，但传统的具有网络特征的非竞争性行业，如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等领域刚刚开放市场，除了铁路部门以外，垄断行业成为了市场化改革的“边缘地带”，它的高速发展延缓了对“计划经济强大壁垒”的实质性改革。为此，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打破行政垄断，健全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

其次，要科学地明晰产权。产权始终是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在产权明晰的问题上，不仅要明晰物质资本产权，而且要明晰劳动力产权。在所有权界定问题上要做到科学和公正，并以此对剩余收益权作出相应地划分，如此，产权明晰才是彻底的。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1刊物栏目设置及其载文量分析

1•1刊物的载文量统计

1998年1月至2002年12月,《水利经济》共出版30期,实际刊载学术研究文章505篇(见表1)。年均载文量为101篇,平均每期载文量在17篇左右。刊文总有效页面(刊发学术论文所占有的页面,以下同)为1973页,平均每期约为66页,平均每篇论文约为3•91页。以每页编辑字数1450计算,即平均每篇论文的篇幅在5670字左右。从上述的统计与分析可以看出,《水利经济》的篇幅密度是比较适中的,具有较大的输出能力和信息量。同时,对于以理论探讨为主的刊物,5000~6000字的篇幅,既能够使论文作者的表达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又可以使论文减少大话和空话而避免文章显得冗长。因此,《水利经济》在读者定位上做得较好,在学术刊物转型方面比较成功,充分反映了水利经济领域的新信息、新成果和新知识,为广大水利经济工作者提供了良好的学术舞台,展示了水利经济学科的丰硕成果。

1•2刊物的栏目设置分析

1998年第1期至2002年第6期,《水利经济》共推出栏目22个(见表2)。由表2可见,所设栏目都与水利经济研究有关,同时也反映出栏目的设置紧紧围绕着不同时期水利经济研究的工作重点,适应了水利建设形势发展的需要。从栏目的设置可以看出,水利经济研究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水利基础产业如何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结合行业实际的经济体制改革及其运行机制问题,为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提供多方位的服务。栏目的设置,充分体现了水利经济研究正努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研究方向和内容紧密联系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为各类工程建设、水利水电开发、水利经济体制改革和建机设置服务。另外,从历年栏目设置的连续性也可以看出,水利产业与经营管理、水价问题论坛、经济评价与经济分析、移民经济(水库移民)、水利经济专论等栏目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也显示出水利经济研究的特色。近2年来,水权与水市场、水利财务管理等栏目越来越受到重视,体现出水利经济研究紧跟形势的发展,与时俱进。但由于刊物篇幅所限,栏目的设置尚不能面面俱到,有待今后结合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特别是政策研究和水利可持续发展研究呈现出削弱的趋势,值得引起重视,应当加以改进。

1•3各栏目的载文量统计分析

由表2可知,在所设的22个栏目中,5年内共发文15篇以上的栏目有8个,即:水利产业与经营管理174篇,占总发文量的34•46%;经济评价与经济分析80篇,占总发文量的15•84%;水价问题论坛56篇,占总发文量的11•09%;会议文件及学术论文选辑35篇,占总发文量的6•93%;移民经济21篇,占总发文量的4•16%;水权与水市场16篇,占总发文量的3•17%;水利财务管理15篇,占总发文量的2•97%;政策研究15篇,占总发文量的2•97%。上述栏目占栏目总数的1/3,却刊登了占总数4/5强的文章。这说明《水利经济》坚持改革开放的办刊方向,在理论研究和探讨中不仅注重宏观经济研究,也注重微观经济研究;不仅重视理论科学研究,也重视应用科学研究。从表2可以看出,《水利经济》内容丰富,涉及水利经济的领域广泛,既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又反映了水利经济研究的前沿问题和最新动态,代表着水利经济学科的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水利经济》所刊载的论文既有理论性和学术性,又有实用性,深受广大水利经济工作者的关注和好评,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2论文作者的分布

2•1论文作者的地域分布

《水利经济》论文作者的地域分布覆盖面较大,论文第一作者几乎遍及全国各地,505篇文章有401位第一作者,分布在26个省、市、自治区。从论文第一作者的地域分布情况来看(见表3),既反映出其广泛性,又显示出其不均衡性。由表3可以看出,江苏、北京、山东、河南、安徽、湖北、广东等省市的第一作者相对较为集中,313人占总数的78•05%;上述7省市第一作者所发表的论文为400篇,占总数的79•21%。其中尤以江苏和北京两地较为突出,作者占总数的37•41%,论文占总数的42•18%。这充分说明水利经济专业人才和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与其所在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文化的发展程度成正比关系,水利经济学研究的论文产出力总体上由东到西呈递减态势。从表3也可以发现,有些边远地区,如贵州、广西、宁夏、海南和等没有,应相应地在那些地区加大发行力度,扩大刊物的影响,充实作者队伍。同时,从表中可看到,国外机构作者的论文数为0,说明《水利经济》作为水利经济学研究的专业刊物,在与国际交流方面尚需加大工作力度,以利于扩大国内水利经济工作者的视野,促进国内水利经济理论研究与国际规范接轨。

2•2论文作者的系统分布

《水利经济》是中国水利经济研究会会刊,由中国水利经济研究会和河海大学共同主办,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综合性科技刊物,目前也是国内惟一的水利经济研究方面的专业性期刊。因此,《水利经济》的专业性较强,这就决定了文章作者所属系统分布的层面与综合性刊物相比是较窄的。从表4可以看到,文章作者主要分布在设有水利专业的高等院校、水利科研机构(含水利经济研究学术团体和规划设计部门)、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国家、省、市、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机构)和基层水管单位,这些部门和单位的作者所发表的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4•85%。其中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占38•81%,这说明《水利经济》的作者群聚集了一批学术精英,他们所刊登的文章不仅涉及水利经济研究的多个领域,同时文章也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和水平,确保《水利经济》能够成为全国水利系统的优秀期刊。

2•3论文作者的产出力分析

论文作者产出力是指该作者所刊登文章在文章统计样本中所占的比例大小。统计情况表明,在1998年第1期至2002年第6期共30期505篇文章中,共有作者852人次,其中署名第一作者401人(团体署名以第一执笔人为准,未署名则按1人计)。第一作者中有335位作者只参与了1篇论文的撰写(产出力为0•20%),占第一作者总数的83•54%;有40位作者参与了2篇论文的撰写(产出力为0•40%),占第一作者总数的9•98%;有19位作者参与了3篇论文的撰写(产出力为0•59%),占第一作者总数的4•74%;有3位作者参与了4篇论文的撰写(产出力为0•79%),占第一作者总数的0•75%;有3位作者参与了5篇论文的撰写(产出力为0•99%),占第一作者总数的0•25%;有1位作者参与了6篇论文的撰写(产出力为1•19%),占第一作者总数的0•26%。由此可见,《水利经济》高产作者和低产作者的论文产出力有着显著的差异,也就是说论文产出力在作者群中的分布是不均衡的。根据文献计量学中经典的洛特卡定律———“倒平方定律”可知,在统计样本中发表X篇论文的作者人数占作者总数的比例为YX=0•6079/X2,即Y1=0•6079,Y2=0•1520,Y3=0•0675,Y4=0•0380,…。[2]该定律是通过对期刊累计目录索引的统计而得出的经验定律,与学科分支和计量日期无关。可见,在《水利经济》上只发表1篇文章的作者比例远高于洛特卡定律给定的理论值,而发表2篇以上文章的作者数却远未达到理论值。这一结果表明《水利经济》的作者分布较为分散,尚未建立起一支紧密型的作者队伍,大多数作者只是偶然发表者。

2•4论文的核心作者分析

核心作者是指那些数较多,影响较大的作者集合。根据普赖斯所提出的计算公式,确定核心作者的最低篇数N=0•749(ηmax)1/2,其中ηmax为统计样本中最高产作者所发表的论文数。[3]只有那些发表论述在N篇以上者,才能称之为核心作者,也即多产作者。由本文的统计样本可知,ηmax=6,N=1•83。根据取整原则,取N的整数值为N=2,也就是说将发表2篇及以上论文的作者确定为《水利经济》的核心作者。据此,《水利经济》的核心作者有66人,占第一作者总数的16•45%,成为保证《水利经济》学术水平必不可少的基本力量。这些核心作者所发表的论文数达170篇,占论文总数的33•66%,但与普赖斯定律所要求的50%的标准尚有一定的差距。

2•5论文作者的合著情况

论文合著是科学研究达到一定规模和深度而需要多个专家参与的必然产物,科学合作是现代科技活动的一种最基本、最常见、最主要的形式之一。文献计量学通常用合著率和合作度来衡量论文的合作情况。[4]合著率是合著论文在论文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合作度是指篇均作者数。从对统计样本的分析的结果来看(见表5),可知《水利经济》5年间论文的合著率为48•12%,合作度为1•69%。这一结果在经济学研究类的期刊中,属于较高水平,充分说明水利经济研究符合经济问题研究的趋势和规律。

3论文引文的统计与分布

3•1论文引用文献量的统计分析

一篇完整的学术论文一般有作者的正文部分和引文部分所组成。在正文之后明确地标出所引用文献的出处和年代,可以反映出作者的治学态度和对其他人劳动成果的尊重程度,同时也是衡量作者对新知识、新理论、新成果的吸收能力和情报传递速度的主要标志。[4]另外,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反映刊物编辑的规范程度。由表6可以看出,《水利经济》似乎在这一方面有所欠缺,在5年间引文论文只占论文总数的14•65%,平均每篇论文的引文量只有区区的0•62篇,尚不足1篇。与一般经济学研究刊物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分析其原因,不外乎有以下两点:一是论文作者没有、不重视或不善于使用引文,这是不符合科学研究的趋势和规律的,因此必须要大力提高作者队伍的学术素质;二是《水利经济》编辑部工作的不重视或疏忽,这不利于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同时也不利于提升刊物本身的档次。这两种现象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必须尽快加以改进。

3•2论文引用文献类型的统计分析

若将被引文献划分为科技图书、科技期刊、报纸、科研报告、会议文献和其他6种类型,则由表7可见,《水利经济》所刊登论文的引文主要是科技图书和科技期刊2种,共占据了总引文的84•07%。科技图书所阐述的内容专深系统全面,数据可靠详实,因此被广泛引用;科技期刊出版周期短,报道速度快,信息量大且内容新颖,故而深受研究人员的重视和欢迎。科研报告和会议文献往往反映了本学科领域的前沿问题且时效性强,代表着本学科领域的研究方向、发展趋势和最新科研成果。[5]但从表7可知,它们的引用率很低,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交流渠道不畅和相关科研人员的推广意识不强。改变这一局面必须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科研人员要提高科研成果质量,勇于和善于将自己最新的科研成果推广出去,接受社会的检验;二是科研人员也需要充分重视、开发和利用这部分信息源,使其发挥应有的价值。

4结语

自1983年10月《水利经济》创刊以来,已走过了将近20年的历程。为促进水利经济研究和学术交流,推广水利经济研究的新经验、新成果,反映水利经济学科前沿的新动向、新情况,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在1998年改为双月刊后,《水利经济》已经逐步形成了“指导思想紧跟形势、立意创新,品位形象联系实际、注重服务,编辑程序严谨布局、规范运作”的办刊特色。[6]

通过对《水利经济》所刊登论文的统计分析,可以对我国水利经济的研究现状作如下描述:

(1)水利经济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紧密联系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2)水利经济研究高水平论文产出力在不同单位、不同系统、不同地区的分布是不均衡的,东部与西部、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是显著的。

(3)水利经济研究高水平论文合著率和合作度处于经济学研究的较高水平,符合经济问题研究的发展趋势和规律。

(4)水利经济研究聚集了一批学术精英,他们所刊登的文章不仅涉及水利经济研究的多个领域,同时文章也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和水平。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范文第7篇

实证会计研究就是通过分析、解释所观察到的会计现象，寻找其发生的原因，以预测会计实务的一种会计研究方法。它区别于规范会计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关注事物是如何进行的，而不是关注事物应该如何进行；不是采用价值判断的方法，而是采取价值中立的立场，侧重于对命题进行证伪。这些特征来源于实证主义哲学。

实证会计研究在80年代中期引起了我国会计学者的注意。迄今已成为我国会计学者广泛接受的一种会计研究方法，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与青睐。我们可以把实证会计研究在我国的发展时期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80年代末至1995年以前为理论介绍阶段，1995年至今属初步运用阶段。这一时期出现了少数以实证为研究方法的会计论文，为我国会计理论界展现了一片崭新的天空。

二、 实证会计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对比分析来看。1994年以来，实证会计研究的成果一般散见于我国的一些经济类报刊中。以全国最具权威性的会计学术期刊《会计研究》作为对象进行调查分析可以看出：①从1994年至1998年，实证会计研究的论文从无到有，逐年增加，1998年已占论文总数的63.%。②实证会计研究已经从单纯的理论探讨发展为具体的运用。如1994年只有一些理论探讨文章，而1995年就出现实证研究的论文。③研究方法由调查性的文章转向1996年以我国资本市场为对象的实证会计研究与国外同类研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具体表现在：①论文数量偏少。如证券市场研究是实证会计最主要的领域，但这方面研究文章的数量十分有限，难以真正形成有政策影响的研究成果。②研究水平还有待提高，目前的研究大都以统计表格为主，虽有运用数学模型进行研究的，但普遍比较简单。

2、从国内的横向对比分析来看。目前，实证会计研究与实证经济研究还存在一些差距。从1995年-1998年《会计研究》和《经济研究》上发表的实证研究文章数量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①两者都呈逐年上升趋势；②实证经济研究的论文数量明显多于实证会计研究的论文；③实证会计研究的所用的研究方法的复杂程度，较实证经济研究明显低一些。因此实证会计研究的整体水平也较实证经济研究偏低。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同国外的情形一样，实证经济研究起步要比实证会计研究早，它已经形成很好的研究基础和研究氛围。第二，两者存在着学科上的差异。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它要解决经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提出政策主张，必须通过实证数据证明自己的观点，它比会计更需要实证研究方法。第三，从数据取得的难易程度来看，实证经济研究所使用的数据绝大多数都来自于各种统计年鉴和公开数据，数据收集具有比较优越的条件。而实证会计研究的数据收集难度较大。第四，我国会计系统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存在一些问题，无法通过系统的运行去获取经验数据，所以实证会计研究还有诸多的限制条件。

三、 实证会计研究面临的难点

1、研究体制方面：我国会计研究体制历来是影响会计研究水平以及发展的重要因素。会计研究项目和渠道不仅没法与国外同行相比，也不能与国内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相比。即使有项目，其经费来源也极其有限，用于规范研究尚能维持，如用于实证会计研究则是杯水车薪。另外会计研究工作者大多是非专职研究人员，从事实证明实证研究实属“业余”，难以得出高质量、高水平的实证会计研究成果。

2、资料取得方面：实证会计研究需要搜集大量翔实的原始资料，然而这些资料的取得却成为证实会计研究的一个难点。①从事资本市场研究的依据主要是各种报刊上公开的有关信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本身并不完善，使得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受到一定的局限。另外，许多真实情况难以通过具体的数据反映出来，如上市公司采用不同会计政策的动机、经营管理层面所面临的种种压力等，这就导致研究限于就数论事，表象的东西多，只能采取推测得出结论。②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有关证券市场的完整的数据库，而通过报刊搜集资料不仅耗时费力，而且还可能挂一漏万。另外，资料的时效性也存在问题。③取得从事企业行为研究的资料则更难。一方面没有一定的关系和门路不仅难以接近企业，即便勉强接近，也不能得到真实、充分的信息；另一方面，资料的收集和论文的形成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

3、研究方法方面：①目前国内学者借鉴国外类似研究方法的较多，系统介绍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的书籍几乎是空白。这给实证会计研究带来困难。②采用个案研究和问卷调查方式进行的研究同样也存在不少难点。难以进入企业进行实地调查，面谈更是难以安排，而且花费较高，研究资金个人很难承担。进行问卷调查虽然没有这些问题，但与被调查对象无一定关系，问卷回收率甚低，另外问卷的可信度也难以保证，使得研究结论的效果很差。

4、研究内容方面：目前我国对证券市场的实证会计研究方法大多参考国外已有的数学模型，换成国内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但由于忽视了国内资本市场的具体情况，且不说数学模型是否适用，就是一些变量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得出结论的可信程度就值得怀疑。如何恰当地移植和借鉴国外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的经验与方法，也是我国会计学者面临的新课题。

四、 加强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的对策

针对上述问题，要广泛深入地开展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笔者认为，可从如下三个方面着手：

1、广开研究渠道，力争更多项目。在我国科研体制的大环境一时还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可从各方面为实证会计研究方法提供资助。①中国会计学会应多吸收会计实务界，包括企业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团体会员，增加经费，扩大对亟需的实证会计课题的资助。②中国证监会具有广泛的资金来源，而证券市场的许多会计问题又亟需进行实证研究，因此中国证监会可以提出重点课题公开招标，为实证会计研究提供更多的机会。会计准则委员会也可提供同样的机会。③由财政部出面，公开提倡在各级会计学会的领导下，由实务界与会计研究人员共同对实务中亟需解决的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2、建立网上有偿查询的各种数据库，为实证会计研究提供资料。目前我国虽有一些民间机构在从事这项工作，但零散而势单力薄。一些政府机构和企业的研究机构建有一些数据库，但不能对外查询，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独立的机构，全面系统地进行这方面的有偿服务。

3、有选择性地介绍、出版国外实证会计研究的经典论文、方法和研究成果。同时，以论文集的形式编辑出版国内有关学者 比较完善的实证会计研究成果，为会计研究人员提供可资借鉴的实证会计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五、 实证会计研究在我国的前景展望

尽管在我国从事实证会计研究还有许多难点，成果也不大，问题还很多，但实证会计研究毕竟代表了当今世界会计研究的一大趋势，代表了会计研究的一种新生事物。它在发达国家30多年来经久不衰，并逐步形成会计研究的主流学派，为使用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实证会计研究在我国也是大有前途的。

1、证券市场研究方兴未艾。我国证券市场作为新兴的市场，存在着不成熟与不规范的一面。会计信息作为投资者了解公司财务状况的重要信息来源，其规范披露对证券市场的发展极其重要，因此，亟需加以完善和规范；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投资者的不断成熟，资本市场也在逐步走向规范与成熟。这两个方面就决定了实证会计研究前景广阔，大有可为。①现有的研究内容十分有限，许多研究领域尚水涉足，因此，这些处女地正等着从事实证会计研究的学者去开垦。②随着证券市场一些新的管理规定和会计规范的不断出台，上市公司会作出各种不同的反应，加之一些经济业务超前于会计规范，必将带来许多新的会计现象。③证券市场的飞速发展，使得许多变量发生改变，已经得出 的结论随之不再适用，也亟待重新研究。

2、会计准则研究行重道远。为了建立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会计规范，就必须深入研究会计系统的运作过程、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会计管理与其他管理活动的相互关系及其协调、会计系统的运行效率等问题。如我国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到底有哪些？我国会计信息到底要注重相关性还是注重可靠性？应该建立怎样的会计准则体系去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已经制定的会计准则在企业实施的效果如何？对企业会计信息的质量改善作用如何？还需要制定哪些具体准则？等等。

3、管理会计、审计研究前景广阔。①管理会计方法在我国的运用具有极大潜力，企业在运用管理会计中有哪些成功的经验？企业还需要哪些管理会计方法？如何解决企业在实施管理会计中碰到的问题？这些都为管理会计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课题。②审计的实证研究特别是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研究在我国也同样极具潜力。CPA直接接触企业会计实务，能够得出许多有价值的研究项目，但由于从事注册会计师实务的人员忙于审计事务，很难抽出时间从事理论研究，而理论工作者又接触不到第一手资料，因此为实证会计研究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范文第8篇

勤奋好学 追求真理

1927年7月26日，董辅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的一个普通职员家庭。父亲董浚敏曾在上海求学，毕业后，做过英文秘书、中学教师，后来就职于宁波人虞洽卿开办的“三北轮船公司”。他的母亲赵影是宁波城里的一位大小姐，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董辅幸运地出生在这样一个既新派又不失中国传统美德的家庭里。为人忠厚的父亲对董辅影响很大，使得他从小懂得要诚实做人，诚实做学问，以善良之心对待朋友。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第二年，11岁的董辅和家人一起开始了逃难生活，先逃到四川宜宾，后来在重庆安顿下来，并进入重庆西郊永川国立十六中学就读。世事的磨难，使董辅思想逐渐产生了进步倾向。除学习知识外，他还开始关注时局，并订阅了《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从这些报刊中他了解到了共产党的主张，这对他以后有意识地接触进步组织，最终选择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对于当时只有19岁的董辅来说，继续求学，以科学救国是他最大的心愿。1946年夏天，刚刚走出中学校门的董辅报考了全国一流的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当时竞争十分激烈，在两三千参加考试的学生中，经济系只录取了其中的50名，董辅凭着自己扎实的基础，脱颖而出。

在武汉大学，他有幸遇到了著名经济学家、时任系主任的张培刚教授，并成为张先生留美归来后所教的首批学生之一。良好的天赋、良师的教诲和自身的勤勉，使董辅为今后的治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里，精力充沛的董辅涉猎多门学科，还常去其他系里听课，不论是世界通史、中国通史、欧美文学，还是日语、法语，只要一有时间，他都努力去学。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考试成绩列法学院三个系的第一名，并成为法学院唯一获得当时院级奖学金――四明银行奖学金的学生。40年后，他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董辅选集》的序中写道：“至今我都感谢张培刚、杨端六、刘秉麟、李剑农、戴铭馔、周新民等老师的教诲。那些经济学以外的课程，包括我在外系旁听的一些课程，对我也很有帮助。因为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人，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

与此同时，董辅还参加了一个名叫“求真读书会”的组织，读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后来回忆说：“尽管那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读得不多，更不系统，但终归是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道路上学步的第一步，这第一步对我来说同时也是决定日后人生道路的第一步，所以是重要的一步，也是值得怀念的一步。”

1948年，董辅参加了中共在武汉大学的秘密组织“武大地下学联工作组”。他以极大的热情印刷宣传品、宣传马列主义学说和中国共产党的和平主张。随后又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和旨在护校的“安全互助团”，开展反迫害、反破坏、反迁移斗争。由于工作出色，武汉解放前夕，也就是1949年5月9日，当时还不满22岁的董辅被吸收为中共党员。

留学苏联 才识初显

解放后，仍在武汉大学求学的董辅被选为校学生会主席、校务委员会委员。1950年毕业后，他留在学校从事教学工作。1952年，董辅被保送去苏联留学，进入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学习。该学院是苏联著名的经济学府，拥有当时苏联国内一流的学者和专家。董辅的导师是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布列也夫，另一位导师图列茨基，也是苏联研究价格和国民经济平衡的权威。

留学的最初两年，学校为研究生开设了政治经济学、哲学、俄语等多门课程，董辅得以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学习了国民经济计划原理和国民经济平衡理论，学习了如何进行经济学问题研究，这为他日后在经济学道路上继续攀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历时两年的理论学习结束后，董辅开始了长达两年的论文写作工作。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苏联和中国的国民收入》。这篇长达20万字的论文获得了导师的好评，被誉为“分析精深、新颖独到”，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957年，董辅在苏联顺利通过了毕业论文答辩，获得了副博士学位。他的学术成就引起了莫斯科经济学院的重视，院方希望他留下来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但国内此时急需人才，董辅响应祖国的召唤，如期归国。

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强烈地感染着董辅。作为留苏回国的研究生，他被分配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任教。显然，这是组织上对他的器重。可是，当他步入这所大学时，正赶上全国范围内反右运动，整天开会、总结、检查，让董辅很不适应。于是，他产生了回母校武汉大学的念头。刚好，武汉大学也想请他回去。就这样，董辅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两个月后，即回到武汉大学任教。

1958年夏天，苏联中央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司司长、著名经济学家索波里来华讲学，负责接待的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著名学者孙冶方点名要董辅来京做翻译工作。原来，1956年孙冶方曾率团到苏联中央统计局访问，中国驻苏使馆选派董辅当翻译，年轻有为、学识深厚的董辅给孙冶方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次再度合作使孙冶方认定董辅是个极有前途的青年经济工作者，便决定调他进京。经过多方努力，1959年2月，董辅又被调离武汉大学，来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成为孙冶方的助手。这一调动，使董辅在中科院一呆就是40多年，并成为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到经济研究所不久，董辅被任命为国民经济平衡组的副组长，组长是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杨坚白。同年，董辅第一部经济学著作《苏联国民收入的动态分析》出版。

董氏模型 声名远扬

在“”开始前的那段时间里，董辅在一个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中系统研究了社会主义再生产、国民收入和国民经济问题，其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瞩目。其中，最有国际影响的理论贡献当属他的经济增长论。

经济增长论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即社会主义再生产模型（又称董氏再生产模型）、国民经济平衡理论和国民收入理论。尤以用他的名字命名的“董氏再生产模型”最为著名。该模型参照部门联系平衡表表式，吸收美国经济学家列昂惕夫投入产出分析法的一些优点，设计了别具一格的平衡表，是当今世界和我国流行的许多再生产模型中最符合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原理的一种。文章在1962年发表后，当时日本命馆大学立即在校刊上全文译载，后来这篇论文又被收录在法国的一本论文集中。若干年后，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员林至文在英国期刊上载文评述“董氏模型”，认为它比另一些也很著名的模型“更加雄心勃勃”；国际著名的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也认为，“董氏模型”远远超过苏联迄今为止的其他模型。

实际上，早在1959年，董辅的论文《确定积累和消费比例的若干方法论问题的探索》发表后，他就被日本学者山名正孝称为是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称赞这篇文章“向理论上解决‘国民收入分配率’和‘生产构成的比例’相互关系这个问题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山名正孝是第一位称董辅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的人，从此以后，这一称呼就渐渐传播开来，并被国内外公认。

“两个分开” 石破天惊

从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直至十年内乱结束，整整12年，董辅被迫停笔缄口，没有发表任何学术文章。但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经济理论的研究，并对荒谬岁月里生产力水平下降、体制僵化产生的恶果进行了深刻反思。

粉碎“”后，董辅终于盼来了云开雾散的这一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次民主选举会上，他被选为业务行政领导小组组长，挑起了业务行政的领导工作。1978年，社科院任命许涤新为经济所所长，董辅为副所长。董辅重新拿起了久违的笔，为经济学界解放思想呐喊，为经济学理论创新奔走呼号。

1978年9月，社科院召开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邀请董辅作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董辅大胆提出要改革国家所有制，实现政企分离；改革所有制，实现政社分离。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分开”。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尚是一个理论。因为传统的看法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的所有制问题已经解决，全民所有制一经建立就成为最成熟、最彻底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无条件地优越于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只能是国家所有制，而不能是别的什么所有制。况且在长期“左”倾思想的影响下，“好”、“一大二公”等观念早已深入人心。而“两个分开”的观点，是对所有制结构直接发起“攻击”，这无疑大大超出了时代的承受力，是“石破天惊”之举，以至于许多人为他捏了一把汗。会后，一位老先生找到他说：“老董，你的胆子可真大，‘’是提出来的，你这样提是要冒风险的。”但董辅没有顾忌这些，他不仅当众讲明了自己的观点，而且还使之理论化、系统化，并在1979年第一期《经济研究》上发表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实现形式问题》一文。该文指出：传统的国家所有制有四大弊端：一是国家政权的行政组织取代经济组织，企业成为国家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难以实行独立自主经营；二是国家行政组织直接指挥企业的经营活动，以政代企，容易产生；三是企业领导人由政府任命，只对上级机构负责，往往不关心行政指令的经济合理性；四是企业劳动者未能与生产资料紧密结合，劳动者不能从经济利益上关心本企业的经营状况。

30多年后的今天，回头再来看董辅的这些观点，我们不得不敬佩他的勇气和洞见。1983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企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1984年10月公布《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政企分开、简政放权。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深化所有制改革，推进国企发展的改革进程更验证了其理论的正确性。

力吹“黄沙” 慧眼识金

如果说，改革所有制结构中不合理的成分，只是董辅依据生产力发展的现状提出的“匡正方案”的话，那么，主张多种所有制并存的“董氏八宝饭”理论，就是他为改革推进到产权阶段而奉上的一道“大餐”。

1985年5月，董辅应邀到牛津大学做访问教授。访问期间，他与布鲁斯教授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后来他们一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或者说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混合经济。回国后，董辅用“八宝饭”作比喻，向同事讲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社会主义经济就像一盘八宝饭，公有制经济就像其中的糯米，红枣、莲子等就像非公有制经济。没有糯米不成其为八宝饭，没有红枣、莲子等也不成其为八宝饭。同理，没有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存在，就不成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相结合的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这一理论，被称为“董氏八宝饭理论”。

董辅不仅只是作理论方面的探索，而且十分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用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来验证自己提出的理论。就在“董氏八宝饭理论”提出的同时，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两个在所有制上截然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一个是以苏州为中心的“苏南模式”，一个是以温州为中心的“温州模式”（或称温台模式）。“苏南模式”是指在地方政府主导下；致力于发展乡镇集体经济的模式；“温州模式”是指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商品经济（即现在的民营经济）的模式。当时，社会上对这两个模式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以致发展到一场“两条道路”的政治争论：对“苏南模式”认为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极力推崇，对“温州模式”认为是“资本主义复辟”、“私有化”而极力排斥和压制。

就在争论不休的情况下，已担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董辅，带领一批人到温州进行实地考察。通过10天的考察，他看到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小城镇为依托、以农村能人为骨干”的“温州模式”，使温州摆脱了由于历史、交通、地理、资源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势而造成的贫困落后的面貌，国民经济得以高速增长，商品经济繁荣，工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农村开始摆脱贫困，走上了富裕之路，城市建设进程加快。董辅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温州模式”虽然还存在不少缺点，但“这条路走得对”，“是一条必须要走的路”。他还给“温州模式”总结了三条重要经验：一是发展市场经济，二是发展农村的非农产业，三是发展非公有制企业。关于“温州模式”是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他强调：“公有制为主，是在全国范围来说的，就一个地区来看，温州不一定必须以公有制为主。”同时指出，“苏南模式”是一种计划、集中的经济，如果乡镇所有制不转变成非公有制，迟早是走不下去的。

董辅从温州考察回来后，给世界银行写了一篇长达7万多字的文章，主要介绍了温州发展非农产业和乡镇企业的经验，还与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位朋友合著了一本专门介绍温州的书，书名叫《市场的力量》。同时，他还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浙江电视台等媒体关于“温州模式”的采访，并应邀给当时的孟加拉总理、贝宁总统、世界银行组织的亚非部长级干部研讨会等国家首脑及世界级经济组织介绍中国经济改革和“温州模式”的情况。这些举措使“温州模式”迅速走红，不仅全国各地来温州学习考察的人员应接不暇，而且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重量级人员也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温州参观访问。就连曾被董辅预言“迟早走不下去”的“苏南模式”地区，果真因一部分企业染上国企的通病而遇到严峻挑战时，也派人来温州学习取经，不少企业对体制做了调整，民营经济迅速发展。

1989年之后，社会上对个体、私营经济批评的言辞十分激烈。有一位在国内有相当影响的学者，更是把这场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根源锁定在“中产阶级”（即私营企业主、个体户）身上。在这些“左”的舆论和高压之下，包括温州在内的全国个体、私营企业主们人心惶惶，有的忙着转移财产，有的关门停业，有的卷款逃难。就在这关键时刻，董辅又一次来到温州，通过实地深入调查，他得知在这场中，温州的社会非常稳定，个体、私营企业主们都忙着办企业，做生意，根本没有时间介入政治运动。于是，董辅再次挺身而出，采取写文章和作学术报告的形式，为个体、私营经济和民营经济鼓与呼。他指出：“说政治动乱的根源是中产阶级是绝对不对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的资本市场就不发展了，否则越发展就会造成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就会使国家越来越麻烦，成为动乱的根源，这种逻辑是错误的。”他还指出：“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整个社会将会一步步地公众化。这种发展，只会使整个社会越来越稳定。”他的这些观点，有力地批驳了“中产阶级是政治动乱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根源”的“左”的论调。

后来，为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董辅又多次呼吁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立法、入宪，强调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必须要重新认识资本和财富，必须积极培育“中产阶级”，必须保护私有财产，必须拓宽民间资本进入市场的领域。在董辅等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1999年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被写进了宪法；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又明确提出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004年春天，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进了宪法，使私有财产同国有财产、集体财产一样受到了法律的保护；2005年春天，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积极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实践再一次证明了董辅的理论探索是经得起检验的。

参政议政 劳苦功高

1988至1998年，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董辅先后担任第七届和第八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8年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参政、议政的10多年时间里，他主持起草了《期货交易法》，后又具体分管《证券法》起草的后续工作。《证券法》作为既规范证券发行又规范证券交易的母法，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发育与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此外，他还主持讨论、审定了《破产法》、《国有资产管理法》、《外汇法》等法案，并代表人民利益，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这两个工作岗位上，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在参政、议政的同时，董辅依旧进行理论研究和探索。他积极倡导市场经济的指导作用，早在1989年1月，在《经济形势、发展战略与改革目标》一文中就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发展市场经济，即把僵化的实物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也就是说使市场成为经济的调节者”。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他撰写了大量文章，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权宜之计，并用公式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表述，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公平+市场效率”。1997年，他又撰写了《公有制与股份制》的论文，提出了两种形式的公有制的概念，即共同所有制和公众所有制。公众所有制的财产归所有成员所有，但所有成员又分别是共有财产中某个具体份额的所有者。共同所有制单位的财产是单位成员共同所有的集体财产，同时又是属于他们个人所有的财产。此外，他在经济可持续发展、消费经济、证券市场、宏观经济分析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产生了深远的、巨大的影响。

由于学术上的成就，1987年法国政府授予董辅军官级学术勋章，1988年法国驻华大使亲手将勋章佩带在他的胸前。瑞典皇家科学院则连续多年致函董辅，邀请他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候选人。这些充分表明了国际一流学术机构对董辅的认同和信任。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范文第9篇

高新军 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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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军 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南风窗》2013 年第 23 期封面

40多年前，许多研究日本经济的美国学者在谈到日本经济强劲发展势头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发现，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够在强手如林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是与它们在日本国内面临着比国际市场更加严峻的竞争有密切关系的。能够在日本国内残酷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自然会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直至今天，美国汽车市场上占据质量、销售、品牌效应最好的前三名，仍旧是日本的汽车企业。此种效应在我国也是如此。

人们都说要让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上起基础性作用。这种作用如何实现？就是通过竞争来实现的。人们都知道市场经济中产权明晰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没有竞争，再明晰的产权也带不来高效率的经济结果。相反，在产权不明晰的条件下，激烈的竞争却可以带来一时的效率提高和较好的产出效果。因此，保护公平竞争和明晰产权一样，是市场经济的基础。

但是，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不会自然出现的，需要政府积极而谨慎的作为。因为一方面放任市场的自由发展，会形成寡头垄断，由此会产生经营者集中、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现象，妨碍技术进步、新企业加入，甚至出现“政府俘获”的结果。另一方面，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也存在大量的行政垄断现象。市场经济形成初期的强政府的思维和行为惯性，也使我国长期以来以政府的产业政策代替了市场的竞争政策，出现了许多重产业政策、轻竞争政策的做法，产生了保护垄断、限制竞争的结果。

所以，在我国《反垄断法》颁布5周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要使之真正成为“经济宪法”，使竞争政策成为市场经济领域的基本政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目前，我国在反垄断方面，不论是相关的法律细则，还是执法部门的权限，都与我国现实的需要有很大的差距。也难怪，就是在100多年前的“进步时代”里，美国老罗斯福总统作为“托拉斯粉碎机”，执行的也是10几年前就通过、一直没有被执行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但2013年人们还是在反垄断方面看到了希望。这一年，360公司和腾讯的“中国互联网反垄断第一案”在广东高院宣判。两个酒业品牌因价格操纵被罚4.49亿元，刷新反垄断罚单纪录。由于垄断液晶面板价格，发改委开出首张针对外企的罚单，还对几家进口奶粉企业进行反垄断调查。经由中石油腐败案的发酵，打破基础产业领域垄断的问题再次凸显，热点是中石油管道网独立、电力体制改革等。国家发改委一直督促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继续整改宽带接入领域垄断问题，整改期限为3至5年。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人们对于反垄断呼声较高，还是要看到，反垄断是在用公权力直接干预私权利。在市场经济的法治理念中，需要非常谨慎和专业。不能执法过度，更不能替代竞争。反垄断保护的是竞争格局，而非竞争者。 来信

在欧洲，不同时代和独具地域特色的古城镇都会保留得相当完好，而在中国却大都难逃拆建或商业开发的命运。当国人争相到国外感受城市历史的沧桑时，是否会对我们在城市化过程中倒下的古迹感到惋惜？其实，每段古迹都是城市的根，是历史的活化石，非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所能代替。我们一直在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却一边将承载历史、独具特色的老房子日渐抛弃，一边又费尽心思地搜刮挖掘历史，创造旅游资源。

—于大伟（读第23期《南京城：消失的老房子》）

作为辞赋爱好者，我有幸参加2011年5月的首届北京辞赋高峰论坛，并见到魏先生，得知魏先生是“巴蜀鬼才”，对其人品和才华深感敬佩。但是《魏明伦与他的文学馆》给我最深的震撼还是魏先生敢于自我揭短，敢于将自己在那段特殊岁月中的“败笔”无保留地公之于众。人非圣贤，在苦难的磨练中谁又能无过？对属于我们的“罪与罚”，如何才能无忧无惧？唯有行己有耻，敢于坦然承认，自省以励，方能如魏先生一般勇者无惧，率性而前，“配得上这深刻的苦难”。

—蒋凡（读第23期《魏明伦与他的文学馆》）

让我全身筋脉为之疏通的一篇文章，也引发我对自身发展的思考。自古文人骚客们习惯以成败论英雄，大时代中大人物的辉煌易被知晓，小时代里小人物的艰辛无人问津。但每个时代都有孕育大时代精神的潜力，大时代有非主流瑕疵的不足，小时代也有主流思想的渗透，今天享受小康的同时不忘追求明天的大同。历史永远不会终结，时代永远都有纠结，个别扭曲的细节并不是不可原谅，重要的是穿梭于时代中令我们血液激昂的精神，我们谓之时代正能量。

—林娜（读第23期《时代无大小，精神有高低》）

这篇文章让我颇感扑朔迷离，辛酸无比，在改革前沿发达的南国，还有这等不把土地当回事的。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开发、改造，土地成倍增值，而下排村却像与世隔绝、信息不通一般，好地撂荒、房子无人居住，只有少数的留守人员，整个村子冷冷清清，完全未有生机，暴露出的问题值得人们深思。《南风窗》杂志身处改革前沿，要善于挖掘这类不易被发现的东西，揭露矛盾，将其作为一种社会责任，要敢于去担当。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范文第10篇

卢现祥，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发展规划部部长，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高等教育评估与研究中心主任，湖北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和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湖北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经济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法学会法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等。

二、研究方向及主要贡献

一是对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研究。主要出版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初版，2003年修订本）、《新制度经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初版，2010年第二版）及《新制度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2012年第二版）。这三本书都对新制度经济学体系进行了探讨，各有特色和侧重点。专著《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研究西方新制度经济的专著，多次重印，在经济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011年4月29日北京世纪读秀技术有限公司的“被引次数最多的图书”显示，1996年出版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被引1251次，在经济学类排在较前面。CSSCI评析卢现祥教授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在“五年内在经济学领域被引100次以上的著作”中排名第9，五年内被引246次。在我国2000—2004年经济学论文引用最多的前96种图书中，卢现祥教授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排在第19位。

二是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去解释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注重中国现实问题的剖析，关注国计民生。近年来以寻找一个好制度为主线，以现实问题为题材，先后在《光明日报》、《经济参考报》、《广州日报》、《长江日报》等发表了近百篇理论随笔，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并于2010年出版了《寻找一种好制度——卢现祥制度分析随笔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年）。这本随笔集出版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搜狐读书、凤凰网读书、当当网读书、中国文化传媒网等多家网站转载或连载。

三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并探讨一些转型中的中国现实问题。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去观察中国经济社会问题，这也是作为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吸引人的地方所在。经过筛选和修改，汇集成了这本《寻找一种好制度——卢现祥制度分析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这次选择了36篇论文，分为三大部分，即制度理论、市场经济、国家理论与中国模式及中国经济问题。此前还出版了《寻租经济学导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和《有利于穷人的制度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三、主要成就及获奖情况

卢现祥教授先后在《经济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季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世界经济》、《财贸经济》、《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金融研究》、《改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杂志和报刊上发表了与制度经济学有关的文章80多篇，用制度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些问题，并引起了较大反响，其中有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及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1997—1998年卢现祥教授主持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非公有制企业职工权益保障问题研究》，该课题率先在国内对我国非公有制企业职工权益保障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具有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99年又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我国扶贫资金运作的效率与漏损问题研究》。2007年主持并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有利于穷人增长（PPG）的制度安排与公共政策研究》，其阶段性成果发表后引起了较大反响。2010年又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发展低碳经济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研究》。卢现祥教授还主持了多项省部级课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