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安全法范文

生物安全法范文第1篇

关键词：环境资源法 生物安全 生态安全 国家安全

生物安全是指生物种群的生存发展处于不受人类不当活动干扰、侵害、损害、威胁的正常状态并，所谓正常状态即该生物种的个体总量处于动态平衡的稳定状态。根据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不但生物个体的“生老病死”属于自然现象，而且各种生物物种都处于“自然选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自然状态，都处于生物链、食物链中的某一环节，即都处于“吃与被吃”的生存竞争状态。因此，生物安全不是指生物个体正常的“病与死”，也不是指生物物种不受“生存竞争”的自然威胁，而是指生物物种不受人类不当活动的干扰和侵害。所谓人类不当活动是指违背自然生态规律的人类活动，包括开发、利用生物资源的生产活动、交易活动和技术活动。从人类生态系统的观点看，人类也处于生态系统之中，生物安全不是指生物资源不应被人类正常消费和合理利用，而是指违背自然生态规律的人类活动对生物生存发展的不当影响和有害影响。生物安全问题是指由于人类不当活动干扰、侵害、损害、威胁生物种群的正常生存发展而引起的问题，包括生物、生态系统、人体健康和公私财产受到污染、破坏、损害等问题。

生物安全是生态安全或环境安全的一个重要领域。国际上一些政治家认为威胁国家安全的不只是外敌入侵，诸如外来物种的入侵、转基因生物的蔓延、基因食品的污染、生物多样性的锐减等生物安全问题也危及人类的未来和发展，也直接影响着国家安全。维护生物安全，防治生物安全问题，对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障人的身心健康，保障国家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生物安全法则是维护生物安全的最有效的武器和手段。

一、生物安全问题

进入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人类大规模地开发利用生物资源和各种生物技术的发明运用，生物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海洋污染使“生命摇篮”垂危，热带雨林消失使“地球肺部”受损，水土流失和水域围垦所造成的湿地减少正在侵蚀“地球之肾”，物种锐减使人类相依为命的“朋友”越来越少，环境致变、生物工程和无性繁殖等新技术的开发应用使人类对未来忧虑重重。这些生物安全问题的严峻形势是促使生物安全成为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问题的基本动因之一。下面重点介绍如下几个方面的生物安全问题。

（一）生物技术所引起的生物安全问题

一些科学家预言，21世纪将是生物技术的世纪。生物安全是在生物技术、生物工程迅速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一项新的工作，是当代环境保护的热点问题，也是环保部门和环境立法的新课题。目前已有不少国家通过了生物安全的管理办法。

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1992年）第2条的规定：“‘生物技术’是指使用生物系统、生物体或其衍生物的任何技术应用，以制作或改变产品或过程以供特定用途。”[3] 这种生物技术是广义的生物技术，它包括传统的生物技术和现代生物技术。狭义的生物技术仅指现代生物技术，在现代生物技术中对人类造福最大且最具有潜在风险的是诸如克隆技术、胚胎移植技术、基因重组技术、DNA（脱氧核糖核酸）重组技术、细胞杂交技术等为代表的现代生物技术等基因工程技术。

当代生物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的大量应用，对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包括粮、棉、油、畜禽、水产养殖等）、医药卫生、社会伦理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目前，对生物技术所可能引起的生物安全问题，特别是对自由研究、制造、引入（环境）、投放（入市场）和排放转基因有机物（GMOs，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或转基因生物可能产生的环境风险和安全问题，已经引起许多国家的关注和学术界的争论。最初对生物技术安全性的争论来源于美国和一些工业发达国家的学术界，后来逐步扩展到工业、农业、商业等部门和文化、道德等社会生活领域。多数学者认为，因生物技术而造成的影响，其中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既有正面的推动作用，也有负面的风险；既可以为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也可能因管理或处置不当而对人类和环境造成很大的不利影响；既能提供巨大的生产力和社会财富，又可能对社会、经济、人体健康和环境带来负面影响。有些科学家认为，生物技术利大于弊，对现代生物技术的担心是多余的，人类既然可以创造生物技术，也可以驾驭它。例如，微生物是早在20亿年前就已在地球上生存的最古老的生命，丰富的微生物是地球上最茂盛、变化最大、最为有用的有机生物。Bt细菌是一种具有杀虫特性的微生物，作为农药在农作物上喷洒已有40多年的历史，是目前世界农药市场上销售量最大、且尚未发现对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的生物杀虫剂。Bt细菌可以释放出一种杀虫毒素，生物工程学家将这种细菌的基因提取出来，注入到一种对抗生素具有免疫基因的脱氧核糖核酸中，然后将这种带有两种基因的脱氧核糖核酸植入到细菌中，再将细菌放到抗生素环境中，使那些带有BT杀虫基因又对抗生素具有免疫能力的细菌存活下来，再将这种细菌的脱氧核糖核酸抽出来，注入到玉米的细胞中，这种玉米就具有了对诸如螟蛾等玉米害虫的杀虫能力。在美国，环保局已经批准带有BT抗虫基因的农作物投入市场，带有Bt抗虫基因的玉米、棉花和马铃薯等作物已大面积种植。但是，许多研究和事实表明，生物技术弄得不好会产生严重的环境问题，特别是生物安全问题。绿色和平组织指出，由于带有抗虫性的转基因BT玉米的推广，已经毒杀了不少雀鸟和昆虫，同时也提高了一些昆虫的抗药性；他们认为，随着带有杀虫基因作物的普及，农作物害虫的抵抗力会增加，工厂不得不生产出更具有杀虫力的农药，从而进一步毒化生态环境。为此，该组织于1998年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指控环保局批准人工改转基因的农作物投入市场是严重失职的行为；同时，有100多个生态保护组织和农业协会在指控环保局的诉状上签名，认为转基因农作物的扩散会对整个农业的前途构成威胁，要求美国环保局收回决定。2001年1月27日，绿色和平组织成员阻止了一艘载有2万吨转基因大豆的阿根廷货船停泊在丹麦的奥胡斯港。丹麦是阿根廷大豆的主要进口国，而阿根廷国内生产的大豆有90%是经过基因改良的大豆，绿色和平组织的行动已使阿根廷的转基因大豆出口十分困难。欧盟在1997年做出决定，允许瑞士诺瓦迪斯农业化学公司销售这种人工转基因玉米；但是，决定做出之后，卢森堡、意大利、奥地利等国以保护消费者健康为由，相继禁止在本国出售和使用这种转基因玉米。法国于1998年2月宣布不反对销售、但反对种植这种转基因玉米。同年4月，欧洲议会要求暂时冻结这种玉米进入市场，欧盟负责人类、动物健康和农药的三个委员会受命重新研究人工移植Bt玉米案。由于绿色和平等组织一直反对人为地改变植物的基因，因而有关转基因农作物的问题不但引发了一场国际环保官司，也引起了一个国际性的大辩论[4].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转基因生物可能对环境质量、生态系统或生态平稳产生不利影响。一些科学家认为，转基因生物在自然界中释放将污染自然基因库，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对生态环境产生难以预料的冲击，其潜在威胁不亚于核扩散。有些转基因生物（如转基因农作物、动物和微生物等）进入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后，植物通过花粉传播，动物和微生物通过杂交，会将转基因特性传给其他动植物和微生物，使其他动植物产生病虫害，严重的会因此搅乱原有的生态平衡、生态秩序。例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在2001年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野生物种一旦被经过重组的遗传基因污染，它们的多样性就会逐渐丧失，粮食作物的安全保障将受到严重威胁。专家们从墨西哥南部采集的6种野生玉米样本中发现，在4种玉米中有经过重组的遗传基因（即在基因研究中广泛采用的基因）。环保组织指责“生物技术企业的这种危险正染指大自然”。[5]美国康乃尔大学昆虫学家罗西（Losey）等于1999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实验证明转基因抗虫玉米（也称Bt玉米）的花粉伤害美国公众喜爱的一种蝴蝶──大斑蝶的幼虫[6].有一种转基因鲈鱼因为生长特别快速，在10年之内导致400多种鱼类绝迹[7].转转因植物会把抗药性转移给野生植物，导致产生抗除草剂的“超级野草”，给生态环境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近年来，在英国、丹麦、挪威等国曾发生政府或农民反对种植转基因油菜的事件和风潮[8]，英国、爱尔兰和苏格兰的转基因农作物（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试验场已经受到反对遗传工程活动分子的破坏。这些人认为，转基因植物的花粉可能污染农民的农作物，使这些作物的天然状态处于风险之中。在1998年，爱尔兰一些转基因的甜菜作物已被从试验场除掉，苏格兰一块土地上的转基因油菜被连根拔掉；在英国其他地方的21处转基因农作物试验地也遭到了破坏；而在1997年只有3处；抗议的浪潮曾经席卷整个欧洲。

第二，转基因生物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严重的可以致癌和其他遗传病。其中转基因技术[9]、转基因工程[10]和转基因生物[11]最引人关注。自1983年世界上第一例转基因植物培育成功到2000年，全世界共有50多种农作物基因工程产品被正式批准投入商品化生产。从1996年～1999年全球已有12个国家（其中包括有中国在内的4个发展中国家）种植了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由1996年的170万公顷发展到1999年的3990万公顷。到1999年，全球转基因食物的销售额已经高达20多亿美元，1998年全球大豆已有52%是转基因产品[12].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最大的首推美国，占世界种植面积的72%[13].到2000年，美国55%的大豆、50%的棉花和30%的玉米都是转基因品种。美国市场已有转基因食品4000种。加拿大有60%的食品包含了转基因成份。目前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引起世人的注意。英国的研究人员普斯陶伊在1998年通过新闻媒介向世人展示了他的研究结果：实验鼠在食用转基因土豆10天后，其肾、脾和消化道都出现了损伤。该项实验告诉人们，转基因技术会给人类（通过破坏人体免疫系统）带来危害[14] .有些转基因生物或其产品（如转基因农作物的果实、转基因动物的肉与奶、人造转基因氨基酸或药品）含有转基因活生物体或病毒，当被人食用后可以引起人体各种疾病，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已经发现因服用转基因生物体或其产品而导致人体疾病甚至死亡的事件。[15]荷兰科学家宣布，转转因食品会把抗药性转移给有害细菌，导致产生“超级病菌”，给人类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第三，转基因生物可能对人类社会秩序产生不利影响。包括克隆技术、遗传工程在内的现代科学技术，不仅将一切自然物加以人化，也在将人予以物化。随着诸如克隆技术等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克隆人或人体器官技术，人体和动物之间的基因交换或移植技术，当代社会出现的人体器官移植、器官捐赠、买卖、母亲（代孕）等现象已经将人体的一部分作为物或商品，而克隆人的设计、生产、销售、储藏和买卖，则将人本身（而不是人体的一部分）作为物或商品，这有可能引起新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人身商品化、侵犯人的尊严等新的伦理道德问题，严重的会造成新的社会伦理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动荡。1997年2月23日，英国爱丁堡罗斯林研究所的科学家成功地用成年绵羊的体细胞无性繁殖或克隆出了世界第一只绵羊“多莉”。2001年11月25日，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的先进细胞技术公司宣布，该公司首次利用克隆技术培育出人类早期胚胎；另一家名为集体克隆的美国公司也宣布他们已经克隆出人类胚胎细胞，并声称其最终目的是克隆人。人类胚胎中的干细胞又称万能细胞，它可以被培育出各种适宜人类身体的器官，对治疗人类疾病极为有利。首次克隆出人类早期胚胎在美国和全世界掀起轩然大波，人们认为关于人类生命秘密的潘多拉盒子终于被人类自己打开了，这是迈出克隆人的第一步。美国天主教联盟主席兼前美国驻梵蒂冈大使罗蒙？弗林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医学界的突破。但我相信它会带来人类道德上的崩溃。人类的繁殖现在已经操纵在几个男人的手中。”克隆羊和克隆人类胚胎干细胞的成功意味着人工造人已经成为可能（过去是通过自然方式诞生人），克隆人将彻底改变人类生命繁衍的自然方式，是一种脱离人的自然性血缘关系即父母亲情的无性繁殖，因而克隆人是一种典型的人工人，是一种生产品、商品、人工物，这将使人自身成为人的商品，人与物的差别与界限将模糊不清。尽管目前许多国家已经通过立法禁止克隆人[16]，但从长远的、发展的观点看，克隆人的出现将是迟早的问题。按照商品经济和市场规律，每个人都会希望用最优良的基因来克隆自己所期望的同类和后代；人们可以像买卖普通物品那样进行自身或他人的买卖，人将在民商法中作为一种“物”进行交易和买卖。对于一个克隆人来说，他既是人又是物；对于克隆市场来说，克隆人既是市场主体，又是市场交易买卖的客体。从法律角度看，克隆人最深刻的本质和对民法最严峻的挑战，是对民法中自然人的自然性的否定；克隆人的出现还有可能使人从自然人变为人造人（即一种产品或商品）、从法律主体变为客体，从而带来一系列法律和法律理论问题。这意味着关于人与人类的基本法律概念将变得模糊不清，人的法律概念必须重新定义。这种现象，不仅是作为客体的物的范围扩大，也是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物之间界限的缩小或消失。

第四，基因武器可能对人类带来毁灭性的危险。基因武器是指运用遗传工程技术，在一些致病细菌或病毒中接入能对抗普通疫苗或药物的基因，产生具有显著抗药性的致病菌，或者在一些本来不会致病的微生物体内接入致病基因，而制造出来的新型生物制剂。就是说，通过采用DNA重组技术改变细菌或病毒，使不致病的细菌或病毒成为能致病的，使可用疫苗或药物预防和救治的疾病变得难于预防和治疗。由于人类不同种群的遗传基因是不一样的，将不同基因组合的种族作为基因武器的攻击目标是完全可行的，这种新型武器被称为“种族武器”。根据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的报告，由多国联合开发的人类基因组计划，预计于2003年完成，届时将可排列出组成人类染色体的30亿个碱基对的DNA序列。一旦不同种群的DNA被排列出来，就可以生产出针对不同人类种群的基因武器。据英国医学协会的《生物工程技术──生物武器》专题报告预测，基因武器的问世将不会晚于2010年。美国政府2000年用于生物工程研究的经费为20亿美元，位于马里兰州的美国军事医学研究所其实就是基因武器研究中心。据称，美国曾利用细胞中的脱氧核糖核酸的生物催化作用，把一种病毒的DNA分离出来与另一种病毒的DNA相结合，拼接成一种具有剧毒的基因毒素──“热毒素”，只用万分之一毫克就能毒死100只猫；只用20克就可以使全球60亿人死于一旦。掌握基因武器的人不必兴师动众，只要将基因细菌或病毒喷洒在空气中或者倒入饮用水里，就可以让成千上万的人毙命。[17]随着转基因生物武器的研究和应用，有可能引起新的军备竞赛和战争危险，如果对基因武器失去理智或控制，有可能危及人类社会的生存。在人类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许多善良而正直的人都在发问：我们是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和平的世纪还是一个黑暗恐怖的世纪？

（二）外来物种入侵所引起的生物安全问题

21世纪第一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18]的主题被定为“生物多样性与外来入侵物种管理”，这表明人类开始广泛关注外来入侵物种及其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外来物种对生态环境的入侵是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物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已经成为生态环境领域的研究热点。在自然界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动植物与其天敌（包括食植昆虫、病源微生物）相互协调，将各自的种群限制在一定的栖息环境和数量范围内，形成了稳定的生态平衡系统。当一种动植物传入一新的栖息环境后，在适宜的气候、土壤、水分及传播条件下，由于缺乏原产地天敌的抑制，极易大肆蔓延，形成大面积单优群落，破坏本地的动植物生态平衡，危及本地濒危动植物的生存。事实证明，引进外来物种得当，会带来巨额的财富，而盲目引进外来物种，有时会破坏生态平衡，严重时甚至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有3亿以上的人在处于旅游的过程当中，每天有200万人在越过国际边界，每年有50亿吨以上的船运货物越过大洋和其他水道，每天大约3000～10000个水生生物物种随全世界船舶压舱水在移动，并被排放到异地，这些都为世界大部分地方生物的混合创造了条件。[19]因外来物种入侵造成的经济损失触目惊心。据美国、印度、南非等国向联合国提交的研究报告，这3个国家每年受外来入侵物种造成的经济损失分别为1500、1300和800多亿美元。目前美国已经成立由联邦环境保护局、农业部和国防部等10个部门组成的外来物种入侵管理委员会，制定全国外来物种入侵防治计划。[20]

（三）物种灭绝问题

在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UCN）公布了全球物种受危状况：目前濒临灭绝危险的野生动植物共10954种；全球鱼类的1/3，哺乳类的、鸟类的、爬行类的1/4，都已高度濒危。在IUCN公布的2000年红皮书中，已有17种动物物种被重新划定级别，例如中国的藏羚羊已经从易危级（V. 灭绝几率较高），上升为濒危级（EN. 灭绝几率很高），已经距最后的级别即灭绝级（E）不远了。红皮书宣布一个个物种受危，等于宣告它一步步走向终结。

据科学家预言[21]，在21世纪灭绝物种的数量可能会增加10倍。科学研究表明，到2100年，地球上1/3～2/3的植物、动物以及其它有机体将消失。这些物种大规模死亡的现象和大约6500万年前恐龙消亡差不多。但当时物种消亡的时间持续了几十万年，而现在一些物种则在几百年甚至几十年内就消亡了。参与由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资助的一项调查的近200名科学家认为，在过去的100年中，地球上的潮湿地带减少了一半，约20%淡水鱼及9%树种消亡或濒临灭绝。

例如，黑脉金斑蝶是一种体形较大的美洲彩色蝴蝶，在它的浅色翅膀上有黑色翅脉和橙色花斑。每年11月，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1～14亿只黑脉金斑蝶，经过大约4830公里的长距离迁徙，到达墨西哥中部的5个洲和米却肯州，在那儿的冷杉林过冬。到第二年的2～3月飞回北方。由于在过去的28年中大量砍伐树木，到2001年黑脉金斑蝶过冬地区的40%的森林已经消失，黑脉金斑蝶的“安全住所”受到威胁。为了保护黑脉金斑蝶这一常年远距离迁徙的神秘物种，“墨西哥-加拿大-美国保护野生动物及其生态系统三边委员会”成立了黑脉金斑蝶工作组，在美国、加拿大的资助下，墨西哥建立了方圆56万公里的黑脉金斑蝶保护区。墨西哥总统福克斯于2001年4月成立了“国家森林委员会”和黑脉金斑蝶信托基金。黑脉金斑蝶信托基金将根据政府的计划，以每立方米木材18.19美元的价格向黑脉金斑蝶栖息地的中心地带的1.25万居民购买“砍伐权”，使他们不再砍伐树木；同时以每公顷12.19美元的价格支付那些保护森林资源和植树造林的当地居民；另外还加强了环境执法工作，依法严格查处保护区中的伐木活动。墨西哥总统福克斯认为：“黑脉金斑蝶与自然界的其它物种一样，是人类的财产。它们不只是属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组织的财产。因此，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责任保护它们，让它们生存下去。”[22]

二、生态安全法的发展概况

（一）国际生物安全法的概况

生物安全是国际社会十分注意的一个问题，到2001年，《国际植物保护公约》（1951年），国际食品标准委员会制定的《食品标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制定的《国际生物技术安全技术准则》，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关于贸易技术壁垒的规定》、《关于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的协议》（SPS协议）、《关于环境卫生和植物卫生标准的协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生物技术安全考虑》（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1992年）等国际条约或国际法律政策文件，已有生物安全方面的内容。

在国际上，较早与生物安全有关的法律政策性文件是《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承诺》（1983年11月23日联合国粮农组织签订于罗马），它是一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已有110多个国家加入。它与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一道共同构成联合国粮农组织保护和利用植物遗传资源全球系统，已有140多个国家参加此系统。该承诺的宗旨是保障在当前或将来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植物遗传资源的探查、收集、保存、评价、利用和可得性。1991年11月，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在其制定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关于植物生物技术行为国际准则的草案》中，有关于对转基因生物体处理和释放的安全准则和要求。1993年4月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作出的关于修订《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承诺》的决议，要求各国进行谈判，以便使该承诺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相协调。

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6条明确规定，要求各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防止引进、减少和控制由于故意或偶然在海洋环境某一特定部分引进外来的或新的物种致使海洋环境可能发生重大和有害的变化。

在1985年，为了加强对生物安全的管理，联合国工业组织（UNIDO）、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世界卫生组织（WHO）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生物安全特别工作组”；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于1991年加入该工作组。

国际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于1985年发表了《关于重组DNA安全问题的蓝皮书》，将转基因生物体使用的安全性问题列入了大规模工业生产规范之中。该组织还分别于1986年和1992年有关重组DNA安全问题和生物技术安全问题的文件。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秘书长关于生物体环境释放行为的自愿性准则》（1991年7月）是一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靠各国自愿遵守的国际性文件。该准则适用于所有阶段上的转基因生物体（指改变了基因的生物体）的研究、开发、贸易、应用和处置，其重点是强调转基因生物体的环境影响及其风险评价，约束向环境引入转基因生物体的行为。它对各国政府和从事有关基因工程、基因产品特别是转基因生物的研究、开发、贸易、应用和处置的个人或法人规定了相应的责任。各国政府应该指定负责转基因生物体事务的主管当局，建立、实施和检查国内有关的制度或机制（包括情报、数据的收集、储存和传播的机制），保证由独立机构对转基因生物体进行风险评价及其科学审查，保证对转基因生物的研究、生产场地进行监测，保证在向环境引入转基因生物之前通报当地政府，保证对公众、有关他国和国际组织提供有关情报。从事有关基因工程、产品的研究者和建议者应考虑有关生物体、引入地点及其周围环境的特性，引入生物体的条件，评价要求，对研究档案和资料的要求，向有关政府主管当局和公众提供有关情报资料的要求等。

《21世纪议程》（1992年6月）已经将环境保护与“一个更安全、更繁荣的未来”、一个“安全的”多边贸易制度和“人类对安全稳定的自然环境的需求”等环境安全问题联系起来。该议程第16章“生物技术的环境无害化管理”专门就生物技术的环境无害化管理提出了意见。该章指出：生物技术的研究应用不仅有巨大的、正面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影响，而且有巨大的、反面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和文化影响；为了确保生物技术的环境无害化管理，应该谨慎地发展和应用生物技术；应该通过生物技术的风险评估、风险管理、进行国际合作等途径来确保生物技术的安全开发、应用、交流和转让。

《生物多样性公约》（1992年）[23]是有关生物安全的一个最重要的全球性公约，该公约规定的内容大都与生物安全管理有关。例如，为了防止外来物种入侵，该公约第8条规定：必须预防和控制外来入侵物种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该公约还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直接或要求其管辖下提供以上第3款所指生物体的任何自然人和法人，将该缔约国在处理这种生物体方面规定的使用和安全条例的任何现有资料以及有关该生物体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的任何现有资料，提供给将要引进这些生物体的缔约国”（第19条第4款）：“缔约国应考虑是否需要一项议定书，规定适当程序，特别包括事先知情协议，适用于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久使用产生不利影响的由生物技术改变的任何活生物体的安全转让、处理和使用，并考虑该议定书的形式”（第19条第3款）。该款提出了签订有关由生物技术改变的活生物体的安全转让、处理和使用的议定书的建议。根据上述规定，生物技术安全问题是该公约后续谈判的主要议题之一。1995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二届缔约方大会通过第11/5号决定，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负责起草《生物安全议定书》，着手进行签订该议定书的谈判；第五届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大会于2000年5月26日在内罗毕结束，64个国家及欧盟分别于5月15日和6月5日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和纽约总部正式签署了《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我国于2000年8月签署该议定书，是第70个签署国。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关于生物技术生物安全的国际技术准则》于1995年12月11～14日在埃及开罗举行的政府指定专家全球协商会议上通过，是一个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政策文件。该准则是在生物安全管理方面内容比较全面的一个国际文件，集中了现有的全球性、区域性和部级生物安全管理法律文件中的共同的规定和原则。其目的是为了形成关于评价生物技术安全，查明有关管理生物技术的可预见的风险，以及对生物技术安全进行监测、研究和情报交流的机制。其作用是在关于生物安全的议定书签订之前为各国提供一个有关生物安全管理的临时性机制，在议定书签订之后作为它的补充。该准则重视对所应用的生物技术的风险的认定、评价和管理，特别是对那些具有非自然形成的结构的生物的管理；强调分析生物体的特性（特别是新引入的特性），生物的使用方式，以及受纳环境的特性；重视建立生物技术国际情报交流机制，建立有关生物技术可能带来的跨界环境影响的国际通报制度（包括通报程序和事先知情同意程序）。

（二）外国生物安全法的概况

1973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Herber Boyer教授和斯坦福大学的Stanley Cohen教授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目的的重组尝试，首创了重组DNA（脱氧核糖核酸）技术，开辟了分子生物学向工程化、实用化发展的新领域。就在DNA技术诞生后不久的1975年，美国一些生物学家在加利福尼亚的会议上指出DNA技术可能对环境和人类产生巨大的风险或危险。1976年6月23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实验室基因工程规则-《重组DNA分子实验准则》。由于当时对这一新技术的利弊影响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对可能由此项技术导致的风险估计过于严重，因而对该技术有很多很严的限制；之后曾对该准则多次进行修改，原有的限制性条款的85％被放宽或简化了。但是，目前美国基因工程农产品的商品化仍然必须经过农业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以及环保局的层层严格审批。之后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等30多个国家相继制定了同类准则，其中大多数国家以美国的《重组DNA分子实验准则》为蓝本。

目前美国与生物安全有关的法规主要有：《联邦仪器药品和化妆品法》（1938年制定，以后多次修改）、《有毒物质控制法》、《联邦植物杀虫法》、《植物检疫法》、《联邦种子法》、《濒危物种法》、《联邦杀虫、杀真菌、杀啮齿动物法》等。在动植物基因资源保护方面，美国于1970年颁布了《植物品种保护法》（1989年和1994年作了两次修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之后，美国已从单纯关注两大社会阵营之间的战略对抗、军事对峙的传统外交目标和政策向环境外交方面做出重要的战略调整，已经将环境问题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已经将环境目标纳入其长远的外交日程和国际战略目标之中。1996年2月14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环境政策和国家利益》一文中认为：“世界范围的环境退化，威胁到美国的国家繁荣。这是因为，严重的污染直接危害农田、牲畜、渔业和其他对全球繁荣至关重要的生物资源。污染对于一个国家国民健康的损害，将对该国的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业生产力造成巨大损失。”同年4月，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夫在斯坦福大学发表了题为《美国外交与21世纪全球的环境挑战》的讲演，他提出：“在克林顿总统及戈尔总统强有力的领导下，我们政府开始认识到，我们能否发展自身的全球利益与如何利用地球自然资源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决心给予环境问题应有的地位：即置其于美国主要外交政策之中”：“环境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具有深远影响”。该讲演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提出了一些构成美国对外政策和包括生物安全在内的环境安全的新概念。

澳大利亚于1987年成立了基因调控咨询委员会（GMAC）、国家生物安全委员会（NBCs）和生物安全学术委员会，基因调控咨询委员会已经颁布《小规模和大规模转基因有机物（GMOs）工作准则》和《转基因有机物释放准则》。

在亚洲，目前印度的生物技术部、环境部、农业部和林业部分别设立了负责生物技术安全的机构，各邦和县也有生物技术安全的管理机构。日本科学技术部早在1979年颁布了《重组DNA实验准则》（1991年修改），农业部、林业部和渔业部于1992年4月颁布了《重组DNA生物体在农业、林业、渔业、食品工业和其他相关工业部门的应用准则》，国际贸易和工业部制定了《重组DNA技术的工业应用准则》。印度生物技术安全委员会在1983年颁布了一套生物技术安全准则，1989年了出台了《危险微生物、遗传工程生物或细胞的生产、应用、进出口和贮藏细则》，于1990年实施《重组DNA安全准则（有人译为法规）》。2000年3月6日，日本科技厅提出了“关于有关人体克隆技术等规定的法律案”，禁止把用人体细胞移植到未受精卵后制造的克隆胚胎移植到人或动物的子宫内；禁止人和动物细胞融合而成的混合胚胎的移植。

在非洲，大部分国家的生物技术水平比较落后、没有制定或实施有关生物安全方面的法规，但尼日利亚、肯尼亚、津巴布韦、乌干达、南非等国已经制定或正在制定生物安全规章。南非于1977年成立了“南非遗传实验委员会”（SAGENE），负责审批与重组DNA技术研究有关的研究申请。该委员会于1996年起草了《转基因生物法案》。

在拉丁美洲，自1991年“美洲国家间农业合作研究院”发起召开有关会议后，接着于1992年在阿根廷、1994年在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相继举行了有关会议。阿根廷农业部已制定《转基因植物实验准则》，巴西和墨西哥已颁布生物安全法规，巴拉圭和乌拉圭正在制定生物安全规章。

俄罗斯已于1996年制定《联邦遗传工程活动国家调整法》。

（三）欧盟及其成员国有关生物安全的法规

1.欧盟成员国有关生物安全的法规

欧盟有关生物安全的法规是在一些成员国主动采取生物安全措施和实施安全法规后进行的。法国、德国、英国、丹麦、瑞典、挪威等欧盟国家均已制定各自的生物安全法规，成立了诸如“转基因咨询委员会”（英国）等机构。

奥地利于1994年制定了《基因技术法》，到2000年已有200多个条例涉及到生物技术领域。

在生物基因资源的安全性管理方面，英国于1978年制定了《重组DNA分子实验准则》1989年颁布了《遗传操作规则》、1992年颁布了《转基因生物体条例》、1997年修订了《遗传改良生物有意释放和危险评价规则》。要1992年的《环境保护法》第6编中规定了对转基因生物体向环境释放和向市场投放的管理措施。英国根据克隆手段的不同，对克隆人的违法行为者分别处以2～10年以下的徒刑。

丹麦于1991年6月了《环境与基因工程法》，全面规定了基因工程环境安全管理的目的与适用范围、转基因生物的批准和监督以及有关行政处罚、申诉等内容。如果查明转基因生物对环境、自然和人体构成危害，有关管理部门可临时限制或禁止已获批准转基因生物的使用或销售。根据这一法律，丹麦环境与能源部还先后制定了转基因生物的研究试验、环境释放与上市销售、运输与进口等的审批许可和收费等规定。同年11月了《运输和进口转基因生物法令》。

挪威于1993年了《转基因生物的生产和使用法（简称基因技术法）》和《与生物技术应用有关的药品法》。制定《基因技术法》的目的是确保转基因生物的生产和使用，在伦理和社会等方面是公正的，是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并不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构成危害。该法的内容包括一般规定、封闭使用、谨慎释放、实施等，所有转基因生物的环境释放都需要实行风险评价和审批制度、上市销售要实行标识制度。根据该法，挪威于1998年颁布了《转基因生物运输和进口条例》，对转基因生物的进口、运输、标识、包装、事故与执行等作出了详尽的规定。如该条例明确规定，在运输中，在每一转基因生物的包装物上应以挪威语或英语标明含有转基因生物的物种名称、提供者与接受者的地址与电话，要求记录转基因生物的每一个环节，包括运输的时间、路线、交接和交付方式等。《挪威食品法》也规定了转基因仪器必须实行标识和审批制度，禁止含有抗抗生素基因的食品。2001年，为进一完善综合性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挪威专门成立了独立的生物多样性法规委员会，其秘书处设在环境部。

在动植物基因资源保护方面，德国于1985年颁布了《品种保护法》、《联邦物种保护条例》等；在生物基因资源的安全性管理方面，德国先后制定了《重组DNA分子实验准则》（1977年）、《基因技术法》、《基因技术安全条例》、《胚胎保护法》等。德国新的生物技术法于1990年7月1日生效。该法的目的是预防生物技术的使用和其产品对人和环境构成的危险；对生物技术的发展和使用规定研究框架；对生物技术的科学技术可能性提出主张。该法规定，只有获得生物技术许可证的设施才能利用和生产GMOs.如果设施符合法律规定的各种条件，则许可证必须授予。此外，许可证设施内的所有生物技术操作还必须获得特别许可。许可程序与妨害控制的法规类似，包括公开听证会。生物技术设施和生物技术操作必须服从政府机关的严格监督，所有有关安全的事故必须向有关机关报告。生物技术操作可分为四类：没有危险、低度危险、一般危险、高度危险。法律对每种生物技术操作规定了不同的安全措施，实施生物技术的联邦法令将对此作出详细规定。生物技术运营者要对GMOs造成的损害负责，损害赔偿金的最高数额为1亿6千万马克。

在1992年以前，法国对基因工程微生物的排放没有作出限制性规定，但这些行业必须听取基因工程委员会的建议。基因工程委员会依据微生物及其生产工序的危险性对其作出分类，生物分子工程委员会就利用生物技术工序生产的物质的使用和基因工程微生物的排放提出建议。在生物基因资源的安全性管理方面，法国于1992年颁布了《控制遗传物质被改变了的机体的使用和扩散法》。法国对违反克隆人禁止法令者判20年以下徒刑。

瑞典制定了《基因技术法》（1994年）和《基因技术活动条例》等生物安全法规。1999年实施的综合性《环境法典》在第13章中对转基因生物的安全问题作了专门规定，在第2章、第14章也有生物安全和生物技术产品的规定。瑞典还制定了有关转基因生物封闭使用和环境释放的实施条例。

由于生物安全特别是转基因生物安全涉及到许多新的科学技术领域，为了谨慎起见，目前欧盟国家对其管理一般实行综合性的、多部门的管理体制和严格审批制度。例如，在丹麦，转基因生物的封闭使用、环境释放和上市销售均由环境与能源部主管（该部所属的森林与自然保护局具体负责转基因生物的管理工作），相关申请由其批准，食品、农业和渔业部及卫生部等部门参与动物和人体等方面的风险评估。对转基因生物研究、环境释放和上市销售的申请，森林与自然保护局需征求50多个管理与科研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意见，并通报欧盟成员国，在综合各方面的反馈意见后，向环境与能源部提出审批意见，再由丹麦议会的空间规划和环境委员会作出最终审批决定。在挪威，环境部负责本国履行《生物安全议定书》和欧盟生物安全指令等事务的统一监督和协调，该部设有专门的办事机构，除依据《基因工程法》实施统一管理外，还具体负责转基因活生物的管理，同时负责协调有关生物安全的16个部门，如渔业部、卫生和社会事务部、农业部、外交部、贸易和工业部、食品管理局、农业检验检疫局、生物技术专家咨询委员会等。在瑞典，形成了环保部门统一管理和各部门分工负责的管理体制，如环境部所属国家化学品检验局负责转基因微生物的管理，国家渔业委员会负责转基因水生生物的管理，国家森林委员会负责转基因森林树木的管理，国家农业委员会负责转基因动植物的管理，国家食品管理局负责转基因食品的管理，医药产品管理局负责转基因医药产品的管理。瑞典环境部所属的国家环境保护局和一个由议员、科学家和法律专家等组成的独立的基因技术咨询委员会，在生物安全管理中承担综合协调、监督和咨询的职能，各部门的决定必须通过瑞典基因技术咨询委员会的咨询，向环保局事先征求意见或事后备案，接受环保局的监督。

2.欧盟有关生物安全的法规

除了全球性生物安全条约外，还签署了不少区域性国际生物安全条约或法律性文件。例如，1979年9月19日签署的《欧洲野生生物与自然界保护公约》要求缔约国承担严格控制引进非原生物种的义务。《关于地中海特别保护区的巴塞罗那公约附加议定书》（1995年6月10日）规定，禁止引进可能对公约使用范围内的生态系统、生境和当地物种造成有害影响的物种。

欧共体早在1984年2月就建立了一个生物技术委员会，负责协调共同体内生物技术政策；在1986年曾召开各国有关官员讨论有关生物安全问题。

欧盟有关生物安全的法规较多，其中欧共体《关于转基因微生物的封闭利用的指令》（1990年4月2日，第90/219/ EEC号指令）、《关于对环境谨慎引入转基因产品的指令》（1990年4月23日，第90/220/EEC号指令，又译为《关于谨慎释放转基因产品的指令》[24]）和《关于从事转基因生物工作人员安全保护的指令》是生物安全领域的三个重要法规，对成员国应用有关转基因生物体作了统一规定，其目的是保护人体健康和环境。

《关于转基因微生物的封闭利用的指令》规定了有关转基因微生物封闭利用的管理措施，主要包括：对转基因微生物进行分类；事先评估转基因微生物封闭利用对人和环境的影响；遵守有关惯例和安全卫生规则；向政府主管当局报告首次利用转基因微生物的设施的情况；保存有关记录资料并向有关人员事先通报转基因封闭利用情况；就有关活动制定应急计划，采取应急措施，进行现场检查。

《关于对环境谨慎引入转基因产品的指令》规定了为研究和开发目的将转基因生物引入环境，以及为商业目的将转基因生物投向市场的管理措施；规定成员国成立有法定资格的权威管理机构，并承担审查和实施的责任。前者主要包括：事前向有关成员国的有关当局通报有关情况，如转基因生物的情报、受纳环境的状况、被引入的转基因生物与受纳环境的关系、监测、控制、废物处理和应急计划；在引入前必须向主管当局通知该引入活动对人体和环境的影响，并应得到有关主管当局的书面批准；公众咨询，欧共体委员会与成员国之间的情报交流。后者主要包括：就投入活动对人体和环境的影响进行风险分析；有关产品必须遵守欧共体的产品立法；有关产品包装和标志的建议；如涉及新产品，生产者和引入者都必须单独通知主管当局；向主管当局通知拟投入的转基因生物的资料及其他有关资料；在投入市场前必须向主管当局通知该投入活动对人体和环境的影响，并应得到有关主管当局的书面批准。为了保障转基因生物产品上市的安全，该指令规定了一套有关审批投放申请的国际决定程序。成员国主管当局在收到有关变基因生物产品投入的申请或通知后，应将该通知连同主管当局的意见呈报给欧共体委员会；欧共体委员会在收到有关材料后必须立即抄送给所有成员国的主管当局；如果没有成员国反对，则该投入成员国的主管当局应以书面文件批准该投入并报告其他成员国和欧共体；如果某成员国对投入表示反对，且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则由欧共体委员会按规定程序对该产品投入作出决定。该程序最终可要求欧共体理事会以“有限多数表决”就该投入作出决定。如理事会同意该产品投入，则该国主管当局可发出书面批准，且不必再通知就可以在市场流通。如某成员国有可证明的理由认为经批准的产品构成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危险或威胁，则可暂时限制该产品在该国领土上的使用和销售。该指令规定，基因工程的每一次微生物排放都必须取得许可，但商业性排放（指向市场投放由基因工程微生物组成或含有此微生物的产品）和实验性排放的程序不同；从1992年起，欧共体在其成员国实施关于基因工程微生物产品实验性应用和商业性应用的指令。

欧盟理事会于1998年6月16日辩论了《关于修改谨慎释放转基因产品的90/220/EEC指令的指令》[25]草案，议会于1998年10月对指令草案提出了意见。该指令确立了风险评价的共同原则，引入了试验性排放的分类制度。

欧洲委员会设立的欧洲生物多样性工作组曾多次发出警告说：欧洲的濒危动植物正以高出自然状况4倍的速度走向灭绝。为了保护易受损害的地区及动植物，加强对从北极圈到地中海盆地的保护区、进行网络化管理，欧盟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保护野生物及其生境的法规。在1997年《关于共同体生物多样性战略》[26]中，提出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到有关的共同体的跨领域政策之中去，以实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战略。

2001年2月14日，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关于转基因生物生产和销售的新规则，对如何标明、检测转基因的食物、饲料、种子、医药制品等方面作了更为严格的规定。根据新规则，在植物基因中加入抗菌素的做法会在未来8年中被分阶段淘汰。

三、中国生物的安全问题和生物安全法

（一）中国的生物安全问题

目前，我国环境、生态和资源安全的形势相当严峻。中国资源总量是大国，人均占有量是小国，资源利用效率是弱国。中国资源组合不够理想、后备资源不足、人均占有量少，环境污染严重、治理赶不上污染速度，资源相对紧缺、供需形势严峻，是一个环境特点突出、环境问题相当严重的国家，在生态安全问题方面也不例外。

中国有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是世界上三大动植物基因库之一。我国是世界上主要开展转基因生物开发的国家之一，在部分领域已经形成相当的生产规模。到2000年，全球用于转基因作物种植的面积达4420万公顷。中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50万公顷，居世界第4位，有6种转基因植物已被批准商品化。[27]同时，我国也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破坏比较严重、生物安全问题比较突出的国家，高等植物中濒危或接近濒危的物种4000～5000种，约占总数的15～20%，高于世界10～15%的平均水平。在联合国《国际濒危物种贸易公约》列出的640种世界濒危物种中，我国有156种，约占总数的1/4.据世界银行1997年完成的报告，仅测算中国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带来的对人体健康、农林渔业及其他损失每年达540亿美元（约4320亿元人民币）。

根据早期统计资料，截至1970年，原产世界各地引种到我国来的植物837种，录属于267科，约占我国栽培植物的25～33%.据对我国农田、牧场、水域等生境的初步统计，目前我国已知的高等植物种类为3万种，已知外来有害植物约有100种。例如在我国南方普遍发生为害的水花生、水葫芦就是在二十世纪50～70年代作为有益植物人为推广种植的。[28]中国也是遭受外来物种入侵严重灾害的国家之一，据统计，松材线虫、湿地松粉蚧、松突圆蚧、美国白蛾、松干蚧等森林入侵害虫严重发生与危害的面积在我国每年已达150万公顷左右。美洲斑潜蝇、马铃薯甲虫、非洲大蜗牛等农业入侵害虫近年来每年严重发生面积达到140～160万公顷。一些境外入侵害虫对我国生物多样性和农业生产所造成的巨大威胁，已经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1994年入侵我国的美洲斑潜蝇，目前发生面积100多万公顷，每年的防治费用就需4.5亿元。几种主要外来入侵物种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达574亿元人民币。[29]例如，飞机草与紫茎泽兰（Eupatorium adenophorum Spreng），原产中美洲，大约于二十世纪初从中缅、中越边境传入我国云南南部。现已广泛分布于云南、广西、四川等很多地区，仅云南就有2470万公顷。它们以密集成片的单优植物群落出现，大肆排挤本地植物、影响栽培植物生长、堵塞水渠，阻碍交通，目前已经严重威胁到我国的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之一──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内的许多物种的生存和发展。紫茎泽兰含有的毒素容易引起马匹的气喘病，因而严重危害当地畜牧业的发展；紫茎泽兰在开花时能引起人的过敏性疾病，农民下田沤肥时引起手脚皮肤炎，当地百姓称之为烂脚草。据调查，紫茎泽兰传入四川凉山州后，仅10余年（约从1990～2000年）就侵占各类草地43.9万亩，合计损失牧草5.17亿公斤，造成经济损失2100万元人民币。又如，我国云南洱海原有22种土著鱼，包括味道极为鲜美的大理弓鱼等8种洱海特有鱼种。二十世纪60年代，人们为了追求渔业产量，陆续起向洱海投放了高产的青、草、链、鳙等家鱼，并混入一些杂鱼鱼种。由于这些外来杂鱼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竞争能力，它们迅速繁殖，很快挤占了土著鱼的生存空间。到90年代，大理弓鱼等8种洱海特有鱼种几乎面临灭绝。

（二）中国生物安全法的概况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生物安全问题，自1979年9月13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原则通过《环境保护法（试行）》后，我国的环境立法和环境法制建设发展很快，目前环境法已发展成为一个内容丰富、功能齐备、结构合理、数量繁多的环境法体系。到2000年，我国已经颁布6部环境保护法律，9部自然资源法律，30多部环境保护与资源管理行政法规，30多部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其他法律和行政法规，395项各类环境标准，600多地方环境保护、资源管理法规，其中包括诸如《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1977年）、《农药管理条例》（1997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01年）等有关技术性环境安全的政策文件和法律法规。我国《标准化法》（1988年）明确规定：对工业产品的安全应制定标准；制定标准应当有利于保障安全和人民的身体健康，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保护环境。《植物检疫条例》（1992年5月13日）及《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1995年2月25日）、《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1991年10月30日）及《进出境动植物检疫实施条例》（1996年12月2日），对防止引进外来物种和动植物病虫草害具有重要作用。《食品卫生法》（1995年通过）含有防止食品安全问题的内容。

为了加强对转基因产品的管理和法律控制，1993年12月24日国家科委了《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1996年7月10日农业部了《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2001年5月9日国务院第38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01年5月23日国务院总理朱?基签署第304号令公布。自《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施行以来，农业部从1997年3月至1999年12月共受理6批农业生物基因工程体及其产品安全性评价申请260项，批准205项。其中批准商品化生产33项，批准环境释放74项，批准中间试验98项。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01年5月23日国务院总理朱?基签署第304号令公布）规定了农业转基因生物的管理体制：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建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由农业、科技、环境保护、卫生、外经贸、检验检疫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组成，负责研究、协调这一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它规定该条例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保障人体健康和动植物、微生物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条例》对农业转基因生物的科学研究与试验提出了如下要求：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与试验的单位，应当具备与安全等级相适应的安全设施和措施，确保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与试验的安全，并成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小组，负责本单位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与试验的安全工作；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的单位在生产性试验结束后，可以向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中外合作、合资或者外方独资企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风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与试验的，应当经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条例》对农业转基因生物的生产、加工作了如下规定：单位和个人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生产、加工的，应当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农民养殖、种植转基因动植物的，由种子、种畜离、水产苗种销售单位依照条例规定代办审批手续；审批部门和代办单位不得向农民收取审批、代办费用；经营转基因植物种子、种畜禽、水产苗种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取得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种子、种畜禽、水产苗种经营许可证，并建立经营档案；《条例》还对违反规定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试验、生产加工销售以及进出口等情况，制定了相应的罚则。如发现农业生态环境存在危险时，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宣布禁止生产、加工、经营和进口，收回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销售有关存在危险的农业转基因生物。

在全球环境基金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支持下，中国已完成《生物安全国家框架》的编制。

科学资料表明，人体基因大约有10万个左右，其中1万个左右是致病基因。人体基因研究将彻底揭开人类生、老、病、死之谜，导致基因治疗和基因制药等产业的兴起。美国最近授予专利的两个人类基因的发现已经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一个关于肥胖的基因其专利实施许可费为3千万美元，另一个关于哮喘的基因其专利实施许可费高达9千万美元。中国有56个民族，有许多完整的家系，对人类基因组的研究极为有利。由于人类基因的发现和应用具有极大的经济价值，一些国家正在就中国人的地方病、易感染病进行研究，并偷取相应的基因资源，如血液、器官、毛发乃至尸体。争夺人类基因已经在国际上成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为了有效地保护和利用我国的人类基因遗传资源，促进平等互利的国际使用和交流，国务院办公厅于1998年6月10日转发了科学技术部和卫生部制定的《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了获取遗传资源的申报、审批程序，采集、出口等环节的监控、审核办法，建立了申报登记、出境审批、证明书等制度，成立了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

（三）对加强我国生态安全立法的思考

目前我国虽然已经制定若干有关生物安全的法规政策文件，但总的看来，与国外生物安全立法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生物安全立法的法规级别较低且缺乏专门性的生物安全法律或行政法规，有关生物安全的立法体系还很不健全、有关防治生物安全问题的制度和措施还不够得力，与我国面临的相当严峻的生物安全问题很不相称。为了防止生物安全问题、搞好生物安全工作，笔者认为，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强我国的生物安全法制建设：

1.逐步建立健全生物安全法规体系

目前我国生物安全立法滞后的现象已经制约了生物安全工作的健康发展，应该加快立法步伐。为此，应该制定有关生物安全的立法计划，抓紧制定综合性的《生态安全法》或《环境安全法》，分清轻重缓急地制定专门性的生物安全条例或生物技术（基因工程）安全条例，以及克隆技术管理条例、引进外来物种管理条例、人体基因管理条例、转基因生物体进出口管理条例、生物技术成果越境转移管理办法、生物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和安全评价办法、生物安全标准管理办法等法规。

2.通过制定法律政策文件，明确防止生物安全问题的原则。根据各国的有关法规，除了共同性的法律原则和环境保护原则外，防止生物安全问题的特有原则主要是：公共安全保留原则，即以公共利益为最高利益，从生物安全和人体健康出发去限制和控制生物技术及其产品；风险预防原则或谨慎原则，即采取预防措施防止出现生物安全问题，如果遇到严重的或不可逆转的威胁时，不得以缺乏科学充分确实证据为理由，延迟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防止生态恶化；适度控制原则，即将对生物技术和转基因生物体的法律控制与有关科学研究结合起来，既要有效地防止生物安全问题又要促进生物技术的健康发展；全过程控制原则，即对生物技术和转基因产品从计划、设计、试验、生产、运输、销售、选种等全过程进行全面而有重点的管理。

3.应该逐步建立健全防止生物安全问题的制度和措施。除了一些共同性的环境保护制度外，应该通过立法建立健全如下制度：生物技术风险评价制度；转基因新产品开发审查制度；生物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生物技术开发和转基因产品生产许可制度；转基因产品标签制度；转基因产品越境转移通报检查制度；生物技术和转基因生物体的信息收集、交流和制度等。应该努力建设一批高科技、高质量、高效益、低污染、生态化的生物技术试验区、转基因产品生态工业园区。

4.建立健全科学的管理体制，强化对生物安全的监督管理。目前我国有关生物安全管理的部门较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农业部、科技部、劳动人事部、卫生部、国家安全部等部门都有不同程度地介入。为了加强对生物安全的管理，应该实行统一监督管理与部门分工负责相结合、中央监督管理与地方政府监督管理相结合、政府监督管理与公众参与相结合的原则，明确一个部门行使统一监督管理权，统一协调各有关部门和各级政府的生物安全管理工作。同时要加强生物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的机构建设、队伍建设和监督管理设施的现代化建设。

注释：

[1]题目： 本文是司法部重点研究项目《生态安全法律问题研究》的科研成果之一。

[2] 蔡守秋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重点研究基地（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的所长，武汉大学、福州大学、湖南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西部开发法律研究会副会长。

[3] 全国人大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编：《国际环境与资源保护条约汇编》，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

[4] 绿野：“改变作物遗传基因引发的一场国际环保官司”，《世界环境》1998年第4期第25页。

[5] 胡连荣：《转基因技术危害野生物种》，《中国环境报》2001年12月15日。

[6] 钱迎倩：《生物技术的潜在危险》。2000年9月5日《中国环境报》。

[7] 蔡方：《转基因食物，请缓行》。载于2000年3月11日《中国环境报》。

[8] 同前，第15页。

[9] 转基因技术是指针对生物的某些特性，以突变、植入异源基因或改变基因表现等方式，对某类生物进行遗传因子的修饰，使其具备或增强此特性的生物技术。

[10] 转基因工程，是指通过现代科技，抽取某种生物的基因，转移到不同的物种身上，从而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品种的工程技术。

[11] 转基因有机物或被改转基因的生物，简称为转基因生物（GMOs），有人译为基因改变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又译为基因复制生物 （genetically manipulated organisms）。

[12] 蔡方：《转基因食物，请缓行》。载于2000年3月11日《中国环境报》。

[13] 钱迎倩：《生物技术的潜在危险》。载于2000年9月5日《中国环境报》。

[14] 七木文章：《转基因冲击生态？》，《中国环境报》1999年5月5日。

[15] 参看《生物安全：科学发现和议定书的必要》，载于马来西亚第三世界网络主编的：《第三世界的复兴》（英文版），1996年第65、66期合刊，第19 ～20页。

[16]例如，2001年8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禁止克隆人的法案；英国政府于2001年11月22日公布了一项新法案，明确规定禁止通过克隆技术复制人类个体，该法案于11月29日获得下院批准，英国高级法院已认定克隆人是违法行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的“基因项目和人类权利”宣言宣布禁止克隆人。中国科技部副部长程津培在2001年10月22日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物伦理：国际挑战》科技部长圆桌会议上发表演说时指出：中国政府非常重视生物技术的发展，支持生物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支持以治疗和预防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同时也密切关注由此带来的生物伦理和生物安全问题；但是，中国坚决反对克隆人，认为各种克隆技术的研究和应用都不能违背国际公认的生物伦理的基本原则，支持制定有关禁止克隆人的国际公约。（以上参看新华社2001年11月26日电，武汉晨报2001年11月27日）

[17] 引自2000年12月8日《武汉晨报》世界新闻版，晨报综合消息《基因武器：20克灭掉全人类》。

[18] 第55届联合国大会第201号决议，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由原来的每年12月29日忙乱为5月22日。

[19] 姬刚：《中国：敲响生物入侵警钟》，《中国环境报》2001年5月24日。

[20] 李恒远、张联：《加强生物安全管理是我国环保工作的重要内容》，《中国环境报》2001年8月8日。

[21] 李立华：《灭种动物的墓碑越来越多》，载于2000年9月2日《中国环境报》。

[22] 张小青：《墨西哥总统福克斯下令，保护彩蝶越冬林》，《中国环境报》2001年12月5日。

[23] 全国人大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编：《国际环境与资源保护条约汇编》，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24] Dir. 90/220 on the deliberate release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products：[1990] O.J.L117/15.

[25] Directive Amending Directive 90/220/EEC on the Deliberate Release into the Environment of GMOS.

[26] Communication on the Community biodiversity strategy.

[27] 杜岩：《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法律控制》，《中国环境报》2001年5月25日。

[28] 丁建清、王韧：《外来有害植物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载于《中国环境报》2000年9月21日。

生物安全法范文第2篇

宽容体现为一种道德价值，既有主体含义，又有客体内涵。宽容与法律的关联从一开始就表现为道德与法律的关联。道德作为人类社会最高的抽象的规范要求和行为准则，其本身的内涵并不能与法律同日而语，道德的内涵与外延永远大于法律，但在约束力和强制力上法律的效力永远强于道德。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同样将宽容置于一个至高的道德地位，如老子将“仁”视为一种普遍得到的美德，“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4]但道德维度的论述不能轻易地上升为全部法律的规范，法律的严肃性、强制性等决定了道德上升的临界。博克弗勒（Bockenforde）认为，传统的天主教宽容学说原则上并无错误，错误的只是这些原则直接从道德领域转移到法律领域[3]。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不断地将宽容的附载性由原初的宗教教义转向了法律规范模式，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法治社会，多元化的社会需要有明确的法律加以维护。而现代社会的法律体系是在秩序下，以宪法为统领多部门法的集合。宽容的理念首先以的形式予以体现，并最终具体化为单独的法律部门、独立的法律制度。所以，有人认为宽容作为一种道德价值，其在宪法里面以权利和义务的方式得到宪法的保护，宪法则从制度上来保障和体现宽容的理念，并在生活中加以实施，进而构建宽容的秩序，这就是宽容的法律化和制度化[1]。但宽容的化是远远不够的，其的宽容性必须在下位次的法律部门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从而维护法律的自由、民主。生物安全立法作为宪法体系下必然的法律规范内容，也应当在法律的规范层面和制度层面上将宽容的理念予以深入和延伸。宽容的法律化和制度化是宽容成为一项法律原则的必要前提，但宽容真正具备法律原则必须要在前述法律原则的高度性、普遍性和特色性上得到确立和支持。一方面要求宽容原则与具体的制度、规则相区别，能够在生物安全法律体系中起到统领、概括和指引性作用；另一方面根据法律的内在要求能够在法律无明确规定的场域，以及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起到弥补遗缺的作用，能够指导立法进程和立法完善，能够实现宽容与生物安全立法的精神、理念、价值等协调统一[5]。

宽容原则的生物安全法律内涵

根据亨德里克•房龙考究，《大英百科全书》第26卷，第1052页对“宽容”的界定是：“宽容（来源于拉丁字tolerare）：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宽容建立在两个基本道德判断之上：（1）不赞同，不接受或者不喜欢他人的观点、行为或其外在；（2）承认异己观点、行为或其外在的客观性。一般包含以下几项行为方式或结果：（1）彼此承认不同意见和立场是可以理解的。（2）彼此能够文明地对待不同意见和立场。（3）必须合作的时候，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进行合作；发生争议的时候，本着理性说服的原则影响对方；在不能合作或不必合作的时候，本着“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原则互不干涉。宽容原则的产生及其行为方式决定了其尊重他人的核心内涵，体现为一种实质性的道德平等观，从而与法律的平等观相一致，成为支撑法律平等的重要道德基础和哲学基础，是宽容原则法律化和制度化的表现形式。宽容原则所提倡的平等是一种法律上实质性的平等，这种平等在多元化的社会中，财富多元化、意愿多元化、行为多元化、分配多元化以及资源的稀缺化决定了社会个体与个体之间、社会群体与群体之间存在很大客观非均等性，法律的功能就在于通过规范的形式将客观的非均等性纳入到法律的平等诉求之中。生物安全法的宽容原则的重大价值在于：风险不足以成为阻碍生物技术发展的充分理由，宽容首先意味着对生物技术及其发展的宽容；但与此同时，生物技术发展必须以人类生命健康安全以及生态环境安全为前提，必须以安全价值为边界。

首先，宽容原则不是对不宽容的宽容。人们经常可以读到，对于不宽容决不能加以宽容。例如拉德布鲁赫（Radbruch）说，是啊，宽容“只是对不宽容的不予宽容”；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说，“对于不宽容带一步宽容是必然的”。所谓不宽容，是指那种对合理存在的事物、行为、观点和立场等的一味排斥，甚至否定，推扬个体价值和主观意愿。我们认为，不宽容是极权主义、专制主义、唯个体利益的表达。不宽容的存在会在整体利益上损害其他主体乃至社会的利益诉求和利益期待。一方面，不宽容将某种利益推崇至极致，否定甚至奴化其他主体的利益；另一方面，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讲，不宽容还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和科技至上主义的再生，无视人类行为尤其是科技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坚决否定生态环境的利益形态和利益必要性。就生物安全立法而言，宽容原则对于不宽容的解释主要归集在单方面强调和突出生物科技的前沿性、价值性以及社会有用性，甚至满足某些个人或集体的改造世界、改造人类的无限欲望和能动性的发挥，而置其他个体、社会以及生态的安全而不顾，从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化危机”或“生物危机”。这种与社会整体利益完全相悖的不宽容必须在宽容原则的指导下予以否定和修正，在必要时予以解决摒弃。

其次，宽容原则的权益边界。法律的目标在于设定和确认某种权利，并保障特定的利益，法律的权益性决定了法律成为平衡和维护权利和利益的重要手段。宽容原则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同样具有很强的利益色彩。所谓宽容原则的权益边界，是指宽容原则中的宽容应当以法律保护的权利和利益为底线，任何超越法定权利和利益的行为都不应当受到法律支持，任何违背法定权利和利益的关系都不应当提供法律保护。在生物安全立法中，宽容原则的边界应当根据生物安全立法的理念、价值和利益观决定宽容的底线和限度。根据前文论述，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观是一种整合形态的利益观，即将任何与生物科技及其产品、生物多样性、外来物种入侵有关的个体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以及生态利益进行有机整合，在法律的范围内予以切实保障，其基本价值理念归结为“安全观”的利益表达。也就是说，任何有悖于个体安全、社会安全、国家安全以及生态安全的行为都不能、也不应当能成为宽容原则的宽容对象，进而也不能进入到生物安全法的体系中来。#p#分页标题#e#

第三，宽容原则不是迁就，更不是纵容。有人可能会认为，宽容意味着对其他观点、立场、行为等的迁就和无视。这种理解本身就与宽容的价值内涵相冲突。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宽容是主动性的，而非被动性。也就是说，宽容原则所提倡的宽容是主动地承认、接受多元化，并在宽容主体的意愿表达、意思自治、利益追求中予以衡量和评价，只要不危及宽容主体的根本权利和利益，都将是宽容的客观对象之一。如果说宽容是被动的，那么宽容就是一种迁就，一种放任的姿态，但是这种理解是存在误区的。另外，宽容也不是纵容。我们认为宽容是主动性的概念和行为模式，但是这种主动化不意味着纵容。纵容指对某种与己不一，与他不利的行为进行鼓励、协助或放任不管的姿态和不作为。这种理解本身也是与宽容的善以及宽容的法律属性相违背的。在生物安全法中，任何违背生物安全利益的行为，都不能成为宽容原则所应当解释和趋向的对象，必将受到法律的限制或禁止。

宽容原则彰显生物安全法的人性关怀

所谓人性，系指人类所具有的根本特性，是人之为人的共有属性，是人的普遍性，也是人的共性。但这个共性不是处于抽象层次的一般性，而是具体的、历史的一般性。人的属性包括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意识属性）。所谓自然属性是指人作为自然生物所具有的形态、特征和本能，主要指食欲、、自我保存等属性。所谓社会属性是指人作为社会生物所具有的形态和特征，主要包括语言、思维、创造性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主体性、目的性、交往性、道德性、阶级性等[6]。人首先是一个自然的生命机体，不能离开自然属性；但人的自然属性并不是人的本质属性，作为区分人与动物根本标志的、表现人的本质的是人的社会属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本质不是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7]人类的自然属性，尤其是社会属性不能单独存在，需要有人类的意识属性给予支撑。所谓精神属性，又叫做意识属性，是指人类对于人类本身、社会以及其他世间万事万物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张氏心理学辞典》指出，自我指个体所意识到的自身存在这个实体，包括躯体的与心理的特征，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心理活动和各种历程，它包括不同意识程度的主体自我和客体自我，主体自我是行动者、观察者，处于主格地位，客体自我是被动者、被观察者，处在受格位置。宽容原则的人性关怀在于对人类上述三个属性的尊重和追求，它不仅需要在社会制度中予以表达，更需要通过立法的程式将人类的基本属性予以确定下来，赋予其合法性，从而构建更符合人性化的社会系统和社会秩序。就自然属性而言，宽容原则置于法律的根本推动作用在于承认和确定人的生命、健康和繁衍等各项获得基本生存状态的权益，这一点在生物安全立法中同样需要重点把握，成为生物安全立法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就社会属性而言，宽容原则要求法律将一切归属于人的社会性需求和行为纳入到合法的规范和制度之中，生物安全立法在肯定人的社会属性的基础上，突出生物技术及其行为的社会意义，既包括其社会有用性规定，又包括其社会危害性预防和控制；就精神属性而言，生物技术发展及其社会后果的预见和防范都是精神意识的表达，由此生成的生物安全立法本身也同样是人类精神属性的表现。宽容原则的人性关怀最终决定了生物安全立法的人性关怀，这一点在任何人为的制度设计和法律规范之中都不可或缺，也不可回避，如：

（1）“生物技术难民”。所谓“生物技术难民”是指由于生物技术的非良性、非健康发展给人类造成的难以恢复的损害，甚至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转基因技术存在不可预知风险，将对人体健康、环境安全以及生物多样性等带来不可估计的损害和后果，一旦风险发生，那么承受此种风险的群体将面临沉重的灾难，甚至是毁灭性的后果，是继“生态技术难民”之后的另一个更加严肃的话题。生物技术的发展是社会宽容的表现，尽管存有异议，但是作为一种新兴技术，生物技术的价值正当性和合理性的一面应当受到社会的宽容和理解；但生物技术本身也应当展现一种宽容，这种宽容是对社会的宽容，是生物技术研究人员对非生物技术人员生命、健康以及其对生物技术所持观点、看法、态度的宽容。宽容的相互性应当彰显宽容的魅力，既是宽容的主体又是宽容的客体。但仅仅有观念、理性上的宽容是远远不够的，宽容的“利己容他性”只有通过制度性的规范才能为宽容的主体和客体所预制和判断。生物技术的社会有益性和价值意义应当为法律所确认并予以保护，这是法律对生物技术的宽容，也是社会对生物技术的宽容；同时生物技术的风险性也应当为法律所认知，并通过规范的形式加以防范和控制，尽量扬长避短，趋利避害，这是生物技术及其研究人员对社会的宽容，也是法律的宽容体现。生物安全立法目标之一就在于通过有效规范设计和制度设计，降低或排除生物技术风险，防止“生物技术难民”出现，保障人体健康，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安全。

（2）生物产品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生物技术的价值外溢不在技术本身，而在技术成果。生物技术及其成果的有效性必须借助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为公众和社会所享用。而市场的运行并不总是有效的，市场的高效率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对市场失灵予以纠正，主要体现在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所造成的市场交易不透明以及市场价格不真实；市场交易行为的外部性，不能有效保障交易当事方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市场垄断对市场交易机制本身产生的危害以及公共产品的非有效提供等。生物产品进入市场必须按照市场的运行规律和运行方式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但由于市场本身存在诸多问题，以及生物产品本身的问题给市场交易带来诸多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在生物产品的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当属生物产品的消费者其合法权益不能自动地在市场交易中予以实现，主要有：（a）生物产品的信息不对称。生物产品因其内涵的生物科技信息的高新性和技术前沿性而无法为广大消费者所熟知，消费者一般也无法通过自身的知识体系对产品本身的功能、性状、组成部分以及可能存在的危害等进行合理和准确地判断和认知，在生物产品本身功能和性状不够稳定，风险不能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知情权和生命健康权等就可能因生物产品的市场交易而受到危害。消费者的信息弱势体现在生物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对生物产品信息的优势地位。（b）生物产品市场的外部性。经济学对市场的外部性考虑主要基于市场不能通过交易本身实现对交易各方以及利益相关方的利益维护，交易各方的真实的意思表示不代表交易行为不对交易外的当事方以及环境等构成不适当的影响。如转基因除草剂的使用可能会造成更大规模的杂草产生，给其他农民权益造成危害；转基因食品是否含有毒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是否会引起新的过敏性反应；作为人工设计、制造的转基因生物，有可能成为自然界原来不存在的外来物种，引起类似于外来物种入侵的生态效应；转基因生物若与近缘物种发生自然杂交，就会形成所谓的“基因漂流”和“基因污染”等。（c）生物产品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垄断。如果一项生物产品在市场中面临巨大需求，由此产生的巨大经济效益会产生生物技术行业的巨头，从而形成垄断。垄断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根本否定，由此带来的危害是极其巨大的。生物产品的市场垄断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由于技术垄断所造成的产品垄断、行业垄断以及市场垄断。#p#分页标题#e#

（3）后代人的权益保护。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延续、发展的集合概念，人类群体的权益保护不仅仅体现在当代，而且同样体现在后代。法律的规范设计和制度设计一方面要切实保障当代人的权益，因为那是当务之急，当代人的权利没有适当解决，就无法论及当代以外的更长远的权益实现；另一方面要将人类的权益范围向后代人延伸，要为后代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良好的机制，为后代人留下足够的生存空间和法制空间。法律的相对稳定性也要求法律对于权益的确认和保护必须在不同的时代间具有延续性，生物安全立法亦不例外。生物安全立法中的安全理念既是一种价值观又是一种利益观，其利益载体不仅体现在当代，而且还体现在后代。相对当代而言，后代更具有长远意义和发展意义。生物技术本身存在的诸多不确定性不仅对人类健康构成不可预知的风险，而且对生态系统本身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也将可能形成无法预见的危害。人类生命健康权的不当影响会直接波及后代人的整体质量和素质，而生态环境的破坏将会给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根本性、全局性的威胁。相对于现实、具体的现代人权益，后代人的权益主体范畴、利益范畴等都因其预期性而居于弱势地位，对后代人弱势权益的保障必须在生物安全立法中予以全面和慎重考虑，纳入到生物安全的整体安全体系中来。

宽容原则指引生物安全法的生态化变迁

法律规范的功能和价值在于为人类的世代延续和发展提供秩序性的安全保障，以人性化为基础达到更为人性化的目标。宽容原则的人性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和背景下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和内容，那就是宽容原则的生态化变迁。所谓生态化，就是指宽容原则在原有人性化的基础上倡导对生态环境的宽容旨意，强调人类在宽容、尊重他人的同时，需要以一种人性的宽容对待生态环境，从而在人与自然之间实现和谐共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宽容原则的生态化变迁不是对原有人性化的替代，而是在传统人性化内涵的基础上被赋予了新的内容，是宽容原则人性化的生态化，最终仍然体现为人性化的表达。

首先，宽容原则仍然以人性化作为立法的基础和归宿。法律的人为制定属性不可能回避人类的价值色彩和利益内涵，不可能突破人类对其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追求与满足。法律就是其人性化发展的手段之一。生态环境保护在经济发展的外部性不断增强的情况下，其重要性和价值不断为人类所认知，并在理论和实践领域发展为一种以绿色主义或生态主义为主题的全球性运动。在生态主义运动中，两种较为极端的观点一致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一是人类中心主义，一是生态中心主义。前者仍然强调以人类为中心，突出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人类高于自然，自然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人类科学技术力量予以妥善解决；后者强调经济发展的负外部性需要以充分认识生态环境的重大价值，需要以生态为中心，生态高于人类，世间万物与人类的权益是平等互惠的，人不能随意地侵害自然、生物和环境。以上述两种观点为主导的社会理论各不相让，但不容否认的是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已给现实的世界造成了无以复加的破坏和污染，但新生的生态中心主义又以其非人性化基础而被很多学者，特别是自然科学学者所排斥。宽容原则是上述两种理论观点的最好解说，其协调性的发挥就在于在两者之间寻求一个良性互动的契合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需要予以修正，但是新兴的生态中心主义又以其非人性化基础而需要加以调整。也就是说，宽容原则要求人类的法律制度和规范需要以人性化为基点，但同时辅以生态化的变迁，即在满足人类利益的同时，实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标。生物安全立法中的宽容原则就是在人性化的基础上辅以生态化的融合与互动，将生物科技的实现和法律风险降到最低，实现人类利益的增量化和社会财富的多元化。如果我们将生态化替代了原有的人性化，那么生物安全立法就有可能在保护生物利益和生态利益的基础上否定人类的根本利益，甚至是人类的生命健康权，其间某种生物科技活动可能对某些珍惜动植物来说是非常有益的，甚至对生态系统完整性和稳定的弥补具有攸关性，但对于人类的生命健康是有害的，那么生态化的基础就可以否定人类的基本利益，因此而生的法律相对于人类利益来说可能就是恶法。

其次，宽容原则强调以生态化来修正传统的人性化。生物安全立法的逻辑基础就在于对人类生命健康和生物多样性的追求，在于对人类生命安全、社会安全和生态安全的共同满足。单有人类利益而忽视生态安全，那么最终人类利益也将因为生态利益的丧失而归于无望，单有生态利益而无视人类利益的现实性和客观性，那么生物安全立法的人性价值将无法实现。生态化的宽容原则强调人类在倡导人性化的同时，强调尊重自然、尊重生态，自然环境与生态同时构成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与生态不能与人类完全割裂。在人与自然之间，在人与生态环境之间，人类是宽容的主体，而生态环境和自然是人类宽容的客体。我们认为，宽容是一种以价值多元化为根据的、理性的、明智的生活态度和实践方式，它首先意味着对现实主体和价值多元化的承认，其次意味着对不同主体间平等地位的尊重，对于不同价值标准的客观理解。生态及自然的主体属性以及价值属性应当受到人类的重视，其主体内容和价值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生物为主题构件的生态系统，以及生物及其环境对于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基础性价值。宽容原则的生态化修正，就是对生物、生态的承认与认可，生物或生态的边缘化或异己化都是非宽容的表现。生物安全立法以保障人类生命健康、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安全为目标，在法律原则上首先就要突破传统的纯粹化的价值观念和法律理念，进而将宽容原则推广至生物安全领域，作为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确立下来，并指导生物安全的立法过程。

生物安全法范文第3篇

国内外对于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直接规定相对来说比较少，缺乏对转基因生物安全法律保障机制全面的研究。相关国际协议和公约主要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以及WTO中的《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和《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部分国家制定了涉及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安全性的法规，如英国的《重组DNA分子实验准则》（1978）和《基因操作规章》（1989）、法国的《控制遗传物质被改变了的机体的使用和扩散法》（1992）、美国的《重组DNA分子实验准则》（1976）和《重组DNA分子研究准则》、以及日本制定的《重组DNA实验管理条例》（1979）等。关于转基因生物的法律监管方面，欧盟和美国两大阵营在对消费者知情权、管制理念及管制方法上都有鲜明反差。美国对转基因生物产品的管理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对其采用的立法原则为科学原则，而欧盟则为预防原则。科学原则指的是不论是否存在科学的不确定性，都应搜集足够的证据证明风险存在与相关措施间的因果关系。欧盟认为科学是存在局限性的，无论研究方法多么严格，结论总会具有某些不确定性，而政府不能等到最坏的结构发生后才采取行动。在具体规则上欧盟采取强制标签制度、过程管理体系、严格市场准入风险评估机制，美国则为自愿标签制度、产品管理体系、较为宽松市场准入风险评估机制。美国制定《毒物控制法》、《国家种子鉴定法》、《联邦食品、药品与化妆品法》，以及《联邦植物有害生物法》等，但仍存在严重的不足，即对转基因产品不进行强制性标识。欧盟国家是以技术为基础的管理模式，认为生物技术本身具有潜在的危险，强调风险预防，对转基因生物产品的管理比较严格，要求转基因食品在进口和上市销售之前，必须接受风险评估和获得批准。欧盟第178/2002号条例32（即《欧盟食品基本法》）要求，食品、原料以及生产食品的动物，以及任何用作食品的物质，在生产、加工以及销售阶段，都能够被追踪到。

二、转基因生物法律保障立法理念及原则

1．风险监测的程序性原则

由于转基因生物存在着未知的风险，加上人类认识的局限性也可能导致其给自然和人类社会产生风险，而以现有科技尚不能完全预测，从而还不能采取有效的方法控制和消除危害的发生；此外，人类生活中对转基因生物产品的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吸收抗生素或过敏源等，或可引发人体基因突变。同时，转基因科技还会带来环境的破坏，危害一旦爆发，将是大规模的、不可逆转的。因此我们必须加强风险监测，将转基因技术研究和应用的各个环节纳入法律调节的范围中来，对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进行评价、检测和追踪，尽可能地规避并减少其损害。

2.公众参与原则

由于存在着政府失灵，政府自身的缺陷和公共事物本身的复杂性等诸多因素，致使单靠政府的力量已很难制定出科学、合理、公正的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的过程是公众与公共权力的互动过程，公众参与是公共政策的基石，公众参与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保证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必然。因此鼓励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提升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已达到很多国家政府的共识。

3．公共利益原则

公共利益通常解释为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由于转基因生物科技的使用涉及人类环境、健康以及物种的延续，在对于这类事关社会重大利益的立法上，应采取“公共利益原则”。对转基因产品，相对合理的基于公共利益考虑做法是“不安全推定”，而非“安全推定”。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在科学上还没有定论，短期来看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的直接危害很小，但长期的累积和间接的效应还很难说；转基因食品的跨物种感染问题可能性较小，但它的危害特别大，还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警惕。如果我们不能证明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就先假设转基因食品是不安全的，对它实行科学的检测和严格的管理，趋利弊害，确保人类健康。

4．消费者知情原则

由于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安全性尚未在科学层面得到确定，一旦产生危害，将会对消费者健康带来影响，所以有必要按照《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要求，对于那些相信转基因产品无危害的消费者，须保证其可以选择转基因产品权利；而对于那些相信转基因产品可能具有危害性的消费者来说，也有必要使其能够选择非转基因食品。这是最基本的选择自由，体现了法律对最基本的人权保护。

三、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规制完善

我国政府对转基因生物产品的安全管理非常重视，先后出台了相关的管理条例和办法，如：颁布了《基因工程条例》、《农业生物基因工程条例》、《关于农业转基因作物的安全管理条例》等，旨在加强生物技术与GMO的安全管理。在我国，建构并完善转基因生物安全领域的法律制度框架是极为重要的，也应当是相关立法过程中应当解决的首要问题。

1．明确立法原则

一个国家若要指定出符合本国国情、顺应历史潮流的法律规范，必定要在相关的理念和原则的指导下来进行。首先，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风险包括环境风险和健康风险，且风险具有不确定性、潜伏性、大规模性及不可逆转性。出于对生态环境与人类自身的尊重，中国应当借鉴欧盟法律中的“预防原则”，确立风险预防原则为转基因生物产品安全保障的首要原则。其次，如果立法采取管控措施，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推广速度会延缓。但是与保证人类的健康、安全和环境的完整相比，付出延缓某些技术发明的推广速度的机会成本也是值得的。因此，在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立法上应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优先为原则。对于一项新科学技术的研究，先做公共利益上的判定，符合公共利益予以鼓励，对风险未确定的新型科技成果的市场化和商业化，则应采取谨慎态度。最后，以公众参与原则和消费者知情原则为辅佐。转基因生物产品与人类健康关系密切，公众应该积极参与其管理过程。提高公众的生物安全意识是生物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方面。给予广大消费者知情权，使他们对接触使用的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潜在风险有所了解，给予消费者选择使用或不使用转基因产品的权利。

2.相关制度设计

目前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中消费者知情同意、公众参与制度、损害赔偿制度、基金制度存在空白，而这几项制度是转基因生物安全保障的重要制度，因此下文将重点对此进行分析。

（1）加强对消费者知情同意权利的保护

现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理念是信息透明原则。转基因食品、食品成分或最终食物中含有转基因的添加剂或加工助剂不加标签，事实上使转基因技术公司通过信息不对称，获取了巨大的利益，同时也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标识”制度的设计是欲通过对转基因生物作出特别的标注以加强安全监督和风险管理。为切实保障、尊重消费者的知情选择权，应在生产或销售过程中，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具体的改进措施如下：扩大转基因生物标识制度的对象范围及标注范围，不仅对是否含有转基因成分或是否为转基因生物进行标注说明，对过敏性、伦理学评价、风险提示等也应增加进标注的范围内；明确划定相关法律用语的范围，如对于界定生物中含有多少转基因成分，可设计一个参照数值并以其为基准。

（2）公众参与

政府自身并不完美，其不可避免的缺陷和转基因生物安全性包含着复杂的因素，致使单靠政府的力量很难制定出科学、合理、公正的公共政策。公众参与是保证公共政策公共性的重要条件，在公众与公共权力的互动过程中，可以提升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决策的适用性、科学性。因此应加强转基因安全法律制定、实施过程中公众参与的力度。授权普通大众参与到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相关安全评估及管理工作中去，通过向相关政府主管部门进行有关的专业问题咨询，对国家的转基因生物安全工作的开展提供宝贵意见，配合政府进行国家的生物安全建设。在政府制定转基因生物政策、法规、规划的预案和可行性论证时，通过问卷调查、专家咨询、公众听证会等形式，征询、听取公众的意见，并可派公众代表参加论证会来决定该政策是否可以通过；在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开发、研究、销售以及售后问题等决策的实施过程中，可开设相关的信息交流通道如热线电话、生物安全邮箱、官方微博等，以征求、听取公众建议、接受其监督；

（3）损害赔偿

由于转基因产品侵权损害权益的双重性———即对人的生命健康、财产等私有性质利益造成损害，也对生态系统、粮食安全等众多公共利益带来侵害。需建立能够同时适用于民众私益保护和生态公益保护之共同需求的侵权责任制度。笔者认为可以尝试建立健全以民事赔偿为主，国家补偿救济与社会化救济为辅的转基因产品损害赔偿与救济制度。既可以减少转基因技术使用企业的经济负担，又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公众安全，使受害者获得及时有效的救济。基金赔付制度是社会化救济制度中的创新制度之一。公共赔付基金的建立可由国家通过财政税收拨付、从业者交付的财政保证基金、消费者缴纳的风险基金和社会捐赠等组成。通过公共赔付基金制度，能够将转基因生物安全可能造成的风险有效分散，从而鼓励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并将转基因产品的侵权责任社会化。

生物安全法范文第4篇

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国家粮食局负责起草的《粮食法》目前已经过五六轮修改，开始全面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意见，预计今年两会之前，《粮食法（草案）》将提请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知情人士称，如果审议顺利，《粮食法》有望在年内出台。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在有关报告中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对立法涉及的粮食转基因管理的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之所以将《粮食法》也归入转基因立法范围，是因为2009年农业部已经给转基因水稻、玉米颁发了安全证书，因此《粮食法（草案）》中也涉及到“转基因”的内容。

而同是涉及转基因管理，另一部由环保部牵头的 《转基因生物安全法》历经十年仍停留在起草阶段。

知情者透露，《转基因生物安全法》之所以被迫拖延这么久，究其原因是由于农业部、环保部和科技部等部委之间的利益纷争。

两个立法

在去年12月下旬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在有关报告中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对立法涉及的粮食转基因管理的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争取2011年将《粮食法（草案）》提请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而在《粮食法（草案）》推进的同时，环保部也一直在组织《转基因生物安全法》的起草工作。

前述知情人士称，在《粮食法》起草中，参与部门之间的争议比较小，对负责起草的国家粮食局影响较小，而《转基因生物安全法》从开始起草以来，环保部所受到的阻力很大，导致起草过程中经历了多次转停。参与起草的许多专家对此多有怨言，有的甚至选择了退出。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王灿发是 《转基因生物安全法》的起草人之一，她表示，环保部主持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在2006年下半年就被迫停下来了。在经历了几次停停转转之后，由于整个工作进展实在太缓慢了，她选择了退出。

王灿发获悉重启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是在去年底，不过，她表示自己现在已经是局外人了。

另一位参与 《转基因生物安全法》起草的专家表示，环保部重启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是因为由于立法的滞后性已经制约了我国转基因物技术的有序发展，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尤其是在2009年8月农业部给转基因水稻、玉米颁发了安全证书之后，许多专家对国内转基因生物安全现状极为担忧，呼吁有关部门尽快立法。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很多参会代表也表示对转基因安全问题极为关注，同样呼吁尽快立法。

同样的呼声还来自其它社会各界，多方面的压力促使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再上轨道。

部委纷争

知情人士称，早在1999年环保部就开始组织专家起草《转基因生物安全法》。

环保部当时立法的设想主要是，一方面为了保障转基因生物技术及利用该技术生产的产品在计划、试验、生产、运输、销售以及应用过程中的安全性，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护我国生物的多样性、生态平衡和国人身体健康，推动转基因生物技术在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环保部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第一次出现波折是在2001年春节后。前述知情人士称，当时环保部组织的专家们正忙着做调研等前期立法准备工作，却忽然得知国务院很快将一份名为《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的文件。这份文件由农业部负责起草。环保部方面担心该《条例》出台后，很有可能在内容方面与正在起草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法》或有交叉或有冲突，国务院法制办方面当时回复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和《转基因生物安全法》并不冲突。

2001年5月23日，国务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在该《条例》公布后不久，国务院法制办方面就叫停了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工作。给出环保部的说法是，《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与《转基因生物安全法》存在交叉和冲突。

环保部联合了科技部、国家林业局、中国科学院等十多个多部门，试图说服国务院法制办的相关负责人，但最终无果。

此后，国务院建立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参与者包括农业、环保、卫生和检验检疫等部门。但在实际执行当中，特别是在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上，基本上都是农业部说了算。

再往后，业内一些专家开始公开表示，我国转基因方面的立法主要集中于狭义的农业种植业领域，在环境安全和食品安全的问题上，环境部和卫生部等部门才更具权威性；环境部、科技部、卫生部等部门也都积极要求发出更多的声音。农业部显得比较孤立，受到了诸多质疑。

受此影响，2005年春节之后，环保部再次获准起草《转基因生物安全法》，但受国务院法制办的安排，由原来的环保部单方面起草改为环保部与科技部联合起草。

联合起草带来的结果是，立法重新启动不久，环保部与科技部就在立法观点上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环保部强调必须从生物安全、环保的角度立法，而科技部却主张更应该从促进生物技术进步的立场去把握。环保部与科技部都坚持各的观点，最终使得立法再次停滞下来。

一波三折，在农业部给转基因水稻、玉米颁发安全证书之后，由于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的呼声高涨，相关立法才再次入轨。

艰难推进

对于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的重新启动，前述知情人士并不看好。他表示，环保部和科技部们之间存在的分歧依然还在，再加之其他相关部门也有分歧，何时能够完成《转基因生物安全法》草案很难确定，至于颁布时间则更是遥遥无期。

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首席科学家薛达元是国内转基因生物安研究专家之一，在转基因生物的安全问题上，他非常担心相关政府部门的管理跟不上，但他明确表示不看好新一轮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

去年9月17日环保部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下称“计划”），薛达元是该计划的专家组组长。他曾表示，环保部在制定计划过程中受到了很大阻力。

薛达元表示，“行动计划”草案中本来很明确地说转基因生物存在潜在的风险，最开始的草案中的提法更为严重，但是由于有关部门不同意，在正式的文本里都被删掉了，最后剩下的只有关于风险的一点儿表述。

自农业部2009年给转抗虫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发放安全证书后，关于转基因生物安全的争议声浪一直持续不断，而争议的焦点就是集中在转基因生物的生物安全问题上。农业部一直反对强调转基因生物存在潜在的风险。

生物安全法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生物经济;生物安全;立法;对策

中图分类号 DF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50151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5.025

生命科学的快速进步与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人类科技发展史上最为显著的一个基本特征。生命科学的进步与生物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能够在更大程度上认识生命,进而控制生命与改造生命,而21世纪也被学者们认为是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时代[1]。生物技术在医疗卫生、农业、环保、轻化工、食品保健等重要领域对改善人类健康状况及生存环境、提高农牧业以及工业的产量与质量都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在,生物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正以其独特的概念和模式在影响和改变着新经济的面貌。有学者甚至预言,生物经济将在21世纪超过网络经济,在世界经济增长中占据主导地位;以生物技术产业为核心的生物经济将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发展[2]。然而,另一方面,生物经济的发展也引发了大量的伦理与法律问题,生物安全问题便是其中之一。近年来,伴随着生物技术尤其是转基因生物技术在我国的飞速发展及其广泛应用,由此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已经愈显突出,成为困扰我国生物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显性问题。在此背景下,以生物经济的健康发展为视角来探讨有关的生物安全及其立法对策问题,无疑具有不言自明的重要意义。

1 生物经济发展与生物安全

根据国内部分学者的考证,生物经济(Bioeconomy)的概念是由斯坦•戴维斯和克里斯 托弗•迈耶(Stan Davis and Christopher Meyer)于2000年5月正式提出的,其含义是指“一个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相对应的经济形态,是以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为基础的、建立在生物技术产品和产业之上的经济”[3]。生物经济是在信息经济生命周期处于发展和成熟阶段孕育起来的一种经济形态,以1953 年弗朗西斯•柯里克和詹姆斯•沃森(Francis Crick and James Watson)发现的DNA 半保留复制机理和双螺旋结构为其渊源。生物技术产业化的浪潮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尽管当时并没有明确提出生物经济这一概念。1972年,美国哈佛医学院的犹大•福克曼教授因自己在癌症研究中的新设想得不到学术界的认可而向企业界申请资金,美国孟山都公司对他的设想非常感兴趣,决定为其投资。这一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轩然大波,福克曼的做法也招致了很多人的批评。但经过几年的争论,人们逐渐认识到生物技术必须走向产业化的道路[4]。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生物技术进步极大地推动了生物产业化的进程。而生物技术产业化的浪潮则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农业生物技术的产业化为例,农业生物技术产业目前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未来农业发展的战略重点,应用基因工程、细胞工程等高新技术培育的农林牧渔新品种、兽用疫苗、新型作物生长调节剂及病虫害防治产品、高效生物饲料及添加剂等已推广运用,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1996年,全球转基因作物才170万hm2,以后逐年直线上升,到2006年已经达到9 000万hm2,10年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增加近5 0多倍。食品生物技术产业产值约占生物产业总产值的15%-20%,目前国际市场上以生物工程为基础的食品工业产值已达2 500亿美元左右,其中转基因食品市场的销售额2010年预计将 达到250亿美元。此外,保健食品行业是全球性的朝阳产业,市场增长迅速。总之,生物技术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其增长速度大致是25%-30%,是整个经济增长平均数的8-10倍左右[5]。

生物技术产业化发展对全球经济的巨大推动显然是不言而喻的。但另一方面,“诸如现代遗传学等学科的飞速发展既给人类带来了增加福祉的憧憬,也带来了很多风险”[6],由于生命科学研究与生物技术自身所特有的这种安全不确定性,使得生物技术产业化过程中所隐藏或引发的各种负面问题也随之而至。生物安全问题便是其中之一。

刘长秋:生物经济发展视野下的生物安全问题及其立法对策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年 第5期生物安全问题是伴随着生物经济发展而在近年来为国内外环境法学者与生命法学者所共同关注并重点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作为研究生物安全法的逻辑起点,生物安全问题的概念却一直没有在国内外学术界达成一致看法。有学者认为,生物安全问题,就是指在转基因生物体的实验研究、中间试验、规模化生产、市场化过程中,因转基因生物体释放、生产、使用和处置的不当,而可能对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生态环境构成难以估量的风险[7]。有学者则认为,生物安全问题是指由于人类不当活动干扰、侵害、损害、威胁生物种群的正常发展而引起的问题,包括生物、生态系统、人体健康和公私财产受到污染、破坏、损害等问题[8]。从生物安全这一概念渊源来看,生物安全最初是由1976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世界上第一部专门针对生物安全的规范性文件《重组DNA分子实验准则》中正式提出的,其最初主要用来指“为了使病原微生物在实验室受到安全控制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See Guideline for Research Involving Recombinant DNA Molecules, NIH, USA, 1976.这是一种最狭义上的生物安全的概念,即将病源性微生物控制在实验室内的安全使用。之后,随着生物技术尤其是转基因技术飞速发展及其在农业等领域广泛应用所带来的安全隐患的日益增大,生物安全的概念逐渐为一些国际环境公约和国际卫生公约(如《生物多样性公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欧洲人权与生物医学公约》等)所采纳,使得现在人们所谈论的生物安全已经不仅仅是实验室内的一种安全操作规则,而演变成为政治、经济、伦理、法律诸方面相胶合的综合性问题[9]。以此为立足点,笔者以为,生物安全问题的概念存在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生物安全问题是指现代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应用、管理以及转基因生物跨境转移等而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产生的现实或潜在的不利影响;而广义上的生物安全问题则是国家安全问题的组成部分,是指与生物有关的各种因素对社会、经济、人类健康及生态环境所产生的危害或潜在风险[10]。而本文我们所考察的生物安全是生物经济发展视野下的生物安全,所以,对生物安全问题的界定应当以生物经济的概念为基点。而如上所述,所谓的生物经济是以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为基础的、建立在生物技术产品和产业之上的经济。以这一概念为立足点,生物经济发展视野下的生物安全问题显然应当是一种狭义上的生物安全问题的概念,即是指由于生物技术尤其是转基因技术研究、开发、应用、管理以及转基因生物跨境转移等而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产生的现实或潜在的不利影响。

在生物经济发展过程中,生物安全问题是一个影响生物经济健康发展甚至是整个人类社会安全的重大问题。生物技术,尤其是以转基因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生物技术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飞速发展及产业化,给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以及人类健康都带来了严峻挑战。例如,利用生物技术培育的转基因生物体在自然界中的释放能够污染自然基因库,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从而对生态环境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由于转基因生物克服了自然界原有物种的缺陷,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和生存能力,其产业化生产必然会使其迅速生长并最终可能可完全取代原有的自然物种,以致威胁生物的多样性;有些转基因生物进入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后可能会将自身的某些特性传给其他生物,使其产生病变,搅乱原有的生态秩序;而一些病源性微生物从实验室中意外流出,则可能会导致引发诸如SARS、禽流感等类型的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从而威胁人类的生命健康与物种的生存……。在此背景下,生物安全问题已经发展成为国家安全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许多国家关注和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2 有关生物安全问题的域外立法现状分析

“科技创新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在此背景下,人类社会的科技活动日趋普遍化、复杂化。”[7]由于生物技术蕴藏着巨大的商业价值与经济利益,致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化的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应用乃至管理必然存在着受经济利益支配的倾向,从而导致通过市场机制来控制的生物安全容易出现市场失灵的现象。而这一现象的存在,则为国家通过法律来实施行政干预成为必要,为法律介入对生物经济活动的引导与规范提供了理论依据。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物技术的进步及其产业化发展带来了对生物安全方面的重大挑战。为了保障生物技术的理性应用,促进生物经济的健康发展,“一场生命伦理的法律化运动自20世纪70年初开始逐渐兴起”[11],产生了大量旨在预防和解决生物安全问题的国际、国内立法。

2.1 有关生物安全问题的国际立法

生物安全问题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5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生物安全特别工作小组”(联合国粮农组织也于1991年加入该工作组),开始关注生物安全问题。同年,国际经济与合作组织发表了《关于重组DNA安全问题的蓝皮书》,将转基因生物体使用的安全问题列入大规模工业生产规范之中;此后,该组织还分别于1986年与1992年了有关重组DNA安全问题与生物技术安全问题的两个国际文件。1991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通过了《UNDO秘书长关于生物体环境释放行为的自愿性准则》就转基因生物体的研究、开发、贸易、应用及处置进行了规范,对向环境中引入转基因生物体的行为进行了约束。尽管上述国际文件均为国际政策性文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其在生物安全国际立法的推进以及保障生物安全方面,还是发挥了很大的指导作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生物多样性公约》是有关生物安全的一个最重要的全球性国际公约,该公约立足于促进和保障生物经济健康发展的立场,对生物安全问题给予了充分关注。此后,有关生物安全问题的国际立法开始获得实质性推进,并逐渐开始关注生物经济发展所引生的生物安全问题。1994年的《关贸总协定》(简称GATT1994)以及作为WTO一揽子协议的《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简称TBT协议)与《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简称SPS协议)等,便都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这些国际立法都对生物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生物安全问题给予了充分关注,并将生物安全问题与贸易问题直接挂钩,使之成为影响国际贸易的一个显性问题。2000年,作为细化《生物多样性公约》有关生物安全规定内容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开放签署,推进了生物安全国际法进一步发展。 除此之外,包括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人类基因组组织等了一系列尽管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却在维护生物安全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之重要作用的国际政策与伦理性文件,如《关于生物技术安全的国际技术准则》(1995年)、《关于遗传研究正当行为的声明》(1996年)、《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1997年)、《关于利益分享的声明》(2001年)等。不仅如此,有关生物安全问题的区域国际法也获得了极大进展,产生了多部涉及生物安全问题的区域公约或法律文件,如1997年的《欧洲人权与生物医学公约》、1998年的《禁止克隆人协议》与《关于生物技术发明法律保护的指令》、2001年的《关于转基因生物生产和销售的新规则》、2003年的《关于转基因生物的可追踪性和标识及由转基因生物制成食品和饲料产品的可追踪性的法令》、《关于转基因生物越境转移的法令》以及2004年的《关于开发和设立转基因生物独特标志系统的指令》等等。

2.2 有关生物安全的国内立法

受生物技术产业化所引生的生物安全问题立法必要性及国际生物安全立法之影响和推动,许多国家和地区也纷纷加强了本国的生物安全立法建设,相关的立法涉及到动植物品种保护、生物技术操作规范、转基因生物生产与销售监管、药品控制、生化武器研究等在多个方面。例如:美国1970年制定并于1989年与1994年两次进行重大修改的《植物品种保护法》、1975年制定的世界首部《重组DNA分子实验准则》,日本农业部、林业部和渔业部于1992年颁布的《重组DNA生物体在农业、林业、渔业、食品工业和其他相关工业部门的应用准则》及其国际贸易和工业部制定的《重组DNA技术的工业应用准则》,印度生物技术安全委员会1989年出台的《危险微生物、遗传工程生物或细胞的生产、应用、进出口和贮藏细则》,丹麦1991年的《环境与基因工程法》与《运输和进口转基因生物法令》,挪威1993年的《转基因生物生产和使用法》、《生物制药法》以及1998年颁布的《转基因生物运输和进口条例》,英国1989年颁布的《遗传操作规则》、1990年颁布的《人类授精及胚胎学法案》、1992年颁布的《转基因生物条例》以及1997年修订的《遗传改良生物有意释放和危险评价规则》,德国1985年颁布的《联邦物种保护条例》、1980年颁布的《基因技术法》以及1990年制定的《胚胎保护法》与《新生物技术法》,澳大利亚2002年制定的《禁止克隆人法案》,等等。不仅如此,在很多国家的刑法典中,甚至还专门为生物安全问题设置了专门的罪名。例如:《芬兰刑法典》第11章第7a条规定的“违反生物武器禁令罪”与第44章第9条规定的“基因技术罪”,《西班牙刑法典》第159条规定的“擅自改变人类基因罪”与“过失改变基因罪”、第160条规定的“制造基因武器罪”以及第161条规定的“用克隆方法进行人类繁殖和其他人种选择罪”,《法国刑法典》第511-4条规定的“非法买卖人体组织、细胞活人体所生之物罪”、第511-5条规定的“非法买卖配子罪”,澳大利亚2002年《禁止克隆人法案》第10条规定的“将克隆人胚胎植入人类或其他动物身体罪”、第11条规定的“进口或出口克隆的人类胚胎罪、第18条规定的“对基因进行可遗传改变罪”及第22条规定的“进出口、放置被禁止胚胎罪”,等等。

2.3 域外生物安全立法的特点

就国际以及各个国家和地区所开展的生物安全立法的体系及其内容来看,域外生物安全法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明显特点:

2.3.1 重视对生物经济活动的立法控制生物经济发展对生物安全带来的影响极为深远,如前所述,生物技术的产业化使得生物安全的概念从一种仅被限定于实验室内的安全操作规则的狭义概念演变为一个政治、经济、伦理、法律诸方面相胶合的综合性问题,对生物安全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重视并强化对生物经济活动的控制便成为国际立法乃至各国国内立法应对生物经济时代下的生物安全问题的一个必然要求,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纷纷加强了对生物经济活动的立法控制。具体来说:在国际层面上,无论是《生物多样性公约》与《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还是GATT1994、《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与《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抑或是作为区域国际法的《欧洲人权与生物医学公约》、《关于转基因生物的可追踪性和标识及由转基因生物制成食品和饲料产品的可追踪性的法令》与《关于转基因生物越境转移的法令》等,几乎无一不强调对有关生物遗传资源与生物制品的法律保护与利益分享以及对生物技术开发、应用、生物制品的生产与销售等亦即对可能引发生物安全问题的相关经济活动进行监督和控制;而在国内层面上,各国更是制定了大量引导和规范围绕生物技术及其制品而开展的经济活动的法律、法规,其内容涉及生物技术产品的生产、销售、运输、储藏、进出口等各个方面,对生物技术及其制品的商业化操作进行了严格控制乃至限制,以致在某种程度上,各国的生物安全法甚至已经成为生物经济法的代名词。

2.3.2 围绕风险预防原则构建相关制度域外生物安全法,无论是国际生物安全法,还是各国国内的生物安全法,基本上都确立了风险预防的原则或理念,并强调依照风险预防原则的要求进行相应的制度建构。《生物多样性公约》在其序言中明确提出:注意减到生物多样性遭受严重减少或损失的威胁时,不应以缺乏充分的科学定论为理由,而推迟采取旨在避免或尽量减轻此种威胁的措施。《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内的关于生物安全保护的专门性国际文件,也在其序言中明确提出将转基因生物体生物安全的国际法律保护建立在风险预防的法律原则之上,并在一般规定、风险评估以及风险管理等多个方面规定了风险预防的具体要求,将风险预防的原则贯穿始终。而深受《生物多样性公约》影响的GATT1994、SPS协议以及TBT协议则明确将风险预防的理念转化为了现实的国际贸易制度。依据这些文件之规定,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健康所必需的措施并不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不难看出,面对贸易自由与生物安全的冲突,以上国际文件所选择的都是生物安全而非贸易自由。这显然是其遵循风险预防原则的一个必然结果。此外,在《欧洲人权与生物医学公约》等区域国际法律文件中,风险预防的理念与原则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而在各国的国内立法中,风险预防的原则更是受到了重视和强化。以美国制定的世界上首部《重组DNA分子实验准则》为例,该《准则》在制定之初就严格贯彻了风险预防的原则,并基于对基因技术风险性的高估而对之进行了很多严格的限制,之后尽管对该《准则》进行了多次修改,并简化或放宽了原有限制性条款的85%,但是,“目前美国基因工程农产品的商品化仍然必须经过农业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以及环保局的层层严格审批”[8]。这一做法足见美国对风险预防的重视。而其他各国对风险预防原则的贯彻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为了更好的贯彻风险预防原则而动用了刑事立法。

2.3.3 强调各个法律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生物经济时代下的生物安全问题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问题的综合性问题。因此,保障生物安全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法律手段乃至伦理手段与技术手段,正因为如此,生物安全法特别强调和重视法律之间的协调与配合。体现在国际立法中,国际生物安全保护的现实需要使得国际生物安全法从最初仅限于国际环境法律规范,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以国际环境法为主体,包含国际贸易与投资法、国际人权法、国际海洋法乃至国际卫生法等众多国际部门法在内的综合性国际法律体系。而在各国的国内法中,各个法律部门之间相互协调与配合的特征更为明显和突出,生物安全问题方面的立法规范已经渗透到了包括行政法、环境资源法、能源法、经济法、生命法、军事法、科技法以及刑法等在内的近乎各个部门法之中。这些立法规范作为各国生物安全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共同在调整相关生物经济活动以防范生物安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 生物经济视角下我国生物安全法的完善

近20年来,在全球生物经济发展的推动下,我国生物技术产业也获得了快速发展,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尤其是基因工程制药产业发展更为迅猛。1996年我国基因工程药物和疫苗销售额仅为2.2亿元,2000年达到了22.8亿元,平均每年增长79.42%。2003年我国已有基因工程疫苗、干扰素等21 种生物技术药物投入生产,生物技术产品实现销售收入223.37亿元,同比增长21.54%,创造利润24.78 亿元,同比增长21.03%。2005年上半年我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总额达130.83亿美元,同比增长26.32%,其中出口额为72.98 亿美元,同比增长30.27%,顺差额为15.13亿美元。我国目前拥有国家部门和地方政府资助的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近200个,研发人员2万多人,许多大学设有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的专业。中国具备一定生产能力的现代生物技术企业约500家,从业人员超过5万人。其中医药生物技术企业300多家,农业生物技术企业200多家,已有60多家上市公司直接或间接从事生物技术产业[12]。与此同时,生物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对我国的生物安全立法提出了挑战。

3.1 我国生物安全立法及其在满足生物经济发展中的缺陷

为了应对生物经济发展对生物安全带来的挑战,自20世纪90年以来,我国相继制定了包括《兽用新生物制品管理办法》、《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人用重组DNA制品质量控制要点》、《人的体细胞治疗和基因治疗临床研究质控要点》、《人用单克隆抗体质量控制技术指导原则》、《人基因治疗研究和制剂质量控制技术指导原则》、《人类遗传资料管理暂行办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以及《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审批办法》等在内的数十部法律、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生物经济发展所可能带来的生物安全问题,比较有效地保障了我国生物经济的健康发展。但毋庸置疑,与我国防范生物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可能引生的生物安全问题的实际需要相比,我国现有的生物安全法还存在明显缺陷。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现行生物安全法的立法步伐比较滞后,难以满足保障我国生物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以基因工程立法为例。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即已开始了重组DNA研究工作,截至20世纪末已有几种基因工程药品进入了中试阶段;有的兽用基因工程疫苗和抗病毒转移基因烟草已经大面积推广。然而,我国长期以来却并未制定任何有关这方面的安全法规,也没有建立相应的申报程序和必要的评审监督制度,致使重组DNA研究及其应用中的安全问题,在实际上处于一种无人管理、无人监督的不良状态[13]。不仅如此,目前我国生物安全法律体系中的很多法规与规章都制定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面前,其中的一些立法在内容上已略显陈旧,难以再适应生物安全保障与生物经济健康发展的实际需要,但我国迄今并未对其加以改动,也未根据保障生物安全的最新需要而出台新规。这些现象的存在必然使得我国生物经济的发展缺乏有效的法律引导与制度保障,从而极易诱发各种生物安全问题的发生。

其次,现有生物安全法对生物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①对生物技术及其产品尚无法做到立法的全程化监控。“生物安全涉及到实验室安全、项目审批、大田栽培风险评估、市场准入、运输隔离、食品标签等一系列问题”[9]。所以,按照风险预防原则的要求,必须对生物技术实行全程控制,这是保障生物经济健康发展,防范生物安全风险的需要。然而目前,我国现行生物安全法显然还没有做到对生物技术进行全程控制,而只是控制生物技术产业化过程中的某些环节或阶段。以转基因生物安全为例,我国现行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注重对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以及使用的控制,而对与国际贸易密切相关的转基因生物食品安全性问题重视不够[14]。这势必为生物经济的发展埋下安全隐患,不利于生物安全问题的防范。②我国生物安全法迄今也还未确立的生命科学研究与生物技术应用的安全影响评估与防范制度以及生物技术产业化准入准度等产业化风险防控制度。由于缺乏这类风险防控制度,经常使得很多安全性尚未得到充分评估和论证的生物技术被加以产业化,容易引发一些重大生物安全事件的出现。

再次,现行生物安全法尚缺乏其它部门法尤其是刑法的协调与配合。一个最突出的体现在于,尽管我国很多生物安全法规或规章中都设立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类的刑事指引条款,但由于我国现行刑法还没有在生物安全问题的刑事防范方面确立应有的规则与制度,从而导致这些条款成为虚设。例如,我国《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第28条规定,“违反本办法的规定,造成下列情况之一的,负有责任的 单位必须立即停止损害行为,并负责治理污染、赔偿有关损失;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一)严重污染环境的;(二)损害或者影响公众健康的;(三)严重破坏生态资源、影响生态平衡的。”但实际上,我国刑法并未设立相关的罪名,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在我国基因工程操作过程中真正发生了污染环境的行为,现行刑法受制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也无法发挥其应有的规制作用。而类似这种缺乏部门法协调与配合的情况在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其他生物安全法规、规章与刑法之间也同样存在。在生物经济飞速发展而生物科技的潜在风险已越发加剧的情势下,这显然不利于我国对各类生物安全问题的防范。

3.2 我国生物安全法的完善

由于生物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生物经济已经成为国际科技竞争和经济竞争的重点领域,各国政府都在本国生物经济制发展上采取了战略先行的策略,纷纷抢占“生物经济”的制高点[15]。从法理上来说,在法治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主旋律而法律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影响与作用也已日显重要的情势下,生物经济的快速发展显然离不开良好法治环境的促动和保障,而良好的法治环境需要由完善的立法来加以营造。就此而言,完善的立法是我国生物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而就目前来看,现行生物安全法却还存在明显的缺陷,这些作为我国生物技术发展的安全隐患,势必会制约我国生物经济的健康发展。为此,完善我国现行生物安全法显然已成为保障我国生物经济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在此,笔者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应因之策:

首先,加快我国生物安全法的立法步伐。生物经济时代下的生物安全问题影响深远,它不仅关涉相关物种的存续与生态的和谐,更直接关涉公众的生命健康。为此,在应对生物经济时代下的生物安全问题时,必须立足于风险预防原则,着重于事前防范而非事后救济。这决定了生物安全法必须具有相对超前性的特征。然而目前,我国的生物安全法不但缺乏本应具有的相对超前性特征,反而显现出了明显的滞后性。这作为我国生物安全法的显见不足,已经给我国生物经济的健康发展留下了安全隐患。为此,急需要我国立法者加快生物安全法的立法步伐。具体而言:应当根据目前我国生物经济飞速发展情势下的生物安全问题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制定一部专门用以指导和促进生物安全防范的《生物安全法》或《生物安全指导条例》;应当根据我国生物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各方面的具体法律需求,及时制定必要的法律、法规或规章(如《克隆技术管理条例》、《生物安全标准管理办法》等);应依据我国生物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对已有的相关立法适时加以废、改、立,使其适应规范和保障生物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

其次,逐步重视和强化对生物经济活动的风险控制。在生物经济活动的立法监控方面,应当以风险预防为理念,加强相关的原则与制度建设。具体来说,尤其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①确立对生物技术及其产品的全程控制原则,“对生物技术和转基因产品从计划、设计、试验、生产、运输、销售、选种等全过程进行全面而有重点地管理”[8],使生物技术产业化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与阶段上可能引发的风险始终能够被控制在法律的股掌之中,堵塞出现生物安全监控的立法漏洞。②尽快确立生物技术产业化准入制度与生命科学研究与生物技术应用安全影响评估与防范制度。通过预测和评估相关生命科学研究与生物技术应用的安全性,明令禁止那些肯定会产生生物安全问题的生物技术(如生物武器制造技术、跨物种杂交技术等)的研发与应用,限制那些由于科学发展的限制而致使其安全性尚无法完全确定的生物技术的产业化(如生殖性动物克隆技术、治疗性人体克隆技术等),并相应地鼓励和支持那些肯定不会产生生物安全问题的生物技术(如传统育种、发酵技术)的产业化运作。这是保障我国生物经济健康发展,防范生物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类安全问题尤其是生物安全问题的现实需要。

再次,强化有关生物安全问题的刑事立法。具体来说,就是针对目前我国生物安全法缺乏刑法支持与配合的现状,对现行刑法及时进行修改,并在其中增设“转基因生物污染环境罪”、“非法研制基因武器罪”等专门防范生物安全风险尤其是现代生物技术所引发的生物安全风险的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利用刑罚的威慑防范生物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失范操作,以便更有效地防范生物技术风险,保障我国生物安全与生物经济的健康发展。

致谢:本项目研究过程中得到了法国马赛艾克斯第三大学CERIC中心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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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safety Problem with Its Legislative Countermeasure:

A Perspective from Bioeconomy DevelopmentLIU Changqiu

(Law Institut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020, China)

Abstract Bioeconomy, an economy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life science and the applic ation of biotechnology is an economic formation compared to agriculture econom y, industry economy as well as information economy. The term of biosafety hasboth a broad conception and a narrow conception. The development of bioeconomybrings about great challenges to biosafety. In order to answer the challengesfrom the development of bioeconomy,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launched a move ment of legalization of bioethics from the 1970's, which has produced a large qu antity of legislations with the aim of biosafety and has guaranteed healthy de velopment of bioeconomy comparatively. As fo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leg islations, they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bioeconomic activities, establish t heir system on venture precaution and pinpoint harmony of department laws. Chinaalso enacted laws to meet the need of biosafety, while these laws had obviousdeficiencies compared arth the actual requirements for healthy development of b ioeconomy, so which related countermeasures should betaken.

生物安全法范文第6篇

关键词：生物安全，生物安全国际法

21世纪是一个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时代，特别是生物技术的发展影响当今社会的方方面面，并逐渐发展成为强大的现代生物技术产业。但同时也产生了了很多人类至今为止难以攻克的后遗症，尤其是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以及道德问题上的潜在危害，都引起了全人类社会的广泛忧患意识。

一 当代生物安全国际立法的基本制度

（一）风险抵御制度

这里的风险抵御制度简单说来就是事前防御，对可能影响生物安全的活动的安全性进行评价和预测。欧盟对"预防原则"的贯彻是非常彻底的，欧盟等国家对现代生物技术进行安全管理的逻辑起点是"潜在危险性"。 也制定了较为详细的审批程序和技术指南，并实行严格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

（二）信息披露制度

信息披露制度的出发点应当是生物安全风险的可能性，主要是通过标识制度实现的，即对于可能对生物安全有损害的行为及产品等应该注明，让公众了解到此信息。

（三）惠益分享制度

从本质来说，惠益分享来说就是发达国家在生物安全制度上对发张中国家的技术支持。具体应该体现为在研究过程中各个国家应该秉承合作的态度，使有关国家参与其中，以使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提高生物技术的研发能力；对于研究成果应当基于生物安全国际法所确立的准则公平分享，而不是由某一个或者几个国家独占；同时还应包括技术资料和技术成果的共享。

（四）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生物安全问题高度的技术性决定了其与知识产权的密切联系。从保护手段来看，生物安全国际法一方面是"限制法"，即对生物安全国际法主体的行为进行限制，确保国际社会和各国的生物安全不受威胁和损害；另一方面又应该是"权利保护法"，即在保护生物安全的同时，也应该保护生物安全国际法主体的有关权利，尤其是知识产权。

（五）严格贸易制度

对于国际法上的贸易规制制度简单来说就是使贸易活动的结果符合生物安全保护的目的。具体表现为：在贸易活动的过程中采取相应的措施，严格控制利用生物技术而产生的一系列贸易活动，以达到保护生物安全的目的。因此，贸易规制制度的核心在于"抑制"。

（六）损害赔偿制度

简单来说，这里的损害赔偿制度是指由于生物安全风险而产生的有形和无形损害，以及现有的和将来的损害而进行赔偿的一整套措施。

国际法主体在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等方面应当协调意志，其效力体现为国家受其约束并且在国家违背国际环境义务的时候，应当承担相应的国际法律责任。损害赔偿责任是保证生物安全国际法得以顺利实施的最终保障。

二、当代生物安全国际法律制度的不足

国际法本身具有其特殊性，尤其是在国际法主体在其的平等条件下，使得国际法在制定以及实施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妥协的痕迹，因此也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在生物安全国际法基本制度方面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生物安全制度多样化

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现实利益不同，对转基因产品的态度和管理方式也就不一样，有的国家对这些转基因食品管理相对宽松，如美国；而有的国家则对转基因食品管理上则要严格、复杂的多，如欧盟。这就导致各个国家在对生物安全立法方面采取不同的态度和立场，必然导致生物安全的国际立法停滞不前。

2，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内容的匮乏

由于生物技术的科学性，使得生物技术研究和法律制度研究难以统一起来，难免造成生物安全国际法律制度的滞后。目前对生物安全领域基本制度的研究大多反映在转基因工程安全方面，国际立法上局限于对生物技术等方面进行规制，而对外来物种的入侵以及生态环境的变化等方面缺乏有效的国际法进行管理。

从现有资料来看，信息交流制度并未引起目前学界足够的重视，而对损害赔偿问题的探讨则更不充分。究其原因，则是国际法上各个国家的平等性，在利益的驱逐下，使得很多生物安全法律制度难以得到充分的实施。

3，行动滞后，实施不到位

由于发展中国家生物资源相对丰富，而发达国家在资金和技术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为了达到双赢的结果，双方就有必要取长补短、相互合作，而财政援助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财政援助是实现生物安全国际法目标的重要保障条件之一，因此也是有关国际公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发达国家对资金支持大多作出了相应的承诺，同时有些国家也开始采取相应的实际行动。但是，与充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要求相比，发达国家的承诺和行动仍然是很不充分的。

三 生物安全国际法律制度的完善

发展生物安全国际法，应当遵循风险预防原则，国际合作原则，无害利用原则以及谨慎发展原则，这是一个总框架，遵循了不同的价值选择我们应该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完善系统的、全面的的生物安全国际法。具体措施如下：

（一）国家干预的法律规范形式

在国家平等条件下的国际法，由于各国都以自身利益为基础，要想实现

生物安全国际法在全世界范围内统一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生物安全国际法律制度只能在基本制度范围内对生物安全进行框架性的规定，要想落实生物安全国际法，还得依靠国内法来保障实施。生物安全的实现不可能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自发产生，反而是市场经济的漏洞，因此现代生物技术的安全理念需要在国家适当干预的条件下得以实现。

（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

生物安全是全人类社会共同的责任，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众所周知，发达国家在生物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方面比发展中国家而言都更具优势，因此在生物安全责任方面，应当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承担不同的义务。在生物技术方面的携手合作，国际法律责任上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正是符合国际潮流的大趋势。

（三）构建完整的生物安全立法研究体系

完整的立法研究体系是应当集基础理论研究、基本原则探讨和基本制度构建为一体的，我们应当以生物风险的阶段性为标准，将生物安全法律制度分为生物风险预防制度、生物风险控制制度以及生物安全法律权利及其救济制度三个方面。在生物安全法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的指导下，紧密结合生物技术的技术性，从源头上解决生物安全问题。

四 结语

随着我国对现代生物技术安全领域监督管理的重视和加强，生物安全管理法必然要进一步走向体系化，并且体系结构也会日趋科学、合理，有关的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也会更加完善，建设"人与自热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生物安全国际法律制度的完善不仅需要各个国家的努力，也需要国际社会的推动，通过条约加以限制，通过国际法律责任加以惩处，这样才能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完善生物安全国际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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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法范文第7篇

中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的敏感，起源似乎不是转基因，而是在得知自己吃的猪肉里含有大量的“瘦肉精”，这东西在2001年一次造成530人中毒；得知自己吃的鱼里携带了孔雀石绿的残留，这东西能致畸、致癌、致突变作用……百姓的餐桌变得危险起来。

■转基因乱局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是我国首部《转基因生物安全法》的起草人之一，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接触转基因问题。“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市场上卖的食品哪些是转基因的，哪些不是。”虽然王灿发认为转基因食品只要完全按照科学程序进行风险评估就没问题，但是，作为一个消费者他也同样对市场上没有转基因标志的产品略有不满。“这是一个信息公开的问题，吃便宜的转基因食品还是吃昂贵的有机食品，应该让老百姓自己做出选择，现在老百姓的知情权、决策权都被剥夺了。”

转基因是个什么东西，大多数人不会捧起生涩的教科书研究转基因食品的生产流程，风险评估的结果如何……消费者只是认为，转基因改变了大自然本来的属性，会给人们的健康带来巨大威胁。

2009年8月，农业部批准了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转基因的水稻获得安全证书，这一消息，彻底打破了中国消费者的底线，“谁给这帮人生产转基因大米的权利?谁保证我们一日三餐吃的大米被转基因没危险?”

农业部对外的回复非常简短：证书发放是经过严格的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生产应用安全证书5个阶段的多年安全评价，依据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简称安委会)评价结果做出的决定。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第23条规定，对转基因生物要进行严格的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增加决策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应在决策过程中征求公众意见，向公众通报结果。中国也是该议定书的缔约方之一，但是，替全国13亿人口做出决定的安委会成员始终处于神秘状态。据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透露，安委会里三分之二是转基因科学家。

2010年3月14日，绿色和平组织宣布，在亨氏婴儿米粉中发现含有Bt基因抗虫水稻的成分，从而再次引发国人对转基因食品新一轮热烈讨论。与绿色和平组织的高调相比，该领域的科学家出奇地沉默，甚至多人以话题敏感或其他理由拒绝接受媒体采访。许多消费者凭着有限的信息更坚定地认为，转基因是个坏东西。

■关乎国家管理模式

鉴于转基因粮食和食品存在的诸多风险，中国的立法者试图制定一套强硬而有效的转基因食品的法律体系，把农业转基因、林业转基因、微生物转基因和转基因食品、转基因医药、转基因科普等方方面面，从实验室到大田、商业化、废物管理和进出口的各个环节制定完整统一的法律进行安全规范。

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主任王锡锌认为，监管规范体系和执法体系所存在的问题，是中国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根本症结所在。

有数据表明：中国农作物和食品流通管理缺乏监管，其中68.9％的蔬菜上市前没有经过产地检验。如果这68.9％的数字里混有未经过风险评估的转基因蔬菜，结果会如何?

我国目前的行业自律意识还不高，往往在制订行业规范的时候都期望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甚至当前有优势可能几年后没有优势的转基因品种也时不我待地匆匆商业化。

要避免急功近利，避免出现转基因品种危害事件瞒报，避免严重侵害公众利益的事件发生，必须严格控制转基因生物商业化的每个环节。我国现有的监管体制政出多门，安全标准既有重叠，又有缺失，存在不衔接、不统一的问题。

2010年2月6日，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成立，主要组成部门是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后又将科技部、工信部、环保部、农业部、商务部等组织进来，组建了一个阵容强大的食品安全委员会。

转基因食品安全能否保证，只有监管机构的建立或许还不够，还需要司法救济和责任追究来纠正市场的失灵。

目前中国虽有涉及转基因生物监管的法律法规，但系统性和协调性差。相关规定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食品安全法》、《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等法律规章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农业作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罗云波认为，在转基因食品大范围地走进我们的生活之前，仅有《农业作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是远远不够的，应尽早立法。

“立法阻力太大!《转基因生物安全法》不可能是某个部门的事。”自1998年开始起草《转基因生物安全法》，王灿发和他的团队一直在对这部法律修修改改。

王灿发认为，《转基因生物安全法》应该设立与经济利益脱钩的第三部门监管。 “这个第三部门监管很重要，环保部门不具有发展经济的任务，比较中立，更适合做监管部门。”

但是转基因商业化惊人的利润使这部法律成为不同部门追逐利益的产物。“这部法律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对转基因生物的风险评估、许可管理、管理体制问题上。”王灿发很无奈地看着一些有棱角的、真正能发挥作用的条款被砍下去。尽管如此，《转基因生物安全法》还是没被列入国务院立法计划，在部门利益的争夺中，2007年后《转基因生物安全法》被束之高阁。

生物安全法范文第8篇

关键词：食品 安全 食品安全 法律体系

1.引言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是我国法律体系中一个比较松散弱势的法律法规群体，是由有关食品生产和流通的安全质量标准、安全质量检测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构成的有机体系，称之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由于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上存在着诸多弊端和问题，导致食品安全事件频发，需要我们的关注。

2.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分析

2.1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

1）农产品、禽类产品的安全状况较差

如今，一些农作物种残留了化肥和农药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部分禽畜和水产品内含有抗生素和激素等其他物质。在养殖户弄虚作假制造产品期间，乱使用激素和其他药物都会使食品存在安全隐患，重金属的污染也对人体是有害的。

2）食品原料劣质，添加有毒物质

现在食品的原材料都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没有使用符合要求的原材料，都以盈利为目的，同时还会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这些不符合国家相关部门的要求的操作方法，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

3）病原微生物控制不当

食品加工制造过程和包装储运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微生物的大量繁殖，食品的原料和加工程度决定了它具备一定的微生物生长条件。目前，在气温高的夏季和秋季期间，特别容易发生因病原微生物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导致食物中毒的病原微生物主要包括：沙门氏菌、致病性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

4）新技术的食品存在危害。

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新技术的食品频繁出现。转基因的食品也早已出现在了人们的餐桌上，例如番茄、甜椒、大豆油等，如今虽然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转基因食品对身体有害，但转基因食品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这样可以看出，生物技术产品的出现、转基因的食品都会为人们带来安全性的问题。

2.2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现状

所谓食品安全法律体制是有关食品安全和流通的安全质量标准、安全质量检测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性文件构成的有机体制。以前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体制系主要以《食品卫生法》、《食品卫生行政处罚法》和《食品卫生监督程序》为首，对我国食品起到了监督作用。自《食品安全法》颁布后，我国的食品安全性得到了很大的改进，我国食品安全法制工作开始与世界接轨。但是，《食品卫生法》仅对104种农药在粮食、水果、蔬菜肉等45种食品中规定了允许的残留量，总含291个指标；而国际食品法典则对176种农药在375种食品中规定了2439条农药残留标准。这样我们在执法过程中，就会使许多有害物资蒙混过关，给为非作歹者留下作恶空间。有关调整和规范食品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的专门法律法规、食品标准以及与调整和规范食品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性文件所构成的有机体，我们称之为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我国的《食品卫生法》从试行到正式颁布已有10多年，有必要根据新出现的问题加以完善和强化，以有效制止和打击食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有损食品安全的行为，保障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不受侵害。

3.我国食品安全法制化工作存在的问题

从食品各个环节入手研究与食品安全相关的因素，分析食品安全失效的原因，旨在探究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和食品供应链之间存在的问题，探寻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合理设置，寻找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工作效能的途径，试图解决食品安全存在的问题，从而推进食品安全工作法制化、系统化、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在我国，食品安全是一个跨越了食品卫生、食品质量和农产品质量等多个范畴的新领域。在食品安全管理体制上形成了职能交替的模糊混乱局面。就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现状，我们必须承认：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制化管理与国际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我国食品法律体系的框架结构仍有待进一步的科学化、合理化。

3.1我国食品安全体系中的界定问题。

首先，在我国食品安全体制中的各部门职能分配不清，这样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些问题，导致食品安全难以真正得到落实。其次，在食品管理中权限分配不清，各总局的职能权限界定不清。最后，我国的食品安全等级不同，食品名词很多，使得消费者对食品的安全等级很难区分和辨别。

3.2我国食品安全法律的系统性不够。

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管理体制没有将食品安全建立在食品产业链上，具体的食品安全管理体制标准和法规不够协调和系统，使得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广度不够。

3.3我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限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食品的安全问题；要求生产、操作和供应食品的组织，证明自己有能力控制食品安全危害和那些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顾客的期望、社会的责任，使食品生产、操作和供应的组织逐渐认识到，应当有标准来指导操作、保障、评价食品安全管理，这种对标准的呼唤，促使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要求标准的产生。标准既是描述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要求的使用指导标准，又是可供食品生产、操作和供应的组织认证和注册的依据。同时，我国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一直沿用良好操作规范管理系统，但是仍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使得我国的食品安全管理体制受到了限制。

3.4我国食品安全范畴的局限性。

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管理范围有局限性，我国总是以食品卫生管理代替食品安全管理，对食品的安全性不够重视，总是对食品安全概念不清。

4.改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建议

4.1加强食品安全法律建设和法制管理。

如今，制约我国食品安全的因素除初级农产品污染外，主要还有两大问题：一是全国有几十万质量控制能力薄弱的小企业和小作坊。多年监管实践表明，对这些小企业和小作坊既难以取缔，又难以严格监管，难以确保不出现重大质量问题。二是假冒伪劣食品发现难、处理也难；即使发现，由于涉案数额一般较小，多数情况下只能处以罚款，难以从根本解决问题；违法分子屡查屡犯，假冒伪劣屡打不绝。我们要建立“分区销售”制度，解决劣质产品问题，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加强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体制，在符合自身的同时与世界接轨。

4.2加速建立食品安全标准体系。

我国要尽快纠正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不规范、不够严密的缺陷，建立符合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使得食品安全标志体系更完善、更系统。让其成为绿色产业的强大动力，让我们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4.3建立新的食品安全政策支持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和管理体制。

如今，转基因食品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但是他的安全性在各国都争议不断。因此，要根据我国的情况，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的管理体制，将农业部门和食品工业管理部门合二为一。

4.4加强法律法规，加强对食品安全的保护。

要加强现有的法律法规对食品的惩罚力度，如今的法律规范的惩罚力度较弱，各级部门要做到自身的职责，充分发挥自身的监督作用，依法加强对食品安全的监督，及时发现危害食品安全的问题。

5.结束语

食品工业是我国支柱性产业，食品质量安全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我国食品的国际竞争力。如今食品安全已是我国消费者的“心头大患”， 事关消费者乃至下一代的健康和安全，是对公共健康面临的最主要威胁之一。因此，重视食品安全已经成为衡量人民生活质量、管理水平和国家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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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辽宁省食品安全法律问题研究》（项目编号：L12BFX010）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1.王淑红（1982—— ），女，辽宁沈阳人。硕士，沈阳药科大学，讲师。

生物安全法范文第9篇

1.食品安全的管理

英国食品安全管理的职能分别归口环境、食品及农村事务署，主要职责是制定相关卫生标准。各郡、区也设立相应机构，实行垂直管理，从食品的种植、养殖到生产、销售／实行一条龙监督。食品监督人员负责对餐饮业、超市、批发市场、屠宰场等场所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督检查、样品抽检，发现问题即进行严厉处罚，罚金可高达数万英镑，问题严重时业主将被吊销食品经营执照，甚至被。

英国餐饮业开业前需经卫生部门审查合格后，由工商管理部门发证准予营业。英国政府设有质量消费者委员会，工作人员着制服，有罚款等行政执法权。消费者如遇问题，可以通过律师向有关生产或供应商获取赔偿，也可以向质量消费者委员会投诉，有关卫生问题由卫生部门负责鉴定。

英国是对HACCP应用较早、较为全面系统并且进行立法的国家之一。英国《食品安全法》中明确规定食品生产企业必须建立和实施HACCP，并且以法规形式规定了《地方官员应用HACCP进行管理的资格标准》。

2.食品安全管理的特点

英国1990年颁布《食品安全法》，1991年1月起正式实施，取代了1984年的《食品法》。英国《食品安全法》吸收了《欧洲食品安全法》的有关条文，主要调整食品的质量和标准，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食品，其内容几乎含盖了食品安全的各个领域，管理范围包括从农场、养殖到商店、餐馆整个食物环节链，甚至牲畜食物源、兽医药物、杀虫剂等，也都是《食品安全法》规定监督控制的重点。《食品安全法》还要求所有食品生产经营场所(无论是大型食品加工厂、零售店、餐馆，还是出售家庭自制饼和三明治的小买卖者)都必须注册登记，以保证任何食物均在监督控制之中。

英国《食品安全法》执行者主要有两类人员，一是环境卫生官员，负责公共卫生事务，如食品经营场所的卫生和食品安全；二是贸易标准官员，负责商业法的执行，如检查食品的重量或标签等是否合法。

英国自发现第一例疯牛病起，政府更加重视并强化了对食品生产和销售的管理监督，其中，最重要、最有效的举措是从2000年6月开始，英国农业联合会和全英4000多家超级市场进行密切合作，建立了严密的食品安全“一条龙监督控制机制”。英国公民在市场上购买任何食品，如蔬菜、水果、肉类、奶制品等，若发现问题进行投诉后，监督管理人员可以很快通过电脑记录找到该食品的来源。这个覆盖全英的食品安全监督控制系统，对保障食品安全起到了很大作用。在英国，无论是食品生产加工单位还是超市、农场的经营者们都不得不十分严肃地对待食品安全问题，丝毫不敢懈怠，否则将受到严厉处罚。

3.公共卫生监督控制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系统

生物安全法范文第10篇

关于生态安全的概念，目前国内外并无统一的定义。在我国，生态安全亦称为环境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并被冠以国家职能的含义，称为国家生态安全或国家环境安全，它是指国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

我国生态安全问题的提出基本上始于1990年代后期，主要背景有三：一是国内生态环境恶化，生态赤字膨胀，自然灾害加剧。特别是连续出现的特大洪灾和急剧扩大的荒漠化，引起全国上下的极大震动；此外，1987年，第四十二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169号决议确定二十世纪后十年为“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第四十四届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行动纲领》，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也加强了这一领域的立法，成立了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等机构，有关的理论和实践中开始涉及生态安全的问题。二是我国西部大开发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问题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由于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而西部地区又是我国全国生态环境的源头地区，直接事关全国的生态安全。三是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关于生态环境安全的理论与实践在我国产生的反响。

“国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其最直接的客观标准是防止出现生态赤字。我国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极有限，各种主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人均占有量，这本身就是一个赤字，更可怕的是这么低的人均占有量还在急剧减少，也就是说这是一组双重的赤字。我国风蚀水蚀的土地面积达38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3，土地质量退化，2000年，对30万公顷基本农田保护区土壤有害重金属抽样监测，其中3.6万公顷土壤重金属超标，超标率达12.1％。对23个省（区市）的不完全统计，共发生农业环境污染事故891起，污染农田4万公顷，造成农畜产品损失2489万公斤，直接经济损失达2.2亿元。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占世界人均水平的1/4，排名第100位之后，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而全国80％的河流和 45％的地下水资源被污染而影响使用。1995年参加全球统测的10个尘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我国占了5个，1998年上升到8个，而据美国世界资源所 1999年的公布结果，当年在世界10个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我国就占了9个。我国北方城市每平方公里每月的降尘量50多吨，有的地方高达100多吨。 1980年代，我国受酸雨污染的农田面积约4000万亩，到了1990年代仅南方7省就造成农田减少1.5亿亩，而酸雨给两广川贵4省区带来的年经济损失达160亿元，2000年的统计表明，目前我国酸雨区范围和频率保持稳定，酸雨区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30%.草地“三化”（退化、沙化、碱化）不断扩展，目前，全国90%的草地不同程度地退化，达1.35亿公顷，其中中度退化以上草地面积已占半数，并且每年还以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草地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根据第五次全国森林资源调查结果（1994-1998年），全国森林面积为15894万公顷，全国森林覆盖率为16.55％，人均占有率世界排名 100位之后，第四次森林资源清查期间年均出现森林赤字5400多万立方米，乱砍滥伐等原因每年毁林达151万公顷。98年以来这种毁林势头虽然得以控制，但森林资源赤字欠帐太多，森林资源严重破坏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恢复，全国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大范围的洪涝灾害、水土流失、荒漠化等都与森林赤字有关。我国四大海区污染程度逐年加剧，其中最明显的是因有机物污染而造成的海水富营养化，水中浮游生物大量繁殖，形成赤潮，给渔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1998年我国监测到的赤潮22起，而2000年则上升到28起，累计面积1万多平方公里。在20万平方公里的近海海域中，四类和劣四类水质占1/4.我国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生态灾民，生态赤字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直接构成威胁。

环境安全可以说是我国国策问题的核心。我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大，生态环境相对脆弱，国民经济增长的一半被自然灾害所抵消，且生态恶化趋势严峻，极大地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如果生态安全问题不解决，社会安定就没有基本的保证，可持续发展更无从谈起。

保证我国的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关键在于确保各种重要的自然要素的生态功能，特别是维护生态平衡的功能得到正常发挥。首先这是国家的一种新型的重要责任，有关部门表示，为实现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的目标，我国今后将对重点地区的重点生态问题实行更加严格的监控和防范措施，并通过立法和政策予以保证，如建立和完善各级政府、部门、单位和法人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审计制度，编制生态环境功能区划等。其次，维护国家环境安全也是每个企业、每个公民的责任。生态赤字并不是国家的赤字，也不是灾区的赤字，而是全体国民的赤字，要强化公民和企业的环境意识，自觉地防止环境污染，自觉地保护和节约能源和资源。

二、国外环境安全理论与我国生态安全理论的比较

环境安全也是当今国际斗争的一个新领域。生态（环境）安全由美俄两国较先提出。

一般认为，环境安全的概念于1980年代末期由美国人最先提出，当时正处于冷战结束后，美国人认为国家安全政策的目标已开始从单纯的军事安全逐渐演变为包括环境安全、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在内的几重目标，具体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内容：一是资源安全，二是能源安全。美国的资源和能源大量依赖国际市场，因此它认为国外重要的和敏感的能源和资源的流向都可能会引发国际冲突，都会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三是环境安全，指他国或国际环境存在的问题都会对本国造成影响，例如赤道带国家大规模砍伐热带雨林，对其他国家气候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等。四是生物安全，指生物系统的稳定与健康，特别是人口问题和食物系统问题。美国的国家环境安全与环境保护的单边主义一起，逐步成为其环境霸权主义的组成部分。总之，美国的国家环境安全所依据的是，外国的环境行为可以影响到本国的环境系统，引起所谓的域外环境损害，而对本国的环境造成威胁。美国的国家环境安全主要目标并不是针对其本国的环境问题，而是与其环境霸权主义相联系的，它的逻辑是，任何发生在他国的、他国之间的、地区性的乃至全球性的事件，只要对美国的环境安全造成损害、威胁或者有潜在的威胁，美国就可以进行干预，以解除、减少对美国的损害或者威胁，保护美国的环境安全。这是以保护本国的环境安全为名，为干涉他国的内政提供理论根据。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美国对内对外实行的是双重标准，对外它以环境安全为由干涉他国的内政，对内却经常放任其本国的环境污染对全球造成的威胁。例如美国新政府上台后，更加强调其本国的环境安全，而漠视他国的环境安全，典型的事例是拒不接受京都议定书等国际公约对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限制，美国是全球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二氧化碳是温室效应的主要根源，不加限制的排放，将会造成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一些岛屿国家将面临灭顶之灾。

俄罗斯的环境资源法学界将生态安全作为环境资源法调整对象的一类社会关系大致也始于1980年代后期，《俄罗斯联邦宪法》将保障生态安全规定为俄罗斯及其各主体共同管辖的事项，《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自然环境保护法》将保障生态安全作为保证人和公民的生态权利得以实现的保障措施，1995年11月17日还通过了《联邦生态安全法》，作为保障生态安全方面的专门性联邦法律。但有学者认为，俄国的生态安全概念与保护环境是同义词，而不是一类新的社会关系。

近年来，由于对国际安全的非军事性威胁因素日益引起西方国家关注，环境安全问题的讨论十分热烈，其中比较活跃的国家为美国、英国、德国和加拿大等国；讨论比较积极的组织则有北约、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以及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等欧美有关大学和研究机构。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北约1999年的《国际背景下的环境与安全》、加拿大1999年的《环境、短缺和暴力》、德国2000年的《环境和安全：通过合作预防危机》、美国2000年《环境变化和安全：项目报告》等。

总的说来，目前关于生态安全或环境安全的含义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的生态安全与各国国内法上的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或各国环保部门从事的环境污染防治和自然资源保护工作基本相同，在规范类型上主要属于国内政策和国内法规范；第二个层次的生态安全则是外交、军事等领域之内的新概念，在规范类型上主要着眼于国际法规范，也包括国内法在解决环境冲突中的单边主义机制。如果将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生态安全概念加以比较，中、俄两国主要使用生态安全的概念，侧重于第一层次的含义，其中我国的生态安全概念主要体现了防止生态赤字、防治自然灾害这样一种国家职能；俄罗斯的生态安全概念主要体现的是“作为保证人和公民的生态权利得以实现的保障措施”这样一种公民基本权利；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主要使用环境安全的概念，侧重于第二个层次的含义，将环境安全作为“制定包括全球环境挑战在内的新的世界安全议程”。

三、生态安全的法律意义

生态安全的制度目前在我国还主要限于政策的层面，实践证明有必要及时地将其上升为法律规范。生态安全是环境资源法学的一个最新的研究领域，将环境资源的保护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要求环境资源法的理论基础、调整范围、体系结构均应有新的突破，亦对法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综合性、系统性要求，必将有力地推动法学研究特别是环境资源法学研究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同时，生态安全在我国作为一项新的国家责任，直接涉及国家法定职能，与宪法、行政法有紧密的联系；生态安全对国家安全的法律含义赋予了新的内容，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刑法亦有密切的联系；基于对环境安全的不同理解，它涉及国际法的重要原则，加强我国生态安全法律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有利于使符合和平与发展的科学的生态安全理论为更多的国家所认同；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生态安全对法理学提出了一些挑战性问题。环境安全法律制度的研究与完善，将极大地促进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也是维护我国的环境和发展权利、反对环境霸权主义的需要。

四、我国环境资源法体系中生态安全法的内容

我国生态安全法制的建立与完善一方面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这是我国生态安全法的基础；另一方面也要借鉴国外的经验，以发展和完善我国的生态安全法制，并应对来自国外的可能性的挑战。我国生态安全法制的宗旨应取决于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具体有两个因素：一是保持国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这是我国生态安全法的主要功能；二是在国际环境保护中维护我国的环境和发展权利。我国生态安全法的内容应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国家生态安全法；二是国际环境安全法。

国家生态安全法制的指导思想可概括为：防治自然灾害是我国生态安全的首要任务，减少环境赤字是我国生态安全的物质基础，发挥国家职能是我国生态安全的主导方向，明确公民权利是我国生态安全的法治保证。

国家生态安全法的自然科学基础是生态学。生态学以生态系统为研究的中心，生态系统是指在一定的空间内生物的成分和非生物的成分通过物质的循环和能量的流动互相作用、互相依存而构成的一个生态学功能单位，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据此，生态安全可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人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它取决于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的安全；第二个层次是生命系统的安全，它取决于环境系统的安全；第三个层次是环境系统的安全，它取决于特定空间（包括空气、气候、阳光、地质、水文等因素）的安全。因此，特定空间的安全应是生态安全的基础。

基于上述分析，我国生态安全法的内容体系应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特定空间安全的法律保护，主要包括自然灾害防治法（其中的《防洪法》、《防御与减轻地震灾害法》已颁布，《防沙治沙法》正在制定中），《气象法》（已颁布）、以及我国承认的保护臭氧层、保护海洋环境、防止气候变化、防止荒漠化等国际公约。从我国生态环境的国情来看，自然灾害防治是我国生态安全保证的最严峻问题，也是我国生态安全的最低限度标准，因而是我国生态安全法的首要任务。第二个层次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安全的法律保护，即以防止生态赤字为核心，确保各种重要的自然要素（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的生态功能，通过建立和完善各级政府、部门、单位和法人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审计制度，编制生态环境功能区划等立法和政策措施，对重点地区的重点生态问题实行更加严格的监控和防范。关于这方面法制的任务，2000年底《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已勾勒出大体的轮廓。第三个层次是国家对生态安全保障职能和公民的生态权利的法制化。这方面的立法可以借鉴俄罗斯的经验，在我国《环境保护法》中进一步明确国家生态安全保障的法定职责，并规定公民的生态安全权利，这是公民生命健康权利在环境法中的体现，例如，公民对任何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不仅限于以往的作为受害者的损害求偿权，而且可以以生态安全权利受到侵害或威胁的理由请求法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