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范文6篇

民间文学范文第一篇

在幼儿民间文学教育活动中，民间文学又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华民族古老的大地上长久流传。民间文学里的民间童谣、民间神话、民间传说、民间寓言、民间童话、民间成语等的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营养，而作品中常用的拟人、比喻、夸张的表现手法，让幼儿充分感受民间文学的美感，从而培养幼儿的文学理解力和文学想象力，让幼儿将体验到的情感、意境，用创造性的文学语言表达出来。于是，在大一班，你会经常看到孩子们沉浸在民间文学的瑰宝中！

一、好玩的民间文学小游戏

游戏是幼儿园的基本活动，而民间文学则利用汉民族语的四声、变调、合辙、押韵等语音特色和词汇量丰富的特点创造了颠倒歌、绕口令、词汇接龙、问答歌、拍手歌、传话、民俗童谣、手指游戏等形式的民间文学小游戏。瞧，在童谣游戏《五个好娃娃》，孩子们一边念儿歌一边做手指游戏，左手握拳念“五个好娃娃，乖乖睡着啦，公鸡喔喔啼，叫醒五娃娃”当念到“拇指姐姐起床了……”一边念一边用手把左手的五个手指依次扳起，最后一句孩子们边抓小手边念“我们都起床了。”幼儿不但在游戏中认识自己的小手，而且锻炼了幼儿手指活动能力，发展手指活动的调性。还有一些问答歌，如《我唱歌儿骑大马》、《什么尖尖尖上天》等等，幼儿在一问一答的游戏中增长了知识，也体验了同伴间交往的乐趣。每在餐后、睡前，孩子们或三三两两，或三五成群地围坐在一起边吟唱边玩，随意自然，不受任何时间、空间的限制，显示出其特有的优势，深受幼儿喜爱。

二、走进民间文学的世界

民间文学内容十分丰富，主要是通过民间童谣（包括摇篮曲、游戏歌、数数歌、谜语歌、字头歌、问答歌等）、民间故事（包括神话、传说、民间童话、民间笑话、民间寓言等）、民间谚语、歇后语等民间文学体裁来表达。

童谣是孩子们最喜欢吟唱的，《猪八戒吃西瓜》、《数哈蟆》、《数猫猫》……这些琅琅上口的童谣，让幼儿在说童谣中学习说话，学会诵读。配有童谣的手指游戏中，孩子们一边摆弄着小手，一边抑扬顿挫地诵读着有趣的童谣故事，其乐融融。绕口令是矫正吐字、发音的最好方法，其词令比喻生动，音调合辙押韵，使孩子在活动的快乐中提高了说的能力。幽默风趣的颠倒歌，以颠倒事实的夸张手法，让孩子们感受了民族语言的诙谐与滑稽，引导孩子们发散思维，大胆想象，在创编中丰富了词汇量。

三、民间文学走进社会活动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更多地接受了现代的信息，现代的思想，很多孩子在社会活动中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个性，他们不懂得交往与谦让，而民间文学却为孩子的社会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孔融让梨》、《排排坐》让孩子懂得谦让；《年》不但让孩子知道过年的来历，还引发孩子学剪纸的兴趣，又教育了幼儿热爱劳动，只有不怕艰苦才能得到幸福……这些植根于华厦大地的丰富多彩的优秀民间文学陶冶了现代的幼儿，并给予他们以热爱生活、讲礼仪、重情义、并激发了孩子们对生活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四、走进乡土民间文学，体验高尚的道德情感

民间文学范文第二篇

民间文学艺术对其创作群体以及国家的重要作用毋庸讳言，这在学术界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即我们不能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不符合现代知识产权客体和主体确定性等特征就拒绝对其给予保护。而这里尚需要我们继续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是基于怎样的价值立场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的?对该问题的回答，不仅关涉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的正当性，同时，它还是我们在众多的保护模式中进行选择的重要理论依据，甚至从更进一层意义上说，它还直接影响着我们构建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机制的具体制度设计。

在该问题上索有这样两种价值主张。一种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就是在保护人类创作之“源”，民间文学艺术与现代文化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如果人们仅仅注重各种智力创作之“流”的保护，而忽视对它们的“源”关注，则对知识产权保护而言，不能不说就是一个严重的缺陷。而另一种观点则是2002年3月25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间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的第三次会议中，绝大多数国家所持的一种价值主张。这些国家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主要在于：其一，就是要控制民间文学艺术的公开和使用；其二，就是要激活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价值和财产属性；其三，就是通过保护，激励以传统为基础的创新；其四，就是有效认证民间文学艺术，并确认其归属；最后，即通过保护以有效防止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减损、诋毁和滥用。

笔者认为，不管对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立场有什么样的分歧，以下两点是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的：第一，从国内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主要是为了使我国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能够永久地流传、世展下去，而使其不至于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埋。这种目的，我们可以从国际文献中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和对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用语上的差异得到证明。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通常使用的一个词是“conservation”，而对其他知识产权客体的“保护”使用的则是“protec，tion”。这种用语上的差别恰好反映了两者在立法目的上的区别。对传统知识产权的保护，侧重于通过赋予特定主体以财产权利和精神权利，来调动主体的积极性，使更多的科学和文学艺术作品得以不断地涌现出来，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则侧重于使客体本身得到存留、维持、传承，不因人们的行为而消亡。我国民间文学艺术资源相当丰富，但由于受到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民间的文学艺术正以可怕的速度在消亡和灭失。因此，我们立法的当务之急是将“保持”视为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最直接的立法目的，鼓励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整理和传承，并以此为中心，构建相应的制度，尤其是确立整理者和传承者的地位和权利。第二，从国际上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主要是为了增加我国在国际文化贸易中的砝码，促进我国的文学艺术和相关产业的繁荣和发展，防止其他国家无偿地使用、歪曲、篡改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事实上，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步要求加大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力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大量无偿地使用、开发其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两类国家之间利益上的严重不公平。而从发展中国家内部来看，民间文学艺术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也正日益地彰显。据统计，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利用民间文学表达形式的纺织品、美术品和其他轻工业产品在我国出口产品的比重越来越大。仅1991年一年我国利用民间文学艺术造型生产之产品出口创汇就是37亿美元。而近年这个数字还在继续上升。因此，在我们进行相关的制度设计的时候，确保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能够取得适当的“对价”就成了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时另一十分重要的价值关注点。我们认为，只有牢牢把握了上述两点，我们将来的制度设计才能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也才能使我们的立法在实现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同时又能很好兼顾我国在该问题上的国际利益。

二、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模式选择

前面，我们主要探讨了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价值选择问题。以下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即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具体模式问题。在该问题上，学者们的主张也是见仁见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范式观点：其一就是主张采用著作权法模式进行保护，具体来说就是在著作权法之下由国务院另行制定特别法规的方式加以规定；其二，就是进行特别立法保护，也即确立一个与知识产权体系相关的一个专门部门法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以下，我们对这两种观点逐一评析。

(一)对采用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评析

1、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肯定主义

主张用著作权法模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是大多数学者的主张。学者们认为，如果排除作品只能是个人创作这一固有观念，将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理解为集体或群体创作，那么就可以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著作权保护。其中的民间故事、诗歌和方言等就类似于口述作品；歌曲和乐曲等音乐表达形式以及舞蹈、游戏和仪式等就类似于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民间建筑与建筑作品，民间雕塑与美术作品都很相似。且在利用著作权法中已有相关原则、制度的基础上，利用著作权法加以保护也许是诸多方式中最为便利的。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中的大部分具有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相类似的特征。比如说它们都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创作；都具有独创性、可复制性和非物质性等特征。当然，主张采用版权保护的学者，也是承认民间文学艺术与一般作品的区别，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与版权保护的某些不协调之要求的。但他们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调整现行规则予以解决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对民间文学艺术版权保护的一些不和谐因素就全盘否定版权保护的合理性，毕竟版权是历经了上百年的考验而成为现今较为系统完善的保护途径，且其丰富的权利机制和制度原理是有很大灵活性的，能够适应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之需要。2、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反对主义

鉴于民间文学艺术与文学艺术作品之间的高度契合性，版权法的保护模式的确成了国际社会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最初选择。然而是不是说，用版权模式来对民间文学艺术提供保护时就一定没有任何问题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我们仔细加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实际上是存在着诸多的实质性差异的，而这种差异不但显示出了文学艺术作品与民间文学艺术间的本体性区别，而且该种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反对者否定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致命原因，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著作权法的本质限制性决定了它与民间文学艺术难于融合。我们都知道，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是建立在西方制度基础上的，发达国家一般不赞成将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准用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三百年历史的知识产权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部服务于现代工业、信息社会的严密的法律机器，其制度上的秉性决定了它不能成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主要手段”。而且，其中的著作权法也不是回答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或传统知识问题的。因此，采用传统知识产权保护并不能实现促进和弘扬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

其二，著作权法保护单一作者的禀赋也与民间文学艺术不相为谋。著作权法的核心是通过确认智力创作者对其创作成果的控制权，来鼓励和激发个人的创作能力。然而，民间文学艺术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群体性，个体的因素在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流程过程中没有凸现出来。在民间文学艺术中，根本无法找到一个著作权法意义下的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作者。著作权法保护的核心是作者的权利。而民间文学艺术没有明确的作者，那么用著作权法来保护，就会使权利因为没有一个落脚点而落空。著作权法通过激励机制来实现人类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持续繁荣的神圣目的也将因为主体性缺位而变得子虚乌有。

其三，著作权法“独创性”要求也很难与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特征相吻合。“独创性”是作品获得著作权保护的前提。一般认为。“独创性”是指作品应该体现作者的个性，体现作者智力火花的烙印。对独创性的最低要求是作品须由作者独立完成，而不是抄袭的结果。但民间文学艺术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其间，即使某个个体在模仿和传播的时候加入了一些个性化的表达，但这终将因为其慢慢被吸收为民间文学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最终无法分辨出个体的特性。因此，无论从何种视角来看，反对者都认为，利用著作权保护并非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最佳保护途径，如果我们执意地要把把民间文化艺术表达的保护糅合到版权的框架下进行的话，其结果就是在破坏了版权自身和谐系统的同时也使民间文学艺术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可谓两全而不能齐美，这与人类立法理性是根本背道而驰的。

(二)单行立法模式的分析

从以上对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模式的分析来看，运用著作权法来保护有诸多弊端，因此，我们认为采取特别的单行立法模式较好。因为，从目前国际上的最近发展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予以著作权之外的“特别权利”保护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示范法条》就是这种发展趋势的产物。但在究竟如何构建这样一个行之有效的规范群上，笔者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建构一个群体“民间文学艺术权”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群体所享有的权利应当是一个具有类似著作权性，但又不完全等同于著作权的权利。在国外，有人提出以“等同(quid－pro－quo)”理论来支持非正规创新者的权利主张。依据这一理论，既然在特定对象上的正规创新者会产生新的知识产权，那么与相关或相似的对象相关的非正规创新就应该导致一种类似权利(cognaterights)的产生。有人将这一权利称为“民间文学艺术权”，并认为“将‘民间文学艺术权’作为特别的和独一无二的而不是类似于著作权的权利或许会更好一些”。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问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会议的国家也普遍认为民间文学艺术是群体发展、传播、分享的，所以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不能充分地满足传统群体对集体权利或社区权利的需要。虽然，集体创作和集体所有不是所有民间文学艺术的共同的特征，但是成员国仍然已经意识到了建立法律解决措施来满足群体认可的集体权利和集体知识的愿望和需要。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在制定单行法时，可以考虑借鉴这一概念。当然，这一经我们建构起来的民间文学艺术权虽然在性质上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但与传统知识产权相比，它还具有自身的显著特征。即它具有集体性、时间上的永久存续性和不可转让性等特征。而这些特征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由民间文学艺术自身客观特性所决定着的。

2、应特别强调公法手段的保护

民间文学范文第三篇

论文关键词：范式；生活属性；情境；表演；民间文学批评

一、旧范式下的民间文学书写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发轫于“五四”时期北大歌谣征集活动。最初的民间文学研究以及对民间文学的界定都受到过西方民俗学研究的影响真正作为高等院校一门学科的民间文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什么是民间文学?几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一直援引俄国作家高尔基的观点．认为民间文学“主要是劳动群众的口头创作”．并称“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从其劳动和社会经验中抽取出来的知识总汇”。在一些辞书中，“民间文学”也被界定为“人民的口头文学创作指以劳动人民为主体创作并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口头文学作品”。这一理论判断基本符合历史的实际．尽管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定义。

这样的界定注意到了民间文学的口头性、集体性以及知识性特点．把民间文学的创作和享受的主体界定为“人民”或“劳动人民”．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只有“知识总汇”才与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有关．但没有被强化突出。所以说。这一阶段有关民间文学的定义都是照搬前苏联模式的结果．整个理论框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要做的仅是把本土的内容填充进去此体系对中国民间文学书写所产生的影响至今犹有余波．以致国内民间文学教材之问基本上差别不大：较早的教材明显带有阶级斗争论的观念．较近出版的把“人民”或“劳动人民”置换为略显中性的“民众”．吸收了新发掘整理的民间文学材料期间虽有段宝林先生主张对民间文学要做立体研究，以及杨利慧、黄涛诸学者重视民间文学的语境等富有新范式雏形的观点．但相关研究对这样根深蒂固的民间文学书写体系还是反思不够．鲜有从学科体制本身进行批判性重构。因此．大多数民间文学教材都没有很好地显示出学科本身的深度．以致形成民众的文学就应该是这样浅显的心理暗示。另外，随着文字、图画、音响、影视、电脑等媒介的出现与运用．民间文学的传播空间获得空前拓展．其传承手段也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尤其是进入国际互联网时代之后．伴随着新媒介的不断启用．民间文学的概念也面临着重新思考与界定的任务。

二、民间文学书写的新范式

万建中先生的《民间文学引论》无疑是此种情境下的“另类”书写．在学科本身的理论深度建构上大大超越于以往任何一部民间文学教材。虽然也有部分理论阐述与民间文学现象还不是那么水融，但著者的理论探索意识和充满安全感的论述，都昭示着迥异于以往民间文学书写的新范式。其《民间文学引论》中的情境、生活属性、表演、民间文学叙事等概念都是第一次在民间文学教材中被论及或强调。把民间文学还原到生活世界中去。使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凸显．从而有力地强化了民间文学学科本身的属性．至少初步拥有了与作家文学对话的底气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征从而获得彰显．

也为民间文学研究展示了新范式。相比较而言．以往教材多注重对被文字记录凝固后的文本分析．忽略了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情境性．其美学和批评话语系统愈来愈显得不堪重负．这是现代民间文学发展逼迫出来的民间文学不只是作家文学的资源，我们可以更广泛地看待民间文学，把它当作生活的技艺．是传统的或者本地的实践活动的整个范围——包括语言的、物质的和习俗的活动，是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作家文学中之所以有民间文学．是因为它是现实生活世界里的基本组成成分。民间文学是面对面的直接的表演，表演者和观众是互动的这种情境是被凝固在文字中的民间文学文本所缺乏的万建中先生的《民间文学引论》首先抓住了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语境．去展示或表演生活世界中的各种民间文学样式：理论建构意识贯穿全书始终美国著名文论家艾伯拉姆斯所提出的文学研究四要素即作家、作品、世界以及读者，也在万著中得到创造性的体现．不过这里的“作品”是生活世界中的活态的文本．与程式化的生活和程式化的审美紧密联系在一起．让民间生活世界充满民间文学的动感、质感如果说以往的民间文学研究是韦勒克意义上的内部研究．即仅仅关注文字记载后的文本中的民间文学，那么，万著《民间学引论》似乎更强调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有机结合。在某种情境下更强调民间文学的书面文本返回到生活中去．以获取其原本的活态性，与生活世界水融：研究、体验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审美情境性研究．或者说生活态的民间文学重新回到生活世界。万著中把前者称为“民间文学的文学文本”．后者被称之为“民间文学的生活文本”

我们要想理解并欣赏生活世界中的民间文学．了解创造并表演民间文学主体的生活方式的知识是必需的在非洲东部的牧牛民族丁卡人是这样形象地描写了隐匿在云层背后的月亮——“雨季之黑公牛从月亮的牛栏中解脱了。”很明显．假如没有创作和吟唱这首歌的那些人的生活方式的知识．就无法真正理解这类形象著名人类学家巴克曾经依靠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生活知识抨击了一个自以为是的流行观点——史前时的雕塑和壁画之所以夸大女性的和腹部．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殖崇拜观念在作怪他提到的一个例是在中非莱加很普通的雕像．即一个鼓起腹部的女人。她的意味远远不是引起赞赏．而是对其与人通奸而怀孕的惩罚．但在博物馆和艺术画廊中．这个形象常常被当成生殖崇拜的例证来加以解释。他还提到另一个普通的莱加雕像．一个人举起一只胳臂：这个姿势有时被解释成向天帝祈求。但是巴克认为．莱加人与天帝没有关系：对他们来说，这个姿势表示一种禁忌。因此，“民间文学将生活呈现出来并使生活成为审美的现场”，或者说民间文学美在情境。

其次．在万著中我们发现民间文学研究已经回归到声音的层面，即对民间文学口头性的重视．也是与万著对生活属性的重视相关的。相对于视知觉所拥有的认识——思维定势．听觉以及由此形成的节奏感总是侧重于我们的情感体验之维所以著名德国美学家施莱尔马赫提出：“语言有两个要素：音乐和逻辑：诗人应使用前者并迫使后者引出个体性的形象来。”这样。撇开关于“语言的两种用法”的争议我们发现．与通常给人以“概念等价物”的印象截然不同．语言实质上首先是诗的媒介．或者说是民间口头诗歌的媒介。事实上．当语言学家萨丕尔强调，“语言主要地是一个听觉符号系统．正常人的语言冲动首先发生在听觉印象的范围”当评论家帕克据此而坚持．“只有在具有音乐性也具有形象性的表达中，才能发掘出语言表现的全部潜力”两：当文学枭雄王尔德在谈到诗性写作的奥妙时断然表示：“我们必须回归到声音上去．这是对我们的考验”：都无疑可视为是对海德格尔“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这个命题的不同诠释。虽说对于要求精确限定的科学表达而言．语言的这种诗性品质常常成为问题但对于侧重经验交流的艺术活动来讲．这不仅并非语言媒介的劣势．恰恰相反是它的优势所在。

放眼全球背景下的民间文学研究．西方是走在前列的：重大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几乎都是西方学者完成的。作家文艺学的研究也启发着民间文学的研究。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严重滞后．一时半时难以走出消化吸收西方理论资源的阴影“五四”时期对西学的借鉴与启蒙救亡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研究也像政治一样全面倒向前苏联的怀抱．构建本土化的民间文学理论的主体性都丧失了，遑论创新。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苏联体制下受到压制的民间文学理论也被当时的中国学者拒绝了。真正的民间文艺学大家如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研究成果只有在改革开放后才逐渐介绍到国内。本土化的民间文学研究一直笼罩在西方的阴影里。可喜的是．这样的借鉴和吸收有了重要进展。万建中的《民间文学引论》视野开阔．广泛吸收最新成果．尤其是对西方的理论资源或相关学科的理论兼收并蓄。因而赋予其专著以很浓的理论思辨色彩，这是以往同类教材中所缺少的．也是中国民间文艺学中亟待建构的内容。从这个角度说．《民间文学引论》作为一本高等院校的民间文学教材无疑显得有点“另类”，作为颇具个性的专著可能更合适。

三、民间文学研究的展望

毕竟，万建中先生的《民间文学引论》给我们今后的民间文学研究带来很多启发．例如．如何把用来分析作家文学文本的叙事学．成功转换为分析民问文学的文学文本和书面文本的有效工具．就很有挑战性和前瞻性。诚然，如何做到理论闸释与研究对象的妥帖吻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次．在众多民间文学教材中一——包括万建中的《民间文学引论》——民间文学批评一直缺席。既然我们的民间文学研究可以借鉴作家文艺学中的理论和方法．民间文学也应该拥有自己的批评．而不仅仅是民间文学研究在笔者看来．民间文学研究不等于民间文学批评民间文学批评的缺席就很有探究的必要．相关研究迄今还未见到。若结合民间文学的特点和功能．我们可能会厘定出民间文学批评的原则或维度。

民间文学本身的品味或品质到底如何获得提升．民间文学批评不失为一种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即使我们通过对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表演情境的强调，初步拥有了与作家文学对话的实力．明确了民间文学非文学的～面，但民间文学若被封闭仅靠自身去补给营养．缺少新鲜艺术的介人和影响，这样的民问文学的前途会是黯淡的。实际上．自作家文学出现后．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总是互有影响如此才能保证民间文学自身的精神品质得到不断提升．否则不论我们多么强调民间文学的重要性和艺术性，受众终将不愿回到那样的生活现场．却愿意反复咀嚼欣赏作家文学．因为后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更耐人寻味。正如我们人类既是集体的一员，又是拥有个人性情和尊严的鲜活个体“根据费尔迪南．索绪尔(FerdihandSaussure)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方法．民间文学应属于前者而文学属于后者。属于语言的民间文学以社团为基础，是口头的、集体的：而属于言语的文学则是个体的、永久的书面记载”

第三．民间文学的生态环境走向虚拟化．身体几乎被悬置。民间文学原本与生活世界血脉相连．具有现场性和原生态性．如今却脱离了生活世界．被各种媒介所再现或表现．使民间文学艺术又增加了某种表演性．从而具有了双重的表演性．因此又反过来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和生命体验这种历史情境有利有弊．若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无疑是人类生活走向虚拟等荒诞处境的真实征候所以有学者曾经著文强烈呼吁重视史前艺术研究的思想在此凸现其重要价值传统如何与现代结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继续探究的问题金耀基从古城海德堡寄给董桥的信上说：“其实我就是喜欢这种现代与传统结合在一起的地方：有历史的通道．就不会飘浮；有时代的气息，则知道你站在那里了!”

传统的民间文学和新兴的民间文学都是民众所需要的．后者总会或多或少拥有传统的毖础。前者至少能帮民众认识自己的文化身份。

民间文学范文第四篇

知识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知识产权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1]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刻不容缓，这一点毋庸置疑。但直至今日，我国并未出台一部完善的既能对民间文学艺术予以有效保护，又不会阻碍其传播发展的法律法规。[2]究其根本，我们得出两点原因：其一，民间文学艺术的独特性使其权利主体的归属存在广泛的争议。民间文学艺术是一种历史文化的积淀，也是无数人民智慧的结晶，它的的群体性特征决定了不可能由某个个体单独享有相关权利。相反，它应该是某一地区的集体共同所有的财富。但按照发达国家确立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没有特定权利主体的文化现象,以及存在超过一定时间的文化成果都被视为公有领域的东西,任何人均可随意使用而无需征得他人的许可,更不必向他人支付使用费。这便又使得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化为乌有。目前，我国云南、贵州、宁夏、浙江、福建等地，虽然已出台了一些专门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行政保护的地方性法规，但都是公权性质的保护。从各国的实践来看,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的主体资格多以作者身份不明为由而被直接归属于国家,并指定相应的机构行使权利，由此推论,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应该是属于产生它的地区或民族,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但若国家作为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而享有相关权利，便会剥夺了发源地人民对其的专属权益，而该权益恰恰是民间文学艺术产生、发展、创新的源泉与动力。因此，国家只可从宏观上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进行管理和调控，而不应作为其主体而具体存在。针对此争议，我们认为，在立法过程中确定权利主体时，应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将权利主体的概念具体为官方指导的民间文化协会之类的组织，这些组织根据各地区的实际需要依法设立，具有独立社团法人资格，它负责搜集整理当地民间文学艺术，并报当地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认证批准，其中各地不同协会遇有权属争议当报共同行政主管上级认证解决。其二，针对保护的范围及内容也存在争议。之前曾提到，民间文学艺术的生命力，以及魅力在于其产生之后，不同地域的人们的不断演绎、再创作，这便给立法部门在规定保护客体范围时提出了疑问。究竟是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核心内容还是表现形式，是保护它的全部还是一部分，对后人在其基础上进行的表演、再创作的范围是限制还是鼓励。这些问题成为困扰立法部门调查起草先关法律的根源。

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与商标法保护

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条以及《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规定的保护对象，即作品的含义为文学、艺术、科学研究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也就是说著作权法所保护的客体对象应具有范围上的特定性、独创性及可复制性。独创性是指作品由作者自己独立完成，并具有一定的创造性。民间文学艺术是特定地域范围内的具有独特技能的个人或社会群体独立创作的，体现了该社会群体人民的内在思想情感、外在体验和价值观并具有一定文学艺术价值的智慧结晶。这就说明民间文学艺术既不是从其他民族的剽窃而得来的，也不是通过对已存在的文学表现形式的简单模仿与复制得来的，这一点上并不存在异议。可复制性是指该作品可以以某种客观形式存在，民间文学艺术同样具备这一特征，否则它便无法被人欣赏并得到保护。此外，我们说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目的是防止他人未经许可的滥用或歪曲性使用，并且在使用过程中应表明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所属。以维护民间文学艺术来源群体的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这也符合著作权中对权利客体的保护目标。《著作权法》第六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若单纯采用著作权法的保护模式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又存在冲突。除上述的权利主体与著作权通常要求的明确主体相冲突外，二者在保护期限上也存在矛盾，《著作权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期限为五十年，而民间文学艺术的艺术价值是在世世代代的岁月积淀中不断丰富，不断充实的，是不应受到时间限制的。最大限度地保护权利必须依赖保护手段的多样性。[3]因此我们说民间文学艺术属于著作权法,但又不同于传统的著作权法，采用单一的著作权法保护模式并不全面，只有著作权制度与专门的知识产权立法相结合才能对民间文学艺术提供全面、充分、有效的保护。由于民间文学艺术是某一地域内的人们长期生产生活中共同创造的智力成果，具有主体不确定性和地域性。根据我国现行商标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将地理标志定义为表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我们得出地理标志与民间文学艺术都是特定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相结合的产物，都具有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两者的内在契合性为民间文学艺术的地理标志保护提供了理论支持。[4]虽然商标是附着于商品之上的，将属于文化范畴的民间文学艺术与经济范畴的商品等同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但笔者认为，在商品经济大环境的刺激下，民间文学艺术已在商品化的包装下获得了大量的经济价值，同时商品化与市场化也为其更好地宣扬与传承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保障，因此民间文学艺术赋予商品的属性并无不妥。对法律制度的理性分析是达到对规则构建之法律依据的认识和把握的基础。[5]由于《商标法》第三十七、三十八条对注册商标的期限和续展的规定，利用地理标志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可以不受保护期限的限制，在有效期满前进行续展，从而为其民间文学艺术表达设立了一种潜在的永久性保护。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地理标志可以作为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申请注册，如前所述，民间文学艺术的商标法保护类推适用于商标法有关地理标志的规定，申请证明商标注册或集体商标注册，可以有效地防止他人对该民间文学艺术的侵害和破坏，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发源地人民合理的开发其独占性经济权利，也可以更好地协调民间文学艺术发源地人民内部之间对传统文化的利用关系，形成公平的利用观念，从而更好地促进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商标法》第四十条的使用许可制度规定商标注册人可以通过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许可人仅将注册商标的使用权转移给被许可人，而不发生注册商标所有权的转移。使用许可制度使人们得到了合法使用民间文学艺术的便利途径与法律依据，不仅如此，它也促进了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播和使用者与创造者对相关权利利益的分享。

三、民间文学艺术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特别立法的保护

民间文学艺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也应不断的适应，不断的变化。随着商品化的入侵，越来越多的民间文学艺术已被商家所利用，成为占领市场，获取利益的工具，这不仅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时推动了相关产业的飞速发展。在利益的诱惑下，参与民间文学艺术商业化的来源群体及传承人，组织或个人，应遵守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市场交易原则。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禁止虚假宣传行为、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标志行为以及禁止侵犯他人商业秘密行为的规定，都可以作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直接法律依据。例如，我国许多符合商业秘密构成条件的民间文学艺术商品都包含有涉及生产制作过程的配方，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或者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该规定使其得到了有效、直接的保护。与此同时，2006年12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北京泥人张”侵犯“天津泥人张”名称专有权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开创了运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知名产品的先河，为民间文学艺术产品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提供了范例。因此我们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模式也是对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部法律同时也存在一定缺陷，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法律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原则上只限于市场经济下的商业行为中，且必须存在市场竞争这一前提，但民间文学艺术并不总是以交换商品的形式存在，也并不总是和对文学艺术进行市场利用的第三人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因此我们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只是对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补充，并不能代替其他知识产权法规对其进行全面的保护。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现有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的著作权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都可在一定范围内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但同时也存在着相对的不足，例如著作权法中的对权利主体和保护期限的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保护客体属性的规定等都与民间文学艺术有一定的冲突。权利保护的效果依赖于相关法律体系的完善，立法的完善应立足于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

因此，我们认为，若想实现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与管理，保证民间文学艺术的持有人的相关合法权益得到实现，防止他人的非法侵害，并最终促进民间文学艺术得到最好的传承与发展。国家立法机关应该在完善以上相关法律的基础上，加快建立一个特别的、系统的、全面的，针对民间文学艺术特有属性及特殊现状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四、结语

民间文学范文第五篇

在2月1日《中国文化报》发表的一篇访谈中，百岁“草根学者”贾芝先生说：“有的同志整理少数民族的‘古歌’，因记录残缺不全，就补入一段自己的创作，使上下文衔接起来。我以为这样做是没有必要的。”他认为，民间文学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凭借口头传播的一种活形态的文学，它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和作用，更具有它自己多变而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语言特点，这就要求我们在记录和保存民间文学作品时严格注意科学性的问题，绝对不允许随意乱改。贾老先生的话令人深思。但遗憾的是，在当今某些轰轰烈烈的民间文艺采集活动中，不仅“随意乱改”之风时有发生，而且“故意造假”的事情也不断出现。

民间文学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最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门类和领域之一，是民众口传心授、世代相传、集体创作、集体享用的语言口头艺术。在旅游业兴起之后，有的地方本没有什么文化遗存，更没有什么民间文化积淀，但是为了吸引观众，“打造”出一片“文化新面貌”，就纠集一些所谓文人打着搜集民间文学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幌子，开始了牵强附会的造假之旅。因而假神话、假故事、假民谣大行其道，民间文学在那些地方实际上是被异化为了景点的宣传广告，其真实性被亵渎，严肃性被消解，科学性也被剥离了。比如有的地方添油加醋编造某个著名神仙的神话，以乱点鸳鸯谱的方式力证自己这里有着不凡的来历。有的地方移花接木杜撰历史人物的传说，以“拉郎配”的方式来显示自己这里“人杰地灵”的底蕴。有的地方从著名的小说和戏剧中“找灵感”，有的地方从山形水貌上做文章，甚至借助一块石头、一个山洞、一段野史，也都能编出一段活灵活现的民间故事来。无论是孙悟空、猪八戒、吕洞宾，还是炎帝、黄帝、诸葛亮、岳飞甚至连《水浒传》中的潘金莲、西门庆，都能滔滔不绝地讲出一些被冠以民间文学之名的离谱故事。这些被人工“创造”出来的民间文学浑水摸鱼、泛滥成灾，令人摇头叹息。

民间文学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利用，是当下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课题。民间文学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旅游文化资源之间的价值互动，有着天然的文化优势。对民间文学资源的弘扬和开发，也不失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有效途径。其学术成果被用于促进地方旅游发展，乃至发挥其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杠杆作用，本是无可厚非的好事，但把民间文学研究和非遗保护当作旅游开发和经济发展的踏脚石，一哄而上，互相仿制，胡编乱造，显示了一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

人为“创作”出来的民间文学披着搜集整理的外衣，干的却是造假贩假的勾当，不仅败坏了民间文学研究的声誉，而且扰乱了非遗保护的生态环境，侵蚀了民间文学特有的原生态的本真之美。失去了科学性、真实性、代表性的所谓民间文学，也就失去了个性和风格，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和基础。

“绝对不允许随意乱改！”贾芝老人的话说得多好啊。民间文学，也要打假！■

民间文学范文第六篇

近看像个要饭的，

仔细一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

不知是谁给贾芝先生编了这首顺口溜。在一次聚会上，贾芝先生当众朗读，有板有眼，十分得意，看来他对这顺口溜是认同的，至少没有反感。

这顺口溜的“作者”也真会编，看似贬，实为褒，意思是说贾芝先生生活朴素，平易近人；工作上要求高，生活上要求低；地位变了，仍保持简朴的本色。这是人们对贾芝先生的最高评价。

我与贾芝先生相识快半个世纪了。1957年我背着一大包我搜集的白族民歌，从遥远的祖国边疆来到首都北京时，第一个拜访的就是贾芝先生夫妇。贾芝先生的结发夫人李星华女士(烈士之长女，已故。)我在云南大理就见过，跟贾芝先生则是第一次见面。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此后我一直在贾芝先生的领导下工作。

哥俩红与黑

贾先生属牛，原名贾植芝，今年93岁，1913年生于山西襄汾县南侯村。他与其弟贾植芳先生都是有名的文化人，在上个世纪一“红”一“黑”，演出了一幕幕人间悲喜剧。

旧时襄汾，贾家算得上是个富家，其祖父是个精明的山西商人，早年曾在北京大栅栏开估衣店；父亲务农，为人忠厚，常做善事。贾先生说，他小时候常见父亲将从北京买回的药品及家中钱粮送给村里人。他的伯父经商，办的是洋务，见多识广，贾先生曾一度过继给伯父。在贾先生身上，有父亲的影子，也有伯父的影子。

贾芝兄弟俩少小离家闯荡四方，全仗伯父支持。伯父重视教育，眼高志远，使兄弟俩有幸在少年时代受到一流的中西文化启蒙，因而他们与生俱来的天赋得到充分的发展。兄弟俩都酷爱文学，他们差不多同时都做起了文学家之梦。贾芝先生善诗，曾被艾青称为“布谷鸟诗人”，同时他法文也好，译过不少诗文；贾植芳先生秉性聪敏，被称为“神童”，他精通俄文，英语、日语也很好，国学基础堪称上乘，是我国最早的翻译家之一。1931年，18岁的贾芝先生自费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水磨集》，不久贾植芳先生也出版了译文集《契诃夫手记》，贾氏兄弟从此崭露头角，步入文坛。

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1937年，贾芝先生从中法大学孔德学院毕业，本来想到法国(里昂大学)留学继续深造，但由于“七七”事变发生没有去成。为参加抗战，贾先生于1938年8月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秘密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到延安后先在“抗大”学习，后入“鲁艺”文学系学习，然后在延安中学、延安大学等单位工作。1949年到北京后，先后在文化部、人民文学出版社、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民研会做党的工作兼研究工作，贾芝先生“吃过小米扛过枪”，当然是革命作家。

贾植芳先生的命运却完全相反。他从19岁就开始过第一次监狱生活，他一生坐过四次监狱：北洋政府的监狱、日本人的监狱、的监狱，第四次入狱的罪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

所以当时人们说，贾氏兄弟走的是两条道路，一个走的是“红”道，一个走的是“黑”道。其实，这是历史的误会。现在已经真相大白，贾氏兄弟都是革命战士，革命作家：贾芝先生自不必说，他是从延安走出来的老革命；贾植芳也是革命的，解放前他曾介绍许多进步青年到延安去，解放后他作为进步知识分子先后在上海震旦大学、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系主任，讲授苏联文学。贾植芳说：“当年复旦的教师，陈望道翻译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我翻译恩格斯《住宅问题》，此外再没有第三个人翻译过马恩的东西。”然而1955年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时，人们指控他翻译马列著作是“披着红色外衣”，这一指责似乎给贾植芳先生留下了“后遗症”：前年贾芝先生买了两件红色茄克衫，一件自穿一件送给弟弟，但弟弟一直束之高阁。学生问他为什么不穿?他答：“这是红色的外衣，不能穿。”这诙谐回答在校内一时传为佳话。

贾芝和贾植芳感情甚笃，但因为政治原因曾一度失去联系，粉碎“”后贾植芳获得彻底，1979年贾芝先生之妻李星华女士逝世，贾植芳来北京奔丧，我代替贾芝先生到北京站接站，领他到了演乐胡同贾宅，兄弟俩25年不见，相见时激动欣喜之状让人难忘。

民间文学就是他的生命

有人说，贾芝先生如果从政前程不可估量，这话似乎不无道理。因为论资历，贾先生是从延安走出来的老革命；论学历他是老革命干部中为数不多的大学生；论社会背景他是革命烈士的女婿，又是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委员长等)的老师，但贾先生不长此道，他淡泊名利走冷门：民间文学，他成了民间布衣文学家。贾先生说：到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是党分配的但也是他的志愿。贾先生原是写诗的，到民研会后行政工作多了，写诗的事自然又要中断，大家很为他惋惜，然先生却说：“我不写诗还有人写诗，但民间文学我不搞就很少有人做了，民间文学多重要啊!”

贾芝先生对民间文学真是情有独钟。在史无前例的“”中，许多部门都被砸烂，他自己也成了“革命对象”，但他仍然念念不忘他的民间文学。记得60年代末中国文联大院里贴满了大字报，那时贾芝先生还戴着“走资派”、“反动权威”等帽子，但他满不在乎。他在大院扫地时看到《民间文学》编辑部的资料丢得满地，他就一篇篇地拾起来看，心疼得不得了。我看到了说：“什么时候了，你还弄这个?”他不说话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从他的眼神中我仿佛看到他想说：“你也是吃这碗饭的，连你们这些人都这样，真让我失望!”至今思之，仍觉汗颜。

贾芝先生对民间文学事业可谓呕心沥血。他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外就是研究民间文学，有时甚至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并由此产生了不少的“贾芝笑话”：

笑话之一：贾先生携带户口本去邮局取包裹，附带寄信。结果他心里想着民间文学的事，把信和户口本一块丢进信箱里。没办法了他只好在那里傻等，待邮局工作人员来开箱取信时才把户口本拿回家。

笑话之二：一次贾先生到我家商量工作，慌忙之中把我女儿的书包背走了。我女儿追着他喊：“爷爷，爷爷，你背走的是我的书包。”贾先生呆了好一会儿才醒悟过来……

笑话之三：贾先生出门，在火车上得意地说，人家都说我丢三拉四，常丢东西，这回我可什么也没有丢!话还没说完，一挥手他把茶杯扔出窗外。

给“乡下老婆”让个座

贾芝是新中国民间文学事业创始人之一，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前身)成立之后，他一直是该会的领导者。“请给乡下老婆――民间文学让个座。”这是贾先生常说的一句话。贾先生说：“半个世纪以来，我的主要文艺活动就是为‘乡下老婆’争座位。我们成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也好，创办《民间文学》《民间文学论坛》也好，不为别的，就是为这个。”

为“乡下老婆”争座位，贾先生身体力行：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后，由于受社会思潮的影响，中国民研会也几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由于贾先生与民间文艺界几位同仁四处奔走，据理力争，终使中国民研会得以存在下来；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定位是抢救、搜集、整理、研究、保护民间文化遗产。贾先生不赞成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改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直到现在，他还主张把名称改回来；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少数民族过去大都没有作家文学，民间文学就是他们的全部，长期以来，他们的文学不被重视，其传承者民间故事家、民间诗人、歌手没有社会地位。对此，贾先生食不甘寝不安，粉碎“”后，他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名义，与国家民委、文化部联手，给国家领导人写报告，希望引起重视。后来全国少数民族诗人、歌手座谈会召开，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大大地推动了我国民间文学事业的发展。

――我国三大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的抢救整理工作也在不同时期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也是在贾先生等老一辈的关怀下得到解决。

长寿老人

今年是贾先生93岁华诞。我说：“你岁数这么大，身体又这么好，有什么秘诀?”他想了想说：“秘诀倒没有，但我的生活经验有六个字：心宽、吃醋、洗脚。”

心宽容易理解，就是说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事，贾先生心就是宽。贾先生说：“我从不悲观。天掉不下来，在我的字典中没有‘悲观’二字。”这是真话。我和他相处多年，没有看到他有愁眉苦脸的时候，他越来越像小孩，童心未泯，十分可爱；

吃醋，我可以将它擅改为“喝醋”，因为贾先生喜欢醋我是知道的。我和他多次一块出差，用饭时，不管吃什么菜他都要加醋，我只要辣椒，这充分表现了两人的生活习惯。“老西吃醋”众人皆知，老西喜醋笑话也不少。据说过去阎锡山部队的士兵都有两个宝贝：一是步枪，一是醋瓶，他们打败仗时只缴枪而不缴醋瓶。

对于洗脚贾先生特重视用热水，实际上是烫脚。“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贾先生宁可不喝水，也不可以没有热水洗脚。平常如此，战争时代也如此。据说当年在陕北，敌人进占延安，他随部队撤退到山沟里吃水很困难，每天晚上每人只能分到一杯开水，但贾先生舍不得喝，他就用这杯开水洗脚，将热水浇在脚趾缝里。像贾先生这样的洗脚癖，恐为天下仅有。

长寿秘诀还有一点贾先生没有说，那就是他有一位贤内助金茂年女士。金女士漂亮、脾气好，是贾先生工作上的助手，生活上的“饲养员”。贾先生自奉甚俭，早年日常生活的账都记得很仔细，连早点一个馒头多少钱都不漏过。孩子买菜回来，他问：“多少钱?”孩子说“两块。”他把两指一伸：“噢，两块?”然后从兜里掏出两块钱给孩子。这些家庭琐事耗费了他的很多时间。自从金女士来后，他就不必再操心了，吃什么，花多少钱，全由金女士包办代替。他和金女士感情深厚，相亲相爱，形影不离，日子过得甜蜜。他俩结婚已近20年了，但至今在贾先生面前提到他夫人时，他脸上依然闪烁着“罗曼蒂克”的光彩。

贾先生是幸福的，贾先生晚年生活幸福、身体健康，有金女士的一份功劳。

Scholar

Academician Promotes Folk Literature

By Yang Liangcai

I met Jia Zhi nearly 50 years ago. In 1957 I came to Beijing, carrying a big pack of Bai ethnic people’s ballads I had collected. Jia and his wife were the first people I visited. They received me warmly. I have been working under Jia’s leadership since then.

Jia Zhi was born in 1913 in a wealthy family in northern China’s Shanxi Province. He wanted to be a poet at a very early age. His first collection of poetry was published in 1931 when he was 18. Cutting a fine figure, he stepped into th literary world from then. In 1937, Jia graduated from university and wished to go on to study in France. Then, the July 7 incident occurred. In 1938, he went to Yann and worked at schools at the revolutionary base. In 1949, he went to Beijing. Over years, he worked as a researcher and administrator at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the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Institute under the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China Folk Arts Research Association.

It was said that Jia Zhi would have gone far if he had continued to work as a government official. It could have been true given his college education background, his qualifications as a veteran revolutionary, his relationships with a few top state leaders (some were his students) and his family relations (his wife was the daughter of Li Dazhao,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CPC).But Jia has never been after fame or wealth. He has devoted himself to China’s folk literature.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people in New China who started the study of folk literature and organized salvage projects to save the vanishing oral epics and folk stories. He founded the China Folk Arts Research Institute. He worked hard to save the institute when it was in a precarious position during the fierce political movements. Under his leadership, the institute has been in charge of salvaging, collecting, sorting, researching, saving, and protecting the folk literature in its various forms. Jia summarizes his work this way: all his work over nearly 5 decades can be boiled down to one phrase: I’ ave a seat for the village wife? meaning that the folk literature should be honored with a respectable position. Folk Literature, a national publication sponsored and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ion, has been a major forum for the country’s folk arts salvage projects.

Due to historical reasons, the ethnic people in the past did not have serious literature in writing. Folk literature was all they had, which unfortunately had been belittled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Story tellers, poets, and ballad singers of these ethnic groups did not enjoy a high social status.In the later 1970s, Jia work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State Nationalities Affairs Committee and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to submit a report to top state leaders, calling for their support to salvage folk arts heritage. Thanks to this effort, a national symposium was held later and attended by ethnic poets and singers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This landmark event greatly boosted development of the ethnic literary work. Jia Zhi has also helped salvage China’s three great epics, though the salvage project was interrupted again and again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e 93-year-old man says he has three secrets for his longevity: a broad mind, a vinegar-rich diet, and a hot-water footbath everyday.

It’s easy to understand what a broad mind means. Jia Zhi says, I’ never bow to pessimism.?There is always a way to look at things optimistically.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older he becomes, the more he behaves like a happy kid.

Jia loves vinegar. It is said that people of Shanxi Province are all partial to vinegar. Legends have it that every soldier of a Shanxi warlord in the modern history carried two things to the frontline. If they were captured, they would surrender their guns, but never the precious little bottle of vinegar. A native of Shanxi Province, Jia adds vinegar to all the food he has.

Footbath has been a must for Jia for decades. Even in the war years, he washed his feet with hot water at the end of the day if possible. During a campaign in the Liberation War in the later 1940s, the Liberation Army troupes he had been with retrieved to mountain areas. Water became a rarity in those days. Each soldier could only get one cup of boiled water in the evening. Instead of drinking the precious water, Jia poured it slowly and carefully on his toes.

Another longevity secret he does not mention is his happy marriage. Some years after his first wife passed away in 1979, he got remarried. The 20-year-old new marriage brings happiness to him. His face beams a romantic aura whenever he mentions his w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