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范文

绿色金融范文第1篇

目前，对于绿色金融的界定大体上可以分为狭义绿色金融和广义绿色金融。狭义绿色金融重在强调金融对绿色环保节能产业的支持；而广义绿色金融强调将“绿色”作为金融发展的一种标准和准绳，贯穿于金融活动的始终，贯穿于金融产业自身发展和对其他一切产业的金融支持中，从而突破经济价值最大化的单一经营目标，实现包括环境和社会价值在内的多元价值协调最优的综合经营目标，最终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狭义和广义并无优劣之分，关键是要适应金融发展的实际。

2016年8月31日，在人民银行等七部委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中，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这一界定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绿色金融做出的狭义界定，它符合中国金融发展的阶段，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值得指出的是，绿色金融是在长期的金融探索中实现的。绿色金融从提出到成熟的发展经历了萌芽阶段和勃兴阶段两个较为漫长的时期。

一、绿色金融的萌芽

世界上最早的绿色金融探索是从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开始的。

1988年5月开始营业的西德法兰克福艾科银行，是世界上第一个以环境保护为服务对象的银行。为创建该银行，法兰克福市市民每人捐赠100马克，共集资770多万马克，设立了环保基金，作为银行的资本。该行宗旨是：将存款者的本金和利息作为贷款，向重视环境保护和社会福利事业的企业或开发项目提供资金，但规定不向化学、原子能、军事、基因工程等有可能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平衡的有关大型企业或开发项目贷款，也不向与种族隔离有关的事业提供经费。这是绿色金融的肇始，之后又陆陆续续有一些类似性质的金融机构成立。1991年波兰成立了环保银行，重点支持促进环保的投资项目。其主要业务有：为波兰环保业筹集并扩大资金；为一些现代化的环保项目和投资提供贷款，如水保护、空气保护、高效利用燃料和电力、垃圾处理以及开发和生产用于环保和自然资源保护的仪器设备；为波兰的环保项目提供投资咨询服务。以上各项业务均由环保银行的职工和一批环保专家负责，配有现代化的运行程序和相应的组织管理机构，环保银行根据其特定的业务章程，参与执行由议会在1991年批准的国家环保政策。环保银行属以赢利为主的商业银行，但在波兰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赤道原则”与绿色金融的勃兴

在绿色金融的发展史上，赤道原则是一座绕不过的里程碑。2002年10月，国际金融公司和荷兰银行等9家银行在伦敦主持召开会议讨论项目融资中的环境和社会问题，会后由荷兰银行、巴克莱银行、西德意志州立银行和花旗银行在国际金融公司环境和社会政策基础上共同起草了一套针对项目融资中有关环境与社会风险的指南，这就是赤道原则。赤道原则包括序言、适用范围、原则声明和免责声明四部分，其中原则声明是赤道原则的核心部分，共有10条之多。赤道原则在绿色金融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划时代意义。

2003年6月，包括4家发起银行在内的10家大银行宣布接受赤道原则。随后以赤道原则为核心绿色金融进入了实践阶段，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加入了赤道原则阵营，赤道原则在全世界的不少大中型和特大型项目的贷款融资中得以应用。但赤道原则的贯彻实施中，有些项目在是否符合赤道原则方面颇有争议，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如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输油管道工程、萨哈林2号油气开发项目和印度的那马达大坝项目等。面对实际执行中出现的新问题，赤道原则进行了及时的回应。

2006年7月，根据国际金融公司修订后的《绩效标准》对赤道原则进行了修正并重新。对原有内容进行扩充和提升，扩大了适用范围，确立了项目融资环境与社会评审的最低行业基准。

赤道原则推出三年后，实行该原则的金融机构已经遍布全球，占全球项目融资市场的90%以上。赤道原则在项目融资市场的广泛，标志着绿色金融发展的新阶段。

近年来，绿色金融突破了以赤道原则为核心的绿色贷款的范围，向碳金融、绿色保险、绿色债券等方向拓展。据权威机构预计，到2020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将达到3.5万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第一大商品交易市场。另据权威机构统计，目前“贴标”的绿色债券占全球债券不到1%，未来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三、中国发展绿色金融的重要意义

截至目前，我们国家已经制定、出台了数个有关绿色金融的文件，在G20杭州峰会上中国更是倡导将绿色金融的理念纳入大会议题。可见，中国发展绿色金融的愿望是非常迫切的，那么，中国为什么要发展绿色金融？

（一）发展绿色金融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世界性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为了保护地球不被人类的过度开发所毁灭，世界各国都在采取行动，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但相比于人类对环境生态的破坏速度，这种行动仍显得力度不够。

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的因素很多，其中最大的破坏来源于人类目前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经济模式曾经是人类的重大进步，但市场经济的过分逐利性和生产行为的盲目性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这就需要人们从根本上反思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而绿色金融倡导将“绿色”标准纳入每一个重大经济活动的决策和运营中，无疑有助于纠正人类生产经营活动忽视自然环境的扭曲，从而推动人类朝着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因而，越来越多的金融界和政界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绿色金融的价值并加快实践的步伐。中国国内的一些金融机构已经开始了绿色金融的实践，中国政府在绿色金融方面也进行了不少前期准备工作，出台了好几个关于绿色金融的文件。这说明中国政府和中国的金融机构正在以全球视野适应绿色金融的发展趋势。

（二）发展绿色金融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

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新农村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三大重点领域。随着城镇化建设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等方面的环境压力不断加大，绿色金融注重环境承载能力和可持续原则，有助于提高城镇化建设与工业化生态价值，使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得更好、质量更高。新农村当前面临着控制农业资源污染、土壤的治理修复等问题的挑战，也需要绿色金融提供有力的支持。

（三）发展绿色金融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

高耗能、高排放、重污染、产能过剩、能源消耗过大等问题的累积，带来了严峻的生态环境考验。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和应对气候变化，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绿色金融的支持，有利于加深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在发展中的融入程度，加快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在发展中的周转速度，放大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在发展中的比重份额，推动环境保护深度融入。

（四）发展绿色金融是促进环境保护手段创新的内在要求

发展绿色金融意味着用市场机制来解决环境问题，要从履行社会责任的战略高度出发，加大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力度，让金融在推动环境保护、促进资源节约、实现低碳绿色经济发展中发挥出更大作用。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合理配置金融资源，推动技术改造和引进，加快技术创新，从根本上降低资源消耗、降低碳排放、减少污染，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绿色发展。随着未来绿色金融的大发展，更多资金进入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将显著改善我国的环境保护状况。

（五）发展绿色金融是解决环保投入不足的有效途径

资金需求量大、资金筹措难是我国环境保护的一大难题。当前，我国环保投资主要靠国家靠财政，或者靠行政手段，政府是最大的投资主体，投资目标是追求环境和社会效益，投资过程没有建立投入产出和成本效益核算机制，投资渠道单一、投资成本偏高、效率低下。绿色金融能够从根本上克服这个瓶颈，激励大量资金进入环保领域，激发更多生态产品的推出，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生态产品的需求。

（六）发展绿色金融是扩大我国发展空间的重大任务

绿色金融范文第2篇

2011年6月25日。地坛论坛。

这是一次由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北京绿色金融协会主办，北京环境交易所承办的绿色盛会，主题为“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的论坛重点聚焦于绿色金融如何推动“十二五”产业升级话题。

北京市东二环聚集了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神华等能源央企总部，东城区将依托上述资源聚集优势建设“北京绿色金融商务区”。为了聚集各方力量，深入推进“北京绿色金融商务区”建设，论坛上还举行了相关合作签约仪式，北京绿色金融协会与中国碳基金将落户东城。

绿色金融起步

所谓“绿色金融”，是指金融部门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政策，在投融资决策中要考虑潜在的环境影响，把与环境条件相关的潜在的回报、风险和成本都要融合进日常业务中，在金融经营活动中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环境污染的治理，通过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引导，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绿色金融，一是金融业如何促进环保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指金融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绿色金融”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早在1974年，当时的联邦德国就成立了世界第一家政策性环保银行，命名为“生态银行”，专门负责为一般银行不愿接受的环境项目提供优惠贷款。

而2002年，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和荷兰银行，在伦敦召开的国际知名商业银行会议上，提出了一项企业贷款准则。这就是国际银行业赫赫有名的“赤道原则”。这项准则要求金融机构在向一个项目投资时，要对该项目可能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并且利用金融杠杆促进该项目在环境保护以及周围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而在中国，目前仅有兴业银行成为“赤道银行”。

“在中国，绿色金融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指出，“近年来，绿色金融已经由理论探讨转向了发展实践。在如何降低能源消费总量，清洁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排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作出了不少有益的探索。自从2005年兴业银行、2007年北京银行开展绿色金融业务以来，上海的浦发银行，共行，建行，工商银行也都跟进，对能源服务融资，买房信贷融资租赁，碳金融等业务模式进行了积极探索，为绿色金融发展积累了不少经验。”

“十二五”规划中，首次提出绿色发展的理念，金融角度看，这对绿色金融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促进我国金融的绿色经营，促进节能减排这是转变发展方式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要深化绿色金融的重要性的认识，致力于完善绿色金融三大支撑服务，财政支撑服务，市场支撑服务和归置支撑，大力推进绿色金融的发展。”厉无畏说。

自愿减排新平台

自愿减排作为一种自愿参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形式，一直是全球碳市场的有效补充，同时也是我国开展碳交易的市场准备和必要途径，也是发挥绿色金融潜能的重要平台。

在本次论坛上，由北京环境交易所发起的、国内首个以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量为主要衡量指标的企业排行榜――中国企业自愿减排2010年度排行榜在京。该榜单汇集了过去一年中通过购买自愿碳减排指标（VER）实现碳抵消的企业与机构，梳理了2010年国内自愿减排市场的发展状况。中国企业自愿减排2010年度排行榜创立自愿减排领域真实的披露体系，成为国内外各机构践行自愿减排、履行社会责任的风向标。

本次榜单的还突出展现了目前国内自愿减排市场上的五大突出特点。第一，上市公司积极参与碳减排行动，包括百度、国航、中国光大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等在内的中外上市公司榜上有名，成为上市公司参与自愿减排行动的先锋；第二，行业分布较为集中，服务行业表现突出，消费品、金融服务成为参与自愿减排最为活跃的行业，；第三，碳排放抵消类型各异，重大活动成为主要碳减排对象；第四，碳减排指标来源多样化，水电项目广受认可；第五，沪京广三地最为活跃，参与自愿减排企业占比最大。

2010年全球自愿碳减排市场交易量达到1.31亿吨，尽管与强制碳减排市场交易量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但它对全球企业自愿履行社会责任和参与碳市场建设发挥了很大作用。国家发改委相关领导透露，《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活动管理办法（暂行）》即将出台，业界普遍预计，该办法的出台必将带动更多中国企业参与国内自愿减排市场，推动自愿减排市场蓬勃发展。

即将井喷

各国在提倡低碳经济的同时，非常重视金融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采取多种措施引导绿色金融发展。在各国政府的积极倡导下，绿色金融发展迅速。“根据预测，2012年，全球与绿色低碳有关的金融市场规模将超过1500亿美元。”财政部金融司巡视员于贞指出。

低碳技术发展应用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支持，目前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涉及到低碳技术主要三大类，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技术，风能、太阳能核能等等技术。还有二氧化碳的普及、利用与封存技术，所有这些技术的研发和发展应用，都需要大量的政府和民间金融资本投入，目前我国低碳技术孕育着整体突破的潜力，但是一些技术需要进一步的完善，以风力发电为例，虽然是新能源行业，具有1.5兆瓦的能力，但是一些核心技术还没有掌握，我国一些能源企业在二氧化碳普及等方面虽然做了全流程示范，但是在降低能效方面需要进一步突破，这些技术的进一步研发完善，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也为金融资本的进入创造了机会。金融推动发展低碳技术获取高回报的利润。一项有效的低碳技术，可以在世界各国推广业用，新技术在广泛应该过程中，将获得较高盈利。

绿色金融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绿色经济 绿色金融

在雾霾遮天的日子里，人们渴望青山绿水。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下的新常态过程中，发展绿色经济成为新常态的必然选择。发展绿色经济离不开绿色金融体系的强大支撑，绿色金融正在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绿色。

绿色金融作为新兴的金融模式得到了国家在战略和政策等多个层面的大力支持。2015年9月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首次提出了建立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战略及顶层设计。2016年3月，“十三五”规划把“绿色”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明确提出要“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设立绿色发展基金”。随后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首个建立比较完整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经济体。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的绿色金融得以快速发展，为供给侧改革的推进提供了支持。

根据人民银行测算，“十三五”期间全国绿色经济每年需投入约为GDP的3%，年均在两万亿元以上。在绿色投资中，政府出资约为10%-15%，社会资本比重将占到85%-90%。预计“十三五”期间通过绿色金融融资的规模将达到8.5万亿-9万亿元。据《2016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报告》显示，2015-2016年，我国绿色投融资资金总量分别达到1.65万亿元和1.76万亿元，两年间增长7%；2017年我国绿色投融资金总需求量预计达2.35万亿元，较2016年34%，占2017年预期GDP的3%。从中国金融学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公布数据来看，截至2017年2月，我国21家银行机构绿色信贷规模为7.5万亿，占各项贷款余额的8.8%，呈持续稳步增长。同时，绿色债券市场飞跃发展，2016年我国在境内外市场发行贴标绿色债券2300亿元人民币，占全球绿债发行的40%，跃升为全球最大绿色债券市场。

尽管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已经取得不小成就，呈现出全面提速的良好态势，但我国的绿色金融总体仍处于起步阶段，绿色金融仍存在一些问题，建设绿色金融服务体系任重道远。

一是绿色金融交易市场建设不完善。现阶段，除商品林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炭排放权等部分绿色资产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外，大多数绿色资产缺乏统一的价值计量标准及活跃的交易市场，如公益林、水库、湿地等青山绿水因为没有统一的价值计量标准，无法进行市场交易；滩涂养殖权、商品林林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虽然具有市场交易价值，但由于受经营地域限制、参与交易者不多等因素影响，交易并不活跃。绿色项目由于绿色发展项目普遍存在前期投入大、收益期长且收益不确定、风险高等特点，如果生态资产没有市场认可的流通价值抵押或项目收益权质押作保障，绿色项目风险无法得到有效释放，很难吸引金融机构持续参与。

二是绿色信息透明度不高。金融机构与发改委、环保、水务、质监等政府部门缺乏环保信息交流，金融机构无法准确掌握企业所处的环保行业信息、筹资项目是否具有国家认可的绿色标识、是否有环保违规处罚情况等信息，加大了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成本和难度。

三是绿色金融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从约束角度看，尽管我国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环境保护政策体系，但执行和监管力度不够，客观上降低了环境保护约束，企业对绿色发展需求不迫切，影响了绿色金融发展。从激励角度看，对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激励和支持政策不多，导致发展绿色金融无成本优势，无法释放信贷风险，金融机构参与绿色金融内生动力不足。

四是绿色金融服务水平有待提高。目前，对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的情况评价考核不够，缺乏强制性。部分金融机构未将绿色金融纳入发展战略、公司治理、绩效考核，参与绿色金融主观意愿不强。未建立绿色金融组织保障机制，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不够，审批流程有待优化，风险评估体系有待完善。尚未建立专家咨询队伍，对环境和社会风险的识别能力不足，难以把环境保护和金融行为直接挂钩。

为解决绿色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推动绿色金融业务的快速发展，我们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努力。

一是完善绿色交易市场。国家通过政策制度的顶层设计，用科学的标准对碳排放权、排污权、水资源收益权、绿色自然资源受益权等绿色资产进行价值计量，赋予绿色资产及其衍生产品市场交易价值，进一步完善全国统一的绿色资产交易市场，丰富绿色资产交易品种，让“青山绿水”真正变成“金山银山”，解决绿色资产计价难、抵押物和质押物难变现问题，吸引金融机构投入更多的资源参与绿色金融。

二是建立绿色信息共享机制。发改委、环保部、央行等政府部门之间要做好信息共享，建立绿色环保数据信息共享平台，将环境执法、绿色项目评级信息、企业环保审核报告、清洁生产认证、涉污处罚等信息共享给金融机构，对金融机构把握项目是否符合环境和社会风险，完善绿色金融产品，建立绿色评级和认证体系，建立环境压力测试体系等，打破环保信息不对称导致绿色投融资瓶颈，有效制约污染性投资，防止“洗绿”风险。

三是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在继续实行限制污染性融资金融政策的同时，要加快研究和制定对节能环保、清洁能源、清洁基础设施等绿色项目的正向激励政策，将存款准备金率、利率、SLO（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F（常设借贷便利）等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与绿色金融挂钩，发挥货币政策的定向微调功能。对绿色金融机构优先安排“支绿”再贷款、享受财政贴息、给予税收优惠、提供政策性担保、实行差别化存款准备金利率、成立绿色贷款风险准备金、降低贷款风险权重等政策措施，提高绿色项目的投资吸引力，让更多的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身绿色金融和绿色产业的发展。

四是加强绿色金融服务能力建设。金融监管部门要设立绿色金融考核评价指标，通过差异化信贷规模控制、差异化经济资本配置、差异化风险评估、开展绿色金融考核评价和提供绿色项目快速审批通道等政策和措施，鼓励金融机构制定绿色金融发展战略、构建绿色金融组织架构、优化评审流程和体系、培养绿色专业人才，进一步提升在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环境风险管理、绿色可持续投资方面能力和水平。

绿色金融范文第4篇

8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8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出台《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构建多层面的绿色金融市场体系达成各方共识。随着《指导意见》的出台，中国将成为全球首个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经济体。《指导意见》在G20峰会前夕出台，也彰显中国倡导全球绿色金融发展的决心和责任。

《指导意见》强调，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主要目的是动员和激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到绿色产业，同时更有效地抑制污染性投资。构建绿色金融体系，不仅有助于加快我国经济向绿色化转型，也有利于促进环保、新能源、节能等领域的技术进步，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升经济增长潜力。

在政策层面上，《指导意见》提出一系列支持激励政策，包括用再贷款、贴息、担保和设立政府参与的绿色发展基金等手段了降低绿色项目的融资成本，以起到激励社会资本的作用。《意见》从中央政府层面和地方政府层面对绿色发展基金的设立路径提出了明确的路线图。建议中央财政整合现有节能环保等专项资金设立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意见》对地方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落地方面也指明了方向，鼓励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发起绿色发展基金，通过PPP模式动员社会资本。地方政府可通过放宽市场准入、完善公共服务定价、实施特许经营模式、落财税和土地政策等措施，完善收益和成本风险共担机制，支持绿色发展基金所投资的项目。

《指导意见》明确证券市场支持绿色投资的重要作用，要求统一绿色债券界定标准、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绿色企业上市融资和再融资、支持开发绿色债券指数、绿色股票指数以及相关产品、逐步建立和完善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发展绿色保险和环境权益交易市场，支持发展各类碳金融产品，推动建立排污权、节能量（用能权）、水权等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发展基于碳排放权、排污权、节能量（用能权）等各类环境权益的融资工具。

《指导意见》提出广泛开展绿色金融领域国际合作，继续在二十国集团（G20）框架下推动全球形成共同发展绿色金融的理念。积极稳妥地推动绿色证券市场双向开放，提升对外投资绿色水平。国际上对七部委《指导意见》十分关注，在中国出台政策之后，印尼和拉美的一些国家开始研究类似的支持绿色金融的框架性政策。9月杭州召开G20峰会上，在中国推动下，绿色金融得到各成员国关注，并且首次被写入G20公报中。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颁布了《G20绿色金融综合报告》，提出了发展绿色金融面临的挑战与可选措施。

应该说，建立健全绿色金融体系，需要金融、财政、环保等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支持。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部门、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多轮驱动。

近年来，雾霾频发等引发各方关注。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工程，而绿色金融正在成为绿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已经达成了共识。中国政府“坚持绿色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明确提出加快推进绿色城市、智慧城市、人文城市建设，加快财税体制和投融资机制的改革。

绿色金融范文第5篇

贵州省绿色金融发展现状

绿色信贷占比逐年提高。近年来，贵州银行业在支持发展绿色产业和控制“两高一剩”及落后产能信贷投放上做了大量工作，对“两高一剩”项目信贷投放渐离态势明显。

对绿色金融的标准认知尚不统一。自绿色金融理念提出以来，辖内银行业逐步在有关绿色金融的政策框架内，按照各自的理解制定绿色金融战略方针、政策制度和产品设计，但缺乏统一的绿色项目认证规则、统计口径和评价体系。

信息沟通和共享渠道不畅。银行与发改委等行业主管部门之间未能有效建立信息反馈和沟通机制，信息零散，时间滞后。

缺乏有效的风险补偿和激励约束机制。一方面受制于绿色金融业务前期投入风险较大、收益见效慢等因素，银行风险评估难度大，管理成本高；另一方面，政府对绿色项目的贴息、补助、税收减免等缺少差别化优惠政策，制约了银行业绿色信贷投放的快速增长和规模效应。

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有一定的客观优势。一是有千载难逢的政策机遇。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号文件），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策支持。二是有先进的经验和做法可借鉴。可借鉴长三角地区的实践经验，把加快发展和保护环境统筹考虑，共同推进。三是有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环保共识。四是有绿色产业中蕴含的巨大商机。无论是能源、食品、汽车等制造业，还是金融、贸易、物流等服务业，都与绿色产业紧密相连，这为银行业利用金融杠杆引导社会资源合理配置、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造就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面临的挑战不容忽视。制度安排方面。绝大多数银行缺乏完善的制度安排，产品创新能力不足。同时，绿色金融涉及的专业人才匮乏。战略决策方面。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过程中，贵州承接了中东部地区部分产业转移，面临资源环境压力、产业配套能力不足、创新能力不强等系列问题。银行业如何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发挥间接融资优势，既助推产业升级，又实现自身经营转型面临多重考验。利益抉择方面。贵州银行业如何在可承受范围内放眼长远利益，积极推进优势资源一体化开发利用，围绕治水、治气、治渣等重点领域提供融资，需要做出审慎判断和艰难选择。

以绿色金融撬动绿色经济的监管思考

绿色金融工作推进得好，政府、民生、企业、银行、监管各方将形成共生共荣、良性循环的发展关系。贵州银行业应转变观念，以积极心态和自觉行动迎接挑战；监管部门也要寓监管于服务，做好绿色金融的引导和协调工作。

跟踪政策安排，指导落地实施。对银监会即将建立的绿色信贷统计分析制度及相关评价指标体系，地方银监部门应予以密切关注，及时做好学习和培训工作。

搭建沟通平台，实现信息共享。监管部门应加强与有关方面的联系，探索建立信息共享的长效机制。如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及时沟通信息，强化资源整合利用；开设绿色金融专栏，整理、上传相关信息，银行授权后随时查询；通过召开经验交流会等形式，共享先进经验，推动各行因地制宜开展绿色金融业务。

妥善处理监管与服务的关系，提高监管容忍度。支持和鼓励银行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创新产品与服务，努力探索防控风险和践行社会责任有机结合的可行之路。同时，针对贵州省的省情，提高监管容忍度，确定合理的监管底线。

绿色金融范文第6篇

中国作为迅速崛起的大国,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问题。多年来,中国政府积极引导和推动环境污染的治理工作,但以推动GDP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模式和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使得环境治理问题难以破冰。

低碳经济悄然来临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低碳经济”、“低碳技术”日益受到各国关注,并正逐步成为全球共识。而在最关注环境问题的欧洲,发展低碳经济被认为是解决气候和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

2005年2月16日,旨在通过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它对主要工业化国家规定了温室气体排放指标,并且这些排放指标可以进行交易,这无疑刺激了节能、低污染技术和碳金融的发展。

由于二氧化碳是最普遍的温室气体,《京都议定书》规定将其他五种温室气体根据不同的全球变暖潜能换算为二氧化碳排放量,由此催生出了一个以二氧化碳排放权为交易标的的市场,国际上称之为“碳市场”。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自2004年起,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规模从最初的不到10亿美元爆炸性增长至2007年的600亿美元,交易量也由最初的1000万吨迅速攀升至27亿吨。其中,欧盟的排放额度2007年全年的交易量超过了20亿吨等价二氧化碳,交易金额达到了500亿美元。

随着碳市场的愈发成熟,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参与其中,并创造出一种新的金融模式――“碳金融”。在中国,“碳金融”更多是指依托清洁发展机制(CDM)的金融活动。中国是全球CDM市场的最大供给方,2006年的额度在全球CDM额度的一级市场交易中占比54%,2007年更迅速上升至73%,而中国项目未来潜在的2012年前的CDM供应额度(即已经等待审批认证的)至少是未来潜在供应量的50%以上,可以说,核证减排量(CER)已成为新型的国际贸易产品。所谓核证减排量,指联合国执行理事会向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企业颁发的,经过指定经营实体(DOE)核查证实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只有联合国向企业颁发了CER证书之后,减排指标CER才能在国际碳市场上交易。

碳交易的兴旺表明,环境问题特别是气候变化问题绝不只是单纯的遵守一套环境保护法律规则或者承担环保成本的问题,对于那些就气候变化、水短缺、空气污染和其他问题做出快速反应的企业而言,节能环保蕴藏着巨大的商机。

有关资料显示,中国若要达到“十一五”期间单位能耗降低20%的目标,约需4500到6000亿元的投资。而在国家4万亿的投资计划中, 2100亿将投放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的领域,另有3700亿投向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领域,两者合计占总投资的15%。“十一五”期间中国政府环保资金投入约为13750亿元,相关环保产业可望保持年均15%―17%的增长速度。尤其从2008年开始,环保支出科目将被正式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可以预见,节能减排、环保产业的发展空间巨大,必将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着力点。

低碳经济已是大势所趋,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符合国家宏观发展战略,能够有效实践科学发展,缓解能源紧张和环境污染问题。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中国企业从认识到接受低碳经济,从自发到自觉地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个过程。然而,一些先知先觉的金融机构已经敏锐地嗅到了其中的绿色机遇。

绿色机遇,在探索中发现

在梳理中国绿色金融发展历程时,一个小小的插曲引起了记者的注意――“绿色银行创新奖”。据悉,这是绿色流域、自然之友、全球环境研究所等8个民间环保组织,为鼓励银行推动绿色创新而设立的奖项,他们不同寻常地将这一殊荣颁给了兴业银行。为何一向挑剔的NGO会主动伸出橄榄枝?兴业银行和相控科技的“联姻”故事,或许可以帮助人们答疑解惑。

深圳相控科技是一家成立于2001年的民营专业能源管理公司,虽然规模不大,但拥有先进的3R垃圾循环处理技术,适用于垃圾填埋场的发电与后期环境综合治理。由于企业自有资金不足,其梅州二期垃圾填埋场项目不得不想方设法寻求银行的融资支持,无奈与多家银行的接洽均告失败。“在和兴业银行合作之前,我们也与其他银行有过接触,但刚开始的时候,有些银行对CDM项目可能不够了解,仍然按照传统业务的流程来做,这个事情就比较难办。我们的优势是未来成长趋势,但我们缺乏足额的抵押和担保。”相控科技副总经理李文慧表示。

了解到兴业银行正在推行能效融资项目,身处困境中的相控科技抱着尝试的心理找到了兴业银行。很快,兴业银行的信贷人员便来到了相控科技进行实地考察。

调研的情况却让兴业银行的工作人员犯了难,正如公司所言,相控科技是家典型的“轻资产”型公司,成立时间短,资产规模小,经营收入少,资产负债率高,缺乏可供抵押的固定资产。更主要的是,相控公司梅州一期垃圾填埋场项目的碳减排交易合同虽已核证完毕,但仍处于联合国公示确认阶段,公司尚未收到买方奥地利政府支付的款项。此外,相控科技需要每年对碳减排交易合同核证一次,也就是说每年只能实现一次交易收入,在还款时间上很难匹配。由于国内从事此类新能源业务领域的企业尚不多,信贷风险之大可想而知。

经过深入了解,反复沟通,审慎权衡,兴业银行最终认定相控科技从事的项目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是典型的节能减排项目,具有成长快、现金流好等特点,将产生显著的社会效应和良好的经济效益,这与兴业一直倡导推动的绿色金融理念完全契合。

真正实施信贷支持的过程既不乏艰难的挑战,又充满独特的创新。根据相控科技的现金流特征,兴业银行创新性地设计了贷还款模式。一方面,银行对梅州垃圾填埋场沼气产气量曲线模型进行了推算,结果显示,未来3年梅州垃圾填埋场均处于产气量的上升期,这就意味着公司在贷款期间的核证减排量(CER)将只会不断增多,不会减少。另一方面,由于交易的买方是奥地利政府,监督机构是联合国,违约将涉及政府信用问题,且奥地利迫切存在减排义务压力,因此出现交易款项支付的信用风险可能性极小。上述两方面确保了CER交易收入的稳定。此外,国家《可再生能源法》规定,可再生能源发出的电力,政府必须以优惠的价格优先收购上网。在确信相控科技未来收益预期可观后,兴业银行根据其现金流特点确定了按月付息、逐年还本金的还贷方式,一笔三年期总额750万元的贷款就此促成,该项目的实施可实现减排二氧化碳约16万吨。

梅州垃圾填埋场项目的顺利融资,有效推动了相控其他项目的发展。如今,相控科技已在国内七八个城市拥有十几个项目,成为国内从事减少碳排放新能源企业的先锋之一。

对于兴业银行来说,这是一次具有开创性的尝试。通过项目创新操作,兴业成功探索出以CER收入作为还款来源的碳金融模式,为今后持续推动节能减排项目信贷积累了宝贵经验。可以说,兴业银行的碳金融模式是在绿色金融理念指导下创新信贷流程和风险管理的结果,充分彰显了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与实践,即“寓义于利”――在提品和服务中履行银行的社会责任,推动可持续发展。

介绍节能减排项目贷款时,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金佳霖女士对记者表示,兴业银行节能减排项目贷款并不只向某些特定行业开放,只要具有节能降耗的预期效果,企业就有机会向兴业银行申请到该项贷款。除了相控的CER减排融资模式,兴业银行还先后开发并成功运作了其他6种节能减排业务模式,具体包括节能减排企业直接融资模式、EMC(节能服务商)模式、节能减排买方信贷模式、节能减排设备制造商增产信贷模式、融资租赁公司模式和公用事业服务商模式等。

采访中,金总还和记者说起另外一个故事。有一家规模不大的洗涤企业,默默地经营着在别人看来并不起眼的洗涤业务,但因为采用了新工艺,公司的洗涤成本明显要比同行低,对洗涤剂和水电等的消耗量也明显比其他企业要少。由于颇具竞争力,该企业的业务发展蒸蒸日上,揽到了很多业务大单,然而苦于资金短缺借贷无门,无法进一步扩张业务,生产规模严重受限。不得已,这家企业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找到了兴业银行。

针对这种实力偏弱的中小企业,兴业银行“没有一棍子打死”,而是通过深入企业实际调查和认真研究,敏锐地发现该公司的洗涤业务模式中具有节能减排的特点,完全符合兴业银行所推行的节能减排项目贷款条件,于是一笔上千万元的节能减排项目贷款就此达成,该公司的发展也因此跨上新台阶。

几年来的节能减排项目融资实践证明,在发展可持续金融的战略方向上,确有文章可做!截至2009年3月末,兴业银行资产总额达10972亿元,比年初增长763亿元,增幅7.48%;各项贷款总额为5754亿元,比年初增长854亿元,增长17.18%;不良贷款率仅为0.72%。截至6月末,累计为全国23个省市发放节能减排项目贷款100笔,金额41.15亿元。这些项目可实现每年节约标准煤385.2万吨,年减排二氧化碳1539.1万吨。而且,所发放的节能减排项目贷款的不良贷款率为零。从这些业绩指标不难看出,支持绿色信贷,做绿色银行的先行者,不仅没有让兴业遭受损失,反而有助于取得良好的经营业绩,产业发展中的绿色机遇不可小觑。

绿色创新中的义利之辩

由于世界各国、各地区所处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在环境保护的目标及承担的责任等方面都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因此,如何从国情、行情出发,在发展和环境保护间寻找平衡点?兴业银行的实践经验是:“寓义于利”是商业银行履行环境保护责任的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战略模式。

银行“寓义于利”就是将社会责任与银行自身业务相结合,落实到经营管理的具体环节,并且在履行社会责任中寻找商机,探求一种可持续、可发展的企业与社会共赢的商业模式和社会责任实践模式。它要求银行遵循市场准则,通过提供卓越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来发挥影响力,支持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同时,通过这样一种以社会责任为指引的经营管理活动,银行得以开辟业务“蓝海”,进一步增强核心竞争力,并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们认为,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和社会责任的内涵都可能发生变化。兴业银行倡导‘寓义于利’社会责任观,其借鉴意义在于将社会责任元素植入银行的商业行为,使商业银行在开展业务过程中能成就履行社会责任的目标。”兴业银行董事会秘书唐斌认为,“当今时代,企业的竞争环境和竞争规则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已经由单纯的市场竞争转变为内涵更丰富的责任竞争阶段。企业奉行寓义于利,能够更好地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和资源优势,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同时也能够更好地塑造自身竞争优势,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双赢。而这种企业与社会共享价值的创造,也正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要求所在。”

“小荷才露尖尖角”,近年来,兴业银行秉承“寓义于利”理念,积极开展可持续金融创新,从经营理念、组织架构、业务模式、金融工具、报告制度等方面入手,逐步构建完善的可持续发展商业模式。从开展能效融资项目到成为国内首家赤道银行,兴业银行已经树立起国内“绿色银行先行者”的标杆地位。

在中国绿色金融发展要求日益迫切的今天,兴业的绿色创新价值究竟在什么地方?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和推广中心主任于晓刚的一番话,或许能让人们对此有更深入的理解。他认为,“兴业的做法也给其他银行一颗定心丸,有些项目别人原本以为不赚钱,但是金融危机以后,那些不赚钱的现在反而是赚钱的;而过去那些看似很赚钱的项目,现在有些处于严重亏损状态。”这番朴实的话表明,落实绿色金融理念的过程往往伴随大量金融创新机会,这或许正是未来银行盈利模式转型的重要基点。

赤道原则能否撬动绿色杠杆?

2007年7月,原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环境违法的企业、项目进行信贷控制,遏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盲目扩张。然而遗憾的是,这项政策的落实情况不尽如人意。

2008年2月,前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坦言,绿色信贷大规模推进仍然存在很大的障碍。他认为,造成绿色信贷未达预期的主要原因在于:绿色信贷由于处于起步阶段,还面临着认识、基础和信息等多重制约;高污染高能耗行业由于得到一些地方的政策保护,还有利可图,有些甚至是短期的暴利行业,因而很难大幅度削减信贷规模,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付出全局性的艰苦努力。

潘岳为此建议,我国环保领域应充分借鉴国际上比较成熟的环保信贷准则――赤道原则及其主要行业的环境、健康和安全指南,制定出适合国情的绿色信贷指导目录、污染行业信贷指南,既引导银行投资环境友好的产业和项目,又限制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项目的信贷。此外,还要研究划分企业环境违法和环境风险等级,更好地为银行评贷审贷提供支持。

应该说,绿色信贷与赤道原则所倡导的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的理念是一致的,绿色信贷是我国环保政策与金融政策相结合的起步,赤道原则是在绿色信贷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于晓刚认为,赤道原则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第一次把项目融资中模糊的环境和社会标准明确化、具体化,为银行评估和管理环境与社会风险提供了一个操作指南。

兴业银行认为,“赤道原则”就是教银行主动地帮助客户解决这些问题,同时,让项目真正地可持续发展,兼顾银行的盈利与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即把握机会促使项目按照对社会负责的方式发展。在银行业实现转型要求日益迫切的今天,这或许就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赤道银行在中国有广阔发展空间的原因之一。

那么,赤道原则在国内推广的空间有多大?有专家认为,受制于产业结构问题,未来绿色信贷普遍推行后,中国产业结构将出现显著的变化,即“两高一资”行业项目将得到明显的遏制,在信贷项目中不会居于主要地位,但中性的项目可能会占主导,即对生态和人居环境造成一定影响,但又属于可控范围的项目。赤道原则因为要求比较严格,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特征下,一时难以成为主流,但它预示着未来发展的方向,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

目前国际上采纳赤道原则的都是知名大银行,为何国内大银行缺乏这样的积极性呢?于晓刚认为,“这里面可能存在实际的经济利益问题,也可能有些银行认为虽然赤道原则是个好东西,但是需要等到我有能力的时候才会公布这个政策,所以你要给我时间,让我有所准备,让我来培训员工。但是国际上的银行一般不给自己留后路,我觉得这个好我就去做,有这种迫切的需要我就采纳和实施它。这样就造成一种滞后,就是很多银行觉得自己现在没有这种能力,现在不愿意采纳,将来有机会和需要的时候采纳。”

在兴业银行独立董事王国刚看来,赤道原则在国内普遍推广,还需要制度体系和外部环境的完善工作。最重要的是制度,其次需要政府的支持,因为有大量的节能减排需要政府给予财政支持,所以从这方面而言,它不只是银行的责任,政府同时还要加强支持力度;在市场上,需要存在有利于推动赤道原则、有利于推动绿色金融的产品以满足各方需求,这需要银行做持续的探索。

诚然,国内银行业在采纳赤道原则中会遇到许多困难,这是新生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随着制度环境和外部机制的逐步完善,这一问题终归会得到解决。目前,国内一些商业银行开始向兴业银行“取经”,兴业采纳赤道原则的示范作用开始逐渐显现。

2008年年底至今年二季度,国家四万亿资金对“铁公基”的投入,很大部分是中长期项目。在兴业看来,按照赤道原则去管好项目,匹配资金增强流动性,能有效提升项目价值,从而化解银行资产质量面临的挑战。

对于兴业这样的“赤道银行”,更多的潜在商业机会还在于:目前中国市场上体量很大的许多项目融资,都由花旗等国际上大的“赤道银行”牵头在做,在接受NGO监督的情形下,若眼下需要在国内找“赤道银行”作为合作伙伴,一定是兴业银行;同时,按照“赤道原则”管理的项目在资产证券化、转让或者分销时,其评级往往能增加,更便于国际推介。有理由相信,赤道原则的引入和实施将给中国银行业带来更强的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空间。

绿色金融范文第7篇

关键词：绿色金融 生态文明 五大理念 供给侧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12-040-04

绿色发展是“十三五”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底色。发展绿色经济所需要的巨额投资必须依靠社会资本，即通过发展绿色金融来弥补资金缺口。“建设绿色金融体系”是“十三五”时期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2015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首次提出要建立绿色金融体系。2016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设立绿色发展基金。”作为一项国家层面的重大战略，在经济新常态下，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实现绿色发展是解决资源环境制约问题的迫切要求，是落实“五大任务”和优化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键；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抓手之一。本文将通过对国内外与绿色金融相关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归纳分析其核心观点，为我国进一步发展绿色金融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一、绿色金融的相关概念

1.发展绿色金融的必要性。所谓“绿色发展”是指，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能力的制约下，通过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王玲玲等，2012）。当前，绿色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Carvalho等，2011），2008年雷曼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后，陷入经济萧条的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陆续出台了各种刺激经济复苏的计划，力图通过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同时绿色发展也已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实现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张梅，2013；朱留财和杜X，2011）。

绿色金融是绿色发展的重要推手，黄建欢等（2014）分析了金融对区域绿色发展形成影响的四个机理（资本支持、资源配置、企业监督、绿色金融），在此基础上指出，企业监督效应和资本配置效应的作用是较为显著的，前者对区域绿色发展的积极影响相对最大。从宏观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绿色金融有助于推动低碳经济发展（Wara，2007）。绿色金融是解决能源环境制约的关键条件之一，绿色金融可以通过有效合理的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何建奎等，2006）。另一方面，从微观角度来看，发展绿色金融是金融业本身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Jeucken，2001）。银行等金融机构大力推进绿色金融业务，提高投融资活动中绿色金融所占比例，有助于金融机构提高声誉以及有效推进风险管理（Chami等，2002）。从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来看，绿色信贷是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商业银行开展绿色信贷业务，不仅可以从金融层面促进经济健康发展，还有利于银行自身经营战略的转型，并以此提升银行自身的社会形象和国际竞争力（陈游，2009）。

2.绿色金融的概念及其内涵。绿色金融也被称为环境金融、可持续性金融或碳金融。西方国家对绿色金融的研究开展得较早。Salazar（1998）指出，绿色金融是连接环境和金融这两大产业的桥梁，绿色金融旨在依靠金融创新来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Cowan（1999）认为绿色金融是横跨绿色经济发展理论和金融学理论的交叉学科。Labatt和White（2002）指出，绿色金融是有效融合了金融创新与环境保护的产物，有助于企业和金融机构有效管理环境风险。Scholtens（2006）则重点分析了金融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传导机制，指出绿色金融可以通过金融工具的最优组合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绿色金融是指金融部门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在贷款政策、贷款对象、贷款条件、贷款种类与方式等层面上，采取措施扶持绿色产业发展，以此促进环境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高建良，1998；和秀星，1998）。

Marcel（2001）提出了绿色金融四大阶段理论。该理论把银行业对绿色金融的态度分为抵制（Defensive）、规避（Preventive）、积极（Offensive）和可持续（Sustainable）四个阶段。当前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多数已处于积极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围绕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活动十分活跃，除了传统的绿色信贷以外，还有绿色资产证券化产品、各类绿色基金、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碳交易与碳金融及各类衍生产品等多种产品与服务。

二、我国发展绿色金融的瓶颈与国外经验

1.我国发展绿色金融的瓶颈。中国绿色金融研究与实践起步较晚，目前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仍很难满足绿色发展的需求。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的预测结果，中国绿色产业的年均投资需求在2万亿元以上，而财政资源只能满足其中的10%至15%，融资缺口达1.7万亿元以上。2014年6月的《中国低碳金融发展2014年度报告》显示，国内绝大多数银行绿色信贷余额占总资产的比例低于2%；我国绿色金融实践主体仍然是商业银行，融资形式以间接融资为主，证券和保险等其他金融机构参与程度更弱。马中（2016）根我国绿色发展和相关规划设立的目标，按照低、中、高三种方案，分析得出如下结果，即我国在2014―2020年绿色金融资金需求总量分别为12.2万亿元、19.5万亿元和21.6万亿元。从供给侧来看，现有绿色金融体系无法满足日益扩大的绿色投资资金需求。

在推进绿色金融发展方面，我国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几点问题。首先，在绿色金融的理论研究方面，仍然存在概念界定不清的问题，因此，在操作层面上，相关部门和机构会遇到实施障碍。其次，在构建制度框架方面，绿色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仍有一定缺陷，国家绿色金融政策支持体系亟待进一步完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利益关系存在偏差，与监管有关的法律和制度需要得到进一步充实，针对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的外部激励机制尚未形成。再次，从微观角度来看，金融部门本身需要进一步落实可持续发展的总体安排，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强，绿色金融风险评估标准需要进一步明确完善。此外，人才、中介机构的配套相对缺乏也制约着绿色金融的进一步发展（王红珠，2013；张藏领和王小江，2015；叶秀，2016；刘传岩，2012）。

2.关于发达国家发展绿色金融的经验。发达国家政府高度重视绿色金融，通过各种手段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李致远和许正松，2016）。张云（2016）重点分析了发达国家构建绿色金融相关法律体系的经验，指出环保立法是保障绿色金融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前提条件之一，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完善的法律体系，以此明确环境责任，明细相关利益人的责任范围，同时，发达国家也为金融机构提供了绿色金融实施标准。此外，发达国家政府注重制定各种扶持绿色金融发展的优惠政策，营造有利的外部激励环境。例如通过利用贴息，优惠利率等措施调动各方积极性等。多数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国家对绿色信贷项目予以贴息贷款，具有显著的杠杆效应。

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将绿色金融视为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非常重视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与供给。综合分析各类资料，可以将发达国家的绿色金融产品归纳为以下几种：一是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产品。如澳大利亚BENDIGO银行的家居绿色节能贷款，美国WELLS FARGO银行的绿色商业建筑贷款，加拿大温哥华银行的清洁空气汽车贷款等。二是针对环保技术的绿色金融产品。如德意志银行推出的环保技术租赁、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为温室气体排放公司提供的IPO服务等。三是保险公司的绿色保险。如通用汽车保险公司为客户提供的与混合燃料汽车和节能型汽车相关的具有优惠性的保险产品、瑞士银行的汽车零件回收保险、加利福尼亚州基金保险公司推出的绿色建筑保险等。

马秋君和刘璇（2013）重点分析了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发展绿色信贷业务的经验，指出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我国有如下三点启示。第一，商业银行应加强社会责任意识，促进自身可持续发展。第二，商业银行应尽快完善可量化的评估指标，强化绿色信贷业务的准入机制。第三，商业银行应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引入绿色信贷业务的各个环节，完善信贷流程。

三、关于发展绿色金融的对策建议

1.如何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在绿色产业发展的起步阶段，市场存在较强的潜在风险和非传统性特征，在此环境下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金融缺乏足够的对绿色产业的投资动力，此时政府积极发挥推动作用，可以打破以利益为支点的弱式平衡。如果绿色金融是由政府主导发展的，此时的宏观实施主体分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二者之间的绿色投资博弈就是绿色金融的实施过程（胡春生，2013）。周道许和宋科（2014）认为，绿色金融产品具有典型的准公共特征，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需要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政府推进绿色金融发展，首先必须厘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有效边界，在此基础上在以下七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第一，加强顶层设计，建立绿色金融发展的范本和模式，同时加大对地方政府政绩评估中环境因素和绿色发展的权重。第二，改善制度供给，通过财政性措施对绿色金融的发展加以引导。第三，针对绿色金融特有的风险，强化监管约束；在金融监管部门之间、金融监管部门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建立有效的跨部门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第四，完善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包括充分发挥第三方机构的作用，引导专业服务机构（信用评级、资产评估、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数据服务公司等）开展绿色金融相关业务。第五，培养环境风险评估、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等诸多方面的领军人才。第六，各级政府要紧抓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重大机遇，加强与境外金融机构在绿色金融方面的合作（张承惠，2015）。

2.关于发展绿色金融的具体措施。在实施投资的过程中要注重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和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通过绿色金融对社会资源的引导作用，促进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王军华，2000）。发展绿色金融，要通过资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通要素流动和再配置的通道，使生产要素从无效需求流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流向中高端领域，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促进金融性资金稳定、持续地进入绿色发展领域（马中等，2016）。推行绿色金融最需要的是观念的转变、科学的部署和长期的坚持；要将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纳入金融机构发展战略规划。总结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得出如下对策建议（李卢霞和黄旭，2011；张建军和段润润，2013；林欣月，2016）：

一是强化顶层设计。第一，强化制度供给。完善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绿色金融监管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的实效性，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金融机构和环保部门应该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第二，要形成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外部环境。针对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项目，要通过给予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和信用担保等措施，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贷款额度，同时要树立全局观念，减少地方保护主义行为；第三，实现有序发展。建立健全相关准入标准。在市场扩容的同时，应统筹规划，避免恶性竞争的不合理发展。二是完善市场体系。第一，建立统一的多层次绿色金融市场。完善有助于推动绿色发展的债券、股权、基金、保险市场建设，加快建立高效的绿色低碳交易市场，满足多元多层次的投融资需求，提高市场整体竞争力；第二，扩大市场主体。应鼓励证券公司、保险机构、企业等非银行机构参与绿色金融市场的建设，逐步扩宽绿色金融发展领域，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模式）；第三，建立专业化绿色金融机构。依靠专业化绿色金融机构落实各项政策，提高服务水平，推进绿色金融不断深化发展。三是加强金融机构内生动力。第一，鼓励发行绿色基金。国家可以通过划拨财政收入将资金用于建设环保型基金，让环保企业可以更大程度获取资金支持；第二，创新产品与服务。推动绿色金融衍生品发展。比如基于碳排放权的衍生产品，除了传统的碳期权、碳证券之外，还可以设计新型衍生品像碳排放权降幅保C或结构性证券等；第三是改革人才培养机制。明确培养人才的判定标准，在重视从国外引进相关的专业人才的同时，联合环保部门、教育机构加强对员工的专业化培训和团队整合，打造熟悉国际环保标准和绿色金融政策的人才队伍；第四，加强交流与合作。我国金融机构应加强与发达国家的交流合作，借鉴成功的实践经验，使我国绿色金融更好地成长。

四、未来研究展望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我国学者对绿色金融的研究普遍存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起步较晚，研究成果较少；二是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定性研究多，具有数据支撑的定量研究少；三是从现有文献使用的数据来看，大多局限于已公开披露的数据，对通过实地调研获取最新数据不够重视。今后有必要围绕以下三点，深入开展研究。

一是如何建立绿色金融监管制度体系。绿色金融监管体系的建立是绿色金融得以健康发展的基础。如何构建适合我国的绿色金融发展监管机构，使其履行绿色金融监管职能，以确保我国绿色金融的健康发展，是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二是政府如何引导绿色金融创新。价格信号、数量信号和绿色评级信号共同作用下的绿色激励理论表明建立政府引领下的绿色金融创新机制是必要的。今后应结合金融市场融资配给的特点，从市场均衡分析的全新视角，提出政府引导市场的绿色金融创新的有效激励理论。三是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评价体系。目前，国内外尚未形成具有权威性和一致性的评价标准。今后应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照突出绿色金融的基本内涵和服务范围、突出指标的代表性和数据的可得性，以及突出国际可比性等原则，建立一套合理有效的评价指标体系。

[基金名称：2016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十三五时期江苏省发展绿色信贷助力长江经济带建设策略研究（2016SJB790042）”；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长江经济带协调性均衡发展研究”（16AJL015）；2016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项目，“长江经济带战略背景下江苏省发展绿色信贷策略研究”（16SYB-063）。]

⒖嘉南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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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张梅.绿色发展：全球态势与中国的出路[J].国际问题研究，2013（5）

[33] 张承惠.绿色金融发展中的政府角色[J].中国金融，2015（10）

[34] 朱留财，杜X.全球绿色发展的现状与展望[J].环境保护，2011（19）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 江苏南通 226000）

（作者简介：冯俊，经济学博士，南通大学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区域金融发展战略。）

绿色金融范文第8篇

绿色金融领域中国担当领头羊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以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也暴露出缺陷，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之一。

“中国决策层已经下决心治理环境污染、加强生态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易纲表示，我国“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并明确了构建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战略。

中国不是唯一一个在经济转型中面临挑战的国家。国际金融公司（IFC）环境、社会和治理部门局长摩根.兰迪表示，全球经济体都站在十字路口，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重压力，在全球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金融正扮演着关键角色。“目前，全球资产中绿色金融占比不到10%。市场迫切需要更好的激励机制，为绿色金融的参与者带来更多商机。”

日前，中国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这是迄今为止关于发展绿色金融最为系统的一个政策框架。”易纲说，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我国将建立部级的绿色发展基金，这将成为引导更多社会资金投入绿色产业的重要政策信号。

保尔森基金会高级顾问戴青丽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在绿色金融领域，中国正在担当“领头羊”，将改善环境的“包袱”变成资产。“过去，外界只知道中国面临严峻的环境问题，但并不知道中国关于绿色金融有着宏大的战略规划。随着中国绿色金融向社会资本开放，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者将对中国绿色产业跃跃欲试。”

金融为纽带提升国际机构投资积极性

绿色发展需要金融支撑。据研究估计，为实现预计的环境改善目标，中国绿色产业在“十三五”期间每年至少需要3万亿元至4万亿元的投资，政府出资比例将会占10%至15%。

尽管政府出资有限，但全球资本却表现出浓厚兴趣。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认为，欧美国家有许多机构投资者具有绿色偏好，而新兴市场国家的绿色项目有着巨大的融资需求。日渐升温的国际合作，正为跨国投资提供便利条件，帮助原来难以获得资金的绿色项目融得资金。

2016年上半年全球绿色债券发行规模超过300亿美元，同比上升6%，其中很大一部分增长来自于中国。2016年前7个月，中国发行的绿色债券约180亿美元，占全球同期发行的绿色债券40%以上。

“在加速绿色债券市场国际化方面，中国冲在最前沿。”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执行总裁马丁.舍克表示，绿色债券占全球债券发行总量的不到2%，还有巨大的空间和潜力。

“中国绿色金融给国际投资者带来很好的机会。”汇丰集团总经理黄碧娟介绍，今后几年，汇丰银行计划投入80亿美元支持绿色发展，仅绿色债券方面就将投入10亿美元。

国际合作助推全球绿色金融发展

“在发展国内绿色金融的同时，中国将继续与其他国家一道，在G20框架和双边合作框架下，共同推动全球绿色金融的发展。”易纲说。

2015年9月，在中财办和保尔森基金会的倡议和推动下，中美企业宣布共同投资设立中美建筑节能与绿色发展基金。2016年该基金与镇江和张家口两个城市合作，建立市级建筑节能和绿色发展基金，促成并加速美国节能环保技术与经验在中国市场的应用。

“目前，绿色金融还没有进入主流金融市场，全球绿色金融的经验都不多，很多国家面临缺乏专业人士、风险评估等问题，中美两国正在加强合作，找寻出适应绿色产业参与者的合作模式。”戴青丽说。

中美两国的合作只是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的一个缩影。作为2016年G20峰会的主席国，中国将绿色金融列入G20议题，倡议发起了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该小组提交的《G20绿色金融综合报告》在全球财经政策层面和金融界产生了积极影响，不少国家和地区正开始考虑规划和加速发展本地的绿色金融。

绿色金融范文第9篇

2007年以来，我国环保部门银监会出台关于“绿色信贷”的意见，在金融业掀起了一场绿色发展浪潮。在意见指引下，各级政府也相继出台相关文件，制定绿色发展规划，从战略高度推进绿色发展。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也对绿色发展提供金融支持，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产品及服务创新不断涌现2006年，兴业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合作，创造性地推出了能效融资产品，开创了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之先河。2008年，浦发银行在全国商业银行中率先推出首个针对低碳经济的整合服务方案，2012年推出《绿色信贷综合服务方案》2.0，包含五大板块十大创新绿色信贷产品，形成业内最全面和领先的绿色金融产品及服务体系。在理财方面，中国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率先推出了“挂钩海外二氧化碳排放额度期货价格”理财产品。2010年3月，光大银行推出低碳主题信用卡，4月与北京环交所签订《中国光大银行碳中和服务》。国家开发银行等也探索出针对清洁技术开发和应用项目的各种创新融资方案，如节能服务行业模式、金融租赁模式等。农行创新合同能源管理收益权保理业务，2012年末，成功办理国有商业银行首个“合同能源管理（EMC）融资业务”。

（二）绿色信贷初见成效2008年，兴业银行率先公开承诺实行赤道原则，随后开发了节能减排企业直接融资、EMC贷款、节能减排卖方信贷、排污权抵押贷款、节能减排设置制造商信贷、融资租赁和功用事业服务商等绿色信贷业务模式。截止2012年末，兴业银行绿色金融融资余额1126亿元，占贷款总额9.16%，其中绿色金融贷款余额705亿元，占贷款总额的5.74%。中国建设银行积极支持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单位，完善信贷标准，实施差别化授信审批方式，截止2012年末，绿色信贷项目贷款余额2396亿元，占贷款总额的3.37%。2013年，兴业银行针对绿色产业推出“绿金融全攻略（2013）”专案，涵盖诸多特色产品，例如针对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融资的项目未来收益权质押贷款、适用于新能源汽车推广的买方信贷和适用于LED绿色照明推广的订单融资等等。

（三）交易平台逐步形成2008年，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成立。此外，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深圳国际能源与环境技术促进中心及香港RESET公司于2009年联合在深圳发起设立亚洲排放权交易所(CAE)。我国先后批准设立了包括北京、天津、湖南等地在内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排污权试点、环境责任险试点等，兴业银行、太平洋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等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各种平台建设，为试点提供业务创新、服务创新等金融支持。

（四）国际合作提供绿色金融支持国际金融公司针对国内工商企业及事业单位提高能源效率，利用洁净能源及开发再生能源而设计了一种新型融资模式———中国节能减排融资项目（CHUEE），法国开发署与中国财政部签署了专门用于支持提高能效及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贷款协议———绿色信贷项目，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和全球环境基金合作开发了促进节能减排的国际合作项目———中国节能融资项目等，得到了兴业银行、浦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华夏银行、北京银行、招商银行等银行的合作支持与推荐，在实践中均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二、金融支持绿色信贷面临的问题

（一）相关体制机制尚不健全第一，金融支持绿色信贷要有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作为条件，我国征信体系不健全，信息沟通机制不健全，影响绿色信贷执行效果。第二，我国缺乏有效的风险补偿机制、信用担保机制及奖惩机制，影响银行、企业推行绿色信贷的积极性。第三，金融支持绿色信贷指标多为综合性、原则性，缺乏统一实施标准及具体指导名录，使得金融支持流于形式。第四，金融机构内部机制难以满足绿色发展需要，缺乏绿色发展专门部门。

（二）绿色投资不足且融资渠道单一“十一五”期间，我国全社会环保投资累计达到1.37亿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1.6%，未达到3%的国际标准。尽管我国绿色能源投资规模2012年已达全球第一，但是绿色投资项目资金主要来自政府财政拨款和银行信贷，融资渠道狭窄，未能充分发挥资本市场融资功能，也无法实现社会资源对绿色经济发展领域的资源配置作用。对于绿色信贷项目，融资仍然是比较突出的难题。例如合同能源管理、绿色照明、新能源汽车推广等项目寻求融资时，仍然因缺乏抵押物而难以获得融资；如果请担保公司提供担保，不仅增加成本，而且担保公司一般也要求企业提供反担保，缺乏操作可行性；即使成功申请到贷款，一般也只是流动资金贷款，难以满足企业的中长期资金需求。

（三）金融机构尚未充分发挥支持功能一是缺少专业的负责绿色经济发展项目的金融机构，无法提供全面专门的金融支持，二是银行内部绿色信贷制度缺位、缺乏绿色信贷实施细则等，制约了绿色信贷的深入开展，导致操作层面“徒有其名”，或者使银行跟在绿色产业后面分享利益，而失去了本来的资金引导、信贷支持作用。三是由于贷款规模限制，无法满足绿色发展项目资金缺口，四是金融机构尚无法为绿色发展提供全面化金融支持，例如绿色企业融资上市、绿色发展项目担保、绿色投资咨询等服务。

三、创新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建议

（一）健全相关体制机制第一，健全风险补偿机制、信用担保机制、相关奖惩机制、征信体系及信息沟通机制，使得绿色发展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充分提高银行及企业推进绿色发展的积极性。第二，制定明确、具体的金融支持绿色发展指导名录及相关指导指标，改善金融支持的实施效果。第三，完善金融机构内部机制，借鉴国外经验培育专业化绿色发展机构及专业人员，使得金融机构满足绿色发展的需求。

（二）大力推广绿色信贷建立健全绿色信贷体系，确立切实可行的环境评价标准、信贷披露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确立商业银行绿色信贷管理制度，规范绿色信贷审批程序及实施细则，引入环保指标评估企业借贷能力；加强贷后管理，严格监督企业资金使用情况，对企业无视环境保护的随意投资行为采取措施督促改进，使商业银行真正发挥资金引导作用，使绿色信贷在促进社会追求生态价值、实现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积极推进银行绿色金融业务创新一是金融中介服务创新。为国内绿色发展企业和外资金融机构提供包括项目推荐、信用咨询、项目担保等中介服务，充分自身优势推进绿色发展。二是开发绿色金融理财产品。商业银行可发行结构型绿色金融理财产品、基金化绿色金融理财产品和信托类绿色金融理财产品等，支持绿色发展。三是发展绿色产业保理业务。商业银行可为卖方(设备供应企业)提供有追索权的保理融资，使得买方（绿色发展企业）在出售绿色产品或研发新型绿色技术后向银行分期支付应收账款，优化绿色项目资金周转。四是推广绿色金融融资租赁业务。商业银行可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为绿色项目提供所需设备，企业通过出售相关绿色产品向银行支付租金。

绿色金融范文第10篇

一个清新的表述，一个颠覆性认知，一个远眺式决策，绿色金融如同一股甘泉正在汨汨渗透到中国民众的思维脉络与中国经济的强壮身躯之中。而伴随着这股携带饱满创新基因力量的成长与扩展，有关人与自然的理念将获得空前的进化与升华，国民经济细胞会得到全新的再构与重组，国际竞争舞台上的中国形象又将迎来一次精彩的装点与洗礼。

金融披上“绿色”

金融是什么颜色？这种不属于脑筋急转弯的问题所得到的答案自然十分明了：白色、金色或者黑色，毕竟在人类货币金融长河中，白银、黄金都曾扮演过商品交换的媒介，同时石油也被冠上“黑金”的雅称。然而，历史发展到今天，这种传统的浅层性认知需要重新诠释――金融应当是绿色。

按照G20的解释，绿色金融是指能够产生环境效益，以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投融资活动，这些环境效益包括减少空气、水和土壤的污染，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体现协同的效应。与传统金融相比，绿色金融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更加强调人类社会的生存环境利益，并将对环境保护和对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作为衡量金融活动成效的重要指标。具体说来，绿色金融主要涵盖以下内容――

绿色信贷：包括绿色贷款与再贷款以及绿色担保机制、绿色信贷统计、银行绿色评价机制、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绿色企业和项目信贷管理制度、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以及贷款人环境法律责任等。目前国际上有31个国家国家银行业监管部门参与了绿色信贷国际工作组（SBN），致力于共同推动绿色信贷在银行业的推广和实践；同时近5年内有13个国家相继了绿色信贷相关政策指引或绿色信贷行业自律标准。

绿色证券：包括绿色债券与绿色企业上市融资与再融资两个部分，其中绿色债券不仅包括绿色金融债、公司债、资产支持证券、可续期公司债以及熊猫公司债等各种绿债品种，还包括绿色债券界定标准、绿色债券评级标准以及绿色债券指数等内容。统计显示，目前全球大约有7000亿美元绿色债券存量规模。在绿色企业上市融资与再融资方面，既包含绿色股票指数的制定与完善，也包括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要求。目前，国际上制定绿色股票指数的机构主要包括标准普尔、道琼斯公司、富时集团、明晟公司等，并推出了一系列的绿色股票指数，如ESG（环境、社会与治理）指数、可持续发展指数、气候指数、碳战略指数、能源效率与能源管理指数等。

绿色发展基金：包括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区域性绿色发展基金、地方政府绿色发展基金以及PPP模式，同时金融租赁、创投、私募基金也是主要劲旅。目前，像美国、日本、瑞士等发达国家都存在着很多政府性或商业性的绿色投资与发展基金，国际上也有支援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变暖的多边机构“绿色气候基金”以及对发展中国家基层环境运动进行小额资助的“全球绿色资助基金“，此外还有推广全球房屋建筑绿色化的国际绿色地产基金和中美绿色基金等等。

绿色保险：包括绿色保险产品和服务、绿色保险责任制度、绿色保险风险监测与评估以及环境风险治理体系建设等。目前国际上除产生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巨灾保险外，还有环保技术装备保险、低碳环保类消费品的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保险、船舶污染损害责任保险、森林保险和农牧业灾害保险等险种；同时，国外绿色保险已经形成四种模式，即强制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兼用强制责任保险与财务保证或担保作为环境损害赔偿的保障制度、以自愿责任保险为原则的保障制度和自愿与强制结合的保险制度，其中强制保险成为主流趋势。

绿色权益交易：包括排污权、用能权、水权等环境权益交易市场以及基于以上各类环境权益的金融产品和衍生工具。目前包括美国、日本、德国、瑞典等全球20多个国家在绿权交易市场建设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尤其是在用能权交易方面建立起了一套成熟的的交易制度与方法。

层设计大手笔

尽管绿色金融成为一股国际潮流，同时上升为全球金融资源流动的主旋律，但面对着多年粗放型经济增长的尴尬，饱受着资源环境超前透支的重压，经历着雾霾、水污染等严峻现实的大考，中国比任何国家都明白绿色金融作为经济新动能再造的重要性，来自顶层设计的政策落地声音也就格外铿锵与响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不仅确立了“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基本原则，同时提出了2020年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主要目标，同时倡导发展绿色产业和培育绿色生活方式。在此基础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首次明确要建立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包括推广绿色信贷、研究设立绿色股票指数和发展相关投资产品、研究银行和企业发行绿色债券、支持设立各类绿色发展基金以及完善对节能低碳、生态环保项目的担保机制与风险补偿制度等等。

由中央深改小组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批准并由中国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不仅高屋建瓴地阐明了构建绿色金融的重要意义，同时系统展示了绿色金融的构成，作为首份解释绿色金融体系的官方文件，共计35款的《指导意见》不仅为绿色金融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导，也为各种金融要素的政策再配置提供了重要借鉴。

除了中国银监会陆续出台了《绿色信贷指引》、《能效信贷指引》等专项政策从而完整形成了国内银行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信贷的监管框架外，不久前中国人民银行还联合财政部等五部委了《金融业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规划》将“绿色金融标准化工程”列为重点工程，并试图最终构建起包括产品标准、信息披露标准以及金融机构绿色信用评级标准等五方面的内容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

在绿色证券的政策推进方面，目前涉及到绿色企业与绿色项目认定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银监会公布的《绿色信贷统计表》，二是人民银行公布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三是国家发改委公布的《绿色债券发行指引》。其中银行间市场发行的绿色金融债主要依据人民银行公布的目录，交易所发行的绿色公司债、企业债则主要依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指引。三个文件分类方法不尽相同，覆盖所有交叉，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容易撞车打架，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已与国家发改委达成共识，将在国家绿色产业目录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统一绿色债券目录。

为了强化绿色金融的牵引作用，上交所专门了《关于开展绿色公司债券试点的通知》，同时中国证监会与环保部日前签署了《关于共同开展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工作的合作协议》，联手推动建立和完善上市公司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督促上市公司履行环境保护社会责任。据悉，围绕着绿色企业IPO、环境信息披露等重大问题，证监会还将与更多的部门进行合作，强化更有力的政策驱动。

在绿色金融的国际合作层面，由中国主导的杭州G20峰会将绿色金融议题首次引入二十国集团议程，并最终形成了首份《G20绿色金融综合报告》，明确了发展绿色金融的目的、范围以及面临的挑战，为各国发展绿色金融提供了政策参考，为全球经济向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和创新模式。中国在全球绿色金融合作中的话语权地位得以充分彰显。

拉开创新试验大幕

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的最新指示，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5省（区）将选择部分地方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此举不仅意味着绿色金融从战略层面落实到执行层面，同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所积累与汇聚的经验将很快复制到全国各地。

从绿色金融创新试验方向看，圈定的5个省（区）都会在金融机构设立绿色金融事业部或绿色支行以及绿色债券发行上进行更多地创新与尝试，但同时各自会突出重点指向与部位，其中浙江会在如何吸引创投、私募基金、金融租赁公司等民间资本和发展小额信贷以及建设特色小镇等方面做出突破，广东会在怎样加大引进外资参与绿色投资的力度、金融科技与绿色金融的结合等领域做出探索，江西与贵州会分别在推动用能权、碳排放权、排污权和水权等绿色权益交易市场建设上迈出不同的前行步伐，而新疆则会在企业上市融资、中小企业绿色集合债的发行等方面拿出实验性的成绩单。

作为绿色金融首要的创新试验任务，金融机构设立绿色金融事业部或绿色支行应当没有技术制约。这方面不仅有汇丰、花旗和渣打等知名国际银行的成功经验值得参考，也有国内首家加入《赤道原则》的兴业银行涉足绿色金融业务的具体做法可供借鉴。而与物化组织机构的创设相比，作为绿色金融重头的绿色信贷更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除了绿色企业与项目的认定标准需要统一外，目前银行从事绿色信贷的热度并不高，需要建立绿色银行考评体系，以将绿色金融考评结果与监管评级、机构准入、高管人员履职评价、绿色信用额度等紧密关联起来；与此同时，面对融资额度大、期限长的绿色项目，急需探索和建立起绿色银团贷款的合作与共

振模式。

在绿色债券方面，截止目前我国累计发行的绿色债券总量达到2752.7亿元，名列全球第一。尽管如此，与国内债市规模相比，绿色债券的体量依然太小，其中去年2300亿元的绿债发行量在国内债市的占比仅为0.006%。另外，统计结果表明，境内绿色金融债的占比高达八成以上，如何增大绿债的境外融资能力和拓展出更宽阔的境外发行绿债路径，以及如何吸引国际金融组织和跨国公司在境内发行绿色债券，相关政策有值得深耕的空间。不仅如此，国内绿色债券的发行主体目前集中在大型企业，而小微企业由于发行规模小，很难通过债券方式实现融资，因此，政策层面更有必要在启动与推广中小企业绿色集合债方面有所突破。

作为绿色金融的重要支撑，证券市场需要尽快推出“绿色股票指数”，同时据研究机构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数（2017中期综合报告）》显示，在百分制下，170家样本上市公司中，环境信息披露的平均分为39.67分，远未达到及格线；而且自2007年至今的十年间，沪深两市仅有40家上市公司披露了公司或旗下子公司被当地环保部门行政处罚的信息。因此，建立上市公司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并形成一套完整的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已时不我待。

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表明，“十三五”期间，包括城市清洁能源、绿色建筑、城市环保水务等国内绿色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有望超过10万亿元，其中85%以上将依靠社会融资来解决。但目前的状况是，不仅境外资本参与绿色投资的案例不多，而且国内民间资本参与绿色投资的热情也不高，为此，政策的试点应在以下两个方面取得突破：一方面，要发挥好再贷款、担保基金等专业化担保机制以及财政贴息的作用，降低绿色融资成本，提升绿色项目的回报率与商业可持续性；另一方面，要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设立绿色发展基金，运用PPP等手段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投资绿色产业。

绿色权益交易市场的建设可以说是整个绿色金融中的短板，这不仅是因为交易环节多和交易成本高，还与很多交易项目的融资支持力度不够直接相关。为此，一方面要允许绿色权益进入信贷市场，通过抵质押融资缓解资金瓶颈。另一方面，要引入更多的第三方参与绿色权益交易，并在财税优惠、信贷贴息等具体政策方面予以充分地支持；与此同时，要切实保护好参与方各自的权益，尤其要确保第三方在投Y、设计、建设、运营、维护、管理环保设施等方面权利的真实落地，以此创造绿色权益交易市场的公正良序。

防范绿色金融风险

“绿色金融”被称为金融机构的“情怀业务”，能够释放出了十分鲜明的公益外部性，也必然受到不少企业的拥趸与追捧，而正是如此，不法分子便可借此巧做文章，导致“绿色金融”蜕变为谋取一已之利的工具。特别是伴随着“绿色金融”完成试点而全面推开后，公众先前所熟知的诸如新能源车“骗补”、弃风弃光等同类恶劣行径可能繁衍与蔓延，“绿色金融”风险或许会频频发生。

全面地梳理，“绿色金融”风险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凭空捏造绿色项目以及相关支撑材料，以从银行骗取信贷资金；二是以小（单个的微绿色项目）博大（整个企业变成绿色企业）或者化整为零（将一个绿色项目分解成若干个小项目），多渠道获取银行信贷与发债资金；三是假绿色之名融资，但实际并未投到绿色项目；四是人为制造项目灾害，骗取保险赔偿；五是虚构财务数据，获得IPO 资格，或者隐瞒负面环境新闻与环保处罚信息，误导投资者。除了以上种种“洗绿”行为外，在“绿色金融”的推进之中，还不排除可能出现绿色项目杠杆率过高以及社会资本中途退出而导致项目瘫痪与搁置或资本空转的问题。诸多因素的纠缠与联合发酵，必然催生绿色金融风险。

“洗绿”行径不仅会导致金融机构以及投资人承受巨额损失，还会触发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严重戳伤绿色金融市场，为此，需要建立绿色金融信息共享平台，将信贷获取者、债券发行人、资金使用者的违规欺诈信息系统纳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在发挥官方常规化监测机制功能的同时，充分释放出社会力量的“扒粪”作用；在此基础上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绿色融资必须用于特定的绿色项目是最基本原则，但了为防止假“绿色”之名行非绿色之实，有必要有关绿色金融融资使用的专门性规则，在绿色项目目录、绿色效益方面强化绿色债券的融资使用要求，形成募集资金用途的清晰绿色指引。同时，监管部门应加强对资金使用方向、使用效应的跟踪与监管，在监管过程中尽可能多地采纳第三方绿色评估机构对发行人融资状况及资金使用情况的评估。

为最大限度杜绝和防止绿色欺诈以及绿色金融违约风险，需要尽快编制与推出绿色债券指数和绿色股票指数，该指数不仅包括企业绿色定性指标，如绿色发展战略及政策、绿色供应链的生命周期等，还要包含企业绿色定量指标，如碳排放量、用水量、用电量以及绿色收入占比等，同r更须反映企业负面环境新闻及环保处罚状况，在此基础上实施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并对隐瞒和延迟信披的行为给予严厉的惩罚。

强化绿色金融的信用评估是识别与防范风险的重要前提。一方面，要在信用评级报告中单独披露发行人的绿色信用记录、募投项目绿色程度、环境因素对信用风险的影响，以使绿色市场参与者做出准确的风险甄别。另一方面，要引导现有专业服务机构包括信用评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会计事务所等专业服务机构开展绿色金融相关业务，特别要引入独立第三方机构对绿色金融进行评估，同时要探索绿色金融的第三方评估和评级标准，规范第三方认证机构对绿色金融评估的质量要求，以提高市场对绿色评估报告的信任程度。

运用金融科技可以有效地抑制与防治绿色金融风险的产生，其中大数据可以帮助金融机构识别绿色金融客户的信用背景与能力，云计算通过强大运算功能找到金融资源的最佳比对与匹配对象，机器学习、神经网络应用与知识图谱技术可建立起科学的模型，有效辅佐金融企业对信贷、债券发行做出量化分析和风险把控；脸像识别、指纹识别、虹膜识别等生物与视觉技术可准确验明与识别绿色金融客户的身份，达到预警一切可疑客户与可疑行为的效果；另外，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特征，真正实现了点对点的价值传递，可以大大降低金融机构的产品供给成本，同时区块链情景中的记录不可篡改以及可以追踪，更有利于金融企业锁定风险目标，并最大程度地降低绿色金融业务的风险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