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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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学

金融监管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金融监管;行政权力;经济权力;权力控制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9)05―0125―04

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最佳形式,但市场会出现种种失灵的情况,现代经济法学基础理论建构在市场失灵的理论设想之上,因为市场失灵而需要政府干预。但是政府也会失灵,政府同样需要干预。近年来,市场和政府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的理论框架,已被公认为我国经济法据以立论的经济学基础。但是,在经济法学领域,对“市场失灵”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政府失灵”。在“政府干预市场”的经济法基础理论维度内,相对于“干预”和“市场”,对“政府”的关注是极其有限的,经济法理论体系中关于政府主体的理论研究也相当薄弱。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完全由政府推动而完成市场转型的国家,政府不愿意轻易放弃的权力过多,而市场机制又极不完善,使得政府违法和权力寻租的现象十分突出。因此,监管者也应被“监管”,必须规范政府权力,警惕政府权力吞噬市场权利。

一、金融监管机关主体地位与金融监管权的属性

我国的三大金融监管机关(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具有行政主体地位,又是经济管理主体。其行政主体和经济管理主体的双重身份注定了是行政法学和经济法学的共同研究对象。在经济法学的视野里,作为经济管理主体,其享有金融监管权。在行政法学视野里,作为行政主体,其行使法律所赋予的行政权力。

金融监管机关作为行政主体和经济管理主体,享有的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体现为权力运行形式与权力内容的关系。从权力内容上说行使的是金融监管权,但金融监管权却以行政权力的形式来运行。行政法学理论将各个行政机关在权力内容和实施程序上的共同之处分类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立法等具体行政行为,细化为行政立法权、行政计划权、行政调查权、行政处理权、行政许可权、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权、行政合同权与行政指导权等权力类型,这些行政行为和权力类型成为经济权力的运行表现形式。对金融监管机关而言,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分别对应其权力运行形式和权力内容两个方面,缺一不可。由于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的本质差异决定应该用不同的理论来控制金融监管权。基于金融监管权的行政权力属性通过行政法学“控权论”理论完成对金融监管机关行政权力的控制。基于金融监管权的经济权力属性通过经济法学“政府失灵论”理念完成对其经济权力的控制。

二、金融监管权控制的行政法学思路

(一)金融监管权控制的行政法学基础――“控权论”

行政法基础理论学说存在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等,但行政法学注重保护公民的权利,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的理念却不存在争议,控权是行政法的精神实质,“行政法是控制政府权力的法。”控权论注重从权力运行系统的外部来审视权力、主张用独立于权力的外部力量来制约权力。如:最初发轫于亚里斯多德的法治观念,由洛克提出并经孟德斯鸠完善,成为三权分立制度基础的“以权力制约权力”理论,注重权力部门之间的相互制衡;由托克维尔创立,并经罗伯特・达尔发扬光大的“社会制约权力”理论:“一个由各种独立的、自主的社团组成的多元的社会,可以对权力构成一种‘社会的平衡’”;权利和权力是法律上的一对基本范畴,它们具有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通过广泛分配权利、集体行使权利、强化权利救济等形式来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有学者探索从权力运行系统的内部来思考权力自身能被制约的内因基础,“找出构成一项权力所必不可少的若干要害之处……权力一旦缺少这些要素将不成其为权力,或者该权力就不能有效运行,这就掌握了权力能受制约的内因基础。”针对权力的每一项要素总结、寻求相应的控制方式,毫无疑问,这样形成的控制将是最有针对性的。从行政权力的形成、运用并最终发生实际效果的全过程来分析,它至少可以有以下几个关键的环节:(1)行政权力的来源要素。(2)行政权力的主体要素。(3)行政权力的运行要素。(4)行政权力的对象要素。(5)行政权力的保障要素。一项权力在缺乏上述任何一个构成时,该权力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或者无法有效运行的。这也启示人们:构成行政权力的内在要素,是其能受到制约的内因基础。为此,从行政权力的内外部因素人手,可以形成对行政权力的控制机制。

(二)金融监管权控制的行政法学方法

1.对金融监管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机制

根据目前我国法律的规定,对金融监管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主要是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即行政机关内部控制与司法监督两种方式进行。(1)金融监管的内部控制――行政复议制度。行政复议制度是一种行政行为的矫正机制,是一种救济制度,也是一种监督制度。行政复议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对违法或不当监管行为的撤销或变更,来矫正金融监管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使监管行为重新回到依法监管的正确轨道。如银监会在2005年2月1日颁布实施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复议办法》,办法第3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行政复议机关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本办法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的机关,具体为银监会和银监局。”因此,对金融监管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向国家金融监管机关或各地金融监管机关提出行政复议。(2)金融监管的外部监督――行政诉讼制度。行政诉讼是通过司法途径对金融监管具体行政行为进行监督的方式。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并结合金融市场监管的实际,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因金融市场行政监管而产生争议的行政案件,只要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监管行为侵犯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只要其利害关系受到了所指控的行政行为的不利影响,他就具有了原告资格,而不管这种利益是否具有特定法律的直接规定,也不管这种利益是人身利益、经济利益还是其他利益。”

2.对金融监管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机制

我国对金融监管机关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主要有两种途径:第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通过备案审查和执法检查等方式可以发现金融监管抽象行政行为中存在的不当或违法问题,从而加以纠正。但其主要是对整个社会进行宏观指导和调整,着重解决把法律原则和法律发展联系在一起等问题,而对矛盾重叠和极其复杂、专业性强的金融市场却往往难以顾及,这恰恰又是金融监管抽象行政行为所涉及的领域,因而在实践中,由于缺少必要的程序和专业化的视角使监督往往流于形式。第二,行政机关系统内部的监督。指金融监管

机关的上级行政机关国务院通过备案和组织清理规范性文件以发现行政规章存在的问题并予以纠正,主要体现在国务院对金融监管机关制定的违法、越权、侵权等种类的行政规章以及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撤销。这无疑是必要的,但由于国务院通常情况下最关心的是如何稳固我国的金融秩序,故对抽象行政行为维持巩固金融秩序的功能特别重视,由于存在直接隶属关系,所以在认识、决定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上难免陷入雷同。

三、金融监管权控制的经济法学思路

(一)金融监管权控制的经济法基础――“政府失灵论”

对现有的金融监管权控制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政府机构在行使权力时会出现政府失灵的情况。经济学的理论逻辑认为,经济人的天性是机会主义,即只要有可能,总想扩大自己的利益,并为此不惜侵犯他人的正当利益。在宏观上,市场就会出现垄断、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现象,从而使亚当・斯密所形容的“看不见的手”――市场可以把个人的自利行为化为共同的社会福利的奇妙结果――难以实现,因此,为了实现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的功能,市场经济必须解决的一大问题是经济人必须被约束。这种约束至少包括三项内容: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合同的实施保障、适当的监管。上述约束由谁来行使,人们很自然的想到了政府,但是,引进一个强大的政府马上引入另一个问题:当政府用它的权力去保护产权,实施合同,并做有利于市场的监管时,这个政府也可以用它的权力去破坏产权,不公正地实施合同,做不利于市场的管制。因此,管制经济学提出了“管制失灵”的假说。最主要的有“管制寻租说”、“管制俘获说”和“管制过度说”。

(二)金融监管权控制的经济法学方法

1.完善金融监管的治理机制

(1)增强监管操作的独立性。要有效避免金融监管中的“政府失灵”,就必须加强监管操作的独立性。有国外学者分析认为,“只有当金融监管当局真正独立于政府与被监管机构,才能监管金融体系”。赋予监管机构相当程度的独立性,使其避免受到政治层面和被监管机构的影响,对于实现良好的监管治理非常重要。2008年底由美国金融监管失策出现次贷危机而引发的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一再警示世人,保持金融监管机构在政策操作上的独立性非常重要,监管者应该具有脱离于政府和其他政治力量的强制性权威。要使监管者的独立性不受侵害,应该在人事任免上独立于政府体系监管机构,不受政府机构人事更迭和政府领导人个人好恶的影响,同时,要维持监管者的独立性,就必须保证监管机构的预算和财务来源不受制于政府。我国三大金融监管机关是直属于国务院的事业单位,直接受国务院领导,其预算和财务来源直接都受制于国务院。这样的体制安排由我国的国情所决定,但是不利于在监管操作上的独立性,使其容易受到政府和其他利益集团的不当影响,所以,可以尝试由国务院领导的行政机关序列改为全国人大领导下的独立金融监管机构,直接对全国人大负责,三大金融监管机关与国务院之间的关系由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改为监督与被监督关系,以加强其独立性。(2)推行严格有效的监管问责制。监管的独立性离不开问责制,没有问责制,独立性就无法实现。问责制可以确保监管机构依法行使职权、履行职责。问责制意味着,监管机构要对其做出的所有决策给出合理解释,同时,它们不仅要对赋予其职责的政府或立法机关负责,还要对被监管机构和公众负责。目前,问责制的原则和理念已经被普遍接受,但实践中仍面临诸多困难。如银监会成立以来,2005年1~5月,共立案查处银行业金融机构案件2171件,但是很少追究那些监管者的责任,监管官员一般都是在本人涉嫌诸如之类的案件,或直接犯有重大错误时,才会被免职,真正因为工作不力或者管辖内出现重大问题而被免职的非常少。

2.建立市场化监管机制

监管的市场化,是指进一步放松市场管制,还权于市场,让市场承担更多的自我管理职能,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监管当局的监管权力“在不少方面已越界涉入了市场权利的领域。……以公权来行使原本属于市场的私权,将会破坏私权自治的法则,制约市场主体的行为自由,挤压市场的发育空间,不能充分发挥市场自我发展、自我调控的机制,影响市场的健康发展”。监管的市场化是抑制监管过度的重要手段,可以从两个方面加强市场化监管机制:(1)建立市场激励机制。金融监管必须以市场法则为依托,以市场激励的方式来确立市场秩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才能让人们唯利是图的本性得以约束,市场的契约精神及诚信法则得以确立。因此,目前金融监管的关键是如何在观念上从以往的监管由“命令与控制”转变到“市场激励”上,即金融监管部门仅是市场裁判或规则执行者,而不是市场的参与者,更不是市场的主事人。金融监管市场化的激励方式,就得把金融监管看作是更集中、更灵活、更有力度、更有效率、个人与企业负担少的市场监管。它的具体表现:一是监管机构要准确确定由市场失灵造成而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风险,是重大市场还是潜在市场失灵。二是要发展选择性的方法替代传统命令式的监管办法,依靠市场激励,使用绩效标准。金融监管不是经济主体的枷锁,而是如何更有效地满足经济主体偏好和企业利润最大化时,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三是任何金融监管规章的推出,都必须通过监管的成本收益分析,并证明这种监管方式是有效率的;四是任何监管规章出台都要考虑对当事人的影响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金融监管转变到市场激励的方式上来。(2)建立金融领域的自律监管机制。自律组织是一种界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社会组织形式,它通过自律机制能够在一定领域内实现对市场的规范,是对政府干预的重要补充。政府本身的失灵说明了政府不宜承担太多的职能,但是,市场本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完全的放任自由可能带来高昂的社会成本。自律组织的出现恰恰能解决这样一个两难困境,既能通过自律规则的实施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成员的共同利益,又为政府的适时退出提供正当性的基础。以行业自律组织作为沟通政府与市场的桥梁,并作为有效制约行政机关行政权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金融领域行业协会的职能似乎限于组织会员学习,参与制定发展规划,加强会员联络及信誉约束功能,是政府的一种制度安排。因此,其职能的范围完全取决于政府的授权,不可能形成一套自我规范与约束的机制。而且行使其与金融监管机关的沟通协调职能时缺乏具体的制度规范,一直没有具体的程序性的详细规定,也没有规定当协会和监管当局意见发生分歧时采取什么样的机制协调。

四、结语

经济法学视野中对“政府失灵”的控制与行政法学的“控权说”的差异,经济法学者认为,经济法和行政法对国家经济权力的调整,是实体调整和程序调整的关系,经济法的着力点是政府经济职权的内容和权限,主要就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作出界定;而行政法主要着重于政府经济职权如何行使以及市场主体权益受到政府经济行为侵害时如何救济的程序。行政法学和经济法学对权力控制的不同视角表现在对权力控制的思路不同,即经济法学强调控制权限大小和具体内容,而行政法学强调对权力在行使过程中的控制。控制金融监管权力就要既控制其权力的内容又要控制其权力行使的具体环节,二者相互配合,缺一不可。中国经济法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其问的问题不能孤立地去分析,许多问题的解决也不可能单独地进行。推进“依法监管”需要包括行政法与经济法在内的各个部门法之间的协调,需要结合我国经济法治建设的进程循序渐进地开展。

参考文献:

[1]叶必丰,控权论研究[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7,秋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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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2:69―70。

[5]钱颖一,政府与法治[J],比较,2003,(3)。

金融监管学范文第2篇

>>王国刚: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7月21日,奥巴马总统签署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宣告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终于尘埃落定。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国刚表示,该法案虽然是妥协的产物,但是将对西方,乃至全球金融监管产生重要影响。中国无论是出于完善本国金融监管的需要,还是出于促进中国金融走出去的需要,都应该认真把握学习这个法案,吸取借鉴美国这轮金融监管改革的经验教训,以便达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在王国刚看来,中国从美国这轮金融监管改革中主要可以学习四件事。

首先,纠正监管越严越好这个错误理解。王国刚认为,金融监管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有些人认为的消灭风险,而是为了稳定和发展。所有的经济活动、金融活动都有风险,监管部门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去防范所有的风险。反观美国这轮金融监管,考虑到美国未来的发展,它并没有把华尔街一棍子打死,而是加强了美国金融监管的机构设置、功能完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有些人认为的“若干问题没解决”,有的可能要靠未来发展过程来解决,有的可能不是监管所能解决的,比如“大而不能倒”的问题。

“究竟什么对金融秩序稳定有利?是‘大而不能倒’?还是‘大而全倒’?还是‘大而不能全倒’?从政策制度安排上讲,要考虑稳定和发展,中国也应该注意这件事,应该明白监管的目的在于稳定和发展。”王国刚称。

其次,弄清楚金融稳定的真正含义。王国刚分析称,金融稳定应该是金融运行秩序的稳定,至于金融市场的交易价格、规模、产品的多少、金融机构发展状况等,当它们不影响金融运行秩序稳定的时候,不应该直接作为监管的对象。从防范风险的角度中国要做四件事:1.属于风险最大的事件,用法律明确禁止; 2.作为监管部门,在贯彻宏观审慎监管过程中,应该把精力集中在发生系统风险领域,必须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3.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系统性风险的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4.把非系统性风险,让那些微观主体各自承担,“我们既不能出现大而不能倒的现象,也不能出现大而全倒的现象,更重要的不是大而倒不倒的问题,而是要维护市场优胜劣汰的原则。”

再次,注重金融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协调配合。宏观审慎监管可以说是美国这轮金融监管改革的一大亮点,但实际上金融监管除了宏观的问题,还有微观的问题。王国刚建议,在中国监管过程中,既要重视完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充实内容,提高宏观审慎监管的水平,又要重视微观审慎监管,把两者有效结合起来,建立比较完善的监管体系,避免由非系统性风险导致系统性风险。当然,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插手微观事务过多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整,但具体是哪些行为还需要在监管过程中探讨。

金融监管学范文第3篇

摘要:一系列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在金融深化过程中,有必要进行金融监管以及如何进行金融监管。基于金融创新的现实,从经济学的角度对金融监管进行了探讨,分析了金融创新监管的外部性和“公共性”特征、信息不对称与金融创新监管、不完全竞争与金融创新监管。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创新;外部性;信息不对称

1金融创新监管的现实理由

现实中,由金融创新风险所造成的金融系统不稳定,最终导致金融危机,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金融机构稳定性产生的影响。金融创新是使各种金融机构原有的分工界限日益模糊,各种新型的金融交易已经不在旧监管的框架之内。随着金融创新与证券化趋势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大量有别于传统资产负债的表外业务,有的甚至超过表外业务的一到二倍,成为金融机构经营业务的重要内容。

(2)对于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影响。在金融市场上出现与基本经济因素无关的不正常波动,往往是因为有投机力量的操纵,并有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从众心理从旁助阵。当代大量金融创新工具,为投机活动创造出了大批撼动市场的先进手段。由于大量衍生交易成本低,保值者和套利者在衍生市场用同样的资本可做数倍于现货市场的交易。而且利用衍生证券的杠杆特性,进攻更具数倍威力。1997年上半年,以量子基金为代表的一些大型基金,大规模运用杠杆能量,不断进攻泰国金融市场,触发泰国金融危机。

(3)对发生金融系统危机可能性的影响。当代金融创新一方面直接加强了金融机构之间、金融市场之间、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之间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间接推动了金融业务国际化、金融市场国际化、资本流动国际化为主要表现的金融国际化趋势,致使局部的金融风险极易转化为全局性的金融风险,从而削弱了金融体系抵御局部风险的能力,使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也随之降低。

2金融创新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由金融创新所产生的风险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的社会成本又十分巨大,因而,许多经济学家主张政府介入进行监管,以降低有其可能产生的社会成本。若从市场失灵的角度分析,我们也将得到同样的结果。在经济学界,几乎一致的观点认为:在存在外部性、信息不完全、不完全竞争、公共物品等领域内,仅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是无法保证其资源的配置符合帕累托效率的。

(1)外部性与金融创新监管。

外部性是指在提供一种产品或服务时社会成本或利益与私人成本或所得之间存在的偏差,也就是一些经济主体在其生产、消费过程中对其他经济主体所产生的附加效应。它反映了个经济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对其他微观主体非价格方面的影响,即这种影响并没有通过价格机制发生作用。这种影响对他人来说,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正的效应通常我们称之为正外部性,又叫外部经济,负的效应我们称之为负外部性或外部不经济。尽管从理论上如“科斯定理”所说私人会有走到一起协商消除外部效应的积极性,但是,由于“搭便车”问题难以避免,各方协商的成本太高,因此,人们偏好以加强管制的办法来消除外部性。金融创新领域的外部性,实质与金融创新的双面性有关。金融创新主体推出一次金融创新措施后,可以增加创新受众的福利,同时会给经济、金融运行乃至金融制度的变革带来积极的影响。具体表现为:①促进金融创新产品的多样化,满足客户需要。②提高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和避险能力。金融创新产品为各种金融机构增加盈利能力和避险能力提供了更大的回旋空间。③提高金融市场的有效性。金融市场是金融产品交易的市场,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使得交易的参与者不断增加,交易量也不断扩大。这样金融市场就日趋成熟,市场的有效性不断增加,从而降低了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这就是金融创新外部经济的表现。至于金融创新外部不经济的表现也是多面的,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①金融产品创新的外部不经济。由于金融创新产品的高度虚拟性和高杠杆性,使得金融创新产品的交易规模急剧扩大。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在利润的驱动下会积极的参与金融创新产品的交易,倘若某家银行因从事金融创新产品交易发生倒闭,由于公众的心理预期,因而可能在同业内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引起其它金融机构倒闭。在经济政策方面则削弱了货币政策的发挥。②金融创新市场的负外部性。衍生金融市场运作的复杂性导致了交易价格的波动性和传染性。由于一些衍生工具的交易本身涉及到多个国家,本质上具有传染性,这样就使得金融机构之间建立起了远比衍生工具出现之前复杂的多的债券债务关系,一旦某一市场出现波动,便会迅速传导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市场,甚至使市场交易主体和监管当局猝不及防。③金融创新加大了支付系统的脆弱性。由于金融创新在金融机构之间创造出远比过去复杂的债券债务链条,再加上达到天文数字的金融规模,使得支付清算体系的脆弱性更加严重,一旦支付系统发生故障,那么给金融交易带来的混乱不可想象,从而由此而产生的负外部性将会十分严重。

(2)信息不对称与金融创新监管。

信息不对称是指当事人并不了解全部的与交易有关的信息,这可能是由于当事人的有限理性,也可能是由于当事人的策略行为或机会主义。特别的,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知情较多的当事人一方还会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以衍生工具为主的金融创新工具市场也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在衍生工具的交易过程中,交易者之间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信息,信息在不同的交易者直接的分布是非对称的,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可能产生机会主义倾向,即具有信息优势的当事人为获得更有利于自己的交易条件,可能故意隐瞒某些不利于自己的信息,甚至制造一些扭曲的、虚拟的信息,机会主义将会导致契约风险或契约行为的不确定性。

因而,在做出决策时,必须依靠预测和判断,这也意味着金融市场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包括金融创新产品市场也存在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调节的风险。

(3)不完全竞争与金融创新监管。

虽然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上的竞争程度已经相当高,然而并非不存在不完全竞争。某些交易所的会员与交易规模庞大的机构投资者,可能利用掌握的内部信息为己牟利。个别大户凭借自己的资金实力,可能认为的操纵市场,使得衍生工具的交易价格严重偏离其内在价值,导致衍生市场的价格风险。另外,在市场经济中还存在一个垄断与竞争的悖论问题,即竞争是市场发生机制发生作用的前提,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然而,在自然的竞争状态下,市场竞争往往最后导致行业的积累和集中,形成垄断。垄断一旦形成,垄断的一方则会在衍生产品的交易过程中占据优势,破坏这个市场本身所需要的产品成本——价格结构,影响服务质量的提高,最终导致金融衍生工具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增加,以及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导致金融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总而言之,由于金融创新领域市场失灵的种种因素,决定了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创新实施监管的必要性,从而确保整个金融体系安全和金融秩序的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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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夏德仁,王振山.金融市场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金融监管学范文第4篇

一、 外部性与信息不对称:金融监管产生的内在原因

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在一系列理想化假定条件下,每一个微观市场和整个经济可以达到一般均衡,从而导致资源配置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然而现实经济世界的复杂性决定了这些理想化条件很难成立,因此,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也就很难实现。“现实的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在很多场合不能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这种情况被称为‘市场失灵’”。

多种情况可以导致市场失灵,但对于金融市场失灵而言,在笔者看来,主要原因在于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换句话说,实施金融监管就是为了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重点消除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的影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1. 外部性与金融监管。在实际经济中,消费者或生产者的经济活动会给社会成员带来损害,而不用对此担负必要的成本,这被称为经济活动负的外部性或外部不经济,例如在公共场合吸烟会对他人的健康构成危害;但如果经济活动对社会成员带来好处,而自己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就是经济活动所谓正的外部性或外部经济,例如自己辛苦种植的花园会让邻居赏心悦目。关于外部性另一种更学术化的描述是,“当不同的人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相互关联时,则他们就相互施加了收益或成本,收益和成本的这种非意愿性转移,就是‘外部性’”。

“如果外部效应出现,市场就不一定能产生资源的帕累托有效率供给。然而,其他一些社会机构,例如法律体系或政府干预,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模仿'市场机制从而实现帕累托有效率的”。政府采取措施对于负的外部效应进行规制(征税、禁令等),而对正的外部效应进行提倡(补贴、精神鼓励等)。

金融市场的外部性主要体现在:一是金融市场参与主体(主要是金融企业)不遵守规则从而对其他金融主体产生的损害;二是金融市场失灵对整个经济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前者(所产生的损害)往往是以后者(所造成的消极影响)的形式最终体现出来的。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对经济造成了极大破坏,使得负的外部性充分展现出来。首先,次贷危机对美国房地产业产生重创,大量次级贷款的借款人无家可归,很多房地产开发企业业务量剧减,甚至破产、倒闭。其次,间接持有次级按揭贷款债券或参与承销、投资的美国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在次贷危机中也未能幸免,导致出现融资成本提高和信贷紧缩等问题。第三,次贷危机使美国纽约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二”, 截至2008年1月末,次贷危机对美国股市形成了三次较大的冲击波,受此影响,全球其他主要股市也呈现出强势震荡的格局。第四,次贷危机对美国的投资、消费、贸易等方面产生了消极影响,导致美国经济疲软。第五,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美国次贷危机对欧盟、日本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是金融监管的缺失,而次贷危机所造成的负的外部性从反向表明了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2. 信息不对称与金融监管。金融市场是资金融通市场。而资金融通,是指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资金的供需双方运用股票、债券、储蓄存单等金融工具调节资金盈余的活动。金融市场的主体主要包括资金供应者、资金需求者和信用中介。这三类主体对信息的掌握和占有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单个的资金供应者处于信息劣势地位,而信用中介和资金的需求者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就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金融系统具有内在脆弱性。当金融市场受到冲击时,信用之链遭到破坏后,引发的问题会因信息不对称而进一步放大并呈现递增性,识别有效信息的难度加大,从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例如,一家银行因为支付能力而引发挤兑潮并倒闭后,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造成民众恐慌,出现“羊群效应”,其他银行也会因挤兑而破产倒闭。由此可见,信息不对称是金融监管的另外一个内在原因。

从这次次贷危机来看,信息不对称是其迅速蔓延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信息不对称及金融脆弱性使得次贷危机的传染具有加速放大效应,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由于次贷证券化链条涉及到众多利益主体,使得次贷危机在诸多市场间的传染具有加速放大效应。其二,由于对冲基金的杠杆操作,使次贷危机传染呈现加速放大效应。其三,由于金融机构之间信任的缺失,次贷危机在其他国家和其他市场间也呈现加速放大效应,并最终伤及到了实体经济。

二、 效率与公平:金融监管追求的价值目标

任何一项管制都有其追求的目标,金融监管也不例外。金融监管的直接目标是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弥补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的缺陷,而价值目标或根本目标则是提高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同时维护金融市场各个主体的合法权益,即保证金融市场公平正义的实现。

1. 效率与金融监管。经济学中为多数人所接受的效率是指帕累托效率和卡尔多―希克斯效率。一般地,如果一点不能再使一方的效用增加,除非它使另一方的效用减少,则该点的状态便是帕累托最优,此状态下的效率最高。

帕累托效率要求的条件比较苛刻,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即只有那些至少有一方的境况变好而同时没有使其他人的利益受损的调整才能被接受。而卡尔多―希克斯效率突破了这一局限,重点关注社会整体效用是否达到最大值。“按照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如果那些从社会资源再配置中获利的人足够补偿那些受损的人,那么资源配置的这种调整就是有效率的,尽管可能并没有产生实际的补偿”。“当一位经济学家在谈论自由贸易、竞争、污染控制或某些其他政策或关于世界状况是有效率的时,他十有八九说的是卡尔多―希克斯效率”。

金融监管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行为金融 监管体制 体制研究

一、引言

2007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对世界各国的金融市场造成了巨大的打击,经济危机导致全球经济的发展遭到严重的影响,可以说到今天为止其影响还未完全消失,不管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是什么,从危机爆发之后的情况来看,都表示了传统的金融监管理论上有着各种为题,其监管模式没有起到监管的作用,导致人们不得不对先行的监管理论进行反思。传统金融江源理论是以“理性人”假设,这种假设认为投资者在进行投资行为时有用无限大的理性,能够准确的分析现有的所有信息,并选择最优的方式。但是,许多心理学家经过研究发现,在实际生活中所谓完全理性的人是不存在的,每一个人类在进行不管什么样的选择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并不能达到完全的“理性”,而且因为羊群效应、从众心理等问题,这种不理性的决策行为会进一步扩大到整个社会,造成社会中非理性现象的存在。

另外,发展及其快速的新金融产品与服务对我国现行的分业监管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因为网络金融、民间借贷的盛行,许多社会民众也开始加入到金融行业里来,如果不能及时有效的保障社会民众的切身利益,很大程度上会对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要从消费者个体的行为出发,建立合适的监管体系。

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现状

最近几年,我国金融创新的势头异常快速,尤其是在网络金融的快速发展之下,线上与线下的新金融产品非常多。金融和产品的类型也在不断的变化,情况也随着复杂,金融市场的规模正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壮大,逐渐开始涉及一些全新的领域,将过往完全没有关系的两个领域联系到一起,共同创造利益,使得各行各业之间得以高度的联系。但是,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也对我国金融的监管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在我国成立之初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人民银行对我国当时拥有的金融机构实施统一的监管,它不仅是监管者还是经营者,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深化改革开放,我国人民的生活品质不断的改善,对金融的需求也随之增加,至此,四大银行相继从中国人民银行中脱离。90年代末,我国证券行业一时间风声大起,导致中国人民银行对证券的业务监管已经无法满足证券行业的需求,因此,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建立,为中国人民银行分担一部分监管权力。这次事件也代表着我国初步形成了分业监管体制。1998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开始实施对保险行业的监管工作,又一次的分担了中国人民银行对保险市场的监管权力,这也代表着我国基本确定了分业监管体系。2003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在我国正式成立,并一直延续至今。

三、新金融的发展概述

所谓新金融就是有别于传统银行且具有新型交易形态的金融产业。随着进入实体经济时代,对金融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提升,再加上我国正处于深化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新金融所表现出对我国金融业有益的创新和强大的发展活力。新金融的发展不仅减少了交易的成本、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有利作用,因此,新金融的发展对我国来说算是一件好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

第一,网络金融发展潜力巨大。对我我国民众来说,新金融的盛行,最受益的就是网络金融,民众可以切身的感受到网络金融带来的便利,比如网上银行转账、一定金额内免去手续费以及第三方支付平台提供的线上理财产品等,这些都是网络金融为我们带来的便利。同时,传统金融机构也相继推出了线上服务。现在,网络金融已经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

第二,民间金融的盛行。2014年,浙江温州颁布了《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与《实施细则》,这是我国第一部针对民间金融出台的法律法规。这也变相的说明了我国不再制约民间金融的发展,使其合法化,这也间接弥补了正规金融体系,并推动了民间金融的发展。

第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随着企业集团化、金融业务多元化等快速发展,许多信托企业、汽车金融企业、金融租赁企业、货币经济企业等费劲航金融机构得到快速的发展。

四、我国实施行为金融监管的现实挑战

(一)行为金融监管的经验不足,法律法规不完善

虽然我国成立了各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许多金融机构也主动的配合消费者的保护工作中去,但是我国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制度还处于起步状态,随着新金融的不断发展,行为金融的监督管理上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因为现行的行为金融监督管理理论体制并没有形成一套健全的体制,许多国家都在凭借自身的国情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筛选和改善,对于行为金融监管能够起到其应有的效果,还需要长时间实践的检验,因此,我国缺少相应的经验可以参考。

“一行三会”各自成立的金融消费者保障机构,都拥有其相应的政策制度,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将其科学合理的进行整合,以及整合之后的如何维持相关政策的有效性。比如,现行的率政策以及行为金融监管政策之间的矛盾点应该怎么样解决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时间的积累和不断的社会时间来研究。另外,不同种类的金融产品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检测等这些都需要一套健全的法律来制约。

(二)金融消费者的认知不够

理性的金融消费者是以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为前提的,只有当消费者可以进行真正的理性消费,且盲目的消费行为越来越少时,才能真正的帮助市场进行良性的发展阶段。那些盲目的投资,只会导致资源浪费,造成一定程度的金融泡沫。但是因为我国金融也整体发展情况还处于起步阶段,社会民众也缺少一定的金融维权意识、投资意识以及风险意识,造成投资行为欠缺长久性。另外,我国各个地区之间的发展并不平衡,比如北上广这些城市,其金融业的发展状况要比偏远地区更加快速,城市人民的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在进行消费时也就相对理性,相反,偏远地区民众的盲目投资行为就会比较常见。

五、对实施行为金融监管理念的对策

(一)提高系统性研究,将强对行为金融监管的认知

虽然最近几年我国在行为金融监管方面的经验和认知有所提高,但是面对的挑战依然不小,对其的认知和界定还需不断的提升,因此,我国需要提高对行为金融监督管理的研究,提高对其的理解,只有在顶层设计上,认清行为金融监管的含义,才有利于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监督管理政策。监督当局需要制定出符合我国金融市场的政策,使消费者的保障工作有法可依,确定消费者保护的具体措施和方式,提高对金融机构履行相应保护行为的监管管理,切实的保障我国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加强对消费者的金融教育

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是行为监管的根本目标,不管是从国际方面金融监管以及各个国家的监管经验来看,提高对消费者的金融教育,培养其理性消费观念,对于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来说都占有重要的以为。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金融产业也在不断的革新,金融产品的类型也朝着多样性快速发展,因此消费者对于金融产品的相关信息的渴求度也越来越高。“一行三会”虽然不停的在进行宣传和推广活动,但是为了提高教育的效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提高对金融产品的宣传和教育程度以及覆盖范围。对金融消费者的教育和宣传活动不单单涉及已经参与到金融业内的消费者,也需要涉及到那些没有参与到其中的潜在消费者,提升这些消费者接受金融服务的起点,从大的范围内提高社会人民对金融的认知水平,另外也需要注意在地域的选择上需要做到公平原则,不能因为地区发展程度相对落后就忽视对其的教育。第二,金融消费者应该培养自身科学合理的消费理念,增加自身的维权意识。现在,就是因为对金融产品的不了解、怕麻烦等因素造成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不足,进而导致金融机构违法成本减小,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此,提高对金融消费者的教育,以维持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平衡。第三,消费者保护教育工作者应该与其他机构保持交流互动,凭借最新的金融机构发展情况进行有效的教育,而不是形式主义,制作无用功。

六、结论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许多国家在根据自身国情制定金融监督管理政策时,都或多或少的考虑到行为金融监管问题,特别是在全球范围内被一致肯定的消费者保护方面上,世界各国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因此,随着行为金融学的不断的发展以及对金融监管认知的不断深入,“认知偏差”等行为金融理论会在金融业监管体系中表现出来,通过政策的方式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以及增加其投资信心,并维持消费者与金融市场之间的平衡性,这样,金融监管体系就可以更好的促进的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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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红权,杜晓薇.金融系统性风险与金融监管变革[J].经济体制改革,2015,06:152-157.

金融监管学范文第6篇

一、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的理论基础———一般均衡模型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自利人(self-interested)及“看不见的手”,是对自由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完美表达,在之后的200多年来,西方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证明看不见的手,新古典经济学家一般将诺奖获得者的贡献视为:从各种角度对看不见的手某些方面的证明。一般均衡模型使斯密“无形之手”的天才猜想转化为可系统证明的体系,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在复杂的数学及重要的假设的基础上,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表明:竞争市场的特定结构具有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特征,每一种竞争性市场都是帕累托最优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普遍赞美一般均衡模型,哈耶克曾指出:“价格机制是效率最高,最简洁的传递信息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现代金融体系为将来的收益流提供了有效定价,从而实现了金融资源的配置,金融风险的有效分散以及财富成长和分享。

二、金融危机的可能起源———市场负外部性

作为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的理论基础,一般均衡模型的理论价值在于:创立了一种理想的市场类型,即理性人,完美信息等。市场经济通过价格影响资源配置,一般均衡模型实际上为研究真实的市场提供了参照标准,从而测度、估计现实的市场状态是否达到最优,用与理想的市场(资源配置达最优)的差距来评价现实市场。由于个人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不一定会带来社会最大化的结果,经济学中称为“社会困境”,现实生活中充满如信息不对称等不完善的地方,完美市场是不可能实现的境界。新古典经济世界把竞争性市场的结果与“最优性”结合分析,将竞争性市场的结果视为带有最优性的结论,这实际假设个人效用与厂商生产函数相互独立,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假设不成立,如某厂商决策会对其他人产生可预见的市场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根本没有纳入交易者成本的考虑,因而市场价格不能自动调节这种影响。

金融市场本身具有特殊性,在涉及提供复杂的金融产品时,市场参与者会有一种内在倾向提供多于市场能够承受的产品数量。按照行为经济学的解释,由于资产价格上升会使投资者产生价格还要上涨的预期,从而吸引新的买主,这些新的买主出于同样的考虑预期未来价格的上升,这就类似于“击鼓传花”的游戏,只要游戏传导链不断裂,金融产品供给就不会停止,这种过度复杂化的金融产品本身增加了市场总体风险,但是这种总体风险又不纳入供应者的成本函数。因此证券市场上往往出现过度的金融衍生产品供给,生产者没有考虑带来的社会成本,从而产生了一种负的外部性。这就产生了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如果太多的参与者这样做,会出现市场的间歇波动,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引起崩溃。这就需要监管者关注参与者的仓位,以发现潜在的不平衡。这意味着,某些衍生品,如信贷违约互换尤其易于制造隐蔽的不平衡,因此必须被监管,而且适当时应被限制或禁止。

三、金融市场制度设计———“激励相容原则”

新古典经济学家对自由市场的信心来自一般均衡模型,一般均衡模型不存在货币、政府、法律制度,产权体系,银行等,所有信息通过价格传递、调节,一般均衡模型只分析了市场的价格机制,因此一般均衡模型内部不可能对市场多样化各种制度基础的细节进行分析,而自由市场经济除价格机制外还需要非市场制度(法律、货币、产权)才能使之运行,这些是市场得以有效运行的制度基础。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金融行业提供相应的金融产品的支持,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增加更多金融衍生品的好处会随着金融行业交易的不断膨胀而递减。到了某个临界点上,实体经济领域的资源配置和风险分担的需求已得到完全的供给,再增加金融产品可能会带来负效应。这一点正如科斯指出的那样:“利用市场是有成本的”。格林斯潘对于前述的《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批评处于他对于监管可能引发市场扭曲的担心,如果把监管带来的市场扭曲作为监管成本看待,同时将市场的有效运行视为监管收益,那么对于监管机构来说,金融监管也是存在一个临界点的,超越了此临界点,监管成本可能大幅上升,同时会带来对于实体经济融资需求被抑制的严重后果。因此如何设计出“激励相容”金融市场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激励相容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制度安排,化解市场与监管方的利益冲突,引导市场参与者为自身利益最大化选择是市场总体收益最大化。

四、对我国证券市场制度设计的建议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证券市场走过了20年的历程,资本市场为国民经济各行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据统计,20年来,通过股票市场募集的资金达35711.75亿元。其中,首发募集资金18338.65亿元;配股募集资金4226.8亿元;增发募集资金13146.3亿元,其中4986.11亿元为非现金认购股份;通过认股权证募集总额355.92亿元。资本市场使得社会资源向优质企业集中,使得企业实现了跨越发展,市场崛起了一批如苏宁电器、三一重工、云南白药、招商银行、格力电器等具持续成长能力的上市公司,为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奠定了良好的微观基础。

金融监管学范文第7篇

关键词:金融;监管;模式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01

引言

金融监管作为国家政府对金融活动监督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确保金融市场稳定有序发展的有力措施。特别是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金融活动开展数量激增、金融活动的风险问题越发严重,这就要求金融监管部门更应该进一步的强化金融监管工作,根据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社会建设以及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创新改革金融监管体系,通过强有力的金融监管确保指导金融市场合理化、科学化、法制化、规范化的运转。

一、当前我国金融监管工作的缺陷问题分析

1.金融监管模式不够优化。当前我国对于金融市场的监管,采取的是“一行三会”的监督管理模式,即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这四家金融管理和监督部门负责对金融市场进行监管,这种分业监管的模式虽然可以有效的解决监管秩序混乱问题,强化金融监管能力,但是也存在着较多的缺点与不足。主要表现为:分业监管模式难以适应金融市场发展的需求,导致我国金融机构的在金融市场上竞争能力与竞争机会提升不足;造成了我国金融创新能力欠缺,证券业与商业银行难以实现优势互补,保险业和证券业的投融资渠道难以拓宽,金融衍生产品的研发能力不足;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性较差,监管机构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沟通不足、信息共享程度较低的问题。

2.金融监管方式不科学。目前我国对于金融市场监管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监管方式单一,金融监管主要依赖于外部监督,内部监督机制的建设尚不完善。在金融监管覆盖面上,金融监管主要集中在市场准入机制,对于市场退出机制监管不严格。在金融监管的标准依据上,缺乏系统完整金融监管法律规定。在金融监管手段上,既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指导金融监督管理,也没有先进的金融监管操作工具,造成了金融监管工作处于无章可循的尴尬境地,金融监管的权威性受到挫伤。

3.金融监管人才队伍建设落后。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是跨越式的发展,这就导致金融市场方面相关专业的人才队伍建设基础薄弱。对于金融监管领域,不仅仅需要精通金融知识和理论实践,更要求具有深厚的金融业务经验,全面熟悉金融法律法规,能够参与金融决策制定的复合型技能人才,然而这正是我国金融监管领域所欠缺的。人才队伍建设的落后、高技能全面复合型人才的不足,导致金融监管行业的工作水平提升出现动力不足的情况。

二、改革我国金融市场监管的策略

1.优化金融监管模式,强化金融监管机构自身建设。由于当前我国金融机构呈现出显著的混业经营趋势,因此金融监管行业应该针对这一新情况对监管模式进行改革创新,逐步的将机构型的监管模式转变为功能型的监管模式。通过对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创新,实现金融监管以金融业务作为确定监管机构和监管规则的依据,彻底解决跨行业金融产品监管权力与责任不清晰的问题,强化金融监管机构在防范金融风险、促进金融创新方面的作用。其次,应该强化金融监管机构的自身建设,根据不同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业务特点,完善机构设置与职责划分,形成监管业务衔接有序、操作规范、评价合理、监控及时的业务流程,强化事前、事中与事后的全方位监管能力。此外,还应该结合目前金融监管机构在混营业务上的欠缺,制定完善的协调机制,确保金融监管体系无漏洞,提高金融监管机构监管能力。

2.完善金融监管机制建设,创新金融监管工作方式。首先,我国金融领域主管部门,应该结合我国金融监管领域现状以及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完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通过具体细化、可操作性强的金融监管政策,指导金融监管工作的顺利实施。其次,为了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能力,确保金融监管工作的有效开展,除了强化外部监管以外,金融监管机构应该督促金融机构及时的完善内部控制监督机制的建设,按照全面性、审查性和及时性的原则,形成运作有序、权责分明、以风险管理为主的内部控制管理机制,确保金融机构的平稳发展。第三,应该不断的创新金融监管方式,尤其是强化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建设,通过在金融领域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强化对于金融机构主体业务信息、经营业绩信息、资本信息以及风险战略信息的共享与披露,依靠保障社会公众对于金融机构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提高金融监管的效果。

3.强化金融监管领域人才队伍建设,强化金融监管机构国际间的交流合作。对于金融监管领域人才队伍的建设,应该重点按照金融监管对于专业知识以及实践经验的要求,进行全面的教育培养,并结合国际化以及现代化的金融教学体系,采取学历教育、专业资格认证以及在职培训等措施,强化金融行业领域的人才队伍建设。此外,为了适应金融监管与国际接轨的需求,金融监管机构还应该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尤其是监管人才的培训交流、互相学习等内容,进而确保金融监管工作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需要。

三、结语

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正处于改革完善之中,金融体制还有待进一步的健全完善,因此金融监管的整体有效性相对较差。这就要求金融监管部门,必须认识到当前金融监管工作中存在的突出制约问题,结合经济转型发展的需要,通过改革监管模式、创新金融监管手段以及强化监管机构自身建设等多项措施,提高金融监管水平,确保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程翔.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管控与金融监管有效性研究――以复杂系统理论视角[J].时代金融,2012,(08):256-257.

金融监管学范文第8篇

【 关键词 】金融监管机构;不足;调整策略

一、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重要作用

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行为的监管行为,能够对那些不公平的金融行为进行很好的管理控制,进而为金融行业提供一个公平、健康的秩序,促进我国金融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而金融行业的发展变化与国家经济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换句话讲,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能够尽量避免国家经济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促进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从而保障了社会的稳定发展。总而言之,金融监管机构对于国家的发展进步有极大的积极作用。

二、金融监管机构目前存在的不足之处

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仍有很大的不足,阻碍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执行,下面简要分析了我国金融监管机构中的几点不足之处。

2.1、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不够完善。金融监管机构是对所有金融行为的监督管理,但是,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内容并不是所有的金融行为。我国的法律法规对于一些金融行为没有明确的规范,甚至对于某些非常重要的金融行为,都没有很好的条文规定。例如,我国法律法规对于公司退出市场行为的规范很不明确,致使金融监管机构操作起来存在很大的难度,导致金融市场出现了一些问题。另外,金融行业也是在不断发展的,但我国的法律规范却没能和金融发展很好的同步。现在,电子商业的发展非常迅速,在金融交易中的比例越来越重要,但法律法规还没有更好的完善对于这些新兴的金融行为的条文规定。

2.2、金融监管机构机制存在问题。由于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发展时间较短,所以,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体制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我国不同金融监管机构的合作沟通不够。各个机构的分工形式非常不错,机构间也有沟通会议,但是对于会议没有明确的规范,这样的沟通是不够的,阻碍了解我国金融行业的情况,不利于各个机构工作的良好开展。其次,金融监管机构理念仍然是传统理念,导致对于金融行为的监管力度不够。现在,金融行业发展迅速,监管机构面临的情况是瞬息万变。但由于监管理念的落后,导致了监管机构不能很好的发现金融行业内存在的风险或者潜在风险。可以说,这样的金融监管是不到位的。

2.3、金融监管机构的行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没有好的从业人员,再好的政策也不能被很好的实施。在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很多监管人员对于业务的熟练程度不够,整体的专业素质不高。目前,我国的监管人员的专业知识的储备量、金融风险的认识判断水平不能满足对于金融监管的要求。而且,很多监管人员从业时间不长,经验不足,这对于金融监管的影响同样不小。另外,随着金融行业的飞速发展,金融行业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形。而我国很多的监管人员不能跟上金融行业的发展脚步,业务水平呈现出大幅度的落后。显然,监管人员的素质不高阻碍了金融监管的良好执行。

三、金融监管机构不足的调整策略

3.1、完善金融监管的法律条文。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必须得到完善,才能促进金融监管的执行。首先,对于一些没有法律规定的金融行为,或者随着时展而产生的新兴的金融行为,必须增加相应的法律条文规范。而对于一些有规范的金融行为,也应该随着金融行业发展,不断的去修改完善其中的法律条文细节,使规范更加细致准确。同时,对于那些市场影响巨大的金融行为,必须要不断的去加强其法律规范,务求考虑到这些金融行为的所有情况,从而保证金融不会出现大范围的波动,影响经济的发展。

3.2、完善金融监管机构的机制。首先,要加强不同金融监管机构的沟通。对此,国家可以制定相应的条文规范,规定在金融机构开展机构会议时,不同监管机构的职责是什么,规定它们应该分析报告金融行业的哪些方面,从而加强金融监管机构间的全面沟通,实现不同金融监管机构间的信息共享。同时,还要改善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理念,加大对于金融监管的力度。从而对发展迅速的金融行业进行及时的监督管理,尽可能的去避免金融风险的出现。另外,也要完善监管机构内部的部门构造,数据收集、数据分析、风险监管等各个部门分工要明确,职能要分配清楚,这样能够很大程度的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

3.3、提高金融监管人员的素质。监管人员素质的提高是刻不容缓的。首先,要改善监管人员对于金融监管的理念,让他们认识到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和重要性,这样他们就会更有责任感的去工作。其次,要提高监管人员的专业素质,使其对于金融风险的分析判断更加准确及时,从而提高其处理金融风险能力。也要促使其不断的更新金融监管知识,对于新的金融行为有很好的分析了解。另外,可以实行老人带新人的制度,在保证金融监管工作正常进行的前提下,提高新人的实践能力,保证高能力金融监管人员的连续性。当然了,应该鼓励监管人员自主学习,不断的充实自己,掌握更多的知识。例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的金融监管人员应该能够掌握新技术的应用方法,尽量做到对新科技的熟练应用。总而言之,我们应该尽可能的提高金融监管人员的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

四、总结

国家要意识到金融监管机构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也要看清楚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目前存在的问题,包括相应法律法规不完善、监管机构机制问题和监管人员素质不高等方面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国家应该制定相应的策略去解决问题,保证金融监管机构监管工作的正常执行,这样才能保证金融发展的健康稳定,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都能产生很积极的效应。最后,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金融监管工作不仅仅需要国家安全金融监管机构的正常工作,也需要多方面对于金融行业监督管理的配合,这样才能更好的发展我国金融行业。(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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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学范文第9篇

摘要:本文基于比较分析的视角对美国、英国和日本三个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分析,认为三国在金融监管变迁的周期、动态博弈的过程及侧重点都有相似之处。最后将三个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基本情况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监管;比较分析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金融自由化、金融国家化和金融证券化迅速推进,金融监管已然成为一国乃至世界经济健康运行需要面对的重要方面。一国的金融监管不能局限于本国的立场,应当将眼光放向世界,从多方借鉴各国金融监管成功的经验,从战略的角度进行分析对比,探索出金融监管的一般规律并从中得出对本国有意义的启示,从而稳固并完善本国的金融监管体系,确保经济健康运行。

二、发达国家金融监管体制比较分析

(一)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

美国是一个金融业发达的国家,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虽然建立时间比英国晚,但发展相当迅速,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美国一直实行的是分业监管体制,不同的金融业领域设定了不同的监管机构。更具体来说,美国实行的是双线多头监管体制。美国中央和各州政府共同拥有监管权力,称为双线,在中央和各州也各自拥有多个金融监管机构,称为多头。对美国而言,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同时行使监管职能,对同一家金融机构(如国民银行或州银行)形成了多头重复监管。美国银行业的两个最主要的监管者分别是财政部货币监理署(OCC)和州银行监管当局。

(二)英国的金融监管体制

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强国,英国的金融业起步较早,早在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成立就标志着英国金融监管的开始。到1997年,英国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将原本9家金融监管部门组成金融服务监管局(FSA)――集银行、保险、证券三大监管于一家的监管机构,英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也变成了集中监管体制。英国在1979年以前主要是依靠本国的金融自律组织来发挥监管作用,并没有成立自己正式的金融监管机构。近几十年来,随着金融环境的日益复杂,仅仅靠金融机构的自律很难确保金融机构的稳定,英国金融监管体制也逐渐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三)日本的金融监管体制

日本金融监管体制的快速发展是在二战之后开始的。日本在1998年6月起改革本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建立了本国单一独立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督厅,简称金融厅。金融厅负责对本国金融业的综合监管,基本完全脱离了政府行政干预的影响,大大加强了金融监管的权威性和独立性。

(四)发达国家金融监管体制比较分析

从国际上金融监管体制发展的总特征可以看出,存在着一些共同点与相似之处:

1、金融监管体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金融起步阶段的混业监管到发展阶段的分业监管,再到发达阶段的统一监管,但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回到起点,而是建立在金融法律制度日益完善,监管体制不断发展健全的基础上的一种新的制度变化。

2、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是一种动态博弈、不断发展的过程,金融创新是金融监管体制变迁的内在动力,决定了金融监管制度的内容、方式、手段等变革。在经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美国强化了管制,建立了严格的分业型监管体制模式,这种严格的分业监管与金融机构的获利需求相冲突,导致了逃避监管的金融创新形式。再监管就是针对不断暴露的监管问题和缺陷而被提出的。

3、20世纪70年代,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兴起,各国金融监管当局注意到由于管制过度而引起效率损失,转而提倡效率优先的金融监管。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墨西哥、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开始强调在金融稳定基础上的金融效率,纷纷改革金融监管体制。

三、对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启示

综合分析各国金融监管体制,笔者认为一个合理的金融监管结构应当符合本国历史文化背景,同时适应国际金融发展的大环境,运用成本最小化与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构建,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的选择与改革也应当遵循上述原则,借鉴国外金融监管体制与成效可以给我们如下启示:

(一)协调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的关系

过度的金融监管在保证金融体系相对安全的基础上,就会限制金融业的正常发展;然而过度的金融创新尽管可以带来金融业的高速发展,但也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因此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有效地协调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这一对立统一体,并顺应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潮流,适时适度的推进全球金融监管合作。

(二)完善金融监管法律及制度

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相关法律制度已经初步形成自己的体系,但是相比国外严密的监管法律体系而言还是有一定差距,比如美国,美国素以完善的金融法律著称,美国严密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可以防范相当多的风险产生。我国应当借鉴国外严谨的监管法律经验,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律和制度,创造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推动经济健康发展。

(三)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

我国的信息披露制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第一是督促金融机构在信息披露上力求真实、完整、准确,并且及时进行信息披露,让投资者能充分了解和质询。第二是应当发挥和完善中间机构的监督作用,确保披露的信息真实无误。第三是对虚假披露,不充分披露,不按时披露等行为予以法律制裁,同时对于受害者给予必要的赔偿。(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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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于维生,张志远.国际金融监管的博弈解析与中国政策选择[J].国际金融研究,2013,(1).

金融监管学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金融国际化

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深化与发展是金融国际化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伴随金融全球化的日益深化,负面影响也逐步凸显。近十年来金融风险事件的频频爆发,而且金融危机的传染性越来越强,洗钱、腐败、逃税等跨国经济犯罪的猖獗,使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许多国际组织也逐渐重视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世界金融监管合作潮流已是大势所趋。国内外理论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地关注,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本文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评述。

一、国外学者的主要观点

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理论界和实业界的广泛关注,已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观点或成果。比如,布莱恩特(Bryant,1987)较早关注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面临集体行动的问题,认为各国出于个体理性所做出的政策选择最终并未达到整体最优状态,从理论逻辑上演绎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失衡的原因,但没有对理论进行检验。Martin(1993)、Kahler(1995)、Cohen(1996)分析了各国对于不同类型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态度,指出,与通过国际合作以实现共同利益相关各国更容易在国际合作防范危机方面达成一致,因为银行倒闭、金融风险等带来的国际风险冲击更直接。Herring和Litan(1995)更进一步提出,参与国际合作的国家数目越少,目标越趋同,对国际合作未来收益的认识越容易达成共识;金融政策决定机制越相似,越容易达成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Eatwell,J.和Taylor,L.(1999)以制度比较学的方法,结合实证研究,通过对比现有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现状,指出了存在的差距,还针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失衡现象提出建立世界金融管理局,以解决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失衡的思路。但是,没有探究失衡的根源。而且他们认为,国际角度的金融监管已经从监管合作发展为监管协调。然而,即便是国际协调,也不能充分解决存在的金融风险,必须向第三个阶段发展,即超国家金融监管机构的成立,它拥有决策权、监督权和实施权。这样的一个超级机构不仅使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发达国家也同样需要。Hans Tietmeyer(1999)提出了面对金融全球化深化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建议。

Giorgio Di Giorgio和Carmine Di Noia(1999)建议欧元区内各监管机构进行重新组合,重组后的金融市场规管架构的基础是,在国家层次和欧盟层次上,将不同的目标分配给不同的机构。也就是说,金融监管的三个目标――微观稳定,投资者保护,效率与竞争――应该分配给相互分离的三个欧盟机构负责,每个机构都处在欧盟监管者体系的中心。这三个独立的体系应该以类似于欧洲中央银行的模式进行组建,并与负责物价和宏观经济稳定的机构紧密合作。这就是他们提出的欧元区的四权监管体系。

Giovanni Dell' Ariccia和Robert Marquez(2001)构建了“监管中的外部模型”,并利用该模型研究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机制问题,揭示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内在动因,说明了差异较大的国家之间进行监管合作的难度。

Cornelia Holthausen和Thomas Rønde(2004)采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了对跨国银行监管的各国监管当局之间的合作。假定监管者的目的在于本国福利的最大化。他们把监管者之间的交流视作廉价谈话(cheap talk)博弈模型,他们研究发现:除非各个国家的利益完美地联系在一起,最佳的披露规管就无法实施;各国间的利益联系得越好,得到的整体福利就越高;银行为了逃避关闭可以选择跨国投资的战略,也就是说,银行倾向于选择最不容易被责令关闭的国家设立分支机构――这就要求母国和东道国的紧密合作。

二、国内学者的主要观点

国内学者王伟东(1999)从银行业、投资银行及银行业与投资银行的融合三个方面阐述了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现状,为了解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供给提供了便利。李哲(1999)提出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及当前国际合作的特点,对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进行了展望。刘宇飞(1999)从系统性风险的角度探讨了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问题,研究了金融机构日常监管的国际合作,认为这是在最后贷款人不能明确之时的预防性做法,并对国际合作的深化与发展进行了研究。孟龙(1999)探讨了金融监管国际协作的问题,认为金融国际化和全球一体化在促进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提高银行业运作效率的同时,也使得当代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后果更为严重,影响更为深远,银行监管国际化就成为一种客观的必然要求。他还探讨了国际银行监管的原则和标准。潘金生(1999)认为金融监管是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重要职责,并对金融监管的实施主体、实施对象、基本方法和目的以及国际金融监管面临的新形势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和做法。

汤正旗、邓保同(2000)指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是金融业国际化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并探讨了中国开展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问题。周道许、孔祥毅(2000),陈学彬、邓保同(2001)等从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一国金融监管失灵的角度提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建议。汪倩(2001)从反面论证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必要性,探讨了国际合作的一般做法,提出了我国应如何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问题。

朱孟楠(2003)教授从国际协调与合作的动因入手对金融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进行了研究,提出协作的动因及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一般理论。他利用数学工具进行分析,得出了协调情况下的两个国家能够比不协调的情况下达到更大的福利水平的结论。他还研究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主要方式和运行机制,分析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障碍及其清除的途径。关于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他研究了金融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的形式与效应、主体与客体;金融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的深化;中国金融的国际化及其与国际社会的协调与合作等。但从其金融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的深化一部分的相关内容来看,他的主要注意力在货币体系的协调与合作上。

郭春松、朱孟楠(2004)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考察了金融监管国际协调的动因,并在对金融监管国际协调合作的理论和我国的监管合作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和建议。孙焕民(2004)也探讨了金融监管国际协作的问题。他将金融监管的国际性互动交往分为三个层次:合作、协调和统一监管;在形式上表现为法律式的国际监管和协议式的国际监管。在国际协作中,国际规则也有两种不同的发展形式:从上到下的形式和是从下到上的形式。

张伟(2005)回顾了金融监管国际协作的发展历程,分析了金融监管国际协作的效应,并对金融监管的国际协作进行了展望。梅睿哲(2005)从我国的角度提出了金融监管国际协作的途径。

邓大鸣(2006)从金融监管区域合作出发,比较了金融监管的全球合作模式与区域合作模式,运用动态合作博弈的分析方法,建立了一个金融监管区域合作的成本收益模型,认为金融监管的区域合作与全球合作模式相比,虽然是一个次优的选择,但却是一个现实而可行的选择。

林俊国(2007)在阐述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机制的需求、供给和均衡问题,论述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机制的发展、主要内容、存在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

李成、姚洁强(2008)运用供求理论和模型分析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供求非均衡问题,研究发现,在开放程度、经济体制、金融结构方面的差异是造成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非均衡的主要原因。据此,他们提出应基于国家利益建立分层次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加强国家之间的沟通机制;统一会计准则,加强信息披露合作,推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进步。

三、简要评述

总的看来,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问题已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研究,在各个侧面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有人从成因、影响和目标进行研究,有人利用博弈论进行研究,也有人建立了成本收益模型进行分析,还有人对合作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并提出了一些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政策建议。其主要观点有:利益是推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根本动因;国家间的相关度影响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决策;监管机构的国际竞争影响金融监管的国际标准;金融一体化的加强会加快国际合作的进程;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可以分为合作、协调和统一监管三个层次与双边合作、区域合作和全球合作三个阶段;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中存在需求与供给的非均衡性;各国出于个体理性所做出的政策选择最终并未达到整体最优状态;相对于集中监管来说,竞争性的监管机构会出现低标准监管或监管不足等等。

然而,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这一课题进行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内在机制问题研究还比较薄弱,定量研究数量较少,而且离现实较远,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不强,需要进一步加强,这也是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方面今后一段时间内的研究重点。

参考文献

[1]Carmine Di Noia and Giorgio Di Giorgio(1999),hould Banking Supervision and Monetary Policy Tasks Be Given to Different Agencies? EUI Work-shop On“Macroeconomic Policy After EMU”,October 19,1999.

[2]Cornelia Holthausen and Thomas Rønde(2004),C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BANKING SUPERVISION,WORKING PAPER SERIES,NO.316/MARCH 2004.

[3]Dombrowski,Peter(1998)'Haute finance and high theory:recent scholarship on global financial relations,'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42(1):1-28.

[4]Giovanni Dell'Ariccia,Robert Marquez(2001),Competition Among Regulators.IMF Working Paper,WP/01/73.

[5]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机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6]刘宇飞.国际金融监管的新发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7]孙涛.国际金融监管的新进展[J].世界经济,2002(4).

[8]李成,钱华.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失衡的理论解读[J].人文杂志,2006.

作者简介:

刘明显(1964―),男,河南遂平人,经济学博士,副教授,广西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北部湾经济发展研究院金融投资研究所所长,广西金融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行为金融、金融产业集聚、金融寻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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