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预案的意义范文

安全预案的意义篇1

摘 要 本文主要以“三环”预警安全管理模式为核心，阐述了“三环”预警安全管理模式的含义、构建、运行机制及作用意义等。

关键词 三环 预警 安全 管理

一、“三环”预警安全管理模式含义

“三环”预警安全管理模式应用系统理论和安全风险预警管理理论，建立横向（面）到边，纵向（层）到底的立体式安全预控管理模式。纵向方面分为三个层级，推行层层负责和逐级下发安全指令的管理方法，即区队区域承包责任制、科室责任制、矿领导包片责任制三个层级。在横向上，分别从这三个层级上全面展开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形成三个面，由此形成一个立体的安全管理模式，通过推行区域承包责任制度，实现了“横向到边，面上铺开”的目的。在各级层面上组织预警和控制，消除作业前系统存在的隐患等不安全因素，同时建立系统的运行实时预警闭环，识别生产中出现的隐患，处理隐患，形成对隐患的科学识别和处理，最终实现事故的预控。

二、“三环”预警安全管理模式的构建

（一）模式构建

“三环”预警安全管理模式是指横向（面）到边，纵向（层）到底的立体式安全管理模式。

第一环：三大员之间的协同闭合管理（第一级：区队），即班组长、安监员、区队长间的闭合。通过对生产场所进行预案管理，实现对作业场所初始条件的预控；通过三大员之间的协同互补（评估、排查、整改、复查），实现作业现场（岗位）的生产过程的动态安全预控管理。最终实现生产场所的自主管理。

第二环：科室管理人员的实时闭合管理（第二级：科室），即危险点辨识和预控管理，研究其管理方法、管理流程、实施步骤等。从而实现科室安全管理人员对各区队的安全生产的专业性实时监管，确保安全工作的实效性。实现区队的自控管理。

第三环：矿领导包片管理（第三级：矿领导级），即生产系统的区域安全预控。研究对区域的系统诊断的方法体系，对区域内的自查、自管的闭环监管方法、通过建立权责管理机制，避免责任分散效应。实现区域自监管理。

“三环”闭合管理通过层次、区域、责任的区分，不仅避免了安全生产责任制的重叠和交叉，还做到了层层覆盖，每一层都成为一道安全防线。由此形成一个立体的安全管理模式，实现了“横向到边，面上铺开”的目的，消灭了管理死角，实现安全生产质量的稳步提高，达到质量标准化要求和无隐患目的。

（二）安全预警方法构建

安全预警是对安全问题进行监测、诊断和预控，分别从矿级、区队、科室三个层级全面展开，形成立体的预警模式。

构建一套高效的隐患排查方法体系和事故预案管理方法，并对排查出的隐患进行分析、评价和建档。根据警示内容，由区队负责建立一套事故预案管理方法，即建立可行的防措施及事故处理方案。

三、“三环”预警安全管理模式运行机制

（一）安全预警机制（监测、诊断和预控）

建立两个安全预警机制，一个是矿层预警机制，由矿级层面进行系统分析，将分析结果上报矿长、安监处调度室，另一个是科室、区队层的安全预警机制，科室、区队层面进行流程分析，将分析结果上报生产副矿长、安监处、调度室。矿级和科室通过监测和诊断，向区队发出警示，同时区队的自查形成警示，根据警示内容，区队根据警示分析结果进行预控管理，包括隐患的排查和治理、预案管理等工作的全面展开。

（二）隐患排查的识别和排查机制

根据各级预警机制的警示，对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和环境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对生产现场的动态隐患、静态隐患、零星工程隐患分别进行识别和排查，建立相应的标准隐患库，按照专业、类型、时间、地点等信息对隐患进行分析和评价，并制定相应的处理方法和预案。

（三）事故预案管理机制

基于两个预警机制，建立事故预案管理机制，区队根据矿级、科室及自身的警示，集合群体成员的智慧，并运用安全科学方法，找出可行的预防措施及事故处理方案。

（四）“三环”预警安全管理模式运行保障机制

制定一套确保协同互补安全管理模式有效运行的规章制度，包括保障措施（内部市场化制度、员工上岗准入制度）、班组管理机制（“三优”班组建设）和沟通协调机制（“三环闭合管理”）。

四、“三环”预警安全管理模式的作用与意义

将“三环”预警安全管理模式在许厂煤矿进行实际应用，对实际应用效果进行测试和分析，并进行优化改进。

安全预案的意义篇2

办案安全防范工作历来是检察机关十分重视的工作，随着检察机关惩治职务犯罪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大，全国各地检察机关特别是自侦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和其他涉案人员自杀、自残、脱逃、行凶等安全责任事故时有发生，这些事故的发生，说明我们在办案安全工作中存在一定的问题，深刻反思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在办案中真正做到“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何在搞好案件质量管理中，加强办案安全防范工作，已成为全体办案人员必须思考和重视的问题。

一、充分认识做好办案安全防范工作的重要意义

加强办案安全防范、杜绝各类事故发生，既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也是维护司法公正、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具体体现。做好办案安全防范工作，事关党和政府形象，事关社会政治稳定，事关检察机关声誉和检察工作的健康发展。为此，全体检察干警尤其是领导干部应始终站在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高度，要高度重视办案安全工作，本着依法、规范、文明、安全的原则，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关于立案、传唤、强制措施、批捕、规定和高检院的关于办案安全一系列规定，认真抓好办案安全防范工作。

二、准确理解办案安全事故的含义

办案工作中的安全事故应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犯罪嫌疑人伤亡事故。主要表现为犯罪嫌疑人以撞墙、跳楼、割腕、自缢等方式实施的自杀、自伤、脱逃、行凶以及因其他疾患引发的事故。二是办案人员伤亡事故。主要表现为犯罪嫌疑人对办案人员实施的伤害。因此，凡办案过程中，发生的办案人员或犯罪嫌疑人伤亡事故，均应属于办案安全事故的范畴。准确理解这一含义，既体现对办案人员的爱护，又有助于针对性地制定防范措施。

三、分析办案安全事故发生的原因

（一(文秘站:)）在办案人员方面存在的原因：一是办案前，未制定周密、细致的防范预案。在发生事故时无计可施，从而造成事故发生或事态扩大。二是思想麻痹、疏于防范，警惕性不高，缺乏预见性。将犯罪嫌疑人简单视同为一般行为人，缺乏敌我意识。对存在的隐患和可能发生的事故不能预料，且未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三是急功近利，不文明执法、依法办案。在办案中不讲求侦查谋略和审讯艺术，不注重人权，方法简单、粗暴。四是不认真执行还押、换押、提讯和送交执行等方面的规章制度。五是未有效发挥司法警察的职能。往往是办案人员包揽办案工作中的各项任务，造成体力、精力严重透支，疲于应付。六是对造成事故发生的相关责任人的教育和惩处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失之于轻，未达到惩前毖后的效果。

（二）在犯罪嫌疑人方面存在的原因：一是自知罪责难逃，想一死了之。二是由于权力、地位、声誉等将出现巨大反差，导致心里压力和恐惧增强所致。三是对政策和法律缺乏了解，对自己将受到的刑罚处罚认识不清、判断失误。四是出于江湖义气，企图保全其他犯罪嫌疑人。五是犯罪嫌疑人本身具有高血压、心脏病等疾患，由于特定环境造成的恐惧和压力而出现瘁死。六是犯罪嫌疑人狗急跳墙、负隅顽抗，伤害办案人员。

四、办案安全事故的防范措施

（一）思想上的防范：一是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指导思想，筑牢思想防线，在办案工作的各个环节都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二是要进一步端正执法思想、规范执法行为、转变执法作风，克服急躁情绪和杜绝野蛮行为。三是要善于总结、推广办案安全防范工作中的成功经验，认真吸取已发事故中的深刻教训，并查找出根源，制定好对策。四是要加强对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掌握摸清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变化规律，并根据不同的对象，有针对性的做好思想开导和法制教育工作。五是要彻底摒弃陈旧落后的执法观念，坚决端正执法思想，实现“四个转变”和“四个树立”即：坚决转变重实体法轻程序法，重办案轻安全的观念，牢固树立程序优先，安全第一的执法思想；坚决转变不违规就办不出案件的错误观念，树立不折不扣执行办案安全防范措施的工作作风；坚决转变重打击轻保护的观念，树立尊重保护人权包括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执法思想；坚决转变事故难以避免的思想，树立严防死守，确保办案安全的意识。

安全预案的意义篇3

内容提要: 我国侵权法上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适用补充责任形态具有制度优势。应该将安全保障义务进一步发展为第三人侵权预防义务，吸取美国法上故意侵权预防义务制度在按份责任形态和连带责任形态选择上因最终责任份额分担困境进退两难的教训，采用瑞士法上顺位责任制度的立法技术，将违反第三人侵权预防义务的责任明确为补充责任，在《侵权责任法》上全面确立补充责任制度。

《侵权责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下称“二审稿”）第14条是对第三人造成损害的侵权责任分担规则的一般规定：“损害是由第三人造成的，第三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律规定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承担补充责任或者相应责任的，依照其规定。”该条在立法上明确了补充责任这种比较法上较为新颖，同时具有极强理论和实用价值的侵权责任分担形态，为在我国侵权法上推广适用补充责任创造了条件，具有重大意义。有意思的是，除了第14条，整个“二审稿”没有再规定任何“补充责任”的条文，而在主流学说和司法实践中认为应该适用补充责任的第35条第2款第2句后段规定的“公共场所管理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情形和第38条第2句规定的“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情形，都使用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用语，显示出立法者对采纳补充责任制度的迟疑。但使用“相应”责任用语只能解决赔偿责任范围问题，并不能解决两个赔偿责任之间的侵权责任分担关系，也无法藉此规定补充责任领域的追偿请求权。笔者认为，应该采纳《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做法，明确使用“补充责任”概念并对追偿请求权作出规定。

一、补充责任形态的概念与特点

较之其他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形态，补充责任形态的定义方式与其规则一样，总是显得较为繁琐。张新宝教授在对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承担责任形态的研究过程中提出，补充责任是指在能够确定加害人时，由加害人或其他负有责任的人承担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不承担责任；只有在加害人无法确定时，由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全部责任；如果能够确认加害人，但是加害人或者对损害负有赔偿责任的人的资力不足以承担全部责任时，则先由加害人或者对损害负有赔偿责任的人尽力承担责任，剩余部分由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人承担。[1]杨立新教授认为，侵权法上的补充责任，是指两个以上的行为人违反法定义务，对一个受害人实施加害行为，或者不同的行为人基于不同的行为而致使受害人的权利受到同一损害，各个行为人产生同一内容的侵权责任，受害人享有的数个请求权有顺序的区别，首先行使顺序在先的请求权，不能实现或者不能完全实现时再行使另外的请求权的侵权责任形态。[2]

笔者认为，对于补充责任的定义方式，应该抛开适用这种侵权责任分担形态的侵权行为类型，否则便成为了某种侵权行为类型的特殊规则而失去推广的可能。补充责任形态，是指数个损害赔偿责任人对赔偿权利人负有同一赔偿义务，但法律规定赔偿权利人只能按照一定的顺序请求损害赔偿的责任形态。典型的补充责任形态是两个责任人之间的责任顺序问题，处于第一顺位上的责任人被称为直接责任人，相应的，处于第二顺位上的责任人被称为补充责任人。但这并不排除立法可以设计多重补充责任的可能，但其规则可以分解为数个两重的补充责任类推适用，因此本文也以两重责任人的补充责任作为研究对象。补充责任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第一，有两个以上的法定责任人，但责任顺序法定。以宾馆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承担补充责任为例，直接责任人是导致损害的第三人，而补充责任人是宾馆经营者。即使是由于宾馆建筑物所有人的过失，如未告知宾馆经营者存在地下通道可以进入建筑物，并最终导致了损害的发生，也不能由宾馆建筑物所有人承担补充责任。受害人只能先向直接责任人求偿，求偿不能，才能向补充责任人请求承担补充责任这是补充责任不同于不真正连带责任的重大区别。

第二，补充责任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没有积极原因力，因而不承担最终责任，这是补充责任与连带责任的主要区别。补充责任人只是为损害的发生提供了消极的条件，直接侵害行为具有全部的原因力，承担全部的最终责任，补充责任人不承担最终责任，因此享有全额的追偿请求权。

第三，赔偿权利人负有向赔偿义务人的全额请求义务，包括对直接责任人的全额请求义务和向补充责任人的剩余全额请求义务。赔偿权利人如果只就部分赔偿数额向直接责任人求偿，则不得就剩余部分向补充责任人求偿。赔偿权利人只能在全额求偿的基础上，证明全部或者部分不能获得赔偿，才能在全部或者剩余部分的范围内，向补充责任人全额请求赔偿。补充责任人根据赔偿权利人的请求范围进行赔偿，如果赔偿权利人仅就未获得直接责任人赔偿数额的部分请求赔偿，则不负有全部赔偿义务。

第四，在补充责任结构中，直接责任具有主导性，补充责任具有从属性。这种从属性表现在：（1）责任构成上的从属性。补充责任的构成上依赖于直接责任的构成，无直接责任，即无补充责任。（2）责任范围上的从属性。补充责任范围等于或者小于直接责任，且随着直接责任人承担范围的扩大而相应的缩小。不能动辄就对安全保障义务人课以全部的补偿赔偿责任，必须考虑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3]（3）存在上的从属性。补充责任的存在以直接责任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赔偿义务为前提，如果直接责任人完全履行了赔偿义务，则在直接责任消灭的同时，补充责任也消灭。

二、我国侵权法上安全保障义务的设定与侵权责任分担形态的选择

1．我国侵权法上安全保障义务的设定

罗马法上依据“阿奎利亚之诉”，只有致害的积极行为才会导致责任的产生，对于不作为原则上不允许请求赔偿，只有违反了作为义务才能产生赔偿责任。罗马法的不作为请求理论对德国法影响至深，所以在《德国民法典》制定之初，德国学界通说站在维护人的行动自由的立场，普遍倾向于认为，应当对不作为侵权责任适当限制，只有当行为人依法律规定、合同约定、先前危险行为的要求负有作为义务时，他才承担不作为侵权责任。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不作为侵权理论已经不能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了。正是现实的需要才导致了交往安全义务的产生。通过扩张原来很受到限制的不作为侵权责任，从而突破了罗马法。不过罗马法上的作为侵权责任理论根深蒂固，人们不愿意引入一个全新的、范围广泛的新制度，而只是承认了一种新类型的例外。这些例外实际上是各种难以解释的特殊案型的混合，名之“安全交往义务”。[4]

在我国侵权法上构建安全保障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德国法的做法，可以在法无规定或者合同没有约定的情况下为当事人提供请求权的基础，也可以在法有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时候为当时提供另外一种请求权的选择空间。正是出于这种体系位置的安排，安全保障义务对义务人而言是应当承担的最基本的义务，是其应当达到的最低要求。当事人可以作出高于其标准的约定，但不得通过约定免除该义务或者降低其标准。[5]但安全保障义务的确立，带来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新问题，即对于同一受害人，出现了直接加害人和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的侵权责任相互重合的现象，需要规定一种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形态来理顺二者的关系。

2．适用按份责任形态或者连带责任形态的最终份额困境

传统民法的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制度，主要局限于按份责任形态和连带责任形态之间的选择问题。有学者提出适用按份责任形态，安全保障义务人与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按各自过失大小或原因力的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6]笔者认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与直接侵害行为在时间与空间上都高度重合，如果一定要在按份责任与连带责任之间作出选择，更宜认定为直接结合共同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由于安全保障义务人一般都有赔偿能力，受害人才能够全额受偿。问题在于，如果适用连带责任，则会分配给安全保障义务人一定的最终责任份额。如前所述，直接加害人对损害的发生具有全部的原因力，不能因为损害发生的地点有所改变而减轻这种原因力，进而减轻其赔偿责任，使其在某种意义上获益。这种分担最终责任份额的困境在按份责任中也是同样存在的，这就是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的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形态选择疑难所在。

3．不真正连带责任形态与补充责任形态在追偿请求权设计上的差异

不真正连带责任在时无需确定最终责任人，甚至可以适用于最终责任人不明的情形，受害人可以选择任一法定责任人进行，因此在追偿请求权的设计上具有双向性。例如，承担了赔偿责任的生产者，必须证明缺陷是由销售者造成的，才能够进行追偿。相应的，承担了赔偿责任的销售者，也必须证明缺陷是由生产者造成的，才能够进行追偿。[7]而补充责任人已经确定不承担最终责任，受害人只能先直接责任人，因此其追偿权的设计具有单向性。这种设计兼顾了最终责任份额与受害人受偿的平衡，避免了因受害人先选择非最终责任人进行求偿带来的不必要的追偿，较之适用不真正连带责任，能够更好的合理分配程序利益，节约社会和司法成本。

4．适用补充责任形态的制度优势

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领域，适用补充责任形态具有如下制度优势：

第一，实现了对侵权责任扩张的限制与当事人利益的平衡。传统民法意义上不承担责任的不作为行为人，随着现代民法作为义务的扩展而承担责任。为了限制这种侵权责任的扩张与平衡直接责任人、补充责任人和受害人的利益，设计不承担最终责任的补充责任，并赋予其追偿请求权，是最佳选择。

第二，合理限制赔偿权利人的求偿选择权。补充责任不但在顺序上限制赔偿权利人必须向直接责任人请求赔偿，而且也必须请求全部损害赔偿，而不能像连带责任人那样，可以随意选择责任人和任意确定每个责任人的赔偿数额。

第三，符合我国司法现状。尽管制度设计上是由加害人承担直接责任，补充责任人只是承担第二顺位的责任，且享有追偿请求权。但实际适用的案例，大多是加害人不具有赔偿能力或者无法查找的情形，由补充责任人承担了赔偿责任，追偿请求权往往不能实现。而补充责任人一般是具有一定的赔偿能力的机构，也可以通过商业保险分散风险，因此该制度实际上较好的适应了当前的司法现状，起到了意外损害社会分担的作用。

三、我国侵权法上补充责任形态的发展过程

往往被忽略的是，在我国侵权法上设立补充性质的侵权责任具有一定的法律传统。早在新中国第一次民法典起草过程中，就已经提出了在侵权法领域适用补充性质责任的思想。如在1957年1月9日《债的通则第二次稿》（另案）第73条的讨论中，有学者主张“建筑物、动物和其他物造成损害，责任应首先由直接负责的人负，在他不能负或有困难时才找所有人。”这种试图对危险物致害不真正连带责任的顺位改造可以说是最早的补充责任雏形。而在1957年2月10日《损害赔偿法》［第三次草稿］讨论会上，也有学者提出该草案第3条规定的“损害的发生如果是由于第三人的故意或者过失所造成，应由第三人负赔偿责任。”那么“第三人找不到时，责任应由谁负？”的问题。[8]上述立法资料表明，当时的立法者对于最终责任人不明或者不具有赔偿能力的情形，已经考虑到了受害人求偿不能的风险问题，并试图对此问题作出先后顺序性的安排。

1988年颁布的《民通意见》第161条第2款规定：“行为人致人损害时年满十八周岁的，应当由本人承担民事责任；没有经济收入的，由抚养人垫付，垫付有困难的，也可以判决或者调解延期给付。”该规则对于当时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青年致害人无赔偿能力的案件处理，根据我国社会的民事习惯，创造了具有补充性质的抚养人垫付责任，进一步体现出审判机关在私人财产和责任保险均不足的情形下，试图在受害人求偿不能风险与依靠抚养人生活且无经济收入的青年加害人及其家人的生活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的意图。

1993年颁布的原《产品质量法》第30条第2款规定的“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实质上隐含了补充责任形态的雏形。如果销售者事后能够查明生产者或者供货者，应该参照适用该法第28条第2款后段的规定：“属于生产者的责任或者属于向销售者提品的其他销售者（以下简称供货者）的责任的，销售者有权向生产者、供货者追偿。”这是我国法律层面第一次出现的补充责任雏形。同年稍晚颁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8条中段规定的“展销会结束或者柜台租赁期满后，也可以向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者要求赔偿”实际上具有补充责任的性质。即向展销会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者要求赔偿的权利，是在“展销会结束或者柜台租赁期满后”。其暗含的意思是，可能销售者或者服务者难以查找，或者向其求偿困难，因此候补性的增加了新的不真正连带责任人。需要指出的是，该条后段规定的“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追偿”说明，当时的立法者已经认识到，补充责任人也享有追偿请求权。该法第39条后段也对补充责任形态进行了有益尝试：“广告的经营者不能提供经营者的真实名称、地址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1994年颁布的《广告法》第38条第2款进一步明确的：“广告经营者、广告者不能提供广告主的真实名称、地址的，应当承担全部民事责任”应该理解为全额的补充责任。广告经营者、者承担责任后，应该可以向作为最终责任人的广告主追偿。

可见，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尽管当时的理论文献并未对补充责任展开讨论，立法者在《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广告法》中已经不自觉的发展出了补充责任的雏形，甚至对于追偿请求权也作出了部分规定。遗憾的是，这些补充责任的雏形在当时，甚至至今都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和重视。不但2000年《产品质量法》修订时未能将补充责任形态明晰化，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者责任被2006年《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54条规定为不真正连带责任结构，而2009年颁布的《食品安全法》第52条则将其规定为连带责任。

尽管在“江宁县东山镇副业公司与江苏省南京机场高速公路管理处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9]这一2000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中，法院已经提到了“高速公路管理处在收取费用后不能及时清除路上障碍物，致使副业公司的车辆在通过时发生事故，既是不作为的侵权行为，也是不履行保障公路安全畅通义务的违约行为。……至于第三人对失落防雨布造成的交通事故损失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只有在高速公路管理处追查出第三人以后才有条件解决。……高速公路管理处先行赔偿后，有向第三人追偿的权利。”但该案例在当时甚至至今都并未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2003年《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的补充责任设计，实际上是学者在对随后发生的“银河宾馆案”[10]的讨论过程中，参考保证合同中的先诉抗辩权和追偿请求权的构造安排，为寻求直接责任人和补充责任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而设计的。[11]而在《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颁布之后、实施之前发生的“官渡建行案”[12]中，法院参考了该司法解释第6条第2款关于补充责任的规定精神，判决官渡建行未在合理限度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承担与其过错适应的赔偿责任，体现出法院系统对于该制度的肯定态度。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主流侵权法学者延续了上一代民法学者对于受害人求偿不能风险的强化保护倾向，对违反预防他人侵权义务的不作为侵权行为与直接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侵权行为作出了轻重不同的价值判断，作出了“受害人－补充责任人－直接责任人”的利益排序，并藉此协助最高人民法院创造性的设计了补充责任制度。可以说，从1957年新中国第一次民法典起草开始，在40余年的理论和立法实践中，尽管从相关主流文献的叙述和引用上，并未体现出对此前立法和司法经验的连续积累性，但我国民法学说始终存在上述利益排序的潜意识，这是成就《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补充责任的法律传统。

四、比较法上类似补充责任形态法律制度的启示

1．美国法上故意侵权预防义务制度面临的最终责任份额困境

与德国法上的交往安全义务对不作为侵权的扩张类似，美国法上也认为过失违反侵权预防义务将增加被他人故意侵权的风险，[13]并逐渐发展出了故意侵权预防义务制度。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美国法院对于过失违反故意侵权预防义务的案件普遍适用按份责任。但由于实务当中直接致害人一般都缺乏赔偿能力，而安全保障义务人相对更有经济实力，也可以通过保险分散风险，所以陪审团往往不依据实际的过错大小而是一味的追求保障受害人受偿的结果，分配更多的份额给有赔偿能力的预防人，而仅仅分配较少的份额给直接侵害人，使得案件的判决显得有违公平。[14]因此，美国法院逐渐开始对该类案件适用连带责任来缓和这种实际过错大小与责任份额大小之间的张力。美国法学会《侵权法重述·第三次·责任分担编》第14条规定：“因未就某一故意侵权行为的具体风险对他人提供保护而承担责任的一方，应在分配给他的比较责任份额之外，对分配给故意侵权行为人的比较责任份额承担连带责任。”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统一侵权责任分担法案》第6条第2款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但连带责任方案也同样面临最终责任分担的困境。很难理解故意侵权人承担了全部赔偿责任后，还可以向违反预防义务的人请求分摊，而后者也会认为应该由故意侵权人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15]可见，美国法上这种在按份责任与连带责任之间进行选择的传统思路，是无法解决最终责任份额困境的。

2．瑞士法上的责任顺位制度带来的启示

瑞士法上，基于共同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适用《瑞士债务法》第50条的规定，被称为真正连带责任；根据不同法律原因且非因共同行为造成同一损害的，承担不真正的连带责任，[16]适用第51条第1款的规定：“数人基于不同的法律原因（如侵权、合同、法律规定）对同一损害承担责任的，适用有关连带责任人之间责任分摊的规定。”而第51条第2款规定：“原则上，首先由因其非法行为造成损害的一方当事人赔偿，最后由无过错或者无合同债务而仅依据法律承担责任的当事人规定赔偿。”按照瑞士学者的解释，第一顺位由承担过错责任的人承担，第二顺位是合同责任人，第三顺位的是其他法定责任人。第三顺位责任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前两顺位责任人进行追偿，第二顺位责任人可以向第一顺位责任人追偿。[17]瑞士法上对于真正连带责任和不真正的连带责任的区分，以及对于不真正的连带责任适用按照顺位进行赔偿和追偿的做法，为我国侵权法补充责任的设计提供了启示。

五、第三人侵权预防义务的设定与补充责任形态的扩展适用

笔者认为，不但应该借鉴德国法上的交往安全义务理论，将我国侵权法上的安全保障义务进一步发展为适用范围更广的第三人侵权预防义务，还应该在侵权责任分担形态的选择上吸取美国法上故意侵权预防义务制度在按份责任形态和连带责任形态选择上因最终责任份额分担困境进退两难的教训，采用《瑞士债务法》第51条顺位责任制度的立法技术，将违反第三人侵权预防义务的责任明确为补充责任。通过补充责任形态的设计，在不改变侵权法填补性损害赔偿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扩展侵权法的预防功能，实际的减少损害发生的次数，降低损害的严重程度，同时也降低了受害人的受偿不能风险，以适应社会发展对作为义务的新需要。

1．设定第三人侵权预防义务的考量因素

第三人侵权预防义务的设定，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对第三人合理安全信赖的保证责任及其归责原则。在现代生活中，一个人可以在通常范围内依赖他人的行为，尤其是在该他人有法定义务的情况下更是如此。[18]这种法定义务主要是通过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对安全的预防义务，在该范围内的他人能够产生并依赖于这种合理信赖。因此，对于信赖范围内造成的损害，负有第三人侵权预防义务的人，也应该承担类似于保证责任的赔偿责任。对这种信赖利益违反应该承担过错责任，但也可能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后者主要适用于那些受害人难于证明违反侵权预防义务人过错的情形。

第二，第三人侵权预防义务的设定必须与单纯的不作为侵权进行协调。在解释《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6条第2款规定补充责任的正当性时，必须确保能够同时解释该条第1款，即单纯的安全保障义务违反行为为何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笔者设计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受害人在经营场所被窜入的狗咬伤，经营者显然违反了安全保障义务。若狗为流浪狗，则适用该条第1款；若狗为他人所有，则适用该条第2款。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狗是否为流浪狗，并不改变经营者的赔偿责任大小，差别只在于赔偿责任的性质是否是补充责任。若一开始认为是流浪狗，由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了赔偿责任，后来发现该狗并非流浪狗，而属于某人，则可由安全保证义务人向该狗的主人提起追偿之诉。

第三，第三人侵权预防义务的责任承担，仅限于法定预防范围之内。预防的范围可能是作为也可能是不作为，可能是对故意行为的预防也可能是对过失行为，甚至包括对严格责任的预防。仍以上文狗咬人的案例为例，如果受害人被咬后被感染狂犬病致死，而该狗的主人此前已经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将狗送至动物医院注射疫苗，但该动物医院利欲熏心，竟然注射假疫苗。由于安全保障义务人对于医院使用假疫苗并无预防义务，对于受害人的死亡无需承担补充责任。

2．第三人侵权预防义务的设定与补充责任的适用范围[19]

如果在侵权法上设定了第三人侵权预防义务，而没有相应的规定补充责任，那么违反第三人侵权预防义务人与直接责任人，则可能根据直接结合共同侵权行为理论成立连带责任，又将面临最终份额确定的困境。建议在“二审稿”规定第14条的基础上，在应该设定第三人侵权预防义务的特殊侵权行为类型中明确规定补充责任。根据补充责任构成适用的不同归责原则，需要在《侵权责任法》上进行规定的第三人侵权预防义务领域可以分为如下两类：

第一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补充责任形态

“二审稿”涉及了如下四种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补充责任形态，修改意见如下：

第一，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形，建议“二审稿”第35条第2款明确为 “补充责任”。

第二，教育机构违反特殊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形，建议“二审稿”第38条明确为 “补充责任”。

第三，第三人违反醉酒、滥用麻醉品预防义务的情形。“二审稿”第32条第2款对“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醉酒、滥用麻醉品等对自己的行为暂时没有意识或者失去控制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作出了规定，建议增加“因第三人导致侵权人醉酒、滥用麻醉品等而暂时丧失辨别能力致人损害的，由含酒饮品、麻醉品提供人在过错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的规定。

第四，机动车保有人违反侵权预防义务的情形。“二审稿”第48条后段规定“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不够明确，建议明确为“出租人、出借人怠于审查承租人、借用人驾驶经历、身体状态等不利于安全驾驶的因素，因此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出租人、出借人承担补充责任。”鉴于机动车保有人对抢劫和抢夺的发生基本上无法预防，而对盗窃的发生相对较难预防，建议第51条增加第2款：“机动车保有人对盗窃的发生有重大过失的，在过错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20]

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些理论上认为应该适用补充责任而没有规定的情形，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中也存在将补充责任错误规定为连带责任或者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情形，应该在《侵权责任法》中予以特别列举和明确，包括如下类型：

第一，雇主违反职场性骚扰预防义务的情形。建议增设规定“雇员在职场范围内遭受第三人性骚扰造成损害，雇主未尽保护注意义务的，应该承担补充责任。”[21]

第二，发包人、分包人违反资质审查义务的情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1条第2款规定的“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发包人或者分包人应当承担补充责任。

第三，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者或者市场开办者违反产品侵权预防义务的情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8条、《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54条第2款和《食品安全法》第52条第2款规定展销会的举办者或者柜台的出租者、市场开办者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笔者倾向于认为应该承担补充责任。

第二类：适用过错推定责任的补充责任形态

“二审稿”第34条对两种网络服务者提供者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作出了规定，建议增加网络服务提供者违反网络侵权预防义务的补充责任，即“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对权利人要求其提供侵权行为人的注册资料以追究他人的侵权责任，无正当理由拒绝或者无法提供的，应当承担补充责任。”另外，建议再增加三类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的补充责任情形：

第一，专家违反咨询意见风险预防义务的情形。建议增设规定：“负有信赖义务的专家提供不实信息或不当咨询意见，使得第三人有机可乘，使受害人遭受损害的，专家承担补充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无过错的除外。”

第二，商业交易平台违反信息安全保护义务的情形。建议增设规定：“对交易安全负有保护义务的交易平台，对第三人盗用姓名、账号、密码、执照等进行交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对受害人承担补充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第三，质量检验和认证等鉴定机构违反产品缺陷侵权预防义务的情形。《产品质量法》第57条第2款前段规定：“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认证机构出具的检验结果或者证明不实，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3款前段规定“产品质量认证机构违反本法第21条第2款的规定，对不符合认证标准而使用认证标志的产品，未依法要求其改正或者取消其使用认证标志资格的，对因产品不符合认证标准给消费者造成的损失，与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笔者认为，质量检验和认证等鉴定机构的责任与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责任之间的侵权责任分担规则没有本质差别，均应统一规定为补充责任。

注释:

[1] 张新宝、唐青林：《经营者对服务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法学研究》2003年第3期。

[2] 杨立新：《侵权法论》（第三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643页。

[3] 主编：《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

[4] 参见周友军：《交往安全义务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10页。

[5] 同前注释3，书，第102-103页。

[6] 杨垠红：《侵权法上的作为义务——安全保障义务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44页。

[7] 参见王竹：《论法定型不真正连带责任及其在严格责任领域的扩展适用》，《人大法律评论》2009年卷。

[8] 何勤华、李秀清、陈颐编：《新中国民法典草案总览》（上），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26页、第243页。

[9] 《江宁县东山镇副业公司与江苏省南京机场高速公路管理处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0年第1期。

[10] 《王利毅、张丽霞诉上海银河宾馆赔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1年第2期。

[11] 张新宝、唐青林：《共同侵权责任十论——以责任承担为中心重塑共同侵权理论》，载主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18集），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12] 《吴成礼等五人诉官渡建行、五华保安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第12期。

[13] see dan b. dobbs, paul t. hayden, the law of torts 2008 supplement, volume 2, thomson west, 2008, p189.

[14] see ali, 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torts: apportionment of liability, 2000. §1 issues and causes of action addressed by this restatement, reporters notes: comment c. special issues involving intentional torts.

[15] see ali, 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torts: apportionment of liability, 2000. §23 contribution. comment l. intentional torts.

[16] see f. dessemontet and t. ansay. ed. introduction to swiss law (3rd),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4, p161.

[17] see w.v.h. rogers (ed.), unification of tort law: multiple tortfeasor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4, p249.

[18] see ali, restatement of the law, second, tort. §388 chattel known to be dangerous for intended use. comment n. warnings given to third person.

[19] 本部分立法建议参见杨立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20] 参见张新宝、解娜娜：《“机动车一方”：道路交通事故赔偿义务人解析》，《法学家》2008年第6期。

安全预案的意义篇4

Abstract： Under the four principles of bridge design（security， application， economics， aesthetics）， the thesis optimizes the bridge site in the feasibility of the project； and compares and selects bridge program in the preliminary design phase of the Daifang Bridge； then determines the recommended program and related specific design content.

关键词： 工程造价；桥位；桥型方案；比选

Key words： project cost；bridge sites；bridge program；comparison

中图分类号：U4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3-0084-02

1 概述

按照江西省人民政府文件（赣府发[2008]9号），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施意见》精神和省政府对全省农村渡口改渡建桥工作安排，为消除全省农村渡口安全隐患，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改善农民群众安全出行交通条件，促进全省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加快全省农村渡口改渡建桥工作。渡改桥项目一般都是民生工程，受制于资金的限制，此类工程一般在技术可行的情况下尽可能的节约工程造价。

安义县戴坊大桥（渡改桥）位于安义县，连接东阳镇和鼎湖镇，跨南潦河。多年来，当地群众靠摆渡及由简易人行桥过河或较长距离汽车绕行来进行相互间外经济交流，交通较为不便，拟建戴坊大桥就是解决两岸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桥梁（可撤消戴坊渡口），对完善区域公路网络，充分发挥公路交通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全长1625米，基本呈南北走向，其中大桥长约396米。

2 技术标准采用情况

主要技术标准如下：①道路等级：三级公路；②行车速度：40km/h；③桥梁宽度：9.5m（0.25米栏杆+1.0米人行道+7.0米行车道+1.0米人行道+0.25米栏杆）；引道路基宽度 8.5米；④设计荷载：公路-II级；⑤人群荷载：3.5KN/m2；⑥通行等级：Ⅶ―（2）级；⑦设计洪水频率：大中桥1/100。路基为1/25；⑧地震动峰值加速度等于0.05g。

3 基本资料

①气象。安义县地属中亚热带湿润气候，具有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充足的特点，全年平均气温17℃。②流域概况。戴坊大桥位于安义县东阳镇徐埠新村附近，跨越南潦河，桥轴线与水流基本垂直。桥区位于冲积河流地貌单元，地形总体较平坦开阔，桥梁两端为防洪堤坝，场地黄海高程为23～31米，最大相对高差7～8米，桥体跨宽约270米的河流及河漫滩。桥位所处的南潦河规划航道技术等级为Ⅶ-（2）级，通航尺寸20×4.5（宽×高）m，洪水频率为五年一遇。③场地工程地质条件。根据《中国地震动峰值加速区划图》（江西部分），本工程建设区内的地震峰值加速度为0.05g，即地震基本烈度为Ⅵ度，但考虑该区九江、瑞昌近年地震影响，该桥位应考虑抗震设防。

4 桥位选择

桥位方案的选择主要考虑了以下的因素：①桥位选择河道顺直稳定、河床地质良好、河槽能通过大部分设计流量的河段。②桥梁纵轴线与洪水主流流向尽量正交，对通航河流上的桥梁，其墩台沿水流方向的轴线应与最高通航水位时的主流方向一致。本桥纵轴线与洪水主流流向交角约为90度。③应符合两岸城镇的规划，并应有利于两岸城镇的开发与发展；戴坊大桥的桥位符合安义县政府的规划，分别连接东阳镇和鼎湖镇，建成后，将有利于两乡镇的经济发展。④在满足技术标准的前提下，两端引道工程应尽可能少拆迁房屋、少占耕地和电力电讯线路和水利设施等。⑤平面线形布设，在不增加工程造价的前提下，应尽量采用较高的线形技术标准。

本项目桥梁规模以河道两岸堤坝为控制，桥位Ⅰ方案的桥梁规模较小，符合“专家组评审意见”桥型方案应尽可能经济、合理的要求。故选择桥位Ⅰ方案为推荐桥位。

5 桥梁方案设计

5.1 桥梁方案设计原则 ①资金筹措由拆渡建桥补助费、安义县地方自筹资金相结合的办法解决，桥梁设计必须符合安全可靠、经济合理、适用耐久的要求。建成的桥梁既要满足行车安全，又要满足航道、水利和防洪等方面的要求。②桥梁及两端引道工程应按照美观和有利于环保的原则进行设计，并考虑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便于施工和养护等因素。③采用标准化跨径的装配式结构，便于施工。④为尽量减少桥梁规模并避免对两岸河堤的扰动，工可阶段已进行25米跨径和30米跨径桥梁方案的比选，综合考虑工程造价、通航要求、桥梁建设对泄洪影响以及桥梁建设工期等因素，本桥推荐采用30米跨径结构。⑤桥梁规模以贯通两岸河堤为原则，桥面与河堤顶面采用平交，桥头两边接线与被交水泥路均平交控制。⑥根据提供的地质资料报告，桥位处地质条件简单，考虑河流冲刷对基础的不利影响，本桥基础采用桩基础型式，下部结构采用阻水面积较小的柱式墩。

5.2 桥梁方案介绍 根据设计原则，考虑远景地方规划发展的需求，兼顾考虑人行要求，拟定30米跨径先简支后桥面连续的预应力砼小箱梁和T梁方案进行比较。

5.2.1 桥型方案一 桥梁上部构造采用三联（4×30+5×30+4×30）先简支后桥面连续预应力砼小箱梁，横断面采用三片预制箱梁，梁高为1.6米，箱梁湿接缝宽45厘米，预制中箱梁顶宽2.4米，底宽为1.0米；预制边箱梁顶宽2.85米，底宽为1.0米。箱梁最大吊装重量约91吨。下部构造桥墩采用直径Φ1.3米的双柱式墩配两根直径Φ1.5米桩基础，两桥台采用台帽配2根直径Φ1.5米桩基础的柱式桥台。

5.2.2 桥型方案二 桥梁上部构造采用三联（4×30+5×30+4×30）先简支后桥面连续预应力砼T梁，横断面采用四片预制T梁，梁高为2.0米，T梁湿接缝宽82厘米，预制中梁顶宽1.5米，预制边梁顶宽1.775米；跨中梁肋宽0.2米，梁端支承端肋宽0.5米，翼板端部0.16米；T梁最大吊装重量约76吨。桥梁下部除桩长与桥型方案二略有不同外，其余基本同桥梁方案一。

5.3 桥梁方案比选 根据桥位的地形、地质、通航等条件，综合考虑安全、适用、经济、美观的设计原则，对桥型方案进行比选。桥型方案经济技术指标表见表1。

桥型方案优缺点比较如下：方案一：优点：①桥型简洁、美观；②箱梁抗扭刚度大，结构整体稳定性能好；③工程造价低。缺点：主梁施工吊装重量较T梁大，架梁稍困难。方案二：优点：①T梁施工，施工单位经验丰富；②施工吊装重量轻，上部施工较小箱梁方便。缺点：①桥型美观稍差；②主梁片数多，预制工期长；③工程造价高。

根据上述经济技术指标表和桥梁方案优缺点的比较，综合考虑桥梁工程造价、使用安全性和施工便利性等因素，推荐桥型为第一方案：13跨30m预应力砼桥面连续小箱梁。

6 结语

戴坊大桥在工可阶段根据项目所在地的地形地貌、气象水文确定了桥位，控制了桥梁规模；在桥梁初步设计阶段，在充分考虑了项目的使用功能、地方的经济发展以及施工便利性，通过两个桥梁方案的对比，从工程造价、桥型美观度等方面论证了推荐方案的合理性，确定安全、适用、经济、美观的桥型方案。本文在桥位选择及方案比选过程中所考虑的一些问题，可对相关地方渡改桥工程设计提供一些参考。

参考文献：

[1]范立础.桥梁工程（上册）[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1.

[2]JTG D60-2004，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S].

安全预案的意义篇5

【关键词】大学生；安全；价值观；培养

文章编号:ISSN1006―656X(2013)06 -0147-01

一、大学生全局安定与个体安全意识案例及分析

（一）大学生全局意识认知有待升华

大学生富有感性色彩的宏观政治认知容易被利用，成为影响地区政治经贸环境安定的导火索。自古以来属于中国领土,这一涉及的问题毋庸置疑,也容不得他国肆意挑衅。2012年9月11日，日本政府不顾中方反对，与所谓的土地所有者签订“购岛”合同。11日起，大陆至少有85个城市民众举行反日游行，部分地方还出现民众打砸日系车、日资商店事件，舆论普遍对此表示了失望和否定，本应理性思考、审慎行为的大学生成为游行中被不法分子利用的对象。

出于爱国主义的义愤，大学生以合理的游行诉求表达非常正常，被不法分子利用，造成以损害同胞经济利益的打砸方式表达“爱国”的冲动行为，凸显出大学生感性的爱国诉求缺乏宏观的全局安定意识思考。大学生感性的政治认知有待升华成长为理性的全局安全价值观。

（二）大学生自我防范意识有待提高

大学生涉世不深，极易受到出于人性本能的贪婪、胆怯、诱惑的伤害，自我防范意识有待提高。大学生成长过程中，容易沦为盗窃、诈骗、传销等犯罪行为受害者。大学生的成长性和可塑性非常高，但在这一过程中，其自我防范意识缺乏，盲目的责任感意识，却容易成为诈骗、传销等活动的犯罪对象。以大学生传销受骗案例为关键词，我们可以发现非常多的相关报道。被骗加入传销的大学生，在事后回忆整个过程时，谈起加入的原因多是想为家里缓解经济压力或通过企业实习来锻炼一下自己的能力，这种“直销”模式在对大学生宣传上，回避自身传销本质，多从“崭新营销模式”、“有产品的营销”等方面强调自己正规性，使防范意识不高的大学生“中招”受骗。除此以外，大学生寝室失窃案、捷信“担保费”案等，都是从大学生诸多自我安全意识弱点入手，提高大学生自我防范和保护意识显得非常迫切。

二、形成具有全局安定意识和个体安全意识的大学生安全价值观

（一）培养大学生具有全局意识的安全价值观

培养大学生全局意识的安全价值观需要大学生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完善的大局意识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学生安全价值观的形成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础，高校辅导员要全力培养构建和推动大学生安全价值观的形成。构建大学生安全价值观教育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大学生自身的安全教育，二是基于对大学生全局意识的安全教育。大学生安全价值观两个方面的构建都需要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实现，形成具有全局观的高度政治觉悟和对自身行为选择负责的态度，是大学生安全价值观教育的实现目标。

具有全局意识的大学生安全价值观可有效抑制和缓解大学生发生频率和强度。的爆发对我国政治、经济稳定造成的冲击无可估量，大学生是大学生政治意识萌芽和政治诉求表达的一种途径，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安全价值观教育，对大学生的具有延缓和疏导作用。大学生是政治诉求表达的一种途径，这种诉求的表达途径缺乏明确的全局意识和全面的政治觉悟水平。例如，以近几年西安、成都所爆发的大学生特点分析，其反映出的是大学生群体懵懂的政治诉求在个别居心不良的利益个体鼓动和煽动下，容易被社会闲散非法人员借助和利用，产生冲击当地政府和商业系统的失控行为，且从而形成破坏社会稳定的“烧”暴力行为。大学生作为大学生政治诉求表达方式的选择，更多的体现了大学生群体缺乏具有全局性的安全价值观意识，其行为多造成情绪失控下的破坏性后果。

高校辅导员应在大学生群体中，引导和树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础的全局性安全价值观。从政治全局安全性和个体行为安全性两个角度入手，积极疏导和缓解大学生政治诉求，及时提出针对性安全预防方案，疏导为主，预防为辅，提高大学生安全价值观认同度，提升大学生安全意识层次和水平，从而形成疏通、引导、预防等多渠道的安全价值观体系构建。

（二）形成具有个体安全意识的大学生安全价值观教育

高校辅导员对大学生安全价值观的构建还要从个体特点入手，有针对性的提出安全教育方案。从个体对外在防备性安全角度而言，大学生既是最具活力的主体，又是安全意识淡薄和脆弱的主体。作为更多时候处在校园求知阶段的大学生，在安全认识方面的的特点是社会实践和社会阅历少，容易成为偷盗、欺骗等犯罪行为的针对目标，高校辅导员有责任和义务对大学校园此类安全事件进行归纳总结，提出具有指导意义的个人预防方案，将由外界造成的大学生生命财产安全损失降到最低；从个体对内在心理压力控制性安全角度而言，大学生既是心理调节需求最强的个体，又是容易被心理压力击垮，做出极端事件的个体，高校辅导员有必要加强日常学生心理状况动态掌握工作，对心理承压过重个体或存在心理异常学生个体，及时开展具有针对性的预防和干预工作。

三、小结

高校辅导员对大学生安全价值观教育引导，应从培养全局安全性入手，使大学生具有全局安全意识，同时要有针对性的开展个体应对外界的安全防范意识教育和个体内在心理安全情况干预指导。

开展安全价值观教育，应丰富高校辅导员的安全价值观教育载体，以多种形式的团学活动、实践活动，磨练和提高大学生安全意识，提升安全价值观认识水平，培养优秀大学生树立具有全面和全局认识高度的安全价值观。

参考文献：

[1] 邢树云.刍议如何做好高校安全教育[J]. 科技创新与应用，2012，(20)：322

[2] 郭金平.当代大学生安全防范意识现状及对策[J].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 , 2012,(05) :241-242

安全预案的意义篇6

论文关键词　大学生安全教育　概念　教育管理

近年来社会上公共安全事故频发，与高校相关的民事案件、刑事案件、事故等也出现了增加的趋势，影响了在校大学生的正常学习和生活。为了应对安全新形势，2004年4月，教育部下发通知:加大安全教育力度，强化师生安全意识。基于当前形势的需要与国家相关部门的号召，部分教育行政部门与高校开始意识到大学生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2004年，北京林业大学在全国首开先河，把安全逃生课列为必修课并纳入学分制。2006年，北京市教委召开“北京高校大学生安全教育工作会议”，要求大学生安全教育“进课堂、进教材、落实学分”。2008年，上海市颁布了全国首个《大学生安全教育大纲》。然而，对于全国大多数高校而言，大学生安全教育依然仅仅处于宣传阶段，远未达到有计划、有目标、规范化教育的层次。

一、大学生安全教育概念

安全，通常是指平安、稳定，与危险相对，是不受威胁、不出事故、没有危险的一种状态。安全教育，是针对遇突发性事件、灾害性事故的应急、应变能力，避免生命财产受到侵害的安全防范能力，遇到人身伤害时的自我保护、防卫能力，以及法制观念、健康心理状态和抵御违法犯罪能力的教育。安全教育最初主要应用于工业生产领域，尤其是高危行业。随着校园不安全因素的激增，教育领域也开始重视安全教育与管理工作。

大学生安全教育，是指高等教育部门以国家法律、法规策等为依据，以促进大学生的人身安全与心理健康、全面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为教育目标，以安全责任、安全知识和安全技能为主要教育内容，通过新生入学教育、课程教育等为教育途径，使大学生全面掌握安全知识与技能、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和社会需要而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活动。

二、大学生安全教育的重要意义

（一）开展大学生安全教育是实施依法治校依法治国的需要

从以往高校发生各类安全事件来看，大学生一方面容易成为伤害案件中的被侵主体——受害者，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成为伤害案件中的施害主体——施害者。在实施大学生安全教育中，不仅仅要培养学生的安全知识和技能、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同时，更需要培养大学生安全责任观，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不当行为会对家庭、对学校、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大学生是高校的主体，是国家的未来建设者，要实现依法治校、依法治国，必须从大学生安全教育入手。

（二）开展大学生安全教育是维护高校安全稳定的需要

创建平安和谐校园离不开校园主体，校园主体会对平安校园的建设起着决定性作用。大学生是高校主体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大学生安全防范意识的强弱、逃生自救技能的高低以及安全责任素质的优劣，直接影响着校园治安秩序的好坏，关系着校园和谐稳定与否。因此，加强大学生安全教育是维护高校安全稳定的必然要求。

（三）开展大学生安全教育是高校开放办学模式的需要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办学理念的不断转变，大学校园从封闭式逐步转化为开放式，校园与社会融合进一步得到加深。尤其是后勤服务社会化使得高校中人员结构变的更为复杂，潜藏着许多不安全因素，被盗、被伤害等案件有随时发生的可能，给在校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带来了很多不利的影响。因此，要提高大学生安全防范意识，就必须加强大学生安全教育。

（四）开展大学生安全教育是现代素质教育的需要

在如今校园安全事件频发的大环境，缺乏安全责任，缺少安全知识，无安全防范意识，不具备逃生自救技能，已不符合“全面发展”教育理念。大学生安全教育强调增强学生的法制观念，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其实就是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教育，与现代素质教育的核心是一致的。而且，当前大学生从小受到家庭的宠爱，普遍形成了较强的唯我独尊意识与较弱的社会协调能力，较强的参与意识与较弱的承受挫折能力，较强的自我意识与较弱的自我保护能力的反差。加强对大学生的安全教育，提高他们适应环境、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已成为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方面。

三、大学生安全教育“重与轻”现状

（一）重管理，轻教育

随着校园安全事故的频发，“安全重于泰山”管理理念已深入人心，高校党政领导和学校有关部门，认识到大学生安全工作的重要意义。在思想上给予了高度重视，制定了安全工作制度，成立了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在管理上也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不断地加强人防、物防、技防方面的投入，使学校安全管理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然而，安全教育是高校教育的薄弱环节，往往被人们忽视。目前在高校中并没有把安全教育纳入教学计划，也没有规范的安全教育课程，学生不了解安全的重要性，缺乏相关的安全知识。

（二）重形式，轻内容

当前校园安全事件频发，安全教育与管理工作必须引起重视并得到强化，然而实际情况不容乐观，仍旧存在“重形式，轻内容”的现象。有研究表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上级安排了，就组织抓一抓，上级不强调，就搁置一边；二是上级进行检查时，就集中力量应付，检查过后，就万事大吉；三是发生重大案件和灾害事故时就急抓，事情过后就放松不管。这现象在很多校园普遍存在，使得大学生安全教育留驻于表面、留驻于形式。

（三）重事后，轻预防

在高校的安全管理工作中，必须未雨绸缪，切实做好预防工作。只有做好校园安全预案管理，加强大学生安全教育，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但是，当前高校安全教育却并非如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保卫处处长王有洪曾指出，完整的应急管理体制应包括“事前预防、事中处理、事后总结”三个阶段，但传统的观念，使我们更注重“惩治”而忽视“防范”，注重“事后处理”、忽视“预案管理”是我国高校的应急管理机制的普遍现象。

（四）重行为，轻心理

在大学生安全教育与管理过程中，教育者往往关注的是大学生的行为是否遵纪守法，对大学生的心理异常状态常常忽视。发生在高校的类“马加爵事件”，却往往是心理疾患引起的。有研究指出，我国高校大多数都没有专门的心理咨询机构，对学生心理方面的教育往往不够重视，并且常把学生的一些心理问题当作思想问题来解决，结果曲解了学生。这样不仅不能解决学生实际问题，反而会挫伤学生的积极性，甚至会导致他们逆反心理的产生。

四、大学生安全教育需要“四重视”

（一）要重视大学生安全教育制度健全

大学生安全教育作为一项系统化的工程，要确保其效果，就必须做到健全制度，落实责任。首先，要完善安全领导组织机制。高校安全教育工作的成与败，关键在于党政领导重视与否。高校党政一把手作为校园安全构建的第一责任人，必须亲自抓。其次，要建立健全安全工作机制。成立高校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形成党委领导、部门具体负责的齐抓共管工作机制，落实责任人的相关责任，把安全责任落实到部门及个人。再次，要建立安全教育监督机制。实行规范化管理，使安全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让每个部门、每个人都来关心安全问题。

（二）要重视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建设

在《高等教育法》、《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试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安全教育及管理暂行规定》等法规中，明确了高校在大学生安全教育中的权利和必须履行的义务。然而，在现行大学生安全教育与管理中，高校普遍侧重的是安全管理工作，对安全教育工作做的很少，如有也仅仅是停留在说教层面，如利用广播、橱窗、展板、讲座等形式进行安全教育，没有达到“进课堂、进教材、进学分”的层次。如今，新的形势要求高校必须开设安全教育课程，将安全教育课程纳入学校整体教学计划，安排教学课时，通过规范化、系统化地开展大学生安全教育，构建“安全知识教育+逃生技能演练+安全文化营造”三位一体的安全教育模式，使学生掌握安全知识和防范技能，提高安全素质。

（三）重视高校安全应急预案管理工作

应急预案，是针对可能的重大事故（件）或灾害，为保证迅速、有序、有效地开展应急与救援行动、降低事故损失而预先制定的有关计划或方案。《左传》有言：“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编制安全应急预案，完善应急机制、体制和制度，对于提高高校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全面履行教育管理职能，构建平安校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制定应急预案能为突发校园安全事件的预防和处置提供依据；加强应急预案管理有利于做出及时的应急响应，降低事故后果；应急预案能使高校日常安全培训和演习工作更具针对性。应急预案的编制、评审强调各部门的共同参与，应急预案的和宣传有利于全体师生员工了解可能面临的重大风险及其相应的应急措施。加强应急预案的管理工作，是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建设的重要补充。

（四）重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安全预案的意义篇7

[关键词]公安办案成本节约经济学

当前，公安办案还存在着只强调客观真实的发现，强调实体公正的实现和维护，为了发现客观真实，为了实现和维护实体公正，可以不计成本，甚至不择手段的做法和观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公安工作也应该与时俱进，最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在倡导建设节约型社会，笔者试从经济学成本收益的角度来对公安办案要强化成本意识进行简要分析。

一、成本收益的经济学含义

一般来说，成本是指为了达到特定目的所失去或放弃的资源。与成本相对应的概念有两个，即收益和效益。在经济学中，收益是指厂商出卖产品所得到的全部收入，既包括成本，又包括利润。而效益指的是一个生产过程以最小的投入总成本生产出既定水平的产出，或一个生产过程使既定的投入组合可得到的产出水平达到最大。

在执法活动中，如果投入较小的成本能取得既定的效果、达到预期的目标，或者是投入既定的成本能取得较大的效果、较圆满地实现预期的目标，那么，执法活动是有效益的，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同样是能够生产出一定“产品”，同时又需要支付一定成本的活动，投入与产出同样是公安机关执法活动无法回避的问题。没有投入就不会有产出，不同程度的投入以及投入的方式都极大地影响着“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投入越多并不代表产出就越多，因此执法成本的投入要合理化，同时，还应保证收益与成本之差最大，也即执法的效益最大。经济分析法学认为，所有的法律活动和全部法律制度，都始终存在一个有效利用资源，减少法律运作交易成本，从而获得较大收益的问题。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也是如此。

另外，我们不能只考虑到公安机关的成本，还应考虑到犯罪嫌疑人的成本、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成本，视野更开阔一点的话，还应考虑到整个国家和社会在公安机关执法活动中所付出的成本。也就是说，公安机关执法活动的成本比公安机关自身在执法活动中投入的成本范围要广，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公安机关执法活动的收益和效益比公安机关自身在执法活动中所取得的收益和效益范围要广。

二、公安办案要讲成本的必要性

1、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公安办案要节约成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做任何事情都应当有成本意识。社会已然是经济社会，人也是经济人，不讲成本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如果对执法活动引入经济分析的话，则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要想达到预期的目标，也必须投入一定量的成本。那么投入成本就要取得相应的收益，而且要使收益达到最大化。

2、公正效率的协调统一性要求公安办案要节约成本。公正和效益是执法活动不可回避的永恒主题。在效益和公正发生冲突时，理应是公正优先、兼顾效益。这与纯粹的经济活动不同。而且在执法活动中，不光要考虑经济效益，还要考虑社会效益。但公正优先并不意味着为了追求公正，可以不计成本；兼顾效益也不意味着更多地去追求社会效益，而忽视或忽略成本的投入。追求真实与降低成本的冲突是执法活动中存在的冲突之一。我国在各种执法活动中，包括公安机关机关的执法活动中，历来强调客观真实的发现，强调实体公正的实现和维护，为了发现客观真实，为了实现和维护实体公正，可以不计成本，甚至不择手段。以前，在我国的执法实践中，在追求公正或者社会效益或者“政治效益”的倡导下不计成本的做法并不少见；即使在今天，在具体的执法实践中，尤其是对于那些后果严重、或者社会影响恶劣、或者涉案面广、或者人民群众比较关注的大案要案，“不惜一切代价”、“调动一切力量”的提法仍然时有听闻。这些口号和提法是不合适的。因为公正在法律中的第二个意义，就是效益。西方有一句很著名的法谚，叫做“迟来的正义非正义”。贝卡利亚也曾指出“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随着时间的拖延，执法成本势必也消耗得越多。

3、建设节约型社会要求公安办案要节约成本。2005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提出了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战略目标。国务院总理在近期召开的全国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也强调：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事关现代化建设事业，事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事关中华民族生存和长远发展。我们一定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把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工作摆在突出的重要位置，切实用大力气抓紧抓好。要求建设节约型社会政府机关要起表率作用。公安机关作为国家机关中较大的一个部门，人数多，机构庞大，工作量也大，办公成本自然也大，所以公安机关如何节约办案成本对于政府机关带头建设节约型社会更具有现实意义。4、执法资源稀缺要求公安办案要节约成本。在执法活动中强调成本和效益问题，与我国执法资源的稀缺密不可分。正因为执法资源贫乏，才更需要合理分配资源、减少成本投入，注重执法活动的效益。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并不发达，物质更谈不上丰富，各级公安机关，尤其是“战斗”在第一线的基层公安机关的人、财、物配备情况在多数地区还比较简陋。公安机关人力、物力、财力的缺乏，以及公安执法的范围广、数量多、难度大，要求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符合经济原则，在执法活动中尽可能地节约成本，注重执法活动的效益。当然，节约成本并不是说执法活动可以忽视或者忽略质量，公正理应是摆在第一位的，只是由于执法资源的有限，必须得到有效的运用。同时，也只有在执法活动中节约成本、注重效益，才能保证具体案件处理的公正，如果在执法活动中不计成本，或者对某些案件不计成本，势必导致某些需要更多投入的案件投入不足，难以保证案件处理结果的公正。

三、公安办案如何节约成本

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应当从不计成本的办案观转向注重效益的办案观。注重效益的办案观就是要求公安人员在保障执法公正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办案成本，提高办案效率，提高执法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努力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平衡。仅就诉讼职能来说，台湾法学家陈朴生认为：“刑事诉讼之机能，在维持公共福祉，保障基本人权，不计程序之繁琐，进行之迟缓，亦属于个人无益，于国家、社会有损。”

当前，公安机关普遍存在着人员少与任务重的突出矛盾。讲求工作效率，强化成本意识，提高办案质量，降低办案费用，搞好协调工作，是解决这个矛盾的有效途径，是更好地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服务的必由之路，也是充分发挥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职能的当务之急。

1、要树立成本意识，树立节约意识。增强全社会的资源忧患意识和节约意识。要求真务实，居安思危，增强资源忧患意识和全局观念；做到建设节约型社会从今天做起，从每一个人做起，从节水、节电、节材等具体工作做起，让节约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为。讲求工作效率，把低消耗、高效率、优质量当作追求的工作目标。讲求成果利用。对在工作中形成的对个案问题的认识，进行综合、归纳、提炼、加工，总结出对整体和全局工作有指导性、借鉴性、促进性意义的信息，并及时向领导和决策部门反馈，实现成果的充分利用。只考虑办案的可行性和可能性，只考虑破案，不注意办案周期，不注重效率，只注重成果，不注重成本，高投入，低产出的“低水平重复性建设”粗放型的办案理念要向“花最少的钱，用最少的时间，获得最大的办案效益”的“高水平效益性办案”的集约型办案理念转变。

2、要建立成本控制制度，完善成本控制机制。建立包括预算管理办法，财务管理规定，资金管理办法，工资管理与分配制度等在内的会计控制制度和包括人力资源管理办法，人员分工及岗位责任制度的内部管理控制制度。要把预算外资金和制度外资金统一到预算控制之内，形成完整统一的政府预算，统一财政。要加强预算管理，控制财政支出。公安机关的运转必须严格在预算的约束下配置和运作行政资源。要强化预算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实现预算收支程序法律化、规范化。要完善政府采购制度，通过法制化的政府采购、规范化的财政支出制度，来控制和降低行政成本。同时，要有效控制成本。通过制度建设，使管理工作处于有序状态，工作行为处于可控状态，办案工作处于有效状态。对重点项目重拳出击，关键问题果断决策，常规性工作速战速决，做到大事不推诿、难事不拖延、琐事不纠缠，尽量减少人力、物力的浪费。

3、要强化队伍素质，提高工作质量。以“人、法、技”建设为基础，苦练内功、深挖潜力、积极备战。以提高整体素质为核心，以加强业务培训为手段，以强化个体业务能力和整体战斗能力为目标，把提高总体素质摆在重要位置，提上议事日程，列入工作计划，当作公安机关内部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来抓。要完善各种管理手段，规范业务行为，建立业务考核机制，严明工作纪律，强化办事效率，降低办案风险，提高工作质量，从而避免因工作失误造成的办案成果的浪费。此外，要搞好工作协调。充分调动和发挥每位办案人员最大的工作效能，力求做到组织严密、目标明确、方法科学、措施具体、工作协调、整体联动、内容配套、保障有效。通过科学的组织，避免工作的交叉和人力的浪费。

4、要强化成本利用的监督机制。就外部专业监督而言，要按照事有专责的分工规律，强化审计部门的全过程监督；对于内部监督而言，要建立健全内部审计部门，不能把内审机构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摆设部门”，对于查出来的铺张浪费甚至弄虚作假的人和事，要严肃处理.

安全预案的意义篇8

关键词： 公有公共设施；管理人； 社会公众； 安全保障义务

中图分类号：DF521

文献标识码：A

在我国，公有公共设施一般是指由行政机关或其特许的公务法人基于公众共同利益的需要，为增进人民福祉，设置或管理供公众使用各类有体物或附属于该物的相关设施，包括公路、桥梁、港阜码头、堤防、下水道、公有垃圾场、公有屠宰场、公有行道树等［1］。政府一旦向社会公众提供这些公有公共设施，政府及其设置的管理人（以下统称“管理人”）就有义务保障社会公众使用的安全，因公有公共设施造成损害，政府及管理人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赔偿义务。那么，公有公共设施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来源有哪些，内容是什么，界限划在什么地方比较合理。本文试就这些问题进行论述，以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一、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的理论基础

所谓安全保障义务就是对特定人的人身、财产负有照顾、保护义务的人应当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以避免侵害他人权益。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指对公有公共设施负有管理职责的人，如果该设施具有损害他人的危险，即负有防止他人遭受该设施损害的义务。这里的损害危险主要指公有公共设施在维护、修缮、保管、巡查等方面存在瑕疵，在目前的技术水平条件下缺乏通常应具有的安全性，致使使用者的人身和财产受到损害的危险。和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的基础不同，社会公众对管理人信赖的基础不是合同而是一种信赖关系。我们知道，现代社会推行“依法行政”，其重要方面就是政府要保障社会公众的信赖利益，打造诚信政府的形象，实现政府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这就要求：

（一）政府行为具有正当性，值得社会公众信赖。自20世纪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在行政上是一种服务与合作的关系，在观念上是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为了管理社会、服务社会，政府无偿向社会提供各种公有公共设施，其提供服务的行为被推定为具有正当性。社会公众基于对政府的信赖，相信其提供的公有公共设施不会存在基本的安全瑕疵；而实际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公有公共设施总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其中有些缺陷是无法避免的，而有些缺陷在现有条件下是完全可以避免或者可以控制到最低程度的，对这部分缺陷造成的损害，政府无疑成了这些危险源的制造者。尽管政府在提供公有公共设施方面毫无过失可言，也不存在道德上的非难性，但是为了保障社会公众的安全和信赖利益，政府有责任去排除或控制这些危险源，让社会公众放心使用。

（二）保障公众安全，实现利益平衡。从利益关系上说，政府对社会公众利益的集合是无偿的，因而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分配也应该是无偿的，也就是说，社会公众已经无偿地分担了公共负担，接受政府的公共服务也应当是无偿的，除非特定的社会公众分享了比其他社会公众更多的公共利益。如果要求社会公众在享受政府提供公有公共设施“免费午餐”的同时，自己去解决由此而带来的危险，无疑会使得他们在使用这些公有公共设施时变得小心谨慎，畏首畏尾；而一旦造成损害还要其自行承担，社会公众在使用这些公共公共设施时就不是无偿的，而是以承担某种风险甚至损失为代价。这样，政府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就被破坏，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就不合理地转嫁到社会公众的身上。再者说，在避免公有公共设施造成损害方面，由于政府及其设置的管理人离危险源近，控制危险的发生更容易，投入的成本较特定的社会公众低。所以，为了维护社会公众的信赖利益，政府也应当承担安全保障义务。

二、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的来源

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法定义务、合同义务和附随义务，而管理人与社会公众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提供设施并加强管理是政府及其管理人的一项行政服务职能，所以合同义务和附随义务并不是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的来源。尽管有人认为政府修建收费公路等，管理人和社会公众因收费而使得两者之间有了合同关系，据此推断出合同也是管理人的义务来源之一［1］17，但对此说法笔者不敢苟同。因为随着公路管理体制的改革，收费公路都是由各自的公路公司负责经营，其收费不仅是为了收回修路的成本，而且更带有明显的营利性质，公路公司的安全保障义务属于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范畴。笔者认为管理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是基于国家法律规定以及依诚实信用和保障人权等原则而产生的。具体而言，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的来源主要有：

（一）保护他人安全的法律规定是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的主要来源

在现代社会，国家为保障社会公众免受公有公共设施带来损害，专门出台了相关法律，直接课以行政机关或相关的事业单位保障社会公众安全的义务，这些规定就成了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的主要来源。例如，我国《公路法》、《水法》、《风景名胜区保护条例》等对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都作出了明确规定。我国《公路法》规定，公路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规定的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对公路进行养护，保证公路经常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依法对有关公路的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公路养护技术规范》规定，各种路面应定期清扫，及时清除杂物，以保持路面和环境的清洁。我国《河道管理条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河道主管机关以及河道监理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加强河道管理，执行供水计划和防洪调度命令，维护水工程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河道的整治与建设，应当服从流域综合规划，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通航标准和其他有关技术要求，维护堤防安全，保持河势稳定和行洪、航运通畅。”《风景名胜区条例》规定：“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安全保障制度，加强安全管理，保障游览安全，并督促风景名胜区的经营单位接受有关部门依据法律、法规进行的监督检查。禁止超过允许容量接纳游客和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区域开展游览活动。”

（二）社会活动安全注意义务是管理人义务的补充来源

尽管法律对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作了相应的规定，但是法律不可能将所有公有公共设施的安全保障义务都规定出来。对于这些未法定化的危险，往往是通过社会活动安全注意义务来调整。社会活动安全注意义务是指“在自己有责任的领域内，从事或持续特定危险的，负有义务根据情况采取必要的、具体期待可能性的防范措施，保护第三人免于危险”［2］。这一理论基础肇始于德国的一般安全注意义务理论。其核心是旨在“从事交易或者社会活动，肇致形成或者持续特定危险源的，应当采取必要安全措施，以保护他人免受损害”。它是安全保障义务中除去已经类型化的义务来源之外的部分，范围非常广，是安全保障义务中最具活力的来源。根据王泽鉴先生的理论，笔者认为公有公共设施管理人的社会活动安全保障义务也有三种情形［3］：一是因自己的行为发生一定结果的危险而负有防范的义务，如市政管理部门修建下水道设施、挖掘水沟，应加盖或设置必要的警示标牌；二是维持某种交通的需要，如公路养护部门在维修公路时应在一定的范围内设置必要的警戒线，并作合理的提示，在改建公路桥梁时应设置临时的通行公路；三是因从事一定职业而承担防范危险的义务。如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应保证旅游高峰期间游人不能过分拥挤，以免发生安全事故。

三、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

（一）提供的公有公共设施设备必须符合必要的安全保障标准，这是管理人安全保障的基本内容。管理人所提供的建筑物、配套服务设施、设备应当安全可靠，有国家强制标准的应当符合强制标准的要求，没有国家强制标准的，应当符合行业标准或者达到该类设施所具备的最低安全标准。这就要求：

1．所提供的设施设备必须经验收合格。公有公共设施在投入社会活动使用前必须经过建筑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并允许投入使用。正在兴建或者尚未正式投入使用的公有公共设施，其所造成的危害不能称之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

2．所提供的设施设备必须符合安全管理要求。在安全管理方面，现行法律法规一般要求公有公共设施的设计人管理人在设计使用过程中配备必要的安全设备，并保证该设施设备一直处于良好的状态。

（二）已经使用的公有公共设施，其管理人应合理控制危险源。这是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另一主要内容。根据克雷斯蒂安•冯•巴尔的理论［4］，危险控制义务可分为两类：一类就是那些得以使潜在的受害人对危险自己负责的义务，管理人的这类义务主要是警告或者告知义务，而具体的安全防范义务经提示后则由社会公众自己承担。这主要是因为对这类危险管理人无法采用积极的防范措施予以避免，而交由社会公众自己去采取措施，避免的效果可能更好些。所以，虽然警告是最弱的安全措施，但简单、经济，在一定情况下能够达到很好的效果；另一类就是以直接排除危险源为目的的义务。这类义务主要是由于公有公共设施本身存在的明显的不安全因素，仅通过警告告知等方式仍不足以防止危险的发生，在此情况下管理人还应该采取积极措施，直接排除危险源。如公路桥梁可以通过竖立障碍栅栏保障人行通道的安全，高速公路通过设立上跨桥的方式保障公路两边行人横穿马路的安全。究竟管理人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排除危险，一般认为，如果管理人本应直接采取措施排除危险而没有去排除，或者管理人为了降低成本，仅仅发出一些警告和指示，甚至连警告和指示都没有发出，那么管理人没有履行合理地控制危险源的义务，存在有过失或者重大过失。[注：如部队仅在尚未清理完毕的演习场出入口贴出“有危险，村民不得进入”的告示是不足够的。具体案例可参阅杨立新主编《类型侵权行为法研究》。（杨立新.类型侵权行为法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686.)]。如何认定管理人合理控制危险源，笔者认为应参照以下标准：

1．控制危险源的预防成本与可能造成损害之间的比例。在确定本应采取某一具体预防措施而没有采取是否违反了安全保障义务时，需要比较所影响的负担和收益的分配。 一般来说，如果行为人期待利益超过他行为的预期成本，那么他所承担的行为风险就是合理的;如果损害非常大，但是预防的成本很低，而预防产生的有效性却很高，那么就要求采取预防措施。如果管理人为增加预防措施而增加了相应的成本，而该成本又通过其他从事该活动的行为人进行分散，而它导致的损害却集中于一些不幸的受害者身上时，那么管理人就可能被认为是没有合理控制危险源。反之，如果管理人增加的成本进行了适当的分散，而且受害人的损害机率和程度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分散，管理人即可被认为对危险源进行了合理控制。

2．危险源的性质及其防止危险的成本。一般来说，预防危险的程度应当同某一特殊危险可能造成损害的大小和可能性相适应，但在危险发生的机率非常之小，以至于危险可能被描述为“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合理可预见的”情况下，对于该种危险源就根本不要求进行预防，因为这种预防的投入和危险的发生根本不成比例。

（三）防范制止侵权行为。作为公有公共设施的管理人，由于具有了解认识其管理的物的能力，并且也能认识到如何防范和制止因该管理而导致侵权行为发生的能力。因此，管理人有义务在侵权事件发生之前，制定相应的预警机制和应对突发事故的预案。在侵权事件发生后应采取相应措施将损害降低到最低程度。这一义务具体包括：

1．防范制止来自外界、第三方的侵害。管理人的职责是保护公有公共设施的安全，至于外界或第三方在公有公共设施场所内直接侵害他人利益的，管理人应在其可预见的范围内承担防范和制止的义务，但是如果超出可预见的范围，要求管理人防范和制止来自外界、第三方的侵害，则就对管理人要求过高。如公路上每一定距离的路段就应配备相应的养护车辆和养护人员，定期对公路进行巡逻，及时修复被损坏的公路路面，防止因路面被毁而使行人或驾驶人员受到损害，这是管理人防范外界或第三方侵害应尽的义务。

2．排除安全隐患。管理人对于有违安全的特定人应当进行劝阻，必要时通知公安部门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如劝阻深水区域游泳的人离开深水区域，禁止报废车辆上路行驶等。

3．对于正在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危险，管理人应当积极施救或者配合相关部门及人员进行施救，以避免损害的进一步发生或减少损失。如水库大坝管理人员对落水的人应积极施救，拨打急救电话120或报警电话110等。

（四）对特殊群体承担的特殊安全保障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身损害的司法解释》中规定了经营者对儿童安全保障的特别义务。但实际上，在公有公共设施的使用上特殊群体并不仅限于儿童，色盲、盲人以及其他有生理缺陷的残疾人等也经常是公有公共设施的使用人。因此在建设公有公共设施时，这些群体的安全也是应该予以考虑的。公有公共设施不应存在对特殊群体有特殊的危险，尽管这些危险作为正常人可能并不存在，但由于特殊群体的生理原因，无法识别和控制这些危险，作为管理人有义务控制或减少这些危险。比如城市主干道的人行道上设置盲道，这不仅是政府人性化管理的表现，也是政府市政部门应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

四、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的界限

尽管管理人在一定情况下必须承担安全保障义务，但其承担义务也是有一定界限的。那种不论是天灾还是人祸，只要损害的发生是在公有公共设施场所范围内，就认为管理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就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观点，实际上是不合理扩大了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加重了管理人的负担。司法实践中就出现过夏威夷椰子树不长椰子的法律笑话和长江、黄河是否也要加盖的疑问［5］。近几年来因道路交通事故而状告公路部门的案件日益增多，其中有些案件状告公路部门是毫无根据的［6］。因此，必须界定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的界限，那么界限划在那里比较合理呢？笔者认为，判断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有以下三个标准：

（一）管理人是否尽了合理注意义务。只要管理人尽了合理注意义务，即使发生了损害也无需担责。那么如何认定管理人尽了合理注意义务呢？笔者认为主要是管理人对损害能否预见，也就是管理人的义务仅及于那些处于可预见的危险范围之内，管理人只有在可以合理察觉危险的情况下才承担安全保障义务。如市政管理部门在下水道窨井被偷盗好几天却没有派人修复，就说明市政管理部门对受害人的损害已经有了合理预见而没有采取相应措施，那么市政部门就应对此造成的损害负责。被誉为“中国公路第一案”的判决就认为公路部门对损害有合理预见而未采取措施应承担责任［7］。如果是公路养护部门刚巡视完路面不到半个小时，就有不明第三人将油料泼洒到路面上，管理部门没有接到任何报告，致使事故发生，那么对这类事故的发生管理人是无法预见的，也就无需承担责任［8］。

（二）管理人和受害人之间是否存在近因关系，即受害人的损失与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是否具有关联性。2004年7月，北京圆明园女游客遇害一案，法院认为圆明园管理处为了保障游客的人身、财产安全，按照国家有关部门规定颁发了旅游管理规定，并制订了符合有关规定的安全保障措施，也就是说，圆明园管理处采取了与其活动相适应的保障措施。在安全警示方面，要求公园管理处对景区内是否发生刑事案件进行预见并制止，显然超出了公园管理处的职责范围。因此，法院认定公园管理处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对游客的损害不承担责任［9］。这个判例说明提供规范完备的设施、稳定良好的景区秩序是景区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要求景区杜绝发生刑事案件则超出了其义务范围，因为刑事案件的发生与公园管理处的安全保障义务没有近因关系。类似的还有因台风吹倒路树，损坏路边汽车，或因水灾使道路排水孔盖脱落，致路人行经掉落罹难，或因地震使桥梁水泥脱落损及汽车，这些事件的发生都与管理人的管理职责没有关联，管理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只承担道义上的救济责任。

（三）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能否避免危险的发生。公有公共设施造成的危险多种多样，有的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能够避免，而此时管理人却没有采取措施去避免该损害的发生，对此可以认定管理人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而对于有些危险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根本无法避免，即便管理人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也无济于事，对此就不能认为管理人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如长江、黄河整条河流的安全保障措施就无法彻底解决。

总之，针对公有公共设施给社会公众造成的损害，一方面人们既要区别管理人与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有所不同，保护社会公众人身财产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又要给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划一合理界限，防止随意扩大其义务范围而产生的不公平。

参考文献：

［1］马怀德, 喻文光. 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责任［J］. 法学研究, 2000(2):14-15.

［2］ 林美惠. 交易安全义务和“我国”侵权行为法体系之调整［J］. 月旦法学，(80):252.

［3］ 王泽鉴. 侵权行为法第一册［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94.

［4］ 克雷斯蒂安•冯•巴尔. 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上卷［M］. 张新宝,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461.

［5］ 钟志平. 公共安全保障义务不能任意扩张［EB/OL］. (2003-11-18)［2006-11-10］. 省略/public/detail.php?id=91204

［6］ 公路侵权责任不能任意扩大化［EB/OL］. (2006-05-25)［2006-11-08］. 省略/zyw/n301/ca271290.htm.

［7］ 梁慧星. 道路管理暇疵的赔偿责任 ――大风吹断路旁护路树砸死行人案评释［J］.法学研究,1991(5):27.

［8］ 油路致人死亡案审结 法院裁定：公路部门不承担责任［N］. 贵州都市报, 2005-0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