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开展革命传统教育范文

如何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篇1

一、革命传统教育的内涵

革命传统教育就是指用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对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教育。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斗争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世代相传的优良革命传统，这就是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革命前辈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英雄业绩和革命精神，是、、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培育出来的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的三大作风。这些革命传统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鼓舞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奋发图强，积极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巨大动力。其精神实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终生。革命传统教育主要内容包括：养成密切联系群众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培养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谦虚谨慎等良好品质；养成艰苦奋斗、勤劳勇敢、不怕困难的品德；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和为共产主义事业而英勇牺牲的献身精神等。

二、内坑中学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深厚资源

（一）得天独厚的人文优势

内坑中学地处革命老区----内坑镇，内坑是红色革命的摇篮，有着辉煌的历史和优良的革命传统，在历史上曾为晋江乃至泉州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内坑地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泉州地下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的活动区域之一。这里的居民勤劳俭朴，以农业为主；解放前，这些地方的农民长期遭受封建势力的压迫剥削和反动当局的横征暴敛，长期在饥饿线上挣扎，有着改变悲惨命运的强烈愿望。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内坑地区是中共晋南特支、中共晋南县委的主要活动基地之一，内坑地区党的基层组织属于中共晋南县委及官桥区委领导。抗日战争时期，内坑地区是中共泉州地下党组织隐蔽基地之一；这时的党基层组织隶属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及其所属的官桥区委、安海区委。自1946年12月至1949年7月解放战争时期，这里先后是中共泉州中心县委机关和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闽中支队泉州团队部的，中心县委在这里领导、指挥泉属地区及厦门、漳州（部份）等地的革命斗争。这时期，在内坑工区成立区一级组织，历经内坑区工委、五峰区工委、C区区委和五星区委，领导所属各乡村党组织、武装队伍及革命群众组织，团结一切要团结的力量，与反动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总之，自1921年至1949年二十多年中，内坑地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尽艰辛，英勇奋斗，为壮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谱写了一曲曲感人肺腑的英雄战歌，铸就了不屈不挠、一往无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建国后，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内坑镇为革命基点乡（镇）的称号。

今天，在晋江有关内坑革命史中的“中共砌坑党支部”、“晋南游击队”、“读书会”、“兄弟会”、“抢米斗争”、“洋尾事件”、“科任事件”、“攻打安海”等事迹大家仍耳熟能详，而在革命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大批革命志士，如尤大斧、王美、尤灵波、郑堂楚、吴天亮、吴烟腾等仍然牢记在人们的心中。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历史纪念馆、内坑砌坑革命史陈列室、内坑革命烈士纪念碑等仍然向人们展现着那段永不磨灭的烽火岁月！无数的革命前辈虽已远去，但他们留下来的昂扬向上、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仍然在老区人民身上传承着。

（二）催人奋进的校园文化积淀。

晋江市内坑中学创办于1960年秋。学校已经走过了52个春秋，这52年是艰苦创业的52年，是奋发进取的52年，也是人才辈出的52年。她已经培育了数万名的学子，培养了众多奋斗在各行各业的有用之才，为家乡的建设、祖国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培养的学子遍布海内外，他们活跃在华侨商界，大多数艰苦创业，落地生根，事业有成，典型代表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聪颖先生等。

内坑中学从孕育、诞生、到发展壮大无不倾注着爱国侨亲、校友大量的心力。以曾文广先生、姚荣辉先生和姚嘉波先生为代表的众多侨亲不遗余力、“举学兴邦”的爱国、爱乡热情和崇高精神永远感染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内中人，成为学校前进发展的强劲精神动力。而学校早期创办者的执著办学、艰苦创业的精神将永远镌刻在内中的史册上，成为学校进行优良传统教育的鲜活教材。学校虽三迁校址，四易校名，历尽波折，备尝艰辛，但一代又一代内中教师的忠勤职守、敬业奉献的精神始终得以沿袭传承。

三、内坑中学革命传统教育办学特色的创建历程

五十多年来，晋江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晋江教育也得到不断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晋江教育迎来了自己的春天，进入了大发展、大提高的历史阶段。进入新世纪后，晋江加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内坑中学与晋江改革开放同呼吸共命运，紧紧抓住晋江教育强市大发展的机遇，学校由原来的农村初中校一跃成为完中校，由一所农村完中校变成福建省三级达标高中学校，当前学校正争创二级达标校，学校的革命传统教育办学特色业已形成。回顾其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早期的革命传统教育——艰苦创业精神教育

1960年秋，内坑创办“晋江八中”（后改名为内坑中学）。当时内坑没有中学，没有教室，没有课桌椅，没有一件值钱的设备，只有四张布黑板，四盒粉笔，几套初一年教科书，曾焕启老师大胆带领二百多名学生，在布满碎石野草的龙眼树下进行上课，一句“开学了”，一所中学应运而生。后来借姚加荐厝、熊山寺为教室。由于条件极其艰苦，学校从成立之初就十分注重对学生进行爱国、爱家、爱校及艰苦创业精神的教育，师生一起努力用双手创建美好校园。1962年，全校师生一起劳动，在熊山寺东面公路另一侧面建一座两间土墙教室，并平整出两个篮球场。1964年，全体师生勤工办学，先后在雷厝坡、方广山、莲山领顶山坡等地垦荒上百亩地种作物，用以维持学校经费；1965年，全体师生齐心协力在雷厝坡上平整出一个运动场，结束了学校在龙眼树下作操场、公路作跑道的历史；1971年学校全面开展学军、学工、学农活动；1972年开展忆苦思甜活动，组织学生吃“忆苦饭”；1973年组织第二届高中生集体报名参军；1977年建立中共内坑中学支部……艰苦的条件磨炼了同学们的坚强意志，用双手亲自参与学校的建设，培养学生了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热爱家校的意识。1964年朱清泉同学被空军部队挑选为空军飞行员，成为晋江第一个空军飞行员。

（二）改革开放头十年的革命传统教育——理想、道德、纪律教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于1984年提出了“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教育。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如何让“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当时引起了学校领导和教师的思考。

针对当时理想、道德、纪律等观念在人们头脑里淡薄，“向钱看”的思想开始腐蚀孩子们幼小心灵的情况，当时学校领导经过深入地思考，向学校教师提出：立足内坑镇，弘扬革命传统，向孩子们进行理想、道德、纪律教育。

向全校师生发出倡议：每人节约一分钱，为内坑革命烈士纪念碑周边奉献一片绿意。同学们勤俭节约，利用课外时间捡废铁、废纸，集资数千元，购买树苗、花圃等，亲自参加劳动，又在内坑革命烈士纪念碑周边开辟了“红领巾路”、“共表团苗圃”、“班级管理区”。这些一起成为对学生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活生生的课堂。

一批又一批的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在内坑革命烈士纪念碑周围种下了一棵棵的小树，小树和学生们比肩成长，纪念碑周边郁郁葱葱。一批又一批的少先队员踏着“红领巾路”来到纪念碑前献上自己编制的花圈、花篮……当初的内坑中学就是这样利用内坑革命烈士纪念碑这个生动的、特有的大课堂，作为对孩子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学校还根据青少年学生的特点，与老地下党员、老战士、“接头户”等保持通信联系，并请来了一些老红军、老战士让他们担任课外德育教师、校外辅导员，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向学生讲述革命先烈艰苦卓绝的斗争事迹，讲述先烈们为劳苦大众得解放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慨。故事感染着同学们，烈士们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为人民英勇献身的崇高品质，塑起一座座挺拔的浮雕，矗立在同学们的心中。1986年学校荣获晋江县“五讲四美三热爱”先进单位。1986年被评为晋江县教育先进单位。1989年被评为泉州市教育先进单位。

（三）九十年代的革命传统教育——英雄人格教育

时代在发展变化，相应地对人的素质要求也在变化，在市场经济形势下，今天的花朵，下世纪的接班人，那时他们应当具有怎样的人格呢？如何让今天的学生——明天的创造者适应下世纪对人的要求？

进入20世纪90年代，福建的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步伐大大加快。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提出了教育要“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各级各类学校要进一步改进德育工作的方式方法，寓德育于各科教学中，要针对新形势下青少年成长的特点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学生坚忍不拔的意志、艰苦奋斗的精神，增强青少年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我们在教育调查中发现，当时的家长比较偏重于子女的物质享受和学习的外部条件，而忽略了对孩子的品德素质培养。因此，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做人，如何从“人格缺陷”的误区中走出来的问题。根据当时我校在革命传统教育方面的德育特色，我们提出了“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劳动、学会健体、学会生活、学会审美”的学生培养目标。

我们始终围绕先烈的事迹和结合学生的实际和身边的人和事三方面来开展先烈人格风范教育的活动。采用的形式有：（1）讲故事活动人人讲先烈故事，以先烈为榜样，向先烈学习。（2）竞赛活动。开展：a、争创以某先烈名字命名的班级小组活动，激趣，强化榜样的力度，促进内化作用，加速自我教育进程。b、推行同学间相互激励机制，开展比比谁更好，看谁学先烈得的星多，获得的荣誉多的活动。c、各种学习、体育活动等竞赛活动，激发了学生自信心、进取心。（3）开展了朗诵活动。教师带头创作和指导学生一起创作学先烈先烈的诗歌、散文，收集赞颂先烈的诗文，召开向先烈学习的朗诵会。（4）开展讨论会活动。a、根据班级里出现的问题，从实际出发，引导学生围绕某一主题展开讨论，辨别是非以明理。b、教师带大家学习先烈故事后，引导学生开展了“假如是我”、“生死一刹那”等讨论活动。（5）演讲活动。演讲与英雄人格有关的身边的人和事，谈自己的感想，从中受到了教育。（6）“一二九”歌咏比赛活动。组织学生唱赞美先烈的歌，学校组织开展歌咏比赛，班级根据自己班级的实际情况和班风创编学先烈的班歌，编班歌、唱班歌，按班歌去做。（7）组织学生开展了参观活动，对学生进行先烈人格风范教育。组织学生参观内坑砌坑革命史陈列室、内坑革命烈士纪念碑、晋江市革命烈士纪念馆等。

通过这十年的英雄人格教育，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规模得到了快速发展。1991年内坑中学举行三十周年校庆，时任福建省省长贾庆林为新校舍落成剪彩，并在庆典大会上讲话；1993年晋江市第32届中学生田径运动会在内坑中学举行；1994年荣获晋江市“十配套建设达标学校”荣誉称号等。1999年内坑中学复办高中部。

（四）新世纪头十年的革命传统教育——创新人格教育

时光飞逝，21世纪瞬间即至。在祖国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教育战线迎来了第八次课程改革。

在迎接21世纪到来之际，党和国家特别重视民族创新素质的提高。当时，主席指出“迎接未来科学技术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坚持创新，勇于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99年党中央、国务院对素质教育的内涵界定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从中我们感受到创新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的，有所创新，才能有所前进，教育工作亦如此。

为此，我校的德育工作围绕“继承与创新”来进行。所谓“继承”是指继承保持我校的德育特色，进行了内坑革命传统为背景的校园文化建设；所谓“创新”是指结合当时的教育改革形势，延伸“英雄人格”教育，开展课题研究以及创设校园心理环境。

1.开展课题研究，深化英雄人格的革命传统教育。

开展了晋江市级课题《深入开发与整合内坑革命传统资源，促进中学德育教育》研究。在该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我们通过大量的调查、走访，收集、整理和整合了地方革命传统资源，拜访革命纪念单位，共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对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寻求革命传统与校园德育工作相结合的新形式新方法；开发革命传统教育的校本教材，形成《中共晋江内坑地区地下组织革命斗争史》一书，开发了校本德育教材，建构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德育理论，并为今后的课题研究和德育资源开发提供了方法上的指导和借鉴。利用节假日、纪念日等时机，走出去、请进来，组织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活动；以年级、班级为单位，以年级长、班主任、政治、历史老师为主力，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实践；组织开展个案研究和经验交流等。健全了学生的人格素养，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得到了提高，行为习惯得到改进，人格素养日益健全。《深入开发与整合内坑革命传统资源，促进中学德育教育》课题被评为晋江优秀课题。

结合学校为农村中学及革命老区的特点开展了福建省课题《农村中学学生良好学习习惯养成的研究》。通过该课题的研究，使学生的学习方式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我们以课程改革为契机，以内坑丰厚的革命传统资源为依托，以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为立足点，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策略，以指导学法为举措，面向全体学生，分层次指导，学生由机械接受学习，转变成主动积极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涉及到倾听、观察、记录、思考、分析、归纳、总结、表达、交流、合作、实践和多媒体辅助学习等各个方面，方式灵活，使学生更广泛地获取信息途径。学生能从自己的视角和能力出发，用自己喜爱的学习方式进行学习，体现学习的个性化，学生的自学能力普遍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进一步得到提高。《农村中学学生良好学习习惯养成的研究》获福建省一等奖。

2.创设校园心理环境，促进先烈人格风范品质的形成

（1）创设了优美的校园外部环境，美化净化了学生的心灵。围绕先烈人格风范教育内容整体设计布置了：在文广楼和荣辉综合楼一楼墙壁布置了德育长廊和宣传标语。

（2）创设了学生喜爱的室内育人环境。①荣誉角：张贴、悬挂班级在市、区、校各项竞赛中的获奖证书、获得的流动红旗等，不断激励着学生进取心。②黑板报：围绕主题定期（半月或一月）出黑板报，在先烈人格风范品质方面要求各有侧重。③班训：在教室的醒目位置张贴各班级的班风要求，不断提醒学生应达到的先烈人格风范品质教育要求、目标，以调节学生的内心活动；如，国旗、“祖国利益高于一切”标语等。

（3）创建学校心理活动室和心理咨询室、开设咨询电话热线，编印《心晴》心理辅导刊物，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清除了学生成长的心理障碍，培养了学生英雄的人格。

本世纪的头十年是学校取得大发展的十年，2006年我们通过福建省三级达标高中校验收；又先后荣获“福建省中学示范图书馆”、“泉州市现代教育技术实验校”、教育部“十一五”规划课题实验学校、泉州市绿色学校、晋江市先进单位等数十个集体荣誉。

四、新时期内坑中学革命传统教育办学特色的践行与展望

进入新时期，我校革命传统教育办学特色继续向前发展和深化。科学发展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战略指导思想，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的德育也要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进行生命化教育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也是“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定基础，为教师专业成长构建平台”办学理念的目的所在。

所谓生命化教育，我们认为：生命化教育面对的学生是“生命”，是具有个性的“人”，从遵循生命（学生）的本性出发，目的是点化和润泽生命，使教育沐浴于人性的光辉之中，为了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而进行的社会活动。应该让我们的教育：充满尊重；充满人性；充满关爱；充满民主；充满和谐；充满生命的活力；充满智慧；充满创造。生命化教育的核心理念是：尊重与发展。所以新时期我校革命传统教育的办学特色旗帜鲜明的指向生命化教育。

（一）基于学生需要的新革命传统教育——生命化教育

革命烈士作为孩子思想健康成长中的榜样是需要的，因为榜样是大家看在眼里的风向标，你指向哪，大家就会照着你所指的方向去做。它是一种动力，会不断地激励着别人这样做；它是一种文化，通过这样的文化熏陶人、影响人的行为。孩子的成长需要榜样，关键是我们如何用好榜样，这就需要我们革新革命传统教育的形式，以满足今天学生健康人格成长的需要。

我们坚定地认为，我们今天理想的教育应是一种生命化教育。理想的德育应是生命化的德育。我们需要从生命化教育的视野来审视今天的革命传统教育！孩子作为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需要作为生命主体的尊重，需要充满人性的关爱，需要充满民主与和谐的教育，需要使之充满生命的活力。从我校的办学特色来看，生命化的德育其核心就是健康化的革命传统教育。从尊重生命的主体、革新革命传统教育的内容和革新革命传统教育的形式出发，我们认为：新革命传统教育应是“建立在学生需要基础上的革命传统主体育德”。这里的“主体育德”是指学生作为革命传统教育的主体，需要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在革命传统教育的过程中主要通过自我教育、自我体验来改变教育的形式，达到自我育德的目的。

（二）新革命传统教育的内容

建立在学生需要基础上的革命传统主体育德的提出，是革命传统要赋予时代精神的需要，是生命化教育的需要，是生命化的德育，是对以前革命传统教育的革新，我们称“新革命传统教育”。建立在学生需要基础上的革命传统，首先要考虑：今天的孩子缺什么？需要是人类一切行为动力的源泉，需要也是学生育德的源泉，而需要又源于“缺乏感”。根据我国的教育方针和社会发展需求以及学校发展特点，从学生的基本需要出发，秉承“传承与创新”的思想，我们认为新革命传统教育的内容是：

新革命传统教育（生命化德育）培养目标

品质目标 认知目标 行为目标

新革命传统教育 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爱国情怀 1.激发学生爱国主义热情，树立民族自豪感；

2.了解中国近代历史，感受祖国变化、激发爱国、爱乡、爱校的情感；

3、树立正确的学习目标、学习态度，进而形成刻苦踏实，勤奋进取，独立思考和钻研的学风。 1、爱我们国家悠久的历史文化、人文精神和美丽山河；爱家、爱校、爱乡，从点滴做起。

2.增强责任意识，学会从小事做起，做事负责任，敢于承担责任。

3.走出校园，服务社区，乐于奉献。

4.有勤奋学习的决心、恒心；正确处理好学习与网络、休息的关系，能抓紧时间学习，学习中不怕苦。

爱拼敢搏的革新意志 1.懂得正确面对生活和学习中困难，初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2.懂得在生活和学习中要坚强，有毅力、坚持不懈。

3.懂得革命烈士坚强、宁死不屈的意义。 1.遇到困难与挫折，能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珍爱生命，热爱生活。

2.面对困难与挫折，能选择合适的方法与途径，持之以恒，达到成功。

3、学会合作，学会学习，乐于在学习和生活中大胆展示自己，乐于发表自己的见解。

4.自觉搜集革命烈士的豪言壮语和相关故事，进行自我教育。

勤劳俭朴的生活态度 1.知道勤劳俭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有理想有志气的人应具备的品质。

2.知道当今我们仍然要勤劳俭朴的原因。

3.懂得要从小培养勤劳俭朴的好品质。 1、学会辛勤劳动，不懒惰。

2、做到不攀比，花钱得当，不买不必要的东西，学会储蓄。

3、爱惜物品，修旧利废。

4、做一个勤劳俭朴的人。

4、能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学习与生活中的困难与挫折。

5、乐于参加集体活动，有较强的团队精神和集体荣誉感。

健康淡雅的审美情趣 1、了解美的本质、特征和形态；

2、掌握审美的含义和标准，明确审美在中学生人生中的地位和作用；

3、重点把握培养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的途径和方法。

1、 1、树立正确的审美观；

2、在学习和实践中提高审美能力；

3、丰富知识学习，提高鉴赏水平；

4、在实践中训练感知能力

5、拓宽视野，培养广泛兴趣爱好，发现和发展自身的特长。

（三）“新革命传统教育”的活动形式

以前革命传统教育上的一些做法，和今天这个时代合拍吗？“新革命传统教育”新在哪里？其一、是在内容上的再度挖掘，以满足今天学生成长的需要。其二、教育方式上的改革，让今天的学生能够接受，通过“主体育德”的方式来进行。

所谓“主体育德”，就是教育的过程中更关注育德的主体，“主体育德”的核心是德育观念的转变，让学生成为育德的主体。学生作为“主体”，他具有对活动的选择性（而不是盲从性）、参与活动的自主性（而不是依赖性）、在活动中的能动性（而不是被动性）以及在活动中的创造性（而不是守旧性）。“主体育德”是一种自我教育，它强调学生内在的自我需要、强调学生在教育活动中的体验与主动参与。

具体的活动形式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部分：传承

1.通过组织开展读书活动、专家讲座、专题知识竞赛、专题图文展等方式，学习和了解内坑革命史、内坑中学发展史。

2.通过组织到老区基点村访查和社会实践活动，了解老区的发展现状；通过参观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历史纪念馆、内坑砌坑革命史陈列室、内坑革命烈士纪念碑等感受当年老区的艰苦斗争环境和革命精神，进一步亲身感受老区人民的高尚品质。

3.通过观看有关的红色经典影视片，深刻理解老区革命斗争历程和崇高的老区精神。红色影视片既具有娱乐作用，也具有教育作用，因此应充分利用红色影视剧及纪录片、专题片等有计划地分年级地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4.通过组织以老区为主题的专题演讲比赛、宣讲活动、有奖征文比赛，激励广大青少年勤学进取的热情和回报老区、报效祖国的志向。学校应利用这种为学生感兴趣的形式，围绕老区方面的内容组织专题演讲比赛和宣讲活动。如：“我所了解的老区现状”、“一个感人的老区故事”、“老区精神与时代精神”、“怎样弘扬老区精神”等。

第二部分：创新

5.推进课堂教学改革，促进学生个性发展

立足校情生情，结合《农村中学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和《“立足于学，着眼于疑，以学定教”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等省市级课题的研究与推广，继续推进初中“先学后导合作探究”和高中“导学、导议、导练”教学改革试验，通过弘扬人的主体性和自主精神，引导学生学会自主学习，使他（她）们从“受逼”学习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让学生变得爱读书、爱学习。通过合作学习，培养学生合作的精神、团队的意识和集体的观念，让学生在学习交流中分享彼此的思考、经验和知识，丰富学习内容，求得新的发现，使原有知识得到增值，同时在学习的交往和互动中激发灵感，增强思维的灵活性和广阔性。通过探究学习培养学生敢于对权威、对教材、对教师提出质问和怀疑的批判精神，养成尊重事实、实事求是、讲究证据的科学态度。

6.构建校本课程体系，促进学校特色发展

结合《乡土资源开发与校本课程建设研究》省级课题的研究，深入挖掘新革命传统教育的有效素材，将“生命化教育”作为校本选修课程、研究性学习活动和学生课外活动的主题，有计划地开展法制与安全教育、心理健康与卫生保健教育、理想教育、感恩教育、礼仪教育。

7.丰富自主管理内涵，提升生本教育水平

要充分发挥学生会、学生自律委员会、青年志愿者、文学社等学生社团的作用，以开展班级值勤周制、学生干部夏令营、青年志愿者活动、科技文化艺术节为活动载体，发现和培养学生的管理才华，提高与人交流沟通的能力，增强团结协作的意识，让学生的智慧和才干潜能在自主管理、自我管理中得以充分地展现。

要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社会生活和社会环境，培养学生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意识，并在社区服务过程中学习新知识，体验奉献的愉悦和人间亲情。通过开展感恩励志教育、爱心捐赠活动、中学生现代礼仪教育、餐桌文明活动、宿舍文化节、烹饪比赛等活动，唤起学生自律意识，培养学生具有“心胸宽广、乐观豁达、进取向上”的优良品质，具有“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关心自然”的责任心和诚实的作风，具有“对己讲仪表、对人讲礼貌、回家讲孝道、社会讲公德”的传统美德，使之成为具有现代文明情操与社会道德标准的人。

总之，结合时代特色，关注学生发展需要，尊重德育主体，体现个性特点，进行灵活多样的生命化教育，是新时期我校革命传统办学特色的发展和深化。我校的革命传统办学特色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五十多年来，学校在发展变化，但牢牢把握革命传统的办学特色没有变，薪火相传，一代代的内中人仍然会高举旗帜永不止步！

如何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篇2

一、建立动态生成思维，把握“我为什么做”，不断提升学校质量内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计划研究所”第一任所长菲力浦・库姆斯在他的名著《世界教育危机―――八十年代的观点》中指出:“比起习惯上定义的教育质量以及根据传统的课程和标准判断学生学习成绩从而判断教育质量,这里所说‘质量’还包括教与学的‘相关性’问题,即教育如何适应在特定环境与前提下学习者当前和将来的需要,还涉及到教育体系本身及构成教育专业要素(学生、教师、设备、设施、资金)的重要变化,目标、课程和教育技术以及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环境等。”因此,在库姆斯看来,教育质量不是一个静态的、封闭的概念,而应该是动态的、开放的概念：“质量和水平是相对的,是根据特定的时间、地点,特定的学习者和他们的环境相对而言的。”

库姆斯的教育质量思想把握了教育质量与教育环境之间互动的和辩证的关系,他批判了把教育质量理解为脱离时代和学校的变迁,以一种一成不变的标准做出评价结论的传统思维。社会的不断进步,对人的要求在不断变化，对教育的价值追求也不断发生变化。在新的变革背景下，每一所学校的校长首先要对时代命题作出积极回应，建立动态的思维方式，在办学目标追求的内涵提升和科学质量观的确立中，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事实证明，任何一所学校的改革都是从质量观调整和改革开始的，尤其是每一所优质学校，之所以能成为有口皆碑的优质名校，首先是老百姓对其质量观的认同和“教育产品”特质的认同。

常州市局前街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面向全体学生，让学生全面发展，全面提高教育质量”，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局小办学坚持的根本。所谓的“全面发展”，在当时特指“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协调发展。所谓的“高质量”指的也就是学生在“德、智、体、美、劳”方面都获得较好的发展。在育人目标的定位上，局小实现了“认知领域”外的拓展，这无疑是巨大的进步。在这一办学理念背后更蕴含着学校“质量观”的积极意义，局小并没有把“教育质量”等同于“学科知识的获得”和“学科技能的习得”。“全面发展，打好基础”的办学宗旨孕育出“轻负担、高质量”的办学特色，百年老校在教育改革的主动回应中书写了辉煌的篇章。

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入，局小站在时代的臂膀上对学校的教育价值又一次作出了自觉的思考。大家对“人”这一独特生命个体的认识进一步明晰，局小的“高质量”理念受到了时代的挑战。究竟如何认识学校教育中的学生，“高质量”的时代内涵是什么？关注生命，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就是这一变革可能的突破口之一。时代的文化转型，根本的体现是对生命的尊重与信任；时代的发展，根本的需要是富有生命活力的个体的出现。2005年，学校加入了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的“新基础教育”研究。

在世纪之交的学校变革中，基于对学校教育价值观的重新认识，局小在“轻负担、高质量”的办学特色中，关注了传统和现代的融合，进一步提出了“教育是一种生命关怀”的办学理念。在这样的价值追求下，学校通过成长空间的创设与拓展，通过高质量的学校教育生活的创造，促进着每一个生命的健康成长。

“教育是一种生命关怀”，这一教育理念实现了局小办学质量内涵的时代诠释。在新的教育背景下，我们尝试着去回答：教育如何适应在特定环境与前提下学习者当前和将来的需要？如何为培养在未来迅速发展和变革的领域里有效地发挥作用的人而制定新的课程标准和教学计划？我们认为，有质量的教育的含义在世界不同地区应允许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无论背景怎样变化，至少有一种含义是不会改变的，那就是:当教育赋予学生应对现实生活中多种挑战的力量时，才可以被称之为“有质量的”。正如立陶宛教育和科学部长AlgirdasMonkevieius所说：教育质量是有背景条件的，它的形式是演变的。我们所说的教育质量，是教育者和学习者之间的理解，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需要与可能性、理想与潜力之间，尽最大力量架设起来的桥梁。

教育质量的概念是变化的，它受地区差异、时代特征和人们的主观意识的制约。因此，在每一个不同的教育发展阶段，每一所学校都需要重新扣问自己：我们的教育是为了谁,目前又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对常州市局前街小学来说，在面对又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时，依然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办学目标，并进一步实现在理念层次上的具体转化，在实践追求上的深入系统。

二、建立整体关联思维，把握“我如何做”，不断改善学校发展方式

教育事业发展到新阶段，必然从重数量规模向重质量内涵发展转变，这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内在要求，也是解决“上好学”问题的必由之路。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要鼓励学校办出特色，积极探索发展模式，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接受适合的教育。

学习者特征(健康的、有学习动机的)、教育过程（有能力的教师使用积极的教学法)、教育内容（相关课程)、教育体制(良好的管理和公平的分配)等都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制约因素。哪怕是如库姆斯所说的教育技术“从讲课方法到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从讲座会到练习,包括黑板、课桌、教科书、师生比例、教室和楼道的布置、年级制度、校历、把时间分成教学单元的电铃以及影响孩子们前途的考试和升级制度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整个教学“系统”和“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促进学习。在新的教育背景下，每一所学校必须要回答这样的自我追问：我们是在进行局部的变革还是系统的整体设计？围绕本校的办学目标，是否在整体意义上推进了质量提升？

新世纪以来，在教育宏观领域变革的同时，学校变革也同步开始了。事实上，在素质教育推进的过程中，很多学校的变革，做的仅仅是学校表层的加减法，仅仅是从学校发展的外在层面展开的变革，是对教学目标做出的零星的反思与探索，缺少从根本上重建学校教育的改革研究与实践。虽然这样的变革也给学校带来了新的发展，但这种没有触及学校内核、由外而内发生的局部变革，不可能给学校带来持续发展的原动力，也无法应对时展对学校教育的挑战。我们应该再次追问自己：从事的是推动外在的变革还是内涵的深层变革？

许多学校教育的改革更多地还是自上而下进行的，是对国家和政府发动的宏观改革的积极呼应。实践证明，学校只有主动变革，才能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变革的实践产生新的理念，新的理念又将带来新的探索与变革，只有形成良好的理念与实践变革的互动关系，学校才能充分发挥实验学校教育变革排头兵的引领作用，开拓进取，不断跨越新的台阶。因此，我们还应该反思：是主动推进变革还是被变革？

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正式颁布，学校主动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空间，学校的发展开始转型，由粗放型发展向内涵型发展转变，这种转变要求我们立足于学校传统，高瞻远瞩地分析时代背景，分析学校自身优势与不足，认识自我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通过整体的改革实践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实现学校教育的深度变革。

三、建立创生归纳思维，把握“我依靠谁做”，不断激发学校内生力量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所所长杨小微提出：当代学校变革与发展的重要特征是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为此，我们面临着许多方面的思维习惯的改变，学校各个层面的领导，都要从过去习以为常的“指令―演绎”式的思维习惯转向“创生―归纳”式的新思维，而这常常是决定着学校办学质量的瓶颈。

这一想法的提出，实际上是直面了学校传统组织管理的弊端。中小学内部管理的结构，大多参照科层制范式区分出高层、中层、基层三个层次，每个层次一般都包含党、政、工三大系列，校长室为高层，中层机构为教导处、办公室、总务处，基层组织有教研组、年级组、备课组等等，德育、教学和后勤服务三个条状系统通过这三个层级得到落实和贯彻。在新世纪以前，作为一所百年老校，局前街小学基本遵循了这一传统组织结构的设置范式，各自向垂直系统的上级主管负责，每一个条状系统的横向关联性不强。作为基层组织中的教师往往接受多头管理，割裂而不关联的工作布置既造成了精力的损耗，更影响了学校教育时空的育人价值。

学校组织机构在长期运行中基本形成了上传下达、服从和执行的职能观。这样一种组织运行机制，叶澜教授曾经将它的特征作了提炼：“上级决策，下级执行；一人指挥，众人行动；统一任务，逐级演绎；套路相似，结构雷同。”这样一来，具有教育性和成长性的学校组织的特性被扼杀，学校教育的创造活力和师生的创造力难以激发、生长。

库姆斯曾提出，课程改革要取得实效，不仅要有一个广泛的社会理解条件，而且要得到承担这项任务的人的广泛支持，特别是一线教师的支持。由此可见，新一轮规划纲要的落实，呼唤每一所学校成为学习型组织。因为在这样的组织里，学校构建大家共同发展的愿景，让每一位教师成为盟约的信奉者，共同为了美好的东西去努力，而不是为了所能得到的物质奖励。在这里，不存在指令式的管理，更多的是民主的、参与式的共同合作性的努力。在这样的学习型组织内，共同的团队规范、组织对教师专业理想的承诺、团队精神等可以转化为领导的替身，教师完全出于责任和义务去奋斗。我们相信，只有这样的组织，才能帮助学校整体实现教育质量的提升。

由此可见，在新的教育改革背景下，每一所学校都需要反思：我们的学校组织建设走到了哪一种状态？离学习型组织还有多远？领导方式是哪一种类型？教师工作的推进动机出于哪一种？有没有为教师的主动创造构建良好的机制？

叶澜教授指出：“真正面向未来的学校文化恰恰要扎根于传统与现实的文化土壤之中，孕育出的却是超越历史与现实的文化。”面对新的教育改革背景，我们唯有清晰地认识自己，明晰了“我们是谁？”“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如何行动？”“我们何以可能？”等自我的追问，才能在教育领域转型性变革中正确地选择发展方向，才有可能成为变革的参与者、促进者与引领者。

如何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篇3

【关键词】 革命纪念馆；青少年；教育功能；重要性；存在不足；实现途径

党中央和在延安工作和战斗了十三个年头，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都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新中国成立以后，延安革命纪念馆也相继建立，是全国建立最早的革命纪念馆之一。而革命纪念馆教育在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和爱国主义情操培养方面有其独特的作用。笔者针对革命纪念馆对青少年的教育意义展开论述，希望充分发挥革命纪念馆的教育作用。

一、革命纪念馆对青少年教育的重要性

1、革命纪念馆是青少年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阵地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动员社会各方面共同做好青少年思想道德工作，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由此可见，国家对青少年思想道德培养是十分重视的。延安革命纪念馆内丰富的馆藏文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我们无声的财富。青少年通过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不但能接触到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通过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先驱们鲜活的生动事例，教育广大青少年如何处理奉献与索取，名誉与利益，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同时培养他们关爱他人，无私奉献，明辨是非的优秀品德，从各个方面对青少年的思想品德进行熏陶。可以说革命纪念馆是学校对青少年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最好场所。[1]

2、革命纪念馆能激发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情怀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优良传统。我国把爱国主义教育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延安革命纪念馆有许多十分珍贵的革命文物和党史资料，这也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而当代青少年对于一些历史事件仅仅停留在历史课本的介绍上，对于延安时期、延安精神等理解比较肤浅。如果去革命纪念馆观摩学习，通过纪念馆讲解员的讲解和对实体文物的参观，使青少年明白今日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用生命换来的。通过学习，使他们在心灵上产生了更为强烈的震撼效果，更易被青少年理解和接受，使他们在思想上得到了启迪，树立起了爱祖国，爱人民和爱家乡的基本道德标准，真正达到了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激发了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情怀。

3、革命纪念馆对青少年继承党的优良传统有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就一直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扬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优良品质。现如今，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也渐渐地传播到了校园，学生之间相互攀比，浪费粮食等现象比比皆是。延安革命纪念馆里陈列着老一辈人使用的物品，这些东西正是共产党人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最好的证明，通过瞻仰这些文物，使青少年明白自身的不足，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继承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发扬党的良好作风。因此，革命纪念馆对青少年继承党的优良传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革命纪念馆在青少年教育中的不足

1、革命纪念馆自身宣传力度不够，对青少年缺乏吸引力

在许多发达国家，市民参观博物馆或纪念馆的平均次数达到每人每年3～5次。[2]反观我国，对学生只重视“填鸭”式的知识灌输，那么他们同样对宣教的纪念馆没有兴趣。延安革命纪念馆对青少年观众缺乏吸引力，首先是展览形式太传统，更新速度较慢，主要以静态的图片展示为主，不能适应新生代人群的需求。其次是他自身的宣传力度不够，被动的等待学生来参观学习，很少组织革命纪念馆进校园的活动，没有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也没有专门针对青少年教育的研究队伍，直接导致丧失了青少年群体的关注。最后延安革命纪念馆也没有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个手段，加强自身的宣传，如果通过网络、报刊等媒体，对纪念馆的工作进行重点宣传，设计一套适合青少年的教育宣传片，相信会引起青少年的关注。

2、学校不够重视对学生进行革命纪念馆的教育

由于应试教育对我国的长期影响，学校只重视学生分数的提高，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也只是停留在说教的简单层面。对于延安的青少年群体来说，生活在这一片热土是多么幸运的事，然而学校却并没有充分发挥延安革命纪念馆对学生的教育作用，只一味对学生进行课本的讲解与学习，很少或者几乎没有组织过学生集体参观革命纪念馆的活动，对革命纪念馆的教育长期处在不重视的状态。

3、家长认为参观革命纪念馆无关紧要

通过笔者对一些家长的访谈得知，大部分家长认为参观革命纪念馆无关紧要，学生在周末或者节假日，大部分有条件的家长会给孩子报一些辅导班、兴趣班。他们和学校一样，重视孩子学习成绩的提高或者培养一些技能，忽视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即使有家长愿意带孩子走进革命纪念馆，也只是单纯的对展品的参观，对馆内的蜡像或者民俗物品的关注大于对书信、历史文物的瞻仰。对于文物所体现的内涵也没有传播给孩子，大多选择拍照留念，购买纪念品等。

三、如何实现革命纪念馆对青少年的教育功能

1、充分挖掘革命纪念馆对青少年的吸引力

革命纪念馆如何利用自身优势，吸引广大的青少年群体自觉走入馆内参观和学习，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第一：创新陈列内容、丰富展示方式。延安革命纪念馆应该定期对陈列内容进行修改，挖掘革命历史先进人物、典型事件背后的故事，能让青少年在每一次的参观中都有新的收获和体会。撰写适合青少年文化层次的讲解稿，突出趣味性，使讲解通俗易懂，寓教于乐。在向青少年展示的过程中，配上绘声绘色的幻灯片，更加能吸引青少年的注意。

第二：综合应用科技手段，还原历史风貌。延安革命馆虽然也有沙盘模型、蜡像场景，但总体利用科技手段还原历史风貌方面还比较单一和落后。应该不断的引进先进的现代化的展示手段，改变目前比较枯燥和呆板的格局，在这方面，政府应给予财政支持。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延安革命纪念馆可以做出更加逼真的历史场景，使青少年走进纪念馆可以切身体验那个峥嵘的年代。

第三：充分利用纪念馆官网，发挥红色教育宣传作用。目前纪念馆的网站内容较少，展示手段较单一，所以纪念馆的网站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可以设计适合青少年浏览的内容，与延安市的各个中学的网站链接，潜移默化的达到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优良传统的教育目的。

2、革命纪念馆应加强与学校的合作

为了更大程度的发挥纪念馆的教育作用，纪念馆本身不能被动等待学生进入馆内学习，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强与学校的合作。首先可以邀请学校组织学生团体参观革命纪念馆，这是纪念馆与学校合作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最普遍形式。为了便于青少年观众参观学习，纪念馆可以创新讲解方式，比如让学生自己担任讲解员，使学生参与其中，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其次，纪念馆也可以主动走进学校，在一些特殊的节日举办讲座、报告会等，讲解延安时期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使学生能够感染他们高尚的品格，进而自发的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规范自己的行为习惯，自觉向先进人物学习，达到教育的目的。最后，革命纪念馆可以与学校合作举办一些相关的知识竞赛，充分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通过这些活动方式，让青少年逐步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

3、家长应重视学生的革命纪念馆教育

革命纪念馆教育不光是学校和纪念馆的工作，家长也应该重视对孩子进行纪念馆教育。延安革命纪念馆先后编辑出版了《延安革命纪念馆艺术精品选》、《延安革命史实录》等VCD光盘。[3]作为家长，完全可以将这些读物买来给孩子观看，在孩子的周末或者节假日，完全可以抽出一点时间，带孩子走进纪念馆，感受纪念馆。

【参考文献】

[1] 莫云.革命纪念馆对青少年教育的独特作用与思考[J].中国校外教育，2011.2.

[2] 姚香勤.中国博物馆社会化的新进程[J].中国博物馆，2002.3.

如何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篇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07）05．0005．09

AReflectionoftheTraditionalAimsofEducation

WANGChang．le

(InstituteofEducation,JiangsuUniversity,Zhenjiang,Jiangsu212013,China)

Abstract:Thetraditionalaimsofeducationinourcountry,todevelopsuccessors,arethepoliticalexpectationinthespecificperiodofhistory.Thetermssuchasrevolution,proletariatandsuccessorsarethewordshavingnothingtodowithrationaleducationinmeaning,andtheycreateagapbetweentheeducationalaimsandthecommonstandard,tohavebetterman.Thus,therewillbedisorderinthevaluesystemineducationalactivities.Moderneducationneedstosurpasstherevolutionaryclassstandardanddevelopmoderncitizenswiththenotionofdemocracy,freedomandequality.

Keywords:educationalaim;revolutionarysuccessor;moderncitizen

科书中，还是在正式的会议决议或文件中，教育目的都被表述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样的表述历时数十年，人们对此司空见惯，并未感到有什么不妥，所以至今仍然是教育文件及政策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概念。然而，在近年来对教育某些不良现象的研究中，作者却发现现在许多教育问题产生的根源，都在于我们以往对教育基本问题的片面认识。在诸多的片面认识中，一个重要的误识就是“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的。该误识使教育偏离了以培育善良、正直、理性、高尚、自由的健全人格为基础的教育方向，从整体上影响了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时至今日，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

一、传统教育目的的概念解析

众所周知，我国教育目的中贯穿建国后五十多年的“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思想，表达的是一种政治性需要，其中的“接班人”和“建设者”概念，也是一种政治性目标，其内蕴的是政治的要求和意志。该教育目的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必须以培养继承、发扬、传播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接班人”为教育的直接及唯一目的，其对中国教育的直接影响曾经长达30年。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改革开放活动中，该教育目的曾经被广泛讨论，其依据的理论基础曾经被质疑，但在80年代末的“风波”之后，该目的又成为教育思想领域中的主流话语，发挥着指导思想的作用。然而，由于教育的基本形态及活动机制已经发生了变化，由国家主导的教育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教育的主体地位，并且在促进教育主体地位恢复中肯定了教育的经济利益诉求，致使该目的对教育的影响有所减弱，亦即由直接影响转化为间接影响，并且持续至今。而随着社会领域中市场经济的发展，教育中的经济利益追求超过了政治利益追求，经济功利主义已经成为教育实质性的活动核心，导致教育目的在迷失于政治之后又迷失于经济之中，使教育成为形式壮阔、装饰华丽、灵魂空虚的精神流浪者，倍受社会指责和诟病。对于教育方向的迷失原因，作者拟通过对教育目的概念及精神主旨的分析来陈述。

1．关于“革命”概念

在我国传统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育目的中，“革命”为其核心概念。然而，该目的中所指称的“革命”内涵是什么？教育者怎样贯彻和弘扬革命的主旨，则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对此，制定者虽然微言大义，早已有宏伟理论，但对于执行者而言，革命概念在社会现实活动中变动不定的状态，往往会使他们一头雾水，无所适从。因为在我们的思想领域中，长期流行的定义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写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

这表明在革命的概念中，内含了造反、暴动、对方统治、夺取对方政权等意识和思想。而革命在中国当代历史中最典型的诠释，就是由孙中山领导的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治的武装斗争。那么，教育要培养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否就是这种具有造反精神、坚持武装斗争道路、以革命理想为精神主旨的革命战士呢？他们是否要象革命导师要求的那样，在思想上信仰革命，忠诚革命；在行动上敢于革命，勇于革命，对敌人要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呢？显而易见，这样的教育目的在政治家的思想逻辑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国家处于和平统一、政治稳定、特别是革命者转化为执政者且成为国家的领导核心以后，是否还应该倡导这样的教育目的，则是有待商榷的，也是在现实的教育活动中难以把握的。因为如果革命的定义没有变化，并且强调要年年讲、月月讲体现革命主旨的阶级斗争，那就会造成理论上的教育目的与本真的教育本质之间的逻辑矛盾。因为一方面，革命的阶级斗争性质要求“接班人”应该是继承和发扬革命精神的斗士，是能够对敌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革命战士，他们要能够为革命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亲情、友情、爱情，包括理想、尊严、权利，甚至自己的思想和灵魂。另一方面，本真的教育却要求受教育者应该接受科学的理论和知识，接受文化和知识中内蕴的科学精神和文化品格，修养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的价值观念，修养独立思考、大胆质疑、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学习意识和精神，修养宽容、善良、理智、通达的气质和胸怀，养成文明、理性、智慧、高尚、不迷信、不盲从、不随波逐流、有主见、负责任的人格。二者相较，可见教育目的体现的是人类社会中普世性的目标和标准，注重的是普通人心智和能力的正常发展；而革命体现的则是社会中部分特殊人群的特征，反映的是社会在某一个时期的特殊性需要，政治需要的革命接班人标准与教育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目的和宗旨具有明显的差异，二者难以相通并有机融合。又由于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理论，张扬的是政治功利主义的思想和意识，显现的是一种片面化的情绪和胸怀，这种思想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可能是合理的，但是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现代化建设时期，教育目标过于狭窄和具体，易于造成教育生态的失衡。而强调阶级斗争，强调为了革命的利益而培养接班人的教育模式，会使学生在革命化的过程中变成缺乏正常人品格和情感的“半面人”。我国在上世纪60、70年生的“”中的许多“红卫兵”不仁不义、残忍暴戾地对待他们的老师、父母、亲朋的恶劣行径，就是对学生思想革命化、接班人教育结果的形象诠释。而执政党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对于“无产阶级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抛弃，实际上就是对这种革命行为的中止或否定，亦即要“告别革命”。遗憾的是，其时没有继续对政治之外的其他领域的相关理论进行肃清，以至于在教育领域中留下了许多似是而非的意识。难道我们还能够将教育的目的确定为这样的标准吗？另外，对于作为教育目的理论核心概念的“革命”的理解和评价，在不同的社会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和意义。我们尊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一些期望社会进步的人们通过革命这一激烈的斗争方式，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选择和努力，也承认革命是推动社会快速发展和进步的一种方式，人们在一定时期内对革命的意义和作用进行肯定和赞扬是必要的。然而诉诸历史和文化理性，我们则不得不指出，人们在肯定和张扬革命的意义和作用的时候，也应该明白这样的道理：一是在一般情况下，革命的代价是极其昂贵或沉重的。每一次社会革命的胜利，往往是用革命者及其他社会成员不能复苏的生命、他们的家庭幸福和安宁、社会的大量物质财富、社会相对稳定的经济秩序、道德秩序、文化秩序的颠覆为代价的。革命后的恢复与建设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与之伴随的往往是物质匮乏、社会秩序混乱、人们精神消沉的荒凉时光。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设若在有条件的时候采取“议会道路”的形式，进行社会发展的和平过渡，亦即以和平的方式代替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式，社会进步的代价就会小得多。所以，在现代的意义上，和平发展是优越于武装斗争方式的。这也就是在世界的范围内，人们普遍认同和支持和平方式、反对暴力的原因。二是在革命成功以后，革命者往往自然地重复和发扬革命的逻辑，以革命的思路保政权，搞建设；以革命的逻辑建立国体和制定制度，进行日常的社会管理，难以从革命的逻辑中走出来，从而使革命的性质异化，使革命者转化为自己的反面，成为自己当初意欲的专制者，也成为别人革命的对象。所以，如果说革命者在处于被压迫时期的革命是不得已的话，那么，革命者在取得革命胜利之后，就必须转变自己的思想观念和行为逻辑，从革命的逻辑和惯性中走出，建立与时代相适应的社会思想和制度。因为革命党在取得夺取政权的斗争胜利后，即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他们作为“民主共和国”特别是现代国家的领导者，已经不是进行革命时的“革命阶级”的代表，而是组成“共和国”的全体人民的代表。他们合法性的基础是全体人民的授权，他们负责的对象也应该是这个国家中的全体人民。他们执政的基础应该是“天下为公”，他们维护的社会原则应该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秉持的国家观念应该是依法治国。执政者所服务的对象，也不应该只是自己的群体，不应该只是曾经与自己共同奋斗过的“同志们”，而应该是国内的全体人民。此时应该警惕的是，政府及执政党不能再延续夺权时期的思想和观念，亦即把国家看成是自己的战利品，看成是胜利者们的私有财产，并把国家看成是阶级镇压的工具。不能为了保证一些集团的既得利益，便将对反对者的镇压和压制作为一种基本国策长期推行，从而将国内的人民分为不同的等级，形成另一种人压迫人的社会。教育作为社会公器及全社会的专门性事业，培养的应该是秉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国家观念的国家公民，而不应该是属于某一党或某一派的“革命者及其接班人”。三是由于革命强调的是、剥夺、压制，而不是宽容、尊重、民主，所以作为以造反及为宗旨的革命者，为了某种革命目标，必然要以剥夺别人政治或经济权利、伤害别人身体或人格为条件，其采取的手段往往是暴力或残酷的。这种现象在两军对垒的战争时期或许是必要的，但在革命胜利后的和平年代则是不可取的，它会使社会退回到革命前的阶级对立时代，形成“以暴易暴”、“改朝换代”的循环逻辑。不幸的是，这种现象曾经在建国后的政治运动中反复出现，并且在中被发展到极致，以至于造成国家主席被整死、开国元帅受迫害的惨剧。这样的惨痛教训应该是教育进行思想革新的重要教材，我们应该以此为契机认真反思教育目的，肃清在教育目的问题上的误识，使其奠基在理性、文明的基础上。试想，如果我们的学生还是那些为了革命的利益而六亲不认、崇尚野蛮和暴力的人，那我们的生活将会是多么可怕!我们现实生活中许多名义上受过教育但却心灵冷漠、唯利是图、责任心缺失的人，可以说就是这种假革命之名、行利己之实的功利主义教育意识的产物。所以，当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以后，应该及时进行由革命观念向法制观念的转换，进行由革命者向国家公民身份的转换。教育也应该相应倡导和实施公民素质教育。而当革命不能作为教育的价值取向时，“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的”也自然失去了意义和内涵。若基于这样的认识，革命成功后的教育，就应该是与现代国家建设逻辑相一致的现代公民素质培养的教育，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观念指导下的人人平等的公民教育，而不是囿于“自己”利益的接班人教育。

2．关于无产阶级的概念

在我国传统的教育目的中，规定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直接和具体方式，就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所以，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人格化”。这个提法后来虽然转化为“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但其政治性的内涵并没有改变。然而，教育应该仅仅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吗？应该仅仅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吗？这样的提法在理论上能够成立吗？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众所周知，解放前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双半社会”，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壤中，并没有成长起一个纯粹的无产阶级，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可以说是来自农村的贫苦农民。所以，中国并没有发生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只是发生过以农民为主体的、统治的社会革命。而随着这种革命的胜利，原来处于被统治位置的农民及城市无产者，随之转变为统治阶级，从而面临着继续革命还是改变方向亦即立足于经济建设的路线选择。此时如果选择革命则必须解决革命的对象是谁，革命的目的是什么，革命的主体是谁，特别是如何处理革命与社会稳定、文化发展、社会和谐、文明建国的关系，如何能够在进行革命的同时保证国家的全面发展、保证兑现当初发动革命时制定的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革命目标等问题。如果不选择革命，那就要对其时使用的革命概念进行重新定义，就要解决革命者转变为建设者、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革命队伍中的同志转变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公民等问题。这些问题显然是制定教育目的的人必须十分明了的，否则，教育目的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目标可能就成为在实践上难以操作的假问题。而诉诸中国的社会实际，可知当时的主流意识是这样的：一是在取得对斗争的胜利后，革命党依然选择了继续革命的方针，只是革命的对象已变得十分模糊。其时的革命对象涉及到社会许多方面的人，由原来界线分明的“反动派”转变为社会中的许多群体，其中包括有些曾几何时还是同盟军甚至是同志的一些人。在这些不断变化的革命对象中，既有“残留的统治阶级”，也有“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直至“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中既有处于社会上层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又有处于社会底层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特别是许多原来属于革命者的人，后来又被作为革命的对象打倒。对他们的打击和影响范围也远远超过了组织者的预想。比如：“反运动”震慑和影响到所有知识分子的心理及处世态度（许多解放前成就卓著的作家，解放后几乎没有任何作品）；“”影响到相当多学生的人生态度及人生道路，造成几乎一代人的教育缺失及教育的全面瘫痪；“及运动”影响到所有农民的生活水平及农村组织的品质，使守着土地的农民却缺乏粮食；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影响到相当多的领导干部，使他们再也不敢象那样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直率地批评盲目冒进、弄虚作假、浮夸风等不良现象，甚至不敢在公开场合说真话。二是革命的方式由预期的思想斗争发展到身体伤害和组织处理，甚至于株连到家属及进行刑事处罚。更有甚者，有的人竟因为发表不同看法而被判处死刑，因言丧命，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而由于一直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特征的“革命”方针，所以在建国后的将近30年时间中，国内的政治运动几乎没有间断过，人们的思想及精神也一直处于混乱和紧张的状态。可以说正是这些运动的影响和干扰，才使得工人和农民无法安心工作和劳动，国内工农业生产的水平极低，致使终日在农村劳动的农民吃不饱饭，日常生活消费品要依靠票据购买，人民生活极度贫瘠。试想，这样的革命有意义吗？难道这样的革命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吗？教育应该为这样的革命培养接班人吗？3．关于“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概念

我国传统教育目的中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概念，很难在理论上进行解释。谁能说一个实际从事某项社会工作（比如农民）但没有文化或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文盲）不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不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呢?如果接班人单指各级领导人，那任何一个大学生都不敢保证是接班人；而如果接班人是指从事对社会有益工作的人，那任何一个将要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则都可以说是接班人。这样，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方针，在教育的实际工作中便显得空洞而缺乏针对性，成为虽然见之于各种文件之中但却谁都不将其当真的假问题。由于这种名义上周全、实际上空洞的教育目的占据了本真的教育目的应有的空间，造成了真实的教育指导思想的空缺，从而造成我国教育事业表面上繁荣异常、实际上缺乏核心理念的现象，以至于教育的微观领域天马行空、乱象丛生，以功利为核心的应试教育气势磅礴、根深蒂固。而为了落实这个教育目的，建国后在各级学校中都设置了带有政治威严的政治课，并且明确规定这些政治课程要“雷打不动”地进行。这样，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的，在实践中就演变为各级学校教育中强化政治性课程的制度和思想，人们也自信只要设立了宣扬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课程，学生就能够自然地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就可以自然地成为合格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而少有人认真地思考这类课程是否会失效或异化。然而，这种依据体制强力、从上而下确定教育目的及其教育方式的做法，从表面看似乎是重视政治教育，但实际上割裂了政治教育与知识教育的联系，既使学校中大量的拥有真才实学的教师游离于学生品格教育之外，从而缺乏必要的途经和措施“教书育人”；又使政治课内容脱离丰富的社会文化及历史、哲学、艺术、文学、自然科学等知识体系，成为一种枯燥的意识形态说教，致使政治课成为各级学校中学生不爱学、教师不爱教的“鸡肋”课程。这样的教育内容设置不能不令人产生这样的疑问：难道各级各类学校的知识性教育内容中，没有包含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内容吗？如果有，那么是否有必要在学校的知识性教育内容之外专门设置政治课呢？难道现实的学校组织不能承担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吗？如果能，那么是否有必要在正常的教学机构之外设立专门领导政治课教学的“政教处”等组织呢？显而易见，这样的思路和逻辑，忽视了教育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打乱了教育的逻辑结构和知识秩序。因为在所有学校教育的内容中，无疑都包涵了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无论是在作为学生基础课程的语文、政治、历史、艺术等社会科学课程中，还是在纯粹的自然科学知识中，都包含着丰富且生动的科学和文明意识、精神、价值，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而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独立于学校普通教育课程的做法，则要么是对教育本质和宗旨的陌生，要么是过于迷信和欣赏“战时政治教育方式”。由于学校政治课中的灌输方式与传统的道德及思想教育中的内省、克己、力行方式难以兼容，因而政治课效果不佳的现象成为学校教育中的老大难问题。事实上，不仅培养接班人的社会实践不成功，培养接班人教育的效果也不容乐观。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在这种教育目的直接指导下的教育实践，就充分地证明了这种教育目的的片面性。比如，发生于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始于1966年、终于1976年的“”，都被证明是不成功的，并被称之为“历史性浩劫”和“疯狂的活动”。在那种空洞的革命观念中熏陶出来的“接班人”，多是一些口里高喊革命口号，狂热信奉“造反有理”，头上长角、浑身长刺、目空一切、六亲不认的“造反派”，他们不仅为知书达理的仁人志士所厌恶，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所反感，而且也令倡导接班人教育的革命导师所头痛，只有无奈地打发他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期望通过农村的艰苦环境，磨掉他们身上的“造反派”习气。那么，置身于现代国家建设时期及统一状态中的中国教育，其目的难道是要培养这种以造反、、颠覆、动乱为特征的、坚持阶级斗争观念的“革命”接班人吗？

二、传统教育目的的精神主旨分析

通过上述对教育目的基本概念的分析，可知我国传统教育目的的精神主旨具有这样一些内容：一是主导教育事业的思想基础是革命理论；二是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工具；三是教育目标为培养具有特定标准的革命接班人。如上所述，这样的精神主旨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以说是合理的。然而，如果将这种理论放在我国现代化的语境中，便会遇到这样的难题：一是革命理论是否可以成为国家或社会的普适性理论，能否让其长期贯穿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我国为何在上世纪70年代末要终止长期持续的革命意识并将其置换为改革开放？二是我国曾经长期秉持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育观念，与上世纪30年代推行的“党化教育”是否有本质的区别？是否实现了对“中体西用”、党化教育的思想超越？三是教育作为社会中一项重要的专门性事业，是否具有自己本真的灵魂和追求？而在强调为政治服务的过程中，是否为教育主体力量的发展留有充分的余地或空间？显而易见，这些难题是传统的教育目的难以解答的，其矛盾症结是潜伏于教育目的的精神主旨之中的。

第一、教育目的的政治性内涵使教育失去自己的个性和特色，使教育目的符号化和空洞化。我国长期秉持的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的，完全反映的是社会政治的意志和需要，并且明确地要求教育必须成为政治的工具、完全为政治服务，这种将教育目的绝对政治化的做法，抑制了教育本真宗旨的实现，使教育的方向偏离正常的目标。因为产生于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关照社会所有方面的、以培养人才和发展文化为宗旨的教育，是一项具有专门特征、目的、规律的活动，其功能和价值只能产生于正常的教育活动之中。教育的正常活动，则只能存在于由教育本然目的和宗旨主导的、遵循教育规律的教育机制和氛围之中，这是教育深层次的逻辑和原则。而在教育与社会各个要素的关系中，教育自身是本，社会各要素是末。有本才会有末，只有教育正常发展了，才能谈得上为社会服务。若以政治意志和规则主导或代替教育本质，是舍本而求末，终究什么也得不到。我国教育长期遵循的“谁出钱谁主导”、“为我所用”的社会原则，使教育成为被“钱”或“我”所左右的“异物”。此时的教育已经不是教育自身，而是出钱并因此而主导它的社会政治或政府的工具或附庸。教育追求的目的或目标，已经不是教育自身的目的或目标，而是社会政治或政府的目的或目标；教育活动所遵循的规律，已经不是教育的规律，而是政治或政府活动的规律。这种教育在本质上迷失方向的现象，可以说是我国建国后前30年教育的基本形态。而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后，随着社会整体形势的变化，国家对教育方针的规定也从建国后延续30年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转变为改革开放后的“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建设人才”。这个转变反映了在我国社会活动重心由政治向经济转化的过程中，教育目的也相应地实现了由政治性目的向经济性目的的转化。然而，“天不变道亦不变”，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的前提下，这种变化可以说只是表面性的。虽然其时社会的经济性要求淹没了政治性要求，市场经济的潮流使教育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导致教育领域中出现了乱收费、产业化、庸俗化、功利化、学术腐败等与教育本质完全相悖的不良现象，造成教育完全被经济左右的表象，但“政治化”的教育目的仍然是教育不言自明的基本内涵。因为没有经历过彻底的理论和思想革新的中国教育，是不可能自然地消除深入其骨髓的政治化观念的。而我国高校政治课内容至今仍由国家高层研究决定的现象，则说明中国教育的政治化程度是极深的。在政治与经济对教育影响孰轻孰重的问题上，政治无疑是主要的。因为政治可以通过它的权力限制或冻结经济对教育的影响，而经济却缺乏相应的控制力量。所以，比之于经济对教育的表面化影响，政治的影响可以说是根本性和决定性的。事实上，经济对教育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政治有意转让的结果，并非是经济天然的力量。而教育政治化仍然象一座巍峨的大山，阻挡着教育回归自己本质的道路。当然，这样的制度设置及文化营造的代价是高昂的，因为政治在使教育成为自己附庸的同时，也阻碍和抑制了教育价值和意义的产生。很难设想一个缺乏教育意义和作用的社会，其发展的理性和文明动力会来自何方。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没有先进的教育，绝对不可能有先进的国家”、“没有伟大（一流）的大学，也绝对不会有伟大的国家”的原因。

第二，我国教育目的中刚性的政治性诉求使教育变成“上施下效”性质的被动性活动。由于教育目的的确定和贯彻是不容置疑的刚性政治性指令，因而执行者们对于教育目的的价值趋向、精神意蕴则未必是胸有成竹的。比如，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泛指还是特指？教育目的的内涵是一以贯之，具有确定的内容呢？还是不断更新，随时展而变化呢？教育工作者们在对这些概念并不十分明确且缺乏自己独特体悟、尤其是自觉认同的情况下，其行动则难免会左支右绌，呈现盲目被动的状态。而反观以往的教育实践，可知一方面，教育者们在面对来自于政治系统的教育目的时，对政治的恐惧感使他们往往采取机械的“坚决贯彻、执行”态度。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所以在我国建国后的教育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只是“贯彻执行”的纪录，而少有“发明、创造”的纪录。我国教育东西南北中千校一面、鲜有特色，正是贯彻同一指示、追求同一目标、服从同一标准的原因所致。另一方面，由于教育者的“上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是以贯彻“中央决议”为原则的，因而“中央”才是教育目的的最终决定者。但由于一则即使是同一位中央领导人，在不同时期对于教育的理解也会发生变化，其指示也可能是前后不同的，教育目的若以此为依据，则极难形成与“百年树人”性质一致的稳定的教育观念及文化。二是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即使是国家领导人也难免会犯错误（如晚年），而将教育目的的确定权完全集中于国家领导人的做法，容易引起“人亡政息”的结果，使教育始终处于恍惚及不确定的气氛之中。三是由于中央领导人之间存在着更替或交接班的现象，因而由他们思想决定的教育目的也会随领导人的更替而变化。其时虽然名义上的教育目的没有发生变化，但教育目的在本真意义上的内涵也会发生变化。易于形成虽然教育目的的理想标准很高，但在现实的教育实践中却缺乏真实的基础，从而使教育目的成为说者说之、听者听之但谁也不会当真的官样文字。其所以产生如此差距，一是因为他们以政治为主旨的教育思想，往往与人类渴望和平和安宁生活的天性相羝牾，与安定环境中社会和国家追求的安定团结、和谐友善形势和风气相冲突，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社会主旨相矛盾。二是由于对于许多具有教育经历和经验，特别是具有坚定的教育理念的人们而言，是难以淡漠教育良知和职业责任，用政治家的浪漫代替现实的教育规律的；难以用革命的理念中内涵的偏激的价值观念及斗争冲动，代替教育应该遵循的关怀、平等、尊重、自觉、理性等品质的；特别是难以漠视教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聚的教育精神和规则，漠视教育既有的宗旨和逻辑，将以传授知识、育人品德为主旨的教育办成专门灌输革命道理的“党校”的。因为这个目的如果只是为专门训练干部的、在教育意义上只具有权宜性质的党校制定的，那无疑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如果是为已经具有几千年历史且作为“社会公器”的学校教育制定的，则会遇到教育目的内容与教育数千年来积淀的本质、宗旨、精神、传统是否一致、是否相通的问题。中国教育历史上的“育，使子始作善也”、“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教育原则，则是新的教育目的必须能够有效整合并与之融会贯通的。三是由于传统的以培养接班人为主旨的教育目的，是我国在建国初期意识形态的产物，是与国家文化目标模糊时期的水平相一致的。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活动中，虽然进行了教育思想的大讨论及提出了教育制度改革的问题，但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及社会大环境，应有的改革没有进行。这种充满意识形态特征的教育目的虽然在“”后的改革开放活动中被保留下来，但由于没有在新形势下对教育目的进行与时俱进的评价和更新，因而在教育制度和教育观念方面都还只是复原了“”前的模式。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的致使教育目的在其高标的信仰和理想之下，却缺乏实际可行的实践路径，尤其是在上世纪末期的高等教育改革大潮之后，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一系列变化，都为教育实践提出了许多问题。特别是在大学生的自主择业以及就业难的情况下，这样的教育目的极易与我国学校的道德教育一样，沦为没有实效的虚无主义。

第三，“革命”内涵的复杂性与教育普世的真善美追求及温和特征难以协调。我国在建国后之所以将革命作为教育目的中的核心概念，可以说是具有深层次的社会及历史原因的。作者经过研究发现，我国现行教育模式依据的思想和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革命战争时期的理论，亦即人们经常见诸宣传的“发扬革命传统”。其时的革命者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参加革命，必须向人们灌输革命的理论，其主导的教育活动也必然地以宣传革命思想和理论为目的。然而，这种做法只能是革命在夺取政权时期的特殊现象，而不能是社会在和平时期的正常现象。在现代社会的正常时期，建设社会各阶层人群和谐相处的社会秩序，应该成为现代国家建设中的主要任务。因为在现代国家的建设中，体现社会各阶层人民权利和意志的法律，代替革命时期的“成王败寇”逻辑成为了社会各阶层人民共同维护和遵守的行为规则。现代法律中蕴涵的自由、公正、权利、责任、理性、协商、非暴力原则，成为社会整体性的价值取向。现代化国家中的教育，一方面要遵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原则，不能推行包含有人身歧视或不平等的思想和观念，不能制定包含有人身不平等内涵的制度或规则，以维护教育的文明和正义本质。而“培养接班人”教育目的中强调的为“接班人”服务的价值趋向及“革命者优越”的意蕴，显然不符合现代国家中人人权利平等的原则。另一方面，教育与政治作为社会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组成要素，双方在社会功能和价值方面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依赖、影响和支持。因为一个国家既不能没有政治，也不能没有教育，双方的合作与和谐不可缺少。所以，政治和教育既不能相互对立，也不能相互代替。如果政治控制或包办了教育，那教育就不是真正的教育，就无法生产出真正的教育价值和作用。而缺少教育价值和意义的社会则无疑是可悲的，是无法保持真正的和谐和稳定、无法实现社会真正的繁荣和发展的。

而“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的，作为政治需要的教育目的，与教育“使人向善”及培养健全人格的教育目的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是政治“统帅”教育的产物，从而使教育的目的变成“非教育”的目的，使体现政治需要及意志的课程成为凌驾于一切知识之上的课程。这样的政治与教育关系无疑存在着这样的危机：一是由于政治“统帅”了教育，政治权力便自然地成了教育领域中的主宰力量，教育必须按照政治意愿和要求来活动，教育则自然地失去自己本真的性质和品质，成为政治所要求或需要的教育，也必然无法产生真正的教育的价值和意义，而一个缺乏真正教育品格和精神的教育，其异化和堕落到任何程度都是不足为奇的。二是在政治对教育的“统帅”过程中，政治中聚集的权力张扬着令人眩晕的荣耀和利益，引诱人们产生对政治的顶礼膜拜意识和趋炎附势观念，形成教育领域中的官本位风气和文化，这种官本位风气与市场经济掀起的趋利潮流相结合，便滋生了教育界中的各种腐败现象。而在不良现象风行的过程中，教育本真的真、善、美意识，良知和文明意识、理性和求真知意识，都自然地荒芜和被人们遗忘了，以至于有些学者呼吁应该进行大学ABC知识的教育。

第四，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外来的文化和理论，只有在与传统文化取得认同后才能在现实的社会中发挥作用。而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的中蕴涵的政治功利主义诉求，显然难以与传统教育中追求“至善”、“明德”的圣贤趋向达到和谐，从而建构自己的文化基础。因为在传统的文化中，教育自古至今都是社会的公共、公益甚至慈善事业，其活动一般以社会约定俗成的目标、目的、价值为方向，教育方向中的善良、文明、仁爱、温和、理智、尊重等内涵，一般没有具体的阶级性，是普通民众进行交往的行为原则。然而，在传统的教育目的的阶级性内涵中，强调普通人的相互尊重、相互帮助、相互仁爱的内容被强调阶级斗争，人与人之间的不“善”指令所代替了，这无形中与我国传统的“和为贵”、“礼为上”的伦理原则产生了冲突。这样，建国后的教育目的与教育实践密切结合的时期，在取得了建构以面向普通群众的人民教育体系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教育目的中以特殊性需要代替普遍性价值原则的理论和思想缺陷。其典型表现为教育目的中内涵的政治性需要和意志过强，片面化、绝对化地强调阶级斗争，漠视教育作为一种专业性活动固有的价值观念和活动规律，以为教育可以作为一种文化工具来随意地使用，以政治主观性的价值需要代替了教育本质性的目的和宗旨。或者一边倒地移植和推行苏联经验，或者强制性地将教育完全纳入政治活动的系统之中，参与一个又一个的政治活动，使教育完全沦为政治的奴仆。这样的选择一是抛弃和拒绝了我国传统教育中的一些优秀的思想、文化、制度，中止了解放前一些大学中的优良传统和精神的传播和影响，使教育与传统文化的联系逐步中断，割断了教育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思想和精神营养的可能。二是没有以高远的境界和开阔的视野，积极吸收国外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经验，并以此对我国传统文化中浓厚的政治功利主义思想进行反思和批判，否定和拒绝了教育普世性的真善美价值取向，导致教育领域中出现了强烈的反智倾向。而教育被挟裹其中的一系列漠视教育及知识尊严的政治运动，使教育本质性的社会良知、自信及道德灯塔资源被抛弃，教育的价值和风气则完全工具化和庸俗化。这种趋向在“”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并且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从而产生了人们对教育目的的反思及改革开放的思路，也成为后来的国家领导人对教育方针中政治性内涵降温的原因。教育目的精神主旨的深远性后果，便是造成了持续至今的许多人对政治的冷淡和疏远，以及对于学校政治教育的不以为然和消极敷衍态度。

三、反思传统教育目的的启示

上述对传统的培养接班人教育目的概念及精神主旨的分析，折射出这样一些问题：

首先，这样的教育目的规定强化了我国传统的政教合一体制，使政治对教育的控制获得理论上的合法性，这样既阻断了教育学家的教育思想对于教育的引导和影响，又抑制了教师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在前者，表现为建国后许多在中国历史上见解卓著的教育家的教育思想都被抑制和批评，有的还受到了极其严厉的批判。比如，陶行知、蔡元培、梁簌溟等。他们的教育思想都曾经被视为是改造中国社会、提高国民素质极其有效的教育思想，但是在建国后都被否定了。在后者，是因为教师自古就被视为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师”，负有对受教育者进行道德教化、精神熏陶、人格培育、技能传授的职责。教师对学生所传授的“道”，一般不是来自“上级”命令要求传授的“道”，而是自己自觉认同、信奉、赞赏、钦佩的“道”。这种“道”与教师的心灵相通，与教师的境界和品格契和，是教师发自内心认同和乐意传授的“道”。教师职责的“传道”性质，表明教育工作是教师们自觉、自愿、愉快从事的活动。教育在以往活动中所认同的教育学家们的教育思想，可以说是教育学家们在对教师们的教育活动进行认真总结和充分体验的情况下总结出来的，他们的教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教师们的理想、意愿和追求，与教师们的精神和事业追求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很容易为教师们认同和接受。而我国传统的由政治需要确定的“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的，应该说是“上级”以“组织”的权威或力量要求教师们接受的，或者是通过持续性的组织活动（一般为政治学习）灌输给教师们的，很难说是教师们在自愿认同的基础上接受的。而在组织要求的过程中，这种国家教育目的的合理内涵或者由于强加的过程而被削弱，或者由于教师们对其内涵的意蕴理解和体会不深而减少其意义。特别是由于这种教育目的的传送是一种伴随政治强力的组织性活动，而与此同时的、社会中不断发生的、具有恐惧意味的政治活动，使教师们不敢对教育目的的意蕴进行自由、深入地探讨，只能是机械性地接受和执行，因而其时人们对于教育目的的呼应虽然在表面上是热烈的、积极的，但内心却可能是麻木的、冷漠的、消极的。在没有完全认同（并非主观上不愿意认同）、理解的情况下，教师向学生的传“道”便往往是机械的、教条的，从而使教育方针的内涵在无形中出现了流失现象。

其次，我国的现代教育至今尚没有解决这样的问题：在国家的层面上，应该怎样理解教育的性质和本质？在具体的教育活动中，教育是应该按照自身的规律独立或自主地活动，还是要在政府严格的管理及指导下活动？另外，政府出钱办教育，是否就有权利或应该主导教育？教育与政府的关系是应该建立在法律基础上，还是应该建立在行政的基础上？这些在教育基本关系问题上的理论缺失，是一种根本性缺失，它造成了教育基本关系的混乱和无序。

而探询传统教育关系结构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就应知教育作为一项特殊的文化事业，是有其特定的活动目的、精神主旨、活动规律、行为原则的，而最了解和理解这些原则和规律的人，就是直接从事教育活动的教师及其研究者，也就是教育家和教育学家。如同科学成果是由科学家创造、艺术成果是由艺术家创造一样，真正的教育成果则是要由教育家与教师们创造的。没有哪个执着于政治事业的领导人能够比教师或教育家更理解教育的性质、目的、宗旨、规律了。我国教育向现代化转型的经历、国外的教育经验几乎都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他们所期望或需要的教育目的，往往是政治需要的教育目的，而这并非是教育应然或合理的目的。他们要求的教育模式，也往往并非是教育应该或理想的模式。有些人虽然掌握着教育政策的制定权，但却未必理解和了解教育规律，理解和了解教育应然的性质和宗旨，由他们规定的教育目的，不仅无益于教育的正常发展，反而会影响和阻碍教育的进步。而长期的不问是否为真知或内行、只唯是否为官大的社会活动规则和文化，形成了教育活动中极坏的唯官是从的传统和风气，滋生和加速了教育的庸俗化和工具化，导致教育的方向迷失和本质蜕化，使教育神圣感顿失，声名扫地。所以，传统的教育目的不应该成为教条性的戒律，而应该是能够根据社会发展需要进行调适和修正、能够不断吸收新鲜内容和理论的活的思想和文化机制，能够与时俱进、实现本质性的超越和进步。

再次，基于国家社会秩序稳定及政治领导方式转换的需要，执政党曾经对作为教育目的基础的许多政治理论进行调试，比如：对“无产阶级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抛弃，对“社会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确立，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成果，也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的声明，以及“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先进文化代表”等理论的提出，都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态度。然而，这些调试目前还没有进入教育理论领域，没有引起教育理论界深刻反思。为什么“我们中国的知识阶层，在‘’、‘’等大灾大难面前，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重大事件面前，实在没有多少人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个人的尊严”[2]?为什么“1950年代以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最好的都是解放后教育出来的积极分子”[3]?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学校中人们对学术腐败司空见惯，考试作弊不以为然（真是另类的“上行下效”）？而面对钱学森先生的“为什么没有培养创新人才的学校”的疑问，面对总理“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人才”的询问，我们应该真诚地反思，诚实地探询，再不要文过饰非，自欺欺人了。只有真诚地反思，我们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本文对于建国50多年来一直推行的“培养接班人”教育目的的分析，是作者在对我国教育长期发展的历史进行深入的思考中形成的，是在推进教育进步的责任心驱使下进行的。由于国内教育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极其谨慎或视其为，因而作者的研究是满怀顾虑的。

然而，如同任何科学的进步都是对以往的定律进行突破一样，教育理论的研究也是这样，如果不对人们视为戒律的传统思想和观念进行突破，那教育永远不能进步。所以，基于学者的学术良知和社会责任，作者仍然冒昧地踏入这个，期望自己的思考能够对教育的实质性进步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1]．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4．

[2]何光沪．大学精神档案[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

如何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篇5

关键词："汤浅现象"。

1954年英国科学家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一书中定性描述了近代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的现象。1962年日本科学史家汤浅光朝对1501年至1950年科技编年表里科学成果和人物传记词典中编选的科学家做统计处理，得出了近四百年来科学活动中心确实在转移的事实。若定义一个国家的科学成果数占全世界的百分比超过25%，就为科学兴隆期，那么科学兴隆期在世界范围内曾按下列顺序转移：意大利（1540-1610年）、英国（1660-1730年）、法国（1770-1830年）、德国（1810-1920年）、美国（1920-现在），而上述各国的科学兴隆期平均约为80年。1、2科学史上这种现像是日本学者汤浅光朝首先用定量分析作出来的，所以，人们把近代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的现象称为"汤浅现象"。1974年我国科学史家赵红州也独立地用统计方法研究了这一规律，不但验证了汤浅现象，且发现从一个科学中心到另一个科学中心转移的平均周期也约80年，以峰值年代计算分别是1620年-1710年-1790年-1870年-1950年。汤浅现象反映了近世各国科学兴衰的历史变迁，为人们进一步认识科学活动的规律提供了重要依据。当代人们已总结出了汤浅现象发生的五大机制：1、政治体制的变革；2、文化的碰撞；3、经济快速增长；4、新学科群的涌现；5、科学家的集体流动。

一、汤浅现象的五大机制

科学史表明，汤浅现象的发生有五大机制；当代中国社会是否具备汤浅现象发生的五个机制呢？我们看：

1、政治体制的变革：五四以来，中国政治体制一直发生着深刻变化。经历了从旧民主革命到新民主革命；从模仿苏联模式搞建设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个人崇拜到反对个人崇拜；从国家领导人终身制到任期制。笔者认为：中国当代在百年时间里发生的一系列体制的变革不亚于日本近代史上的"明治维新"所起的作用。所以，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为汤浅现象在21世纪的中国发生奠定了政治上的条件，凑足了"发酵粉"。

2、文化的碰撞：环顾地球村，各国文化千差万别；文化差异实际上反映了思维模式的不同。近代西方，以实验与数学相结合的经验科学为"范式"的科学模式向世界各地传播的过程中，最突出的反差是遇到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思维模式的比照。一般来说，西方人思维特征呈'分析型'，逻辑思维、抽象思维突出，西方文化如海洋具'流动性'，侧重'分'、求异、重个体、重理智，又被称为'种原文化'，正与左脑的分析性机能一致；东方人思维特征呈'综合型'，直觉思维、形象思维突出，东方文化像大陆具'稳定性'，侧重'合'、认同、重整体、重道德，又被称为'人文文化'，恰与右脑的综合性、整体性机能对应。中国传统科学在秦汉时期，就形成了以阴阳五行学说和气论为哲学基础的五大学科："数学、天学、地学、农学、医学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科学范式，幷且联合开辟了宇宙图像之历法模式、数学模式和物理模式之先河。"3当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时，中国传统科学与近代科学格格不入，原因是近代科学原理不含有中国传统科学的因素；但这幷不足以证明中国传统科学是落后的。事实上，当代科学发展恰为中国某些传统科学范式提供了新机遇，这主要是数学和医学。

“现代数学一直有两种对立倾向--构造性数学和非构造性数学。构造性数学倾向即算法化，非构造性数学倾向即公理化。康托以来非构造数学占压倒优势。但由于计算机运用信息加工必须使数学规律算法化、发展构造性数学。因而，信息时代给了以算法化和代数化的中国传统数学范式以新的机遇。自《九章算术》以迄宋元，中国数学传统都是以算法为中心发展的，幷且是以把几何问题化为代数问题求解为其特征的。"4要对"数学证明机械化"又谈何容易！世界上许多有远见卓识的数学家为此耗费大量的心机和毕生的精力；但都不理想。中国数学家吴文俊院士，由于对中国数学和数学史有很深的研究，遂把中国传统数学的构造性和几何代数化方法用于定理的机器证明获得成功。1977年吴院士发表了他的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新方法。这就是"吴氏方法"。"举世瞩目的'吴氏方法'的精髓就在于：从公理化出发，通过代数化，再达到机械化的程序。"5"定理机器证明的吴文俊原理和求解高次联立方程组吴文俊消元法的创立，已使我国在机械化数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亦表明中国传统数学范式的新生"6。

"中医学是唯一能延续至今幷与现代西医幷存的中国传统科学中的一个学科。我们知道，作为中医理论基础的经络学说和草药配伍至今不能得到很好的科学解释。而"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和八纲辨证施治却又有效。在中国，西医、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三驾马车的局面是否能整合统一？关键在于当今科学与社会是否为中医学的模式提供机遇。所谓医学模式即关于健康和疾病的总观点。当代正处于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医学模式转变期，这种转向为中医学模式的新生提供了际遇。因为中医学范式本质上主张生物心理医学模式。不过《黄帝内经》开创的这种模式未为后人所重视…在医学模式意义上，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统一的医学已提到日程上来，有人已提出以生态原理、自组织原理和意念反射原理为支撑的统一医学的框架。"中国传统数学和中医学的新生，可以说明东西方在文化上的撞击是可以产生许多耀眼的火花。所以，我们要赶超世界先进、使中国在未来成为世界上第六个科学文化中心，没必要割舍自己的文化传统。

3、经济的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保持在9﹪到13﹪。20多年一直在快速前进。当然，要使我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这种高速发展势头，还需我们在产业结构上进行深入改革，使国有大型企业、集体企业、个体私营、外资企业四驾马车共同拉动我国经济向前发展。再，就是近十年来我们处理好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关系，成功实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软着陆"。另，我们还需处理好三农问题；对进口的科技成果进行很好地消化、吸收；走资源节约性发展道路；大力提倡环境保护；合理利用各种自然资源；加大垃圾、污水处理措施。这些问题处理好，我国在未来的经济、文化、科学上，赶超日、美是不成问题的。

4、新学科群的涌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出现了14项重大科研成果。我国科学家在80年代后有9项成果是值得称道的。它们是：一元数学、物元分析、混沌理论、天地生偶次序、全球地质构造的吕德斯线、地球经络穴位结构、地震自然节律、自然周期可公度性、生物全息律。20世纪40年代，产生了"老三论"：申农的信息论、贝塔郎菲的系统论和维纳的控制论；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新三论"：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论、哈肯的协同学和托姆的突变论。这"老三论"和"新三论"对科学的影响是巨大的，由此促进了世界上许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和横断学科的发展。我国在政治经济上继续改革开放，在科学文艺上坚持"百家争鸣"，我国定能孕育出新学科群。

5、科学家的集体流动：开放以来中国有70.2万人留学，他们分布世界各地；现在回国的有16万多。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未来会有更多留学生回国，这样实际上就造成了科学家的集体流动。所以，只要我国在对留学人才的政策上保持积极友好的态度，在未来就必然会有更多留学人员回流中国；到那时，中国就成为世界上科学家最多的国家，也成为掌握新学科理论和技术含量最多的国家。从而，我国可能会在21世纪的中期成为世界的科学文化中心。

二、教育革命与科学、技术革命关联。

研究、回顾世界科学发展史，可以看到：一个国家能成为世界的科学文化中心，首先是把教育搞上去了；因此，在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之前的是教育革命，而要发生教育革命就必须有属于本国的、适合本国文化的教育家。解放后，最初是普及教育；自1996年开始实行义务教育。这样，我国的义务教育就比发达国家晚一、二百年。当前，我国教育还存在一些问题：

1、教育思想的"误区"：我国有一些正确的教育理论，但很多教师和家长不买帐；因为最终衡量教师和学校水平的是"升学问题"。学生考不上大学，什么好理论都是白搭。在我国社会上认可的是大学文凭，没有高学历，很多机会就没有。这样就把很多在音体美等方面有天赋的学生都逼上了惟有考大学这样一条路。有些家长已经注意到了这点，但毕竟少。像朗朗、丁俊辉、刘翔这样的幸运儿是少数；中国不缺好苗子，而缺乏独具慧眼的伯乐。

2、教学方法的"误区"：我国教育不乏一些好方法，但许多家长和教师不采用；而是几千年的老办法：家长"望子成龙"心切，对孩子娇惯；有些教师不称职，采用"题海战术"，学生就会做题，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华裔美籍数学家丘成桐近几年到中国大陆选拔有数学天赋的学生，很失望。原因是考数学高分的学生就会做题，对数学一些基本定理没很好理解。

3、教育管理的"混乱"：应该说教育事业是神圣的，教师是纯洁的。但实际上，现在从高校到中小学、幼儿园到处都收费。一切与经济挂钩，"有利钻杆、无利脱逃"，一切围绕"钱"而转。穷人的孩子上学难。什么祖国的花朵、革命的未来？只有个人利益高于一切！2005年来，国家针对经济困难的学生，开始减免学费，这是个好兆头。

笔者认为：中国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和教育管理三方面要比发达国家落后；所以，中国要先有适合本国文化的教育家，才有可能使中国在未来教育上发生教育革命；教育革命发生了，才能发生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近三百年来，人类已经历了四次教育革命、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如后表。）

从该表看出，教育革命与科学革命是相互影响的。教育应与科学、技术相互适应、协调发展。从三百多年来科学、技术、教育三者的发展，可看出教育与科学、技术关系密切。三百多年的发展中，已经有五个国家先后成为世界的科学文化中心。通过对中国科学史家赵红州的研究可以发现：科学发明的最佳年龄是：25～45岁，峰值年龄在37岁7。对教育史8的材料分析看：教育发达也按下列顺序转移：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

结论：

A、既然教育发达与科学兴旺一致，且教育发达超前于科学兴旺，国家就要重视发展教育，在人力、物力、财力上优先给予教育发展以应有比例，使教育发展与科学发展相适应。从而，缩短"汤浅现象"在中国出现的超前时间。

B、我们要培养大批年轻、杰出的科学家，就必须尽快培养大批年轻、出色的教育家，使他们能够在最佳年龄区（25～45岁）做出贡献。这就是笔者的推论：我国在21世纪50年代才可能形成世界上第六个科学文化活动中心。

参考文献：

[1]刘延勃：哲学辞典[M]，吉林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一版第2次印刷，P.274～275。

[2]张世高：人才学浅说[M]，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1984年4月第一版，P.175。

[3]董光壁：科学技术哲学[J]，人大复印资料，1998.8。P.26。中国的科学传统和成就及其现代意义。

[4]董光壁：科学技术哲学[J]，人大复印资料，1998.8。P.29。中国的科学传统和成就及其现代意义。

[5]吴让泉：中国数学的智慧之光[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P.154。

[6]董光壁：科学技术哲学[J]，人大复印资料，1998.8。P.29。中国的科学传统和成就及其现代意义"。

[7]赵红州：科学史数理分析[J]，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P.35。

[8]曹孚：外国教育史[M]，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出版。

如何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篇6

关键词　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思想道德教育；运用

我国有长期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社会主义中国电影中的革命历史题材，是一个重要的电影文化现象，需要我们充分认识、研究、思考、探索，促进其创新、提高、发展、繁荣。

革命历史题材意味着这些作品往往与人们坚定的革命理想和豪迈的战斗精神紧密联系，象征着一种深入骨髓的情操，并带有一些理想主义的情愫； “经典”则意味着这些作品本身的不可超越，它必然是经得住时间考验，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不会因为历史变迁而失去生命、失去意义。也就是说，当“革命历史”和“经典”互为前提、相互连接的时候，一种极富魅力的艺术概念就诞生了，蕴涵这种概念的任何艺术样式都可以称为“红色经典”，只是因为“革命历史”有它特定的社会存在背景，而必然把这一系列的作品创作时代都框定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

通过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帮助青年学生尽快树立社会主义人生观，激发其在构建和谐校园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希望学生能够通过学习电影中各位人物的伟大人格魅力来提高自身素质的建设，并为努力构建和谐校园和圆满完成学风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更深入地了解历史，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提高学生自身的思想道德水平。

一、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在思想道德教育中运用的价值

1.保证了思想道德教育的方向。

理想、信念对人的行动具有定向作用、激励作用和维持作用。理想、信念是指路明灯，是人生前进的动力，是人生的精神支柱。没有理想、信念就没有方向，没有动力，没有积极性。运用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进行思想道德教育，能使受教育者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指引受教育者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有力地保证了思想道德教育的方向。

2.丰富了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

思想道德教育就是要深入持久地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精神教育，使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红色资源中蕴涵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事求是、敢创新路的创新精神，敬业、奉献精神，艰苦奋斗精神等，内涵丰富，为思想道德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源泉。

3.提供了思想道德教育的有效方法和途径。

如何行之有效地进行思想道德教育，这里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思想道德教育是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是潜移默化的过程，是以实践体验为基本途径，使受教育者在实践体验中，产生心灵上的共鸣，从而有效地把外在的教育内容内化为自己的思想道德品质，达到道德境界的升华。

二、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在思想教育中运用的前提

1.把握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精神实质。

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精神内涵极为丰富，其中包括“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保持其连续性和系统性。以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为例，最重要的是忠于文学原著的内在精神，因此有三点绝对不敢改动：一是政治原则不改；二是人物性格不改；三是革命爱情不改。这样才容易让学生青年更好的掌握革命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所反映的精神实在，从而成为其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好教材。

2.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继承和发展的统一性。

继承和发展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离开了继承，便谈不上发展，离开了发展，就不是真正的继承，只有既继承又发展，才是科学的方法。对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中蕴涵的红色精神，同样必须坚持继承和发展相统一。整个红色精神(包括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本身的形成就是一个继承和发展相统一的过程。它们之间既是一脉相承，但又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形势和环境的变化在实践中发展。

三、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运用的原则

1.探索体验式教育方法。

思想道德教育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原则”。在运用革命历史题材影片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要按照实践育人的要求，以体验教育为基本途径，精心设计和组织开发内容鲜活、形式新颖、吸引力强的思想道德实践活动。把思想道德实践活动的思想内涵与丰富多彩的活动结合起来，寓教于乐，满足兴趣爱好，使受教育者在自觉参与中思想感情得到熏陶、精神生活得到充实、道德境界得到升华。可以利用各种节假日，革命领袖的诞辰和逝世纪念日，建党、建军纪念日，红军长征等重大革命历史纪念日，组织丰富多彩的主题班会、队会、团会，举行各种庆祝、纪念活动和必要的仪式。精心组织革命圣地游、红色旅游以及各种参观、瞻仰和考察活动。积极邀请老战士、老干部、老专家、老模范、老教师作革命传统报告，讲革命传统故事。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行思想道德教育。

2.构建全方位、多渠道的教育模式。

运用革命历史题材影片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渠道不应该是单一的，而应是多样的、全方位的。如电影《长征》，再现了伟大的长征壮举和共产党人创造的天下奇迹，深深地再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信念，达观的胸怀，艰苦奋斗、不怕困难、敢于胜利的精神，在全国各地深受欢迎，达到了非常好的教育效果(青少年尤其如此)。可以把剧中革命歌谣制成音像制品，通过歌曲和舞蹈的形式，反映革命者的豪情、乐观的精神、军民鱼水情关系等。邀请老红军作革命传统报告、讲革命传统故事，利用其具有很强的可信度和更具人性化的优势，发挥其独特的教育功能。

3.学校要发挥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教育阵地作用。

如何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篇7

1概念、数据和研究方法

红色文化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革命文献、文物、文学作品和革命战争遗址、纪念地等以及凝结在其中的革命精神、革命传统和红色风情。红色文化蕴涵丰富的革命精神、厚重的历史文化，适应在不同时期，不同群体和阶层中开展教育，具有很高的价值。红色文化分为实物形态即外在显型部分和观念形态即内在深层部分，其中观念形态是红色文化的主体精神，是红色文化的精髓。运用红色文化蕴涵的革命英雄事迹和崇高人格魅力，可以激发人们坚持真理的勇气，追求真理的意志和献身真理的精神;运用红色文化蕴含的革命烈士的道德规范、行为方式和理想目标，可以教导人们去思考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值，去追求人生的完美。遍布全国各地的红色文化资源都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每一处革命遗迹、每一件珍贵文物都折射出革命先辈们科学的人生观。红色文化资源具有直观生动、感染力强的外在特征，可以对大学生形成视觉、听觉等触动。因此，利用好红色文化资源的内在和外在特点，对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红色文化资源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一种类型，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红色文化所蕴涵的德育功能和教育价值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挖掘利用，本研究调查主要是基于这种情况进行的。2010年9月，本调查组在南昌市两个理工院校开展了“高校大学生红色文化资源了解状况调查”，调查中实际发放问卷500份，回收476份，有效问卷460份，有效回收率为92%。本次调查采取一次性设计，获取全部样本的严格随机抽样形式，所获得的数据、专业、性别等主要指标均与理工院校大学生总体状况接近，显示本次样本获取具有较高的信度。在问卷设计中，我们主要把红色文化具体化为:红色影视、红色歌曲、红色旅游(纪念馆)、红色经典文化知识(书籍)四种形式。每一种形式的调查都包含有获得的途径，受访者如何看待等问题。所有数据的处理和统计分析均由SPSS19．0简体中文版软件辅助完成。

2理工类院校大学生了解红色文化的总体状况

(1)多数大学生通过影视或参观等方式接触红色文化。从数据结果来分析，唱过红歌的学生285人，占总数的62%;看过红色影视的学生有392人，占总数的85．2%;至少去过一处纪念馆的学生有412人，占总数的89．6%;而看过红色经典名著的人最少，只有61人，占总数的13．3%。从调查中发现，大学生接触红色文化的方式不一样，其中学生接受红色教育最多的方式是参观纪念馆，其次分别是影视传播、红歌演唱，最后是经典红色名著的阅读。而在问到“您是通过什么方式去纪念馆”的，学生回答“自己组织去的”147人，占35．1%;而回答“您从哪种途径看过红色影视”的，366个学生回答“通过电影院或电视”，占总数的79．6%;在“通过什么途径唱红歌?”的回答中，自己想唱的学生202人，占总数的43．9%，老师要求唱的81人，占17．6%;而在阅读红色文化经典名著的学生中，21．3%的学生是按照老师或家长的要求去阅读的，主要通过课堂了解红色文化知识。可见，大学生了解红色文化的途径主要以参观“纪念馆或革命遗址”和通过“网络电视等媒体”了解为主，而通过“课堂学习”的最少。

(2)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主要价值取向是“精神需求”大于“娱乐需求”。当询问到“是什么吸引您唱红歌的?”较多的学生回答“歌曲的曲调优美，令人振奋”。问到“您认为所体验的红色旅游项目里，红色旅游应注重什么?”时，重视“旅游点的纪念意义或者红色旅游的教育意义”的人数达到390人，占总数的84．8%，而回答“红色旅游点的观光价值”仅6人，占1．3%。当问到“了解红色文化知识，您有什么收获?”回答“心灵受到了震撼，精神得到升华”和“增加了对党的感情和对先烈的崇敬”的一共有248人，占总数的53．9%。这表明，他们普遍认为，红色文化知识的学习对“传承革命教育非常重要”。

(3)大学生对于红色文化教育方式仍不太满意。在问到“您认为传统红色经典文艺作品(书籍)不能吸引您的原因是什么?”时，79人认为，“内容呆板无新意”，占总数的17．2%，回答“形式单一”有95人，占总人数的20．7%，回答“与日常生活关联不大，缺乏亲身体验感受”的180人，占总数的39．1%。在效果上，“您觉得现在的人们对革命精神态度怎么样?”“不很看重”的321人，占总人数的69．8%，“完全不看重”的54人，占总人数的11．7%。但是，他们对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的。回答“您觉得红色革命精神对您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相关吗?”回答“有比较大的关系”的262人，占总人数的57%。

(4)大学生普遍反对红色文化过分商业化包装。大学生普遍对红色文化旅游活动表示欢迎，在选择“红色之旅”的动机时，大多数人还是选择“历史事件的吸引”和“对历史人物的崇拜”。但是，当问到“当前，有一些人对红色经典进行商业化包装，您觉得商业化对红色经典的传承会带来哪些影响?”时，266人回答“红色经典在传承中脱离了现实”，占总数的57．8%;回答“您认为红色经典应该以何种方式传承下去?”时，有125人认为还是“传统地忠于原著传承”为好，占总数的27．2%，76人主张“娱乐性质的改编”，占总数的16．5%，但175人则主张自己“亲身体验感受”，占总数的38%。

3影响利用红色文化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因分析

(1)思想政治教学手段单一，缺乏“情”和“意”的开发。红色资源蕴涵着大量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资料，如果教学工具缺乏，没有多媒体，无法把形象生动的视频和图片展示出来，则影响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感知。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手段单一，主要是知识的传授，没有情的感染和意的训练。没有情感，道德内化就难以实现，只有通过情感教育，才能把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内心自觉的行为，而根据青年学生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结合的特征，在具体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应该主张从“知”方面教育学生、从“情”方面打动学生，从“意”方面锻炼学生［1］。红色资源为思想道德教育提供了广阔的实践、体验阵地和鲜活的教材，为实践体验式的教育创造了有利条件。这种以实践体验为基本途径，使大学生在实践体验中，产生心灵上的共鸣，从而有效地把外在的教育内容内化为自己的思想道德品质，达到道德境界的升华。但这需要一定的资金，需要教育者的精心组织才能完成。

(2)偏重理论课程设置，忽视实践课程设置。实践教学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是对学生进行基本技能训练、增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关键环节，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重要手段。但目前高校由于经费投入困难等原因，存在偏重理论课程，忽视实践性课程的现象。实践课程比重较小，以某学院物流管理专业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实践课的情况来看，通识教育实践课程只占1周时间，而且缺乏稳定可靠的实践基地，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机会比较少。

(3)从思想动机方面看，教育者、被教育者和红色文化开发者三方都有强烈的当下取向。从接受教育的学生来看，由于就业压力带来的学业忙碌，很多高校学生没有时间去回眸历史、思考意义，人们更多地生活于当下或眼前，很少关注理想和信念，在为了明天的生活做准备的同时，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动选择也发生了变化，例如，娱乐变为了大学生共同的消费品，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因为一定意义上，娱乐的意义就是在于注重当下的感觉，凸显当前的价值。从传授教育的教师来看，传授知识，特别是传授理论知识，对于他们来说，既方便，又安全。这不仅便于教学管理，也容易评价学生。如果组织学生去参加实践，面临资金方面的问题，也带来组织管理等许多不确定因素，所以采取课堂教学是教育者和高校领导者共同的心愿。从红色教育资源的开发者来看，他们在开发过程中过于注重经济利益，而忽视红色文化对下一代的教育意义。重视经济利益是市场经济的规律，但是，作为特殊的红色文化资源，并不能单纯用商业眼光来进行开发，还应重视其教育下一代的价值。

4总结和建议

(1)加强学生实践教学的建设和投入，建立红色文化教育基地。考虑到资金和安全问题，学校应该充分利用好附近的红色资源，例如，南昌的高校可以利用“小平小道”、“烈士墓”、“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等进行爱国主义、理想信念等教育。还可以进行实习基地建设，充分发挥实践教学环节在学生人才培养中的积极作用，强化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2］。

(2)充分利用高校红色网站资源。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专门批准南昌航空大学江西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研究中心、江西师范大学江西省红色资源开发与教育研究中心、南昌大学江西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井冈山大学井冈山精神研究中心、赣南师范学院中央苏区研究中心等作为高校研究红色文化教育的基地，这就为高校红色文化教育进校园搭建了比较坚实的学科平台。这些基地平台，为本校乃至全省高校红色文化教育进校园提供了研究成果。他们设计了校本课程，积累了实践经验，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生动的教材，丰富和发展了革命传统教育的理论宝库［3］。

(3)对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进行系列改革。在教学内容上，探索和构建以红色革命道路—红色革命文化—红色革命精神为主线的集物态、事件、人物、精神为一体的红色资源教育内容体系［4］。积极推进红色资源进校园、进教材、进课堂。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增加体验教育内容，精心设计和组织开发内容鲜活、形式新颖、吸引力强的教育实践活动。在教学方式上，多采用PPT和有关视频教学，与学生互动讨论。还可以充分利用校园文化和节假日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如何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篇8

    人类传播的历史由口语时代、文字时代、印刷时展到今天的信息时代。信息是符号和意义的统一体。传播学中所谓的符号是指抽象信息等的传播得以实现的可被感知的对象。要将抽象的信息通过传播的手段向公众传播,就必须使具有确切意义但又显得抽象的信息内容进行符号化。“任何事物只要它独立存在,并和另一事物有联系,而且可以被‘解释’,那么它的功能就是符号。”②从传播学的角度讲,红船精神就是南湖革命纪念馆传播的符号信息,它的基本展陈信息可以符号化地概括为红船精神。因此,做好红色文化传播工作的基础工作就是科学地确定红船精神这一符号信息的确切意义。红船精神是在2005年全党开展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党的诞生地之一浙江嘉兴广大党员群众开展大讨论时首先提出,经领导和专家概括并正式提出来的。它的深刻内涵可符号化地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③。由于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辉煌革命业绩的广泛深入的研究宣传,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已家喻户晓。红船精神则由于提出较晚,尚处于初步研究阶段,系统和深入的发掘研究与宣传还较为缺乏,因此世人所知不多。南湖革命纪念馆守护着红船,掌握着相关的史料和文物,必须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搜集有关红船史料和展开历史研究的使命。我们从发掘有关红船精神的史学内涵着手,梳理体现红船精神的史实并加以科学阐发,并从红船精神的命名特点,从历史外延角度窥探其修辞效果和历史方位,将之与其他中国革命精神进行比较研究,阐发其内涵的科学性,把握好这一信息符号的确切内涵。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和奉献精神内在的联系可以理解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是红船精神的核心。坚定理想,百折不挠是红船精神的灵魂。立党为公,忠诚为民是红船精神的根本”①。三者合起来共同构成了红船精神的完整科学的历史内涵,成为中国革命精神伟大的发端。“20世纪,特别是其上叶,中国最主要的任务是救国救民,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舞台上,多少仁人志士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并为之不懈努力,只有中国共产党最终走向了成功。因此可以说,中国革命精神是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全国各族人民广泛参与的20世纪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红船精神’用借代的修辞手法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早期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实践,包含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宣传,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学习和实践,对列宁建党学说的学习和运用,以工人运动为主要形式,包括学生运动,农民运动的革命斗争等许多的历史史实,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全面完整的投身革命的实事求是的历史肯定。”②此外,要从红船精神的提出过程研究其时代价值,特别是要从嘉兴、浙江全省乃至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的弘扬红船精神的大量生动实践中概括展示其独特的时代意义,用于诠释红船精神对于推动当今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大意义,对于推进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项工作的重大意义,从而把握好符号信息的时代价值。另外,要充分搜集各级党委及其部门、有关高校、学术团体自觉开展红船精神研究活动的成果,注意集大成,不断丰富研究成果,从而形成有关红船精神的科学内涵、历史价值、现实意义、弘扬途径等系列成果,尽可能准确地把握好符号信息传达出的科学内涵及其内在系统性意义。

    二、根据时代要求,自觉接应现实党建

    在传播实践中,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是有意图、有目的的。红色文化传播当然也必须关注时代的要求,根据现实党的建设需要而开展工作。近年来,中共浙江省委、中共嘉兴市委提出要大力弘扬红船精神,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全面推进新形势下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努力把嘉兴作为建党圣地而建设成为“党建高地”①。南湖革命纪念馆十分关注当地党委对于党建工作的这一要求,从纪念馆馆藏的实际、展陈的特色和优势出发自觉接应于把嘉兴建设成为党建高地的现实感召,自觉接应于浙江省委、嘉兴市委对于党建文化品牌建设的时代要求。第一,突出“一船红中国,万众跟党走”红色宣传主题。参与好“党的生日,党员的节日”相关活动,利用馆内红船纪念船、七一广场、新馆展厅、宣誓广场、红色影厅等设施自觉配合搞好“七一”红船节等特色党建文化活动,努力扩大其社会影响力,从而激发传播的对象———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以及奋发创先争优的热情。近年来先后开展了优秀党员看嘉兴、向困难党员献爱心、新党员游嘉兴等。第二,积极配合各基层党组织,新经济、新社会党组织开展“红色堡垒”建设和“发展强,党建强”的“双强争先”活动。切实加强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化服务发展、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三服务”专项行动,促进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扩面、提质与增效。充分利用纪念馆服务设施较为完备的优势,配合各级党组织来馆开展观看一次展览、听一次党课、举行一次重温入党宣誓、开展一次党员服务系列活动,深化党员志愿服务工作,深入开展“一员双岗”活动,提升城乡基层党组织结对共建、组团帮扶水平,让纪念馆真正成为升华广大党员思想境界的圣地,努力使传播的符号信息———红船精神通过活动互动达到内化,积极提升传播的实际效果,不断进行先进性和纯洁性教育,树立党员时代先锋新形象。第三,充分发挥纪念馆全国廉政教育基地作用。主动承接各级纪检监察部门的廉政教育活动,通过党的廉洁历史教育,举办廉政专项展览,特别是用革命先烈的廉洁历史故事教育党员干部永葆共产党员本色。如2012年5月,中共嘉兴市纪委与中共南湖区委、区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传承红色廉政文化”征文教育活动。活动参与者包括全国各地革命纪念馆的专家学者,主题为“红色文化中的廉洁思想研讨、不同时期红色廉政文化历史特点和价值内涵、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精神与红色廉政文化建设、新时期廉政文化传承与发扬等”。获奖者可参加在嘉兴举办的“南湖?红色”论坛并获表彰奖励。②活动主题鲜明,对红色文化挖掘有深度。南湖革命纪念馆利用2012年全国文博系统天津培训班的机会及时配合发起,并提供本馆和兄弟纪念馆相关研究成果,自觉服务于党的建设的时代要求。

    三、借助共建互动,致力双向提升效果

    “人类传播是一个综合系统,这个系统是由各种不同类型的传播活动组成的……包括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①南湖革命纪念馆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已和50多家企事业单位特别是高校、中小学建立了广泛的共建关系,这是一项做好红色文化传播的重要工作。这些单位与学校大多是位于省域内或近域,来往方便,联系便捷,我们将这些共建单位结成有机的红色文化传播共同体,把它们看成是一个综合系统,在事业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中,在各种纪念日、学校寒暑假时,自觉联系这些单位,主动走进这些单位,根据它们的各自需求,根据它们不断变化的实际需要与它们一起共同探讨、共同策划共建活动,活动年年搞,年年出新意,致力于活动的“适销对路”,积极提升活动效果。根据传播学的原理,我们通过纪念馆讲解员的党史知识、红船精神的人内传播,努力提高讲解员的党史知识水平和传播水平,并建立严格的培训考核制度;通过参观者学习体会信息的人际交流传播举行各种座谈会或沙龙;通过各种主题教育活动的群体传播,党团队活动的组织传播,讲究方法,严格纪律,提升活动效果;通过广播、报刊、网站等各种媒体的大众传播精心策划、广泛发动、入耳入脑、心灵震撼等,在共建群体中构成一个红色文化的传播体系,在长年开展共建活动中不断互动、不断改进、不断优化。此过程中我们还适时融进青少年“志愿者”队伍建设、社会群众“红船之友”等纪念馆各种组织建设,在与他们一起计划与活动中不断提升纪念馆红色文化传播工作的影响力和美誉度,把共建活动常态化、经常化、制度化,在不断与时俱进的共建活动中将革命英烈的精神发扬光大,推动红色文化传播不断结出新硕果。

    四、重视功能整合,尽力优化教育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