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证券投资范文

跨境证券投资范文第1篇

一、跨国证券投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积极意义

我国在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中，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投资成为经济活动中的重要部分。外国的投资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和市场体系的建立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我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过程中积极利用国际资源改善国内市场经济结构，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履行世贸承诺。对于国际投资的理解，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国际投资只包括国际直接投资，而广义的国际投资则以资产为基础，强调的是投资的客体范围，既包括直接投资、国际承包、BOT、补偿贸易等直接投资方式，也包括对国际股票、债券、衍生金融产品等国际证券的间接投资方式。①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便是资本的跨境流动。从国际收支的角度看，跨境资本流动主要分为三类：跨境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跨境组合投资（Foreign　Portfolio　Investment，FPI）以及主要由银行贷款构成的其他投资。其中，跨境证券投资即包含于跨境组合投资（Foreign　Portfolio　In－vestment，FPI）中的一种重要的国际资本流动形式。①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大多数发达国家实行了资本市场自由化政策，资本账户完全对国际投资者开放，这样的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国际证券投资的发展。90年代以来，国际证券市场更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随着科学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金融全球化的趋势，国际证券市场融资规模迅速扩大，国际证券市场占国际资本市场份额已经大于70％，美国、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证券投资的规模已经超过了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已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方式之一。我国在加入WTO以后，利用外资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在改革开放的要求和经济发展的形势推动下，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是必然的。开放资本市场，意味着跨国证券投资成为国际投资中的核心部分。跨国证券投资是我国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也是我国证券市场体系完善的内在所需。首先这是我国兑现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表现；其次跨国证券投资是我国加快金融体系改革的现实要求，也是我国加快适应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挑战的重要手段；再者，跨国证券投资有益于我国吸引利用外资，调整资金流动性，防范资本风险。

二、跨国证券投资内涵、性质和中国跨国证券投资的现状

跨境证券投资即包含于跨境组合投资（Foreign　Portfolio　Investment，FPI）中的一种重要的国际资本流动形式，半包含于跨境投资的范畴之内。根据IMF在1996年发表的“Coordinated　Portfolio　Investment　SurveyGuide”所定义，跨境组合投资（FPI）是指国居民对另一国实体（entity）发行的证券进行的跨国界投资。FPI的首要目的在于获取资本利得，而并非追求在被投资实体中获取重大影响力和持续性利益。此定义所指的跨境证券投资是一种间接的跨境投资，投资者仅仅以获取收益为目的而持有股票或其他证券，对被投资的“另一国实体（entity）”并不参与经营及享有控制权或支配权。①跨国证券投资包括国际证券投资与外商证券投资两方面。②国际证券（International　Securities）是指发行人在其本国境外或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并流通的，以发行地所在国或其他可兑换货币为面值的证券，是国际间接投资的重要形式。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投资证券化以及国际借贷证券化趋势的形成和发展，国际证券作为一种融资手段在国际金融领域的重要地位不可忽视。③对于跨国证券投资的性质问题关系到跨国证券投资的管理和控制标准，对于一国而言影响到其规制的法律规范以及审核批准条件，所以有必要先对跨国证券投资的性质进行认定。一般认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区分主要集中在企业有无控制权这一问题上。确认一项投资行为是国际直接投资还是间接投资有一定的标准，各国有关法律规定不一。有的国家以一定的外资股权比例作为确定国际直接投资的唯一的标准，一般10％～50％不等。例如美国1974年《外国投资研究法》规定，只要个人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一家以公司形式组成的工商企业的任何等值的投资额就构成了直接投资。从形式上看，证券投资是一种间接投资，因为投资者并非直接与目标公司进行收购交易，而是通过证券市场收购目标公司已发行的流通股票，通常是在证券市场通过中介机构进行交易。然而在国际资本市场开放的趋势下，单纯将跨国证券投资定义为间接投资已不适应证券行业发展的需要，证券投资亦可不通过中介机构进行，而是直接入市交易。④笔者认为，认定跨国证券投资的性质应当参照两方面的标准，一方面是控制管理标准（主要是持股比例），具体的控制管理标准需结合各国的实际国情和对外投资政策倾向；另一方面是审查证券投资的根本目的，为了获得控制权还是为了短期购进后抛出获利是区分直接还是间接投资的一个标准。若投资行为达到了一定的数量标准并且目的是为了取得对标的企业的控制权，可以认定为是国际直接投资，反之则是间接投资，前者主要受投资法的规制，而后者要受到金融法和投资法的共同规制。跨国证券投资的形式不同，其管理规制的力度也有所不同，各国对于境外投资和境内外商投资的监管标准迥异，表现出各国的不同投资倾向和市场管理目标。我国的跨国证券市场投资主要分为境外证券市场投资和境内证券市场投资两部分。境外证券市场投资又可以分为：①境外上市外资股，即中国公司经证监会批准向境外投资者募集并在境外上市的记名股票，但以人民币标明面值，以外币认购，主要有境外直接上市国企股和境外间接上市红筹股两类。②海外发行债券，是指由中国政府、金融机构或企业在国际债券市场，发行以外国或境内货币为面值的债券，使外国投资者购买后形成的证券投资。外国投资者对我国境内证券市场透支主要是外资收购上市公司。外资收购上市公司可以由多种方式进行，除了境内上市外资股方式外，主要包括QFII收购、协议收购、要约收购、定向增发等。①我国证券市场顺应对外开放浪潮，表现在国际资本市场募集资金，开放国内资本市场，有条件地开放境内企业和个人投资境外资本市场，对我国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开放程度的加深等方面。首先我国股票市场融资国际化是以B股、H股、N股等股权融资作为突破口的，与此同时我国也越来越依赖国际债券市场筹集中长期建设资金。从2001年开始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逐步放开境内资本市场，颁布一系列法规规制境内外商投资行为，既充分利用外资又保护国内证券市场的稳定和安全。2011年1月，中国证监会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股指期货交易》，允许QFII参与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股指期货交易，表明我国进一步开放了国内资本市场。虽然目前我国资本项目下的外汇收入尚未完全开放，但是对外金融投资和个人外汇管理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2006年6月，中国银监会印发了《关于商业银行开展QDII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逐步扩大了境外投资范围，截至2010年年末，我国共批准90家合格境内投资者，投资额度高达696．61亿美元。

三、跨国证券投资风险概述

跨国证券投资的规模不断壮大，其撬动的资金量十分庞大。以我国为例，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企的海外投资前所未有地扩张。据国资委的一项统计显示，截至2009年年底，共有108家国企投资涉及境外单位5901户，国企境外资产超过4万亿元，当年利润占国企利润总额的37．7％，甚至有的企业境外项目利润占公司利润的50％。在国际金融危机余波未平之际，我们应当看到跨国证券投资带来的巨大利益，充分利用国际化、金融化的资金平台，但同时应该更加注重风险的防控和震荡后的及时恢复。冰岛国家宣布破产、美国信用等级下降，昭示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证券市场成熟完善与否的重要性。在联络日益紧密的国与国之间，因为大量的资金往来，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足见跨国证券投资面临的风险相较于国内证券市场的复杂性。利比亚局势的动荡直接影响了国际原油股价，各国在利比亚的投资也必然受到牵连。国际化的投资方式必须有相应的国际化的风险防控机制，对于每个国家而言都是一样的。我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是吸引外资，利用国际资源的必然要求，然而我国的金融环境、证券市场成熟程度与国际金融市场相比有明显差距，在证券业的规范运作、违规惩罚、风险防范等方面还有待改进。跨国证券投资给中国证券市场带来机遇，同时也使证券监管面临新的风险问题。证券投资风险主要表现为市场风险和管理风险。市场风险是价格和市场环境引起的风险。国际国内环境、市场需求、经济发展阶段等因素都会造成市场风险的诞生。市场风险主要由经济学者通过对市场结构的分析和结构、对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测来进行规制。管理风险主要是由于市场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漏洞等不确定因素造成的，对其的防控表现为一种宏观环境的整体防控。管理风险可以分为：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交易风险和结算风险。证券交易中的风险主要由以下行为引起：资金违规入市交易，结算漏洞，非上市公司股票欺诈交易，委托理财中的违规行为，信息披露不实，内幕交易等。在跨国证券投资中，投资风险还包括：战争、政治、市场准入、外汇、税收等可能导致证券投资损失的因素。在各种证券投资风险中，我们着重强调法律风险，因为法律风险防范的思路应当由事后补救转为事前防范和全程控制为主。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执行会长、上海并购俱乐部秘书长费国平认为：“以往‘走出去’只注意到经济方面的风险，如市场风险、财务风险和运营风险等，对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往往忽视或尽职调查没有做到位。”证券市场国际化过程中伴随着的各种危机是否能够得以有效防范和制止，与金融体系本身的法律制度以及更广泛的、金融运行外部法律环境是否健全息息相关。“人们对一个国家的信心，除了经济上的层面外，还要看这个国家在处理危机时，法律是否健全。”当法律不健全、歧视性执法或发生法律冲突，相关法律风险就可能转变为一种现实危害，给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失。可见法律风险是证券投资市场必须予以重视的一种风险。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强调，“要平衡好法律风险防控与商业利益之间的关系，对于风险巨大、难以防范的境外项目，即使有较好的商机和效益，也不要轻率进入。”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法律法规并不健全，很多规范在吸收借鉴别国经验的过程中还有不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现状的规定，不利于我国的证券交易发展和证券投资风险的防范。

四、跨国证券投资法律监管和风险防控

不断深入以及我国资本市场的恢复和发展，境外对我国证券投资的规模还将继续增长，如何防范和控制风险的同时效利用国际资本，如何对日趋频繁的跨国资金流动进行有效的监管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要把法律管理嵌入境外投资管理、财务管理、资产管理等业务流程，确保法律部门全程参与境外投资尽职调查、立项决策、谈判签约和运营管理，形成依法决策、防控风险、高效运转的境外项目管理团队。法律部门要深入研究境外投资的法律环境，努力做好涉外法律风险的识别评估和防范控制工作。”这是对“走出去”企业的要求，也是对我国跨国证券投资进行管理的要求，必须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层面上统一地完善起来。

（一）跨国证券投资法律监管和风险防控的基本原则国际证监会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简称IOSCO），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各国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为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达到对资本市场的有效监管，建立起来的相互交流、协商、咨询的全球性组织。①IOSCO的咨询文件中，《证券监管的目标和原则》对于构建我国的跨国证券投资风险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在证券投资法律监管中应当借鉴IOSCO的规定，以期构建与国际接轨的监管体系，在确定监管和风险防控制度之前应当明确以下原则。1．保护投资者的原则证券市场是重要的融资手段，是资源优化配置的主要渠道，若市场不能为投资者提供充分的法律保障，那么投资者在丧失市场信息之后就会撤离资本市场。所以保护投资者是证券法律法规应当有的基本精神。“完全地、实质地披露”是保护投资的重要手段。我国应当在此原则的基础上明确化、具体化，切实从各个层面实现这一原则的要求。2．确保市场的公平、效率和透明原则市场效率是市场参与者所追求的，要保障市场效率必然要保证市场的竞争环境，公平对待市场参与者。表现在跨国证券投资中就是要确保非东道国在东道国参与证券市场投资的地位和权益不受到非常规的损害。只有在保障本国市场秩序同时保障市场参与者竞争性的前提下，才有宜于促进市场的稳定发展。3．降低系统风险的原则随着银行、证券与保险等跨部门行为的发生以及全球范围内同时经营银行、证券与保险的大型跨国金融集团的出现，银行以及保险业的系统风险也向证券市场开始进行转移和扩散。①监管机构应当建立信息分享机制，对资金进行严格审查，加强监管机构间的信息交流和合作监管。

跨境证券投资范文第2篇

【关键词】资本项目 跨境资金 监测预警

一、资本项目跨境资金流动主要渠道

（一）直接投资项下

直接投资项下跨境资金流动一般有真实的交易背景支持，资金流动的敏感性与灵活性相对较低，对经济金融形势的巨变有一定的反应时滞。该项下跨境资金流动主要包括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

1.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一是外国直接来华投资流入。该渠道是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入项，包括外国投资者通过新设（增资）外资企业、并购内资企业和其他投资等形式的资金流入，其中新设（增资）外资企业是主要途径。二是外资撤资清算等流出。该渠道是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出项，包括外资企业以清算、转股、减资、先行回收投资等形式的资金流出，其中清算和转股是主要途径。

2.对外直接投资。一是我国直接对外投资流出。该渠道是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出项，包括境内非金融部门和金融部门以新设境外企业、实施海外并购与兼并等形式的资金流出，其中非金融机构境外投资是主要途径。二是对外直接投资撤资清算等流入。该渠道是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入项，包括境外投资企业转股、清算、减资等所得款项的流入。

（二）证券投资项下

证券投资项下跨境资金流动由于主要受短期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和境内外证券市场中长期走势的影响，且资金流动的敏感性与趋利性极强，因此资金的流出入波动程度剧烈、波动频率较高。主要包括我国对外证券投资净流入和境外对我国证券投资净流入。我国对外证券投资，目前主要是指境内合格机构投资者对外证券投资。境外对我国证券投资，目前主要是指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对境内证券投资。

（三）外债项下

外债项下跨境资金流动主要用途在于缓解我国外资企业生产经营初期的融资困难和对进出口提供贸易信贷支持，该渠道的资金流动敏感性较为一般，基本随着国内外经济大环境的变化而正向波动。该渠道主要指外商投资企业登记外债和金融机构自身外债。

（四）其他

除上述项目外，还存在一些资本项下的跨境资金通过其他非资本项下渠道进行流动，其具体显现在某些经常项下和净误差与遗漏项目，或是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根本就体现不出来，具体包括货物贸易的价格虚报、经常性转移、净误差与遗漏和地下金融等，且相应的数据估计具有相当的难度。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净误差与遗漏项，该项目作为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线下项目（即平衡项目），相应的数据并非是统计得来的，包括一定的统计误差，但更多的是非法资本流动状况。

二、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指标的构建

（一）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动渠道的指标选取

本文的综合性指标即为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动状况监测指标。在综合性指标之下逐级设立两类指标：先行指标和一致指标，前者主要反映被监测指标的未来走势，而后者主要反映被监测指标的现实状况。所有指标均有针对性地设置为相对数，以便于最后的加权平均估算。而在先行指标和一直指标的构成中，其具体指标分别为宏观经济指标、资本流动总量类指标和结构类指标。

1.衡量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动的宏观经济指标B1。该监测指标为被监测指标的先行指标，主要包含以下子指标：

2.衡量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动的总量类指标B2。一是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量/国内生产总值（设为B12）。该指标作为跨境资金流动的承载度指标，主要反映在同一时间段内一国经济增量所对应承受的跨境资金流量状况，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对应的跨境资本流动数额。二是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量/一国进出口总额（设为B22），该指标作为跨境资金流动的权重类指标，主要反映在同一时间段内一国进出口总额与跨境资金流量之间的比值关系，即单位进出口数额所对应的跨境资金流动数额。三是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量/一国国际收支总额（设为B23），该指标作为跨境资金流动的权重类指标，主要反映在同一时间段内一国国际收支总额与跨境资金流量之间的比值关系，即单位国际收支数额所对应的跨境资金流动数额。其中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量是指流入流出量之和，即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和其他项下所有资金流入量与流出量的总和。

3.衡量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动的结构类指标B3。一是资本与金融项下最大子项的占比（设为B31），以我国2011年状况为例，即其他投资项下资金流动数额/资本与金融项下资金流动金额，该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跨境资金流动在各项目之间的集中度。二是直接投资项下流入流出比率（设为B32），即直接投资项下资金流入量/资金流出量，该指标反映了直接投资项下资金的净流入（出）比率。三是证券投资项下流入流出比率（设为B33），即证券投资项下资金流入量/资金流出量，该指标反映了证券投资项下资金的净流入（出）比率。四是其他投资项下流入流出比率（设为B34），即其他投资项下资金流入量/资金流出量，该指标反映了其他投资项下资金的净流入（出）比率。五是其他项下流入流出比率（设为B35），即其他项下资金流入量/资金流出量，该指标反映了其他项下资金的净流入（出）比率。

（二）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动渠道相应指标的权重设置

1.权重设置的方法确定与条件设定。基于上述三类指标的具体设定，本文拟运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以下简称AHP）进行递阶层次与判断矩阵的构造。具体而言，AHP评价技术是将复杂问题分解为多个组成因素，并将这些因素按支配关系进一步分解，使之按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排列起来，形成一个多目标、多层次的有序、递阶层次结构，其基本思想就是通过对组成复杂问题的多个元素权重的整体判断，转变为对这些元素进行“两两比较”，然后在此基础上，这些元素的整体权重进行排序判断，确定各元素的权重。依据上述要求，本文将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动状况A设为目标层，将衡量资本项下资金跨境流动的宏观经济指标B1、总量类指标B2和结构类指标B3设为准则层，剩余的各分类子指标设为指标层。具体如下图所示：

2.各指标的权重设定。（1）建立判断矩阵。显然，目标层对各准则层而言有被分解的隶属关系，可以构建各准则层指标B1、B2、B3之间相对于目标层的两两判断矩阵，同理也可以构建各指标层之间相对于准则层的两两判断矩阵。下文的求解以准则层指标B1、B2、B3的权重设定为例。需要说明的是，在计算准则层指标权重之前，本文运用相关专家的经验数据进行了指标之间的两两比较，以定性的手段判定各准则层指标B1、B2、B3的相对重要程度，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设立比较标度，实现定量描述。

比较标度用自然数1-9表示，其中1、3、5、7、9分别表示“同等重要、稍微重要、重要、明显重要、绝对重要”，而2、4、6、8作为四个亚等级，用来表示上述相邻两个重要性标度之间的重要性程度。判断矩阵计为P，准则层和指标层具体两两比较的判断矩阵取值如下所示：

（2）求解取值。权重（特征向量）与最大特征值的求解。本文拟运用方根法求解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与最大特征值，根据线性代数的相关定义可知：PW=λBW，其中P为判断矩阵，W为P所对应的特征向量，λ0为相应的最大特征值。具体求解过程与结果如下表所示：

根据上述公式可得λB、λ1、λ2、λ3所对应的CR取值分别为0.0133、0.0434、0.0403和0.0546，均小于0.1，因此相应的特征向量与最大特征值可以通过一致性检验。

（三）指标体系的构建

三、预警水平的设定

至于各指标层具体数值的代入，鉴于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动状况变化的短期性，基本的思路是以近N年的我国相应数据为参照系，在数据的正态归一化的基础上换算成100点上下波动的指数值之后再进行比率数据的计算[1]，再运用移动加权的方式确定某一年份的具体指标层数值。最后，综合性指标A的取值等于各指标层数值的加权平均之和，取值在[0，1]之间，且越接近于0则说明越安全，数值越大则说明危险程度的加剧。在此基础上，可以分别计算前三年的综合性指数进行比对分析，进一步判断危险程度。

对于预警水平的设置，可初步判定综合指标A的取值在[0，0.1]，[0.1，0.3]，[0.3，0.6]，[0.6，1]四个区间，分别对应正常、关注、可疑和预警，其中对于预警指数A位于后三个区间的情况，可进一步按照季度取得相关数据进行判定。

四、当前资本项目跨境资金流动须重点加强监管的地方

（一）特殊类资本交易——完善对隐性流动、或有交易和金融衍生交易的管理和监测

隐性流动、或有交易以及金融衍生交易所涉及到的跨境资金流动大多具有不确定性，统计也不够全面准确。而不确定性即意味着风险的存在，因此必须加强和完善对上述交易的管理和统计监测，提高对其的分析预判能力。

（二）虚假交易——加强对常规性业务的真实性核查

常规性业务是指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中经常发生的外汇业务，该类业务操作明确，办理快捷，但也往往成为部分企业利用进行掩盖真实目的交易途径。例如利用经常项下交易变相达到资本交易的目的、利用股权并购实现“热钱”的快速流入等。

（三）热钱的涌入和逃逸——加强对违规交易、外汇黑市的打击

对境内私下交割、利用外汇黑市实现资金转移和跨境流动的行为必须加大打击力度，维护外汇管理的威严，开正道、堵邪道，减少灰色、黑色交易，降低在正规监测渠道之外的资金交易。

上述三个方面将会从外部影响资本项目交易数据的全面性、真实性，最终将影响资本项目跨境资金流动监测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其中市场交易主体的预期指标（B14）可依据预期自我实现的程度取值在[-1，1]之间。

跨境证券投资范文第3篇

沪港通模式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未来将会朝以下几个趋势发展。首先便是逐渐放宽投资标的范围，目前香港证券产品较为丰富，很多中小市值的股票并不在投资范围内，因此投资标的范围很可能被拓展。其次是逐渐放开沪港通跨境投资额的限制，为了防止资本异常流动，沪港通对投资额度进行了十分保守的限制，两地交易额与市值相对有限，等积累一定经验后可逐步放开投资额的限制。最后是提升两地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力，沪港通模式可以打通两地的融资限制，吸引更多的企业到该市场融资。

二、跨境证券投资的渐进开放

1.投资品种不断增加在实施“QFII”制度初期

金融产品仅限于投资境内交易所所的股票、债券以及基金等。随着证券投资的不断发展，“QFII”所批准的额度范围增加了购买期货项目，标志着境内的金融产品正式向境外开放。直至2011年底，“QFII”已进入实施阶段，投资品种又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其中已包含了银行间的证券产品。随着2014年沪港通的正式启动，我国的投资品种范围又进一步增大，投资品种也在不断增加。

2.投资规模逐步扩大投资规模的扩大

主要体现为总规模与单家机构可投资规模的扩大，“QFII”制度实施的起初额度为100亿美元，随着证券投资的渐进开放，“QFII”总额度也在不断增加。例如，在07年与12年，“QFII”的总额度分别增加了200亿、500亿美元，单家机构的可投资规模额度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旨在鼓励优秀的“QFII”机构进入境内证券市场，提高国内机构的投资效应。随着沪港通试点的逐步成熟及完善，证券市场的投资规模同样也会不断扩大。

3.汇出入限制逐步放松任何制度的实施初期都会有严格的锁定要求

沪港通机制也不例外。但从“QFII”制度与“RQFII”制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证券产品的汇出入制度正在逐步放松。例如，“QFII”制度实施初期要求投资者的本金锁定期限为一年，09年度降至为3个月，同时规定基金按月赎回的汇出入金额低于5000万美元的无须审核，可在银行直接办理等。随着沪港通模式的开通与使用、人民币汇率弹性的不断增强以及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相关证券部门将会不断放松限制措施，最后将会过渡到常态、宽松的轨道上来。

4.投资市场和品种日益丰富在“QFII”与“QDII”制度建立的初期

由于受到行业主管部门的限制，证券投资市场与品种都比较集中，例如初期相关证券制度规定境外投资的市场仅限于香港，产品也局限于固定的收益产品，加之证券机构只愿意投资少数的市场，投资者出于风险考虑，仅将资产集中于香港、美国。随着“QDII”机构的出现与沪港通的正式运行，监管部门逐渐放宽了对投资市场与产品的限制。实际操作中，证券产品的配置也逐渐实现多样化，并受到投资者的欢迎。

三、沪港通对跨境证券投资模式的影响

1.创新了市场制度沪港通是推进上海、香港两地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重大决策

是对市场制度的一次重大创新。一方面，沪港通顺应了投资者的需求，是沪港两地勇于开拓、积极合作的成果。另一方面，沪港通来源于市场，创建了操作便利、风险可控的新投资模式，它优化了市场机构、丰富了交易品种。同时，沪港通也为境内外投资者提供了便利机会，有利于双方分享彼此的发展经营成果，促进两地经济的共同发展。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因此，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不断增强我国资本市场的实力，并逐步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增强整体实力。

2.促进了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的共同发展沪港通作为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内容

推动了内地与香港市场的共同发展，有效巩固了上海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进一步加强了内地与香港的金融合作。因此，我们应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应尽快推出新产品、新服务，不断拓展市场的广度与深度，致力于打造国际化、规范化的资本市场环境。沪港通启动后得到了国务院与各地政府部门的重视，作为国家开放战略的一部分，沪港通奠定了上海与香港的合作基础，确保上交所与港交所朝着国际化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同时，沪港通也拓宽了两地的投资渠道，提升了两地市场的竞争力，逐步推进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四、结束语

沪港通打破了两地资本市场的融资限制，创新了跨境证券投资模式，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沪港通是一个起点而不是一个终点，我们应在此基础上继续创造规范化的市场环境，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跨境证券投资范文第4篇

投资存量的变动

国际经验显示，资本账户开放可促进跨境资本流动快速增长，从而导致各类跨境资本流动的存量，也就是国际投资头寸，显著上升。

我们发现，25个发达与新兴经济体的总体经验表明，伴随着一个经济体的资本账户从最封闭进入最开放的状态， 其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存量从平均相对于GDP的5％和3％分别上升到36％和52％。外来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存量也会经历类似的变化， 但由于初始存量较大， 增长相对较小。

然而我们也发现，国际投资头寸的波动普遍随着资本账户开放而上升。这表明，除了资本账户开放度，其他经济因素， 如经济增长速度和金融市场深度，在决定一个经济体的跨境资本流动中也会扮演重要的角色。

另外，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跨境资本流动情况与非储备货币国家也可能有较大的不同。

假设到2020年中国资本账户已完全开放，结合国际经验以及中国未来基本经济状况的判断， 我们通过计量预测模型的分析显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将会比来华直接投资增长更快， 但由于来华直接投资初始存量大，中国净直接投资头寸仍将处于负债状态。

我们预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将从2010年相当于GDP的5％，增加到2020年相当于GDP的27％，部分反映了国内金融市场的深化，有助于国内企业从事国际并购。来华直接投资存量则从相当于GDP的20％，上升至相当于GDP的35％，反映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体制改进和经济环境进一步改善， 将继续吸引外国投资者。净国际直接投资存量将在2020年仍然保持负债状况，约为GDP的8％。

我们的分析亦显示， 对外证券投资将高速增长，部分反映了国内投资者分散风险的愿望。我们预测对外证券投资存量从2010年相当于GDP的4％，到2020年增加至相当于GDP的29％， 而来华证券投资存量将从相当于GDP的4％，上升至相当于GDP的18％。对外证券投资存量将超过来华证券投资存量。

一方面，外国投资者将因为中国金融体制的完善以及经济增长前景乐观，增加他们在中国股市的投资。另一方面， 中国和国外资产回报之间的差距将会因资本账户开放而收窄，可能削弱他们持有中国资产的动机。

根据上面所预测的各项跨国资本流动趋势， 我们可预测中国的净外汇资产投资在中长期所带来的收入。基于经合组织主要成员的经验，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净投资收入与GDP比率将逐渐增加，从2010年的0.5％升至2020年的1.2％。

同时，我们预测中国的贸易顺差将逐步收窄，从2010年占GDP的3.9％下降至2020年的1.7％。结果是， 经常账户盈余与GDP的比率将由2010年的5.2％下降至2016年－2020年的3％。

相应地，外汇储备将从2010年底的28470亿美元增加至2020年底的55000亿美元。外汇储备与GDP比率将先升后降，到2020年降至相当于GDP的29％左右。总净外汇资产头寸将从2010年相当于GDP的34％下降至2020年相当于GDP的31％， 而净外汇资产头寸的组合将会显著改变。

私人部门的净外汇资产头寸在2010年处于负债状态， 但于2020年将会变成相当于GDP的3％的资产状态。 这表明，中国的私营部门到2020年将从净债务人变成净债权人。中国政府将继续保持其净债权人地位， 但所占总净外汇资产头寸的份额将下降。

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

资本账户开放，会通过影响一个经济体的净外汇资产头寸，来影响其货币的实际汇率。一个经济体净外汇资产头寸的下降意味着净投资收入下降，从而拉低国内需求，降低本国产品相对于国外产品的价格，对本国货币实际汇率带来一定的贬值压力。另一个影响实际汇率的主要变量是相对人均收入。例如，因收入上升所产生的财富效应可推高非贸易品相对于贸易品的价格，导致本国货币的实际升值。 收入增加也可能反映国内相对于贸易伙伴的贸易部门有更高的生产力， 相应引起本国货币的实际升值（即“巴拉萨-萨谬尔森效应”）。

基于上述对净外汇资产头寸的预测以及相关国际经验，我们分析了由资本账户开放导致的中国净外汇资产头寸的变动将如何影响人民币的均衡实际汇率， 也就是与经济基本面相吻合的实际汇率到2020年会怎样变化。

我们的研究显示，资本账户开放只对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产生轻微的下行压力，这是因为中国净外汇资产头寸到2020年将基本保持平稳，相对于GDP 只下降2个百分点。

中国较快的经济增长前景则继续支撑人民币汇率。我们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假设中国GDP于2012年－2015年间平均增长8.4％，而从2016年起年增长率为7％。如果同时考虑资本账户开放和未来经济增长两个因素，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将升值10％左右。这结果符合日本和前西德在资本账户开放的过程中货币实际升值的历史经验。

人民币国际化如何影响资本流动和汇率？

一个经济体的货币若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其债券市场需要具有较大的规模，以及具备充足的流动性。例如，在2011年，全球约有60％的外汇储备投放在美国债券市场。我们假设到2030年人民币已成为主要储备货币， 而中国的债券市值占GDP比率将达到经合组织成员的平均水平。

具体而言，假设中国的私营债券市值和总债券市值从2010年相当于GDP的15％和52％，分别上升到2030年的59％和116％。我们的研究显示，国际直接投资净头寸相比上述基准情形几乎不变，但证券投资净头寸会下降。对外证券投资存量和来华证券投资存量到2020年分别将达到相当于GDP的35％和29％， 高于基准情形下的29％和18％。而私营部门净外汇资产头寸将处于基本平衡状态。

2020年外汇储备将达到6240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33％，高于基准情形下的29％。中国总净外汇资产头寸到2020年将达到相当于GDP的30％，与基准情形相差不大。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与基准情形下预测大概一致。也就是说，人民币国际化对人民币实际汇率不会带来太多额外影响。

结束语

以上分析告诉我们，资本账户开放将会导致跨境资本流动双向增长，资本流动存量也将更加平衡。人民币汇率对资本账户开放并不很敏感，而中国相对强劲的增长前景将继续支撑人民币实际汇率缓慢升值，即使它成为主要储备货币之一，情况也不会有很大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分析以一般国际经验为参照，而一个经济体自身特点可能导致资本账户开放对其资本流动和汇率的影响相对于一般情况有所偏差。我们的分析注重人民币实际汇率的中长期趋势，不应理解为是对名义汇率短期走势的预测。

跨境证券投资范文第5篇

【关键词】沪港通 跨境资本 证券投资 流动 影响

沪港通的正式开通，实际上是为大陆和香港的资本市场打开了新的渠道将对QFII基金有直接的影响。大陆和香港的资本市场的开通，其实就是开放给香港A股市场的投资者，更具体的讲就是A 股市场面向全世界任何国家的资本开放。因为香港是人人皆知的国际化金融中心，资本市场非常成熟，对于国际资本来者不拒，不存在任何限制，国际金融资本可以凭借香港这块跳板，直接参与A股市场的交易，不需要大陆的层层审批手续。沪港通对于大陆投资者来讲可以迈进海外股市投资市场，对于人民币来讲可以为未来的资本国际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沪港通综述

（一）沪港通的定义和内容

上海和香港股市的互联机制，被称为沪港通。它代表着大陆和香港证券投资市场交流的开始，沪港通意味着大陆投资者和香港投资者可以分别在两地对A股市场和港股市场进行证券投资买卖的实时操作，沪港通包括两个部分，分别是沪股通和港股通。沪股通是指香港的证券投资者可以在香港当地的香港联交所对A股市场上市股票进行合法的投资买卖；港股通是指大陆证券投资者可以在大陆的证券交易中心对港股市场上市股票进行合法的投资买卖。换句话说，就是大陆和香港的证券投资者可以第一次进入对方的证券交易市场进行投资买卖。沪港通清算货币为统一的人民币交易。

（二）沪港通的特点

特点一：上海和香港两地的证券交易政策基本不变，两地的投资者无论购买上海交易所的股票还是购买香港证券交易所得的股票都需要遵守当地交易所的规章制度及法律法规。投资者也将受到当地交易所和结算所的市场监管。同时保持沪港通开通前与开通后的证券交易规则基本一致。特点二：沪港通中跨境资金流动意向必须受到两地结算系统的监管，以防止沪港通资金的外流。在沪港通中无论是用于投资股票的资金还是卖出股票所得资金都禁止用于在对方其他资产市场进行投资，比如房地产市场，这样有效防止了热钱无序流动带来的风险。

二、沪港通与QFII和QDII的不同之处

沪港通、QFII、QDII制度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三者都是我国资本市场没有彻底开放的情况下制定的特殊制度，但是在具体制度制定上，它们之间还有很大的区别。第一是交易的载体区别，沪港通目的是构建两地证券交易市场的互联互通，是以上海和香港两地的证券交易所为载体；QFII和QDII是以通过发行理财产品的投资吸引资金为目的，交易的载体是证券机构和资产管理公司。第二，不同的交易货币，沪港通必须以人民币进行资产的清算和结算，QFII， QDII中可以使用除人民币以外的货币进行清算和结算，例如美元等。第三，不同的投资方向，沪港通的投资方向是大陆和香港都可以的双向投资方向，而QFII和QDII只是面向大陆的单向的投资方向。第四，不同的跨境资金的管理，沪港通要求证券交易所得资金必须以原来的方式返回，不可以在当地市场存留，而QFII和QDII中资金可以存留在本地市场中。

三、沪港通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

（一）沪港通的开通将为A股市场带来更多的资金

近几年我国证券交易市场萎靡不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资金拉动力。沪港通的开通对于A股市场吸收外来资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这个可以通过沪港通开通当日的数据就可以看出，沪港通开通当日，在一分钟时间里，沪港通的交易额就轻轻松松超过三十亿人民币，最终在开通后不超过三个小时的时间里，完成每日的交易限定额度即一百三十亿人民币，这无形之中给A股市场资本流通带来了活力。

（二）沪股通资本流动潜在影响

从沪股通的获取额度的便利性和通道费上看，成本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目前在香港的证券市场QFII通道管理费是每年1%至1.5%，历史管理费最高时候为每年3%；RQFII管理费用每年0.5%至1%；而沪股通则不收取通道管理费用。此外，沪港通相比较于QFII和RQFII，不需要委托相应的机构进行交易，QFII和RQFII是必须需要当地的银行进行托管，而且每年收取大约0.2%托管费。从上面的数据可以明显看出，沪港通相比较于QFII和RQFII，在投资者成本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沪港通开通势必会分流一部分现在QDII、QFII及RQFII中的资金。

（三）基于两地市场财富效应同步性检验的资金流动的影响

从市场投资者带来的财富效应来分析，资金倾向于流入强劲的市场的财富效应。当双方要加强市场的相关性，两个市场之间的同涨和下跌更加明显，大量资金流向的发生将减少单边的可能性。港股通方面的大规模单边资金流动现象会很小。从长周期的数据，香港和国内股市的相关性一直很高。从沪港通开通后的三个月两地市场的相关数据分析，对短期市场之间的相关性显著加强。可以预见的是，沪港通将继续加强在这两个市场之间的关系，开通后，把投资者的财富效应同步性明显加强，从而在两地证券交易市场之间减少了大量的单边流动概率。

（四）沪港通的开通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沪港通是我国资本市场一项重要改革措施，是我国资本开放战略的重大举措，它不仅促进大陆和香港证券市场的共同发展，而且还增进了大陆和香港之间的金融合作关系，同时加强了上海和香港的金融地位。在沪港通未开通前，我国的证券市场是不允许国外资本进入的，沪港通虽然是上海、香港两地证券交易市场互联互通，但是它可以通过香港证券交易所吸引大量海外资本，可以间接的实现我国证券交易市场与海外市场的互联互通，沪港通的开通为以后的深港通开通起到了示范作用，加速了我国资本市场对方开放的步伐。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推出新产品，新服务，继续扩大证券市场的广泛化和深层次化，努力建立国际化资本市场投资环境。为大陆和香港的金融合作及两地的证券交易市场迈向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升了我国资本市场在国际的竞争力，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四、沪港通发展趋势展望

由于沪港通具有通过双向投资、投资目标范围大、两地法律法规都适用以及两地交易所的合作模式下固有的局限性等因素的影响，沪港通和将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还具有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由于香港证券市场的产品更加丰富，中小盘股票，债券，权证等基本都不在投资的范畴里，所以说沪港通模式下的投资方向标还有很广阔的发展空间。目前沪港通为防止资金异常、谨慎扩张以及资金外流，对跨境投资进行了限制，并且对跨国投资总额和每日限额做的十分保守。无论是跨境投资每日限额还是总投资额度，相比于沪港通市场的交易量和市值都是很有限的。可是对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是相当有益的。换句话说，沪港通是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迈出的第一步，它为国外资本的进入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渠道。根据“不可能三角”理论，汇率稳定，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只有三选二，不可能全都满足。香港的一个小自由经济体，所以选择了资本流通和汇率稳定的，可是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其最重要的。此外，“通过企图沪港通”为资本账户的开放，也需要考虑到对汇率稳定的影响。

五、结束语

不用说，随着沪港通的开通，中国资本市场已经开始往走向世界迈出了第一步，沪港通的成功开通不仅仅是内地和香港两地的投资者们可以互相投资股票交易这么简单，它是中国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探路者和试水石，它为我国的相关改革提供足够的想像空间，等到机会成熟时，相应的其他金融改革就会鱼跃而出。第二个“沪港通”，第三个“沪港通”，更多的“沪港通”会相继到来，并以更加可控和有序的模式进行。

参考文献

[1]巴曙松，张信军.沪港通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J].中国金融，2014（09）.

[2]陈琪，余秀荣.沪港通：资本市场逐步开放的产物[J].社会观察，2014（10）.

[3]沈艳.沪港通，促进资金双向流动的投资[J].市场研究，2014（10）.

跨境证券投资范文第6篇

一、引言

资本的本质是获取最大收益，因此从其诞生之日起，资本就开始不断流动以寻取最佳回报，现代通信技术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配置，资本越来越全球化，产生了国际资本流动。钱纳里和斯特劳特（1966）在其经典著作《外援与经济发展》中认为，国际资本流动能够填补东道国外汇与储蓄缺口，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证券投资是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形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外投资特别是证券投资在全球范围内增长日益迅速。事实上，证券投资是分享东道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而且证券投资通常不涉及控股，可以规避直接投资所面临的政府管制。对外证券投资的主要优势是分散投资风险，即投资学中的“不要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研究表明，居民对外证券投资能使投资人获益，DeRoonFA，NijmanTE,WerkerBJM.（2001）指出，在不考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投资能够显著分散风险，提高收益。Driessen，JoostandLucLaeven指出，跨国证券分散化投资能显著提高收益率，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即使考虑到货币波动因素，依然能从对发达国家证券投资中获益。Lagoarde-Segot，Thomas和BrianM.Lucey（2007）使用美元和本币两种方式建立资产组合，对中东和北非部分国家股票市场进行了研究，发现加大对这些国家的证券投资能够使投资组合获得多样化的收益。

不过跨境证券投资对国民经济也有其不利影响。正如Bhagwati（1998）指出的，驱动资本与驱动商品和服务跨越国界流动的动机不同，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正如同经济史学家CharlesKindleberger说过的那样，是恐慌和狂躁，当一国或地区利润率特别高时，猛躁的资本大量涌入，而当金融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在恐慌心理作用下开始大量抛售资产，引起资产市场暴跌。由于证券投资对象主要是可交易的金融资产，流动性高，特别容易受到短期因素波动的干扰，影响金融稳定。以泰国为例，在泰国金融危机爆发前，外部证券投资大规模流入，使泰国经济增长迅速，但在发生金融危机后的1998—1999年，证券投资方式的资本流入则又大幅度下降，特别是银行贷款类资本大量流出泰国，1997年流出25.17亿美元，1998年流出110.96亿美元，1999年流出112.07亿美元，因为银行贷款变现能力强，在国际金融市场形势发生不利变化时，外国银行纷纷召回发放给泰国银行和企业的贷款，泰国银行和企业为了偿还外债，被迫中止投资，国内总需求下降，从而影响产出。总体上，学术理论证实了跨境对外投资分散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收益的作用，但由于证券投资的特殊性，我们也需要关注对外证券投资的负面影响。

二、国民经济账户的均衡与证券投资开放的意义

对我国来说，由于人口生育率下降带来的人口红利效应，储蓄率长期保持在高位水平，储蓄大于国内的投资就形成了净出口，净出口亦长期保持在正值。由于我国净出口基本保持在正值，为了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资本账户必须为负值，这就需要资本外流，即资本账户K为负值。不过我国要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国内利率高于发达国家，因此，在利差刺激下资本账户亦呈现净流入状态。这使得我国国际收支面临经常、资本两账户双顺差局面。即国际收支无法通过市场平衡，需要政策干预即由政府买入外汇才能实现均衡，这反而又影响了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其逻辑分析如下。根据表-2国际收支账户平衡方程，在国际收支完全由市场调节的背景下，经常账户顺差意味着资本账户的逆差，因为经常账户顺差意味着国内出口商品或劳务从国外获得金融资源，居民必须以某种方式拥有这种金融资源，无论是以对外直接投资还是证券投资方式，总之这会形成某种均衡。反之，在不均衡状态，以我国现状为例，经常账户是顺差，而直接投资账户方面近几年由于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对外直接投资也快速上升，不过即使在大幅度增长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仅与外商对我国直接投资相当，因此直接投资不能单独充当经常账户顺差再溢出的主渠道，这意味着需要通过证券投资账户平衡经常账户顺差。但是我国证券投资账户处于管制状态，因此通过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中直接投资积累的国际资本不能通过证券投资宣泄，只能借由储备变动消化。

三、现行对外证券投资政策的弊端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指的对外证券投资侧重于国内居民（包括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直接购买境外证券投资的行为。不包括国家外汇管理部门使用外汇购买境外证券资产，因为这属于投资的范畴；也不包括商业银行的对外证券投资，因为这与本文所讨论的普通市场主体对国外证券的投资概念不同。目前国内居民对外证券投资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QDII（QualifiedDomesticInstitutionalInvestor），即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这是在资本账户不放开的情况下允许部分机构先行试行，在国内发行基金产品对海外进行证券投资，与比较火爆的QFII相比，QDII显得比较冷清。根据2014年上半年央行《中国国际收支报告》，境外对我国证券投资（QFII）净流入344亿美元，其中：股本证券166亿美元，债务证券178亿美元；而QDII净汇出资金只有27亿美元。二是港股通，即2014年下半年推行的允许合格投资者购买香港证券的投资安排，截至2015年2月4日，2500亿港股通总额度仅使用了237亿元，尚有余额2263亿元，与沪港通推出前的市场预期大相径庭。从QDII和港股通的冷清可以看出，放松对外证券投资可能出现的资金大量外逃并未出现，显示出目前对外证券投资的管制可能过于严格而且并非必要。另外，对境内居民海外投资的过度限制反而降低了境内居民参与海外投资的热情。总体上，继续执行严格管制的现行对外证券投资政策存在诸多弊端。

（一）资本流动影响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当我国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外商直接投资呈现顺差时，根据国际收支均衡表，过量的外汇只能通过证券资本账户输出国外。如果证券投资账户处于管制状态，那么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央行购买过量外汇。这导致巨额外汇资产在央行的集聚，因为央行并不总能完全冲销吸入的外汇，所以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巨量顺差往往会带来基础货币膨胀、物价上涨、银行资产扩张等一系列问题。鉴于我国的经常账户顺差仍然在源源不断地堆积，例如2013年经常账户顺差达1828亿美元，虽然境内机构可根据经营需要自行保留其经常项目外汇收入，但人民币资产收益较高和缺乏对外投资渠道使得境内机构不愿持有外汇，往往将顺差带来的外汇原封不动地卖给央行，使央行的资产迅速膨胀，仅2013年新增外汇储蓄资产就达4314亿美元。2013年末央行外汇储蓄余额已达38213亿美元。截至2014年底，中国人民银行338248亿元总资产中，外汇资产已达270681亿元，外汇占款已占据超过80%的央行资产份额，巨额外汇储备使中国货币发行受制于外部因素影响，影响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金融稳定。

（二）对外输出资本投资回报率低中国是吸收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一个资本输出大国，这可能和很多人想象大相径庭。从表-3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可以看出中国拥有巨额对外投资净头寸，2013年末中国对外投资净头寸19716亿美元。不过我国的对外投资收益是低下的，该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投资收益所得为负值。而日本2013年末3250070亿日元净头寸投资所得盈余为164755亿日元，综合收益率为5.06%，且历年收益相当稳定，2013年平均计算日本每个国民投资收益为13万日元。中国对外输出资本规模非常高，但收益却非常低。其原因在于中国对外投资的结构失衡，以央行储备为主（如表-4所示）。中国对外资产中，央行外汇储备占对外资产比重达到62.75%，外汇储备投资主要以低风险国债为对象，而居民主动性的对外投资，直接投资、股本证券、债务证券投资规模小，三项合计14.7%。相比之下，日本居民持有的直接投资、股本证券、债务证券投资占国际投资头寸的59.8%，外汇储备资产占日本对外资产比重仅为16.75%。另外，从证券投资的分布来看，日本对外证券投资以债券投资为主，私人部门占据主导地位，如日本对外债券投资以中长期债券为主，私人部门和银行部门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对外投资收益率低的原因可能也正是因为中国对外资产以国家持有外汇资产为主，即由央行持有外汇储备，对央行这样的非营利机构而言，用外汇储备投资主要目标在于保持汇率稳定，保持储备安全性，收益性只是附带目的。从实际情况也可以看出，央行大量外汇投资于低收益的发达经济体国债，如根据最新资料，2015年1月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跌破了2%，而据媒体报道中国持有美国国债1万多亿美元。中国想要提高收益率，就必须改变对外投资结构，放开居民对外证券投资限制，扩大普通居民投资者数量。普通居民投资者会在安全性与收益性间进行权衡，按照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优化投资组合，最终会获得高于外汇储备投资的收益。

四、放开居民对外证券投资的前提和路径

现行居民对外证券投资管制存在诸多弊端，放开居民对外证券投资势在必行。从长远来看，放开居民对外证券投资是我国资本账户开放进程的重要步骤，也是资本账户开放的必由之路。不过在操作层面，对外证券投资的开放路径应是渐进的，健康的宏观经济环境、稳健的金融体系、高效率的资本流动监管体系是放松居民对外证券投资管制的前提条件，然后通过谨慎而又稳健的政策分步放松居民对外证券投资管制。

（一）确立最优外汇储蓄规模首先我们需要确定现有外汇储备中有多大部分可以用来进行对外投资。由于人民币在国际经济交易中使用范围较窄，多数国际经济交易仍然要通过美元、欧元等主流货币中介，因此，由国家持有一定数量的外汇储备仍是必要的，超过这一份额的外汇储备则可由居民持有对外投资。这就是经济学中的最优外汇储备规模概念，根据研究目的，在此仅抛砖引玉做初步探讨，我们假设外汇储备仅满足基本需求：交易性需求、预防性需求和应对投机性需要。②交易性需求指用于支付进口和偿付外债的外汇需求。一般来说，一国外汇储备需要满足6个月的货物与服务进口需求和清偿对外债务，但对我国来说这是比较保守的计算方式，因为我国目前仍然是出口大于进口，不可能半年之内不出口只进口，另外举借的外债也不可能完全用于消费，还会用于投资扩大产出创汇能力。因此我们以3个月的进口需求和总外债计算交易性需求。2013年我国货物与服务进口21896亿美元，3个月为5474亿美元，截至2013年末，我国扣除企业间贸易信贷的外债余额为5267亿美元，上述合计为10741亿美元。除了满易性需求外，根据我国的特殊情况，我们还要预防外商直接投资利润汇出带来的外汇需求。2013年末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存量为23475亿美元，以2013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所有者权益利润率为17.5%计，外资企业可实现利润4109亿美元，2013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投资收益借方为2276亿美元，由于我国对外负债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我们假设投资收益借方主要为外资企业利润汇出，因此在2013年外资企业盈利中尚有近2000亿美元未汇出，这构成了隐性外汇储备的需求。我们假设央行要持有足以应对三年的隐性外资企业利润汇出，即需要储备6000亿美元。外汇储备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即应对投机性需求稳定汇率，比如在本币被大量投机性卖出时，央行可以向市场投放外汇缓解货币贬值压力。所以在储备16741亿美元满易性需求、预防性需求外，还需要额外储备稳定人民币汇率。考虑到国内居民持有的外汇也可满足上述三种需求。由央行持有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足以满易性需求、预防性需求、投机性需求。当然，这一数额是动态调整的。超过这一数额的过量外汇，可以通过下文所涉及的资本账户投资外汇交易市场，由民间市场主体持有并用于资本账户投资包括证券投资。

（二）采取更灵活的汇率安排放开居民对外证券投资管制需要更灵活的汇率安排，唯此经济体对各种危机方能应对自如，固定或僵化的汇率制度很难包容各种冲击，如果汇率安排更为灵活，市场就不会有一边倒的汇率预期，居民就会扩大外币资产权重以平衡汇率风险。事实上，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不仅是放开资本账户的前提，资本账户逐步放开后，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会越来越大，此时很难维持相对固定的汇率，决策者必须在固定汇率和资本账户开放两者间做出选择。实施更灵活的汇率安排需要一系列制度安排，我国长期以来实施相对固定的有管理的汇率，猛然实施浮动汇率，进出口商还有投资者都会不适应。因此，首先要建立健全汇率波动风险对冲机制，提供外汇掉期、期货、期权等风险对冲工具，提高交易主体的汇率风险意识。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更完善的以市场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三）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统计和监测工作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2009）认为，目前在国际资本流动监管上，还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到目前为止，跨境资本流动的渠道和机制仍未厘清，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入与流出的渠道和机制，另外在东道国经济低迷时，资本流动是如何逆转流出的，其渠道和机制也仍未厘清。因为证券投资流动性特别高，更需要对其异动保持关注，这就需要我们厘清对外证券投资的渠道和机制，建立健全证券投资统计监测体系，做好扎实的基础统计工作。按照《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国际收支统计申报范围为中国居民与非中国居民之间发生的一切经济交易以及中国居民对外金融资产、负债状况。放松居民对外证券投资后，对居民对外证券投资的增长速度、变动方向等数据监管部门应当保持重视，掌握其变化趋势，以便在对外证券投资达到风险点时，及时启动管制手段。

（四）对非正常的证券投资流动采取必要的管制手段证券资本流动由于其波动性容易造成金融动荡，正如前文所述，泰国金融危机期间证券资本的趋势逆转引发了金融危机。因此，对居民对外证券投资的规模和结构需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当某段时间内对外证券投资数量迅速扩大并引起汇率波动乃至于出现资本外逃时，对证券资本流动就应当采取一定的措施。限于文章主旨和篇幅，在此不进行深入讨论。资本流动管制措施包括数量限制和价格管制措施，数量管制类似国际贸易中的配额。如直接对居民对外证券投资数额进行限制，或者干脆禁止某种方式的对外证券投资，还可以是用许可证的方式对证券投资输出量进行数量管制。价格管制措施包括对流出的资本按交易额征收交易税，或者对证券投资分红或资本利得征税，这些措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提高资本输出的成本，使输出的资本只有预期获得更高的收益才有利可图。如前所述，正常的对外证券投资能够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监管当局只需保持关注。当对外证券投资趋势改变并影响金融稳定时，监管当局应采取必要管制措施，此时应尽量采取征税等价格性管制方式，直接禁止交易及数量限制等刚性数量手段只能在非常时期使用。

（五）放开居民对外证券投资路径从放开证券投资的资金来源上，首先可以考虑允许经常账户顺差进行对外证券投资，今后可允许合法获得外汇的企业进行对外证券投资。推动居民对外证券投资需要完善的市场体系、发达的中介机构和便捷的渠道。首先应建立资本账户投资外汇市场，居民可以通过居民间外汇市场调剂外汇余缺。③其次应当培育国内的证券投资中介，加强对外投资中介机构建设。对外证券投资涉及汇率转化、所在国政治、经济环境分析，个人投资者很难掌握全面知识，应以金融机构对外证券投资为主，个人对外证券投资为辅。

在中介机构建设上，要放松现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认定标准和投资额度，逐步放宽准入；机构的介入也能培养对外证券投资人才，提高对外证券投资水平。同时，对居民海外投资进一步松绑，允许境内金融机构在境外证券交易所购买交易席位，同时使境内居民能够以较便利的条件实现对外证券投资，也允许国外证券公司在国内开设网点，方便居民开立对外证券投资账户。除了港股通以外，还可以试点建立美股通、日股通、欧股通、金砖股通等多种形式的居民对外证券投资渠道，初期可对居民海外证券投资数额进行限制，比如允许居民每年对外进行证券投资5万美元，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逐步提高限额，放松管制。

跨境证券投资范文第7篇

“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联合《保险机构销售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规定》”

2012年末以来，证监会和保监会分别就《暂行规定》向社会和保险行业公开征求了意见，经认真研究，两会对建议调整保险机构基金销售业务准入条件、加强保险机构基金销售结算资金管理、调整保险机构基金销售人员资格条件、强化保险机构基金销售人员行为规范等意见予以吸收，相应修改、完善了《暂行规定》，并于6月7日对外。《暂行规定》的，是证监会与保监会进行监管协作的重要成果，不仅体现了证监会一贯重视拓宽基金销售渠道，鼓励更多类型机构参与基金销售业务的思路，也充分展示了保监会持续推进保险业服务能力建设，提升行业综合服务水平的努力，是一个双赢的结果。《暂行规定》明确了保险机构参与基金销售业务的具体监管要求，以及两会的监管职责和分工，有利于规范保险机构的基金销售活动，以满足投资人日益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文章来源：证监会网站）

【2013年6月7日】

“中国证监会修改并《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费用管理规定》”

随着市场的不断创新发展，目前开放式基金销售费用的定价机制、费率水平及销售机构盈利模式等方面逐步出现了一些影响市场化竞争的问题。鉴于此，证监会联合行业协会、市场主体等机构进行广泛调查研究，形成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费用改革思路，并于6月7日了修改后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费用管理规定》。规定的具体措施为：一是明确《费用规定》的适用范围；二是促进市场化、差异化销售费率机制的形成。；三是丰富基金销售费用收取方式。；四是征收惩罚性赎回费，鼓励长期投资。；五是取消基金管理人只能与基金销售机构总部签订销售协议的限制，支持符合条件的基金销售机构分支机构与基金管理人员签署销售协议并办理基金的销售业务。

（文章来源：证监会网站）

【2013年5月31日】

“银监会举办‘国际信息科技监管组织2013年会’”

5月21日至24日，由中国银监会承办的“国际信息科技监管组织2013年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信息科技外包和云计算、网络犯罪与信息安全、新兴支付和银行卡技术、信息科技风险监管方法等四个主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文章来源：银监会网站）

【2013年5月24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财政部与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签署执法合作备忘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财政部一直致力于打击违规行为，维护市场诚信，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积极与境外监管机构合作，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全球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5月7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财政部与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签署执法合作备忘录，正式开展中美会计审计跨境执法合作。作为中美双方提供和交换各自管辖范围内调查相关审计文件的框架性协议，此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中美会计审计跨境执法合作迈出了重要一步，为今后双方开展跨境协查打下了良好基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财政部的有关部门将继续与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进行磋商，探讨如何以各方认可的方式对为在美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中国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日常监管。

跨境证券投资范文第8篇

（一）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海外证券投资发展的基础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如图2所示。尽管1965年日本经历了短暂的经济衰退，但在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前的1956-1973年这17年里，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实际增长7.4%。1968年，日本名义GDP超过西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在这个位置上保持了42年。根据邓宁（Dunning，1981，1988）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随着一国经济增长，对外投资能力逐渐具备，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二）资本项目开放创造了海外证券投资发展的条件如果不放松外汇管制，尤其是不放松对资本项目的管制，即使经济以更高速度发展，有再多的财富也只能局限在国内。1964年4月，日本成为IMF第八条款国，取消经常项目外汇管制，承诺开放资本项目，并修改《外资法》,从开放直接投资开始，启动了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1970年4月，日本允许证券机构投资海外证券，正式开始放松对海外证券投资的管制。1971年，日本相继放松对信托机构、保险机构和普通投资者投资海外证券的管制，并放松对投资海外房地产的限制。1970-1971年日本政府放松管制的措施，开启了日本海外证券投资大幕，直接催生了1972-1973年日本海外证券投资的第一次高潮。但是，日本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1973年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由于日本经济增长严重依赖石油进口，油价飞涨导致石油进口金额激增，1973年日本的经常项目一改多年顺差局面，连续3年经常项目逆差。1973-1975年日本经常项目逆差分别为1.36亿美元、46.93亿美元和6.82亿美元。为扭转资金非正常流出、影响经济增长的局面，日本暂停了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1974年1月，日本宣布禁止本国居民购买外汇短期证券，并要求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保险公司不得增加其净购入海外证券的余额，导致1974-1975年日本海外证券投资萎缩。由于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影响逐渐消散，从1975年6月到1977年6月，日本逐步取消了之前限制海外证券投资的管制措施，日本迎来了1977-1978年的第二次海外证券投资高潮。1980年12月，日本颁布了新外汇法，将原先的“原则禁止，例外许可”变为“原则自由，例外控制”，资本项目方面，国内外证券投资原则上可以自由进行。此后，日本总体保持了放松海外金融投资的政策方向，使日本的海外证券投资有了稳定宽松的政策环境。（三）浮动汇率制和日元升值进一步推动日本海外投资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停止按照35美元每盎司的价格兑换非储备货币国家的美元，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此崩溃。随之，日元固定汇率制度结束，日元兑美元开始升值。1971年12月18日，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十国集团签署了《斯密森协议》（SmithsonianAgreement），日元再次升值16.88%，达到1美元兑308日元，日元汇率浮动区间由±1%扩大到±2.5%。1985年9月签署的《广场协议》（PlazaAgreement），日本承诺加快外汇市场自由化进程，日元汇率从此急速升值。日元汇率形成机制的两次调整之后都伴随着日本海外投资的大幅增长。1972年日本海外资本输出比1971年增长125%，1985-1986年日本海外证券投资的年增长幅度分别为98%和74%。（四）国内资产价格泡沫推动日本投资者扩大海外投资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日本出现了明显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资产价格暴涨。1989年末日经225指数收盘价比1985年末上涨了97%，最高冲到38957.44的历史顶点。地价在1987-1988年的两年里上涨超过1倍。与此同时，日本经济增长速度远低于第一次石油危机前年均7.4%的水平。面对国内资产价格虚高的形势，1986-1989年日本扩大海外证券投资，年均投资额达到1034.31亿美元，远高于之前任何一个时期。1990年日本国内投机泡沫开始破裂，当年日经225指数暴跌38.7%，并且连续3年下跌，累计下跌56.5%，日本地价也从1992年开始连续数年下跌。泡沫经济破裂也影响了日本海外证券投资。日本股市开始大幅下跌的1990年，日本海外证券投资比上年急剧萎缩66.9%；日本地价开始下跌的1992年，日本海外证券投资再次大幅萎缩58.4%。（五）模型检验：基于1977-2008年的数据IMF的国际金融统计（IFS）有关日本的国际收支统计连续时间序列数据始于1977年。因此，这里用于模型检验的数据均是1977-2008年IMF的IFS关于日本的有关数据。模型构建方程如下：ln（PLAt）=α1•ln（GDPt）+α2•ln（EXRATEt）+β1•EXRATE_REFORMt+β2•CAPITAL_CONTROLt+β3•BUNNLEt+εt其中，ln（PLAt）表示t期日本海外证券投资的对数值ln（GDPt）表示t期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值，ln（EXRATEt）表示t期日元兑美元年内平均汇率的对数值。此外，模型还引入了3个控制变量，分别是表示1985年广场协议的汇率改革变量EXRATE_REFORMt，表示1981年正式实施《新外汇法》的资本管制变量CAPITAL_CONTROLt，表示1990年泡沫经济破裂的控制变量BUBBLEt。表3所示的P值表明，上述2个内生变量和3个控制变量对日本海外证券投资都具有显著影响，5个变量合计能够解释日本海外证券投资接近90%的变化。分项来看，各解释变量的系数结果与前文的分析结论都是一致的。首先，日本海外证券投资对日本GDP的弹性系数为0.8355，表明GDP每增长1%，日本海外证券投资增加0.8355%。第二，日本海外证券投资对日元汇率的弹性系数为-1.6402，表明日元兑美元每升值1%，日本海外证券投资增加1.6402%。第三，1981年正式实施《新外汇法》和1985年的广场协议这两个事件对日本海外证券投资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证明了外汇管制和汇率改革是影响海外证券投资的重要因素。第四，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对日本海外证券投资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日本海外金融投资的结构特点

根据IMF的国际收支统计制度，一国国际收支资本项下的金融账户主要包括海外直接投资（DirectInvestmentAbroad）、证券投资（PortfolioInvestmen）t、金融衍生品投资（FinancialDerivatives）和其他投资（OtherInvestmen）t。严格地讲，按照IMF的国际收支统计规则。金融账户净额=海外直接投资净额+证券投资净额+金融衍生品投资净额+其他投资净额（1）公式（1）稍作调整后可变为：金融账户净额=海外直接投资净额+海外金融投资（资产方）-海外金融投资（负债方）（2）其中，海外金融投资（资产方）=证券投资（资产方）+金融衍生品投资（资产方）+其他投资（资产方）（3）海外金融投资（负债方）=证券投资（负债方）+金融衍生品投资（负债方）+其他投资（负债方）（4）公式（3）在这里定义为广义的海外金融投资，其中包括证券投资，既是本文主要研究对象的狭义海外金融投资，也是我们上述讨论中一直使用的海外证券投资的概念。海外证券投资主要包括两个部分：股权证券投资和债权证券投资。从图4可以看出，1977年以来，在日本的海外证券投资中，债权证券投资始终占绝大多数。反观同为海外证券投资大国的美国，总体而言，其股权证券投资的占比明显高于日本，在很多年份甚至超过了债权证券投资占比。尽管与美国相比，在海外证券投资结构方面日本的股权证券投资占比仍然较低，但是从时间维度来看，日本债权证券投资的占比总体已经呈现下降趋势，股权证券投资的占比较上世纪80年代已经明显上升。这种情况一方面显示了海外证券投资受各国海外投资传统、国民风险偏好等制度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全球金融市场发展的外部环境影响，甚至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海外投资传统和国民风险偏好，从而在长期中使制度因素发生系统性变化。

对中国发展海外证券投资的启示

从日本海外证券投资发展的轨迹中至少可以得出五点结论。首先，随着经济增长和国民财富的积累，包括证券投资在内的一国海外投资必然有着旺盛的需求。第二，面对旺盛的海外证券投资需求，在政策策略上，“堵”不如“疏”，否则在国内可供投资的资产选择短缺的情况下，势必会助长资产价格泡沫和金融投机气氛。第三，在本币低估情况下开始的以市场决定为基础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会对一国的海外证券投资产生较强的刺激作用，客观上会增强海外证券投资的意愿。第四，在本币升值的情况下，放松资本项目管制有利于疏导海外证券投资发展。第五，在发展海外证券投资的早期，从风险控制的角度可以优先鼓励债权证券的投资，以便积累投资经验，引导理性的投资偏好，并为今后更多地发展股权证券投资创造条件。这些结论都对中国的海外证券投资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规模跻身世界第二位，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海外证券投资的需求渐趋旺盛，中国应采取积极措施加以疏导。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缓解在国内可供投资的资产选择不足的情况下潜在的资产价格膨胀风险。目前国家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为发展海外证券投资创造条件，包括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逐步放松资本项目管制、发展合格境内投资机构（QDII）、优先鼓励债权证券投资等。总体的政策思路与当年日本的做法是一致的，也符合海外证券投资发展的基本经验。下一步，还应当在公平税负、继续放松资本项目管制、扩大人民币在跨境投资中的使用、培育专业跨境投资中介机构等方面做更大努力，使海外证券投资与经济增长、财富积累协调发展。

跨境证券投资范文第9篇

开放个人境外证券投资的风险

从资本项目开放的角度看，尽管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已经平稳启动，但开放境内投资者境外证券直接投资，对境内金融市场及香港金融市场等方面将产生巨大影响。从管理角度看，更需重视政策放开过程中的各种风险的预测和控制。

影响国内宏观经济风险。一是可能对我国宏观经济带来冲击。2013年以来，国际证券市场的收益状况要优于国内证券市场，美国市场不断创出新高，日本市场上涨超过20%，欧洲市场虽然经历了塞浦路斯危机，但回报率依然接近6%。而我国证券市场表现平淡，且长期以来我国对境内个人证券投资基本限制，一旦渠道畅通，可能形成部分个人长期积聚需求的集中释放，资本的大量外流，可能会引致外汇收支出现逆差，势必对我国的宏观经济带来一定的冲击。二是增加我国调控人民币汇率难度。由于境内个人对外投资，一定规模的境内个人资本积累于国外，但当国内汇率存在较为明显波动趋势时，由于资本的趋利性，这些资本就会顺势而动，增加我国调控人民币汇率的难度。三是在一定程度上给我国实体经济带来影响。我国的实体经济中，相当部分源于个人出资，实体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个人资本的持续支持。但当境外直接投资政策开放后，将引起境内个人资本分流，从而减弱对国内实体经济的投资支持力度，从而削弱国内实体经济的发展。四是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内金融市场。境内个人为获取投资收益，将一定资金用于炒股，购买国库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购买保险等投资项目，当个人境外证券投资放开后，面对境外更好的投资机会，一部分个人资金会从境内转向境外，从而降低了国内资本市场融资能力。

加大违规资金流动风险。一是加大境外投机资金流入的动力。个人境外投资股票市场的放宽在畅通境内合规资金外流渠道的同时，也提供了投机资金的回流途径，可能成为更大规模资金流入的动力。二是提供非法资金“洗白”的机会。境外证券市场风险和交易规则与内地有很大不同，加上人民币升值状况，谨慎型的投资者未必会积极参与，倒是出于非法目的的资金，比如洗钱资金，会不顾及成本积极参与，非法“洗钱”资金获得了十分宽松的“洗白”机会。三是部分境内企业可能利用企业和个人外汇政策范围的差异，利用境内个人对外直接投资达到其超范围投资的目的。如境内个人可对外期货期权投资，而对于企业一般境内金融企业或大型的企业没有这种投资资格，这种情况下，为规避政策限制，境内企业就会借道境内个人投资境外期货期权市场获利。

加大投资者投资风险与汇率风险。一是境内个人投资者到境外进行证券投资，由于其信息、能力、知识等方面的不足，必然面临一定的风险。二是投资本金和外币投资收益的汇率风险，规避汇率风险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远期、掉期、外汇期货、期权等衍生工具锁定远期汇率，而国内个人投资者参与外汇市场受限，汇率风险则完全由个人投资者承担。

政策应落实与跟进

目前我们正处在个人境外证券投资的第一步骤时期，即将推出的QDII2将进入第二步骤。QDII2是在人民币资本项下不可兑换条件下，有控制地允许境内个人投资境外资本市场的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投资业务的一项制度安排。面对高度市场化的境外证券市场，在政策开放的过程中，若没有相对完善和健全的市场规则和监管机制，相应的风险很难得到有效地控制。个人境外证券投资的开放在技术和系统上其实比较简单，重点是有关政策的落地和跟进，同时也需要相关配套制度安排。

制定境内个人境外证券投资的法律法规。制定《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境外证券市场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明确监管者、投资者以及外汇指定银行三者的权利与义务，规定适应境内个人直接投资境外资本市场的投资规模（初始投资规模及最高投资规模）、调高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个人结售汇年度总额。

建立完善的境内个人境外证券投资管理体系。一是外汇管理部门方面：根据拟出台的《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境外证券市场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规范个人境外直接投资核准登记管理，负责投资者主体资格审查、项目审查及投资额度审查。建立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年检制度，通过年检，了解个人投资者真实的资本市场交易情况，加强对个人投资者的动态管理。确保外汇资金封闭运行，投资者证券投资跨境资金只能在外汇局指定的银行之间收付，不得向第三方划转和在境外存取，防范境内外其他外汇资金混入证券投资资金跨境流动，加强非现场数据的监督和分析。二是外汇指定银行方面：投资者境外直接投资必须开立专用账户，其外汇资金收支均应通过个人资本专用账户办理。银行办理相关业务时，必须坚持真实交易背景的原则，即个人证券投资外汇账户资金应真实用于境外证券投资。证券交易资金交割清算，必须以实际买卖证券的交易清单为依据。必须坚持现金现券交易的原则。即境内个人直接投资境外证券，必须以在资金账户存有的足额外汇或在证券账户存有的足额证券为前提，严格杜绝融资融券和买空卖空。

跨境证券投资范文第10篇

随后当天，中国证监会批准了证券交易沪港直通车。阔别七年的“港股直通车”又一次刺激了香港市场敏感的神经，港交所连续三个交易日累计升近10%。

2007年8月，国家外管局曾公布《开展境内个人直接投资境外证券市场试点方案》，拟在天津试点推出内地个人直接投资港股业务。受消息影响，恒生指数暴涨逾万点。但不久，有内地许多学者指出这一试点等于是在当时的资本管制上开了一个大口，大量热钱将得以跨境，流入和流出难以控制。年底“港股直通车”暂停，原因是存在四个风险：首先，内地资本市场全流动必须有相应法规监管，但当时尚缺乏；其次，大量资金涌入香港，会影响香港市场稳定；第三，“直通车”有风险，需要对股民进行风险教育；第四，还需要听取各方包括香港当局的意见以避免决策偏差。

2011年，由香港政府向内地建议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计划的试点推出，并且随着时间推进运作得越来越顺畅。2013年初，当时的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港表示，推动资金互动，考虑引入个人投资者，首次提及QDⅡ2公开试点。然而市场翘首等待了一整年，QDⅡ2依然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7年后，沪港终于可以直通车。那么当年四个风险还在不在？

人民币跨境流动的里程碑林采宜

中国商品市场的对外开放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然是国际贸易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相比之下，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却相当有限，除了近年来逐渐扩大的QFⅡ和ROF川以外，境外投资者参与国内资本市场途径十分有限。随着沪港直通车的开通，更多的境外机构投资人能够无需审批直接参与国内资本市场，带来国际化的投资理念，同时，直通车的运行也会促进两个市场在交易规则上进一步接轨，从而减少“直通”的障碍，客观上促进国内资本市场交易规则的国际化。

直通车为香港离岸人民币创造回流渠道，促进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的进一步发展。从2004年2月至今，香港开展人民币离岸业务已经整墼10年，但截至2013年底，香港的人民币存款不过10530亿元。作为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香港的离岸人民币资金规模一直增长缓慢，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香港本地缺乏有吸引力的人民币投资品种，流回内地寻求投资渠道的路径叉始终没有开放，沪港直通车实际上有效解决了香港离岸人民币的部分回流渠道问题。

沪港直通车会提高我国外汇金融资产的投资收益率。要提高我国金融资产的对外投资收益率，首先要改变金融债权的结构，藏汇于民，让居民有充分的投资渠道，用手里的外汇资产去获取更高的收益，证券投资的比例上升，整个资产收益率也会相应提高。沪港直通车实际上开辟了境内居民投资境外证券市场的有效通道，随着交易规模的逐渐扩大，证券投资在我国金融债权中的比重将会逐渐提高，外汇资产的投资收益率也会相应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