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区别范文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区别篇1

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自我完善为宗旨的经济改革目标的进一步完善和具体化。但是，如何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在哪里等等问题，经过几年的实践和理论探索，特别是党的十五大的阐述，虽已愈来愈清晰，却并非已无疑问，有的甚至更为模糊，思想更为混乱。因此，当我们已比较全面了解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历史与现状及其经验教训之后，为了更好地吸取其有益成份，为我所用，就很有必要在此作一番讨论，以求正本清源，更好地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本文拟讨论如下三个问题：

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

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

⑶对抹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区别的各种观点辨析

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

这里是打算从历史的角度，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说明计划与市场二者是相互对立或相互替代关系，还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关系。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指明，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是任何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必然要求。但如何实现这一按比例发展要求，即如何合理配置资源，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则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各个不同阶级的经济学家对这不同方式方法的性质和作用，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生活在上升发展时期的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首先提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认为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即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目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阿尔弗里德·马歇尔进一步把市场机制吹嘘成像受地心引力的钟摆那样，是一部非常灵巧美妙的合理配置资源的万能自动器。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及其运动规律进行科学分析之后明确指出，当社会经济由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后，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于是，人类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8页)

这样，在人类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就提出了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两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同时也依此而展开了各种不同思路的争论。

十月革命后，当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资本主义制度正面临社会主义的冲击和威胁的情况下，以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发动了一场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攻击。他在1920年发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算》一文，公开指责社会主义计划不能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因为资源的合理配置需以经济计算为前提；经济计算要以价格机制为前提；各种物品的价格决定必须依存于市场，市场的存在必须以各种物品的所有人互通有无为前提。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所有这一切条件都不存在，因而就不可能合理配置资源。这样，他就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断言“问题仍然是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 (见《现代外国经济论文选》第9集，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7页)

米塞斯的追随者，伦敦学派的自由主义者罗宾斯（lord robbins）、哈耶克（f·a·v·hayek）甚至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即便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也不值得追求，因为它最终必将导致极权主义。在他们看来，一旦实行社会主义，中央计划部门必将凌驾于个别企业活动之上，于是企业利益与个人利益将不复存在，个人主动性、进取心无法发挥，结果是滋长，极权主义盛行。罗宾斯说，计划当局“将会试图象战争时期总参谋部指挥军队那样来管理整个生产……这种制度将要求把作为生产者的个人资金编入严密的组织”。 (罗宾斯：《大萧条》1934年英文版，第154－155页。)哈耶克在1938年发表的《自由与经济制度》一文中，更进一步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自由”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二者不可相容。他在1944年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中，竟然把社会主义经济与希特勒的法西斯统制混为一谈，认为都是“通向奴役的道路”。这些情况说明，如果说在十月革命以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只是一般地提出和论证了市场机制的方法；十月革命以后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把计划经济视为与市场经济根本不相容的对立物而加以疯狂攻击了。

面对米塞斯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攻击，波兰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 给予坚决的反击。他在1936年－1937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著名论文中指出，米塞斯实际是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同于自然经济，应该看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不一定完全排除货币价格工具的存在。同时他还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证明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决定不是任意的，而是通过相继试验错误的方法来实现的，因而具有客观的性质。一旦中央计划当局把这种价格作为计算的工具，即可实行资源合理配置，达到经济的均衡状态。在他1965年去世后才发表的《计算机与市场》一文中又针对哈耶克、罗宾斯认为价格若由中央计划去计算需要解几百万个方程的观点时说：“如果我今天重写我的论文（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引者注），我的任务可能简单得多。我对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回答可能是：这有什么难处？让我们把联立方程放进一架电子计算机，我们将在一秒钟内得到它们的解。市场过程连同它的繁锁的试验似乎过时了。”(转引自李可等著《20世纪初的西方经济学》第138页，复旦大学1990年出版。)兰格的这些观点虽然不尽科学，但他站在同情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坚决反对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根本否定计划经济的态度却是很明确的。由此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的概念，即认为生产资料可以为社会公有，基本决策和发展方向可由中央计划决定，但除此以外的经济活动则让市场力量发挥其作用。

其他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认为运用计划机制不失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有效方法。如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wilfredo pareto）早在1902－1903年的《社会主义体制》一书中就相信“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部在理论上可以达到恰好和一种理想的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均衡力量所导致的完全一样的经济计划”。 (转引自罗尔：《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1年版，第403页。)另一个意大利数理经济学家恩里科·巴罗内（enrico barone）在1908年写的《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管理部》一文中也认为，根据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即使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中央计划当局也能通过解联立方程的途径推算出同竞争经济中固有的市场价格起相同职能的计划价格。(参见《当代东欧经济学流派》第70页，洪银兴、周晓寒等著中国经济出版社。)当米塞斯发动了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攻击之后，除兰格之外，还有一些同情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美国的弗雷德·曼维尔·泰勒（fred manville taylar）、英国的亨利·道格拉斯·迪金森（henry douglas dickinson）等都不同意米塞斯之流根本否定计划机制的观点。

60－70年代，前东欧各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在各国进行经济改革的实践进程中，进一步修正和完善了兰格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他们认为，兰格模式从总体上讲是二元运行机制，而且市场范围狭小，其中生产资料市场还是一种“模拟市场”，中央计划当局通过试验法确定的市场价格易于失真和滞后，同时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动力，以及企业能否对“模拟市场”发出的价格信号及时作出反应的问题，因而在应用上缺乏可操作性，实际也从未能付诸实践。在提出这种意见的经济学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⑴前南斯拉夫著名经济学家霍尔瓦特。他强调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有建立在市场基础上才有可能；市场定价体系有平衡供求、合理分配稀缺资源，使经济行为合理化和公平化以及选择最优物质结构等四大功能；废除市场必然导致（前）苏联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因而是东欧经济学家中较多强调市场作用的市场社会主义者。⑵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布鲁斯（w·brus）。他在比较社会主义经济各种不同模式之后提出引入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分权模式。他认为这是在理论上比较正确和理想的一种模式，优点在于使供给结构更有弹性地适应需求结构。这种适应在计划所规定的比例和条件的限度内，是在供货者和购买者之间直接挂钩的基础上实现的，而不必由中央一级直接地详细地加以决定，也不必在每一场合由中央一级批准。⑶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内（janos kornai）。他强调兰格没有考虑硬预算和买方市场等条件，因而其模式是立足于对计划者和企业行为的错误假设之上。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但其著名的短缺理论实质也是倾向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并为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⑷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经济学家奥塔·锡克认为，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自由的市场价格”。在他看来，市场功能不仅仅在于信息和管理，而且主要应归结为利益问题；企业应有一定的投资决策权，既要受益于正确的生产和投资决策的盈利，也要承担经营责任和投资风险。

总之，前东欧一些经济学家进一步修改和深化了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而付之于实践最典型的则是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模式。它深化了兰格的社会主义模式，又不完全同于兰格模式，即它不像兰格模式那样重视计划的作用，而是强调企业和工人自治的作用。至于这个模式是否正确，只能由实践来回答。现历史已对这个模式作了不成功的结论。

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理论，不仅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频频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有相当市场，英国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英国早期市场社会主义起源于以韦伯夫妇为代表的费边社会主义（1884年成立费边社）。本世纪20－30年代托尼、德宾和盖茨克尔阐述了新费边社会主义即英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在1945年工党上台之际，英国社会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福利经济学合流，形成一种奇特的混合经济学，即英国早期的市场社会主义。其主要观点是：第一，收入社会化，鼓吹“消灭贫困”、“合理分配收入”、建立“福利国家”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第二，生产资料社会化。力图通过“国有化”政策把若干部门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所有，把单一私人经济变成公私部门混合生长的经济，并将其视为改变所有制，从而使生产者摆脱被束缚地位的重大措施；第三，中央计划当局运用市场最优配置原理来指导决策。要求有自由选择的劳动市场，并以市场定价和以消费者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进入80年代，英国经济学界又掀起了一场新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讨论的热潮。英国市场社会主义者、伦敦经济学院的李尔·埃斯特林、尤利安·勒·格兰德等人撰写的《市场社会主义》和牛津大学米勒写的《市场、国家与社会：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1989）、南安普敦大学普兰特的《平等、市场和国家》（1987）等，在这场讨论中唱了主角。他们提出了要使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联姻理论”和旨在启动市场取向改革的市场“主导机制”理论，企图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在这些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战后英国工党政府实施国有化政策和福利政策，就是在搞市场社会主义。但很明显，英国的这种市场社会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因为它们把实现这种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英国资产阶级政府特别是工党政府身上，既不触动其政治结构，也不从根本上改变其私有制的经济基础。

以上说明，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究竟如何配置资源，长时期来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存在着计划与市场两种方式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依靠计划能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计划与市场能不能结合？怎样结合？在以市场为主导的情况下能不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所谓市场社会主义实质究竟是什么等等。

从社会历史的实践来看，十月革命后，苏联、中国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运用计划配置资源，虽然带来不少弊病和消极作用，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曾有力地促进了生产高速发展，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现在，有的把过去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说得一无是处，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往存在的一切历史曲折和失误的根源都在于实行了计划经济，甚至把目前我国存在的一些腐败现象，国企困难和“括风”等等也归咎于实行了计划经济。因此，我觉得在这里有必要谈谈过去计划经济的得失问题。

就前苏联来讲，在列宁、斯大林时代，计划经济曾使一个落后的沙俄在半个世纪内成为与西方最发达的国家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重工业、国防力量和科学技术在世界上数一数二。若再考虑到苏联还顶住了法西斯疯狂侵略的历史功勋和遭受战争的巨大损失，而美国却成了战争的受益者等因素，更可显示出计划经济威力。在苏联，只是在战后，当经济已进一步大发展的情况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才愈益显示出其不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而需要适当加以调整；而且这时苏联已经改变了斯大林时代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境况，本来可以对国民经济结构作适当调整，加快发展轻工业，更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快地提高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但这时，在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下，却固守原有的体制和经济结构不变，到了最后又根本否定计划体制，走向另一个极端，以至彻底葬送了社会主义经济。

就中国来讲，在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使中国从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转变成基本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科学技术体系的社会主义强国，为改革开放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1953－1978年间，我国国民经济年均实际增长率：国民收入为6.0%，社会总产值为7.9%，工农业总产值为8.2%，.大大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来看，同期原煤从0.66亿吨增至6.18亿吨，发电量从73亿千瓦/小时增长至2,566亿千瓦小时，钢从135万吨增长至3,175万吨，成品钢材从106万吨增至2,208万吨，水泥从286万吨增至6,524万吨，分别增长8－34倍。从主要农产品产量来看同期粮食产量从1.6392亿吨增长到3.0477亿吨，棉花从130.4万吨，增至216.7万吨，分别增长86%和67%。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民收入中农业的比重由57.73%下降到32.76%，工业（不包括建筑业和运输业）的比重从19.52%上升到49.40%；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重从56.9:27.8:15.3变为24.8:32.4:42.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国家普遍出现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我国却基本保持物价稳定，全国零售物价上涨率，50年代即使承受着恶性通货膨胀余波的冲击，也只2.3%，60年代为0.92%，70年代为0.56%。因此，除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外，人民生活稳定，全国居民消费指数，以1952年为100，1979年上升到188。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依靠计划体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苏联的援助下顺利地进行了以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的由694个限额以上的大中型项目组成的基本建设。而且这些项目的大多数是配置在我国工业交通一向不发达的经济落后的内地，缩小了沿海和内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差距；改变了旧中国畸形的产业结构布局；建立和发展了一系列新型工业部门，并建立起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新技术和国家安全体系。

在80年代我国计划经济体系虽然已被冲破，但经济计划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还起着相当作用的情况下，经济发展速度又有了进一步提高，1979－1990年我国gnp年均实际增长率为8.7%。国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长率8.4%。

可见那种完全否定过去计划经济的历史功绩，特别是完全否定国民经济计划的必要性是缺乏充分根据的。

至于有的人把目前我国存在的一些腐败、国企困难、“刮风”等等消极现象也一股脑儿地归咎于计划经济就更没有道理了。我们不需多费笔墨，只要排列一下时间顺序就足可把这种“因果”关系论彻底。因为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改革开放开始之日起，就已在不断被改革、削弱之中，作为其最具典型代表意义的产品指令性计划指标，时至今日基本上已荡然无存。(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1978年纳入指令性计划的产品有837种，达到历史的最高峰。1996年底，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属指令性计划的比重已下降到不足5%，仍实行计划分配的商品仅有粮食、食用植物油、生猪、食糖、棉花、紧压茶、化肥、农药、农用薄膜、盐、成品油、卷烟、烟叶、中药材等14种。)然而我国目前十分引人注目的腐败、国企困难等等恰好是在近20年来计划经济不断被削弱的过程中出现的。而在此之前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却基本上不存在这种情况。而且我们可以毫不夸张而自豪地说，在那儿十年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了世界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和培养出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廉洁奉公的干部；国企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朝气蓬勃，蒸蒸日上。所以，怎么能说计划经济带来了腐败和国企困难呢？在此，我们并非说计划经济在过去的实践中是完美无缺和不需要改革，这在后面将会论及。但若把当前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20年前的计划经济是无论如何难以令人信服的。至于说到“刮风”，这是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与计划经济更无内在的必然联系。事实证明，过去有“浮夸风”“共产风”；现在也有迷信“一包就灵”、“一股就灵”，还有“下海风”、“出国风”、大吃大喝，奢侈浪费风，以及假冒伪劣,虚报浮夸凤,等等。所以把“刮风”现象也记在计划经济的账上，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当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同历史上任何新事物一样，不可能达到十全十美，也不可能不经过历史的曲折和考验。我国过去经济计划的主要缺陷：一是只片面强调计划的作用，而忽视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二是由于作为计划基础的经济统计工作薄弱，手段落后，统计数据不够准确，使得计划缺乏科学性、准确性；三是计划过死，集中过多，以致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企业经营的积极性；四是在计划安排上，在正确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同时，却对农业、轻工业的发展缺乏足够的重视，使消费品的生产相对不足等等，然而，这一切缺陷都是由于经验不足，在运用经济计划规律的实际操作中发生的问题，而不是计划要求本身有什么过错。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过去的计划工作必须改革是毫无疑问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但改革是要改其缺陷，而不能全盘否定，正如倒污水不能把小孩一起倒掉一样。

其实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源配置手段，不论其社会形态如何，都必须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全面合理地配置资源，任何偏废都是不利于资源的最佳配置和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的。因为市场调节是从微观经济利益出发的，即使在微观上是最优的，在宏观上却不一定最优；计划调节是从宏观出发的调节，因而对微观的利益则往往易于忽视，资源利用的潜力就难以充分发挥。国民经济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结合的一个统一整体，因此，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调节机制，就自然需要相应地使宏观上的计划机制与微观上的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相互取长补短，才能使整个社会资源得到最有效、合理地使用，使整个国民经济得到持续、稳定、快速而健康地发展。往下我们将会看到，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不可移易的真理。

在本世纪30年代以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片面强调市场机制调节，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由于市场调节本身所固有的盲目性、滞后性和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便不可避免地使生产陷入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之中，以至在本世纪30年代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使以迷信市场机制万能为特征的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彻底破产。

面对30年代大危机和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破产，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凯恩斯理论是一个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它的基本特征就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体系却缺乏微观的理论基础。战后美国凯恩斯主义者又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与新古典的市场经济理论综合起来创立了一个新古典综合理论体系。这种理论在强调国家干预的同时，又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主张在宏观调控方法上实行“相机抉择”、“松紧搭配”的“一揽子”计划。这种把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或者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用作配置资源手段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是区别于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它的基本特征就是承认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经济运行，既要以市场经济调节为基础，又要重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宏观调控。所以，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乃是对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战后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可以说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下，都通行的是上述这种把国家干预与市场结合起来的现代市场经济。战后资本主义各国经济之所以有相对稳定、较快发展的局面，而未出现30年代那种大危机，就与实行了这种新的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机制有关。可见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乃是完善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所不可缺少的。

作为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无疑更有必要，也更有可能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因为公有制企业为宏观计划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和微观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基于这一判断，而早有预见地指出，当社会经济由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之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而且如前所述，在十月革命和二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的实践也取得了巨大成功。遗憾的是马克思的这一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正确原理，在过去相当长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即在进行有计划地发展的同时，却忽视了市场调节的作用，以致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些困难，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困难也愈益明显。正如陈云同志1979年3月在谈到“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时候说的：“在十月革命和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作计划工作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加以发展，这就导致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 (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8－69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的指引下，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克服过去单纯依靠计划调节的片面性，而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取二者之所长，补二者之所短，而不是要用市场去取代计划从而根本否定计划的积极作用。正如同志在党的14大报告中所说的：“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又说：“在宏观调控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就是说，同志在阐述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一刻也没有忘记要强调运用计划手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当我们把计划和市场看为配置资源手段的时候，对计划和市场二者的关系，则只能理解为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关系，而不能视为后者对前者的替代或否定。改革开放以来，正因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才使我国经济有了较为迅速、稳定的发展。

以上事实说明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最后都逐渐发展到使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阶段上，这乃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所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是由片面市场调节走向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之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是由片面的计划调节走向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之路，二者殊途同归。这个事实再次说明计划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替代的关系。

必须指出，现在有一种倾向，企图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鼓吹市场经济万能，把市场机制吹嘘为人类最好的配置资源的手段，并认为，要实行市场经济，就要根本否定经济计划性，谁说要加强宏观调控，加强计划性，就要被扣上要走回头路，再搞计划经济那一套的大帽子。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也是十分有害的。近些年来的事实表明，每当国家放松了宏观调控的时候，社会经济就出现不同程度混乱，每当加强宏观调控的时候，社会经济就趋向于稳定。如1993年以来在中央加强宏观调控的正确决策下，逐步取得“软着陆”的胜利和“高增长、低通涨”的大好局面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但也必须看到，在这大好局面下，迷信市场万能的倾向还远未清除。如有些地方、部门、企业抵制宏观计划调控，任由市场调节，以致出现大而全，小而全，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经济结构失调，企业开工不足，加重了工人失业下岗的问题，社会资源严重浪费，就是其明显的表现。据《人民日报》披露的材料，我国一些主要行业如机械、电子、轻工、纺织普遍是一般加工产品大量供过于求，生产能力利用率大多在70%以下；在50%、40%以下的为数也不少。(人民日报1998年2月19日《重复建设主要在加工产业》。)若从全国600余种主要商品的供求情况来看，过供于求的商品在1997年上半年占5.3%，下半年猛增到31.8%，高出26.5个百分点(经济日报1998年2月25日，冯并、阎卡林《全面认识买方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结构调整，一些工人被下岗分流，自然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但这是在改革中出现的大量资源浪费也不能不说是一个事实。据估计，目前城镇下岗尚未就业的有约600万人，加上登记失业的570万人，失业率高达6.3%左右(见中国信息报1998年2月24日《城镇就业答问录》。)。不可理解的是，现有些人对于这种结构失调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不仅未从计划削弱方面去找原因，（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反而责怪是过去计划经济带来的结果。如前所述，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改革开放之日起就已处于不断削弱之中，时至今日，还纳入计划分配的商品仅有粮食等14种农副产品。现在生产过剩，结构失调的产品，恰恰不是计划分配的农副产品，而是市场调节的机械、电子等产品。比如1997年轿车全国生产能力可达110万辆，产量只47.9万多辆开工率不及45%(经济日报1998年3月12日《冷静看待汽车降价》。)。再如据国内贸易局商业信息中心对605种商品的排队显示,供过于求的商品在1999年上半年占72%,下半年又进一步上升到约80%,其中供过于求的工业品占到91.14% 。其他在第三产业中，诸如高档商场，星级宾馆也大量重复建设，设备闲置，难道也是计划经济造成的么？

可见，我们如果不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使之取长补短，相辅相成，相互补充，而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单纯片面地以市场调节去代替或否定计划的积极作用，就没有不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和混乱的。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

前面已说明，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都需要把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手段，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市场经济。但这不等于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区别，事实上二者是有原则性的本质区别的，有的企图否认二者有本质区别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一词在国内外文献中通常有三种不同的涵义：一是指生产的产品是用作交换的商品，因此，往往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商品经济，以区别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二是指在社会经济中配置资源的手段，因此往往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市场机制，以区别于通过计划和国家干预来配置资源的方法，我们在上节里主要就是在这一含义上来论述市场经济的；三是指一种社会的经济制度，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般都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英国经济学家戴维·w·波尔斯主编的《现代经济学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88年出版）解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制度，……这种经济的决策是分散的决策，就是说，经济决策是由该经济的一些组织和个人各自独立地决定的，而不是由中央计划当局决定的。市场经济通常也包含着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即资本主义的经济”。不仅如此，过去联合国也是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并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相区别的。例如，在剧变之前《联合国统计年鉴》和《联合国世界统计提要》把世界各国划分为中央计划经济（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国家、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国家、发展中市场经济（developing market economics）国家三种类型。其中第一种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三种指的是资本主义国家。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自然是不科学的，但也不能不看到其中有一些合理因素，即承认市场经济中包含有作为维护人们一定经济利益的制度（不是社会的基本制度）的内涵。我们通过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就不难发现市场经济作为一种配置资源手段，它所以能调节和配置资源，仅仅因为它能调整参与市场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关系，从而能对其产生强有力的激励、约束功能的结果。可见，市场经济既是一种配置生产资源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维护人们某种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即维护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各个行为主体按照他们所投入的资源、产品多少好坏来获取不同利益的经济制度。当然这种经济制度并不是独立地或孤立地存在的；相反，它只能是，而且必然是从属于或依附于某一社会基本制度的一种派生的经济制度。

为什么市场经济只能是一种从属于某一社会基本制度的派生的制度呢？这是由于一种社会形态最基本制度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内容的，而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是商品交换，商品交换就是产品的不同所有者之间对产品进行的交换或产权交换，所以市场经济总是与一定社会的基本制度相联系，并作为其派生的一种经济制度而出现的。单纯的抽象的市场经济是从来没有的。历史上最先出现的市场经济是与私有制相联系的市场经济，最典型的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难怪西方经济学家总是把市场经济看作资本主义经济，二者几乎可以划等号。后来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逐渐发现，市场经济还可以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联系起来，并从属于后者而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或联系的一种经济制度，正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或联系的一种经济制度一样。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

以上说明，市场经济一词通常有着三种不同含义，实际上这三种涵义都是其客观存在的思想反映，而且是相互联系的，共同构成为一个完整统一的市场经济的内涵。简言之，市场经济就是指在商品经济已有一定发展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用以配置资源和维护人们一定经济利益关系的经济体系。

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不能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两种不同性质社会的基本制度本来就有本质的区别。这两种社会的基本制度各自维护着不同人群的经济关系或经济利益，从而也就不能不影响到两种市场经济各自维护着不同人群的利益，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要以维护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利益为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归根到底是以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目的。这种本质区别在现实的操作运行上，主要是通过如下几个方面具体表现出来的。

1.两种市场经济各自与之相结合的社会基本制度不同。这里说的社会基本制度就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必须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多种成分共同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则根本不存在公有制的成份，而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这乃是两种市场经济最本质的区别所在。这里有几个容易引起误解的问题需要给予说明：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问题。有的认为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是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社会化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必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之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根本之点就在于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坚持公有制，就意味着从事社会化生产的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成了企业的主人，能自觉地充分发挥生产积极性，有力地推动生产力发展；放弃公有制就意味着劳动者或迟或早将要重新陷入被剥削、被压迫、被奴役的境地，使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压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恩格斯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勿宁说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马恩选集第4卷，第303页）。这里说明公有制乃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基本特征。一切修正主义者最根本的错误之一，就在于放弃了对实现公有制这一根本任务的要求。伯恩斯坦说：“只要社会一充分行使它的监督经济关系的权利，那末经济企业向公共经营的实际转移就不象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了。一部好的工厂法可以比一整批工厂国有化包含更多的社会主义”（伯恩斯坦：《社会的斗争和社会革命》）。当然我国目前由于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适应不同生产力水平发展的要求又还不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而只能实行坚持以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

第二，所谓公有制为主体的内涵是什么？简单地说，它既是一个量的概念，也是一个质的概念，即在量上要求公有资产必须在社会总资产中占据优势，当然，这个优势不应该只计算纯公有企业部分，同时也应把融入非公有企业中的公有资产部分一并计算在内。这是十五大所明确提出来了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份和集体成份；同时在量上，既然是‘优势’，在总资产中的比重就不能只占少数或50%以下，也不能只是简单多数或50%以上，而必须是60－70%以上或2/3以上。这是一个普通的常识，否则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是难以保证的。十五大报告中还指出这个公有资产的‘优势’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区别”。因此，有的村、乡甚至只有几万人的小区、小县，并不一定都要求公有资产占据优势，但也不能把这“有的地方”任意地无限扩大到一个地市甚至一个省，几个省的范围，因为这就无异于把“一国两制”的方针任意扩大到大陆境内。而且从发展的观点看，私有的范围如果在逐渐从一村、一乡、一区、一县一地扩大发展，就难保不会影响其他地区省市以至动摇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正在逐渐演变的现实。如，据统计资料表明，有的省份公有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已降到50%以下(据《中国信息报》报导，广东早在1992年底非公有企业注册资金（2,646.8亿元）就已超过公有（国有、集体）企业注册资金的总和。国有、集体、非公有企业之比重，分别为30.2%、16.4%、52.4%见《中国信息报》1993年4月23日。)，这是不能不引起人们警惕的。

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仅表现在量上，还应表现在质上。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说：“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就是说，十五大不仅重申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体现在公有制经济占有量的优势，而且进一步明确必须把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命脉部门的控制和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或导向作用也要纳入公有经济“主体”内涵之内，作为它的一个组成部份。可见，在十五大报告中，公有经济“主体地位”的内涵，比人们过去所理解的更丰富，要求更高，而不是像目前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更低了，即认为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现似乎已不要求在量上占优势，因而它在社会总资产的比重大小已无足轻重，或者说已可继续下降，首先是国有经济可以继续下降，乃至下降到20%或者更少的程度。(曹思源的记者访谈录：《国有经济改革出路何在》《中国经济信息报》1995年9月7日。)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本来质与量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质的提高只能建立在一定量的基础上，这是一个起码的哲学常识。十五大要求“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并不是要抛开量的要求而去追求所谓质的提高，事实上如果削弱了量的要求、质的提高也就犹如建立在沙滩之上的大厦是没有根基的。设想如果国有资产只占社会总资产20%（即在量上，公有经济已不占优势），它又怎么能保证国家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从而它又怎么能起到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导向作用，充其量最多也只能像西方某些国家的国有经济所起的那种发展资本主义的导向作用而已。

看来，要想把我国国有经济起着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国有经济的导向作用，已不是我们妄加在那些论者们头上的主观推论，而是由他们自己精心设计的蓝图。比如有的强烈要求国有资产退出竞争性行业，积极主张“国有经济应主要集中于那些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掌握国家经济命脉、非国有企业办不了或办不好，因而只能由国家兴办的事业”。有的还进一步具体规定了国有企业的范围，说什么“我们国家真正需要实行国有制的只有公益性产业，如城市交通等利润率低于平均利润率甚至亏损的，或有关产业，如邮电、航空等”(曹思源的记者访谈录：《国有经济改革出路何在》《中国信息报》1995年9月7日。)据他们计算，这些国有企业资产在总资产中不足20%(同上。)原来他们的如意算盘就是让只有微利或亏损的企业由国家经营，即由国家承担亏损，让其余80%的非国有企业，主要是让非公有经济的外国老闾和国内大款们去赚大钱，从而改变我国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使之成为替资本家服务的工具，即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之所以说是理想的集体资本家的、为私人资本服务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其根本的经济原因就在于它用国家财政收入来承担亏损，以便让私人资本企业去赚大钱。事实上，西方国家一般也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才建立起国有企业的。而且它们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约占20%，有的甚至更多。如1968年西方各国国有企业资产占全国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英国17%、西德227%、意大利28%、法国33%。(《世界经济统计简编》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42页。)可见，那种主张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要把国有资产比重继续下降的观点，实际是企图按西方模式来把我们国家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改变为资本主义性质，混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区别的观点。

在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质方面要求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即公有经济所体现的生产关系方面是更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所体现的，不单是所有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或在本质上是生产关系，是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绝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后来，马克思给所有制下一般定义时进一步指出，所有制是人们“对生产条件的关系”。这里说的生产条件是指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因此，所有制的概念从表面上看只是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即人与物的关系，而实质却是通过这个人与物的关系体现出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对劳动力占有支配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则是占有资本的资本家对雇佣劳动的占有、支配关系，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则是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对自己劳动的占有和运用的关系。恩格斯在说到社会主义社会之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时还特别指出“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3页。)其“目的就是完全废除雇佣劳动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86页。)所以，对公有制主体的概念除了要看到它所体现的人与物关系，即公有资产所占总资产的比重外，还不能不看到它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是否也占主体，即全社会参与生产的劳动者的主体部份是否已摆脱了雇佣劳动制度的束缚而成为在公有企业的主人。因此，在目前如果为了调整产业结构和解决国有企业的某些困难而使大批工人沦为非公有企业的雇佣工人，以致最后发展到雇佣工人成为全社会劳动者的主体，就很难说是坚持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

第三，非公有经济的性质问题。有的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制度”，就断言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称之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份。这又是一大误解。这里说的“基本制度”不过是我们前面一再指出的所有制结构问题。我国现阶段的一项基本制度或所有制结构，乃是由我国现实生产力状况决定的，既有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也有居于非主体地位的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份。可见把非公有经济成份纳入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之中，绝不等于说非公有经济就已变成社会主义性质的了。所以十五大在提出了上述“基本制度”概念之后，紧接着又解释性的强调指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却从没有说，也不可能说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济基础，或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份。因为它们本来就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份。如果把非公有经济也视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那么，我国目前就已经不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了。其实，客观的情况是很明显的：个体经济属于小生产经济，具有两重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但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可以被引导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或者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但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都是以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因此，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或者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这里，之所以在“资本主义性质”之前还要附加“基本上”三个字的定语，是因为考虑到有些规模较小的私营企业主也参加少许生产劳动，因而还不是完全的典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它们也绝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

2.两种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行的是按资分配或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因而必然带来收入差距悬殊，两极分化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辅的制度，因而会兼顾公平与效率，防止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这是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明确提出来了的。也是前述所有制结构所派生的一个结果。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消费品的分配自然要以按劳分配为主，它充分体现了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还存在非公有制经济的条件下，产品的分配自然还须相应地存在其他分配方式。所谓其他分配方式，包括有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者的产品，全部归个体劳动者自己所有（除去交纳的税收）；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产品除按劳动力价值支付雇佣劳动者的工资和奖金外，其余都按出资的多少，分配给投资者所有，或者说实行按资分配原则。由于企业资本的来源不同，有的是企业主自有资本，有的是借入资本，因此这按资分配的剩余价值部份，往往划分为利润、股息、利息等各种不同形式分给各个资本持有者。此外土地所有者也需分得一份地租。这样在非公有经济中的分配就有了作为劳动力价值的工资和作为剩余价值各种具体形式的利润、利息、股息、地租以及个体小生产者的劳动产品等各种形式，而这各种形式的收入都是以各自提供不同的生产条件或生产要素为依据的，因此，这“其他分配方式”又可较具体地表述为“按要素”分配。所以十五大报告在论述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时，在重申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之后，紧接着又具体指出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很显然，这里说的二者的“结合”，不言而喻的也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和按要素分配为补充的条件下的相互结合，而不是二者主次不分，或主次颠倒情况下的结合。

目前对十五大表述的分配制度有三种误解是应该澄清的。

第一，有的认为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应占居主体地位。这种观点不仅与公有制占居主体地位的所有制结构不相称，而且与十五大强调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规定是相矛盾的。

第二，有的把“按劳分配”融入“按要素分配”之中，从而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按要素分配为主体，甚至全部都是按要素分配。在他们看来，劳动也是一种生产要素，所以“按要素分配”中已包含了按劳分配的内容。我们认为，这是对十五大精神的一种曲解。如果“按劳分配”可融于“按要素分配”之中，那么再提“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坚持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起来”就完全是多余的，而只需提“按要素分配就够了”。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十五大讲的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是分别指在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两种不同经济中的分配制度，二者既不能相互兼容，也不能相互替代。即使就劳动这个要素来讲，它在公有制下所得的收入是按劳分配的结果；私营、外资企业中得到收入是按劳动力的价值即出卖劳动力所得的价值或价格；在个体小生产下是劳动者全部劳动的收入。后二者与“按劳分配”所得的收入都有原则的区别。实际上那种把按劳分配融入按要素分配的观点的要害也就在于企图抹杀这种不同所有制下按劳分配和按劳动要素分配的原则区别，进而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使社会主义经济下的按劳分配与非社会主义经济下的按要素分配相混淆，从而在分配制度上抹杀两种市场经济下的本质区别。

第三，是把“按生产要素分配”与“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相混淆。十五大提出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观点，有的就误以为十五大已承认了价值由生产要素创造这一观点，所以才需要按要素分配。其实价值的分配与价值的创造完全是两码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价值只能由劳动创造出来，在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要素中，既有创造价值的劳动要素，也有不创造价值但却瓜分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的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等。论者笼统地说生产要素能够创造价值，或者说它们在价值的创造中作出了“贡献”，无非是为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所有者无偿瓜分工人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进行辩护，掩盖其剥削的实质而已。这种观点的庸俗性质，马克思在对“三位一体”公式的评析中已作了充分揭露。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现在还需着重说明的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习惯于把技术、信息、品牌和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才能也列入生产要素之中，在产品分配中它们自然也应得到一定相应的收入。但这些要素从分配中所得到的收入的性质是需要具体分析的，而不能笼统地说它们都是由于自己创造了价值的结果。现分别说明如下：

⑴就技术要素来讲，如果指的是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技术知识经验，实际是劳动者脑力和体力，主要是脑力劳动能力，因此，依以获得的收入可以归入按劳分配收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或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收入（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如果指的是一种技术成果，如技术设计图纸、专利、机器设备，则可以视为各种不同的积累劳动，它本身并不创造新价值，其依以获得的收入一部份是转移的价值，一部份，很可能更多的部份是因使用这种新技术而获得的超额利润。

⑵就信息要素来讲，由于信息的获得是要付出劳动和其他各种费用的，因此，可以说它是物化劳动的一种形式，尽管有的信息并无一定载体，所以依信息而获得的收入部份有类似于技术成果的收入：一部份属于转移的价值，另一部份属超额利润。

⑶就品牌来讲，实际是指企业产品的信誉。它本身并非劳动的凝结，因而并无价值可言。但由于它是以优质的产品、优质的服务，优等的规模、诚实的宣传等因素为基础的。而这些因素又都是直接、间接劳动投入的结果，所以品牌本身虽然没有价值，但归根结蒂与劳动价值有关，即品牌之所以有价格，是由于企业凭着与劳动价值有关的产品的信誉，能扩大销路，扩大市场占有率，从而能给本企业带来超过同行业中一般企业的利润，这可称之为“行业超额利润”，以区别于个别企业因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获得的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的超额利润。名牌价格就是这个行业超额利润的资本化，正如没有价值的土地的价格是地租的资本化一样。

用公式来表示：

行业超额利润量

名牌价格（或名牌价值）= ————————

利息率

（rpm–arpm）(q)(spp)

= —————————————

i

式中rpm表示名牌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rate of possess market,缩写rpm），arpm表示同行业产品平均市场占有率（average rate of possess market,缩写arpm），q表示同行业产品销售总量（quantity,缩写q），spp表示名牌企业平均单个产品的利润额（single product profit,缩写spp），i表示利息率（interestrate,缩写为i）。这个用英文大写字母表示的分子式的含义是很明确的，分子为名牌企业所获得的行业超额利润，分子为银行存款的一般利息率。公式表示，某个名牌的价值就是该名牌企业所能获得的行业超额利润资本化了的价格。其它企业愿以这个价格去购买这个名牌，就等于投下这个价格的资本以求获得行业超额利润，所以，这个价格也就成了品牌的价格或价值。

⑷就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才能来讲，如果属于生产企业的企业家的经营管理决策和管理才能，就如同企业的普通劳动者的才能一样，属于劳动力的内容，因而它的使用能创造价值，所以，这部份收入是劳动收入，而且一般应比普通劳动者获得更多的收入，因为他比普通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要大，或者劳动的贡献要多。但目前我国有些企业，特别是私营、外资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的收入往往比普通劳动者高出很多倍，比如高出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上百倍。则其中一部份乃是瓜分了工人剩余劳动而得来的，因此是不合理的。

总之，按要素分配的收入，并非都是要素创造的价值收入，因而从创造价值的角度来看，笼统地说按要素分配就是按要素贡献的价值分配是不符合实际的，这是被马克思批判过的“三位一体”公式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3.两种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有重大差别。

在运行机制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需要把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结合起来，但二者结合的程度和方式却有所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更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相应的宏观调控和计划调节的作用就比较薄弱，即一般都限于间接的调控和参考性、意向性的计划。国家约束力比较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因而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还更有可能加强国家宏观计划调控的作用。由于宏观计划反映的是国家长远的、整体的利益；市场机制的调节只是以个别企业眼前的、局部利益为依据的，因此，要使整个国民经济获得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就必须在宏观计划的主导之下把宏观计划与市场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二者之所长，避免二者之所短。从而使企业的眼前、局部的利益与国家长远、整体的利益结合起来，并使前者眼前、局部的利益服从于后者长远、整体的利益。

现在有一种意见认为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率配置资源的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能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即使需要有计划也只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才让其发挥补充的作用。从而把市场凌驾于计划之上，根本否认计划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这样就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相混淆，甚至使国家在运用计划调控的作用上比起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日本等都还不如。

4.两种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实行按要素分配，形成两极分化，需求不足；加之，在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配置资源方式下而形成无政府生产，必然造成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和严重的失业。因此，失业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伴侣和必要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便能兼顾公平与效率，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因而不会存在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同时由于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特别是要在宏观计划主导下把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二者之所长，避免二者之所短，便能最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避免无政府生产和结构失调，同时也就能避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失业，从而保证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这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优势所在。

我们不否认，我国现实既有经济的盛衰起伏，又有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但这绝不是因为我们在实行市场经济中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的结果，相反，恰恰说明我们还没有认真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比如没有认真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就必然带来收入差距悬殊，两极分化，需求不足；放松或削弱了计划主导作用，片面的过多地让市场机制盲目调节生产、流通，造成某些重复建设和产品、产业结构失调，最终造成总量的和结构性的相对生产过剩，开工不足，人员下岗失业。换言之，从现实来看，我们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没有很好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区别开来，以致出现一些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必然出现的问题和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由此说明，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要把两种市场经济给以严格区别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区别篇2

本刊推出特别报道《区域寻宝》之后,在投资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国务院近日对《青海省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总体规划》的批复,再次为资本市场的区域主题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湖北省12.06万亿元投资规划、重庆1万亿元投资计划相继爆料,一波又一波的区域“消息”不断搅动着市场。

尽管新疆、区域规划仍未获批,但随着“十二五”的到来,中西部的国家战略级别区域发展规划审批,将进入高速成长期,即将召开的世博会也给上海板块带来持续利好。从目前国家整体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看,沿海及东北地区的十余个区域发展规划已经全面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3大核心增长极早已形成,而中西部相比薄弱得多。

湖北省发改委透露的总规模12.06万亿元的投资规划是一个大的“项目库”,已入库项目3.76万个,涵盖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农业水利、生态环境、社会发展等6大投资部类,按开工时间分为在建项目、新开工项目、明后年开工项目和“十二五”初期开工项目4个阶段,分别占总投资规模的24%、26.1%、30%和19.9%。规划时间长,影响深远。

从中部6省区的发展布局看,湖北省爆出的12.06万亿元投资规划,将有利于巩固湖北及武汉在中部地区的经济枢纽地位,湖南“3+5”城市群城际铁路涉及到长株潭3市及岳阳、常德、益阳、娄底、衡阳5市,将进一步贯通华南向内地的发展通道。江西则有《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海西经济区建设同时也将向江西等中部省份辐射。安徽的《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获批,剩下的河南和山西两省份则缺乏国家级的区域发展规划,也给资本市场留下了悬念。

再看西部。3月15日国务院批复《青海省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总体规划》,为资源赋存丰富、生态环境脆弱的青海实现循环经济和科学可持续发展指出了一条路子。继甘肃、陕西的关中-天水经济区之后,这一规划进一步打通了西北发展通道。4月上旬,媒体报道了重庆市的1万亿元投资计划和“十二五”2万亿元投资规模的重大项目库。其中,1万亿元投资计划包括323个重点项目,涉及13大类,优先考虑高新技术、低碳项目,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在服务业结构调整方面,突出金融业的发展,江北嘴金融城、重庆环球金融中心、国际开发金融大厦等纳入重点建设项目。同时,重庆将围绕“十二五规划”、两江新区建设、西三角等,今年推进安张铁路、黔张常铁路、主城至万州沿江高速公路、小南海水电站、万盛煤化100万吨二甲醚等项目。

重庆刚在3月份获批内陆第一个保税区,这两个含有明确投资数额的计划,再次刺激了清明节后的重庆板块。通观西部区域经济,成渝区域规划、新疆和区域经济振兴规划仍未公布,3个板块近期归于平静,而云南、贵州这个两个西南省份也没有出现区域政策信息。资本市场感兴趣的往往是预期和对“空白”的遐想,偶然的爆发机会也许将在这些省区发生。

对区域主题的炒作的理性动因,来源于今年中央“调结构”的经济工作重心。调结构的宏观层面涵义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调节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的比例,重点在刺激消费。产业结构调整则属于中观层面,其中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是重点。对经济的空间结构上则是通过区域振兴规划,优化资源配置。3类经济结构调整衍生出资本市场的3大投资机会,消费主题、新兴产业主题和区域主题。经济结构调整具有长期性,3大投资机会就能得以持续。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区别篇3

【摘要】传统旧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经济性研究方法不能体现新旧城区在具体规划中的差异。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需要对旧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经济性分析方法予以重视，在方案全过程中进行经济性动态评估，差别考虑特殊地区的效益以及采取经济模型进行量化分析。

关键词 旧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经济性

【作者简介】申翔，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高级城市规划师，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

一、引言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出台后，以人为本、存量挖潜将成为城乡规划中的重要内容。与新区不同，城市旧区不仅是传统文化与风俗展现区域，同时也是大量人口与旧建筑的汇集地区。在城市管理上，旧区与新区也有差别，如《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 中明确规定，旧区改建项目中的新建住宅日照标准可酌情降低。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加快及其带来的土地等资源方面的把控力度将加大，长期以来以增量为主的规划将逐步转变为以存量挖潜或存量与增量并重的规划，因此旧区发展在未来城乡规划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如何实现旧区存量挖潜与提升也是城乡规划与管理中必须面对的问题。控制性详细规划作为城乡规划实施与建设的基本依据，不仅需要有效布局各类用地，更需要高效使用土地资源，提高资源的经济效益。由于以往新区规划中主要是大量空地，开发成本极低，而且涉及社会因素也较少，而旧区规划则需要关注如何进一步通过改造使其土地效益得到释放，同时也必须充分考虑旧区原有的传统及文化不被削弱，因此，如何使旧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具有一定经济性是新背景下城乡规划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传统技术方法分析

（一） 现有技术方法

1.投入—产出法。指在地价水平等开发成本既定的情况下，通过地块开发总投入与总产出效益的比较分析来估算地块开发的合理容积率的方法，即地块开发的总成本+开发利润=地块开发的总收入。

（1） 假设前提。第一，土地利用最优原则。指在土地利用达到最优化、最充分的状况下进行评估。第二，估价最不利原则。指在效益分析中，尽量从最不利的角度出发，以确保盈利的可靠性。第三，完全市场原则。指在效益分析中，假定房地产市场发育完善。第四，假定开发原则。假设规划可以得到实施。

（2） 基本内容。第一，成本，主要包括P1—购地费用(元/平方米)；P2—拆迁补偿费(含安置费，元/平方米，一般已转换为单位土地面积上的费用)；P3—土地综合配套费(元/平方米)；P4—建安费(元/立方米)；P5—经营管理费(元/平方米)；P6—投资方向调节税(元/平方米，一般已转换为单位土地面积上的费用)；P7—不可预见费用。第二，国家法定利润r。第三，收益，通过销售实现，X—售价。第四，计算方法。(P1S+P2S+P3S+P4S·FAR+P5S+P6S)(1+r)=XS·FAR，FAR即开发地块容积率。公式变形整理为：FAR=(P1+P2+P3+P5+P6) (1+r)/X-P4(1+r)。可以看出，在开发成本既定的情况下，FAR实际上是一个关于利润r的递增函数，表明在纯市场状态下，开发商可能会为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断增加开发强度。同时，从公式中也可看出，如果土地成本与拆迁成本增加，同样会促使开发商提高地块开发容积率。

（3） 特点。第一，研究对象的主体是投资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际就是开发商，因此其研究的过程实际是开发商的投资操作；第二，采用单纯的市场研究方法，强调的是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不考虑公共利益，效益的出发点来自开发商的私人行为；第三，计算的是最小经济容积率，即达到一个怎样的开发强度才能保证开发者有利可图，若低于该值，则市场开发行为不成立，需要政府行为的介入或政策的调节与保障。

2.公共设施不同营销法。指城市政府在公共设施的开发运营中，通过不同方式来实现相对最优的公共设施经营效益，通过比较得出公共设施地块开发的合理容积率，即在多种开发行为模式下，哪种方式将使地块开发获得最优的经济效益。

（1） 假设前提。第一，符合投入—产出法的基本前提；第二，存在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而且长期效益是可以累积的，不受外部市场影响；第三，所有行为与开发效益都存在于一个长期稳定的过程中，开发与经营行为是连续的；第四，以一个假定的既定容积率开发，同时由政府进行基础设施、开放空间建设。

（2） 基本内容。模式1：自建自销。为短期收益，由政府完成拆迁工作，建房出售，同时收取税金对城市建设进行贴补。计算方法为，收益=总销售收入－投资成本，其中投资成本包括土地费用、拆迁费用、建筑开发费用等，总销售收入为建筑售价，计算方法同于投入—产出法，以此来估算最终的经济收益。模式2：自建招租。为长期收益，由政府完成拆迁工作，自行建房招商，收取租金，同时收取税金对城市建设进行贴补。计算方法为收益=总租金收入－投资成本，其中总租金收入是指一段年限内的租金收入，每年租金不变，投资成本与模式1相同，根据计算可以估算出在第几年可实现赢利，以及不同租期内的总收益。模式3：出让土地，不参与建设。为短期收益，由政府完成拆迁工作，进行土地出让，不参与建设，同时收取税金对城市建设进行贴补。计算方法为收益=土地出让收入－投资成本，其中土地出让收入为土地出让价格×土地面积，投资成本只包括土地征用与拆迁费。一般三种模型中，自建自销一次性收益最大，但成本最高；自建招租一次性收益较少，但累计收益较高；出让土地投入成本最低。所以当政府有相当经济实力时，推荐模式1与模式2，当政府经济实力有限时可考虑模式3。另外开发经营的土地面积越大，越适合模式1或模式3，面积越小，越适合模式2。当设计的容积率越大时，越适合模式1，容积率越小时，越适合模式2。

（3） 特点。一是研究对象主体是城市政府，不涉及私人或企业运作问题；二是通过比较不同开发营销模式，确定一个最具有经济效益的开发行为，并提供给政府作为实施参考；三是其方法并不追求某一模式下有多少经济效益，而是使规划设计可以得到更有经济性的实施方法。

（二） 主要问题讨论

1.与新区研究方法相似，缺乏针对性。首先，所有的理论方法都来自于完全市场状态下，借鉴的是房地产开发的投资效益估算法，其弊端在于不考虑旧城区与新城区开发建设的差异性，一律以市场效益来替代；其次，由于过多地考察单一行为的经济性，与复杂的城市发展的契合度并不高，不能得到针对旧城区的开发方式；再次，计算或评估的经济强度实际没有新旧城区差别，大多是保证经济利益的最低容积率。

2.过于注重微观探讨，缺乏适应性。首先，城市规划本身是维护公共利益，强调的是对城市开发建设的整体策划与统筹设计，简单地将规划经济性等同于单个地块开发效益之和，显然有悖于复杂的城市建设与开发效益并不等同于简单的地块开发效益总和的常识；其次，常规方法对经济性解释具有偏差，微观个体的经济效益属于私人效益，但宏观城市规划的经济性实际是公共利益的体现，所以城市规划的经济性首先是公共利益的保障，并兼顾具体市场行为者的私人利益，显然常规方法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城市开发行为；再次，方法评估实际是对规划的静态评价，而规划的实施和实现却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所以即使通过评估说明规划具有经济性，也不能有效地说明在一个动态过程中规划确实具有经济性。

3.没有体现旧城开发特点，缺乏指导性。我国目前实际城市建设新旧城区各具特色。一方面，由于我国人多地少，大部分旧城区人口密度与建筑密度都较高，因此旧城区的开发更新更强调对人居环境的改善和提高，所以大都采取降低建筑密度，疏解居住人口的建设模式，同时又希望能够维持和保护旧城区原有的机理和格局，旧城区的开发强度不会太高。另一方面，新城区的开发往往是城市政府公共财政来源的重要部分，同时考虑到节约用地，所以新城区的开发经常是较高强度。而根据目前的经济分析方法得到的结果却正好相反。由于旧城区的土地成本和拆迁成本较高，因此旧城区开发更新中应该具有更高的开发强度，而新城区由于土地成本与拆迁成本远远低于旧城区，所以开发强度反而低。显然，常规方法似乎没有考虑到我国旧城开发的现实，按此理论我国旧城规划将形成高楼林立的局面。

4.不是方案全过程的动态校核，缺乏科学性。当前的常规方法实际上都是在规划方案形成后，对规划进行的一些特定量化评价，这往往成为“马后炮”。因为根据参数与变量的设定不同，同一规划方案在相同的经济评估方法下，却可能有不同的结论，而这时规划是否具有经济性，则完全取决于规划者的需要了。这样一来，规划的经济性就成为可调节的、迎合实际需要的手段，本身就不具有科学性，更不能保证规划的科学性。经济性评价应和城市设计一样，贯穿于规划的全过程，是规划设计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通过全过程的动态校核，才能保证规划的科学合理，并具有经济性。

三、经济性框架研究

（一） 方案编制——全过程的动态校核模型与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不同的是，旧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显得更为复杂些。一是旧区内存在大量建设用地，这些用地在规划中又有保留、转换性质、拆除等各种规划措施；二是旧区用地存在复杂的地籍与产权问题，这对规划编制的合理性与经济性有很大影响；三是存在一些诸如“城中村”等涉及社会问题的用地；四是存在历史文化街区或历史地段等特殊的以保护为主的地区。因此，在旧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中应特别强调编制过程中的动态校核，主要工作应包括摸清地块现状容积率与宗地使用权剩余年限；比较现状用地类别与规划用地类别的市场价差；地块现状区位与通过加密路网或并块开发等措施而改善条件的比较分析；公共设施、基础设施配套和环境条件(主要是绿地)、交通可达性改善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容积率综合调控(张泉，2008)。因此，建立动态校核模型的基础是采取地块容积率，以容积率为重点对控规方案进行经济性的校核。

1.假设条件。由于旧区中存在大量不能直接采取经济模型量化的用地，如历史地段保护、“城中村”改造等，因此校核模型只针对可以获取经济效益的用地，同时不考虑地块建设中可能的市场行为，全部采取统一的成本与收益计算，即相同性质和地价条件下的用地具有相同的成本与收益计算法则。在该假设前提下，由于成本与收益计算原则被固定，因此地块的经济容积率将主要取决于将来的售价。如在拉萨市中心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不同性质地块的经济容积率分析表明，除非售价不同，否则同级别同类型的用地经济容积率完全一样。

2.改善经济性的方法。一是增加面积。适用于相邻地块且性质相同的多个地块，其共同特征是由于面积较小、边界不规则从而导致容积率难以达到要求，可采取归并为一个地块的方法，使其面积增加，用地完整，提高用地容积率。二是性质提升。适用于居住、工业等容积率不高的用地，可以采取转换为商业等服务设施用地，从而提高开发容积率。三是改善区位。适用于交通可达性较差的用地，可采取增加道路面积与路网密度等方法，改善用地交通条件，促使用地价值提升。四是设施配套。本方法主要是在用地内外增加服务设施配套。对于较大用地，可增加内部服务配套要求；对于较小用地，自身不能采取配套，但可在周边规划服务设施，改变外部环境。五是环境美化。主要是进行绿化环境建设，首先是提高用地内的绿化率，其次是在外部增加绿地或景观绿带等。

需要说明的是经济分析是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中一个重要理念，应当贯彻于方案编制的始终。地块的经济性分析是为定量的测算方案提供可操作性和合理性依据，增强地块经济性的方法（增加面积、性质提升、改善区位、设施配套、环境美化等） 也不是单一使用的，往往是多种方法的综合，同时，也受到规划方案设计意图的制约。因此，方案的调整是个综合的动态的过程。

（二） 总体评估——开发经济效益模型

动态校核模型考量的是方案编制过程中用地经济性，但由于前提是具有实际开发中的经济效益，这实际上就摒除了许多不能直接采取经济评估的用地，而此类用地恰恰大量存在于旧区。因此，在旧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通过动态校核后规划方案，实际上并一定不具备规划的经济性，这里还涉及到方案整体经济性评估。可以建立一个开发经济效益模型，该模型的特征是一个累计效益模型。其基本方法是根据旧区规划形成的不同区域，如历史地段、特定意图区或其他分区，采取划分“管理单元”的做法。各管理单元采取的建设策略有所不同，但可以采取统一的建设标准，如公共设施单位成本、绿化与基础设施成本等，这样可以通过管理单元的经济收益累加，来评估整体的经济性。

1.假设条件。不考虑外来资本的介入，开发收益或成本只在本区域内发生，并由政府进行基础设施、重大公共设施和开放空间建设。同时地价按平均值估算，政府收益完全来自土地出售。

2.投入产出核算基准。投入核算基准主要是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大型建设项目进行分类投资估算，包括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重大公共设施项目两类。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有道路、绿地、桥梁、水厂等，主要由政府投资；重大公共设施类和公益性公共设施类项目有城市行政办公用地、文化娱乐用地、体育用地、医疗卫生用地、教育科研用地等。产出核算基准。政府性收益的来源主要有土地出让金、土地综合配套费以及一些政府性税费，主要考虑可供出让土地的土地出让金的收取。

通过上述两项核算，管理单元的收益=产出－投入，则总的经济效益评估为Σ（产出－投入）。

（三） 地块评估——经济容积率模型

控规编制中，容积率不仅是土地使用强度控制指标中最为核心的内容，也是地块实际操作中政府与开发商最为关注的内容。通过土地的投入产出分析可以检验开发强度是否合理，为规划确定容积率等控制指标提供定量分析依据，增强了规划的科学性。旧区的地块经济容积率评估相对复杂，因为旧区的建设开发行为与新区相比具有很多新特点。一是存在大量的拆迁或建筑改善等问题，这意味着即使两个性质完全相同、区位一致、面积没有差别的用地也可能由于拆迁量的不同而导致开发的经济容积率不同；二是旧区有许多用地即使采取了改善经济性的方法，也不一定能达到经济容积率的要求，这是因为这类用地可能还有其他比纯经济效益更为重要的效益要求，这就要求通过其他地块的收益来转移补偿；三是旧区建设中涉及大量现有建筑的更新，不同的建筑类型与更新方式会带来不同的开发成本，这也直接影响具体地块的经济容积率。

1.假定条件。土地市场均以一级市场出让考虑，不考虑转让的情况，根据土地出让情况大体确定土地价格。同时土地的开发规模以地块为开发单元，不考虑“捆绑开发”等形式。

2.计算方法。最低经济容积率的计算可采用如下公式：FAR=(P1+P2+P3+P5)×(1+R)／[S－P4(1+R)]。

其中，P1为土地出让基准地价；P2为拆迁费（含安置费）；P3为土地综合配套费；P4为建安费；P5为开发间接费用和其他税费；R为法定利润；S为销售价格。

根据上述公式，则利润R=1-S·FAR／(P1+P2+P3+P4·FAR+P5)，以此可计算在许可条件下，一些地块能够获取的超额利润。一旦形成超额利润，则可以实现特殊地块的“转移补偿”，这也是旧区开发中重要的经济手段。

四、结语

（一） 加强方案过程中的经济性评估分析与新区不同，旧城区由于涉及到大量现有用地的调整，因而必然与复杂的产权和地籍等问题联系在一起。如果在规划方案的形成过程中，不加强经济性评估，不予以动态校核，就不可能保证规划的科学合理。动态的评估一是对用地边界和产权进行经济分析，保证土地出让基本条件的成立；二是进行容积率等基本指标经济评估，保证土地出让可以实现；三是对用地规划进行经济分析，对缺乏经济性的地方通过经济手段来优化。

（二） 关注不同类型地区的规划效益

旧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效益分析应区别对待。一是特定意图区，指因城市景观、城市特色、自然和历史风貌等需要提出特殊规划控制和规划编制要求的区域。其中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地段等人文特色风貌区应重点体现规划的社会效益，以自然风貌为主的景观更新改造区域则更强调环境效益。二是一般地区，如农民安置、居民的拆迁安置与回迁等地区应以社会效益为主，兼顾经济效益，其他无特殊要求的地区则以经济效益为主。因此，旧区控制性详细规划需要对类型进行区分，进行综合效益分析，并重点体现需要体现的规划效益。

（三） 构建普适模型，提供实施建议

经济分析的首要前提是构筑一个具有普适意义的经济模型，且模型应以研究城市公共利益为主，开发的行为方式是尽可能提供公共利益，并能考虑到微观市场开发的私人利益。模型的基本特点，一是较为简单、容易应用，考察的是狭义的经济性；二是能为规划提供具有支撑意义的理论参考，如近期开发内容、开发时序安排、不同类型地段和用地的市场操作手段等，重要的不是说明在规划指标体系下究竟能实现多少经济利益，而是在指标体系控制下，能否使规划实施拥有一个合理的途径。

参考文献

[1]顾小平,沈德熙,唐历敏. 城市规划资料集——控制性详细规划[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2]唐历敏. 走向有效的规划控制和引导之路[J]. 城市规划,2006,(1).

[3]张泉. 权威从何而来——控制性详细规划制定问题探讨[J].城市规划,2008,(2).

[4]于一丁,胡跃平. 控制性详细规划控制方法与指标体系研究[J]. 城市规划,2006,(5).

[5]赵守谅,陈婷婷. 在经济分析的基础上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从美国区划得到的启示[J]. 国外城市规划,2006,(1).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区别篇4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主持的一份研究报告也给出了座次，这份排名也青睐于“小城”，前20名的明星城市中，半壁江山被苏州、东莞、宁波、无锡等割据，深圳、苏州的位次甚至领先了所属省会城市。

《福布斯》的排名中，跻身十强的省会城市只有杭州，而杭州也面临着省内城市宁波的强烈挑战。

这显示出，一些省会城市正在面临一场地位危机。计划经济下成型的现代中国城市行政结构，在资本与商业的力量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这种变化令人猝不及防，却又有迹可寻。明清时期，临清、淮安、扬州、浒墅(苏州城北)、浙海(宁波)、闽海(厦门)等已是商贸繁华之地，它们的兴起使得帝国晚期的城市体系由以各级行政中心城市为主的一元结构，转向以近代工商业城市为一方，传统的中心城市为另一方的二元结构。

苏湖熟，天下足

“小桥流水人家”，从吴文化中走来的苏州，在人们印象里就是灵秀江南的代表，如今它却是中国城市发展最为迅速的急先锋之一。

2004年苏州全年实现GDP仅次于上海、广州、北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仅次于上海；进出口总额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仅次于深圳；全部工业产值达到9010．77亿元，仅次于上海；实际吸引外资规模则超过上海、深圳，居全国各市之首。

苏州的园林环境使人“不出城郭而获山水之怡，身居闹市而得林泉之趣”。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州工业园区和苏州高新开发区的脱颖而出，使得一体两翼的新苏州一直延伸到太湖畔。

“有生活的情趣、有事业的空间，苏州摆脱了小城市模仿大城市、大城市模仿国外大都市的国内城市发展惯例，于是很多和我一样的人选择了这里。”王鑫是不少猎头公司追逐的目标，在上海、北京等地的外资和上市公司担任多年职业经理人后，他最终选择了苏州的一家企业落脚。

苏州一片风光下，古都南京却少了些许昔日的辉煌。自1983年起，苏州GDP以一亿元的差距超越南京；到2002年，苏州GDP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高出南京782．43亿元和1460元。

“2005年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显示，苏州列全国第八位，南京则是第26位。消息甫出，又引起了苏、宁两地网民的激烈讨论。

经济总量的70％以上仍靠国有为主的公有制经济支撑的南京，个体、私营经济较“苏南模式”起步的长三角同类城市薄弱，南京的GDP低于苏州，很大程度上乃是因为外资拉动力度较苏州为小。

南京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刘志彪分析道，在现代经济的环境下，南京人观念中很多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痕迹。比如很多南京人宁愿选择在一家不景气的国有企业当工人，也不愿去另一家收入高过它的私营企业打工，至于创业，就更缺乏浙江人什么小生意都肯做的精神。南京人习惯在大场面、大场合、大秩序下生存，而这种秩序最好不用自己动手建立。

在苏州大学中国农村城镇化研究中心段进军副教授看来，背靠上海的区位优势是类似苏州这样原先被视为小城镇道路样板的苏南城市化超常规发展的关键。

但实际上，小家碧玉的苏州已经不仅在经济上产生影响。去年底，两任苏州市委书记陈德铭和王珉分别出任陕西省代省长和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候选人，加上已就任江苏省省长的前苏州市委书记梁保华，一夜之间，地级市苏州仿佛成为了省长的“摇篮”。

在最近几年的惯例里，苏州市委书记通常都是江苏省委常委，作为地级市的苏州，实际行政级别比其他地级市高了整整一级。

宁波，跑“部”前进

“上海的两位领导、韩正都是宁波籍哦。”肖康焕是宁波象山县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他的话题几乎都和上海有关。

作为长三角纺织业的制造基地，象山人很多拥有纺织企业，住着独幢别墅，家里人拥有稳定良好的职业，他们最爱谈论的城市不是紧邻的省会杭州，而是上海。在上海的居民户籍统计中13％的上海家庭来自宁波。

“宁波人的骨子里没有向往省会的意识，无论是做学者还是经营企业，发展后的目标只会瞄准上海。”宁波大学商学院许继琴副教授从杭州大学毕业后就选择了宁波，从事区域经济和金融的研究。

资料显示，宁波2004年GDP达到2000亿元，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紧跟杭州。而在2003年杭州湾大桥动工之际，关于宁波是否会取代杭州、成为浙江北翼经济中心，成为一时热议。

波导、杉杉、雅戈尔、罗蒙、海天、奥克斯，拥有全国出口名牌最多的宁波，港口优势突出。近年来，全球排名前20位的集装箱班轮公司纷纷抢滩宁波港，把宁波港与世界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连在了一起，拓展了宁波对外贸易的方向。依托宁波港，一批临海型产业和现代物流也迅速崛起。

“宁波经济总量赶超杭州，在宁波人看来，是最自然而然的，毕竟两座城市的发展动力相异。北仑港的存在，能形成GDP贡献量大的工业项目集群，经济总量提升自然高速。”许继琴说。

为了一壶虎跑泉水泡的新茶，职员刘承愿意花去半天的时间等待，在杭州柔润的水云间，很多像刘承这样的年轻人舍得花时间休闲。

杭州人如此的心态和杭州旅游、会展城市的定位不无关系。这两个高利润行业的定位，加之长三角周边宏观经济环境的利好因素，使得杭州在宁波忙着和温州、泰州、绍兴竞争时依然不紧不慢。

在宁波有句打趣的话，跑“部”前进。宁波是中国五个计划单列市之一，收支直接与中央挂钩，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两分，无需上缴省级财政。于是宁波就经常往国家部委跑，为发展要政策。

“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经济开发区，至后来的保税区、如今的出口加工区，宁波十分看重中央对自由港区建设的政策支持，温州、台州等城市的追赶，是宁波最大的压力。”许继琴说。

直辖之争

青岛是否超越济南的争论曾经是BBS上两地网民持续最长的口水之争。

小薛曾经是天涯论坛山东社区的版主，作为一位青岛人她说自己经常遭到来自济南网友的质疑。

“作为齐鲁文化的中心，济南人行事保守，却抱有政治中心的优越感。与日韩遥望的青岛，具有天然的沿海优势，经济上日益领先于济南后，青岛人又有了经济上傲视的资本。于是双方谁也不服谁。”

经济地位的上升总是伴随着其他诉求而来。作为计划单列市之后，民间关于青岛定位的传言就没有断过，新华网山东频道甚至就省会搬迁问题展开过网

上调查。

随着环渤海区域经济日成气候岛变为直辖市的争论甚嚣尘上。有了重庆直辖的先例，青岛“直辖”被视为理论上的可能。

按照城市学的理论，从世界范围看，城市的扩张主要有两个动力：社会化生产的需要和农民身份的变化。

适用于中国，城市扩张的两个典型城市是深圳和重庆，前者是扩大社会化生产的动力为主，后者则以农民身份变化为主，而三峡工程是其直接原因。

生态和技术条件的变化，也是城市地位升降的因素之一。例如，由于铁路的开通，巴尔的摩超越了查尔斯顿，芝加哥取代了圣路易。在中国的例证也有，在晚清，汽船的使用，造成长沙地位上升，超越了湘潭。在汉代，长江和淮河的通航，使得广陵(扬州)地位骤升，但是黄河的南摆却减少了它成为中心地的可能。

上海的崛起，乃是因为吴淞江在12世纪的摆动，使得一度繁华的青龙镇永远衰落下去。19世纪初，大运河的衰落，北贡钱粮改走海路，刺激了上海的发展，而且一直发展下去，最后成就了中国最繁华最世界化的大都市。

从跟着成都发展，到GDP增长速度位居西南省级行政单位榜首，重庆直辖后完成了对其前省会城市的超越，正是生态和技术因素的体现。

尽管有重庆为先行，但被支持增设直辖市的学者列为首选的青岛，直辖的梦想目前尚为猜测。

《山东半岛城市群总体规划》在5月一锤定音：在城市定位上，总体规划以青岛为区域对外开放的龙头城市，在规划期内以青岛、济南为区域发展的双中心。

“区域经济内多中心的城市群体发展才是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秘书长刘维新如此评价。从享受副省级待遇的计划单列市，到与济南并驾齐驱，青岛完成了另一模式的超越省会。

超越与反超越

曾几何时，深圳几乎是第一个完成超越省会的城市。

深圳的超越得益于它肩负的历史使命。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深圳的超越，便是这“血路”上的一路搏杀的成果。

搞资本市场，搞土地拍卖，搞所有制辩论……如今“血路”已成坦途，星火燎遍中原。小至现代化的物业管理、超级市场，也是先从深圳登陆而示范全国。深圳临危受命而不负所托，是彼时整个国家的样板与未来，一时风光无限，旁若无人地在老大哥广州面前超常规崛起。

广州人说，2000年前，广州不会与深圳争什么。羊城是什么?是脏、乱、差的代名词。此前广州发展缓慢，对深圳的压力也不大，同时广深之间还有东莞的缓冲。因此广深两地在过去20年里的发展并没有多大关联，也较少竞争。

但近几年来，在省政府的支持下，广州的发展非常稳健、迅速，新白云机场、南沙开发、高速公路网、城际快速列车中心、汽车产业等发展方兴未艾，必然会提升广州的“龙头”地位，从而逐渐整合珠三角、领导珠三角。

在今年召开的省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广州的朱列玉代表更是建议让深交所迁址广州，在2004年的省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关于深圳不向广东交税问题成了广州炒作的课题。就像有些深圳的代表所说的那样，这也给深圳敲响了“警钟”。

搞金融，深圳提出了“十八条”促进金融的发展，广州也出来“十条”；搞物流，深圳提出要建立华南物流基地深圳航空港，广州更是提出建立中国物流基地新白云机场；高新科技方面，广州也要与深圳竞争，高新技术园建了一个又一个。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说，在现在的形势下，深圳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尽快实现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在未来的超越之路中，不少深圳人仍然希望中央像以前那样能给予明确的城市坐标定位。然而，重新超越的路还得由深圳人自己走出来。

超越省会的忧思

杨文宇　张　悦

绕过浙江发展的宁波不可避免地面临尴尬。在杭州湾大桥的选址上，浙江省曾倾向宁波之外的城市，因为毕竟那里才是浙江省级财政的入账户。

宁波似乎可以成为计划单列市的一个样本，作为浙江省的首富之区，其财政不必上缴浙江，使得浙江省在对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上捉襟见肘。

如何与省里协调，是跑“部”前进之外最迫切的课题。这似乎也是另外四个计划单列市共同的功课。

计划单列市的“计划超越”

就像中国人喜欢从行政级别判断官员地位高低一样，中国人判断一座城市地位的方式也庶几近之。追溯计划单列市的产生历史，这一行政区名称始自上世纪80年代，是让一些大城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享有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而不是省一级行政级别。实际上，设立计划单列市之初，并未对行政级别作明确限定。

计划单列市从名称就可看出，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计划单列市在国家计划中单列户头，由国家直接下达计划，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同省的行政隶属关系，仍受省的“统筹、服务、协调、监督”等方面的领导，但在经济上享有相当于省一级的计划决策权和经济管理权。

在官方文件中，设立计划单列市的目的是要解决条块分割、城乡分割，逐步探索出一条以大城市为依托的经济区，政治与经济适当分开来发展经济的路子。一个潜台词是，制定这个政策是为了扶持这些省内的老二，以免受到省会城市挟“出身”以令地方的挤压。

而中国省会城市的政治地位也不尽相同。副省级省会城市只有10个，只占所有省会城市的三分之一。而全部15个副省级城市中的另外五个计划单列市无不成为“超越省会”的急行军。

15个副省级城市包括10大省会：沈阳、长春、哈尔滨、南京、杭州、济南、武汉、广州、成都和西安，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是计划单列市。15个副省级市中，有四对是来自同一省份，都是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辽宁、山东、浙江、广东，而福建省的省会福州是地级市，行政级别反不如厦门。

1983年2月，重庆市成为第一个计划单列市。“当时重庆和成都在四川省内的矛盾空前突出，中央把重庆计划单列也包含协调这些矛盾的考虑，而全国好多城市都有类似成渝的矛盾和冲突。”重庆市政府参事雷亨顺对《望东方周刊》说，他研究了诸多在省内互为瑜亮的城市，矛盾的核心无非体现在两个字：“权”和“利”。“权”是政治，“利”是经济。

除了特殊的计划、财税政策外，人事上看，这些市的主要干部任免，则必须经过中央批准同意，市委书记多具备中央候补委员身份。其正职领导人自动获得副省级级别，通常是锤炼有为官员的摇篮，领导官员的政治前途也往往不会止步于一方诸侯。

这五个计划单列市的一把手市委书

记的配置也决不逊于省会。由同省的省委副书记出任市委书记的，有大连、青岛，其余则是由省委常委出任市委书记，其中大连的市长也是由省委常委出任。而省会城市的一把手虽则多是省委常委，但更多是一种政治惯例，也有省会城市书记并非省委常委的情况，比如拉萨。

和副省级城市一样，计划单列市之间会有各种联席会议和活动，这样的活动囊括了这些城市各种对口部门单位甚至社会团体，不久前的一次，10月28日，全国计划单列市残联负责人在深圳开会研讨。计划单列市的各项统计数据中，都不忘在它们之间再搞一个排名。其状俨然是中国的G5俱乐部。

除了地位更高一筹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是中国城市家族中最风光的一群，是可以睥睨省会的特例。

超越与公平竞争

有这样一支民谣流传甚广：大连人不认为自己是辽宁人，青岛人不认为自己是山东人，宁波人不认为自己是浙江人，厦门人不认为自己是福建人，深圳人不认为自己是广东人，苏州人不认为自己是江苏人，上海人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有呼声认为，计划单列市享受特权，和市场经济提倡的公平公正不相符合，应予撤销。

在浙江省内，对于宁波的计划单列；很多人曾经质疑过经济竞争的公平性。省会城市和其他地级市都不享受类似宁波的部委优势，在经济政策上依然遵循省府的统一规划，仅就财政转移支付的难题来说，不免让缺乏政策的城市质疑共同富裕的大前提。广东省人大会议时，有代表提出深圳应该向广东缴纳赋税，就是这种观点的表达。

在将来，超越省会，或将更多地依靠城市自身的力量。

一度省会城市由于特殊的政治地位获得了额外的资源。在省域经济里，省会城市一般都是本省的经济中心。这是中国大城市竞争力的政治因素。城市的竞争力更多的与社会因素有关，而不单纯是经济问题。

已经疲于谈论城市竞争力的倪鹏飞，对“超越省会”这个概念非常感兴趣。“在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的行列里，深圳、厦门、大连的经济发展也赶超着身边的省会城市。如果这些城市更多的是在政策利好下摆脱省会的制约的话，合肥和芜湖、南昌和九江等内陆城市双中心的趋势，就更反映出政府职能的转变后，城市发展的市场轨迹。”

倪鹏飞认为，完成对省会城市的超越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从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学来说，政治文化功能集中于省会，省会选址主要考虑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二者的结合，所以省会并不肯定是区域经济的中心。一般省会城市区位选址不一定是交通经济最佳的地点，而是区域治理最佳的方位。而经济中心一般处于经济区位较好、经济发展的地方，比如沿海港口城市，交通便利城市都有可能成为。”

超越省会后，如何走下去?众多城市学家均认可中国城市集群多中心、分工合作的发展趋向，但利益如何分配和保护却成了下一步的难题。“来自于区域一体化和行政分割的阻力还将存在。”倪鹏飞说。

超越带来的格局变化

经济基础的上升必然带来政治诉求等一系列相应的声音。2004年关于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热议似乎和这个命题不无联系。中国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司长戴均良在接受香港《文汇报》采访时曾透露，中国的行政区划改革以设立50个省级行政区合适，并构想增加四个直辖市。

此语一经公开就引来大量争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秘书长刘维新曾经极力反对这个构想。他担心超越省会之争会与50个省级行政区构想有同样的病症，就是地方谋求升级，官本位的思想成为主导。

“连企业都有科级、处级、局级之别，这在世界经济秩序中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我看来经济活动和行政区划是两回事，如果过多牵扯，追求级别的提高，权力的扩大的意识就将占主导，而完成市场经济下资源的完全由市场优化配置终将落空。”

但超越省会的力量毕竟可看作一种大体良性的力量。市场力量比较大的地方，在一个省内往往形成多中心制。所以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会形成一个一流城市群。认可上海当老大，市场发育合理，自然顺应这股力量做适合自己的产业，甘做上海的下游产业。而不像北方或者西部，一些城市之间没有共赢文化。

在西部地区和北方一些地区，省会是一个脸面，各自省内都缺少超越省会的可能性。游离于真正的市场规则之外，主要依靠行政力量和资源配置。造成一尊独大的局面。囿于行政体制和官本位的限制，超越的力量尚待发育。

超越省会的另一个忧思则是，资本力量对城市经济体系的改变。苏州模式的一大弊病就是招商引资始终摆脱不了政府圈地的原始积累怪圈。早年闻名于世的“四小花旦”(长城、春花、孔雀和香雪海)早已不知踪影，自主创新的能力逐渐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下降，对外资的依赖，成为经济体系的结构性风险。

20世纪研究中国城市史的权威学者施坚雅(G・W・Skinner)在他的区域循环模式理论中断言，城市发展的最主要的驱动力是市场因素，政治也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区别篇5

关键词：新疆；中亚区域经济；战略地位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0-0136-03

目前，新疆正处于历史上经济合作发展最好的阶段，新疆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层次不断提高，经贸合作的范围不断扩大，双方合作逐渐形成了多成分、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全方位合作的格局。新疆与中亚国家参与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有上合组织（SCO）和亚行的《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综合行动计划》（CAREC）（以下简称《综合行动计划》）。上合组织是第一个由中国倡导建立的区域性组织，成立十年来，在各成员国政府的积极努力下，区域经济合作作为推动组织发展的重要“轮子”之一，已经进入了务实合作的新时期。中国也是最早参加《综合行动计划》的国家之一，与亚行推行的《综合行动计划》保持着密切关系。中国政府最初规定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参与落实《综合行动计划》，2008年又将内蒙古自治区列人参与落实《综合行动计划》的省区。

新疆参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不但有利于新疆更好地融入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促进区域内商品、资本、人员的自由流动，从而优化区域资源配置、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而且有利于建立和完善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中观和微观层面上的合作机制，提高区域经济合作的争端解决能力和协议执行能力，进而有力地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向深层次、宽领域发展。

一、上合组织与亚行《综合行动计划》的关系

亚行关注与上合组织的合作，在《综合行动计划》别提到该组织。同样，上合组织也表明了与亚行加强合作的愿望。2008年8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在上合组织杜尚别峰会上谈到经济合作问题时就提到愿本着最大诚意同各成员国及联合国、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合作。

《综合行动计划》与上合组织相比，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不同之处。《综合行动计划》为国际金融组织与各国政府的合作，而上合组织则是国家主导的组织，属于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因此，从成员国的具体国情来看，上合组织对履行计划的动员能力要强于亚行的《综合行动计划》。

1.从合作领域来看，《综合行动计划》确定的第一个层次的合作是交通、能源和贸易；第二个层次的合作是人力发展、农业、环境和旅游。上合组织确定经济合作的重点领域首先是能源、交通、电信、现代技术和农业，其次是旅游、银行信贷、水力和环保以及促进中小企业建立直接联系。两个合作机制都把能源和交通作为重点合作领域。

2.从资金来源来看，《综合行动计划》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亚行，同时得到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伊斯兰发展银行、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多边合作机制的支持。而上合组织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各成员国政府。

3.从项目选择来看，《综合行动计划》更重视交通网络建设，上合组织在重视交通网络建设的同时，还特别关注电信、能源和电力网络建设。在重点合作领域和项目选择上，《综合行动计划》与上合组织存在重合和交叉的情况。由于两个合作机制都将能源、交通和贸易作为合作的重点，因此，存在合作的可能性。从目前情况来看，《综合行动计划》与上合组织可以在交通网络建设、水资源开发和利用、电力网络建设、能源、贸易政策和贸易便利化、人才培训等项目上加强合作。事实上，《综合行动计划》与上合组织曾有过成功合作的先例。《综合行动计划》原打算将发展跨国公路运输作为成员国重点合作项目，后考虑到上合组织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综合行动计划》放弃了原来的想法，而是协助上合组织成员国商谈缔结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议，并最终于2008年签署。可以相信，从促进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共同愿望出发，《综合行动计划》与上合组织合作的前景会十分广阔。

二、新疆在SCO和CAREC中的战略地位

随着上合组织和亚行《综合行动计划》的建立及其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取得的进展，中亚在世界和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中独特的地区和战略优势日渐显现，是连接中国与中亚及欧洲的桥梁。新疆是中国西部极具发展潜力的地区，具有发展同中亚各国经贸合作得天独厚的条件，是中国发展同中亚各国经贸合作的窗口和前沿。

1.新疆是中国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承担者和受惠者。新疆与中亚国家地域上相邻，有3 288km的边境线，其中与哈萨克斯坦国1 738km，与吉尔吉斯斯坦国1 100km，与塔吉克斯坦国450km，与乌孜别克斯坦国、土库曼斯坦国虽不相邻，但也近邻。新疆10个沿边地州中有7个与之接壤，在新疆已开放的17个一类口岸中，有12个是对中亚国家的，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2/3是由新疆完成的。随着中国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对外贸易依赖性的加强，新疆东联西出的任务将更重，在中国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地位越发重要和凸显，在中亚地区的作用将更加巨大。

2.新疆是连接亚欧大陆的交通枢纽中心。近年来，新疆交通运输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已形成公路、铁路、管道运输和航空运输并举的立体交通网络。60多条国内外航线缩短了新疆同世界的距离，光缆、微波及卫星技术的日趋成熟构成了信息传输网。第二亚欧大陆桥的开通，中哈石油管线建设，哈、乌与中国连云港集装箱运输网络体系的建立等，加强了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在交通运输方面的合作。利用新特的优势与中亚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可为中国经济发展谋求稳定的周边环境，增强新疆经济实力，并为中国进一步开拓中亚市场构筑平台。

3.新疆是实现能源和资源合作的大通道。通过新疆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构建中国与中亚各国陆上资源大通道，必将成为中国建立稳定、安全、经济、多元的全球资源供应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疆幅员辽阔，资源丰富，蕴藏着巨大的开发潜力，是中国21世纪能源的主要接替区和重点开发地区，而中亚国家大多是世界上少数未被全面开发的资源富集区，中亚五国蕴藏丰富的石油、矿产资源。中国和中亚国家在能源禀赋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性和互补性充分展示了双方发展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开展能源合作将为双边经贸合作的进一步深化注入新的活力。新疆作为中国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因其独有的区位优势又兼具国际能源资源大通道的职能。利用新特的资源优势及新疆与同周边国家的经济互补性，可使新疆逐步成长为陆桥经济增长带中具有强大内聚力和辐射力的亮点和核心。

4.新疆成为中国了解中亚的信息中心。2006年10月20日，中国在乌鲁木齐市成功地举办了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第五次部长级会议，会议发表《乌鲁木齐宣言》，提出了“好伙伴、好邻居和好前景”的长期方针。自1992年乌鲁木齐举办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乌洽会）以来，每年洽谈会期间都慕名而来上万名中外贸易伙伴，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成为促进开放、发展经贸的绝好形式。2010年第乌洽会，80%以上的参展海外客商来自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以及俄罗斯的中亚地区。新疆与中亚国家有多个跨界而居的民族，与周边国家血缘相连，文化相近，语言相通，优越的人文条件和地缘优势将减少合作的文化障碍，降低区域经济合作的交易成本。新特的地缘和人文优势为新疆与周边国家开展经贸往来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新疆将在中国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独特的作用。

5.新疆是中国向西开放战略的重要窗口。向西开放战略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组成部分，是指导中国西部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针。在此方针指引下，新疆面向中亚市场积极推动出口加工区和边境自由贸易区建设，建设国家向西出口加工基地、中转集散地和物流大通道，加强与周边国家进行以资源互补为主的经济技术合作，加快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的建设等，这同样有助于上合组织和亚行《综合行动计划》的实施。

三、新疆参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意义分析

新疆“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近年来，中亚五国实施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促使经济迅速走上复苏之路，其投资市场、消费市场都在进一步拓展，有的国家已经步入了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期。为此，“十二五”期间，新疆将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充分发挥中央给予的政策优势，“向西”实施全方位开放。因此，新疆参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不但有利于新疆更好地融入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促进区域内商品、资本、人员的自由流动，从而优化区域资源配置、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而且有利于开发周边市场，促进新疆的稳定和经济繁荣，从而加快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给新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1.为将新疆经济走上全球化和一体化提供良好的平台。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代中国重要的发展战略。对新疆来说这是绝好的历史机遇，积极推进和参与中亚经济合作是新疆融入全球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新疆在中国西部大开发这一宏观战略背景下的可行性选择。通过创造稳定的区域市场环境，提升区域经济吸引跨国投资的能力，不仅使新疆可以享受国际分工的利益，而且可以保持和提高区域内各行为主体的竞争优势。

2.有利的政策支持，给新疆经济提供良好的发展势头。中国政府正在实施《西部大开发》、《向西开放战略》等有助于西部地区发展的重大战略，以推进新疆参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这些战略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关系最为密切。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最主要的目的是推动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消除贫困。这与《上合组织》和亚行《综合行动计划》的目标基本一致。向西开放战略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组成部分，是指导中国西部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针。例如，在此方针指引下，新疆面向中亚市场积极推动出口加工区和边境自由贸易区建设，建设国家向西出口加工基地、中转集散地和物流大通道，加强与周边国家进行以资源互补为主的经济技术合作，加快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的建设等，这同样有助于《综合行动计划》的实施。新疆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规模不断扩大，合作方式有新的进展，特别是中哈两国通过建立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探索实现自由贸易的新形式，对中亚地区的经贸合作会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新疆取得的成就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也与亚行倡导的区域经济合作分不开。例如，亚行提供的用于新疆地区公路走廊开发项目的1.5亿美元贷款，对发展新疆公路建设发挥了一定作用。

3.为新疆市场的逐步开放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上合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明确提出，上合组织成员国将本着平等互利、市场经济、相互开放、多边与双边相结合等原则，充分发挥成员国经济互补性强和资源丰富等优势，推动各种形式的合作，促进成员国经济共同发展。实现成员国间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的自由流通，并力促区域经济一体化。上合组织和亚行《综合行动计划》的发展将不断拓宽新疆与中亚的经济合作领域。

4.为新疆全面向西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周边国际政治环境。中亚地区的稳定和中国的边疆安全与稳定密切相连，事关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中亚五国独立后，得到中国最早承认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后，双边高层互访不断，多层次对话和多渠道交往密切。几年来，中亚国家的总统和总理都访问过中国，而中国党、政最高领导也多次访问过中亚各国，双方签订了一系列重要协议和文件，发表了若干重要的政策性声明，为双边关系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自1996年4月起，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领导人定期会晤，研究磋商，增强信任，加强合作，形成了政治经济联系的上海五国机制，取得了一系列协商成果。特别是2001年6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聚会中国上海，签署《上合组织成立宣言》以来，中亚国家都非常重视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它们认为，同中国建立良好关系，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不但是中亚国家跻身亚洲的需要，走向世界的需要，而且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也能为内部改革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因此，中亚国家先后制定了同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对华政策，这为新疆全面向西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周边国际政治环境。

5.为新疆创造了与中亚国家进行文化交流的窗台。新疆参与中亚的经济合作必然能够带来新疆与中亚国家文化上的交流与联系，新疆与中亚国家本来就存在民族、文化等方面的相似性，所以新疆与中亚的合作中也会包含人文合作，这将为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提供机会。

总之，新疆参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是为新疆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提供制度框架，有利于规范新疆与中亚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为区域内各主体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提供稳定的沟通渠道和长效机制。能够加快祖国向西开放的步伐，带动西部地区跨越发展，还能够对新疆的经济建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对于边疆的稳定，少数民族地区的繁荣富裕以及政治和谐都有着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2007-08-17.

[2]人民日报，2008-08-29.

[3]聂文元，李豫新.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探析[J].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8，(12).

[4]赵常庆.亚洲开发银行“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综合行动计划”与中国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J].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9，(5).

[5]付瑞红.亚洲开发银行与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J].东南亚研究，2009，(3).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区别篇6

今年上半年，中央在宏观经济问题上启动和推进的两件大事意义深远：其一，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相继出台，这一举措被誉为意味深长的“60天部署”直指地方政府行政主导的投资热。其二，中央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划也进入紧锣密鼓编制之时。

两件大事则标志着，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被忽略而又没有很好解决的地区经济发展问题将成为深化新一轮改革的切入点。

遏制以行政区划为界限的“地方政府经济圈”现象，加速建设“市场主体型经济圈”，是计划经济真正转型到市场经济的重要步骤。

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异化

长期以来，中国的地方政府在其施政范围的行政区划内的经济中发挥着主体作用，是事实上的资源配置主体、投资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地方政府的这一作用使其经济行为有着强烈的行政导向性。云南省委、省政府2003年联合发出《关于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凭借“行政力”硬性规定，对企业或企业家的财产进行扣押和查封要按企业规模分别向各级政法委报批，不同级别的企业家享受不同档次的特殊照顾。而在距昆明仅一个多小时车程的云南省贫困县——玉溪市峨山彝族自治县，2002年12月新一届县领导班子走马上任后，视“玉溪市上马一个年产百万吨级的大型钢铁项目”于不见，短短一年时间内新上炼铁、焦化等大大小小近30个工业项目，这些美其名曰“招商成果”的小冶炼企业的生命周期却只有3年至5年。在我国中部地区的一个城市，甚至制定“政府招商人人有责”的死命令，把招商目标分解到每一位公务员头上，完不成就扣发一个月工资。

地方政府经济行为还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这表现在生产力布局上，或追求短期内见效快的项目，或盲目追求优先产业；在制度供给上，地方政府制定的经济发展规则和政策则凸显行政区本位特征。

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只有个别省份出产烟草，但有30个省市自治区分别拥有自己的卷烟厂。

再以“各地优惠政策大赛”为例，福建南平市去年在引进一个外商投资的电解铝项目时，给出电价0．4元的优惠，但江西一个市给出更低的电价，结果这家企业选择在江西落户。

国家的税收规定被架空，许多地方政府早已突破“两免三减半”的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底线，私下竞相降低门槛，行“十免、二十减半”之实。上海某园区为吸引一家台资企业入园，就曾开出“所得税10年全免，免税期后税率优惠15％”等优惠条件。

行政区划是地方政府进行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在处理区际关系上，地方政府经济行为表现出明显的排他性。

在江苏省常州市，当地政府为了保护本地的摩托车生产企业，规定只有购买本地品牌的摩托车，挂牌上户才给予优惠，一路“绿灯”。苏北个别地方为了保护本地啤酒产业，一到夏天，地方政府就以印发“红头文件”或通过行政手段的方式，在交通要道设卡检查，限制外地啤酒入境。而在山西省壶关县，县人民政府2001年竟以壶政发［2001］10号发文，成立壶关县矿业公司，并授权该公司在本县交通要塞设立关卡、栏杆进行检查收费，强制要求本县采矿经营户只能将矿石销售给该县常平集团，不准销往外地。在地方政府作为地区经济发展主导力量和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异化的情况下，我国形成了一个个以行政区划为界限的“地方政府经济圈”。按行政层级划分，这一个个“地方政府经济圈”又可分为省级政府经济圈、地市级政府经济圈、县级政府经济圈三大类。大量的多层次的“地方政府经济圈”各自独立运行，构成我国独特的分割的地区经济运行格局。

宏观经济领域的异化

“政府、企业、市场”是现代经济社会中最基本的三角关系。我国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基本任务就是理顺这一三角关系。但在“地方政府经济圈”格局下，我国“政府、企业、市场”三角关系至今仍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异化状态。记者近年进行国企、民企专题调研时发现，地方政府成为企业组织的“影子主管部门”现象普遍存在，大大限制企业独立经济主体地位的形成。

在改革国企方面，中央已确定股份化、市场化方向，但一些地方政府倾向于把企业做大，再把权抓到自己手中，想当“红顶商人”，使国企产权问题一直陷入“明晰困境”。而在民企发展方面，诞生于市场经济土壤的许多民营企业却主动回到地方政府的“保护伞”之下，并积极向地方政府“寻租”，甚至拿钱在政府部门谋一官位头衔，弄个“商人红顶”，以便使自己在不规范的市场竞争中保持有利地位。综观1999年以来的政府官员腐败大案，几乎没有哪个案件中没有私营企业主的身影，也没有哪个腐败官员能够躲避私营企业主的“银弹”攻击。“地方政府经济圈”的排他性特征造成全国市场处于分割状态，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受阻，市场机制在更大的区域内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失效。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各省之间的贸易壁垒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增加；消费者购买本省生产的商品数量是其他省的21倍。据调查，贵州、云南、广西三省区旅游资源丰富，但三省区各自从局部利益出发规划，互相分割市场，客流资源不能共享，“西南大旅游”概念提了多年一直未能实现。即使在云南省境内，丽江与西双版纳两地旅游资源也仍处于“分治”状态。“地方政府经济圈”造成的宏观经济领域另一种异化现象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关系失衡。“无大局观的功利性投资热”是“地方政府经济圈”的内在顽疾。说它“无大局观”，是因为很多投资并没有与国家产业政策有效结合，并没有着眼国民经济结构大局，有些甚至是在国家喊“停”情况下“大干快上”的。这种地方政府行政主导的投资无序增长与一定的消费需求、出口需求矛盾，宏观经济不稳定风险加剧。以电解铝为例，投资增长与消费需求矛盾已经达到惊人程度，全国现有生产能力546万吨，已经产大于销，截至宏观调控前，仍有20个省区市正在热投电解铝，在建项目达47个，在建拟建能力有500万吨，与2002年全国形成的产能相当。

不仅仅像电解铝行业这样的低水平过度投资大量存在，高新技术领域的高水平过度投资也很严重，去年以来，杭州、无锡、湖北葛店等地分别提出，将斥资100亿、200亿、41亿元巨额投资建设“药谷”。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已有80多个地区或城市先后宣布要建设生物科技园或“药谷”，但许多“药谷”名不符实，许多技术是对别人的“克隆”，甚至靠简单引进生产线。在“地方政府经济圈”格局下，各地的国际化道路也是各自为政，外向性经济同构性严重，由于缺乏统一的谈判协商机制，在外贸出口上过度或恶性竞争，使中国企业在世界上的竞争力成为一个“致命伤”。从长三角三省市近几年主要出口行业的产值看，名列前几项的主要行业中就有三项至四项是完全相同的。

内耗损失令人痛惜

“地方政府经济圈”格局所造成的大量“显性”、“隐性”经济损失长期被忽视。在我国资源、资金均不富裕的今天，这种耗费令人痛惜。耗资69亿元的珠海机场，因珠三角区域内机场过剩竞争，使用率一直只有6％左右。宁波港的货物吞吐量为全国第二，并一直呈现“吃不饱”的现状，但在上海，却正在投巨资建设洋山港。

法国巴黎国际研究和发展中心经济学家庞塞特曾专门对中国国内地区垄断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专题研究，他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各省之间的关税在1997年大约相当于46％，而在此10年前大约相当于35％；中国国内地区贸易壁垒大约相当于欧盟各国之间，或是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水平。

行政区边缘经济耗费也很大。这种耗费一方面表现在行政区交界地带共有资源内耗性竞争开发上。山西临汾市吉县与陕西延安市宜川县分居黄河壶口两岸，壶口瀑布是共有资源。为了开发壶口旅游资源，1989年，宜川县由西安冶金学院编制了《壶口瀑布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而吉县由山西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了《黄河壶口瀑布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在对外宣传口径上，吉县的宣传是“中国·吉县·壶口”；而宜川的宣传则是“千里黄河一壶收，黄河壶口在延安”。同一风景名胜区由两个不同的规划方案指导开发，人为地割裂了壶口作为一个风景名胜区的完整性，形成各自为政的内耗性竞争。另一方面行政区交界地带成为地方政府不愿管的“真空地带”，造成位于区域交界地区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处在互相分割状态，如大量断头路的存在，相对增加了区际经济运行交易成本。

在“地方政府经济圈”格局下，跨区域生态环境整治矛盾调和难，由此引起的环境破坏带来的经济损失长期未进入地方政府决策层视野。淀山湖在江浙沪二省一市交界处，作为黄浦江上游，上海为了保持其水源不受污染，要求环淀山湖及黄浦江上游的上海各区县在周边不再发展工业。然而在昆山的淀山湖镇，却是昆山的一个工业重镇，工业污水源源不断流入淀山湖。这一矛盾至今仍无法调处。据统计，珠江70％的水量来自上游西江，但上中下游治理脱节，上游西江至今尚未建成防洪控制性工程，水土流失严重，每遇流域性大洪水，均给下游珠三角地区带来严重威胁。据不完全统计，1988年至1998年接连发生多场大洪水，广西、广东两省区受洪灾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837亿元，年均损失167亿元。

根源在于阶段性制度安排

表面看，政府的职能错位催生了“地方政府经济圈”现象。而实质上，“地方政府经济圈”现象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阶段初期的必然现象，在我国这一现象得以持续强化，则是在“阶段性制度安排”下地方刚性利益格局趋强，中央宏观调控相对弱化的结果。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严正分析说。严正说，我国1978年开始的市场化取向改革，是在计划经济基础上起步，在市场经济“制度空白”的条件下启动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建设现代工业体系，本来由市场发挥的资源配置作用，只能实行“政府替代”，即由政府凭借强大的行政力量进行制度供给，在所有权关系、资源配置方式等方面，制定最有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规则，直接组织和调控市场运行。这决定了在改革初期地方政府以行政方式在地区经济中发挥中心作用是必然的。在改革初期实行“政府替代市场”模式，对开启和推动市场化进程起一定的积极作用。为了使“政府替代”功能顺利实现，提高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安排，如实行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改革，扩大各级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权限，地方政府在财政、税收、资源配置、投融资等方面获得相当的决策权和调控权，导致了以行政区域为界限的“行政区利益格局”形成。同时，中央也相应地把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责任分担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不仅要解决地方经济发展短缺性矛盾，还要解决市场化带来的大量社会矛盾，从而激发了地方政府对本行政辖区范围内经济发展的责任意识。

地方政府获得的这一权力与义务重组，导致地方政府在作为其施政范围的行政区划内形成“集权”。加上上级政府考核下级政府的政绩优劣以其所辖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为主要标准，地方政府追求行政区域经济增长最大化的内在动机必然高涨。

寻求区域经济的突破性变化

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地方政府经济圈”现象的治本之道是寻求区域经济的突破性变化。要加速推动跨区域的“市场主体型经济圈”的形成。经济区的存在是客观的，遵循其客观规律将现实空间划分为若干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经济区域，形成若干个市场型经济圈，是可行的。从“地方政府经济圈”到“市场主体型经济圈”的变化，是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区别篇7

一、社会主义传统计划经济基本上都是封闭半封闭型经济

(一)苏联模式是典型的封闭经济

以前苏联为模本，20世纪社会主义阵营都建立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实行两大平行的市场体系，相互之间总体上是封闭的。加上苏联当时处于“战时共产主义”状态，对外封闭成为必然选择。即使列宁在酝酿采取新经济政策时也坚持认为，“周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去”，“真正的计划”必然是“完整的、无所不包的。”虽然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列宁的想法有所变化，也实行了一些对外经济交往的灵活政策措施，但还比较有限。等到斯大林体制建立以后，实际上又完全复归传统体制，封闭成为计划经济的重要特征。斯大林模式长期被奉为圭臬，也纷纷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仿效，于是对外封闭成为当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本质属性。

(二)我国仿效苏联模式选择了封闭半封闭型经济

中国建国以后，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完全仿效苏联模式建立了以高度集中的行政协调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从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仅仅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便实现了公有制为唯一基础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与此同时，我国也逐步建立了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封闭半封闭型经济模式。

(三)我国外贸实行国家垄断制

随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基本结束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在我国逐步形成了国家外贸垄断制。国家对国营外贸公司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和统负盈亏，形成集管理和经营于一体的高度集中的对外贸易体制。尽管此后外贸体制也进行了一些小的、局部性调整，但大的格局基本保持下来。这种高度集中的外贸体制，主要包括外贸计划、财务、经营、定价、行政管理和外汇分配管理等内容。其他方面的对外经济交流也都由国家统制，利用外资基本上属于。因此，外贸体制是这一时期外经贸制度的典型代表；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相适应，形成了包括指令性外贸计划体制、统负盈亏的外贸财务体制、高度集中的外贸经营体制和集中统一的外汇分配使用体制等在内的外贸体制，成为封闭半封闭经济的制度基础。

外贸计划管理体制是这一时期对外贸易体制的核心，包括外贸收购、调拨、出口、进口、外汇收支以及其他各项计划的编制、下达和执行。出口计划的编制实行外贸行政系统和专业公司系统双轨制，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程序进行，实际上形成一种集中、单一的指令性计划体制。外贸财务管理体制是原有外贸体制赖以维持和运转的基本支柱。其主要内容是外贸公司不自负盈亏，生产供货单位或使用进口物资的单位对盈亏也概不负责。在外贸进出口经营方面，实行国家外贸公司统一经营，其他任何机构都无权经营进出口业务。在外贸对内经营方面，实行出口收购制和进口拨交制。收购制和拨交制使外贸公司成为生产企业与国际市场之间的“隔层”，是影响外贸经营水平和效果的重要因素。实际上实行了双轨的外贸定价制度，即国内实行的是固定的价格制度和汇率制度，出口商品货源按国内计划价格收购，进口商品的内销按国内调拨价供应用户；而出口商品的外销和进口商品的购进，则按国际市场价格作价。外贸行政管理则实行国家高度集中的统制，包括保护关税制度、货运监管和查禁走私制度、进出口商品检验制度等。贸易外汇分配和管理实行集中管理、统一经营，即外贸公司的出口收汇一律结缴国家；进口所需外汇，由国家计委根据进口用汇计划统一拨付。

(四)高度集中的外贸体制的作用与局限

我国高度集中的外贸体制，基本上是从国家当时实行的以产品经济和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基础派生出来、与之相适应的体制，并且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而逐步强化。实践表明，这种外贸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有利于集中调度资源，发展部分产品出口；有利于统一安排进口，保证重点，在当时中国的国情和国际条件下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这种体制有其历史局限性和重大缺陷，不利于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适应世界经济发展新的潮流：一是独家经营，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二是统得过死，不利于外贸企业发挥自主经营的活力。三是长期以来外贸财务“吃大锅饭”，严重妨碍了外贸企业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企业化经营道路，使外贸出口能力不能充分发挥，使进口需求过度的倾向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

70年代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中国的对外关系有了很大的突破，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的贸易跃居主导地位。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政策。在这种形势下，为了配合经济特区建设和沿海开放，我国对原有的外贸体制率先进行了改革。

二、中国开创了全球范围内以开放促体制转型的成功案例

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势在于可以利用行政手段来充分动员全社会资源，用于国家指定的战略性部门和领域；而其致命的缺陷在于过高的信息成本和缺乏激励机制导致的经济低效率。尽管在一段时间内可以保持高增长率，但早在50年代，集中型计划经济体制的缺点就开始暴露。进入60年代以后，苏联、东欧国家增长率逐步放慢，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差距越来越大。从这时候开始，社会主义国家就相继进入了经济体制改革。苏联、东欧剧变以后，这些国家开始了全面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

与这些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一个最大的不同，是中国在全面推进面上改革之前，以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开放地区等一系列区域开放政策为先导进行了以开放促改革的试验和探索。中国充分利用了港澳台的窗口和桥梁作用，创造按国际惯例(即市场化安排)办事的小环境，以引进外商投资为突

破口，通过区域先行先试为面上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和参考，让“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路径得到了最佳的场所。事后来看，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最早萌芽和邹形就来自这里。而创造性地建立一套利用外资法律制度与政策以及外贸领域改革的先行先试是我国整体改革的先锋。

首先，对外开放本身既是率先的体制改革，更是推动整体改革最重要的动力。正如十七大报告里描述的：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开放，使我国成功地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也顺利推动了经济体制的全面转型，成为全球范围内以开放促体制转型的成功典范。中国新时期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坚持和扩大开放、积极主动融入全球经济，被国际经济界总结为“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受到了全球范围内充分的肯定和好评。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中国模式”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模仿的对象。法国伊兹拉革维奇的《当中国改变世界》、美国弗里佛曼的《世界是平的》、日本大前研一的《全球新舞台》等等著作，还有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经济组织，都充分肯定中国对外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功，中国的开放程度不仅高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比许多发达国家更融入全球化，中国所取得的成功全都带有“改革开放”即全球化的印记。

正如《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所描述的：中国领导人将本国经济融入世界市场，使中国开始腾飞，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全面打破了与外界的隔墙，与其他新兴经济相比，中国开放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特别是中国的起飞发生在全球化新阶段开始的当口――20世纪的最后20年，贸易自由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导致了世界贸易真正的爆发。当日本和“四小龙”开始起飞时，世界贸易的年增长率只有5％，到了中国大发展之时，世界商品贸易年增长率达到了10％。而且，在全球化新阶段，国际资本和要素流动也全面加速。外国在华投资在80年代还带有试验性质，但从1992―1993年开始进入战略性投资阶段，“人世”以来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合作进一步升级。现在任何一家西方大公司，只要没有在中国投资，就不能算是世界级的大公司。在过去20年中，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总投资达到了5500亿美元，这是一个新的世界记录。在本地区所有起飞的国家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能像中国这样对外资充分开放。中国领导人具有非常开放的理念，他们想的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新阶段的全球化，不仅是利用国外的资金，更是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经营理念、管理方法、高端人才和营销网络。而且，中国还能在对外开放中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开始成为新的研发大国。世界银行在《东亚创新未来增长》等系列东亚研究中也充分肯定了中国以开放促创新的成功实践。

三、中国以开放促改革的主要做法与经验

(一)主要做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实施了一条以区域性开放为主线的渐进式开放道路，因此也相应形成了渐进式以开放促改革的基本路径。概括起来，有以下主要做法。

第一，经济特区是以开放促体制创新的最早试验田。1980年8月，国务院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区域性外向型经济形式”，最早有“四大窗口”的功能定位，即按照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说法是通过试办经济特区杀出一条血路。因此，经济特区既是对外开放的先导示范基地，也是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在经济特区率先实行对外经贸体制的突破，享受类似自由贸易区的特殊安排，创造与国际接轨的小环境，以便建成吸收外资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基地。从经济特区开放启动渐进式改革的进程，形成独特的以开放促改革的试验田，既适应了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过程各方面能力的局限，又相对容易突破了国内集中型计划经济体制的重重障碍与瓶颈束缚，既实现了对外开放政策顺利起步，也搭建了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在整体开放与改革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先导与示范作用，其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第二，渐进式区域开放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从创办经济特区到1984年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到1985年扩大沿海城市开放地区，再到1988年实施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形成了我国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逐步推进，不仅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实现了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迅速跨越，而且也推动了沿海地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延伸、以开放促改革不断取得新的进展。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率先进行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还为全国性经济体制改革树立了样板，提供了重要参考，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进入90年代以后，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长三角成为我国以开放促改革的更大试验基地；同时，还进一步推进沿边、沿江和沿路开放，到90年代中期我国已基本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区域开放格局。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新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在包括中西部地区在内的全国广大腹地，发挥了早期经济特区的某些作用，既是各地区对外开放的示范基地，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区。随着我国全方位区域开放格局的形成，实际上也形成了全国范围内以开放促改革的大格局。

第三，利用外资是以开放促改革的重要途径。利用外资最大的贡献是，通过建立一整套适宜于外商投资的法律制度和配套政策措施，引入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规范和国际通行做法，率先攻破了计划经济的“坚冰”。随后，为了增强吸引外资的竞争力，经历不断的撞击反射过程，我们逐步树立并强化了按国际惯例办事的观念和现代市场经济思维，我们改善投资环境、改进政府服务的努力以及外商直接投资(FDI)进入的竞争示范效应，引发了全方位的制度创新，包括微观制度创新、所有制结构变革、政府体制职能转变以及宏观经济管理制度的创新，也包括从外贸到价格、财税、金融、投资、收入分配等各个领域改革的深化。

第四，外贸体制改革成为以开放促改革的先锋。由于早期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就是在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领域先行改革，实行一些特殊政策和灵活安排，因此外贸体制改革一直是改革的先锋，成为我国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一个核心环节，对整个改革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外贸体制先行改革体现在很多方面：一是先行下放外贸管理和经营权限，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二是在经济特区等特殊功能区实行准自由贸易区的制度安排；三是70年代末出台的积极发展“三来一补”政策，不仅创造了规避集中型计划经济和外贸体制的“自由贸易小环境”，促进了来料加工贸易的大发展，而且为吸收港资创造了条件；四是80年代后期制定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和鼓励“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进料加工政策，促进了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

的跨越式发展，也为大量吸收美欧投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创造了优越的贸易政策环境。这些改革成为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先锋和主力，对面上的改革发挥了重要带动作用。

第五，加入世贸组织推动了改革攻坚以及与国际通行规则的全面接轨。为了解决经济贸易体制与多边贸易体系的相融性问题，中国自1986年提出“复关”申请前后，即加快了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在2001年11月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之前长达15年的谈判过程，是继区域开放之后一条以开放促改革新的主线，我国开放与改革进入新的良性互动期。结果，中国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对外经贸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取向进一步明确，各项改革不断推进，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基本解决了与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适应性问题。加入世贸组织，推动了我国改革攻坚，全面履行多边规则和对外承诺，不仅启动了全方位对外开放进程，而且推动了我国经济贸易体制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全面接轨，特别是法律制度建设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改变了全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和预期，开启了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真正完成了从封闭、半封闭向开放型经济的转变。

(二)主要经验及启示

通过渐进式以开放促改革的路径，中国创造了全球范围内成功实现经济转型的范例，其中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实际上也成为很多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模仿的范本，对全球范围内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第一，开放与改革良性互动确立了开放型经济的战略目标。中国坚定地告别封闭、半封闭经济模式，通过渐进式开放逐步树立和强化了开放型经济的思维，对外开放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生要求，致力于建设更加开放和富有活力的经济体系成为改革的目标。这也成为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特点。

第二，以渐进式开放成就了渐进式改革，减轻了改革的风险和阵痛。中国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渐进式开放，打造了先行改革的试验田，为全面改革积累了重要经验，并起了重要的示范带动作用，使我国“摸着石头过河式”改革成为可能。这有效规避了其他转型经济体全面激进式改革的阵痛和风险，特别是我国利用港澳台的窗口与桥梁作用，既弥补了制度性内生能力的缺陷，又避免全面式开放的外部冲击，使中国经济转型之路更为顺利和富有成效，开放取得的巨大成效也为持续改革提供了不竭动力。

第三，抢抓国际机遇，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获益者。我国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以开放为先导，推动各领域的配套改革，创造良好的体制和营商环境，抓住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三次重大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不仅成功实现了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而且适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加快了制度和管理创新，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参与经济全球化获益最大的国家。

第四，以区域开放改革为先导取得巨大成功，符合时代潮流。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改变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使整个世界处于瞬息万变之中。根据权威研究，在经济转型和新经济领域比较成功的国家，一条重要经验是以中心城市和重要区域为制度创新的突破口带动整体创新，特别是具体营商制度的创新和环境的优化。这也是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一条最重要的成功经验，也是今后仍要坚持的一个路子。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区别篇8

作为经济中心的城市，对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全国财政收人的主要支柱，现在仍然在全国的经济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又如深圳，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优越的地理条件，得到了奇迹般的发展速度，形成了新兴的经济中心城市，与此同时它也对全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物质生活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础，因此，组织好生产物资和生活物资的集散与流通，必然是经济中心城市的最重要功能之一。可以说，每一个城市都是一个巨大的物流中心。当然，城市应该具有多方面的功能，而物流中心的功能只能集中在某些局部地区来实施，这就是我们所要研究的，叫做物流中心的经济实体。物资是经济的基础，对社会物资进行动态地分析。管理和控制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在现代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条件下，物流中心的布点位置、功能规划、规模设施、管理体制的合理确定，对于城市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于经济中心城市来说，这些问题的处理正确与否，也将深刻影响所涉及地区经济的发展。深圳是处于华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城市，由于它是我国改革开放示范城市，又紧邻香港，是我国物资进出口最重要的日岸之一，因此，深圳地区物流中心的规划与建设是具有全国性的影响的。以下就物流中心的规划与设计的有关问题进行简要论述。

一、物流中心的类型

物流中心是社会物流网络中处于主要位置的结点，但不是所有物流结点都能称为物流中心。物流中心必须是具有较大规模的物资集散或转运地点。属于物资集散类型的如大型物资仓库，它主要在物流系统中起调节和缓冲作用，解决供需节奏或批量不平衡的矛盾。又如商业连锁系统的配送中心，主要是为了降低物流系统的成本，提高服务水平，提高物资输送末端系统效率等。属于转运类型如港口码头、空港等，其作用是实现运输方式的转换（海一陆。空一陆）。又如，铁道货车编组站和汽车货运终端站，其作用是将货物重新组合，进人下一阶段的输送。也有一种大规模的仓库群，形成以存储功能为主的物流中心。

深圳平湖物流基地是一个大规模的物流基地，是综合性的物流中心。应该兼有转运和集散功能，也可以扩展至配送和流通加工的功能，因此在规划与设计方面难度更高。

二、物流中心的选址问题

这是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任何一个生产系统或服务系统都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外界环境对系统输人原材料、资金、人力、能源和其他社会化因素等；系统又向外输出其产品、劳务、服务和废弃物等。因此，生产或服务系统必然不断地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而调整自身的活动，同时系统的输出结果也不断改变其周围环境。这就说明，生产或服务系统所在的地区条件对系统的运营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物流中心这样服务性的系统，它的存在几乎完全决定于外界环境。

对于平湖物流基地的选点，已有正确的决策。从外围环境条件看，深圳平湖地区完全具备建设一个大型综合物流基地的条件。

三、物流中心的功能设定

物流中心应该具备的功能要和建设物流中心的决策思想相符合，是由市场来决定的，也可以说取决于外围环境的条件。以平湖地区为例，可以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1）深圳及周边地区的制造业的需求，它们的原材料供应物流和产品销售物流的合理组织，形成生产资料的供应和配送基地；

（2）深圳及周边地区的商业系统的需求，它们的供应物流的合理组织，形成商业系统共同的货品储存基地和综合配送中心；

（3）加强国际物流的需要。深圳紧邻香港，有皇岗、文锦渡等众多口岸，是我国国际物流主要通道之一。平湖地区可否成为出境物资集货基地、进口物资的转运基地，并可考虑和海关合作，组织好出、人境物流以减轻海关负担；

（4）物资转运的需要。深圳有盐田港。蛇口港等大型港日，有京九、广深等铁路线，有深惠高速、深汕高速等公路干线，海一陆。公路一铁路之间的转运量巨大；

（5）由于是综合性、地区性物流中心，为了增强服务性，是否需要流通加工能力，如包装器材的生产、重新包装、钢板剪切等功能；

（6）为了增强商业对物流的导引功能，物流中心可以而且应该具有一定的商业活动，但是这些活动要服从于物流中心的总体规划，根据物流中心外部环境的具体条件来设定。

还可以列举出其他一些功能，但它们之间不是并列的，应该有主次之分。功能设定就是市场定位问题。可以说市场定位准确，项目成功的可能性就有了一半。

四、物流中心的规模设计

对于以上的功能进行分析，根据市场总容量、发展趋势以及该领域竞争对手的状况，确定目标份额，而决定该部分的局部规模。规模设定中应该注意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是要充分了解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地区、全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预测，国际贸易特别是和深圳地区有关的国际贸易发展状况。因为我们所讨论的项目不是短期行为，预测范围必须包含中、长期内容。第二是要充分了解竞争对手的状况，它们目前的生产能力、占有市场份额、经营特点、发展规划等。因为市场总容量是相对固定的，不能正确地分析竞争形势就不能正确地估计出自身能占有的市场份额。

以上预测如果发生大的偏差，将导致设计规模过大或过小。当然，我们不希望由于估计偏低，发生失去市场机遇或是不能产生规模效益的问题；也不应由于估计偏高而造成多余投资，从而使企业效率低下，运营困难。

在对各功能项进行逐个分析的基础上，再突出重点。统一协调，对物流中心的总体规模进行决策。

规模设计和实施步骤没有必然的关系，可以一步到位，也可以分步实施，这要根据资金、市场等具体条件决定。

五、物流中心的设施规划与设计

在预定的区域内合理地布置好各功能块相对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合理布置的目的是：

（1）有效地利用空间、设备、人员和能源；

（2）最大限度地减少物料搬运；

（3）简化作业流程；

（4）缩短生产周期；

（5）力求投资最低；

（6）为职工提供方便、舒适、安全和卫生的工作环境。

据资料介绍，在制造企业的总成本中用于物料搬运的占 20％至50%，如果合理地进行设施规划可以降低10%至30%。物流中心是大批物资集散的场所，物料搬运是最中心的作业活动，合理设施规划的经济效果将更为显著。

设施规划与设计的原则：

（1）根据系统的概念、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求得整体优化。同时也要把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个人经验结合起来；

（2）以流动的观点作为设施规划的出发点，并贯穿在设施规划的始终，因为企业的有效运行依赖于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合理化；

（3）从宏观（总体方案）到微观（每个部门、库房、车间），又从微观到宏观的过程。例如布置设计、要先进行总体布置，再进行详细布置。而详细布置方案又要反馈到总体布置方案中去评价，再加以修正甚至从头做起；

（4）减少或消除不必要的作业流程，这是提高企业生产率和减少消耗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只有在时间上缩短作业周期，空间上少占有面积，物料上减少停留、搬运和库存，才能保证投人的资金最少、生产成本最低；

（5）重视人的因素。作业地点的设计，实际是人一机一环境的综合设计。要考虑创造一个良好、舒适的工作环境。

物流中心的主要活动是物资的集散和进出，在进行设施规划设计时，环境条件非常重要。相邻的道路交通、站点设置、港口和机场的位置等因素，如何与中心内的道路、物流路线相衔接，形成内外一体、圆滑通畅的物流通道，这一点至关重要。

六、软硬件设备系统的规划与设计

这是一个专业性很强、涉及面很广的问题，难以具体论述。

一般来说，软硬件设备系统的水平常常被看成是物流中心先进性的标志，因而为了追求先进性就要配备高度机械化、自动化的设备，在投资方面带来很大的负担。但是，以欧洲物流界为代表，对先进性定义的理解有不同的侧重。他们认为“先进性”就是合理配备，能以较简单的设备、较少的投资，实现预定的功能就是先进。也就是强调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方法，从功能方面来看，设备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不是衡量先进性的最主要因素。

根据我国的实际状况，对于物流中心的建设，比较一致的共识是贯彻软件先行、硬件适度的原则。也就是说，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管理与控制软件的开发，要瞄准国际先进水平；而机械设备等硬件设施则要根据我国资金不足、人工费用便宜、空间利用要求不严格等特点，在满足作业要求的前提下，更多选用一般机械化、半机械化的装备。例如仓库机械化，可以使用叉车或者与货架相配合的高位叉车；在作业面积受到限制，一般仓库不能满足使用要求的情况下，也可以考虑建设高架自动仓库。

七、组织管理体制

我们所要规划的是二十一世纪的大型物流企业，在组织管理体制的规划方面必须考虑到信息时代的特点。当前关于“流程重组”（企业重组）的研究在我国已经进人探讨阶段，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把企业组织传统的金字塔结构改变为扁平结构，从而提高企业的整体效率，适应未来市场多变的要求。

这些研究在国外已进人实践阶段，许多企业获得了成功。我国尽管还没有成功的实例，但发展的方向是必然的。不管我们在何种程度上应用，也不论目前是否打算应用，但是作为企业的规划者、组织者或领导者必须了解最先进的管理模式和发展动向，以便在需要的时刻迈出关键的一步。

八、人材培训

现代化企业的正常运营，需要有一批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

在我国物流行业中，这种专业人员应该说是非常缺乏的。必须下大力气引进人才，组织培训，以保证物流中。心能正常运转。

九、结束语

最后，再谈几点想法。

1、必须重视先进理论的指导作用

我们面对的是跨世纪、现代化的大型企业，可以认为，先进思想与理论的指导、科学方法的应用是企业发展的保障。

物流中心是集物流、信息流、商流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当代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必然深刻地影响企业的运营，前文谈到的“流程重组”理论的应用，就是基于现代信息网络技术而得以实现的。 又如设施规划与设计决定了企业各功能块的合理布局，对企业的运营效益，作业效率等带来先天性、长远性的影响。如果只凭经验设计，很难得到满意的结果。美国人理查德·缨瑟所创立的“系统布置设计”和“搬运系统分析”的方法已为世界各国物流界所采用，我们也可以依据这一套科学的方法进行严密地分析和设计。这样才能保证布局的基本合理。

在未来物流中心的经营规划中，还应特别注意当前供应链理论的研究发展。供应链理论改变了企业之间的供求模式，实质上就是改变了企业之间物流相关状态。物流中心正是企业之间、地区之间物流活动的枢纽，是众多供应链的交汇点，在供应链理论的推行中，理应起到先行作用和中坚作用。同时这也是物流中心自身适应时代，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2。重视发挥专家的作用

一位体育评论家说过“业余网球运动员和专业运动员相差只有10％，但是耗费毕生精力也不一定能弥补这10％”。一个戏迷能熟知戏的情节。台词、表演程式，但不一定能胜任导演或演员的工作。

物流中心的建设规划是非常复杂、非常庞大的工程，涉及的专业领域也很广泛，必须有众多的专家参与才能妥善地完成。

所谓专家，是在某个领域积聚了多年经验、在理论上有一定造诣、有一定技术专长的人员。他们各有专长，但都不是万能的。如按专业划分，有土建专家。机械专家、计算机专家等。在项目进行的不同阶段，应该让不同类型的专家发挥作用。

例如，在决策阶段，可以更多发挥进行宏观研究的经济学家的作用；在规划设计阶段，可以更多发挥技术专家的作用；在施工阶段则应该由工程专家唱主角。如何将众多的专家有效的组织起来，这就是领导部门的艺术。

3、重视初期工作

初期的方案研究、规划设计需要的费用不多，但对项目合理性影响很大，随着技术方案展开、工程施工的进行，费用消耗急速上升，而对项目合理性的影响却越来越小。如果初期考虑不周，到后期再来纠正，将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4、对物流企业应该给予优惠政策

物流企业本身要开展多种经营，创造利润，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建立物资基础，但是它的主要任务是创造社会价值而不是创造经济价值，不应把它变成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企业。因此，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要减轻物流企业的负担，给以优惠政策，使其得到健康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运行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原来以紧运行、卖方市场为基本特征的供给短缺经济型态转变为以供过于求、买方市场为基本特征的需求不足经济型态。据国家商业信息中心和国家经贸委贸易局等若干机构的调查结果以及专家的分析表明：买方市场的出现，是由“短缺经济”向“供需动态均衡经济转型”的标志。正如科尔内指出的，消灭了经济方的一个或另一个短缺，这就是改革成功相当可靠的信号，“如果短缺依然存在，这就表明改革

还没有深入经济肌体的内部”。

可以预见，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不仅会面临市场过剩，而且还会逐步出现生产能力过剩和经济要素的过剩，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也将由生产领域转移到流通领域与消费领域。大力发展和建设物流中心对促进经济增长，实现流通产业现代化转变有重要意义。对物流中心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是区域性物流中心的组织和建设。

一、建设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优化物流中心

二、条块分割和区域封锁是城市化物流中心建设的两个严重任桔

物流中心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环境是专业化分工和协作，而条块分割和地区间区域市场的封锁的存在却严重制约着城市化物流中心建设和发展。条块分割的存在和影响已有大量文献和论著进行分析，本文就区域市场封锁的表现和影响作初步探讨。

从表1中数据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外省购进的消费品总额比重还是销售到外省的消费总额比重自1987年到1991年以来者一直呈现下降趋势，说明地区间商品流通的发展比整个商品流通的发展要滞后。

表1：六省市消费品省际流通情况

略

表2：六省市消费品省际流通的依存状况

略

商品流通过程中形成地区市场封锁现象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其中有中央及地方、地方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等若干经济主体利益交织在一起，但对物流中心的影响却是重要的，表现为：

地区市场封锁造成了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一是工业和农业结构不合理；二是基础产业和加工工业结构不合理；三是产业结构趋同化，如我国中部和东部工业结构相似率为 93． 4％，西部和东部工业结构的相似率为 93． 5O，西部和中部相似率为 97． 9o。这种不合理性降低了地区间的比较优势，减少了商品流通的相对规模，使物流中心的生存空间受到相当挤压。同时也在一定程度和时间内保护了本地区企业占用的资源和市场份额，增加了物流中心开展业务的难度，削弱了物流中心所可能带来的比较利益。而且现阶段我国物流产业规模功能的不完善，无法缓和及调节各个经济主体的利益矛盾，影响和调整生产消费结构的作用也未充分实现，物流中心打破和冲开地区封锁的难度相对增大，从而说明形成全国范围内有影响的物流中心的外部条件是欠缺的。

三、城市化物流中心的布局和规划

城市化物流中心的区域划分原则是应该按“经济区域”而不是按“行政区域”进行，虽然经济区域和行政区域可能出现某种重合和一致，但他们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经济区域不象行政区域划分有着明确具体的界限，经济区域的界限是模糊的，是一条过渡带，这形成了经济区域的开放性。他们之间的另外一个差别是行政区划分常以自然地势、人口数量。物产富饶程度、交通运输条件以及行政管理作用等因素为依据，他具有相对长期的稳定性，而经济区域的发展表现得相当活跃。

物流中心如果按行政区域进行划分，计划区域的资料更易于收集，容易为政府所关注和支持，但其弊端也很明显，即强化了行政干预力量，往往会违背市场规律的作用。尤其是对物流中心这样的企业化组织来讲，市场化运作会受到严重制约。按经济区域发展物流中心则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体现了自然资源禀赋状况。经济发展和布局条件、经济结构和地域结构、劳动力素质和技能。市场化程度等方面专业化发展。同时，也体现了在物流中心的完整性和开放性。所谓完整性，指物流中心提供了经济区域内各个部门的相互联系，经济区域的内聚力一定程度上正靠物流中。O得以维系；开放性是指物流中心不断从外界获得商品和信息，同时又向外界传递商品和信息，以维持经济区域内以及不同经济区域间的相互联系。

而我国传统的流通过程的情况是商品流通分散集中在各个行政区域内，区域间联系较少。说明区域划分不是以经济区域来划分的，这种情况得以存在并维持的基础是地区间趋同的产业结构和行政手段的人为限制，其低效率和低效益使其越来越缺乏生命力。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行政区域和经济区域二者经常发生矛盾，对“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这个问题需要给予高度的重视。观察我国商品流通发生的实践可以发现，区域流通现象已逐渐显现。如上海经济区（长江三角洲）、广东经济区（珠江三角洲）、环勃海地区和闽南三角洲等，这些区域流通市场可以使各区域获取、享受分工和流通比较利益，促进了产业、技术在空间的转移，当然同时也要防止产生比行政区域更大的市场封锁，这在相当程度上靠政府“外在”手段解决。

四、城市化物流中心建设和发展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应该看到，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物流中心提供了广阔的赢利空间，同时也对物流中心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企业物流提供成本优势：物流中心既然是第三利润源泉，一个重要作用是通过物流管理的专业化降低产品或服务的总成本，为企业核心竞争力做出贡献。如库存控制、通关业务、租赁等业务的优化将有效降低企业的成本。我们要转变过去那种只重视产品成本，忽视流程成本的做法。流通成本是企业总体运营成本（TCO）的重要组成部分，物流系统作为企业的核心业务流程之一，它所产生的成本会较大地影响整个运营成本。

要求物流系统响应更快：面向市场不仅仅是销售人员应注意的问题，更是成为根植于企业精神的一种观念。所以，面向市场的快速响应不能简单理解为销售人员对客户要求的迅速响应，还应包括灵捷生产系统，同样必须具备快速的物流支撑体系，这样才能形成对客户要求的最终满足，从最初反应到最终服务的完成才是完整的响应周期，整个周期中物流时间占很大比例，而且全部工作相当部分的工作要由企业的物流经理和业务人员来完成。

要求物流系统服务水平更高：面向市场的物流不仅仅是储运、仓储、配送等独立功能模块的简单组合，对企业和客户来说更是一种增值服务。有相当的用户服务的工作现在已由物流人员来完成，如包装、贴标签、拆零、为用户安装服务、限时送达、运输保险、信息收集等，物流系统变得更为复杂，要求具有较高的灵活性，这些功能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用户对企业的满意程度，用户的忠诚度和企业信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