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社条例范文
时间：2024-01-31 18:04:01
农民合作社条例篇1
第一条为了确认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人资格，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设立、变更和注销，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办理登记。
申请办理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第三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经登记机关依法登记，领取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以下简称营业执照），取得法人资格。未经依法登记，不得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名义从事经营活动。
第四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机关。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全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工作。
农民专业合作社由所在地的县（市）、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
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对规模较大或者跨地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登记管辖做出特别规定。
第二章登记事项
第五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登记事项包括：
（一）名称；
（二）住所；
（三）成员出资总额；
（四）业务范围；
（五）法定代表人姓名。
第六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名称应当含有“专业合作社”字样，并符合国家有关企业名称登记管理的规定。
第七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住所是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
第八条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等能够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成员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由全体成员评估作价。成员不得以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
成员的出资额以及出资总额应当以人民币表示。成员出资额之和为成员出资总额。
第九条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业务范围可以有农业生产资料购买，农产品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业务范围由其章程规定。
第十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
第三章设立登记
第十一条申请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由全体设立人指定的代表或者委托的人向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
（一）设立登记申请书；
（二）全体设立人签名、盖章的设立大会纪要；
（三）全体设立人签名、盖章的章程；
（四）法定代表人、理事的任职文件和身份证明；
（五）载明成员的姓名或者名称、出资方式、出资额以及成员出资总额，并经全体出资成员签名、盖章予以确认的出资清单；
（六）载明成员的姓名或者名称、公民身份号码或者登记证书号码和住所的成员名册，以及成员身份证明；
（七）能够证明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其住所享有使用权的住所使用证明；
（八）全体设立人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人的证明。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业务范围有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的，应当提交有关批准文件。
第十二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含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内容的，登记机关应当要求农民专业合作社做相应修改。
第十三条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以及从事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业务直接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能够利用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的服务，承认并遵守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履行章程规定的入社手续的，可以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但是，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单位不得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
第十四条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有5名以上的成员，其中农民至少应当占成员总数的80%。
成员总数20人以下的，可以有1个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成员；成员总数超过20人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成员不得超过成员总数的5%。
第十五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为农民的，成员身份证明为农业人口户口簿；无农业人口户口簿的，成员身份证明为居民身份证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身份证明。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不属于农民的，成员身份证明为居民身份证。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为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的，成员身份证明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者其他登记证书。
第十六条申请人提交的登记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登记机关能够当场登记的，应予当场登记，发给营业执照。
除前款规定情形外，登记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做出是否登记的决定。予以登记的，发给营业执照；不予登记的，应当给予书面答复，并说明理由。
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日期。
第十七条营业执照分为正本和副本，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营业执照正本应当置于农民专业合作社住所的醒目位置。
第十八条营业执照遗失或者毁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申请补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出租、出借、转让营业执照。
第十九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登记文书格式以及营业执照的正本、副本样式，由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制订。
第四章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
第二十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名称、住所、成员出资总额、业务范围、法定代表人姓名发生变更的，应当自做出变更决定之日起30日内向原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并提交下列文件：
（一）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
（二）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做出的变更决议；
（三）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修改后的章程或者章程修正案；
（四）法定代表人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人的证明。
第二十一条农民专业合作社变更业务范围涉及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须经批准的项目的，应当自批准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并提交有关批准文件。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业务范围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事由发生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或者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办理注销登记：
（一）许可证或者其他批准文件被吊销、撤销的；
（二）许可证或者其他批准文件有效期届满的。
第二十二条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发生变更的，应当自本财务年度终了之日起30日内，将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修改后的成员名册报送登记机关备案。其中，新成员入社的还应当提交新成员的身份证明。
农民专业合作社因成员发生变更，使农民成员低于法定比例的，应当自事由发生之日起6个月内采取吸收新的农民成员入社等方式使农民成员达到法定比例。
第二十三条农民专业合作社修改章程未涉及登记事项的，应当自做出修改决定之日起30日内，将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修改后的章程或者章程修正案报送登记机关备案。
第二十四条变更登记事项涉及营业执照变更的，登记机关应当换发营业执照。
第二十五条成立清算组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自清算结束之日起30日内，由清算组全体成员指定的代表或者委托的人向原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并提交下列文件：
（一）清算组负责人签署的注销登记申请书；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法做出的解散决议，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者被撤销的文件，人民法院的破产裁定、解散裁判文书；
（三）成员大会、成员代表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的清算报告；
（四）营业执照；
（五）清算组全体成员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人的证明。
因合并、分立而解散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自做出解散决议之日起30日内，向原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并提交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注销登记申请书、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做出的解散决议以及债务清偿或者债务担保情况的说明、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人的证明。
经登记机关注销登记，农民专业合作社终止。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取得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
重的，撤销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
第二十七条农民专业合作社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一）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未申请变更登记的；
（二）因成员发生变更，使农民成员低于法定比例满6个月的；
（三）从事业务范围以外的经营活动的；
（四）变造、出租、出借、转让营业执照的。
第二十八条农民专业合作社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
（一）未依法将修改后的成员名册报送登记机关备案的；
（二）未依法将修改后的章程或者章程修正案报送登记机关备案的。
第二十九条登记机关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申请予以登记，或者对符合规定条件的登记申请不予登记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条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设立分支机构，并比照本条例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的规定，向分支机构所在地登记机关申请办理登记。农民专业合作社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
农民专业合作社分支机构有违法行为的，适用本条例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三十一条登记机关办理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不得收费。
第三十二条本条例施行前设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1年内依法办理登记。
农民合作社条例篇2
2020年我市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重点是以全面贯彻实施《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为重点，聚焦工程建设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进一步把功夫下在平时，发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工作合力，建立健全欠薪零容忍的制度体系、监管有效的工作格局、惩处有力的执法机制，实现工程建设领域欠薪形式明显好转，推动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现将情况汇报如下：
一、拖欠农民工工资治理工作开展情况
（一）政策宣传落到实处。开展贯彻实施《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宣传月活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根据省、白城市学习宣传贯彻工作部署，我市印发《大安市关于学习宣传<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实施方案》（大治欠办发[2020]2号），结合“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专项行动，第一时间在大安人社微信公众号、大安就业微信公众号、大安公安公众号，全市各类企业、火车站、汽车站、大型超市等人员密集的场所开展《条例》宣传活动，同时我局面向全市农民工发出了《致农民工朋友的一封信》，提醒农民工要详细了解用人单位的基本信息，做好资料留存；务必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保存好书面资料；提醒工程建设领域的农民工要确保已被纳入实名制管理系统，配合企业将本人信息录入大安市施工现场人员实名制管理系统，做好工资清单核算确认；掌握合法维权途径和方式，依法理性维护个人权益。另外，还发出了《致工程建设领域各企业的倡议书》，倡导用人单位在做好当前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的同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诚信守法、规范用工，不断增强农民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通过走访企业送法上门、网上新媒体宣传、深入工地张贴、发放宣传材料等途径，确保《条例》宣传贯彻到位。深入建筑工地、各类企业设立咨询台接受农民工现场咨询300人次，发放宣传手册800余册、致农民工朋友的一封信、致工程建设领域各企业的倡议书彩页1500余份；张贴保障农民工工资权益形象宣传海报300余张，悬挂宣传条幅20幅。
(二）全面落实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为助力企业复工复产落实落地，切实减轻建筑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确保我市建设市场的健康发展。我市印发《关于大安市工程建设领域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履约保证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大治欠[2020]3号），按照《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有关规定，用金融保险公司提供的施工企业工人工资支付保证保险单替代缴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充分发挥保证保险作用，减轻企业流动资金压力。上半年共缴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594.4万元，其中银行现金缴存194.4万元，保险公司保证保险单替代缴存400万元，向建筑市场释放等量资金，激发市场活力，确保我市建设市场的健康发展。
（三）推行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我市开发了《大安市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通过信息管理平台全面推行农民工实名制、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农民工工资总承包银行等项制度。依法规范农民工工资支付行为，保障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月足额发放，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市场秩序。
（四）举报投诉妥善处理。2020年上半年共受理农民工
举报投诉 12起，涉及农民工55人，协调解决农民工工资54.4724万元。处置因欠薪引发的突发事件2起，欠薪和突发事件数量较往年同期呈现稳步下降的趋势。
（五）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执法行动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场监督管理局5月份制定印发了《大安市2019年度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大人社联发[2019]3号），自2020年5月11日至6月12日，在全市范围内联合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执法行动。成立联合执法检查组开展执法检查，共检查各类用人单位12家，涉及用工人数224人，依法规范当前形势下的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切实维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为促进劳动者就业和企业复工复产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重大欠薪违法案件公布情况
我局建立健全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制度，对于严重拖欠农名工工资的，依法纳入“黑名单”管理，依法依规将拖欠农民工工资严重违法失信主体“黑名单”纳入全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并通过“信用白城”网站公示系统向社会公开。截至目前，我市没有符合条件构成“黑名单”的企业。
三、联合惩戒开展情况
我局联合相关部门将依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严厉打击欠薪违法行为，加大失信惩戒力度。对查实的欠薪违法行为，经责令改正仍不改正的，从严从重给予处罚，对欠薪失信企业，在政府资金支持、政府采购、招投标、生产许可、履行担保、资质审核、融资贷款、市场准入、评优评先等方面，依法依规进行限制，提高企业失信违法成本。开展多部门联合惩戒和社会信用体系评价，使欠薪失信单位“一处违法、处处受限”。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聚焦《条例》执行，实现依法治理。将《条例》落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摆到突出位置，狠抓工作落实，全面确保《条例》落地生效。持续开展《条例》宣传，不断扩大《条例》知晓度和影响力，营造全社会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深入抓好《条例》学习培训，统一执法标准和流程，增强执法责任和能力，充分发挥《条例》攻坚利器作用。
（二）认真履职尽责，抓好源头治理。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必须按照源头治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标本兼治和“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谁发包谁负责”的要求，认真履行行业监管职责，督促各类工程建设企业全面落实主体责任，扎实开展建设领域欠薪问题专项整治，切实消除欠薪隐患，监督抓好农民工实名制、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总包、按月足额支付、工资保证金等“五项制度”落实，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三）强化监督检查，构建联合惩戒机制。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密切配合，形成以人社部门牵头抓总，其它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配合形成工作合力的工作机制。强化欠薪失信行为监管、构建联合执法机制，发挥办案威慑作用、精心组织开展清欠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确保我市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得到根本遏制，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大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农民合作社条例篇3
第一条为了确认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人资格，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设立、变更和注销，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办理登记。
申请办理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第三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经登记机关依法登记，领取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以下简称营业执照），取得法人资格。未经依法登记，不得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名义从事经营活动。
第四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机关。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全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工作。
农民专业合作社由所在地的县（市）、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
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对规模较大或者跨地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登记管辖做出特别规定。
第二章登记事项
第五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登记事项包括：
（一）名称；
（二）住所；
（三）成员出资总额；
（四）业务范围；
（五）法定代表人姓名。
第六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名称应当含有“专业合作社”字样，并符合国家有关企业名称登记管理的规定。
第七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住所是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
第八条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等能够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成员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由全体成员评估作价。成员不得以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
成员的出资额以及出资总额应当以人民币表示。成员出资额之和为成员出资总额。
第九条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业务范围可以有农业生产资料购买，农产品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业务范围由其章程规定。
第十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
第三章设立登记
第十一条申请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由全体设立人指定的代表或者委托的人向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
（一）设立登记申请书；
（二）全体设立人签名、盖章的设立大会纪要；
（三）全体设立人签名、盖章的章程；
（四）法定代表人、理事的任职文件和身份证明；
（五）载明成员的姓名或者名称、出资方式、出资额以及成员出资总额，并经全体出资成员签名、盖章予以确认的出资清单；
（六）载明成员的姓名或者名称、公民身份号码或者登记证书号码和住所的成员名册，以及成员身份证明；
（七）能够证明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其住所享有使用权的住所使用证明；
（八）全体设立人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人的证明。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业务范围有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的，应当提交有关批准文件。
第十二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含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内容的，登记机关应当要求农民专业合作社做相应修改。
第十三条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以及从事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业务直接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能够利用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的服务，承认并遵守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履行章程规定的入社手续的，可以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但是，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单位不得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
第十四条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有5名以上的成员，其中农民至少应当占成员总数的80%。
成员总数20人以下的，可以有1个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成员；成员总数超过20人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成员不得超过成员总数的5%。
第十五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为农民的，成员身份证明为农业人口户口簿；无农业人口户口簿的，成员身份证明为居民身份证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身份证明。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不属于农民的，成员身份证明为居民身份证。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为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的，成员身份证明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者其他登记证书。
第十六条申请人提交的登记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登记机关能够当场登记的，应予当场登记，发给营业执照。
除前款规定情形外，登记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做出是否登记的决定。予以登记的，发给营业执照；不予登记的，应当给予书面答复，并说明理由。
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日期。
第十七条营业执照分为正本和副本，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营业执照正本应当置于农民专业合作社住所的醒目位置。
第十八条营业执照遗失或者毁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申请补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出租、出借、转让营业执照。
第十九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登记文书格式以及营业执照的正本、副本样式，由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制订。
第四章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
第二十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名称、住所、成员出资总额、业务范围、法定代表人姓名发生变更的，应当自做出变更决定之日起30日内向原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并提交下列文件：
（一）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
（二）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做出的变更决议；
（三）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修改后的章程或者章程修正案；
（四）法定代表人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人的证明。
第二十一条农民专业合作社变更业务范围涉及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须经批准的项目的，应当自批准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并提交有关批准文件。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业务范围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事由发生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或者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办理注销登记：
（一）许可证或者其他批准文件被吊销、撤销的；
（二）许可证或者其他批准文件有效期届满的。
第二十二条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发生变更的，应当自本财务年度终了之日起30日内，将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修改后的成员名册报送登记机关备案。其中，新成员入社的还应当提交新成员的身份证明。
农民专业合作社因成员发生变更，使农民成员低于法定比例的，应当自事由发生之日起6个月内采取吸收新的农民成员入社等方式使农民成员达到法定比例。
第二十三条农民专业合作社修改章程未涉及登记事项的，应当自做出修改决定之日起30日内，将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修改后的章程或者章程修正案报送登记机关备案。
第二十四条变更登记事项涉及营业执照变更的，登记机关应当换发营业执照。
第二十五条成立清算组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自清算结束之日起30日内，由清算组全体成员指定的代表或者委托的人向原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并提交下列文件：
（一）清算组负责人签署的注销登记申请书；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法做出的解散决议，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者被撤销的文件，人民法院的破产裁定、解散裁判文书；
（三）成员大会、成员代表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的清算报告；
（四）营业执照；
（五）清算组全体成员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人的证明。
因合并、分立而解散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自做出解散决议之日起30日内，向原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并提交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注销登记申请书、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做出的解散决议以及债务清偿或者债务担保情况的说明、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人的证明。
经登记机关注销登记，农民专业合作社终止。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取得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撤销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
第二十七条农民专业合作社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一）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未申请变更登记的；
（二）因成员发生变更，使农民成员低于法定比例满6个月的；
（三）从事业务范围以外的经营活动的；
（四）变造、出租、出借、转让营业执照的。
第二十八条农民专业合作社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
（一）未依法将修改后的成员名册报送登记机关备案的；
（二）未依法将修改后的章程或者章程修正案报送登记机关备案的。
农民合作社条例篇4
1、为什么要制定条例，条例的颁布实施，对于促进农田水利健康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农田水利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基础性和战略性。我国人多地少水缺、水旱灾害频繁、水土资源不匹配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农田水利建设在粮食生产和农业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我国在占耕地面积一半的灌溉农田上，生产了占全国总量约75%的粮食和90%以上的经济作物，农田水利对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我国农村生产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农村大量劳动力进城务工，土地流转加速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两工”后劳动动员机制弱化，农田水利建设组织难、投劳难、管理难等问题十分突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田水利投入不断加大，建设任务十分繁重，但目前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推动工作，管理基础较为薄弱，建设投入、规划统筹、运行维护、用水管理等制度不够健全，立法缺位的问题在一定程度制约了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长效机制的形成。因此，全面总结多年来农田水利工作实践经验和地方立法经验，研究制定《农田水利条例》，把中央关于大兴农田水利的方针政策和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用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建立健全农田水利基本制度和长效机制，为农田水利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对农业节水、灌溉排涝、农业灌溉水源和灌排工程设施保护等作了原则规定，但难以满足引导规范保障农田水利发展的需要。条例是新中国关于农田水利的第一部行政法规，是一项开创性和填补空白的立法，是水法规体系中具有支架作用的重要法规。条例明确了农田水利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政府责任，建立了农田水利规划制度，强化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完善了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维护机制，规范了农田灌溉与排水管理，规定了保障扶持措施和法律责任。条例充分体现新发展理念和新时期水利工作方针，立足于促发展和保民生，其颁布实施，在农田水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切实推动农田水利事业全面步入法治轨道、从根本上扭转农田水利建设明显滞后的局面必将发挥重要的保障作用。
2、 科学规划是农田水利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例对科学规划作了哪些规定?
当前，涉及农田水利建设的部门较多，这对充分发挥各方面作用、支持农田水利发展是有利的，但要注意避免各有关部门按条块体制多头管理、工程建设投入分散、重复建设、资金使用效率低等问题。为此，条例把“科学规划”作为发展农田水利的一项基本原则，明确农田水利规划的法律地位，增强规划的约束力，并着重建立了规划统筹机制，作了以下具体规定：一是明确农田水利规划由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编制，征求同级有关部门意见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或者授权的部门批准;二是规定编制农田水利规划应当统筹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水土资源供需平衡、农业生产需求、灌溉排水发展需求、环境保护等因素，并广泛征求基层组织和农民的意见;三是强调经批准的农田水利规划是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的依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实施;四是规定编制土地整治、农业综合开发等规划涉及农田水利的，应当与农田水利规划相衔接;五是要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农田水利规划组织制定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年度实施计划，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安排的与农田水利有关的各类工程建设项目。
3、为了解决农田水利领域的“重建轻管”问题，条例对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维护与管理作了哪些规定?
我国农田水利基础薄弱，许多地方建设任务重，投入需求大，工程管护经费不足。多年来，各方面反映农田水利“重建轻管”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存在“有人用、无人管”现象。为解决这些问题，条例把“建管并重”作为发展农田水利的一项重要原则，并作了以下具体规定：一是明确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农田水利管理中的责任，为强化农田水利管理提供了组织保障;二是区分不同情况规定了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维护主体，建立健全运行维护制度，明确运行维护责任;三是建立运行维护经费合理负担机制，要求工程所有权人落实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维护经费，保障运行维护工作正常进行;四是强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农田水利工程所有权人对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维护工作的监督;五是规定危害农田水利工程设施的禁止行为，明确因开发建设占用农业灌溉水源、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应当经过同意并予以补偿;六是建立健全基层水利服务体系，为农田水利管理提供技术指导与服务。
4、农业是用水大户，为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节水优先”方针，条例对农业节水作了哪些规定?
农田灌溉用水在各类用水中占有较大比重，农业节水发展相对滞后，无序用水、大水漫灌、计量设施不完善等情况在一些地区比较突出，用水管理是农田水利的重要环节。为加强用水管理，促进节约用水，条例在总则中将节约用水作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经营和运行维护中的一项重要义务。同时，作了以下具体规定：一是规定农田灌溉用水实行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相结合的制度，各地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并公布农作物灌溉用水定额;二是明确农田灌溉用水应当合理确定水价，实行有偿使用、计量收费，通过市场机制和水价政策促进农业节水;三是在灌区范围内实行计划用水，灌区管理单位应当根据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年度取用水计划，制定灌区内用水计划和调度方案，与用水户签订用水协议;四是规定加强对农田灌溉用水的水质监测，控制和合理利用农田排水，防止农业面源污染;五是鼓励推广应用节水灌溉技术和措施，要求根据水资源条件规划建设商品粮、棉、油、菜等农业生产基地。
5、投入不足是制约农田水利发展的突出问题，为了做到“两手发力”，条例对鼓励民间投资作了哪些规定?
农田水利是公益性事业，要切实发挥政府主导和财政的主渠道作用，同时也要按照中央要求和农田水利发展实际，不断拓宽投资渠道，特别是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农田水利建设与经营。为此，条例作了以下具体规定：一是规定国家鼓励和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农民和其他社会力量进行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经营和运行维护，依法保护农田水利工程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二是明确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实行政府投入和社会力量投入相结合的方式，将社会力量投入作为农田水利投入的重要渠道。三是强调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公布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相关信息，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支持社会力量通过提供灌溉服务、收取供水水费等方式，开展农田水利工程经营活动，保障其合理经营收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为社会力量参与建设、经营农田水利工程提供指导和技术支持。四是从补助、信贷、用电、培训等方面对社会力量参与农田水利建设与经营给予扶持。
6、条例将于20xx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为保证条例的各项规定落到实处，将采取哪些措施?
条例的颁布实施，将开启农田水利工作新纪元。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切实抓好条例的贯彻落实工作，以此为契机，促进农田水利再上新台阶。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加强学习，深刻领会。通过多种形式的学习和培训，充分认识条例制定和实施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条例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制度，切实提高依法推进农田水利事业的能力和水平。二是面向社会，加强宣传。采取通俗易懂、灵活多样的方式，面向社会开展广泛深入的宣传，要让社会各界、相关行业都了解和遵守条例，为条例的有效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三是加大力度，确保落实。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把条例的贯彻实施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水利工作的一件大事，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按照条例的规定组织开展各项制度和措施的贯彻落实工作。同时，抓紧制定条例的配套法规和政策措施，有条件的地方加快推进农田水利专门立法。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田水利投入不断加大，建设任务十分繁重，但目前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推动工作，管理基础较为薄弱，建设投入、规划统筹、运行维护、用水管理等制度不够健全，立法缺位的问题在一定程度制约了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长效机制的形成。因此，全面总结多年来农田水利工作实践经验和地方立法经验，研究制定《农田水利条例》，把中央关于大兴农田水利的方针政策和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用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建立健全农田水利基本制度和长效机制，为农田水利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
农民合作社条例篇5
（一）农业立法不断加强、成效显著，农业领域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法律、行政法规。建国以来，我国农业领域同其他领域一样，经历了革命战争时期主要依靠党的政策办事逐步向既依靠政策、又依靠法律办事转变的过程。我国农业领域的立法工作，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下两个时期：
1.以政策调整为主、法律调整为辅的时期（建国以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个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建国以后到""开始之前。这一阶段，由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农业问题所处的重要地位，加上三大改造任务较重，国家政权需要进一步巩固，农业法制建设虽然也有起伏，但总体来看，特别是建国初期，党和国家还是比较注意运用法律手段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建国初期，为了解决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创建和巩固各级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党和国家对法制建设是高度重视的。当时的立法重点首先是制定有关国家机构的基本法律以创建和巩固人民政权；在农业法制建设方面，又侧重于变革、调整生产关系的立法。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保护农民的经济利益和私有财产、保护农民已得的土地所有权、实现耕者有其田以及恢复和发展农林渔牧业生产等作了明确规定。为了保证这场翻天覆地的农村生产关系的大变革能够有步聚、有规则、有秩序地进行，中央人民政府在新解放区全面展开之前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1950年6月），从而在两年多时间里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了，把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改革为农民个人所有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第八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国家指导和帮助个体农民增加生产，并鼓励他们根据自愿的原则组织生产合作、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为了把中焕发出来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组织起来，增强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1953年中共中央了"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建议"，到了1955年夏秋，全国性的农业合作化出现高潮。为了正确引导合作化运动，进一步改革农业生产关系，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于1956年3月、1956年6月制定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在这两部章程中，都规定了自愿互利、退社自由、民主办社的原则和制度，因此，在合作化前期，农业得到了比较平稳的发展。但到了合作化后期，章程中的这些制度和原则受到了破坏，特别是1958年在全国推行的大规模的化运动，严重破坏了农村生产力，造成粮食大幅减产，农民生活严重困难，国民经济被迫调整。为了纠正"一平二调三整顿"的"共产风"，党中央于1961年3月制定了《农村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工作六十条"），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农村工作六十条"虽然没有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法律，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为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保障和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阶段，""时期。这一阶段，整个法制建设遭到破坏，农业法制建设也不例外，农业领域几乎没有制定过新的法律、法令。
这个时期农业领域的法律、法令，经过清理，现行有效的已经不多，主要是：农业税条例、屠宰税暂行条例等。
这一时期农业领域立法的主要特点是：前期比较重视，农业立法的针对性比较强，注重解决当时存在的实际问题，不拘泥于法律的结构要求和完整性；法律语言比较通俗易懂，但形式、章节体例等不太规范；基本上没有设定法律责任，法律的贯彻实施主要是依靠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信。后期受到严重破坏，农业法制建设停滞不前，农业管理主要依靠政策、行政命令和指令性计划进行。
2.既依靠政策调整、又依靠法律调整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农业的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80年代，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重点是稳定和和逐步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并以此为基础逐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农村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1985年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发［1985］1号)，提出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1.987年中央下发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通知，提出了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以及对个体经济和私人企业的方针。进入90年代以后，党和国家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通过政策手段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突出抓好粮棉生产和"菜篮子"工程，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业投入，推进科教兴农战略，保障和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到了90年代后期，为了适应我国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的新形势，党中央及时作出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要判断，提出新阶段发展农业与农村经济，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由过去主要追求产量增长转到在保持总量平衡的基础上，更加突出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全面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因此，中央在部署2000年农村工作时，进一步作出了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重大决策，并对结构调整的内涵作了深刻的论述。2001年中央更加明确地提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把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基本目标。今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购买力水平，是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
在依靠政策调整的同时，党和国家还十分注重运用法律手段来保障和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就农业立法而言，截止2002年3月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19件，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62件(现行有效)。可以说，我国农业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框架已经基本形成。主要是： (1)为保障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维护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制定了农业法；
(2)为加强农业资源和环境保护，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制定了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水法、水土保持法、水污染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防沙治沙法等法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草原防火条例、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野生植物保护条例、森林采伐更新管理办法、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森林防火条例、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等行政法规；
(3)为促使农业科研成果和实用技术尽快应用于农业生产，促进农业的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制定了农业技术推广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
(4)为减少农业自然灾难，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制定了防洪法、气象法、动物防疫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等法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防汛条例、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等行政法规；
(5)为保护和合理利用种质资源、防治病虫害，制定了种子法、种畜禽管理条例、农药管理条例、兽药管理条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 (6)为规范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高农业组织化水平，制定了乡镇企业法、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 (7)为规范农产品流通和市场交易，制定了粮食收购条例、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粮食购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等行政法规；
(8)为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制定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
除这些规范农业领域的专门法律、行政法规外，还有54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100多件行政法规涉及农业、农村或者农民问题。如：民法通则、民族区域自治法、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执业医师法、节约能源法、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征收教育费附加暂行规定、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等行政法规。
总之，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农业领域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从总体上来看，这些法律、行政法规对规范、引导、保障和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农业行政执法不断加强，行政执法水平逐步提高 随着农业领域法律制度的不断建立、完善，农业领域的行政执法不断得到加强，农业行政执法水平逐步有所提高。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包括土地管理、森林保护、植物检疫、渔政管理、畜禽防疫检疫、种子管理、农机监理和农业环境保护等在内的农业行政执法体系，在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保障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进程的不断推进，各级涉农行政机关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完善行政执法程序，整顿行政执法队伍，逐步将行政执法本身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三)农业行政执法监督不断加强 各级涉农行政机关在自觉接受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行政复议等行政系统内部的层级级监督和政纪、审计、财政等专项监督。一些地方和部门还认真研究、积极探索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上级行政机关推动下级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推动行政机关合法、公开、公正、高效执法。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我国农业法制建设，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相比，同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客观要求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在立法方面，有些亟需的法律、行政法规还没有制定出来；有些法律、行政法规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比如，有些法律、行政法规带有计划经济的痕迹，体现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的原则不够，对农民权益保护、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服务不够；有些法律、行政法规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不能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有些规定针对性不强等。在行政执法方面，农业行政执法主体和执法行为不够规范，多头执法、多层执法，执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比较突出；有些行政执法部门"自费"执法，执法权力与利益挂钩，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执法犯法、徇私枉法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乡镇干部的法治观念还比较淡薄。同时，行政执法的监督机制也还不够健全。
二、对加强农业法制建设的几点认识和体会
我国的农业法制建设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里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结多年来、特别是最近几年的工作经验，在加强农业法制建设方面，我们有以下几点粗浅的认识和体会：
(一)农业法制建设在整个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这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我国人口多，耕地少，近13亿人口中有9亿多是农民，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这是最基本的国情。农业不仅为我们提供生存的必要条件，而且为工业提供主要原料。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状况关系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关系到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定。没有农业的发展和发达，就难以实现现代化，就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农业的发展固然离不开自然条件、技术条件、劳动力资源，但也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环境。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对促进农业发展、保障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只有加强农业法制建设，不断为农业的资金投入、科技投入和农产品的产、供、销、运等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才能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才能保障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二)农业法制建设要以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为中心
一是，农业法制建设要有利于促进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通过农业立法，进一步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制度，长期稳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税费改革；深化以市场取向为目标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发展农产品销售、储运、保鲜等产业，发挥各类中介组织的作用；理顺水资源管理体制，建立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提高用水效率。
二是，农业法制建设要尊重经济规律，有利于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确定合理的利益格局，改革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建立健全国家对农业的宏观调控机制。无论是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要素的配置，还是农业生产活动，都必须尊重经济规律，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本身存在着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农业生产活动和农业资源有其特殊性，农民这一弱势群体还没的成为成熟的市场主体。这就要求我们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加强对农业的宏观调控，充分发挥宏观调控机制的作用。农业领域立法只有充分尊重市场规律，保障市场机制在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要素的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并强化国家对农业的宏观调控力度，才能进一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确保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三是，要依法强化对农业的投入和扶持，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于农业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我国农业生产手段又比较落后，农民生产技术水平不高，从事农业的比较效益较差，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仍然是一个脆弱的产业；农民的经济实力较弱，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农民也必然是一个弱势群体，尤其是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将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面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作为弱质产业的农业和弱势群体的农民，更需要国家在世贸组织规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农业和农民的特别保护。
(三)农业法制建设要体现改革的精神，把体制创新摆在突出位置
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还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推进。改革也是革命，必然触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诸多领域深层次的矛盾，涉及错综复杂的权利和利益关系，在前进中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和矛盾是难免的。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越来越需要运用法律、法规推进整体的和配套的改革。就农业领域而言，影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体制问题。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农业法制建设、特别是农业立法要注意体现改革的精神，把体制创新摆在突出位置，突破影响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通过加强农业法制建设来规范、引导、促进和保障农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建立运转协调、灵活高效、政策透明、管理科学的农业管理体制，使农业行政管理职能切实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调整农业行政组织结构，实行精兵简政。要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调整职责权限，明确职能分分，相同或相近的职能交由同一个部门承担，克服政出多门、多头管理、多层管理的弊端。
(四)农业法制建设、特别是农业立法要体现党中央有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一系列重大决策
我国的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并以磅礴之势迅速推向全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认真总结20多年来农村改革积累的丰富经验，把党中央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法律化、制度化，对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自觉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进一步推动农村乃至全国的改革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要通过立法程序，把符合我国国情，符合广大农民的意愿，符合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党在农村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特别是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上升成为法律、法规，使农业、农村问题立法进程同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的进程相适应，以确保党的农村政策的长期性、稳定性，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保持农村的稳定，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从而进一步增强广大农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信心，提高党和政府在农村中的威信，从根本上保障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
(五)尊重客观规律，开源与节流并举，利用与保护并重，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促进和保障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生产具有不同于其他产业的特点，除了劳动力和生产工具外，自然要素是其必不可少的条件，生产意味着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意味着向自然界的索取，而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有些是不可再生的，有些虽然可以再生但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为了保证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利用最少的资源生产出最多的产品，就必须认真研究和正确处理农业生产中对自然要素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关系。这既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更是农业领域立法中应当高度重视的问题。我们只有正确处理好这个关系，实现农业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农业生产才能持续发展；反之，我们就可能受到大自然的惩罚。比如，长期形成的漫灌的农业灌溉方式，不仅浪费了大量水资源，而且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最终导致了水资源的短缺和土地盐碱化的加重；再如，由于管理不力，长期以来超载放牧、滥砍乱伐，导致了草场的退化和环境的恶化，最终使我们尝到了沙尘暴的恶果。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农业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和合理使用仅靠生产者自身是难以实现的，必须依靠国家的引导，有些必须依靠法律的强制。这就要求我们在设定基本的法律制度、措施时，不仅要考虑生产的需要、农民的利益，更要考虑这项制度、措施是否符合自然规律，是否符合自然要素自身的特点和要求；不仅要考虑到这项制度、措施在本行业的积极作用，还要考虑到它的确立和实施是否会对其他相关行业产生消极影响，把一项具体制度、措施放到整个农业领域、农村经济的大局乃至国民经济大局和农村社会稳定中去考虑。做到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害相较取其轻。
(六)善于运用政治的观点分析、解决"三农"问题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要把我国的的事情办好，必须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农民与农业、农村又是密不可分的，因此，说到底，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又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根本性问题。研究和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必须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以国家的根本利益为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大局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客观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农业的发展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村的稳定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农民的富裕关系到国家的富强。这就需要我们从全局的高度，通过建立健全有效的法律制度，积极稳妥地解决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稳定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并且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强化执法监督，努力为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三、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新任务，进一步加强农业法制建设需要研究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着许多新的形势和任务，主要是：国内农产品的生产相对过剩，粮棉等重要农产品均出现阶段性的供大于求；农产品价格大幅下跌，农民增收难度大；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业布局不合理；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小，科技含量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不高；除园艺、水产品和部分畜产品外，主要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弱。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农业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外国农产品大量涌入，直接影响国内农产品的生产和价格，供大于求的矛盾将会更加突出；原有优势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出口难度会增大；农民增收将进一步放缓，农村劳动力就业将受到一定的影响。
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总的来说是有利有弊，利弊共存，既有机遇，又是挑战。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关键是要正视现实，抓住机遇，以积极的态度迎接挑战。我们考虑，就农业法制建设来说，应当根据"趋利避害、减少冲击、善用权利、扩大出口"的总体思路，充分反映世贸组织规则确立的基本原则，建立一套既有利于保护和支持农业发展，又有利于促进农业市场化公平竞争的农业法律制度。既要注重农业实体方面的立法，更要注重农业程序方面的立法；既要注重农业资源保护和农业生产安全方面的立法，更应注重有关市场主体、农业支持与保护、农产品贸易和农业利用外资等方面的立法；既要履行世贸组织规则，又要灵活、综合地用足用好世贸组织规则以及其中的例外条款，把农业发展与扩大农产品出口、增收农民收入、实现农村稳定结合起来。具体来说，需要研究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充分利用世贸组织规则，进一步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建立和完善我国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强化市场体系建设，尽快建立适应加入世贸组织新形势的农村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一是，通过法律手段进一步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积极应对入世挑战的根本性措施。通过农业区域布局调整，优化资源配置，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构建有一定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带；通过农产品结构调整，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水平，切实提高我国农产品的质量竞争力；通过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通过农村就业结构调整，加快转移农村劳动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今后，农业法制建设就要体现新形势下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要求和目标，促进和保障这一战略性调整的顺利进行，从而使我国农业发展达到一个新水平，整个农村经济形成一个新局面。
二是，建立健全我国农业支持和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一方面，要利用《农业协议》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健全农业保护措施立法。同时，要利用《农业协议》例外条款，健全农业间接保护措施立法。主要是：(1)建立健全援助贫困地区的法制制度。利用世贸组织规则中的"绿箱政策"实现政府对贫困地区援助计划下的合法支付，进一步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援助力度，促进贫困地区尽快脱贫致富。当前，我们面临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加强对西部大开发立法工作的研究，通过立法为西部大开发创造良好的投资和发展环境。(2)建立健全农业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重点加强面源污染的控制、改善农产品生产环境，通过实现政府在环境计划下的支付，达到为农业提供多种支持的目的。(3)建立健全农业灾害救济方面的立法。通过对自然灾害的救济支付，保障农业生产者的最低利益。(4)完善农业投入方面的法律制度。要加强农业设施建设方面的立法研究，加大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利用世贸组织规则中的"绿箱政策"，"黄箱政策"和"微量允许标准"条款，建立健全农业投资援助和补贴方面的立法，通过对农业结构性缺陷的支付补偿，为农业生产者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服务，特别是要重点研究改革农业补贴的方式、环节、对象，将原来流通环节的补贴，重点转移用于生产环节，并补贴给农业生产者。(5)加强农业保险方面的立法研究，通过政府支持，降低农业生产风险，保障农民收入。同时，还要抓紧完善农产品进出口管理、农产品质量标准、动植物检疫、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等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
三是，通过法律手段规范和培育农产品市场主体，强化市场体系建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在坚持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不动摇的前提下，不断探索新的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培育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生产、经营主体，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规模经营；加强农业合作社方面的立法研究，通过政府对合作社提供的合法补贴，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尽快研究制定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引导、鼓励和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提高农民在市场竞争中的组织化程度；注重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市场主体的培育，鼓励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到国外创办农业企业；建设重点小城镇，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促进农民就业；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扶持龙头企业、专业组织和市场中介组织等市场主体，实现农业的规模效益；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尽快形成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建立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业竞争能力。
四是，通过法律手段促进建立适应加入世贸组织新形势的农村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通过法律手段促进和保障以粮棉为重点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流通市场；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修改和制定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通过法律手段促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改善信贷服务，鼓励投资农业。注意加快改进和完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改变农业保障水平低、保险索赔难的状况，切实保障和支持农业发展；通过法律手段保障和促进农业技术推广体制改革，消除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推广应用农业先进适用技术，为农业生产者提供优质的技术服务，降低农产品生产和流通成本. (二)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切实贯穿于农业法制建设中，重视生态保护和环境建设
自然资源是最重要的农业秤要素。农业领域的许多立法项目涉及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问题，有些立法本身即属于典型的自然资源立法，如森林法、草原法、水法、水土保持法、野生动物法等。现行农业领域的一些资源立法由于受立法时认识的局限，未能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1992年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要求人类在利用环境和资源的过程中认真协调好社会、经济和生态等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这是人类认识和发展战略的一个重大转折。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问题，专门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和有关的行动方案，并明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在相关的立法中引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市场机制要求的法律调整手段，突出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协调与统一。但是，如何在农业法制建设中全面体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三)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在农业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我国现行农业领域的法律、行政法规，许多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制定的。由于当时，改革还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转变、并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这些法律、行政法规必然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色彩，比如：以行政权力配置资源，忽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导致自然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注重对资源的一般性管理，而对资源的资产性管理重视不够，导致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得不到真实的体现，使资源性资产长期处于粗放利用的状态，浪费比较严重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高度重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实行自然资源的有偿使用，显化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建立自然资源使用权流转制度，充分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农业法制建设如何全面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以及如何强化政府对农业的干预和宏观调控，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协调和统一，需要我们进一步认真研究。比如，如何使农业承包成为合理配置农业生产力和生产要素的重要手段，以促进农业生产要素流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如何实行水资源的有偿使用，充分发挥取水权转让在合理配置水资源中的积极作用；如何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完善投入机制和补贴方式；如何提高农民在市场竞争中的组织化程度等，需要在将来的农业立法中认真处理、逐步完善。
(四)应对科技发展所引发的新的法律问题，运用法律手段引导和规范农业科技进步
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特别是信息和生物技术所引发的高科技革命，给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法律问题。法律在为科技进步创造良好环境的同时，应当积极引导和规范科技的发展。农业科技要发展，法律保障必不可少。当前，在农业立法领域，迫切需要高度重视并抓紧研究科技发展给农业带来的影响，特别是负面的影响。兴利除弊，因势利导。既要利用最新的农业科技成果造福人类，又要避免其对环境和人类可能产生的危害或潜在的危害。建立、健全促进和规范农业科技发展的法律制度和措施。在农业科技领域，农业生物技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特别是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出现，使生物体遗传性状发生了重大改变，为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变革，也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可能对人类健康以及生态环境带来一定的危害。这已引起科学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并直接影响到生物技术的向前发展和广泛应用。建立生物技术安全管理法规以及科学、合理的安全评估体系和防范措施，成为世界各国生物技术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课题。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方面的行政法规和配套规章，建立了安全评价、进出口管理和标识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和措施。但是，如何进一步落实好这些制度和措施，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五)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加快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加入世贸组织对农业的挑战，从根本上讲都与农业管理体制有关。农业对外开放实际上是我国农业进行以市场取向为改革目标的继续和延伸。应对农业加入世贸组织，必须加快农业管理体制的改革，为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创造必要的体制条件。要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转变农业行政管理职能，从过去的农业生产管理，向提高农业生产的竞争力转变，从计划管理和行政干预转变为提供"绿箱"公共物品服务，从过去的单一产量目标，向增加农民收入、质量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重多目标转变，从过去的农业政策管理，向农村发展综合规划转变，强化政府在农业领域的统筹协调与宏观调控职能，减少对农业经济事务的行政性审批，做到政企分开。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理顺农业领域的行政执法体制，合理配置行政执法权，防止多头执法、多层执法，提高农业领域的行政执法效率。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收支两条线管理和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的规定，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六)研究、借鉴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世贸组织成员运用法律手段调整和支持农业的成功经验，完善我国农业法制
世贸组织成员、特别是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成员在运用法律手段调整和支持农业方面有一些比较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参考、借鉴。一是，通过严密的法律制度和措施来干预、支持和保护国内农业，实施对农业的宏观调控。例如，美国在罗斯福新政时期就制定《农业调整法》，通过立法并在法律的框架内强化政府对农业的干预。在美国，不管民主、共和两党谁来执政，法律始终是政府干预农业的重要手段。1996年的《美国联邦农业发展和改革法》，就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支持和保护法案。该法案通过无追索权贷款和农产品销售贷款确立了农产品销售保护价制度；通过制定促进农产品出口计划、潜在市场开发计划以及市场发展计划等贷款或援助形式帮助本国农产品提高国际竞争力。二是，在法律的框架下，对农业政策进行调整，从法律上明确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例如，1998年的《欧盟2000年议程》，通过将价格支持补贴转为对贫瘠低产地区农业发展、环境保护和市场营销的支持来保护成员国的利益。韩国的《世贸组织履行特别法》规定对受加入世贸组织影响的农民进行补贴。三是，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宏观调控和强化执法等实施对农业的干预。例如，在美国任何组织一旦发展到足以实施行业垄断或者价格垄断的时候，司法机关就会以"反垄断法"为由，强制将其分解或者责令其退出，但只有农业合作社是个例外。也就是说，农业合作社在规模和市场价格的形成方面不受"反垄断法"的限制。四是，利用世贸组织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本国农民和农业经济组织的合法利益，促进了整个国内农业经济的良性循环。印度诉美国、欧盟对大米、海产品进行不正当限制案件就是利用世贸组织规则解决贸易争端的著名案例。
以上是我们在工作中的一点粗浅认识和体会，不妥之处，欢迎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附件
截止2002年3月底，在农业领域，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通过的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共19件，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62件（现行有效）。具体情况是：
1.在种植业、养殖业、动植物检疫、农业环保、农业科技、乡镇企业和农村合作经济方面，制定法律10件、行政法规24件。主要有：农业法（1993年7月2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农业技术推广法（1993年7月2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种子法（2000年7月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土地管理法（1986年6月25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根据1988年12月29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修正，1998年8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修订通过）、草原法（1985年6月18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渔业法（1986年1月20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根据2000年10月31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决定》修正）、乡镇企业法（1996年10月29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动物防疫法（1997年7月3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1991年10月30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野生动物保护法（1988年11月8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1979年2月10日国务院）、兽药管理条例（1987年5月21日国务院，2001年11月29日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兽药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公布）、渔业法实施细则（1987年10月14日国务院批准，1987年10月20日农牧渔业部）、土地复垦规定（1988年11月8日国务院）、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办法（1988年10月9日国务院批准，1988年10月31日农业部、财政部、国家物价局令第一号）、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1989年7月3日国务院）、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1990年6月3日国务院）、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1991年12月7日国务院）、植物检疫条例（1983年1月3日国务院，1992年5月13日根据《院务院关于修改＜植物检疫条例＞的决定》修订)、农业化学物质产品行政保护条例（1992年12月25日国务院批准，1992年12月26日化学工业部）、草原防火条例（1993年10月5日国务院）、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1993年9月17日国务院批准，1993年10月5日农业部令第一号）、种畜禽管理条例（1994年4月15日国务院）、基本农田保护条例（1994年8月18日国务院，1998年12月27日国务院重新公布）、乡镇煤矿管理条例（1994年12月20日国务院）、野生植物保护条例（1996年9月30日国务院）、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1996年12月2日国务院）、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1997年3月20日国务院）、农药管理条例（1997年5月8日国务院，2001年11月29日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农药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粮食收购条例（1998年6月6日国务院）、粮食购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1998年8月5日国务院）、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1年1月4日国务院，1998年12月27日国务院重新)、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1999年5月29日国务院，2001年11月29日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01年5月23日国务院公布）等。
2.在林业方面，制定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6件（其中3件属重复统计）、行政法规14件（其中3件属重复统计）。主要有：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1981年12月13日）、森林法（1979年2月23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原则通过试行，1984年9月20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根据1998年4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决定》修正）、野生动物保护法（属重复统计）、种子法（属重复统计）、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属重复统计）防沙治沙法（2001年8月31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1982年2月27日国务院）、军队营区植树造林与林木管理办法（1982年12月20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1985年6月21日国务院批准，1985年7月6日林业部）、森林采伐更新管理办法（1987年8月25日国务院批准，1987年9月10日林业部）、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1987年10月30日国务院）森林防火条例（1988年1月16日国务院）、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1989年12月18日国务院）、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1992年2月12日国务院批准，1992年3月1日林业部）、城市绿化条例（1992年6月22日国务院）、植物检疫条例（属重复统计），自然保护区条例（1994年10月9日国务院）、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属重复统计）、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属重复统计）、森林法实施条例（2000年1月29日国务院）等。
3.在水利方面，制定法律4件、行政法规19件。主要有：水法（1988年1月21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水土保持法（1991年6月29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防洪法（1997年8月29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水污染防治法（1984年5月11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根据1996年5月15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决定》修正）、水利工程水费核订、计收和管理办法（1985年7月22日国务院）、航道管理条例（1987年8月22日国务院）、河道管理条例（1988年6月10日国务院）、开发建设晋陕蒙接壤地区水土保持规定（1988年9月1日国务院批准，1988年10月1日国家计划委员会、水利部令第一号）、关于蓄滞洪区安全与建设指导纲要（1988年10月27国务院批转，水利部）、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1988年11月30日国务院批准，1988年12月20日建设部令第一号）、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1991年3月22日国务院）、防汛条例（1991年7月2日国务院）、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1991年2月15日国务院）、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1993年8月1日国务院）、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1993年8月1日国务院）、城市供水条例（1994年7月19日国务院）、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1995年8月8日国务院）、水利建设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暂行办法（1997年2月25日国务院印发）、水污染防治实施细则（1989年7月12日国务院批准，1989年7月12日国家环境保护局令第一号，2000年3月20日国务院重新）、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2000年5月27日国务院）、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2001年10月25日国务院）、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1993年8月19日国务院，2001年2月21日修订公布）、军用饮食供应站供水站管理办法（1989年10月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1989年11月17日民政部、总后勤部令第一号）等。
4.在气象方面，制定法律1件、行政法规1件。即气象法（1999年10月31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人人影响天气管理条例（2002年3月19日国务院公布）。
农民合作社条例篇6
[ 关键词 ] 农业保险； 社会保险； 商业保险。
近年来，农业保险相关问题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中共中央连续六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对发展农业保险作出部署，国务院也早已将农业保险立法工作列入规划①。这一方面表明党和政府对此问题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许可以反映农业保险立法工作遇到了一定的障碍，因而迫切需要我们再度审视农业保险基本理论问题，为尽早克服立法障碍，完成立法规划而努力。本文以现行法律为基础，以公、私法区分为视角，分别从农业保险的概念、运行和立法三个方面，讨论农业保险的基本问题。
一、“农业保险”的含义。
在学界关于农业保险的定义中，典型的表述为：“农业保险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 即保险人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 对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经济保障的一种保险。”[ 1 ]（P236）或农业保险指“以长期和收获期的农作物、经济作物、禽畜和水产养殖动物为保险标的，在保险标的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损害时，由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保险”[ 2 ] （ P2 ），或“适用于农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和林业的保险”[ 3 ] （ P12 ）。可以看出，上述定义均采用“属加种差”的定义方式——— 农业保险被定义为“农业生产领域的保险”。单从概念定义的角度看，如此定义农业保险尚无问题，但从立法角度看，将指代如此含义 的“农业保险”一词作为一个法律术语使用于法律文本，则未必恰当。
我国《保险法》（2009 年） 第186 条第 1 款规定： “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②立该法条的目的无外乎两个，一是宣示国家对发展“农业保险”的责任，二是厘清“农业保险”与保险法的关系。但现实是，一方面，我国至今没有任何法律、行政法规对农业保险作出“另行”规定； 另一方面，“农业保险”不但存在，且在政府的鼓励、支持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农业保险市场。[ 3 ] （ P114 ）这种状况难免让人产生法律适用上的疑问——— 该法条既然明确规定 “农业保险”应“另行规定”，自然应得出“农业保险”不受《保险法》规制，也不受《保险法》确立的主管机关管理的结论。但事实上，我国目前正在试点开办的“农业保险”却确实应受《保险法》规制，并实际由保监会监管。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并不是实务运作藐视或违反立法，而是由于相关概念的混淆和立法技术的粗疏。
实际上，“保险”一词本身并不是一个严谨统一的法律术语。保险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别，狭义的保险指的是商业保险，广义的保险除商业保险外，还包括社会保险。[ 4 ] （ P19 ）商业保险受保险合同法的规制，当事人之间产生私法上的关系； 社会保险一般受专门立法的规制，当事人之间通常产生公法上的关系。只是由于商业保险一枝独秀，以至于人们一般将“保险”与“商业保险”等同。
此外，我国商业保险采取的是合并的立法体例，即将商业保险合同法与商业保险组织法同时规定于一部法律中，并命名为“保险法”。相比单独制定保险合同法和保险业法的立法体例，这种统一的立法体例通常会进一步掩盖保险、商业保险、社会保险等几个相似概念的差异，尤其是容易使人误认为《保险法》是规范一切保险的法律，进而造成法律适用上的偏差。
农业保险虽特指农业生产领域的保险，但其既然名为保险，自然在逻辑和现实上都会面临上述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的价值，政府往往基于特别的政策考量，对农业保险采取异于一般商业保险的模式，故保险、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概念混淆的问题，在农业生产领域保险制度中有被放大的可能。
无论我国采取何种模式，在逻辑上农业保险都可以被区分为农业社会保险和商业性农业保险，③前者当事人间属于公法关系，后者属于私法关系。因此，我国《保险法》第 186 条第 1 款中所谓需要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的“农业保险”，实质仅指产生公法关系的农业社会保险。其需要“另行规定”的原因，在于农业社会保险属于公法关系，依据依法行政的原则必须有特别的法律渊源，不能适用作为私法的《保险法》、《合同法》，[ 5 ]而正在我国如火如荼试点和开展的各种所谓的农业保险，实质均属于商业性农业保险，其产生私法关系且不受《保险法》第 186 条第 1 款的制约。据此，上述《保险法》中看似矛盾的现象，便通过对法律文本的限缩解释得到了解决。
区分“农业保险”、“商业性农业保险”、“农业社会保险”这几组概念，我们还必须分析我国《农业法》中的有关条文。《农业法》（2002 年） 第46 条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国家逐步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和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建立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互助合作保险组织，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加农业保险。”其第 1 款宣示国家对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负有义务，第 2 款区分了“政策性农业保险”与“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的农业保险”，并赋予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在农业保险中的合法地位，第 3 款明确规定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
与 1993 年《农业法》第 31 条相比，该条文修改的幅度虽然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条文第 2 款中首次出现了“政策性农业保险”、“互助合作保险”以及“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的农业保险”等表述。而对于这里所谓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与“互助合作保险”以及“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的农业保险”的关系问题，理论上存在较大的分歧。有人认为，从法条的文义及立法沿革看，“政策性农业保险”与“互助合作保险”以及“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的农业保险”并没有交集，前者属于社会保险，产生公法关系，后两者属于商业保险，产生私法关系。还有人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既包括农业社会保险，又包括政府扶持的“互助合作保险”以及“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的农业保险”。
我们认为，上述第一种解释显然更符合法条文本本身的表述，④但是，由于当前的农业保险立法和理论研究基本接纳了第二种解释，⑤为了避免立法和研究出现不必要的概念混乱，我们应便宜行事接纳第二种解释。至于第三种解释，因其在与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杂糅之后，更易让人混淆公私法关系，故而不可采。
我们应该认识到，虽然可以通过对法条限缩解释调和实务与法律的矛盾，但法条文本本身存在的争议并不会消失，今后仍可能随着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或创新而重新浮起甚至放大。但遗憾的是，当前有关农业保险的研究往往都忽视了这一点。[ 6 ]事实上，从比较法上观察，各国都极为重视农业保险基本概念的问题，例如，日本于 1947年将其《农业保险法》与《家畜保险法》合并，制定了新的《农业灾害补偿法》
[ 7 ] （ P11 ）。虽然该法所规定的补偿制度，实际上仍是不折不扣地以保险基本原理为基础，[ 8 ] （ P776 ）但为了彻底区分于商业保险，避免概念和法律适用上的争议，日本立法完全摒弃使用“保险”一词。虽然在具体立法技术上各国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但这种主动避免法律适用争议的意识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二、农业保险的运行模式。
中国保监会曾提出五种发展农业保险的主要模式： 一是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由商业保险公司代办农业险； 二是在经营农业险基础较好的地区如上海、黑龙江等地，设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 三是设立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四是在地方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尝试设立由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 五是继续引进像法国安盟保险等具有农业险经营的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 9 ]分析可知，模式一、二、三、五均属于商业性农业保险，区别仅在于保险人分别是专业保险公司、外国保险公司或相互保险公司，模式四我们暂时将其归类于农业社会保险⑥。无论选取何种模式，实际上都逃脱不了农业社会保险和商业性农业保险，也即公法关系和私法关系的二元分类⑦。
我们首先考察农业社会保险模式。这种模式的农业保险既然属于社会保险的一种，自然产生公法关系，其优势在于直接由政府承保，保险的公益性特征明显。在我国，社会保险部门若能逐步开展农业社会保险，还有进一步促进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权利均等化的重大意义。目前，开办农业社会保险的障碍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建立全国范围的农业社会保险需要动员极大的社会资源，仅仅以必须设立专门机关一项而言，即可谓工程浩大，难度很大； 二是社会保险虽然收费低廉且不以盈利为目的，但为了在更大的范围分散风险，往往表现为强制保险。[ 8 ] （ P733 ）但就我国当前情况而言，如果采取强制保险，即便收费低廉，农民也未必认同，反而往往易被认为是“伤农”行为。正是基于这点考虑，《农业法》第 46 条第 3 款明确规定： 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加农业保险。但如果不采取强制保险，由于我国大多数农民并没有把农业生产风险列为其受威胁的主要风险，[ 10 ] （ P2、P75 ）故而不愿参加农业社会保险，参保人数越少则风险越难分散，保费就越难以逐步降低，如此恶性循环，高效、顺畅的农业社会保险制度恐怕永远难以建立起来。
实际上，我国早些年曾经错过了一次全面建立农业社会保险良机，若在逐步减少农业税税率时，将合适比例农业税税金调整为农业社会保险的保费，农业社会保险制度或许早已成功建立。而在当前农业生产不需缴纳任何税费的情况下，强制农民购买保险，必然会受到来自农民的强大阻力，这正是我国未来开办农业保险面临的最大障碍。
谈及商业性农业保险，不少人都将“赔付率高”作为其特点，[ 11 ]我们认为该观点在逻辑上存在问题。实践中并不存在任何以“赔付率高”为特点的保险，某种特定的保险如果在经营过程中，保险公司的统计表明赔付率过高，为了保持正常经营和合理的盈利，其自然会在下一阶段调整保费降低赔付率。其实，商业性农业保险的赔付率高，主要是因为保费较低，而保费低又源于农民支付能力的低下。农民购买商业性农业保险的积极性本来就不高，如果保险人因赔付率高而继续调高保费，必然更加无人问津。近年来，商业性农业保险虽然在保费政策性补贴制度下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在保费未提高的情况下，补贴的效果只是减少了农民一方的负担，并没有提高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并未改变赔付率持续居高不下的局面。因此，商业性农业保险的最大困境，是面临作为商事主体的保险公司的盈利目标与农民支付能力低下之间的矛盾。也正是这个原因，国外商业性农业保险取得成功的范例并不多见。 [ 8 ] （ P792 ）。
无论是建立农业社会保险还是发展商业性农业保险，在我国均面临较大的困难，其中又以建立农业社会保险为甚。保险贯彻“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理念，聚集集体的力量救济遇险的个人，因此，既不愿让农民交保险费又想开办农业保险，恐怕是保险制度不能承受之重。
其次，在论述开办农业保险的优势时，有些学者指出，开办农业保险可以节省政府救灾资金，[ 12 ] （ P2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同样值得商榷。开办农业保险目的是丰富化解农业风险的机制，并提高农业风险保障水平，从而改变传统救灾模式。仅能弥补农业生产者很少一部分的生产风险的状况。社会保险及社会救济均为社会保障的组成部分，在危难时获得政府救济乃是公民宪法上的权利。因此，农业生产者在遭受灾害接受救济的权利并不因开办农业保险而消灭。
未来我国若要开办农业社会保险，若无法实现修改法律强制参保，则只能在初期按照自愿保险的模式试点，并采取措施引导农民参与，逐步扩大参与规模，在更大范围分散风险并及时减低保费。而对于商业性农业保险，我们则应加大保费补贴力度，并对商业保险公司开办农业保险给予税收优惠和运营费用的补贴[ 13 ] （ P58 ）。无论是开办农业社会保险还是发展商业性农业保险，困难的最终解决，还要靠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农民支付能力的提高以及农业生产者风险防控意识的增强。
三、我国农业保险的立法路径。
在公私法区分的基础上，本文论述了农业保险相关概念和开办不同模式农业保险可能遇到的障碍后，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两类农业保险在立法上的总体规划。需强调的是，探讨两类不同性质农业保险立法的主要目的，在于科学确定两者于法律体系中的定位，并不意味着我国必须同时开办这两类保险。
对于农业社会保险而言，由于其创设公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基于依法行政的原则，如果政府决定开办，必须制定专门的“农业社会保险条例”。该法规应该明确此类保险的社会保险属性，并确立基本原则、主办机关、参保条件，同时还需规定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关系等问题。该项工作可以借鉴《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
对于商业性农业保险而言，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加紧制定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存在两方面令人担忧的问题： 第一，法规的主要内容仅包括政府对某些商业性农业保险的支持、补助等，法规条文主要表现为政策宣示，形式上并不具备完整法律规范的要素； 第二，忽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仍属于商业保险这一事实，在“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中重复作为普通法的《保险法》、《合同法》甚至《民法通则》已有的一般规定。
这样的立法除了能使我们拥有一部规范部分商业性农业保险的专门法律外，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同时，其忽视普通法与一般法的功能划分，给人以政府扶持的商业性农业保险 （即政策性农业保险） 是超脱商业保险之外的制度的错误印象，增大了法律冲突的风险，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我们认为，商业性农业保险领域亟须制定的法律，可以被称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基准条例”。换句话说，我们要制定的法律是公法性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管制法，而不是私法性质的商业性农业保险基本法。
商业性保险合同基本问题在《保险法》中早有规定，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商业保险的一种，自然应适用《保险法》的规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应该解决的是农业保险的特殊问题，其实质是基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准公共商品的属性[ 6 ]，基于农业需要特别扶持、农民需要特殊帮扶的社会政策考量所产生的在私法关系框架中对一方的特别保护。
其实，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立法与劳动合同的立法十分相似。以台湾地区的劳动“立法”为例，台湾地区“民法”中的雇佣合同确定了雇佣关系在私法上的基本问题，“劳动基准法”则确定了公法对雇佣合同的干预。与商业性农业保险立法略有不同的是，在保障程度不高的初期，政府只能支持商业性农业保险中的一部分，使之成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即“政策性农业保险基准条例”只规范部分商业性农业保险，而“劳动基准法”却约束所有的雇佣关系。我国在劳动立法的过程中，未采用单独制定法律性质属于公法的 “劳动基准法”的立法模式，而是制定了混杂公法私法内容的《劳动合同法》，以致关于劳动合同性质的无谓争议延绵至今，希望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立法中，我们能汲取该教训。
至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基准条例”的具体内容，我们认为至少应该包括：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定义、特别的准入条件、保费补贴制度、税收减免及经营补助、监管方面的特别规定等。
综上所述，无论是农业社会保险，还是政府扶持的商业性农业保险 （ 即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 ，均属公法的调整范畴。
四、结语。
在我国农业保险仍在试点、农业保险的模式仍在探索中的特殊背景下，农业保险一词的含义实际上是很不确定的。因此，为了避免法律适用上的争议，并为将来农业保险模式的创新预留一定的制度空间，我们反对将“农业保险”一词直接用于立法，而应按照产生公法关系抑或私法关系的不同，区分为农业社会保险和商业性农业保险分别处理。对于仍存争议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概念，我们也应基于当前通说，将其理解为政府扶持的商业性农业保险，以保证概念的统一。
无论是开办农业社会保险抑或完善商业性农业保险，我们都面临农民支付能力较低以及农业风险并不被农民视为生活首要风险的矛盾，这个矛盾只能在农业发展和转型中逐步解决。
加强农业保险立法，有利于规范农业保险的发展，开办农业社会保险，基于依法行政的原则，必须制定“农业社会保险条例”，确立主办机关、费率、参保条件、救济等基本法律问题。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不必重复《合同法》、《保险法》已规定的基本问题，而需制定“政策性农业保险基准条例”，确立政府对某些种类商业性农业保险的扶持、对农民保费补贴及对保险公司的特别监管等特殊问题。
无论开办农业社会保险还是发展商业性农业保险，均需由公法规制。当然，虽然社会保险产生的是公法关系，但该制度仍是以民法上的制度为基础构建的，[ 14 ]（P50）而研究“政策性农业保险基准条例”与《保险法》、《合同法》等一般私法的关系，也是私法学者跨公私法研究的好素材，因此，这个过程少不了私法学者的努力。
注释：
①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09年10月19日） ，其中指出： “（ 收到） 关于制定农业保险法的议案1件。国务院已将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列入2009年立法工作计划。”
②从法律沿革来看，该规定源于1995年《保险法》第149条。1995年《保险法》第149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在2002年我国修订《保险法》时，该条文变为第155条，内容没有任何改变。2009年我国再次修订《保险法》时，除了将该条前段后的逗号改为句号外，在文字上并没有其他修改。
③关于“农业社会保险”和“商业性农业保险”这组概念，笔者可谓思考良久，在“社会性农业保险”“农业生产社会保险”“商业农业保险”“农业生产商业保险”等词组中反复比对，才选定。选择的主要标准有两点： 一是表述简明、含义精准； 二是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④事实上，在保险法领域，不少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和学者都认为政策性保险与社会保险基本同义。
⑤国务院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立法工作，交给作为全国商业保险主管机关的保监会牵头办理，显然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属于商业保险的一种特例。即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是受到政府政策性扶持的那一部分“商业性农业保险”。
⑥但“五种模式”中所谓的由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究竟是何种组织形态，不仅让人产生疑惑，这种表述明显与《公司法》所规定的公司独立责任不符。此外，官方在将“政策性农业保险”等同于“政府扶持的商业性农业保险”后，又以其指代产生公法关系的社会保险，无疑是概念混乱的表现。
⑦农业保险可以是多层次的，即农业社会保险与商业性农业保险是可以并存的，至于并存模式下可能出现的跨公法、私法间的“超额保险”等复杂问题，本文暂且不论。
[ 参考文献 ]
[ 1 ] 覃有土。 保险法学 [ M ] .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
[ 2 ] 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 .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注释本[M ] .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9.
[ 3 ] Olivier Mahul， Charles J. Stutley. Government Sup-port to Agricultural Insurance: Challenges and Options for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World Bank. 2010.
[ 4 ] 温世扬 . 保险法 [ M ] .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7.
[ 5 ] Legislative Counsel Office. Agricultural insuranceAct（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省农业保险法草案） [DB /OL]. http :
/ /www. gov. pe. ca /law /regulations /pdf /A＆08 －2. pdf，2011 －06 －23.
[ 6 ] 何文强 . 论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法律监管[ J ] . 法学评论，2008， （ 3 ） .
[ 7 ] 吴树波 . 日本农业保险及其启示 [ J ] . 世界农业，2000， （ 12 ） .
[ 8 ] 袁宗蔚 . 保险学——— 危险与保险 [ M ] .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 9 ] 新华社 . 保监会提出五种模式办农业保险 [ J ] .
领导决策信息，2004， （ 2 ） .
[ 10 ] 张跃华 . 需求、福利与制度选择——— 中国农业保险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M ] .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 11 ] 沈诤，魏敬淼 . 农业保险立法问题研究 [ J ] . 行政与法，2009， （ 4 ） .
[ 12 ] 龙文军 . 谁来拯救农业保险——— 农业保险行为主体互动研究[M ] .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4.
[ 13 ] 庹国柱， 朱俊生 . 关于农业保险立法几个重要问题的探讨[J ] . 中国农村经济，2007， （ 2 ） .
[ 14 ] 谢怀繵 .
农民合作社条例篇7
关键词:五保制度;社会救助;公共财政;新农村
农村五保制度是一项面向农村孤寡老人、孤儿及残疾人的社会救助制度。古代《礼记》中就记载了“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思想和主张,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延续和发展了这种尊老爱幼、互助互济、扶助鳏寡孤独及伤残人士的优良传统。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坚持至今并较为规范化的一项社会救助制度,但其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一、五保制度的形成
自1953年以来,我国农村逐渐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最初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和初级农业合作社存在着不愿接纳贫困户入社的问题,农村中的孤寡老人生活困难。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了办大社的思想。1955年,他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指出:“一切合作社有责任帮助鳏寡孤独缺乏劳动能力的社员(应当吸收他们入社)和虽然有劳动能力但是生活上十分困难的社员,解决他们的困难。”同年7月我国农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办高级农业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高潮。农村高级合作社将鳏寡孤独和残疾人吸收入社,安排他们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利用集体组织的公积金、公益金帮助他们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发表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指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社内缺乏劳动力,生活无依靠的鳏寡孤独的农户和残废军人,应当在生产上和生活上给以适当的安排,做到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年)、保葬,使这些人的生养死葬都有指靠。”同年6月30日,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明确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缺乏劳动力或者完全丧失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在生产上和生活上给以适当的安排和照顾,保证他们的吃、穿和柴火的供应,保证年幼的受到教育和年老的死后安葬,使他们生养死葬都有依靠。”这两份文件是最早提出“五保”概念并赋予其规范含义的法规性文件。农村享受五保保障的对象被称为“五保户”。从此,五保供养作为一项制度载入了中国的史册,成为党和政府在广大农村地区长期执行的一项政策。
农业生产合作社安置五保户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一是对有一定劳动能力的五保对象,安排他们从事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并适当照顾工分。二是对丧失劳动能力的五保对象,按全社每个社员一年的平均劳动日数,补助给五保户。三是对年老体弱病残、日常生活自理有一定困难的人员,安排专人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四是按五保内容规定的吃、穿、烧、教等标准,计算出所需的款物数,从公益金中直接分给五保户现款和实物。据1958年统计,全国农村享受五保的有413万户、519万人。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一些地方开始试办敬老院,对五保对象实行集中供养。敬老院为五保户老年人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生活场所,从此我国对五保户的供养也形成了分散供养和集中供养两种方式。
二、五保制度的曲折发展
五保制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经历了许多曲折。1958年“”时期,许多地方不顾当地需要和自身经济实力,一哄而起,大办敬老院。据1958年底统计,全国办起敬老院15万所,收养300余万老人。但由于“”的失误和之后的三年自然灾害,许多公社无法负担敬老院的粮食和经费,敬老院难以坚持,陆续停办、散伙。1962年,全国敬老院仅存3万所,在院老人仅有55万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生产经营责任制,土地承包到个人。随着农村生产管理和分配组织形式的变革,村级集体组织可供支配的公益金越来越少,原来依托集体经济实施的五保供养制度显得力不从心,五保对象的生活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生活水平大幅度降低。
为了全面摸清五保对象供养的基本情况,进一步改进五保供养工作,从1982年底到1984年初,民政部组织开展了全国第一次五保普查。在普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主要有:一是供养落实不全面。如许多地方给五保户分完地之后,让其自耕或找人代耕。二是供养标准低。已经落实的五保户,有一部分供养标准偏低,生活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如每年给五保户的口粮很少,烧柴自己设法解决,生病无人照料,房屋破漏无人过问等。三是群众负担过重。一些老少边山等贫困地区,群众收入低,五保对象又多,群众负担过重。
为了使五保户的生活得到可靠的资金保障,1985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乡和村……供养五保户等事业的费用,原则上应当以税收或其他法定的收费办法来解决。在这一制度建立之前……实行收取公共事业统筹费的办法。”1991年12月,国务院颁布的《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规定,“村提留包括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其中“公益金,用于五保户供养、特别困难户补助、合作医疗保健以及其他集体福利事业”,“乡统筹费可以用于五保户供养”。
上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通知、条例以及各地的具体做法,为农村五保供养制度从政策层面上升为法律层面,从体制下由生产队或生产大队组织实施并主要依靠集体公益金运行的模式向主要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以村提留、乡统筹为其经费和实物来源的制度模式过渡奠定了制度基础。
三、五保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1994年1月,国务院颁布了《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该条例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五保供养工作的专门法规,它的颁布与实施标志着农村五保供养工作开始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主要表现在:一是确定五保对象有了法律依据。条例规定五保供养对象是指村民中符合下列条件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无法定扶养义务人,或者虽有法定扶养义务人,但是扶养义务人无扶养能力的;无劳动能力的;无生活来源的。二是五保供养的内容、标准有所增加和提高。体制下的五保内容是保吃、保穿、保烧、保教和保葬,新条例中五保供养的内容逐渐演变为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未成年人保教)五个方面。三是五保供养经费的筹集更有保障。以前五保供养款物的提取,主要从集体公益金中支出,来源于生产队或生产大队分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五保供养费用的筹集方式开始多样化,主要有村提留、乡镇统筹、亲属供养、代耕代养等多种形式。其中,乡镇统筹是五保供养中较好的一种形式,费用比较有保证。因此,从1985年起,这种形式在全国得到推广。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村税费改革的进行给五保供养工作带来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一是五保对象应保未保问题突出。截至2002年底,全国农村有将近一半的五保对象没有获得保障。二是五保供养标准降低。根据规定,五保供养的实际标准不应低于当地村民的一般生活水平,但是,许多地方公布的标准都很难兑现。三是全面落实五保内容难。调查结果显示,除了“保葬”外,其他“四保”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四是日常生活照料缺失。在执行过程中,五保供养逐渐演变为一项单纯的收人补助制度,五保对象的日常生活照料几乎被忽视。
导致农村五保供养问题的原因比较复杂,但主要在于五保供养经费没有保障。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仍然延续了计划经济时期的思路,把集体作为五保供养的责任主体。税费改革以前,五保经费主要从“三提五统”资金中解决。税费改革以后,农村五保供养经费放在农业正税20%的附加中支出。因为这个20%的附加税还要支出村组干部的工资和办公经费等,所以用于五保供养的部分往往被忽视和挤占。
2006年3月1日,新修订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正式施行。与1994年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相比,新条例的体系更加完整,内容更加丰富,措施更加可行,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实现了五保供养从农民集体内部的互助共济体制向国家财政供养为主,集体保障、土地保障和社会帮扶为辅的现代社会保障体制的历史性转变。新条例则明确五保供养由政府主导,供养资金在地方人民政府预算中安排,中央财政对财政困难地区的农村五保供养给予补助。二是创建了五保供养标准的自然增长机制。原来由乡镇政府制定供养标准不利于政策落实和地区间五保供养工作的均衡发展。新条例指出,供养标准可由省级人民政府制定,也可以由设区的市级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制定,但需报省级人民政府备案。同时规定,供养标准根据当地村民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适时调整。三是加强了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的建设与管理。新条例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建设纳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县级人民政府和乡镇政府应当提供必要的设备、管理资金并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应当经过必要的培训。四是明确了依法监督管理的措施办法。新条例明确了各级民政部门、财政部门、审计部门和乡镇政府监督管理五保供养工作的职责与措施;建立了社会公告制度,接受社会监督。
新条例把农村五保供养纳人到公共财政保障为主的新轨道,五保供养经费来源有了根本保障,大大推动了农村五保事业的发展。《200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底,全国农村得到五保供养的人数为529.4万户、553.4万人。全年各级财政共发放农村五保供养资金88.0亿元,比上年增长19.4%。农村五保集中供养171.8万人,年平均标准为2587.49元/人;农村五保分散供养381.6万人,年平均标准为1842.71元/人。农村五保对象的基本生活得到了较好的保障。
四、小结
农村五保供养工作在我国开展了50多年,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塑造了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五保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历程表明,以农村集体经济为经费来源的五保供养体制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以公共财政为保障的五保供养体制才是保障五保对象的长效之策。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即工业反哺农业阶段,国家适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决策,对切实增加对农业和农村投入,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村社会的和谐进步,以及五保供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均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A].文集(第6卷)[C].人民出版社,1999.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3、常明明.五十年来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变迁研究[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6(6).
4、宋士云.1956-1983年集体经济时代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初探[J].贵州社会科学,2007(9).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6、赵富才,宋士云.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五保供养制度模式变迁探析[J].齐鲁学刊,2009(5).
7、中国民政部.200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EB/OL].cws.mca.省略/article/tjbg/.
农民合作社条例篇8
浙江省实施《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办法全文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规范农村五保供养工作，保障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合法权益，根据《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的农村五保供养，是指依照本办法规定，在吃、穿、住、医、葬等方面给予符合条件的村民提供生活照顾和物质帮助。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的领导，将农村五保供养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统筹安排，协调发展，并加强对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的监督管理。
乡(镇)人民政府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农村五保供养工作。
第五条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乡(镇)人民政府开展农村五保供养工作。
第六条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为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和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提供捐助;鼓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工作人员开展为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志愿者服务。
第二章 供养对象、内容和形式
第七条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虽有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但是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
(二)无劳动能力的;
(三)无生活来源的。
第八条符合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条件的村民，应当按照《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向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申请的审核、审批程序按照《条例》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执行。
设区的市、县(市、区)民政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将符合条件的村民列入农村五保供养范围，建立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数据库，做到应保尽保;村民委员会应当根据自治章程明确的职责和村规民约，做好农村五保供养的相关工作。
农村五保供养对象不再符合供养条件或者死亡的，依照《条例》第八条的规定核销其供养证书。
第九条农村五保供养的具体内容按照《条例》第九条规定执行。
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应当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其个人缴费部分由人民政府承担，其医疗费用先按规定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中报销，不足部分全额由医疗救助资金解决。
第十条农村五保供养标准应当按照不低于所在县(市、区)上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0%确定。
设区的市农村五保供养标准，由设区的市民政部门会同财政、统计等部门拟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县(市、区)农村五保供养标准，由县(市、区)民政部门会同财政、统计等部门拟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经批准的农村五保供养标准，应当在每年3月底前上报省人民政府备案后公布执行。
第十一条农村五保供养实行集中供养为主、分散供养为辅的制度。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可以自行选择供养形式。
集中供养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由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提供供养服务;因特殊原因不愿或者不宜集中供养的，可以采取院户挂钩的办法，落实其供养服务和管理。
分散供养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可以由村民委员会或者其委托的村民提供照料，也可以由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提供有关供养服务。
第十二条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与村民委员会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签订供养服务协议。供养协议应当载明双方的权利义务、供养的内容和标准。
第十三条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将承包土地交由他人代耕的，收益归该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所有;实行集中供养的，其收益可以委托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管理。
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房屋等私人财产和承包土地的经营、使用、管理及其权益的处置，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村民委员会应当与农村五保供养对象依法签订有关协议;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死亡后，其私人财产及承包的土地按照协议的约定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三章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
第十四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的规划与建设，满足本行政区域农村五保集中供养的需求。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的建设选址，应当遵循交通便利，环境安全、卫生，有利于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生活和身心健康的原则。
县级人民政府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为其设立的农村五保供养机构提供必要的设备、资金，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
第十五条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是公益性的社会福利机构。
政府举办的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符合登记条件的，按照国家和省有关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的规定办理登记。
对企事业单位、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从事非营利服务的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符合登记条件的，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的规定办理登记。
第十六条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实行院长(主任)负责制。院长(主任)应当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品行良好，身体健康。以事业单位登记的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的院长(主任)由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委派或者聘任，并报县(市、区)民政部门备案。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工作人员应当爱岗敬业，身体健康，严格执行相关的规章制度。
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和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应当切实保障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
第十七条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应当遵循民主管理、文明办院、敬老养老的原则，建立健全管理制度。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应当成立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成员在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工作人员和全体供养对象中民主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成员中，供养对象所占比例不得少于二分之一。
管理委员会负责审议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重要事项，协助做好供养工作，检查、监督院长(主任)和工作人员的履职情况。
第十八条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在保证满足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条件下，可以向社会提供自费寄养服务，对要求自费寄养的在乡孤老优抚对象、革命三老人员、计划生育独生女儿户老年人等，应当给予优先优惠。
第十九条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应当维护供养对象的合法权益，不得歧视、侮辱、虐待或者遗弃供养对象，对侵害供养对象人身和财产权利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制止、举报。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应当鼓励供养对象参加有利于其身心健康的活动。
第二十条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的供养对象应当遵守相关的规章制度，爱护公物，文明礼貌，团结互助，和睦相处，自觉维护正常管理和生活秩序。
第二十一条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侵占、损坏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的土地、房屋、设备和其他财产，或者擅自改变土地、房屋、设备的用途;不得贪污、挪用、截留、私分农村五保供养资金。
第二十二条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为供养对象提供符合要求的供养服务，定期公布资金、物资使用和伙食标准、生产经营账目等情况，自觉接受供养对象、有关部门的监督。
第四章保障与监督管理
第二十三条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批准的农村五保供养标准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供养资金。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上级人民政府核定的供养标准安排供养资金。财政部门应当及时足额拨付农村五保供养资金。
有农村集体经营等收入的地方，可以从农村集体经营等收入中安排资金，用于补助和改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生活。
省人民政府每年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的资金，用于全省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和海岛地区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给予重点扶持。
第二十四条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可以组织开展以改善供养对象生活为目的农副业生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对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开展农副业生产给予必要的扶持。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的建设用地中，可以留有一定比例的土地开展农副业生产。
政府主办和特许经营的供水、供电、供气、通信、有线电视等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为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减免有关费用。
第二十五条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税收减免优惠政策。
社会组织和个人向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提供捐助，符合条件的，可以按照规定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扣除。
第二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有计划地组织开展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老年医学、服务技能等方面的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和服务水平。
第二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加强对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的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的管理制度，并负责督促实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审计、民政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村五保供养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八条农村五保供养待遇的申请条件、程序、民主评议情况以及农村五保供养的标准和资金使用情况等，应当向社会公告，接受社会监督。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有关法律、法规已有行政处罚、处分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条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侵犯供养对象的合法权益，歧视、侮辱、虐待或者遗弃供养对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给予通报批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三十一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村民委员会、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对供养对象提供的供养服务不符合要求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乡(镇)人民政府有权终止供养服务协议;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三十二条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根据需要和条件，当地政府可以采取政府采购的形式，向社会力量举办的养老机构购买农村五保供养服务，但其供养服务水平不得低于当地农村五保供养标准。
第三十四条本办法自20xx年 8月1日起施行。1996年10月25日省人民政府颁布的《浙江省农村五保供养工作实施细则》同时废止。
农村五保供养如何申请1、本人向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
2、村民委员会民主评议;
3、在本村范围内公告;
4、报送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
5、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20日内审核;
6、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报送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
7、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20日内作出审批决定;
8、颁发《农村五保供养证书》。
注：
《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第七条
享受农村五保供养待遇，应当由村民本人向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因年幼或者智力残疾无法表达意愿的，由村民小组或者其他村民代为提出申请。经村民委员会民主评议，对符合本条例第六条规定条件的，在本村范围内公告;无重大异议的，由村民委员会将评议意见和有关材料报送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
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评议意见之日起20日内提出审核意见，并将审核意见和有关材料报送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审核意见和有关材料之日起20日内作出审批决定。对批准给予农村五保供养待遇的，发给《农村五保供养证书》;对不符合条件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