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劳动的内容范文

生产劳动的内容篇1

上述八种观点，笔者认为都没有能完整、科学地反映和表述出马克思“个人所有制”思想的原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片面的方面，值得商榷。笔者认为，马克思这里提出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概念，指的是原始所有制下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通过长期的研究，认为原始所有制下的个人所有制比之以后的各种社会形态，各种所有制关系都“崇高得多”。因此，未来的社会应该是重建、恢复原始所有制下的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但是，这不是简单地恢复，而是在原来意义上的更进一步的发展，是重新建立一种崭新的个人所有制，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本文把三大形态下的主要所有制列成下面的简表，从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它们的共同点和区别点，看出这种否定之否定地过程和实质。(见表1)。

从表一可见，这种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除保留有原始自然经济形态下的个人所有制、人始终是生产的目的、人的发展呈现着圆满境界等特点外，还克服了原始自然经济形态下的个人所有制的不足，加进了新的内容，也就是说。这种重新建立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比之原始所有制下的个人所有制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内涵更加深刻：它包括五个方面：一是生产资料自由人联合体所有；二是劳动力自由个人所有；三是产品自由人联合体所有；四是劳动自由个人所有；五是人的自由全面充分的发展。在这五项内容里，第一项内容是基础和前提；第二、三、四项内容是第一项内容的引申、展开和结果。由于生产资料是自由人联合体所有的，所以劳动者自由个人能够既对自己的劳动力又能对自己的劳动有所有权和占有权。从表一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劳动力个人所有是三大形态里的主要所有制的共同点。在原始自然经济形态下的个人所有制里，劳动力是自由个人所有；在交换关系形态下的资本主义所有制里，劳动力仍然是个人所有。资本主义所有制将原始所有制的其他方面、其他特点都彻底地完全地否定了，而唯独保留了劳动力个人所有这一条没有被否定。自由经济形态下的个人所有制，否定了资本家所有制，它否定了资本家所有制的其他特点、其他方面，而劳动力自由个人所有这一点也仍然被保留下来。不仅如此，在自由经济形态下的“重新建立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里还将发展劳动力的自由个人所有制，使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更加完善。这说明，劳动力个人所有是三大经济形态的共同点，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的保证和动力。因此，它也是马克思“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里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另外，资本家所有制在否定原始所有制下的个人所有制时，将劳动个人所有这一条也否定了，用劳动归资本家所有来代替它，从而使劳动力自由个人所有只有形式而无内容。因为，当工人将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后，劳动者在出卖的时间(为资本家工作的时间内)实际上也就不能支配、占有自己的劳动力了。自由经济关系形态下的个人所有制，否定了资本家所有制下的劳动归资本家所有这一条，重新恢复劳动自由个人所有，从而使劳动力个人所有重新既有形式又有内容。

“重新建立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五项内容中的最后一项内容即人的自由全面充分的发展，它是“重新建立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的目的，不仅如此，它还是“重建个人所有制”内涵中的最高层次，也是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的最本质、最主要的特征。在原始经济形态下的个人所有制里，原始人的劳动力和劳动都是归自由劳动者个人所有，而由于劳动力和劳动是结合在一起的，两者都是归劳动者个人所有，所以在原始人那里，人的发展能呈现“圆满”的境界；虽然是有限的“丰富”和有限的“圆满”，但毕竟是“圆满”和“丰富”的；在交换关系形态下的资本家所有制里，由于生产资料是资本家所有的，产品也必然是资本家所有，从而劳动者的劳动也归资本家所有。因此，人只能是片面的畸形的发展；在自由经济关系形态下的“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里，由于生产资料归自由人联合体共同所有，产品自由人联合体所有，劳动者的自由劳动力和劳动重新得到了结合，都归劳动者个人所有，因而人的自由全面充分的发展成为可能。在原始自然经济形态下的个人所有制里，无论是生产资料和产品共同所有，还是劳动力和劳动归个人所有，这些都不是原始所有制下的个人所有制存在的目的；原始的自然共同体存在的目的，只是原始人的再生产和发展。在自由经济关系形态下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里，和原始所有制下一样，无论是生产资料和产品所有，还是劳动力和劳动个人所有，这些也都不是“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的目的，它们只是达到目的的“中介”，唯有人的自由全面充分的发展才是自由经济关系形态下的个人所有制的目的。

因此，如果我们要对马克思提出的“重新建立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下个定义的话，笔者以为，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本质特征的正确的定义，应该是表述为，所谓“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即是重建(重新恢复)一个生产资料和产品由自由人联合体所有基础上的，劳动者的劳动力和劳动都归自由个人所有。从而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全面充分发展的所有制。

正确地理解和探讨马克思的所有权(所有制)理论，既要重视马克思关于所有制概念及其内合，更要重视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只有将二者结合，才能把握和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所有权(所有制)理论。毫无疑问，马克思的所有制(所有权)理论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始终是紧密相连的。这一点应该是不容置疑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生产劳动的内容篇2

社会保障法与劳动法同属于社会法的范畴，两者是最为邻近的两大部门法。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是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而出现的。社会保障法与劳动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保障法的核心内容社会保险法就是建立在劳动关系的基础上，是劳动法发展到一定程度上产生的。那么，究竟如何看待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关系呢？这需要从各自的特征进行分析比较，寻找二者内在的区别和联系。

首先，社会保障法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所谓社会利益，就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在现代社会，社会利益是“公民对社会文明状态的一种愿望和需要。”它代表了社会大众的普遍需求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共同价值取向。社会保障法以社会大众为获利对象，充分体现了其社会利益的本性。其次，社会保障法以社会公平为其价值追求，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明确提出社会正义是人类追求的目标，而平等和公平是达到该目标的工具。朗斯曼（W.G.Runciman）在《相对劣势与社会正义》一书中进一步提出，分配社会福利的三个基本标准应当是需求、功绩和对共同福利的贡献。“在一个正义的社会，必然有财富的不断移转，从最富有的移转到最贫穷的人，除非在最贫穷以上的人能够根据上述的原则来证明他们拥有较多财富的权利，在缺乏这些特殊条件时，其财富移转逐渐向中间平均数回归。”在追求正义和公平的目标中，社会保障就是一项重要的制度。社会保障是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方式，是社会保障的运作，是国民收入的一种转移，通过各种社会立法以保障公民的社会安全和经济安全，保障社会大众共同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使人类社会共同迈向文明与进步。最后，社会保障法是以强制性作为其实施的手段。社会保障的实施完全建立在立法强制性的基础上，不允许当事人之间自由设立权利义务。当事人没有任意选择的权利，正是通过立法的强制，对涉及的各种关系进行调整和规范，以使其符合大众的利益，实现社会保障制度所追求的目标。

劳动法是劳动者保护法和劳动者管理法的统一，劳动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侧重保护劳动者。劳动法本身既有实体性法律规范，也有程序性法律规范，这是由劳动法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由于劳动争议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劳动争议的解决程序也有不同于普通民事纠纷和商事仲裁的特点，因此必须专门做出规定，这就使得劳动法既有实体法的内容又有程序法的内容。最后，劳动法是劳动关系协调法和劳动标准法的结合。劳动法主要是调整劳动关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协调各方利益，劳动法大多属于强制性规范，尤其是劳动基准法，它是国家对用人单位设定的义务，用人单位必须严格遵守，不能降低标准，只能在最低标准之上给予劳动者更好的劳动条件和工资福利待遇。因而劳动法不属于以意思自治为核心理念的私法，而是典型的社会法。

事实上，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发展过程具有相似性，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出现的两个独立法律部门，都是国家干预的结果；不管是现在国内流行的认为劳动法包括社会保障法，还是社会保障法包括劳动法，又或者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相互交叉，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个人分析的角度不同，自然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不过想要将二者完全的独立开来或者完全的重合都是不可能也是不科学的。

社会保障法是在劳动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初的社会保障形式――社会保险是为保护雇员的利益而建立的。到20世纪30年代，社会保障立法在社会保险立法的基础上扩张，突破了以雇员为保障对象的限制，将社会保障扩大为全体社会成员。其次，两法的调整对象在社会保险领域存在交叉。社会保险法是社会保障法的下属法律之一，它的适用范围涉及工资劳动者的部分，同时又是劳动法所包含的内容。劳动法对这部分内容作出规定是必要的，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对这部分内容的调整出现重合和交叉，是完全正常的。最后，社会保障法对劳动法功能的发挥有补充和促进的作用。社会保障法为劳动者的权益提供了更有利的保障，劳动法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大量的是在用人单位内部实现的。社会保障法不以其劳动关系为限，当企业破产劳动者流入社会时也受保障。20世纪以来，特别是福利国家的出现，社会保障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得到迅速的发展，并赋予了其全新的内容，社会保障不再是传统社会的局部的、有限的社会活动，而是一项面向全体国民的社会制度；它的内容不仅仅是满足国民因生存而需要的单纯的物质生活保障，而且还涵盖了增进人们精神生活和个性发展的各个方面。可以说，社会保障法是在劳动法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其后的发展又大大突破了劳动法调整的劳动关系的界限，成为了市场经济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

生产劳动的内容篇3

[关键词]马克思　体面劳动　不体面劳动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2)03-0023-08

“体面”，通俗地理解即既有美丽的“体”，也有荣耀的“面”。所谓体面劳动，也就是既有美丽的“体”、也有荣耀的“面”的劳动。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具体阐析体面劳动的概念及其内涵。但实际上，体面劳动是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与实践形态。其基本内容包括三大方面，即劳动者因劳动应体面，有劳动才体面，劳动者的劳动应是体面的劳动。马克思指出，剥削制度是劳动者因劳动不体面，无劳动更不体面，劳动者从事的劳动是不体面的劳动的根本原因。现阶段，实践体面劳动对于就业压力大、劳动关系复杂的我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使得“回到马克思”，深入挖掘其体面劳动观的伦理内涵、积极实践其伦理要求成为一种必然且应然的选择。

一、体面劳动基本内涵的伦理揭示

体面劳动(Decent Work)是国际劳工组织(ILO)为应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严峻的劳工问题而专门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形成过程大致是：1994年国际劳工大会主张经济应是人道的经济，应将国际贸易规则与基本劳工标准相联系；1998年国际劳工大会通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进一步明确规定要消除强迫劳动，保障结社自由，承认集体谈判的权利，废除童工，消除就业歧视。在此基础上，1998年第87届国际劳工大会报告首次提出“体面劳动”(Decent Work)这一概念。关于体面劳动的基本内容，国际劳工组织概括为：保障人们的就业条件及在工作中免受歧视或骚扰；劳动者的收入能够满足基本经济、社会和家庭的需要；劳动者享受充分的社会保障，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实施劳动权利和参与劳动管理的意愿。从国际劳工组织的解释看，所谓体面劳动，其基本内涵可概括为两大方面：劳动者的劳动是体面的劳动，劳动者有劳动才体面。无疑，国际劳工组织的分析的确揭示了“体面劳动”的一些基本内涵。但是所谓“体面”总是针对具体人而言的体面，使人体面的原因虽然复杂而多样，但要而言之，借荀子的“义荣”、“势荣”说，无非是因“义”或因“势”而“荣”，即体面。劳动是劳动者进行的活动，体面劳动的主体自然只能是劳动者。因此，劳动者因劳动应“荣”，也应是体面劳动的一个基本内涵。

从经典文本看，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提出、具体阐析体面劳动的范畴。但对其劳动伦理思想稍加逻辑推演，便可以发现体面劳动实际上是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其一，马克思青年时代择业的价值取向是使人们幸福而体面地生活。在1835年，马克思就认为青年人在选择职业时应以实现人类幸福、兼济自身完美为根本指针。马克思选择使人体面的职业作为人生宏愿，当然也希望人们能够从事体面的劳动，这也是马克思对剥削阶级社会不体面劳动进行伦理批判的重要原因。其二，马克思从人的本质论劳动，事实上阐析了体面劳动的根本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劳动是人的本质体现，体面劳动应是体现人的生命自由的劳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类的特性”。其三，马克思实际上还将体面劳动的实现程度视为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准。马克思评价社会进步的基本标准，一般认为有二，即生产力发展标准与人的自由发展标准。这两个标准内在的联系性与一致性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必经体面劳动的“嫁接”才能实现：只有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集成创造性成果，体面劳动才能提高劳动者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性；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需要通过体面劳动——有尊严的工作、合理的工资、安全的工作条件、享有社会保障与尊重来实现。

当然，之所以说体面劳动是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更重要的还在于体面劳动是落实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现实实践形态。首先，“劳动解放”是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根本旨趣，能实现解放人的劳动必是体面的劳动、马克思指出，劳动是解放人的基本途径，但有的劳动并不能解放人，如异化劳动、过度劳动以及劳动产品是害人的劳动。但是劳动是解放人的基本途径，要实现人的解放，又不得不劳动。这是一个矛盾。解决此矛盾的根本出路是让劳动者从事体面劳动，因为只有这样的劳动才会对劳动者的身心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而不是消极的妨碍作用。其次，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核心问题是劳动权利与义务的合理协调。合理协调的根本前提是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对于社会来说，保障劳动者体面劳动，意味着保障劳动者能够充分就业，获得可观的工资与完善的福利、享有良好的工作环境等。劳动者在判断一种劳动是否是体面劳动时，重要的也是看自己的基本权利能否得到保障。再次，劳动人道、自由、公正原则是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而体面劳动的内涵，从国际劳动组织的定义以及学者们的理解来看，自由、公平、安全是其基本维度。这说明，马克思所谓的劳动伦理基本原则其实就是体面劳动的精神实质。总之，结合对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根本旨趣、基本价值原则、核心问题内涵的分析，可以认为体面劳动是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与实践形态。

生产劳动的内容篇4

我们所说的劳动价值论，是指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和劳动创造价值的系统学说。在马克思之前，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三大代表人物——配第、斯密和李加图先后阐述了劳动价值理论，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要科学成份的优秀成果。马克思在批判继承这些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完整体系。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学习和讨论，形成了一套相对明确和稳定的基本认识。

然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现代经济运行方式的变化，原来建立在传统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劳动价值论面临着能否适应新时代新情况的问题，面临着对现实经济是否具有解释力和适应性的挑战。这种挑战既包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传统认识的挑战，也包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本身的挑战。关于深化对劳动价值论认识的讨论，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提出和展开的。

（一）现代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要求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在马克思的时代，工业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服务业的比重较低，在整个经济运行和发展中处于从属地位。因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建立在工农业生产的基础之上，并围绕着物质产品生产过程而展开的，与物质产品生产没有直接联系的服务业部门基本上被排除在价值创造的考察范围之外。比如，将货运与客运区分开来，把前者列入价值创造的链条，而把后者列为不创造价值的部门，就是以物质产品生产为中心的劳动价值论的一个典型例子。

但是，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产生的历史条件相比，现代经济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现代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发达国家出现了经济服务化趋势，服务业的生产和就业在整个经济和社会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全世界的平均数超过了60％，一些高收入国家超过了70％；服务业占全社会就业的比重，也大体上相当于这个水平。相应地，工农业生产所创造的价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从全世界范围看已下降到较低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以物质产品生产为中心而将大部分服务业部门排除在外的劳动价值论受到了经济现实的挑战，深化对服务劳动与价值创造过程的认识，成为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

（二）科技革命引起的劳动形式和价值创造方式的变化要求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马克思建立劳动价值论所依据的生产方式是工业机器大生产，活劳动在运用生产资料生产物质产品的过程中创造新的价值，生产资料则在劳动过程中实现价值转移，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流程很清晰。但是，现代科技革命大大地提高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程度，出现了无人车间以至无人工厂，活劳动的耗费降低到最小程度，而物质财富及其体现的价值量却成十倍成百倍地增长，其中科技成果和专利技术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面对这些新情况和新趋势，如何解释价值量高速增长的来源？如何认识科技、知识与新价值创造的关系？能否继续坚持和怎样坚持“活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的一元价值论？

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科技和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以及以现代金融和信用制度为中心的经济流程的日益复杂化，尤其是随着信息化和知识经济的来临，现代社会的劳动形式与马克思所处的传统工业社会相比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种科技型劳动、管理型劳动和知识型劳动（如教育行业的劳动）在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如何认识科技型劳动、管理型劳动、知识型劳动的性质和范围、以及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和特点，也是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的一项新内容。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新的分配模式的形成要求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产权主体多元化和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动，除了外商投资经济之外，私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日益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一股重要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认识私营企业主的经营活动、收入来源的性质和特点，以及这些方面与劳动价值论的内容和要求的关系？

同时，随着分配体制的改革和激励机制的建立，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并存的格局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逐步定型和完善，并且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比例具有上升的趋势。这种新的分配模式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经济较快增长和增长质量的改善，因此得到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但是，新的分配模式与劳动价值论的要求并不一致，如何进一步认识价值分配与价值生产的关系，以及当前经济政策与马克思有关理论的关系，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提出来的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

综上所述，当前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既包括对传统认识的再认识，也包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深化与发展。

二、几个方法论问题

2001年以来，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的讨论在全国经济理论界热烈地展开，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和进展。但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还处于分歧明显、相持不下的状态。其中的主要原因，也许与研究和认识问题的方法有关。如果方法论问题不解决、不统一，对一些重大难题尤其是老问题的讨论将不能有效深入。

（一）“完整、准确把握”与“深化和发展”的关系

马克思的劳动与劳动价值论包含丰富的内容，有严密的逻辑。从理论上说，我们在深化认识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坚持与发展的关系，不能撇开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去另搞一套，更不能在没有准确把握马克思的意思的情况下就去胡乱深化。比如说，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生产劳动的概念与价值创造；物化劳动与活劳动，价值转移和价值创造；以及一系列范畴的定义和相互关系，我们必须在准确加以把握的基础上去展开讨论，分析哪些应当坚持，哪些需要扬弃，哪些需要补充、完善和发展，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这样才能使讨论有效深入，达到深化认识的目的。

生产劳动的内容篇5

关键词 劳动社会学 劳动经济学 角度 原因

一、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看问题的不同角度

(一)从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看两者角度的不同

在研究内容方面,劳动社会学将劳动者、劳动者行为、劳动关系、劳动组织、劳动制度和劳动社会过程作为研究内容,更加注重社会制度,社会规范,社会道德方面的角度,旨在揭示劳动社会的结构、功能及其运动规律的分支社会学。劳动社会又称产业社会,它具有以职业为中心的地位----角色系统,如总经理、经理、车间主任等等;有与职业活动相适应的价值----文化系统,如公司文化,企业精神等等,它正是一个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要素的社会综合体。而在劳动经济学中,与劳动社会学所研究的这一“社会综合体”所对应的则是劳动力市场,是一个产生物质与财富的世界。

学界对劳动经济学的定义和研究内容存在着不同的表达,但总体而言,基本方面都离不开劳动力的供求,离不开劳动力的市场,离不开劳动者的行为,以及离不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成本、受益和价格、基本的分析方法和资源配置优化的目标。因此,概括起来劳动经济学是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和研究。简单来说,劳动经济学也可以表达为是对劳动市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没有市场,或者说脱离了市场,真正意义上的劳动经济学就不复存在。从这点上不难看出,劳动经济学侧重于劳动力市场的运行,社会效益以及经济发展方面。

由此可见,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虽然劳动社会学和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都是围绕劳动领域的诸如劳动者、劳动者行为、劳动组织、劳动制度等一系列问题,但是看待问题和研究问题的侧重点及角度各有不同。

(二)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看问题角度不同的具体体现

下面举两个例子来具体说说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看问题的不同角度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

1.劳动者

劳动者作为劳动社会学和劳动经济学共同的研究对象,由于两个学科研究的视角不同,因此,劳动者在两个学科中的内含有很大的区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劳动经济学中用“劳动力”来代替“劳动者”更加合适。

(1)在劳动社会学中,劳动者是非同质的,是复杂的社会人,有着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特征。而在劳动经济学中劳动力被假设为是同质的,在一般的劳动经济学对劳动力的分析中,尽量把人简单化,它隐去了劳动力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特征,认为劳动力相互之间没有差别。

(2)“人是理性的,劳动力所表现出的行为都是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是在劳动经济学中对劳动力的基本假设。劳动经济学中的劳动力总是出于对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而理性地作出选择,但在劳动社会学中的劳动者相对而言就是非理性的,他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需要,有时甚至会感情用事,并且劳动者常常会受到社会规范和社会道德等的制约。所以说,劳动社会学中的劳动者比劳动经济学中的劳动力更加复杂,不过也显得更加真实而全面。

(3)社会学中的互动论认为,要理解社会的运动,只有通过理解人的社会行为,社会因人际互动而存在。由此可见,劳动社会学中强调劳动者与他人之间的互动。而在劳动经济学中的劳动力则被假设为个人主义者,不受他人影响,劳动经济学的重要任务在于揭示劳动力和各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劳动力是相对独立的个体。

2.劳动者行为

在劳动社会学中的劳动行为就是与劳动者身份有关的行为。比如:劳动作业,生产管理,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互动等等。由此看见,劳动者的行为是于周围的环境分不开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K.Lewin)就指出劳动者行为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函数。也就是说,劳动者行为是劳动者个人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劳动者的行为是由动机引发的 ,动机是由劳动者的内在需要唤起的,行为的具体表现要受到行为规范的制约。并且,劳动者通过劳动竞争、劳动冲突、劳动合作等方式产生互动。可见,劳动社会学中的劳动者行为是与外界分不开的,是复杂的,行为本身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和作用。

在劳动经济学的视角下,劳动行为考虑的是经济效益,是能够取得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并且劳动力都是理性的,劳动行为与决策不受他人影响。劳动行为决定于劳动力以尽可能少的智力和体力消耗获得尽可能多的劳动报酬,在劳动社会学中考虑的与周围环境的互动,如职业声望等并不是劳动行为考虑的因素。

二、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看问题角度不同的原因

在看待问题时,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的角度,究其原因,其中一个就是它们各自遵循的基本假设的不同。

在劳动社会学的视角下,无论是功能论,冲突论,还是互动论,都不难看出劳动者是复杂的社会人,具有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特征,具有不同的社会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等,具有一定的角色,总是与周围的环境产生相互作用,与他人产生互动,除了关心经济效益以外还关心社会问题和社会关系等等。

相对而言,劳动经济学中的劳动力就显得简单得多。在劳动经济学中对人类行为的本质有三个基本的假设:人类在在面临约束下具有最大化其利益的行为;人类具有进行理性选择的认识能力;人们都是个人主义者,不受他人的影响,除此之外,劳动经济学通常假设:劳动市场具有高度的竞争性,存在着大量的需求者和供给者,很容易进入和退出市场,而劳动社会学眼中的劳动力市场可没有这么“简单”,劳动社会学往往更关心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就业歧视,分配不公,社会贫富差距等等一系列问题。以资源的稀缺性为大前提,经济学研究的意义在于更好地配置资源和更有效地利用资源, 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利益。

生产劳动的内容篇6

(1)主体资格不同。劳动合同的主体只能一方是法人或组织,即用人单位,另一方则必须是劳动者个人,劳动合同的主体不能同时都是自然人;劳务合同的主体双方当事人可以同时都是法人、组织、公民,也可以是公民与法人、组织。

(2)主体性质及其关系不同。劳动合同的双方主体间不仅存在财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还存在着人身关系,即行政隶属关系。劳动者除提供劳动之外,还要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服从其安排,遵守其规章制度等,成为用人单位的内部职工。但劳务合同的双方主体之间只存在财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彼此之间无从属性,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劳动者提供劳务服务,用人单位支付劳务报酬,各自独立、地位平等。

(3)主体的待遇不同。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除获得工资报酬外,还有保险、福利待遇等;而劳务关系中的自然人,一般只获得劳动报酬。

(4)报酬的性质不同。因劳动合同的履行而产生的劳动报酬,具有分配性质,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不完全和不直接随市场供求情况变动,其支付形式往往特定化为一种持续、定期的工资支付;因劳务合同而取得的劳动报酬,按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支付,完全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是商品价格的一次性支付,商品价格是与市场的变化直接联系的。

(5)用人单位的义务不同。劳动合同的履行贯穿着国家的干预,为了保护劳动者, 《劳动法》给用人单位强制性地规定了许多义务,如必须为劳动者交纳社会保险、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政府规定的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等,这些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不得协商变更。劳务合同的雇主一般没有上述义务,当然双方可以约定上述内容,也可以不存在上述内容。

(6)适用的法律不同。劳务合同主要由民法、经济法调整,而劳动合同则由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规范调整。

(7)受国家干预程度不同。劳动合同的条款及内容,国家常以强制性法律规范来规定。如劳动合同的解除,除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外,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必须符合《劳动法》规定的条件等。劳务合同受国家干预程度低,除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外,在合同内容的约定上主要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由双方当事人自由协商确定。

(8)违反合同产生的法律责任不同。劳动合同不履行、非法履行所产生的责任不仅有民事上的责任,而且还有行政上的责任,如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劳动行政部门责令用人单位限期补足低于标准部分的工资,拒绝支付的,劳动行政部门同时还可以给用人单位警告等行政处分。劳务合同所产生的责任只有民事责任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不存在行政责任。

(9)纠纷的处理方式不同。劳动合同纠纷发生后,应先到劳动机关的劳动仲裁委员会仲裁,不服的在法定期间内可以到人民法院,劳动仲裁是前置程序;但劳务合同纠纷出现后可以诉讼,也可以经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

生产劳动的内容篇7

一

对于劳动法律关系是否存在客体,我国劳动法学界最初持否定态度,认为不必提劳动法律关系客体的问题。关怀主编的原统编教材《劳动法学》在“劳动法律关系的要素”这一节中仅介绍了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内容,而未涉及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注:参见关怀主编:《劳动法学》,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页。)追根寻源, 这引进于前苏联的教科书。(注:参见[苏联]亚历山洛夫:《苏维埃劳动法教程》,李光谟、康宝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5页。)

原“统编教材”所持的观点,受到以后许多学者的批评。这种批评在1997年召开的全国劳动法学会年会上仍在延续。侯文学在所提交的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法律关系客体新探》中指出,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什么?在劳动法学研究上,曾一度有一种令人不解的现象:即在劳动法学教科书中一般只讲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内容,而对客体问题只字不谈。究其原因,在于法律关系客体问题在整个法学界就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劳动法学界对劳动法律关系客体也未必能讲清楚。但绝大多数同志认为,既然大家公认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劳动法律关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那就应研究它,讲解它。否则,劳动法律关系的理论就不完整。

这一批评显然有一个理论前提:法律关系“三要素”理论是各个部门法学的通用件。某一个部门法的法律关系没有“客体”,该部门法的法律关系理论就不完整。依笔者看法,以“三要素”理论来说明一切法律关系的观点本身是值得探讨的。

有关法律关系的理论最初是在西方民法中产生的,后来在前苏联法学中得到发展,并引申成了法律关系构成的“三要素”理论。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国内外法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以下是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各种法律关系都无不例外地存在“三要素”,即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和客体。我国学者基本上都接受了这种观点。

张文显认为,从语义上,“客体”与“主体”相对,指的是主体的意志和行为所指向、影响、作用的客观对象。它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发生权利义务的中介。任何一种关系都需要中介,关系通过中介而发生,又通过中介而构成。按照这种观点,法律关系的具体客体是无限多样的,把它们抽象化,大致可以概括为七类:(1)国家权力,(2)人身、人格,(3)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4)法人,(5)物,(6)精神产品(包括知识产品和道德产品),(7)信息。 这七类客体可以进一步抽象为“利益”或“利益载体”等更一般的概念。由此我们可以说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一定的利益。(注: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5~179页。)

在人身法律关系的客体上,我国民法学者以“三要素”理论为基础,形成了“身体说”、(注:参见郑新剑:《“人身”不能作为民事权利的客体吗?》,《法学评论》1986年第6期。)“精神利益说”、(注: 参见郑立:《关于人身权概念的思考》,《法律学习与研究》1990年第2 期。)“无形利益说”(注:参见王利明主编:《人格权法新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三种观点。从这些观点可以看出,为了给人身法律关系找客体,民法学者们已经突破了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为物、行为、非物质财富的观点,将“身体”、“利益”引入客体的范畴。

第二种观点认为,并不是每种法律关系都存在着客体,只有与物有关的权利义务关系才存在着客体问题。

周沂林、孙皓晖等人对“三要素”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所谓法律关系三要素构成说是一种杜撰。法律关系就是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它根本不是什么缺一不可的三要素构成的。所谓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从对财产法律关系的研究中引申出的非一般概念。全部混乱来自于这种无根据的引申。”他们认为,在财产法律关系中,人与人的法律关系是就某一财产而发生的,如所有权关系,人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占有、使用、处分该财产以及相应的他人的抑制行为构成法律关系的内容。对于这样的关系,之所以能够提出而且也有必要提出客体问题是因为在现实的经济关系中,财产物本身的性质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对某项消费品拥有的所有权与对某项不动产拥有的所有权在自由处置上要受到完全不同的限制。前者限制很少,后者限制很多。可见物本身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要影响到权利义务的实质内容。只有与物有关的权利义务关系才存在着客体问题。在财产法律关系中,人与人是就某一财产而发生的,财产物则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但是这样一种结构并不具备一般意义。(注:参见周沂林等:《经济法导论》,未来出版社1995 年版, 第239~245页。)

笔者认为,把“三要素”理论不加限制地引申到一切法律关系中,断言一切法律关系的构成都包含客体要素是不恰当的。其结果是法律关系客体外延全面且又广泛,而内涵却丧失了任何规定性。这种法学理论对于我国的立法并无指导意义。

法律关系是法律从静态向动态转化,从宏观向微观转化的重要环节。它是特定主体之间依据法律而产生的一种非常具体的联系。法律关系的客体也应是法律关系主体所能直接控制的东西,而不应该将其说得过于玄乎。对于有些法律关系,如某些行政法律关系,法律只要明确行政机构的行政职责以及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即可,并无必要再确定一个所谓的客体。

将人身法律关系的客体概括为“无形利益”、“精神利益”,按这一思路,财产法律关系的客体也可以说成是“物质利益”、“有形利益”,所有的客体都可以归结为利益。法律关系归根到底总是一种利益关系。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各类利益的人格化,法律关系的内容是主体利益的规范化,权利乃是法律保障的利益。可以说,利益是基础性的内容,而法律关系相对说来是一种表象性的内容。将基础性的 内容直接引入表象的层次,不能不说是一种理论上的混乱。

但据此而主张“只有与物有关的权利义务关系才存在着客体问题”的看法未免矫枉过正。它忽视了法律关系的复杂性。判断法律关系是否存在客体的标准应当是两类:一是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否客观上存在着共同指向的对象;二是这种对象化的情况是否会反作用于主体双方具体的权利义务,从而对法律关系的内容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只要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就有必要将客体独立出来加以关注。反之,则并无必要给其硬安上一个客体。

就劳动法律关系而言,劳动力正是劳动权利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劳动力的不同类型,显然也直接影响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的实质内容。例如,有劳动能力、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部分丧失劳动能力,脑力劳动能力、体力劳动能力等受到的限制完全不同,在劳动过程中的权利义务也不相同。劳动法律关系和其他财产法律关系的重要区别也是客体不同。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在法律关系的研究中,“三要素”论未必具有普遍意义,但劳动法律关系还是应由“三要素”构成。认识这一点,对于正确认识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很有意义的。

二

我国从事劳动法学研究的绝大部分同志,在“三要素”理论的基础上,为劳动法律关系寻找“客体”,并形成了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劳动法律关系具有多样性的特征,这种观点可称之为“多样说”。在较早的着作中,有的学者将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概括为:(1)实现劳动过程的劳动行为,如实施劳动的行为;(2)与劳动行为有关的其他行为,如民主管理行为;(3)物, 在劳动保险待遇和集体福利事业方面,客体是货币、疗养院、托儿所等设施;(4 )人,如在职工调动方面,调入方与调出方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客体是职工。这种观点将一些不属于劳动法律关系的内容包括进来,错误比较明显。如职工调动中调入方与调出方是两个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社会关系,并不是劳动法律关系。随意扩大劳动法律关系的范围,就会使劳动法律关系因丧失特性而难以深入研究。

“多样说”的观点在以后的论述中,逐渐演变为一种空泛议论。一些着作只是重复民法教材中的表达,笼统地指出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包括物、非物质财富、行为。(注:参见史探径:《劳动法》,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这种观点忽视了劳动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的区别。民事法律关系是一类概念的统称。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笼统的民事法律关系,而只有具体的购销合同关系、加工承揽关系、损害侵权关系等等。各类民事法律关系完全是独立的。如果我们不是断言一切法律关系的构成都包含客体要素的话,未必每一个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都存在着客体;就是在存在客体的情况下,各类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也不相同。民法学的重点应在于研究各类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区别。如果当我们说到每类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时,只是简单重复“物、非物质财富、行为”,就毫无意义。劳动法律关系是具有多项内容的整体,是带有综合性的法律关系,如劳动者的劳动权、休息权、劳动安全卫生权、劳动报酬权、民主管理权;用人单位的招工权、用人权、奖惩权、辞退权、分配权。这是每一劳动法律关系都包含的内容。当我们说,这种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物、非物质财富、行为”时,由于外延的无限扩大,而使内涵丧失了任何规定性,成为一种无意义的理论演绎。

第二种观点认为,劳动法律关系具有单一性的特征,这种观点可称之为“单一说”。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劳动法律关系之所以缔结,是因为劳动者一方需通过劳动法律关系提供自己的劳动,并通过提供劳动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实现自己一定的物质利益;用人单位一方则通过劳动法律关系获得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并通过使用众多劳动者提供的总体劳动创造社会财富,实现国家的利益。这是劳动法律关系的基本内容。劳动过程中其他具体的权利义务都由劳动所派生,都不可能离开劳动而独立存在。所以,“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劳动活动,或劳动行为”。(注:吴超民:《劳动法通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与前一种观点相比,这种观点对劳动法律关系客体的概括更为明确,故为大部分劳动法研究者所赞同。(注:参见龚建礼、吴思、李琪:《劳动法教程》,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90页;李景森主编:《劳动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

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我国学者对劳动行为的理解只限于“劳动者的行为”。而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注意到劳动法律关系还应包括集团劳动法律关系的学者,多少对这种观点有了修正。劳动行为“既指雇员的履行劳动行为,也指雇主的管理劳动行为,在集体劳动法律关系中,还指雇员组织的集体劳动行为”。(注:杨体仁主编:《劳动法学》,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5页。)从这一修正可以看出,持“单一说”的学者已经多少意识到这一观点的缺陷在于涵盖性不够。但将劳动行为扩大为管理劳动行为和集体劳动行为,已经有些牵强,尽管如此,仍不够完整。劳动行为只是说劳动力的使用,而劳动法律关系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劳动力的保护,如休息权、劳动安全卫生权等等。

第三种观点认为,劳动法律关系客体具有主从性的特征,这种观点可称之为“主从说”。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劳动法律关系客体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形态是复杂多样的,视其在劳动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可分为基本客体(或称主客体)和辅助客体(或称从客体)。基本客体是劳动行为,即劳动者为完成用人单位安排的任务而支出劳动力的活动。它作为被支出和使用的劳动力的外在形态,在劳动法律关系存续期间连续存在于劳动过程之中,在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利益关系中主要承载或体现用人单位的利益。辅助客体是劳动待遇和劳动条件,即劳动者因实施劳动行为而有权获得的、用人单位因支配劳动行为而有义务提供的各种待遇和条件。后一类客体的特征在于:一是从属和受制于劳动行为,二是主要承载体现劳动者的利益。(注:王全兴、吴超民、张国文:《中国劳动法新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78~79页。)“主从说”综合了“多样说”和“单一说”的优点,将对劳动法律关系客体的认识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生产劳动的内容篇8

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实现了价值史上的伟大变革。从经济学说史上看，重商主义被认为是经济学的前史，他们把财富的增加归结为流通领域贱买贵卖的结果: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第一次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他们第一次把价值的源泉归结为劳动，如威廉配第讲如果一个人在能够生产一蒲式耳谷物的时间里，将一盎司从秘鲁银矿采出来的自银运到伦敦来，那么后者便是前者的自然价格。但他们由于没有劳动二重性学说，不懂得生产资料旧价值的转移和新价值的创造是同时进行的，不懂得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转化为生产价格规律，所以，在他们那里很多范畴是混淆的，如上而的配第就将价值等同于交换价值或价格;斯密在价值上有三种规定:劳动时间决定、购买劳动决定、三种收入决定:李嘉图无法解决两人矛盾直接导致其体系的解体。在古典经济学之后，政治经济学发生分支:庸俗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庸俗经济学家提出供求论、生产费用论、效用价值论，到后来的经济学流派的边际分析、心理因素分析等都试图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一些新问题，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目的就是为资本家辩护。另外，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揭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成为指导当时工人运动的圣经。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从创立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新的形势下，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一些国家经济体制的转轨，劳动的内容、结构、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学术和理论研究的政治环境宽松了，在价值理论问题上出现不同的意见和分歧。在活劳动是否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上，争论较大的是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是否能创造价值的问题，周天勇教授认为，一些智能化的高科技生产手段也创造和形成价值，主要是人工智能的一些自动控制系统在生产服务经营管理中参与价值的创造和形成。在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上，谷书堂教授认为，凭含有物化劳动的资本、土地获得利润和地租也是合情合理的。对于各种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上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劳动、资本、土地、管理、科技、信息等要素共同创造价值，尤以三元价值论为代表，认为商品价值是土地、资本、劳动的三元函数:也有学者认为信息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还有学者认为机器、设备也创造价值。这些不同观点的实质是对劳动价值论中劳动范围的界定存在差别。

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前人劳动价值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其劳动价值论博大而精深。

1.价值的质

质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规定性。价值的质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对此马克思是通过分析商品开始的，商品是用来交换的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劳动产品，两种商品在交换中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即交换价值，它的确定不是由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因为从使用价值来看两种商品存在质的不同，能够交换成功是由于两者都是劳动产品，都凝结着相同的人类劳动量。例如，一袋米=3把斧头，从使用价值上看二者存在着质的不同，一种是食物，一种是工具，无法进行衡量和比较，之所以存在这样的比例关系依据就是因为单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量，这种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就是商品的价值。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内容和基础，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商品的二因素是使用价值和价值。商品的二因素是由劳动的二重性决定的，生产商品的劳动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任何劳动从形式上有所不同，包括劳动的工具、手段、对象、结果等都不同，形成一个社会不同种的劳动分工，正是由于不同种的具体劳动生产出千差万别的商品体来。撇开形式上的差别剩下的就是劳动在内容上是相同的，都是人类体力和脑力的耗费。这种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就是商品的价值。劳动二重性学说是马克思的首创，从而克服了以往经济学家在价值上的缺陷。

2.价值的量

价值的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这里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主要是指生产工具，如现在制鞋都是人机器生产了，你再手工缝做，虽然你用的时间长，只代表你的个别劳动时间长，而不代表你的价值量大。这里的劳动强度主要指劳动的内含量，劳动强度大，单位时间内体力和脑力耗费就多，其价值量就应该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会受到劳动生产率的影响，部门劳动生产率与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呈反方向的变动关系，与使用价值量呈正方向的变动关系。个别企业通过改进技术提高个别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使得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获得超额利润。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劳动还有一个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分。简单劳动是不需经过特殊训练的劳动:复杂劳动是要经过专门训练的劳动。复杂劳动等于自乘的或多倍的简单劳动，到底等于多少倍这是在市场背后由商品生产者自发形成的。例如，一位软件开发商通过一年劳动能够创造并获得的价值量几万、几十万甚至更多，一位农民一年的收成只有几千元钱，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就目前来讲，农民的劳动还属于简单劳动，软件开发商的劳动属于复杂劳动，其中凝结着软件开发商的智力和创新意识，我们就不能单纯用一年的时间来衡量。

3.价值规律

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的内容是: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必须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我们在市场上会看到价格经常处于变动之中，但一台电脑的价格再降低也不会低于一支铅笔的价格，为什么?因为价格的变动以价值为基础。价格以价值为轴心上下波动是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表现形式。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的决定因素只有一个就是价值，但价格的影响因素很多，例如供求、竞争、地域、季节、国家政策，等等，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价格总是处在变动之中。随着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价值规律转化为生产价格规律。商品的市场价格会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生产价格等于成本价格加上平均利润。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形式变化从理论上解决了李嘉图的两人矛盾之一，即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与价值规律的矛盾。

4.价值的表现形式及货币的产生

商品的价值自身无法体现出来，它要通过交换，其价值体现在其他商品体上。随着交换的发展，价值的表现形式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四个阶段:简单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货币形式。当由金或银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时，货币就产生了。所以，马克思指出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的职能逐渐完备起来。在发达的商品经济中，它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五种职能。其中，最基本的职能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货币的出现使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就转化为商品和货币的外部对立，马克思把商品转化为货币称为商品的惊险跳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

三、劳动价值论的发展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它的产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它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进步。

1.对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的发展

劳动价值论创立于工业化初期的蒸汽时代，当时的经济生活主要发生在生产领域。马克思继承了当时斯密在生产性劳动的观点，认为只有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服务型劳动是不创造价值的。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原来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减少。今天产业结构调整新就表现在第一、第二产业劳动力所占比例下降，第三产业人数所占比例不断提高。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价值的本质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第三产业中服务业也凝结着服务人员的体力和脑力劳动的耗费，其创造的价值应给予肯定。第三产业中的保管、运输、包装等劳动是在直接生产过程的继续，增加商品的附加值也应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发生在流通领域的纯商业活动，在马克思那里被认为是产业资本家让渡给商业资本家的一部分产业利润，原来是处于产业资本循环中的售卖阶段的商品资本逐渐独立化出来就发展成商业资本，虽然对商人个人来讲会增加其价值量，但对整个社会来讲不增加社会价值总量。

2.关于科技、管理等劳动创造价值的新发展

传统上来讲，生产力有三要素: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又提出生产的五要素说，在传统三要素的基础上又加了一个科技和一个管理。科学技术和管理劳动不直接创造价值，它们作为一种渗透性要素会作用于劳动者，通过劳动者作用于劳动对象、劳动资料进入直接生产过程中，从而人人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科技劳动和管理劳动创造价值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也能找到它的理论根据，即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区别。今天劳动的内容也在发生变化，体力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往往低于脑力劳动者创造的价值，特别是一些创新性劳动创造的价值更大，因为他们的劳动从性质上说属于复杂劳动，我们就不能用单纯的一个月、一年的时间来衡量。复杂劳动等于自乘的简单劳动，但到底等于多少倍是自发形成的各种劳动化为当作他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

3.关于信息、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是否创造价值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