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税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8 07:24:38
农业税论文范文第1篇
在法国，农业税制并没有设置成独立的税种，而是散布在各个相关的税种中，涉及农业的税种主要有：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等。
1.法国实行大范围的增值税
在法国，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不仅包括工业、商业、服务业和自由职业者，还包括农业，即所有法国境内有偿提品和服务的经营活动都应当缴纳增值税。纳税人相应地包括从事上述行业的单位和个人，即包括自然资源采掘企业、制造加工企业、商业批发和零售企业、建筑企业、提供劳务的企业、同经济活动有直接关系的自由职业者，还包括农业企业和部分农场主。课税对象是从事采掘业、工业、商业、农业、服务业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人所获得的增值额。税率共有四种：基本税率17.6%；低税率7%；高税率33.3%和“零”税率。农产品主要按基本税率或低税率计征。免税规定包括：一是彻底免税，即对出口商品实行零税率。二是一般免税项目，主要包括某些农产品的销售、特定旧物的贩卖、有价证券的交易等等。对于免税环节，一般都确定在商品的最后一个环节——零售环节上。课征方法有：税款扣除法；核定征收法；简化的据实征收法；据实申报的征收方法。农业纳税人每季度只缴纳上年实际缴纳的增值税税款的1/5。年终按实际发生数结算，每年申报一次。
对于每年应缴增值税税额低于3500法郎的免征增值税，农业纳税人年收入在30万法郎以下的免征增值税，但也可以自行选择缴纳增值税。因为农民生产要购买机器、肥料、种子等，这些都包含增值税。农民如选择按增值税办法的缴纳就可以扣除这部分税款。城里的商人喜欢到实行增值税办法的农民那里去购买东西，这样税款可以扣除。
2.包含农业纳税人的个人所得税
在法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包括一切自然人和特定的法人。个人所得税的课税对象为纳税人的净所得总额，应税所得总额包括下述各项净所得之和：工商业利润、地产收益、农业收益、工资所得、特定公司成员的报酬、自由职业所得、流动资本收益等。其中，农业收益为自耕农、分成农、佃耕农以及农场主经营所获的农业所得、山林所得以及培育树苗、蘑菇、养蜂、饲养家禽、养殖（鱼、牡蛎等）所得。农业收益应税所得的确定有两种方法，纳税人可任意选择其中一种：一是协商征税，即由税务部门根据每个经营种类历年的总收益，减去必要费用，协商决定每单位平均收益，再按照每公顷平均收益额乘以经营面积计算出应税所得；二是据实征税，即在征税年度中，就总收入减去经营上必要费用及折旧费后的实际收益征税。
个人所得税的税率采用超额累进税率，具体见下表：
课税所得额级距税率%
0-256100
25610-5038010.5
50380-8867024
88670-14358033
143580-23362043
233620-28810048
288100以上50
法国个人所得税税额的计算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其税额的计算是按家庭系数来确定的。所谓家庭系数制是法国于1954年实行的一种按总所得征税的方法，其基本内容是将家庭所有成员的收入全部加在一起，然后按家庭成员的系数划分为若干份，每份纳税义务乘以系数就是该家庭应纳税额。家庭系数确定的一般原则是：大人为1，小孩为0.5。但根据各人的状况不同，也有所不同。家庭系数制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充分体现了量能负担的原则。
法国个人所得税采取申报纳税和协商纳税两种课征方法。对于纳税人不能正确申报其纳税收入的，采用协商征税法，比如：农业应税所得由税务检查人员决定，农业纳税人每年定期向税务检查官提出记载被雇人和助手的人数、支付的报酬、使用车辆情况等情况的申报表，检查官据此决定纳税人应纳税额，纳税人按期交纳税款。
3.对农业有优惠的公司所得税
在法国，公司所得税的纳税人中，农业纳税人主要有：各种股份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合作社、公共团体、其他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征税对象为各公司和法人的应税毛所得减去费用后的余额。如工商业利润、经营农田、林地获得的收入等。公司所得税实行单一的比例税率33%，并实行完全估算制，不论是估算分红利润还是保留利润都适用。但对公共团体和其它各种团体的农林业收益按24%的减轻税率征税。公司所得税只对在法国国内经营的企业所实现的利润征收。而农业合作信贷银行、农业合作社及其联合组织的收益，免征公司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实行预交制，纳税人须按上年度税金总额的90%作为本年度预交公司所得税税额，分四次预交。
我国农业税制的借鉴
随着我国农业的产业化、规模化和农村非农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经济正迅速地向市场经济转变。农业税制改革，既要从现实出发，又不能局限于既有现实；既要考虑产业特点，又不能脱离国民经济整体。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现行农业税制改革比较理想的方案是：取消相互脱节的农业各税，将其分别并入相应的增值税、所得税、消费税和资源税中，建立以增值税、所得税为主体税，消费税、资源税与之相配套的双主体税制体系。具体说：
1.实施大范围的增值税并以消费税与之配套调节
农业税制的改革应推行大范围的增值税，实施对农业部门流转额的税收调节。依照“区别对待，简化征管”的原则，对农业部门课征增值税和消费税。课税对象是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所获得的增值额（全部销售额减去生产经营成本费用后的余额）。纳税人为农林特产的生产销售单位和个人，也可以收购人为扣缴义务人。对农林特产品税中的农产品按17%的基本税率课征，对部分收入过高的土特产品先列入消费税征收范围进行调节，比如：对人类健康有害的烟叶等；改革后税负显著下降的产品，如毛茶等；贵重或非生活必需品，如海参、鲍鱼、干贝、燕窝等等。对农业生产者自产农产品的，销售，应改变一律免税的做法，按低税率课征。为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应对农业投入物实行免税以体现对农业生产的扶持和优惠。某些农产品的销售，年增值额在一定限额以下的，在零售环节免税。实行核定征收法，纳税人每季度只缴纳上年实际缴纳的增值税税款的1/5，年终按实际发生数结算，每年申报一次。
对农业部门的流转额同样课征增值税和消费税，既体现税收的中性原则和公平原则，又便于农业生产者扣除购买农机、化肥、农药种子时已交增值税，还便于工商业生产者购买农产品时取得合法的扣税凭证，以利于加强税收的征收管理，并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
2.开征农业所得税
农业税制的改革应开征较为规范的农业所得税。课税对象为农业收益和地产收益即纳税人来自农业部门的全部净所得以及其他所得，采用综合所得税制，把各项净所得综合计税，应税所得按农业实际收入扣除生产成本、费用，再加以必要的政策调整后确定。纳税人为所有在农业部门从事生
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税率的确定应着重考虑农业税的税负水平，农民的负担能力、调节功能发挥等因素，对个人以一定时期内的全国农民人均收入为免征额，实行累进幅度较缓的超额累进税率；对农业企业实行统一的比例税率。课税方法采取申报纳税和协商征税两种办法。对于纳税人不能正确申报其纳税收入的，采用协商征税办法即纳税人提供有关所得资料，由税务人员核定应税所得。该税可并入统一所得税制，作为相对独立的计征项目。
对农业部门的所得额，开征统一的所得税，既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又能对农村纳税人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都进行调节，减轻偷漏税现象，缓解个人收入的过分悬殊，实现社会公平目标。
3.统一征收土地使用税
农业税制的改革应将现行的耕地占用税与城镇土地使用税合并为土地使用税，归入资源税类。税制设计可遵循“农业用地的总税负低于非农用地的总税负，优等地的税负高于中等、劣等地的税负”的原则进行。土地使用税的课税对象为使用土地从事生产、开发利用的行为，其计税依据为纳税人实际使用的土地面积，计税土地面积全部依据土地详查的结果。纳税人为使用土地从事生产、开发和利用的单位和个人。税率实行差别比例税率，对将农业用地或耕地转为非农业用地的，均一次性课征土地使用税，其税率应比现在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对非农业用地实行税负为重的原则，以4-5倍的幅度提高现行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税负。针对土地使用者从土地上因肥力和位置不同而获得的级差收益，应制定相应的差别税率对农业用地进行课税。对从事山地、荒地、滩涂等开发性生产的项目，可给予一定时期的减免税收；对贫困地区、劣等耕地或因受自然灾害而减产绝收的应该减免税收；对达到征税条件，超过免税期限的新垦和复垦耕地，及时调整农业税收任务。
开征土地使用税，可以保护极度稀缺的耕地资源，控制滥占、滥用土地的行为；还可以调节不同土地使用者的级差收益，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从而调节土地使用行为，促使土地使用者合理、节约使用土地。
总之，从长期来看我国农业税制体系与工商税收体系相一致，既有利于我国税收体系的完整统一，体现税收中性原则；又有利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发展的需要，发挥税收调节经济的作用；还有利于我国税制与国际惯例的接轨，促进对外开放。
【参考文献】
[1]财政部财政制度国际比较课题组.法国财政制度[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2]尹音频.重构中国农业税制.财经科学[J]，1998(3).
农业税论文范文第2篇
*市于20*年取消农业特产税，2004年开始农业税减半征收，2005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十五期间，特别是自20*年以来，由于严格执行国家农业税收政策，农业税收逐年递减，其中20*年实现7738万元，2004年实现3527万元，2005年为零。
十五期间，*市大力加强支持“三农”力度，取得了明显成效。2005年，*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6*元，成为历史上最多的一年。2005年，全市实现农业总产值92.3亿元，增长9.2%，全年粮食播种面积163.3万亩，亩产397.6公斤，粮食总产量达64.9万吨，同比增长30.6%。2005年，全市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达1*.3亿元，实现第一产业增加值48.2亿元，同比增长8.3%。*市已全部免除农业税及附加，全部免收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杂费、课本费、作业本费，全部免征集贸市场管理费，农村实现了“三免五通五保五求助”。
二、农业税制改革带来的积极影响及财政金融支农情况
1.减轻了农民负担，有利于农村经济稳定和发展
以*市垦利县2004年的情况来测算，取消农业税直接减少农民负担1000万元，取消农业特产税减负600万元，仅此两项全县农民人均减负65.3元。同时取消农业税后，相继取消了“两工”(劳动义务工和积累工)，一部分集体经济发展较好村的农民实现了零负担。随着农民负担的减轻，再加上粮食直补等激励政策，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明显提高，大量荒芜的土地被开垦种上了作物，农村承包土地的地价大幅攀升。
2.为农村金融发展提供了机遇
一是农民收入增加，为农村信用社创造了稳定的资金来源。对于农民较低的纯收入来说，取消农业税无疑是增加现金流入的一个方式，农民可自行支配用于交税的那部分资金，农民生产积极性得以提高，农民收入的增加，将会带来农村信用社存款增加。二是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刺激农村有效信贷需求增加。
3.财政支农力度不断加大
*市政府提出了“用老板的钱干发展的大事，用财政的钱办老百姓的难事”的发展思路。一方面，通过招商引资、发展民营经济等市场化运作方式吸引国内外客商到*投资，加快*的发展；另一方面，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压缩一般性开支，挤出资金集中投向“三农”。
4.金融支农成效显著
十五以来，*市涉农银行机构切实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有效助推了辖内农业龙头企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积极加强信贷政策支持，全市人民银行系统进一步加大“窗口指导”力度，强化与地方政府的联系和沟通，督促和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转变观念，努力增加农业信贷投入。切实加大信贷资金投入，在人民银行的引导下，全市银行机构以信贷结构调整推动农业结构调整，直接配置贷款计划、核定授信额度，不断加大对养殖业、特色林果业、特色农品开发的信贷投入。十五以来，*市辖内各银行机构特别是农村信用社对农业的信贷投入一直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截止2006年3月末，全市金融机构发放农业贷款余额74.44亿元，较年初增加3.17亿元，增长4.44%，同比多增0.46亿元。
三、农业税制改革的负面影响和财政金融支农存在的问题
1.农业乡镇财政资金缺口扩大
取消农业税后，由于我市多数乡镇以农业为主，工业基础较为薄弱。将不同程度出现财政收支失衡。以垦利县西宋乡为例，该乡属纯农业乡镇，农业税收占其全部财政收入的80%以上，取消农业税对该乡财政影响较为严重。据调查，2005年该乡丰产结果的桃园有5000亩，冬枣有10000亩，按常规产量可实现农业税收入300万元，而上级的财政转移支付却只有150万元。2005年，西宋乡计划安排财政收入180万元，财政支出550万元（其中教师工资280万元、干部工资140万元），收支缺口220万元。
2.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和化解乡村债务存在一定困难
取消农业税后，发展集体生产经营、植树造林、修建村屯道路、改善环境卫生等公共事业主要通过“一事一议”解决，普遍存在“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的问题，农村公共事业面临很大的难题。二是乡村债务化解难，问题愈发突出。据调查，垦利县乡村债务相对普遍，负债多的高达几十万元、上百万元，更有甚者一个乡的乡村债务竟高达2700万元，全县的村级债务超过6000万
元。农业税政策改革前，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还可以利用农业税及附加的收入逐年化解部分债务。改革后，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乡村有效资源也大多抵顶了债务，上级核拨的经费保证自身正常运转尚有困难，更谈不上还款。
3.财政支农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一是城乡贫富差距还很大。从统计数据上看，农民的收入还不到城镇居民的一半。进一步分析，农民的收入往往还包含着农业生产成本，人均收入结构指数中，有相当一部分积数被少数近几年先富起来的富裕户所替代。二是农民增收慢，乡村收入来源相对较少。三是农村人才不足，农业技术难推广，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发展靠科技，科技推广靠体系。当前农民增收难的关键，就是农技推广难。每年有许多农业科技成果，但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并不多，问题就在于没有一支很好的农技推广队伍。四是财政支持“三农”支出管理有待完善。有的农业支持项目存在中间环节多、资金在途时间长、资金到位率不多、监督手段落后、使用效率低等问题。
4.基层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仍需完善
一是基层农村金融体系尚不健全，突出表现为政策性金融职能定位亟待进一步深化；农村保险的市场化运作机制没有建立，农业保险发展严重滞后；农村金融担保体系缺位。二是农村金融机构城乡布局、区域布局失衡严重。从调查情况看，*市经济发达的南部地区农村金融机构的布局相对合理，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较为充分，但经济相对落后的北部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分布密度小、设施陈旧。以辖区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利津县为例，利津县农业人口约占全市总农业人口的28.3%，但其辖区内的支行级以上金融机构总数不到全市的9%，其信贷总量也仅占全市的5.93%.金融机构网点布局向发达区域集中，在某些地区形成了农村金融服务的“盲区”，与农村经济全面、和谐发展的要求严重脱节。截止2006年3月，全市农业贷款较年初增长4.44%，低于工业贷款增长率12.71个百分点。其中，农村信用社占104.42%。农村资金增加少，农村资金来源单一问题突出。
四、对策与建议
1.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完善乡村治理结构
取消农业税以后，要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建立农村公共财政体制和改革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则是深化改革的两个关键点。解决再分配的公平问题要着力建设农村的公共财政体制，以公益事业优先为原则，保证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公民可享受大体相同的公共服务。建立规范、透明、公正的财政转移制度，界定清晰乡镇和村两级各自的职能（事权），核定乡镇和村两级各自的基本需求。要把乡镇一级政府建设成为社区公共事务活动的中心，实现从全能型、多功能、统治型的政府转向有限功能、服务型的政府的转变。要进行制度创新，积极探索，把村民代表大会做实，从而在村级组织的议政和行政之间建起一种民主制衡的机制，由村代会对执行机构（村委会）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防止违背民意、权力腐败等问题的发生。
2.开阔思路，加大财政支农力度
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农资金支出方式，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加强财政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农业科教投入等，但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例如引入项目预算机制、采用国库支付形式、在农业高科技产业上适度引入市场机制以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等等，这些都可以成为今后财政支农体制改革商榷的范围。继续拓宽财政支农的覆盖面，建立财政支持“三农”资金总量稳定增长的机制。按照公共财政的框架要求，财政支农资金要以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等财政综合改革为契机，按照农业项目的受益范围、作用大小、科学界定支出范围。对农业技术推广、生态工程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按公平效益原则给予平等的支持和保护。要加强财政投资的主导作用，促进多元化投资格局形成。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投资管理和绩效评价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益如何，需要从多方面进行衡量。从分配的总量，到各部门、各行业比重的分配和使用，都需要进行科学地研究和分析。
3.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健全金融支农机制
加快农业发展银行改革，增加农业开发、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信贷业务，体现政策性银行机构在农业发展中的导向作用。通过政策引导，促使农业银行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加快邮政储蓄体制改革，加快组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步伐。加快农信社改革，建立规范化的合作金融体制。规范民间金融等非正规金融融资，努力培育农村金融多元化主体。
完善支农信贷资金的风险管理和补偿机制，建立完善的保险和担保机制。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财政的作用，逐步扩大财政贴补的额度和范围，建立支农贷款贴息补偿机制。对确实需要支持的“三农”贷款，而又无法保证利息收入的项目实行国家财政贴息。针对涉农贷款风险较大的现实，可由农户、农业企业、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保险公司进行多方协商，在农户、农企贷款时向保险公司投保，既拓展了保险公司的服务领域又减少了支农贷款的风险损失。
农业税论文范文第3篇
安徽省是我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省。为了了解改革效果，在安徽省财政厅支持下，我们于2001年8月26日到9月3日，对农村税费改革作了专题调查。调研期间，我们先后到淮北的颖上、五河、以及皖南的歙县，召开了6次座谈会，参加的有农税、农财、农业、预算、乡镇干部、政策研究专家以及部分多年从事农村工作的老同志等，查阅了有关资料。基本结论为：一是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成效显著，达到了中央预定的减负目标，也为“入世”后农业政策全面调整奠定了基础；二是随着税费改革的实施，中国财政体制和农业税收固有缺陷也逐渐暴露，这些问题急待解决。
一、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实施情况
安徽省面积有13.9万平方公里，在全省6000多万人口中，80％为农业人口，是典型的农业大省。该省很早就开始了税费改革试点。1994年，安徽省阜阳市各县（市）先后采取了“税费合并、统一征收”，但它们将“三提五统”等费与农业税合并后按人头分摊，形成了事实上的“人头税”，这一做法农民反应强烈，抵触很大。1998年，五河县按照“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税”模式进行了试点。1999年，在财政部指导下，在4个县开展了以“取消乡统筹、改革村提留、调整农业税”为主的改革试点。2000年，安徽省委、省政府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国务院7号文件，在全省范围内展开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安徽省在制定方案时明确了税费改革为“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个调整、一项改革”，即取消按农民上年人均纯收入一定比例征收的乡统筹费；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向农民征收的行政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取消屠宰税；逐步减少农民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和使用办法。
调整农业税政策的内容：1.调整计税面积，计税面积按二轮承包合同面积为依据；2.调整计税常年产量，计税常年产量以1993年到1997年5年间各县的平均单产为依据；3.实行地区差别税率，全省最高不超过7％；4.改实物征收为统一折成代金，计税粮价由省政府统一确定，分南、北两片。北片6个市以小麦为结算标准，2000年每百斤61元，南片11个地市以水稻为结算标准，每百斤57元；5.改革结算方式，由村结算改为按户结算，个人申报。
调整农特税的主要内容有：1.调整农特税率。农特税税率按照略高于农业税的原则由省府重新确定。2.调整征收方式。除烟草外，将农特产品由生产和收购两个环节征收的改由生产环节征收，以利于农产品流通。
将村提留改为农业税、农特税附加，与两税合并征收，分别入库。农业税附加为正税的20％，农特税附加原则上为正税的10％。村提留只能用于村干部工资、五保户供养、村行政办公经费等三项开支。村集体公益性和建设性支出“一事一议”，不再固定向农民收取。
为合理确定农民负担水平，安徽省还规定了三条硬性措施：1.严格以二轮承包合同面积为农业税计税依据；2.各县的农民负担水平以1997年实际数为上限，不得突破；3.到村、到户的农业税率最高不得超过7％，附加率不得超过20％；农特税税率应严格按省政府规定执行。从实际执行情况来看，全省农业税税率平均为6.96％，附加率平均为19.9％；农特税率平均为12.64％。为了保证税费改革的顺利实施，安徽省还制定了十几项配套改革措施。
经过各级政府努力，2000年这一改革已到位，并按新标准征税。
二、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主要成效
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目标明确，省委和省政府重视，采取措施得当，因而税费改革进展顺利，效果明显。
（一）减轻了农民负担，保护了农业生产力
从总量上来看，改革后的全省农民总税负为37.6亿元，比改革前同口径49.3亿元，减少了11.7亿元，减幅为23.6％；加上取消屠宰税和农村教育集资，农民负担减少31％，人均负担由109.4元，减少到75.5元，减少了33.9元。同时，省政府一次性取消各种收费、集资、政府性基金和达标项目50种，初步堵住了农民称之为“无底洞”的“三乱”，减负效果明显。
在目前，我国农民增收渠道不多。农产品存在着结构性过剩，价格下跌，农民外出务工困难的情况下，减轻农民负担起到了休养生息、保护农业生产力的作用。
（二）初步规范了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
改革前，在分配上政府与农民的矛盾集中在乡统筹、村提留等行政性收费上。
1.“三提五统”等是的内部分配形式。在撤消，实行家庭经营承包制后，义务教育、民兵训练等家庭以外的事务属于公共事务经费理应由政府负担，而“三提五统”却将负担转嫁给农民。比起城市居民来，这是额外负担，而且负担沉重。
2.“三提五统”收费背离了受益原则，是按人分摊的“人头税”。人头税是一种按人分摊，具有累退性性质，穷人负担高于富人的税收，在中国历史上自清朝雍正2年“摊丁人地”后已经绝迹。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时为筹措地方资金，1990年议会曾通过人头税法案，结果以失败告终并导致她1991年下台。因此，“三提五统”收费是历史倒退，它的分摊方式极不公平。
3.虽然国家规定“三提五统”等收费负担不得超过农民上年总收入的5％，但“总收入”是一个统计数，人为提高总收入既可显示乡村干部“政绩”，又可获得更多收费，因而存在着高估农民收入的“道德风险”。正是由于这类收费是事后、被动的，不具有固定性，农民额外的、被动接受，负担年年攀升，因而农民将矛头集中在农村收费上是有道理的。
这次改革，在适当提高农业税收的同时取消了一切行政性收费，简便、清楚，且顺应了历史潮流。同时税收附加还为村级行政筹措了适量资金，堵住了“无底洞”（各种摊派）。税收的稳定性也使农民心中有了底，给了农民一个明白。税费改革增强了农民的依法纳税意识，欠税和恶性抗税案件明显减少。许多地方出现了多年未见的农民排队缴税的可喜现象。
（三）带动了农村基层政权职能转变，改善了干群关系
税费改革推动了机构改革。乡镇机构臃肿、人员膨胀是造成农民负担过重、财政入不敷出的重要原因。税费改革后事实上的收支缺口，而“向农民伸手”又行不通，这就迫使县乡政府走“减人、减事、减支”之路。为了适应这一要求，安徽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市县机构改革之前，乡镇机构改革先行一步。一些县为克服财政困难，结合乡镇机构改革，行政人员精减达到50％。目前，全省乡镇机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精简分流工作初见成效。
税费改革也推动了基层政权职能转变。市场经济下，政府是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办哪些企业、个人家庭想办而无力办、办不了的公共事务管理机关。然而在过去，从农业税收、“三提五统”，到教育费集资等，乡镇干部一年到头忙于派款催粮，不合理摊派加上征收方式的强迫性，而摊派款项又没有严格的手续凭证，农民极不信任。这就形成与农民尖锐对立。加上一些人，败坏了党风政风。改革中取消了形形收费做到了“一种税，一口清”。税款由个人申报，不再经干部代收，加上征收机关严格依法办事，这些做法，既规范了征纳关系，减少了扰民，又从源头上制止不正之风的滋生蔓延，也将乡村干部从催款催粮中解脱出来，给了乡村干部一个“清白”。
三、安徽省改革试点中提出的深层问题
在肯定安徽税费改革成绩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深层问题。过去它们为“乱收费”所掩盖，税费改革后则充分暴露出来了。我们相信，从全国来说，这些问题也具有典型意义。
（一）县、乡财政平衡困难，存在着农民负担“反弹”可能
就规范政府行为、减轻农民负担的目的来说，安徽省这次改革目标已基本达到。但由于改革未涉及县、乡财政困难深化这一深层问题，存在着收费“反弹”可能。
1.县级财政基础薄弱，消化能力有限。无庸讳言，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加重了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负担。因此，如何帮助县级财政消化“缺口”是农民负担是否“反弹”的决定因素。然而，安徽省大多属于纯农业县，县级经济基础薄弱，加上多年积累的财政问题，基本不具备消化这一财政“缺口”能力。
颖上县是黄淮海平原的重要产粮县，人口为140多万人，土地平坦，水利条件较好，历史上最高的1999年粮食产量达到97万吨。在市场经济冲击下该县工业几乎全军覆没，目前只有化肥厂还在生产，却是亏损企业。据有关资料统计，2000年该县1.6亿元财政收入中来自农业税收的为8013万元，大体占一半。在改革前，该县将税费“捆”起来，按人头摊派。改革后的亩税负担由上年的112元降至65.4元。按人均负担计算由1999年的136元降到2000年的75.3元，下降了44.6％，相应减少财政收入4479万元，如果包括村提留，则减少了8400万元。该县目前的供给人数为2.12万人（含下岗分流人员3000多人），人均支出不足1万元。即使税费改革前，财政也相当困难。税费改革后省财政增加补贴1500万元，但由于多年积累的矛盾并未解决，为保政府运转，该县将发工资前四项的范围扩大到所有行政事业单位，但仍有缺口。据计算，在义务教育经费上有缺口为5000万元。类似情况在安徽省不是少数。
2.农业税收缺乏弹性，减支措施难以见效。由于农业税收不能随着农业收入增加而增长，而县乡支出却呈逐年增长，因而对纯农业县来说，即使一时能维持运转，随着时间推移，收支矛盾终将突出起来。为了帮助安徽省消化财政缺口，中央财政加大了转移支付，增加了财政补助。但该省财政一直偏紧，补助后仍有缺口。为了克服财政困难，省政府下决心大幅度精减县、乡行政人员。但按中央规定，精减人员的工资3年内仍由财政发放，因而减人并不减支。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县级政府财政困难不断深化，因而有“收费反弹”的可能。另一方面他们又拥有行政权力，即使不能增税，也可向农民收费或变相收费。因此，只要时机适当就可能产生“收费反弹”。
安徽省的财政困难是中部地区的一个缩影。其实质上是“一切刀”的分税制体制下农业地区与工业地区的矛盾。中国中部地区的优势在农业，解决中国未来吃饭问题的希望在中部。而农业地区财政收入增长必然是缓慢的，因而财政困难深化有必然性。为此，区分东、中、西部优势，建设有利于发挥各自优势的财政体制和转移支付制度迫在眉睫。
（二）税收负担仍然偏重
农业税收负担有两个概念，一是指农业税收占农业总收入的比重；二是指农业税收占农业净收入的比重（即按GDP口径计算）。1980年代以来，随着化肥、农药、农机、农膜等广泛使用，农本大大提高。因而我们认为，农业税收负担应按GDP口径来计算。
在这方面目前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一种观点是按农业总收入计算的农业税收负担为3.55％，属于偏轻。另一种观点是安徽省县、乡干部反映农民负担偏重。为此，我们对该省统计资料作了分析。该省2000年的农业总收入为1023.4亿元。农业税费总额为37.9亿元，负担率为3.74％，但分母中含养殖业收入，而养殖业是不征农业税的，扣除养殖业后的农业收入为620.7亿元，实际负担率为6.10％。按GDP口径计算，税费负担率为8.98％（见表1）。这与我们在五河县调查的税收负担率10.2％基本一致。当然，其他没有税改的省的农民负担可能还要重些。从历史上看，即使明朝税负最高的杭州和松江府的负担率为10.5％。因而无论从那方面说，目前农民的负担都是重的。
农民负担偏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次改革，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尽了最大努力，因而责怪税收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认为，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农业生产力偏低。其次是分摊方式不合理，即税负全部集中在种植业上，而占总收入近40％的养殖业却不纳税。因而，如何公平地负担农业税收，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总之，减负固然重要，但根本出路是增收。无论从农民减负，还是加入WTO后农业严峻形势看，我们都要把农民增收、农业增效问题提高到基本农业政策的高度来认识。然而，中国农业社会3000年历史证明，小生产农业至多解决农民温饱问题，致富是不可能的。
2.种植业净收入是指按GDP口径计算的农业收入，公式为：农业收入=种植业总收入*系数（0.68），这一系数是来自五河县典型调查。
3.根据安徽省统计年鉴，种植业收入占农业收入（种植业收入+养殖业收入）的比重，1999年为62.18％，2000年为60.60％。
（三）税费改革也暴露出农业税收的制度性缺陷
税费改革解决了农村乱收费问题，也使农业税制与农业经济要求不适应矛盾“浮出水面”。这主要表现为：
1.“农业两税”并存对农业经济结构调整起阻碍作用
农业税制是按照“种什么，缴什么税”的计划经济思路设计的，由“农业两税”，即农业税和农特税构成。在市场经济下，这一税制结构与调整农业结构要求存在着冲突。歙县财政局反映，面对茶叶供过于求，有些农民想毁去茶园改种其他作物，但对茶园征收农特税，而对耕地征农业税，且后者的负担轻于前者，由于农特税已纳入乡财政基数，这就势必因影响乡镇利益而成为障碍。
随着农业市场化的深化，调整种植结构是经常的事。农业税制的缺陷为：（1）价格竞争已经使特产作物、粮棉作物的收益平均化，而农业税的特产作物税负重于粮棉政策起“逆向调节”作用；（2）在整个农业中，种植业处于基础地位。养殖业不纳税，税收全部集中于种植业的政策，显然不利于巩固种植业的基础地位；（3）农业结构调整会带来“农业两税”在征管上频繁调整，不利于乡镇财政稳定。（4）即使从征管上看，农业税按户征收必须有征收底册一个乡有上万农户，建立征收底册工作量本来就大，如果频繁变更，不但工作量大，而且极易产生漏洞。看来，“种什么，缴什么税”的思路已经行不通。
2.农业税制无法解决负担不公平问题
公平负担是指高收入者多负担，低收入者少负担。比起改革前的不了的公共事务管理机关。然而在过去，从农业税收、“三提五统”，到教育费集资等，乡镇干部一年到头忙于派款催粮，不合理摊派加上征收方式的强迫性，而摊派款项又没有严格的手续凭证，农民极不信任。这就形成与农民尖锐对立。加上一些人，败坏了党风政风。改革中取消了形形收费做到了“一种税，一口清”。税款由个人申报，不再经干部代收，加上征收机关严格依法办事，这些做法，既规范了征纳关系，减少了扰民，又从源头上制止不正之风的滋生蔓延，也将乡村干部从催款催粮中解脱出来，给了乡村干部一个“清白”。
三、安徽省改革试点中提出的深层问题
在肯定安徽税费改革成绩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深层问题。过去它们为“乱收费”所掩盖，税费改革后则充分暴露出来了。我们相信，从全国来说，这些问题也具有典型意义。
（一）县、乡财政平衡困难，存在着农民负担“反弹”可能
就规范政府行为、减轻农民负担的目的来说，安徽省这次改革目标已基本达到。但由于改革未涉及县、乡财政困难深化这一深层问题，存在着收费“反弹”可能。
1.县级财政基础薄弱，消化能力有限。无庸讳言，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加重了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负担。因此，如何帮助县级财政消化“缺口”是农民负担是否“反弹”的决定因素。然而，安徽省大多属于纯农业县，县级经济基础薄弱，加上多年积累的财政问题，基本不具备消化这一财政“缺口”能力。
颖上县是黄淮海平原的重要产粮县，人口为140多万人，土地平坦，水利条件较好，历史上最高的1999年粮食产量达到97万吨。在市场经济冲击下该县工业几乎全军覆没，目前只有化肥厂还在生产，却是亏损企业。据有关资料统计，2000年该县1.6亿元财政收入中来自农业税收的为8013万元，大体占一半。在改革前，该县将税费“捆”起来，按人头摊派。改革后的亩税负担由上年的112元降至65.4元。按人均负担计算由1999年的136元降到2000年的75.3元，下降了44.6％，相应减少财政收入4479万元，如果包括村提留，则减少了8400万元。该县目前的供给人数为2.12万人（含下岗分流人员3000多人），人均支出不足1万元。即使税费改革前，财政也相当困难。税费改革后省财政增加补贴1500万元，但由于多年积累的矛盾并未解决，为保政府运转，该县将发工资前四项的范围扩大到所有行政事业单位，但仍有缺口。据计算，在义务教育经费上有缺口为5000万元。类似情况在安徽省不是少数。
2.农业税收缺乏弹性，减支措施难以见效。由于农业税收不能随着农业收入增加而增长，而县乡支出却呈逐年增长，因而对纯农业县来说，即使一时能维持运转，随着时间推移，收支矛盾终将突出起来。为了帮助安徽省消化财政缺口，中央财政加大了转移支付，增加了财政补助。但该省财政一直偏紧，补助后仍有缺口。为了克服财政困难，省政府下决心大幅度精减县、乡行政人员。但按中央规定，精减人员的工资3年内仍由财政发放，因而减人并不减支。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县级政府财政困难不断深化，因而有“收费反弹”的可能。另一方面他们又拥有行政权力，即使不能增税，也可向农民收费或变相收费。因此，只要时机适当就可能产生“收费反弹”。
安徽省的财政困难是中部地区的一个缩影。其实质上是“一切刀”的分税制体制下农业地区与工业地区的矛盾。中国中部地区的优势在农业，解决中国未来吃饭问题的希望在中部。而农业地区财政收入增长必然是缓慢的，因而财政困难深化有必然性。为此，区分东、中、西部优势，建设有利于发挥各自优势的财政体制和转移支付制度迫在眉睫。
（二）税收负担仍然偏重
农业税收负担有两个概念，一是指农业税收占农业总收入的比重；二是指农业税收占农业净收入的比重（即按GDP口径计算）。1980年代以来，随着化肥、农药、农机、农膜等广泛使用，农本大大提高。因而我们认为，农业税收负担应按GDP口径来计算。
在这方面目前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一种观点是按农业总收入计算的农业税收负担为3.55％，属于偏轻。另一种观点是安徽省县、乡干部反映农民负担偏重。为此，我们对该省统计资料作了分析。该省2000年的农业总收入为1023.4亿元。农业税费总额为37.9亿元，负担率为3.74％，但分母中含养殖业收入，而养殖业是不征农业税的，扣除养殖业后的农业收入为620.7亿元，实际负担率为6.10％。按GDP口径计算，税费负担率为8.98％（见表1）。这与我们在五河县调查的税收负担率10.2％基本一致。当然，其他没有税改的省的农民负担可能还要重些。从历史上看，即使明朝税负最高的杭州和松江府的负担率为10.5％。因而无论从那方面说，目前农民的负担都是重的。
农民负担偏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次改革，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尽了最大努力，因而责怪税收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认为，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农业生产力偏低。其次是分摊方式不合理，即税负全部集中在种植业上，而占总收入近40％的养殖业却不纳税。因而，如何公平地负担农业税收，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总之，减负固然重要，但根本出路是增收。无论从农民减负，还是加入WTO后农业严峻形势看，我们都要把农民增收、农业增效问题提高到基本农业政策的高度来认识。然而，中国农业社会3000年历史证明，小生产农业至多解决农民温饱问题，致富是不可能的。
2.种植业净收入是指按GDP口径计算的农业收入，公式为：农业收入=种植业总收入*系数（0.68），这一系数是来自五河县典型调查。
3.根据安徽省统计年鉴，种植业收入占农业收入（种植业收入+养殖业收入）的比重，1999年为62.18％，2000年为60.60％。
（三）税费改革也暴露出农业税收的制度性缺陷
税费改革解决了农村乱收费问题，也使农业税制与农业经济要求不适应矛盾“浮出水面”。这主要表现为：
1.“农业两税”并存对农业经济结构调整起阻碍作用
农业税制是按照“种什么，缴什么税”的计划经济思路设计的，由“农业两税”，即农业税和农特税构成。在市场经济下，这一税制结构与调整农业结构要求存在着冲突。歙县财政局反映，面对茶叶供过于求，有些农民想毁去茶园改种其他作物，但对茶园征收农特税，而对耕地征农业税，且后者的负担轻于前者，由于农特税已纳入乡财政基数，这就势必因影响乡镇利益而成为障碍。
随着农业市场化的深化，调整种植结构是经常的事。农业税制的缺陷为：（1）价格竞争已经使特产作物、粮棉作物的收益平均化，而农业税的特产作物税负重于粮棉政策起“逆向调节”作用；（2）在整个农业中，种植业处于基础地位。养殖业不纳税，税收全部集中于种植业的政策，显然不利于巩固种植业的基础地位；（3）农业结构调整会带来“农业两税”在征管上频繁调整，不利于乡镇财政稳定。（4）即使从征管上看，农业税按户征收必须有征收底册一个乡有上万农户，建立征收底册工作量本来就大，如果频繁变更，不但工作量大，而且极易产生漏洞。看来，“种什么，缴什么税”的思路已经行不通。
2.农业税制无法解决负担不公平问题
农业税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业税；乡镇财政
1取消农业税前乡镇财政的运转状况
按照目前我国的财政体制，乡镇财政基本上由三大块资金构成：（1）预算内资金。（2）预算外资金。（3）自筹资金。在这种财政体制下的乡镇财政运转的情况是：预算内的财政收入能够维持收入平衡，即预算内收入足够发放政府部门和乡村教师的工资，预算外资金一般情况下能保证乡政府的日常运转和乡村公共商品的提供。
2取消农业税后乡镇财政所面临的困境
2.1减少财政收入，制约基层政府功能发挥
首先，收入缺口较大。农业税是地方收地方用，尤其是农业主产区，农业税是乡镇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基层政府的主要财力保障。取消农业税使乡镇收入锐减，给基层政府带来财政困难。乡镇财政的支出远远大于以农业税为主的财政收入，而这个差额部分，中央转移支付不能覆盖到。而当前县级财政又普遍困难，难以挤出财力安排乡镇转移支付，由于受到财力约束，制约了基层政权功能的有效发挥，也影响到了政府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2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缺口较大
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乡镇道路建设费、集资和村提留，乡镇道路的建设要求列入乡镇财政预算，村级道路的修建，则通过村民“一事一议”方式加以解决。对于大部分乡村来说，交通是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道路修建任务繁重，在税费改革大幅度地减少了乡镇财政收入，上级转移支付量又与道路修建实际所需资金量相去甚远且人员经费都存在严重缺口情况下，再挤出一块经费来安排乡镇道路建设支出似乎不太现实。同样，对于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土地治理等方面的支出，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同样是捉襟见肘。
2.3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严重不足
为了解决教师工资的按时足额发放，乡镇学校教师工资从2001年起直接由县财政通过教师工资专户统一进行，这有效解决了教师工资的拖欠问题，但并未解决基础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同时由于取消了农业税，取消了向学生的乱收费，从而使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更加明显。一方面在上级转移支付力度不够的情况下，原缺口不仅没有缩小，而且加剧了乡镇财政的困难，影响乡级政权其他职能的履行；另一方面教师未来工资标准提高的负担也有可能累加在乡财政，所以乡财政的困难可能更大。取消农业税，以农业税为主要财政收入的乡镇财政将更加困难，乡村小学的硬件建设和维护得不到有效保证，必然影响义务教育的质量和普及。
2.4乡村债务负担沉重，化解的难度增大
乡镇负债是当前全国农村面临的突出问题。它一般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显性债务有银行存款、农金会或其他基金贷款、统筹中借款和其他；隐性债务一般有欠发工资、欠发业务费、欠付楼堂馆所等基建基金、欠付修路修桥等公益项目资金、财政担保和其他方面形成的债务。巨额赤字和债务由于农村税费改革形成的财政政策性缺口、收支管理、预算管理的规范化刚性约束，这些债务没有消解的希望。取消农业税后，如果没有上级大力度的转移支付，债务更是无法化解。
3取消农业税后解决乡镇财政问题的对策
3.1发展乡镇经济，不断增强财政实力
取消农业税后，乡镇财政要走出困境，缓解当前的收支矛盾，最主要的是发展经济，不断壮大财源，形成稳定增长的收入来源。为此，乡镇财政体制应突出激励机制，最大限度地激发乡镇培植财源的活力，主动依托当地的资源优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既注重发展投入少、见效快的项目，又注意发展生产周期长、税源稳定的项目，以形成稳定可靠的财源体。
3.2合理界定乡镇事权财权，完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
要按照财权、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合理界定乡镇事权财权，使之责权利相称，确保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和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可以设想把乡镇财政的内容分三级：凡是具有全国性意义的支出如义务教育，由全国人大规定，中央政府统一支付；凡是地方性的公共支出如道路交通，由地方人大规定，地方政府统一支付，凡是上级行政部门规定或交办的事务，财力由该部门或上级政府跟随；凡是乡镇范围的事务，由乡镇人大规定，乡镇政府操作税费收支。在转移支付目标确定后，应建立一种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重点，以有条件转移支付相配合，以特殊转移支付作为补充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3.3转变基层政府职能，进一步推进乡镇机构改革
首先是转变政府职能，政府从竞争领域退出，不再投资办企业，更多提供乡镇范围内居民和农民需求的公共品服务。目前，乡镇政府职能主要是以经济的管理为主体，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相对较少。取消农业税后县乡政府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有力推进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把财力物力等公共资源更多地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倾斜，把更多精力放在促进社会事业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上，切实履行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其次，要精简机构，削减冗员。①归并乡镇的站所。②改善乡镇教师队伍结构。③改革乡镇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办事机构；④在不影响社会稳定，有利于发展生产和城镇建设的前提下，适当撤并乡镇。
3.4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对发展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
资料显示，对现行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中，乡镇财政占78%，县级财政占9%，省市占11%，中央财政所占比例很小。因此，要对发展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变九年义务教育由“以县为主”或“以县乡为主”为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财政共同承担。要按照在国务院的领导下，有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要求，建立起各级政府责任明确，财政分级投入，经费稳定增长，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
3.5建立规范和科学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转移支付是贯彻国家政策意图、平衡地方财力，缓解基层财政困难的一项有效措施，对县乡的财政转移支付，应主要用于弥补税收收入不足以提供基本公共品和服务的财政收支缺口，而且首先要保证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县乡和不同收入基层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达到均衡等。因此，在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应增加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和省市财政对县乡的转移支付力度，以矫正当前的不均衡和缓解地方财政，特别是县乡财政压力。
3.6加强债务管理，努力化解镇村债务
农业税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税费改革；农业税；农民负担
安徽省是我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省。为了了解改革效果，在安徽省财政厅支持下，我们于2001年8月26日到9月3日，对农村税费改革作了专题调查。调研期间，我们先后到淮北的颖上、五河、以及皖南的歙县，召开了6次座谈会，参加的有农税、农财、农业、预算、乡镇干部、政策研究专家以及部分多年从事农村工作的老同志等，查阅了有关资料。基本结论为：一是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成效显著，达到了中央预定的减负目标，也为“入世”后农业政策全面调整奠定了基础；二是随着税费改革的实施，中国财政体制和农业税收固有缺陷也逐渐暴露，这些问题急待解决。
一、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实施情况
安徽省面积有13.9万平方公里，在全省6000多万人口中，80％为农业人口，是典型的农业大省。该省很早就开始了税费改革试点。1994年，安徽省阜阳市各县（市）先后采取了“税费合并、统一征收”，但它们将“三提五统”等费与农业税合并后按人头分摊，形成了事实上的“人头税”，这一做法农民反应强烈，抵触很大。1998年，五河县按照“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税”模式进行了试点。1999年，在财政部指导下，在4个县开展了以“取消乡统筹、改革村提留、调整农业税”为主的改革试点。2000年，安徽省委、省政府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国务院7号文件，在全省范围内展开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安徽省在制定方案时明确了税费改革为“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个调整、一项改革”，即取消按农民上年人均纯收入一定比例征收的乡统筹费；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向农民征收的行政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取消屠宰税；逐步减少农民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和使用办法。
调整农业税政策的内容：1.调整计税面积，计税面积按二轮承包合同面积为依据；2.调整计税常年产量，计税常年产量以1993年到1997年5年间各县的平均单产为依据；3.实行地区差别税率，全省最高不超过7％；4.改实物征收为统一折成代金，计税粮价由省政府统一确定，分南、北两片。北片6个市以小麦为结算标准，2000年每百斤61元，南片11个地市以水稻为结算标准，每百斤57元；5.改革结算方式，由村结算改为按户结算，个人申报。
调整农特税的主要内容有：1.调整农特税率。农特税税率按照略高于农业税的原则由省府重新确定。2.调整征收方式。除烟草外，将农特产品由生产和收购两个环节征收的改由生产环节征收，以利于农产品流通。
将村提留改为农业税、农特税附加，与两税合并征收，分别入库。农业税附加为正税的20％，农特税附加原则上为正税的10％。村提留只能用于村干部工资、五保户供养、村行政办公经费等三项开支。村集体公益性和建设性支出“一事一议”，不再固定向农民收取。
为合理确定农民负担水平，安徽省还规定了三条硬性措施：1.严格以二轮承包合同面积为农业税计税依据；2.各县的农民负担水平以1997年实际数为上限，不得突破；3.到村、到户的农业税率最高不得超过7％，附加率不得超过20％；农特税税率应严格按省政府规定执行。从实际执行情况来看，全省农业税税率平均为6.96％，附加率平均为19.9％；农特税率平均为12.64％。为了保证税费改革的顺利实施，安徽省还制定了十几项配套改革措施。
经过各级政府努力，2000年这一改革已到位，并按新标准征税。
二、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主要成效
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目标明确，省委和省政府重视，采取措施得当，因而税费改革进展顺利，效果明显。
（一）减轻了农民负担，保护了农业生产力
从总量上来看，改革后的全省农民总税负为37.6亿元，比改革前同口径49.3亿元，减少了11.7亿元，减幅为23.6％；加上取消屠宰税和农村教育集资，农民负担减少31％，人均负担由109.4元，减少到75.5元，减少了33.9元。同时，省政府一次性取消各种收费、集资、政府性基金和达标项目50种，初步堵住了农民称之为“无底洞”的“三乱”，减负效果明显。
在目前，我国农民增收渠道不多。农产品存在着结构性过剩，价格下跌，农民外出务工困难的情况下，减轻农民负担起到了休养生息、保护农业生产力的作用。
（二）初步规范了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
改革前，在分配上政府与农民的矛盾集中在乡统筹、村提留等行政性收费上。
1.“三提五统”等是的内部分配形式。在撤消，实行家庭经营承包制后，义务教育、民兵训练等家庭以外的事务属于公共事务经费理应由政府负担，而“三提五统”却将负担转嫁给农民。比起城市居民来，这是额外负担，而且负担沉重。
2.“三提五统”收费背离了受益原则，是按人分摊的“人头税”。人头税是一种按人分摊，具有累退性性质，穷人负担高于富人的税收，在中国历史上自清朝雍正2年“摊丁人地”后已经绝迹。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时为筹措地方资金，1990年议会曾通过人头税法案，结果以失败告终并导致她1991年下台。因此，“三提五统”收费是历史倒退，它的分摊方式极不公平。
3.虽然国家规定“三提五统”等收费负担不得超过农民上年总收入的5％，但“总收入”是一个统计数，人为提高总收入既可显示乡村干部“政绩”，又可获得更多收费，因而存在着高估农民收入的“道德风险”。正是由于这类收费是事后、被动的，不具有固定性，农民额外的、被动接受，负担年年攀升，因而农民将矛头集中在农村收费上是有道理的。
这次改革，在适当提高农业税收的同时取消了一切行政性收费，简便、清楚，且顺应了历史潮流。同时税收附加还为村级行政筹措了适量资金，堵住了“无底洞”（各种摊派）。税收的稳定性也使农民心中有了底，给了农民一个明白。税费改革增强了农民的依法纳税意识，欠税和恶性抗税案件明显减少。许多地方出现了多年未见的农民排队缴税的可喜现象。
（三）带动了农村基层政权职能转变，改善了干群关系
税费改革推动了机构改革。乡镇机构臃肿、人员膨胀是造成农民负担过重、财政入不敷出的重要原因。税费改革后事实上的收支缺口，而“向农民伸手”又行不通，这就迫使县乡政府走“减人、减事、减支”之路。为了适应这一要求，安徽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市县机构改革之前，乡镇机构改革先行一步。一些县为克服财政困难，结合乡镇机构改革，行政人员精减达到50％。目前，全省乡镇机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精简分流工作初见成效。
税费改革也推动了基层政权职能转变。市场经济下，政府是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办哪些企业、个人家庭想办而无力办、办不了的公共事务管理机关。然而在过去，从农业税收、“三提五统”，到教育费集资等，乡镇干部一年到头忙于派款催粮，不合理摊派加上征收方式的强迫性，而摊派款项又没有严格的手续凭证，农民极不信任。这就形成与农民尖锐对立。加上一些人，败坏了党风政风。改革中取消了形形收费做到了“一种税，一口清”。税款由个人申报，不再经干部代收，加上征收机关严格依法办事，这些做法，既规范了征纳关系，减少了扰民，又从源头上制止不正之风的滋生蔓延，也将乡村干部从催款催粮中解脱出来，给了乡村干部一个“清白”。
三、安徽省改革试点中提出的深层问题
在肯定安徽税费改革成绩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深层问题。过去它们为“乱收费”所掩盖，税费改革后则充分暴露出来了。我们相信，从全国来说，这些问题也具有典型意义。
（一）县、乡财政平衡困难，存在着农民负担“反弹”可能
就规范政府行为、减轻农民负担的目的来说，安徽省这次改革目标已基本达到。但由于改革未涉及县、乡财政困难深化这一深层问题，存在着收费“反弹”可能。
1.县级财政基础薄弱，消化能力有限。无庸讳言，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加重了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负担。因此，如何帮助县级财政消化“缺口”是农民负担是否“反弹”的决定因素。然而，安徽省大多属于纯农业县，县级经济基础薄弱，加上多年积累的财政问题，基本不具备消化这一财政“缺口”能力。
颖上县是黄淮海平原的重要产粮县，人口为140多万人，土地平坦，水利条件较好，历史上最高的1999年粮食产量达到97万吨。在市场经济冲击下该县工业几乎全军覆没，目前只有化肥厂还在生产，却是亏损企业。据有关资料统计，2000年该县1.6亿元财政收入中来自农业税收的为8013万元，大体占一半。在改革前，该县将税费“捆”起来，按人头摊派。改革后的亩税负担由上年的112元降至65.4元。按人均负担计算由1999年的136元降到2000年的75.3元，下降了44.6％，相应减少财政收入4479万元，如果包括村提留，则减少了8400万元。该县目前的供给人数为2.12万人（含下岗分流人员3000多人），人均支出不足1万元。即使税费改革前，财政也相当困难。税费改革后省财政增加补贴1500万元，但由于多年积累的矛盾并未解决，为保政府运转，该县将发工资前四项的范围扩大到所有行政事业单位，但仍有缺口。据计算，在义务教育经费上有缺口为5000万元。类似情况在安徽省不是少数。
2.农业税收缺乏弹性，减支措施难以见效。由于农业税收不能随着农业收入增加而增长，而县乡支出却呈逐年增长，因而对纯农业县来说，即使一时能维持运转，随着时间推移，收支矛盾终将突出起来。为了帮助安徽省消化财政缺口，中央财政加大了转移支付，增加了财政补助。但该省财政一直偏紧，补助后仍有缺口。为了克服财政困难，省政府下决心大幅度精减县、乡行政人员。但按中央规定，精减人员的工资3年内仍由财政发放，因而减人并不减支。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县级政府财政困难不断深化，因而有“收费反弹”的可能。另一方面他们又拥有行政权力，即使不能增税，也可向农民收费或变相收费。因此，只要时机适当就可能产生“收费反弹”。
安徽省的财政困难是中部地区的一个缩影。其实质上是“一切刀”的分税制体制下农业地区与工业地区的矛盾。中国中部地区的优势在农业，解决中国未来吃饭问题的希望在中部。而农业地区财政收入增长必然是缓慢的，因而财政困难深化有必然性。为此，区分东、中、西部优势，建设有利于发挥各自优势的财政体制和转移支付制度迫在眉睫。
（二）税收负担仍然偏重
农业税收负担有两个概念，一是指农业税收占农业总收入的比重；二是指农业税收占农业净收入的比重（即按GDP口径计算）。1980年代以来，随着化肥、农药、农机、农膜等广泛使用，农本大大提高。因而我们认为，农业税收负担应按GDP口径来计算。
在这方面目前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一种观点是按农业总收入计算的农业税收负担为3.55％，属于偏轻。另一种观点是安徽省县、乡干部反映农民负担偏重。为此，我们对该省统计资料作了分析。该省2000年的农业总收入为1023.4亿元。农业税费总额为37.9亿元，负担率为3.74％，但分母中含养殖业收入，而养殖业是不征农业税的，扣除养殖业后的农业收入为620.7亿元，实际负担率为6.10％。按GDP口径计算，税费负担率为8.98％（见表1）。这与我们在五河县调查的税收负担率10.2％基本一致。当然，其他没有税改的省的农民负担可能还要重些。从历史上看，即使明朝税负最高的杭州和松江府的负担率为10.5％。因而无论从那方面说，目前农民的负担都是重的。
农民负担偏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次改革，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尽了最大努力，因而责怪税收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认为，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农业生产力偏低。其次是分摊方式不合理，即税负全部集中在种植业上，而占总收入近40％的养殖业却不纳税。因而，如何公平地负担农业税收，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总之，减负固然重要，但根本出路是增收。无论从农民减负，还是加入WTO后农业严峻形势看，我们都要把农民增收、农业增效问题提高到基本农业政策的高度来认识。然而，中国农业社会3000年历史证明，小生产农业至多解决农民温饱问题，致富是不可能的。
2.种植业净收入是指按GDP口径计算的农业收入，公式为：农业收入=种植业总收入*系数（0.68），这一系数是来自五河县典型调查。
3.根据安徽省统计年鉴，种植业收入占农业收入（种植业收入+养殖业收入）的比重，1999年为62.18％，2000年为60.60％。
（三）税费改革也暴露出农业税收的制度性缺陷
税费改革解决了农村乱收费问题，也使农业税制与农业经济要求不适应矛盾“浮出水面”。这主要表现为：
1.“农业两税”并存对农业经济结构调整起阻碍作用
农业税制是按照“种什么，缴什么税”的计划经济思路设计的，由“农业两税”，即农业税和农特税构成。在市场经济下，这一税制结构与调整农业结构要求存在着冲突。歙县财政局反映，面对茶叶供过于求，有些农民想毁去茶园改种其他作物，但对茶园征收农特税，而对耕地征农业税，且后者的负担轻于前者，由于农特税已纳入乡财政基数，这就势必因影响乡镇利益而成为障碍。
随着农业市场化的深化，调整种植结构是经常的事。农业税制的缺陷为：（1）价格竞争已经使特产作物、粮棉作物的收益平均化，而农业税的特产作物税负重于粮棉政策起“逆向调节”作用；（2）在整个农业中，种植业处于基础地位。养殖业不纳税，税收全部集中于种植业的政策，显然不利于巩固种植业的基础地位；（3）农业结构调整会带来“农业两税”在征管上频繁调整，不利于乡镇财政稳定。（4）即使从征管上看，农业税按户征收必须有征收底册一个乡有上万农户，建立征收底册工作量本来就大，如果频繁变更，不但工作量大，而且极易产生漏洞。看来，“种什么，缴什么税”的思路已经行不通。
2.农业税制无法解决负担不公平问题
公平负担是指高收入者多负担，低收入者少负担。比起改革前的“人头税”来，新的农业税收按农户承包土地面积征税是比较公平的。然而，亩税额由省核定，全县统一的做法却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一——级差地租的存在。级差地租是土地的水利、土地肥瘦等不同而产生的收入差距。忽视这一因素，而采用全县统一的亩税额标准显然是不公平的。为了既公平，又连片，有的乡采取了“按人按份”的土地分配办法，承包差地的农户要比承包好田农户的面积多，甚至多一倍。这本是一项很好措施，而现在，承包差地农户的税额却大大提高。这有失公平。而养殖业不纳税，占农业总收入60％的种植业，却要负担100％的农业税收，显然是不公平的。
3.农业税制与稳定土地承包经营的要求相脱节
土地产权是农业经济的基础。为了稳定农村和农业，1998年中央决定将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期延长30年不变。这是应用“两权分离”原理，明晰土地产权的成功措施。明晰土地产权在古代称为“正经界”，是基本农业的政策。在明晰土地产权前提下，运用政策优势加速土地资源流动是我国现阶段农业政策的基本点。农业税制是政府用于调整农业经济关系方面的基本规制，也应当体现这一要求。
明晰土地产权不只是指明确耕作权，更指明确承包人在土地流转上（土地使用权出租、转让）的收益权。只有这样，农民才认为土地是他的，才有投资、经营积极性。在这方面，农业税收本应起重要作用：（1）它的征收对象是土地，可起界定土地产权的作用；（2）它在向农民征税的同时，起到保护税后合法收益的作用；（3）通过对土地租金、使用权买卖收益征税等，在土地流转方面起到确认和保护承包人合法权益的作用。可见，农业税收应当是明晰土地产权的重要手段。
而现行的农业税制却无法起到这些作用。（1）由于它是按“谁种田，谁缴税，种什么，缴什么税”进行的，税收都与土地产权归属无关，因而无法起到界定土地产权归属的作用；（2）由于它无法限止各种税后摊派，也就无法起到保护农民合法收益作用；（3）由于它不涉及土地使用权转让的税收问题，也就无法保护承包人这方面的合法权益。可见，农业税制与巩固和强化长期土地承包制要求是脱节的。而适应这一要求的应当是土地使用税。
上述制度性缺陷说明了农业税制度已不适应现实农业经济要求。因此，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完成，建立现代农业的税收体系应列入议事日程。我们设想，这一体系应由“土地使用税+增值税+所得税”组成。
四、结论
1.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证明，党中央、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的决策是正确的，是依法规范农村分配关系、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措施，是我国农村继、家庭承包经营后的第三次革命。这次改革对于促进农业经济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也为“入世”后农业政策的全面调整奠定了基础。
2.农业增收是一切农业公共政策的核心。只有农民增收，才能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解决“三农”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税费改革仅仅拉开了中国农村“第三次革命”的序幕。国外实践证明，发展农场制经济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3.税费改革在减轻了农民负担的同时，也使农业税收自身缺陷较充分地暴露出来。因而在推进税费改革的同时，我们还须进一步研究建设现代农业税收体系问题。
4.安徽农村税费改革后的财政困难，也要求我们对现行“一刀切”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改革，建设一个区别东、中、西部地区，有利于发挥各地区优势的财政体制和转移支付制度构架。
5.安徽省税费改革成功经验还说明，建设现代农业税收体系最适时机是在税费改革完成后。对于尚未进行税费改革的地区来说，减轻农民负担是第一位的，否则，农村经济难以稳定，下一步改革也没有基础。因此，我们主张农业税改革应当分两步走：先进行税费改革，然后是农业税制度的全面改革。
参考文献：
[1]安徽统计年鉴（2000）[R].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2]中国统计年鉴（2000）[R].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农业税论文范文第6篇
在我国现阶段，“三农”问题倍受各界关注，因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进行农业生产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前提，也是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农民用于生活保障的唯一资源，故“三农”问题归根结底是土地问题。由于农地问题的特殊重要性，其解决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也是我国赖以稳定发展之本，因此，对农地立法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从法律上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农村社会发展的科学与和谐；也有利于农民身份的改变、社会保障的实现和基本人权的维护。同时，还可为立法者提供参考文本、为法院审理农地案件提供裁判依据和理论渊源。
（一）本文研究的问题
学术界关于农地制度的研究成果颇丰，但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农业经济学、农村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法学界对该问题的专项深入研究甚少。在物权法制定过程中，该领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密切关注，但其研究多是局限于在物权法所涉及的内容方面献计献策，基本上未形成多层次研究的思路和成就。而且，针对农地立法问题，法学理论研究也存在诸多缺陷，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缺乏对农地权利法律制度的体系化探讨，研究成果更多地是致力于农地立法问题中某一、二个具体制度的设计，而忽视了农地法律制度的整体和谐；第二，未能注意到农地制度并非单纯法律问题，割裂了农地制度与政治经济体制和历史传统的密切联系，致使研究难以深入；第三，社会实证的研究方法的运用有待加强、研究内容单薄，不够全面，缺乏对农村基层实际的深入全面了解，从而也难以提出更妥当务实的解决方案；第四，研究视野褊狭，致使从性别视角探讨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问题的成果尚待深入，对从基本人权视角研究农民社会保障立法的研究也相对薄弱，同时研究大多集中在农业用地方面，对包括宅基地使用权在内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关注较少。这种对与农地立法具有密切联系的特殊群体和特殊问题研究的薄弱，僵化了农地立法问题的研究对象，并导致相关研究难以深入。因此，本文针对法学理论对农地立法问题研究的薄弱环节，除坚持传统的法学研究的优势之外，还运用社会学的实地调研的研究方式重点研究以下两个问题：
1、考察农地立法的国情基础
农地立法尽管牵扯的范围规范，但其主要是对农民土地权利的规范，事关农民的切身利益，故必须考虑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农民对土地权利运行的期盼、现行法律规范和政策的实施造成的农民利益的得失等。因此，我们没有画地为牢，自我设限，以流行的法律模式和理论“套”中国农地法律制度的现实所体现的复杂情况，而是深入田间地头，认真听取了农村普通农民对土地法律和政策的一些朴素的意见和建议以及中国基层政府官员和村干部就农地法律和政策的基本观点。上述素材均从不同方面反映了我国农地立法应当给予高度重视的国情基础，从而在本文中被加以细致分析。
2、研析“纸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之距离所生问题
不为获取资料的便利而限于对时髦的法律词语进行乏味的逻辑演绎，而是知难而进，自觉地采纳了有别于传统经院式、学究式说理与论证的实证研究方法。尽管基于法律条文进行规范研究在民法学中是一种主流方式，在我国目前民法学研究水平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有积极的意义，但相比较而言，我国民法学界对法律制度的实证研究则显得较为欠缺。而缺乏实证研究的成果反映在对农地法律制度中，要么难以被现实生活接受，要么偏离了理论设计的初始目标，而对解决中国的农地问题束手无策。因此，本文不仅关注“纸上的法”，而且更关注“行动中的法”，并将研析这两者之间差距所生问题作为重要内容。
（二）本项研究的思路
在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顺应时代要求，根据我国国情建立农地权利法律体系，完善农地立法无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保障。本项研究将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乡村的宏观背景为基础，依循从解释论到立法论的基本思路，充分采用历史实证、法律实证和法社会学方法，尤其是社会实证的田野调查方法，深入了解和分析我国现行农地权利法律制度。具体而言，本文沿着两条路径推进：其一，运用法社会学方法，重点展开针对我国农地权利法律制度体系、全面运行状态的田野调查，通过以问卷抽样调查和对典型对象个别访谈的形式进行广阔的实地调研，全面了解农地权利法律制度在我国农村社会运行的实然状态，探寻农地权利法律制度构建的现实社会环境，进而展开其成因、问题与基本对策的探求，这是本项研究展开的主线和基本前提。其二，运用法律实证方法，对我国农地权利现行法律制度初步解读，探求影响农地立法的制度背景和社会环境，结合社会实证研究的成果，探究农地权利法律制度的应然功能和实然功能之间的距离及其产生的原因。
（三）本文的研究背景和依据
1、本文的研究背景
本项研究不是为了追求纯粹的理论上的卓越与艰深，而是以了解社会现状、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为依归，因此，在研究过程中，我国以当前指导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和法律的规定为分析问题的背景。
（1）本文研究的政策背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而且，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党中央、国务院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更是于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农业税，使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趋势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使农业和农村发展出现了积极变化，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指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把重点放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上；坚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坚持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权益，反对形式主义和强迫命令。这使保护和实现农民权益有了更明确的指导。此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也始受重视。可见，我国“三农”政策较之以往更加明确、更加细致、覆盖面更加广泛。
（2）本项研究的立法背景。200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农地承包法》）是我国规范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最重要、最全面的法律规范，是研究农地立法问题的主要法律依据。但更重要的是，2007年3月16日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该法律较之于《农地承包法》层次更高，而且内容更完整，其对集体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均做出了最新的明确的规范。这两部法律是本项研究的最为主要的立法资料。其他有关农地权利的法律规范也是本文分析的对象。
2、本报告的研究依据
实地调查的真实数据和面对面的访谈是本项研究工作展开的重要前提，因此，我们分5个调查小组，于2007年5初月至8月初对东部、南部、西部、北部、中部五个各具特色的农业区域经济区的10省30县90乡180村1800个农户进行了前后历时4个月的大规模实地调查。共收回1799份有效问卷和200余份访谈记录以及几十份土地纠纷判决书、调解书等珍贵的一手资料。这些材料是本项研究的重要支撑素材。
二、农地权利体系构建
农地制度涉及诸多法律问题，横跨公、私法，牵涉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在价值取向上，其中的法律问题均应以对农民的土地权益保障为核心。因为农地权利不仅是农民生存的基础，更是彰显农民人格的内在要求。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农地权利体系意义重大。
1、农地权利类型之梳理与整合
（1）现存农地权利之梳理
根据我国当前法律制度的规范，农地权利类型主要有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农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自留山使用权等。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其中最为核心的权利，可谓为建构农地权利体系的基石，其他农地权利类型均为其所派生。可以说，我国现行法律对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属状况的规定非常明确，即属于农民集体，但遗憾的是，其在实践中却被有意无意的轻视甚至忽视了。
农地承包经营权，是农地承包经营权人对其依法承包的土地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流转的权利。该权利是当前农民享有的一种重要的土地权利，也是各界最为关注的农地权利，相当一部分民法学者将注意力放在农村集体土地的利用制度的设计上，并以此作为解决农村集体土地制度之弊端的契机。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即乡（镇）村建设用地，是指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村个人投资或集资，进行各项非农业建设而使用土地的一种用益物权。它主要包括乡（镇）村公益事业用地和公共设施用地。该种类型的农地权利的法律规范还很不完善，有待大力加强。
宅基地使用权，是村民建设住宅使用集体的土地而形成的土地使用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是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功能。对于这种重要的权利，我国法律的规范非常原则，且缺乏可操作性。
自留山使用权。自留地、自留山是农业合作化以后集体分配给其成员长期使用的土地。自留地主要是菜地，自留山主要为解决社员的生活用材。自留地只能用来种植农作物，自留山只能用来种植林木，未经批准，不得改作他用。
上述各种农地权利虽然在法律中均有规范，但从农地权利在体系化来看，在构建上却有一定的不足之处，有必要加以整合。
（2）农地权利体系之整合
对现行农地权利进行整合是农地权利体系立法构建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基础，对农地权利加以整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本文将以主体为轴线展开。现分述如下：
第一，农民作为主体。
我国《宪法》第10条第2款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在现阶段，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为全体成员的整体利益，由全体成员以集体或集体组织的名义享有土地所有权，并在集体利益的基础上实行成员的个人利益。由于村集体所承载的行政负担淡化了其私权属性，当村集体的“所有人角色”更多地为完成政治上的职能时，所有者的角色就当然为公法所吞没。同时，法律缺乏关于单个农民作为集体成员一份子通过何种途径参与到所有权的行使中去，分享所有权带来的收益的规范，致使农民未能合理的享有农地所有权的利益。上述情形已经影响到农民对农地所有权归属的期望。
除农地所有权外，农民对集体土地还享有使用权。该种权利是指农民集体土地的使用人依法利用土地并取得收益的权利，包括农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两大类。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投资兴办公用事业、工商业（乡镇企事业、村办企业）或农民兴办工商业（各种形式的企业）、以自身居住为目的建设房屋等使用农村集体土地而形成的土地使用权，具体包括乡村企业和公用事业用地的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在现行法律、法规以及实践中，宅基地使用权与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列而独立存在的，该种处理方式是不妥当的，因为两者并无本质区别。
农地承包经营权是家庭联产承包制的产物，是农民作为集体土地所有人之一份子所应获得的一项财产，是他们就业和获得生活来源的法律手段，也是农民生存权内容的体现。该权利是国家政策、法律规范的重点。在我国南方不少地区存在着自留山使用权，其是农地承包经营权的一种特殊形式，该权利主要因客体的特殊性而形成不同于一般的以农业耕作为目的的承包经营权。就农地承包经营权而言，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权利的自主行使问题；二是无地农民对享有承包经营权的期盼。随着法律、政策对农民权益保护的日益强化和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农民对农地承包经营自的认识更明确。同时，外在社会环境也在改善，村集体和基层政府对农地承包经营权自主性的认可程度大大提升，法律上的保护也更为有效。但如何使未承包土地的农民实现享有承包经营权的问题，仍然是实践中的一大难题。
关于宅基地使用权，应当注意到其是对农民居住环境的保障，也具有农民生存权的内容。对于农民而言，该权利是如此理所当然和必需，以至于法律所规定的一些审批程序都在实践中被都被打了折扣，引发了“一户多宅”、宅基地使用权取得根据多元化、“地下流转”等诸多问题。
除上述权利类型外，农民对农村集体土地还享有若干派生性权利，如征收补偿权、社会保障权和农民的社员权等。征收补偿权是在土地征收中，农民享有国家对其公平补偿的权利。为使农民充分享有征地补偿权，并保障征地补偿权的实现，抵制征收权的滥用，应赋予农民参与协商、谈判的权利以及参与形成合理补偿的权利。关于社会保障权，农民表达出强烈的需求。而健全的社会保障的建立，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资金问题。由于在农村社会，集体经济实力、财力处于虚无状态；农户自身经济能力十分有限，故要完善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必须借助外力，因此，现实要求国家成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主导力量。可见，基于农业的弱质性、基础性特点，农民应当对国家享有请求提供一定社会保障资金的权利。此外，农民作为集体组织的成员，其还享有社员权，通过社员权的行使，农民参与到集体事务的决策，分享集体的收益。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农民的社员权与集体经济组织纠缠不清，尽管《物权法》对代表农民集体行使所有权的组织进行了规范，但其实效还有待检验。
第二，集体作为主体。
根据法律的规定，集体是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但从我国当前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运行状况来看，集体土地所有权在实践中出现了主体虚位、错位，保护不够全面等问题。而且，由于受到以物的“利用”为中心代替以物的“所有”为中心的思潮的影响，出现了淡化所有权的趋势，这对作为农地所有权主体的集体利益的保护十分不利。
土地使用权是以集体所有的土地为基础而设立的，故农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权人应当依法享有相应的收益。由于我国土地资源极为稀缺，不管以何种形式占用土地，除经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同意外，还必须经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即使对于具有生存权性质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也应当考虑适应根据所有权的法律属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这样不但利于集体资金的筹集，有助于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也是宅基地使用权有序流转的必要条件。同时，确立集体对于宅基地使用权人的收益权，可以加速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合理流转制度的改革，健全土地利用规划和宅基地使用权管理体制，从而使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与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权被同等对待，还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于应有的法律地位。
集体对土地享有收益权，既表现为设定土地使用权时可收取租金，也表现为在国家征收时获得合理的补偿，同时，还表现为可以设定担保物权。
第三，国家作为主体。
在农地方面，国家拥有对农村集体土地的征收权。在现行法律制度之下，此权力的行使极易导致集体和农民权益受到侵害而成为农地征收的牺牲品。因此，国家征收权作为公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应在实体、程序方面受到严格限制。另外，为了维护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国家还有实行土地用途管制、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权力。
综上所述，农地权利体系包含以下层次与内容：土地所有权为第一层次。农地使用权、土地收益权、征地补偿权为第二层次。取得土地收益的权利，如收取地租。农地使用权包括农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农地使用权虽属第二层次，但都有征收补偿的权利。因以土地为生的农民难以承担起建立较高层次的社会保障的能力，故政府和社会有义务加以扶持，尤其是在征收土地时，国家更是责无旁贷。当然，这些权利是农地权利体系的主体部分，处于体系的中心，除此之外，整个权利体系内的各种权利作为实体性权利，还必须辅之以相关程序性权利。
2、权利本位下的权利构成要素之齐备化
（1）关于权利主体。农地法律关系涉及国家、集体和农民三方主体。因每一方的权利、义务及行使相互影响，故理清、理顺三者的关系是解决相关问题的一个前提条件。由于“集体”不是一个准确的法律术语，因此，充实虚化的农地所有权主体具有重要意义，其主要表现为提高农民的参与能力，以增强抵抗公权力滥用的能力。具体而言，其实质表现为完善农民作为集体成员对土地所有权的行使问题。现实中，在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支配问题上，之所以乡、村干部能够越俎代庖，肆意“寻租”，就是因为在制度上未能实现农民集体实在化，相反，“农民集体”却被抽象化了。要有效地解决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保护，应在制度上解决“农民集体”意志的归属和意志的表达程序，也就是要确立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方式。农民集体所有权之行使必须真正体现该集体全体成员的意志，而不应被个别人、个别组织所操纵。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上，如何保证每个成员特别是妇女公平享有承包权益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而《农地承包法》第30条的规定具有不可操作性，在权利主体的设定上存在缺陷。故亦有必要对这些法律规范进行修订。
（2）关于权利内容。基于土地公有制的特性，农地所有权不能转让，但各种土地利用权作为一种财产利益，应当允许在法律限定的条件下自由有序的流转，以充分保障权利人权利的实现。当然，根据具体农地权利的类型差异，应赋予其相应的配套权利。
总的来说，农地上权利构成了一个丰富的权利体系，由于该体系的构建源于实践，故其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我们既要从权利构造、运行及救济这个实践的逻辑展开较为抽象的宏观探讨，同时也离不开就各具体权利的不同运行阶段进行专门研究。
三、农地权利的运行机制
无论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的规定考察，还是从现实生活中农地权利实际存在的运作样态分析，农地权利的运行都涉及到国家、集体、农户三个法律主体和一个村民委员会的复杂联络。围绕着农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拥有“公”的权威的国家、作为虚拟农地所有权主体的集体、作为农地经营管理人的村民委员会和拥有双重身份的农户之间存在着利益博弈关系。鉴于农地权利之多样性，故根据运行中的阶段性特点，从农地所有权归属、农地利用权、农地流转、宅基地使用权、农地征收、征用和农地行政管理制度六个层面对我国农地权利法律制度的实际运行机制状态进行体系化的分析、研究。
1、农地所有权运行模式：从公权主导回归私权自主
（1）农地所有权公权化的实际运作机制背离了其私权属性。根据民法理论，农民集体对农地的所有权原本是一种排他性的私权，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国家、集体和农户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任何一方都不得随意强行介入甚至剥夺其他主体的财产权。然而，虽然农民集体是农地所有权的主体，但其如何行使所有权却是法律上的漏洞，也是实践中的难题，因此，法律专门规定了农地所有权的行使主体，即主要是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而此种情形下，村民委员就具有了公私双重角色：一方面它是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最低层级的代表人或人，相对于国家时，以弱者的身份出现；另一方面它也是农地所有权主体的代表人或人，相对于农户时，又以强者的身份出现。这样在农地所有权的运行过程中，农地的实际运作机制呈现出了公权化的色彩，因此，以法律的形式明确集体所有权的私权主体地位及其所有权的运作程序是后农业税时代的当务之急。
（2）农地所有权回归其私权的运作机制有其现实性。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村集体的职能日趋式微，是在现有的农村经济形势下村集体缺乏对农民的影响力导致的。在“国家”与“集体”的认同感上，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在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农户对农民集体还是有较高的认同感的，因此，解决问题的关建是应该思考在立法设计上如何克服“集体所有”的缺陷。从更好地发展农村经济的角度看，不管农户表现出的“个人”取向，还是“集体”取向，其实折射出的是农地所有权回归其私权的运作机制有其现实性。
（3）立法明确界定农民集体独立的私法地位，构建理想的农地所有权行使主体。我国现行立法未对农民集体的独立民事主体资格作出规定，既然农民集体是宪法确立的农地所有权主体，立法就应赋予其一种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这样在与国家的利益博弈中，农民集体才更有力量和国家平等相处，并更加充分地保护农户的利益。此外，只有构建出合理的农地所有权行使主体，使其在进行民事活动时剥离“公权”化彩色，才能使农民集体既能够在面对国家时不会“示弱”；在面对农户时也不会“示强”。
2、农地利用权：从债权走向物权
农地利用权是通过农地所有权主体自己对农地的利用，或者农地所有权主体将农地使用权让与他人利用来实现的。以集体的形式经营农地的方式属于前者，目前我国仍然存在这种方式，但自改革开放后，农民集体更多的是通过后者来实现农地使用的权利的。出让农地使用权又分为两种情况：将农地使用权让与集体内部的成员，或将农地使用权租赁给集体成员以外的主体，并收取租金。目前在我国最典型、最普遍的做法是第一种情况。
（1）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过程：保护农民利益。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诸多原因，农民相对于农地的所有权主体，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使得农地承包经营权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党和政府认识到上述问题的严重性以后，以立法和政策的形式进行了修正，其具体的反映即“农地承包期30年不变”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等规定。在《物权法》通过以前，我国试图以此强化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使农户与农民集体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同时促进农地规模化经营。然而，在农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过程中，法律规定、党和政府推行的此种“利民政策”并未得到农户的理解和集体的严格实施。
（2）农地承包经营权效力强化：物权化。一般认为，农地承包期限越长，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体现得越充分，但调查结果显示，农户对土地承包期限的长短有着相互矛盾的心理，即农户既想承经营包地使用权保持稳定，又想在增加人口时随之增加土地。因此，应当重视保持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但稳定性不一定意味着必须规定较长的承包期限。而且只要规定在一般情形下，土地承包期限届满时可自动续期。这样就可能通过保持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最终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长期性。至于农地规模化经营，法律不应过多强行干预，而应由承包经营人自己去选择，这是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使然。
（3）农地承包经营人对农地所有人应履行必要义务。承包经营权作为物权，农地承包经营权人自然能对抗农民集体，不过，根据物权法原理，农地承包经营权人对农地所有权人须尽一定的义务。如根据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性，农地所有权人应当有权享有因设定农地使用权而应取得的收益，承包经营权人支付租金是其取得农地承包权的前提。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赋予农地所有权人在发包土地时收取土地使用费的权利，但根据调查结果，很多村公益事业资金枯竭，如果立法只考虑到农户的双重身份就忽视了其对农民集体的必要义务，将走向另一个极端，很难说是公平合理。当然，对农民集体收取的租金的使用应当有制度保障。
3、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多元，流转顺畅、形式规范
（1）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形式应多元化。《物权法》已将农地承包经营权规定为物权，这样农地承包经营权本应该可以采用适合于物权的一切方式进行流转，但《物权法》却仍固守原有法律规定的流转方式，实为不当。从民法理论上分析，法律应当通过技术设计，在不影响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各种流转方式均在考虑之列。
（2）立法设计应有利于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顺畅。从我国现行法律关于承包经营权流转程序的规定来看，有些规定既有悖于物权法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效率要求，如转让要经发包人同意，转包、出租等流转方式须备案等。承包经营权是用益物权，所有权主体并不针对特定的某个承包经营人，承包经营权发生了变动，只须由新的承包经营人去履行相应的义务，承担相应的责任即可，故怎样流转应由转让人与受让人约定，与所有权人无涉，所以，上述规定徒增转让过程中的障碍，也没有得到农户的认同，应予于取消。
（3）为能够促进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因素的产生提供、创造机会。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只是其能够安全、稳定流转的前提和保障，而承包经营权能否大量进入流转状态，实现农地规模经营的政策预期和立法预期，还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制约。调查结果表明，影响农户是否流转承包经营权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土地收入不是主要生活来源；二是土地流转的收入较高。在具备前者的条件下，会把承包经营权流转出去的农户为44.58%，在具备后者的条件下，会把承包经营权流转出去的农户为35.02%，因此，要实现农村经济的规模化发展，一方面要为农户生活摆脱过渡依赖土地提供和创造机会；另一方面也要提高农民土地的收益，否则承包经营权难以大量流动起来。
（4）应加强承包经营权流转形式规范的实施。目前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主要是转包和互换，法律规定农地承包经营权采用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当事人应当签订书面合同，但调查发现法律的规定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农户主要通过口头形式来进行流转。由于口头形式流转使得解决纠纷时难以取证，纠纷难以得到合理解决，容易滋生隐患，因而应当加强农地承包权流转规范性意义的宣传，使农户认识到其重要性。
4、宅基地使用权之运行机制
宅基地使用权的运行一般包括宅基地的使用和流转两个方面：
（1）完善宅基地立法，强化宅基地的规范使用。宅基地使用权是村民基于其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而拥有的法定性权利。但根据调查，在宅基地的使用过程中，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是大量宅基地被改作工商业用地的现象很严重。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3条的规定，除经依法批准兴建乡镇企业、乡村公益事业或公共实施及村民建房所需土地可以使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只能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农民个体工商户人手不足，资金单薄，既没有精力来履行手续繁琐的国有土地出让手续，更无财力支付昂贵的国有土地出让金来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可见，在急于拓展税源彰显政绩的基层官员的默许甚至“牵线搭桥”下，部分不愿一辈子只耕作“一亩三分地”的农民便“欺上不瞒下”的将以宅基地名义取得的土地改作了工商业用地成为必然。
（2）顺应现实要求，取消宅基地使用权的限制条件。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是指宅基地使用权人将其宅基地使用权通过出租、转让、入股等方式让与他人使用的一系列交易行为。据我们调查，宅基地使用权“地下流转”盛行，这种现象源于我国现行法律不符合生活要求的规定。各种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到限制，虽然使可受让的对象大为缩减，但其引发的后果是，一方面有购房需求的人无权购买宅基地使用权；另一方面，有权受让宅基地使用权的具有农村户籍的农民能无偿地申请到宅基地，而不愿意购买他人住宅地。因此，农民要么低价出卖或闲置其宅基地，要么与城镇居民“地下交易”其宅基地。无论上述那种结果都是抱着良好愿望的农地制度制定者们所不愿看到，前种结果要么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要么造成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而后种行为和结果不受法律保护，双方一旦发生矛盾和纠纷，法院只能依据上述规定，判定此项交易无效，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买方的利益，助长了村民在处理宅基地流转案件上的无理行为。其结果是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的性质没有得到彻此。可见，考虑我国农村社会的现实，合理规范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是必然的趋势。
5、农地征收征用、征用法律制度之运行
（1）农地征收征用应从单一制走向二元制。我国在农地征收征用过程中引发了不少矛盾和冲突，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安全，而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家垄断了农地所有权的交易市场，剥夺了农地所有权主体对农地的最终处分权。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必须限制国家权力，赋予农民集体真正所有权人的资格和能力，使其在农地的交易中能与国家真正处于平等地位。在此基础上，界定区分公益用地和商业用地，然后规定国家只能是公益用地交易的一方当事人；涉及商业用地的交易，由农民所有权主体直接平等地与用地人谈判，这是农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合理对价的制度前提。
（2）农地征收征用之运作均应关注妇女权益保护。无论在公益目的的国家征收征用中，还是在商业用地的农地交易中，出让农地的农民集体作为农地所有权应获得出让农地所有权的对价收益，而农户作为承包经营权的享有人应获得出让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对价收益。在支付和分配出让农地的对价收益时，要考量到农户因失去农地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对农地承包权的公平补偿、农民的失地保险和养老保险等，其中尤其要关注妇女权益的保护。
6、农地行政管理法律制度之运行
（1）农地行政管理制度运行的核心在于建立科学、合理和完善的登记制度。国家对农地的行政管理经历了从依赖基层政府和农村自治组织的管理发展为专门在各级政府设立专门部门机关进行管理的转化，各级土地管理部门主要以审批、登记、备案、违法用地处罚等手段为媒介，具体实施对农地利用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管理。就农地的国家行政管理手段而言，农地登记无疑处于核心地位。这是国家加强对土地的管理，同时保护权利人对土地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充足的农地信息支撑和判断依据。就农地权属登记来说，我国主要有农地所有权登记、承包经营权登记和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前者因许多前提条件制约和技术上障碍，现仅徒具形式；关于农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和颁发证书，已制订了《农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予以规范，从调查情况来看，有近2/3的农户领到经营证，表明承包权的登记制度得到了较好实施，但也有相当一些农户没有领到。因此，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和发证，仍需加强。
（2）农地登记法律制度有效运作的关键在于提高登记工作人员的素质。农地登记是一项严肃的法律行为，其业务性、政策性、技术性和责任性要求都很强，不仅要求土地登记人员熟悉有关法律法规和历年来的政策变化，了解用地报批的程序和要求，还要掌握地籍测量知识和计算机的应用。而我国的土地登记制度实施时间还不长，从事土地登记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大多数没有经过专业的系统的训练，他们对土地登记的理解大多建立在自己工作经验的积累上，而且他们在土地管理部门的工作职责并不是单一的土地登记，而是承担了土地管理的多个职能，因此，必须对登记工作人员的素质予于强化和提高。
四、农地权利救济
有权利必有救济。在权利的归属、运行过程的每个环节都离不开及时、充分和有效的救济。对于任何权利的救济无非是对受害人提供一种新的权利，因此，所谓权利救济的方式简单来说就是赋予新的权利，农地权利的救济也是如此。
1、实体上的农地权利救济
在我国立法上，对于农地权利救济采用的是民事、行政、刑事等多元化的救济手段，这在《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农地承包法》等法律中有明确的反映。但应注意：三种法律手段各有优劣，如民事手段灵活却因强制力不足而缺乏效率，行政、刑事手段虽具强制力而比较效率却又陷于僵化，且还使人常生过度干预市民社会、破坏市场经济基础的担心，故三者之间不能相互替代；因私法和公法理念的差异，在用行政、刑事手段对农地权利进行救济时，须考虑实在法中有无明确规定，不能借口对土地权利进行救济或对农民权利进行保障而僭越法治原则；同时，在私法领域对农地权利提供救济时，需正确对待公法中的禁止性规定的影响。
现行法律对农地权利的行政、刑事救济主要是以对作为权利客体的土地进行保护的方式间接体现的，鲜见对侵害农地权利的行为的直接制裁性规定。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避免公共权力对私法领域的自主运行做成不利影响，但在国家对民事领域干预已经正当化并且农地权利运行并非完全具备意思自治的基础的情况下，对农地权利的直接的行政和刑事救济仍然十分必要。而且，因民事手段强制性差并且效率较低，这对于侵害农地权利的侵权人特别是在土地承包合同中处于相对强势的发包人，根本不能构成足够的约束，故对特定事项运用行政甚至刑事手段规制就非常迫切。
农地权利的民事救济应当区分不同的权利类型分别考虑。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农地所有权在私法领域的作用空间非常有限，承担私有制国家土地所有权职能的，在我国则相当于各种用益物权性质的土地使用权。在所有权不能进入市场的情况下，农地所有权纠纷的表现形式就非常有限，典型的就只有两种：土地所有权边界纠纷和土地征用纠纷。因为土地所有权范围与村行政边界重合并由后者决定，因此土地所有权纠纷也就同时属于村与村的边界纠纷而在边界纠纷解决的程序中一并解决。就农地所有权之外的其他财产权利产生的纠纷，主要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作为担保物权的抵押权以及作为债权的其他财产权利的纠纷，仍可适用传统民法对侵害物权提供物权法上和侵权法上的救济，以及对侵害债权提供债权法上的救济。需要考虑的是农地权利的私法救济的个性，即与其他同一类型的权利相比较而具备的独特的救济方式。从社会学角度考察，农地权利侵害行为确实具有不同于其他财产权受侵害的特点，并对救济方式以及救济程序的选择都可能产生影响。
由我国农地法律制度所决定，农地侵害行为主要发生于熟人之间。这显然不同于作为民法建立的基本认识的“陌生人社会”。在陌生人社会中，人们对交易状况是受善意推定制度保护的，即如不能举证证明当事人为恶意，则推定其为善意；而在熟人社会特别是相对封闭的环境下，人们对交易状况特别是外部特征比较明显的交易客体则不能受善意推定制度的保护，甚至一定情况下还应推定为恶意，须由当事人证明其善意。《物权法》第129条之所以采登记对抗主义就考虑有熟人社会特点，立法者认为该规定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一是农民承包的是本集体的土地，聚集而居的农户对承包地的情况相互了解；二是互换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农户向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转让的情况也比较了解。但这种规定显然也对“善意”的认定产生了影响，在对当事人的权利进行救济时，如何认定善意，如何确定其标准和举证责任，如何适用善意取得与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其是否与传统民法中理论保持一致，这些都是需要进行认真研究的内容。
2、程序上的农地权利救济
程序上的农地权利救济受制于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统一的权利救济机制，这些权利救济机制系针对一般权利而设，体现了普遍性的权利救济要求，如和解、调解、仲裁、行政复议、、诉讼等；二是农地权利类型，这些权利是具体化的权利，具有自己的个性，体现了权利的特殊性，在救济机制上也要求有针对性的“具体权利具体救济”。对于第一个方面各种权利救济机制的特点及优劣，属于农地权利救济制度讨论的前提和基础，但却并非本文的重点，因此我们将着力点放在第二个方面。
在农地权利的各种类型中，土地所有权纠纷如前所述因涉及公共权力已经为公法上的程序解决，并且该纠纷一般不直接涉及农民的利益；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主要发生在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之间以及同一村或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之间；宅基地纠纷主要发生在相邻村民和本村村民之间；地役权纠纷一般发生在本村村民或者与双方土地在地理上比较接近的农民之间；抵押权纠纷不存在于家庭承包土地之上，而只涉及“四荒”土地；债务纠纷亦一般只发生在本村村民之间。综合来看，农地纠纷主要发生在熟人社会之中。受农地权利纠纷的这一特点影响，其实际救济机制运作反应出一定的特点。调查显示，承包地纠纷的解决途径中，全国平均19.13%为当事人和解，67.19%为村委会调解，两者合计达86.32%；另外，到人民法院诉讼的为1.09%，上访的为1.56%，其他为6.53%.这样的比例确实反映了农民的想法。在对“你认为采用哪种方式解决承包地纠纷最好”问题的回答中，全国平均认为当事人和解的为30.02%，村委会调解的为54.28%，两者合计达84.30%；另外，认为到人民法院诉讼的为6.53%，上访的为1.40%，其他为3.27%.显然，熟人社会中的纠纷更多的由该社会本身去消解，而非直接求助于法律。
这里面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农民自主解决纠纷的空间究竟有多大。我们认为，除非涉及他人的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应允许当事人以和解或调解的方式解决其土地权利纠纷，应当最大限度的允许意思自治，这不仅不会对法治社会的形成造成负面影响，相反，在培养农民对有意识的从事法律行为自己行为负责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法律在这里要做的，只是如何使涉及他人的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具体化，如何清晰和明确纠纷当事人不得通过和解或调解机制处理的法律关系的类型，在这方面，现行法的规定相当粗糙，亟需改进。
3、有关农地权利救济的特殊类型
除一般性的根据农地权利类型进行救济机制的分析，还有两个视角必须予以关注：一是对农村妇女土地权利的特殊救济；二是在更为广阔的社会保障的视野来定位农地权利的救济。一切权利救济归根到底都是对权利主体的救济，因此权利救济过程中必须考虑主体的状况；而在现代民法更注重实质正义的背景之下，对作为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的妇女的权利及其救济机制显然有倾斜保护的必要。妇女在现实中、观念上的弱势以及因“从夫居”传统导致的流动使得关注妇女权利的救济不仅在价值上而且在技术上都有其意义。
对农民土地权利的救济还涉及到社会保障问题。实际上，因缘于农地在实际上负载的为农民提供基本生存资料的社会保障功能，对农地权利的救济必须作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加以考虑。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体现就是失地保险制度，当农民的土地权利受到非人为的自然灾害的时候，其丧失的可能不仅仅是土地权利，更为重要的是对生活的保障，因此，单单依靠传统民法提供的理论和规则无法在实质上解决问题，必须将其纳入更为广阔的社会保障的视野之中。
五、法律对策与建议
1、应该构建完善的农地权利体系
农地权利体系化不仅在于各个权利内容上的协调统一和无矛盾，还在于农地经济效能的最大限度的发挥，不完善的农地权利体系极有可能导致立法资源的浪费。我国现行法关于农地权利的规定比较散乱，《土地管理法》、《农地承包法》、《物权法》各自遵循不同的标准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各自为政的规定，前者侧重于行政管理，后两者则侧重于私法保护，极不协调。但实际上，涉及农地的权利一直就是横跨公法、私法两大领域，而兼及公权、私权两种不同类型。这就一方面要求农地权利体系的构建不能忽视任何一种类型的权利，以致影响农地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要求在公权和私权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以明确各自的活动空间。
2、以保护农民利益为最高价值取向，妥善协调国家、集体、农民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农地法律关系涉及农民、集体和国家三方主体，在特殊的国情以及农民实际上处于三方主体中最弱势一方的情形之下，农地权利体系构建更应当注重于保护农民的利益，否则，农地权利体系的构建理论无论如何完美，也没有实际意义。国家作为一方主体，在农地利益关系中主要行使征收征用和行政管理的公权力。对于前者，立法应当明确的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区分公益性用地和商业性用地而设计不同程序，从而保障农民的参与权；对于后者，应当主要通过完善农地所有权和农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明确权利人的权利义务范围，以备进行有效的监督、检查和管理。关于农民集体的权利，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土地所有权归属上应当在立法上明确农民集体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通过限制国家权利介入农地处分权使农民集体成为真正的所有人，通过立法技术剥离农地所有权行使的主体的公权化色彩，使其能够真正代表农民行使所有权；二是应当在立法上明确农民与农民集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仅仅农地承包经营权而已），否则，在社员与组织的关系上的不对等模式很容易使组织的运作失去物质基础，从而陷于瘫痪，而这最终也不符合集体成员的利益。关于农民权利，最重要的是在家庭承包的形式之下保障作为家庭成员的个人的农地权利。
3、农地权利体系的构建应当采取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
农地的功能具有多元性，既具有为农民提供基本生存条件的社会保障功能，又因属于生产资料而具有经济上的功能。因为其社会保障功能，所以要求土地分配（即承包）在所有的组织成员内进行，体现了公平的价值；又因为其经济上的功能，所以要求土地权利的构建应当注意最大限度的发挥土地资源的效益，体现了效率的价值。在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农民对土地的依赖都不会从根本上得以缓解（虽然会减弱），因此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较之于其经济上的功能应当处于优先考虑的地位，相应的，农地权利体系的构建也就应当更注重于公平原则。受此影响，农地权利体系的构建必须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放在一起加以考虑，才不至于顾此而失彼。
4、农地权利体系的构建应当关注权利的保障和救济
农地权利体系的构建应当关注权利的保障和救济，对农地权利进行救济的权利本身也应当属于农地权利体系的范畴。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同样，没有救济制度的农地权利体系也不能被认为是完整的体系。在农地权利体系构建过程中，应从程序和实体两个角度分别出发，既要注重一般权利救济机制在农地权利制度中的运用，又要注重于具有特别性质的农地权利的救济机制的选择和创造；既注重于规范化的救济机制，也要注重于农民在意思自治指导之下的自主纠纷解决机制。另外，对于实践中出现的对特定农地权利的救济机制不完善或者救济机制不足以完成其所负担的救济功能之时，应当类型化研究和规定权利的救济机制。
5、应考虑在立法中加入性别视角，切实保护妇女权益
农业税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行政权;行政主体;行政法治
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在全国范围内,大幅度、大范围减免农业税,并重点推进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等改革。随后,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为此,与废除农业税相配套,后农业税时代的全国乡镇机构改革全面展开。本文以湖北省某乡为例,拟分析乡镇行政体制改革中存在的法治缺失以及废除农业税后因公共财化而导致的行政法治存在的问题,并就此提出具体的解决对策。
一、废除农业税引发的行政法治缺失
(一)乡镇机构改革实践与法治行政相悖
现代行政是法治行政。行政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法律保留。所谓法律保留,即指国家某些事项只能由立法机关立法,而不能由行政机关立法,除非行政机关基于立法机关的授权。我国《立法法》第八条、第九条规定,属于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事项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法律加以规定。但如果这些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可根据实际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授权国务院对其中部分事项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
《立法法》第八条第二项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只能制定为法律。乡镇人民政府作为我国的基层政权组织,有关其组织和职权事项无疑属于法律保留的范围。乡镇人民政府的机构、职权的撤、销、并、转以及工作人员的精简只能由法律规定或者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规定。而在农业税废除后的乡镇机构改革中,该乡的改革依据却是省委文件。
该乡根据省委文件精神而不是政府组织法或编制法或编制法规,核定行政编制和财政所事业编制,并且根据编制数目对原有机构进行了大规模的撤、销、并、转。①该乡机构改革实况表明,我国行政组织法律制度的滞后和缺乏严重制约乡镇机构改革的步伐,乡镇机构改革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显然,撤销政府机构而重新设置新的机构以及核定工作人员编制没有法律依据,不符合法律保留原则。
(二)行政财权事权配置与给付行政相悖
根据行政的任务,可把行政分为秩序行政和给付行政。给付行政是指行政主体通过给予的形式,使个人或团体得到实际利益,并追求一种利益的行政,具体包括对生活弱者的保护、公共设施的管理等方面的内容。随着行政法治的进程的发展,从秩序行政逐渐发展为给付行政,成为现代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形式与标志。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获得了巨大发展,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增强,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已经基本形成,农业税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虽然农业税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例从1950年的51%下降到现在的不足1%,取消农业税对中央财政减收的影响不大,但废除农业税却极大影响地方财政尤其乡镇财政收入,乡镇财政收入一般减少50%左右。根据十届人大二次会议财政报告,农业税取消前,2003年中央财政自给系数是1.596,地方财政自给系数是0.573。农业税取消后,在现行分税制条件下,地方财政自给系数不容质疑将会变得更低。相应地,地方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更弱,给付行政显得更力不从心。
地方事务千头万绪,地方财政开支名目繁多,涉及地方安全、公共产品建设、计划生育、文教卫生、发展经济等诸多方面。在地方行政财权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国家一方面通过中央转移支付弥补地方损失,另一方面通过乡镇机构改革以减员增效。但从乡镇改革实践可以看出:机构改革人员分流并没有实际减少人员经费。所以乡级财政不得不力保机构运转,使得公共产品等公益支付力不从心。比如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中78%由乡镇负担,9%左右由县财政负担,11%左右由省财政负担,中央财政负担仅为2%。在农业税废除前,乡镇债务已普遍沉重,比如据农业部的一项调查表明:2001年我国乡级债务达到1776亿元。平均每个乡镇欠债700万元。在农业税废除财政收入减少的情况下,乡级政府很难兑现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此外,转移支付因缺乏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规制难以到位,另一方面因计算方式本身的问题转移支付核定的数目并不一定能满足乡镇的实际需求。中央与地方的行政财权与事权不配套,乡镇行政财权与事权不配套,严重阻碍地方公共事务的落实。基于以上事实人们不得不思考:如果乡镇财政公共支出缺口,地方公共财政无力提供的公共产品是重新转嫁给农民?还是由政府之外的社会提供?或是由上级政府提供?转嫁给农民违背减免农民负担的大政方针;转嫁给上级政府显然也有困难,因为上级政府的财力也十分有限;那么转移给社会又可不可行呢?这涉及到政府向其他行政权主体分权。
但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行行政权本身的配置以及事权与财权的分配不够科学已是不争的事实。乡镇政府以其现有财力能办什么事?乡镇政府因其财力不足而导致的公共产品的缺失应该由谁来补位?能不能转给非政府组织?中央以其财力该办什么事?地方以其财力能办什么事?中央地方各自该办什么事?这是实现行政法治必须解决的问题。
(三)弱化公民权利保障与服务行政相悖
行政法的本质精神是为人民服务。为民服务是行政法治的目的和中心课题。现代行政法实质上是服务行政法,兼具服务与受益的功能。“行政权也只有被运用于服务,才能被认为合法和正当,否则就属于权利的滥用。”服务行政是法治政府的重要内容。认真对待权利是乡镇机构必须表明的一种法治姿态。然而废除农业税后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偏离服务行政的轨道。在该乡机构改革中,把精简、撤消服务机构作为乡镇改革的突破口值得商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另一角度分析,服务机构可以精简,而人民需要的服务本身必须保留。而当前改革只是一味注重精简机构没有解决好人民需要的服务的保留问题。
行政权弱化是行政权重构的基本方向。然而,“在现代社会,为了社会的利益和保障个人权利,政府应当同时也必须积极主动地干预社会。”也就是意味着“大政府、小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决不能一味地弱化社会管理权力,反而在某些社会管理权方面应当增强。服务行政要求强化而不是弱化公民权利保障尤其农民权利保障。在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中,市民社会仍然欠发达,公民权利的实现仍然依赖国家尤其行政权的积极行使。在农村社会里这种依赖性更强。行政权来源于公民权利,从根本上应该服务于公民权利。一方面,公民权利是行政权的边界,行政权赋有通过国家的力量保护公民权利不受非法侵害的义务。另一方面也有责任为公民权利的实现提供物质和制度保障。简单地撤消服务机构而不再提供服务职能与服务行政的理念背道而驰,与政府存在的目的相去甚远。被转体的农业服务中心等为广大农村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退出事业编制,它们以什么样的法律地位存在,它们的权责由谁承受?在现行行政权的制度安排中没有列明。行政权转移的受体出现真空,服务主体虚无为民服务怎能落实?
二、从行政法治层面探讨废除农业税后的制度建构
行政法治不仅强调行政权力实施过程中的法治化问题,更加注重立法中关于行政权力的法律控制。废除农业税后的制度建构主要解决在立法中如何顺应行政权和行政主体的变迁,即如何在不同行政主体之间配置行政权力与责任,并使其在制度上接受立法与司法权的监督。实现行政法治,首先要制定良好的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依法行政。其次违法行政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对行政权进行监督。具体说来应当完成以下制度建构。
(一)完善行政组织法体系,实现法治行政
农业税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税费改革政府行为制度环境
农村税费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继、家庭承包经营之后农村的第三次重大改革。改革的措施被高度概括为“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个调整和一项改革”：即取消屠宰税，取消乡镇统筹款，取消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用3年时间逐步减少直至全部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政策、调整农业特产税征收办法，规定新农业税税率上限为7%，改革村提留征收和使用方法，以农业税额的20%为上限征收农村附加税，以替代原来的村提留。其目的主要是通过对现行农业和农村领域的税费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规范农村分配制度，理顺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村生产力。但是，每一件事情都有其两面性，税费改革也不例外。解决税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关键在于政府。因为政府是公共权力机构，公共权力的直接对象就是公共问题。
一、政府应认识到税费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而实施配套改革
税费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涵盖社会、经济和政治，涉及国家、集体和个人。农村税费问题乃至整个“三农”问题的解决，并非一两项改革措施就能解决，它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不断总结经验，逐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涉及政府组织结构、财政收支体制、地方公共品供给机制以及行业管理体制等多方面的关系，每一个环节配合不当均可能使改革前功尽弃。因此，政府对农民的税收负担如何减轻、税收的累退特性如何扭转等问题必须结合当前农村经济的整体情况和结构性特点来分析，不能就事论事，更不能将改革的目光单纯地局限在税收体制之内。
1.政府要加快基层机构改革
基层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和权力腐败是导致农村税费改革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减轻农民的财税负担，使政府的运行机制从强制性管理向提供服务转变已成为当务之急。在机构改革中，我们应主要围绕精兵简政、转变职能、加强服务、开展竞争等方面下工夫。通过机构改革，基层政府各部门及留用人员完全能够高质量、高标准地完成决策、管理、服务的任务，为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找到真正的突破口。
2.政府要推进财政体制改革
在目前的财政体制下，县乡政府的财权和事权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是不少地方农民负担沉重的主要原因。改革财政体制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减轻农民负担的角度看，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把基层政府应当承担的各项公共服务开支纳入规范的财政预算体系，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这就离不开从实际出发调整农村基层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离不开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二、政府应加强相关的软环境建设，主要是制度环境建设
政府要依法行政，保障税费改革落到实处，就要全面清理整顿现行税费法规。对行业主管部门各自为政已出台的政策应进一步规范、统一，防止以依法征税为名而使农民总体负担失控。
1.政府要规范税制
依法治税，规范农业税收征管。严格规范农业税的征收工作，严禁收税不开税票或打白条、生产费用与农业税混征、搭车收费等行为。按照程序下达依法征税的法律文书，使征收行为规范化，以便取得司法支持。建立农业税到村户的档案管理，土地变动时档案也要及时调整。切实加强农税征管队伍建设，提高农税征管人员的政策水平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广泛宣传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特别是农业税收的法律法规，树立依法纳税模范典型，从而提高农民依法纳税的自觉性。
现行农业税收制度已失去税收效率原则，基层农税工作难于开展，并且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农业税收效率越高，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农业税收效率越低。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各类合法和非法的收费搭了农业税收的“便车”，经济越落后，农民收入越低、税费负担越重，税费征管成本越大。事实上，现今完全意义上的农业生产普遍存在亏本经营的情况，农民之所以能够生存，主要依靠来自外出打工等非农产业收入的支撑。因此，创办农村经济实体，解决农民非农就业问题，增加农民收入，才能从整体上提高农业税收效率。
改革现行农业税收制度，取消各类农产品税收，改为对生产和经营农产品的农业产业化经济实体征收农产品销售税，该税的纳税不再是独立分散的小农户而是农业上层市场组织——农产品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各类以农产品为对象的公司或企业。这一改革显然能改善目前农税征管困难的状况，提高农税征管效率。同时，由于农产品缺乏需求价格弹性，这一税收主要由农产品的消费者承担，从而间接减轻了农民的纳税负担。2.政府应积极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制度改革和改变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机制
现代税制的两个重要标志就是税收的无差别性及纳税人的民主。可是，目前我国以农民身份征税的情况依然存在，农民的权利也一直是被忽视的领域。因此，在下一步的税费改革中，一定要把农民的权利放在重要的位置，在向农民征税的同时要给予农民相应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将税费改革顺利地推行下去。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方面，我国现行的是制度内和制度外两种公共品的供给方式，制度内的公共品供给主要是指以税收作为筹集资源的主要方式，而制度外的公共品供给主要是指以非税收收入作为筹集资源的主要方式。要改变这种公共品供给机制，必须将大部分的制度外公共品供给纳入制度内，这样才能提高公共品的使用效率，满足农民的切实需求。
三、税费改革以后应防止农民负担反弹，跳出“黄宗羲定律”
政府有关部门不但要把关口，而且要着眼建章立制，加强经常性制度建设，更重要的是要从源头抓起，防患于未然。
1.堵住“管涌”
对“一事一议”的筹资、筹劳，一定要明确上限，制定严格的议事规程，严禁固定收取费用。对有关规费，要公布收费依据和标准，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对有关生产经营性收费，要强调自愿，必须在一定范围统一收取的，要制定详细且可操作、可监控的约束管理办法。对规费和生产经营性收费，均应加强行政监管，明确有关违规责任和处罚办法，并切实加强监督检查。
2.清淤疏浚
要下决心“消肿”，减人减事减支出。这是确保农民负担不反弹，确保农村税费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推进这项工作，既要坚定不移，加大力度，又要周密部署，谨慎操作。从此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减少阻力、“长痛不如短痛”等方面考虑，国家可一次性（当然可分为几年划拨）拿出一大笔钱，用于有关的分流安置工作。村级干部原则上都实行交叉任职，可否参照四川省的做法，不管大村小村，一律按不超过4个人补贴。
3.加固“堤防”
尽快将成熟的政策上升为法律，对可能出问题的“口子”筑起一道坚固的法律屏障，这是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和监管工作“溃堤”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在继续建立健全有关政策的基础上，加快农村税费改革的立法工作，该制定的制定，该修改的修改，该废除的废除。
通过配套改革，认真规范村级“一事一议”等筹资筹劳制度，防止成为新的乱收费口子；实行政企、政事分开，管好经营服务收费，防止变相加重农民负担；要谨防部分地方截留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借机将农民不合理负担合法化。只有配套改革搞好了，相关措施落实到位了，农村税费改革才能顺利进行，农业、农村、农民才能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四、建立完善的农业支持制度
农业保护的负面影响已为国内外众多农业实践所证实。农业保护不仅扭曲了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造成资源配置低效率和消费者福利损失，而且易于引发国际贸易摩擦、加重政府财政负担等问题。应充分利用WTO规则中的“绿箱政策”，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建立完善的农业支持制度，首要的是把现有的农业局、农科所、农技站等所有为农业服务的部门、机构依效率原则合并构建农业支持系统。制定农业支持政策的主体应是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县级政府具体实施。农业支持政策的内容主要包括：加强农业科研、技术推广与培训的—般性政府服务：加强政策性的农业金融体系和保险制度建设；加快农村区域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促进以市场机制优化配置资源的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加强对农田基本建设和环境生态保护的支持；建立健全农村信息网络系统；加强病虫害防治、农产品质量检验，促进绿色农业、生态农业的发展等。
主要参考文献：
1.唐仁健：对农村税费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探讨[J]，《中国农村经济》，2002.09
农业税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税费改革；农业税；农民负担
安徽省是我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省。为了了解改革效果，在安徽省财政厅支持下，我们于2001年8月26日到9月3日，对农村税费改革作了专题调查。调研期间，我们先后到淮北的颖上、五河、以及皖南的歙县，召开了6次座谈会，参加的有农税、农财、农业、预算、乡镇干部、政策研究专家以及部分多年从事农村工作的老同志等，查阅了有关资料。基本结论为：一是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成效显著，达到了中央预定的减负目标，也为“入世”后农业政策全面调整奠定了基础；二是随着税费改革的实施，中国财政体制和农业税收固有缺陷也逐渐暴露，这些问题急待解决。
一、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实施情况
安徽省面积有13.9万平方公里，在全省6000多万人口中，80％为农业人口，是典型的农业大省。该省很早就开始了税费改革试点。1994年，安徽省阜阳市各县（市）先后采取了“税费合并、统一征收”，但它们将“三提五统”等费与农业税合并后按人头分摊，形成了事实上的“人头税”，这一做法农民反应强烈，抵触很大。1998年，五河县按照“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税”模式进行了试点。1999年，在财政部指导下，在4个县开展了以“取消乡统筹、改革村提留、调整农业税”为主的改革试点。2000年，安徽省委、省政府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国务院7号文件，在全省范围内展开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安徽省在制定方案时明确了税费改革为“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个调整、一项改革”，即取消按农民上年人均纯收入一定比例征收的乡统筹费；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向农民征收的行政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取消屠宰税；逐步减少农民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和使用办法。
调整农业税政策的内容：1.调整计税面积，计税面积按二轮承包合同面积为依据；2.调整计税常年产量，计税常年产量以1993年到1997年5年间各县的平均单产为依据；3.实行地区差别税率，全省最高不超过7％；4.改实物征收为统一折成代金，计税粮价由省政府统一确定，分南、北两片。北片6个市以小麦为结算标准，2000年每百斤61元，南片11个地市以水稻为结算标准，每百斤57元；5.改革结算方式，由村结算改为按户结算，个人申报。
调整农特税的主要内容有：1.调整农特税率。农特税税率按照略高于农业税的原则由省府重新确定。2.调整征收方式。除烟草外，将农特产品由生产和收购两个环节征收的改由生产环节征收，以利于农产品流通。
将村提留改为农业税、农特税附加，与两税合并征收，分别入库。农业税附加为正税的20％，农特税附加原则上为正税的10％。村提留只能用于村干部工资、五保户供养、村行政办公经费等三项开支。村集体公益性和建设性支出“一事一议”，不再固定向农民收取。
为合理确定农民负担水平，安徽省还规定了三条硬性措施：1.严格以二轮承包合同面积为农业税计税依据；2.各县的农民负担水平以1997年实际数为上限，不得突破；3.到村、到户的农业税率最高不得超过7％，附加率不得超过20％；农特税税率应严格按省政府规定执行。从实际执行情况来看，全省农业税税率平均为6.96％，附加率平均为19.9％；农特税率平均为12.64％。为了保证税费改革的顺利实施，安徽省还制定了十几项配套改革措施。
经过各级政府努力，2000年这一改革已到位，并按新标准征税。
二、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主要成效
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目标明确，省委和省政府重视，采取措施得当，因而税费改革进展顺利，效果明显。
（一）减轻了农民负担，保护了农业生产力
从总量上来看，改革后的全省农民总税负为37.6亿元，比改革前同口径49.3亿元，减少了11.7亿元，减幅为23.6％；加上取消屠宰税和农村教育集资，农民负担减少31％，人均负担由109.4元，减少到75.5元，减少了33.9元。同时，省政府一次性取消各种收费、集资、政府性基金和达标项目50种，初步堵住了农民称之为“无底洞”的“三乱”，减负效果明显。
在目前，我国农民增收渠道不多。农产品存在着结构性过剩，价格下跌，农民外出务工困难的情况下，减轻农民负担起到了休养生息、保护农业生产力的作用。
（二）初步规范了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
改革前，在分配上政府与农民的矛盾集中在乡统筹、村提留等行政性收费上。
1.“三提五统”等是的内部分配形式。在撤消，实行家庭经营承包制后，义务教育、民兵训练等家庭以外的事务属于公共事务经费理应由政府负担，而“三提五统”却将负担转嫁给农民。比起城市居民来，这是额外负担，而且负担沉重。
2.“三提五统”收费背离了受益原则，是按人分摊的“人头税”。人头税是一种按人分摊，具有累退性性质，穷人负担高于富人的税收，在中国历史上自清朝雍正2年“摊丁人地”后已经绝迹。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时为筹措地方资金，1990年议会曾通过人头税法案，结果以失败告终并导致她1991年下台。因此，“三提五统”收费是历史倒退，它的分摊方式极不公平。
3.虽然国家规定“三提五统”等收费负担不得超过农民上年总收入的5％，但“总收入”是一个统计数，人为提高总收入既可显示乡村干部“政绩”，又可获得更多收费，因而存在着高估农民收入的“道德风险”。正是由于这类收费是事后、被动的，不具有固定性，农民额外的、被动接受，负担年年攀升，因而农民将矛头集中在农村收费上是有道理的。
这次改革，在适当提高农业税收的同时取消了一切行政性收费，简便、清楚，且顺应了历史潮流。同时税收附加还为村级行政筹措了适量资金，堵住了“无底洞”（各种摊派）。税收的稳定性也使农民心中有了底，给了农民一个明白。税费改革增强了农民的依法纳税意识，欠税和恶性抗税案件明显减少。许多地方出现了多年未见的农民排队缴税的可喜现象。
（三）带动了农村基层政权职能转变，改善了干群关系
税费改革推动了机构改革。乡镇机构臃肿、人员膨胀是造成农民负担过重、财政入不敷出的重要原因。税费改革后事实上的收支缺口，而“向农民伸手”又行不通，这就迫使县乡政府走“减人、减事、减支”之路。为了适应这一要求，安徽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市县机构改革之前，乡镇机构改革先行一步。一些县为克服财政困难，结合乡镇机构改革，行政人员精减达到50％。目前，全省乡镇机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精简分流工作初见成效。
税费改革也推动了基层政权职能转变。市场经济下，政府是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办哪些企业、个人家庭想办而无力办、办不了的公共事务管理机关。然而在过去，从农业税收、“三提五统”，到教育费集资等，乡镇干部一年到头忙于派款催粮，不合理摊派加上征收方式的强迫性，而摊派款项又没有严格的手续凭证，农民极不信任。这就形成与农民尖锐对立。加上一些人，败坏了党风政风。改革中取消了形形收费做到了“一种税，一口清”。税款由个人申报，不再经干部代收，加上征收机关严格依法办事，这些做法，既规范了征纳关系，减少了扰民，又从源头上制止不正之风的滋生蔓延，也将乡村干部从催款催粮中解脱出来，给了乡村干部一个“清白”。
三、安徽省改革试点中提出的深层问题
在肯定安徽税费改革成绩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深层问题。过去它们为“乱收费”所掩盖，税费改革后则充分暴露出来了。我们相信，从全国来说，这些问题也具有典型意义。
（一）县、乡财政平衡困难，存在着农民负担“反弹”可能
就规范政府行为、减轻农民负担的目的来说，安徽省这次改革目标已基本达到。但由于改革未涉及县、乡财政困难深化这一深层问题，存在着收费“反弹”可能。
1.县级财政基础薄弱，消化能力有限。无庸讳言，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加重了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负担。因此，如何帮助县级财政消化“缺口”是农民负担是否“反弹”的决定因素。然而，安徽省大多属于纯农业县，县级经济基础薄弱，加上多年积累的财政问题，基本不具备消化这一财政“缺口”能力。
颖上县是黄淮海平原的重要产粮县，人口为140多万人，土地平坦，水利条件较好，历史上最高的1999年粮食产量达到97万吨。在市场经济冲击下该县工业几乎全军覆没，目前只有化肥厂还在生产，却是亏损企业。据有关资料统计，2000年该县1.6亿元财政收入中来自农业税收的为8013万元，大体占一半。在改革前，该县将税费“捆”起来，按人头摊派。改革后的亩税负担由上年的112元降至65.4元。按人均负担计算由1999年的136元降到2000年的75.3元，下降了44.6％，相应减少财政收入4479万元，如果包括村提留，则减少了8400万元。该县目前的供给人数为2.12万人（含下岗分流人员3000多人），人均支出不足1万元。即使税费改革前，财政也相当困难。税费改革后省财政增加补贴1500万元，但由于多年积累的矛盾并未解决，为保政府运转，该县将发工资前四项的范围扩大到所有行政事业单位，但仍有缺口。据计算，在义务教育经费上有缺口为5000万元。类似情况在安徽省不是少数。
2.农业税收缺乏弹性，减支措施难以见效。由于农业税收不能随着农业收入增加而增长，而县乡支出却呈逐年增长，因而对纯农业县来说，即使一时能维持运转，随着时间推移，收支矛盾终将突出起来。为了帮助安徽省消化财政缺口，中央财政加大了转移支付，增加了财政补助。但该省财政一直偏紧，补助后仍有缺口。为了克服财政困难，省政府下决心大幅度精减县、乡行政人员。但按中央规定，精减人员的工资3年内仍由财政发放，因而减人并不减支。
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县级政府财政困难不断深化，因而有“收费反弹”的可能。另一方面他们又拥有行政权力，即使不能增税，也可向农民收费或变相收费。因此，只要时机适当就可能产生“收费反弹”。
安徽省的财政困难是中部地区的一个缩影。其实质上是“一切刀”的分税制体制下农业地区与工业地区的矛盾。中国中部地区的优势在农业，解决中国未来吃饭问题的希望在中部。而农业地区财政收入增长必然是缓慢的，因而财政困难深化有必然性。为此，区分东、中、西部优势，建设有利于发挥各自优势的财政体制和转移支付制度迫在眉睫。
（二）税收负担仍然偏重
农业税收负担有两个概念，一是指农业税收占农业总收入的比重；二是指农业税收占农业净收入的比重（即按GDP口径计算）。1980年代以来，随着化肥、农药、农机、农膜等广泛使用，农本大大提高。因而我们认为，农业税收负担应按GDP口径来计算。
在这方面目前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一种观点是按农业总收入计算的农业税收负担为3.55％，属于偏轻。另一种观点是安徽省县、乡干部反映农民负担偏重。为此，我们对该省统计资料作了分析。该省2000年的农业总收入为1023.4亿元。农业税费总额为37.9亿元，负担率为3.74％，但分母中含养殖业收入，而养殖业是不征农业税的，扣除养殖业后的农业收入为620.7亿元，实际负担率为6.10％。按GDP口径计算，税费负担率为8.98％（见表1）。这与我们在五河县调查的税收负担率10.2％基本一致。当然，其他没有税改的省的农民负担可能还要重些。从历史上看，即使明朝税负最高的杭州和松江府的负担率为10.5％。因而无论从那方面说，目前农民的负担都是重的。
农民负担偏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次改革，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尽了最大努力，因而责怪税收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认为，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农业生产力偏低。其次是分摊方式不合理，即税负全部集中在种植业上，而占总收入近40％的养殖业却不纳税。因而，如何公平地负担农业税收，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总之，减负固然重要，但根本出路是增收。无论从农民减负，还是加入WTO后农业严峻形势看，我们都要把农民增收、农业增效问题提高到基本农业政策的高度来认识。然而，中国农业社会3000年历史证明，小生产农业至多解决农民温饱问题，致富是不可能的。
2.种植业净收入是指按GDP口径计算的农业收入，公式为：农业收入=种植业总收入*系数（0.68），这一系数是来自五河县典型调查。
3.根据安徽省统计年鉴，种植业收入占农业收入（种植业收入+养殖业收入）的比重，1999年为62.18％，2000年为60.60％。
（三）税费改革也暴露出农业税收的制度性缺陷
税费改革解决了农村乱收费问题，也使农业税制与农业经济要求不适应矛盾“浮出水面”。这主要表现为：
1.“农业两税”并存对农业经济结构调整起阻碍作用
农业税制是按照“种什么，缴什么税”的计划经济思路设计的，由“农业两税”，即农业税和农特税构成。在市场经济下，这一税制结构与调整农业结构要求存在着冲突。歙县财政局反映，面对茶叶供过于求，有些农民想毁去茶园改种其他作物，但对茶园征收农特税，而对耕地征农业税，且后者的负担轻于前者，由于农特税已纳入乡财政基数，这就势必因影响乡镇利益而成为障碍。
随着农业市场化的深化，调整种植结构是经常的事。农业税制的缺陷为：（1）价格竞争已经使特产作物、粮棉作物的收益平均化，而农业税的特产作物税负重于粮棉政策起“逆向调节”作用；（2）在整个农业中，种植业处于基础地位。养殖业不纳税，税收全部集中于种植业的政策，显然不利于巩固种植业的基础地位；（3）农业结构调整会带来“农业两税”在征管上频繁调整，不利于乡镇财政稳定。（4）即使从征管上看，农业税按户征收必须有征收底册一个乡有上万农户，建立征收底册工作量本来就大，如果频繁变更，不但工作量大，而且极易产生漏洞。看来，“种什么，缴什么税”的思路已经行不通。
2.农业税制无法解决负担不公平问题
公平负担是指高收入者多负担，低收入者少负担。比起改革前的“人头税”来，新的农业税收按农户承包土地面积征税是比较公平的。然而，亩税额由省核定，全县统一的做法却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一——级差地租的存在。级差地租是土地的水利、土地肥瘦等不同而产生的收入差距。忽视这一因素，而采用全县统一的亩税额标准显然是不公平的。为了既公平，又连片，有的乡采取了“按人按份”的土地分配办法，承包差地的农户要比承包好田农户的面积多，甚至多一倍。这本是一项很好措施，而现在，承包差地农户的税额却大大提高。这有失公平。而养殖业不纳税，占农业总收入60％的种植业，却要负担100％的农业税收，显然是不公平的。
3.农业税制与稳定土地承包经营的要求相脱节
土地产权是农业经济的基础。为了稳定农村和农业，1998年中央决定将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期延长30年不变。这是应用“两权分离”原理，明晰土地产权的成功措施。明晰土地产权在古代称为“正经界”，是基本农业的政策。在明晰土地产权前提下，运用政策优势加速土地资源流动是我国现阶段农业政策的基本点。农业税制是政府用于调整农业经济关系方面的基本规制，也应当体现这一要求。
明晰土地产权不只是指明确耕作权，更指明确承包人在土地流转上（土地使用权出租、转让）的收益权。只有这样，农民才认为土地是他的，才有投资、经营积极性。在这方面，农业税收本应起重要作用：（1）它的征收对象是土地，可起界定土地产权的作用；（2）它在向农民征税的同时，起到保护税后合法收益的作用；（3）通过对土地租金、使用权买卖收益征税等，在土地流转方面起到确认和保护承包人合法权益的作用。可见，农业税收应当是明晰土地产权的重要手段。
而现行的农业税制却无法起到这些作用。（1）由于它是按“谁种田，谁缴税，种什么，缴什么税”进行的，税收都与土地产权归属无关，因而无法起到界定土地产权归属的作用；（2）由于它无法限止各种税后摊派，也就无法起到保护农民合法收益作用；（3）由于它不涉及土地使用权转让的税收问题，也就无法保护承包人这方面的合法权益。可见，农业税制与巩固和强化长期土地承包制要求是脱节的。而适应这一要求的应当是土地使用税。
上述制度性缺陷说明了农业税制度已不适应现实农业经济要求。因此，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完成，建立现代农业的税收体系应列入议事日程。我们设想，这一体系应由“土地使用税+增值税+所得税”组成。
四、结论
1.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证明，党中央、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的决策是正确的，是依法规范农村分配关系、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措施，是我国农村继、家庭承包经营后的第三次革命。这次改革对于促进农业经济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也为“入世”后农业政策的全面调整奠定了基础。
2.农业增收是一切农业公共政策的核心。只有农民增收，才能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解决“三农”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税费改革仅仅拉开了中国农村“第三次革命”的序幕。国外实践证明，发展农场制经济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3.税费改革在减轻了农民负担的同时，也使农业税收自身缺陷较充分地暴露出来。因而在推进税费改革的同时，我们还须进一步研究建设现代农业税收体系问题。
4.安徽农村税费改革后的财政困难，也要求我们对现行“一刀切”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改革，建设一个区别东、中、西部地区，有利于发挥各地区优势的财政体制和转移支付制度构架。
5.安徽省税费改革成功经验还说明，建设现代农业税收体系最适时机是在税费改革完成后。对于尚未进行税费改革的地区来说，减轻农民负担是第一位的，否则，农村经济难以稳定，下一步改革也没有基础。因此，我们主张农业税改革应当分两步走：先进行税费改革，然后是农业税制度的全面改革。
参考文献：
[1]安徽统计年鉴（2000）[R].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2]中国统计年鉴（2000）[R].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农业税论文范文第10篇
一、实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构想，必须彻底废除农业税，真正实现城乡税制统一
第一，单独设置的农业税，本质上是一种地租，与现代市场经济格格不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或者是对商品流转额征收，或者是对生产经营净所得征收，或者是对企业和居民拥有的财产征收。我国的农业税既不是商品税（流转税），也不是所得税或财产税。它针对的是农业生产用地，以常年计税产量为依据，不论农产品商品率如何，不论农业生产效益如何，只要用地，都必须缴“税”。农业税计税过程中，不扣除生产成本和农民自食口粮，连农业简单再生产都得不到充分的补偿。这种农业税制虽然在建国以后与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一起，曾为积累原始资本、建立新中国工业体系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当国民经济进入客观上要求工农业平行发展、逐渐以工补农的阶段时，继续维持这种城乡二元化的税制格局，不仅直接妨碍了农业自身的发展，而且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
第二，农民作为生产者，其税收负担大大高于城镇工商业者，也大大超出其负担能力，严重违背公平原则。从间接税角度看，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农业税及其附加统一规定最高为8.4%，如果换算为进入市场而成为商品的农产品的增值税率，那么它比一般工业商品的增值税率最多高出8.56个百分点。另外，在城镇，增值税纳税人达不到起征点（销售额2000～5000元/月）的，不用缴纳增值税，以此标准来衡量，一般家庭联产承包户根本达不到增值税起征点。从直接税角度看，如果对农民销售农产品的收入扣除其生产成本，绝大多数农民根本没有应税所得；如果从个人所得税角度看，绝大多数农民根本达不到800元/月的免征额，不应该缴纳所得税。
第三，征收农业税降低了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制约了农业比较优势的发挥。由于我国农业税不属于规范的商品劳务税，对进口的国外农产品，国家除征收农产品增值税（税率为l3%）以外，无法再征收相当于国产农产品承受的农业税税负的某种形式的进口环节税收；对于我国出口的农产品，国家除给予农产品增值税退税（最高可退13%，实际上尚未退足）外，无法将国产农产品承受的农业税税款退还给农民。这样，在农产品进出口税收制度上，打击了本已脆弱的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农业发达国家纷纷给予农业生产高额补贴，而我国目前对农业的支持总量水平很低的背景下，农业税这种“不补反取”的性质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
第四，现行农产品增值税制度不利于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不利于农业产业化经营。现行增值税制规定，一般货物增值税税率为I7%，农产品的增值税税率为13%，如果农产品加工后按工业品出售，即使在本环节没有实现增值，即原价进原价出，也会额外缴纳4个百分点的增值税。再加上有的企业向农民收购农产品原料时，根本就没有发票作为进项抵扣，因而连13%的进项抵扣也不能实现。这就造成农产品加工业的税负高于一般工业品加工业，从而制约了“订单农业”的发展，不利于农业生产商品化、规模化、专业化、高附加值化经营，不利于推进农业产业化，最终损害的是农民的利益。
第五，农业税征收成本过高，单独开征农业税经济效率低下。从全国来看，2002年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牧业税正税合计420亿元，加上附加总计为494亿元。全国负责农业税收征收的人员总计29.2万人，人均征收农业税及附加16.9万元。2002年全国农业税灾歉减免与社会减免共计52.98亿元。农业税收征收的全部成本，假定按每年人均2万元计算，全国合计为58.4亿元，农业税收征收成本比率高达13.24%.
第六，农业税征收事实上成为基层政权机构向农民收钱的“载体”。一些基层政权机构借合法收税之名行非法收费之实，引发了众多涉农恶性案件，损害了干群关系，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当前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之所以存在所谓“黄宗羲定律”隐忧，就是因为现行农村税费改革方案是“只减负担未转机制”。机制转变固然反映在若干方面，而在税制上，没有废除农业税这个载体显得尤为突出。虽然说，调整机构职能，精简机构冗员，改革管理体制，是治本之策，但是，革除这一“载体”，从制度上杜绝非法借用税收的名义，亦是必不可少的措施。
二、保留或变相保留农业税，统一城乡税制的目标就无法真正实现
在农业税税率降低到一定水平之后（比如2%左右），农业税就应该彻底废除。但有一种观点认为，取消农业税后，还应另外开征某种形式的专门针对农民的税种，如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以替代农业税。
所谓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就是对使用土地资源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农用土地面积、分别土地等级、规定不同的税额而征收的税种。其纳税人为使用土地资源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其征收对象就是农用土地，其税率采取级差定额分档税率，平均税负为农用地年均生产收入的2%，按年实行从量货币征收，继续实行灾歉减免和社会减免的做法。
与现行的农业税制基本要素进行比较就可发现，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在实质上与农业税在制度设计上没有大的差别，实际上仍然是农业税，本质还是一种地租。按照这一思路进行农业税制改革，并不能真正实现城乡税制统一的目标。
第一，开征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没有跳出城乡二元税制格局的窠臼。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仍然是一种针对农民单独设置的、游离于国家整体税制之外的税种，开征这一税种，仍然秉承对农民土地课税的陈旧理念，没有贯彻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对商品征税、对所得及财产征税的原则。
第二，开征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没有考虑中国农村的基本现实。中国农业人口众多，2001年我国农民人均经营耕地面积只有1.99亩。这一份土地，对农民而言，不仅是农业生产资料，而且在社会保障体系不能全面覆盖农民的情况下，还是维系农民生存的最后一道生命保障线。对农民课征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就有可能破坏这一生命保障线，从根本上损害农村社会稳定以至全社会稳定的基础。
第三，开征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不符合加入WTO之后我国农业发展的迫切要求。和现行农业税一样，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不是规范的商品税，国家既不能对进口农产品征这种税，也不能对出口农产品退这种税，这将影响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第四，开征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成本过高，农民利益得不到保障。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的征收管理方式与现行农业税的征收管理方式几无二致。按照这一思路，现行负责全国农业税征收的近30万人的队伍仍需继续保留，征收成本仍居高不下；现行农业税先征收再减免的运行机制仍然不变，农业税减免款被随意截留挪用的问题仍然得不到根本解决，广大农民的利益保障机制仍无法建立。
第五，开征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没有铲除“搭税收合法便车，向农民非法收费”的机制。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的征收，无论是计算土地面积、划分土地等级，还是确定级差税额，都将强化基层政权机构在征税事务中的地位，不利于改善干群关系，不利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三、彻底废除农业税，真正实现城乡税制统一，必须澄清几个认识问题
1.关于“皇粮国税，自古有之”
对于“皇粮国税，自古有之”这句老话，有些同志将其理解成，单独对农民开征的农业税自古有之；这种“自古有之”的含义不仅是对历史过程的描述，而且隐指与这种“自古有之”的农业税以及与之类似的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是有历史和理论依据的。对此，我们需要从两个不同层面加以辨析。
第一个层面，是就广义的税收而言的。在古代社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农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大部分。在这种社会经济条件下，农业税就是国家税收的主体，承担着为政府筹集几乎全部财政收入的职能。在古代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所言的“皇粮国税，自古有之”，虽然具体所指的就是农业税，但是其实际的含义是整体的“税收”，其阐明的道理是政府的存在、国家机器的运行，不能没有税收作为物质基础。
第二个层面，是仅就农业税而言的。如果说，“皇粮国税，自古有之”中的“税”是仅指农业税，那么这个说法就值得推敲。人类经济活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其不同的特征，税收亦有其不同的形式。在农业社会，对人头征税、对土地征税自然是税收的主导形式，但是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对商品征税、对所得征税就成为税收的主导形式。可以预期的是，随着人类经济活动进一步发展为以知识经济、服务经济为主体之后，税收的主导形式还将发生变化。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一些单独征收农业税的国家（最近的如阿根廷）相继取消农业税的内在原因。
2.关于废除农业税后“农民处于无税状态”
不同意彻底废除农业税的同志认为，不对农民单独开征农业税或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农民就会“处于一种无税状态”。据此认为，城镇居民要给国家纳税，农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却不给国家纳税，似乎也不公平。为此，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当前中国农民税负结构的事实情况。
首先就是农业税（牧业税）。在目前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农业税及其附加的综合税率最高达8.4%，与历朝历代税负水平相比，也是很高的。
其次是各种流转税。农民在缴纳农业税之外，作为工业消费品的消费者，一直都是流转税的纳税人。通俗地说，农民在买台电视机、买包香烟的时候，就已经向国家缴纳了增值税和消费税。据统计，2002年我国农村居民平均每人生活消费现金支出1467.62元，其中仅“衣着”、“家庭设备”、“交通通讯”和“其他商品”几项消费现金支出中所含的增值税和营业税，即为38.96元，据此，全国乡村总人口78241万人，即通过生活消费现金支出向国家缴纳增值税和营业税304.83亿元。再次是利息个人所得税。农民作为银行储户，也同样向国家缴纳针对储蓄存款利息征收的个人所得税，而且按照现行财政体制规定，这种利息个人所得税一分钱都没有用到农民头上，全部用于城镇居民的失业保障。也就是说，没有得到国家社会保障的农民，在为城镇居民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作贡献。
最后是隐性税负。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组织化程度差异等方面的原因，农民在与农产品收购商、农业投入品供应商进行价格谈判时，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农产品出售价格往往较低，农业投入品（如种子、化肥、薄膜、农机、农药、农业技术服务等）价格往往又较高，农民因此承担了部分本应由交易对方承担的税负。农民承担这种隐性税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政府职能在相关领域不到位而产生的。
由此可见，即使农民不缴农业税，农民实际上仍然是纳税人，向国家缴纳了相当的税收，这是由中国现行的税制结构、财政管理体制以及市场环境决定的。
3.关于在党和政府与农民之间建立良好关系
从财税方面来说，目前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方面“取多予少”，另一方面“取予不当”。“取多予少”指的是国家从农民身上以各种方式（税与费）“取”得太多，大大超出农民的承受能力，而理应由国家承担的保证农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则严重不足。“取予不当”指的是国家以农业税从农民身上课税存在诸多弊端，其他涉农税制也存在对农民不公的因素，而政府现有涉农支出，真正能落实到农民头上的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