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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述评
2007年我国居民CPI上涨4.8%，涨幅比上年提高了3.3个百分点；2008年1季度CPI上涨高达8%，涨幅比上年同期高5.3个百分点，创11年来的新高。通胀的袭来给全社会民众都带来了福利的损失，实际收入的降低和自有资产的缩水，尤其是对中低收入者带来了最直接的痛苦感受。面对通胀，政府不仅要控制物价的上涨，还要制定适当的政策缓解通货膨胀对社会公众造成的福利损失。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正确计量是政策制定的一个主要依据，是一项极具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
一、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述评
关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是货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它也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通货膨胀的成本较为隐蔽，经济学家将其归纳为鞋跟成本、菜单成本、相对价格变动的加剧、税收负担的不合意变动、混乱，以及任意的财富再分配等，这些成本在理解上虽比较直观，但是在总量上如何衡量却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那么，究竟什么意义上的成本才可以被称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Sidrauski(1967)认为由于持有货币能够产生直接效用，而物价上涨会导致实际货币余额的下降，故通货膨胀必然会对个体造成福利损失，这种个体的福利损失就称之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Sidrauski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定义意味着，无论通货膨胀是预期还是未预期的，只要存在通货膨胀就一定存在福利成本。当然，关键问题是合理地度量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从而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正确的依据。对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度量自Bailey(1956)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至今，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展开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基于消费者剩余理论估算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基于Sidrauski模型的补偿变量法(CompensationVariableApproach)以及基于McCallum-GoodfriendFrame-work的估计方法。
1.基于消费者剩余理论估算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弗里德曼的最优货币数量法则认为，在一个货币经济中，为保证完全竞争的均衡达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名义利率必须等于零，此时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扭曲最小。因此，最优通货膨胀率是使得名义利率等于零时的通胀水平。当经济中通胀率高于最优通胀水平，即名义利率大于零时，货币均衡配置不再是一个帕累托最优配置，此时社会福利下降从而产生福利成本。Bailey(1956)认为通货膨胀就像是对货币征税，货币征税(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就是位于货币需求曲线下方，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上方之间的面积。当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为零时，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逆货币需求曲线下方的面积，即名义利率从i减少到0时所能获得的“消费者剩余”，这一推论与Friedman的最优货币数量法则相符。
随后，很多学者在Bailey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如Marty(1967)得出了在有产出增长和考虑货币流通速度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计量结果。Barro(1972)认为通货膨胀提高了人们的交易成本，人们会加快支付的频率，也会减少使用货币来进行交易。因此，他重建了货币需求曲线，重估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Craig和Rocheteau(2005)先利用Bailey(1956)的方法，通过log-log型货币需求函数和semi-log型货币需求函数计量了在传统方法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指出Bailey(1956)的方法实际上是一个假设掉外部性、一般均衡效应(generalequilibriumeffects)和分配效应(distributionaleffects)的局部均衡模型，它一个重要的隐含假设是实物资产的报酬率与通货膨胀无关。
消费者剩余方法虽然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提供了一种简单、便捷的计算方法，并开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先河，但这一方法由于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因而无法对个体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行为进行研究和分析，也无法对形成宏观的加总的个体进行推测和判断。与此同时，这一方法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如一些学者认为即使通胀率为零，名义利率仍可能为正，这样持有实际货币余额仍然可能有正的机会成本，无效率仍然存在。因此，以通货膨胀率为纵轴计算货币需求曲线下方位于零通胀率和另一通胀率之间面积的计算方法有可能低估实际的福利成本。如Foster(1972)计算了完全预期为4%的通胀率相对于零通胀率的福利成本小于产出的0.05%。Garfinkel(1989)得到4%的通胀率相对于零通胀率的福利成本为国民收入的0.3%。这些估值远小于其他经济学家的估计。Laidler(1990)认为消费者剩余方法的前提条件是当名义利率改变时，货币需求曲线的位置不变，只是沿着货币需求曲线移动。这就需要假定实际余额的边际效用独立于其他商品的需求，而这一假设条件事实上限定了这种计算方法是一种局部均衡的方法。Gillman(1995)指出了这种错误的根源在于Bailey认为在稳定价格时的福利成本就是为零，但是，这种认为的零福利成本和真正的零福利成本却有很大的不同，其差额有时竟可以高达50%。基于这一方法存在的缺陷，一般在对问题进行分析时，这一方法主要用来进行补充性说明。
2.基于Sidrauski模型的补偿变量法(CompensationVari-ableApproach)。这一方法在Sidrauski模型(1967)的基础上应用了福利经济学的补偿原则思想。Sidrauski模型将货币直接进入效用函数，由于这种内含货币效用函数方法允许我们根据一个符合经济人最优行为的货币需求模型来计算通货膨胀的成本，从而使通货膨胀升高所引起的实际货币持有额下降直接表现为个人效用和福利的变化。福利经济学的补偿原则思想认为，市场价格的变动肯定会影响人们的福利状况，很可能使一些人受损，另一些人受益，多数情况下很难实现帕累托最优，此时关键是如何对受损者补偿，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改进。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补偿变量法认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在某一通货膨胀水平下，应补偿给家庭多少额外的收入才能使家庭在给定利率的均衡状态所获得的效用水平与名义利率等于零时的效用水平相等。这一方法考察了通胀给社会中每个人所带来的获益或损失，从而增加了必要的微观基础，为我们从个体效用函数出发，分析在预算约束和资源约束下计算通货膨胀的稳态福利成本提供了一个方便好用的框架。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方法得到了普及。
Lucas(2000)用收入补偿的思想，以Sidrauski(1967)的一般均衡模型为框架，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给出了估计方程。Lucas定义在名义利率i下的福利成本w(i)是收入的百分比，即用使得家庭在名义利率为i和0时达到福利水平无差别的收入差额，估计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在实证方面，Lucas利用美国1900-1994年的数据，估计得到：对于美国经济，10%的通货膨胀率对于消费者的福利损失仅相当于消费者总消费水平的1.3%，即如果要保证在通货膨胀率10%和通货膨胀率为0时消费者的福利水平是一样的，那么必须增加消费者约1.3%的收入。
Jones、Asaftei和LianWang(2001)在Lucas(2000)研究的基础上，加入了货币总量理论(monetaryaggregationtheory)，从而建立了一个包含现金和利息的一般均衡模型，弥补了前人研究中将M1层次货币全部视为无息资产的缺陷。他们发现，由于个体持有现金(无息的)的份额与持有生息储蓄的份额相比是非常小的，并且在稳态下持有生息储蓄的份额是不随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从这个一般均衡模型中计量得出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比前人的研究结论小得多。
虽然补偿变量法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货币、尤其是没有实物资产支持的纸币会产生效用，但这一方法将货币直接进入效用函数，而且该模型具有的货币超级中性性质表面、效用函数的另一个变量——实际消费不随通货膨胀率变动而变动，从而使福利成本计算得以简化。不过利用这种方法研究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时，在选择适当函数以及对模型中的参数进行赋值时，常常需要主观事先判断和利用经验来为参数设定不同的值，这势必会导致因参数赋值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测算结果。
3.基于McCallum-GoodfriendFrame-work估计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这种方法通过引入交易技术方程将货币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间接化。McCallum-Goodfriend(1987)建立了一个购买——时间(shopping-time)模型，这一模型假设时间和货币共同为购买消费品提供交易服务，并且时间和金钱在实现交易方面可以互相替代。交易服务技术决定了在既定的消费和货币持有水平下所必须花费在购买上的时间。购买时间模型从时间的角度来理解和度量通胀的福利成本：在家庭持有货币数量一定的条件下，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导致货币贬值，降低了家庭的实际购买力，家庭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获取同样数量的消费品，从而减少了劳动时间或休闲时间，因此，造成了福利损失。SimonsenandCysne(2001)研究了在购买-时间模型中包括有息资产的情形，并从理论上给出了福利成本的上下界。Cysne(2004)研究了连续时间下的购物时间模型，并得到了福利成本的解析表达式，他还从理论上讨论了引入家庭异质性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除了上述三个比较代表性的方法外，经济学家还提出了其他一些计量方法。如Fischer(1981)将货币和其他资产同等看待，把货币看作是资源跨期转移的载体，建立了一个禀赋经济的OLG(overlap—generation)模型。LagosandWright(2005)首次利用货币寻介理论，估计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Imrohoroglu(1992)刻画了在一个收入波动且没有保险经济环境里，经济个体为平滑自己的消费而持有货币的计量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模式。
二、对目前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启迪
反观国内，当前对通货膨胀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成因、对策等定性方面，而专门针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则很少，且大多是基于国外已有的研究，主要利用国外研究中已有的模型对中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估算。如欧俊和李花(2006)利用Bailey(1956)研究方法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了估算；陈彦斌、马莉莉(2007)分别使用消费者剩余方法、MIU模型和CIA模型计算了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谢赤(2002)则在购买-时间模型下讨论了金融创新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理论上的影响；陈利平(2003)在一个引入消费攀比的Shopping-Time模型中讨论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龚六堂、邹恒甫和叶海云(2005)利用他们研究的框架，在Lucas模型基础上，应用Kruz(1968)和Zou的思想，把消费者的财富引入效用函数，给出了货币供给的改变对经济不确定影响的分析。
但问题是这种利用国外研究中已有的模型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估算的方法存在较多的局限性，因为纵观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计量方法的发展，尽管不同经济学家的模型有所不同，但其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都是基于货币对于公众的有用性或者货币能提供给公众便利为出发点，进而考虑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如何影响公众的货币持有，并引起公众效用的变化，从而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计量。由于公众效用本身的抽象性和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已有的关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计量方法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此外，国外既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美国的经济背景，而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与美国有许多不同的特殊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计量的准确性。
1.已有的研究所采用的模型大多是引入货币的效用函数模型框架，加上各种外部约束来推导货币需求，进而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计量。但从各种模型的计量结果来看，各种模型间不仅存在不小的差距，而且其结论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2.已有的研究大都只限于在稳态下得出的比较结果，而当通货膨胀率剧烈波动或迅速上升(下降)时，实际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会与稳态下的计量结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差距。这使得已有模型的结果其实用性大打折扣。
3.很多模型都假设名义变量对真实变量不产生影响，即货币和通货膨胀是中性的。这与很多现存的研究结果相悖。尤其在中国，由于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仍然不高，货币冲击对经济实体的影响与货币主义的前提假设不符，货币中性依然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
4.国外既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美国的经济背景，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走出了一条相对独特的中国式发展之路。如中国至今还存在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城市和农村在使用活期存款时的便利性方面有很大不同、活期存款普遍是付息的，这意味着货币层次的选择上M0和M1都不准确。
5.已有的研究大都将名义利率作为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函数的自变量，从名义利率的角度来计量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其隐含假设为名义利率的水平和变化，可以反映出通货膨胀的水平和变化。但在中国，由于资本市场还不够成熟，利率市场化的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利率水平的反应比发达国家相对更迟缓，也更具有粘性。因此，根据名义利率计算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有时无法反映中国的真实情况。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对中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研究时必须在把握主流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现实约束条件，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对我国采用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措施以来的各期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水平作出正确计量和评价，并对中国通货膨胀率的确定给出一个社会福利的考核标准。
参考文献：
[1]Bailey，MartinJ.TheWelfareCostofInflationaryFi-nanc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56，64(2)，93-110
[2]Sidrauski，M.RationalChoiceandPatternsofGrowthinaMonetaryEconomy，AmericanEconomicReview，1967，57(2)，534.
[3]Lucas，RobertE.Jr.InflationandWelfare，Econometri-ca，2000，68(2)，247-274.
[4]McCallum，BennettT.，MarvinS.Goodfriend.DemandforMoney：TheoreticalStudies，intheNewPalgrave：ADictio-naryofEconomics，ed.ByJohnEatwell，MurrayMilgate，
关键词:通货膨胀目标制;标准的失业与通货膨胀模型;最优合同模型
中图分类号:F822.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2-0025-04
通货膨胀目标制理论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Kydland和Prescott(1977)以及Barro和Gordon(1983)的研究。自从新西兰于1990年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取这一货币政策框架,理论和实践经验为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一、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综述
(一)标准的Barro-Gordon失业与通货膨胀模型
Barro和Gordon在1983年提出失业与通货膨胀模型。他们从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关系出发,通过分析政策制定者的最优行为,解释了相机抉择会产生通货膨胀倾向的原因,从而验证了Kydland和Prescott(1977) 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会产生通货膨胀倾向的观点。鉴于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为了研究的方便,他们用失业率来代表实际经济总体状况,目标函数为:
其中,失业率代表实际经济状况;参数为Phillps曲线的斜率,为研究方便,假定其为常数;
为通货膨胀预期,()为实际通货膨胀与其预期值之差。
公众根据政策制定者的最优行为形成预期,政策制定者在预期给定后,目标函数最优化要求均衡的通货膨胀率等于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但是,均衡的通货膨胀率有可能大于通货膨胀目标,这就形成了通货膨胀倾向。他们通过长期均衡分析对央行的名誉(可信性)均衡进行了研究,发现博弈范围的有限性和信息的不完全等造成了央行名誉的破坏。
虽然以物价稳定(即低通货膨胀)为货币政策唯一最终目标在最近一二十年才开始流行,但是物价稳定一直是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之一,通货膨胀倾向的提出为通货膨胀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下通货膨胀倾向问题的存在为规则政策的使用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支持。
Barro和Gordon的最大贡献在于为通货膨胀目标化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开创了通货膨胀目标化理论的先河,相机抉择会产生通货膨胀倾向的观点使通货膨胀目标化发展成一种货币政策规则,并最终成为一种货币政策框架。另外他们提出的政府名誉(可信性)问题有利于通货膨胀目标化政策的确立和实施,极大地提高了该理论的政策可操作性,这对于通货膨胀目标制理论以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Carl E.Walsh的最优合同模型
在Kydland、 Prescott、Barro和Gordon之后,经济学家就开始研究如何消除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下的通货膨胀倾向。虽然Kydland和Prescott已经提出可以通过规则政策的建立来解决这一问题,但大部分经济学家仍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分析央行激励问题。在大部分国家,公众选择政府,政府选择央行行长,这就形成一个复合的委托问题。这是个包括众多委托人(即经济中的个体)和一个人(即央行行长)的激励问题。由于委托人众多,很难统一意见并指出人的目标函数。至于激励的手段,可以通过立法制订一个目标规则,在央行没有实现目标时就对其进行惩罚,这样的央行制度结构以及其与政府的关系可以看成央行和政府之间的合同。政府通过这个合同对央行进行激励。最优合同的确定正是委托关系分析的问题。央行的制度设计可以影响其面临的激励。比如,央行政策决策委员会成员的委任和连任、定期向公众公告的要求的存在与否、决定央行运作资金的预算程序和法定政策目标的存在等制度规定都可以影响央行面临的激励。另外,Rogoff(1985)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央行预算和将央行行长的收入与经济状况相联系激励央行的通货膨胀选择。
Walsh(1995)通过采用委托模型,构建了央行和政府之间的合同,解决了最优合同的确立问题。政府可以构建一个合同,促使央行能够对自己面临的激励进行反映,在货币政策框架中,央行的制度设计可以影响它在货币政策中面临的激励,比如,央行的激励可能是央行行长的聘任和解雇、央行行长的收入或央行的预算。Walsh(1995)还证明央行和政府之间的最优合同可以消除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倾向,这样一个合同可以被解释为通货膨胀目标法的政策规则。
假定社会福利损失是由通货膨胀率 和实际产出对其目标水平的偏离形成的,即:
其中, 是社会福利损失,为通货膨胀,为实际产出, 则是目标产出。政府的目标就是最小化社会福利损失。因为关心的是央行和政府之间的委托关系,而不是公众和政府之间的委托关系,所以上式是政府偏好和社会偏好的共同反映。
Walsh(1995)还分析了不完全信息对最优合同的影响。当央行拥有预测总供给冲击的私人信息,而政府只能观察到反映央行行为和控制误差的广义货币总量,并且央行可通过影响经济的备选方案选择,以控制相应的信号输出时,最优合同就可能实现。在各种情形下,合同均可以在消除通货膨胀倾向的同时对冲击作出最优反映。
(三)Lars E.O. Svensson 的目标规则模型
Svensson(1999)从货币政策规则的角度讨论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给出了货币政策规则的总体概念框架,并界定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本特征。Svensson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区别了工具规则和目标规则的差别。他认为存在两种货币政策规则:工具规则和目标规则。工具规则是一个指导货币当局选择货币政策的特定反应函数。Taylor规则是工具规则的典型例子。他认为之前的货币政策规则大都属于工具规则,而且,工具规则在实施时不存在央行必须遵循的承诺机制。相反,目标规则提供了潜在的承诺机制,需要一定意义上的对于特定损失函数的承诺,而工具决策仍然是相机抉择的。
Svensson将目标规则定义为包含目标变量的方程或方程组。它包含一个目标变量、一个目标水平和相关的最小化的损失函数。例如连续的损失函数:
其中,是t期的实际通货膨胀,是通货膨胀目标,是产出缺口, 是通货膨胀缺口和产出缺口的相对权重。如果 ,只包含通货膨胀,损失函数被称为严格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当时,产出缺口介入,损失函数被称为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总体上,大部分通货膨胀目标制是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
Svensson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之所以可以消除通货膨胀倾向是因为它有一个要求央行实现其通货膨胀目标的较强的约束系统,即高度的透明度和明确的责任。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通过指定央行的产出目标等同于实际产出水平来解决通货膨胀倾向问题。
(四)Ben S.Bernanke,Fredric S.Mishkin与Mer-
-vyn King等人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理论的贡献
与Svensson将通货膨胀目标制视为货币政策规则不同的是,Bernanke和Mishkin(1997)与King(2003)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化实际上不是一种规则,而是一个货币政策框架。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个具有高度透明度和责任的、非常灵活的货币政策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即使是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也可以实现。这个框架至少有两个作用:提高了政策制定者与公众之间的沟通;为货币政策提供了更多的规律和责任。他们还指出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两个功能:增强央行和政府的沟通及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保障。
他们认为将通货膨胀目标制视为一种工具是错误的。原因在于:就技术水平而言,通货膨胀目标制不能够作为一种政策工具,这是因为通货膨胀目标制没有为央行提供一种简单的可操作的转换工具,而是要求央行使用经济模型决定实现通货膨胀目标的政策行为,与简单政策规则不同的是,通货膨胀目标制不需要央行忽略关于其目标实现的信息。更重要的是,通货膨胀目标制包含相当程度的相机抉择政策,在中长期通货膨胀目标的总体约束中,事实上央行可以对失业率、汇率等其他短期指标进行反映。
Vegh(2001)认为在有粘性通货膨胀的封闭经济模型中,货币增长率规则、利率规则和通货膨胀目标制传递了同样的结果。而Bernanke和Mishkin(1997)与King(2003)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与货币增长规则和利率规则不同。Vegh(2001)研究表明:在工具规则、货币政策规则和通货膨胀目标制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许多政策工具均可以用于实现通货膨胀目标,其中主要的政策工具是短期利率。事实上,明确的与潜在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是通过为影响目标而设计的利率规则实现的。例如,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是通过调整联邦基金率而执行货币政策的。当利率超过明确的或暗示的通货膨胀目标时,联邦通过提高联邦基金率来紧缩货币政策。如果央行同时公布降低通货膨胀目标和调高名义利率,货币增长率就会响应较高的名义利率而外生地降低。或者说,通货膨胀目标可以通过改变货币增长率以调整利率而实现。因此,这三种货币规则作为货币政策是基本相当的。
二、实证方面的研究成果综述
(一)影响一国通货膨胀目标制决策的因素
Yifan Hu(2003)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采用对数回归的方法对影响通货膨胀目标制决策的因素做了实证检验,分析了影响一国通货膨胀目标制决策的因素。数据范围包含了1980-2000年20年间,遍布OECD、东欧、拉美、亚洲和非洲的66个国家,其中22个国家是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广泛的数据范围有利于更好地评估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和没有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的绩效。
Yifan Hu收集了21个变量的数据,其中9个是关于经济条件或绩效(C)的,8个是关于经济结构 (E)的,3个是关于经济制度(I)的,还包括一个关于非燃料商品价格的变量,用于衡量非燃料商品价格的年度变化。9个代表一国经济绩效的经济条件变量是:实际GDP增长及其易变性、实际GDP缺口、名义和实际利率、通货膨胀率及其易变性、外汇压力和M2增长。8个经济结构变量是: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易变性、财政状况、经常账户状况、贸易开放度、贸易项目(TOT) 易变性、外债和金融深度。3个经济制度变量是:是否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央行是否自治以及一国是否拥有浮动汇率制度。
回归结果表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证经验是有价值和令人鼓舞的。回归中的大部分变量与预期的符号一致,此外,许多经济条件、结构和制度变量与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与否正相关。
GDP增长和实际利率与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与否的相关性非常强。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确实可以提高总体的经济表现,提高GDP增长和实际利率。
通货膨胀与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与否负相关。当局在低通货膨胀率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是由于对可信性的担心。因为担心失去公众可信性,央行有可能在低通货膨胀率时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这使得通货膨胀目标更容易完成。
健全的财政状况在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时对当局有利。实际GDP增长和GDP缺口与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与否负相关。
(二)支持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证研究
研究表明,几乎所有国家在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后,通货膨胀率都迅速降低,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市场国家总体表现稍差。Mishkin(2000)强调通货膨胀目标制已经逐渐成为越来越有吸引力的货币政策框架,而且被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采用,包括智利、巴西、捷克共和国、波兰和南非。
Clarida,Gali和Gertler(1998)分析了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他们证明G3①自1979年就在追求潜在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并且受到德国货币政策的严重影响。Mishkin和Posen(1997)对最早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发达国家――新西兰、加拿大和英国货币政策框架和实践经验作了详尽分析,通货膨胀目标制成功地帮助这三个国家维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
Mishkin和Hebbel(2001)回顾总结了通货膨胀目标制10年的历程,将二十世纪90年代实行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18个国家与9个其他工业化国家进行了比较,肯定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施效果,并通过回归估计得出与通货膨胀目标制相关的变量,分析了各国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程度。
Roger和Stone(2005)对15年来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和未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通货膨胀表现进行了比较,认为大多数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成功地使实际通货膨胀趋近于目标通货膨胀率。
IMF(2005)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使用最小二乘法估计了13个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和22个非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发现通货膨胀目标制在降低通货膨胀及其预期的同时还能逆转长期存在的通货膨胀惯性和降低物价的波动性。
Corbo和Hebbel(2001)从一个广阔的视角分析了拉美5国运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经验和结果。他们发现这些国家在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后通货膨胀率均大幅降低,其中运用时间最长的智利的实践经验是非常成功的,通货膨胀率已达到一种长期均衡的低水平2―4%,巴西基本维持在6―8%,Bernanke(2005)甚至认为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标志着拉丁美洲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三)反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证研究
Cecchetti和Ehrmann(1999)对23个国家的研究表明,二十世纪通货膨胀厌恶提高了,但通货膨胀目标制在二十世纪90年代的作用不大。
Ball和Sheridan(2003)调整了OECD国家内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宏观经济表现,他们比较了二十世纪90年代初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7个国家和没有采用的13个国家。模型开始于一个包括从1960-2002年OECD大部分国家的各种经济指示器的数据组。之后,他们考虑下面的两个计量特征。
其中,是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后的 变量,
是采用前的 变量,如果一国采取名义通货膨胀目标,其效用值用虚拟变量表示, 和是误差项。
Ball和Sheridan认为没有明显证据表明通货膨胀目标制能够提高经济绩效。两组国家的平均通货膨胀都下降了。为了检验通货膨胀目标制是否影响产出增长,Ball和Sheridan检验了实际产出增长的均值和标准差。在一些国家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之后,平均产出增加了,并且在没有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也稍微上升了。随着向均值回归的控制,对产出增长的效应不太显著,显然,这个结果并不支持通货膨胀目标制。
Fraga,Goldfajn和Minella(2003)给出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一些事实,包括两类国家的货币政策管理和绩效的统计比较;用小的开放经济的理论模型模拟了冲击和通货膨胀目标改变的影响;给出了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大的易变性的解释,分析了巨大的外部冲击的影响、建立可信性和降低通货膨胀水平的挑战以及财政控制和金融控制问题,最后解释了如何处理实际经济冲击。
MSH(2006)通过估计泰勒曲线构造有效性边界,对各种货币政策战略对宏观经济绩效的贡献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和非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经济绩效的差异主要来源于经济冲击的不同(64.4%),其次才是政策效率(35.6%)。
三、总结性评论
自Kydland和Prescott(1977)与Barro和Gordon(1983)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开创性研究开始,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不断地推动着通货膨胀目标制理论的发展,主要包括积极的、逆经济周期货币政策理论趋于衰落;通货膨胀与产出(或失业)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的观点被广泛接受,货币政策的可信性和预先承诺的价值的理论讨论;低通货膨胀可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主张被广泛接受。
随着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的增多,实证研究资料日渐丰富,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且大部分研究结果都是支持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当然这还远不能排除人们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疑虑,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转向政策实施的影响因素和具体实施。
注:
①G3代表德国、日本和美国三个国家。
参考文献:
[1]Ball,L. and Sheridan,N.,“Does Inflation Targe-
ting Matte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9577,March 2003.
[2]Barro,R.J. and Gorden,D. B.,Rules,“Discretion and Reputation in a model of Monetary Policy.”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2(1) 101-122,July 1983.
[3]Bernanke,Ben S.,and Mishkin,Frederic S.,“Inflation Targeting:A New Framework for Monetary Polic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97-116 1997.
关键词：通货膨胀；理论；抑制
一战以后，德国的通货膨胀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这种超速通货膨胀对德国经济有十分不利的影响，很多人认为它是纳粹兴起和二战开始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给予我们的启示是通货膨胀不容忽视的，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很大。
一、通货膨胀的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
在凯恩斯主义者那里通货膨胀是由于资源被充分利用或达到充分就业时，总需求继续上升而导致的。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供应量增加，社会名义总需求量的增长不能自发地带动就业量的增长。而是，当名义总需求增加时，现有产品总量不能增加，价格就必定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成比例地上升，最终导致通货膨胀。根据上述观点可以认为，通货膨胀是货币供应量超过商品流通实际需要量而引起货币贬值、物价普遍上涨的经济现象。
通货膨胀虽然不可预期，但是它的产生有其原因：
（一）成本推动型
在失业率很高且资源利用不足时，由于成本上升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叫做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首次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它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价格变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成本的上升主要是由工资的增加引起的。在现代经济中，在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市场上，存在着强大的工会组织，它们不断地鼓励工人给企业施加压力，迫使企业提高工资，而具有一定垄断性的企业又会相应地提高产品价格，从而引起通货膨胀。这种由工资的提高引起的通货膨胀被称为工资推进的通货膨胀。还有一些垄断企业和寡头企业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操纵价格，把产品价格定得很高，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称为利润推进的通货膨胀。同时，进口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及由资源枯竭、环境保护政策造成的原材料、能源等生产成本的提高也会引起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
（二）需求拉动型
总需求的增长速度超出经济潜在生产能力而发生的通货膨胀叫做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如果通货膨胀是由需求拉动开始的，即过度需求导致物价上涨，物价上升使工资水平上升，工资成本上升又引起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由于需求方的货币竞相追逐有限的商品供给，从而将价格提高；由于失业率下降、劳动力变得稀缺，工资也被抬高；这些现象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到来。除此之外，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产生与货币的发行量有直接的关系。货币的供给快速增加时，随之货币的需求也增加，而货币的需求又使价格水平上升。所以货币的供给通过货币的需求产生通货膨胀。此时货币变得不值钱，没有人储存纸币，反而使大量的纸币涌入市场或甚至流向国外。
（三）结构型
结构型通货膨胀是指收入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不适应和错位引起的通货膨胀。首先，高成长性产业和行业，由于种种约束，不能即时获得所需的资源和人才而将使资源的价格和工人的工资水平不断地上涨。与此同时，那些夕阳性的产业和面临衰退行业的资源和人才相对过剩。但是，由于他们的收入不会下降而引起比较效应上升，工资成本推动物价上涨。这种局面的持续会自然而然地引起通货膨胀。其次，劳动力市场的技术结构、地区结构、性别结构之间的差距将使工资刚性（工资水平能上不能下）增加。同时，这些结构的不合理也会引起失业与空缺位置的并存，最终导致通货膨胀。最后，大国或者发达国家示范效应时，小国或者发展中国家向大国或者发达国家看齐。同样，非开放的部门向开放的部门看齐。因此，工资水平和通货膨胀的国际之间和部门之间的传递会导致通货膨胀。
二、通货膨胀的影响
通货膨胀是不能预期的，也是非均衡的，它的产生会带来一系列的危害。
（一）造成实际收入和实际财富的再分配
1、对收入的影响。如果名义工资率的增长慢于通货膨胀增长速度，公众和企业因货币贬值所获得的货币收入购买力将下降，即实际收入会减少；假如通货膨胀是由于政府借款造成中央银行向社会过量发行货币、增加货币供给，则政府可以因此而增加一笔额外的收入，即通货膨胀税。于是，通货膨胀不利于大多数工薪阶层、退休者、失业者和贫困者、接受政府救济者和债权人。但是，通货膨胀有利于高收入者、企业主、厂商和债务人。
2、对再分配的影响。通货膨胀对再分配的作用主要通过影响人们手中财富的实际价值来实现。一般来讲，非预期通货膨胀会将财富从债权人手中再分配给债务人。即通货膨胀往往不得于债务人而有害于债权人。如果，通货膨胀持续了很长时间，使人们最终有可能预见其发展趋势，并且市场也开始与之相适应，那么市场利率中就会逐渐地包含一种对通货膨胀的补偿部分，主要是对利率进行调整。但是在更多的时候，通货膨胀只是将收入和资产搅合在一起，随机地在全民中进行重新分配，而不会只冲击某些群体。
（二）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1、通货膨胀扭曲价格信号而损害经济效率。在一个低通货膨胀的经济中，如果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上升，则买方和卖方都很清楚这种商品的供给和需求方面都发生了实际的变化，他们就可以对此做出正确的反应。相反，在一个高通货膨胀的经济中，很难区分相对的价格变化与整体的价格变化。如果通货膨胀率每月达到20%或30%，商店就会频繁地变动价格以致于相对价格混乱无序、难以适从。
2、通货膨胀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也可以通过对货币和税收的扭曲来体现。在流通中的现金是名义利率为零的货币。如果年通货膨胀率从0上升到20%，则现金的实际利率就从每年的0降为-20%。现在还没有办法消除这种扭曲。由于货币利率实际为负，在通货膨胀时人们更愿意持有真实资源而减少货币持有量，为此，他们频繁地进出银行。企业也会精心设计现金管理计划。实际资源仅仅被用来适应不断变化的货币尺度，而不是被用来进行生产投资。同时，有一部分固定的税收是以元来表示的。价格上升时，这部分税收的真实价值就会下降。假如在计算应交税的收入时，扣除一个价值固定的免税额；而出现通货膨胀时，那份标准免税额的真实价值会减少，所缴纳的税收的实际价值却上升。除了对税收的扭曲以外，通货膨胀也扭曲了收入的衡量标准来影响税收体系。
（三）对就业和国民收入（产出）的影响
较高的通货膨胀影响就业和产出水平。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在一定条件下，能促使厂商扩大生产规模、增加雇佣工人；通货膨胀使银行的实际利率下降，这会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促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总供给的增加。当供给下降引起通货膨胀时，国民收入和就业量随之下降，导致大多数工人处于失业状态。
长期来说，通货膨胀与产出的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倒“U”形的关系。许多国家的研究表明各国的产出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低通货膨胀的国家经济增长最为强劲，而高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国家的增长趋势则较为缓慢。
三、消除通货膨胀的对策
根据历史上的通货膨胀的事实，我们不难发现，通货膨胀达到一定程度时，会破坏资本的正常循环，到严重时也会引起政治危机。因此，采取一些消除通货膨胀的措施是有必要的。
（一）需求紧缩政策
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发生时，政府一般都会采取需求紧缩政策。因为，这种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货币供应量过多引起的。因此，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是需求紧缩政策的核心。财政政策方面国家可以通过调整财政收支总额，减少财政支出，增加财政收入，调整财政收支项目怎样能压缩公共开支，开征新税种，提高税率而控制社会总需求。货币政策方面，主要通过提高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减少社会信用规模及货币供应量。
（二）供给管理政策
供给是影响物价的重要因素。因此，控制货币数量和控制社会总需求都是消除通货膨胀的有效措施。从长远看，发展生产，增加经济中有效供给是抑制物价水平上涨和控制通货膨胀的根本性措施。在面临通货膨胀时很多国家都注意到了压缩总需求的同时改善投资结构，集中资金优先发展占用资金不多，投产期限短，市场紧缺的产品。同时，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较快地增加有效供给，减轻市场需求压力，改善产业结构。
（三）物价和收入政策
通货膨胀时，工资和物价都会继续上升是推进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这时有必要对各种生产要素的收入增长率进行限制，特别是工资增长率。这使工资增长率不会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这需要政府拟定物价和工资标准，劳资双方共同遵守。采取这虚张声势措施会降低通货膨胀率，保证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就业水平。采取措施时可以采用自愿性和强制性两种方法。自愿性的做法是政府以劝导的形式使劳资双方自愿约束价格和工资的变动，它适用于通货膨胀程度较轻的情况。强制性的做法事实上是对工资的冻结。该方法对控制成本推进型和结构性通货膨胀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方法。
（四）国际收支政策与国际紧缩政策
如今的通货膨胀与以往的相比具有世界性和长期性，这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很大，主要表现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方面。当某一个国家发生通货膨胀后，通过外贸等国际间的经济往来向其他国家传播，所以采用外贸与国际收支政策是有必要的。这样不仅能够制止本国内通货膨胀，也能够遏制国际通货膨胀传播。但是，这种国际性的通货膨胀必须依赖国际性的紧缩政策来调整，仅靠一国的力量是不够的。
（五）货币改革政策
当通货膨胀已经成为恶性通货膨胀时，就应该通过货币改革加以制止。人们普遍认为，物价上涨率每月达到50%以上，每年达到600%以上，并且持续一段时间，才称为恶性通货膨胀。在此情况下，原来的货币已经失去了信用基础，通过货币改革废弃旧币，发行新币，制定保证新币币值稳定措施，是制止恶性通货膨胀的有效措施。
总之，通货膨胀的出现是不可预期的、也具有长期性。政府应针对通货膨胀期的不同阶段采取有效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收入政策来减少通货膨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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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财务管理的核心是财务决策，按其所涉及内容和环节，财务决策可以分为投资决策、筹资决策和股利分配决策。通货膨胀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经济环境因素之一，影响着企业财务决策的各个环节。
笔者拟在阐述通货膨胀的含义及其特征的基础上，重点分析通货膨胀对企业财务决策各个环节的影响，进而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策略。
一、通货膨胀的含义及特征
通货膨胀一般是指纸币的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而引起的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的状况。它是纸币流通条件下特有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通常表现为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上升，亦即货币所代表的商品价值普遍下降。因此，局部性的价格上涨不能视为通货膨胀，季节性、暂时性或偶然性的物价上升也不能视为通货膨胀。同时，并不排斥通货膨胀过程中有个别商品价格的下跌。
具体到财务领域，从理财的一般理念而言，通货膨胀的特征表现为通货膨胀期间，所持有的现金及其等价物一般会遭受货币购买力贬值的损失，而持有实物资产则一般会获得持有利益。
企业的货币性资产和货币性负债的金额是固定不变的，但它们所代表的实际购买力却随着物价水平的变动而变化。与此相反，非货币性资产和非货币性负债的价格一般是变化的，但它们所蕴藏的购买力却不随物价水平的变动而变化。因此，当物价水平上涨时，实物性资产和负债的价值也上涨，而货币性资产和负债的实际购买力要下降，出现贬值的损失。
二、通货膨胀对财务决策的影响
(一)通货膨胀对投资决策的影响
企业投资是指以收回现金并取得收益为目的而发生的现金流出。企业的投资，按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以投资时间的长短为依据，可以分为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以投资的对象为依据，可分为项目投资和证券投资。本文以长期投资中的项目投资(资本投资)为例来说明通货膨胀对投资决策的影响。
在做项目投资决策时，对投资项目的评价常用折现指标(如净现值、现值指数、内含报酬率等)和非折现指标(如投资回收期、会计收益率等)两类。现代企业财务管理中，通常以折现指标作为投资决策方案评价的主要依据，而非折现的方法是把不同时间的货币收支看成是等效的，所以在决策方案评价时，其指标只起辅助作用。
在用折现指标做项目投资决策分析时，预测不同时期的现金流量则成了关键。在不存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项目的现金流量比较容易估算，但在通货膨胀条件下，由于物价水平的上升及货币购买力的下降，将对项目的现金流量产生如下重大影响：
1 造成虚假的税后经营利润
在不存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通常以历史成本的损益表为依据来预测未来的税后经营利润，该利润仅仅是企业正常盈利的收益；而在通货膨胀时期，则大相径庭。在通货膨胀的环境下，项目的税后经营利润是历史成本和现行收入相配比的计量结果。在其盈利中，不仅包括了企业正常盈利的营业收益，而且还包含着企业已实现的资产存置收益。后者是在通货膨胀情况下企业资产增值而获得的，它实际上并非真实的收益，而是虚增的收益。因通货膨胀而高估的会计收益，也使企业承担了不应承担的所得税。
2 造成折旧与摊销的不真实
由于计提折旧的依据是历史成本而非重置成本，在通货膨胀时，传统的会计处理方式就会歪曲企业的折旧与摊销的真实情况。
3 影响企业经营营运资本和资本支出
通货膨胀下，由于原料价格上升，保持存货所需的现金将增加，人工和其他费用的现金支付也将增加，售价提高使应收账款占用的现金也将增加。企业为了应付越来越多的应收账款及坏账损失，不得不增加流动资金的投入，这势必影响企业的经营营运资本。同时，也影响着企业的资本支出。
上述影响将对项目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变化，会使企业遭遇现金短缺的困难。而这一切，都可归因于通货膨胀对现金购买力的“蚕食”作用。
(二)通货膨胀对筹资决策的影响
筹资是指企业根据生产经营等活动对资金的需要，通过一定的渠道，采取适当的方式，获取所需资金的一种行为。筹资决策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取得企业所需要的资金，包括向谁筹集，在什么时候筹集、筹集多少资金等等。筹资决策的关键是决定各种资金来源在总资金中所占的比重，即确定资本结构，以使筹资风险和筹资成本相配合。通货膨胀的发生，将对企业的筹资环境、筹资风险及筹资成本产生影响。
1 通货膨胀对企业筹资环境的影响
通货膨胀期间，将会出现资金供给不足和企业资金需求增大的现象。国家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对其进行宏观调控，势必紧缩银根，减少货币的供给总量。同时，由于物价持续上涨，随着企业经营风险的进一步加大，银行贷款风险也随之上升，这使得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变得更加谨慎，进一步严格银行贷款的条件。在资本市场上，随着市场利率的上升，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的市场价格暴跌，也增加了企业从资金市场上筹资的难度。对筹资方而言，如前文所述，虚假利润的出现、折旧与摊销的不真实，最终的结果是使企业遭遇现金短缺的困难，企业对资金的需求不断膨胀。这种供需不平衡的异常现象，改变了企业筹资的环境。
2 通货膨胀对企业筹资风险及筹资成本的影响
随着筹资环境的变化，企业的筹资风险也将加大，风险对应着报酬，这意味着筹资成本的上升，用公式表示如下：
i=i+p
其中：l－投资者要求的名义报酬率；i－投资者要求的实际报酬率；p－预期通货膨胀率。
(三)通货膨胀对股利分配决策的影响
股利分配是指公司制企业向股东分派的股利，是企业利润分配的一部分。股利分配涉及的方面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确定股利的支付比率，即用多少盈余发放股利、多少盈余为公司所留用。因此，股利决策也被称为内部筹资决策。支付给股东的盈余与留在企业的保留盈余，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减少股利分配，会增加保留盈余，从而减少外部筹资需求。
通货膨胀期间，随着筹资环境的恶化和资金成本的上升，外部融资将变得更加艰难。此外，企业利润中还包含着资产的持有收益。因此，企业利润分还是不分、多分还是少分，直接影响着企业的股利分配决策。
三、消除通货膨胀对财务决策不利影响的对策
(一)对历史成本计价方法作适当的修正，对现金流量相关指标加以调整
由于我国迄今为止尚未制定出针对通货膨胀的具体会计准则，在现有的条件下，为使投资决策使用的现金流量相关指标更加真实、可靠、更具相关性，可以在现有的计量模式下，对该指标适当地加以修正，从最大程度上消除通货膨胀对会计信息的影响，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适当的调整：
1 根据企业收入，成本费用以及营运资本的构成实际，结合通货膨胀率，对其作适当的调整。
2 改变折旧和摊销的计算方法
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如果企业采用直线法进行折旧或摊销，将造成按固定资产原始价值提取折旧仍无法实现固定资产的重置，难以维持企业的简单再生产。为此，在预测现金流量时，可采用加速折旧法，缩短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通货膨胀对固定资产更新的影响。
3 按照物价上涨的程度重估存货和固定资产的价值，适当调整营运资本和资本支出的金额
按存货和固定资产的重估价计算确定其被耗用后转化费用的金额，适当调整营运资本和资本支出的金额，用各期实现的收入对所耗用的成本费用予以补偿，将保证投入资本的完整性，增强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二)充分考虑通货膨胀附加率因素，调整收益率评价标准
企业筹资的目的是投资，在做资本投资项目评价时，预期项目收益率也应加入通货膨胀附加率因素，进而在投资项目的收益率与资本成本之间作出比较：当投资项目的收益率超过资本成本时，企业的价值将增加，为可选的投资方案；而当投资项目的收益率小于资本成本时，将有损企业的价值。
(三)结合企业实际，控制企业股利分配的规模
关键词:通货膨胀目标制;货币政策框架;可行性
中图分类号:F8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6-0060-02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央行为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而选择作为调节对象的目标｡既是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与货币政策工具的桥梁,也是实现间接调控机制的基本条件｡因此,中介目标的选择是货币政策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
一、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的选择
1.货币供应量｡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来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态势,必须具备三个必要条件,即中央银行可以完全控制基础货币､货币乘数可以预测､货币流通速度稳定｡但在我国现阶段,基础货币投放总量具有较强的内生性;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很不稳定,我国现行货币供应量指标与国民经济运行的相关性已出现了明显问题,货币供应量能否继续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适宜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2.利率｡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货币政策主要集中在对利率的调控上,1996―1999年间,我国连续7次下调存贷款利率,但刺激消费功效甚微,对经济刺激作用的效果并不理想｡原因在于:(1)只有在主要依靠央行再贴现来实现基础货币扩张的国家,采用利率中介工具(再贷款利率)才可能是有效的｡我国1995年之前是向金融机构再贷款,但在之后则主要是外汇占款｡(2)由于货币政策传导的时滞性以及实际利率和名义利率的区别,导致利率难以被精确控制,而且利率的变动通常和我们的直觉相反｡
3.汇率｡汇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一是采取钉住目标国的固定汇率制容易导致钉住国丧失实施独立货币政策的机会;二是目标国的经济波动容易通过利率变动而传导给钉住国,从而导致钉住国的经济波动;三是钉住国的货币容易受到国际游资的冲击｡就我国而言,由于稳定(包括经济稳定和政治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因此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十分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汇率不适宜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既然上述这些变量都不适宜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那么长期内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把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直接钉在通货膨胀率上,同时将利率､货币供应量和经济景气指数等其他主要经济变量作为监测指标,这应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长期策略有诸多优势:与货币供应量目标相比,通货膨胀目标并不依赖于货币量与价格之间是否有稳定的联系,而是利用所有可得到的信息来决定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可预测性和相关性十分突出,便于公众理解和增加政策透明度,有利于公众形成稳定合理的预期,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而且,由于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增加了中央银行的责任,通货膨胀目标制有助于避免中央银行跌入动态不一致性陷阱｡
但是鉴于发展中国家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的特殊性,和我国现行的货币政策框架以及当前国内经济环境,短期内通货膨胀目标制在中国并不具有可行性｡
二、通货膨胀目标制短期内在中国不可行
到目前为止,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的通货膨胀状况是令人满意的,但仍有许多国家没有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原因主要在于:一些国家的央行不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其货币政策的操作效果也相当不错;有的国家通过法律规定了央行的多重目标以及通货膨胀目标制要求政府的配合和支持;有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目标是由政府制定的,通常由财政部长下达,除非政府各部门对于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必要性意见一致,否则政府不可能把通货膨胀目标强制施加给中央银行,而央行是不可能接受选择通货膨胀目标的｡
鉴于发展中国家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的特殊性和我国现行的货币政策框架,短期内通货膨胀目标制在中国并不具有可行性｡原因如下:(1)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各种市场规则､市场行为有待于进一步塑造,在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的实施中也存在财政控制､金融制度不完善;(2)在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运作过程中,还受到其他方面的干扰,特别是政策工具尚未实现市场化,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仍然过度地依赖信贷渠道,这样央行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就受到极大的限制;(3)货币政策的传导一定程度上受财政政策的约束,从而造成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多重性,虽然我国货币政策法定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事实上我国货币政策目标还肩负着解决国有商业呆坏账问题､促进国有企业改革与解决下岗失业问题､扶持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为政府融资等多层责任;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尚不具备完全的独立性;(4)再加上我国目前以RPI(零售物价指数)作为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而我国现行的两种物价指数中初级产品价格所占权重大,服务价格所占权重较小,这便使得货币政策对物价的控制力较弱,这种情况下如果选择通货膨胀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政府便可能面临着到期不能实现预期目标的信用风险｡
三、中国中长期内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政策建议
短期内还不具备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条件,但中长期内应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把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直接钉在通货膨胀率上,同时将利率､货币供应量和经济景气指数等其他主要经济变量作为监测指标,以长期性的“核心通货膨胀率”作为货币政策目标,重构一个通货膨胀目标制下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为此,需要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物价指数的选择
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大多数国家是选择一个特殊的物价指数作为通货膨胀率的衡量标准｡消费物价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减缩指数是两个自然的选择｡尽管后一个指标很有吸引力(因为它更加全面地反映了“国内”通货膨胀的含义),但在操作上消费物价指数具有明显的优势:它是公众最为熟悉的指数;它通常是每月公布一次,比较及时(因此可以进行周期性的监控);另外它很少需要调整｡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货币政策是否要钉住通货膨胀的所有变动,或者是,在短期内发生的､被认为是由外生因素引起的变动是否应该排除在外｡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货膨胀目标制关注通货膨胀的基本趋势或核心通货膨胀｡这项指标排除了消费物价指数中容易受异常物价变动影响的项目,如能源与食品等｡因此,应当采取不包含食品､能源､利息等央行不能控制项目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作为中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指标｡
2.通货膨胀目标区的上下限的确定
在国际实践中央行通常保持正的通货膨胀率｡原因在于:(1)Friedman提出的人口增长因素｡货币增长要与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相适应｡(2)负的通货膨胀率即通货紧缩,容易导致“债务紧缩”,加剧经济衰退｡(3)货币政策存在“零利率限制”因素,央行为了保持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就必须保持名义利率大于零｡
如果以我国目前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平均值作为通货膨胀率的参照,目标通货膨胀率的上限不应该超过5%,但与3%的世界通行的通货膨胀目标上限相比,这显然偏高｡在开放经济中,如果长期实行超过大多数国家通货膨胀目标上限(3%)的货币政策,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国际收支恶化,增大人民币压力｡因此,我国的通货膨胀目标上限应设为3%左右｡
3.通货膨胀目标区下限的确定
Friedman曾经从理论上说明最优的通货膨胀率应该等于负的实际利率,以保证名义利率为零｡这种想法并不现实,长期的负通货膨胀率会导致通货紧缩,这会对经济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因而,央行不可能使通货膨胀率长期低于零,一般保持大于零的通货膨胀率｡这样,通货膨胀目标区的下限就很容易确定了｡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的国家一般将通货膨胀目标区设定为0%～3%｡通常央行不会让通货膨胀率降到零,因为这可能导致经济陷入困境,同时使货币政策失效,日本20世纪90年代经济的长期低迷,中国的通货紧缩都是货币政策失效的典型例子｡为防止这种状况的出现,央行一般会采取预防性措施,使通货膨胀率与零通货膨胀保持一定的距离｡
4.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可信性
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的基本原理就是提高央行货币政策目标的透明度,增强央行与公众之间的沟通,并加强对央行的约束以提高公众对央行的信任,从而稳定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达到在长期内锁定低通货膨胀预期的目的｡
但是,在现行的框架下,即使中国不可能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中国的货币政策也可以吸取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的一些优点,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信性｡具体措施有:
(1)央行更频繁地按时正式公布对经济的预测性报告,增加预测性报告的实质内容;更多､更及时地公布金融数据等｡
(2)对价格指数进行更仔细的统计分析,比如,分别研究消费者价格指数中的能源､食品､住房､衣着､医疗､交通等部分的变化与货币政策操作的关系｡
(3)增加货币政策委员会中研究人员的比重,提高决策委员会会议的科学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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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分类，货币政策框架主要包括三类：货币总量目标制、汇率目标制和通货膨胀目标制。目前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一种新兴的货币政策框架，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用。各国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货币供给在中长期是中性的，即从中长期来看，货币供给的变化只能影响价格，而对实体经济的产出和就业无实质性影响。二是通货膨胀无论是对资源配置还是对长期产出，都将产生不利影响。三是由于货币政策难以避免的存在滞后效应，使得货币总量目标制、汇率目标制容易造成实体经济的频繁波动，使得菜单成本和鞋底成本上升。
二、通货膨胀目标制含义及理论基础
通货膨胀目标制是指货币当局预测通货膨胀的未来走向，并将此预测与已经确定的通货膨胀目标相比较，根据两者之间的差距决定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整和操作；如果通货膨胀预测结果高于目标或目标区上限，采取抑制性货币供给调整；如果通货膨胀预测结果低于目标或目标区下限，采取松动性货币供给调整；如果通货膨胀预测结果在目标区范围内或非常接近目标，货币政策倾向则可保持不变。
约翰・格林在《通货膨胀盯住目标：理论及政策含义》中综合运用“卢卡斯供给函数”和“新凯恩斯经济学”所提倡的复数货币政策规则，对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进行了理论阐述；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结合多种研究成果，通货膨胀目标制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应运而生。卢卡斯供给函数可以表述为：y=y*+(?仔-?仔*)-?着，其中y代表实际经济增长率，y*代表充分就业时的经济增长率，?仔代表实际的通货膨胀水平，?仔*代表理想的通货膨胀水平，?着为随机变量，代表外来的冲击。假定?着的期望值为0，且方差为某一常数；?着的系数为-1，表示其对经济增长具有消极的影响。如果实际通货膨胀率等于理想通货膨胀率且?着=0，那么实际经济增长率，即产出达到理想状态，这时经济运行处于最佳状态。但若?着≠0，那么实际经济增长偏离最佳状态。因此，为了克服随即变量产生的冲击，货币当局需对之做出相应反应。根据货币主义观点，假定实际通货膨胀水平完全由货币供给量决定，即?仔=m，m为货币供给增长率。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下，货币当局需要对外来冲击做出反应时，货币供给量遵循这样的规则：m=?仔*+a?着，其中?仔*为理想的通货膨胀水平，或者说是货币当局认可的“基底通货膨胀率”或“目标通货膨胀率”，a为货币当局对外来冲击做出的货币政策反应性调整参数。这种货币供给规则被称为复数货币政策规则。它不同于“单一规则”，因为此时a=0，即货币政策不对外来冲击做任何反应；也不同于“相机抉择”，因为它是一种“基于既定规则的政策方式”，对外来冲击的反应模式是事前公布的，已经被公众所了解。通过建立这样的复数货币政策规则，货币当局可以使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调整到理想的通货膨胀水平，不会受货币当局为应付外来冲击而采取的反应措施所影响；而且，对货币当局而言，复数货币政策规则可以对其行为产生约束，在公众中建立良好的市场声誉，从而避免了货币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复数货币政策规则的确立以及它所产生的通货膨胀预期的稳定性，可以保证实际通货膨胀控制在货币当局所拟定的目标范围内，这样通货膨胀目标制就可得到成功的实行。
三、通货膨胀目标制对完善我国货币政策框架建议
以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严重干扰了我国的舆论判断和公众预期。因此，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把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直接钉在通货膨胀率上，同时将利率、货币供应量和经济景气指数等其他主要经济变量作为监测指标，这应是一个可行的选择。有鉴于此，笔者建议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而采纳以长期性的“核心通货膨胀率”作为货币政策目标，即按较长的时间跨度，把通货膨胀的目标值限定在1%～3%这样的幅度内，重构一个通货膨胀目标制下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
（一）增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与可信度。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可信度是通货膨胀目标制成功的关键。也就是说，中央银行有相对独立的权力选择必要的政策工具来实现通货膨胀目标。这意味着中央银行不为财政赤字融资，因为持续的巨额财政赤字将加大通货膨胀压力，从而削弱货币政策在实现任何名义目标方面的有效性，并迫使中央银行采用协调性的高通胀率货币政策。
目前，我国由于政府与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并非完全一致，所以在两者的目标发生冲突时，缺乏独立性的中央银行可能会屈从于政府，从而无法完成既定的通货膨胀目标。另外，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来看，由于我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是寡头结盟的市场结构，而国有商业银行又在其中居垄断地位，货币政策主要依靠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渠道传导，因此，国有商业银行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这些方面会使中央银行在进行货币政策操作时受制于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的考虑，使相应的货币政策操作可能缺乏呼应，从而产生中央银行公布的通货膨胀率有实现不了的风险。
与此同时，增强中央银行的声誉与可信度也是至关重要的。中央银行要定期发表对于通货膨胀状况、货币政策动机以及通货膨胀前景的看法。定期撰写报告，阐述在执行通货膨胀目标方面的绩效，公开有关宏观经济形势与公众保持很好的沟通，增加公众对于影响通货膨胀前景的基本经济关系和金融关系的理解，从而减少货币政策的模糊性。一旦公众对中央银行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其行为就会与中央银行的要求发生背离，以致影响政策实施的效果。
（二）建立一个实际可行的通货膨胀目标。目标期通胀率的预测值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操作过程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预测的准确与否将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效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由于以下两个原因，预测通胀率的准确性却往往难以保证：（1）从货币政策操作到对通货膨胀率产生实际影响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滞（一般为1.5～2年），意味着对通胀率的预测至少是1年半以上。而预测期距目标期的时间越长，预测的准确性就越差。（2）现实中的经济现象错综复杂，仅用计量的手段来反映经济运行规律并模拟其未来的运行轨迹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宏观经济运行波动较大时更是如此。
当然，通货膨胀并非越低越好，因为过低的通货膨胀会阻碍经济增长，如每2个百分点通货膨胀的下降对于不同国家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社会福利效应。最新研究表明，通货膨胀每下降2个百分点，美国GDP下降0.68个百分点;英国下降0.21个百分点;德国下降0.85个百分点;在西班牙则下降1.47个百分点。值得强调的是，以零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目标是危险的，因为通货膨胀最后结果在零上或零下的概率是相同的。而通货紧缩可能会造成很坏的影响，需要加以防范。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方面是确定合理的通货膨胀目标区间宽度。通货膨胀目标框架下，最优预期期间依赖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货币政策传导的时滞；二是决策者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偏好。因此，这些国家都是选择带状通货膨胀目标形式而不是点状通货膨胀目标的形式，关键原因在于经济行为和结果难以充分预见，使通货膨胀率与某一点的目标值持续保持一致几乎是不可能的。目标区间的宽度要根据通货膨胀本身的变动程度、政策时滞及中央银行保留的机动决策的程度而定。大多数国家通货膨胀目标区间的宽度为2～3个百分点。中央银行必须处理好的一个关系是:虽然目标区间越宽，政策实施就越灵活，但这一目标区间对公众的可靠性也就越低，因而也就越容易丧失实际意义。
[关键词]通胀成本；MIU；CIA
对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度量自Bailey(1956)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至今，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展开了深入的探讨，而国内学者主要使用的方法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基于消费者剩余理论的估算方法，基于MIU模型、CIA模型以及交易时间模型的估算方法。
一、基于消费者剩余理论估算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BaileY(1956)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定义为货币需求函数逆函数下方的面积，即将名义利率从i减少到0时的消费者剩余作为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欧俊、李花(2006)利用该理论对通胀的福利成本进行了估算，得出如下结论：1、若名义利率不调整，半对数型货币需求下该成本为GDP的0.5％，双对数型货币需求下该成本为GDP的0.9％：2、若保持实际利率不变，名义利率和通胀都上升的情况下，该成本会下降。这种模型现在还在发展之中，只能为政策选择提供信息，减少决策难度。
陈昆亭、郑文风(2007)分别用消费者剩余方法和Lucas(2000)的收入补偿法对中国通胀福利成本进行估计，结果显示用消费者剩余法估算得到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要小于用收入补偿法得到的结果，并且认为Lucas的收入补偿法所得到的结果更合理精确。
二、基于货币效用模型(Mlu模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估计：即假定消费者从消费商品和持有货币中直接获得效用，当通货膨胀发生时，导致了实际货币余额的下降，使得消费者的福利受到损失，于是产生了福利成本。
储丽琴(2008)运用补偿变量法，选用1992年到2008年共65个季度的数据，对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在大约10％的名义利率下(以1993年和1997年为例)，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率约为2.1％，并且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随着名义利率的上升而上升。
于栋，闫庆悦，霍凌汉(2011)建立了包含人口增长和货币利息收益的MIU模型，并根据1993年到2009年的数据估算了通胀的福利成本：他们计算出的成本远远小于国内其他学者得出的结果：货币的利息收益和人口增长对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都存在负的影响，其中货币的利息收益是通胀福利成本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而人口增长的对它影响却很小。
三、基于现金约束模型(CIA模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估计：该模型认为效用是消费和闲暇的函数，通货膨胀会降低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从而家庭将会减少消费需求，增加闲暇的需求，因此会造成劳动供给的减少，导致产出、消费和资本存量的减少，这就是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
龚六堂、邹恒甫和叶海云(2005)把消费者的财富引入效用函数，在CIA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研究发现当通胀率较低时，其福利成本较小：但是当通胀率较高时，其成本也较大。并比较中美两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损失的数据得出：在中国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影响比美国更为显著。因此，在中国货币政策对福利影响更大。
陈彦斌，马莉莉(2007)分别采用消费者剩余方法、MIU模型以及CIA模型对中国通胀的福利成本进行计算，利用CIA模型计算出的成本明显小于用消费者剩余和MIU模型计算的结果，相对而言利用CIA模型的估算却更不准确。实证结果表明在中国10％的通胀率的福利损失约为消费的12％，接近产出水平的4％。此外，在中国高通胀率伴随着较高的福利损失，因此将通胀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对提高福利水平是有利的，
四、基于交易时间模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估计：该模型认为购买商品需要时间和货币，通货膨胀导致货币贬值，降低了家庭的实际购买力，家庭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获取同等的效用，从而减少了劳动时间或休闲时间，因此造成了福利损失。蔡万旭(2009年)在此模型下，求解出1992――2008年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介于GDP的0.5699％～1.8732％之间。而利用消费者剩余方法得到结果要稍微小一点。从其研究中看到，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并不大，没必要对通货膨胀过于紧张。
谢赤(2002)在新的交易技术的情况下模拟了货币需求，讨论了金融创新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理论上的影响。他的结论是，如果储蓄是有息的，则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将最终独立于储蓄需求。
陈利平(2003)在一个引入消费攀比的交易时间模型中讨论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在给定收入税率和政府开支的情况下，当收入税率较低时，个体消费攀比程度越高，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越低：当收入税率较高时，攀比程度越高，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越高。
五、小结
纵观国内的研究，主要是借用国外研究中已有的模型，对完全预期通货膨胀下的福利成本进行估算，几乎没有涉足非预期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因此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根据中国国情和现实约束条件，寻求适合我国经济情况的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准确估算各期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并做出正确的评价。
参考文献：
[1]欧俊，李花，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计量初探[J]，财经论坛，2006，(12)
[2]储丽琴，基于补偿变量法的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J]，学术交流，2008，(8)
[3]于栋，闫庆悦，霍凌汉，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再探讨[J]，宏观经济研究，2011，(3)
[4]陈昆亭，郑文风，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J]，世界经济文汇，2007(3)
[5]龚六堂，邹恒甫，叶海云，通货膨胀与社会福利损失[J]，财经问题研究，2005，(8)
[6]陈彦斌，马莉莉，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研究[J]，经济研究，2007，(4)
[7]蔡万旭，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J]，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8]谢赤，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影响的理论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2，(2)
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货币供应量的论述都主要集中于讨论通货膨胀。就全球经济横向比较看，各国政府在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时也主要针对通货膨胀进行防范，显然对通货紧缩的准备不足，而且对受经济周期制约的通货膨胀于通货紧缩的交替性认识不足。本文拟通过通货紧缩的界定及其负面影响和通货紧缩与经济发展周期的关系来分析我国目前是否已进入通货紧缩阶段。
关键词：通货紧缩 通货膨胀 交替性 可容忍区间
通货紧缩就其概念范畴来讲，在经济学中是对应通货膨胀而存在的。通过对通货膨胀概念的考察，我们不难理解通货紧缩的概念，即一国发行的货币量少于现实流通中和经济交易中所需的货币量。但目前学术界对通货紧缩的定义主要侧重点有所不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相对应，主要表现为物价总水平持续下跌三年左右，即认为进入通货紧缩；第二种观点认为通货紧缩是与货币供给和信贷供给紧缩同时发生的物价总水平下跌；第三种观点认为通货紧缩是在经济处于周期性下降阶段，即危机和萧条时期发生的通货紧缩。显然，三种观点在通货紧缩的界定上有所不同。第一种观点主要从物价总水平下降时限的角度来考察通货紧缩；第二种观点又加入了货币供给和信贷供给的作用；第三种观点则认为通货紧缩应与经济周期结合考察。下文中我们就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的测度和阶段界定进行分析。
一、 通货紧缩的可容忍区间
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内含一种数量关系，即人们用以测量经济中货币效率的指标：通货膨胀率和通货紧缩率。正如法国经济学家莫里斯·阿莱指出的：“过度的通货膨胀以及为了校正前一段时间的货币超量发行而采取的通货紧缩政策这两者之间的不断交替发生，一般来讲对经济增长都是十分有害的。”（参：莫里斯··········阿莱《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第2页）显然，社会对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承受力都是有限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超过社会承受力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关于社会所能承受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度”，我们不妨引用陈东琪教授与1998年提出的“可容忍区间”这一概念。当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度处于“可容忍区间”内时，则其正面效应可以存在并能发挥作用，而当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度超出“可容忍区间”时，则其负面效应可以存在并发挥作用。显然，研究通货紧缩的“可容忍区间”，具有与重视通货膨胀率同等重要的意义。首先，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一样都是国家经济运行失衡的表现，是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指标。通货紧缩一旦超出“可容忍区间”的警戒线，必然会向经济发展亮“红灯”。这将督促政府当局尽快制定相应的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通过提高货币和信贷的供给来缓解通货紧缩导致的负面效应。其次，通货紧缩率的衡量与测度也对政府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利于宏观调控政策经济化、效率化、精确化。通货紧缩率的衡量必须严格区分通货紧缩政策作用的阶段。一般可分为：正效应阶段、零效应阶段和负效应阶段。正效应阶段通常指对经济动力起恢复作用的阶段，零效应阶段指经济打到均衡时的阶段，负效应阶段则指通货紧缩抑制经济发展的阶段。
如何科学准确地界定通货膨胀率和通货紧缩率的上、下界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通货膨胀按成因可以分为三种：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和供求混合型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测度主要通过一定期限内货币供给增长率与物价总水平上涨率之比来测量。一般认为：零通货膨胀为下界，通货膨胀率达到8％时为上界。即当这一比值低于零时即进入通货紧缩，高于8％时就超出社会所能承受的通货膨胀“可容忍区间”，开始对经济发展起抑制作用。通货紧缩虽在概念上与通货膨胀对应，但在测度上却不能简单对称。恩格斯曾指出：“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显然不对称，盖若把有效需求紧缩到充分就业所必需的水平之下，则就业量与物价都降低；但若把有效需求膨胀到充分就业所需水平之上，则只有物价受到影响，这一点也许令人不解。然而这种不对称，正是事实之反映。”（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第251页）就是说通货紧缩会使就业和物价都下降，而适度的通货膨胀只会使物价上升。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0——-8%为通货紧缩的“可容忍区间”。凯恩斯主义革命不难令人得出这样的结论：适度的通货膨胀利于经济发展。但适度的通货紧缩是否同样利于经济发展呢？我认为必须结合经济周期加以考察。如果是为了校正前一阶段的通货膨胀而采取通货紧缩政策则利于经济降温；而若在危机或萧条期保留通货紧缩则只会加剧经济的滑坡。因此，通货紧缩的下界由于受经济周期的影响，理论上一般界定在0——-3％。通货紧缩率如果低于-3％，则视为超出“可容忍区间”必须加以控制。
二、 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的交替性
考察二战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不难发现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与经济周期是交织在一起的。通常表现为：经济高增长伴随着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经济萧条期则存在严重的通货紧缩。20世纪50——60年代世
界经济处于战后恢复期，经济增长较快，通货膨胀率较高；进入70年代后，经济发展更快，通货膨胀率达到两位数，到80年代时出现“滞胀”，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90年代以来，由于新材料、新能源的发明创造和高新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使得生产过剩，商品价格一降再降，经济开始出现下降趋势，从而世界经济转入通货紧缩阶段。尽管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间隔周期较长（战后四十年内未发生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但我们必须承认二者具有交替性。此外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性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美国著名投资专家加利·西林博士在《通货紧缩》一书中指出：“当今世界的通货紧缩正是过去较长时期通货膨胀发展的直接结果。原有的成本推进和需求拉动成为促进通货紧缩的因素，世界各国大量裁军、缩减政府支出、减少财政赤字、宏观政策中重视防范通货膨胀、世界范围的经济结构调整、高新技术发展导致的成本下降和生产率提高等都成为通货紧缩产生的重要原因。”从世界经济运行的实际来看，这一分析显然是科学的。
我们必须承认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之间这种交替的现实。当代经济发展已使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自由市场体制几乎无处不在。除了像美国、欧盟和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外，就连新兴市场国家如：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三幼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以及拉丁美洲国家、
inflation. seen from a comparison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industry, most countries were mainly busy guarding against inflation, and its negative effects, while making their currency policy.through investigating the delimitation and its negative effects of deflation, this article talk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flation and economic periodicity, and draws the conclusion: china is in the deflation period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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