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学范文

市场经济学范文第1篇

如果说合作与分工是经济学中永恒的命题，那么可以肯定，已有的经济学理论从没有真正考察过合作，即使是制度经济学也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严重性。也正是由于对合作理解的不清晰，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简单地将公有制当作是实现计划的唯一方式，结果一败涂地，以至我国现在谈计划色变，变成唯市场论。个人猜测，当我们真正考察合作时，我们很快会建立其另一个经济学——计划经济学。通过计划经济学的建立我们可以考察群体（被市场经济学中抽象成个体的部分）的内部组织和安排，从而解构“自私人、理性人”假设的内涵是什么，从而为企业和国家的管理行为提供指导。本文，也许是本人，不会研究计划经济学是什么，只是呼吁我们应该有计划思想，只是警告我们已有的经济学还是一个独腿人。

关键词：自私 利他 群体 个体 合作 分工 计划经济学 市场经济学

一、经济活动中的计划

在经济学活动中，给定任何一个群体，它对外永远是群体的，不是个体的。但是这种关系在经济学中不是这样，而是任何一个经济体具有两面性，它一面是群体的，一面是个体的。个体的一面不是真实，只是学术抽象。这种抽象给我们带来的致命错误是，使我们忽视了群体内部的组织和安排——即计划。群体内部组织和安排被“自私人、理性人”一笔带过了，这是市场经济学送给我们的最遗憾的礼物。显然，一个家庭、一个企业和一个国家的自私和理性总是一帮人的秉性和想法归总，这种归总最终是由计划来完成和体现出来的。

真正经济活动一定是“计划+自由”。我在很多地方提及“经济学=计划经济学＋市场经济学”的观点，但是没有论述，今天论述下。经济学为什么要分为计划经济学和市场经济学呢？这在于我们的实际经济行为是合作与分工，而合作自然是群体的事情，不是个体的事情。群体的事情总是需要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于是需要计划。毫无疑问，当合作使我们用同样的付出获取更大收益时，合作也消减我们每个人的自由。参加合作的个体不再是绝对自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而是必须遵循群体的某些“法律”。也许在自由主义看来这种自由的牺牲不可接受（主义在学术上等于极端），但是我可以肯定他们忘记了生存才是人类的第一任务。我们都面临一个共同的强大得不能再强大的敌人，一个决定我们存亡和延续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自然。地球上的生命历史告诉我们，合作是我们在自然面前少些失败的根本大法，是我们获取更好生存和延续的根本大法。所以单细胞生物选择合作组成多细胞生物，多细胞生物个体选择合作组成群体。当达尔文强调优胜劣汰的自然机制时，他没有告诉我们怎样才能获得机制中的优势。在达尔文看来留下来的就是优等的，于是机会主义的幸存者者就是优等的，就等于效率。孟德尔告诉我们另一个机会主义事实——变异，这是比蚂蚁被我们踩死更有决定意义的机会主义事实。进化关键是变异，千千万万个变异中总有一个是对的，它将依照机会主义原则保留下来。如果变异是获取生物学意义上优等的根本手段，那么合作就是社会学意义上获取优等的根本手段。如果达尔文f1代继承了达尔文的遗志，他会发现合作是比优胜劣汰更具有生物学意义，它是群体从文化上获取优等条件的决定力量。显然，千千万万个的文化变异是群体进化的关键因素，至少是对于高等动物而言这是不变的真理。

毫无疑问，生物的进化是群体的，决不仅仅是个体的，群体总是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合作。显然这种群体进化思想没有被引进经济学，尤其是西方经济学。为此，西方经济学不得不很可怜的说经济学不讲道德，冷酷地将市场中的淘汰者抛弃，不考虑他们的存在。马克思理论被人们信仰正好在于它捡起西方经济学抛弃的人群，但是它的遗憾是它也采取“主义”的做法，用另一个极端对付它批判的极端，它又抛弃了市场上的成功者。总之，我们群体，或者说是合作，被我们经济学理论打破得七零八落，彻底被它们抛弃了。市场经济学理论只是承认“合作与分工”这句话，接着抛弃合作，真正研究的是分工这个脉络。

当我们的经济学将一个以个体为基础的优胜劣汰法则当作最高指示的时候，那不过是三岁婴儿拿块尿布当国旗。合作从没有被我们少喊，但是也从没有跨过我们嘴唇，进入我们的大脑。人类是有组织的群居动物，组织程度之高或者说合作程度之高，是无与伦比的。完成这种高强度的大规模的组织与合作，靠的不是本能，而是文化。可以这么说人类文化的根本内核就是组织与合作，无论是过去的图腾、巫师和宗教，还是现在科学、艺术和哲学，其根本内核都是将各个体捆在一起，组成群体。正是因为有文化的支持，所以我们群体与其它动物不同，能够超越部落的局限而不断融合，像滚动的雪球一样，群体越来越大，一直滚到今天的国家这个超级群体。国家是当今最大的具有严密组织的群体，各种经济要素的自由流通度不能突破这个界线，市场经济学中强调的自由到此终止，由计划来主宰。 国际贸易是不自由的，是加了滤纸的商品交换，这里的自由只是渗透上的自由。在这里任何放弃计划安排的国家都愚蠢透顶的，除非其它所有国家都不打算与这里国家争夺利益。

毫无疑问，使群体中各个体有一致步调的东西叫计划（在其他社会学中叫组织，在经济学中叫计划），但是经典经济学中没有计划的内容，不能为企业管理类学科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作为经济类的基础学科，除了给企业家们提供“供求”二字或“价值规律”四字外，再无其它！然而，实际的经济活动中主要的不是个体对自然的生产，而是群体对自然的生产；不是个体对个体的交换，而是群体对群体的交换。我们经济学在这里做了必要的学术抽象，这是合理的，但是忘记还原。这个学术抽象就是将经济群体，比如企业和家庭，抽象成个体（个人）。在这种抽象下的思考逻辑中自然容不下“计划”二字，于是合作和计划从经济学中全面消失，于是凡是与自由主义不符的经济行为都是要反对和抹黑的，比如最低工资、进出口管制。央行（政府）一直为货币和价格问题的承担兜底罪，就连注重计划行为的凯恩斯也叫嚣政府是经济学家奴隶，看来政府承担的兜底罪兜到了极点，我们经济学人可以随意给他抹黑！ 我们经济学和经济学人总是缺乏正视问题的勇气，缺乏正视实际的勇气，于是理短气大，总是指责实际错了，总是指责存在是不合理的，最终一切罪责由政府来兜底。群体，合作，自由流通度，这是三个严格制约市场经济学的范畴，但是它们被经济学的先祖们抽象掉了，于是我们的经济学不受约束，可以用它来解释一切。

我们的语言很怪异，在逻辑上规定了群体的属种关系，但是在概念上没有相应的属种概念，所以国家叫群体，省市也叫群体；企业叫群体，车间也叫群体；村庄叫群体，家庭也叫群体；团叫群体，连也叫群体。这中缺憾或多或少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困难，也或多或少是我们将群体抽象成个体后不知道还原的原因。依照群体的属种关系和社会组织上头规律（注：头规律是指凡是有组织的群体中必定有个头，且是少数个体当头。），我们是依靠计划来完成我们社会组织的。首先是基本群体用计划组织各个体，比如家庭用计划规定一月的各项开支，比如车间用计划规定工人的工作程式；然后便是高级群体用计划组织其内部的各个小群体（这种小群体此时可以称为个体），比如企业用计划规定各个车间生产任务，用工人数，工资额度，比如国家规定各个行业的生产规模和方向。在经济学看来，可以这么说，法律、道德、宗教和政治都是用来组织群体的计划手段。 显然，法律、道德、宗教和政治等对商品价格的影响是深刻的宏大的，但是我们理论，尤其是西方经济学，明显没有注意到这些。比如花，因为某些国家的文化和道德没有规定花是情谊的必须，所以花在那里没有什么市场，自然价格也低廉；比如铁矿石价格对我国偏高就是政治影响的。市场经济学在这里患了重病，他们拒绝接受法律、道德、宗教和政治等对价格（资源配置）的重要影响，将那些影响视为违反了自由法则，而实际上经济学法则的建立首先得依赖法律、道德、宗教和政治等确立的秩序是什么。政府不是守夜人，而是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失的一个重要份子，是经济活动的头。

我们没有任何值得称为计划的经济学理论，即使是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中，也没有这个基因。我们的计划行为只是依据经验进行的，按试错法运行，所以我们的计划行为失败率很高。这种高失败率很好地被西方国家利用了，被市场主义利用了，他们向我们输灌极端自由主义理论，称为市场理论，教导我们完全抛弃计划思想，而自己却大行计划行为，将自己的各个企业组织起来，一致对外，于是铁矿卖给我国就是比没给欧盟贵些，于是我国这个农业大国居然将70％食用油拱手送给他们生产。本来我国是铁矿进口的最大国，按自由主义的市场理论，因量大价格应该低些，但是现在不是这样；本来我国是生产食用油的大国，但是我国农民再不能种植油科农作物了。我国现在在国际上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贵，卖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便宜，这绝不仅仅是市场供求的决定，而是背后还有另一只手——计划。 市场经济学忘记自己的学术范畴是自由流通度，任何资源只能在其自由流通度内自由配置。目前最大且严密的自由流通度就是国界，以自由为基础建立的经济学法则到此全面失效，所以李嘉图的自由贸易主义演变成殖民主义。这里最大的阻碍自由力量来自于一切一切的主体——人的自由流通度不能突破国界。目前的国界绝对禁止人的自由流通，绝对禁止人们跨国界地共享各种利益。在此前提下何来自由贸易？表面上看国际上一切贸易都是单个企业间的事情，但是在本质上仍是国家与国家间的事情，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进行的，所以这里需要用计划作前提，需要用计划将一国内各个进出口企业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整体。

没有计划经济学理论是发展的问题，但是在一个靠组织而发达的人类社会中如果我们思考问题时没有计划思想，唯计划而色变，那就是不想发展的问题。

二、群体的理性是什么

如果说西方经济学很好地阐述了个体的理性，那么群体的理性就没有被他们注意。是的，当我们将群体抽象成个体时自私人假设仍然适用，但是当我们从群体角度看时私自人假设就不适用了。此时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这些人为什么能被组织在一起这个问题，这不是简单的为了共同利益（或利益最大化）能解释的，因为我们人类早在能够考古的时代以前就是群居的，而同时代的其它许多动物是独居的。这些动物至今是独居，尽管濒临灭绝（有的已经灭绝）。为什么这些动物就不知道群居的好处呢？我们今天群居习性不是我们变成“人”后才有的，不是理性的选择，而是天生的选择，在我们还没有变成“人”就有。毫无疑问，群居是我们人类发展到今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个必要条件我们的今天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这么说，除、挠痒、吃饭、睡觉这些活动外，我们的绝大部分行为都是在群体这个条件下进行的，都得依赖别人的合作才能进行，科技、战争、经济、政治、宗教，生儿育女等等活动无一例外。如果我们可以将商品生产抽象成个体的，那么将商品的交换抽象成个体的就一定是错的。商品交换一定是群体的行为，至少是两个不同个体之间的事情。但是这种最基本的原则在市场经济学中普遍被忽视，马经如此，西经亦是如此。在那里决定价格的竞争不是买卖双方的竞争（博弈），而是一方内部的竞争就决定了。目前从个人掌握的信息看，除本人之外还有一人知道这个问题，他是北大的周其仁教授，除此之外，我们随便翻开哪本教科书、翻开哪篇文章，都一定只谈一个方面的几个人间竞争，说这种竞争决定了价格。通常是讲生产厂家间的竞争决定了价格，似乎买方厂家间的竞争对价格毫无影响。在这里“供求决定价格”实际只是一个概念，市场经济学中从没有真正的考察过供求——即同时考察过买卖双方的竞争与价格的关系，因此只要将买方和卖方都抽象成个体，抽象成两个人，市场经济学的竞争基石顿然消失，而实际上竞争机制仍然存在，是群体与群体间的竞争。

这里不是检讨经典理论有什么缺陷，而是力图说明群体这个概念被经典理论忽视到了什么程度。如果不是因为对群体这个概念的高度忽视，已有市场经济学给定的逻辑框架是完全可以考察买卖双方间的竞争与价格的关系的，但是市场经济学中就是没有考察群体与群体间的竞争。也许在市场经济学的代表西方经济学看来，群体与群体间的竞争是马克思理论的核心研究方法，所以坚决予以拒绝。其实买方和卖方的竞争也是群体与群体的竞争，且这中竞争恰恰是供求规律的灵魂。

依照我们的学术习惯，当我们将视线集中在群体上时，我们更迫切知道的是群体的理性是什么，但是在这里本人很遗憾，不知道这个答案。然而这里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计划是群体理性的最直接的体现（注：记得个人以前有篇文章中称计划是群体理性，这里予以纠正。），是实现群体目标和组织群体行为的最直接且最重要的方法。所以我们人类的群体，不管是什么群体，一定先有个计划，以规定其各个成员基本路径、任务和职能，从而规定资源配置的基本骨骼。自由是在这之后才有的，是在骨骼中间填充血肉。比如一个家庭，要生孩子或要娶媳妇，首先就有相应计划——筹备，规划好其的基本经济预算、人力预算、人情预算、操作预算等等，然后举行仪式宣告这个家庭多了一个人。从此这个人取得了这个家庭的庭籍，他（她）的一切行为在大方面受这个家庭的规章制度的约束和荫庇。企业也是一样，一个人如果不在其计划之列，不能取得其企籍，他就不能获得这个企业的任何自由，比如努力工作、消极怠工、选择工种、与老板讨价还价等等自由。除、挠痒、吃饭、睡觉这些活动外，我们的自由永远是群体下的自由，是计划下的自由，这是不变的真理。在我们考察的对象内几乎遵循这条法则：计划是绝对的，自由是相对的。在鲁滨逊的经济系统里有绝对的自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那是文学家的故事，是经济学的谈资，不是真实。经济学考察的经济对象一定是群体的，计划一定是绝对的，自由一定是相对的。

记得我的课本上讲“国民经济有计划有比例发展”是个规律，这大概是计划经济学高度缺失的一种反应，于是将一句空话当作了规律。按照一般学术逻辑，计划经济学要完成的任务是：一是如何计划，这要求我们先揭示出相应的经济学规律。这里的规律一定不是一个，而是一个序列，个人揭示的平均化规律和头规律可能是其中的两个规律（注：平均化规律是指群体中各同类体获益均等，头规律是指凡有组织的群体一定有个头，且是少数个体当头。）。二是描述这些规律的运作机制、过程和作用范畴。这一点是已有经济学中最不喜欢研究的环节，从而也是最致命的。比如供求规律或者是竞争机制，我们就从来没有限定其作用范畴是个体，在个体范畴下适用，在群体范畴下不适用；在分工范畴下适用，在合作范畴下不适用。三是给市场经济学留下必要的空间。这可能涉及到另一种理论的兴起，它将描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按何种方式结合在一起，计划的深度和广度是怎样的，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又是怎样的。目前混乱的纷争大概要等到这两项工作都完成之后才能结束，在此之前，明智的选择是这样的，既不以计划而否定市场，也不以市场而否定计划。当我们在计划上遇到困境时应勇敢请市场来帮忙，同样，当我们在市场上遇到困境时亦应勇敢请计划来帮忙。

三、人性假设与经济学分类的内在联系

（一）“自私＋利他”与“合作＋分工”的内在联系

已有经济学理论都是在自私人性假设下建立起来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也不例外。但是这个假设一直倍受争议。个人认为人性是由n个面组成的一个圆球，是复杂的，是多方面的，不同的学科将考察不同的面。经济学中主要考察三个方面的人性，一是基因（生命）延续性，二是自私性，三是利他性。任何生物都具有延续自己生命和基因的本性，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和根本任务在于这个本性，我们的一切经济行为最终是为了满足这种本性的要求。但是这个本性却被经济学高度忽视。在自私性和利他性上，我们很奇怪的突然地采取了一元论的态度，用最简单的一元关系处理最复杂的系统关系，于是自私和利他间便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从而创造出大量的不是问题的问题。

除基因延续性外，经济学再要面对的就是自私性和利他性，从而“人性＝利他＋自私”，这种人性便决定我们的经济模式一定是“合作＋分工”。反对利他性的人士往往说人的一切行为最终都是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这个似乎没有错，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那就是我们说的自私一定是个相对概念，是相对同类其它个体而言的，这样如果我们是独居的，我们所说的自私是没有意义的。显然我们研究的对象一定是群体下的经济行为，那么群体的形成是依赖什么本性呢？要理清这个问题涉及到逻辑层次的划分。在更大层面上看，所有的生物个体都是自私的，这是他得以延续的必须保证。但是这不能叫自私。我们习惯把这种行为叫做自私，既是认识不足造成的，也是语言的限定，没有为我们创造出相应的恰当的词汇。这种自私行为不是自私本性的驱使，而是延续基因（生命）的驱使，受基因延续性的控制。如果我们一定要将这种行为也叫做自私，那么就应该注意到其中的根本区别。受基因延续性驱使产生的自私行为，是我对异类的关系，是指某个体对所有其它生物个体的自私，而不是某个体对同类其它所有个体的自私；受自私本性驱使产生的自私行为，是我对同类的关系，是指某个体对同类其它所有个体的自私，而不是某个体对其它所有生物个体的自私。这两种对应关系中的对象是绝缘不同的，一个是异类，一个同类。很多动物行为表明这种区分是严格的，比如狮和狼，它们同人一样基本不残吃同类。

可见自私本性和自私行为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而是多因一果的因果关系，对异类的自私和对同类的自私都产生同一的自私行为。显然，如果将人与狗相比较，说人有自私性，这就不伦不类了，既是对人格的侮辱，也是对狗格的侮辱。相反，从延续生命角度说人吃狗与说狗吃人一样的意义，都是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都是天职的自私。

我们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是西方经济学，可能没有注意自私与自私性的区别。按汉语语法，自私在某些情况下是指行为，在某些情况下由指自私性，具有双重身份，而自私性就是指性质，只有单一身份。显然，“人的一切行为最终都是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中暗示的自私是指行为，“人性是自私的”中自私是指人的性质。通常，自私行为由自私本性决定，但是这不是唯一决定。在某个体对所有其它生物的关系中表现出的自私行为是由延续生命（基因）本性决定的，与自私性无关。正是基于延续基因的使命，于是同类个体往往更易合作，一起对付异类。不同类个体间也有合作，我们称之为寄生和共生。我们经济学中谈的合作首先就是指同类的合作，是指人与人合作。这就是说为了完成延续基因这个根本使命，我们有两种经济行为可供选择，一种是合作，一种是分工（单干）。

在什么情况下选择合作，在什么情况下选择分工（单干），那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是本文能讨论的。这里只是继续讨论一下延续基因的基本方式，以便我们更好的理解基因延续性、自私性和利他性三者间的关系。基因的延续方式从生物学上看，首先分类为无性繁殖和有性繁殖。无性繁殖无需合作，而有性繁殖必须要合作。这里抛开无性繁殖这条脉络，只谈谈有性繁殖这条脉络中一些与我们讨论有关的东西。在多细胞生物的有性繁殖中，首先都遵循这个模式，各个细胞或者是各个器官合作组成一个整体，像你我他这样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大家严格遵循分工与合作的基本法律，有的负责吃饭，有的负责消化；有的负责行走，有的负责思考。凡是有性繁殖的生命体中都有个啥事都不做的懒惰透顶的家伙——生殖细胞或生殖器官，但是它们却享受了生物体的最根本利益——繁殖后代。有性繁殖的生命体中只有这个家伙能有繁殖后代的权力，其它的都没有。也许我们从自私角度看这对头手脚等很不公平，它们劳动一辈子却不能繁衍后代，最大的好事却由那个好吃懒做的家伙独占了。但是群体给定的合作秩序就是这样，我们尊崇也得尊崇，不尊崇也得尊崇。如果那个细胞敢反抗这个合作协议，自己也去繁殖，那么系统一定会镇压。系统得有镇压反叛者的能力，否则系统就会崩溃。癌细胞就是个反叛者，它为了自己私利的无度扩张自己的后代。系统没有能力镇压这个反叛者，于是整个系统崩溃。但是在基因延续上看，繁殖细胞又忠实的将头脚手的基因全部交给了下一代，这对于头手脚来说，又是公平的。相比之下，癌细胞没有生殖细胞这种利他性，只是繁衍自己的基因，所以不欢迎。我们的经济系统内，或者是社会系统内，与生物体内的这种合作与分工秩序是高度一致的，通过合作大家都得到更好的延续条件，但是分工又的确导致很多不公平——如果每个个体总是认为其它个体收益更大的话，那么这种不公平就一定存在。也许正确的合作的态度如同对待男女合作生孩子的态度一样，大家司职不同，但是各得其所，都获益最大化了。

当然，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与生物体内的系统还是有严格区别的，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的进化是真正意义上的群体进化。蚁和蜂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群体进化的良好实例。它们既有生物个体内的合作分工的模式，又有群体内的合作分工模式。与人类不同，蚁和蜂更容易满足群体的合作分工秩序，很少有不满者，也很少有欺压行为。说的好，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那么人类系统为什么总是流行压迫呢？也许是生殖安排上的差异吧。我们每个人都有生殖权，且要对自己的后代负主要责任，所以我们每个人显得比蚁和蜂更自私，更容易转变成系统的癌细胞，反叛系统既有的合作分工秩序。自然这种反叛也导致我们的合作分工秩序不断进化和改良，是我们社会迅速强大的直接动力——我们是称这种动力为竞争的动力。

不管怎样，在由同类组成的群体中，自私性和利他性是同一个逻辑层次的，是一对反义词，在语法逻辑关系上它们正好服从辩证关系。但是在时间序上个人认为利他性要早一些出现，这是因为群体的形成要由利他性来予以说明。如同前面所比较，仅用利益最大化是不能解释人类、蚁类、狮类是群居，而虎类、豹类、蛇类是独居的区别，但是加上利他性我们就能较好的解释这种区别。我们可以认为群居动物的利他性大些，有利于大家友好相处，于是大家便群居了，而独居动物的利他性很弱，不足以使大家友好相处，于是大家独居了。也许时间序上的这种安排根本不是事实，但是我们的知识给定的认知逻辑只能接受这种安排。

（二）自私的显性和利他的隐性决定人类系统的基本模式是原子结构

我们的行为总是表现出自私性，较少表现为利他性，可能是这两种本性的性质差异决定的。如果坚持“人性＝利他＋自私”假设，那么由实际的事实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归纳：两种本性强度和力程不同，或者利他是隐性的，自私是显性的。显然，由于延续自己生命本性的决定，生物个体总是会优先展现其自私性，先获取直接对自己有益的东西，这是一种良好且实际的策略。但是对于长期利益的最大化，要间接些，也更需要合作，于是利他性派上了用场。似乎利他本性的强度很弱，就像引力一样弱，我们难以察觉，但是这不代表它没有。这种有在另一种情况下变得很强大，这种转变是由力程决定的。从大量的事实我们不难发现利他的力程很远，而自私的力程很短。比如我们每个国家的过去都是通过血淋淋的屠杀融合而成的，可是被屠杀者的后代有几多记得过去的屠杀，还要为自己尊严而复仇？这里我们每个人早已经被利他性控制，自私性似乎不存在，于是我们每个人现在都为国家而战，而不会为我们祖先而战。我们很多人在学校时可不是校友，而是仇敌，彼此间经常争斗，但是毕业后就是校友了。远是亲，近是钉，这基本是所有生物的表现出一个共性，我们人类更加突出。自私性总是在近距离竞争中体现出来，它像电磁力一样使我们相互排斥，而利他性总是在远距离的融合中体现出来，它引力一样将我们困在一起。所以尽管利他性很弱，像引力一样弱，但是由于力程很长，在远距离范围内能够加总，从而总力量很大，于是将我们困在一起，组成了群体；相反自私性的强度尽管很大，像电磁力一样大，但是由于力程短，在远距离范围内不能加总，从而总力量很小。所以，尽管我们是一个群体的，但是在群体内我们总是激烈的拼杀，并不团结。只有在群体与其它群体争夺利益时，利他性才明显显露出来，原来争斗不息的各个个体现在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可见，利他和自私在同一广度和深度上不能相等地决定我们的行为，而是在不同广度和深度上分别决定我们的行为，这便决定我们从个体和群体角度看到的事实不一样。从个体角度看我们每个人是自私的，竞争机制决定我们行为的准则，从群体角度看我们每个人是利他的，共枯共荣是我们的行为准则。

（三）自私和利他，群体与个体，合作与分工，计划与市场四者间的内在联系

这四对关系都是依照“人性＝利他＋自私”给定的逻辑脉络而存在的，下面将分头简述这种内在逻辑关系。

1：曾经有人问我，本来是越大越好，为何很多企业（比如电脑行业）要将零部件分发给不同的企业加工？很显然总厂（比如飞机制造总厂）完全可以一口气自己全部生产，它们为何要分？这里我将回答这个问题。这主要是由生产的启动阀值和截止阀值决定的。任何生产活动都有这两个值，我们施加的影响力（生产力）小于启动阀值时，生产不能启动，此时需要合作以增加我们施加的影响力。生产启动后，在一个相当的区域内产出与我们施加的影响力成正比，是线性关系，是递增的。再随着我们施加的影响力增加，产出反而减小，最终生产截止。比如般石头，一个人般不动，般十天半月也般不动，可以两人合作后合力便超过生产的启动阀值，于是我们便轻轻松松地般了一块又一块。但是如果参加般石头的人太多，那块石头我们同样搬不动，因为人太多时我们无从下手，生产截止了。

绝大多数合作并非不是搬石头这么简单，是线性合作，而是结构性合作，像各种部件组合成机器那样的结构性合作。由于结构性合作后合力不是原来各个个体力量的算术加总，所以总力量可能大于原来的算术值，也可能小于原来的算术值。合力等于各个体的算术值时，生产率不会提高，但是也不会降低，只有合力大于原来的算术值时生产率才能提高。我国大集体的生产率不如包产到户后生产率的算术值，就在于大集体内在的组织（计划）工作搞不好，于是集体的合力小于各个体力量的算术值。是分还是合得由这个基本原则决定。当合作后力量小于各个体单干时的算术值时，我们便选择分工，将大块块分成小块块。各个小块块其实也是一个合作群体，小块块的大小取决于合力最大化，或者生产率最大化。如果小块块内部的合作还不能使生产率最大化，那么就会继续分工，直到分成个人单干为止。相反，小块块会不断联合，组成超级集团公司。

可见，虽然大的趋势是合作使我们人类不断强大无比，但是并非每个地方都是越大越好。每个行业每个地方都将面对不同的内在和外在的情况，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问题，目前的系统理论根本不能描述这些实际。是分还是合几乎无规律可行，这里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办，摸着石头过河，不断试错。正因为这里需要不断试错，所以市场经济学的思想在这里特别适用，而计划手段在这里则表现得一塌糊涂。这里让人们自由地去摸石头过河总比自作聪明地搞计划，盲目地组建大企业要得多。不幸的是，我国近十多年来一直在盲目地合并企业和学校，为大而大，为大而不择手段，甚至法律大学和财经大学也能合并，农药厂与饮料厂也能合并。但是在群体与群体（比如地方与地方，国家与国家）间竞争中，不管是经济争夺还是政治争夺还是其它利益争夺，经验表明在群体内部搞计划总是胜过搞自由，总是更能使群体合力更大。这里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计划能使大家往一处使力，即使合力小于各个体的算术值之和，但是毕竟形成了集团军，消除单兵作战时所产生的强大内耗。比如我国目前的稀土被贱卖的主要原因就是各个企业间激烈竞争所产生的内耗。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内耗对于国内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总利益留在国内了，没有外流。所以面对国内时稀土行业需要激烈竞争。然而如果考察的群体是稀土行业时这种内耗又存在了，因为这个行业获得的利益因此减少了，竞争是这个行业的灾星。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前面强调的自由流通度是关键。我们考察的对象（群体）变了，自由流通度也变了，所以虽然是同一种商品的经营，内耗时而存在，时而不存在；所以同样是一种商品的经营，时而得计划，时而得自由。自由流通度是一个随着考察对象的变化而变化的东西，它是决定采用计划还是采用市场的重要依据。

目前由于我们不能认识到这些差异，不知道自由流通度这个概念，所以我们总是不分地方、不分时间、不分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极端看待一切：看到计划好处的人便说一切都应该计划，看到市场好处的人便说一切都应该市场。 这二者都是极端主义者，都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明确，我们的经济系统是个结构性系统，我们人类已有的知识还远远不能理解它，死认一根筋对我们没有好处。

2：可以这么说群体的存在依赖于合作的不断进行，依赖于我们和谐相处，那么我们如何保证合作的不断进行，如何保证我们和谐相处呢？对此，我们的图腾、宗教、文学、科学、道德、法律、政治等等都是在为此而努力的，通过这些东西我们能看到什么呢？我们能看到平均化规律——群体中各同类个体获益均等，这是描述合作后的利益分配的规律。试想想，大家一起将石头搬回家，应该如何分配这块石头才是最理想，才最能使大家累而快乐着？只有平均分配。我们回头看看实际，我们不管实际中各个行业和各个地方是以什么理由提出平均和平等思想的，所有的平均和平等都服从“群体中各同类个体获益均等”的基本原则。我们的经济系统要存在，要稳定，必须在宏观的分配上满足这个基本原则。这里个人不敢肯定平均化规律一定是将来某人建立的计划经济学中的一个规律，但是平均分配更依赖于计划手段来完成是肯定的。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一个逻辑脉络：利他——群体——合作——计划，这四者是一根藤上的瓜。

但是人与蚂蚁不同，有很强的好胜心，总是希望自己比别人强，总是希望自己征服别人，总是希望自己是人上人。这种心态决定我们人类十分好斗，十分自私，从而平均并不是每个人所希望的结果。至少每个人认为自己有能力战胜别人，他就不再希望获得平均结果，不再希望已有的和谐的状态，于是争斗随之而来。所以我们不像蚁和蜂那样安于现有合作分工秩序，而是不断反叛。竞争机制为人们反叛提供了一个大舞台。人们参与竞争的目的一定不在于获得平均收益，一定不在于维持和谐的状态，而是在于制造动乱，从而是自己有机会做人上人。正是这种强烈的私欲，我们人类群体中的各个体间有激烈的竞争，从而我们人类也获得不断发展的强大动力。显然，假如我们像蚂蚁一样，不贪婪，对大家都吃饱了的和谐状态很满足，我们能有今天的文明是不可理喻的。说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不如说是贪婪的私欲是经济发展的动力，竞争只是释放这个动力的路径。马克思是绝对没有看到这一点的，所以假如他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小心真的实现了，那么我们人类社会便走到了尽头，像蚂蚁社会一样，不再进化。

分工的另一个经济学意义就在于便于竞争的开展，因为分工使我们好评价自己创造了多少，从而应该分得多少。尽管这种评价在理论上是痴人说梦话，但是作为形象评价，分工给定的评价基础已经足够了，已经足够竞争激烈展开。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按贡献分配等等，都是一种事情不同的说法，都是以分工为基础的，目的在于维持竞争的存在和持续。在这里，劳是多少、贡献是多少，一点不重要，有个大概数就行，就足以拉开收益差距，从而维持竞争激烈的开展。在这里，竞争能顺利开展才是最重要的，而因劳动、贡献等得到的收益是多少一点不重要，大概满足多劳多得这个条件就够了。所以尽管我们总是以不能计量劳动，不能计量贡献和效用批评经典理论，尤其是市场经济学，但是这种批判只是对经典理论的发展有利，并不能改变它们已有的解释能力。即使某人真的完成这种计量工作，在个人看来，那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平均化规律明确告诉我们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按贡献分配法则不是分配的全部法则，它们只是在小的方面拉开收益差距，以为竞争机制的运行提供动力。大的原则上我们一定是平均分配，这是合作的客观要求，是“利他——群体——合作——计划”这条脉络的客观要求。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另一条逻辑脉络：个体——自私——分工——市场，这四者是另一根藤上的瓜。

我们的经济系统就是这两条脉络构成的，“利他——群体——合作——计划”决定生产和分配的基本骨骼，“个体——自私——分工——市场”决定生产和分配的血肉。这就好比人，高和矮由前者决定，胖和瘦由后者决定；这就好比地表，前者决定水平面（海拔面），后者决定高山和大海。

四、经济学的dna

上面分析告诉我们两条逻辑链条，一条是“利他——群体——合作——计划”，一条是“个体——自私——分工——市场”，它们服从对立统一关系，是辩证的关系，它们共同构成经济学意义上的dna，每条链条上有很多经济学规律，它们是经济学的基因。这两条逻辑链条在排列上略有差异，似乎不是一一对应，这主要在于前面强调的时间序。在时间序上，以我们的目前的知识构成的逻辑模式，我们只能相信利他性在群体之前，群体在自私性之前，合作在分工之前，计划在自由之前。这种时间序在于我们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定是以群体存在为前提的，没有群体便没有我们所指的经济学。我们的经济学对鲁滨逊的经济系统是不适用的。我们没法肯定这种时间序就是事实，我们只能坚持这种认识逻辑。也许上帝就是个左撇子，有点不对称。

可以说“利他——群体——合作——计划”链条就是斯密讲的看不见的手，是这个链条维持我们经济系统的存在和稳定的，它使我们共枯共荣、共存共亡。但是，很遗憾的是，也是很幸运的是，斯密同志没到黄河就调了头，没有将他的道德情操论坚持到底。西方经济学家总是热衷于从竞争机制上导出共枯共荣、共存共亡的结论，这是在一系列不切实际的假设——即假假设基础上完成的，他们绝对没有解开斯密同志提出的悖论。竞争的目的在于获取不平等利益，如果竞争的结果是大家共同富裕，那么作为理性人谁还会参加竞争？但是西方经济学为了说明自由的经济系统能自动均衡居然将这个教条彻底颠倒了，倒立着看世界。比如最著名的帕累托最优，竟然假设已经平等分配了。我们知道平均（等）分配就是共产主义的分配，还何来市场经济，何来竞争？自然帕累托因这个假假设遇到不可克服的矛盾，于是用算命先生常用的“父在母先亡”的伎俩来糊弄我们。例如，对于一定总财富（或者效用）我们可以按照1:9、2:8、3:7、……9:1等等无穷个比例分配给甲乙两人，只要以后增加的利益都按这些比例分配，则它们都符合“没有人的状况变坏”这个基本条件，那么哪个分配比例是最优？显然帕累托没有回答这个真正的问题，也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5:5已经是他的假设条件，他现在如何回答最优的分配比例是什么？“没有人的状况变坏”与“父在母先亡”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其中的“状况”是含糊不清的，究竟是什么样状况不变坏最终取决于具体的人怎么理解。作为数学分析，在帕累托条件下只要给定的分配比例不是5:5，那么依照银行的复利公式我们很快就能算出“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的结论，这无论如何不是最优配置的结论。

这就是说帕累托心理预期的最优方案已经由其假设确定了，是5:5的分配方案，自然帕累托不能明说这个，于是搬出公平二字，用另一种方式阐述结论。公平只是道德的诉求，不是学术陈述。经济学要回答的不是公平分配，而是怎么分配才是公平，要回答 1:9的分配比例是公平的，还是2:8的分配比例是公平的。但是西方经济学从没有打算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用公平分配回答了一切，于是想认为哪种分配比例是公平的标准，就用哪种比例数据。站在道德的至高点上做学问，让道德标准充当学术标准，学术总是对的，这世间大概没有比这更高明的学术方法了！实际也是这样，我们想怎么理解就怎么说，可以说是父先死，也可以说是母先亡。比如我国三农问题，同样是引用帕累托同志的语录，有的说是最优，因为农民收入绝对提高了；有的说不是最优，因为农民收入提高指数非常低，相对贫困了。显然这个嘴仗打不下去了，于是搬出统计学，又有人说是最优，因为统计分析表明农民快乐程度比城里人高，但是另一些人不依，说是统计取样有偏差，于是也统计分析一下，结果正好相反。实际也是这样，我们永远在指责政府让系统的分配不公平，但是我们经济学就是不指出如何分配才是公平，就是不指出1:9的分配比例是公平的还是2:8的分配比例是公平的。论证竞争（市场）就是斯密没有看见的那只手，显然违反了竞争的目的在于获取不平均利益这个基本教条。如果竞争的结果是大家都获得均等的收益，共同富裕了，那么谁还去参加竞争？竞争就在于打乱系统已有格局。不管这个格局是什么状态，只要打乱了，就一定有人暴富，也一定有人暴穷，于是竞争的目的达到了。

当“利他——群体——合作——计划”链条导致大家共同富裕时，导致系统稳定时，它也开始窒息系统的发展，因为当大家不会有贫富之别，不会有贵贱之分时，大家谁也不会努力劳动。我们的财富总是我们创造出来的，如果大家都不努力劳动，社会如何发展？所以极端的共同富裕不是我们需要的。幸好我们的系统就是这么巧，也创造出另一条基因链——“个体——自私——分工——市场”，这个链条决定我们系统有激烈的竞争，满足我们每个人的好胜心理和贪婪心理，为我们的系统提供了强大的发展动力。我们的经济系统或者是社会系统就是在“利他——群体——合作——计划”链与“个体——自私——分工——市场”链的对立统一中取得中庸的，于是在和谐而争斗中迅速发展。可以这么理解，道德、宗教、法律、政治等为我们的经济系统计划出大的生产格局和分配格局，这既是为竞争保驾护航的底线，也是竞争顺利进行的底线。这些底线是竞争行为不能触犯的。显然，如果没有这个计划好的条条框框作前提，我们的竞争一定是在混乱中进行，结果系统大乱，效率全无。

市场经济学范文第2篇

经济学家们认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存在着三个本质性的差别，即决策机制不同、协调机制不同和激励机制不同。决策机制不同是指计划经济的选择或资源配置是由至高无上的政府机构做出的，而市场经济的选择或资源配置则是由成千上万的个人分散地独立做出的。协调机制不同是指计划经济的存在与运行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等级制度，自上而下以一种命令的方式来贯彻落实，而对于市场经济来说，是由一个统一的价格来调节千千万万的分散个体，使它们达到一致。激励机制不同是指计划经济是以集体利益为中心的，强调“大河没水小河干”，而市场经济却是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强调“小河有水大河满”。例如处理同一件事情，采取计划经济和采取市场经济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同是医院专家门诊挂号价钱的问题，如果采取计划经济，即政府做出规定：为了使经济条件不好的人也能看得起专家门诊，医院的专家门诊挂号费不得多于14元。这样，无论大病小病，人们都想去看专家门诊，而专家的看病热情则急剧减小，就出现了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处理这种情况，政府可采取三种不同的手段方法。一、采取分给指，由挂号处人员决定将票号分给谁，但是在此过程中，会出现挂号处人员受贿的现象，损坏的还是人民的利益。二、采取排队制，即按次序挂号，每天售出一定量的票号，直至售尽为止，，这样，人们便都不去工作，来到医院排队挂号，浪费了时间和大量的人力资源。三、会出现“黑市”，不法分子将14元的票号以100元的高价卖给看病的人，从中获取高额利润。但如果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放手不管，医院会自己制定出一个合理的价格，如果供给大于需求，医院便会迅速降价，而一旦供给小于需求，医院又会相对的提升价格，在此过程中，医院不断地在寻求一个经济平衡点，直至供求相等，便实现了经济最大化。原来存在的种种问题，便自动消失了。

经济制度是一种根本性的资源配置方式，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总体方向，十分重要！

市场经济学范文第3篇

只有真正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有可能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地位；只有弄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地位，不仅说明它从何而来，而说明它将往何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才可能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才有可能与西方经济学区别开来。

在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的报告中始终强调了两点；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之上的；二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人们容易理解和接受在我国现阶段要搞市场经济的理论，但很少有人能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来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性和历史性。人们总是过多地强调它的现实性而忘掉了历史性，以致于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立起来，有些人还幼稚地想利用前者来否定后者。实际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之中包含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和暂时性的理解。

在我国“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在于我国所处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国情。我国现阶段生产力不发达，我国现行的路线和政策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制订的，制订这样的路线和政策是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从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走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现行的路线和政策的制定是从我国现在的国情的实际出发，等到一百多年以后，我国的生产力将会有飞跃的发展，到那时我国仍会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根据那时的实际制订路线和政策。有些学者不认真地理解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的精神，而是去搬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把市场经济的历史阶段性的理论涂改成了永恒性，从而得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趋同的怪论。当然这些文人学者得出这样的怪论除了自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的肤浅和对历史的误解以外，还由于我国一些宣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学者所推出的理论也不具有系统性和缺乏逻辑性。

在我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性和合理性作论证的有两种方法，一是借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是借用西方经济学。

借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证如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相符合才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由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不发达，虽然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我们不能搞“一大二公”，不能搞计划经济，只能搞市场经济，实行市场经济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然选择。这样的论证虽然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却存在着明显的缺憾，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肯定的同时也包含了对其作否定的理解。如果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且没有忘记辩证法的基本常识，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论证的时候至少要说明以下几点：一，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各处于什么历史地位?二，计划经济不适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的任何一个阶段?三，当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后，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再通过什么途径使中国向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过渡，从而迈向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由于以这种方法论证的文入学者没有说明甚至也没有试图去说明以上问题，这就给借用西方经济学的文入学者提供了较大的舞台和机会，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些问题是不容回避的，西方人对这些早就有深入的研究。

借用西方经济学的论证如下：人的本质是自私的，资源是有限的，人们在自己的经济活动中会追求自己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它有三大优点。一是分散的决策能使人作出灵活有效的反应，减少资源的浪费。二是以个人利益和自由竞争为主的动力结构有利于发挥人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三是以价格为信号能使每个参与者获得简单清楚和有效的信息，并充分加以利用。由于西方学者的研究是以资本主义制度永恒性为前提的，所以对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的市场经济也作出了永恒性的赞美，而我国的一些文人学者不理解这一点，不假思索地搬运别人的观点，全然不顾这样的事实：当我国将大化小，高呼“分散”优越的时候，在其它发达国家却大刮联合兼并风，大公司、大集团不断增多，国家与国家的经济联系也不断加强，经济愈发展愈是在向人们显示出集中比分散更有效，至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垄断是不可避免的，垄断高价和垄断低价并不是社会供求的真实有效的信息，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了，而关于人的本性的论述更是缺少历史感，人的本性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更是倒果为因。

从以上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理论界在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地位问题上缺少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会导致其它相关的许多问题说不明白。比方说，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关系问题就有可能由于对哲学的理解不深而使这个陷于混乱之中。

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关系问题在一般人看来并不是什么难问题，人们可以不用思索地回答说，它们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关系。用公式或套话来解决问题是比较容易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人们真正地弄懂了它，实际上人们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却显得非常混乱。人们一方面说经济体制的改革只是改变具体的经济运行方式，而不是改变社会主义的制度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另一方面却说改革就是要改变生产关系中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即改变生产关系。人们在说明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的区别时有条有理，但在关于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影响时却语焉不详。以下的问题是避而不谈：一、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之间到底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还是可以自由选择?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可以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中进行选择，还是只能选择市场经济?三、我国现阶段选择市场经济是符合实际的，还是任何阶段选择市场经济都是正确的?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熟和发展如何导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在这方面西方的经济学家倒是爽快得多。

西方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是从经济运行着手的，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米塞斯和哈耶克。他们全面地论证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可能合理配置资源，因为动力问题、信息问题以及决策问题都不能很好地解决，而集中必然走向独裁，进而使社会通向了奴役之路。在我看来他们的观点缺乏历史感，对于人类社会和人性的理解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但有一点是深刻的，他们都看到了社会经济运行体制对社会经济制度的巨大影响和作用。

市场经济学范文第4篇

一、价格形成机制与市场交易制度

率是不同货币单位间的价格，因此，汇率问题也是一个价格问题。

现代价格理论在回答“价格由什么决定”的间题时认为，某种商品的价格是由该商品的市场供求决定的，市场供求相等时的价格即为均衡价格。在解决了“价格由什么决定”的前提下，自马歇尔开创新古典经济学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学更多地是对影响市场供求的因素或者说隐藏在市场供求背后的经济规律进行研究，而对于“价格如何决定”即价格形成机制这个具体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只是简单地用“瓦尔拉斯试探过程”或者说“瓦尔拉斯拍卖过程”来解释均衡价格的形成。事实上，经济实践中有关价格形成的真实过程已经表明，“价格如何决定”是一个不能抽象和简化的重要问题。同时，经济理论的研究也已证明，价格形成机制与市场交易制度密切相关，市场交易制度决定了已知市场供求下价格的形成及变动方式。

从一般经济学回到汇率经济学。20世纪}o年代以前的购买力平价说、利率平价说、国际收支说、资产市场说等汇率决定理论，可以说是通过建立包括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利率等影响市场供求的各因素在内的宏观模型，来解释“价格由什么决定”的间题。而由Garman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不仅是一种关于“价格由什么决定”的汇率决定理论，更因为其中引人了外汇市场交易制度这个因素，为“价格如何决定”做出了具体解释。

二、市场交易制度概述

市场交易制度可以定义为市场汇总参与交易有关各方的指令①以形成市场价格的规则总和。市场微观结构理论表明，交易制度作为市场结构中的一个核心内容，它影响市场的信息汇总能力和流动性供应机制，并由此影响包括价格发现、流动性、透明度和交易成本等方面的市场质量。

交易制度有多种分类标准。由于流动性是交易制度设计中的一个关键目标，因此，通常根据流动性提供方式的不同，将交易制度分为指令驱动交易制度(order-drivensystem)和报价驱动交易制度(quote-drivensystem)o

(一)指令驱动交易制度

在指令驱动交易制度下，每一位交易者通过指令向市场表达自己的交易意愿。交易者提交指令并等待在拍卖过程中执行指令，交易系统根据一定的指令匹配规则来决定成交价格，因而指令驱动交易制度又被称为拍卖制度。

根据成交连续性(或者说交易发生的时间性)的不同，指令驱动交易制度可以分为定期拍卖和连续拍卖。在定期拍卖制度下，交易者提交的指令被集中起来等待在约定的时点同时成交，其特点是定期在唯一的价格上进行一组多边交易或批量交易，因此，定期交易市场也被称作集合竞价市场。在连续拍卖制度下，只要交易者提交的指令具有价格上的优势，则它可以立即成交，其特点是连续在不同的价格上进行一系列的双边交易。

从价格形成机制上看，定期拍卖与连续拍卖有着本质的区别:

第一，定期拍卖的优点在于使成交价格最大程度地反映市场真实的供求状况，而不在于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为交易者提供即时性;连续拍卖的优点在于能为交易者提供即时性，而不是使成交价格最大程度地反映市场真实的供求状况，即以牺牲一定程度的价格稳定性为代价来获得交易的即时性。

第二，在定期拍卖中，价格指令只能决定该指令是否能成交，而不能单独决定成交价格，成交价格受到市场所有指令的影响;在连续拍卖中，该价格指令不仅决定了成交的可能性，也决定了成交价格。

定期拍卖与连续拍卖各自的特点，决定了前者更多地被用于对流动性要求不高、但对价格的有效性要求较高的市场，典型的如证券市场的开盘;而后者更多地被用于对流动性要求较高、但对价格的有效性要求不高的市场，典型的如证券市场开盘后的连续交易。

根据通过提交指令来表达交易意愿方式的不同，指令驱动交易制度也可分为双向拍卖制度和单向拍卖制。

(二)报价驱动交易制度

在报价驱动交易制度中，由具备一定实力和信用的交易商(也即做市商)不断地向交易者报出某种商品的买卖价格，并在该价位上接受交易者的买卖要求，以其自有资金和商品存货进行交易。做市商通过连续的买卖来满易者的投资需求，维持市场的流动性。同时，做市商也可以通过买卖报价的适当差额来补偿做市成本，并实现一定的利润。因此，报价驱动交易制度也被称为做市商交易制度。

(三)指令驱动交易制度与报价驱动交易制度的比较

指令驱动交易制度与报价驱动交易制度的主要区别在于:

第一，价格形成机制不同。前者是指令机制，交易者向市场提交指令，在特定的指令匹配规则下，市场根据供求状况决定成交价格;后者是报价机制，交易者在提交指令之前，可以预先从做市商获取报价。

第二，市场流动性提供方式不同。前者是通过各个交易者提交指令向市场提供流动性;后者是通过做市商的连续买卖来维持市场的流动性。

第三，市场供求出清方式不同。在市场供求(或者说买卖指令)不均衡的情况下，前者只能通过价格调整使市场出清;后者除价格调整外，通过做市商的存货管理吸收市场的超额供给也可以使市场出清。

第四，市场透明度不同。基于价格形成机制的不同，在两种交易制度中，交易者观察市场指令流并获取交易信息的能力不同:前者中，各个交易者处于同一个公开的市场指令流平台，交易信息的可获得性高且平等;后者中，全部市场指令流集中于做市商，其他交易者交易信息的可获得性低。因此，一般而言，前者的事前和事后交易的透明度较高。

指令驱动交易制度和报价驱动交易制度之间并没有绝对和孤立的优劣问题，市场选择何种交易制度取决于市场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具体因素，市场本身的流动性状况(即市场对买卖指令的匹配能力)和技术水平是其中的两个关键因素。

三、国际外汇市场的交易制度

(一)国际外汇市场的市场结构演变进程表明，在多层次的市场流动性需求和技术进步等因素的推动下，外汇市场的交易制度日益体现为融合指令驱动与报价驱动并互有侧重的混合交易制度特征

外汇市场是一个由直接交易市场(directtradingmarket)与经纪交易市场②(brokeredtradingmarket)构成的混合市场，两个市场也可以分别称为交易商市场(dealermarket)和拍卖市场(auctionmarket)。在直接交易市场上，交易商进行询价交易，并且由于买卖价差、扩展服务范围和获取市场交易信息等利益刺激，以及市场本身对维持流动性的客观需求，部分交易商承担了向市场其他交易商双边报价、连续交易的做市功能;在经纪交易市场上，交易商向经纪商(broker)提交买卖指令，经纪商类似于拍卖人(auctioneer)，对交易商的指令进行撮合成交。从价格形成机制上看，直接交易市场属于报价驱动交易制度，经纪交易市场属于指令驱动交易制度。

20世纪90年代前，经纪交易市场主要是通过声讯经纪(voicebroker)进行指令撮合。此后，随着技术进步，出现了以EBS和ReuterDealing2000/3000为代表的电子经纪(electronicbroker)。电子经纪在透明度、交易成本、指令撮合效率③(特别是对于流动性较强的标准化即期外汇产品)等方面相对于声讯经纪更具竞争优势。同时，市场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促进了交易的集中，客观上增强了市场的流动性，直接交易维持市场流动性的功能在弱化，而其交易成本较高、透明度较差等缺陷则逐渐显现。因此，电子经纪已经从声讯经纪和直接交易中取得了更多的市场份额。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声讯经纪和直接交易将从外汇市场中消失。外汇市场多层次的交易产品决定了市场流动性状况的差异，因而需要多样化的流动性提供机制。因此，电子经纪更适合于美元、英镑、欧元这些高流动性的货币对、特别是即期外汇市场;而对于缺乏足够流动性的小币种外汇交易或者流动性较低的外汇衍生产品，声讯经纪和直接交易可能比电子经纪更适合;此外，在市场萧条时期，外汇市场也需要做市商提供流动性。

(二)发展中国家外汇市场以报价驱动交易制度为主的市场结构现状表明，市场的流动性水平是决定外汇市场选择何种交易制度的一个关键因素

根据工MF对部分发展中国家外汇市场的调查，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市场结构或者是单一的交易商市场(占被调查国家数量的57%)，或者是交易商市场与拍卖市场的混合结构(占被调查国家数量的犯%)，单一的拍卖市场极少(占被调查国家数量的2%)0

形成这种偏重于报价驱动交易制度的市场结构的一个可能解释是，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银行间外汇市场规模较小、流动性较低，因此，尽管以即期美元为主的标准化交易产品本应有利于采用指令驱动交易制度，但是由于市场指令流的规模不能充分匹配买卖指令，在不考虑中央银行市场干预的情况下，报价驱动交易制度比指令驱动交易制度在出清市场供求缺口可更少地使用价格调整，采用报价驱动交易制度是一个较优选择。

可见，选择指令驱动交易制度或者报价驱动交易制度的一个关键标准就是市场流动性。在流动性足够高的外汇市场上，指令驱动交易制度是较优选择;而在流动性相对不足的外汇市场上，则宜选择报价驱动交易制度或者两种交易制度相结合的混合交易制度。

四、对当前我国外汇市场交易制度的认识

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平台的银行间外汇市场④自1994年成立至今，市场交易制度的演变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5年8月以前，银行间外汇市场采用电子竞价交易系统组织交易，会员通过现场或远程交易终端自主报价，交易系统按“价格优先、时间优先”撮合成交，这是一种典型的电子经纪交易市场，市场交易制度表现为单一的指令驱动。第二阶段，2005年8月，银行间外汇市场在外汇远期交易中首次采用询价交易，n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引入做市商制度并于2006年起在即期交易中推出询价交易方式，会员可以在双边授信、双边清算的基础上直接交易，同时也将有做市商向市场会员连续提供买、卖双向价格，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制度开始表现为指令驱动与报价驱动相混合。

在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制度的演变历程中，既可以看到国际外汇市场交易制度发展的部分体现，也可以发现国内现实状况留下的许多痕迹。

第一，银行间外汇市场从单一的即期交易产品到远期等各种衍生交易产品的推出，客观上需要市场交易制度从单一的指令驱动转变为融合指令驱动与报价驱动并互有侧重的混合交易制度，以适应市场的流动性差异状况并形成多样化的流动性供应机制。

市场经济学范文第5篇

一、充分认识市场经济对德育的负面影响

首先表现在外向型经济对学生的思想影响。改革开放国门大开，外向型的“三资”企业，中西方文化混融，各种思潮纷纷涌入，使学生所处的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化，一些不健康的思想开始悄悄侵蚀学生的灵魂。涉外企业中的外方管理方法、手段及思想意识潜移默化地向学生渗透，一些学生盲目崇洋。收入待遇等因素使一些毕业生将外企作为择业的热点目标，国营企业即使有正式录用名额也不受他们青睐，祖国意识在一些学生的心目中渐渐淡化。其次是市场经济与学生价值观念的转变。由于部分学生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不足，界线划不清，不能全面理解其共性、特性和作用，以及积极主流与消极支流的关系，致使认识上出现误区，价值观念发生扭曲。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原则，一些学生错误地将其视为思想行为的准则，导致了做事讲价钱，付出要索取，把自己的行为用“等价交换”来衡量。在为社会付出的价值观上具有浓厚的“务实性”，在利他的同时首先要利己，更有甚者表现出只顾自己的方便和利益，而不顾他人和社会公德，认为生活的真谛就是享受。无私奉献已不再成为人的价值范畴，造成理想境界的空虚。第三是劳动力市场及用人制度的变化，提出了新的人才质量要求。

企业之间的人才竞争，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为企业输送人才的院校在培养人才上向质量要效益，应培养出觉悟高、能力强、懂理论、会操作的复合型人才。企业为适应商战竞争，还突出表现在管理制度、管理手段上的变化，强调制度的执行与制裁要奖罚分明。培养人才与工厂生产的产品一样，受到供求关系的制约，培养的人才类型、规格、特点、素质及管理手段，必须与人才市场的需求、管理制度相吻合；否则，我们的毕业生将会在人才市场的竞争中失去竞争力，甚至失去人才市常第四是市场经济给思想品德教育带来的困难。在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社会观念的变化，知识的更新，信息的接受，对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来说几乎是同步的。

就学生而言，他们的社会接触面及接受新事物的速度远比在校门内的教师要广、要快得多。因此，教育者往往不能提前把握社会环境的发展与变化，当学生身上已反映出一定的思想问题时，教师才被动地去进行教育，这给德育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使教师的说教显得软弱无力，针对性不强，更谈不上“及时”甚至“超前”了，造成对在校生思想品德教育滞后的局面。

二、对在校生进行德育的思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德育工作的思路应是：

（一）突出爱国主义的教育主线在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院校德育要坚定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将其作为思想教育的主旋律，引导学生在接触开放的文化环境时，自觉抵制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的思想，把爱国主义教育落到实处，由感性到理性，由浅入深，引导学生由爱父母———爱师长———爱他人———爱集体，最后上升到爱祖国。

（二）加强对树立正确人生观的引导德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学生的“悟”性，使其认识到如何做人。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多元性。然而学校的德育必须坚持一元化的导向，使学生明白社会所容纳的并不都是时代所提倡的。价值的真谛在于无论是社会价值还是自我价值，都要通过自身劳动来实现。说到底，人的价值就是更多地为社会创造和奉献。进行人生观教育，首先要让学生明白人活着为什么，怎样生活和做什么。在这个基础上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进行理想教育，从学生生活的最贴切处入手，诱发他们的生活理想，从而激发出强烈的职业理想，把社会理想、为祖国做贡献的理想教育落实到学生的职业理想上。理想是动力，也是激励，在理想的驱动下产生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三）树立新时期人才质量的德育观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最终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的根本不是物质资源，而是人才资源，当今市场的激烈竞争，实质是人才质量的竞争。做为为社会输送人才的高等院校，在德育上要积极探索新时期对人才质量的要求，建立新时期的人才质量标准。新时期人才质量标准，已不再单纯是过去那种踏实加肯干、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类型，而是思想和能力是复合型、适应型、开拓型的人才。因此，在德育上要给学生全方位的意识和能力，培养学生具有职业意识、创业意识、敬业意识、质量意识、竞争意识、公关意识、科技意识和法制意识，同时要在实践中培养学生良好的自省能力，能经受挫折和失败的考验。

总之，新时期的院校德育应培养出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人、现代的人和国际型的人。

（四）德育管理制度和手段要与企业管理相衔接学校的德育是培养人才的基础工程，德育必须把参照系由封闭的院校教育转向人才市场和企业要求上来，这一转变要求学校在德育管理制度和教育方法上都随之进行相应的转变，使之与企业的要求相衔接。如若不然，学生在校接受的是一套管理方法，到企业后是另一套，这将增加学生的不适应性，减低学生在社会上的竞争力。

为此，必须做到：

1、在日常行为规范上要与相应的企业要求衔接，把企业要求职工的行为规范，作为学校培养学生日常行为的部分规范要求，同时要设置专业环境，在环境中训练学生的日常行为。

2、德育的管理制度和方法要与企业管理相适应。一位饭店的总经理说：“你们学生不及格还有补考机会，而在企业做错了一件事就难以挽回”。因此，在校的德育管理要与企业要求吻合。首先，应突出制度化管理，将规章制度熟知熟记，严格按制度办事，奖罚分明；其次，是在制度的执行上不能沿用“事不过三”、“下不为例”等旧的教育方法，制度不容违犯，否则就要受到处罚；第三，要适当减少耐心说服的思想教育过程，加强针对性和时效性，培养学生自律和自我调节的能力，否则就不能适应企业化管理的环境。

3、使学生进入人才市场参与竞争。创造条件使他们参加各种形式的供需见面会。在平时的学习、社会工作及各项评比和比赛中为他们设计竞争舞台，创造优胜劣汰的竞争氛围，以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性，达到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在共同的目标导向下，进行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从而提高德育的针对性。

4、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市场经济活跃，人才竞争激烈，毕业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他们能否承受竞争机制冲击的淘汰和排挤？能否经受挫折的考验？实践证明，学习好的学生不一定能在社会中经受住挫折和胜利的考验，这就要求德育应把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素质放到首位。新时期的素质教育包括：道德品质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劳动技能素质和心理健康素质。教师应成为学生的“保健医”，把培养健康的心理素质作为培养新时期人才的着眼点，使学生增进心理环境的内稳性和肌体对环境的有效适应性，以积极主动、平衡灵活、正确理智的心理状态去适应和协调社会环境，成为竞争中的强者。这首先要培养学生对竞争的心理适应力。在校期间应为学生设计竞争的舞台和竞争的环境，训练学生对竞争的适应力。教师针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心理诱导，使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优势，积极参与竞争。其次是培养学生的预见性。做好上岗前的心理准备，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了解人才市场情况，理论联系实际，交给学生解决问题的理论方法，塑造出身体健康、道德健康、心理健康的人，使其在激烈的竞争中健康成长。

5、加强信息反馈和教师的理论培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德育能否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应注意以下两点：（1）加强社会信息反溃经常了解社会思想动态，推断哪些社会事务可对学生产生影响，使教育走在学生思想意识形成之前。经常了解企业管理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及时扩充学生的应变能力。（2）要经常对教师进行社会主义德育理论的培训。加强班主任（辅导员）工作，建设一支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政治思想工作队伍，深入到学生中了解他们的思想、学习和需求。尤其是在社会变革的每次微小变化前，首先对教师进行理论指导，使教师具备指导学生的理论准备，注意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不断更新观念，紧握教育的主动权，使教育具有超前性。

市场经济学范文第6篇

一、当前新形势下学校体育必须走改革之路

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显著特点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国家还不能拿出很多钱来办教育，学校体育的条件还难以迅速改善，这就要求广大学校体育工作者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干方百计地提高改革的效益。前一个时期，绝大部分地区进行了改革，虽然各组成部分的改革也收到了一定的效益，但就学校改革的总体效益来看，充其量也只是各组成部分改革效益之和。而体育统计学告诉我们：一个合理的总体效益应大于部分之和。这就是说，改革并未收到理想的效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商品经济意识对人头脑的冲击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学校体育是一个多功能，多目标的系统。这里我们暂且不谈多目标的效益问题，仅以增强学生体质的目标为例，要有效地实现这一重要目标，学校体育就非进行改革不可。

最近几年，我国的学校体育工作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评定学校体育工作的成绩，“最根本的是看学生的体质是否有所增强”，有关资料对青少年儿童体质调研看，我国青少年儿童的体质还很不理想，与其它国家同龄学生相比较，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许多学生的体质不但没有增强，有些指标还下降了。瘦弱型的身体形态发育更为明显，常见病的发病率有所提高，视力低下的现象更为来重。如果真的以体质作为评价学校体育工作的根本依据，那么其余的成绩就将大打折扣。这样，理论和实践就产生了矛盾。这一矛盾现象留给我们众多启示，但我们应用事实说话不能一概而论。就增强学生的体质而言，从广义上来看，只要把优生优育，改善饮食结构和生活环境，减轻学生负担，加强心理，生理卫生保健，积极开展体育活动等有机地结合起来，方能起到良好效果；从狭义上看，我们必须把体育课教学、早锻炼、课间操、课外锻炼及运动等从内容到负荷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全面改革，方能奏效。我们都知道，体育锻炼对增强体质的作用是建立在超量恢复理论基础之上的，如果只是孤立地进行体育课改革，那么，体育教学的重要目标——增强学生的体质，就难以达到良好的效果。现在中小学生体育课，很多都是45分钟（有的40分钟），如果以课的密度30％来计算，那么每个学生每周在体育课上实际进行身体练习还不到半个钟头。请问：谁能把超量恢复的曲线划出来？学生的体质如何增强？所以，只有把课内外体育锻炼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全面改革，才能真正发挥学校体育在增强体质中的作用。

二、影响学校体育改革的因素

最近有关资料对北京、江西、甘肃、福建、湖南、广东、吉林、江苏、内蒙古、黑龙江等10省市近200名中小学的体育工作者与体育教师进行直接调查（座谈访问）或间接调查（问卷）共收回调查表各151张，结果如下：

从以上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影响学校体育改革的因素大致有以下几种：

1、片面追求升学率：

在我国现实社会生活中，升学率是家长和社会评价一所学校教育质量好坏的根本依据。因此，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长，就不能不抓升学率。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虽然我国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但教育政策尚不完善，在升学考试中，德育和体育无需象智育那样进行严格而有效的考试。因而，追求升学率就极易忽略德育和体育。这一因素对深化学校体育改革影响的严重程度，在问卷调查的统计中，虽然是列二位，但在座谈访问及有关材料报导中则是列第一位的，因为问卷调查统计中列为第一位的因素——学校体育物质条件问题。学校体育物质条件问题，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客观制约较大，而教育思想与教育政策问题是起决定作用的，并且有较大的能动性，在一定范围内还可以对物质条件产生积极的影响。

2、缺乏明确具体的改革目标

改革本身并非目的，它是为实现某种目标而采取的方法途径。学校体育改革已经搞了多年了，但作为一个国家、一个省市、一个地县、一个学校，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里，到底要把学校体育改革成什么样子，达到什么规模和水平，大多没有明确具体的目标，因而使改革带来了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有的改教材，有的改教法，有的改器材，你改你的，我改我的，或是跟着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或是不知道改什么好，严重地影响了改革的深入发展。

3、体育师资的质量偏低

据有关部门的调查统计我国体育师资数量不足的问题，已基本解决，除初中尚缺2．88万名外，小学专职体育教师已配备了近12万名，高中的体育教师已经超编。现在主要的问题：一是中小学体育教育分布不平衡。有的地方超编，有的地方不足。

二是质量偏低。小学、初中和高中的专职体育教师学历合格率分别为65％、23．42％、24．65％专业合格率还要低得多，特别是小学体育教师，大多数没有受过专业教育。此外，小学尚需80万名左右的兼职体育教师。目前仅有11万名左右，大多数缺乏体育专业知识和技能。这种状况不能不影响到改革的深化。因为一切体育改革措施，最终都要依靠体育教师来贯彻落实。如果教师质量过低，改革措施再好，也难以贯彻。

4、法制不健全

加强学校体育的立法，固然重要。但重要的是如何保证有关法规的贯彻执行。例如，必须保证学生每天一小时锻炼的问题，不得侵占学校体育场地的问题等，在许多法规中都有明文规定。特别是在国务院最近颁布的《体育法》中得到了体现。国家教委与国家体委也曾三令五申过，但却令不行、禁不止。因此，学校体育工作中，解决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问题，不仅是深化改革的需要，而且本身就是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5、体育经费、场地、器材缺乏

大多数的调查对象认为，当前的主要困难是学校体育的经费和场地、器材不足。不少地方和学校，要钱没钱，要物没物。连上体育课都没有一块场地，在一定的程度上束缚了广大体育教师改革的手足。这是必须正视的客观现实，其原因，既有经济发展水平问题，也有领导人的重视程度问题。但我们还必须看到，我国的学校体育改革，在任何一个层层次上（不同发展水平），都有搞得比较好的典型。因此，我们认为经费和场地、器材是影响学校体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不是第一位的因素，它本身也是改革所要逐步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6、片面追求学生运动成绩

有些地区学校的领导和教练员视竞赛规则而不顾，以高中学生代替初中学生比赛，以大年龄组学生代替小年龄运动员比赛，有的甚至服用危禁药物，以上这些现象背离了中、小学生体育必须面向全体学生的基本方向，是广大体育工作者所深恶痛绝的。有些教练员不顾学生年龄、性别、体能等生理和心理特点，没有长远观点，不讲科学训练；一味蛮干、蛮练，将不少有发展、有前造的运动苗于的“油水”榨得一干二诤，使一些颇具运动水平才华的运动员虽然早早拿到了奖牌，却难得有更大的提高一一早熟而早衰，而背离了中、小学体育必须面向全体学生的基本方向。对此，社会舆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但许多调查对象却认为这是个别现象。而且，一般来说，在运动会上能夺金牌的学校，群体活动开展得比较好，所以片面地追求运动成绩的因素对深化学校体育改革的影响并不严重，但应当引起警惕。因为，这一因素直接关系到学校体育改革的方向。

三、对学校体育改革的建议

1、学校体育的改革要突出各自的个性

由于和省、市、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体育等发展不平衡，而造成学校体育的千差万别。因此，学校体育的改革，必须突出各所学校的个性。所谓突出改革的个性。就是要突出改革的创造性。因为，个性的本质特征在于创造。也就是说，学校体育改革应在总目标的引导下，根据各自的条件，结合各自的特点，发挥各自的条件，发挥各自的优越。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学校体育改革活动之所在。

2、要把学校体育的改革和制定学校体育的发展战略结合起来。

所谓学校体育发展战略，这是指一个历史阶段学校体育的发展目标和对策。所谓目标，是指人们对未来实践所期望达到的预期结果。一个国家、一个省市、一个地县、一所学校，如果不制定自己的学校体育发展战略，不了解在今后一个时期本国、本省、本县、本乡、本校的学校体育要达到什么规模和水平，要发展成一个什么样子，那么，改革就不可避免地要迷失方向，而陷入盲目。例如，有的人是想到什么改什么，有的人是别人怎么改自己就跟着怎么改，有的人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而有的人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改，还有人心血来潮，突然冒出一个主意，不加论证，不作实践就贸然推广，造成工作上的被动，以至使改革陷入困境。

学校体育发展战略制约着学校改革的方向、内容和方法，这具有导向、动员和激励的巨大作用。实质上，学校体育的战略目标，就是学校体育改革的目标，实现战略目标的对策，就是改革一切不适应战略目标要求，有碍于战略目标实现的学校体育的指导思想、观念、内容、方法、体制、规章、条件等。因此，只要我们把学校体育改革和制定学校体育的发展战略紧密地结合起来，改什么和怎么改的问题也就昭然若揭了。

4、学校体育改革必须讲求实效

我们都知道，改革本身并非目的，改革是为了实现某种目标而采用的方法、途径。因此，评价一地、一校体育改革搞得如何，不在于它改了什么，而要看它的改革取得了什么效果。这就要求我们广大学校体育工作者，能深入地研究问题，切实地解决问题，不要光做表面文章，不要停留在一些名词概念上打圈圈。诸如增强学生体质问题；促进学生身心发展问题；生理、心理负荷问题；学生的主体作用问题；发展学生个性问题；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习惯、能力问题；提高学生体育意识与体育素养的问题；为学生的终生体育打基础的问题等，一定要钻进去，研究得深透一些，多问几个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搞得具体、实在一点，然后再通过改革实践来作出判断。要讲求改革实效，就要克服形式主义，组织一些参观学习，开一些现场会、交流会、研讨会都是必要的，但必须讲求效果。不能老是东奔西跑，更不能搞“大呼隆”。我们应当把有限的财力和精力，用于改革的刀刃上。

5、在学校体育改革中，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有关资料对全国10个省市200名学校体育工作者作过一次调查，有92％的人认为体育经费与场地、器材缺乏，对学校体育改革的影响是严重和非常严重的。确实，有许多地方和学校，要钱没钱，要物没物，连上体育课的一切场地都没有，这不能不使广大体育教师改革的手足受到束缚。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其原因，既有经济发展问题，也有领导者的重视程度问题。但我们必须看到，在不少地区，经济水平不高，而学校体育发展得很快。究其原因，首先是领导重视，肯给学校体育投资，干方百计地改善学校体育的条件。其次领导和广大学校体育工作者团结一致，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自己动手，就地取材，自制体育器材、教具。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湖南临湘市二中，该校地处湘鄂交界处的农村，原有一个专供训练用的300m田径场和一个风雨棚，93年他们又购地50亩，修建了一个标准的400m田径场，特别是以陈文友同志为首的体育教师当家作主精神好，自力更生精神强。很多事情都是他们自己动手干出来的，如平整跑道、焊接栏杆、制作器材、载树种草……，节省开支数万元，特别是今年7月来，该校的学生在世界中学生运动会上获得三枚金牌，为国家争得了荣誉。因此在现阶段，我们广大学校体育工作者，应学习当家作主的精神，应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6、以把体育列入升学考试科目为动力，推动学校体育改革的深入发展

由于受到片面追求升学率，明星体育及商品经济的影响，学校体育理论地位与实际地位，产生了很大的落差。自国务院颁布《体育工作条例》后从法规上确立了学校体育在教育工作中的地位。在我国出现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是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所以，批而不臭、越反越凶。为什么追求升学率就会出现片面性，忽视德育和体育呢？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各级各类学校在招生时，德育和体育无需象智育那样，受到严格的考核，理论上是“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实际是择智育之优而录取。说穿了，就是我们教育政策尚不完善，还难以保证党的教育方针的全面贯彻。

这种现象在许多地方已经引起了重视，长沙市教委近年来一直把这一工作作为升学工作的重点，组织专门的队伍，实行封闭式考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陕西省警校把体育作为新生入校的必考科目，择优录取，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好评。

市场经济学范文第7篇

关键词：市场经济；理念；经济学；教

【中图分类号】G64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学术界与实业界对商业伦理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不只是制度、政策与法规的建设，还需要社会成员拥有与之相适应的正确认识与价值观，即现代市场经济理念。唯有以现代市场经济理念为基础，才能建设现代的商业伦理。

经济学作为全面阐述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础课程，其教学目标不应只局限于技能的教授，也应该对学生进行现代市场经济理念的培养。本文结合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从市场经济的主体特征、客体特征、竞争与机遇、制度保障、分工合作、缺陷与不足等六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希望有助于在教学中培养和普及现代市场经济理念，改进教学效果。

一、主体独立自主：分散决策的权利，自负盈亏的责任

大部分经济学教科书都在开篇部分介绍了“理性人”假定：所有经济当事人都力图付出尽可能低的成本而追求尽可能高的收益。换言之，他们的行为目标是收益既定时追求成本最小化，或成本既定时追求收益最大化。在追求最优目标的过程中，经济主体必须保证其独立自主的地位与权利，但是许多教材对这方面的强调还不足。

首先，经济主体的独立自主意味着决策必须是分散、独自做出的，不存在相互之间“越俎代庖”或命令指挥的情况。如果当事人主观意愿上不同意，只是屈从于某种外来压力而被迫改变决策，那么它就丧失了市场经济主体的地位。例如，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企业没有独自决定产品种类与数量的权利，因而缺乏适应市场变动的活力。

独立自主另外一个方面的表现是自负盈亏。经营成功者的高额收益是其杰出才能的报酬，而亏损破产者则必须“愿赌服输”，自主决策的权利必然对应着自负盈亏的风险与责任。如果某企业的亏损由政府或国家财政来买单，那么它的权利就超出了责任；而如果企业被要求将其收益无补偿的贡献出来，它的责任、义务就超出了权利。在这两种情况下，企业都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市场经济主体的地位，背离了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

二、客体充分流动：稀缺性与选择

健康的市场经济不但要求主体拥有独立自主的权利，同时也要求市场经济的客体——商品与生产要素具备充分的流动性。如果要素和商品不能自由流动，独立自主就难以实现，而无法付诸实施的权利就是不存在的权利。所以，没有自由流动的客体，主体的权利也就无从谈起。

自由流动的商品与要素使市场经济成为一个充满选择的世界。企业选择要素种类与价格，生产经营方式，商品价格与销售方式；消费者选择商品样式与价格，购买数量与地点以及消费方式。经济主体的所有活动都是在连续不断的选择中进行的，而选择的可行性必须以充分的流动性为前提。

经济学中“稀缺性”与“机会成本”这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都与选择相关。前者指的是相对于人的欲望而言资源是相对稀缺的，后者是将资源投入一种用途后所放弃的其他用途所带来的最大收益。正因为资源是稀缺的，经济主体才被迫在多种用途中做出取舍和选择，所以稀缺性是选择存在的原因之一。机会成本则是对选择的代价的衡量，在稀缺性条件下人们只能将资源投入有限的用途，而那些本可得到却被迫放弃的收益就是机会成本。

我国在商品特别是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方面还存在着不足，如人才流动的户籍限制，某些行业投资的门槛限制等等。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进程，这些限制必将不断减少，各类企业与生产要素的待遇也将会越来越公平。

三、竞争机遇并存：优胜劣汰，机会常在

鼓励竞争、限制垄断是各国维护和完善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市场竞争能够通过影响成本、价格和产量来优化资源配置，激烈的竞争看似纷乱却不混乱，而是遵循一定的规律和原则。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描述了竞争的规律。“看不见”一词容易理解，因为市场主体的决策都是分散独立进行的，“手”可以理解为市场竞争机制，但大部分经济学教材对这只“手”指向哪里的问题并没有足够的重视和论述。

在消费者理论中，效用最大化的点是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线的切点，两者的形状与位置分别由消费者偏好和商品价格决定，它们分别代表了消费者的主观评价与经济社会的客观评价。切点上两条曲线的斜率相等，意味着主观偏好与客观评价一致。与此类似，在生产者均衡点上，等产量线与等成本线的斜率也相等，即各要素给生产者带来的边际产量之比与其价格之比相同。无数个表面上分散独立的消费者或者生产者在价格的引导下，按照统一的最优化原则行动，正是“看不见的手”使它们做到了“形”散而“行”不散。

市场竞争的方式虽然多样，但方向是以更加方便和便宜的方式满足人的需要，谁在这个方向上走的更远、更准谁就能胜出，这也正是保证市场竞争“乱”中有序的根本原因。与市场经济相比，计划经济在满足需求方面显得笨拙而低效。除了前文提到的两个方面，缺乏竞争也是重要原因。

市场经济一方面通过竞争淘汰落后者，另一方面也不断提供新的盈利机会。有些人认为，既然竞争如此激烈，现有厂商肯定已经将所有盈利机会都充分利用了，哪有机会留给后来者呢？这种忧虑看似很有道理，却忽视了市场经济的动态特征。社会环境、生产技术和市场需求都处于变化之中，导致市场收益或成本曲线变动。技术先进、信息准确、服务周到的厂商在竞争中占得先机，利用短暂的优势获得超额利润。当此种优势因被赶超从而消失后，盈利机会就转向其他方向了。“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廉，人廉我转”的说法在企业界广为流传，它描述的就是在市场经济中如何创造盈利机会的道理。

四、制度文化保障：既非“丛林”，亦非“天堂”

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英美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原生秩序，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则是后生秩序，两者在形成路径上存在重大差异。哈耶克认为，西方的市场经济是“未经设计而自发形成的”，[1]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也说过，它的产生发展表现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2]而后生的市场经济则是人为设置的秩序。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后生特点非常典型，由此对其妖魔化和理想化的观念同时存在。

受重农轻商传统和“无商不奸”观念的影响，很多人觉得市场经济就是弱肉强食的经济，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种认识源于传统观念受到冲击后，现代市场经济理念缺位而形成的巨大空白。反观西方的市场经济理念，它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生而成。它与西方的宗教伦理相融合，形成了现代市场经济理念和商业伦理，使西方发达国家摆脱了野蛮竞争的“丛林”经济。而我国缺乏培养现代市场经济观念所必需的历史与文化过程，人们在短时间内还不能全面认识和理解这种新的经济形态。

与“丛林”观念持有者相反，另外一些人将市场经济想象成“天堂”。他们认为，只要以私有产权为基础进行自由交换，市场经济就能自然而然的完善起来。持这种观点的人将问题看的过于简单，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同样是市场经济，有些国家和地区繁荣发达，有些却长期贫困和腐败。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其商业信用也越完善，居民之间的个人信用及诚信状况也越良好。而那些缺少诚信、“潜规则”盛行的地方，交易成本非常高，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这种差别与政治、文化、法律、宗教、人口、风俗习惯和国际环境等各种因素密切相关。政治体制和法律法规是有形的力量，文化和社会生活因素则是无形的力量。有了这些保障，市场经济才能符合现代文明社会的要求，呈现“邪不压正”的朗朗乾坤。

五、分工也是合作：在交易中取长补短

在自然经济为主的农耕时代，多数产品要由家庭自己来生产，但时间与精力是有限的，每个家庭都被迫生产所有产品的必然后果就是各个家庭的生产效率都不高。近代工业革命催生了大规模的分工与交换，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详尽地阐释了分工对于生产效率的巨大促进作用。

分工的原则是每个经济主体都只从事自己相对生产效率最高的产品的生产，这个原则放到国际贸易中就是“两优择重，两劣择轻”的相对优势原理。现代企业的发展战略大多注重“求新”和“求快”，选择“求稳”者也不在少数，但几乎没有刻意“求全”的。因为分工正是对“求全”的否定，它要求个体只专注于最擅长的行业。个体之间通过交易实现“取长补短”，全社会的效率与福利都会提高。那些四面出击、广泛投资，试图全面开花的企业往往很难成功。对于劳动者来说也是如此，身为“全才”固然好，但在智力与精力有限的情况下，成为某领域或技能的“专才”才会在竞争中更具优势。

六、缺陷与不足：个体与整体、短期与长期之间的矛盾

正如没有哪种法律或制度能够真正做到完美无缺，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也并非万能，它的缺陷和不足大都基于个体与整体之间的潜在矛盾。

首先，由于个体关注的是自身的成本与收益，而个体成本与社会成本、个体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并非总是一致的。个体成本之和小于社会成本时，存在着负外部性，如企业污染环境却未给受害者充分赔偿。个体收益小于社会收益时，则存在着正外部性，如提供公共物品或公共资源的企业。如果个体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很多时候就无法保证甚至危害集体和社会的利益。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指出，“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 [3]这种困境广泛存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时期和领域。

其次，市场经济体制自身无法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实施有效制约。由于垄断是市场竞争的必然产物，只有外在于市场的力量才能对它进行管制。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政策并不是由市场经济单独孕育和发展出来的，政治、法律和社会力量的参与必不可少。

此外，市场经济主体的独立自主和分散决策在可能导致资源配置的无组织无计划。“看不见的手”虽然协调市场主体的行动，但它无法精确控制所有行为，有时难免出现供求不均和资源浪费，因此出现经济的周期波动。这种波动难以彻底消除，只能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将波动幅度和频率调控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综上所述，市场经济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相比其他体制而言“最不坏”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它的优点与缺点都是客观存在的，决定市场经济建设优劣的关键因素也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如果政治、法律与文化建设配套到位的话，它能扬长避短，发挥其灵活高效的优势；但倘若信用制度和文化伦理建设滞后，它就可能表现出自私自利、野蛮无序的消极特点。另一方面，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经济建设是一蹴而就的，它必须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断成长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经济学教学应该而且能够通过培养与宣传现代市场经济理念，在这个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参考文献：

[1]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82-83.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

市场经济学范文第8篇

关键词：信用卡；双边市场；跑马圈地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6-0045-02

1 我国信用卡跑马圈地的现状

自从1985年6月中国银行珠江分行在国内发行第一张信用卡（中银卡）以来，由于其方便快捷，受到公众客户的青睐。我国的信用卡业务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麦肯锡日前公布的信用卡调研报告显示，中国信用卡卡量进一步加速增长，主要来自于向大众市场客户的渗透。信用卡发卡数已从2003年中的300万张，2005年中的1200万张，增长到了2007年中的4300万张，规模每年翻一番。超过40%的信用卡持卡人持有一张以上的信用卡，目前中国的个人信用卡持卡人数量已接近3000万。

在西方发达国家，信用卡业务是许多国际大银行的主要业务和主要利润的来源。如花旗银行的信用卡业务收益就占其利润总额的三分之一，美国运通公司的运通卡业务利润业务更占了其公司全部利润的7成。因此，国内各商业银行为了抢占信用卡市场的份额，纷纷推出刷卡面年费、积分送礼等优惠措施，吸引消费者办卡。许多人认为商业银行这种“跑马圈地”的策略是粗放型的，存在很多弊端。比如，总行对下属分支行主要考核发卡数量，一些银行分支机构由于沉重的发卡任务压力，而省略了许多必要的客户信息审核，一些银行甚至直接把发卡业务外包给其他的销售公司这使得信用卡发卡风险骤增。同时，由于各银行发行的信用卡在功能上几乎完全相同，使得多数信用卡成为睡眠卡，据报道这一比例高达80%。

2 从美国经验看“跑马圈地”

美国是信用卡业务发展最早也是最成熟的国家，在他们的信用卡发展史上也曾出现过我国现今的跑马圈地和负盈利的状况。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银行为开展银行卡业务，将其从精英阶层推广到普通群众，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推广活动，它们采取的主要形式为大规模邮寄免年费的信用卡。银行的邮寄名单一般来自存款客户以及按揭放贷和分期付款的客户。此种方式虽然能吸引足够多的持卡人，但银行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由于受到免年费邮寄卡的消费者数量十分巨大，银行也急于赶超其他竞争者，银行常常只做基本的信用审查，甚至有些连信用审查也不做。而且，银行也不能保证卡片邮寄的安全性，很多卡片在邮寄的过程中被偷盗、转卖。因此，70年代初，信用卡业务的欺诈率和坏账率非常高。直到1972年，信用卡发卡机构才开始摆脱亏损，但仍然难以获得与其他业务相同的收益，究其根本，信用卡信贷本身就属于无担保的贷款，它的风险无疑比其他银行业务要大得多。

从美国的经验看，在信用卡市场完全成熟之前，损失是不可避免的，跑马圈地的行为也并非是无效的，双边市场经济学告诉我们 ，为了能让一方或双方都参与到这个平台上来，投资是必须的；我们不知道银行是否还有其他办法既可以启动信用卡运营平台，同时又可以避免大量损失。则何为双边市场经济学，它又怎样对信用卡业务的现状进行解释呢？

3 双边市场经济

两组参与者需要通过中间层或平台进行交易，而且一组参与者(最终用户)加人平台的收益取决于加入该平台另一组参与者(最终用户)的数量，这样的市场称作双边市场。双边市场涉及到两种类型截然不同的用户，每一类用户通过共有平台与另一类用户相互作用而获得价值。

双边市场在现实中存在较为广泛。许多传统的产业如媒体、中介业和支付卡系统均为典型的双边市场。随着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又出现了多种新类型的双边市场形式，如操作系统、B2B、门户网站等。下面将主要就双边市场的定价战略及业务模式两方面进行探讨。

3.1 双边市场的定价战略

在单边市场中，价格一般与产品的成本和需求密切相关。而在双边市场中，由于不同客户群体之间存在反作用效应，因此产品定价要复杂的多。一般情况下，企业会向双边市场中的一方或几方采取低价（甚至向他们付费）。举例来说，微软的操作系统是一个工作平台，它为两大类客户群体（电脑使用者和程序开发者）提供一个相互认知的机会。比尔•盖茨发现，向软件开发商免费提供微软的操作系统接口，便于他们的软件能与Windows操作系统兼容，鼓励开发商为开发更多的应用软件；另一方面，向使用操作系统的最终用户，即普通购买者收取比较高的费用。从而，将两个群体吸引到它的平台上，也为自己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3.2 双边市场业务模式

双边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管你的价格如何，如果市场的这一边没有需求，那另一边的需求也将消失。就如上面的例子中，如果电脑用户没有应用软件可以使用，那他们就不需要操作系统。双边市场两个群体之间的相互产生效应就类似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难题。而解决这一难题的一种方法是向市场的一边免费提供服务（甚至向他们付费），以吸引足够多的用户；另一种方法是：对某一边的市场进行投资，以降低该边消费者的成本，通过对市场一边制定较低价格或者采用成本转移的方式，能有效的鼓励收益群体的参与热情，从而帮助双边市场平台解决“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难题。

4 用双边市场经济解释银行行为

回到我们要讨论的重点，很显然信用卡业务属于双边市场的范畴，它的两类群体分别为信用卡的持有者（消费者）和签约商户。信用卡的主要收入则来源于商户（即持卡人消费的一定比例，VISA规定1.7%），而持卡人付费很少（如年费）甚至不用付费，同时还能像免息期及消费积分等优惠。收入来源于商户这一传统来源于信用卡创始人麦克纳马拉先生所开创的定价模式。美国运通大概有65%-75%的收入来源于商户，对VISA和万事达的会员来说，这一比例为60%-75%。因此，从双边市场角度看，持卡人这一群体天生就享受着近似于免费的服务，美国60年代通过邮局寄送免年费的信用卡的案例说明了这一点。也因此，我们了解到，培养持卡人、抢占市场份额是破解“鸡生蛋还是蛋生鸡”魔咒的关键。所以，现在国内各商业银行信用卡部门“跑马圈地”的现象实属正常，也是在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发展我国信用卡市场毕竟的一步。

但任何问题都有一个度的概念，虽然圈地是正常的，但绝对要避免“卡吃人”的现象。在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为了振兴经济，强力推动信用卡产业的发展，力图通过消费信贷拉动和刺激消费需求。在短短两三年间，韩国信用卡业务飞速发展，2001年一举成为亚洲最大的信用卡市场。15岁以上的韩国人平均拥有4张信用卡，韩国国内需求迅速取代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2002年后，过度的信用消费逐渐露出端倪，信用卡滞付率不断上升，滞付金额越滚越大，最终酿成危机，造就了无数卡奴。前车之鉴提醒我国商业银行要重视信用的审查，在发卡时要慎重。2005年银监会下发的《商业银行外部营销业务指导意见》一定程度上轨法了银行发卡的步骤，整顿了发卡乱的现象，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切不可因噎废食，从舆论或政策方面对“跑马圈地”进行打压，就像水患，只可疏不可堵。

5 启示

根据双边市场理论，各商业银行在信用卡发展中的圈地运动是可行的，甚至是必然的。通过抢占市场份额，拉拢签约客户，是银行的最佳选择。但与此同时，韩国的信用卡危机也警示我们，圈地是可以的，但不问土地是否贫瘠，闭着眼只顾抢地盘是绝对错误的。各银行应把好信用审查这一关，同时加强信用卡的创新，这样才能以最小的损失换来业务最大的利润。

参考文献

［1］David S. Evans and Richard Schmalensee， “Playing with Plastic-The Digital Revolution in Buying and Borrowing” ，P151-157，2005.

市场经济学范文第9篇

关键词：市场经济；数理经济学；发展；应用

中图分类号：F091.3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4-000-01

数理经济学流行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为经济学的研究和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进入现代市场经济环境，数理经济学分析更是市场经济研究的重要工具。它较为直观的反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等规律，促进了人们对市场经济发展的掌控能力。数学在现代市场经济研究应用中的绝对优势，决定了数理经济学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应用的重要地位。

一、数理经济学的应用和发展

1838年，法国人库尔诺发表的《财富理论数学原理的研究》标志着数理经济学的诞生。而在此前意大利人切瓦已将数学应用到经济领域问题的分析当中。此时，数理经济学还不能得到经济学研究者的重视。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数理经济才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瓦尔拉斯发表的《纯粹政治经济学刚要》通过假设完全自由竞争的经济环境，将价格与商品通过数学理论模型紧密的联系起来。他认为在完全自由竞争的经济环境下，价格的存在与商品的数量及自然属性有关，商品的交换可产生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是可以通过数量来计量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数学的研究领用更为广泛，微积分、线性模型等理论在市场经济环境研究中的应用为数理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宽广的舞台，数学理论遍布了经济学的每一个领域，成为市场经济环境研究的重要手段。

二、市场经济环境数理经济学的应用

1.市场经济环境数理经济学应用的一致性。数学能进入经济学研究领域，并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工具，其中存在很多的一致性，特别是核心理论、思想、应用方向的一致性，才确保了将研究的理论模型应用到实践的经济问题的解决上。首先，两者之间的逻辑存在着一致性，数学理论与经济学理论在深层次上的范围和方向是一致的。数理的严密性、可靠性使经济学假设的范围更科学、更可靠。确保了假设条件下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与理论推导的一致性，提高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环境的掌控能力。其次，在理论研究上，一个数理研究方向可预测和解决这一方向的市场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而要把握整个市场经济环境有规律、稳定的发展，就需要从几个方向研究经济问题，需要通过不同的数学理论来研究、实践。在若干个数理模型的相互参与下，才能获得最佳的市场经济问题的解决方向。再次，在市场经济环境数理学应用方面，需要注重数理模型的选择和匹配。研究过程中的假设条件一定要在数理设定的最低要求之内，以确保数理模型的最优程度。使共同的假设和假设逻辑保持一致，确保多方面的假设定值不会在模型集合中发生排斥。

2.市场经济环境数理经济学应用的适应性。数理经济环境数理经济学应用的关键是数理本身与市场经济环境的适应性。在这一过程中，强调的是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性与数理分析工具应用的适应性。如：将微积分、线性代数应用到商品和价格空间的分析上。首先，商品的有限性和自然属性决定了商品本身的价值。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商品的流通是商品具有了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又可以通过数理的计量进行数理模型分析。同样，也可以将消费者行为、既定价格、收入约束条件等纳入数理研究范畴，通过数理综合模型进行市场经济环境方面的研究，以寻求市场经济的优化发展。其次，在市场经济模型下，可将某一经济事物看成经济变量的相互作用下达到均衡的一种状态，通过这种状态维持过程中各个因素的“量”的变化，形成一种客观的、直观的经济市场模型。通过各个因素量的带入，寻求市场经济环境发展中各影响因素最佳的结合点。

3.市场经济环境数理经济学应用的优越性。市场经济环境的发展离不开数学理论及逻辑学，而数学的严谨性、逻辑性与市场经济环境的发展是一致的。在数学公式及图表、曲线的表达下，市场经济环境更直观的展现在研究者的眼前，提高了市场经济研究的效率。如：应用数理经济学分析市场经济中商品的需求情况。首先，应用数理理论表达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商品需求量与价格水平的联系。其次，结合数理经济学分析得出需求表、需求曲线等，对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和购买能力等因素进行分析。在分析过程中商品价格、消费者收入、消费者嗜好等经济因素与环境因素可以形成一个方向的数理模型。多个数理模型的结合分析，可有效的控制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变量，减少商品的生产风险，为市场经济赢得更好的发展。总之，数理经济学将市场经济中看似无规可循的变量，在假设的条件下转换为与数理分析一致的模型，通过对数理模型的分析、研究，人们可以更直观、更清晰的看清市场经济环境的变化，预测其发展。有效的控制了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增长和稳定、持久发展。因此，数理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手段，数理经济学研究、发展和应用是市场经济发展和进步的需要。

三、结语

数理经济学理论起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我国的市场经济环境与这些国家有较大差异。在市场经济环境数理经济学应用过程中，照搬和效仿是不可取的。我们要学习的是这一经济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将数学理论更好的应用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提高我们对市场经济发展的掌控能力，降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风险，为我国经济的高速、持续、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罗转香，张文红.数理方法对经济学框架的分析——以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模型为例[J].经济视角（中），2011（10）：121-122.

[2]周高宾.经济学的数理分析框架——以市场模型为例[J].襄樊学院学报，2010（11）：13-16.

[3]陈艳，许永洪.自然环境和经济增长的数理经济学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1（23）：32-34.

作者简介：唐俊波（1982-），男，汉族，云南大理人，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硕士，讲师，从事经济数学、金融统计等问题研究。

基金项目：1.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一般项目（本土上市公司股票波动研究——以“云南白药”为例（2013Y097））；

市场经济学范文第10篇

经济学领域必须坚持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地位。这是在我国具体国情下繁荣和发展经济科学的内在要求和正确道路。长期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大量引入，我国出现了从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主张应当有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两个基础，发展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地位遭到削弱甚至被边缘化、西方经济学逐步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情况。在一些人的思想中，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不应当作为主流经济学，能不能成为主流经济学，发生了疑问。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影响

从客观上说，一是由于世界社会主义现在处于低潮，而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科技、管理和人民生活等方面明显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上由于缺乏经验和主观上的失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曲折发展，由此一部分人容易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二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而长期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定市场经济的传统观念，使有些人认为现在只有西方经济学才能提供理论指导。再加上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和平发展的敌视，努力通过传播他们的包括经济理论在内的价值观念向我国进行“西化”和“分化”，使得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理论观点、价值观念和它的思维方式严重影响了一些人的思维方式。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政治经济学的与时俱进，就是要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用符合实际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来开拓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从实践中提出重大理论课题，对这些问题开展深入的理论研究，形成创新性的理论成果，再回到实践中去检验，这应该成为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唯一正确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否在同西方经济学的较量中真正发挥指导作用，能否真正成为主流经济学，从根本上说就是看能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中国的经济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健康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于资本主义时代，它致力于提供摧毁旧制度的科学的思想武器，发展到今天的中国，其主要任务已经变成为建设新社会提供科学的思想武器。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实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不仅一般的说需要重视吸收和借鉴各种经济学说中的有益成果，而且特别是需要吸收和借鉴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成果和科学的分析方法，结合中国实际拓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在这方面引进西方经济学有其必要性。但是必须看到西方经济学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的理论基础是不科学的，它对社会经济制度本质和发展规律的分析建立在维护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否认资本主义是历史过渡的社会经济制度。以一个时期以来在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新自由主义来说，它是以超阶级、超历史的所谓“经济人假设”、“私有制永恒”、“市场原教旨主义”等既缺乏科学根据又违背历史实际的假定为立论根据，不仅不能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和主流，而且它的核心理论也不能成为我们吸收和借鉴的内容。另一方面，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经济学对经济的现象层次方面的分析，如对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方面，有着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一些认识，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吸收和借鉴的方面。当然，由于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条件方面的不同，也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抄照搬。那种离开对西方经济学二重性的认识，认为在实行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用它来取代政治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主流经济学的观点，不仅不是与时俱进，而且是理论上的一种倒退，因此是完全错误的。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产生的作用和面临的挑战

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否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能够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场革命。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真理性也已经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所证明。

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的这种所有制结构使得劳动过程从总体上讲归国家和劳动者集体所有，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由国家或劳动者集体的代表指挥，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结果从总体上也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劳动者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剩余劳动凝结为剩余价值，但剩余价值仍旧归劳动者所有。把剩余价值一般与资本一般相联系，并归为商品生产或市场经济这种生产方式上，把剩余价值特殊与资本特殊相联系，并归结到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上去，就可以掌握正确认识。

与此相应，对资本积累及其一般规律的认识也要坚持一般和特殊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资本积累同资本、剩余价值等范畴一样，都是商品生产或市场的一般范畴。资本积累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前提，没有资本积累，就没有社会再生产的不断扩大。资本积累是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的前提和具体表现形式。资本积累的规模越大，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就越多，社会财富的积累也就越快。资本积累是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没有资本积累，就没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资本积累又是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联系的特殊范畴。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家把他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随之再扩大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使工人自己创造的财富成了扩大对自己剥削的手段。资本积累既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手段，又是资本家扩大剥削的手段。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必然表现为方向相反的两极的积累，即一极是资产阶级手中的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积累是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巩固。劳动人民通过资本积累可以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逐步为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创造条件。

综上所述，以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为基本坐标，运用一般和特殊相结合的方法重新处理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某些理论问题上的不同认识，这样，就要求经济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以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为依据，重新认识和处理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材体系。

参考文献

[1] 宋国友.美元陷阱、债务武器与中美金融困境[J]. 国际观察. 2010（04）.

[2] 钟飞腾，门洪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历程[J]. 教学与研究. 2010（06）.

[3] 余永定.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J]. 国际经济评论. 20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