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水北调可研报告范文

南水北调可研报告篇1

你办《关于报送〈*省廊坊市应急供水工程廊坊干渠防洪评价报告〉的函》（冀调水设〔*〕30号）收悉。我厅组织专家对你办提交的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编制的《*省廊坊市应急供水工程廊坊干渠防洪评价报告》（以下简称《评价报告》）进行了评审，并形成了评审意见。经研究，我厅基本同意专家评审意见，现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就有关问题批复如下：

一、*省廊坊市应急供水工程廊坊干渠（以下简称“廊坊干渠”）穿越大清河、永定河系的北拒马河南支（含规划北拒马河南支）、白沟河、牤牛河、永定河等河流和小清河分洪区、兰沟洼、永定河泛区等蓄滞洪区，为保证河道和干渠防洪安全，进行防洪评价是必要的。

二、同意廊坊干渠设计防洪标准50年一遇，校核防洪标准100年一遇。同意《评价报告》设计洪水分析方法及设计洪水成果。

三、同意廊坊干渠穿越上述河道、蓄滞洪区采用2条DN2400～DN2000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沟埋敷设方式。

四、同意《评价报告》穿越上述河流、蓄滞洪区的管道埋深、堤防护砌方式和规模的评价意见。考虑到白沟河、永定河系我省主要行洪河道，在防洪体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基本同意《评价报告》中对廊坊干渠穿越白沟河两堤及永定河南小埝、南前卫埝、北小埝、北大堤等主要堤防时，除增加埋深外，还要增加套管、防水板、截水环等措施，以确保堤防安全完整。

鉴于白沟河规划有堤防加固加高任务，因此廊坊干渠穿越该河两堤处堤防护砌前应按规划断面加固加高。穿越各河建筑物控制指标见下表。

五、为确保堤防开挖部分回填土与原堤衔接良好，堤段管沟应开蹬搭接回填，蹬高不得超过30厘米，边坡不得陡于1∶3。管沟回填应用原状土分层回填夯实，如需外运土回填时，土质含粘粒不小于原状土，以确保堤防填筑质量符合规范要求。

廊坊干渠穿越河流建筑物控制指标表

单位：米

建筑物名称位置长度管顶允许最小埋深护砌长度

规划北拒马河南支倒虹吸2082.6

北拒马河南支倒虹吸涿州西皋西南902.8750

白沟河倒虹吸涿州望海庄东南700主槽3.09

滩地2.1155

牤牛河倒虹吸固安蛮子营西北951.3945

永定河倒虹吸广阳区王玛村南116501.5/3.16/6.16/1.470

注：永定河管顶埋深依次为南小埝以南/南小埝～南前卫埝/主槽/北小埝以北。

六、堤防回填、护砌及加固加高工程初步设计由防洪评价编制单位负责编制，报我厅审查同意后方可办理开工手续。堤防回填、护砌及加固加高工程施工、监理均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水利施工、监理单位承担。

汛期禁止破堤施工。

南水北调可研报告篇2

在晚清发起的兴农运动中，人们在充分地认识引进国外优良畜种以提高畜牧生产能力的同时，牧草在发展畜牧业中的作用也被有识之士给以高度重视，因而在引进国外优良畜禽品种的同时，也伴随着国外优良牧草种子的引进，一些学者还从发展畜牧业的角度对草原和草地进行调查研究，对牧草进行栽培、选育、贮藏试验，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牧草科技发展的序幕，本文现对中国近代牧草方面科研活动作一综述。

一、近代对中国草原草地的调查研究

中国近代对草原草地的调查研究始自1840年前后。那时的调查活动主要从植物学，而不是从饲料学的角度来进行考察的。起初，一些欧洲人对中国北方的植被进行研究、调查，清末英美两国的植物学者对中国西南和的植物研究尤其着力（注：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农业出版社，1992年，第333—334页。）。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东北后，为了更好地利用东北的草地发展畜牧业，对东北和内蒙古进行了广泛详细的有关草地植物资源的综合调查（注：富象乾：《中国饲用植物研究史》，《内蒙古农牧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中国学者对草原和饲料科学的研究始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不过早期主要是从植物学的角度进行调查研究，其中涉及到草原和牧草方面的调查研究。三十年代后，有关北方草原和南方草坡的调查工作才陆续展开。

（一）晚清时欧洲人对中国草地的研究

1830年，俄籍德国人Bunge受帝俄派遣率团到内蒙古、华北等地采集植物标本。同时俄国人科罗廖夫（1830，1841）、库托佐罗夫（1830—1841）、格瑞斯基（1840）、让佐夫（1840）等亦在内蒙古地区采集植物，编成《贝加尔—达乌里植物区系》一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海德尔研究了蒙古和中国西南地区的植物，并在1930年发表了《中国植物地理和亲缘》一文。美国人威尔逊在1899年至1911年，对华中、四川、东部植物作过考察和研究，并有专著发表；英国人瓦特1911年以后对东部和云南西北部植物作了研究，并发表了许多论文；美国人诺克于20年代在云南设工作站，对云南西北部、东部、甘肃南部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20—40年代英美学者十余人在云、川、藏等地研究当地的植物，均有。搜集中国牧草资源的则以美国人为主，迈耶尔1905—1918年在新疆、蒙古、东北、华北、华中等地广泛搜集农作物、园艺作物和牧草种质资源。专门搜集牧草种质资源的有汉松（1899）、皮蓬（1911）、斯蒂芬和墨密兰（1934）（注：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集料》，第333—334页。）。

（二）清末至民国日本人对东北地区的草原调查

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东北，开始其征服中国的美梦。征服东北是日本征服中国的庞大计划中的第一步，对东北资源的调查自然受到侵略者的高度重视。1907年，日本在东北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该机构的活动涉及东北草原的调查与研究，公开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报告。计有1915年满洲产业部务农课的《满蒙牧草植物调查》；1916年矢部吉祯的《东蒙古的牧草和杂草》；1927年小佐井元吉的《满洲的牧草》；1934年佐滕润平的《东乌珠穆沁植物调查报告》；1937年三浦密成的《察绥植物目录》；1940年兴农部畜产司马政局的《满洲的野生牧草及毒草》；1939—1940年，大陆科学院斋滕道雄等的《满洲产野草的饲料科学研究》，内容涉及74种饲用植物的适口性、化学成分、开花期、产量等性状；1941年，斋滕等人又对树叶进行分析，发表《满洲产树叶的饲料学研究》一文，内容涉及22种树叶的适口性、化学成分及单宁的含量；1943年，北满经济调查所发表《兴安北省牧野调查报告》以及《兴安北省三河地区的畜产及牧野》一文；1942年三木茂、川濑勇发表了《北支那牧草资源调查报告》；1943年，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发表《蒙疆牧野调查报告》（注：富象乾：《中国饲用植物研究史》，《内蒙古农牧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所有这些报告，都是从实地调查中所得，这些有关东北的草地及牧草资源调查工作，直接为其掠夺东北地区的资源服务。然而，不可否认，这些调查也使我们对东北的牧草及草地资源有了比较深入而详细的了解。

（三）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对草原的调查与研究

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对草原的调查始于20年代，开始主要从植物考察的角度，后来开发西北的呼声高涨，掀起了考察西北的热潮，牧草也被视为一种宝贵资源，因而对西北草原的调查给予足够的关注。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向西南方向溃退，一些学者又开始对南方的草山草坡进行调查研究。

1.民国早期的植物学研究

20年代，钱崇澍研究了黄山的植被；胡先研究了南方的森林。30年代，焦启元、耿以礼研究了江苏、内蒙古的禾本科植物种类及其分布；樊庆生、王启元、郝景盛分别研究了安徽九华山、内蒙古南部和青海湖周围的植被；孔宪武、陈怀封分别研究了兰州、燕山、长白山等地的植被（注：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第333—334页。）。

2.西北草原草地的研究

西北人稀地广，除矿产资源丰富外，草地资源是一大优势，畜牧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发展畜牧业潜力十分大。1932年，开发西北之声一度高涨，由于矿产资源开发手段有限，只能任其埋于地下，作为潜在资源，而草地资源则易于利用，因此在当时的形势下，许多学者对西北草地进行了考察研究。

1938年前后，孔宪武在辛树帜教授的授意下，研究了渭河流域的杂草，以供研究农业者参考。该研究对渭河流域的杂草植物学特征，以及作为牧草的性能作了详细的考察和分析（注：孔宪武：《陕西渭河流域之杂草》，《西北农林》，1938年第3期。）。

1938年，沙凤苞在《陕西畜牧初步调查》一文中指出，西北地区牛羊矮小瘦弱的原因之一是牧草质量不佳，他认为应该减少耕地面积以栽培牧草，并推荐紫花苜蓿和雄刈草为最佳草类，这两种草类一来可用作饲料，二来可以起到保持水土的作用，一举多得。此外还宜引进国外牧草，进行栽培试验并推广种植（注：沙凤苞：《陕西畜牧初步调查》，《西北农林》，1938年第3期。）。沙凤苞有关西北地区畜牧调查一文中关于牧草的论述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他认为要充分认识到草地和耕地具有同样重要性，盲目减少草地扩大耕地不仅不能受益，反而会因此受到惩罚，这一点我们曾经有过很多教训；二是在栽培牧草之时要充分注意水土保持，因为土地干旱，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如不考虑水土保持问题，当草地被家畜食后，极易使地表，造成水土流失，形成恶性循环。

1942年，顾谦吉对西北草原进行考察调查以后，根据自然条件及植被类型将西北草原分为七大草区，它们分别是蒙古草区、祁连山草区、青海环海区、柴达木区、巴颜喀拉山区、玉树区、陇南及西倾山区。顾氏对每一区的草类特征都作了详细的描述（注：顾谦吉：《西北畜牧调查报告之设计》，《西北农林》季刊第2卷第1期，西北专号（一），1942年3月。）。

1943年，美籍畜牧顾问，草原专家蒋森来中国，对宁夏的草原进行考察。宁夏地区由于冬末春初饲料缺乏，家畜因之大量死亡。他认为要改变这一局面，除了在入冬前减少牧畜存栏量，使家畜的饲料需求和饲料供给达到平衡外，还需栽培牧草制成干制牧草，以备饲料缺乏之需（注：蒋森：《宁夏畜产考察报告》，《畜牧兽医月刊》1945年5卷3、4期合刊。）。

1944年，许康祖在《西北羊毛研究》一文中指出，西北地区绵羊大多天然放牧，由于草场质量不佳，春秋之季尚可，入冬以后多营养不良，羊群终日游牧而不得一饱。因此他建议把改良草场作为发展畜牧业最为关键的措施（注：许康祖：《西北羊毛事业》，转引自郭文韬、曹隆恭主编：《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9年，第489页。）。

1944年，耿以礼、耿伯介父子考察了甘肃、青海一带的草地情况，对甘肃、青海草地类型，草地利用存在的问题以及草地改良办法作了较全面的研究。耿氏指出：（1）甘、青一带山坡草地辽阔，但牧草质量欠佳，亦无占优势之草种，系放牧过度所致；（2）平原草地面积有限，优势之草类亦显著；（3）青海湖之平原牧草，要优于拉卜楞甘坪寺之平原牧草，而甘坪寺之平原牧草，又较优于三果乎之平原牧草；（4）在牧草改良过程中，宜首先铲除毒草。毒草有醉马草和极恶草两种。铲除毒草后，以狼尾草替代青海湖“芨芨草”，用鹅冠草替代羽毛属植物群落，用粗穗野麦替代“醉马草”，用豆科植物苜蓿与芫香草替代豆科植物之“极恶草”（注：耿以礼：《甘青牧草考察简要报告》，《中央畜牧兽医汇报》，3卷1期，1945年1月。）。这些考察与研究，对于甘、青一带的草原资源的了解以及草地的改良都具有指导意义。

1945年，何景教授对祁连山一带的草场情况也进行了考察研究，写成《祁连山之牧场草原》一文（注：富象乾：《中国饲用植物研究史》，《内蒙古农牧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3.南方草山草坡调查研究

对南方草山草坡的调查，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进行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使得大批学者退至西南地区，由此西南一带的草山草坡成为草地工作者的主要考察对象。

1942—1943年，畜牧草原工作者对广西的野生及栽培牧草进行较全面的调查。结论认为：广西牧草以禾本科牧草为最多，次为莎草科等，在草地建设中，对一些有毒或与畜病有关的植物应特别加以注意（注：《广西牧草调查研究》；《中央畜牧兽医汇报》，3卷1期，1945年。）。

1944年，美籍学者蒋森赴西康考察，对西康的主要草地类型、植被群落情况作了较详细地分类归纳。他指出西康草地虽然优良，但是载畜量也十分大，属充分利用的草地，如果进行深度放牧，草场退化则立等可见。因此建议在开发过程中，要适时对草场进行改良，以使之能持续利用（注：蒋森著，汤逸人译：《西康畜牧考察报告》，《畜牧兽医月刊》，5卷7—8期合刊，1945年8月。）。

4.草地草原改良与利用研究

有关草地的改良和利用研究，直接关系到畜牧生产的效益，一些草地工作者对此多有涉及，而其中着力最多者是叶培忠和王栋教授。

1944年，王栋对粗劣草地的利用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中国许多草地的粗劣现状，大多是由于人为管理粗放所致，牧草生长任其自然，致使草地质量低劣，生长缓慢。因此，他认为粗劣草地是可以改良的，并分别针对干燥砂质草地、潮湿黏质草地、酸性草地、碱性草地、劣质草地提出改进措施。在改良过程中，他还建议应先将草地分成若干小区，使用不同的改进方法，择其收效快而大的进行推广，这样能够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注：王栋：《粗劣草地之改进》，《畜牧兽医月刊》，4卷6—7期，1944年7月。）。关于西北的牧草，王栋不仅作过专门研究，他还提出了西北草地产权归属问题，认为可通过利益激励机制的作用，使草地利用趋于良性循环，这些工作对于合理地利用西北天然草场，发展畜牧业具有积极意义（注：王栋：《西北牧区之草原问题》，《畜牧兽医月刊》，6卷8—9期，1947年。）。

抗日战争期间，叶培忠在甘肃天水水土保持站工作，他从水土保持与发展畜牧两个方面对西北牧草改良问题进行了研究。叶氏说：“多数人认为举凡不耕种之土地即为荒地，均可移民垦植，于是有木伐之，有草犁之，改种五谷。”他指出这一观点十分有害，因为林木有其特殊之价值，牧草为牲畜饲料，其价值不亚于农作物。西北素为牲畜繁盛地区，但数千年来，只知索取，不知保护，过度放牧，可食之草皆食之殆尽。西北气候寒冷，燃料缺乏，草木往往被连根挖掘而作为燃料烧掉，造成水土流失，旱则赤地千里，涝则田舍漂没。叶培忠是较早把发展畜牧与水土保持结合起来的学者，他较早地提出了在不宜农的地区种草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他还建议西北地区牧草种植应将饲料价值和保持水土价值兼顾，对一些不宜农的地区，应退耕还牧（注：叶培忠：《改进西北牧草之途径》（抽印本），由北京农大动物学院胡兴宗教授提供。）。

近代中国学者对草地草原的调查研究，使人们对草原和草地有了新的了解，使人们认识到，草原和草地也是一种资源，合理地利用草原草地其意义不在种植农作物之下。当然，尽管许多学者指出草地草原改良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旧中国政治腐败，致使草原草地的改良仅仅停留在考察和研究阶段，改良与合理利用的工作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得以大力开展。

二、中国近代牧草的引进

1875年，比利时传教士马修德将红车轴草由其本土引入湖北省巴东县与建始县交界的细沙河天主教教堂附近种植，作为养马饲草，有“洋马草”之称，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牧草引进行为。其后，该牧草逐渐传播，至今遍及鄂西山区（注：富象乾：《中国饲用植物研究史》，《内蒙古农牧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但是，这一引进活动仅仅是一孤立的行为，没有造成反响和产生示范效应。

1897年，《农学报》在上海创刊，该报先后发表了《紫云英栽培法》、《苜蓿说》、《谈栽培苜蓿之有利》、《间作豆科绿肥之利益》、《论种苜蓿之利》等文章，率先提倡种植牧草，并阐述栽培牧草之意义。《农学报》创办人罗振玉更是亲自撰文，呼吁引进优良牧草，他认为应“讲求牧草，移植欧美良品牧草”（注：罗振玉：《论农事移植改良（下）》，《农学报》卷95，1899年。）。由此，国外优良牧草陆续被有识之士引入中国。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8月，奉天农事试验场试种从国外引进的牧草达37种之多（注：《奉天全省农事试验场报告》，转引自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

日本人进入东北以后，也曾引进牧草在东北地区进行栽培试验。1908年，日本人大岛义昌在任关东都督之际，将苜蓿引到大连民政署广场附近种植（注：富象乾：《中国饲用植物研究史》，《内蒙古农牧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1914年，“满铁”公主岭农事试验场引入苜蓿，后来在铁岭、辽阳、郑家屯等地进行栽培试验。1922—1923年间，东北地区引进红车轴草、白甜车轴草、杂三叶、白车轴、长叶草、燕麦草、牛选草、禾萱草等，分别在铁岭、公主岭、辽阳、大连、爱河等地作引种观察试验。1927—1928年，又在上述地区引种猫尾草、小麦草等进行栽培试验（注：吴青年：《新引进两种牧草介绍》，《农业技术通讯》，1950年，第5期；《东北优良牧草介绍》，《农业技术通讯》，1950年第7—9期。）。

30年代，中央农业实验所和中央林业实验所，从美国引进100多份豆科和禾本科牧草种子，主要有紫苜蓿、红车轴草、杂车轴草、绛车轴草、百脉根、胡枝子、各种野豌豆、多花黑麦草、多年生黑麦草和苏丹草，在南京进行引种试验。1933—1939年，新疆省从苏联引进猫尾草、红车轴草、紫苜蓿等，分别在乌鲁木齐南山种羊场、伊犁、塔城及布尔津阿留滩地区试种（注：富象乾：《中国饲用植物研究史》，《内蒙古农牧学院学报》1982年1期。）。1940年，成都华西大学丁克生等曾在云南试种从缅甸引进的象草。1941年，程绍迥托赴缅甸考察的邹秉文引进象草、天竺草、洛直草、锡兰草等（注：程绍迥、周泰冲：《象草——种新引进之青饲料之研究》，《中央畜牧兽医汇报》3卷3—4期，1945年。）。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中国访问，在兰州将92种抗旱性能较强的牧草种子交给当时甘肃省建设厅长张心一（注：莫容：《白兰瓜是怎样落户我国》，《北京晚报》，1985年10月3日。）。1946年，联合国救济总署援助中国21个品种的牧草种子，总重量达15吨，分配给全国的78个农业试验站、畜牧试验场（站）和教育机构，供栽培试验之用。具体情况如下：

（1）品种名称及其重量

白花草木樨1000磅二年生苜蓿1984磅

白花三叶草3000磅Alsike三叶草1000磅

野牛草1000磅加拿大早熟禾900磅

Bue三叶草900磅猫尾草660磅

画眉草2000磅一年生黑麦草2000磅

豆1900磅红花三叶草900磅

冰草990磅鸭茅1980磅

雀稗2000磅Grimma苜蓿2000磅

倒伏狐茅1000磅小糠草1000磅

雀麦草1000磅共计29304磅

（2）分配机构此次分配机构包括当时各个综合性大学、各农事试验场、各农业推广站等八十余个单位。

同年，联合国救济总署饲草专家，加拿大籍的Mecokey教授（加拿大Guelph大学）从美国和加拿大向中国引进食用作物、纤维作物、水土保持作物改良品种共194个品种（1561袋，每袋2磅），于1947年分配给20个不同的生态试验区进行小区试验（注：胡兴宗：《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几年的饲草研究工作资料》（未刊稿）。）。1948年，中央农业实验所从美国FAO（粮农组织Washington办事处）处引进饲草作物种子62个品种，分别分配给一些大学以及农事试验机构进行栽培试验，具体机构如下：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畜牧实验所、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工作站、西北山丹培黎学校、四川大学农学院、贵州农业改进所、云南农业改进所、广西大学农学院、岭南大学农学院、青海省建设厅等（注：胡兴宗：《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几年的饲草研究工作资料》（未刊稿）。）。在本世纪上半叶，优良牧草的引进工作在断断续续地进行，但是由于政局动荡，政府腐败，不可能真正重视这一工作，引进以后处于一种有试验而无结果的状态，许多工作仅仅停留在试验栽培阶段，大规模的栽培推广工作并未进行，所产生的效果因此十分有限。

三、近代牧草的栽培、育种及贮藏研究

（一）近代牧草栽培试验研究

近代牧草栽培试验研究，着力较多的是时期东北地区的牧草栽培试验，这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掠夺政策十分契合。此外就是西北农学院的王栋教授。

日伪在东北地区牧草栽培试验涉及面十分广泛，栽培牧草种类有猫尾草、红车轴草、苜蓿、禾萱草、白甜车轴、杂三叶、白车轴、大叶红车轴、长叶草、小麦草、狐尾草、牛选草、燕麦草等。栽培试验内容包括生长发育、饲草品质、干草产量、各类牧草在各地的适应性等。试验结果为：苜蓿、禾萱草、白甜车轴、小麦草、狐尾草、牛选草、燕麦草等在公主岭、铁岭、辽阳、爱河、大连等地生长良好，而猫尾草、红车轴、白车轴除在公主岭因气候寒冷不适应外，其它各地栽培试验均生长良好（注：吴青年：《新引进的两种牧草介绍》，《农业技术通讯》，1950年第5期；《东北优良牧草介绍》，《农业技术通讯》，1950年第7—12期。）。

1941—1942年，程绍迥、周泰冲等在农林部渔牧司作象草栽培试验，试验项目包括：经过长途运输之成活率；在荒山上生长情况；六月及八月份使用分根繁殖情况；在六月使用切插法繁殖之结果；各种土壤对生长之影响；气候对生长之影响等（注：程绍迥、周泰冲：《象草——种新引进之青饲草之研究》，《中央畜牧兽医汇报》3卷3—4期，1945年。）。

1942年，张仲葛等在广西第四区农场进行牧草引种栽培试验。试验材料选用国内外优良牧草，计有苜蓿、红顶草、猫尾草、州蓝草、果园草、马唐草、狗尾草、野稗草等。试验结果表明：以狗尾草发芽率最高，可达73％，发芽整齐，生长情况良好；以狗尾草和紫苜蓿发芽速度最快，平均分别为3.6日和3.7日，次为白花苜蓿，所需时日为4.6日；红顶草最慢，为6.3日。通过这一试验，得出的结论是豆科牧草以紫花苜蓿最优，禾本科则以当地野生狗尾草性能优良，不亚于一些引进的西洋牧草（注：张仲葛、刘应周等：《牧草引种试验》，《畜牧兽医月刊》，2卷9期，1942年5月。），本试验结果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1942—1948年，任教于陕西西北农学院的王栋教授，长期从事牧草的栽培试验。他的主要试验内容有：（1）牧草幼苗时期根茎生长之比较，样本有苜蓿、野豌豆、红三叶、白花草木樨、黑麦草、燕麦、鹅冠草等，试验结果为牧草幼苗期根的发育较早较快，而茎的发育则较迟较缓。（2）牧草种子室内及田间发芽试验之比较研究。（3）苜蓿种子发芽试验，使用材料包括一年、二年和三年种子。从发芽率来看，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二年种子比一年要高；从发芽速度来看，田间试验时二年种子远比一年种子发芽快，三年种子则与二年种子发芽速度相若，室内则二年以上种子比一年种子稍慢；（4）苜蓿植株增长速度观察，结果为苜蓿植株在幼苗期增长较慢，在发育期则增长较快；花后由于养分供应种子发育，成熟期株高增长较缓，种子成熟后增长又快，但纤维老化。因此王栋建议，收割期宜在盛花期。此时牧草产量高营养最丰富。（5）牧草茎叶花实各部比例统计，样本为苜蓿、苕子和野豌豆。结果发现，牧草愈老，茎之营养成分愈减；此外还受气候影响，天旱则茎叶发育差，雨水充沛则牧草生长旺盛。（6）苜蓿收割次数与产量之关系，结果为春播苜蓿当年产量以每隔六个星期收割一次为最高；每二个星期收割一次，则连割两次后，死亡较多；每四个星期收割一次，也影响其生长，产量较低；每八个星期收割一次，虽不影响生长发育，但比每六个星期收割一次产量要低。（7）苜蓿收割次数对次年产量之影响，试验结果表明，上年每六个星期收割一次则次年产量最高，上年每八个星期收割一次者，次年产量次之，上年每四个星期收割一次者，次年产量再次之，最次之产量则为上年每二个星期收割一次者。（8）苜蓿按株高收割与产量之关系，盛花期收割产量最高，次为株高16英寸，以下按株高12英寸、8英寸、4英寸、2英寸收割者，产量依次递减。（9）苜蓿历年产量之比较。苜蓿播种后，第二年产量最高，第三至四年逐渐降低，至第五年则降低最多。（10）苜蓿各月份产量之比较。经过三年的连续试验，发现以四月份产量为最高，约占全年的1／3，次5月、次9月，夏季则产量较低，十月至翌年二月则停止生长（注：王栋：《牧草栽培及保藏之初年研究》，《畜牧兽医月刊》，5卷1—6期，1945年；王栋、卢德仁：《第二年牧草栽培试验报告》，《畜牧兽医月刊》，6卷1—2期，1946年；王栋：《六年牧草栽培与保藏试验之简要报告》，《畜牧兽医月刊》，6卷5—7期，1947年。）。王栋有关牧草栽培方面的一系列试验，多为国内首次，其中许多结论，成为今天牧草栽培工作的科学依据。特别是通过科学试验论证了一个古老的牧草何时收割营养价值最高的问题。17世纪无名氏《法天新意》一书中已有：“豆有花，犁翻豆种入地，胜如用粪，麦苗易茂”（注：明·佚名：《法天新意》，转引自闵宗殿《中国农史系年要录》，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177页。）的记载，但这一结论，大约是凭直觉观察得来的。王栋用科学比较试验的方法，认为牧草收割期应在盛花期中，此时营养价值最高，从科学的角度解释了盛花期掩青的正确作法。在今天的牧草种植过程中，依然遵循着盛花期收割的原则。

（二）牧草育种及选育研究

近代牧草的选育工作未能全面展开，仅甘肃天水水土保持站的叶培忠从事此项研究，并选育出新的品种类型。在杂交育种中，育成叶氏狼尾草；而在选育方面，培育的天水二年生白花草木樨具有良好的栽培性能。

1.叶氏狼尾草的育成

野生植物在自然界与相近的植物常常杂交产生一些新的品种，这就是自然界的远缘杂交现象。但是这种自然杂交由于缺乏必要的人工干预、培育，产生的新品种类型多无较强的生存能力而自然淘汰，自然杂交费时多而成功者不多。叶培忠在天水水土保持站工作时，通过选择适合于该地的优良品种，通过控制其繁殖的方式，以期培育出理想牧草品种。该试验从1944年开始，用甘肃地区的＠①草、狼尾草、徽县狼尾草进行杂交，＠①草、狼尾草、徽县狼尾草三种植物的生长发育期大致同步，而＠①草开花时，雌蕊先放，雄蕊吐粉较迟，于是叶培忠将＠①草雄蕊剪掉，以狼尾草及徽县狼尾草之花粉，涂于＠①草柱头上，结实情形良好。第二年（1945年）采得种子，是为杂交的一代种子，将种子播种后，得一代杂交幼苗三株，各与母本大致相似而稍异，生长健壮，并都开花结实。这是近代通过远缘杂交方式育成的唯一牧草品种——叶氏狼尾草（注：叶培忠：《改进西北牧草之途径》（抽印本）承北京农业大学胡兴宗教授提供。）。

2.牧草选育

1942—1949年，叶培忠在甘肃天水水土保持站进行牧草杂交的同时，还从事牧草的选育工作，曾选育出天水二年生白花草木樨，十分适合于西北地区种植，与农作物轮作，既可肥田，亦可保持水土，又可作为饲草，更可作为农家炊用柴草，民众十分欢迎，被广泛推广，不仅甘肃种植，还推广至周围省份，种植面积一度达100万亩，直至80年代还长种不衰，被当地居民称作“宝贝草”（注：金陵大学南京校友会编：《金陵大学建校百周年纪念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70页。）

（三）近代牧草的贮藏研究

由于牧草的生长受季节限制，也就不能全年均衡供给家畜的需要，而在牧草收获的季节，大量牧草如不马上利用，就容易腐烂变质，造成浪费。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使收获季节的多余牧草能在不收获的季节如冬季得到利用，是摆在畜牧工作者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对此西北农学院王栋从牧草青贮和牧草干制两个方面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1.牧草的青贮

青贮是通过贮藏以保持牧草青绿的特征的贮藏方法。此研究自1943—1946年在陕西武功共进行了四次。方法是择地势高燥处，挖掘土窖，深宽各6英尺，长约20英尺。如地下水位过高，则深度稍减。所用材料是苜蓿和玉米的青绿的植株，其比例为1∶3，即三成玉米植株配一成苜蓿。窖底先铺一层麦秸杆，厚约1—2英寸，然后二层玉米间铺一层苜蓿，铺毕，上盖2英寸麦杆，其上面再封以厚约1尺的细土，踏实密封，贮放三个月后开封，除接触土壁之部分稍有霉烂外，其它皆色味俱佳，大部分呈棕黄色，味芳香而略带酸味，用以饲喂家畜，家畜俱喜采食。这一试验结果表明，在地势干燥地方，牧草青贮不仅能使青绿饲料得以保存，还可以提高其适口性。在西北地区具有广阔的推广前景，其法取材方便、制作简单、乡民皆可仿效。1947年，王栋等又在南京中央畜牧实验所重复此项试验，效果也很好（注：王栋：《牧草栽培及保藏之初步研究》，《畜牧兽医月刊》5卷1—2期，1945年；《六年来牧草栽培与保藏试验之简要报告》，《畜牧兽医月刊》7卷4—5期，1948年5月。）。

2.牧草干制研究

牧草干制是一种仅仅通过降低牧草水份即达到可较长时期保存牧草目的的贮藏措施。在牧草干制时，一般以牧草水份降至20％为目标，这时，既能保持牧草的大部分营养物质，同时又能使之长时期存放，不会霉烂。干制牧草的关键是如何降低水份，如果水份蒸发太快，则细胞易死亡，牧草原味保存较少；如果蒸发太慢，则暴露时间太长，养分损失太多。为此王栋教授在1943年夏秋之间从事干草调制试验，目的是确定水份蒸发的速度与环境的温度、湿度、风速、草质老嫩、草层厚薄的关系，以供调制干草时参考。试验用苜蓿作材料，试验结果表明：草质愈嫩水份蒸发愈快，气候晴热干燥水份蒸发较快，草层愈薄水份蒸发愈快，草料中水份含量愈高蒸发愈快，因此王栋建议，在调制干草时，需薄铺草层，多行翻转，如逢天气晴热干燥，则上午刈割，当日即可调制成功；若逢阴雨，则须数日方可蒸发至适宜程度（注：王栋：《牧草栽培及保藏之初步研究》，《畜牧兽医月刊》5卷5—6期，1945年。）。这一试验结果，对于畜牧生产具有指导价值。

3.其它研究工作

1946年5月，联合国救济署官员到达中国，与中国农林部官员左舜生部长、程绍迥博士会谈，会谈中救济署官员指出中国没有接触饲草作物，应立即开展此方面的研究。首先计划在广西省良丰饲草试验站、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兰州某一机构（未确定）饲草试验站等三处从事饲草研究。

1947年1月，加拿大人Meconkey教授）加拿大Guelph大学）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指派为农林部顾问，促使粮农组织与农林部从事饲草作物方面的合作，此时中央农业实验所的东北公主岭农业试验场和东北农学院开始饲草作物小区试验，后由于战事未能继续，在南京的总部则成立饲草作物组，由蒋彦士博士领导，开始以下研究项目：

1.发展并扩大中国不同地区饲草作物，以改良草地和草原，以及畜牧业区的冬季饲草问题。

2.发现并推广豆科绿肥植物，以增加作物区土壤肥力，从而提高农作物产量。

3.发现优良水土保持植物，以便在水土保持试验站试验，并栽种于土壤被侵蚀的农业区。

4.在中国草原地区进行调查，并绘制草原分布图，以便表示主要的植物群落与土壤和气候的关系；收集草原植物、绿肥植物和水土保持植物在农业试验站试验，以确定当地的最佳饲草、绿肥和水土保持植物。

5.在中央农业实验所进行丘陵草地的改良试验，和沟式窖贮青贮饲料试验。

6.对抗战时引入中国的364个饲草和水土保持植物品种进行试验。

1947年1月起，中央农业实验所共进行了如下有关研究工作：

1.绘制了中国草原类别图1∶100万比例尺地图一幅。

2.200多个饲草品种的田间小区试验。

3.引入所有饲草作物品种分配给有关省份的农业试验站。

4.搜集饲草作物文献与报告，包括Meconkey的“最近欧洲草地管理的成就”，H·Richardson（1946），“GrasslandofsouthChina”等（注：胡兴宗：《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几年的饲草研究工作资料》（未公开发表）。）

字库未存字注释：

南水北调可研报告篇3

一、晚清的调查资料

1．日本官方和民间的调查报告

明治初年以来。日本政府和民间机构就不断派员赴中国调查。但规模较为有限．调查的内容偏重于地理、军事等方面。③从明治31年(1898)起，日本农商务省等部门开始大规模派遣“清国实业视察员”对中国的经济进行调查④，这些视察员回国后，撰写递交了数量可观的“复命书”、“报告书”，如农商务省商工局的《清国出张复命书》、《清国织物业视察复命书》、《清国染织业视察复命书》(明治32年)，《清国陶器业视察报告书》(明治39年)，《清国窑业调查报告书》、《清国工艺品匠人调查报告书》(明治41年)：农商务省农务局的《清国蚕丝业调查复命书》、《清国农商工视察报告》(明治32年)：农商务省山林局的《清国视察复命书》(明治36年)．《清国林业及木材商业视察复命书》(明治38年)：农商务省水产局的《清国水产贩路调查报告》(明治33年)：农商务省盐业调查所的《清国盐业视察报告书》(明治32年)：外务省通商局的《清国商况视察复命书》(明治35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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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松冈洋右：《话说满铁》，东京第一出版社昭和12年(1937)版，第182—183页。

②如20世纪90年代本庄比佐子领衔、日本文部省资助的研究课題“战前期中国实态调查资料的综合研究”、“战前期中国调查资料研究”等。其他日本学者的著作有马场明《日中关系与外政机构研究》，东京，原书房1983年版：井村哲郎《满铁调查部》，亚洲经济研究所1996年版；久保亨《战时华北的工场调查》，东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1998年版；本庄比佐子、内山雅生、久保亨编《兴亚院与中国战时调查》，东京，岩波书店2002年版等。附记：2002年下半年我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访学，《兴亚院与中国战时调查》一书尚未出版，滨下武志先生知道我要写作这篇文章，惠寄了本书，特此志谢。

③如1879年日本参谋本部派员对中国军事、地理的调查。参见本庄比佐子等《兴亚院与中国战时调查·前言》。

④此前日本农商务省就曾派员调查，如明治30年(1897)农商务省农务局的《清国蚕丝业视察报告书》等。

明治中后期开始的带有官方色彩的调查，目的在于“精查详查清国实业上的真相．以窥知实业界的盛衰消长”①，所以上述“复命书”、“报告书”更多的集中在经济方面．如由加藤末郎撰述的《清国出张复命书》，农商务省商工局明治32年(1899)刊印，该书分为“北清的农事”、“满洲的大豆”、“南清的农事”三部分，每一部分又有细目，在“南清的农事”中，就分别对杭州的农业、苏州的农业、上海附近的棉花栽培与买卖、汉口烟叶集散状况进行了叙述。

又如《清国农商工视察报告》，由吉川荣吉撰述．农商务省农务局明治32年(1899)刊印。该书分为商业、农业、养蚕、蚕丝业四部分，由于其考察的路线是由横滨港到达上海，游历江浙二省后，到达汉口，再由汉口到广东、福建，最后到达台湾，再由台湾回日本，所以介绍的主要是上海、杭州、海宁、湖州、苏州、无锡、江宁、汉口、广东、福州、厦门、香港、澳门等地的情况。在叙述“税厘”时称：“清国内地的税厘，其种类之多之繁，实出于意料之外，试以浙江省湖州府南浔镇的生丝输出课厘为例，生丝一包，即80斤，需付税厘：1、正厘16元，2、沪饷4元，3、塘工堤防费2元40钱，4、善后费2元，5、赈捐2元，6、浚湖经费30钱，7、湖州本镇善举1元。通计27元70钱。另外，本镇的‘公同慈善’还要捐费数元。而生丝运至上海，还有江苏厘捐。其种类的繁杂亦不让于南浔。”②记述相当细致．

再如《清国商况视察复命书》，楛原陈政撰述，东京元真社明治35年(1902)版。③该书除了对贸易、商人有总体的述说外，分别对北京、张家口、保定、天津、锦州、盛京、牛庄、烟台、上海、苏州、无锡、湖州、杭州、宁波、福州、厦门、泉州、漳州、汕头、澳门等地的商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在对北京的描述中，着重于炉房、银号、钱铺、当铺，记载了180家钱铺的名称及其设置地点，并称“恒利、恒兴、恒和、恒源，为钱铺中的‘四大恒’，明代就已开设，信用最著”④。在对上海的描述中，炉房、银号、钱铺、当铺的记载亦详，另外，还详于上海的棉花市场、棉布制造、行会行规以及各种输出输入统计表，等等。书后附录的“天津厘金税则”、“牛庄港老关税率”、“江苏省外国物品厘金税则”、“重订苏省水卡捐章”、“苏常镇各局管辖分卡清单”、“江苏省牙厘总局光绪二十三年收到各局清数”、“福建省厘金税则”、“厦门内地税关税目”、“广东省厘金税则”等亦弥足珍贵。⑤

上述之外，在明治年间，还有一些非官方的视察或调查报告，如三井物产的《清国绵丝贸易实况报告书》(明治24年)，名古屋商业会议所的《清国新开港场商业视察报告书》(明治29年)，京都商业会议所的《清国新开港场视察报告》(明治30年)，茶业组合中央会议所的《清国、印度、锡兰茶况视察复命书》(明治31年)，三井银行的《清国福建、浙江两省铁道线路调查报告书》、《闽浙两省视察报告书》(明治34年)，东京高等商业学校的《清国货币问题、沪汉金融机关调查报告》(明治31年)、《清国苏州、杭州绢织物业调查报告书》(明治38年)，静国农事试验场的《清国茶业调查复命书》(明治42年)，橫滨正金银行的《清国国债事情》(明治43年)等等。这些调查或视察报告，也值得注意。如受横滨正金银行的委托，财政史学家安东不二雄的调查报告《清国国债事情》就很有特点，该著分为7章，分别为清国国债的起源、曰清战争以前的国债、日清战争公债、义和团赔偿金及补充公债、铁道借款、内国债及地方公债、全国岁出岁入及关税收入额。该书以调查研究清代的对外借款为主，对国内的借款也有专章，在对外借款中，详于甲午战争所导致外债的叙述与分析，对汇丰银款、汇丰金款、克萨借款、俄法借款、英德借款、英德续借款有单独论列，并对每次借款的偿还方法、偿还资金、偿还财源等做了说明．对铁道借款的叙述也相当细致．按时间顺序分别叙述了关内外铁道公债、京汉铁道公债、正太铁道公债、汴洛铁道公债、沪宁铁道公债、粤汉铁道借款、道清铁道借款、广九铁道公债、津浦铁道第一次公债、沪杭甬铁道公债、邮传部公债、新奉铁道借款、吉长铁道借款、津浦铁道第二次公债、邮传部赎路公债。对内的借款．则有甲午商款、昭信股票、直隶公债、收赎京汉铁路公债、湖北公债、安徽公债、湖南公债等的分节叙述．既是调查资料的汇集，也兼具专著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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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吉川荣吉：《清国农商工视察报告·绪言》，农商务省农务局，明治32年。

②见该书第16页。按：这里未用银两为单位，据第29页记载，湖州在商业上皆使用洋银，故丝行的交易等均用洋银计算。

③这是正式出版的本子，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图书馆藏。书前用了“故公使馆二等书记官楢原陈政”字样，该调查报告的作成时间应在前，书中记述事项的最后时间是1897年。另外，东洋文库亦有藏本，但刊印时间不详．

④楢原陈政：《清国商况视察复命书》，东京元真社明治35年版，第32页。

⑤楢原陈政：《清国商况视察复命书》，第378—479页。

2． 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资料汇编

东亚同文书院及其前身汉口乐知堂和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以对中国的连续性调查而著名。1886年，日本“兴亚论”者荒尾精在汉口创办汉口乐知堂，1890年，又在上海设立日清贸易研究所．同年底，荒尾精在陆军士官学校时期的校友根津一继任所务。1892年，根津一依据汉口乐知堂和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对中国的调查材料编成《清国通商总览》，该书2编3册，长达2300余页，分地理、交通、运输、金融、产业、习惯等类项，作为早期的调查资料，具有相当的价值。1898年，东亚同文会在东京成立，1900年，东亚同文会在华办学，南京同文书院成立，院长为根津一，次年，书院迁至上海，更名“东亚同文书院”，院长依旧是根津一。①东亚同文书院作为以研究中国现状为专务的学校，更加重视对中国的调查，东亚同文会编辑的《支那经济全书》即是东亚同文书院的早期调查集成。

据东亚同文会的“编辑绪言”称，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历经数年，先后参加调查的人数达200余人，原稿达2万页以上，从中选择成书出版的约1万页。指导调查和总其成者，是著名学者根岸佶。明治40年(1907)出版的《支那经济全书》分作4辑，每辑又分若干编，第1辑7编，主要涉及农政、手工业、工业、资本家、物价、人民生活、财政等事项；第2辑6编，主要涉及商贾、特许商(盐商、茶商)、买办、会馆公所、行规条约、家规店规等：第3辑5编．主要涉及旧关(常关)、新关(海关)、水运、仓库、山西票庄等。第4辑4编，主要涉及商政、商品陈列场、商用书式、商用帐簿等。明治41年(1908)又出版8辑，每辑的序号仍然续前。第5辑2编，为铁道总论、铁道分论：第6辑6编，分别是邮政、电信、度量衡、货币、支那银行、支那的外国银行：第7辑8编，分别是海上保险、商帮、牙行、报关行(包括渝行与通关所)、招牌、广告、商标、列国对清贸易：第8辑7编，分别是农业、米、麦、豆(包括豆饼与豆油)、砂糖、棉花、脂肪油与蜡：第9辑2编，分作畜牧(含牛骨、皮货、制革等)和海产；第10辑3编，分作木材、木炭、矿山：第11辑7编．分别是一般工业、磷寸(火柴)、造纸业、精米业、制粉与制面、纺织业及棉丝、棉织物；第12辑6编，分别为制丝业、绢织物、陶瓷器、出版业、文房用具、杂货。在12辑之外，另附有《支那交通全图》。

《支那经济全书》每集各编的内容之详细、资料之丰富，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兹以第1辑“财政”编(第7编)为例．该编共分4章，第1章“总论”，概述有清一代的财政体制、法律典章、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赋税征收与吏治关系等．第2章“地方财政”，包括收入中的地租的种类、田制、赋则、征收、耗羡、地丁银、漕粮、粮折、盐政、盐课、盐厘、厘金、土药税、牙税、当税、契税、茶税、直隶的新税等款目：支出中的祭祀费、仪宪费、驿站费、赏恤、采办、织造、教育费、俸食(俸禄)、养廉银、公费银、红白事例银、河工、塘江、饷乾(驻防八旗、绿营、长江水师、勇饷、练军)、漕运经费、海军费、补支和预支、解京诸饷、协饷、在北京诸衙门费．并附录有地方财政实例(江南财政调查)，②第3章“中央①参见冯天瑜《中文版前言》，沪友会编，杨华等译：《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15页。②该调查包括江宁藩库、江安粮道库、江南盐巡道库、江海关道库，金陵防营支应局、江南筹防局、金陵善后局、金陵厘捐局、江宁劝办房膏总局、徐州膏捐总局、裕宁官银钱局、江南银铜元局、皖南茶厘总局、徐财政”，包括经常收入中的漕粮、京饷、关税、杂款．临时收入中的协饷、捐项、借款、捐官：支出中的宮内费、俸食、养廉、饷乾、土木费、警察费、工部所管经费、宝源宝泉局经费、教育费、驿站、借拨银等。第4章“公债”，包括甲午以前的形势(外债的起源)，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导致的国债(含战初的财政状况、内债的募集、外债的成立)，日清战后善后公债(含怡和及瑞记借款、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偿还准备、昭信股票、续借英德洋款)，庚子赔款，地方借款等。

《支那经济全书》所汇集的资料．有的来源于实地调查。有的是文牍档案典章的直接移录，有的是从相关资料中采摘综合。就三种资料的来源形式来看．实地调查和采摘综合的资料最具价值。

实地调查的资料很多，在各辑各编中都有。如第1辑第3编“劳动者”，分别对劳动者的种类、就业年龄，劳动的方法、时间、工钱等，进行了调查．其对劳动者的工钱调查，可以参见下表①：

另外，对燮昌自来水公司、汉口枪炮局的工钱支付，也有系统的调查统计。又如第1辑第6编“人民生活程度”，分别对北京、汉口、香港每月的温度，民众衣冠、饮食、居住状况，北方人的生活状态，江南人的生活状态，上海的商人生活，上海的买办生活，上流社会的生活状态等进行了调查．在“上海的商人生活”一节中，甚至记录了上海大东门外一个小卖店在光绪三十年正月和三月每天的日常开支。②再如第9辑第1编“牧畜(附养鸡)、牛骨、兽皮、制革、羊毛、猪毛及鸭子”，分别对相关类项进行了调查。对北京猪行的调查称，北京的猪行在东单牌楼马市附近，同业者有五六十行．其中最大的猪行称为“黄店王”，猪的产地大多来自于张家口、大同府、宣化府、平泉州、八沟、哈达州(赤峰)、建昌县、丰宁县、承德府等。猪的买卖数，各行合计．平均每天800余头。③对汉口、天津等地的牛皮行调查称，汉口的牛皮是重要的商品之一，每年的集散量高达27万担以上．专营牛皮的牛皮行，外国人有美最时、太平洋行2家，中国人经营的徐复泰行、徐德祥行、姚义兴行3家最具实力，其他则有臣泰昌、张森茂、常永茂、复盛源、慎发、瑞泰、金益、彭长泰、杜祥兴、杨洪顺、陈元丰、萧万泰、张永元、产茂恒、玉和太、源顺欣、张祥兴、高复泰、杜同盛、周源顺、兴泰礼、义泰信等行。天津州土药统捐总局、江宁府属清赋督垦局、吴淞口子粜义捐总局、上海摊地局等。见《支那经济全书》第1辑，明治40年(1907)版，第647—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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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支那经济全书》第1辑。第153—154页。按：据《清国事情》(日本外务省通商局明治40年版)第1辑第3卷记载，银货商人称10仙为“七分二”；1弗相当于银货1元，等于库平银两7钱2分；又，洋银1弗50仙等于1海关两，当然，每年的比价有所不同，如1海关两1892年的比价为1弗56仙，1893年为1弗54仙，1894年为1弗52仙，1899年为1弗42仙，1900年为1弗39仙，1901年为1弗41仙等。

②《支那经济全书》第1辑，第403—414页。按：原文虽称其为“小卖店”，但恐怕亦有一定规模。该“小卖店”专做丝的生意，除夫妻、女儿3人外，还雇有3个伙计和仆人，其长子在美国读书，次子曾留学日本，学成归国后在武昌的一所学校供职。

③《支那经济全书》第9辑，明治41年(1908)版，第56—58页。

页。和汉口一样，牛皮也是最重要的商品，天津有名的牛皮行有新泰兴洋行、隆茂洋行、顺庆洋行、明义洋行、平和洋行、礼和洋行、高林洋行、聚立洋行、信远洋行、德义洋行、仁记洋行。另外还有恒顺茂、恒平号、裕昌兴、恒利号、天顺成、兴顺成、兴盛德、东泉盛、东聚成等皮货铺。①

采摘综合的资料，如同治以后的海关收入统计②，据编者云，分别采自《政治家年鉴》、“钱洵的统计”(称钱洶为“著名的财政论者”)、《光绪会计表》、{海关报告}，由于前两种资料难寻，也就显得珍贵。

直接移录的文牍档案典章资料，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可以在汉籍中查寻，如“光绪二十九年部库收款细数”、“光绪二十九年部库放款细数”、“光绪二十九年各省岁入表”等。③但是。由于一些汉籍资料已阙如或难以觅到，如“赈册书式”，“红契书式”、“官契书式”、“白契书式”、“典契”，“执业田单书式”、“贷地地契书式”，等等④，所以这一部分资料的价值仍不可忽视。

上述之外，值得注意的问题有三。第一，该调查资料汇集的资料虽然主要集中在晚清，但在有些地方又不局限于此。如第6辑“度量衡”编，专列一章叙述先秦至晚清的度量衡沿革。第7辑“商帮”编，在介绍宁波帮、绍兴帮、钱江帮、金华帮、广东帮、山西帮、徽州帮、福建帮、江西帮、四川帮等等商帮时，注意了源流的上溯。第12辑“文房用具”编，分为秦汉时代以后的文具、隋唐时代的文具、宋元时代的文具、明至现代的文具加以叙述。第二，对一些不太引人注目的社会经济事项，列有专编，此点从前揭编目中已可窥知一二。并且，其介绍和资料的搜集也较为细致。如第7辑“广告”编，不但有店铺新开广告、卖药广告、香烟广告等一般的广告，也有报纸等新式媒体刊载的广告。第11辑“磷寸”编，对汉口燮昌公司、长沙和丰公司、北京京师丹凤火柴有限公司、重庆有邻公司、上海燮昌公司、福州福建火柴厂、九龙隆起公司、广东大和公司、佛山巧明公司等，一一罗列。第三，是书不仅仅是资料的汇编，还表现出一定的识见。其识见一般反映在各编的“总论”、“总说”、“绪论”、“结论”、“余论”中，如论赋税的征收与吏治关系：“官吏的中饱。导致了财政秩序的混乱，从俚语‘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可窥实情之一斑……清国收入表面上约一亿两，但民间实际负担额则在四倍以上。”⑤在列制统计表后，对前后数据升降之原因，也大多有分析论述。

《支那经济全书》之外，明治末年．东京东亚同文会还编辑出版有《清国商业综览》5册，东亚同文会明治39年至41年(1906—1908)出版。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则有《清国商业惯习及金融事情》一书，东亚同文书院明治37年(1904)版。这些资料同样值得注意，如《清国商业惯习及金融事情》，分为“清国商业惯习”和“金融事情”两卷，主要是对上海、汉口两地的调查资料。在“清国商业惯习”卷中，对上海的内地商人、上海的会馆及公所、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上海的行栈、上海的报关行、上海的茶馆、汉口的商帮、汉口的交兑习惯、汉口的行帮及市场、汉口的报关行及渝行、汉口的会馆公所等有详细的记载。在“金融事情”卷中，主要记述了沪汉两地的银号、银炉、银元局、公估局、钱庄、票号、当铺及货币种类等。

3．驻华领事馆的调查报告汇编

日本驻华领事馆亦十分注重对华的调查，从明治14年(1881)起，日本外务省通商局就将各领事馆不同时间的调查报告汇编成册，分别冠以《通商汇编》、《通商报告》、《清国事情》等书名出版。这些调查报告从不同的角度记述了晚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状况。以明治40年(1907)出版的(清国事情)为例，可以略加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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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支那经济全书》第9辑，第164—169页。

② 《支那经济全书》第1辑，第909—912页。

③ 《支那经济全书》第1辑，第913—976页。

④ 《支那经济全书》第1辑，第49—50、78—85、100—102页。

⑤ 《支那经济全书》第1辑，第443—444页。

《清国事情》分作2辑，第l辑4卷，分别是“在天津帝国总领事馆管辖区域内的事情”、“在芝罘(烟台)帝国领事馆管辖区域内的事情”、“在上海帝国总领事馆管辖区域内的事情”、“在汉口帝国领事馆管辖区域内的事情”；第2辑10卷，分别是苏州、杭州、南京、长沙、沙市、福州、厦门、汕头、广东、重庆领事馆管辖区域内的事情。每卷又分作若干章、若干节、若干款、若干项，十分细致．如第4卷“在汉口帝国领事馆管辖区域内的事情”长达400页，分作17章，分别为地势、面积、人口与职业，管辖区内的一般特征，衣食住状态，气候与卫生．商业机关与市场．贸易，工业与矿业，重要农产物、林产物与畜牧、土地．金融与度量衡，铁路，航运，汽船业与仓库，租界，土地房产的买卖与租赁，劳动价格，物价，学校与公共团体。①各章的调查和记述虽详略不一，但有关记载的详细程度的确值得注意，如对湖北厘金局卡设置、征收的记述，对九江贸易额的统计，对汉口各种棉布产地、名称、尺寸、价格的记述，对汉口外国银行、洋行、工场商店的统计，对汉口的食品价格、木材价格、杂货价格的统计等②，都远远超出国内学者现有研究成果的表述。

二、民国年间的调查资料

民国年间的调查资料以“满铁调查资料”最为著名，也已为国内学者所熟悉。但是，一般所说的“满铁调查资料”，只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系统所编辑出版的调查资料之一种。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成立于1906年11月，1907年4月正式运营。③在其运营之初，即开始了对东北地区及中国其他地区的调查，当时汇编成册的资料主要有《南满洲经济调查资料》7册，满铁调查课明治42年至大正1年(1909—1912)出版，《满蒙交界地方经济调查资料》3册，满铁调查课明治42年至大正4年(1909—1915)出版，《北满洲经济调查资料》2册，满铁调查课明治43年至44年(1910—1911)出版．偏重于对中国经济方面的调查。

据滿铁总裁松冈洋右的《话说满铁》介绍，为了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调查，作为一般的调查机构，于明治40年(1907)设立满铁调查部(次年改称调查课)，明治41年(1908)，在满铁的东京支社设立东亚经济调查局，大正12年(1923)设立哈尔滨事务所调查课，昭和7年(1932)，又在哈尔滨事务所调查课的基础上组成经济调查会，昭和10年(1935)，在哈尔滨铁路局内设置哈尔滨经济调查所(后改称北满经济调查所)，同年，又设立天津事务所调查课。这些调查机构均作了大量的调查，如，满铁调查课于昭和7年废止，在存在的25年间，陆续刊行的调查资料有《满洲旧惯调查报告书》、《经济调查资料》、《交涉资料》、《调查报告书》、《满铁调查资料》、《满蒙全书》、《劳农露国(俄国)研究丛书》、《露亚经济调查丛书》等，总数达467部，涉及中国、俄国等国的政治、外交、法律、经济、交通、文化各个方面。另外，还有《满铁调查月报》、《满洲产业统计》等刊物的发行。又如，经济调查会刊行的资料，截至昭和11年(1936)九月，有《经调资料》、《苏联研究资料》、《苏联远东及外蒙调查资料》等178部。另有《满洲经济统计月报》、《满洲经济年报》(即《满洲经济统计》年刊)、《苏联年鉴》等刊物的发行。再如东亚经济调查局，其初设时是作为满铁东京支社的一个机构。着眼于东亚经济和世界经济动向的调查研究。到昭和4年(1929)，该调查局成为具有财团法人性质的国家调查机构。其刊行的资料为《调查报告》(后改称《经济资料》)，达到一百数十编。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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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各卷的章目虽然不尽相同，但大体一致，显现出各领事馆的调查事先有统一的规划。当然，各领事馆对有关事项的调查详略不一，如天津领事馆对税关的调查较为细致，上海领事馆对周边地区的宁波、温州，芜湖等地的调查较详。

② 《清国事情》，外务省通商局明治40年版，第738—744、783—788、817—821、1014—1021、1023—1028页。

③小林英夫：《满铁经济调查会小史》，《满铁经济调查会史料》第1卷，东京柏书房株式会社1998年版。

④参见松冈洋右《话说满铁》，第181—186页。

除了松冈洋右氏提到的之外，据笔者在东洋文库、东京大学图书馆和有关部所的图书馆检索查阅，满铁所属的许多机构都程度不等地进行过调查，并有调查资料的编辑出版，这些机构如：满铁临时经济调查委员会、满铁国际收支调查委员会、满铁太平洋问题调查准备会、满铁社长室、满铁总裁室、满铁总务部、满铁弘报课、满铁资料课、满铁交涉部资料课、满铁矿业部矿物课、满铁兴业部商工科及农务课、满铁产业部、满铁地方部、满铁产业试验场、满铁长春事务所、满铁北满经济调查所、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满铁北支事务局调查室、满铁上海事务所等等。

上面仅仅提供了一个线索，本文不可能对满铁所属系统的所有调查资料加以揭示，以下主要就“满铁调查资料”、“临时经济调查委员会刊行资料”、满铁“经调资料”进行介绍。

“满铁调查资料”在大正年间和昭和年间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陆续刊行。与财政、经济有关的资料如：第7编《银两与铜元的比较》，大正11年(1922)版：第14编《支那的国债统计》，大正12年(1923)版；第17编《满洲的磷寸工业》，大正12年(1923)版；第18编《满洲的纺织业》，大正12年版；第19编《满洲的柞蚕制丝业》，大正12年版：第23编《满洲的油坊业》，大正13年(1924)版：第24编《日本的木材需求与满洲木材》，大正13年版：第32编《满洲的制粉业》，大正13年版：第34编《在满洲的外国经济势力》，大正13年版：第38编《满洲的砂糖》，大正13年版；第41编《满洲的肉类加工业》，大正13年版：第64编《东三省的度量衡》，大正13年版：第74编《奉天省的财政》，昭和3年(1928)版：第92编《满洲物价调查》，昭和4年(1929)版：第95编《最近支那关税问题》，昭和4年版：第96编《满洲物价调查》，昭和4年版：第108编《最近支那财政概说》，昭和4年版：第112编《支那的对外政治借款》，昭和4年版：第127编《支那内国公债事情》，昭和5年(1930)版；第132编《满洲油坊现状》，昭和5年版：第140编《支那的对外交通经济借款》，昭和5年版：第149编《黑龙江省的财政》，昭和6年(1931)版：第154编《支那银行关系规定》，昭和6年版。等等。

如上文所揭示的，满铁调查资料，主要是对东北地区的调查，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对东北地区的调查，也涉及到其他地区。如《满洲物价调查》，在“支那的物价”一节中，就有上海、北京、广东等地的物价资料。同时，该调查资料不仅仅是资料的汇集，也收录有个人的研究著作。如中滨义久《支那的对外政治借款》，全书分为14章，前5章分别为甲午战争以前的外债、甲午战争以后的外债、义和团与外债、币制改革及东三省实业振兴借款、瑞记借款，叙述晚清的借款事宜，后续几章的白耳义借款、五国善后大借款、续善后借款、西原借款、烟酒借款契约等则是叙述民国年间的借款事宜。另外，作为“满铁调查资料”第82编，中滨义久还有《吉林省的财政》一书。又如竹内元平《最近支那财政概说》，该书共有13章，分别为总论、财政组织、岁入岁出概说、租税、、岁计和军阀的关系、国债通论、外债、内债、国民政府的财政、各省财政、中国财政上的主要问题、国民政府的新财政方针、结论．主要研究民国年间的财政问题，有时也涉及到晚清的财政状况与沿革。

与“满铁调查资料”相比，“临时经济调查委员会刊行资料”规模较小，共有24编．调查资料涉及的范围主要是东北三省，内容主要是东北三省及近邻省区的道路、水运、森林采伐、家畜饲料、燃料、牛、毛皮、大豆、高粱、课税、外商势力等，基本上是以一个专题作为一编，单独成书。对这些问题的调查都比较专门，而且目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阙如，因此，这些资料也就显得重要．如第24编《关于满蒙牛向日本输出的调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5年(1930)版，该书分作14章，其章目为：总论、日本牛肉的需求情况、满蒙牛的现状、满蒙牛的放牧与饲养、满蒙牛的市场集散与输出、大连的满蒙牛输出趋势、满蒙牛的买卖与输出成本、催肥、屠宰场、冷藏库、输送机构、青岛牛与牛肉的输出、朝鲜牛的输出、结论。有关各章的内容都较为翔实．且有统计表格以资说明，如第二章“日本牛肉的需求情况”分别为日本的畜牛总头数、日本与其他国家对牛肉的消费比较，以及青岛、大连、天津、朝鲜、澳大利亚、加拿大对日本的肉牛输出等，该章的统计表有“大正六年(1917)以来日本的畜牛头数与公牛母牛比例”、“大正年间日本的畜牛总头数与生产、死亡、屠杀比例”、“大正十一年(1922)以降大连港的满蒙牛向日本的输出头数”、“牛肉输入国别、数量及价格历年比较”等。值得注意的是．该调查虽然在昭和2年至3年(1927—1928)进行，但相关资料上溯到20世纪初叶。

又如第16编《支那毛皮》，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4年(1929)版，调查时间是1928年2月至1929年5月，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8章，主要涉及毛皮的种类、生产、市场、消费、输出等，附录有“满洲毛皮输出数量金额表”、“天津毛皮输出数量表”、“美国领事馆调查的奉天及哈尔滨毛皮输出数量金额表”、“美国领事馆调查的天津输出毛皮数量金额表”等。下编10章，主要叙述奉天、哈尔滨、海拉尔、满洲里、齐齐哈尔、吉林、锦州、天津、张家口、宣化等地的毛皮集散市场。

满铁“经调资料”是满铁经济调查会调查编辑的资料之一，据小林英夫《满铁经济调查会小史》的记述，经济调查会于1932年1月成立，1936年10月废止．这个机构作为“满洲国”(1932年3月“建国”)的政策咨询及策划机关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有人认为它为日本战时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帮助。经济调查会下分五部，各有职掌，第一部，经济一般；第二部，产业；第三部，交通：第四部，商业及金融：第五部，法政一般(包括法政、财政、关税、国际关系等)。每部又有若干班。常规编制达到300余人。①该调查会调查出版的丛书性质的资料有“经调资料”、“立案调查书类”、“资源调查书类”、“苏联研究资料”等．就“经调资料”而言．涉及到财政经济事项的较多，比较重要的如：《清朝经费之研究》，“经调资料”第66编，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10年(1935)版：《华北地契制度的研究》，第87编．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10年版；《山东省一个农村(张耀屯)的社会经济事情》，第95编，南滿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10年版：《山东省经济调查资料》，第97编．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11年(1936)版；《中国大豆生产统计表》，第110编，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11年版：《满人农家经济调查报告》，第119编，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11年版等。

在“经调资料”中，村级调查资料最为值得注意，如《山东省一个农村(张耀屯)的社会经济事情》，分为村落概说、土地、建筑物、劳动力、家畜及家禽、农具、作物耕种及肥料、生产物的处理及交易、税课等负担、借贷、农家的生活制度、风俗与习惯、度量衡及通货等13章，是具有社会人类学性质的田野调查。

“经调资料”也包括了研究性的著作．如松井义夫的《清朝经费之研究》，区别为制度和经费两编，“制度”编分为官制、财务行政两章，“经费”编分为总论、经费准则、经费的类别、国家经费与地方经费的关系、经费的区分、经费的膨胀、皇室费、俸给费、军事费、公债费等10章。在一般性叙述财务行政以及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晚清的财政支出和相关财政问题。又如矢野春隆的《华北地契制度的研究》，全书8章，对“契”的字义、沿革、种类、性质以及契税制度等进行了研究。在契税制度一章中，除了对明清契税进行梳理外．关于民国年间契税征收的研究尤详．

满铁其他调查机构编辑出版的涉及财政、经济的资料主要者如满铁上海事务所的《浙江财阀》(“上海满铁调查资料”第22编)，《米：以无锡米市场为中心》(同前，第25编)，《江苏省太仓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同前，第35编)，《米：上海米市场调查》(同前，第39编)，《江苏省松江县实态调查报告书》(同前，第48编)等．满铁总务部调查课的《黑龙江省财政一斑及现行税则》(“调查报告书”第8卷)，《关于支那地租制度改革问题》(“调查资料”第3辑)，《满洲的金融机关与通货》(同前，第6辑)等．满铁天津事务所的《冀东区域贸易概况与关税事情》(“北支经济资料”第5辑)，《河北省农业调查报告》(同前，第26、30、31辑)，《河北省棉产调查报告书》(同前，第35辑)等．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的《上海的金融机关》(“经济资料”第13卷第9号)，《支那的国际财团》(同前，第14卷第9号)等。满铁北支事务局调查室的《杀虎口关税》(“北调理”10)，《中支三省对外收支推计》(“北调理”11)，《河南省焦作煤矿权益调查》(“北调法”10)，《京汉沿线农业设施调查报告》(“北调农”2)等。满铁北支事务局调查部的《河北省税制调查报告书》(“北支调查资料”第l辑)，《山东棉业调查报告》(同前，第4辑)，《青岛附近农村实态调查报告：青岛特别市李村区西韩哥庄》(同前，第7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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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满铁经济调查会史料》第1卷，东京柏书房株式会社1998年版。

与满铁在北部中国的调查相呼应，“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从20世纪20年代起，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相关调查①，其调查资料的汇编，最著名的就是“南支那及南洋调查”。

在“南支那及南洋调查”这个系列的调查报告中，除了南洋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外，既有南部中国省分的调查资料，如《云南省事情》1—3册，系“南支那及南洋调查”第96辑，大正13年(1924)版；又有涉及到整个中国财政经济事项的调查资料，如《支那的商业事情》(同前，第57辑，大正11年版)，《支那的渔业》(同前，第94辑，大正14年版)，《支那关税特别会议的经过》(同前，第134辑，昭和2年版)，《支那最近的工业与财政》(同前，第163辑，昭和4年版)，《支那内国关税制度》1—4册(同前，第158、176、208、215辑，昭和4至9年版)，等等。

这些资料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有些带有研究性质，如《支那内国关税制度》第3册《厘金》(“南支那及南洋调查”第208辑，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昭和7年版)，为井出季和太氏撰写，内容翔实，分别对厘金的沿革、厘金的意义、厘金的种类、厘金的征收机关、厘金的税率、厘金的利弊、各地的厘金制度、铁道厘金、特殊厘金、厘金收入、厘金减免等问题进行了叙述。在对“各地的厘金制度”的叙述中，大多数省份都将清代和民国分别论列：在对“特殊厘金”的叙述中，盐厘和鸦片厘金均是分省区论列。而且，将引用的典籍文献和论著加以揭示(重要者如《湖南厘务汇纂》、《福建省例》、《广东全省厘务总局新刊厘则》、《福建省厘捐类沿革利弊说明书》、《阁钞汇编》、《户部陕西司奏稿》、《丁恩改革盐务报告书》、《各省厘金状况调查统计表》、《支那经济全书》、各省财政说明书以及《中国度支考》、《中国厘金问题》、《支那关税制度论》、《民国财政史》等)，该著在资料性和学术性方面，超过了前此各种著作。在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写的“凡例”中，也认为井出季和太氏的“调查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除了“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调查编辑的资料外，同属于“台湾总督府”的其他一些机构也有调查资料的编辑出版，如台湾总督府财务局的《南支南洋的关税和内国税》(昭和10年版)，分为南支南洋的关税和南支那的内国税两编，有较为细致的民国年间的关税调查资料．又如台湾总督府热带产业调查会的《南支那的资源和经济》第1卷《福建省》，长达1300页，分为地志、产业、交通、金融、财政5章，并附录有“福建历年大事记”(先秦至1938年6月20日)，内容相当完备。其中，“地志”是包括土地及民众、地势、气象、地方情势等的一般性介绍。“工业”则包括了农业、林业、矿业、渔业、盐业、工业、电气事业、土木事业、度量衡。“财政”包括中央财政、省地方财政、县地方财政以及田赋的整理、契税的整理、营业税的整理等项内容。该资料汇编主要叙述民国年间福建的事情，但大多有晚清以来的沿革以及与其他省区的比较对照，如第3章“交通”，在叙述“有线电信”时称：“本省的有线电信局处，清末光绪三十二年，有厦门、漳州、泉州、福州、水口、涵江、建宁、马尾、浦城、三都澳、延平、云霄等十三个(原文如此，实际上共列出12个)，民国初年有十五个，民国九年有十九个，民国二十四年增加到三十五个。其局处的种类．有管理局(福州)、一等及二等局各一，三等局二，四等局三，支局二十七，合计三十五局．如果再加上十二个营业处，营业局处则有四十七个。”②在叙述邮政时，列有“民国年间各省民局处理邮件数额对照表”③、“光绪二十四年全国的民局数额及处理邮件数额统计表”④等。另外，还有台湾总督府财务局的《支那国民政府的税制》(昭和16年版)、《台湾贸易四十年表》(昭和11年版)，台湾总督府殖产局的《主要农作物经济调查》(昭和3年版)、《渔业经济调查书》(昭和12年版)，台湾总督府临时南支调查局的《广东省调查书》(昭和13年版)、《广东省营工厂调查报告书》(昭和14年版)，台湾银行总务部调查课的《南洋华侨与金融机关》(大正5年版)、《福建矿物志》(大正9年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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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20世纪初，“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已开始了对台湾社会经济的调查，并于明治38年(1905)出版了《台湾旧惯调查经济资料报告》，该资料分为产业、地方产业、交通、一般经济资料4编，基本上涵盖了台湾经济的方方面面。

② 《南支那的资源和经济》第1卷《福建省》，台湾总督府热带产业调查会昭和13年(1938)版，第983页。

③ 《南支那的资源和经济》第1卷《福建省》，第974—975页。

④ 《南支那的资源和经济》第1卷《福建省》，第981—982页。

同样为调查报告，民国年间金子隆三的《支那之厘金制度与产业政策》也值得注意。①该书的分量较足，其“厘金”部分多达16章，章目如下：厘金的沿革，厘金的本质，厘金局的组织(包括清代的厘金局组织、现行厘金局组织等)，各省厘金局的名称及总数，厘金征收制度(包括一起一验制、两起两验制、统捐制、出产税、销场税、产销税、落地税、过境税等)，税率，征收规定．制裁规定，各省的厘金制度，铁道厘金(包括京汉铁道厘金、京奉铁道厘金、津浦铁道厘金、山东铁道厘金等)，特种厘金及与厘金类似的杂税、杂捐(包括盐厘、糖厘、家畜厘、茶税、丝蚕捐、烟酒税捐等)，厘金收入及其归属，厘金的弊害，厘金与子口半税的关系及得失，厘金改良计划，废厘加税问题。仅从章目已可看出其探讨厘金问题的全面．由于该书属于调查报告的性质，当然不乏识见，但更偏重于资料的汇集．如第3章中对重庆厘金局、汉口征收局、长沙厘金局、广东韶州厘金局组织机构的示列，第6章中对湖北、山东厘金税则的统计，第11章中对广西与江西的糖厘、江苏与浙江等地的丝蚕厘列举等，都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另外，像兴亚院政务部编撰的“兴亚资料”(分为经济编、政治编，如经济编中的《以广州为中心的对外贸易》、《中国南部矿产资源调查报告》、《中华民国的财政经济》等)，兴亚院技术部编撰的“兴技调查资料”(如《中国北部林产资源调查》、《中国北部小麦品质及需求情况的调查》、《两淮地方的盐垦事业》等)，兴亚院华北联络部编撰的“调查所调查资料”(如《中国北部农具事情的调查》、《中国北部棉作经营调查》、《华北兽医的调查》等)、“调查资料”(如《中国北部花生、花生油及油粕调查》、《华北各地粮食交易机构的调查》、《济南市郊农家的调查》等)，兴亚院华中联络部编撰的“兴亚华中资料”(如《海关的预算制度及预算编成的顺序》、《中国盐税的研究》、《战后上海的物价状态》等)、“华中调查资料”(如《苏北共产地区实情调查报告书》、《新四军的现状》等)、“农产资源资料”(如《中国中部生丝调查报告》、《中国中部粮食作物调查报告书》等)，东亚研究所编撰的“资料”甲、乙、丙、丁系列(如资料甲第27、34、36号《经济方面中国的惯行调查报告书》，第25、33、35号《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报告书》：资料乙第54号《中国生丝的世界地位》，第5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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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该书属于“支那出张复命书”第4编《厘金》、第5编《支那的产业保护政策》的合集。《支那之厘金制度与产业政策》藏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图书馆，资料卡上注明：东京，出版时间不详．该书亦没有版权页，但贴有东京岩松堂书店的售书小票。书中引用资料的最后时限是1916年。东洋文库的藏本作：金子隆三《支那出张复命书》，大正7年(1918)。

②据本庄比佐子等《兴亚院与中国战时调查》一书附录的“兴亚院调查报告目录”来看，兴亚院的调查资料达到1935种之多。另外，该书中久保亨撰写的《兴亚院的中国实态调查》。本庄比佐子撰写的《华南的调查》，金丸裕一撰写的《中国工业调查》，奥村哲撰写的《重要国防资源调查》，内山雅生撰写的《华北联络部的资源调查与华北农村》等都可以参考。

东亚同文书院不但继续了以往的调查，而且规模更加扩大．民国年间，东亚同文书院参加调查的学生达到5000人，调查线路达到700条，除西藏之外几乎遍布中国所有省区。①在这一时期不但陆续出版了大型调查资料的集成《支那省别全志》(1917—1920年出版)、《支那经济地理志》(1922—1928年出版)、《新修支那省别全志》(1941—1946年出版)，而且也有《支那年鉴》的出版发行。在这些资料汇编中，有大量的财政经济资料，如《支那经济地理志》分为交通全编、制度全编和产业贸易编，《支那年鉴》则分为法制、政治、外交、国防、教育、财政、贸易、商业、金融等类。另外，各年度的调查报告书也值得注意，如《东亚调查报告书一一昭和十六年度》(东亚同文书院1942年版)，就包括了《以青岛港为中心的民船业》、《镇江金融状况》、《包头当铺研究》、《厦门货币金融状况》、《广东货币金融状况》、《闽江流域的经济》、《南昌县的财政》、《厦门的米粉业》等专题调查。这些调查，非常专业和细密，如《南昌县的财政》分为财政组织的现状、地方收入概要、地方公债、地方经费、预算与决算制度、新政权地方财政的根本问题等章。《厦门的米粉业》分为厦门工业一般、米粉业概观、工业组织、劳动者分析、同业工会、米粉业的将来等章．由于调查的专业化和细密化，提供的资料和相关分析也就具有相当的资料价值和学术性的启迪．

南水北调可研报告篇4

IPCC的秘书处设在WMO日内瓦总部内。日前，笔者走访了IPCC秘书处，并采访了WMO秘书长米歇尔・雅罗(Michel Jarraud)和副秘书长颜宏。

不是感觉，而是事实

《南风窗》：十几年来，人们一直讨论全球气候变暖。开始，有国际舆论否认气候变化；然后说全球变暖，但是和人类活动无关：接着又说和人类有关，但是人类无法阻挡。直到目前，一些严肃的报纸仍然在争论。您怎么看这些争论?

雅罗：15年来，科学家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发生了显著变化。15年前，科学家提醒世人，注意了，气候在变化，有可能和人类活动有关。现在，气候变化得到几乎所有人的认同。我们可以精确衡量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比如二氧化碳，我们可以拿出50万年来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记录。听起来难以置信，这些数据来源于南极或者格陵兰冰层中的气泡。由于二氧化碳极容易混合到大气中，这些气泡为我们提供了几千年、几万年和50万年前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准确含量。

经过科学分析和比较，我们认识到目前的情况不正常，温室气体在太短时间内上升太快，导致全球变暖。这不是感觉的问题，而是事实。

颜宏：传统理论认为，气候是天气的平均。现代的气候概念，不仅要讲平均，还要说偏差，尤其是极端偏差，也就是极端天气事件。冬去春来，四季周而复始，几千年来，平均温度变化不大，全球气候基本处于平衡状态。但是，最近10年的气温平均值和过去2000年的数据相比是最高的。

《南风窗》：前2000年的平均温度，哪来的气象记载?

颜宏：对，1876年以后才有仪器测温度。但是我们可以推算，有专门研究古气候的专家。推算出的结果不是很准确，但是它显示现在的气温的确在升高。全球气候的平衡状态一旦被破坏，它就不稳定了，忽高忽低。就像打皮球一样，皮球放在那里不动，是稳的、静止的。如果你拍它一下，它跳起来，一定还会降下来，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平衡状态。

现在的气候就属于这种情况。一方面，全球变暖；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出现罕见的寒冷，中国东北今年春天出现七八十毫米的积雪。你说气候变暖了，怎么下那么大的雪?这就要用上述理论解释，气候变化既包括平均值的变化，比如平均温度上升，降水量出现变化，也包括极端值出现频率的增加，也就是我们说的灾害性天气，比如雷暴、冰雹、大风、热带气旋等等，但极端值不是每天都出现。

《南风窗》：既然气候变化是事实，为什么有些科学家还在争论呢?全球变暖是人为的吗?

雅罗：科学几乎没有100％的一致，有一些争论是健康的，不同声音推动科学前进。有些问题科学家搞得比较清楚，比如海洋可以吸收多少二氧化碳，森林能吸收多少，但是也有未知领域，比如热带气旋的强度和气候变化的关系，还有100年后气候变化的影响是什么?不确定因素很多。

首先，我们的科学模型仍然不完美，永远不可能完美，总是在完善过程中。其次，排放本身也有不确定性。100年中，核电、水电、风电怎么发展?这不是科学家的问题。还有一些争论是不健康的，比如，仍然有人认为地球是平的。你给他看卫星照片，他说那是假的，媒体编的。那么，我会说，好吧，我有正经事要做，你认为地球是平的，那就是平的。所以，你不可能解决每个争论。

至于气候变暖的原因，12年前IPCC报告说“可辨别出人类影响”，2001年说“可能”是A类活动，今年2月2日发表的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梗概的语气最强――“极可能”是人为因素。这正是我们能做的，把科学结论写在报告里，既告诉你科学家达成一致的程度，也告诉你分歧的程度。

整体变暖与局部变冷

《南风窗》：全球变暖导致冰雪融化，很多沿海城市将被淹没，真的如此严重吗?

颜宏：冰雪消融带来的灾害是双刃剑。一方面是海平面提高，对沿海城市有影响。为什么荷兰着急?尽管它有世界上最好的防洪大堤，但是这个堤坝加高半米，要花多大力气?一些小岛国也很着急，他们的代表开会时发言十分动情，“气候再变化，我们的国家就没了”!对大国来说，冰雪融化带来的影响是冰川消失。

冰川消失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得了的事情。中国西北之所以有绿洲，很大程度上因为我们有内陆冰川。依靠当地每年几十毫米的降水，根本不可能发展农业。而祁连山、天山、昆仑山的冰川相当于固体水库，涵蓄降水。到夏天，融化的冰雪源源不断下山，利用这些水资源发展绿洲农业。如果冰川消失，一下雨，水就全部下山，很难利用。

2000年我去南疆转了一大圈，各个县跑遍了，那里都反映夏天有洪灾。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温度升得太高，冰川融化，沙漠河流承载洪水能力有限，就泛滥了。非洲也是如此，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交界处的冰川消失十分明显。这些地区将来可能遭到干旱威胁。

《南风窗》：中国气象学家叶笃正在气候变化研究上作出了开创性贡献，WMO在2004年授予他最高奖――第48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这是该奖1955年创立以来第一次颁发给中国人。叶笃正曾预测，气候变化可能使一些地区变冷。他说：“如果洋流变了，北欧就完蛋了”。气候变化不是全球变暖吗?

颜宏：全球气候变化很可能造成欧洲局部温度降低，这是有科学道理的。欧洲很多地区受暖洋流影响，冬天不冷，日内瓦去年冬天就基本没有积雪。欧洲沿海的海水环流是“温盐环流”，表面上，大西洋海水从南向北流动，深层是从北到南。海水到北边下沉，到南边浮上来了。这和海水里盐的浓度有关系。南边降水量大，盐浓度小，海水比重轻，升上来。到了北边高纬度地区，海水冷，盐浓度增加，比重增加，就沉下去了。洋流循环，周而复始。由南向北的海水带来热量，温暖了欧洲部分地区。

全球变暖导致的冰雪融化，主要发生在高纬度地区。海水被冲淡，南来洋流向下沉的速度就要减缓，洋流循环速度也慢了下来，由南往北带来的热量也就少了。所以有些科学家解释，全球变暖后，欧洲可能出现小冰期。这不是耸人听闻，也不是杞人忧天。当然这种温盐循环的破坏和建立是长周期过程，应该在11年以上。不是美国电影《后天》讲的，一两天就能发生。洋流也会影响美国，旧金山和洛杉矶相距不远，但旧金山凉快，洛杉矶暖和，就是因为影响两地的洋流不同。

“灾”与“难”

《南风窗》：气候变化一定会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吗?

雅罗：灾难是几个因素的结合。首先要有灾，比如暴雨、热带气旋、长期干旱等。世界上90％的灾难是自然灾害引起的，与天气、水、气候有关。自然灾害变成人类的“难”需要两个因素，一是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脆弱地区，比如沿海。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了美国南部墨西哥湾沿岸，新奥尔良被毁。再比如，住在山里容易受雪崩影响，我们把这种因素叫脆弱性。

世界人口增长很快，越来越多的人住在沿海地区，脆弱性在增加。一旦有了海啸或者热带风暴，沿海就比内陆容易受影响。内陆也有脆弱地区，2000年莫桑比克的大洪水使农业遭到大面积影响。但是为什么农民住洪水地区?因为那里土地肥沃，适合农业发展。你不能说，别住那里。我们需要做的是建立一个系统，提供预测和预馨。

由“灾”到“难”的另一个因素，是很多人接触不到预测预警体制，无法采取防护措施。1970年的热带气旋造成孟加拉死亡30到50万人。之后，政府开始加强气象服务和预测。只预测并不够，还要让老百姓知道。可以通过广播、警报告诉百姓。这也还不够，得到灾害预报后怎么办?要训练人，让人们知道如何应付。所以政府开始培训人民接到信息后如何疏散。

孟加拉是一个洪灾国家，政府建设了洪水避难所。坦率地说，避难所不好看，很大，大柱子支撑的水泥建筑，但是很有用。考虑到灾害时很多人死于忙乱和恐慌，所以楼梯修得很宽。避难所储藏了药品、收音机、电池，食品，还配了医生。避难所有两层，如果洪水比一般水平高，你还可以上房顶。每个村子都有避难所，老百姓知道灾来了该去哪。我的意思是预防和预警是个体系，所有环节都重要。

《南风窗》：1991年的台风又让孟加拉死了14万人……

雅罗：建立体系需要时间。在印尼海啸中，孟加拉的死亡人数是几千，从几十万到几千，这是个成功故事。2004年印尼海啸后3个月，媒体质问，预警系统呢?抱歉，建设一个体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培训人。这是一个学习过程，我们从经验中学习，力争下次做得更好。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很多，通过减灾拯救更多的生命，减少更多的经济损失。

如何适应气候变化

《南风窗》：很多人在谈论温室气体减排，对付气候变化还有其他办法吗?

颜宏：从气候变化的总体趋势来讲，即使目前停止所有二氧化碳排放一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至少还要做饭――那么在100年内，气候还要变暖。为什么?已经释放的二氧化碳在大气中就像张被子，已经盖上了。这和人睡觉还不一样，你蹬不掉这张被子。所以气，候变化，特别是变暖……

《南风窗》：不可逆转?

颜宏：可以逆转，但是需要时间。至少在今后50－100年中，只能减缓，不能逆转。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WMO在下一阶段要调整工作重点，把如何适应气候变化当作一个重大科学问题和工程问题提出，给予足够重视。适应问题，不是今天才提出的，发达国家早就着手了。这是美国国会1993年准备的文件，讲的就是适应。尽管美国人经常不承认气候变化，你看，他们下了多大功夫(A4纸篇幅，近800页)。两年前，我就提出，适应气候变化至少要放在和减排同样重要的位置上。但是，目前注意和努力不够，将来人类要付出代价。

适应有两种，一种是被动，一种是主动。人类的诞生和发展，某种意义上是随着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而发展，那时的气候变化是自然的。4月初在布鲁塞尔讨论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第二卷“决策者摘要”时，草稿写的是，“如果全球平均温度增幅超过1.5℃～2.50℃，20％－30％的动植物物种可能面临灭绝的风险”。而中国科学家再三强调，是检测的那些物种的20％－30％。全世界物种上百万，你只实验了几百种，怎么可以简单地推而广之呢?这种表述给人以全球物种1／5以上会灭绝的印象。

我同意中国科学家的观点。人能够适应环境，不应该悲观，要乐观。问题在于，乐观主义者并不是盲目乐观，不做事情。中国有句话，船到桥头自然直，这个说法不合适，而应当主动适应。中国公布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在政治态势上采取了主动。这和美国当年采取的政策完全不同，以前美国基本上是鸵鸟政策，死不认账。但是，中国的努力还是针对减排，我建议强调适应。在某种意义上，减排是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贡献，适应也是，但是适应更直接地为国家和本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南风窗》：在哪些方面适应?

颜宏：各领域都有适应的问题。首先，应该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下，组织力量研究国家和区域的气候变化趋势究竟如何?会有什么影响?弄不清楚这些问题，适应从何谈起?比如河西走廊，那里年降水少于25毫米，房子全是土块盖的，房顶是草。刮风、沙尘暴，不在乎，太平凡了。下雨了，就要赶紧回家，因为房子太脆弱。以后降水是增加还是减少，要弄清楚。

另外，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气候事件发生频率增加。气象、水文等和自然灾害有关的部门，一定要增加预测和预警能力，减少生命和财产损失。再者，农业要投入大量人力，在气候变化大趋势下创造适应气候变化的新品种。当然，中国地域辽阔，把南方的作物挪到北方去种，也算适应措施。但是，这还牵扯到暖了以后病虫害增加、抗病虫害问题。如何及时调整农业布局，要下大力气研究。工业也一样，如何趋利避害。还有，就是全民的教育和宣传。环境问题不仅仅是解决环境污染，气候也是环境问题，人的认识有个过程。

总之，从防灾减灾上、从调整生产力布局上、从经济建设设计标准等各个方面加强科学基础研究，摸摸家底，搞清气候变化朝哪个方向变，小气候和大气候是不同的。

IPCC的角色

《南风窗》：我们谈谈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吧，它的意义何在?

颜宏：IPCC不是单纯的科学，也不是政治。它是科学家的政治舞台、政治家的科学殿堂，它为政治家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WMO是联合国负责天气、气候、水的专门机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不是联合国专门机构，是一个单元。1988年开始，两家联合建立了IPCC，提供比较官方的、对于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评估，但是不制定政策，这一点非常明确。IPCC不做科学研究，而是组织科学家对研究成果进行评估，即“具有政策相关性，但不具有政策指示性”。

《南风窗》：IPCC不是提供对策吗?

颜宏：IPCC讲的对策是从科学研究角度出发，比如减排，有哪些途径可以减排。至于某个国家怎么做，采取什么能源政策，它不讲。中国科学家撰写的《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提了很多政策建议，比如，中国的减排和适应跟国家搞科学发展、创新、可持续发展没有矛盾等。反过来说，过分强调减排，一刀切，压抑、延缓中国的发展势头，中国是肯定不能接受的。这些报告里都有，但是怎么掌握这个度的问题，报告并没有非常明确地讲。

《南风窗》：IPCC汇集了世界各国的几千个科学家，却不支付工作报酬，这是为什么?

颜宏：好问题。首先，科学家有责任感和环境保护意识。第二，IPCC各工作组提出撰写报告的科学家名单后要征求各国政府意见，同意了才正式聘请。这是一个国家行为，因为这是一个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下达任务是通过各个国家，政府承诺了这些人要做这些事情。科学家起草报告后，同行要审查。同行审查后，政府要审查，代表国家提意见，都是逐字、逐句、逐行地审查。政府是否给自己的科学家设立课题，批经费，什么可能都有，各个国家政策不同。但是，我们这里的IPCC秘书处肯定不发工资。

《南风窗》：也就是说，IPCC的报告是科学家和政治家谈判谈出来的?

雅罗：对，是谈判的结果。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公诸于世，过程当然是谈判，但是关键在于科学没有被政治改变，这太卓越了，报告是大批科学家撰写的，各国政府通过了，科学信息是完整的，可信性很强。至于各国政府是否据此决策，我们无法控制。IPCC根据现有资料提供可信的科学证据，我们希望政府的决策建立在科学证据之上。

《南风窗》：颜宏先生，谈谈您个人可以吗，您是担任副秘书长职务的第一个中国人。

颜宏：在我之前，已经有8名来自中国的同事在WMO工作。1987年，中国气象局前局长邹竞蒙就被选为WMO主席，后来还连任过。由于主席不在日内瓦总部工作，一年来7天开开会就可以了，因此日常工作由秘书处承担。用国内的说法，一把手是秘书长，二把手是副秘书长。

南水北调可研报告篇5

关键词：南水北调；中线渠道；施工质量

一、前言

南水北调工程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调水工程，由于其施工条件较为特殊，不同于其他的枢纽工程，另外由于南水北调工程前期工程的特殊性等问题的存在，使得南水北调工程的管理难度很大。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质量的管理涉及到整个工程建设管理的每一点，任何一个地方出现差错，都将会给南水北调工程的施工质量带来巨大的损失。

二、工程概述

南水北调中线干线河北段工程全长596公里，总投资419亿元，包括北京至石家庄段应急供水河北段工程、石家庄至邯郸段工程、天津干线河北段工程。其中，北京至石家庄段应急供水河北段工程于2008年5月建成，自2008年9月起，利用河北省岗南、黄壁庄、王快、安各庄四座水库，先后四次向北京应急供水累计16亿立方米，对保证首都供水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天津干线河北段主体工程于2013年6月完工。河北石家庄至邯郸段工程于2010年4月开工建设，2013年12月9日主体工程基本完工。

三、施工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初步设计阶段、招投标阶段，工程建设期参建单位众多，有设计、施工、监理、建管、供货商、检测等单位，每一方不同时期的工作质量对工程质量产生直接或者间接影响。

勘测设计单位勘测资料不足或缺失，设计人员经验不足，造成设计深度不够，结构不合理，影响最终工程质量。施工单位因抢施工进度放松质量管理，作业队伍水平参差不齐，设备陈旧、使用不合格的原材料及制品，采用错误的施工工艺和方法，这些将会直接影响工程质量。

监理单位检测设备落后、检测频次不足、关键工序和关键部位未实行 24 h 旁站监理、现场监理工程师业务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不高等，这些对有效控制工程质量不利。

建管单位过多干预设计、施工意图，供货商未使用或未提供合格材质，这些也会影响工程质量。

四、施工质量管理控制措施

在南水北调中线河北段委托建管项目工程建设过程中，为确保工程质量优良，除了要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完善质量管理制度，还必须严抓细管各有关责任单位的质量工作，加强质量过程控制。

1、严抓严管设计质量

严抓严管设计质量，避免因设计原因致使工程存在永久隐患。一是加强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报告的审查，确保设计方案可行。二是加强施工图设计报告的审核，优化设计成果，确保在工程安全前提下最经济、节约地投资。三是在建设期督促设计单位及时进行设计交底，为各参建单位讲解设计意图，有针对性地控制工程质量。

2、严抓严管招投标质量

严抓严管招投标质量，把工程质量的主动权交给有资质、有信誉、有经验的企业。一是在报刊、新闻等媒介中招投标公告，所有具备水利一级及以上资质企业均可报名。规范南水北调建设市场，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和健康的竞争环境，打破区域垄断。二是采用专用合同范本编制招标文件，签订合同，把工程质量、安全、进度方面的要求以及技术标准均细化到招标文件和合同文件中。三是严把招投标评审关。加强企业资格审查，对施工业绩优秀、信誉度高的企业进行加分，评标结果在规定媒介上进行公示，从根本上杜绝一流队伍投标、二流队伍签合同、三流队伍进场的行为，从源头上保证工程质量安全。

3、严抓严管施工质量

施工单位是工程质量的直接责任单位，也是工程质量事故第一责任人，因此抓好施工质量是确保工程质量的根本。施工质量控制通常采用“三控制”原理，即事前控制、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事前控制主要是控制原材料、审查施工组织方案等，事中控制主要是落实“三检制”及施工组织方案中的各个环节，事后控制主要是严格质量验收工作。

（1）事前控制

一是控制原材料。对工程所需原材料、成品、半成品，按照质量标准进行严格检验，形成完整、系统的质量检验资料，杜绝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原材料、成品及半成品用于南水北调工程。在施工中一经发现不合格产品，应立即采取鉴定、隔离、复查、处置、文件记录措施。同时作出标记，组织有关人员返工、返修、分析原因、制定纠正措施，明确规定对不合格产品的管理制度，建立档案。

二是严格审查施工组织方案。从施工工序、作业队伍、作业时间、使用设备等方面审查施工组织方案是否可行，方案内容是否考虑施工过程中哪些环节易产生影响工程质量的突发问题，如何进行应急处理等，确保施工组织方案内容全面、科学合理，对工程施工进行具有针对性的指导。

（2）事中控制

落实“三检制”是事中控制的基础，从工程施工第一道工序开始，不合格工序不得进入下道工序。譬如绑扎钢筋主要是控制钢筋质量、数量、间距、保护层距离等；立模板主要是控制模板平整度、缝隙、内外支撑等；土方碾压主要是控制土料粒径和含水率、铺土厚度、碾压遍数等，混凝土浇筑主要控制混凝土配合比、塌落度、振捣工艺等。这些工序质量控制点在“三检制”检查过程中，只要每一级能够按照规范要求进行控制，就可以保证工程质量。其它工序也是如此。

在施工过程中，每一道工序质量检查均要有文字记录，在一些特殊部位如桩基、地下工程等隐蔽工程还要有图像、视频、音频等资料记录，明确施工时间、工程部位、气象条件、人员、过程、结果，做到施工资料真实、完整、规范、系统，具有可追溯性。

（3）事后控制

事后控制主要是控制单元、分部、单位工程质量评定结果，其中单元工程质量评定是基础，因而质量监控工作应把它作为主要环节来抓。单元工程质量评定一般是由设计、监理、建管、质量监督、地质、施工等多方联合验收。只要一方有异议，就需要对评定结果再进行研究；若多方对单元工程质量评定结果有分歧，就需要通过检测等手段进行验证；若检测确定不合格就必须拆除重建，这样可以保证分部工程质量和单位工程质量，从而保证整个工程质量。

4、严抓严管监理服务质量

在重点渠段（包括穿堤建筑物部位）设置监测断面，安装渗压计、测压管和沉降观测点等，监控渠堤的沉降变形及渗漏情况。安全监测施工与数据采集应尽可能选择专业队伍承担。如施工单位让不具有安装能力的人员进行施工，导致仪器成活率较低或数据采集错误，或施工单位让仪器厂家来负责安装，则很难保证施工后的数据采集。

5、加强行政监督

一是组建项目质监站开展日常工作与组织巡查组抓重点质量管理环节相结合的方法，开展质量监督工作。二是制定了质量监督岗位职责和规章制度，使质量监督工作规范化、制度化。三是定期开展质量巡查和专项抽查工作，并将巡查结果以简报和通报形式向有关单位，加强对参建单位行为和工程实体质量的监督检查，对重点工程或关键施工工艺，安排质监人员跟踪监督。四是积极配合国务院南水北调办稽察、复查和专项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召集有关单位人员进行开会通报和研究，制定切实有效的整改措施，进行整改，并督促检查整改落实情况，认真加以借鉴，举一反三，力求避免类似问题发生。

五、结语

综上所述，南水北调工程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大事，除了文中重点讨论的一系列问题之外，在施工过程中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注意，只有这样才能使工程管控和效益目标的实现，实现南水北调重大工程的安全运行。

参考文献：

[1]赖国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道混凝土衬砌施工技术》，《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09年15期

[2]李斯杨：《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技术难题及解决措施研究》，《科技资讯》，2009年33期

[3]高健 阳云华：《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主要工程地质问题》，《人民长江》，2007年09期

南水北调可研报告篇6

关键词：近代乡村 财产继承 宗族

近代乡村财产继承习俗并未发生重要变化[1] ，这就为研究乡村社会财产习俗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提供了很好的视角，海内外学者对近代乡村财产继承习俗作了许多区域性研究。[2] 本文试图从一个比较角度对近代南北方乡村财产继承习俗与宗祧继嗣及宗族社会之间关系作一探讨，以期加深对乡村财产制度与宗族社会的理解。

一、 南北方各地乡村财产继承形式

近代乡村社会的财产继承是以诸子均分为主要形式，诸子平等地继承家庭财产。绝大多数地区财产继 中并无嫡庶差别，如黑龙江的11个县家庭财产分析均无嫡庶区别，仅见湖北汉阳、麻城两县及福建连城县家庭析产中嫡庶有别，而且连城县的此种现象发生在戚族主分条件下。[3] 诸子均分还可以通过下一代或妻子来实现，所谓“子承父业”、“妇承夫财”。[4] 而各地私生子参与诸子均分则以生父认领与社会承认为条件。[5]

诸子均分前，南北方各地有先抽提养膳田地、长子长孙田地等习俗。父母享有养膳田地的财产权，诸子不得主张变卖或均分。[6] 长子长孙田地亦称长房田地，北方长子长孙田地继承资格仅限于长子及长子所生长子，如山西临县“长子长孙地”限为“酌分给兄之子地若干亩”，主要是因为长子长孙有主持家族祭祀的责任，如万全县“长子因祀祖先之义务，较次子有稍能多得者”[7] ，有的地方称长子长孙田地为祀田，如陕西华阴县“兄弟分产须为长房酌提田产以为奉祀之用，名曰祀田”。在南方大多数地区，其长子长孙田地主要表现对血脉相续的重视，湖北乡村社会的初生子即承重的长子，而不论其妻生妾出，均可享有长房田。长孙也并不限于长子所生之长子，而是诸子中最先所生之长孙，江西萍乡家庭长孙田就是“给予诸子中最先所生之长孙”。而且南方大多数地区的长房田并不具有祀田名目，长子长孙并没有主持家族祭祀责任，安徽贵池的长孙田就是长孙婚娶教养等费。[8]

当然，大多数地方的长子长孙田地所占比例极小，如福建顺昌等县长房田地约占家庭财产的百分之一左右[9] ， 普通农家的长子长孙田地大多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且近代乡村社会的贫困化使许多地方的长子长孙继承特权趋于消亡，在河北昌黎县侯家营和山东历城县冷水沟庄的一些家庭财产分析继承中，诸子均分极为彻底，已经不再作其它财产分析安排。[10]

30年代的风俗调查显示，乡村妇女普遍未能享有财产继承权。[11] 满铁华北调查也显示，“女子除结婚费之外，原则上不参与家产分析”。[12] 在珠江三角洲乡村出现了极个别的自梳女继承家产案例，但这也是非常罕见的现象，并不能构成一种普遍的习俗制度。[13] 虽然黑龙江一些地方亲女有绝户（没有男性继承人的家庭）财产继承权，大多数地方亲女并不能完全继承绝户财产，如黑龙江泰来县、甘肃东乐县、热河承德、湖北竹山等县亲女均不能继承全部绝户财产，黑龙江通北县、河北清苑县甚至拒绝亲女的绝产继承权。[14]

妇女可以终身享有奁产管理权和收益权，夫家不能占有奁产，改嫁妇女甚至可以随身带走奁田，沅陵县将奁产称之为女户田。[15] 浙江宣平县奁产为妇女死后祭产，但大多数地方奁产在妇女死后仍归娘家所有，陕西西乡县、安徽贵池县 “如女死亡，其产业仍归娘室”。妇女并没有奁产的最终处理权，也并非奁产的继承者，仅有外孙享有奁产继承权，江苏松江县、福建建阳县均有外孙享有奁产继承权习俗。[16]

无亲子的财产继承，大多数地方习俗上是在父系宗族（即宗亲）中确立昭穆相当之人为继承人，继承宗祧及财产。一些地方，可以在同姓不宗范围内确立继承人，但一些地方则禁止在同姓不同宗范围内确立继承人。[17] 在同族或同姓范围内立继，有依亲等顺序在亲支范围内决定继承人的应继与以贤以爱选择继承人的择继区别，满铁华北调查显示，亲侄有继承优势，立继多由“由家长兄弟的儿子（作为过继子）继承全部家产”。[18] 但在南方的许多地方，更强调依亲等顺序继承，湖北、湖南、江西等地习俗应继享有完全财产继承权，而择继必须分润亲支族人。[19]

一个嗣子子继承两个以上家庭宗祧的兼祧习俗在南北方均较为流行，直隶、陕西、山西等北方省份及南方湖北、湖南、江西等南方省份均有兼祧习俗，许多地方的兼祧习俗以生母推定继承宗祧财产的人，所谓“各继宗祧，各继财产”，其兼祧制度在财产继承方面类似于孙继，实际上是由兼祧子所生之子继承财产。并继、关继与并祧则是则是亲族两个以上继子共同继承绝嗣家庭宗祧和财产，此习俗在山西、河北、陕西、安徽等地方均有发现。[20]

异姓继承以赘婿与外甥继承为多。招赘婚多发生在无子有女家庭，南北方乡村均存在，但赘婿继承在北方尤为突出，如陕西就有11个县报告有赘婿继承习俗，陕西等地还盛行孀妇招赘继承，相当多的县报告有孀妇赘夫继承财产习俗。赘婿继承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赘婿并无宗祧继嗣权，但可承受全部或部分财产，由其所生之子继承宗祧，甘肃东乐县、陕西保安县、湖北通山县等地赘婿承受所有财产，但不得承嗣，生子须从女姓以承祀。此种习俗实际上是以外孙为继承主体，赘婿只是继承了财产管理权，因而赘婿不得当卖财产，如甘肃平凉县 “女家所有产业许赘婿管理，不许当卖，若有当卖情事，女族可以争阻”。第二种情况是赘婿承受部分财产，另立一嗣子与赘婿均分财产，此种赘婿未取得宗祧继嗣地位，不负责死后奉祀，仅负责妻家父母的生养死葬。第三种情况是以赘婿为继承主体，亦即以赘婿为子，赘婿为子的前提多为女家乏嗣及其同宗无应继之人，此种赘婿多须从妻家之姓、与妻家共同生活、负责妻家父母的生养死葬。此种赘婿等于异姓继子，甘肃全省、陕西南郑县、略阳县、福建政和县、江苏昆山县享有完全财产继承权的赘婿均属赘婿为嗣，兼有异姓继子身份。在一些地方，赘书实际上等同于继书，甘肃全省、江苏句容县等地招赘婿为子时“写立赘书为据，名为赘书，实与继书无异”。[21]

外甥继承是一种南北方均较为流行的外亲继承形式，陕西渭南县外甥的继承顺序甚至高于同族侄辈，甘肃天水县“可以外甥兼祧”。在南方，外甥继承也相当普遍，安徽当涂等县的外甥继承顺序仅次于同父周亲，江西“无子孙可以承继者，例得招外甥来舅家承祀宗祧，并得袭受其遗产”。 大多数南方地区仅认同外甥继承权，而妻侄姨侄等并不具有继承权。而在北方的许多地方，外甥继承与内侄等姻亲继承联系在一起，如山西临县、高平县内侄外甥均可继承，甘肃全省“得立两姨及中表之子为子”。北方的姻亲继承还有随娘子继承形式，如山西、陕西等地死带子（改姓继嗣的随娘子）即可继承继父财产。[22]

非亲属的异姓继承流行于北方，南方闽南等地亦较盛行，非亲属的异姓继承分为两种情况，一种系以异姓为嗣的继承关系，异姓构成继嗣关系一般以自幼抱养的异姓子为条件，如山西山阴有“血布养子”习俗即抱养异姓他人初生之子为嗣，偏关、屯留等县的抱子为嗣也与此相似。继子关系一旦成立，其财产继承权利不可剥夺。另一种为不构成继嗣关系的异姓义子继承关系，虽然义子与养父母并不构成宗祧继承关系，但义子可以继承部分家产财产，不过其对养父母家庭财产并不具有不可剥夺的继承权利，而是由养父母酌给财产。[23]

可以看出，南北方乡村社会均以诸子均分及同姓同族继承为主要继承形式，南北方乡村财产继承形式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姻亲及异姓继承方面，北方乡村社会习俗对姻亲及异姓继承有较多的认同，虽然闽南等地对异姓继承及赘婿继承也有着较多的认同，但南方大多数地区仅仅认同外甥及外孙等外亲继承形式。不过，北方大多数地方姻亲及异姓继承的继承顺序也低于亲族继承，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某种特殊情况下的补充或权变继承形式，如河南嵩县等地只有在同宗无应继者情况下才能招婿为子，河北清苑县、高邑县的异姓继承也是以亲族或同姓无相当继承人为条件。[24] 而且即使在北方许多地方，异姓继承大多须经亲族许可，如陕西华阴等县异姓嗣子须凭亲族才能有财产继承权。[25] 南北方乡村社会财产继承形式反映了以宗祧继嗣为基础的宗族社会财产继承制度基本特点。

二、 南北方财产继承习俗与宗祧继嗣观念

宗祧继嗣观念对乡村财产继承行为有着巨大影响，成为影响乡村继承习俗的核心文化观念，在赣南，如果财产继承违背了宗祧继嗣观念，“不但近房必出而相争，虽无关系之族人亦皆不以为然”；在浙江丽水县，违背宗祧继嗣原则的立继普遍受到强大的宗族社会压力，“同族人等亦皆从而非议之，而无子者始虽不愿，终则因受舆论之影响，仍从公议”。[26]

陈其南十分重视宗祧继嗣观念对乡村继承习俗的影响，进而其分房理论认为汉人财产继承关系就是每个儿子独立继承父亲宗祧的继嗣观念展开。[27] 在国家政权及儒家正统文化影响下，南北方的宗祧继嗣观念及财产继承习俗固然有其一致性一面，但国家法律及儒家正统文化并没有规定一套某一简单宗祧继嗣观念展开的财产继承制度，乡村社会财产继承习俗也不能完全与国家法律或某一简单宗祧继嗣观念保持一致，如许多地方有“禁止赘婿”并禁止赘婿继承财产的习俗，有的地方又有赘婿为嗣继承宗祧与财产习俗，而法律规定赘婿没有宗祧继承权，但允许招婿养老、并可以继承部分财产；亲女继承绝户财产也为清代法律所规定，一些地方亲女有继承部分财产的权利，而大多数地区并不认同亲女的继承主体地位。[28] 乡村社会的财产继承习俗是在与社会生活需要及宗祧继嗣观念互动中形成，并且受各地社会经济与社会文化条件及宗族关系影响，其本身就具有多样性特点。

其实，乡村社会宗祧继嗣观念本身就具有民间性，其宗祧继嗣观念往往并不完全等同于儒家正统的宗祧继嗣观念。陈奕麟曾经对儒家正统的宗祧继嗣观念作过探讨，他引用（宋）陈淳《北溪字义》对族人继嗣“取其一气脉相为感通可以嗣续无间”的解释，认为宗祧继嗣的根据是气脉说。[29] 气脉说以父子及族人之间的男系联系为继嗣依据，属于正统的父系宗祧继嗣观念。但各地民间的宗祧继嗣观念往往并不完全以此为根据，许多地方的民间继嗣观念以血脉说为根据，认同外甥及外孙的宗祧继嗣权，如陕西蓝田扶风等县以甥舅有血统关系，以甥为嗣“竟视与亲生子无异，甚且有合户欢迎，酌酒相贺者”；甘肃皋兰县“有以外甥承舅而同宗之人亦不争者，盖谓姊妹之子与昆弟之子相似，其血脉同出一本，较同宗之人或尤亲也”。安徽当涂贵池等县外甥 继承顺序仅次于同父周亲，“盖以外甥为其同胞姊妹所生，血统较为亲密之故”。[30] 因而南北方各地普遍流行外甥及外孙继承。

各地的宗祧继嗣及财产继承习俗形成也受各自的历史文化及社会生活环境因素影响，民间继嗣观念存在着南北方的某些差异。北方社会表现以“宗”为其继嗣特点，“宗”的继嗣除了反映父子之间的世代连续性，还反映了兄弟分化的大宗与小宗区别。[31] 在继承中区别长子与众子是中国血缘宗法文化中的大宗小宗原则应有之义，在南北方宗祧继嗣及财产继承中均有其表现，如绝次不绝长、长子不出继等习俗，黑龙江、奉天、热河、河南、山东、山西、江西、湖南等地乡村均能发现。[32] 但是，北方社会更强调长子的“大宗”地位。在华北的良乡县吴店村、昌黎县侯家营、顺义县沙井村、山东省历城县冷水沟，象征着宗祧继承的牌位、祖匣、家谱多归长子继承。[33] 长子继承祖屋也是北方社会长子继承特权，如陕西华阴县“原有祖房恒为长子分得，故俗有长子不离祖之说”，山西兴县“惟长子务须居其原宅，故曰长子不离旧院”，《同官县志》记载“长子不离老庄，次子不离马房”。[34] 北方社会长子继承牌位、祖匣、家谱及祖屋，被视为家族世系的“大宗”，有主持家族祭祀的责任。而南方社会则以“房”为其继嗣特点，房不仅代表了父子间的世系连续，而且反映兄弟平等分化，独立与父亲构成世系联系，强调每个儿子在继承中的平等地位。[35]

南北方继嗣观念的差异还表现在嗣子义务方面。北方强调嗣子的送死责任，摔盆执幡即是获得嗣子资格的一种凭证，可以得到财产继承权。河北清苑县、山西神池县、山西临晋县、陕西渭南县、甘肃全省等到地均有以顶盆者、摔盆者及执幡者为嗣子的习俗[36] ，在死者没有亲子或未立嗣子的情况下，丧礼中“有继承资格者往往争摔牢盆，以为取得继承之根据”。[37] 即使摔盆或持幡者未能立为嗣子，因为他们履行了送死义务，也享有部分的财产继承权，如山东东阿县、临朐县摔盆或顶盆者不能继承宗祧，也可继承部分财产；黑龙江各县承办丧事及顶灵驾丧者均有遗产继承权。[38] 北方各地习俗将人子送死义务与财产继承紧密相联，以致乡村丧礼多有“争继夺幡，辄致相哄”[39] ，实际上就是以此争夺财产继承权。

北方乡村社会虽然有长子以抽提祀田为名的长子田，但此种祀田常常徒具虚名，供奉血食并未成为嗣子的重要责任，在财产继承方面出现了不立嗣子而由送葬者迳行继承的情况，如华北地区，继嗣奉祀观念淡薄，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庄的农民甚至认为自己的死去亲人并不需要祭祀，家庭中无子者死后无须立嗣子解决血食供奉问题，其财产由兄弟分析继承，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和河北省栾城县寺北柴村均有不为自己兄弟立嗣而迳行分析财产的案例。[40] 南方乡村社会继嗣观念则以供奉血食为立嗣的重要原因，以奉祀宗祧为嗣子的重要责任，也是嗣子获得财产继承权的依据，强调财产继承与供奉血食的联系。南方许多地方流行死后立嗣，江苏高淳县死者无遗产，由亲族为之积资并立继供奉血食；湖北汉阳、浙江东阳、福建连城等县为未婚夭亡者立继， 继子有供奉血食责任和继承财产的权利。[41]

在乡村社会财产继承关系中，社会生活需要－宗祧继嗣观念－财产继承习俗三者处在一种互动之中，而社会生活需要往往处于关键地位。中国亲属文化本身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与扩展性[42] ，亲不仅有血亲、姻亲关系，而且可以扩展到共同生活的非血亲或非姻亲关系，社会生活需要可以使此种共同生活的非宗亲关系及非亲属关系虚拟为某种宗祧继嗣关系，从而丰富了宗祧继嗣观念与财产继承习俗的多样性。在南北方乡村财产继承习俗中，异姓为嗣多以自幼抱养为条件，也是因为自幼抱养的异姓子有长期共同生活而具有亲情纽带。如陕西汉阴县、浙江诸暨、山西偏关的异姓为嗣习俗强调“抱养异姓三岁以下之幼子者”，此种异姓子有完全财产继承权。[43] 华琛在香港新界调查发现，乏嗣族人如果不能收养自己兄弟或堂兄弟的儿子，往往就从陌生人那里买下男孩继承。华琛认为，人们这样做是因为兄弟或同堂兄弟之子与自己具有较强的亲情纽带，抱养异姓子也可以通过长期共同生活建立亲情纽带，能够保证继子的忠诚及家庭财产的安全。[44] 斯图柯德在华南地区田野调查时发现冥婚名义上为死去的儿子立继，实际为自己立嗣孙作为继承人，人们解释立嗣孙是“害怕宗族的人欺骗并夺走自己的财产”，而嗣孙可以通过长期的共同生活建立亲情纽带。[45] 兼祧继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具有亲情纽带的嗣孙作为继承人。

一些以共同生活为基础的非亲属关系并不虚拟为宗祧继嗣关系，其财产继承关系也可以成立。如许多地方的异姓子并没有宗祧继嗣权，但这并不妨碍长期共同生活的异姓子享有全部或部分财产继承权。对于义子所生之子（即义孙），因为生长于家庭之中，各地习俗普遍认同为“自家人”，承认其与亲孙一样的地位与继承权，河北各县“若义孙则产于己家，虽义子所出，而情均天伦，固与亲孙无殊也”。[46]

社会生活需要促使新的宗祧继嗣观念及财产继承习俗产生，如同父同祖亲关系历来是乡村社会互助的基本群体，在乡村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作用，兼祧制度就是为了保证同父同祖亲财产继承权而产生的继嗣及财产继承习俗，“始于乾隆年间，前代无有”。[47] 人们甚至也会因为社会生活的迫切需要而不顾宗祧继承原则，如许多地方留媳招夫并继承财产，就是因为养亲无人，寡媳承担家计劳动，“实因本县农村经济使之然也”。[48] 在浙江吴兴、安徽广德等县，因为太平天国革命后“户丁稀少”，为了解决家庭劳动力和继承人，于是民间兴起“异姓承嗣办法”。在闽南，异姓继承普遍，就是因为当地房族争夺激烈，人们普遍多立异姓继子（即螟蛉子），以增强家庭及房族势力。[49] 而且螟蛉子等承担在海上贸易中冒险犯难的勾当，在以海外贸易为主要生存资源的闽南社会，螟蛉子往往掌握了家族盛衰命运。[50]

三、 南北方财产继承习俗与宗族关系

以宗祧继嗣为基础的财产继承习俗对家庭－宗族结构的再生与维系具有重要的作用。弗里德曼认为诸子均分制度下的儿子潜在财产权对于大家庭分裂有着决定性作用，“往往会使基本家庭从联合家庭中分离出来”。[51] 近代习俗调查资料表明存在着此种儿子潜在财产权，如甘肃平凉县、浙江义乌县均有未分家析产的儿子“将家中财产书立约据，出卖与人”，其父母死亡后才投税过粮管业。[52] 潜在财产权往往引起兄弟间冲突，满铁华北调查发现大家庭内兄弟之间常常会因为子女多寡、子女教育费支出、浪费金钱、懒惰等发生矛盾，“收入和支出常常敏锐地支配着他们的大脑，往往是妻子算账而丈夫发言”。[53]

妇女奁产权也对家庭分裂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河北省顺义县沙井村，“妻子娘家带来的财产属于特有财产，与家产区别开来，自带财产是与家产区别的私产，所谓‘贴己’，称之为夫妇‘两人的东西’”。[54] 由于奁产的存在，大家庭内部的一对新夫妇往往“构成了共同体”，“他们被赋予某种经济独立性和追求更大的独立性”，于是“一个新家庭开始在家庭内部生长”，最终导致大家庭的分裂。[55]

诸子均分制度又造成了小农家庭之间的共业联系，或是由于财产本身存在着物理上不能分割的情况，或是为了便于生产和生活，分析后的家庭之间往往存在着共同所有、共同使用的共同财产关系。在河北省宝坻县，家产分析后，井、碾磨、车、采土场、家屋宅地、进出道路等为共有公产。在栾城县寺北柴村，兄弟分家之后共有一部水车和大车、骡等现象较为普遍。[56] 家庭之间存在着共业关系使原来的大家庭关系并没有完全断裂，而再生出新的家族关系。当然，此种共业关系会随着家庭经济条件等因素变化而改变，具有暂时性特点，此种家族关系也并不是一种强大持久的宗族分支关系。

以宗祧继嗣为合法依据的财产继承习俗也规定了一个父系继承的系统，宗族成员之间有着继嗣及财产继承方面的权力和义务，从而促进宗族关系的凝聚与宗族村落的成长。在促进宗族成长方面，南方养膳田作为祭产共业继承习俗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在养膳田地继承上，南北方习俗有所差别。在北方乡村社会，养膳田的继承仍然与养生送死有关，陕西蓝田县养膳地就是“父母生养死葬之业”，负责养生送死的儿子享有养膳田的继承权。陕西扶风县的养膳地是个例外，名为香火地，归主持家族祭祀的长子继承，实际上也大多用于生养死葬的开支。[57]

南方社会重视奉祀祖先，“蒸尝视为孝子仁人最要之务”[58] ，抽提祭产为一项重要社会习俗。富有家庭的父母亡故后，养膳田往往成为共同继承的祭产。虽然由于近代乡村财富向城镇的转移、乡村贫困化及新文化对祖先崇拜的冲击，养膳田抽提祭产甚少发生，但近代习俗调查资料及方志均有此习俗记载，如福建浦城“父母养膳约占诸子分产之半数，父母亡故，即以为祭产”；江西横峰县养膳田，“如父母均故，则拨作父母祀产居多”。[59] 宜北县家庭析产，“抽存一部分父母犹存作为养老田，殁后作为祭田”。[60] 与此同时，在四川等南方地区，与北方长子继承祖宅习俗不同，有“分爨时除留祖宅”作为共同财产的继承习俗。[61]

此种祭产、祖屋的继承为家族共同继承，成为宗族凝聚的物质基础，也是宗族关系成长的基点，中江县的风俗调查说： “兄弟析产分居各为一家，遗产多者则留一份为蒸尝，共占蒸尝者则分别为宗族，其无产或遗产少者则各随生活而人他适，有家制而无族制者多矣”。[62] 南方乡村土地关系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有共同继承的祖先祭产较多，“诸族各有祭田，其祖宗遗下以备祭祀者为血食”[63] ，其中许多祖先祭产就是由养膳田转化为祭产。共同继承祖先祭产的子孙 “不论族服疏远”均可参加集体祖先祭祀活动，“皆设有祭银、祭田以赡其祀”；[64] 同时共同祭产可用于宗族的赡济助学及公共事务开支，“子孙贫者因得分惠，而资以振之”[65] ，从而构成了宗族生长的物质基础。

在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分支理论中，公产是宗族分支与凝聚的关键，拥有公产的“小族支会不断成长，成为一个大而繁荣的合作单位”。[66] 近代乡村财产习俗调查资料可以对弗里德曼理论作一个补充：这种带来宗族分支与凝聚的最早公产主要就是养膳田转化而来的祭产和祖屋，由于其共同继承特性而促进宗族关系的凝聚，密切联系的宗族群体因此而成长。

北方社会的养膳田主要用于生养死葬，剩余也多由家庭继承，缺乏共同继承的祭祀公产；而长子长孙田及香火地等属家庭私产，且早已失去了祭田的意义，临县长子长孙田“初不知为主庙祭而设”，兴县“析产者亦拨长子、长孙田，然不知其为祭设也”。[67] 于是造成了祖先祭祀的缺乏，一般人民的祭祀活动，“祭品不必备物，视农家所恒有者，仪文简略”。[68] 缺乏祖先崇拜缺乏宗族公产物质基础，祖先崇拜淡薄，“村民自祖以上名字皆不能知，安望其洁蠲奉奉祀处”[69] ，乡村社会祠堂稀少，北方宗族关系就会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南方社会恰好与此相反，养膳田转化为祭产，祭祖活动又强化了人们的祖先崇拜文化心理，宗族祭产不断积累、合并与扩大，乡村社会普遍出现大规模的祠堂公产，进一步强化了宗族关系。

财产继承习俗与宗族关系也是处在相互作用之中。在乡村财产继承过程中，宗族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一些地方，析产分家的中人是亲族与外亲、乡邻的结合，如高邑县家长分产时，需要“约同家族长辈或乡邻中洞达事理者”均分财产。[70] 在许多地方，中人就是宗族势力，如黑龙江各县分析财产“由主持家务者召请亲族公同议定”。而且族长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清苑县“凡同族遇有继承分居事项，须有族长议定继承，书立继单”。[71] 特别是在非亲子继承的财产继承或争议较大的亲子财产继承中，习俗上往往由族长代立分书，族长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家庭父权与宗族构成了一种相互制约关系，宗族主要依据宗祧继嗣原则制约家庭父权的财产继承安排，在栾城县寺北柴村，“假如父亲的遗嘱不公，本门亲长或族长可以改变”。[72] 在山东聊城、山西新绛县、浙江富阳县，赘婿继嗣并继承女家财产均须经宗族同意。[73] 尤其是在南方宗族关系强大的地方，家庭父权作出违背宗祧继嗣原则的特殊财产继承安排，须经亲族或宗族认可方能生效；[74] 非亲子的立继继承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宗族势力的操纵与影响，各地宗族均有不得异姓乱宗规定， 1934年的武昌张氏宗谱“凡例”规定：“倘溺爱异姓而不择立本宗者，须由同族将其产业捐入祖祠，以作祭业，而除其名，永不入谱”。[75] 异姓财产继承人往往面对着宗族势力的强大压力，难于在村落宗族立足，如湖南长沙、湘潭、衡山、湘乡等县，养父母去世后，“义子非遭嫡庶子之苛待，即遭亲属之干涉，其或夺其财产而逐之”。[76] 四川蓬溪县的抱子多为“各族属轻视欺凌”。[77]

一般说来，宗族关系强大的地方，其财产继承中的宗祧继嗣原则就更为严格，而且更多地照顾亲族及宗族的利益，如湖南、湖北各地择继有分润亲族的习俗，“未立各人亦各分给若干财产”。当然，乡村宗族社会毕竟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家庭父权仍然是影响财产继承的基本权力，宗族有时也会与家庭父权达成某种妥协，如江苏句容县赘婿继承的家庭“须纳资于祠，其婿即可登谱顶门，享有被继承人一切之权利”。[78] 但更多的南方宗族并不会因金钱出卖宗祧继嗣权，而是承认异姓子的家庭财产继承权，并不承认他们具有宗族的正式谱系地位，而是将异姓子列入非正式的谱系或是有区别地列入谱系之中，湖南长沙、浏阳等县宗族将异姓子列入副谱或零谱，江苏武进、浙江诸暨、福建建阳等县宗族是在谱系中标明义子继子抚子螟子等字样，或者是在谱系中“亲生子则朱线，买养子则用蓝线”，或者是在谱系中分内外行以容纳异姓子。[79] 以此方法将他们区别于宗族，同时又将他们纳于宗族生活共同体之中。

而在一些宗族关系薄弱的地区，宗族关系还不能构成强大约束力，家庭父权在立继方面就存在着更大的自主性，财产继承习俗中的择继、赘婿继承、异姓继承等就会较多，北方乡村许多较多的择继、赘婿继承、异姓继承与宗族关系较弱有关，如陕西蓝田县当地“人民大半不立宗祠，不修家乘”，异姓继承较多，“并无户族以异姓乱宗名义出而理论”。[80] 可以认为，南北方宗族关系强弱差异是造成南北方财产继承习俗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注释

[1] 仁井田陞 ：《中国 农村家族》，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第126页。

[2] 仁井田升《中国 农村家族》主要以华北满铁调查为基础研究中国乡村家族社会，其中涉及到近代华北乡村财产继承习俗问题；沃尔夫、黄介山的著作（Arthur P.Wolf and Chieh-shan Huang，Marriage and Adoption in China，1845-194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1980）以田野调查材料及户口登记材料为基础研究台湾三峡地区婚姻与收养制度，其中涉及到过继子与财产继承等问题；斯图柯德的著作（Janice

E.Stockard，Daughters of the Canton Delt，Marriage Patterns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in South China，1860-193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1989）以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研究近代珠江三角洲的自梳女问题，其中涉及到女子的宗祧地位和财产继承权问题。华琛的论文（James L. Watson，Agnates and

Outsiders:Adoption in a Chinese Lineage，Man，Vol.10，No.2(June 1975) ，293-306.）则对香港新界的过继习俗作了研究。拙作《近代长江中游家族财产习俗制度述论》（《中国社会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也对长江中游乡村社会财产继承习俗作了一些探讨。

[3] 司法行政部编：《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以下简称《调查报告录》）（二），1930年，第1317-1360、1368、1572－1573页。

[4] 河北栾城县寺北柴村的调查，见仁井田陞 ：《中国 农村家族》，第124页。

[5] 《调查报告录》（二），第1374、1580－1583页。

[6] 《调查报告录》（二），第1296、1676、1517页。

[7] 《万全县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第222页。

[8] 《调查报告录》（二），第1446、1754、1638、1654、1669、1514、1488页。

[9] 《调查报告录》（二），第1572－1573、1579－1580页。

[10] 仁井田陞 ：《中国 农村家族》，第107－108页。

[11] 《射洪县风俗调查纲要表》，《蓬溪县风俗调查纲要》，《四川省各县呈报风俗调查纲要》，第一册，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二档）：十二（6）全宗18268卷；《新宁县风俗调查报告》（1948年），湖南省档案馆33－1－270卷；《博野县风俗调查纲要》，《河北省各县呈报风俗调查纲要》，民国二十三年九月，二档：十二（6）全宗18266卷；《利津县风俗调查纲要》，《山东省各县呈报风俗调查纲要》，民国二十一年六月，二档：十二全宗18257卷。

[12] 仁井田陞 ：《中国 农村家族》，第125页。

[13] Janice E.Stockard，Daughters of the Conton Delt，Marriage Patterns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in South China，1860-1930，p78，p84。

[14] 《调查报告录》（二），第1363、1789、1807、1658、1361、1298页。

[15] 《 沅陵县志》（清光绪二十八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609页。

[16] 《调查报告录》（二），第1535－1536、1741、953、343、1078－1079页。

[17] 在湖北，汉阳等7县准立同姓不宗之人为继，在麻城等2县则不得立同姓不宗之人为继，见《调查报告录》（二），第1626、1655页。

[18] 仁井田 ：《中国 农村家族》，第126页。

[19] 《调查报告录》（二），第1639、1659、1685、1693-1694页。

[20] 《调查报告录》（二），第1705、1750－1751、1812、1481、1492、1522、1421、1297、1764、1497、1486页。

[21] 《调查报告录》（二），第1703-1747、1789、1713、1644、1785、1376、1659、1807、1770、1727、1704－1705、1569－1570、1462、1770、1466页。

[22] 《调查报告录》（二），第1743、1797、1476、1500、1447、1453、1771、1436-1454、1724-1730页。

[23] 《调查报告录》（二），第1458、1749－1750、1763、1589、1753、1765、1374－1375、1794、1473、1597－1598页。

[24] 《调查报告录》（二），第1375、1298页；《高邑县志》（民国三十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110－111页。

[25] 《调查报告录》（二），第1721页。

[26] 《调查报告录》（二），第1500、1549页。

[27] 陈其南：《家族与社会 －台湾与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理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151－158页。

[28] 《调查报告录》（二），第1488、1380、1375－1376页。

[29] 陈奕麟：《由‘土著观点’探讨汉人亲属关系和组织》，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81期，民国85年春季。

[30] 《调查报告录》（二），第1706、1784、1476页。

[31] 石磊以华北地区为例说明“宗”的继嗣特点，石磊：《房与宗：两种不同结构类型的汉人继嗣体系》，陈奇禄院士七秩荣庆委员会：《陈奇禄院士七秩荣庆论文集》，1992年。

[32] 《调查报告录》（二），第1316－1363、1310、1808、1387、1400、1427、1441、1454、1513、1514、1693页。

[33] 仁井田陞 ：《中国 农村家族》，第136－137 页。

[34] 《调查报告录》（二），第1754页；《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简称《调查报告录》）（一），司法行政部编，1930年印本， 300页；《同官县志》（民国三十三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第69页。四川绵阳有“多有宗子分老宅习惯”（《四川省绵阳县风俗调查纲要》，二档：十二（6）全宗，18269卷），绵阳地区与陕西、甘肃交界相邻，疑为陕西移民习俗。

[35] 陈其南以华南地区为例总结了房的继嗣特点，陈其南：《家族与社会 －台湾与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理念》，第131－136页。

[36] 《调查报告录》（二），第1297、1422、1444、1722、1770页。

[37] 河南开封“率牢盆”等见《调查报告录》（二），第1381－1382页；山东东阿县“摔漏盆” 见《调查报告录》（二），第1394页。

[38] 《调查报告录》（二），第1394、1402、1318－1372页。

[39] 《玉田县志》（清光绪十五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242页。

[40] 仁井田陞 ：《中国 农村家族》，第177－178、114页。

[41] 《调查报告录》（二），第1463－1464、1634、1556－1558、1575页。

[42] 陈奕麟：《由“土著观点”探讨汉人亲属关系和组织》，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81期，1996年春。

[43] 《调查报告录》（二），第1743、1748、1567、1452页。

[44] James L. Watson，Agnates and Outsiders:Adoption in a Chinese Lineage，Man，pp298-302.

[45] Janice E.Stockard，Daughters of the Canton Delt，Marriage Patterns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in South China，1860-1930， p96.

[46] 《调查报告录》（二），第1378页。

[47] 黄安《滠水吴氏宗谱》，卷首，凡例，1936年印本。

[48] 《洪雅县风俗调查表》：《四川省各县呈报风俗调查纲要》，第一册，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二档：十二（6）全宗18268卷。

[49] 《调查报告录》（二），第1554－1555、1479、1594页。

[50] 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第154页。

[51] 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王铭铭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9页。

[52] 《调查报告录》（二），第1260、1037页。

[53] 仁井田陞 ：《中国 农村家族》，第224、104页。

[54] 仁井田陞 ：《中国 农村家族》，第126－127页。

[55] Maurice Freedman:Ritual Aspects of Chinese Kinship and Marriage， 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edited by Maurice Freedma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p182.

[56] 仁井田陞 ：《中国 农村家族》，第 137－139页。

[57] 《调查报告录》（二），第1730、1737页。

[58] 《桂平县志》（民国九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下），第1051页。

[59] 《调查报告录》（二），第 1597－1598、1517页。

[60] 《宜北县志》（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下），第934页。

[61] 《中江县新志》（道光十九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第120页。

[62] 《中江县风俗调查纲要》，《四川省各县呈报风俗调查纲要》，第一册，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二档：十二（6）全宗18268卷。

[63] 《会昌县志》（同治十一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中），第1169－1170页。

[64] 《新化县志》（清同治十一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601页。

[65] 《蓝山县志》（民国二十一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590页。

[66] Maurice Freedman，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Fukien and Kwangtung，University of London:The Athlone Press.p53.

[67] 《临县志》（民国六年铅印本），《兴县志》（光绪六年重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609、597页。

[68] 《密县志》（民国十二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42页。

[69] 《无极县志》（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117页。

[70] 《高邑县志》（民国三十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110页。

[71] 《调查报告录》（二），第1317－1360、1295页。

[72] 仁井田陞 ：《中国 农村家族》，第117页。

[73] 《调查报告录》（二），第1395、1418、1566页。

[74] 《江西省萍乡县风俗调查纲要汇编》（1932年），第二历史档案馆：十二（6）全宗18271卷；《常宁县风俗调查汇编》（1948年），湖南省档案馆33－1－270卷。

[75] 张佩华等修：《武昌张氏宗谱》，民国二十三年凡例，民国二十八年印本。

[76] 《调查报告录》（二），第1680页。

[77] 《蓬溪县风俗调查纲要》，《四川省各县呈报风俗调查纲要》，第一册，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二档：十二（6）全宗18268卷。

[78] 《调查报告录》（二）， 第1685、1693－1694、1639、1659、1466页。

[79] 《调查报告录》（二），第1699、1680、1470、1567、1590、1598、1526页。

南水北调可研报告篇7

历经50多年的研究，我国逐步形成从长江上游、中游和下游调水的南水北调西线、中线和东线三条线路，组成南水北调工程，以解决北方日趋严重的缺水问题。国务院于2002年12月宣布南水北调工程开工，东线和中线先行开工，西线继续进行前期工作。近来，有人士提出，何不从水源丰富的雅鲁藏布江调水到黄河，调水量大、海拔高，可涵盖西线，甚至涵盖中线和东线的受水区，还可向西北、华北地区的更大范围供水。为此，就南水北调工程为何从长江调水及相关情况，笔者提出以下看法。 南水北调工程从长江调水的可行性 1.长江水量丰沛，有水可调 长江是我国最大的河流，水资源丰富且较稳定，多年平均径流量约9600亿立方米，特枯年有7600亿立方米。长江的入海水量约占天然径流量的94%以上。从长江流域调出部分水量，缓解北方地区缺水是可能的。这是南水北调工程选择以长江为水源地的基本依据，也是水资源跨流域调配理想的水源地。1990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简要报告》（1990年修订），提出：“长江干流及其主要支流，是南水北调解决我国北方水资源严重短缺的主要水源，要继续做好不同时期水资源供需的计划安排。”进一步明确要求长江水资源对北方缺水地区可持续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2.从长江调水地理条件优越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主峰各拉丹东的西南侧，干流自青藏高原自西向东蜿蜒流淌，经青海省、湖北省、江苏省和上海市等10个省、区、市，横贯大半个中国，在上海市注入东海，全长6300千米，流域面积180多万平方千米，占全国面积的1/5。上游靠近西北地区，中下游毗邻黄淮海平原及胶东地区，兴建跨流域调水工程具有显著的优势。 3.南水北调西、中、东三项工程可基本缓解黄淮海流域受水区的严重缺水问题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布设在我国最高一级台阶青藏高原的东南部，调水入黄河源头河段海拔3442米处，具有居高临下、供水覆盖面广的优势，可向干旱、半干旱、海拔相对较高的西北地区供水，同时与黄河河道水沙融合，运用黄河已建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的水沙调控体系进行调节，促进黄河的健康和长治久安；中线工程主要向黄淮海平原西部供水；东线工程主要向黄淮海平原东部和胶东地区供水。 南水北调工程三条线路，总调水规模448亿立方米。规划到2050年全部建成后，基本实现黄淮海流域和西北内陆河地区的水资源承载能力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生活、生产和生态缺水问题得以基本解决。 4.“四横三纵”的总体布局，可充分发挥多水源供水的优势，综合效益显著 2002年12月，国务院批复的《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报告中指出：“南水北调三条线路与长江、黄河、淮河和海河四大江河联系，逐步构成以‘四横三纵’为主体的中国大水网，有利于实现我国水资源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合理配置格局，对协调北方地区东部、中部和西部可持续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这里表明，提出我国水资源“四横三纵”的大水网，是战略性的举措，意义重大，而南水北调工程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四横三纵”的总体布局，形成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可以相互补充，具有覆盖面广，供水保证程度高，可充分发挥多水源供水的优势等特点。同时，总调水规模448亿立方米，占长江多年平均入海水量的5%，占枯水期入海水量的7%，总体上对长江入海水量影响不大，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较小。 南水北调工程从长江调水技术可行、经济合理，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是一个具有显著综合效益的工程，是优化我国水资源配置的重大战略性基础设施。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后续水源，从澜沧江、怒江调水150~200亿立方米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从长江上游干支流调水，总体规划分三期实施，第一期工程从雅砻江、大渡河支流调水40亿立方米，第二期工程从雅砻江调水50亿立方米，第三期工程从金沙江调水80亿立方米，共调水170亿立方米，2050年前全部建成。总体规划还提出，2050年以后，由于各种条件的变化，如果仍然需要调水，作为远期的初步考虑，从位于金沙江西部、上游河段大体互相平行的澜沧江、怒江调水。其多年平均径流量，澜沧江744亿立方米，怒江689亿立方米。根据两江自流引水需要的高程选择引水河段的位置、工程规模、技术经济等条件综合研究，调

南水北调可研报告篇8

关键词：南水北调工程；水量调度系统；

中图分类号：TV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对于南水北调工程的调度运行管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任务，涉及了多个流域、多个地区、多个城市、多个目标，其中，水量调度系统毫无疑问是整个调度运行管理中的重中之重。只有充分掌握了水源区和受水区的历史、环境，现在和未来的来水、需水的趋势，即时的预报消息的获取，以及前期调度的反馈报告作为辅证，相关研究学者、专家的专业意见等等，才能充分地掌握实时调度运行管理信息。除此以外，及时的科学合理的调度决策还要相应地考虑调水的行为会对相关城市、环境及生态会有怎样的影响等等。随着水量调度系统的逐步建设完善，结合着先进的测报、预报，以及通信和监控手段，促进了水资源在宏观上实现优化组合、优化决策，促进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水量调度系统总述

在南水北调的自动化调度与运行管理决策支持系统中，包括了许多应用系统，比如说水量调度系统、远程闸站监控系统、安全监测系统、水质监测系统、视频监测系统、三维可视化与大屏投放系统等等。作为应用系统的核心，水量调度系统对调水工程的水量调度业务有着强大的支持力。该系统的功能简述为以下：能够快速地处理水源地、调水工程和受水区出现的各类调水业务信息；可以通过计算生成科学有效的水量调度指令；针对出现的各类险情，能够给出应急调度方案；可以通过实时监测，对调度方案的实施情况进行监控，水量调度过程中对调度方案进行实时、迅速、准确地修正；为调度决策提供技术上的支持；提供调度管理各项工作所需要的信息服务及相关分析计算手段等功能。建立水量调度系统，在防洪、抗旱等等对社会人民性命攸关的方面提供了很大的保障，并与许多其他系统一起，比如说电力系统、通信系统，共同完成各项基础功能。

由于南水北调工程的调蓄能力有限，还有用水户分散、控制节点多、沿线气候差异大等等各种问题，为了提高输水效率，必须对沿线所有节点进行集中控制和管理。围绕着水量调度的业务流程，加入水量调度系统参数数据库的设计，还有各模型之间的数据接口开发、核心模型集成等等，建立完善水量调度系统，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南水北调工程的水量调度系统论述

南水北调工程水量调度系统的建设配合了工程建设，运用了数学模型、虚拟仿真、自动控制、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手段，依托着基础设施的建设，实现了信息收集网络的数字化，运行调度方案的程序化，应急方案的具体化，水量调度实时变化的可视化，最终达到自动化调度运行，完成调水任务的目的。

三、水量调度系统的系统功能与业务流程

水量调度系统的功能很繁杂，是南水北调各级管理机构对调度运行进行运行管理的主要手段。各级管理人员依靠本系统提供的数字集成平台和虚拟环境，处理和解决，以及决策水调方案等等各种问题。除此以外，还有水量调度日常业务的处理、年内分配方案的编制、实时调度指令的生成、应急调度方案的生成、水量统计与水费计算和方案评价等6个子系统。

其中，水量调度日常业务处理子系统是整个水量调度业务处理系统的业务逻辑集成和用户应用接口层, 作为水量调度基础数据的管理中心和各类动态数据的汇集管理中心, 它是水量调度工作人员的基本业务平台，是水量调度相关应用系统的门户系统。

其他子系统也在水量调度系统中有重要的作用。年内方案编制子系统是南水北调工程水量调度管理从宏观控制到微观调度的过渡层；实时调度指令生成子系统是南水北调工程的水量调度微观优化管理的方案实施层；应急方案生成子系统是其它应用系统在水量调度业务处理系统的集中表现系统；实时调度指令生成子系统和应急调度方案生成子系统是水量调度业务处理系统与闸站监控系统的接口界 面；水量统计与水费计算子系统是保证南水北调工程长期运行、形成水利建设投资良性循环、用经济杠杆促进水资源科学调配的有效管理手段；方案评价子系统是南水北调工程水量调度管理方案优化比选的决策工具和管理效果分析平台。

水量调度系统业务流程复杂，涉及到多个部门、多种调控。南水北调工程采取统一调度、集中控制的管理模式,对各个分水口的水量分配方案，各节制闸、分水口、退水闸的闸门控制指令,都是由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建管局调度中心统一制定，然后下发至各现地站执行。当遇到紧急事故工况时，自动启用应急工况处理功能，生成应急调度方案。

总结：

南水北调工程为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改善的水资源条件相当一部分促进了潜在的生产力发展，优化了产业结构，促进了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北方经济进入稳步增长，内需扩大，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对国内的GDP有极大的提升。通过南水北调工程水量调度业务系统的建设，可实现对全线调水运行进行集中调度、管理和维护，实现在正常和各种故障条件下全线调水量的统一分配、调度、管理的各项功能，满足了现代化企业行政办公业务处理需求，实现完整、规范和集成化的事务处理和数据处理，促进行政办公管理工作规范化、标准化、程序化和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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