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险范文

金融风险范文第1篇

【关键词】金融风险；金融体制；WTO

随着我国加入WTO和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金融业务领域的日益拓展，金融业面临的竞争与挑战及经营管理中的风险因素日益增多，金融风险也日益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如何规避和防范金融风险已成为当务之急。然而，要想有效地控制和化解金融风险，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就必须对我国现阶段金融风险产生的原因有一个准确的认识，从而才可能制定出有力的措施加以应对。因此，认真研究当前金融风险的成因及防范和化解对策，对于维护金融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金融风险的成因

（一）风险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是造成金融风险的重要原因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金融逐步走向市场化，金融风险问题也随之突出。然而，人们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陈旧的金融观念尚难以根本转变，特别是金融风险意识远未树立，一些错误的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还有的认为，办银行是只赚不赔，银行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赚取利差，做的是无本生意，无风险；还有的认为银行的钱是国家的钱，亏了是亏国家的，银行亏损国家承担，国家绝不会让银行倒闭。因此，一些企业千方百计逃避银行债务，向银行转嫁经营风险，一些银行经营者也同样缺乏风险意识，重业务拓展、轻风险防范，以为贷款放得越多越好，业务做得越大越好，盲目扩张业务，不惜血本揽储，置银行风险于不顾。更有甚者，热衷于违规账外经营，导致金融秩序严重混乱，且由于账外资金大部分又投向高风险的行业，形成呆账，无法收回，形成大量的不良债权，潜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这些都表明，风险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不规范运作是引发金融风险的重要因素。

（二）外部环境条件尚差是造成金融风险的客观原因

一是行政干扰仍然存在。以前，银行充当着政府的出纳，现在银行的商业化要求银行拥有充分的经营自，不再充当政府的出纳。但又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一些地方政府强令商业银行贷款、直接干预银行经营业务的现象时有发生。二是企业对信贷资金“强依赖、软约束”没有根本改变。由于企业改革滞后，尚未真正建立起“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经营机制。一方面是企业盲目扩张的冲动非常强烈，对银行信贷资金的依赖性很强，长期依靠银行供血维持生存的局面基本没有改变；另一方面是企业经济效益普遍不理想，偿债能力弱，信用观念淡薄，偿债约束软化，银行信贷资产本息难收。三是金融机构之间过度竞争。由于管理失控，近年金融机构急剧膨胀，超过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些都造成金融资产高风险的状况，给金融业带来了潜在的风险与危机。

（三）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是造成金融风险的制度原因

主要表现在：一是城乡信用社、证券、信托等地方法人机构数量多、规模小、资金实力弱，风险防御能力弱；二是金融机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国有商业银行近两年在强化一级法人体制，健全内控机制和风险管理制度方面迈出了较大的步伐，推行了授权授信制度、审贷分离制度，实行垂直稽核体制，制定了经营管理等一系列禁令，但内控机制尚未健全，特别是前几年的金融混乱留有严重的后遗症；三是风险的补救机制尚未建立起来，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存款保险制度，金融机构在市场上基本是只“进”不“出”，对存在的问题一般采取国家包下来的方式去化解；四是由于一些管理者认为发展市场经济就是放权搞活，把分支机构视为独立法人，加上管理混乱，使金融风险失控。

（四）银行内部管理和内控机制不健全是造成金融风险的内在原因

内部权力的相互制衡及相关岗位职责的互相制约是保证银行贷款质量，降低金融风险的坚实基础。但从目前金融机构经营管理情况看，缺乏科学、严密、有效的内部相互制约机制，包括贷款审批、发放、资金支付在内的一些金融业务活动。制度约束不严，有关人员有章不循，违规操作，执行制度不规范，成了产生金融风险的内部漏洞。而且，一些从业人员素质低下，管理工作跟不上，对金融风险的严重性认识不够，风险控制不健全。商业银行长期以来重展业，轻管理，有些规章制度形同虚设，为了追求本单位、本部门和小团体的利益，冒风险违规经营，加剧了金融风险。

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主要对策

（一）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产权制度改革

1.必须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和企业经营机制转换的步伐。企业是银行的最大债务人，银行信贷资金风险的大小取决于企业经营的好坏，因而，企业改革对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至关重要。首先，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企业制度和产权制度，从而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其次，要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改善企业的融资结构。再次，要建立以市场为纽带的新型银企关系。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是融合的，银行与企业共荣辱，以市场为导向，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这就要求银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而是走出去为企业服务，为吸引和巩固客户群，银行不会为企业暂时的资金困难而离开，而是应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只有企业盈利，银行的效益才会提高。

2.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尽快建立以中国人民银行为宏观调控、监管中心，各金融机构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经营机制。首先，进行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创新，确立在国家拥有多数控股权前提下的多元所有制产权基础。其次，在产权结构改革的基础上，建立和健全所有者和经营者相互制约的法人治理结构，使国有商业银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业务经营商业化管理。最后，加强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强化内部约束机制。完善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制度。同时要加大金融机构内部稽核监察机构的建设，充实力量，以预防意外事件的发生。

（二）积极稳妥地发展资本市场

目前我国金融企业的资本充足率低，这对我国金融业参与国际竞争，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在国际上通过资本市场发行股票或发行企业债券是企业筹集资金的重要手段，以我国当前及长远的情况来看，完全依靠金融业解决我国经济建设中资金短缺的矛盾和化解金融风险是不可能的，要解决资金供求矛盾，又要化解银行资金的风险只有走积极稳妥地发展资本市场这条路。一方面，银行业发行股票，可以提高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提高我国银行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增强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在国家控股的前提下，鼓励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发行股票或发行债券，既能解决企业资金不足的问题，又可用募集的资金归还贷款，化解金融风险，降低金融业的经营风险。

（三）强化风险预警管理

对金融风险要提前做好预防，要制定金融危机的处置预案，明确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及处置危机的方法步骤。一要充分做好存款支付的准备工作，按规定交足准备金，留足备付头寸；二要建立多道防线，各金融单位要保持必要的资金流动性，立足自身解决支付问题，要层层建立金融风险防范准备金；三要层层签订风险防范责任制，实行风险防范分级负责，把风险防范和化解落到实处。

（四）建议走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混业经营之路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王松奇指出，中国金融界近几年正在推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管理制度，这是和世界性金融改革趋势相悖逆的一项措施。按照货币当局的初衷，分业经营，分业管理，有利于降低金融风险，但近年来的金融状况却显示：对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分业经营，分业管理实际上把它的业务范围限制在一个更狭窄的范围内，在国有企业仍然是国有商业银行基本服务对象的前提下，这些银行的风险实际上更加集中和扩大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资银行在国内设立分支机构，它们的业务投向绝不会象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那样被限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事实上，国外商业银行在运营上正趋于银行、保险、证券混业经营），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将使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益状况更加恶化。

当前我国的金融问题是经济生活中各种矛盾的集中表现。有些问题表现为金融问题，但其根源并不在金融领域。要彻底消除诱发金融风险的各种因素，除金融业不断完善自身的风险管理体制外，还依赖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国家经济力量的强大，企业市场化经营机制的完善和经营效益的不断提高，才是从根本上保障金融安全的关键。

【参考文献】

[1]李秀昆.略论我国商业银行现阶段金融风险的化解和防范[J].现代商业银行导刊，2007.

[2]石汉祥.论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管理[J].中国金融，2006.

金融风险范文第2篇

在许多人眼里，房地产市场一直很混乱，可多少年来，就是没有正经地整治过。即使有些整顿办法出台，也给人一种隔靴搔痒、虎头蛇尾的印象。原因很简单，这个构架在愈演愈烈的圈地运动之上的产业，早已成了不少地方的支柱产业，成了不少机构、权势阶层握在手中的一块大肥肉。

自打央行搬出12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后，即刻就遭到房地产业内人士的猛烈批评，指责央行为防范金融风险而采取的紧缩房贷政策“下药过猛”，批评央行对不同收入者给予不同贷款的金融政策“恐怕在全世界也绝无仅有”，是一种“仇富现象”。

之所以出言激烈，就在于121号文件戳到了房地产商的要穴――从建筑施工企业，到房地产开发企业，或是政府土地储备机构，甚至个人购房者，一句话，从住房按揭、土地储备、施工企业贷款到公积金等各个环节，拧紧了流向房地产市场的资金“龙头”，对混乱的房地产市场给予了重炮轰击。虽然这种炮轰仅仅是建立在降低银行本行业风险的前提下。

但透过有关对这项旨在控制银行业内风险政策的是非曲直争论，我们却感到了隐藏在其后的更大的风险――

阶层矛盾充满火药味儿

121号文件颁布后，曾有人这样形容：SARS疫情通报归零，让六月的艳阳天格外的明媚，但央行信贷政策的调整却像一场“六月雪”，让房地产市场开始进入了严酷的“冬天”。

既然是“六月飞雪”，肯定就有天大的“冤情”。既然是天大的“冤情”，当然就要申诉出来――比如，“银行的个人存款中有钱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购买第二套住房的也是以富有阶层为主，而中国人民银行房贷政策的变化，显然是不为富人服务”；“不仅是对高收入者的一种歧视，也是一种仇富现象”；“人行这种做法主要是限制那部分以投资为目的购房者，但这种做法却会伤及一部分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

既然是申诉，自然就要把自认为有利于己方的理由全道出来，但一不小心也会泄露出这个行业的秘密――“现在中国三万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完全符合‘文件’贷款标准的也就百分之十左右。”那么，这个产业中，到底有多少企业是在违规经营，也就不说自明了。

随着收入差距的急剧拉大，社会分层的现实已不容回避，不同阶层间的矛盾也开始显现，但以如此公然激烈的方式展现出来，这还是第一次。

虽然房地产业一直属于暗箱操作的“深水区”，其内幕也非常人所能了解得到的，但谁都清楚这是一个能够疯狂敛财，甚至是空手套白狼的行当。

不是么？就房地产开发商而言，在开发期有开发信贷，在销售期有流动资金信贷，而期房销售又是开发商普遍采取的方式，即利用个人按揭资金滚动开发。据业内人士称，许多公司自有资金只有10％时，就敢向银行贷款90％。

不是么？以强制性或准强制性手段从百姓手中低价征得的土地，转手高价卖出，坐收渔利。而最终无论地皮多贵，都会有人接手。甚至走出了一条利用套得土地，多重抵押、连环担保获取巨额贷款的致富模式。

不错，房地产是资金密集型行业，它所开发的项目各个流程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但资金的来源可以是多样的。比如企业上市、资产证券化、抵押、发行债券、基金、信托等等方式。就拿信托融资方式来说，无论是车公庄危改小区项目，还是景龙国际公寓股权信托项目，抑或北京三环新城信托项目,都受到了投资者的追捧,在很短的时间内筹集到开发商所需的资金。他们靠的是什么？就是楼盘自身的吸引力、自身的竞争力。既然地产业已有这样的成功筹资案例，为什么一定要死死搂住银行这棵大树呢？

金融是国家的命脉，银行系统的稳定是金融稳定的核心，控制金融风险也是今后的工作重点。一旦银行出了问题，谁的日子都不会好过。这是明摆着的事儿。但为什么这么浅显的道理，在部门利益、阶层利益面前，就讲不明白呢？长期以来，类似的情况在一些行业、一些部门并不鲜见。到底是什么在支持着他们？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如果这类问题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它所孕育的风险，恐怕就不单单是金融危机的问题了。

银行风险不仅仅来自技术层面

此番房贷收紧，影响最大的除了房地产业外，自然还有银行。这是因为房地产贷款业务已成为中国商业银行的重要利润来源。就在今年3月，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还相继推出了颇具吸引力的住房贷款业务：

中国工商银行推出一些针对个人信贷的创新品种，增强个人住房贷款的流动性。并称截止到4月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2758.19亿元，比年初增加177.41亿元。

中国建设银行也连续推出近10个个人住房贷款品种。

中国农业银行年初就定下了2004年个人住房贷款占全部贷款余额比例10％以上的目标。

在房贷市场一直处于弱势的中国银行，也在加快房贷业务的创新速度。据说，现在其地产信贷已占总信贷规模的15％。开拓了个人自建房贷款、车位抵押贷款、“加按”、“重按”、“转按”住房贷款、个人组合公积金贷款等十多项个人住房贷款业务，房贷余额的增长速度已超过了其他3家国有商业银行。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3年4月，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余额已达18357亿元，占商业银行各项贷款余额的17.6%，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9246亿元，占商业银行各项贷款余额的8.9%。其余的9000亿元几乎均为开发商贷款，而这其中的15%至20%为流动资金贷款。不难看出，约有1300亿至1800亿的银行贷款面临回笼。

央行收紧房贷，银行贷款总规模必然要下降，经营业绩也会受到相应影响。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执意出台121号文件呢？原因很简单，银行将大量的资金投向往房地产，已经带起很大的泡沫，如果继续吹大这个泡沫，银行的风险必会陡增。

有关专家指出，涉足过房地产的富豪都曾通过银行贷款进行自身财富的“快速膨胀”，而这些人的“空中楼阁”一旦倒塌，银行将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很可能形成上亿元的巨额亏空，并转化成银行不良贷款。金融危机早有前车之鉴，中国不能再步其后尘。

但我们注意到，对121号文件，银行界人士却表示谨慎。商业银行的一些人士表示，“对央行的121号文件不好说什么，执行是要执行，但关键看效果”。另有人士指出，“现在看来，央行的政策主要是着眼于一种‘堵’的方式，但实践证明，防范金融风险，‘堵’并不是最好的方式，也不一定能取到最好的效果。更何况以前也不是没有限制。但大家不是照样贷到款吗？” 看来，银行的风险不仅仅来自技术层面，更多的是银行体制性问题。

事实上，早在2001年央行就发过类似的通知，即中国人民银行2001年195号文件。文件强调房地产商自有资金不低于开发项目总投资的30%；开发项目必须“四证”齐全；对个人住房贷款的抵押比例住房不得高于80%，商业用房不得高于60%，禁止零首付。就是这样一个政策，不但在执行中被大打折扣，甚至还被一些人钻了空子，骗取国家信贷，搞起“假按揭”来。

一位曾在房地产公司工作的职员，在他离开房地产界时，揭开了“假按揭”的黑幕――由公司出钱，以职员个人名义办按揭。一旦房子再卖出，就到银行办个转户手续（但直到这位仁兄离开房地产业后，也没弄明白，这个户是怎么转的）。这样，以“按揭”方式购买70万房产，公司拿出首付款10万元后，银行即刻就可把剩余的60万房款打到公司账上，而公司每个月仅需支付贷款及利息3000元左右即可。仅这家公司参与骗按揭的就有30人，总计1500万人民币。――无疑是又一个吃双轨制（贷款利息双轨制）的典型案例。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的钟伟先生认为，在官本位激励约束的背景下，作为国有银行的银行家往往是市场化的激励不足，他们的银行家才华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而作为国有银行的行政官员往往又是行政约束不足，他们为了和地方官员、企业家保持融洽关系，国有银行的庞大资金往往被作为可以换取强化行政地位的“牌”来使用。

表面上看起来，一宗大额贷款项目至少需要经过3个部门的审批――借款人说服银行借贷员；信贷申请必须经过银行风险管理总监及风险管理部通过；借贷申请提交给信贷委员会――改革后的银行审批程序应该能够阻止贷款中的违规行为，实则不然。

人们看到，几年前，就在国有银行收缩经营区域、惜贷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在少数领域，即房地产、基建项目上，拼命放贷，使银行同企业的结合度空前加强，风险也随之激增。特别是自1998年建立大区行央行监管体系以来，央行对地方的金融监管实际上是在弱化的。

不是么？1999年银行系统刚刚剥离掉1.4万亿不良资产，但到2002年，四大国有银行又新增不良资产1.7万亿。积弊如此之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魏加宁先生一语道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们的金融改革多少有些‘重防轻改’。但是加入WTO之后，面对外资银行的竞争，如果继续‘重防轻改’，风险只能会更大。”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曾表示，中央正在考虑再次援手四大国有银行，减少它们的坏账，但强调它们必须首先理顺内部关系。类似银行内部腐败、监管不严和浪费现象是中央所不能容忍的。据悉，中央已决心在2007年银行业“不良资产出现高峰”之前，全面解决银行业存在的问题。”

非银行的外部风险

我们注意到，自央行121号文件亮相后，房地产业的相关部门、地方政府的相关机构一直对如何减少房地产业的泡沫，规范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保持缄默。

谁都知道银行的钱贷不出去，就会亏损。但如果所供贷款的项目竟是泡沫、窟窿，恐怕银行再怎么选择贷款对象、控制风险也是枉然。也就是说，控制银行风险还需要同时理顺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规范各行业的发展才能见效。此番采取的减少房贷泡沫的举措，如果没有房地产部门的配合，不从“土地”这个源头抓起，控制银行房贷风险只能成为一个良好的愿望。

房地产业的巨大利润主要来自于土地储备及地价运作。土地批租存在的黑幕，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在一些大城市总有几个靠“能拿地”成为富豪的地产商，还有不少人同银行、地方政府保持着“亲密接触”。道理很简单，土地的使用权在地方政府的手里，需要向他们“批”地，而钱在银行里，需要向他们借贷。

为什么老百姓总说房价太高？大量的存量土地、划拨土地、违法地进入商业开发市场，再经轮番炒作，地价已翻了几个筋斗，最后等百姓买单时，怎能不高？如果土地违法批租和炒作现状得不到有效控制与治理，其他无论什么措施都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为解决土地问题，早些时候就建立了“土地储备中心”，但这个机构到底对解决土地问题能起多大作用？从土地储备中心人员的只言片语中能让人感到，仅在目前的运行模式下，这个机构在整顿土地市场方面不会有什么作为。因为不少地方已把土地当成了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当成了小团体乃至个人的大钱库。况且由于土地使用权归属复杂，各部委都可以成为土地进入交易市场的渠道。而这些衙门，随便拈出一个来都比一个城市的房地局大。而作为房地局下属的土地整理储备中心，要想管这些衙门的事情，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不少民营企业家抱怨，“你想在国内市场发展好，不靠近权力就寸步难行”。因为政府的权力对现实的经济活动渗透得太深。权力一旦进入经济领域，不仅市场经济不成为市场经济，而且社会财富也会通过权力以各种方式转移到少数人手中。

金融风险范文第3篇

（一）金融风险的内涵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市场是整个市场经济体系的动脉。对于金融经营，风险是一种客观存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学好如何去控制风险，规制金融风险隐患。金融风险可以分为市场风险、制度风险、机构风险等等，但在我国最大的风险来自于传统体制的影响以及监管失效导致的违规。

（二）地方债务问题越发显著

引起地方债务问题的原因。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激增、潜在风险较大等问题也逐步暴露，但是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与欧美经济体的债务危机有根本的不同。发达国家的债务困局是发达经济体长期实行高福利、赤字财政政策以及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分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所造成的，而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分权制下财税体制的弊端。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却与愈演愈烈的欧美债务危机有着相同的现实背景。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后，各国政府用强力度的财政扩张政策刺激经济，导致2010年以来世界各主要经济体财政风险急剧上升。我国以地方融资平台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迅速扩张也是在2008年以后。2009年和2010年，我国新增银行贷款大量流向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2009年地方政府债务由2008年底的5.56万亿元急速增至9万亿元；2010年，即使基础设施项目贷款收缩，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仍增长了18.86% 。

我国地方债务的潜在风险。关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一方面，2008 年、2009 年发放的银行贷款集中到期，另外由于控制房价之后，土地出让金减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还款来源减少，后续贷款则一方面监管严格控制，另一方面银行动力也不大。我们了解到银行 2009 年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时候利率是下浮 10%的，现在把资金贷给企业，可以上浮 30%甚至到 50%，所以银行自己现在也没有太大动力给平台贷款 。平台现在贷款没有，发债也受阻，靠借新还旧来缓和风险的可能性比较小，所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应当值得关注，这是第二个风险。能否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关乎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因为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至少带来三个严重的后遗症：一是中央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空间受到限制，松不得也紧不得；二是不可避免对私人消费和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三是不断出现负面消息对资本市场造成冲击。

二、 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

新形势下完善金融监管的必要性。金融监管是对国家与金融市场、政府与金融企业之间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随着现代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国际金融业正向全球化和自由化发展，传统的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业务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这些都对传统的金融监管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加强金融业的监管一直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各国都逐步形成了一套符合本国国情的金融监管模式。我国如何建立和完善适应开放经济条件下的金融监管体系，已成为金融体制改革必须面对的现实 。

国内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和事实的混业经营，突出表现为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保险业之间的业务划分日益模糊，这种变化使得现行监管体制所隐含的问题日益突出。在金融业务界限日益迷糊的现实情况下，我们必须明确的知道实现金融混业经营，一般需要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金融机构必须具备有效的内控约束机制和较强的风险意识；二是金融监管能力较强，有完备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和较高的金融监管效率。

金融风险防范的意义。金融风险一旦发生，带来的损失金额往往比一般风险造成的损失大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这是因为货币资金的筹集与经营，不但涉及生产领域和分配领域，而且还涉及流通领域和消费领域，即涉及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所以，金融风险的存在与发生，无疑是对经济稳定发展的一个威胁。而金融风险防范的实施，不但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而且能在金融风险发生后减少它带来的经济损失，从而减少金融风险损失给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带来的波及效应和不良后果，最终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三、 关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建议

规范地方债券市场。在我国法律法规不健全、信用评级缺失的情况下，如何通过一揽子方案设计以及配套措施建设控制地方债违约风险是自行发债面临的最大问题。首先，建立和完善地方债券市场。在试点推进过程中要制定相应的风险防范和监督机制，对发行模式和偿付机制进行科学设计，对发债规模和资金运用等进行严格限制。通过试点最终是要探索建立规范的地方债券市场，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总第522期2013年第39期-----转载须注名来源从发行、担保、审批、交易、回购、偿还等各个环节制定详细的运行和操作规则，同时逐步放开地方债的投资对象，从机构投资者逐步扩展到个人投资者。其次，彻底完成商业银行的去财政化。要切断地方政府与银行的潜在利益链条，通过修订《预算法》、《担保法》、《商业银行法》等规范地方商业银行运作，实行真正意义上政企分开的股份制运作机制，在推行地方债的过程中，防范债务主要由银行认购等现象的发生，借此真正完成商业银行的去财政化 。

稳定地方财政 避免信用违约。地方政府债务核心是加强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财税体制改革。加强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核心是加强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财税体制改革。允许地方政府发债面临着平衡地方政府收支这一根本性难题，这也是地方债务问题产生的根源。地方政府收支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在于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的矛盾。因此，必须通过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失衡问题，为地方政府提供未来可持续的新收入来源。如果中国经济周期在下滑，地方政府债务立刻会成为大问题；如果持续平稳较快增长就不会成为大问题；因此，要想杜绝政府债务危机，还是要稳定经济，稳定周期，不宜于让经济周期发生剧烈波动。地方债务问题直接影响经济环境稳定性，市场信用的稳定性一旦被破坏，会使得原本萎靡的实体经济雪上加霜。

动态的调整监管维度。加强金融监管，要完善监管规则，努力提高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实践表明，监管者及时发现金融市场发展中的风险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市场的变化往往领先于监管者的应对举措。因此，银行、证券、保险各监管部门要增强调控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有效性，及时研究和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妥善处理支持经济发展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促进经济金融健康发展。要在发展中不断扩大监管的维度，快速地完善监管的内容。这是目前转轨时期，多变的市场对监管机构的客观要求。

（作者单位：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省长春市 13011）

参考文献

[1] 李芸. 金融风险概述[J].财经之窗， 2011，（02）.

[2] 张捷. 地方债务问题剖析[J].财经时报. 2012，（06）.

[3] 魏佳宁. 防范金融风险 推动金融改革[J]. 金融时报. 2011，（05）.

[4] 高和平. 民间借贷乱相频现[J]. 上海证券报. 2011，（09）.

金融风险范文第4篇

2017年开年以来，一系列防控金融风险的信号相当明确――

2月28日，在中央经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上强调，防控金融风险，要加快建立监管协调机制，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强化统筹协调能力，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

3月5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经济金融风险隐患不容忽视”，并点名对不良资产、债券违约、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累积风险要高度警惕。

3月10日的全国两会记者会上，央行行长周小川等央行负责人，十多次提及“风险”。

此前的2月17日，央行2016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更是70次提到“风险”、16次提到“泡沫”;2月中旬，多家P2P平台传出“跑路”消息;同时，我国1、2月份外汇储备6年来首次徘徊于3万亿美元关口。加之长期存在的去产能、去杠杆和地方债务及银行坏账等问题，防控金融风险被提到更高的位置。

事实上，在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防控金融风险就被明确要求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并提出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2017年以来，“一行三会”亦先后表态。3月2日，刚履新的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公开“首秀”上就明确表态，要排查监管漏洞，完善预警机制，坚决治理各种金融乱象，确保不发生金融风险。证监会此前亦表示，要摸清风险隐患，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加强监管协调，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保监会强调，要对风险“露头就打，出手要快、下手要狠”。

春节前后，央行祭出“三连招”――调整中期借贷便利（MLF）、常备借贷便利（SLF）和逆回购，抑制资产泡沫，防范金融风险。

金融的本质是服务实体经济，其核心风险来自于资金“脱实向虚”。中国是全球唯一未经历系统性风险的巨型经济体，对此要借鉴的内容有不少。

“风险并不可怕。”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中行原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认为，从某种角度看，风险也可视为改革机会、改革动力，正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促生了中国国有经济重大调整，而这一调整恰恰是中国能躲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制度基础。

在曹远征看来，正如1998年“山雨欲来风满楼”，问题交织，却蕴藏前行之机。

防交叉传染

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当前系统性风险总体可控，但对不良资产、债券违约、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累积风险要高度警惕。

在市场人士看来，各类风险并非孤立存在，比如债券违约和银行不良资产可谓“同根同源”。

“春节以来，资金成本不断走高，线下中长期资金价格一天一个价。”一名债市交易员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市场情绪不高，对资金很渴望。

尤其是2016年下半年以来，债市违约攀升，一级市场发行成本逐月上升。企业负债率高和利润下行，使其偿债能力进一步减弱。而此时，一些强周期的信用债到期，兑付压力升高，煤炭、钢铁、水泥和有色金属等产能过剩行业迎来集中兑付期。

在前述3月10日的记者会上，央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局局长潘功胜表示，近年来中国债券市场发展较快，债券品种也更加丰富，投资者日益多元。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上，债券市场的发展正日渐重要。

“正是因此，债券已成为企业融资的一个重要来源，融资受阻会制约企业生长，加大经济下行压力。”民生证券副总裁管清友分析。

2014年以来，我国金融体系风险逐步从高风险环节向低风险环节传递，从表面风险最高的互联网金融到低等级的信用债，再到高等级信用债直至利率债。部分受访人士因此认为，中央要求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信用风险或是其中大概率事件。

而最主要的两个落点――债券违约和银行坏账，集中在我国金融体系核心的两大领域：目前债券市场托管存量为56.3万亿元，银行机构境内外资产总额超过232万亿元。

截至2016年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5123亿元，不良贷款率1.74%。

一位监管部门人士表示，由于统计口径原因，真正的坏账规模可能会更高一些。债券违约和银行坏账多源于企业运行状况下行，并将传导出去。

他介绍说，过去5年间，地方融资平台等企业部门债务余额扩张超过120%，债务率膨胀了约40个百分点，而PPI则连续4年下跌。由此，实际融资利率居高不下，推高了债务负担。

由此带来的影响，一是银行体系坏账压力增加，2016年不良贷款和关注类贷款余额增加41%;二是在实体经济回报率低迷、流动性充裕之下，股市、一线城市房价等资产价格泡沫上涨，冲击金融体系稳定;三是资本外流和汇率贬值。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汇率下跌有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需要根本性支撑才能防止资本大量外流。

债市违约、银行坏账、汇率贬值、股市下跌、楼市泡沫和互联网金融风险等，看似独立却容易交叉传染，源头是在企业层面。

“如果说早期对此还有分歧，那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各界已经达成了共识。”管清友说。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有序化解处置突出风险点，整顿规范金融秩序，筑牢金融风险“防火墙”。我国经济基本面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比较高，可动用的工具和手段多。对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我们有信心和底气、有能力和办法。

三大减震器

长期以来，金融风险均受到不同程度抑制。我国宏观经济的三大部门――居民、政府和对外部门，拥有各自的风险减震器。

其一，居民拥有高储蓄率。

早期，国内金融环境高度抑制，居民储蓄大量集中于中资银行，以低利率利好企业和银行――企业能以较低成本维持较高的杠杆，银行能赚取不菲的利差收益。充裕的社会资金，有效地保护着企业和银行。

近年来，居民观念的改变、人口老龄化等降低了储蓄率。尤其利率、汇率市场化和资本账户开放，使金融机构必须为获取居民存款给出更高的利率，利差收窄让其盈利能力降低。与此同时，企业获得的贷款利率也随之增加。

其二，政府部门曾经的低债务率和拥有土地、国有企业股权等大量资产，也是减震器之一。

但2008年以来，地方债引发了一轮偿债危机，依靠债务展期暂时得到缓解。并且，国有资产长期面临变现难题，尤其当前一些国企、民企处于经营困难之际。

“现在即便是地方政府想卖地变现，也受缚于楼市市场现实。”经济学家易宪容表示。

其三，对外部门的减震器是外汇储备。

十多年来，中国积累了峰值约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被视为坚不可摧的堡垒。而2016年外汇储备缩水约1万亿美元。

在3月10日的记者会上，周小川特别强调，我国外汇储备总量仍处于全球首位且远超出第二位，因而政策和市场都不应反应过度。并且，使用外汇储备和维护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整个过程利大于弊，动用外汇储备是卖出美元收回等价人民币，是等价交换的过程。

“尽管如此，三大减震器都要注意防范失灵风险。”易宪容说。

早前暴露的小额贷款、担保、互联网金融等风险，实则是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等缺漏，而2016年以来信用债违约、国债期货下跌和银行间拆借利率的结构变化，倒可视为风险传染的警示。

前述监管人士说，国债这一零风险资产几乎成为普通的风险资产，人民币这一并无长期贬值基础的强势货币成为被做空的货币，这都不正常。 我国金融体系中间接融资占据主导地位，防范银行业风险举足轻重。

紧盯资本外流

多位受访人士认为，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关键的一环是守住对外部门，即防止大规模资本外流。

导致资本外流的主要因素有二：一是外生因素，如美联储加息和特朗普新政;二是内生因素，特别是风险上升导致境内外投资者看空预期。若资本大量外流会引发流动性下降，继而导致利率上升，央行或随之以降准等冲销方式加以干预。

问题在于，央行的冲销能力不能出现随着资本外流而降低的状况，一旦逆市冲销不能完全对冲资本外流，流动性下降、利率攀升就容易影响到企业层面。

“这样的话，企业负债可能还会被进一步抬高。”易宪容认为。此外，利率上升还会使楼市恶化，导致去杠杆、去库存压力增大。此时，若叠加企业去杠杆、房地产去库存，金融风险或将加速显性化，致使银行坏账上升。

我国金融体系中，间接融资占据主导地位，防范银行业风险举足轻重。当下部分中小银行，特别是城商行、农商行的情况不很乐观。2016年11月，中诚信国际就将贵阳农商行的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担心其偿债能力和资产质量下降。2016年3月，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将中国一些金融机构集体降级，包括12家商业银行、3家不良资产管理公司、3家金融租赁公司、3家券商和1家资产管理公司等。

“从小银行到大中型银行，都值得警惕。”前述监管层人士认为。

但这还不是风险传导链条的终点。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行原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表示，一些金融风险一旦没有防控住，就可能超出金融体系范畴，与货币体系、财政体系、实体部门乃至内外经济互动等形成丝丝相扣的风险。

“因而要紧盯资本外流。”前述监管层人士表示，外部因素如美联储加息等很难把控，但必须遏制企业经营困难、高负债高杠杆等内部因素。

去杠杆为纲

自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也成为化解风险的主要抓手。

“与金融系统最为密切的是去杠杆。”前述监管层人士说。

去年5月，《人民日报》刊发“权威人士”访谈指出，“高杠杆是‘原罪’，是金融高风险的源头，在高杠杆的背景下，汇市、股市、债市、楼市、银行信贷风险等都会上升。”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

“高负债即高杠杆。”管清友说，企业加杠杆是为了构建产能、放大收益，但同时也必然会放大风险。

中央财办副主任、央行副行长易纲在前述3月10日记者会上提出，我国的杠杆率总体不算高，但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相对全球却较高，其中包含几层含义：

一是杠杆率持续增加不利于经济发展，且将不断积累风险。处理问题时，要首先考虑稳杠杆，让总杠杆率增速少一些、慢一些。二是在总杠杆比例下，对家庭、政府、企I间的杠杆结构做优化。由于我国储蓄率高，形成了以银行信贷等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格局，造成了高杠杆。

那么，怎样探索出一条出路？

易纲表示，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让企业能加大资本金和抗风险能力，从而降低杠杆率。这就要求企业“有多少钱就干多少事”，对自有资本金和借贷进行最优配置并把控风险，从而激发各行各业的资本约束机制，优化全社会的融资结构。

与高杠杆相伴生的是过剩产能，尤其是2008年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下行、内外需求萎缩，致使中国长期高投资形成的一些产能无法更充分有效利用，变成过剩，并逐步从钢铁、水泥、煤炭等传统制造业发展至光伏、风电、造船和基础设施领域，企业投资回报率下降。

“每年毛利润约8%左右，除去人力物力成本，只剩4%。”国内一位轮胎制造企业董事长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现在银行贷款的显性和隐性成本达到10%以上，“企业一贷款，就是亏本生存。”

梳理2012年以来相关政策发现，有关部门推动了几轮政策性去杠杆，但由于种种原因，伴生了一些问题。比如，2013年打击非标业务、规范银行资产负债表，成为当年所谓“钱荒”的导火索;2015年在唱多牛市后清理配资账户，没料想触发当年6月的“股灾”;2016年去杠杆过程中，四季度出现债券市场的激烈调整。

于是，中央当前力推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成立了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的“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国务院还于2016年10月《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及附件《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拉开了新一轮去杠杆的大幕。

国家发改委负责人曾公开表示，要重点遏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绝对不能比现有水平高，且还要防止少量企业恶意逃废债。

金融监管层方面，央行前述的“三连招”――调整MLF、SLF和逆回购，就旨在抑制资产泡沫，强力去杠杆。银监会2017年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则提出要稳妥开展市场化债转股，支持去杠杆。

“银监会、保监会分别规范了理财业务、万能险，并通过MPA（宏观审慎评估体系）考核来控制银行信用扩张。”前述监管人士介绍，2017年将重在查漏补缺，弥补监管短板。

管清友表示，杠杆风险存在于各个资产领域，下一步还要重视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杠杆风险。他在调研中发现，有的PPP项目的企业杠杆率达到26倍，总体杠杆率达到50倍，已远超股市、债市水平。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积极稳妥去杠杆”。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这与储蓄率高、以信贷为主的融资结构有关。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促进企业盘活存量资产，推进资产证券化，支持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强化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财务杠杆约束，逐步将企业负债降到合理水平。

“应对风险不需要大规模刺激，宏观经济一旦企，还是应该集中精力推进改革。”曹远征说，他最关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定下的300多项改革任务的继续推进。

金融风险范文第5篇

一、当前金融风险逐渐加大

尽管目前我国还没有出现过货币危机或大面积的银行倒闭事件,但我国银行的资产质量状况尤为令人担忧,其经营与管理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风险。

1、自有资本不足。金融机构自有资本的数量决定其弥补经营损失的能力,通常用资本充足率来反映。该指标是指资本净额与加权风险资产的比率。由于计算资本充足率需要对金融机构的资产按风险等级进行加权,而这方面可用的数据很少,因此我们只能用相近指标来替代。2001年国有银行的所有者权益仅占总资产的3.97%,信贷类金融机构为4.94%,均远低于1988年巴塞尔协议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的要求。由于我国金融业仍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再加上自身的积累能力相对较弱,这将使得资本不足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2、资产质量低劣。主要表现是不良贷款所占比重很高。2001年底,按四级分类,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为25.37%;按照五级分类,则接近30%,其中需要核销的不良贷款比例大约是8%,这样的不良贷款比例是很高的。

3、经济效益很差。尽管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较小,我国各大银行在2008年度取得了骄人成绩,但这与国家4万亿元刺激内需政策关联度较高,而其潜在风险未得到显现,潜在风险仍然不可小视。

4、统计信息失真。国有商业银行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财务会计、统计数据不准、信息透明度不够等问题,使监管缺乏必要的信息数据,并留下了监管真空。

二、金融风险呈现向财政转化的趋势

由于金融问题的公共性以及国有独资或控股金融机构在整个金融体系占主导地位的现实,解决金融风险的重担自然要落到政府财政的身上,在这个过程中,金融风险也逐渐转化为财政风险。

1、股权无偿划转。由于我国金融业在1999年以前实行过一段时间的混业经营,国有商业银行持有相当数量的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的股权,为了控制混业带来的风险,国家对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实施了“分业经营、分页管理”的体制,并将银行持有的其他金融机构的股权作了无偿划拨的处理。

2、追加注资。如1998年3月,财政部发行特种国债2,700亿元,用来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2004年1月,国家又动用外汇储备450亿美元,向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注资。

3、冲销呆账。如1997年冲销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呆账300亿元;1998年冲销了400亿元。

4、间接减征营业税。通过缩短国有商业银行应收未收利息的计收年限,以缩小国有商业银行营业税税基。

5、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将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剥离出来。

6、债权转股权。将有问题金融机构的债权转化为股权,以减轻原债务人的负担,使其得以继续延续下去。

7、中央银行再贷款。为了化解金融机构的支付危机,并对其重组,中央银行往往需要增加再贷款支持。但中央银行贷款损失最终还要中央财政补助。

8、地方财政的支持。在处理地方金融机构问题时,地方财政也需要提供多种形式的支持。

9、中央财政的直接补偿和暗补。某些被关闭金融机构的外债,由中央财政负责偿还,这些外债多为应付国际金融机构的债务。在处理一些被关闭金融机构时,对接手其相关资产和债务的国有商业银行,在一定期限内,可减免上缴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利息。

三、金融风险向财政转化的负效应

1、加大了财政风险。财政要支持各项事业的发展,本身就具有了一定的风险。如果金融风险向财政转移,就会冲击原有的预算平衡,给财政预算留下缺口,造成政府财政收支恶化。

2、不利于培植健全的银行运营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是“四有主体”,优胜劣汰。但由于考核监督机制不完善,国有银行为了完成国家或上级交给的任务,可能会自觉不自觉地利用隐性和或有债务的方式做表面文章。一旦出了问题,政府为了社会稳定的大局被迫救助金融机构。这种做法不但使问题层出不穷,也不利于培养银行建立完善的运营机制。

四、金融风险向财政转化的防范对策

1、政府要退出竞争性领域。一些地方政府出于“政绩”和“形象”的考虑,仍然有着不可遏制的投资冲动,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把本来就很拮据的财力沉淀在无望的工程上。所以,划清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化解政府财政风险的首要的一环。

2、理顺和规范银企关系。首先,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产权明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其次,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通过股份制改造,建立多元主体的现代商业银行体系。进一步加快商业银行上市步伐,并强化财政作为出资人的监督作用。

3、完善政府投融资体制。要加强投资决策的民主化,以杜绝政府投资决策的随意性和投资行为的短期化。对目前地方政府的各种融资行为要加以规范,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应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以解决资金缺口问题。

金融风险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我国的金融业长期是国有经营，行政干预过多，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能力较弱，金融风险更具特殊性和隐蔽性。因此，防范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对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促进金融业的健康运营，保证社会经济的有序、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一、金融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问题是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问题。由于金融活动的杠杆效应和金融风波的快速传递，金融风险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所谓金融风险，是指金融资本在经营与交易过程中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即投资人预期收益与实际收益的偏差。金融风险的存在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危害巨大，它不但能使个别金融机构蒙受巨额损失。而且还可能破坏一个国家或地区，乃至世界经济秩序的稳定。引发社会动荡。在我国，金融风险的主要表现为：(1)信贷风险。当前部分企业趁兼并，合资、分立等改革、改组、改造之机，采取各种方式逃债、废债、悬空银行贷款。导致金融业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信贷质量持续下降，成为当前最为突出，最为严重的风险；(2)信用风险。就是借款人不能依约偿还借款本息的风险；(3)流动性风险主要体现在金融企业不能变现资产，无力清偿到期债务。对客户提取现金支付能力不足。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虽未显现。但潜在的支付困难因素日益增多；(4)经营风险。是指由于银行自身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而形成的风险：(5)外汇风险。随着各行经营外汇业务的范围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外汇风险成为金融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6)市场风险。主要是由于证券市场不规范和金融市场秩序混乱引发的种种风险。在市场发育不全。投资渠道狭窄的情况下。巨额的社会游资利用不成熟的证券市场兴风作浪，导致股市风险变得极为突出。此外，一些地方的金融机构乱集资、乱抬利率、乱设机构等时有发生，潜在风险很大：(7)犯罪风险。金融业是巨额货币资金的集散地，容易滋生经济犯罪，也是抢劫、诈骗等犯罪活动的重要目标。目前，经济越是发达地区金融犯罪案件越多；(8)金融国际化风险。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金融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外资大量进入我国，金融风险在不断升温。如何防范和化解以上金融风险已经成为政府、金融机构和其他企事业单位，以及居民个人等各方面都必须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二、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保障内部控制落到实处

一是建立整体联动机制，确保内部控制贯穿于业务和管理的全过程。风险贯穿于整个经营活动的全过程和各个阶段之中，涉及方方面面。因此，每个业务部门要设置风险管理岗位，做到风险管理关口前移，实现对各个业务领域风险的“源头化管理”。二是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增加内部控制的前瞻性。应建立一套严格的、先进适用的风险预警机制，努力改变传统管理模式下风险判断表面化和风险滞后的状况，加强风险搜索的系统性和准确性，并对风险的波动趋势做前瞻性的判断，争取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工作的主动性。应从提高内部控制水平的战略高度出发，推进风险预警机制的建立，使之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三是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和考核评价体系，建立内部控制的长效机制。应制定专门的内控管理奖惩办法，对违规违章情节严重的，追究当事人和有关领导人的责任，扣发该单位当年目标管理中安全指标的领导者抵押金，或对主要负责人进行组织调整，包括调整岗位、降职等。对内控出色的员工，采取通报表扬、提拔任用、物质奖励等方式给予鼓励，树立典型，以点带面，从而达到教育一片的目的；相反，如果内控管理部门工作失职，不能及时地发现风险并做出反应，无论它事后如何进行质量评价或责任认定，对降低和化解风险的作用都微乎其微，所以对查而不实、纠而不严、惩而不力的单位负责人及有关人员要追究其相关责任。分应建立违规问题台账，落实违规机构和责任人，全面实现对各项检查查出问题的录入、查询、分类统计、问题整改的动态跟踪，为各级领导和管理者及时了解风险提供决策参考综合信息平台。

三、建立岗位经济责任控制机制

根据金融企业各个岗位的工作特点，制定明晰的岗位责任，建立具有相互制约特色的、科学的、合理的内部分工体系和经济责任控制机制。诸如对会计的核算质量和出错率、会计操作的规范性、信贷的贷款质量、贷款风险等情况实施定期或不定期的考核、打分评定，并将考评结果与岗位津贴、奖金等活工资挂钩，奖优罚劣。充分调动每个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而创造一个既有相互制约，又有自我约束、人人自律、励精图治、争先创优的良好金融工作环境。

四、实施人才工程，建立人员素质控制机制

结合银行等金融企业工作实际，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多角度地开展有针对性、适应性的岗位培训和新业务、新知识、新法规等的专题讲座，开展岗位练兵，适时组织业务知识和技术比赛，组织法律、法规知识答题等活动。切实抓好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使员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廉洁自律，不断提高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做到品德高尚，业务过硬，敬业爱岗。形成一个人人关心、防范风险的群体风险意识，使金融机构内部控制贯彻落实到每个人，身体力行。

五、加强会计控制，规范会计行为

银行的各项业务活动最终要通过会计核算预以反映，因此，加强会计控制要从加强内部控制的重要防线人手。一是要加强会计监管的力度，配齐配足会计监管人员，落实会计监管责任，保证有足够的力量、足够的时间搞好会计监管，定期报告监管工作，真正实现财会工作自我约束、自我监督、自我管理和自我完善的有效机制。二是加强会计业务的事后监督，重点是从会计事后监督的内部进行审核，逐步向由内部审核和实行自动网络与外部对帐相结合，真正实现会计核算、手工与电脑的自动监管。三是会计人员要严格按照《会计法》办事。不能接受其他任何指令。会计凭证应严格按照会计要素编制并进行审核，会计记录、帐务处理及其经营成果的核算都要严格执行《金融企业会计财务制度》的准则要求，保证帐表资料成为会计活动的合法记载和真实的反映。

六、总结

金融系统内部控制是一种自律行为，是为了完成既定的经营目标和防范风险，而对各职能部门的业务活动进行管理和制约的一系列方法、措施和程序的总称。健全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是金融业安全运营保障体系的基础，是我国金融业与国际接轨、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以银行业风险监管为核心的“巴塞尔体系”，始终包含着加强、改善内部控制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巴塞尔委员会1988年《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标准的报告》及1997年《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将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思想及要求具体化、系统化，并具有一定程度的强制倾向。人世后，我国银行业要融入国际金融体系，就必须遵守这些国际金融规则。我们与外资银行的竞争，是银行制度的竞争，银行文化的竞争，而在银行制度、银行文化中核心的内容就是内部控制机制。我国金融业要走出困境并在竞争中发展壮大自己，当务之急是用“拿来主义”，认真学习国际金融规则，老老实实向竞争对手学习。

参考文献：

[1]温显红.金融会计风险的防范与控制[J].企业经济,2003,(11)

[2]胡小平.中小企业融资[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金融风险范文第7篇

一、对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风险的几点认识

1.金融风险已成为影响最大的越来越集中的社会风险。由于金融资本经营的相对集中，以及对实体经济的全面渗透乃至控制，使得金融部门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中牵引资源配置的核心，即通过金融资本的流动就可影响甚至决定着人力资本、其他物质资本以及技术要素的流向与相互结合，因而对于现实生产力的形成和整个实体经济效率是至关重要的。但金融资本的集中，也使其人为操纵因素与投机意味愈加浓烈，尤其是以金融资本为直接经营对象的“金融创新”形式的发现与广泛使用，致使金融资本极易脱离实体经济而单独运行。如果失去了产业资本的广泛支撑，金融资本营运的不确定性及其决定的风险也就更大。这说明，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所带有的市场性金融风险随着金融资本的日益集中也变得集中化了。问题的关键是，一旦当这种集中性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不仅会造成金融资本营运的中断，更为严重的是，它将影响甚至极大地破坏着实体经济效率，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秩序。1997年以来由货币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最终导致了某些国家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混乱，就是有力的证明。

2.体制或机制因素越来越加剧了金融风险的积累。除了金融制度与金融市场所客观存在的不确定性外，随着以自由化、国际化、一体化以及证券化为特征的全球性金融变革趋势向各个国家的漫延，普遍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反应，也使各国的经济体制、法律制度与监管能力在对这种趋势的反应中变得日益突出与重要。但由于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甚至尚未建立的基础上，就片面地以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来带动经济发展，使高度市场化的金融制度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实体经济之间出现了较大的磨擦与冲突，这种体制因素所导致的不协调与不确定性的增大，就使得以信用风险、政策风险、管理风险与犯罪风险为主要内容的一类金融风险，成为金融动荡与金融危机的潜在隐患。

当我们对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予以考察时会发现，随着金融变革的进展，金融法律经历了一个由开始时强调管制到后来强调监管以及再后来的放松监管的过程，但发达国家的“放松监管”强调的是在利率自由化与金融市场国际化过程中的“有效监管”。在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放松监管”变成了消极的“不加监管”，明显的表现是，金融立法滞后，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监管体系支离破碎，透明度不够，监管效率低下。这种状况，必然加剧了金融风险的积累。3.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同政府财政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尽管要求政府减少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在过去几十年间的影响较大，但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资本规模的日趋扩张，金融部门的“外部性”也越来越明显，一家金融机构的破产会涉及到大量产业企业与家庭的利益损失，因而不管是国有的还是非国有的金融机构，这种“外部性”的扩展已使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准公共部门”，金融产品的经营也就成为一种“准公共产品”的营运。如此情况下，就不能不与政府财政有关。事实上，当今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动荡，没有哪一个不是由政府财政作为最后危机的解决者的，至于解决的效果如何，能否制止危机的进一步漫延，则要视各国财政实力而言。1980年以来，全球已有120个国家发生了严重的金融问题，这些国家为解决这些问题所直接耗费的资金高达2500亿美元。这说明，没有强大坚实的财政基础，就不可能有稳健可靠的金融市场，也就没有切实的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二、对当前我国金融风险及其防范与化解的分析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加快以及金融市场的建立与发展，日益开放的国民经济中金融资本的集中趋势明显，也必然伴有不可忽视的金融风险。但从我国能够顶住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这一事实看，我们对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因而，我们既应对主要的金融风险隐患有明确足够的认识，又应在吸收他国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发挥已有的优势，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增强对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能力。（一）对我国金融风险隐患中的主要因素分析。1.银行资产质量恶化，不良贷款比重较高。在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由于资本市场发展滞后，融资格局以银行的直接融资为主，在统一利率政策指导下，对支持企业不断增长的投资需求以及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内容的企业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各级政府对银行的日常经营干预较大，不仅信贷资金的经营带有“半财政”性质，而且扭曲了银企关系；在近几年的企业资产重组过程中，债、废债现象严重，这无疑加重了银行的压力。长期积累的结果，便是银行不良贷款比重较大，风险资产占银行总资产的份额超过40%（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应收未收利息数额较大。其中，由于我国财政集中的国民收入在过去的20年间逐年减少，财力较紧，因而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补充较少，使其资本充足率较低，影响了抵抗风险的能力；其他综合性商业银行，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高通胀时代，高息揽储现象严重，相互融资较乱，信贷资金运用的约束性较差；由城市信用社为基础组建而成的城市合作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由于过去的信用社乱集资现象严重，亏损较大，使其营运隐含着较大风险。

2.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日益暴露。我国的非银行机构主要包括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以及保险公司等。信托投资公司是由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各家商业银行的总行与分支行建立的规模较为庞大的一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进行清理前的1995年底，全国具有法人资格的信托投资公司共有393家（其中地方性公司为369家），资产运用额仅次于当时的国家银行与城市信用社。这类机构在发展中演化为“金融百货公司”，不但与商业银行一样从事存贷款与投资业务，也大量染指证券经营业务。然而，由于种种因素导致金融信托机构资产质量下降，不良资产增加。据人民银行统计，许多公司的逾期待收贷款占贷款总额的50%以上，一些公司净资产为负数；全国所有信托投资公司的帐面统计资本充足率为6%，有些机构的这一指标为负数。成为当前金融风险主要隐患之一。证券公司作为新兴证券市场上的中介机构，在管理体制尚未理顺之前，设置较为混乱，不但数量众多，与证券市场的实际发展状况很不适应，造成相互间的恶性竞争和对证券经营市场的垄断局面，影响了市场的效率；而且，由于缺乏必要的证券业财务会计制度，监管落后，使这些机构经营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大量证券经营机构通过各种渠道从商业银行折借巨额资金，申购新发股票和进行二级市场炒作，不仅使股票一、二级市场不公正交易严重，而且将资本市场风险传导到货币市场，危害商业银行的正常经营；几乎所有证券经营机构在前几年都通过开具大量空头代保管凭证，进行国债卖空，套取社会资金，用于投机交易，由此积欠了目前仍在清理的数额惊人的债务；随着参与证券市场投资人数的增加，各家证券经营机构吸附大量支付保证金，由于没有纳入统一的渠道进行监管，几乎没有一家证券经营机构不挪用这部分资金头寸用于自营业务的，其中隐含的风险是绝对不能忽视的。与此同时，随着保险公司数量的增加，在各家公司片面追求保费收入的过程中，不乏随意利用保单圈套社会资金的较混乱现象。而由于法规制度和现实市场环境的限制，迅速聚集的保费资金没有适当正常的投资渠道，这其中的风险积累也值得重视。

3.金融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所隐含的风险。金融资源基本上是通过金融中介机构的间接融资渠道和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渠道配置的。就我国目前间接金融配置看，金融机构对非国有经济的支持不够，而非国有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与促进就业的重要支撑，非国有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63%。但直接金融资源配置却并未适应这种国民经济格局的变化，银行信贷政策基本没有考虑个体私营企业的需求，按1997年底的余额计算，全部金融机构对乡镇企业贷款占各项贷款总额6.75%，对三资企业的贷款占2.52%，对私营企业及个体经营单位的贷款占0.52%，国有企业贷款占到90%左右，但国有企业仅占全社会总产值的1/3左右，融资与产值贡献率极不协调。这说明，金融机构的绝大部分资金在效率相对低下的环境中运行，如此信贷资金配置，不仅不符合经济增长格局的要求，而且孕育的金融风险也值得关注。

4.股份公司及其证券、期货市场的不规范因素太多，投机成份较大。在健全理想的股票市场上，股票应是能够长期获取股息红利的“投资证券”、能够支配公司财产经营的“支配证券”以及获取价差资本利得的“投机证券”的统一体。但在我国目前的股票市场上，由于占大部分的法人股、国家股不能流通而造成了如下结果：一是尚无法通过股票市场开展并购交易行为，加之董事会基本由国家股东与法人股东把持，从而不但使已上市流通的股票难以起到“支配证券”的作用（通过场内股票买卖不能实现控股目的），而且影响了股市对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贡献。二是导致分红回报率非常低，甚至根本不予分红派息，这一方面由于目前的股份公司是按面值分红派息的，与利用人为高价筹集的巨额资本金相比，分红率自然低，其中的不合理是显然的，难免不使股份公司异化；另一方面股份公司中法人股份与国家股份的产权仍不清晰，其中蕴含的不平等使二级市场上的交易者对现金红利的要求极低，这使上市流通股票几乎失去了“投资证券”功能。三是目前股权结构所决定的产权关系不清晰及其衍生物（如流通权的不同、配股权转让的差异同表决权、分红派息权相同的矛盾等）的影响，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二级市场的价格均必然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大幅度波动也就难免。况且，非流通的国家股、法人股的控股性质，以及他们对股市供求关系的控制，使目前股份公司渐渐偏离了个人股东的广泛支持，不管是机构还是个人均无法将股票作为投资证券、支配证券进行资，而大多利用高股价进行投机，但这种投机又进一步引起了股价上升与大幅度波动。这其中的泡沫与风险将直接威胁到股市与股份制度的正常发展。

（二）对防范与化解我国主要金融风险的建议。

1.我国防范金融风险的优势。不同于已受到危机冲击的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的是，我国至少在以下五个方面对防范外来金融风险冲击是位居优势的：一是虽然我国利用外资数量巨大，最近五年来吸引与利用外资2000多亿美元，但基本上是长期的直接性投资，这不仅是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而且没有短期资本投资冲击的问题。

二是1994年开始的外汇体制改革，为防止大量投机资本的入侵奠定了基础；尽管后来同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8条款，实现本国货币经常性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但这是在我国外汇储备已比较充足的基础上所作的改革，因而是有坚实保障条件的。三是我国主要加强同世界与亚洲开发银行的合作，经过努力，从这两个国际金融机构争取了大量贷款，并全部直接投资到产业部门、能源与运输系统的改造、农业发展、环保以及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上；与此同时，在争取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贷款中，我国坚定地奉行独立自主政策，并未因此受到人家的牵制，主动性较大。四是我国在积极推进对外开放进程中，始终立足于国情，根据国内市场的实际发展状况与监管能力，谨慎行事，比如，我国政府已确定只有当中央银行的监管能力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考虑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可兑换问题，这对我国防范国际金融投机势力的冲击是至关重要的。五是我国经济仍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人民币币值稳定，人民群众信心充足，这是我国抵抗金融风险的最根本力量。2.积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范与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对上述各种主要金融风险隐患应予以高度重视，在继续充分发挥我国特有优势的同时，切实采取措施予以防范与化解。

第一，加快企业与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理顺银企关系，活化银行资产。1998年财政部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使其资本充足率达到国际标准，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但最根本的还是应当加快商业银行体制改革，按《商业银行法》规定，切实落实分业经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强化约束机制等改革措施；在对银行信贷资产按风险标准分类并予以有效管理，加大对不良资产存量进行重组与清理的同时，还应积极推进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国有企业改革，理顺银企关系。经过改革至少能够解除目前困扰银企关系的信息约束问题，使银行与产业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上具有竞争意识的企业实体，从资产营运效益出发，银行努力寻找值得贷款的企业，企业也可自由选择能够给予贷款的银行，在这种基于效益基础上的相互寻求对象的过程中使信息畅通，以求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第二，加大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对于问题较多的信托投资公司，在清理的基础上坚决与各级政府部门脱钩，杜绝经营资金的财政化；基于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金融机构问题关注较多，国际金融动荡尚未平息，为了避免引起过大的波动及对信心的消极影响，对信托投资公司的清理应慎重，主要应按金融信托的应有原则积极进行改组，尽量实行平衡过渡。对于证券经营机构，应尽快建立健全有关证券业财务会计制度，完善有关会计帐户体系结构，充分发挥商业银行对证券投资清算资金的监督作用。

第三，提高银行信贷政策与资本市场政策对非国有经济的支持力度，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一是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应以收益与风险的衡量为主要标准，扩大对发展前景较好的非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建议随着各家银行“中小企业信贷部”的成立，真正将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的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支持列入各行的年度贷款计划中，作为中央银行起引导作用的“指导性贷款规模”中也应明确列出对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支持意见。二是向非国有经济开放证券融资市场，特别是对于进入基础产业、高科技、制造业的非国有企业，允许并引导其根据现代股份制企业制度改制上市，进行股权融资，通过资本市场获得持续发展的资本。与此同时，对于符合条件的非国有企业，也应允许按一定程序与要求发行债券融资，经过市场自律组织的审查，也可上市交易，以改善企业资本结构。第四，在继续推进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加强金融管理，增强风险防范能力。当今世界已不可避免地朝着全球化方向迈进，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对外开放政策是我国顺应历史潮流的要求，也是确保我国经济持续稳步发展的关键。20年的对外开放实践，外资流入已不同于当初纯粹工业资本的引进，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地以银行、保险、基金、证券等为内容的金融资本开始流入中国，这无论对保持海外工商资本持续投资我国并保障其稳定性，还是对加快我国金融体制改革，都是必要的。但是，金融资本相比工商业资本的流入，附带着更大的风险因素。因此，今后在继续吸引科技含量高的工业资本流入的同时，应当视经济现实需要，加快金融监管标准与体制的建设，在总量控制的原则下，积极稳妥地吸引金融资本的流入，并重点从外汇管理制度与行业、企业准入的程度上予以严格监控。

第五，积极推进财政改革，增强财政实力，为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与风险化解能力的提高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就当前来说，应根据经济发展情况，积极推进已经确定的以“费改税”为重点的新一轮财税改革，并加强财政管理，提高效率，将现行税制范围内应收的税收及时足额地收缴国库；通过编制“国有资本预算”，加强对国有资本营运的监控，确保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特别是当涉及到国有资产变现时，能够保证政府财政的应有收入；在节约的原则下，调整财政公共投资方向，重点转向非盈利性公共工程项目投资，等等。以此促进财政机制的完善与财力的充盈，使其成为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坚强后盾。

第六，在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过程中，优化股权结构，通过市场逐步明晰产权，借此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运行与发展奠定可靠合理的制度基础，减少由过份投机行为所带来的潜在风险。

金融风险范文第8篇

信用活动与货币运动的紧密结合形成金融范畴

在市场经济中，信用关系将众多分散的市场主体联结在一起，货币如血液般在它们之间流动。信用活动与货币运动日益紧密的联系，形成了经济的核心部门—一金融业。

在物物交换的自然经济时代，交换双方面对面地“交割”物品。经济中可能会出现交换的等价商品，也可能出现实物借贷现象，但货币和信用皆处于萌芽阶段。

在商品经济时代，由于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介入商品交换过程，使交换过程分离为“买”和“卖”两个过程，交换双方变成为买者和卖者。在货币仅执行价值尺度和流通职能的时候，物品以及买卖过程的信息对于买者是透明的，卖者通过货币的媒介转变为买者。货币的运动仅仅是为了“媒介”商品的运动。

在货币不仅执行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等基本职能，还要执行贮藏职能和支付职能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一方面，当买卖的链条一经中断，卖以后没有随之以买，货币退出流通而处于静止状态，而发挥贮藏职能，因而逐渐出现了贮藏金银、银行存款和储蓄等形式。另一方面，赊买赊卖现象引起了货币的借贷，在偿还赊买款项时，货币成为补换的一个独立环节，没有商品在同时、同地与之相向运动，货币发挥起支付手段的职能，从而产生了信用货币。银行存款、储蓄及信用贷币等新的交易工具使得货币运动与信用活动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随着市场经济关系的确立，任何信用活动也同时都是货币的运动。信用的扩张意味着货币供给的增加；信用的紧缩意味着货币供给的减少；信用资金的调剂则影响着货币的流通速度和货币供给的部门构成和地区构成。货币运动与信用活动日益紧密联系和相互渗透的结果，形成了金融这一新的范畴。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日益成为整个经济体系运行的核心，信用关系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愈显重要。

金融过程的时空分离导致信用关系的脆弱性

金融的基本表现形式是金融中介或经纪机构通过信用关系将资金提供者和资金需求者联结在一起。金融机构的介入以及信用的作用，使金融过程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了分离。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资金提供者难以获得资金需求者的完全、确定的信息；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资金需求者的情况不断发生变化；由于相关法律监管不严或道德约束不力，资金需求者可能提供虚假信息，或干脆不履行归还资金的义务；资金提供者对于相关信息真伪的辨别能力以及信息加工处理能力有限等等，这些都有可能使资金提供者提供的资金不能获利，甚至部分或全部不能收回。因而，金融过程的这种分离使信用关系变得脆弱。

金融过程在时间上的分离，使交易者之间充斥着时间上的变数。经济金融活动的阶段性和周期性都与时间有关。商品交易市场上存在买与卖的分离；信贷市场上存在存款与取款、贷款与收回以及借款与偿还等环节在时间上的分离；股票市场上存在筹资与项目投资和买股与卖股的时间分离。时间因素对衍生金融市场的影响更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金融经济活动各环节在时间上的分离是形成不确定性的基础。

金融过程在空间上的分离，同样增加了交易的不确定性。金融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不断扩展使金融过程的空间分离更为明显。通信技术的发展为这种分离提供了便利。空间分离不等于空间的隔绝，而是金融过程不同环节在中间上的分布和紧密的联系。一旦这种联系变动甚或中断，就可能严重影响各地的金融过程，同时这种影响还能相互传递和扩散。因此，信用关系在空间上的广泛联结和日益延伸，也在不断地增加其自身的脆弱性。

信用的脆弱性是现代金融风险生成的重要根源

金融风险是金融领域客观存在的风险，一般是指行为主体由于某一金融决策失误所导致资产或收入发生损失的可能性。金融风险主要源于金融领域市场主体所获取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确定性。由于信用的脆弱性，使得现代金融风险的生成更趋复杂。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日益成为各国经济的核心，并且通过金融的融合使各国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在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冲击下，金融创新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联系全球市场的金融工具，大大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全球一体化。这种金融大融合与大创新无疑会加速全球资本的流动，优化全球资源的配置，但同时也给各国的金融监管造成了新的困难，对各国的金融货币政策产生冲击。并且，进一步增加了各种交易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增大了金融风险。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的脆弱性日益成为金融风险生成的重要根源，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信用的广泛连锁性和依存性。信用是联系国民经济运行的网络，这个网络使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环节相互依存，共谋发展，但这个网络上的任何一个结点即使是偶然的破坏都势必会引起连锁反应，信用良好的银行或企业也会因此受到牵连而陷入信用混乱之中。

二是金融业的过度竞争。一方面，为了争夺存款客户，银行通常提高存款利率；为了吸引贷款客户，增加市场信用份额，银行通常的做法是降低贷款利率。存贷利差的缩小，在其他条件既定时，银行业盈利水平下降，经营风险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金融机构不得不越来越重视发展高风险业务，以图得到较高收益。这种“趋利性”使得金融机构放弃稳健经营的原则。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证券化和创新趋势，使许多信誉较高的大公司转向金融市场直接融资，银行要么牺牲贷款的市场份额，要么被迫转向信誉较低、风险较大的中小企业，从而使其资产质量下降，经营风险加大。

三是信用监管制度的不完善。由于趋利机制作用而规避信用监管，银行业不断地进行金融创新，大力发展表外业务，如担保、承兑、等，从而使传统的货币概念和测量口径趋于失效，使金融监管难度加大，削弱了金融监管当局的监控能力。证券市场上个断发生欺诈上市、虚假信息披露、违规关联交易以及操纵市场等事件，使得许多投资者受骗上当，蒙受损失。

金融风险范文第9篇

在当今经济信息化全球化和各国金融业在激烈竞争中走向全面开放的背景下，坚持分业经营必然会大大降低中国金融业的国家竞争能力。这些年来的实践已表明，分业经营的运行管理模式非但没有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反而使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经营一直处于困境，形成了大量诱发金融危机的隐患，极大地束缚了我国金融业发展。我国银行业的利润来源主要限于贷款业务，且50%以上的贷款都投向了国有企业，呆帐比例过大。同时，就证券业而言，我国证券市场在很长时间内都以中小投资者为主，投机氛围十分浓厚。

金融混业经营须采取一定的组织形式，就目前而言，各国立法与实务中主要的组织结构有四种:(1)全面结合制:fullintegration;(2)部分结合制:partialintegration;(3)母银行制:bankparentstructure;(4)控股公司holdingcompanystructure其中金融控股公司制度是我国比较多涉及的。对于控股的标准通常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形式标准是以持有多数比例的股份为判断标准。而实质主义标准则认为，只要有对其他公司具有实际上的支配力和控制力即可。

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主要形式分为三类：一类是纯粹的控股公司。控股公司为母公司，其本身不从事任何具体业务的经营，主要任务是投资管理。如部级的国家投资开发公司、平安保险集团等。第二类是事业型控股公司或称经营型控股公司。控股公司作为母公司，本身有主营业务，同时控股两个以上从事不同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包括由金融机构形成的控股集团和产业资本投资形成的金融控股集团。如山东电力集团、海尔集团。第三类是管理型控股公司，基本特征是控股公司与被控股公司之间不存在严格的资本纽带，控股公司多是逆序组建，即母公司先投资设立或控股若干个金融机构，后投资设立金融控股公司，把对金融机构子公司的投资控股管理业务集中委托于金融性控股公司这一子公司，金融性控股公司和下属若干个金融机构之间没有直接的股权关系，它们都是母公司并列投资的两类公司。重组后的中信集团公司便是此种模式的典型。

中信公司是由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先生创始的。在改革开放之初，中信公司是中国展示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窗口。1994年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时，又被国务院定为试点单位，要求其紧缩国内投资业务，积极开展金融业务，改善资产结构和财务状况，用经营计划管理取代目标管理方式。而今，在全球混业经营的大趋势下，中信公司又率先成立了金融控股公司。2002年，中信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负责投资和管理所属境内外金融企业，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资产管理、期货、租赁、基金、信用卡等金融企业，以强化风险管理，统一配置和有效利用资源，发挥品牌效应和协同效应，提供全方位服务，以实现效益最大化。中信控股是中国第一家国有独资“金融控股公司”，虽然公司的名称中没有“金融”字样。与此同时，还有光大集团、汇金公司、平安保险开设平安银行，国有银行涉足投行业务等等。

可以说，金融控股正在我国被小心翼翼的试验。但不论是哪种模式，我们都应该首先在制度上对金融风险加以防范。金融风险是指经济主体在从事金融活动中由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所遭受损失的可能性。1995年世界银行在一项研究报告《国内金融集团的监管》中，指出金融集团产生的问题主要存在四个方面:风险传染、资本重复计算、透明度、利益冲突。1999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集团内部交易与风险集中度原则》，对控制内部风险提出了原则性要求。直到现在，国内外对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的研究仍是在这一框架内，实践对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关注也主要集中在上述风险当中。

风险传染是由于在经营上，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是一个整体，某一子公司危机会通过控股公司作用机制的传递作用，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和“蝴蝶效应”，将风险扩大和传播，使整个金融控股公司都面临风险。一般而言，风险传播途径有业务传播和心理效应传播。在分业经营模式下，不同的金融行业、处在不同行业的金融经营机构严格分开，金融风险在不同行业和机构之间较难传播。但是，在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中，子公司间不同金融业务的经营活动只具有相对性分离性，它们之间的交易会导致风险在金融控股公司内部进行蔓延。此外，由于各金融子公司与外部其他经营主体发生的交易关系，会使这种风险可能传染到其它金融控股公司或其它金融企业，然后传染到其它经济主体。二是心理效应传播。当金融控股公司的某一金融子公司出现经营问题时，由于在社会公众的眼中，金融控股公司及子公司是一个整体，因此对某一公司的信心动摇必然会导致社会公众对整个金融集团的信任危机，最终可能使控股公司总体偿付能力和稳定性下降。

资本重复计算是所有控股公司中都存在的问题。母公司的一笔资本，可以经过投资到子公司，子公司投资到孙公司，孙公司反过来投资到另一个子公司，通过复杂的投资关系非常容易重复计算，尤其是相互持股关系非常复杂。同样一笔资本会在多家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都以资产形式反映出来，即同一笔资金已利用和计算多次，于是就产生了由于转投资而形成的资本放大效应。由于金融集团的内部结构和股权关系非常复杂，即使集团中的每个金融机构都可能满足该行业的单一监管的资本要求，但整个集团范围内的资本可能是不充足的。

所谓内部交易是指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间所发生的资产和负债。金融控股公司及子公司间所进行的内部交易包括相互服务的提供、资金和商品的相互划拨、相互担保、相互抵押以及为了避税和逃避监管而相互转移利润等。同时如果金融控股公司利用其优势地位，在集团内部进行不正当的内部交易，有可能会损害普通公众客户以及企业客户的利益，从长远发展角度分析也不利于集团本身。比如信息提供的公正性风险，在金融控股公司中存在为存款人提供咨询服务与为证券公司承销的矛盾。商业银行作为商业性金融机构没有为存款人提供公正建议的义务，并且整个金融控股集团必然首先考虑证券公司的利益，所提供的信息必然有失公正性。又比如贷款损失转嫁风险。当发现贷款客户经营困难时，而该问题的内部信息还未被公众知晓，由于具有这一信息优势，银行可通过证券附属机构发行证券，以此来偿还贷款，从而转嫁贷款风险。久而久之，这种风险将会影响证券公司的正常营业。还有搭配销售，商业银行利用贷款为条件，迫使公司利用银行的证券附属机构发行证券，即将证券发行与政权信贷一起搭配销售，这既扭曲了信贷决策，又造成了竞争的不公平。在信贷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优质客户是各商业银行竞相贷款的对象，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但是，在我国信贷市场，市场化程度还不高，这种情况还是有发生的可能。

同时，还有利益冲突的问题。尽管在经营上金融控股公司是一个整体，但事实上在控股公司与子公司间及子公司间存在着各种利益冲突。金融控股公司与子公司在法律上都是独立的法人主体，作为子公司在人格、财产、人员及经营管理上是独立的。但由于控股公司对其控股关系，这种独立又是具有相对性，作为成员的子公司的自主经营权必然受到限制甚至剥夺，子公司作出客观判断的能力将打折扣，由此带来风险的增加。比如在资源的分配上，由于控股公司各种资源的有限性，在向各个子公司进行分配时要进行总体权衡，缓解利益冲突；同时业务性质存在差异，如银行储蓄的投资者的主要目的是金融资产的安全性。但如果把银行资金用于自己控股公司的证券交易，追求股票的高额利润，则违背了投资者的安全性的意愿。此外，利益冲突还表现为金融控股公司及其成员与外部金融业务参与者，如金融集团成员与客户、投资人及监督部门等之间所发生的利益冲突。

鉴于金融控股公司存在的诸多风险，我们应该在法律体制的构造上对其加强监管，防患于未然。

首先，应加快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工作，解决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问题。缺少相应的法律法规是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尽快制定法律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设立、业务范围、法律地位、金融控股公司与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的法律和经济关系、监管责任等予以明确，使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在法律框架下进行。

其次，建立资本充足情况监管机制。为保障公司有最低的运营资本及保证拥有最低的债权人保障资金，多数国家公司立法都设有公司最低资本金制度，公司在设立时和存续期间应达到规定的金额，否则不得设立或解散。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也须遵守这种规定。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测量金融控股公司资本充足率的几种方法，并认为该机制应达到以下目的：能够识别出重复计算资本金的情况；能够识别出母公司通过举债向下属企业进行权益投资，而导致过高的财务杠杆的情况；查明不受监管的中间层的控股公司所造成的重复或多次计算资本金的情况，中间层控股公司持有经营金融业务的子公司或隶属企业的股份；查明和指出金融集团内部不受监管的实体所面临的风险，确定其资本金要求。

再次，设置内部防火墙。防火墙通常是指隔离金融各业尤其银行业和证券业的一系列措施。防火墙主要有法人防火墙和资金防火墙。法人防火墙要求金融控股公司内部把金融业务与非金融业务分离，经营银行、证券、保险等不同业务的机构分离，分别设立独立的子公司。资金防火墙限制同一控制权下的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在资本、业务、资金的联系，以防止不同业务机构的风险相互传播，特别是保护银行不受其它机构的风险传染。在金融控股公司内设置防火墙，其目的在于消弥金融集团内存在的利益冲突，防止金融机构损及客户的权益，促进金融集团交易的安全和稳定。

同时，还应加强信息披露。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金融控股公司内外关系的不透明是金融控股公司风险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有关金融控股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至少应要求其定期并以法定形式披露以下内容：第一，公司的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第二，内部交易披露。应当要求金融控股公司对组织结构和重大的内部交易进行披露，特别是披露那些将对集团财务健康带来不利影响的内部交易。第三，风险提示和报告。每一个被监管的子公司必须满足专业监管机构制定的对风险集中的限制标准；控股公司向某一交易对手或附属机构的信用风险暴露超出控股公司资本的一定比例时，必须向监管当局报告并说明情况等。第四，财务报表申报和公告。

最后，应建立健全金融控股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并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管理层实施任职资格审查。与一般公司不同，在金融控股公司的治理结构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建立起内部稽核制度。内部稽核制度的目的是评估内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运作及衡量营运的效率，并适时提供改进建议，以确保内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续有效实施，协助董事会及管理阶层确实履行其责任。同时，由于金融控股公司是控股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等子公司的母公司，因此，其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管理应当更为健全，以严格其任职要求，防止高管人员因金融知识的缺乏或进行不当交易而造成巨大的经营风险。比如日本对高管人员的要求是具备从事金融业务所必须的知识和经验，必须有良好的社会声誉；德国对高管人员的要求是必须具备必要的专业资格，专业负责经理的人数必须在2人以上等等。

混业经营趋势之下，各方利益主体的博弈和争夺会给金融业的运行带来特殊的经营风险，法律上的监管应该成为防范金融风险的坚实屏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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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启然，杨博琼，混业经营下我国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问题，财经视线，2005

金融风险范文第10篇

到底是什么深仇大恨，让该男子公然在法庭二对吴培飞又打又咬呢?原来，吴培飞是奉化溪口的金融标会“会主”，法庭上咬他的男子是他的“会脚”，吴培飞让这名男子几乎倾家荡产。

2003年9月至今，奉化市人民法院受理了200多起关于溪口标会的民事官司，涉及金额2800万元。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当地一位镇干部向《望东方周刊》透露，光溪口一镇，“标会”涉及的金额就超过3亿元。

事实上，最近以来，以标会、地下钱庄、民间借贷为主要形式的地下金融，在浙江进入了新一轮活跃期，而信用危机也随之浮现。

溪口倒了“中央银行”

奉化溪口是的老家，境内有部级风景区雪窦山，每年接待游客数百万。光旅游收入，就可以让溪口人赚得盆满钵满。

精明的溪口人当然不甘心把赚来的钱困死在银行里。标会发展没几年，就成为溪口中小企业最重要的融资渠道之一。

标会脱胎于古老的“钱会”形式，一般由发起人(称“会头”)邀请若干“会脚”(普通的人会者)参加，约定每月、每季或半年举行一次会，每次会脚需交一定数量的钱款作本金。

标会的特点是：“得会”顺序(即各位人会者收回本金的先后)通过利率竞标产生。谁出的利息高，就由谁把钱拿走(实际上是透支)。

敢于出高息的会头和会脚们，把“标”来的饯都拿去参加更大的“会”。从小会标来几万元，去参加“十万元会”，再从“十万元会”标来几十万元，去参加“百万元会”。以此延续，溪口最终形成了一张巨大的“标会网”。

小钱标到大钱之后，这个大钱就可以派大用场了。标来的钱是用来投资的，搞房地产、按摩院、饮食城。

标会着实让不少会头赚了一大笔钱：香苗(化名)，71岁，一名大字不识几个的农妇。3年前，她拿着几千元积蓄，到溪口来“做会”。去年，她就在溪口黄金地段买下了好几栋别墅，她家里停着别克、奥迪这样的名年。

据溪口人介绍，像香苗这样资产上千万的会头，在溪口至少有10多个。

但好景不长。

2003年9月，几个会头经不住资金短缺的压力外逃了。溪口标会资金链骤然断裂，透支现金的会头和会脚们纷纷逃离溪口，而钱还压在会中的人们，则血本无归。几个会头之所以资金短缺，据称是他们到澳门、缅甸后，血本无归。

掘当地人介绍，在溪口至少有六成家庭参与了标会活动，会头一走，每家损火少则数千元，多则数十万、上百万元。

到了2003年10月份，一个更惊人的传言在溪口流传：溪U有个总会主，把10多个人会主的钱标走后逃跑了，据说，这个总会主带走的资金有上亿元。总会主倒了，相当于“中央银行”倒了。

传言一出，会脚们奔走相告。越来越多的会脚涌到会头家里，只要会头拿不山钱，就会被怀疑为准备携款潜逃。上是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一名会头对《望东方周刊》说：“2003年10月中旬的一大，我正在上海办事情。晚上接到堂妹的电话，说家里值钱的东西部被抢走了，叫我千万别回来，一回来说不定被他们打死。”

许多会头家被偷窃或抢劫，有些会头被打伤，有的会头在无奈之下白杀。

很快，两手空空的会脚们把愤怒与失望的情绪对准了当地政府。他们认为，溪口镇政府“行政不作为，没有严厉打击标会”。

“也许，在拘留所比在家更安全。”53岁的周瑞娣来到公安局投案自首时这样对民警说。

从2002年到2003年，不到一年时间里，周瑞娣在奉化溪口参加了200多次标会，骗取500多万元，用这笔钱，她买下了好几处房产，并疯狂参与。至今她还有200多万元的债务。

去年9月，几个会头出逃，标会崩盘后，她成了讨债会脚围攻的对象，无奈之下被迫自首。近日，她被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在溪口倒会风波中，16名会头入狱。因为倒会风波断了资金链，溪口的许多建设项目停工，溪口经济元气大伤。

民间信用多米诺骨牌效应

事实上，浙江的民间金融风险向来有之，其中以标会、抬会风险最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曾周期性多次酿成悲剧。

1985年温州乐清发生了“抬会风波”。郑乐芬、蔡胜南夫妇从1985年9月开始组织“民间互助会”，到1986年3月19日，该会被乐清县政府取缔时，居然拥有大小会主427人，会员遍布温州各地，有些会员已发展到江苏、新疆等地。

该会共收入会款6200万余元，支付会员会款6010万余元，非法经营金额共为1．22亿余元，收支差额达189，6万元。

在1985年的中国，万元户就是普通百姓不可企及的梦想，1．22亿元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一对农民夫妇玩转了1亿多元，当时中央也很震惊。

1985年标会被取缔后，在乐清引起了一场巨大骚乱，会员急于向中小会主索回会款，甚至采用绑架人质、非法拘禁等手段，造成3人死亡，53人被绑架和拘禁。

1989年11月23日，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投机倒把罪判处被告人郑乐芬夫妇死刑。

1988年和1999年，温州平阳发生过两次“会案”，共涉及资金几十亿、造成非正常死亡几十人。

2004年5月16日，与温州相邻的福建宁德也遭遇了大规模会案。宁德福安市的一个名叫李住的会头，在当天向当地公安机关自首。

截至2004年?月15日，福安市共查实会头225人，参与标会人员27883人次，涉及金额约9亿元。当地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50名，其中45名会头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5名会脚涉嫌集资诈骗罪，共查明涉案发生金额2．3亿元。但也有人土认为，实际涉及金额远远不止于此。

为什么标会、抬会的金融风险如此大呢?

――位熟谙此道的会头在苍南灵溪告诉《望东方周刊》：“标会体系呈金字塔结构，总会头是金字塔的塔尖，二会头、三会头等等构成了金字塔的塔身，无数的会脚则是金字塔的基础和底层，几乎所有的资金都控制在总会头手里，哪一天总会头的资金脱节，为了补窟窿，他就设法扩大标会规模，一直到无力支撑为止。”

他说：“总会头相当于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倒了，你说这个金融体系怎么支撑?总会头潜逃或者被逮捕之后，会脚和会头一层一层向上要钱，多米诺骨牌效应显现，标会体系走向彻底朋塌，大批会脚倾家荡产。”

因为标会本届非法集资，所以会脚很少会求助政府力量和法律，而是试图私下解决纠纷，绝望的会脚们很容易被激怒，一些会头及其家人被打死。

事实上，多米诺骨牌效应还在会与会之间爆发。在温州，当一个标会崩溃之后，很快就会“传染”给别的会，最后往往是整个地区的标会体系崩溃。

民间借贷遭遇金融风险

浙江省的有关研究显示：温州传统上的民间借贷行为，发生半径一般不超过3个乡。也就是说，借贷一般发生在熟人之间，双方信用知根知底，而且多数借贷里面有着江湖救急、互相帮助的成分，开非纯粹为了谋利。

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民间借贷的信用正在越过血缘和地缘这个坎。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一份研究资料表明，从1999年开始，温州越来越多的借贷行为正冲破“三个乡”，越来越多的民间借贷成了纯粹的获利行为。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当民间借贷走出“三个乡”之后，基于血缘与地缘的民间信用体系就不能维持作用了。民间借贷手续简单，一张欠条就是所有的凭证，因此，纯粹为了获利的民间借贷，风险很大。

那么，借贷者如何规避这种民间信用危机呢?民间浮动利率是一个自发形成的解决方案。《望东方周刊》在苍南几个乡镇了解到，一些信用好、经营状况好的中型企业的借贷月利在1％左右，而小作坊型企业的利率最高可达2．5％。

“利率一浮动，就可以让资本的收益和风险挂钩，这是一种解决办法。”灵溪镇的一位钱中(民间职业货币经营者)认为。

灵溪镇的一位政府官员认为地下钱庄可以跨越血缘与地缘的隔阂，融集到巨额资金。他告诉《望东方周刊》，“一些钱庄因为存在时间已至少有10多年，储户分布跨乡镇甚至跨县市，在民间有良好的信用记录，而地下钱庄在当地往往有深厚的人脉背景，所以大家愿意把钱存到钱庄里。”

但这位政府官员同时认为，“尽管温州的地下钱庄没有发生大的信用危机，但一直存在较大金融风险。国家的严厉打击、不可预测的天灾人祸、地下钱庄老板卷款逃走等等，都可以造成信用危机。地下钱庄在中国还属于非法金融机构，无法建立退出机制。”

“严打”或“招安”

据温州市银监部门资料显示，温州市民间借贷总规模在350亿元左右。有官员认为，如果加上地下钱庄、标会等其他地下金融形式，温州的民间金融资本肯定超过800亿元。

地下金融冲击了国家经济秩序。此外，因为民间资本无法通过合法途径得到合理又稳定的回报，许多人把钱投向了和。不少人因为而倾家荡产、负债举家外逃。一些乡村经济濒于崩溃。在甬、台、温一带，介绍和组织老板到澳门、泰国、缅甸等地参与豪赌，也成了一门新兴职业。

地下钱庄还成为了一些贪官洗钱的去处。

面对地下金融存在的风险和危害，公安部、银监会和央行多次组织打击地下钱庄的专项活动。但也有专家认为，面对现实，将某些地下金融机构合法化，也是解决民间资本去处的方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