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系统论文范文

金融系统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国家经济安全； 金融审计； 改进对策

一、引言

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政府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维护国家安全是政府审计工作的最高目标，政府审计在金融审计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从更高层面、更广的范围，密切关注财政、金融、民生、国有资产、能源和资源环境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和潜在风险，及时提出对策性建议，防范苗头性问题演变成趋势性问题、局部性问题演变为全局性问题，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刘家义，2008）。”

国家安全问题伴随着国家政权的建立而产生，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和全球化经济浪潮的推动下，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并超越传统的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在经济全球化发展条件下，一国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具备抵御国内外各种干扰、威胁、侵袭的能力，从而保证经济不受侵害，并使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健康发展的一种态势（王元龙，2003）。金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金融系统产生的问题很可能会迅速波及到实体经济，成为整个经济的问题；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也使得世界局部的金融问题迅速转化成为全球性的金融问题。因此金融领域的安全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首要关口。

金融审计是政府审计作用于金融领域的具体体现，金融审计的监督作用是国家宏观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其对信贷资产质量的监控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有力保障，对违规违纪问题的防范与纠正也是金融审计维护金融秩序的基本需要。

二、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

影响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可以分为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国际因素方面，主要表现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陷入衰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放缓；全球贸易增速下滑，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波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已；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的联动关系进一步加强，各国经济复苏和政策运用的复杂性加大；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欧洲债务危机能否有效控制并逐步缓解，发达国家就业率能否提升，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面临政府选举……全球经济在复苏进程中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上升。这些都对我国的金融运作和金融形势产生影响，处理不好就会影响到金融的安全。

国内方面相关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第一，宏观经济运行呈下行趋势，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转型时期，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持续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的后期，国际经济态势、国内房地产市场走势和基础设施投资状况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风险积累和引发的可能性增加。第二，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落后，法律的威慑力不足，监管存在真空地带，民间借贷、非法金融等问题干扰着正常的金融秩序。总理在2012年1月6日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对全国金融改革发展的八项部署中，也突出强调要加强金融基础建设，改善金融发展环境，加快制定和完善金融法律法规。第三，金融系统内部控制不健全。内部控制是国民经济安全运行的微观基础，当前商业银行存在着资金审批程序不健全，对资金使用监控不严，对贷款审查不严格，缺乏一套行之有效、较为完善的员工业绩考评和激励竞争机制，金融运作中的业务风险和道德风险问题突出。第四，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突出。我国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着过度信贷举债问题，债务风险突出，如果处理不当，相关风险可能会转化为银行微观金融风险和宏观金融风险。

三、我国金融审计问题分析

我国的金融审计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而不断变化。审计署金融审计司原司长范鹏认为，“审计署成立以来，金融审计工作从只查金融机构的财务开支，到以资产质量真实性为中心重点揭露金融机构违规经营问题，再到关注金融机构重大风险和对效益有重大影响的突出问题，共走过了三个阶段。”①审计署自2003年12月12日开始实行审计结果公告制度以来，披露的审计结果公告涉及金融领域的共有25个。各级审计机关对国有金融机构进行了深入、广泛的审计，审计了包括金融监管机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政策性银行、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等在内的单位。

从当前我国金融审计工作开展的总体情况来看，还存在诸多问题，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要求还有差距。

首先，审计目标主要还是停留在真实性、合规性方面。从当前金融审计公告所披露的问题来看，查错防弊、促进金融机构遵守财经法纪仍是金融审计的主要目标。审计署也结合经济责任审计，组织对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实施经济责任审计，督促被审计单位整改，金融审计走的是合规性审计的路子。金融制度及体系的安全、金融机构的安全、金融财富的安全、金融运行安全以及金融发展的安全，是一个国家经济安全的重中之重。从金融审计结果公告中，我们可以看出，金融审计在打击金融犯罪、保护国有金融资产安全、维护金融市场秩序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国家经济安全牵涉的范围较广，除了体现在打击金融犯罪方面，金融审计还应更多地将安全性作为其目标。在审计结果公告中，审计机关只是就查出的具体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并督促被审计单位进行整改，对金融系统管理结构、经营效益等方面缺乏较为全面和客观的分析评价，更没有对一些重要问题从较为深层的原因（比如政策法规、体制制度、监督体系、社会环境等方面）进行探究，难以从金融系统的整体运行上揭露问题，无法起到标本兼治的作用。

其次，审计对象亟需扩展。长期以来，金融审计除了对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监管机构加强审计力度外，审计资源主要集中在国有银行上，而对证券、保险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而言，审计力度却不足。近两年来虽然加强了对保险、证券和资产管理公司的审计，但审计盲区仍然存在。当前我国金融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对外开放程度也日益加深，混业经营将成为金融业发展的重要特征。如果金融审计仍然停留在原审计对象上，将难以实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目标。

再次，审计内容亟需深化。在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带动下，金融业务外向型特征日益明显，比如，外币业务比较突出。金融创新是金融业的主题，金融中间业务的拓展，包括代收代付、基金托管、金融衍生业务、资产管理、投资咨询等，使得银行调整了业务结构。中资银行开始走出国门，向海外扩张。面对种种变化，金融审计却依然集中在传统业务方面，比如存款业务、贷款业务、票据业务、结算、财务管理等，对金融创新业务、国际业务都很少涉及，更未曾涉及中资银行的海外业务。金融创新不断涌现，审计内容却没有相应深化，难以深入了解金融业务中的重大风险，政府金融审计控制金融风险功能的发挥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最后，审计问责亟需加强。审计问责制既符合法律对于建立、完善责任追究制度的要求，也有利于被审计单位及时纠正和整改审计查出的问题，遏制屡查屡犯的问题。已披露的审计结果公告在整改说明中都提到了被审计单位对责任的追究情况，对问责制落实情况实施审计始于2008年。2008年，审计署第8号审计结果公告披露了农业银行经营管理存在薄弱环节，“问责制落实不力，对违规人员责任追究不到位、处理不及时”；在对光大银行的审计中发现了“责任追究不到位，以罚代刑的现象比较突出”等问题。另外，政府金融审计对各部委审计问责的力度不够，审计结果公告只是指出各部委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各部委也没有追究相应的责任人，对于历年存在的问题，是屡查屡犯。如对“一行三会”的审计中，中国人民银行每年都存在资金账外存放支出、资金被挤占和挪用等问题，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虚列支出、提高开支标准、扩大开支范围等问题。对于这类问题，要加大问责力度，从深层次上分析原因，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四、改进我国金融审计的对策

基于对当前我国金融安全和金融审计存在的问题分析，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高度来看，必须改进和强化我国的金融审计工作。

（一）审计法律法规制度层面

我国现行的法律为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提供了基本依据。《宪法》第九十一条明文规定，“国务院设立审计机关，对国务院各部门、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对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修订后的《审计法》指出，其立法目的是“为了加强国家的审计监督，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廉政建设，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 发展。”

但是现行的法律将政府审计的范围限于“财政、财务收支”审计，并将真实性和合法性作为财政财务收支审计的目标。因此，无论是从审计目标还是审计范围上讲，都显得较窄。《审计法》中有关“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的描述，也不能适应全球化的发展和防范经济风险的要求。国家财政经济秩序只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方面，无法代表国家经济安全。金融审计方面，只监督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和损益，不足以评估金融领域的安全问题，应该是对整个国家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运行体系进行评估，不仅包括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还应当包括对国际投机资本的风险、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金融创新产品特别是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风险、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业造成的冲击、汇率波动造成的风险等方面。

（二）审计理念——审计“免疫系统”

“审计机关作为一个‘免疫系统’，能够最早地感受到病害侵蚀的风险，更早地揭示病害侵蚀带来的危害，更快地运用法定权限去抵御、查处这些病害，也能及时建议政府或相应的权力机关，运用各种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去消灭这些病害，从而健全制度，保护国家安全”（刘家义，2008）。“免疫系统论”是新形势下创新审计理念的典范，要求审计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发挥作用，改变单纯财务审计的传统理念，转变以查错纠弊为主要目标的审计理念，转变只注重微观不注重宏观的思维方式，树立全面、系统、整体的审计理念。

政府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运行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大局考虑，在金融审计中国家审计机关要基于标本兼治的理念，在查处问题的同时，着眼于防范问题；在提出针对具体问题的整改和处理意见的同时，更要着重从问题产生的根源、从体制机制层面提出改进和完善的建议，防止问题的重复发生。

（三）审计手段——预防与跟踪审计并重

内部控制是现代企业重要的管理制度之一，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与否，关系到企业能否在变化莫测、充满风险的经济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内控机制的失灵或缺位，将会直接导致风险的失察、失控和蔓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证明，许多银行发生危机或困难的国家都存在银行内部控制制度的缺陷。因此，金融机构应加强内部控制建设，督促内部控制制度的落实与执行。从金融审计结果公告披露的问题来看，金融机构应加强内部控制制度的刚性约束，强化内部控制文化意识，健全员工激励约束机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同时，在金融审计中将审计关口前移，不是单纯的事后监督，而是事前介入、事中督查，注重“防患于未然”，实施跟踪审计。对于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可以凭借跟踪优势，提前给予建议，防范问题的发生。比如对资金的跟踪审计，是以实现资金的安全有效、防范资金运行的风险为目标。国家审计机关对资金进行跟踪审计，就是沿着资金的流向、轨迹和运行情况，对资金的收、支、管、效等环节进行有效地监督，及时跟进，防范风险，最大限度地降低损失浪费的程度，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效果。对重大金融事项实施跟踪审计，是维护金融安全的必要手段。

（四）审计重点——风险控制

由于金融本身的高风险性和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金融体系安全、高效、稳健运行对经济全局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因此，金融审计的重点是对金融业风险的防范与控制。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系统的建设，关键在于建立和完善企业风险管理框架（ERM），在战略决策以及在整个企业中贯穿实施的过程，识别影响企业的潜在事件，将风险控制在企业风险偏好的范围中，并为企业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的保证。

金融审计工作要贯彻全面审计、突出重点的原则，实施风险导向审计，重点关注重大和异常的金融业务，避免审计人员陷入大量繁杂的金融业务而失去了审计目标。结合当前影响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审计机关要评估金融机构的内、外部环境，对金融机构的生存能力和运行环境状况进行分析，了解其战略优势和威胁其经营目标的风险，运用分析性程序从宏观层面识别重大金融风险，准确发现金融机构在防范风险方面存在的缺陷，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建议。在实质性测试的过程中，将审计资源向重点风险领域倾斜，对于高风险层次的风险因素进行全面详查，最大限度地强化金融机构的风险治理功能，及时发现风险、防范风险，发挥风险预警作用，促进金融系统安全运行。同时，我国的金融风险具有地域性，在制定审计计划时，要搞好审计调研，关注金融高风险区和案件频发区；在实施审计计划时，要依据各项金融业务的风险大小来确定审计的内容和重点。

【参考文献】

［1］ 刘家义.在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审计研究，2009（1）：3-11.

［2］ 汤小莉，逯颖.浅析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理论基础与现实基础［C］.第五届（2010）中国管理学年会——会计与财务分会场论文集，2010.

［3］ 张悦.我国政府金融审计的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4］ 刘家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推动审计工作全面发展［J］.审计研究，2008（3）：3-9.

［5］ 陈艳娇，易仁萍.金融审计免疫系统功能实现的路径研究——基于审计结果公告的实证分析［J］.审计研究，2009（3）：14-21.

［6］ 宋华.金融审计功能与实现机制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7］ 蔡春，李江涛，刘更新.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依据、作用机理及路径选择［J］.审计研究，2009（4）：7-11.

金融系统论文范文第2篇

关 键 词:金融生态系统;理论渊源;假设条件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7)03-0002-04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频频爆发,并且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增强的态势,金融变得脆弱了｡世界银行一份权威报告显示: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IMF184个成员国中,银行业发生危机或有严重问题的就有141个｡

我国的金融风险问题凸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尤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加重了国人对金融风险的关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金融体系风险向银行集中｡长期以来,我国的融资方式是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融资,特别是近年来银行信贷融资的比重在逐年上升且高达80%以上(见表2)｡这种金融结构失衡与融资形式的畸形发展使得我国的金融风险过度集中在银行体系｡(2)银行体系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我国银行系统不良资产的严重性已是不争的事实,它早已成了我国银行业发展的最大顽疾(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为例),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3)大量财政风险可能转化为金融风险｡据估计,目前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1万亿元以上,占GDP的10%｡地方债务风险已经超过金融风险成为威胁我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

从上述频频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我国一系列的金融风险揭示出了各国金融系统面临许许多多的问题,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和探究其形成的原因｡目前理论界对金融危机成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美国经济学家Minsky主要从企业角度研究信贷市场的脆弱性,较系统的提出了金融脆弱性假说｡他认为:金融危机的形成是由于企业的过度负债引起违约和破产,从而使金融机构出现大量的不良债务,导致金融机构破产迅速扩散,金融资产价格的泡沫迅速破灭,金融危机爆发｡二是克瑞格(1997)从银行的角度提出了“安全边界”这个概念｡他认为:银行家用了不恰当的方式来估计了安全边界,结果使得在经济持续稳定的时期,银行批准了对低于安全边界项目的贷款,使得银行在不知不觉中承担了相对于资本实力的较大风险敞口,使金融业陷入周期性的危机之中｡三是投机家Solos提出了金融市场脆弱性假说｡他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有效的金融市场,也不存在所谓的由资产内在价值决定的均衡价格｡因此,他认为:金融资产价格的过度波动是金融体系脆弱性积累的重要来源｡

以上三大理论从不同角度对金融危机的爆发和金融风险的形成进行了阐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能够很好地解释某一种金融危机或金融风险的生成机理,但并不能完美地解释所有金融危机或金融风险的形成｡基于此,我国的理论界对中国金融风险的成因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这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于2003年完成的一项对2001～2002年我国不良资产形成原因进行的调查分析｡调查结果显示:形成巨额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的原因,不仅来自金融部门自身,还广泛地来自于非金融部门以及金融交易主体运行的内外环境,而且用调查数据衡量的结果是来自后者的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这一调查以及其后的一些相关研究,使国人清楚地意识到造成银行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的原因,远比人们直观感受到的要复杂得多,很难从某一方面对其加以解释｡如果我们将生态学原理引入金融生态系统概念就很容易解决这一难题,所有的金融风险产生原因都可以归结于金融生态系统的失衡｡也就是来自于金融交易主体系统与环境系统的不协调发展所致,这种不协调包括以下三个层次:一是金融交易主体之间的非均衡;二是金融交易主体与其内部制度环境之间的不协调;三是金融交易主体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不协调｡当金融生态系统失衡达到一定程度,其自身产生的调节力量不能使其重新回归到新的平衡状态则就会引发金融危机｡

至此,金融生态系统概念的引入为我们研究金融运行和金融风险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二､金融生态系统理论的渊源

笔者在系统整理国内外有关金融生态系统研究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把金融生态系统理论的演进划分为金融发展理论､金融资源理论､金融协调理论以及金融生态系统理论等四个阶段｡

(一)金融发展理论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开始从事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方面的研究工作,发表和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和专著,金融发展理论开始萌芽｡1966年1月,帕特里克(T.Patrick)发表了“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文,提出了金融发展的原因及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是金融发展理论的最初论述｡这些思想为后来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奠定了基础｡1969年,戈德史密斯出版了名为《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的专著,提出了金融结构理论｡他把各种金融现象归纳为三个基本方面,即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结构｡1973年,麦金农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肖(E.S.Shaw)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以发展中国家(地区)为研究对象的金融发展理论真正产生｡麦金农和肖对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地区)的金融发展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他们提出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和货币金融理论的重大突破｡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金融深化理论发展完善的同时,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阿瑟・威斯等人以发达的金融市场为对象､不完全信息为基础,提出了信贷配给理论｡这些金融发展理论较好地结合了内生增长理论等主流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对金融在经济体系中的效能作了技术性的探讨与诠释｡但是,复杂而漂亮的数学模型终究无法完全模拟并代替对现实世界的理解｡

上述西方金融发展理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市场价格机制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其中蕴含以下两方面的金融生态系统观:一方面是金融的发展必须遵循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人为(政府管制)地过度干预都会导致金融发展的失衡｡另一方面,金融的发展对经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金融的发展与其外部环境密切相关,特别是经济环境｡因此,必须正确处理经济与金融的关系｡

(二)金融资源理论

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领域和其他一切经济领域一样,可以借助市场的自我调节力量来实现均衡｡麦金农和肖等人突出强调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把金融业作为引致经济发展的“引擎产业”｡他们探讨这一“引擎产业”如何通过自身的改变来刺激其他要素,从而推动整个经济发展｡而且更为侧重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巧合的是,金融发展理论提出后的近30年间,金融危机就接踵不断,且多发生在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致使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无计可施｡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白钦先认识到亚洲国家金融发展的现实效应与主流理论的不符,首先揭示出金融的资源属性,即金融资源是区别于自然资源的,具有战略性､脆弱性､中介性､社会性和层次性的特殊资源｡金融是资源,就把金融发展与金融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密切联系和统一起来,从而金融资源理论应运而生｡它包含以下理论体系:

一是将金融资源划分为三个层次:(1)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即广义的货币资本和资金;(2)实体中间性资源,包括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工具体系;(3)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三个层次的金融资源紧密相连,顺次一个比一个高;高层次的金融资源比低层次金融资源更难量化,但重要性更高､包容性更强｡

二是金融资源理论的目标函数是金融效率的提高､(由金融效率的提高带来的)金融稳定､金融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从而用金融效率的提高和金融可持续发展代替“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其约束条件是在引入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性､外部性等条件和考虑金融创新､交易成本､金融监管等因素的基础之上,增加了新的约束条件:金融资源的长期有效利用和金融资源的脆弱性｡

三是金融效率是质和量的统一,强调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即金融发展既不超前于经济发展,又不滞后于经济发展｡金融效率的评价标准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四是金融资源理论提出金融是一开放的､复杂的复合系统,在此框架下研究金融效率,可以采用“关联主义”的方法借鉴更多跨学科的成果,这可促进金融效率的深入研究和最终金融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建立｡金融资源理论中蕴含以下金融生态系统的观点:(1)金融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来合理配置资源;(2)金融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它不仅包括广义的货币资本和资金,还包括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工具体系;(3)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是以提高金融效率为基础,而金融效率的提高来自于金融系统与其外部环境(特别是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

(三)金融协调理论

1997年,亚洲爆发了对其自身乃至世界经济发展都具有相当破坏力和波及力的经济危机,由此引发了传统金融理论与现代金融事件间的巨大裂痕｡在这一事件发生后,国内许多学者不仅仅对“亚洲模式”产生了质疑,更对传统的金融理论提出了怀疑｡山西财经大学的孔祥毅教授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科技和新金融成为驱动和支持现代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金融是否越深化越好呢?显然不是,要使经济协调发展,金融的协调是相当关键的一个环节｡传统的金融理论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显然已无法解决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动态配置问题｡基于这种考虑,孔祥毅教授在金融资源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金融协调理论,并将其定义为是在经济发展变迁中普遍存在的互补性和报酬递增的现实条件下以金融效率为中心,运用系统和动态的方法,研究金融与其构成要素的发展变化规律,收益――成本､风险的分布与变化状态以及由此确定的内部效应与溢出效应｡它是以 21 世纪知识经济时代金融全球化为背景,确立了金融理论研究的三个层面:(1)金融资源各要素的协调开发与配置――金融组织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协调运行问题;(2)金融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协调问题――经济金融化条件下的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即经济协调发展中的金融功能;(3)金融资源与社会的协调问题――金融资源与文化､科技､教育､生态､环境等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

金融协调理论中蕴含以下金融生态系统的观点:(1)系统论的观点｡依据系统论的思想,我们可以把金融作为一个大的系统来研究,因而作为子组织系统的国内金融资源要素同国外金融要素的组合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同时其运行机制还受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系统资源要素的制约和影响,整体效益将大于局部利益之和｡(2)金融交易主体与内部制度环境协调的观点｡新制度经济学否定了经济学分析“无摩擦的”新古典环境,创立了经济学研究的“新制度”环境｡当一种制度协调时,就能发挥积极的作用;而当这种制度不协调时,就会起阻碍的作用｡通过制度学派理论把金融发展的内部协调作为其切入点,把金融交易主体自身之间的协调以及金融交易主体与内部制度环境的协调作为其核心思想｡(3)国内金融系统与国外金融系统之间的协调观点｡通过信息不对称理论阐述了国内金融系统与国外金融系统之间的协调｡其观点是:国内外金融发展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这就需要进行金融发展的对外协调｡金融的内外协调就是在追求这样一种能够适应各国金融发展的信息,为经济金融的发展创造条件,促进经济金融协调发展｡

(四)金融生态系统理论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的金融风险开始逐步显露,引起了国人的普遍关注｡研究界的目光最初主要集中于金融部门本身,于是就有了大量的有关金融部门治理结构和金融腐败问题的研究｡然而,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开始意识到,由于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枢纽和核心,它在渗透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类经济主体和各种经济活动过程的同时,也反过来强烈地受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类经济主体和各种经济活动过程的影响｡因此,表现在金融部门的严重的风险,毋宁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各类风险的集中和综合的反映｡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推动学术界对我国金融风险的成因展开了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

周小川(2004)在金融协调理论的基础上将生态学概念系统的引入到金融领域,提出了金融生态系统的概念,并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考察金融风险的成因问题,他分析了法律环境对金融生态系统的影响,并对金融生态系统进行了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分析｡李扬(2005)指出,“金融生态系统”这个概念在国外是没有的,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涉及到的问题也主要是中国特有的｡徐诺金(2005)认为,金融生态系统可概括为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相互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这些专家和学者见仁见智,大大推进了金融生态系统的研究｡应当说,上述对金融生态系统的诠释为人们客观认识和深入研究金融生态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但上述对金融生态系统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两大缺陷:(1)金融生态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具有创造力的仿生学概念,它的提出必须有一系列的假设条件,而目前关于金融生态系统的解说都没有涉及到这一方面的研究｡(2)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目前运用生态学原理和方法来分析和考察金融发展的问题还仅仅停留在对金融生态系统概念的分析层面,还不能真正解释金融生态系统的演变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更不能运用生态学的方法解决传统金融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三､金融生态系统提出的基本假设

金融生态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具有创造力的仿生学概念｡它的提出无论是在金融领域,还是在仿生领域,都是一大创新｡既然是仿生概念,金融系统就应该是以模仿自然生态系统的方式､或是以具有自然生态系统特征的方式､或是以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方式工作的一个系统”｡按照生态学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定义,生态系统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非生物环境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所形成的一个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并且有自动调节机制的统一整体｡

我们运用生态系统的方法和成果来分析和考察金融系统时,不难发现金融系统具有很多生态学特征:(1)金融系统的发展和演进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2)金融系统的结构秩序也是从竞争中形成的,竞争的最主要特征是优胜劣汰;(3)正如自然生态系统一样,金融系统也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环境下形成的,同样具有鲜明的环境选择特征;(4)金融系统同样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整体,并且这种自调节能力也是有一定限度的｡由此可见,金融系统具备了生态系统的许多特征,但由于自然界中的每一个生态系统都包含了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两大部分,并且系统内部的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着复杂而有规律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因此,金融生态系统必须具备以下两个基本条件:一是金融系统必须具备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两个基本组成要素;二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之间必须通过复杂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才能维系｡鉴于此,笔者认为,金融生态系统理论的提出必须建立在以下四个基本假设的前提下:

(一)金融交易主体假设

由于金融系统是金融主体与其生存的内外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一个复杂的整体,所以,金融系统要模拟成生态系统的第一条基本前提是:金融交易主体是生命体,而非经济体｡文中所指的金融交易主体既包括资金供给者,又包括资金需求者和金融中介以及服务机构｡具体包括金融机构､企业､家庭以及政府四大部门｡金融生态系统理论假定这四大部门都是生命体,而不是经济体,它们的最终目标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自身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因为金融交易主体具有许多显而易见的生命体特征:它们都有出生及死亡的生命周期现象;都是从竞争中形成的,最主要特征是优胜劣汰;都与环境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因而,要从生态系统的视角来研究金融系统,首先必须假定金融主体是一个追求自身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生命体,而不是简单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体｡

(二)货币循环假设

生态系统就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其特征是系统内部之间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能量的流动和由此推动的物质的循环｡既然假定金融主体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特征的生物体｡那么,金融生态系统(简称金融生态)也就是金融生命系统和其生存与发展的内外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这种组合是通过金融系统内部之间以及系统与内外环境之间的信用流动和货币循环来实现的(见图1)｡因此,本文采用的第二个假定是:金融生态系统内的物质交换就是货币循环｡因为货币本身就是一种物质,而金融生态系统中的所有活动都是通过货币循环来进行的,其作用和功能等同于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交换｡

(三)信用流假设

推动生物圈和各级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动力,是能量在食物链中的传递,即能量流｡与物质的循环运动不同的是,能量流是单向的,它从植物吸收太阳能开始,通过食物链逐级传递,直至食物链的最后一环｡在每一环的能量转移过程中都有一部分能量被有机体用来推动自身的生命活动(新陈代谢),随后变为热能耗散在物理环境中｡而推动金融生态系统货币循环的动力是信用在资金链中的传递,即信用流｡与能量流不同的是,信用流是双向的,它从中央银行制造货币开始,通过资金链逐级传递,直至资金链的最后一环｡因而,本文采用的第三个假定是:金融生态系统内的能量流动就是信用流动｡因为,信用环境是金融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其与金融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信用流是推动金融生态系统货币循环的主动力,金融生态系统中的所有活动以及系统与内外环境之间都是通过信用流动来实现的｡而生态系统中的能量也是由生物主体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也是推动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动力｡因此,信用流在金融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和功能等同于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

(四)政府行为假设

现代生态学告诉我们:人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要素,是生态系统中的最高级的消费者｡但人不同于其他生物体之处在于,人在生态系统中起主导和支配地位,它不是完全被动地适应环境,而是可以能动地改造外部环境｡人类活动的加剧导致生物多样性的迅速变化,于是就出现了人为地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对环境的肆意破坏,以及对生态系统的保护｡而政府在金融生态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类似于人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于是本文采用的第四个基本假设是:假定政府在金融生态中的地位和作用类似于人在生态系统中所起的作用｡因为在金融生态中政府既是制度的供给者,它决定和塑造着金融生态环境,又是资金的需求者,广泛的参与到投融资的各个领域｡也就是说,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因此,它是金融生态的重要组成要素,同时,政府对金融的过度管制和干预不仅会影响金融生态内外环境,而且会改变金融生态环境,最终可能导致金融生态恶化｡特别是我国这样一个行政主导型国家,政府的行为选择直接决定了我国金融生态的状况和发展的方向,政府的价值偏好奠定了我国独特金融生态图景的基本格局｡因此,政府在金融生态中的地位可以视同于人在生态系统中所起的作用｡

参考文献:

[1]Arestis,Philip and Demetriades,P.Finance and Growth:Institutions Considerations and Causality, paper, swansea U., April 1996

[2]周小川.法治金融生态[J].中国经济周刊,2005(3).

[3]李扬,王国刚,刘煜辉.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金融系统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金融生态；面板数据；实证评估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1-0137-04

1.引言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对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起着重要的“杠杆效应”和“中枢效应”。而金融市场量的扩张和质的改善离不开其所处环境的支持，所以，金融生态就成为金融市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就西部地区而言，金融生态的改善不仅可以优化西部金融体系的筹资用资功能、资产流动与重组功能、企业融资的风险约束功能[1]，而且可以很好地促进西部地区的资本形成，缓解西部地区发展的资金约束，改善西部产业结构，从而进一步提高西部企业在规模经济、产业结构、技术层次、内部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发展水平。

本文首先拟对金融生态水平的衡量建立评估指标体系，然后对1997～2005年西部十二省区的金融生态状况进行面板数据分析，最后对西部地区金融生态水平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2.文献回顾和研究目的

金融生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来自于金融现实的发展，随着全球范围内经济货币金融化的迅猛发展，国内外学术界对金融生态理论日益关注，在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成果。

2.1 西方学者对金融生态理论形成的贡献

金融生态是一个仿生概念,它的理论来源是生态经济学。英国生态学家A.G.Tansley于1935年生态系统学，极大地丰富了生态学的内容，为后来生态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自然科学方面的理论基础. 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科学家Mekenzie首次把首次把植物生态的概念与动物生态学的概念运用到人类群落和社会的研究，提出了经济生态学的名词，主张经济分析不能不考虑生态学过程。在此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Kenneth.Boulding在其重要论文《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中，正式提出了生态经济学的概念[2]。

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Ronal McKinnon和Edward S・Shaw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3]，其主导思想是取消政府对金融系统的一切干预和管制，让货币金融系统按照市场机制自发运行。金融深化理论纠正了传统经济理论中对货币金融因素的忽视，更加注重金融系统的内在机制运行，从而形成了金融生态学的萌芽。

20世纪末, 演化经济学获得了里程碑式的发展。演化经济学把经济系统的演化看作一个渐进的变化和发展过程, 认为选择机制是演化机制的一个关键性部分[4]。金融体系作为经济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也会经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不断优化的演进过程。不断深化的生态经济学为我们从生态角度透视金融环境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2.2 国内学者对金融生态理论的研究成果

胡章宏（1998）采用系统论的研究方法, 将金融体系视为有机系统, 提出了金融质性发展和良性发展的概念。这些观点跳出了传统经济学对金融内生发展研究的理论范式, 开始用系统学的观点审视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 并注意到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而为金融生态环境理论的提出提供了较为明确的目标指引。白钦先教授（2001）较早注意到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业发展的约束作用, 首先提出 “金融生态环境”这一概念。他当时所刻画的金融生态环境, 是特定的金融生态环境以其环境容量和 “净化”能力对经济活动会产生的约束性影响。兰州大学高新才教授（2004）针对西部落后地区如何谋求经济发展，如何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的问题，提出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的问题[5]。

2004年11月，央行行长周小川博士在经济学50 人论坛上将生态学概念系统地引申到金融领域，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考察金融发展问题，通过完善法律制度等改进金融生态环境的途径来支持和推动整个金融系统的改革和发展[6]。随后，其他学者也进行了相应的研究，苏宁（2005）研究认为, 金融生态是一个比喻, 它不是指金融业内部的运作, 而是借用生态学的概念, 来比喻金融业运部环境。韩平（2005）认为, 金融生态是指影响金融业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因素的总和。徐诺金（2005）把金融生态概括为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 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 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 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

通过比较以上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出，由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差异和所考察对象空间纬度和时间跨度的不同，其对金融生态的研究侧重点也不尽相同。总体而言，笔者认为，目前的学术界对金融生态理论的研究还有以下三点不足之处：一是缺乏对金融生态水平的评估指标的研究；二是对金融生态的定量化实证研究不足；三是对金融生态的作进一步的区域化考察较少。正是本着弥补上述不足，本文试图结合西部十二省区的面板数据，对西部地区的金融生态水平进行定量化的实证研究。

3.金融生态水平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金融生态是一个复杂而又庞大的系统，它由许多子系统构成。各个子系统均从不同方面对金融市场中的经济主体产生影响。一般而言，这些子系统包括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市场孕育水平、法制健全水平、信用体系建设水平、市场服务和监管水平等五大部分。

为了方便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我们将本着数据的可得性、易量化性和简洁性等原则来选取相关的评估指标。本文中，笔者选取金融生态系统内的五大部分共16个评估指标来衡量某一区域的金融生态水平。具体指标如下：

3.1 经济发展水平指标

①GDP增长率

②金融业投资比例＝金融业投资额／全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3.2 金融市场孕育水平指标

①经济的货币化程度＝M2／GDP

②金融业内主要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

③金融从业率＝金融业从业人数／全部就业人数

④本地金融机构资金流入与流出状况

3.3 法制健全水平指标

①金融案件结案率＝金融案件结案数量／金融案件案发数量

②金融相关法律法规出台数量

③金融交易规范化程度

3.4 信用体系建设水平指标

①金融市场交易主体诚信意识、诚信文化的文明程度

②本地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比例＝本地不良贷款额／全国不良贷款总额

③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④本地间接融资比例＝本地贷款总额／全国国内贷款总额

3.5 市场服务和监管水平指标

①金融中介总数量（包括会计和律师事务所、仲裁机构、信用担保和资信评估机构）

②政府相关部门的行政效率和监管效率

③金融机构风险控制机制和市场退出机制的完善

当然，经济体系内还有其他指标对金融生态系统起着作用，但是考虑到建立模型的需要和指标的重要程度，其他因素不予考察。尽管上述各项指标可以很好的在总体上反映某一区域的金融生态水平，但是对其中的一些难以量化但是对金融生态有着重要影响的指标，如金融交易规范化程度、政府相关部门的行政效率和监管效率等，我们在建立模型时对其进行虚拟变量的等级量化。还有一些可以量化但是数据却很难获得的指标，如金融案件结案率、金融中介总数量等，我们将其进行剔除。这不会对整个评估体系产生根本上的影响。简化后的指标体系如图1所示：

图1 修正后的金融生态评估指标体系

4.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4.1 计量经济模型的建立

我们对西部金融生态的研究使之所以选用Panel Data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因为影响金融生态的因素非常多,再加上数据的限制,我们无法将有关变量纳入到计量经济模型中来，而Panel Data可以很好的避免造成遗漏变量所导致的误差（omitted variable bias）[7]。

在模型中，我们把西部金融生态的状况作为模型的因变量，用Y表示，将其划分为三个等级：较差、一般和良好。同样，我们也把法制健全水平和市场服务监管水平两个虚拟变量指标划分为上面的三个等级。金融生态的各个评估指标：GDP增长率、金融业投资比、经济货币化程度、金融从业率法制健全水平、企业资产负债率、本地市场主体间接融资比、市场服务监管水平等分别用GDP、INVEST、MONEY、JOB、LAW、DEBT、LOAN、SERVICE来表示。从而，根据经济理论和Panel Data的分析方法，我们建立如下的初始计量经济模型：

其中，Y、LAW、SERVICE都是虚拟变量，它们的取值如下：

Y、LAW、SERVICE ＝ 1 较差2 一般3良好

4.2 模型框架的说明和数据的来源

模型(1)中μit表示随时间变化，不可观测到的因素对金融生态水平的影响，也即随即扰动项。αi 则表示在时间上恒定的条件下，不可观测到的因素对金融生态水平的影响。根据Panel Data的相关理论，αi假设的不同，初始模型(1)又可分为混合估计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三种情况。如果各个截面的αi 都相等为α0，模型(1)为混合估计模型；如果αi 与其他自变量存在相关性，即Cov(Xitj, αi )≠0，t=1,2,...T,j=1,2,...K。则模型(1)为固定效应模型；反之，如果αi 与其他自变量不存在相关性，模型则为随机效应模型。由于不同的模型具有不同的估计方法和估计值，我们首先应用统计结果作Hausman检验，来确定应该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然后，再应用相关的F统计量检验，来分析混合估计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8]。

数据来源：根据1997～2005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测算得出。部分数据根据各省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测算得出。

注：MONEY＝M2/GDP指标中的各省份的M2数据较难获得，这里用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来代替。为了保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JOB指标中的金融从业人员数量用各年末金融业从业职工数量来表示。同时为了更好地衡量各地的信用状况，DEBT指标用“三资”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来表示。

为了使模型更具一般性和代表性，也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在选取西部十二省数据的基础上，又选取了北京、上海、天津三个金融生态较好的东部地区作为样本数据。本文所选用的数据大部分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为了保证各年省级层面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和准确性，我们对相关指标数据作了变通处理，但这并不影响对评估指标的解释能力。对于模型中虚拟变量具体值的选取，我们是根据相关材料和各省份具体的经济表现而确定的。表1提供了样本中各省份的自变量平均值（mean）的时序变动情况。

4.3 估计结果和模型检验

我们对模型(1)分别进行了混合估计模型估计；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和随机效应模型估计。具体估计结果见表2.

针对上表中的三个模型的分析结果，我们首先进行Hausman检验。利用Eviews5.1可以直接进行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Hausman统计量H＝34.758364 >x20.01(8)＝20.09。所以模型存在固定效应，应该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其实在Panel data分析中，随机效应模型是针对当个体成员单位是随机地抽自一个很大的总体时来考察总体的情况而设立的，由于本文是考察全部西部十二省的金融生态状况，所以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适。再来比较混合估计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情况。我们根据F统计量的取值来分析：

F＝[(SSEr-SSEu)/(T+k-2)]/[ SSEu/(NT-T-k)] （2）

其中，SSEr，SSEu分别表示混合估计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残差平方和（Sum squared resid）。N为截面数，T为年数，K为解释变量。根据面板数据的分析结果知：SSEr＝14.0057，SSEu＝3.142874，带入（2）式可得，统计量F＝27.18983725 >F0.01(8,118)＝2.66。所以拒绝原假设，应该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我们最终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作为我们分析的依据，着重用固定效应模型来测度西部各省份的金融生态水平。

5.西部地区金融生态水平的评估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西部地区的经济水平实现了大幅度的提高，同时在资本市场的建设与完善、金融制度的创新、金融环境的改善等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西部各省区的金融生态水平到底在什么样的水平上？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西部地区金融生态建设的差距又在哪里？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可以得出西部地区未来进一步加强金融生态水平建设的着力点。本文将根据前文中论述的金融生态评估指标体系，利用西部各省区在1998～2006年的评估指标的平均值来，测度各省区的金融生态水平，然后我们再进行各省区的比较分析。

从上表可以看出，重庆、四川、陕西三省市的金融生态水平Y值介于2和3之间，说明这三个省份的金融生态状况比较良好。2007年第三届中国金融（专家）年会将西安评价为西部金融生态城市高速发展的引擎[9]。另外，2007年重庆市政府提出要用13年时间把重庆打造成西部金融中心[10]。本文的数据比较好的支持了这两种观点。甘肃、内蒙古、广西、新疆的金融生态水平Y介于1和2之间，但接近于2，说明金融生态状况正由一般向良好发展，具有很好的发展潜力。而宁夏、云南、贵州、青海、几省的金融生态指标值Y较接近于1。这些省份的金融生态状况不容乐观，必须予以重视，应大力加强金融生态水平的构建与优化。从固定效应模型的系数值和西部金融生态的差距来看，西部地区金融生态水平建设应该从以下两点加以考虑：一是要大力强化法制健全水平的建设，因为法制水平的作用在模型中表现特别突出，同时也是西部金融生态水平的软肋。二是要优化本地区的信用体系水平，加强金融市场的中介服务建设，以吸引金融人才和金融资本的大量进入。三是要着力培育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深化度，特别是要加强资本市场的建设，注意用金融的杠杆作用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谢丽霜.西部开发中的金融支持与金融发展[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2－18.

[2]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N].上海证券报,2005-10-11.

[3]张莉萍,衣长军.海峡西岸经济区金融生态环境分析[J].中国科技信息,2007，(2)：7－8.

[4]代金奎,腾春强.金融生态问题研究综述[J].济南金融,2007，(2)：11－16.

[5]张新记.构建西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理性分析[J].社科纵横,2007，(2)：4－5.

[6]周小川.完善法律制度,改进金融生态[EB/OL]. www.pbc.省略/detail.asp?col=5110&ID=46.

[7]Irvine.Eviews 5 User Guide、Version、Quantitative Microsoftware[M].california.USA.2004：46.

[8] Aazrul Islam.Growth Empirics:A Panel Data Approach[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 Vol.110：1127-1170.

[9]中国金融大典[EB/OL]. news.省略/zhuanti/2007032201.

[10]重庆金融宏图：13年建成西部金融中心[N].第一财经日报,2007.4.9.

［作者简介］宁文娟(1982- )，女，西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现代西方金融发展理论、西方金融结构理论。

韩占兵(1982- ), 男, 西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现代西方金融发展理论、西部产业发展研究、西方经济学。

［收稿日期］2007-12-01（责任编辑：翟超）

金融系统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分布式账本；互联网金融；数字资产；应用；监管建议

[中图分类号] F7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6043（2017）04-0136-03

Abstract： Thedistributed books technology is the point-to-point asset database based on decentralized block chain mechanism operating. Its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removing the trust， tamper-resistant， strong security and traceability could apply to prevent financial frau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ng of SMEs and reduce the operational costs of the commercial banks inthe financial field. Our government should properlyset the rule of law and rul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distributed books technology and set up its own technical team to deal with technological change， so as to realize the goal of regulation.

Key words： distributed books， internet finance， digital assets， application， regulatory advice

引言

^块链（Blockchain）技术于2014年年末开始受到全球金融机构的高度关注。该技术源于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在2008年发表的论文《Bitcoin：A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其实质是一种以密码学和共识机制为基础建立在比特币矿工网络上的分布式记账系统。用户无需信用中介或集中清算机构便可以在这一系统中进行数字资产的点对点交易。区块链技术被视为互联网之后的重大创新，将对各类金融中介的职能和盈利模式产生巨大冲击，甚至有望改写整个金融系统。截至目前，巴克莱银行、西班牙对外银行、瑞士信贷、德国商业银行等77家金融机构组成R3联盟，参与制定行业标准和技术准则。而全球资产规模最为庞大的50家银行中，除中资银行以外的大部分机构已加入该联盟。与此同时，美联储、IMF与世界银行也表现出对区块链技术的监管意图，于2016年6月召开国际监管会议，全球90个国家央行应邀出席。美联储主席耶伦敦促与会机构加强对区块链的深入分析。在区块链研究推进的过程中，一系列以之为底层技术的新兴金融科技应运而生。

本文在对分布式账本技术及其应用进展情况和发展前景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此进行了专题研究。

一、分布式账本技术概述

（一）分布式账本的内涵

账本是商业运行的核心要素，用以记录商品的种类、数量、价格等相关信息，同时也是经营者做出经济决策和监管者行驶监管职能的重要依据。这些数据记录的介质在人类科技发展和时代需求的推动下不断进化。而长久以来，数据的电算化是在这个领域的唯一显著的创新发明，其将纸质数据变成电子数据并通过程序简单记录在存储介质中。区块链的出现标志着以计算机算法进行自维护的数字化智能账本即将问世。区块链技术下的分布式账本无论在安全性还是易用性上都远超传统账本结构。

分布式账本是一个允许用户在多个接入点，地理位置组成的区块链网络中进行点对点交易的资产数据库。该网络的参与者可以获得一个由共识协议生成的一个真实账本的副本且这一副本具有唯一性。账本中的任何一个改动都需要经全体接入网络的用户进行多数确认后才会被记录，而账本中的记录变化会体现在任何一个对应的副本中，一般情况下完成这一过程通常需要数秒或至多几分钟。任何实体资产、虚拟资产和其他在金融和法律上加以定义的资产都可以使用分布式账本进行存储。账本使用公钥和私钥和签名来控制对账本资产信息的访问，从而保证了账本记录的安全性和准确性，从密码学的角度为账本加上了保险。通过对网络基本构成元素智能合约的修改和定义共识机制，可指定人或团体或集团对资产进行修改的权限。

（二）分布式账本的技术优势

当下大部分企业对数据，尤其是个人信息数据的管理大多依赖在某一互联网服务器提供商进行租赁或通过自行搭建中央机房的形式进行管理。并在服务器接入点增设安全网关、防火墙、监视器和数据缓冲服务器等措施实现一定程度的安全防护后，才能进行内部数据与外部客户端的交互，这大大增加了成本和提供客户服务的复杂程度。在系统论中，中心化程度越高的系统，其容错率就越底下，可能出现问题的概率就越高。这种传统的数据存储方案使得其被黑客攻击的风险飙升。此外当中心服务器负载过大时，该方案很容易产生服务器响应延迟、数据不准确（丢失或损坏），造成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

相对的，由于分布式账本具有去中心化的底层设计，其在技术层面上极难被攻破。得益于存储在整个区块链网络上每一个用户节点上的账本副本，黑客如果要对某一特定资产条目进行改写，需要同时对整个区块链网络进行入侵。同时这一技术也可以自动阻止对任一节点的入侵，由于区块链网络的共识机制，出现错误的节点将会被整个网络舍弃，这一节点在同步网络共识数据后才能继续工作。另外，该技术本质上仍是一种P2P技术，有助于信息的传递和分享，极大地提升了资产交易的结算速度。

二、分布式账本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

（一）防范金融诈骗

我国2016年共发生7800余例金融诈骗犯罪，涉案金额突破百亿元大关。其中，绝大部分犯罪行为是以虚假身份办理银行卡作为基本条件实施的：银行内部“内鬼”频出，大量身份信息的泄露往往让人们难以防范，而诈骗者的罪行也有部分通过非法手段被人为清除，犯罪成本较低是这一类犯罪的共同特征。

而在分布式账本的帮助下，可以由政府建立统一的数字身份库，每2年进行一次生理特征录入（如虹膜特征，指纹，声纹等），这一生理特征录入可由接入公安部门区块链的任意一台终端进行录入，并进行容错比对，不符合条件的录入信息会被自动排除，只接受本人的（2年来生理特征改变较小）真实信息，这一过程可以通过下载移动端APP完成。

在全网进行确认后，生理特征锁定并在全网进行广播，任何不符合该特征的身份输入信号均被拒绝，这将使得犯罪分子的造假成本骤增，大量凭借虚假身份办理银行卡的行为将不复存在。与此同时，由于分布式账本具有共识机制，具有去信任的特点，客户端的信息交互可直接同全网信息处理单元进行，无需到银行网点进行办理并精简了很多需要人工操作的流程，减少银行内部出现“内鬼”的可能性，并提升了犯罪分子获取个人信息的难度。

而在犯罪分子实施金融诈骗时，任何一个对此账户的举报信息将对全网广播，有效p少其重复犯罪的机会，并且其犯罪记录会写入其个人数字身份档案，在整个分布式账本系统下进行记录，任何人不得更改，并在全网进行同步：犯罪分子的信用评级会调整至负面，影响到其一切生活行动――这将进一步增加犯罪成本，从而帮助公众防范金融诈骗行为。

（二）提高中小企业的融资效率

分布式账本去信任机制的最大应用潜力在于帮助资金需求者移除融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摩擦和障碍，使得融资渠道变得畅通无阻，有效提高了融资效率。银行业可以通过分布式账本查看中小企业可信赖的交易记录和盈利情况，并通过程序自动化打分完成对中小企业的信用评估，摒弃从前复杂冗长的资质审查和耗时长久的审批流程，减小发生摩擦的可能性，规避了暗箱操作。这同时也降低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门槛和银行信贷部门承担的风险，创造一个相对风险较低的双赢局面。

分布式账本在PPP项目融资上的作用尤其明显：由于PPP项目融资需要和政府部门经过旷日持久的商谈和层层上报过程中可能发生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为企业增加额外的沟通成本和不可预知的时间成本。在这里应用分布式账本的去信任特性可以大大减少中间环节，直接对接企业和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查网络，并调用分布式账本记录中企业的各项指标，在无人工操作的情况下2-3天即可批复。这能使企业将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工程的建设上，有助于帮助企业缩短建设周期，使其生产经营更加灵活。

（三）降低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

在商业银行的经营过程中，无论其资产业务还是负债业务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会计师事务所、公证部门、证券、基金、信托、咨询公司等金融中介机构，这对商业银行的日常经营成本来说是很大一笔支出。受制于银行本身经营职能和专业化程度：资产所有者的征信，抵押资产的评级，资产转移的公证，新资产的注册和旧资产的注销等等需要人工“授信”的环节都需要委托专门的金融中介机构代为办理。

分布式账本将能够在银行工作人员的操作下通过智能合约允许客户自助注册资产并予以公证，以此赋予资产在区块链网络上的合法地位。通过在分布式账本上注册资产，每一项资产都可以在数字化网络上转化为“智能资产”，其可以为多种服务提供健壮的、可信的证据和交易记录。分布式账本的出现为资产的属性赋予了一个全新的属性系统，而这些天然具有信用的数据记录可以无需人工评估，仅需要程序操作即可完成某一金融中介的职能。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某些服务，同时降低了银行内部操作系统被外界改写和违规访问的可能性，降低了银行服务器的维护成本。

更重要的是，由于分布式账本本身是基于区块链技术开发，每一笔款项的汇入和转出均记录在区块链上，这笔款项的一切属性：何时由何人操作以何理由转入何账户均清晰地记录在案，十分方便银行对问题贷款的监控和处置。分布式账本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银行更多的知情权和监控能力，这对降低坏账率和反洗钱等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

三、分布式账本技术的监管建议

上文我们提到了基于区块链运行的分布式账本技术在金融领域的若干应用。其去中心化，去信任，不可篡改的特性为金融活动降低了摩擦系数和不确定性，同时确保了该系统的高度安全，该技术在这一领域的应用必然带来全行业运行效率的提升和运行成本的降低。但分布式账本技术在带来益处的同时，由于其与金融系统高度结合，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其可能诱发系统性风险或引发市场失灵。因此应制定基于法律和技术规则的监管方式妥善推进分布式账本的应用。

（一）制定法律规则进行监管

政府对分布式账本技术服务实施“准入制”，即将需要承担的法律义务施加给分布式账本服务的提供方。因为分布式账本技术是基于区块链开发的，其底层一般是比特币网络或以太币网络这样算力巨大且安全性高的区块链，而这些区块链不归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法律实体对其进行控制。同时，政府也不能强制要求其境内公民的计算机系统上能或不能安装某些软件，对底层区块链节点进行监管的难度非常大。因此政府应将监管的重点放在分布式账本服务的提供商上。对于这些网络服务提供企业进行监管可以有效地推进政策的实施，同时监管账本的使用目的和资产流向，防止洗钱和网络犯罪的发生。

2017年2月8日，央行营业管理部约谈9家在京比特币交易平台负责人，明确要求：“平台不得违规从事融资融币等金融业务，不得参与洗钱活动，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反洗钱、外汇管理和支付结算等金融法律法规，不得违反国家税收和工商广告管理等法律规定。如发现有比特币交易平台违反上述要求，情节严重的，检查组将提请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关停取缔。”日后政府还应继续加大监管力度，在法律层面进行进一步约束，防患于未然。

（二）制定技术规则进行监管

目前分布式账本底层区块链的相关技术规则的制定主要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智能合约涉及到的技术规则由个人通过非制度化的程序制定，经全网多数同意后广播并同步执行，这些技术规则包含软件、协议等等。而区块链网络的基础设施则由多国算力集团通过多数权益人程序进行维护。目前算力集团的话语权主要集中在中国和美国。

这一办法指出：区块链系统的长期维护需要参与整个区块链网络的各方进行协调并在多数规则的制约下达成一致。在制定技术规则方面通过公共参与和民主代议在投票制的推动下制定技术规则进行自我治理。

政府若想以技术规划制定者的身份参与其中，则需要以准入机制为基础，提前制定好相关协议和编写“许可权”证明，打包为智能合约并在区块链网络运行前在全网广播并得到多数认同，即可对这一区块链网络享有一定的控制权。在网络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政府不仅要适应时展及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还要拥有自己的技术团队以便制定针对性的技术规则和编写智能合约，发挥“组合拳”的效果，实F监管目标。

[参 考 文 献]

[1]Bamert， T.， Decker， C.， Elsen， L.， Wattenhofer， R.， and Welten， S. Have a snack， pay with Bitcoins. In Peer-to-Peer Computing （P2P）， 2013 IEEE Thirte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2013）， IEEE， p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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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涛.区块链构建共享共赢式金融发展生态体系[N].新浪财经，2016-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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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曹彤.《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自金融完全有可能诞生[N].新浪财经，2016-01-05

金融系统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金融生态；个人理财；发展现状

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巨大发展，GDP增速始终保持在8%以上，综合国力提高的同时，个人财富也得到极大提升，个人财富的保值增值及财富配置的需求日益迫切，个人理财业务应势而生。

个人理财在我国是一个新兴领域，我国的个人理财业务尚处于起步阶段。20世纪90年代，我国商业银行率先开展了个人理财业务：1995年，招商银行首次推出“一卡通”个人理财产品，它集本外币、定活期存款集中管理及收付功能为一体；随后，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设立其独立的理财部；自此以后，其它商业银行也都相继推出了个人理财业务。个人理财业务在我国发展时间不长，但速度却很快，随着个人理财市场的不断完善以及个人财富的不断累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理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更多的人加入到了个人理财的行列，这将不断地推动我国的个人理财业务和我国个人的理财技能的发展。

2004年12月7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金融时报》上提出了“金融生态”的概念，此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金融生态已经成为金融领域研讨的热点问题。从自然生态学的角度去研究金融问题，极具有创新性及启发性，许多学者从这一视角出发，对我国经济金融各方面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现阶段我国个人理财业务高速发展的今天，结合金融生态对其展开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与实际意义，本文基于金融生态视角，分析我国个人理财业务的现状及问题，并对我国个人理财业务的发展提出战略性建议。

2.金融生态基本概述

2.1 金融生态内涵

生态系统可以分为生物群落和环境两个基本子系统，每个子系统都具有不同的功能，而且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制约、生成和动态平衡的。基于生态系统这一基本原理，为了更形象生动地表述“金融生态”这一概念，周小川行长将金融生态系统比作“水族馆”：金融机构像“鱼”，自身必须健康，才能生存和自如地“游动”，所以其自身的改革是最重要的；外部的金融生态环境，就像水族馆里的水草、浮游生物和氧气等，是生物生存和茁壮成长的必备条件；另外，如同水族馆中各种生物构成的生态系统需要有适当的规则来维系，金融监管对于金融体系的健康运行也是不可缺少的；最后，宏观调控就好像是水的温度，不能太冷，冷了有些鱼会冻死，也不能太热，否则氧气会跑掉，生物就不能生存，还不能忽冷忽热。这些因素有机结合，共同作用，缺一不可，否则“水族馆”就会出现“生存危机”，金融体系就会出现金融风险从而引发金融危机。金融系统具有生态系统的大部分特征，结合这些特征，我们可以更为具体地分析金融生态的内涵。

金融生态是对金融的一种拟生态化的形象阐释，金融机构作为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一员，其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实现一方面要以自身制度建设和经营水平的提升为基础，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其所处的外部环境，其中既包括宏观的经济大环境，也包括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因此，我们可以把金融生态系统理解为各种金融机构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密切联系、相互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这个系统由金融生态主体、金融生态环境、金融生态调节机制三个有机部分组成。结合生态学系统构成原理，我们可以整理金融生态系统的构成原理，见图1。

2.2 金融生态特征

金融生态作为生态学在金融领域的体现，既有与自然生态学相类似的地方，也有其自身特性。因此，将金融生态应用于金融发展研究时，必须充分了解金融生态的特征。

金融生态是以信用经济为基础、以金融资源为运作对象、依托于一定的社会体系，在自身调节机制的作用下保持平衡，实现资金资源合理有效配置并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持和促进作用的动态系统。其具体特征如下：

（1）双面性。金融生态是一个系统，其主要中心是金融业，金融生态表现出了内部环境（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双面性。金融生态这个统一的系统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金融业内部环境，如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等；另一部分就是金融业外部环境，如政治、经济、法律、信用环境等。这两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共同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特殊生态系统。

（2）动态关联性。金融生态中的所有因素和外部所有因素并不是静止不动的，如同自然生态中各个生态因子紧密关联一样，他们也具有十分密切的关联性，通过资金链条相互作用。所以，金融生态也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不断新陈代谢和逐步完善的系统，是一个动态关联的系统。

（3）双重机制性。金融生态具有双重机制性，即适应性学习机制和自然选择机制。由于各国、各区域的法律体制、经济条件、社会特征、文化传统等各种外部因素不同，为了适用这种不同的外部环境，其金融生态内部因素就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就是金融生态的适应性学习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同自然生态一样，金融生态沿袭了自然选择的传统，金融生态也不断的进行着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的动态发展着。

3.我国金融生态个人理财发展分析

3.1 我国个人理财业务发展现状

我国的个人理财业务首先出现在商业银行，这是由于商业银行在销售网络方面的强大优势、在资金清算方面无法替代的作用和办理各项中间业务的特殊权限，使其在开展个人理财业务方面有着其他金融机构无法比拟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个人理财业务以其批量大、风险低、业务范围广、经营收入稳定等特点逐渐得到中外商业银行青睐，并迅猛发展，其市场规模不断扩大，2004年以来，我国理财业务每年的市场增长率达到18%；2011年上半年，理财产品发行量呈现“爆发式增长”，商业银行共发行8497款理财产品，发行规模达8.51万亿元，已经超过2010年全年的发行规模7.05万亿元；2011年前三季度我国理财市场规模更是达到300亿美元。

我国保险公司、证券、信托、基金公司在个人理财市场上也不甘落后，纷纷设立理财中心来推销理财产品，其中，保险公司在传统寿险、财险等保险品种的基础上推出了以下几种新型保险理财产品：分红保险、投资连结保险、万能保险，新型保险理财产品相对于传统的保险产品来说具有相当的优势，它在为人们提供保障的同时还较好的兼顾了收益。

3.2 我国个人理财业务发展的需求分析

我国个人理财业务的不断发展，市场需求越来越旺盛，我国个人理财业务的需求主要分为潜在需求和现实需求两个方面：

第一，潜在需求方面。一方面，我国近年来持续的GDP增长促进了国民财富的增加，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了我国居民金融资产总量的持续增加，进而使我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持续增加，这为个人理财业务的不断发展提供了最直接条件；另一方面，我国的CPI也基本保持上涨趋势，物价的持续上涨给人们带来通胀压力。因此，来自于这两方面的因素构成了我国潜在的持久而旺盛的理财需求。我们可以从下图中看出，我国GDP及CPI在最近这些年的增长势头。

第二，现实需求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城镇居民货币收入的大幅增加，我国居民金融资产在总量和结构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由以前的单一存款、手持现金逐步向多元化转变，出现了现金、存款、债券、股票、外汇、保险、基金、黄金等并存的多元化新格局，但观察目前我国居民金融资产存量不难发现，储蓄存款仍然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从现金、债券、股票等的比例上可以看出我国居民的投资心理，即缺乏主动性，避险仍然是我国居民的主要投资要求。基于此，更符合居民心理的个人理财业务有了较大的市场需求。目前我国居民在理财意识、金融资产的数量上都比以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3.3 我国金融生态个人理财发展存在的问题

我国个人理财的发展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晚20年，居民理财意识尚属于起步阶段，加之我国金融经济发展地不完善以及金融监管不到位等原因，难免存在一些问题，制约我国个人理财的发展，本文结合金融生态内涵，从金融生态主体、金融生态环境、金融生态调节机制等金融生态子系统对我国个人理财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1）金融生态主体方面

第一，作为我国个人理财产品的供给机构，我国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等，在理财产品的种类、结构、设计上都比较接近，难以满足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理财产品功能简单，同质化严重，理财产品易复制的特点在各金融机构的激烈竞争中一览无余，理财产品几乎都是证券、外汇、基金等投资产品的组合。而个人理财的目标就是针对客户不同的财务状况、风险承受能力以及需求等，为客户制定个性化、有针对性的理财规划。而我国目前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不能真正满足客户的实际需求，难以得到客户的认可。

第二，我国个人理财的发展较晚，作为个人理财产品的最终需求者，居民的理财观念尚不成熟，尚处于起步阶段，而且在个人理财知识方面存在一定的误区，甚至将理财看作为是一种新型投资，同时我国金融机构缺乏复合型金融理财专业人才。近年来，我国各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个人理财技能仍以本机构业务为主，理财服务人员专业素质不高，造成了金融机构在理财宣传、规划、产品设计等方面的不深入，不能满足客户的多样化理财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国个人理财的发展。

（2）金融生态环境方面

第一，我国金融业一直实行分业经营，即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政策体制。由于受到政策的限制，商业银行不能涉足证券、保险、基金、信托领域，只能代销基金、保险等产品。与此同时，客户在保险公司投资的仍然是单一的保险产品，同样受到相关政策对保险资金运用的限制，无法真正地实现客户资金在各类理财产品上的分配与流动。这样的分业管理，导致各金融机构不能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为其量身打造针对性的投资组合，并帮助或客户实施投资理财计划，从而使得个人理财业务的功能大大降低，缺乏对目标客户的吸引。

第二，法制不完善，金融监管滞后，风险防范问题凸显。个人理财近几年发展迅速，不少金融机构推出的理财产品竞相给客户以高回报承诺，不少金融机构将理财产品视为竞争资金的手段，在回报率上恶性竞争，考虑其后果。在个人理财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个人理财的监管明显滞后，尽管《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及《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等相关法律均对个人理财相关业务风险管理与防范有所规定，但个人理财相关法规还很不完善，特别是适应金融业混业发展的趋势，综合性的个人理财法规还几乎是空白，这显然不适应个人理财监管的需要。

第三，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和蔓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国个人理财的发展。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部分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经济陷入衰退，我国作为国际经济体系下的重要一员，也在一定程度上遭受着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速有所放缓，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居民收入会有所减少，从而抑制对个人理财业务的需求。另外，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个人理财业务涉及产品和交易的多个层面，隐藏着多种形式的潜在风险，如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道德风险等，风险的暴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的理财积极性。因此，个人理财无论从投入资金量，还是投入方式上都面临着巨大的困境。

第四，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发展和经济运行的“稳定器”和“安全阀”，对维护社会安定，稳定人们收入预期，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对医疗、养老等一系列社会保障问题没有后顾之忧时，人们才会增加自己的消费或者投资等方面的支出，但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及医疗保险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在一定程度影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从而抑制我国个人理财业务的发展。

（3）金融生态调节机制方面

金融生态个人理财调节机制的优劣评判依据是：个人理财市场的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的完善程度以及个人理财市场监管调节的有效程度。与国外不同，我国的市场经济并不是纯正的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还不够充分，我国商业银行因为在个人理财市场中的巨大优势地位，使得我国个人理财市场的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不完善。要改善生态个人理财调节机制失衡现状就必须按市场化方向，完善个人理财自我调节机制，同时提高个人理财市场监管的有效性，增强金融监管的调节作用。

（4）我国金融生态个人理财发展战略

通过对发达国家个人理财业务的产生与发展及其运行特点的分析，并针对目前我国金融生态个人理财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战略性发展建议：

第一，加快我国金融机构业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转变。随着金融管制的放松，我国金融业内部已经开始彼此向对方的业务领域渗透和扩张，比如保险资金入市，券商股票抵押贷款，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同业拆借市场，保险公司推出的连结保险，以及商业银行保险、基金发售，开通“银证通”业务等等。目前，国际金融界混业经营已成趋势，混业经营的外资银行集银行、证券、保险和投资银行业务于一身，可以为客户提供更为全面的金融服务，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我国金融机构应从混业咨询、混业合作的思路出发，对个人理财业务进行拓展与创新，努力实现从单一业务平台向综合理财业务平台的转变，充分做好理财“混业”经营准备，为客户提供更具综合性的理财服务。

第二，加快个人理财产品的创新，提供差异化的个人理财产品。个人理财产品是个人理财业务的基石，也是个人理财服务的落脚点。一方面，各金融机构应积极探索合作，推出具有吸引力的投资品种，丰富个人理财产品；另一方面，应当对客户群进行细分，确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根据客户实际情况和需求，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理财方案，在延伸业务的同时增长了对同一客户的服务周期。

第三，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外部监管机制。我国与个人理财业务的相配套的法律法规显得较为薄弱，如何完善个人理财业务的相关法律规定、填补其存在的法律空白是金融机构开展个人理财业务的基本前提。我们应进一步明确市场准入、理财资金投向的合法合规、风险提示、客户知情权保护、金融机构与客户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等问题，解决个人理财业务（下转第195页）（上接第192页）法律关系的定位问题，为个人理财业务的发展提供相关的法律依据。同时，为了给个人理财业务的顺利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我们必须加强行业监管力度。进一步加大三大监管机构的合作力度，引导各类金融机构提高个人理财业务的风险管理意识和管理水平，同时根据新业务发展和监管的特点，进一步完善新业务监管体制。只有较为健全的法律法规和完善的监管机制，才能促使我国个人理财业务的健康发展，进一步扩宽各类金融机构理财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有效解决相关规章制度缺乏的问题，满足我国居民日益增加的多样化理财需求。

第四，培养复合型专业理财人员，提高专业修养，同时更新客户理财意识，拓展理财市场。居民希望理财服务人员既熟悉银行业务又精通证券、保险等金融业务的专家，为自己提供全方位、全过程和一站式的综合理财服务，复合型的专业理财人员是我国个人理财业务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个人理财资格认证制度应把综合个人理财策划、投资策划、保险策划与风险管理、员工福利与退休计划，个人税务策划和遗产策划及事业继承等作为培训和考核从业人员的标准，提高他们的专业修养。在此基础上，加大对居民的宣传力度，同时建立相关个人信用体系，让更多的人放心将钱交由理财机构管理。

4.总结

发展个人理财业务不论是对个人，还是金融机构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从金融生态角度来看，我国个人理财业务存在一定的问题，如何在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主体地位的背景以及不完善的市场机制下，思考并解决这些问题，对个人理财业务更加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从监管、产品、法规及专业素质等四个方面对完善个人理财业务的发展提出自己的建议，以此促进我国个人理财业务在金融生态系统下充满活力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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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系统论文范文第6篇

一、公共危机的表现和特点

公共危机是来自社会经济运行过程内部的不确定性及由此导致的各种危机。公共危机有多种表现和类别：按危机的具体性质划分，公共危机可分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在现代社会，各种公共危机互为因果、相互叠加、传染和扩展，单一性公共危机常常演变成复合性危机。

（一）公共危机的表现

经济危机包括财政危机、金融危机、资源危机和全面的经济危机。如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0年底的土耳其财政金融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等。当一国政府因无力筹措足够的资金维持政府运转，无力偿付到期的内外债务而陷入危机，造成财政事实上的破产时，即爆发财政危机。当金融风险累计到一定程度，超出金融体系或经济体系的承载力时就会爆发金融危机，出现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的混乱和动荡，由于金融在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金融危机时间持久且处置不当，不仅会在金融系统内部扩展成为全面的金融危机，还会向金融领域以外传递，向经济、社会、政治领域扩展，并进一步扩展为经济危机甚至社会政治危机。金融危机主要表现为：强制清理旧债，商业信用剧减，银行资金呆滞，存款者大量提取现钞，部分金融机构倒闭，有价证券行市低落，发行锐减，货币饥荒严重，借贷资金缺乏，市场利率猛烈提高，金融市场动荡不宁，本币币值下降，资金迅速外逃。由于战争或其他原因导致资源供求矛盾锐化，资源价格飞涨，对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严重影响，直至对整个社会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即爆发资源危机。如伊拉克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当全面的经济危机爆发时，一国整体经济运行陷于危机。全面的经济危机具体表现为国内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本币币值不稳，对外贸易失衡，债务危机严重，整体经济状况恶化。

社会危机包括自然灾害和人为原因引发的危机。具体有：自然灾害引发的危机，如地震、气候反常引起的大涝、大旱引发的危机；生态环境恶化引发的生态危机；社会公共领域发生的危机，如城市市政设施供求矛盾引起的缺水、缺电事件引发的城市公共危机；不知名的传染病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如非典危机；恐怖主义活动引发的公共安全危机，如美国“9.11事件”等。

政治危机包括由于战争、以及其他政治原因引发的政府信誉危机、外交危机、国家安全危机以及社会骚乱、国际恐怖主义等等。这类危机会直接危及到社会的安定和国家政权的稳定，影响巨大。

（二）公共危机的特点

1、公共危机具有普遍存在性。在现代社会中，公共风险是普遍存在的，因而公共危机具有普遍存在性和不可避免性。如，金融风险广泛存在于现代社会各国的开放经济中，几乎所有实行开放政策的国家与地区都曾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据统计，从1980年到1996年，共有133各国家发生过银行部门的严重危机或问题（IMF，WorldEconomicOutlook，May，1998）。版权所有

2、公共危机具有较强的突发性。由于各种公共风险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或然性，往往不易发觉或被隐匿而被推迟和掩盖。比如信用循环性、金融机构的创造信用功能、利益诱导机制和非经济因素，使得金融风险的显露和释放更为复杂，往往不能察觉或发现过晚。由于公共风险的这种隐蔽性和不确定性，导致公共危机的爆发具有突发性强的特点。公共危机是突发的偶然事件，其发生时间难以预测，过程难以控制，结果难以估量。

3、公共危机具有高频发性。公共危机的出现频率在不断提高。近20年来，各种国际间、地区间的危机从来没有间断过，1974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1990年波斯湾危机、1991年美元危机、1992年欧洲货币危机、1994年墨西哥货币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0年底的土耳其财政金融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震惊世界的美国“9.11事件”，还有各种地区间的冲突和恐怖活动，伊拉克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以及2003年爆发的非典危机等。不能忽视的是，由于污染的日益严重和生态环境的恶化，洪涝等自然灾害发生越来越频繁，大型和特大型城市由于缺水、缺电等产生的公共危机时有发生。

4、公共危机具有较强的扩散性。由于社会经济领域潜伏的各种风险很少为某种孤立的系统内风险，大部分会扩散辐射到社会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如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导致系统性的和全局性的金融动荡，而且影响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全球化加剧了这种扩散性，如个别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会迅速波及到全球范围。在目前全球化、全国化的趋势下，社会系统的精密程度也在提高，社会利益主体之间交往和冲突也在增加，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说，系统越复杂，它的可靠性也越差。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诱发危机的渠道可能更多，危机的蔓延可能更严重（

5、公共危机的波及面广。现代社会的公共危机越来越突破地域限制。如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先从泰国发端，很快波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中国的台湾、香港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又逐步向北波及至韩国、日本，进而危及俄罗斯、中东、欧洲和美国，足见危机的波及面之广。

6、公共危机的影响力大。在现代社会，公共危机所产生的影响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大大扩大了。公共危机的爆发会导致社会脱离正常轨道而陷入危机的非均衡状态，极易威胁社会公共安全，影响社会稳定。无论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还是政治危机，如果在危机爆发初期没有及时予以控制，就有可能意味着更大危机的爆发。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转轨时期的公共危机日益具有全球化的特征。全球化不仅加速了公共危机的传播，而且会增加控制危机的难度。如2003年爆发的非典危机从局部地区发现病例迅速演变成全球性的危机。“9.11事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和冲击是全球性的。它不仅对美国的经济社会产生影响，而且由于美国经济衰退，对世界各国经济带来连锁反应。

二、转轨时期潜伏着公共危机的诱因

转轨时期是新旧体制并存，各种矛盾激化、分解的时期。在转轨时期，由于新的经济体制本身尚未成型，旧体制的惯性运作仍在某些领域发挥作用，整个社会经济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由于市场机制尚未发育成熟，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法律制度不健全，处在转轨时期的大部分国家潜伏的体制性矛盾和冲突较多。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各环节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分离是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基础，并为公共危机的产生埋下隐患。

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具有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经济结构比较落后，经济社会发展中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市场体系不完善，法律制度不健全的特殊国情。我国转轨时期经济社会呈现的特点表明制度变革中潜伏着公共危机的诱因。

（一）宏观经济结构不完善，对外开放度增加，潜伏着公共危机的诱因

转轨时期，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推动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动。放权让利、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各项改革举措，对国家宏观经济结构全面平衡产生巨大冲击，影响国家财政和国际收支状况。宏观经济结构的不平衡，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可能使整个国家面临金融或经济风险，甚至引发金融或经济危机。上世纪80年代广泛发生于转轨国家的通货膨胀（部分国家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及90年生的通货紧缩，与转轨国家宏观经济的严重失衡紧密相关。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也在于其国内经济结构失衡。

对外开放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由于金融市场不够发达，资金缺乏，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积极引进外资，不可否认，外资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国家不断推动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市场开放度逐年增加。市场开放程度提高，意味着发达国家强势市场力量渗入的程度加深，与世界市场的关联度日益紧密。唇亡齿寒，一旦国际市场出现风吹草动，国内的市场极易受到冲击。换言之，在经济和金融日益全球化的条件下，对外资和国外市场的依赖度越强，诱发经济和金融动荡的可能性越高。80年代以来，频繁发生的债务和金融危机，均是在那些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这固然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较弱有关，但其广泛的市场开放度也是诱发危机的重要原因。

（二）城乡、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均衡，潜伏着公共危机的诱因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结构，即发达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现代的工业与传统的农业并存。这种二元结构造成经济和社会结构内部的严重不均衡，突出表现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均衡。1、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多年来，我国一直强调城市优先的发展战略，分配政策也向城市倾斜，造成城乡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城市较好的公共服务水平和农村几乎为零的公共服务形成鲜明的对比，城乡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方面存在天壤之别。2、地区间发展差距扩大。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与最低的省差距超过3倍，而且平均数掩盖了实际差异，全国尚有22.8%的县未上温饱线，86%的县未达小康线，5%的贫困县与5%的富裕县人均GDP差异为16.4倍（于祖尧，2002）。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均有大幅增长，居民生活水平也有很大提高，2001年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下降为0.379和0.477.与此同时，收入分配的不均衡性日益显现。我国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282上升到2000年的0.458，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0.40.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1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90倍。即便是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也明显加快，2002年1季度对城镇居民的收入统计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仅占总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为7.66倍（白景明等，2003）。转轨时期是利益格局重新调整和急剧变动的过程，必然出现利益分配的冲突和矛盾。分配方式的变革与收入分配的无序，导致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和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会对人们的思想、信念和价值体系造成严重的冲击，导致社会冲突和秩序失范，威胁社会稳定和安全。

（三）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同步，人与自然的发展不和谐，潜伏着公共危机的诱因

一方面，由于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政府与市场的责任边界不清，存在政府职能的越位和缺位现象。政府包揽了一些与政府社会职能无关，本应由市场承担的事业，不合理地增加了财政负担，而一些真正与政府社会职能有关，具有社会公益性的事业难以获得足够支持。另一方面，由于转轨时期强调经济高速增长，对社会事业的发展与建设重视不够，加之这一时期出现诸如通货膨胀、失业、国有企业改革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需要政府予以关注和引导解决，客观上分散了政府的财力，使得政府无力顾及或较少顾及很多公共领域，如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义务教育、社会保障、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关注不够，投入较少，从而导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同步。

我国是发展中大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人口生存压力大，已探明的资源储量贫乏，生态环境恶化，环境污染严重。据估计，每年因破坏性“高速增长”而支付的资源环境成本超过21万亿人民币，为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倍以上（易正，2001）。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发展加大了原有不均衡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张力，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和社会稳定的潜在隐患。在大中城市具有普遍性的缺水问题、频繁发生的洪涝灾害等已表明在目前的发展格局中人与自然相处的不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四）市场体系发育不健全，微观经济主体境况不佳，潜伏着公共危机的诱因

由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正处于发育成长阶段，还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市场结构和市场功能发育不完善，各种市场尤其是要素市场缺乏良好的组织，市场信息不够灵敏和准确，不能及时、正确地反应产品、劳务和资源的真实成本等。由于这种不完善性，许多市场本来应该具有的资源配置功能就发挥不出来或不能有效地发挥。而法律制度的供给短缺，强化了市场的这种不完善，加剧了市场秩序的混乱状态。市场体系的不健全和市场秩序的混乱可能会掩盖社会经济中潜伏的风险和隐患，一旦风险和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将会一触即发，引发社会公共危机。

相当多的国有企业仍处困境，生产经营效率低下，资金积累和投资严重不足，许多设备急需更新，基础设施的建设严重滞后，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更新慢。尽管许多企业已经实行股份制改造，但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滞后，产品和服务无法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仍有一大批企业经营陷于困顿，下岗失业增多，表明参与市场的企业、个人等微观经济主体活力不够，预期不佳，在经济上和心理上对公共危机的承受能力差，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任何危机的爆发都将使微观经济主体遭受重创。

（五）法律和制度建设滞后，传统道德文化体系失稳，潜伏着公共危机的诱因

转轨时期法律建设滞后，制度基础薄弱表现在多个方面：1、法律制度不健全。表现为很多旧有法律规定的过时和社会经济诸多层面法律的缺位。如对紧急状态下政府及相关部门职责权力没有法律规定等。2、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行政管理制度不健全，行政管理水平有待提高。诸侯经济、行政性垄断产生的制度等阻碍资源自由流动的因素依然存在，政府获取信息和信息的渠道不够畅通等。3、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经济管理制度和体系尚未建立。金融外汇体系等存在脆弱性，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发育不成熟，国有银行经营机制转换不到位，现代市场体系初步建立，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市场秩序需要进一步规范。这种法制建设滞后，制度基础薄弱的状况不利于完善市场体系，维护市场秩序，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尤其是没有完备的在紧急状态下的法律规范，不利于应对公共危机。

由于转轨时期社会秩序紊乱，价值观念多元，建立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体系和伦理道德观念上的信仰面临一定程度的冲击和危机。加之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教育发展滞后，社会道德、公共伦理出现失范，腐败的社会风气使道德基础发生动摇，网络时代新的生活方式和交际手段严重冲击着旧有的道德规范体系。严重的规范缺失和规范偏离现象、社会结构变迁的加剧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人们在不断出现的新的行动内容和选择标准方面缺乏必要的规范、引导和约束，造成了人们在具体行动中对道德规范的严重偏离和越轨（薛澜等，2003）。社会信用秩序混乱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对传统道德规范的背离，大量失信行为破坏了经济主体之间以合同契约为基础的正常信用关系，造成了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水平滑坡等社会问题。传统道德文化体系的失稳可能加剧经济社会领域的公共风险，成为公共危机的爆发的诱因，而这种来自非正式制度方面的诱因往往容易被忽视。

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双重转轨的特殊时期，上述这些特征构成诱发公共危机的潜在的制度及非制度因素。换言之，转轨时期社会经济所具有的过渡色彩和诸多不稳定、不平衡因素，加剧了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公共风险，增加了公共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在既定的制度安排下，风险日益集中在社会经济活动的某些环节上，一旦受外部因素的作用或内部风险累积超过一定的限度，就可能爆发危机。由于没有健全的机制和渠道反映公共风险的累积程度，干预和化解公共危机的相应机制尚未建立，一旦发生公共危机，社会将遭受重大的乃至毁灭性的打击。

三、转轨时期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

（一）公共危机管理是政府应提供的公共品，政府应成为公共危机管理的主体

公共危机管理具有公共品的特点。一方面，由于公共风险具有不可分割性和隐蔽性的特点，其责任边界不清晰，市场机制难以承担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的使命，企业、个人等微观经济主体很难有积极性去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当公共风险超过其临界点变成现实时，公共危机爆发，公共危机的快速蔓延和危机的严重破坏性，决定了市场机制不可能在干预和消除危机的影响方面发挥主要作用，也决定了民间部门不可能在干预和消除危机的影响方面承担主要责任。换言之，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是市场失灵的领域，带有公共产品的特征，在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以及干预公共危机方面，政府责无旁贷，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另一方面，不论出现何种性质的公共危机，都会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甚至触发长期形成的社会痼疾，形成危机的叠加效应，导致更大范围、更加复杂的公共危机，引发巨额的突发性支出。个人、家庭、企业等民间部门没有能力承担。因而，社会公共危机是个人、家庭、市场机制本身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需要政府着力动员社会资源和公共力量加以解决。因而政府应成为公共危机管理的主体，参与公共危机管理。

公共危机管理并不是新事物，几乎所有国家都会遇到大型交通事故（如飞机失事、火车出轨）、自然灾害（如地震、干旱、洪水）以及流行病等突发事件引起的公共危机管理。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由于政府具有其他社会组织和团体所不具有的优势、权威和强制力，所以政府必须成为公共危机管理的主体。由于公共危机的爆发时间短，传播速度快，反应的时间非常有限，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非常大，需要政府做出快速反应，积极予以干预。

（二）转轨时期政府应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

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同时，由于市场机制存在失灵和失效的领域，为克服市场机制的盲目性，缓解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需要政府发挥适度的宏观调控作用。由于转轨时期市场体系不发达，市场机制不健全，调节经济的功能不完善，政府必须履行一些原本应该由市场完成的资源配置任务和宏观调控职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还必须加强其在基础设施、文教卫生、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投入，以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水平。

现代社会的实践，证实了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在不断扩大，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解体，使全球公共危机蔓延到“转轨国家”。处在转轨时期的国家发生公共危机的可能性更大，因而在我国这样一个快速转型的现代社会，公共危机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

首先，转向市场经济意味着公共风险增加，公共危机发生的频率提高。随着经济体制的逐步转轨，社会经济中市场的比重逐步增加。而社会经济的市场化发展方式，使分工和技术所引致的经济运行内部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由此导致的公共风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市场经济中，经济的高度货币化和信用化带来了经济的金融化。渐趋成熟的资本市场的发展，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加快了要素的流动与重组，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和有效性。但资本自身一旦成为商品，成为交易的对象，将极易促使整个经济泡沫化和金融危机的形成

其次，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使社会分工细化，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扩大。社会分工带来效率，计算机、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成为可能，也推动了社会分工的技术化、生产的全球化和贸易的电子化和全球化，由此导致经济和社会运行过程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公共风险扩大，公共危机发生的概率增加。

再次，处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中的转轨国家会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危机的侵袭。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势不可挡，身处其中的转轨国家几乎不可能将本国维持在相对孤立和封闭的形态，因而其面临的公共风险与公共危机也不可能具有传染性相对较弱、时间上较慢、空间上较小和爆发频率低的特征。转轨国家不得不面临时空范围广、传递速度快、爆发频率高的前所未有的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

最后，由于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自然灾害危机和生态危机将呈上升趋势。城市市政资源供给的有限性与城市扩展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由此引发的缺水、缺电危机将更频繁地发生。由于跨国的恐怖主义组织和活动日益增多，恐怖主义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由恐怖主义活动引发的公共安全危机造成的破坏性和杀伤性日益增大。

由于受经济实力的制约，在危机发生时调集资源的能力和应对危机的机制不健全，资源的有限性和对资源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更突出。因此，转轨国家的政府必须对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予以密切关注，并在防范公共风险和管理公共危机中发挥主导作用。对于处在转轨时期的我国政府而言，高度重视公共危机管理、建立公共危机的预警机制和干预公共危机就显得尤为必要。

（三）转轨时期政府加强公共危机管理的建议

1、完善公共危机立法。我国目前缺乏统一的公共危机的基本大法，各级政府以及政府各部门的权利和责任缺乏明确的界定，不利于在突发事件或公共危机爆发时的统一指挥和管理。为加强对公共危机事件的管理，应尽快制定出台《公共危机法》（或《紧急状态法》），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紧急状态制度。统一规定在紧急状态中各法律主体的法律责任和行政权力，规定对公共危机的监测预警制度、应急报告制度、信息公布制度、举报制度、应急处理制度等。完善各部门的专门法律，明确规定在公共危机时各部门在人财物调度和问题处理方面的权责。

2、建立公共风险的监测、预警机制，提高公共风险的分析和预警能力。建立公共风险的预警指标和分析体系，全面监测各个领域公共风险的走向和程度。建立政府或有负债的统计指标，提高政府或有负债的透明度。实行权责发生制的政府会计，建立政府财务报告制度，全面反应政府的或有负债及未来支出责任。

3、完善公共危机的管理机制。建立一整套包括组织、决策和指挥，信息传输和处理、物资准备和调度，人员培训和技术储备在内的公共危机管理系统。建立综合协调公共危机管理的常设机构，制定长期的反危机战略和应急计划，制定紧急预案和应急管理程序，建立公共危机的快速反应机制。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形成政府和社会的良性互动。

4、积极推动各项改革，化解和消除转轨经济中公共危机的各种诱因。加快金融制度改革，完善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机制，降低金融系统的潜在风险；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加强就业培训和就业信息，降低失业率，关注下岗失业引发的贫困人口增加问题；合理划分各级政府在基础教育方面的支出责任，保障基础教育投入的合理增长；增加环保支出，改善生态环境，弥补生态环境方面的欠账。推动和完善各项改革，切实解决转轨经济运行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积极化解公共风险，防患于未然。

主要参考文献：

1、刘尚希、陈少强，《构建公共财政应急反应机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2003年31期。

2、薛澜、张强、钟开斌，《SARS事件与转型期危机管理》，改革，2003年第三期

3、冯舜华、杨哲英、徐坡岭，《经济转轨的国际比较》，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权所有

4、王维安，《经济发展中的金融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5、臧景范，《金融安全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

6、从亮，《从非典防治看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的现状与未来》，

7、路洪卫，《公共危机管理启示》，

金融系统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全球化；发展；统一性学科性

一、全球化与世界体系的形成

从15世纪到17世纪初，哥伦布、詹斯等伟大的航海家探险家发现了从美洲到东印度的新航线并发现了新大陆，开辟了东西两半球一体化的新纪元。特别是17世纪到19世纪期间，随着火车、轮船、飞机等交通运输工具的出现，使全球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成为了可能。在这个时期不仅人类的交往范围逐渐扩大，而且动物和植物也在全球范围内扩散，这个阶段不仅建立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关系，还建立了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随着全球联系的不断增强，使得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同时，随着全球意识的崛起，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相互联系和依存，世界已然成为一个整体。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全面普及，全球化态势对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全球化在当代社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使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变形，导致新的发展图式的生成。在这种图式中，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不再是孤立的发展，各个问题及因素之间也产生了深刻的联系，各个体系的具体运作机制、发展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更宏观的方面来说，所有现代国家，受各个体系的规则和政策的影响，无一例外都生存于国与国的这种体系框架里面。

因此全球化的出现，不仅深刻改变着世界历史的进程，而且对各个民族和国家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们身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每个国家都不能脱离全球化而独立发展。所以全球化既是整个世界发展的大背景，又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重要参考因素。只有对全球化的新情况、新特点进行准确的把握，才能在具体问题上正确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使发展不至于盲目。只有站在世界体系的高度，才能把握当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趋势，才能清楚地观察判断发展的格局，寻求一种新的发展出路。

二、全球化背景下对发展问题的思考

（一）发展的全球性

发展的全球性是指研究社会发展问题应以世界体系为分析单位。现代化的发展一度是国际的，它强调系统地分析世界内部的各个国家。但是这可能不是全球性的，因为它没有设想世界体系所出现的特点，甚至从没有提到过世界体系。发展的全球性主要是把世界体系的各部分看作是“世界”的各部分，也就是说不能把各个部分分开来单独进行分析思考。按照系统论的观点，大系统可以看作是小系统的外部环境，然而大系统的规定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小系统的质的规定性。全球化打破了地域的时空限制，整个世界被一张无形的网完全联系起来，没有哪个国家和民族能够不受整个世界体系的影响而独立发展。发展的全球性要求我们从更宏观的视角，更高的立足点来审视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因此对于社会发展来说，全球化使即使在没有受到影响的地方的国家也不能够完全控制发生在自己领土边界之内的事情，从金融系统到生态系统，全球化把相距遥远的社群命运联系在一起。发展的全球性就是要在全球化的体系内，以一种全球化的思维方式，寻求更加合理的发展途径，处理好统一化与多样化、集中化与分散化、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问题。

（二）发展的历史思考

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各个体系历史的变迁，全球化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全球化的出现体现了一种新的历史发展高度，标志着人类由分散发展走向整体性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容和形势，发展的广度和深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能不能站在这个高度上看待发展问题并把握整个社会发展的潮头和动向决定了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适应世界潮流。虽然全球化并不可能替代民族化和地域化的差别，但作为一种新的历史动向，世界体系的形成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只有站在这个高度审视整个世界的发展，才能把握人类命运的走向，才能使世界向更好的一面发展。

只要是历史体系，就会像其他一切体系一样，有生也有涯，它们有起始，有长程发展，最后当他们远离平衡态时便会逐渐消亡，因此变是永恒的主题，但是如何在历史长河中看待发展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来看，那种以一时一地的差异性来谋求各个体系自身的发展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资本家为了谋求自身利益，不择手段，以邻为壑，把生产过程中对生态文明的破坏强加给其他地区，以不可弥补的生态消耗来降低成本，发展自身，攫取利润。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扩张，资本家保持其全球利润水平的能力也在逐渐下降，而发展过程中对地区造成的环境破坏，已对全球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家攫取了高额利润，但用于消除这些影响，恢复生态，治理污染的外化成本却需要全世界来分担，这种问题不仅影响整个人类的发展，也威胁着人类自身的安全。

发展的历史思考就是用时空的辩证思维来考量整个发展过程，不能只追求某个时段的发展，而且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时空的辩证发展观越来越凸显其重要价值。

（三）发展的统一学科性

我们知道社会分工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它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在全球化的今天，分工的广度和深度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伴随着这种全面深刻的分工，我们的知识结构也变得越来越专门化，知识被分成越来越多的学科，每一个学科也有一系列专门的领域，各领域之间的隔阂也日益加深。随着学科划分的逐渐深入，我们可能会觉得各个学科会变的越来越孤立，越来越狭隘，越来越固步自封。但在全球化的今天，情况却根本不是这样。我们可以来做个测验，以不同的学科组织为调查对象，对于某一论文让他们回答是在什么专业领域提出的，我想能有一半回答正确就算很好了。因为现在出现了很多我们以前难以置信的交叉学科，学科之间的交叉重叠现象十分严重。如今世界上的研究人员成倍的增加，每个研究人员在自己的专门领域必须找到自己的位置，拥有自己的角落或一整套研究体系。但是使每个研究者都拥有这样的位置，在数量上是不可能的。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交往手段的多样化，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知识成爆炸式的增长，很多知识就呈现在所有人面前。而对研究者来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他们找到了新的生存战略。从前经济学家占据一块领地，历史学家占据另外的领地，社会学家占据第三块领地。它们各自是独立的学科，有自己明确规定的研究对象，连研究方法也大相径庭。但如今，经济学家解释社会运转，社会学家解释历史转型，历史学家解释企业战略。他们谁也不承认越俎代庖，因为这样就会认为他们没有原创性，他们都认为自己的那份贡献与所有人都不同，而且随着研究人员数量的急剧增加这种现象也愈演愈烈，比如“社会物理学”、“社会神经科学”等等的出现就说明了这一点。

三、总结

在这种学科分化的情况下发展观念也呈现出多元化，经济学家谋求经济的发展，生态学家谋求生态的发展，人类学家谋求人的发展等等。但发展毕竟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主旋律，如果对发展的基础理论没有统一的认识，则发展会是盲目的，相互矛盾的，并且很容易误入歧途。这里所说的发展的统一学科性并不仅仅是一套融合万象的理论或推理方式，更多的是一种视界，一种从更宏观的体系去思考发展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以及思考人类该向何处发展的问题。

金融系统论文范文第8篇

一、公共危机的表现和特点

公共危机是来自社会经济运行过程内部的不确定性及由此导致的各种危机。公共危机有多种表现和类别：按危机的具体性质划分，公共危机可分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在现代社会，各种公共危机互为因果、相互叠加、传染和扩展，单一性公共危机常常演变成复合性危机。

（一）公共危机的表现

经济危机包括财政危机、金融危机、资源危机和全面的经济危机。如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0年底的土耳其财政金融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等。当一国政府因无力筹措足够的资金维持政府运转，无力偿付到期的内外债务而陷入危机，造成财政事实上的破产时，即爆发财政危机。当金融风险累计到一定程度，超出金融体系或经济体系的承载力时就会爆发金融危机，出现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的混乱和动荡，由于金融在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金融危机时间持久且处置不当，不仅会在金融系统内部扩展成为全面的金融危机，还会向金融领域以外传递，向经济、社会、政治领域扩展，并进一步扩展为经济危机甚至社会政治危机。金融危机主要表现为：强制清理旧债，商业信用剧减，银行资金呆滞，存款者大量提取现钞，部分金融机构倒闭，有价证券行市低落，发行锐减，货币饥荒严重，借贷资金缺乏，市场利率猛烈提高，金融市场动荡不宁，本币币值下降，资金迅速外逃。由于战争或其他原因导致资源供求矛盾锐化，资源价格飞涨，对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严重影响，直至对整个社会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即爆发资源危机。如伊拉克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当全面的经济危机爆发时，一国整体经济运行陷于危机。全面的经济危机具体表现为国内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本币币值不稳，对外贸易失衡，债务危机严重，整体经济状况恶化。

社会危机包括自然灾害和人为原因引发的危机。具体有：自然灾害引发的危机，如地震、气候反常引起的大涝、大旱引发的危机；生态环境恶化引发的生态危机；社会公共领域发生的危机，如城市市政设施供求矛盾引起的缺水、缺电事件引发的城市公共危机；不知名的传染病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如非典危机；恐怖主义活动引发的公共安全危机，如美国“9.11事件”等。

政治危机包括由于战争、以及其他政治原因引发的政府信誉危机、外交危机、国家安全危机以及社会骚乱、国际恐怖主义等等。这类危机会直接危及到社会的安定和国家政权的稳定，影响巨大。

（二）公共危机的特点

1、公共危机具有普遍存在性。在现代社会中，公共风险是普遍存在的，因而公共危机具有普遍存在性和不可避免性。如，金融风险广泛存在于现代社会各国的开放经济中，几乎所有实行开放政策的国家与地区都曾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据统计，从1980年到1996年，共有133各国家发生过银行部门的严重危机或问题（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May， 1998）。

2、公共危机具有较强的突发性。由于各种公共风险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或然性，往往不易发觉或被隐匿而被推迟和掩盖。比如信用循环性、金融机构的创造信用功能、利益诱导机制和非经济因素，使得金融风险的显露和释放更为复杂，往往不能察觉或发现过晚。由于公共风险的这种隐蔽性和不确定性，导致公共危机的爆发具有突发性强的特点。公共危机是突发的偶然事件，其发生时间难以预测，过程难以控制，结果难以估量。

3、公共危机具有高频发性。公共危机的出现频率在不断提高。近20年来，各种国际间、地区间的危机从来没有间断过，1974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1990年波斯湾危机、1991年美元危机、1992年欧洲货币危机、1994年墨西哥货币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0年底的土耳其财政金融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震惊世界的美国“9.11事件”，还有各种地区间的冲突和恐怖活动，伊拉克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以及2003年爆发的非典危机等。不能忽视的是，由于污染的日益严重和生态环境的恶化，洪涝等自然灾害发生越来越频繁，大型和特大型城市由于缺水、缺电等产生的公共危机时有发生。

4、公共危机具有较强的扩散性。由于社会经济领域潜伏的各种风险很少为某种孤立的系统内风险，大部分会扩散辐射到社会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如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导致系统性的和全局性的金融动荡，而且影响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全球化加剧了这种扩散性，如个别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会迅速波及到全球范围。在目前全球化、全国化的趋势下，社会系统的精密程度也在提高，社会利益主体之间交往和冲突也在增加，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说，系统越复杂，它的可靠性也越差。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诱发危机的渠道可能更多，危机的蔓延可能更严重（从亮，2003）。

5、公共危机的波及面广。现代社会的公共危机越来越突破地域限制。如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先从泰国发端，很快波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中国的台湾、香港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又逐步向北波及至韩国、日本，进而危及俄罗斯、中东、欧洲和美国，足见危机的波及面之广。

6、公共危机的影响力大。在现代社会，公共危机所产生的影响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大大扩大了。公共危机的爆发会导致社会脱离正常轨道而陷入危机的非均衡状态，极易威胁社会公共安全，影响社会稳定。无论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还是政治危机，如果在危机爆发初期没有及时予以控制，就有可能意味着更大危机的爆发。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转轨时期的公共危机日益具有全球化的特征。全球化不仅加速了公共危机的传播，而且会增加控制危机的难度。如2003年爆发的非典危机从局部地区发现病例迅速演变成全球性的危机。“9.11事件” 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和冲击是全球性的。它不仅对美国的经济社会产生影响，而且由于美国经济衰退，对世界各国经济带来连锁反应。

二、转轨时期潜伏着公共危机的诱因

转轨时期是新旧体制并存，各种矛盾激化、分解的时期。在转轨时期，由于新的经济体制本身尚未成型，旧体制的惯性运作仍在某些领域发挥作用，整个社会经济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由于市场机制尚未发育成熟，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法律制度不健全，处在转轨时期的大部分国家潜伏的体制性矛盾和冲突较多。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各环节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分离是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基础，并为公共危机的产生埋下隐患。

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具有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经济结构比较落后，经济社会发展中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市场体系不完善，法律制度不健全的特殊国情。我国转轨时期经济社会呈现的特点表明制度变革中潜伏着公共危机的诱因。

（一） 宏观经济结构不完善，对外开放度增加，潜伏着公共危机的诱因

转轨时期，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推动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动。放权让利、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各项改革举措，对国家宏观经济结构全面平衡产生巨大冲击，影响国家财政和国际收支状况。宏观经济结构的不平衡，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可能使整个国家面临金融或经济风险，甚至引发金融或经济危机。上世纪80年代广泛发生于转轨国家的通货膨胀（部分国家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及90年生的通货紧缩，与转轨国家宏观经济的严重失衡紧密相关。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也在于其国内经济结构失衡。

对外开放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由于金融市场不够发达，资金缺乏，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积极引进外资，不可否认，外资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国家不断推动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市场开放度逐年增加。市场开放程度提高，意味着发达国家强势市场力量渗入的程度加深，与世界市场的关联度日益紧密。唇亡齿寒，一旦国际市场出现风吹草动，国内的市场极易受到冲击。换言之，在经济和金融日益全球化的条件下，对外资和国外市场的依赖度越强，诱发经济和金融动荡的可能性越高。80年代以来，频繁发生的债务和金融危机，均是在那些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这固然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较弱有关，但其广泛的市场开放度也是诱发危机的重要原因。

（二）城乡、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均衡，潜伏着公共危机的诱因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结构，即发达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现代的工业与传统的农业并存。这种二元结构造成经济和社会结构内部的严重不均衡，突出表现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均衡。1、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多年来，我国一直强调城市优先的发展战略，分配政策也向城市倾斜，造成城乡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城市较好的公共服务水平和农村几乎为零的公共服务形成鲜明的对比，城乡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方面存在天壤之别。2、地区间发展差距扩大。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与最低的省差距超过3倍，而且平均数掩盖了实际差异，全国尚有22.8%的县未上温饱线，86%的县未达小康线，5%的贫困县与5%的富裕县人均GDP差异为16.4倍（于祖尧，2002）。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均有大幅增长，居民生活水平也有很大提高，2001年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下降为0.379和0.477.与此同时，收入分配的不均衡性日益显现。我国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282上升到2000年的0.458，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0.40.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1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90倍。即便是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也明显加快，2002年1季度对城镇居民的收入统计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仅占总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为7.66倍（白景明等，2003）。转轨时期是利益格局重新调整和急剧变动的过程，必然出现利益分配的冲突和矛盾。分配方式的变革与收入分配的无序，导致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和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会对人们的思想、信念和价值体系造成严重的冲击，导致社会冲突和秩序失范，威胁社会稳定和安全。

（三）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同步，人与自然的发展不和谐，潜伏着公共危机的诱因

一方面，由于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政府与市场的责任边界不清，存在政府职能的越位和缺位现象。政府包揽了一些与政府社会职能无关，本应由市场承担的事业，不合理地增加了财政负担，而一些真正与政府社会职能有关，具有社会公益性的事业难以获得足够支持。另一方面，由于转轨时期强调经济高速增长，对社会事业的发展与建设重视不够，加之这一时期出现诸如通货膨胀、失业、国有企业改革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需要政府予以关注和引导解决，客观上分散了政府的财力，使得政府无力顾及或较少顾及很多公共领域，如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义务教育、社会保障、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关注不够，投入较少，从而导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同步。

我国是发展中大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人口生存压力大，已探明的资源储量贫乏，生态环境恶化，环境污染严重。据估计，每年因破坏性“高速增长”而支付的资源环境成本超过21万亿人民币，为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倍以上（易正，2001）。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发展加大了原有不均衡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张力，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和社会稳定的潜在隐患。在大中城市具有普遍性的缺水问题、频繁发生的洪涝灾害等已表明在目前的发展格局中人与自然相处的不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四）市场体系发育不健全，微观经济主体境况不佳，潜伏着公共危机的诱因

由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正处于发育成长阶段，还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市场结构和市场功能发育不完善，各种市场尤其是要素市场缺乏良好的组织，市场信息不够灵敏和准确，不能及时、正确地反应产品、劳务和资源的真实成本等。由于这种不完善性，许多市场本来应该具有的资源配置功能就发挥不出来或不能有效地发挥。而法律制度的供给短缺，强化了市场的这种不完善，加剧了市场秩序的混乱状态。市场体系的不健全和市场秩序的混乱可能会掩盖社会经济中潜伏的风险和隐患，一旦风险和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将会一触即发，引发社会公共危机。

相当多的国有企业仍处困境，生产经营效率低下，资金积累和投资严重不足，许多设备急需更新，基础设施的建设严重滞后，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更新慢。尽管许多企业已经实行股份制改造，但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滞后，产品和服务无法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仍有一大批企业经营陷于困顿，下岗失业增多，表明参与市场的企业、个人等微观经济主体活力不够，预期不佳，在经济上和心理上对公共危机的承受能力差，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任何危机的爆发都将使微观经济主体遭受重创。

（五）法律和制度建设滞后，传统道德文化体系失稳，潜伏着公共危机的诱因

转轨时期法律建设滞后，制度基础薄弱表现在多个方面：1、法律制度不健全。表现为很多旧有法律规定的过时和社会经济诸多层面法律的缺位。如对紧急状态下政府及相关部门职责权力没有法律规定等。2、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行政管理制度不健全，行政管理水平有待提高。诸侯经济、行政性垄断产生的制度等阻碍资源自由流动的因素依然存在，政府获取信息和信息的渠道不够畅通等。3、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经济管理制度和体系尚未建立。金融外汇体系等存在脆弱性，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发育不成熟，国有银行经营机制转换不到位，现代市场体系初步建立，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市场秩序需要进一步规范。这种法制建设滞后，制度基础薄弱的状况不利于完善市场体系，维护市场秩序，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尤其是没有完备的在紧急状态下的法律规范，不利于应对公共危机。

由于转轨时期社会秩序紊乱，价值观念多元，建立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体系和伦理道德观念上的信仰面临一定程度的冲击和危机。加之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教育发展滞后，社会道德、公共伦理出现失范，腐败的社会风气使道德基础发生动摇，网络时代新的生活方式和交际手段严重冲击着旧有的道德规范体系。严重的规范缺失和规范偏离现象、社会结构变迁的加剧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人们在不断出现的新的行动内容和选择标准方面缺乏必要的规范、引导和约束，造成了人们在具体行动中对道德规范的严重偏离和越轨（薛澜等，2003）。社会信用秩序混乱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对传统道德规范的背离，大量失信行为破坏了经济主体之间以合同契约为基础的正常信用关系，造成了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水平滑坡等社会问题。传统道德文化体系的失稳可能加剧经济社会领域的公共风险，成为公共危机的爆发的诱因，而这种来自非正式制度方面的诱因往往容易被忽视。

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双重转轨的特殊时期，上述这些特征构成诱发公共危机的潜在的制度及非制度因素。换言之，转轨时期社会经济所具有的过渡色彩和诸多不稳定、不平衡因素，加剧了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公共风险，增加了公共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在既定的制度安排下，风险日益集中在社会经济活动的某些环节上，一旦受外部因素的作用或内部风险累积超过一定的限度，就可能爆发危机。由于没有健全的机制和渠道反映公共风险的累积程度，干预和化解公共危机的相应机制尚未建立，一旦发生公共危机，社会将遭受重大的乃至毁灭性的打击。

三、转轨时期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

（一）公共危机管理是政府应提供的公共品，政府应成为公共危机管理的主体

公共危机管理具有公共品的特点。一方面，由于公共风险具有不可分割性和隐蔽性的特点，其责任边界不清晰，市场机制难以承担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的使命，企业、个人等微观经济主体很难有积极性去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当公共风险超过其临界点变成现实时，公共危机爆发，公共危机的快速蔓延和危机的严重破坏性，决定了市场机制不可能在干预和消除危机的影响方面发挥主要作用，也决定了民间部门不可能在干预和消除危机的影响方面承担主要责任。换言之，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是市场失灵的领域，带有公共产品的特征，在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以及干预公共危机方面，政府责无旁贷，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另一方面，不论出现何种性质的公共危机，都会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甚至触发长期形成的社会痼疾，形成危机的叠加效应，导致更大范围、更加复杂的公共危机，引发巨额的突发性支出。个人、家庭、企业等民间部门没有能力承担。因而，社会公共危机是个人、家庭、市场机制本身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需要政府着力动员社会资源和公共力量加以解决。因而政府应成为公共危机管理的主体，参与公共危机管理。

公共危机管理并不是新事物，几乎所有国家都会遇到大型交通事故（如飞机失事、火车出轨）、自然灾害（如地震、干旱、洪水）以及流行病等突发事件引起的公共危机管理。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由于政府具有其他社会组织和团体所不具有的优势、权威和强制力，所以政府必须成为公共危机管理的主体。由于公共危机的爆发时间短，传播速度快，反应的时间非常有限，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非常大，需要政府做出快速反应，积极予以干预。

（二）转轨时期政府应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

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同时，由于市场机制存在失灵和失效的领域，为克服市场机制的盲目性，缓解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需要政府发挥适度的宏观调控作用。由于转轨时期市场体系不发达，市场机制不健全，调节经济的功能不完善，政府必须履行一些原本应该由市场完成的资源配置任务和宏观调控职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还必须加强其在基础设施、文教卫生、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投入，以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水平。

现代社会的实践，证实了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在不断扩大，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解体，使全球公共危机蔓延到“转轨国家”。处在转轨时期的国家发生公共危机的可能性更大，因而在我国这样一个快速转型的现代社会，公共危机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

首先，转向市场经济意味着公共风险增加，公共危机发生的频率提高。随着经济体制的逐步转轨，社会经济中市场的比重逐步增加。而社会经济的市场化发展方式，使分工和技术所引致的经济运行内部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由此导致的公共风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市场经济中，经济的高度货币化和信用化带来了经济的金融化。渐趋成熟的资本市场的发展，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加快了要素的流动与重组，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和有效性。但资本自身一旦成为商品，成为交易的对象，将极易促使整个经济泡沫化和金融危机的形成（刘尚希等，2003）。

其次，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使社会分工细化，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扩大。社会分工带来效率，计算机、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成为可能，也推动了社会分工的技术化、生产的全球化和贸易的电子化和全球化，由此导致经济和社会运行过程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公共风险扩大，公共危机发生的概率增加。

再次，处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中的转轨国家会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危机的侵袭。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势不可挡，身处其中的转轨国家几乎不可能将本国维持在相对孤立和封闭的形态，因而其面临的公共风险与公共危机也不可能具有传染性相对较弱、时间上较慢、空间上较小和爆发频率低的特征。转轨国家不得不面临时空范围广、传递速度快、爆发频率高的前所未有的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

最后，由于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自然灾害危机和生态危机将呈上升趋势。城市市政资源供给的有限性与城市扩展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由此引发的缺水、缺电危机将更频繁地发生。由于跨国的恐怖主义组织和活动日益增多，恐怖主义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由恐怖主义活动引发的公共安全危机造成的破坏性和杀伤性日益增大。

由于受经济实力的制约，在危机发生时调集资源的能力和应对危机的机制不健全，资源的有限性和对资源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更突出。因此，转轨国家的政府必须对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予以密切关注，并在防范公共风险和管理公共危机中发挥主导作用。对于处在转轨时期的我国政府而言，高度重视公共危机管理、建立公共危机的预警机制和干预公共危机就显得尤为必要。

（三）转轨时期政府加强公共危机管理的建议

1、完善公共危机立法。我国目前缺乏统一的公共危机的基本大法，各级政府以及政府各部门的权利和责任缺乏明确的界定，不利于在突发事件或公共危机爆发时的统一指挥和管理。为加强对公共危机事件的管理，应尽快制定出台《公共危机法》（或《紧急状态法》），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紧急状态制度。统一规定在紧急状态中各法律主体的法律责任和行政权力，规定对公共危机的监测预警制度、应急报告制度、信息公布制度、举报制度、应急处理制度等。完善各部门的专门法律，明确规定在公共危机时各部门在人财物调度和问题处理方面的权责。

2、建立公共风险的监测、预警机制，提高公共风险的分析和预警能力。建立公共风险的预警指标和分析体系，全面监测各个领域公共风险的走向和程度。建立政府或有负债的统计指标，提高政府或有负债的透明度。实行权责发生制的政府会计，建立政府财务报告制度，全面反应政府的或有负债及未来支出责任。

3、完善公共危机的管理机制。建立一整套包括组织、决策和指挥，信息传输和处理、物资准备和调度，人员培训和技术储备在内的公共危机管理系统。建立综合协调公共危机管理的常设机构，制定长期的反危机战略和应急计划，制定紧急预案和应急管理程序，建立公共危机的快速反应机制。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形成政府和社会的良性互动。

4、积极推动各项改革，化解和消除转轨经济中公共危机的各种诱因。加快金融制度改革，完善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机制，降低金融系统的潜在风险；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加强就业培训和就业信息，降低失业率，关注下岗失业引发的贫困人口增加问题；合理划分各级政府在基础教育方面的支出责任，保障基础教育投入的合理增长；增加环保支出，改善生态环境，弥补生态环境方面的欠账。推动和完善各项改革，切实解决转轨经济运行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积极化解公共风险，防患于未然。

主要参考文献：

1、刘尚希、陈少强，《构建公共财政应急反应机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 2003年31期。

2、薛澜、张强、钟开斌，《SARS事件与转型期危机管理》，改革，2003年第三期

3、冯舜华、杨哲英、徐坡岭，《经济转轨的国际比较》，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

4、王维安，《经济发展中的金融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5、臧景范，《金融安全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

6、从亮，《从非典防治看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的现状与未来》，

7、路洪卫，《公共危机管理启示》，

金融系统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农村金融；普惠金融；天府新区；金融排斥；民间借贷；金融供给；金融基础设施；农村信用体系；农村产权抵押融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一、普惠金融概念

普惠金融是近年来推行的金融理念与实践，具体是指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是其重点服务对象。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让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分享金融服务的雨露甘霖”。普惠金融具有以下四个特征：一是普及性，即普惠金融惠及所有普通大众，使不同的人群都能享受金融服务。二是可得性，即金融的供给能无障碍、无门槛地到达所需要的人群当中。三是便捷性，即普惠金融服务对象能够随时随地、便捷地享受金融服务。四是包容性，即普惠金融要为边远地区老百姓、低收入人群或小微企业等提供服务。普惠金融的内涵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普惠金融重在传达一种具有建设性、温和、鼓励与激励并重的理念，不强制干预市场规律，不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而是遵从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定律。二是金融创新是普惠金融发展的必经之路，只有在制度、机构和产品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地创新，才能让所有可能需要该项服务和产品的人群都能拥有获得相应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权利和机会。三是普惠金融主要目标是改变弱势群体被排挤在传统金融服务外的现状，让弱势群体享受到相应的服务和产品，普惠金融的发展也更加倾向于弱势群体。四是普惠金融必须在充分实现信息对称的情况下，提供满足所有人的有效金融需求。普惠金融的外延是对内涵的补充和延伸，主要界定普惠金融服务对象的范围。在纵观世界普惠金融的外延定义和考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并充分理解普惠金融体系内涵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在我国范围内，普惠金融体系服务对象应包括以下三类群体：一是农民，因农民群体个人信用等级不高、可抵押品有限、缺乏担保能力，很难获得传统金融支持，因此，农民是普惠金融服务的首要对象；二是城市低收入群体，城市低收入群体存在和农民同样的问题，易于被金融机构忽视和排斥；三是民营的小型微型企业，因其较差的风险抵御能力、较弱的信息获得能力等原因，较多地被排斥在传统金融服务之外。

二、理论研究概述

普惠金融主要以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为重点服务对象，尤其是农村地区的贫困人群。在农村金融市场上长期存在着金融排斥现象，如何消除金融排斥、实现农村金融普惠发展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学者们从农业信贷补贴、农村金融市场、普惠金融体系等角度深入分析了农村地区发展普惠金融的可能途径。

（一）农业信贷补贴理论

1980年以前，农业信贷补贴理论提出的背景在于：一是农村居民尤其是贫困阶层不具有储蓄能力，农村面临的关键问题是资金不足。二是商业银行不愿为农业提供融资，主要是考虑到成本高和风险大。在此背景下，政策性资金的帮助对农村的发展极其重要，非营利性的金融才有可能加入农村金融的资金分配，另外，农业的融资利率绝对不会高于对其他产业的利率。依托该理论，在部分发展中国家或者地区，大量专项贷款发放到贫困阶层手中，为农村金融信贷提供先行的战略支持。但是实践证明，仅依据该理论仍然无法建立高效、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该理论的假设前提和结论均存在不切合实际的地方，首先贫困农户存在着储蓄的需求，低息贷款很有可能被用到其他领域，针对贫困农户的收入再分配政策难以落实和执行，最终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二）农村金融市场理论

1980年以后，农业信贷补贴论逐渐被农村金融市场论或农村金融系统论（RuralFinancialSystemsParadigm）替代。农村金融市场论主要理论前提与农业信贷补贴论完全相反，其产生的基础是对农业信贷补贴论的批判，认为政策性金融是对市场的极力扭曲，该理论强调农村金融市场对市场机制的完全依赖，是市场机制作用的体现，尤其强调利率的市场化。该理论认为，补贴信贷活动中存在的缺陷主要是利息补贴的不当利用，农村金融中介机构的经营成本能够被自由化的利率适当补偿。值得注意的是，农业补贴只能在农村金融市场机制失灵的地方发挥作用，不能过度干预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行。农村金融市场应该像金融实体那样承担适当的利润限额；金融中介机构可根据利率自由化来有效地鼓励动员农村储蓄规模的增长，减少对外部资金来源的依赖，增强管理自有资金的责任感。

（三）普惠金融体系研究

2006年，焦瑾璞第一次提出了“普惠制金融体系”的观点。“普惠制金融体系”从字面上的意义来讲，是提供无差别的、普遍能受益的、全覆盖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引入了商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该体系下，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能够得到全面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其起源于小额信贷和小型金融，体现了金融的公平性，能够弥补目前低收入群体和贫困群体不能享受传统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空缺。杜晓山（2006）指出，在全世界范围内，普惠金融体系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主要是贫困群体获取的金融服务领域仍留有空白，表现在：一是极为偏远和极为贫困的客户群体难以获取普惠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二是弱势群体需要更加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但金融服务和产品的提供者往往刻板地仅仅提供基础的服务和产品；三是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生产、交易成本需要进一步降低，为双方提供更大的利润空间。通过调研和分析，他得出的结论是：从理念到时间上，每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主流金融体系一定离不开为穷人提供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该体系必须要有合理的分工、完善的功能、明晰的产权、互补的优势、适度的竞争、有效的监管、科学的管理。

三、国外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模式探索

因农村低收入群体缺失有效抵质押品，难以从正规金融机构及时、有效地获取金融服务，不可避免受到金融抑制，为了使广大农村贫困居民享受到普惠金融服务，以•尤努斯教授为首的国外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地探索与实践。本文以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和荷兰拉博银行为例，深入研究国外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模式，并根据普惠金融发展方式不同将其分为自下而上的普惠金融发展模式和内生型普惠金融发展模式。

（一）自下而上的普惠金融发展模式

1983年，•尤努斯在孟加拉创立了孟加拉乡村银行。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普惠金融发展模式探索，成为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实践的典范。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的主要特点包括：一是银行目标客户为最贫困的农户，尤其是贫困家庭中的妇女群体，贷款多数发放给女性群体，因为女性更关注家庭，不良嗜好较男性群体更少，从而降低了贷款违约风险。二是借款人为公司股东。孟加拉乡村银行大部分股份属于借款人，而非投资人，这是孟加拉乡村银行与其他商业银行存在的区别，政府只占有不到5%的股份，其余股份全部属于借款人，由借款人投票选举董事会成员，董事会保护借款人的权利，真正体现借款人的意志，这样有利于银行主动加强风险防控，避免贷款损失。三是贷款模式创新。孟加拉乡村银行提供小额短期贷款，不要求贷款需求者提供抵质押品，采用信用贷款，这样扩大了信贷覆盖人群，能避免贫困人群因缺失抵质押品而难以获得银行贷款。还款方式上要求借款人按周期偿还本金，较商业银行更为灵活便捷。四是依托大数据、云计算和各项指标来判断借款人的贫困程度，使信贷资金真正帮助到贫困人群。五是采取五人小组联保方式。通过借款农户间相互担保的方式，形成内部约束机制，成员间相互监督，小组成员间对贷款违约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并按照一定比例的贷款额收取风险金作为风险补偿，从机制上减少了违约事件的发生频率。由此可见，孟加拉乡村银行是普惠金融自下而上创新的一种大胆尝试，通过客户贫困度调查、小组间互助担保等创新性的措施，为农户提供了低成本的信用贷款，从而使那些具有真实贷款需求的贫困人群获得了生产、生活所需的资金，达到了消除贫困的目的。截至目前，孟加拉乡村银行累计发放贷款160亿元美元，贷款户超过800万户，该模式在全世界范围的推广对帮助贫困户摆脱贫困具有重要意义。

（二）内生型普惠金融发展模式

荷兰拉博银行又名荷兰合作银行，由多家农村信用社合并而成，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其业务主要是为农业、农业机械和食品生产企业等行业提供金融交易和服务，现已成为荷兰的第二大银行。拉博银行所采取的合作制模式是一种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合作社模式，先是由农户之间自行组建低级别的合作社，开展合作互助活动，当合作社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才能发展为更高层级的股份制合作社，诸如金字塔型发展结构，最顶层为中央合作银行，最终形成了一个具有完整体系的拉博银行集团。与拉博银行进行借贷的客户想要得到拉博银行价格上的优惠，必须成为拉博银行的会员，成为该银行会员后，还可以得到一些仅会员可以享受的特殊产品，给予物质上和非物质上的特殊待遇。比如为了会员制的推行，通过选举，会员有机会参与董事会、监事会等内部管理活动，这样让客户与拉博银行成为同呼吸共命运的利益共同体。区别于单纯意义上的商业银行与客户之间的业务关系，拉博银行里的会员拥有不同于一般会员制单位的体验。在拉博银行发展过程中，会员制度起着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会员制对服务质量的改进、产品创新的加快、产品需求和创意的提供很有帮助；二是随着更多的金融服务向会员提供，会员对品牌的忠诚度远远高于普通客户。我国信用体系与拉博银行有相同的地方，内生型的普惠金融模式更加适合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建设。总体而言，我国仍处于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阶段，即使近年来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但金融制度的安排仍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因为容易忽视农村地区真实的金融需求，虽然存在其独特的优势，但往往效率不高。内生型的合作制模式有利于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形成一个风险控制、规模控制的“自动稳定器”，能够真正体现需求决定供给的内在规律。

四、天府新区农村普惠金融的探索与实践

（一）探索与实践情况

1.普惠金融发展呈现出创新态势。一是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发和推广符合“三农”的个性化金融服务和产品的意愿增强。受制于当前经济环境下住房按揭贷款收紧和资产配置压力，银行机构积极主动适应新常态，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更加重视农村金融市场的拓展，尤其是农村地区消费金融市场。各家金融机构针对本地农户和企业的贷款需求特征，研发和创新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如邮储银行华阳支行向农业经营主体量身定制“惠农产权贷”系列产品；建设银行天府支行推出“助农取款服务”“家庭农场贷”“惠农产权贷”等创新业务。二是积极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试点工作。近两年，天府新区各类金融机构结合农村金融服务需求特点，积极探索扩大抵押担保范围，运用小微贷款管理技术，扩大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的覆盖范围，涌现了集体林权抵押贷款、大型农机具抵押贷款、“信贷＋保险”产品、涉农企业直接债务融资工具等具有本地特色的创新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农村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天府新区成立3年时间来，农村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见图1）。截至2015年末，天府新区目前存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商行等五类8家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金融网点51个，自动设备210余台。其中，成都农商银行天府支行在天府新区共设立21个网点、6个二级支行和1个营业部。2015年以来，建设银行天府支行在天府新区范围内新安置49台自动设备。同时，为解决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由政府和辖内银行机构共同推进天府新区村（社区）农村金融服务站建设工作。从2015年4月开始推进金融服务联络员工作以来，截至2016年9月，已在辖内12个乡镇的90个行政村设立农村金融服务联络员，并完成农村金融服务站的挂牌工作，占全部行政村数量的63%。综上可见，近年来，天府新区农村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覆盖面有所扩大。3.民间借贷特征明显。根据调研结果（见表1），仅24%的农户从银行取得所需贷款，另有41%和35%的农户是从亲戚朋友和民间理财公司获取贷款，可见，民间借贷以其便利性和灵活性的特征成为大多数农民首选融资渠道，农民民间借贷行为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三农”融资需求。与此同时，调查中发现，因民间金融交易定价难、随意性大、安全性低等特征，在给农民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埋下了风险隐患，表现为农户之间、企业与民间借贷公司间的违约纠纷增多，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二）普惠金融发展呈现的新特征

1.农户贷款需求旺盛。据四川银监局数据，截至2015年末，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13793.60亿元，比年初增加1483.78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37.12%；涉农贷款增速为12.05%，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2.46个百分点。天府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总额66.69亿元，比年初增长14.39亿元，增长27.5%。其中：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余额55亿元，比年初增长16.21亿元，增长41.7%。可见，随着天府新区的城市建设和经济水平不断提升，本地农户对住房贷款、生产经营贷款需求日益旺盛，天府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速高于全省增速水平。2.农户金融需求以传统金融产品和服务为主。据农户金融产品和服务需求调查所示（见表2），有25%的农户有农业保险需求，29%农户选择基础存款、贷款、汇兑、票据承兑、支付结算等基本的金融服务，另有35%农户希望获取ATM机等金融基础设施，部分农村地区没有ATM机，给农村群众造成不便，可见农村地区投放的服务设施总体水平还不够。总体而言，大部分农户因习惯偏好和对新型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认知程度不足，存在金融需求时，更倾向获取传统金融产品和服务。3.可供抵质押品少。调查过程中发现，对农户而言，有效的抵质押品缺失是制约其获得贷款的最大“瓶颈”，农户对所经营的土地只有经营权没有所有权，农村住房作为农民的基本生活资料，不具备抵押资格。46%农户认为缺少有效的抵质押品是导致其难以获取银行贷款的主要原因。受限于当前的农村土地政策，农民对土地不具有所有权，很难通过土地抵押及流转获取财产性收入，产权市场发育滞后，尤其是农村产权交易体系发育不足导致农村产权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农户抵质押品缺失，不利于农民财产权利实现。4.涉农贷款供给高度“垄断化”。从提供贷款银行机构看（见图2），截至2015年末，仅有邮储银行和成都农商行发放涉农贷款，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等6家商业银行未向区内农户及农村企业发放过贷款，同时，天府新区范围内融资性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均未开展过涉农贷款及担保业务。从各家银行机构提供涉农贷款户数的占比看，当前成都农商银行已成为本地区贷款供给主体，从贷款余额看，截至2015年末，成都农商银行天府新区支行涉农贷款余额为648971万元，占天府新区农村地区银行机构涉农贷款总额的87%。从贷款农户数量看，成都农商银行垄断了本地区90%涉农贷款户数，其他金融机构提供涉农贷款，尤其是针对农户的放贷意愿不是很强烈。总体而言，当前涉农贷款供给还难以满足农户及农村中小企业对涉农贷款的实际需求，贷款供给和需求矛盾仍然十分突出。5.有效需求满足程度偏低。表3可见，具有金融服务需求、但因缺乏有效抵押品而难以获取银行授信及贷款的农户占比很大，金融机构对这部分农户的态度是拒绝和排斥。调查发现，农户金融需求主要包括生产经营、修建住房、子女上学、看病、婚丧等五个方面，其中，38.4%的农户认为最迫切的资金需求是用于农业生产，然而，由于农业生产存在较大的周期性、季节性风险，金融机构往往敬而远之，从农业生产贷款获取率看，并不十分理想，如表3显示，仅有55.3%的农户得到农业生产贷款资金支持，贷款获取率为31.5%，子女上学贷款、修建住房贷款获取率处于中等水平，约40%~50%，这是因为以上两种贷款期限较短且受住房贷款及助学贷款政策影响比较大，违约风险较小。看病、婚丧无论从贷款农户数量还是贷款满足率看，都比较低，这一现象与普惠金融是相违背的，看病、婚丧贷款需求都是比较迫切的金融服务需求，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并未完全得以体现。

五、天府新区当前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服务知识普及程度不高

受限于工作、生活环境和主动获取金融知识的意愿，农民能够获取到的金融知识仍十分匮乏。通过调查发现，有30%农户对银行业务完全不了解，从未接触过银行业务的农户占比达到59%，经常办理银行业务的农户仅占比7%。由此可见，受金融专业知识所限，很多农民在办理业务时并不了解存、贷款种类、期限及操作流程，对财政金融奖补政策也不甚了解，农民主动学习金融知识的意愿不强，很少有农户主动到银行机构了解惠农政策；还有一部分年龄偏大的农民甚至不会使用ATM机取款、转账。进而由于农户缺失对投资理财和金融风险鉴别能力，易陷入“理财陷阱”。

（二）金融服务供给不足

当前天府新区范围内农村金融服务供给过分依赖农商行、农信社，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招商银行等国有银行和全国性商业银行参与不足。一方面，国有银行和商业银行按照市场化与盈利性原则，更倾向于把网点和服务布放在城市商业形态成熟地区，对在农村地区设置网点和投放贷款的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由于国有银行层级较多，一般贷款审批权限在地市一级分行，而非在县一级银行，贷款审批流程更为复杂，审批周期过长，很难匹配农业贷款小、频、急的需求特征，从而造成当前农业贷款供给渠道过于单一。

（三）民间金融潜在重大风险

长期以来，农户由于缺失有效抵质押品，难以从银行机构等正规金融渠道融得资金，从而使以投资理财公司为代表的民间金融异军突起，但由于民间金融发展不规范、金融监管滞后性等原因，潜伏重大风险。大多数民间金融机构都无需金融牌照，准入门槛较低，较正规金融具有“船小好调头”的优势，农民更倾向于从民间金融获取资金。大量的民间金融在为“三农”提供资金便利的同时，也因为缺乏有效监管和缺少风险意识，随着资金规模的扩大逐步累积了巨大的金融风险。由于法律制度的缺位，民间金融得不到有效的监管和引导，容易对区域的经济金融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近几年，打着P2P、投资理财等名义的非法集资活动日益增多，农民由于缺乏金融知识和法律意识，更容易成为因民间借贷引发的非法集资案件的受害者。

（四）农户信用意识不容乐观

信用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近两年，天府新区农村地区信用环境建设虽已取得一些成效，但总体上看仍处于较低层次。从2014年开展天府新区信用评级结果看，83个村（社区）评定为2014年天府新区“信用村”（“信用社区”），仅占全部行政村（社区）的69.3%，1159户评定为2014年天府新区“信用户”，仅占辖内农户数比例的42%。受农户信用意识薄弱的影响、信用质量较差、征信监管不到位等因素影响，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小额信用贷款业务量急剧萎缩。

（五）缺失有效抵质押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具体包括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并在一些条件成熟地区进行试点，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然而，从目前试点情况看，农村产权抵押受限法律障碍，农民能够进行抵质押的物品种类有限，难以通过抵质押品融资满足自身金融需求；除此之外，从信贷风险补偿机制看，并未建立起涉农信贷资金风险补偿机制，银行业金融机构趋于商业性的目的，涉农信贷投放和产品创新的内生动力不足。

六、优化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发展路径的启示

通过对天府新区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现状的研究与分析，以点带面，本文认为优化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加大金融服务供给力度

第一，要发挥好政策性金融引领作用，充分用好财政资金。政府要进一步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建立依靠财政资金支农惠农的长效机制，实现可持续的财政资金投入。积极构建由财政、银行、基金公司多方参与的农业产业引导基金，促进农村产业化发展。通过财政金融互动，兑现对发放涉农贷款的银行机构的奖补政策，切实提升金融机构发放“三农”信贷的积极性。第二，要强化商业性金融供给主体地位，推动商业银行参与农村金融市场竞争，要充分发挥农业银行、农商行的支农惠农作用。要以改进和提供金融服务质量为重点，有针对性开发符合农民借贷习惯的信贷产品，加快完善各街道银行网点的布置。要进一步优化惠农卡办理、业务、理财、支付结算、资金归集、管理、发放等业务办理流程。要重点围绕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支农再贷款支持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基地建设、农业信用数据建设与运用、推广普惠金融四个方面开展工作。第三，要探索新模式，提供新服务。研究本地农户金融服务需求特征，推进综合金融服务；要加快资源整合，推进交叉销售，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同时要加快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在交易渠道上积极拓展业务，精准定位客户和产品，强化定向营销，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

（二）规范民间借贷行为

首先，要提高准入门槛。对民间借贷公司设置注册资本金门槛，并要求企业实缴注册资本金，公司需在实缴资金到位后，才能进行注册登记；规范民间借贷公司的经营范围，要求公司不能异地经营、超范围经营，不得向公众吸收存款，不得非法设立资金池，不得违规进行宣传。其次，建立风险防范机制。政府要加大监管力度，对民间金融企业开展集中清理，建立和完善民间借贷机构信用档案记录，对存在重大风险隐患的企业要加大查处力度，构成犯罪的，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最后，要严厉打击和防范民间借贷违法违规行为。对以欺骗、高利贷方式，吸收非特定对象资金从事放贷的，要依法予以取缔；建立非法民间借贷举报机制，对举报民间借贷违规违法行为的群众进行奖励。

（三）完善农村信贷信用体系

一是要强化农户诚信意识。广泛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渠道，加大诚信教育宣传力度，形成良好舆论氛围；引导农户重视个人信用记录，提高农民诚信意识；建立失信记录公示制度，对不讲信用的农户，由社区对其张榜公示；对出现恶意逃债的农户，进行依法惩处。二是积极开展农户信用等级评定工作。要加强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沟通，积极搭建统一规范的农户信用账户，实现对个人资产、负债情况及某一时期的经营损益情况的实时监控，为资信评级和贷款风险预警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是完善信用奖惩制度措施。利用信用信息平台加强对金融从业机构、企业及个人的动态管理，对守法诚信、评级达标的企业和个人给予宣传和表彰，并给予一定奖励，从而建立长效激励机制；对未达到信用标准的个人和企业，要依适度降低信用等级，降低其银行授信额度，以此夯实农村金融的信用基础。

（四）加强普惠金融教育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一是要加强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充分依托广播电视、报刊杂志、手机、网络媒体等媒介，定期对农民有针对性地开展反假币、投资理财、第三方支付等金融知识教育，开展“送金融走基层”等特色化、差异化政策宣传，深化金融政策普及度。二是要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监督检查，进一步加强银行卡风险管理，及时查处侵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维护金融市场秩序；畅通金融机构、行业协会、监管部门、仲裁、诉讼等金融消费争议解决渠道，建立健全第三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三是培育公众风险意识。以金融创新业务为重点，针对当前非法集资案件高发态势，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公众对非法集资行为的认知度和辨识度，树立“收益自享、风险自担”观念，促进公众强化金融风险防范意识。

（五）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一是积极探索农民住房抵押和担保有效途径。按照“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的要求，探索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融资；鼓励金融机构拓宽农村金融服务领域，试点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实行农村招商项目风险保障金制度，更好保障农民权益。二是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易。通过加快引进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完善鼓励农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社会资本参与土地综合整治的政策体系，实现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以社会资本为主，财政性资金与政府平台公司逐步退出不再参与。三是加快构建农村产权交易体系。围绕“率先加快转型升级，推进统筹城乡一体化”的核心任务，加快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搭建区、街道、村社三级交易平台，设立农村产权交易服务点，负责农村产权流转项目受理及农村产权流转项目信息的收集、工作；同时，全面推进农村各类土地产权确权颁证工作，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承包土地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房屋所有权和林权等农村产权的抵押融资，探索开展经济作物、农业机器设备等农村动产抵押贷款，扩大涉农信贷抵质押品范围。四是加快设立农村产权抵押融资风险基金。建立农村产权抵押融资风险补偿机制，有效推动农村产权抵押融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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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系统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新古典 凯恩斯 马克思

abstract：it is the relations of aggregate variables in the capitalism monetary economics that is the subject of aggregate theory researc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lations are following: it is in the history time; the activities of entrepreneur pursuing monetary profit and their uncertain expectation about future profit affect investment、output and employment；and these make the aggregate relations instable. neoclassical theorists follow the dichotomy between monetary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 put the capitalism dynamic aggregate relations into static and comparative static walrasian general equilibrium ,and ignore the history characteristics of such aggregate relations. above method is the basic reason which leads neoclassical aggregate theory into all kind of logical paradoxes. in the paper, the author discusses three neoclassical aggregate models, pointes out their essential logical problems, and finds the aggregate relations they try to explain are not the capitalism aggregate relations. in the end, the author reviews the keynes and marx， aggregate theory, and points out keynes and marx opposed the dichotomy , they used dynamics when he analyzed the capitalism monetary economy，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s that marx based his monetary theory on solid labor value theory.

key words: neo－classic keynes marx

货币理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货币经济中宏观总量的关系，因此又可以称之为总量理论。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是以资本雇用劳动而不是劳动雇用资本为基础，而且资本运动的目的是获得以货币衡量的利润，利润是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存在的关键，也是资本雇用劳动这种经济关系得以存在并不停复制自己的关键。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部总量关系的运动都以资本运动的目的为核心。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这种特征提醒理论家在进行总量理论研究中不能忽视或割裂这种经济的两个方面：一是它的历史特征，即处于资本主义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征；二是这种关系是一套货币信用关系而不是实物技术关系。而在研究资本主义总量关系中，这两者是不可分的而且是相互作为条件的，这两个方面决定了经济变量是处于历史的时间中，而不是逻辑的时间中。

新古典总量理论的问题是要么抽象掉它在资本主义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征，要么抽象掉货币信用关系。原因是他们遵循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的两分法，并用研究不具有历史特征的实物经济的方法来分析资本主义货币信用经济。而凯恩斯和马克思则力图恢复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本来面目，只是后者比前者走得更远。

一、新古典的货币理论

新古典货币理论的典型特征是两分法，即对经济系统进行实物和货币的划分。两分法源于萨伊的“产品以产品来购买”的论断，意指“在以产品换钱、钱换产品的两道交换过程中，货币只一瞬间起作用。当交易最后结束时，我们发觉交易总是以一种货物交换另一种货物。” 。在两分法的传统中，经济主体（企业家和工人）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是获得物质产品而不是货币或货币利润，即两分法抽象掉了资本主义货币关系，这是货币中性的根源。对两分法进行过系统论述的是帕廷金，他认为根据两分法，经济被分为两个部分，即实物部分和货币部分，它的出发点是纯粹外生的货币经济，由商品的超额需求函数说明实物部分而由货币超额需求函数来说明货币部分。前一函数被假设取决于相对价格，后一函数除决定于这些变量以外，还取决于绝对价格水平。

由于在新古典理论家的头脑中，存在货币经济与实物经济的两分，这样在理论上人为地创造了货币理论（总量理论）和价值理论（相对价格理论），以分别解释货币总量问题和商品交换的相对价格问题；前者以费雪的数量论和剑桥方程为基础，现代版本是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论，而后者以马歇尔局部均衡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价值理论为核心，现代版是阿罗－德布鲁模型。

在研究货币理论时，货币理论家不愿放弃对价值理论研究方法的信仰，或者说不愿意放弃对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的信仰。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框架本质上是一个静态模型，它不能用来分析动态的资本主义货币总量关

系，或者说在瓦尔拉斯框架中是容不下资本主义货币信用关系的。

瓦尔拉斯在展开他的理论框架时，首先阐述的是交换中的均衡问题，然后通过基本交换模型的扩展来研究生产和资本积累。在这一结构下，瓦尔拉斯令货币的供给与对货币的需求相等，将货币引入模型，以便使其与其他部分吻合起来。这一点是通过把自身无任何效用的货币存量，同进入居民户效用函数和厂商生产函数的货币存量“所能提供的服务”相区别而做到的。尽管在瓦尔拉模型中有货币的影子，但在它的一般均衡模型中货币只是可有可无的添加物，而不是必不可缺的部分。瓦尔拉斯均衡只是实物均衡，而不是货币交换的均衡。因为一般均衡的模型中没有货币交换的位置，在商品的供给给定的情况下，其需求决定于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而不是其本身的货币价格。

瓦尔拉斯模型中之所以不存在货币交换的位置是由它的等价分配定理决定的。等价分配定理是说当市场处于一般均衡的状态时，只要商品的种类和数量给定，并且每个交易者所持有的商品的价值总量不变，那么商品所有权的重新分配不会影响原来的均衡价格体系。 根据等价分配原理，令 、 和 分别代表价格、第 个人的最终商品配置和第 个人的初始商品分配，所有要素的向量空间均已给定。如果对于具有确定的偏好和初始商品分配（ ）的个人来说，【 ，（ ）】为均衡的最终配置，那么对于具有相同的偏好和任何其他初始分配（ ）的个人来说，【 ，（ ）】也是最终的均衡位置，就是说对于所有这样的人 ， ＝ 和 ＝ 。可见，上述无交易的分配（ ＝ ）与前述有交易的分配处于等价的地位。这样有没有货币交换，对模型来说没有任何差别。

即使在完善的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中，货币的命运也没有好到那里去：

（1）在该模型中没有股票市场，因为股票不是阿罗－德布鲁商品。所谓阿罗－德布鲁商品是指这种商品必须能够进行物质上的准确描述，“当描述精细到如此程度，以致于进一步的加工难以产生可以想象的出的、能够提高经济行为者满足程度的配置时，那么这样的商品就被称作阿罗－德布鲁商品”。 阿罗－德布鲁模型研究的是能在某一时点通过商品交换所能得到的那些配置。股票不能纳入阿罗－德布鲁模型，因为拥有它不用通过商品的交换就能获得额外的商品。

（2）阿罗－德布鲁模型不存在企业破产的问题。因为所有的经济主体的生产和消费行为都必须符合预算约束，一旦超过预算，就对其实施无限破产处罚。这显然不能分析现代资本主义信用经济，在信用经济中企业或个人抵押贷款进行生产和消费是很普遍的，因此由于偿还能力的变化而破产的现象比比皆是。

（3）在该模型中货币不具有实际作用。虽然，所有在现实中存在货币的理由：交易需求、预防需求、价值贮藏、记价单位等，在阿罗－德布鲁模型中都已经顾及，但是货币对资源配置没有实质的影响。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模型来说明货币在阿罗－德布鲁模型中的角色：在零日，每一个经济主体都可以向中央银行借货币，在以后的每一天中，他会被允许融通超过其货币存量的购买支付，并要求他把出售商品的所得加到原货币存量上，最后一天，他被要求向银行归还所借的货币量。如果无法偿还，则施以无限破产处罚。在这个模型中，货币对资源的配置没有实际影响。所以哈恩说“在阿罗－德布鲁模型中，不可能提出关于货币方面的问题，因为根据那个结构，货币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因此是不必存在的”。

在一般均衡模型中之所以不能处理资本主义货币信用关系，原因是它容不下历史时间和不确定性。瓦尔拉斯模型实际上是一组线性方程组，为保证模型的收敛性和具有唯一稳定的均衡解，该模型必须要求具有完全信息，排除信息不完全带来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会破坏模型的稳定均衡。同时，在该模型中各种经济变量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它们之间的关系具有同等程度的可逆性，不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用琼.罗宾逊的话说就是：“一切决定于其他一切”， 反过来，一切也决定着其他一切。

戴维森对一般均衡模型的评价是，认为该模型“最关键的局限性是它没有能力去处理时间过程，因为所有一般均衡体系本质上是静态的或没有时间性的???一般均衡之所以没有时间性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讲的，即均衡位置被设想为唯一地取决于一套在初始时刻任意规定的既定的条件、偏好和政策。任何发生在初始时刻以后的并且没有被预料到的活动在逻辑上是不可能存在的。” 因此一般均衡分析的逻辑本身意味着，它不能处理历史时间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在资本主义货币信用关系中，经济主体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是不能完全预知的，个体之间各种经济契约的存在虽然减少了彼此交易的不确定性风险，但是个体无法完全预知也不能完全规避经济系统的整体的不确定性。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特点使它不能用来解释资本主义货币信用关系。但是遗憾的是现代货币理论家总试图在瓦尔拉斯的框架中解释资本主义的货币总量问题。我们把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分析总量关系的理论称谓新古典总量理论。

新古典货币理论家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分析货币关系总结起来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新古典综

合的方法，即以总量生产函数 作为其货币理论的逻辑基础，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 模型作为理论框架。尽管该模型表面上是包括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一般均衡的总量模型，但是该模型实际上既不能解释总量的波动也不能说明相对价格。为使生产函数表述的投入产出关系成立，该模型必须是一个反映实物关系的模型，而为避免异制品加总问题，以及保证资本与劳动的简单替代关系成立，该模型必须是单一产品模型。当新古典理论家试图以之说明总量和相对价格问题时遇到了一系列逻辑难题。

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一方面坚持两分法，既得出货币长期中性的结论，又逻辑一致地说明总量和相对价格的关系。在传统两分法模型中，瓦尔拉斯法则和数量论存在逻辑矛盾。根据瓦尔拉斯法则货币过度需求函数是价格水平的一阶齐次函数，而数量方程中货币的过度需求是价格水平的非齐次函数。帕挺金(1965)的实际余额模型通过放弃齐次性假设解决了两分法模型的矛盾，但是当模型处于充分就业时不能保证是货币经济的均衡，即货币在此模型只是一种商品，无法与其他商品区分。在帕挺金的实际余额模型中，货币以实际余额的形式直接进入效用函数。帕挺金认为该方法解决了瓦尔拉斯定律和货币数量论的逻辑矛盾。但是随后引发的“哈恩难题”使帕挺金模型受到怀疑。

在1965年的一篇名为《证明货币经济中均衡的存在性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哈恩质问：为什么没有内在价值的纸币在与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时会有正的价格。问题的要害是既然纸币没有内在的价值，理论上货币的价格就可能是零。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模型处于均衡状态，但是模型加入货币等于没有加入。如果不能确定货币具有正的价格，就不能保证模型的均衡是货币均衡而不是实物均衡。在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模型中，引进了政府债券等非货币的金融资产，以接近现实的货币经济世界，但是引起的流动偏好陷阱使充分就业成为不可能。不存在稳定的充分就业均衡解。引进财富效应或屁古效应解决了模型的充分就业问题，但是货币在长期是非中性的，而且不存在唯一的充分就业均衡解。这说明货币中性和充分就业存在逻辑矛盾。要保证货币中性，考虑外生货币供给的变化，在充分就业时要使实际变量的价值是唯一的，逻辑的结果是充分就业不能达到。如果要达到充分就业，实际变量的价值就不是唯一的。这说明第一种模式不能逻辑一致地解释总量和相对价格问题，更不能说明在资本主义货币信用体系中，由于有效需求不足产生的失业和总量波动。

第二种模式是分离货币的职能，用价值理论的分析方法分析货币，这种方法的根据是希克斯1935年《简化货币理论的建议》一文。在该文中他建议简化货币理论，用边际效用理论来改造货币理论，使货币理论服从（非货币的）价值理论。引发的逻辑问题主要有两个： 一是如何保证模型的均衡是货币经济均衡而不是实物经济均衡；二是存量－流量的关系问题。

关于第一个逻辑问题在帕挺金的实际余额模型、萨缪尔森（1958）的迭代模型和新货币经济学的理论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关于实际余额模型的问题在前面已经论述，不在赘述。在萨缪尔森的迭代模型中，不考虑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货币是一种价值储藏手段，它的存在能够优化跨时资源配置。

该模型的问题与帕挺金模型是相同的。有三种情形表明它未必是货币经济均衡。首先，如果年轻人的最优消费点超过资源禀赋，那么老年人不愿意把巧克力卖年轻人，因为不能增加他们的效用。这时两代人交易不会发生，货币没用，均衡是实物均衡；其次，如果人们认为货币在将来是无用的，那么年轻人不会卖给老人巧克力，交易仍然不会发生；最后，如果存在资本品，人们不会持有货币，因为前者提供的效用更大。该模型说明不从资本主义货币信用关系的角度研究货币只能导致很荒唐的逻辑结论。

“新货币经济学”是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首次提出的一个术语,用来描述一种经济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试图对长期没有解决的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的结合问题提供答案,它的特点是放弃传统的货币理论，而主张回到瓦尔拉斯物物交换的一般均衡世界。代表人物主要有法马（fama，1980,1984）、华莱士（wallace，1988）、布莱克（black，1970）等人。新货币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是：现有的货币、金融体系并非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靠法律限制或政府管制支撑的。在自由放任的竞争性市场环境中，不会存在集记帐单位和交换手段两种职能于一身的“货币”。货币现有的两大职能将由不同的东西分别承担，货币交换将为精密的物物交换所取代。由于货币不是自然演进的产物,而是法律制度的结果,一般均衡框架中不能引入货币不是这个理论的缺点,货币理论家的任务是取消货币这种“人为的扰动”,而维护一般均衡.

法马（fama,1980）设想了一种不用货币的竞争性支付体系，称为“纯粹的记帐交易系统”（pure accounting system of exchange），在这种系统中，银行的作用是运作一套可以“通过会计科目之间的转帐来实现财富转移的帐簿系统”，交易可以完全避免现金的媒介，任何实质的交易媒介或购买力暂栖所的

概念均告消失。最后法马的分析得出结论：任何经济中的相对价格，包括金融资产所提供的实际服务的相对价格，都独立于金融资产的数量和组成部分，这叫分离定理。它的另一种表述是，如果经济中具有实际物品（商品或不兑换纸币），并被用于交易中，那么绝对价格只是以这种物品表示的相对价格，从而绝对价格本身是独立于包括银行存款在内的金融资产的。法马理论的荒谬之处在于设计了一个不存在货币的金融系统，他忽视了在资本主义货币金融关系及其债务－债权的链条中，货币作为最终支付手段及其清算工具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重要作用；同时由于分离定理遵循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因此如果金融系统的资产选择行为影响金融企业的现值，那么分离定理就会不成立。

胡佛(hoover,1988)对新货币经济学评论到:新货币经济学力求“将货币理论也建立在作为经济学其他领域标准的价值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它试图遵循希克斯(hicks,1935)的传统将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结合起来,而且这种努力是彻底的全面的,因为这等于对传统货币理论的摒弃.

分离货币的职能来认识货币一定是在抽象掉资本主义货币信用关系的情况下进行的，在信用经济中货币的职能是不可分的，每一种职能都是以信用关系作为基础和条件的，同时它也担负信用关系的维系功能。分离货币职能认识货币，一定是抽象掉货币的历史特征，而强调它的超越历史的一般性。而这种理论的最好的框架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 关于存量和流量关系问题是指当强调货币作为价值储藏手段的职能，把货币作为一种资产或商品，让边际分析法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法大显伸手时所引发的逻辑问题，希克斯、帕廷金、托宾和弗里德曼等就是如此处理的，这种处理货币的方法使货币主义和新古典综合具有一样的理论基础。如此处理货币问题，使货币理论退化为一般均衡的相对价格理论，与传统相对价格理论不同的是，商品或资产的范围扩大了，不仅有实物的，而且有货币金融的，价格体系不仅包括各种商品的相对价格而且包括各种货币金融资产的相对报酬率。这种相对价格理论的现代名称叫资产选择理论。把货币理论退化为相对价格理论，引起的逻辑问题是存量均衡与流量波动的关系。

存量是指某一经济量在某一时间点上的值，只能在某个时点上衡量，即它的定量没有时间范围，如资本存量。流量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某种经济变量变动的数值，它只能在一定时期内衡量，定量要有时间范围，如国民收入、投资、消费等。两者的关系是存量的变动是流量，流量来自于存量，又归入存量之中。如何在理论上逻辑一致地处理两者的关系仍然是个难题。难点在于如何合乎逻辑地把流量涉及的时间－—时期归入存量 ，同时又合乎逻辑地把存量涉及的时点归入流量。由于在资产选择的存量分析中使用时点均衡分析法，强调经济系统的瞬间均衡，如果承认存量是瞬间均衡的，就不能揭示流量的波动；而如果承认流量的波动，存量均衡就受到破坏。存量和流量的关系问题，说明货币总量关系不能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来处理。正如琼.罗滨逊（1972）所说瓦尔拉斯一般均衡适用于存量分析，“任何人试图把生产流量引入瓦尔拉斯体系会立即限于矛盾”

存量－流量问题在弗里德曼、布伦纳－梅尔泽和托宾的存量－流量模型中表现的非常明显。在弗里德曼的存量－流量模型中，进行名义量值和实际量值的区分，弗里德曼说“所有形式的货币数量理论都是以货币的名义数量与实际数量的区分为理论基础的。货币的名义数量就是以任何一种被用来代表货币的单位所表示的货币数量。货币的实际数量就是以货币所能购买到的产品和劳务的数量来表示的货币数量。” 货币的名义数量与价格指数相除即得到实际数量。把经济变量区分为名义量值和实际量值面临两个问题：第一，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是什么，这要回答货币部门与实际部门的相互关系；第二，名义量和实际量的各自的决定机制是什么，这两种机制能否在理论上逻辑一致的统一。

在弗里德曼看来长期均衡时经济是遵循两分法的，即“长期均衡是由早期的货币数量理论模型与瓦尔拉斯的总均衡方程体系共同决定的. 其涵义是长期均衡时所有的名义量值都决定于货币关系，而所有的实际量值都决定于相对价格反映的技术关系。“从长期来看，货币数量的变化对实际国民收入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对于过去几十年中实际国民收入的变化来说，非货币因素的作用是唯一重要的，而货币却无关紧要”。 在短期理论中，弗里德曼认为实际部分可以看成是一种稳定的状态，而货币部分则是不稳定的，正是这种差异产生了短期的波动。

但是弗里德曼又试图突破传统两分法的局限性，而希望在理论中说明实际部分与货币部分的相互关系。他说“在分析长期增长和短期的经济波动中，把实物部门与货币部门的相互作用介绍进去，比把相互作用省略掉是更为有用得多”。 这一探索一方面是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应对批评者的挑战。有些经济学家说，货币主义依靠一个黑箱来连接货币供应量和产量，投入从黑箱的一边进去，产出从另一边出来，而其中的传播机制没

有说明，卡尔多（1970）认为弗里德曼在描绘货币增加如何导致价格和收入增加时，货币仿佛是在空中从直升飞机上散发给民众的。

那么，弗里德曼是如何来应对挑战，如何来说明两部门的相互作用呢？在他的名义国民收入决定模型中他用预期值与实际值的偏差来解释短期的经济波动，以及货币对实际收入的影响。但是在该理论中，由于他侧重于建立一个共同的模型而对此未予详细分析。在《美国与英国的货币趋势》一书中，他运用资产选择理论来说明货币的传播机制。弗里德曼认为，传播机制应包括：（1）均衡点的转移，即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导致价格和产量变化，通过这些变化，使整个经济从一个短期均衡转移到一个新的短期均衡;(2)两个均衡点之间的动态调整过程。关于动态调整过程，弗里德曼的解释是不成熟的，而且使用了一些不合乎实际的假设，这里不作介绍。下面主要介绍均衡点的转移。

弗里德曼在他的货币需求理论的基础上，使用托宾的资产选择的理论来说明均衡点的转移。所谓的资产组合就是指个人或企业在某一时间的资产总值由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资产项目来组合。弗里德曼使用的资产概念是广义的，包括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如个人和企业持有的证券、货币、消费品、厂房设备、运输工具等等都是资产，而托宾的资产概念是狭义的，仅指金融资产；同时弗里德曼的资产概念是个存量概念而不同于凯恩斯所使用的国民收入、消费、投资等流量概念。

资产选择理论使用新古典的边际分析法。人们在所持有的各种资产可以有不同的组合，而人们如何在不同的组合中选择呢？边际分析法会告诉我们，人们进行资产选择是遵循等边际原则的，即经过一定资产组合的调整，直到所有资产的边际收益率相等时，资产持有人才实现最优组合和得到最大效用。

弗里德曼认为，人们在某一时间所持有的资产组合是一定的，包括人们愿意持有的实际货币量也是一定的；如果货币供给量增加，使人们感到他们持有的实际货币量超过了意愿的数量，他们便调整资产组合，把多余的货币用来购买其他资产，如证券、各种商品、劳务等；假定各种资产原有的数量不变，则各种资产的价格会上涨，直到价格上涨的程度抵消了新增的货币量，整个社会的实际货币数量恢复到人们意愿持有的数额位置。假定产量增加，则随着实际收入的增加，人们愿意持有的实际货币量也增加，以此吸收新增的货币量。这样通过价格和产量的变动或两者同时变动，经过人们资产选择的调整，整个经济从原有的均衡点转移到一个新的均衡点。

弗里德曼的回答并没有使批评结束，只是这种批评来自货币学派的内部。以布伦纳和梅尔泽为代表的货币主义的另一支则认为“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阐述不是货币理论一个非常适当的基础，对实际研究来说也不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依据”。 原因是弗里德曼“接受is－lm共同模型作为一种短期理论，然而，为了解释观测到的价格和产量的短期变动，他提出了一种意在消除任何相对价格变动、利率变动、政府支出变动、税收变动或债券存量变动的影响的理论”。

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之所以缺少一个相对价格理论，其根源是他遵循两分法，为解释货币存量和名义收入与价格的关系，他在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一个外生货币供给的假定。因此，他要说明的是从货币的变化如何到价格和收入的变化而不是相反。这样标榜“货币重要”的弗里德曼实际上不是在揭示资本主义货币金融关系，而只是提醒人们不要只注意两分法世界的实物一面，也要注意它的货币方面。重新回到两分法，使弗里德曼没能提供货币作用于实际经济的详细机制。于是布伦纳和梅尔泽批评他缺少相对价格理论，并提出财富调整理论来弥补弗里德曼理论的缺陷。财富调整理论探讨了货币、债券等存量变动对消费、投资、国民收入等流量的影响，但是流量对存量的影响仍然未予说明，原因是本质上该模型仍然是资产选择理论。在说明存量调整对流量的影响时，布伦纳和梅尔泽主要使用的是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在短期假定所有的存量都是给定的，而后探讨货币或政府债券存量的变动，引起的存量相对价格的变动及最后对流量的影响，其特征是“经济系统长期达到的状态决定于存量，特别是货币存量，而不是流量”。

不能理清流量波动与存量调整的相互关系是存量分析法的困境。如果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来处理资产存量，时点均衡不能容下流量的波动，也无法处理流量对存量的影响。对这个问题托宾（1961，1969）早期的存量模型是把收入帐户和资本帐户分开，然后探讨资本帐户的存量均衡问题，托宾把收入帐户的变量视为外生的变量，即在假定产出、收入和其他流量的价值的基础上寻找资产存量市场的均衡。由此托宾提出关键性的行为假设，即支出决策和资产组合决策是相互独立的，或财富积累决策和财富分配决策是相互分离的。这一假定叫“分离假定。”

后来托宾（1982）认识到了自己模型的局限性，他说：“在1969年，描述多重资产结构的货币分析文章中，我使用了现在放弃的、不合理的分离假定。我试图将资产价格和数量的存量均衡扩展到更大的资产组合中，同时，画

出单一的lm轨迹与is轨迹。我现在意识到，这种浓缩一般是达不到的。” 托宾认为他的新模型创新之处是连接了储蓄和资产选择的决策，把动态的流量调整与存量均衡结合起来。这样，该模型描绘了一种积累的动态学，对存量与流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及其背后发生作用的市场供求因素做了全面的分析。

托宾在建立上述动态模型中使用了特殊的时间假定。他认为，宏观经济活动的短期决定模型是针对时间片断（a slice of time），它是连续的动态过程中的一步，而不是把经济固定于其中的重复的均衡。他认为凯恩斯的短期宏观经济模型由于未能明确区分时点上和时期内的变量，而使其结论含糊不清。托宾认为他的模型是以等长的间断时期（即时间片断）来考虑时间的。在任何时期内每个变量假定有且只有一个价值。特别是在每个时期资产市场出清只决定一套资产价格体系。从一个时期到下个时期，资产存量只变动有限的量。因此，分析的时间越长，关于存量变动的需求和供给在一定期间对资产价格和其他变量的影响越大。当然，它们也会对随后的时期产生影响。即通过修改时间假定，托宾突破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的束缚。

第三种模式是非瓦尔拉斯均衡。非瓦尔拉斯均衡学派是在解读“凯恩斯革命”的过程产生的。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的创始人是克劳尔(r.w.clower)，他在1960和1965年分别发表了《凯恩斯与古典学派：一种动态见解》和《凯恩斯主义者的反革命：一种理论评价》两篇论文，着重考察了凯恩斯理论体系与瓦尔拉斯学派体系之间的分歧，并得出结论凯恩斯的理论本质上要说明经济非均衡的调整过程，新古典综合的解释是对凯恩斯理论的歪曲，从而了开创了非瓦尔拉斯均衡经济学的研究。后来，在莱荣霍夫德（axel leijonhufvud）、罗伯特.巴罗（robert j.barro）、赫谢尔.格罗斯曼（herschel i.grossman）、贝纳西（jean－pascal benassy）等人的推动下，非均衡理论逐渐得到发展壮大，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英国经济学家波兹等还将非均衡的方法应用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研究。

这一派对凯恩斯理论的解释另辟蹊径，认为凯恩斯理论所要揭示的是市场非均衡行为和动态调整过程，只不过是在传统的比较静态模型中加以讨论的。如克洛尔（1960）在评价凯恩斯理论时认为：古典理论主要关心的是均衡状态，但它并没有特别否定存在其他可能性；同样，凯恩斯理论主要关心的是非均衡状态，但它也允许充分就业的可能性。新古典综合把凯恩斯理论理解为均衡理论的一个特例是错误的。这样，在解读凯恩斯的理论过程中，非瓦尔拉均衡学派从强调非均衡到走向均衡，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均衡观，”即建立比新古典更一般的一般均衡理论，它在本质上并不反瓦尔拉斯均衡，而是发展瓦尔拉斯均衡。这一学派的代表贝纳西（1990）说：“这种逐步发展起来的非瓦尔拉斯分析方法，通过考察更一般的价格机制、通过在短期引入数量信号和价格－数量混合调整，以及通过研究除价格预期之外的数量预期，创造出了一系列在几个方面概括了传统微观经济学概念的非瓦尔拉斯均衡概念。最后，我们应注意，非瓦尔拉斯方法并不是‘反瓦尔拉斯，’相反，它只是在更为一般的假设下应用那些在瓦尔拉斯理论中一直很成功的方法。” 25

具体说，非瓦尔拉斯均衡有如下特征：

（1)非瓦尔拉斯均衡是相对于瓦尔拉斯均衡而言的，又叫非均衡。含义是：瓦尔拉斯均衡所要求的假设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价格机制并不能发挥出清市场的作用，市场均衡常常是非瓦尔拉斯式的，即供求未必相等，但却出现相对稳定的趋势。很显然，与供求相等的狭义均衡概念相比，非瓦尔拉斯均衡是一种广义的均衡概念，即指系统中的各个变量经过调整以后不再具有变动的趋势；

（2)经济体系的常态是存在一定的失业率或通货膨胀率，即非瓦尔拉斯均衡，零失业率和零通货膨胀率的瓦尔拉斯均衡只是在严格假定下一种特例；

（3)在非瓦尔拉斯均衡的分析中，主要强调数量调节，而非价格调节。价格调节是指在价格具有充分灵活性的条件下，交易者完全根据市场的价格方面的信息而进行的调整需求量和供给量的活动。这是瓦尔拉斯均衡中情况。在价格调节时，交易不受供求数量的限制。在瓦尔拉均衡价格体系中，成交量等于需求量，需求量等于供给量。数量调节与价格调节不同，数量调节是指在价格存在粘性的情况下，交易者除了要根据市场的价格信息来调整需求量和供给量而外，还要从市场的供给数量和需求数量方面取得信息，以调整自己的经济活动。也就是说，交易者和交易行为都受到供求数量的限制。

（4)非瓦尔拉斯均衡分析把价格调节失灵的原因归因于货币交易的复杂性，以及在这种复杂的交易中，信息的不完全和获取信息成本的昂贵代价。

（5）在供求失衡时，市场交易量遵循短边原则，即在自愿交易的条件下，当供给大于需求时，需求是短边，市场的交易量等于需求量；反之，供给小于需求时，供给是短边，交易量等于供给量。

在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凯恩斯竭力否定的萨伊定律被恢复了。根据克劳尔（1965）的双重决策假说，经济过程中的有效需求决定于

商品和要素销售实现的收入，如果需求不足，不是企业预期变化产生的，而是计划的供给没能实现，于是供给决定需求。只所以供给计划没能实现，是因为信息不充分。这样加上一些假定萨伊定律不仅适用于实物经济而且适用于货币经济，有效需求不足以及非自愿失业的产生不是萨伊定律失效了，而恰恰是萨伊定律作用的结果。由于萨伊定律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揭示物物交换经济，因此要接受萨伊定律的话，在理论的逻辑上一定是趋向接受瓦尔拉斯模型，这在非均衡学派的理论中体现的很明显，所以莱荣霍夫德（1968）认为凯恩斯的非自愿失业能够从瓦尔拉斯模型中推导出来，只要加进非完全信息下的价格机制失灵进而出现非均衡即可；同时整个非均衡学派几乎一致同意非瓦尔拉斯均衡不是反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而是发展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使之适应并能够解释更多现实的问题。但是他们忽视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由于容不下历史时间而无法解释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如果一定要解释的话，一定是只剩下货币经济而没有资本主义。琼.罗宾逊（1972）对非均衡学派的批评是：瓦尔拉斯的微观一般均衡模式不可能同失业有什么联系，而马歇尔的均衡体系正是凯恩斯力求摆脱的，莱荣霍夫德的解释把凯恩斯的理论弄得更乱了。他引进资源配置来弥补凯恩斯宏观理论的不足，并不比新古典综合采用生产因素供给分析的方法更为有效，因为两者都要依赖市场机制的作用。如果莱荣霍夫德的办法有效，那么新古典综合的办法也会有效。

总之，非瓦尔拉斯均衡分析只是强调经济系统的非瓦尔拉斯均衡的性质，而并未真正揭示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虽然试图突出货币经济的动态性，但是把这种动态归因于不完全信息下瓦尔拉斯市场的失灵，新古典的资源配置理论又被改头换面纳入了货币经济的动态分析；企业家和工人在经济中处于同等的地位，企业家的货币收益核算对经济的决定作用消失了。一句话，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在本质上不是反新古典的，而是反凯恩斯的。原因是在新古典的基础上修改假定可以得出非瓦尔拉斯均衡的结论，但是却得不出凯恩斯的结论。 二 凯恩斯的货币理论

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与新古典货币理论在分析方法和逻辑结构上是截然不同的。凯恩斯的货币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在资本主义货币金融关系中，价格、产出和就业的决定机制。“凯恩斯的经济现实是些符号：货币和信用，而不是商品、劳务和劳动－物质世界的现实与‘事物’.------在凯恩斯经济学中，商品、生产和劳动只是‘现实的面纱。’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事物取决于货币的活动：货币供给、信用、利率和政府盈余或赤字。商品、劳务、生产、生产率、需求、就业、最后还有价格，这一切全都是货币的、符号的经济中宏观经济事件的因变量。” 在凯恩斯看来，新古典经济学只在价值理论的范围内描绘了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的情形，并没有给出总量关系中就业和产出的决定机制。在凯恩斯的总量理论中，资本主义的货币金融关系而不是技术关系是产出和就业的决定因素。企业家就是在这套货币金融关系中预期未来，作出眼前的投资决策，并因此确定了整个社会的产出和就业水平。在资本主义货币金融关系中，过去的投资不能改变，而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企业预期利润的变化进而引起的投资波动决定了总量关系的不稳定性。在凯恩斯的总量理论中，历史时间、货币和不确定性是他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病症的逻辑起点。

凯恩斯首先否定的是萨伊定律，认为萨伊定律只适用于物物交换的经济，而不适合于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凯恩斯认为萨伊定律所揭示的经济关系实际上是货币经济的一个特例。在《通论》的早期草稿中，凯恩斯明确说明了萨伊定律适用的环境以及货币与就业的关系。在他的早期模型中一个社会有两个阶级：拥有生产手段（资本资产）的企业家（他用货币购买原材料和雇用工人支付工资）和寻找就业机会的工人 。工人就业的程度依赖于企业家的货币计算，企业家要估计他生产物质商品并从事销售的货币收入是否超过原料、工资成本以及机器设备的使用成本。在这里企业经营中彻头彻尾用的是货币标准，用凯恩斯的话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在最后比开始赚取更多的货币，企业没有别的目标。这是企业（货币）经济的本质特征” 。在凯恩斯的早期模型中，是企业家而不是消费者支配着货币经济的决策。

在凯恩斯的早期模型中，他要解决为什么在货币经济中存在非自愿失业，而在非货币经济中却没有呢？在他的模型中存在非自愿失业的货币经济是打着货币、企业家和货币工资（money－wage）标签的经济；而没有非自愿失业的经济则是物物交换（即货币只是交易媒介）、合作生产（co－operative）和实际工资（real－wage）的经济。他认为物物交换或合作生产的非货币经济类似一种集体经济（collective economy），在这种经济中，分配给生产要素的总产出的份额是预先决定的. 这种经济中使用货币作为分配产出的工具，但是经济目标不是最大化货币收益。在这种经济环境中，所有的工人将会被雇用，只要他们产出的效用超过他们劳动

的边际负效用。换句话说，萨伊定律在合作经济中是成立的。但是不能把它应用于货币经济中，因为“货币经济并不单单是一种复杂化的合作经济，它是以不同的准则为基础，适合于不同目标的另一种经济”， 在这种经济中，企业货币利润最大化的决策未必导致充分就业，或者说充分就业的产出对于企业来说未必带来最大的货币利润。因此这种经济内在地缺少足够的动力推动企业雇用工人以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凯恩斯认为要理解这种经济，需要采用全新的研究方法。仅仅对传统经济学加以修正，那么无论进行多大的修正都无济于事。

凯恩斯把合作经济称为企业家中性或货币中性的经济，他认为以萨伊定律为基础的古典模型是货币经济或企业家经济的一种特例。在这种情形中，虽然工人受雇于企业并获得货币收入，但是是在特定的安排下进行的，即：在这种安排下，要素收入的货币交换价值总是在总量上等于合作经济（co－operative economy）中当前产出应该属于要素份额的比例。

这样，货币在古典模型中只是要素所有者从企业家那里购买全部当前产出的方便的手段，货币是中性的，它不影响产出和就业。凯恩斯认为新古典模型所描述的经济与现实是不符的。在现实中并不是只要产出的边际效用超过就业的边际负效用，工人就被雇用。在现实的货币经济中，存在一种组织（或协调）上的失败阻止工人去从事生产活动,这种失败源于企业要求工人所生产的商品的销售收益要超过用于工人的工资成本。而新古典模型遵循萨伊定律，排除了非自愿失业的可能。

有效需求的波动解释了为什么在合作经济中的产出在货币经济中可能是无利润的。除了有小的骚动以外，在合作经济中有效需求是不存在波动的，产出总会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而在企业家经济中，有效需求的周期波动是决定就业的根本因素，” 因此凯恩斯认为他主要应关注有效需求波动的原因和影响。这样有效需求理论成为凯恩斯理论模型的基石。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其货币关系如何导致粘性的利息率和较低的资产价格，从而投资需求不足和经济萧条。

在展开他的理论中，凯恩斯使用的是移动均衡的分析方法，而不是新古典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凯恩斯是在反对新古典两分法的基础上提出移动均衡的分析方法的。他说：“我以为把经济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另一部分是货币理论，实在是错误的分法。我以为正确的分法应当是：一面关于一厂或一业之理论，研究如何把一特定量资源分配于各种用途，其报酬为如何等；另一面是适用于社会全体的产量论及就业论” ，他认为前一种理论可以不考虑货币的特性，但是后一种理论就需要货币经济的全盘的理论。接着他区分了两种分析方法，静态均衡和移动均衡。凯恩斯认为后一种分析方法才适合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况，“在现实世界中，以往的预期不一定实现，而今日对于未来之预期又可以影响今日之行为” 。为什么对未来的预期会影响现在呢，原因是货币是现在与未来的联系。“货币之最主要的属性，既在巧妙地联系现在与未来，则我们除非利用货币，否则简直无法讨论：当预期改变时，当前活动所受之影响如何？”

移动均衡方法的特征是在短期假定资本存量不变，探讨投资和收入流量的变动以及均衡的决定机制。之所以叫移动均衡是因为在历史时间中，新均衡状态是以原有或前一期均衡状态为起点并在新的条件影响下形成的。这种均衡分析法，不同于新古典的地方在于它探讨在历史时间中变量变化的动态机制，即随着条件的不断变化变量的变动机制，这些变动的条件是内生于凯恩斯所设计的货币经济系统的，而不是来于外生的冲击。奇克（chick,v.1983）对此的评价是“凯恩斯的方法类似一部影片，一个移动的画面，由一组快照镜头组成，每个镜头系统地与以前已经发生的故事联系在一起。” 同样，保罗.戴维森认为：“凯恩斯的分析结构在逻辑上同所有的一般均衡体系是不一致的，起码一点是它是建立在更广泛的均衡定义的基础上的，而不仅限于使市场供求均衡。因此凯恩斯更广泛的定义一定会提供一个更为一般的理论。”

在该方法上，凯恩斯提出了货币经济动态的均衡观。这种均衡观的特征是它认为货币经济本身存在周期的波动，但是这种波动是有规则的，它既不会无限地繁荣，以致超过充分就业的限制，也不会无限地衰退，以致使经济崩溃。在无限的繁荣和经济崩溃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状态，这种稳定状态未必与充分就业对应，常态是小于充分就业。为了纠正我们长期以来对凯恩斯理论的偏见，我们引用凯恩斯自己的话，他用很长的篇幅说:“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为，虽然它在产量和就业量上有大幅度的波动，但是，它并不是非常不稳定的。----它似乎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停留于在正常状态以下的经济活动水平，而又不显示出任何趋于复苏或趋于完全崩溃的倾向。此外，实际例证表明，充分或大致充分的就业量是少有的和短时存在的现象。波动能够以相当明确的姿态开始，但在它已经达到极端的幅度以前，似乎逐渐地把自己消耗净尽。既非绝望，又非满意的中庸

情况是我们的正常状态。正是由于波动在到达极端以前把自己消耗净尽，而最终又使自己回过头来，所以才能建立起我们的经济周期理论的有规律的阶段。同样的事实也存在于价格。”

凯恩斯认为之所以经济波动存在规律性，原因是存在以下稳定条件：

（1）边际消费倾向的特征使投资乘数大于1，但是又不是非常之大。这解释了为什么微小的投资增加不会促使有效需求一直增加进而达到充分就业；以及投资的加少促使有效需求一直减少以致使所有人都失业。

（2）资本的边际效率曲线处于如此状态，以致当资本的预期收益或利率变动时，投资的变动不会与前两个因素的变动过于不成比例。这一方面是产量递增伴随成本的增加；另一方面是生产资本资产的资源是有限的；这两个条件决定了经济波动的上限；

（3）当就业量改变时，货币工资趋于作出同方向的改变，但货币工资的改变不会和就业量的改变过分不成比例；或者说就业量的温和改变不会造成非常巨大的货币工资的变化。这实际上说明了价格稳定的条件。

（4）投资持续大于（或小于）过去，它就会有助于减少（或增加）资本边际效率，而且，在以年为单位的时期中，减少或增加都不会具有很大的幅度。

凯恩斯认为以上四个条件决定了“我们的制度会上下波动，但又在上下两个方面避免就业和价格处于严重的极端状态，而只是围绕着一个中间性位置来进行。” 这一中间性位置经常处于充分就业的水平以下。后凯恩斯经济学家把凯恩斯所说的经济波动称为有限波动（limit cycle），“即不管初始的条件怎样，（经济系统）的运动是一种重复的波动，处于最大限度和最小限度之间”， 把凯恩斯的稳定状态称为中间性均衡（neutral equilibrium）。凯恩斯这种稳定均衡的概念与新古典静态均衡的概念不同，可以用于动态分析，因为这种中间性均衡可以转化为移动均衡（shift equilibriu ），进而分析动态过程。

从静态分析转向动态分析，这种移动均衡的方法是必要的，而且不会出现逻辑问题。凯恩斯认为分析货币经济制度只能用移动均衡的分析方法，而这种分析方法也必须以货币经济制度作为研究的依据。 凯恩斯采用了马歇尔的方法，把长期划分为一系列连续的短期，它主要分析的是短期均衡。凯恩斯主要不是分析经济趋向短期均衡的路径，即不是分析非均衡过程，而是分析哪些因素影响短期均衡的状态。因为短期均衡点就是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的交点，该点代表一定的有效需求水平，以及相应的均衡产出和就业量，因此他的理论主要分析影响有效需求，进而产出和就业的因素。

凯恩斯依据以上移动均衡的方法，分析了货币、资产价格、利息率、价格水平、产出和就业的动态关系，建立了关于货币经济的新的一般均衡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凯恩斯尤其强调资本边际效率的变动在经济周期波动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以及企业家对未来利润的不确定性预期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总之凯恩斯认为决定资本主义产出和就业的不是一套实物关系，而是一套货币关系，分析这种关系的工具不应是分析实物关系的传统的静态一般均衡理论，而应是动态的一般均衡理论。正如柳欣教授所说：“凯恩斯的均衡分析是一种新的理论，它是基于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理论的假设。-----凯恩斯的均衡概念类似于马歇尔，只是把‘产出和就业作为一个整体，’并通过移动均衡分析来讨论经济周期。关键是在每一个短期，均衡并不是由新古典的原理所决定的，其价值、分配理论和波动的中心完全不同于瓦尔拉斯和非瓦尔拉斯均衡。” 如果说凯恩斯体系中有一些逻辑问题，一定是他没有把这种分析方法贯彻到底。 三 马克思的货币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运行规律，马克思和凯恩斯的区别是他不是要描述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货币的表面的现象，而是要说明在这些表面背后的东西。与新古典理论家不同的是他认为决定这些表面现象的东西不是实物的技术关系，而是一种价值体系，仿佛在马克思那里也存在“两分法”，只是不是实物系统和货币系统的两分法，而是价值系统和货币系统的两分法，不过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的价格最终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只要它实现商品到货币的惊险一跳。

不论是马克思还是凯恩斯都认为决定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不是一种反映资源最优配置的相对价格体系，而是一套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不过马克思比凯恩斯做得彻底，为了彻底了解资本主义的来龙去脉，他从资本主义经济的源头－商品交换的研究开始，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本质。之所以人们能够进行商品的交换，是因为商品中凝结着人类的抽象劳动－这种共同的东西，而它是商品价值的源泉。但是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发动机不是在生产中如何合理的分配这种劳动资源而使社会产出价值最大化的动机，而是资本家对货币利润的追求，这种货币利润的来源是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分为生产和流通，生产是价值的创造和转移过程，而流通是价值的实现过程。价值的创造是经由劳动力的买卖来实现的。所有的资本家和所有的工人的经济关系就是后者创造利润而前者进行瓜分。所以马克

思认为简单商品经济的运行特征可以用w-g-w，的公式来表示，即商品交换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商品本身（这是新古典货币理论的基础），在此货币只是交换媒介；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特征是g-w-g，（此即为资本运动的总公式），即用货币购买商品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货币，而其实现的途径是雇佣的工人以其活劳动创造了新的价值，在此货币是作为资本的货币。

与凯恩斯相比，马克思更深刻地批判了萨伊定律。 在马克思看来，萨伊“简单地抽去商品流通和直接的产品交换之间的区别，把两者等同起来”。 马克思认为在萨伊的理论中，由于货币仅仅是交易媒介，那么w-g-w的过程相当于w-w 的过程,即使存在商品流通，也不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而在马克思看来，货币的使用把w-g-w的过程分为两个部分：即w-g和g-w。这样，卖者用w交换到g以后不一定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用其所得货币购买其他商品。这就存在着经济危机的可能。马克思认为，萨伊不仅把w-w和w-g-w等同起来，而且还把w-g-w和g-w-g，等同起来。马克思说：萨伊定律“企图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商品流通所产生的简单关系，从而否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居于决定性的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而不是独立的生产者相互交换产品的关系。萨伊定律否定了资本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的这种看法得到了凯恩斯的部分认同，在《通论》的草稿中，他对此进行论述并以此反对萨伊定律。他说“合伙经济和企业家经济之间的区别，同马克思所作的大量观察有某种关系????他指出，在现实世界中，生产的本质并不象经济学家所通常认为的那样，即如w-g-w，的情形，把商品（或劳务）换成货币是为了获得另外的商品（或劳务）。这也许是私人消费者的观点，但不是商家的看法，后者认为是g-w-g,的情形，即抛出货币换取商品（或劳务）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货币。”

在马克思的眼里资本主义经济不稳定的根源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这导致了总量价值关系的脆弱性。因为生产的社会化内在要求合理地计划社会必要劳动的分配，从而均衡投资和消费的总量比例，维持再生产体系的运行；但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及其基础上的逐利动机使这种状态成为不可能。前者是个技术关系问题，而这个问题要服从资本的运动目的。为了在竞争中提高生产效率，获得更多的利润，资本家必须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但是这反过来造成利润率的下降和工人购买力的相对贫乏。这样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最终是消费需求不足成为资本主义经济陷于困境的直接原因，并使经济危机从可能性变为必然性。

不过上述结论是从再生产理论中得出的。马克思在再生产理论中都把资本家的持续投资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能够维持的重要因素。马克思认为要使资本运动实现增值的目的，资本家不能把剩余价值完全用于个人消费，而必须拿出一部分货币去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资本家个人如何在消费和投资上分配表现为剩余价值的货币总量，直接影响再生产的运行。如果资本家从社会生产合理进行的目的而不是纯粹自身牟利的目的，似乎存在使再生产持续进行的可能，只要合理安排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但是马克思要说明的恰恰是它的反面。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矛盾使资本家的持续投资成为不可能，因为资本的运动最终会为自己制造相应的约束??消费能力的限制。于是资本主义总是在矛盾中运动，一方面它需要市场，一方面又在破坏市场。 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在凯恩斯那里变成了有效需求理论。不过凯恩斯不愿意把有效需求不足归于马克思所揭示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而是把它归于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关系中人们的各种心理动机，由于有效需求决定产出和就业，因此在凯恩斯的理论中似乎不存在商品过剩和失业并存的局面，而马克思认为两者是互为条件的。

马克思的再生产思想被波兰的学者－卡莱斯基表述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决定于资本家的消费和投资支出，于是有卡莱斯基名言“资本家赚得它所消费的，工人消费它所赚得的”。后凯恩斯主义者也强调资本家的投资在利润增长中的作用，不过他们都认为资本主义分配关系最终成为制约资本家持续投资的因素。他们比凯恩斯向前多走了一步，但是仍然落在马克思的后面。

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是以其价值理论为基础的，并服从其价值理论。在马克思看来货币的运动是商品价值运动的一种形式。它一方面推动着价值运动，另一方面制约着价值运动。马克思认为货币本身就是一种充当一般等价物特殊商品。它本身是有价值的，因为金属货币含有人类的劳动，当时的纸币是可兑换的纸币。它的价值由金属货币的价值决定。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货币金融系统是一个反映收商品价值关系的体系。流通中的货币量取决于流通中商品的价值总额，货币量不是独立的。在这一点上，它反对李嘉图的观点。因为李嘉图认为货币流通量决定商品价格。据此，有人说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是内生货币供给理论。而凯恩斯在探讨货币量问题时，持有外生的货币供给假定，而没有谈论其价值基础。在凯恩斯看来，在一定时点上，货币量是个固

定的量，它在各种用途上的比例关系会影响投资和产出。

不过马克思不是要单独说明货币的运动规律，在马克思看来货币在资本主义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获得了和一般商品交换不同的职能，即在参与再生产过程中实现价值总量的增加。货币运动要实现上述目的必须不停地复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通过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继续产生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两者分离并同时存在的市场。货币自身是无目的的，是资本家赋予了它运动的目的。资本家和工人都在数手中的钞票，但是其目的却不同。当工人总是盘算买多少柴米油盐的时候，资本家的目的就实现了。

与马克思相比，凯恩斯逊色多了。他也试图为其货币理论寻找基础，于是尽管他后来极尽攻击马克思之能事，但是却偷偷借用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谈到资本时，他说“我们最好说，资本在其寿命中，会产生一个收益，超过其原来的成本；而不说资本是生产的。??故我同情经典学派以前的学说：其说以为一切皆由劳力产生，???我们最好把劳力??看作是惟一的生产元素，???这可以部分解释除了货币单位及时间单位以外，我们可以劳力单位，作为经济体系之惟一物质单位。”

不论是凯恩斯还是马克思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不稳定性最终表现为货币总量比例的不和谐。凯恩斯把其主要归于投资的不足，而马克思则归于资本积累产生的商品总量和消费能力日益拉大的距离。尽管前者认为货币本身就是扰动的根源，而后者则认为货币仅仅是参与者，它背后还有更深藏的原因。马克思和凯恩斯从总量比例关系探讨经济过程的传统为后来的学者研究宏观问题时提供了思路，比如新剑桥学派就从工资、利润、投资和消费等关系入手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以及波动的内在机理。

不论从表面货币分析入手，还是从经济系统内在的价值关系入手，凯恩斯和马克思都认为经济运行是可以计算的并人为加以控制的，这一点区别于新古典。新古典认为经济自身是内在趋向均衡和稳定的，不稳定只是暂时的，同时它认为经济过程的信息量不是人为可以计算的，是个人理性所不及的，因此经济过程难以人为调控，如果试图为之，则会把事情办的更糟。凯恩斯认为通过投资的社会化可以消除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而马克思则认为应该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消除私有制，进而消除资本和劳动的矛盾及其产生的经济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