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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恶性通货膨胀的特征
何谓通货膨胀？国际经济学界似乎还没有"被普遍接受或令人满意"的定义，萨缪尔森、米尔顿·弗里德曼及Laidler和Parkin 四家的观点是公认比较权威的解释。萨缪尔森对通货膨胀下的定义是"在价格和成本的一般水平上升……的时候出现通货膨胀"（注：[美]萨缪尔森等：《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366页。）。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永远是个货币现象，过多地增加通货量是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注：米尔顿·弗里德曼：《论通货膨胀》，中国出版社，1982年版，第28、111页。）。Laidler和Parkin则认为"通货膨胀是一个物价持续上涨的过程，或者等价地说，是货币价值持续下跌的过程"（注：[奥]赫尔穆特·弗里希：《通货膨胀》，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1页。）。综合他们的论述，通货膨胀即通货供应量过度增加，物价持续上涨，货币不断贬值；而恶性通货膨胀，则是一般通货膨胀在程度上的恶性发展。证诸国民党政府1945～1949年的恶性通货膨胀，我们或可获得更为具体的感性认识。
（一）发行屡创天量。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时， 法币的发行额是5，569亿元（注：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60页。），比1937年6月的14.1亿元增加了392倍，增加幅度已不小，但与以后的发行量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1945年底，法币发行量已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10，319亿元，与8月相比，几乎翻了一番；1946年底更增至37，261亿元，比上年底增加了 2. 6 倍；1947年12月高达331，885亿元，在1946年的基础上又增加近8倍；1948年8月21日，竟高达6，636，946亿元之巨，短短的8个月里增加了19倍， "币值已贬到不及它本身纸价及印刷费的价值"。于是当局孤注一掷，发行新的通货金圆券来取代法币，以1∶300万的比例收兑无限膨胀了的法币。1948年8月19日付诸实施，规定新币每元含金量为纯金0.22217公分，发行总限额为20亿元。但政府当局很快自食其言，1948年12月，金圆券的发行量已达83.2亿元，超过限额4倍多，1949年1月，再增加至208 亿元，相当于发行最高额的10.4倍，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 更猛增至679，458亿元，是金圆券发行限额的33，972倍，如果以1∶300 万的兑换率折合成法币，则数量高达2，038，374，000，000亿元的天文数字， 相当于1937年6月的144，565，531，900倍。票面额也越发越大，从100元额到1万元、10万元，最后竟出现50万元、100万元一张的巨额大票。 金圆券最后遭到人民拒用。早在该币改方案实施以前，金融界专家就指出，法币已流通10多年，"虽然贬值，但至少还为人民所熟悉、接受，而新币则办不到"（注：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页。）。由于当时的、经济形势极其动荡，加上政府弥补巨额赤字完全依赖印钞机的做法没有任何改变，因此决定了金圆券的命运只能以短命告终，并且加速通货制度的彻底崩溃。
（二）物价疯狂上涨。通货恶性膨胀必然导致物价疯狂上涨。抗战结束后，上海重新恢复了领导全国物价的地位，上海的物价走势较能代表战后物价的总趋势。与全国一样，战后上海的物价也经历了一个短暂回落又急剧上升的过程。1945年8月， 上海的物价正处于疯狂上涨的顶峰，物价指数为8，640，000（1937年1～6月＝100，下同）。8月中旬，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出后，群情鼓舞，人心思定，物价突然下跌。同时，人们顾虑债务会在币制改革中吃亏，一改过去借债囤货、重物轻币的风气，纷纷脱货求现，甚至贬价求售，物价更急剧下泻，上海9 月的物价指数较8月下跌36.4％，黄金价格由中储券1，400万元跌至230万元， 跌幅达83.57％，许多股票价格跌去2／3。但是， 这种下降趋势只是昙花一现，10月以后，上海的物价指数迅即回升，12月已达88，544，比9 月上涨5倍。
步入1946年后，物价涨幅加大，12月物价指数为681，600， 较上年涨6.7倍；黄金每10两市价从731，374元涨到3，164，680元，上涨3.33 倍；美元从1，390元涨至7，600元，上涨4.47倍；大米每石从7，625 元涨至62，333元，上涨7.17倍。1947年物价涨势更猛，特别是2 月中旬黄金政策失败以后，物价上涨速度成倍提高，全年共发生6次大涨风， 涨势一次比一次猛烈，两次涨风之间的间歇期一次比一次短，年底物价指数为10，063，000，比上年上涨13.76倍。至1948年， 上海物价则如脱缰的野马，奔腾不止，涨风的间歇期也越来越短，从一个月缩短到半个月，再缩短到一星期，6月以后，整个物价已呈疯狂上涨的态势。至8月19日，物价指数已达564，570，000，比1947年底上涨了55.1倍。
1948年8月19日，为配合金圆券发行，南京政府对物价、 工资实行冻结，即"八·一九"限价。"上海的批发商在官定物价公布后，便停止了营业"（注：张公权：《通货膨胀史》，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页。）。公开交易冷冷清清，黑市交易却十分火暴，黑市物价上涨约3-10倍。10月，上海突然刮起了抢购风，人们见货就抢， 甚至连锡箔、棺材也在抢购之列。在抢购风潮期间，四大百货公司的存货被抢购去2／3～3／4；绸布店的呢绒存货被抢购一空，150万匹棉布只剩1／5。据估计， 限价期间上海工商业的总损失约值金圆券（指初发行的金圆券价值）2亿元。继抢购风潮后，上海又发生了抢米风潮， "一天达27处之多"，最后范围扩展到一切可以充饥的食物（注：千家驹编：《通讯》，1948年10月。）。强制执行了70天的限价政策，再也维持不下去了，11月1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宣布放弃限价。 于是整个物价犹如决堤的水，一泻千里。11月中旬，米价已从限价时的每石20元9 角，一度突破了2，000元大关，上涨近100倍。其他各类物品价格也平均超过限价20多倍。11月物价指数比10月上涨675％。1949年2月以后上海的物价已再现法币崩溃前疯狂上涨的状态，4、5月物价已是天天上涨和一天数涨，5月米价最高每石3亿元以上，金价每10两430亿元，美元8，000万元。物价总指数高达36，366×10[11]的天文数字。
（三）通货不断贬值。通货价值分对内、对外两种。对内价值指货币在国内的实际购买力，对外价值则通常以黄金、外汇来度量。抗战后中国通货不断大幅贬值，到后来基本失去了国内实际购买力。100 元法币1937年可以买2头黄牛，到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5年只能买2 个鸡蛋，1946年只能买1／6块固本肥皂，1947年只可买1只煤球，1948年8月19日只能买0.002416两大米（每斤16两），1949年5月只能买1粒米的千分之2.45。这简直是天方夜谭。通货对内价值严重贬低，必然导致对外价值暴落。由于物价疯狂上涨，货币实值持续下跌，受预期心理和恐慌心理驱使，为了保值、增值，除了物资，人们还竞相追逐黄金、外汇，引致对黄金、外汇的超额需求，价格遂盘旋而上，节节攀高。
物价飞涨、币值日跌，货币逐渐丧失了价值储藏和交换媒介的职能。人们拿到纸币后，就象拿了烫手的红薯尽可能马上扔掉。"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人们在核算成本、利润时纷纷改用米、金、银、外汇等为单位，支付工资采用米、生活指数或者外汇。上海市场大宗交易，如买卖房屋、地产、机器，甚至顶房子，都以黄金计价，商品交易甚至蜕化到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
二、恶性通货膨胀的原因
回顾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恶梦，值得深思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战后通货膨胀恶性到如此的程度呢？
（一）财政赤字巨大，完全由发行弥补。恶性通货膨胀最主要的特征同时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货币发行超量。印刷大量纸币，应付政府用款，这是恶性通货膨胀的源泉。在于政府明知饮鸩止渴，为何还要一意孤行？关键是财政收支无法平衡，赤字巨大。财政赤字对南京政府来说是个老问题，自其政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但抗战以前物价稳定，税收在总支出中占相当的比重，财政不足部分可以通过向上海界发行公债筹集，虽然不宽裕，但还能应付。1936年发行统一公债，等于宣布南京政府第二次债信破产，自此开始，政府已无法通过发行公债筹措军政费用，弥补财政赤字。于是政府便更多地倾向于向国家银行垫款。为应付政府垫款，中央银行便不得不大量增发纸币。1946年财政部长俞鸿钧就坦言，"从1月到5月……税收只2亿5千万元，约为支出的六千分之一，巨额的财政赤字，由发行补足"。抗战后，随着内战的爆发和恶性通货膨胀的加剧，摧毁了国民党政府平衡财政的可能，赤字呈几何级数上涨。1947年以后，政府财政赤字几乎完全由发行钞票来弥补。见下表：
1946-1948年政府赤字、银行垫款和钞票增发
单位：百万元法币
年份
赤字
银行对政府垫款
钞票增发额
1946年
4，697，802
4，697，802
2，694，200
1947年
29，329，512
29，329，512
29，462，400
1948年1～7月 434，565，612
434，565，612
341， 573，700
资料来源：张公权《通货膨胀史》，第110页。
（二）决策失误。抗战胜利之初，南京政府拥有黄金600万盎司，美元9亿元，接收的敌伪产业折合法币10万亿元， 相当于当时法币发行额5569亿元的20倍。此外，还有美国给予的救济物资和美军剩余物资约20亿美元（注：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1页。），这些都为政府整顿税收，平衡财政收支，抑制通货膨胀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但是，国民党政府的决策失误却丧失了这种机会。
第一，对中储券处置失当。1945年9月28日， 政府宣布法币与中储券的兑换比例为1∶200，这一兑换率的确定是极不合理的。当时的实际物价水平，上海仅比重庆高约50倍，与整个法币流通区域的物价相比，上海物价只高约35倍，可见，中储券的购买力被严重低估了，法币的购买力无形中增加了好几倍。于是后方头寸纷纷流往上海，其时重庆、昆明对申汇率每1000元高达1300元。后方游资涌向上海低价竞购物资，刺激一度下跌的物价又飞速上涨。政府还规定中储券限于4 个月内兑换完成，每人最多兑换5万元法币，在兑换期截止以前， 中储券仍准许在市上流通，因此持有低价伪币者在兑换期前也尽量套购货物，并把兑换限额外多余的伪币都用来抢购物资。不合理的兑换率、兑换期限过长及无根据的限额兑换等措施的出台，助长了抢购风的兴起，对战后上海乃至全国的物价很快由跌转升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第二，对战时压抑的购买力在战后喷发掉以轻心。在漫长的战争年月，由于物资严重匮乏，人们的消费需求受到很大的压抑，随着胜利的到来，国际贸易的次第恢复，战时长期积累下来的消费需求，在战后得到了总爆发，旺盛的消费需求拉动了通货膨胀。对此南京政府因过高估计了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和总供给能力，从而在决策上作出完全相反的决定，对战时所采取的各项管制措施一律予以废除，从而使通货膨胀更加漫无限制。在国家、经济秩序尚未恢复常态以前，过早地放弃对物价、分配、资金等管制，事实证明是极为有害的，将使社会久久不能走出无序状态。
第三，不合理的汇率、进出口政策。1946年3月4日南京正式开放外汇市场，把法币的对外汇率定为1∶2020美元， 中央银行奉命无限制买卖外汇。以当时国内的物价上涨程度来说，法币的对外价值是被严重高估了，加上巨额的延期购买构成的有效需求水平提高，外国货排山倒海般地涌入中国市场，出口因汇率高估，不敷成本，而处于完全停止状态，外汇有出无进，国际收支急剧恶化，外汇储备逐渐枯竭，外贸没能成为战胜通货膨胀的有力武器。而在社会动荡背景下滋生的人们对外汇的偏好、资金外逃和外汇投机等，更加剧了国家外汇储备的消耗。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放弃维持固定汇率的政策，改为采用机动汇率。8月19 日将官价汇率提高到3350元，上涨约60％，市场汇率也立即从2500元升至3700元，引起整个物价波动。为了防止官价汇率低于市场汇率，利于吸收侨汇和出口结售汇，1947年8月设立平准基金。 但由于通货膨胀不断恶化，基金汇率频频提高，一方面直接刺激进出口物品价格提高，在比价效应的驱使下，一般物价水平也随之高涨，另一方面由于进口物资越来越少，国内物资供应更稀缺，更多的纸币追逐更少的商品，物价上涨更甚。因此汇率及进出口政策的每一次调整，都成为促进物价飞涨的直接诱导因素。
（三）货币流通速率加快。从1945年底开始，上海的物价上涨指数大大高于通货发行量及其指数，以1937年6 月的发行指数和物价指数都为100，1945年12月发行指数为73，200，上海的物价指数为88，500， 物价指数是发行指数的1.21倍；1946年12月物价指数已是发行指数的2.16倍，1947年12月为3.56倍，1948年8月已增至10.47倍，1949年5月， 更是达到25.16倍（注：各年的发行指数、 物价指数见《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 第49、47、95页。）。同时，物价的上涨速率也越来越高于通货发行的增加速率，货币流通速度的大大加速，增加了社会有效货币供应的数量，加速了物价的飞涨。
抗日战争前，上海存款通货月流通速率为2 （注：《中央银行月报》，新二卷，第10期，1947年10月。），1947年上海商业行庄存款通货每月平均流通速度，1月最低为19.77，2月即跃升至24.63，5 月已高达36.6，即通货的月流通速率已超过每月机构的营业天数（当时上海银行的月营业日数为26天），12月最高为61.49；1948 年底存款通货的流通速度已高达每日3.88次，一笔活期存款一日之间四易其手，存款流速超过月营业日数原因在于上海商业行庄盛行"抵用"制度（支票当天抵用），即支票在未交换以前，就可以变成随意支用的存款，从而使通货流通速度大大增加。美国货币流通速度最高的一年是1929年，但纽约每月平均流通速度不过10.37（注：《中央银行月报》，新二卷，第 10期，1947年10月。）与美国相比， 上海的货币流通速度已高得可怕。
通货流通速度加快，促成物价上涨率几倍于通货量的增加率。物价上涨越快，存款不如存货的心理越，存款通货的流通速度就更快。而货币的流通速度越快，有效货币供应更多，物价越发上涨，形成螺旋式推进，加速了货币制度及国民的崩溃。另外对通货膨胀的敏感度，心理预期等对通货流通速度的加快也有一定的。经抗战后期通货膨胀后，人民对通货膨胀已十分敏感，因此一旦物价由跌转升，人民马上会作出反映，重物轻币，尽最大可能变钱为物。而在恶性通货膨胀时期，物价大涨小回或有涨无跌，使人人对物价看涨，通货的流通速度也会因此变得更快。
关键词：通胀持久性；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系统GMM
一、引言
深入分析我国总体价格水平的动态特征对于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总体价格水平的运行特征的刻画，文献中通常从其波动聚集性、预期不确定性、“长记忆性”和持久性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前三方面国内研究已经相对丰富，对于通货膨胀持久性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通货膨胀的持久性与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将研究通货膨胀的持久性这一特征。
通货膨胀持久性（Inflation Persistence），也称通货膨胀惯性，是指通货膨胀在遭受随机扰动因素冲击后，通货膨胀偏离其均衡状态所持续的时间长度。通货膨胀持久性越高，货币政策的滞后时间就越长，此时货币政策对越难物价波动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在稳定产出波动和控制通货膨胀这两个目标时赋予控制通货膨胀更高的权重，政府要达到既定政策目标的社会成本就会越大（Fuhrer，1995）。
二、数据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
代表通货膨胀程度的指标通常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本文选取2000年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一季度的季度CPI与RPI同比数据，季度数据采用的是月度数据的平均数。本文运用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同时对数据进行了X-12季节调整。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二）模型设定
国内对于通货膨胀持久性的研究大部分是基于非结构化的通货膨胀持久性模型，为了与以往的研究相一致并且跟以往的研究比较，本文设定通货膨胀持久性的模型为：
πit=α1+ρπit-1+■φkΔπit-k+uit2≤t≤T
{1}
其中Δπit-k＝πit-k-πit-k-1，ρ即为通货膨胀持久性。
本文采用系统GMM估计通货膨胀持久性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不过参数估计是否有效依赖于工具变量的选择是否有效，本文根据两种方法来识别模型设定的有效性：（1）检验扰动项是否序列自相关，其零假设为差分后的残差项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如果不能拒绝零假设即AR（2）的值大于0.1，则说明估计是有效的；（2）用Hansen检验识别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其零假设为过度识别检验是有效的，若不能拒绝零假设就意味着工具变量的设定是恰当的。
三、通货膨胀持久性的实证估计
本文采用系统GMM法对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CPI数据与RPI数据进行估计。
系统GMM估计的结果显示我国通货膨胀的CPI与RPI序列的持久性分别为0.8200和0.8532。与我国学者（张成思（2007）；杨碧云等（2009））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即我国的通货膨胀持久性相对较高。模型设定的有效性有两种检验结果：AR（2）的值均大于0.1，不能拒绝差分后的残差项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的零假设，说明随机扰动项uit不存在序列自相关；Hansen检验的值表明不能拒绝过度识别检验是有效的零假设，说明工具变量的设定是恰当的，这表明本文的模型的设定是有效的。
四、结论
本文运用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动CPI与RPI数据建立动态面板回归模型，采用SGMM的方法估计我国的通货膨胀持久性，结果显示，我国的通货膨胀无论是CPI还是RPI均表现出较高的持久性（相对于Pivetta&Reis（2007）；Vaona&Ascari（2007）等的研究）。
Benigno（2004）的研究指出，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该根据通货膨胀持久性在稳定产出与控制通货膨胀之间赋予不同权重，高通胀持久性时赋予控制通货膨胀更大的权重，而低通胀持久性是应适当降低控制通货膨胀权重，从而避免社会福利损失。这一观点是很好理解，因为如果央行不考虑通胀持久性水平而对不同时期采取同样的货币政策，那么高通胀持久性的时受到货币政策的冲击的影响就会持续更久，而低通胀持久性时则正好相反。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需要考虑不同时期的通胀持久性差异。这样才能使货币政策能更好的调节国内经济情况。
参考文献：
1、Fuhrer,G Moore.Inflation Persistence[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109).
2、杨碧云,易行建,周义.中国通货膨胀持续性估计及其货币政策启示[J].经济经纬,2009(5).
3、苏芳.中国通货膨胀持续性时变特征及其来源分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0(5).
4、张成思,刘志刚.中国通货膨胀率持久性变化研究及政策含义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3).
5、张成思.中国通货膨胀特征与货币启示[J].经济研究,2008(2).
内容摘要：新形势下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和机制中出现了众多新的特征并掺杂着错综复杂的决策博弈关系。本文分析了新形势下宏观经济政策的特征及其对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的作用和要求，接着重点分析了宏观经济政策对于两者关系处理中存在的问题，即缺乏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经济发展战略层面的考虑和安排、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两者内涵及相互辩证关系和影响机制的把握不全面、对于高通货膨胀水平和低就业率下的能够减少经济不良预期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以及对于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关系的多种情形所依赖的条件认识的片面性等，最后提出了解决两者关系的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新形势 通货膨胀 充分就业 货币政策 研究
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特征及对通货膨胀与就业问题的作用
2008年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演变成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目前还尚未走出其带来的阴影和不良影响，我国的对外出口总额在2010年底才达到了2008年第二季度的水平。面对市场需求萎缩和投资的缩减，全球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自2008至2010年底普遍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了政府对于经济的直接投资力度和规模，以此来拉动总需求和总投入，从而刺激宏观经济发展速度和公众对于经济的利好预期。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特征一方面刺激了经济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提高了就业水平，但也带来了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和物价上涨速度。2011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年均上涨了约5.4%，大大超出了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范围，不断攀升的物价对于国民经济各个环节产生了众多不良影响，种种迹象表明，2012年抑制物价控制通货膨胀的压力依然巨大。这就是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在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上所面临两难选择的具体表现。
宏观经济运行中通货膨胀和就业问题历来是一对难以割舍又“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由于其对整体经济运行质量有着实质性影响，因而也是必须加以重视和妥善解决的问题。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特征及其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作用影响，客观上要求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从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和战略布局的高度层次上，去审视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以为该问题的处理和权衡提供战略统筹和规划依据；全面理解和把握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内涵及其作用机制，为正确处理两者关系提供技术支撑；建立健全社会相关保障体系，以保证即使两者关系处于最坏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公众对于经济发展的较好预期；最后就基于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两者的关系进行相关决策时，要对其结果条件对应关系进行准确把握。
通货膨胀与就业问题处理的基本现状、存在问题及原因
纵观2008-2011年期间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处理中，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大都采取了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减少或降低税率和银行贷款利率，以刺激和扩大相关投资主体对于经济的投资行为和规模，这种行为使得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依然保持了平均约2.3%的经济增长速度，失业率基本保持在平均4%以下的国际警戒线水平，基本上初步实现了充分就业；但同期的通货膨胀水平却是2005-2008年平均通货膨胀水平的2.3倍，该期间国际贸易中大宗商品和货物的进出口价格平均上涨了约11.8%左右，劳动力价格也大幅度攀升。特别是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过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已经对于全球经济的运行态势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改变着国际贸易收支的均衡和相关货币汇率的变化。通过对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在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上所采取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及其影响的分析，归纳总结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由于缺乏对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的作用意义和重要性等认识不足，使得基于经济长期发展战略和规划层次方面的考虑和相关安排机制尚未建立，对于通货膨胀和就业问题的决策多出于短期行为的博弈。据一份对于全球宏观经济2003-2010年运行状况和运行特征的调查数据显示，该期间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只有39.3%的国家和地区，将通贷膨胀和就业的权衡问题列入整体的宏观经济决策之中，其在通货膨胀和就业资源资金上的投入比重之比为1∶2.35，以较大的通货膨胀水平获取就业率的提升，而这种经济运行的结果使得超过67%的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宏观经济运行失衡状态。同时政府在考虑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时，大部分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较高的通货膨胀速度，并且对于其后续影响和结果也缺乏有效监督和评估。
第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由于缺乏对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全面内涵及其相互作用机制的了解，使得相关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实施效果与主观目的之间发生了背离，出现了较高通胀水平下仍然保持了较高失业率的水平这一矛盾和困境。新形势下超过63.4%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增长率不超过2%的经济缓慢增长与6%的高通胀水平、9%的高失业率水平相伴的情形，特别是缺乏创新机制和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不利竞争地位的经济体更是如此，2008-2010年非洲国家联盟的宏观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其通货膨胀水平和失业率处于危险的双高局面。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把两者当成了一种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反比例关系，而忽略了对这种关系状态的具体条件的分析。
第三，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由于缺乏对于社会保障体系作用及其贡献的影响，使得在高通胀水平和高失业率水平下，公众对于经济发展的预期和走势期望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从而抑制了社会总需求的增长，并最终影响到总供给和社会的再生产。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社会公众预期的影响是较大的，通过对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的欧美和相对较缺乏的亚洲国家的对比研究发现，在同样的通货膨胀水平下，欧美国家市场总需求的减少幅度仅仅是亚洲国家平均水平的37.8%，因而其社会生产的缩减幅度仅有亚洲国家的18.3%，而亚洲国家的社会公众对于经济预期的变化幅度一直保持在较大振幅水平上变化。这就是亚洲国家和欧美国家相差悬殊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社会公众未来预期的影响：保障体系健全，公众未来预期向好，刺激其有效消费需求，进而带动社会再生产相关环节，反之则结果也相反。
第四，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由于缺乏对于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之间关系的多种情形与其对应具体条件缺乏了解，以致在根据其进行宏观调控政策的决策时，造成实际调控效果往往与理论推导值相去甚远。菲利普斯曲线及其变形分别揭示了短期和长期意义上的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的关系，而现代经济运行中约有32.7%的宏观经济运行决策是在违背条件结果对应机制上而做出的，使得2008-2010年期间全球经济宏观调控中造成了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而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特别是美国长期9.8%左右的失业率水平严重制约了其经济的复苏。另外通货膨胀和就业率在某种情形下又具有完全的不相关关系，这使得对于一方的调整难以控制另一方的运行和表现。
处理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对策
根据后金融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政策特征及其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作用阐述，在分析了目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在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上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作用及其效果的基础上，参考相关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理论知识，特别是对各主要经济学派主张综合的分析，并利用大量的近年来被广泛推崇和认可的实证主义学派的经济统计数据和统计数学经济模型，就后金融危机时代如何加强和提高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对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的把握和解决提出如下对策：
第一，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处理和决策，要从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和经济长远发展的战略规划和布局的高度去认识和审视，确保对于两者关系的处理和相关决策符合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以减少或避免针对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而出现的短期博弈行为和短视举动。通货膨胀和就业问题是现代经济运行中的两个突出问题和棘手问题，一个健康健全的经济体运行特征应该是具有一个合理通胀水平和物价水平以及将失业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要做到对这个两难选择的准确把握，就必须将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的问题从经济结构调整战略转型及其长期发展的规划上来看待和加以审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处理通货膨胀时不伤及到就业问题，而在解决就业问题时候通货膨胀水平依然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第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处理和决策，要从对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内涵及其作用机制深刻解读的基础上，将宏观经济调控决策的主观目的与实施效果保持在一个可以接受的幅度和变化区间内，摆脱两者同时陷于低谷的被动局面。通货膨胀是现代经济的一个普遍现象，引发通货膨胀的因素和机制也是多种多样的，目前常见的通货膨胀类型有输入型、成本推动型、结构型以及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充分就业是衡量就业比率的一个指标，而不是彻底消灭失业现象，相关理论研究显示，一定的失业率水平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客观上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及其情形又是多种多样的，一般情况下两者此消彼长，高通胀率往往伴随着投资需求的扩大和较高的就业率水平。
第三，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处理和决策，要从建立和健全社会相关保障体系方面进行布局和谋划，从而根据经济发展战略需要，即使在高通胀和高失业率这一最坏情况下，也能保持公众对于经济发展的良好预期和保持一定的需求规模和水平，从而实现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对于宏观经济的运行作用机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通过对于社会公众的心理预期影响而最终实现其作用的，一般情况下高通胀水平和高失业率总是传达出经济颓靡的信号，与此对应的社会公众心理预期是较低的需求开支和较高的储蓄率水平，这又会带来社会总需求的不足，进而影响社会总供给和社会再生产，而良好的给予社会成员正常生存发展需求的社会保障体系，则能够在高通胀水平和高失业率状态下维持并刺激社会公众的心理利好预期和需求开支行为。
第四，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处理和决策，要从对于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经典变动关系及其三个变形所满足的条件的细分和具体分析为基础，根据两者的变化情况和详细参数来制定符合其特定要求的决策和实施规划。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关系，在短期内表现为此消彼长的反比例关系，即短期内通货膨胀水平高则失业率低，而较高的失业率也会对于通货膨胀的抑制有所贡献，另外著名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发展了菲利普斯曲线，提出了三种菲利普斯曲线变异情况，即完全正相关、完全负相关和完全无关三种情形。随着宏观经济运行特点的日益复杂化，这几种情况下对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要求是不同的，必须做出具体分析。
结论
后金融危机时代，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关系问题成为宏观经济调控决策和方案制定的主要挑战和均衡选择所面临的难题之一。本文分析了在两者关系处理上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议：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长远战略规划的角度和层次，去认识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全面理解和把握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的内涵、相互关系及对立统一面；加强社会相关保障体系建设，以在高通货膨胀水平和低就业率的最坏情况下，仍然保持公众对于经济发展前景的良好预期；最后对于传统经典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情形及其条件要做针对性分析。希望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新时期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顺利解决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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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通货膨胀;成因;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2007年美国爆发了继上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次贷危机,这场危机迅速从美国的房地产市场蔓延到金融领域,随着雷曼兄弟等世界著名投行在危机中纷纷倒下,次贷危机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最终演变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其中美国、日本和西欧等发达国家受到的冲击最大,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这场危机中也难以独善其身。2007年上半年,我国面临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通货膨胀带来了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生产成本上涨、热钱流入、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扩大等问题。直到2008年8月以后,通货膨胀的压力才有所减轻,历时1年多的通货膨胀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哪些影响,本文就通货膨胀问题展开论述。
一、通货膨胀的性质
关于通货膨胀的定义,一直都是国内外经济学家研究和讨论的重点,学术界也始终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的,关于通货膨胀的权威说法有两种:一种是新古典综合学派的观点,他们认为通货膨胀是“一般物价水平或物价总水平的普遍的持续的上涨”,因此又称他们为“物价派”,其代表人物是萨缪尔森;另一种学派是“货币派”,其代表人物是弗里德曼,他通过货币数量论证明了货币量的增长是通货膨胀的唯一决定因素。目前,国内经济学家大多是综合二者即通过研究物价和货币数量的两种经济现象来衡量通货膨胀水平。如果物价持续上涨,货币供应量持续增加,同时还伴随着经济过热,这种现象就定义为通货膨胀;反之,即为通货紧缩。
关于通货膨胀的成因,国外的经济学家一般将其分为四大类:需求拉上型、成本推动型、混合推动型和结构性通货膨胀。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通货膨胀也可以从一国传导到另一国,显示出输入型通货膨胀的特征,这正是经济危机带来的严重弊端之一。
衡量通货膨胀的常用指标有消费物价指数CPI、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和GDP平减指数三种,其中CPI是最主要的衡量指标,它通过衡量居民的生活费用来衡量通货膨胀水平。当CPI超过5%就可看作是严重通货膨胀,CPI在3%～5%之间是温和型通货膨胀。2007年我国CPI指数从年初的2.2%上涨到年末的6.9%,全年涨幅4.8%,通货膨胀还是温和型的。
二、从“价格”出发解释通货膨胀成因
(一)结构性通货膨胀。2007～2008年度,通货膨胀率先在农产品和食品价格上体现出来了,具有明显的“结构化”特征。2007年食品价格上涨12.3%,其中粮食上涨6.3%,肉禽及其制成品上涨31.7%,蛋类上涨21.8%。导致农产品涨价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政府政策对农村经济的扶持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市场规律作用的结果,粮食生产成本增加,而市场的消费需求和生产需求旺盛,使得供求不平衡,价格也就被推高了。2007年国际粮食价格居高不下,带动了国内市场农产品价格的上涨。2008年初,我国南方遭遇了百年一遇的大雪灾,南方农产品供给不足,北方大量粮食、蔬菜、猪肉等物资运到南方,加大了成本,农产品的价格自然就上涨了。2008年1～2月份,我国CPI创新高分别上涨7.1%和8.7%,足以证明通货膨胀的规模不断扩大。
(二)输入推动型通货膨胀。输入型通货膨胀是此次我国通货膨胀产生的又一个显著特征。次贷危机产生后,大量的资金从金融市场流向商品市场寻求避险,这些热钱的进入大大推动了能源、原材料和农产品的期货价格,从而推动了我国进口产品的价格,引发国内相关产品的价格也普遍涨价。我国是世界上进口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尤其在石油和铁矿石进口上一直是世界进口大国。1993年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07年原油对外依存度达到46.05%;2007年第一季度首次成为煤炭净进口国;目前铁矿石超过一半以上依靠进口;大豆、植物油进口超过50%。2007年以美元标价的国际原油价格持续涨价,屡屡突破每桶百元大关;铁矿石价格上涨9.5%,2008年则上涨65%～71.5%,这使国内依靠能源和原材料的生产加工企业成本加大,导致国内工业产品价格上涨压力。
(三)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2007年至2008年6月,我国经历了高通胀和高增长的发展历程,这与我国特殊的经济增长结构有重要关系。传统上,拉动需求有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其中消费支出是总支出的主要力量。在发达国家消费占GDP总量的2/3左右,其次是投资和出口。而在我国呈现相反的格局,消费只占GDP比例的50%左右,而投资和出口占比逐年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1～2006年,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分别由50%、50.1%和-0.1%转变为39.2%、41.3%和19.5%。投资超过消费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2007～2008年固定增产投资增速在25%左右。出口增长的速度也很快,2005～2007年出口年均增速达到30%以上。投资和外需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投资驱动型的增长模式,一方面加剧了国内能源、燃料等资源的紧缺,资源的稀缺性促使产品物价上涨;另一方面加大了国外大宗产品价格上涨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力,并导致输入型通货膨胀。
三、从“货币”出发研究通货膨胀的根源
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纯粹是一种货币现象:经济中存在过多的货币将会导致物价上升,纸币贬值。下面就从货币方面来探讨一下通货膨胀形成的根源。
(一)国际收支不平衡,超额外汇储备持续增长。从1994年开始我国的国际收支已经持续多年顺差,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顺差的原因一方面是我国的贸易顺差,出口大于进口;另一方面是我国鼓励国际来华投资的政策,吸引了海外对华投资逐年增加;此外,由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使大量短期国际热钱流入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带来的后果就是外汇储备不断膨胀,到2008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跃居世界第一,达到2万亿美元。如此大量的外汇储备也带来了隐患。由于我国采取的结售汇制度,对人民币升值有很大的升值压力。为了保障人民币不至于过快的升值影响出口,政府不得不用买汇的方式买进大量的美元,使得外汇占款增加,外汇占款增加对应的是人民币的投放增加,基础货币扩大。2001～2007年我国的货币发行速度明显加快,年增长幅度分别为7.1%、9.62%、10.93%、12.05%、16.99%,货币增长速度大于GDP增长速度,因此外汇占款的通货膨胀效应更加显著。
(二)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流动性过剩就是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超过商品流通的实际货币需求,造成货币供需不平衡,供大于求带来了价格的上涨。我国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源于投资和消费的矛盾,由于我国居民长期存在保守的消费意识,加之落后的金融投资观念和投资领域狭窄,居民将大部分收入以银行存款的形式存放在银行,以获得稳定的利息收入。银行吸收的存款越多,用于投资的资金就越多,在缺乏严格监管的前提下,银行为了最大化地盈利不断放贷,信贷膨胀带来的是投资过热,投资的增长又会增加国民收入,一旦投资过热,通货膨胀问题也就产生了。
同时,关注国际市场的资本动向,全球性流动性过剩是不可忽视的外因。由于美国长期推行的低利率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美元的货币供应量不断增加。2007年以来,美联储为了应对次贷危机,继续加大美元的发行量。美元供给量的快速增加,加大了美元贬值预期,大量资本流入其他国家寻求庇护,加剧了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压力。
四、我国治理通货膨胀的综合性措施
(一)货币政策手段。2006～2007年央行频繁运用存款准备金率、贴现率、公开市场操作三大货币政策工具治理通货膨胀。央行先后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共15次,仅2007年就达到10次,存款准备金率从年初的9%提高到年底的14.5%。2008年上半年又先后5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6月份上调至17.5%。其次,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从2006年4月28日到2007年12月8日8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仅2007年一年就先后9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从2007年初的2.52%上调至4.14%,累计上调1.62个百分点;一年期的贷款基准利率从年初的6.12%上调至年末的7.47%,累计上调1.35个百分点。同时,发行中央银行票据,自2003年4月启动发行央行票据以来,发行量就逐年扩大。2005～2007年每年累计发行央行票据数额分别为2.79万亿元、3.65万亿元、4.07万亿元。此外,央行还运用窗口指导等间接调控手段,调节货币供求,稳定物价上涨。央行频繁的加息行为反映了其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取向。
遗憾的是央行采取的以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为代表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并没有明显降低货币供给量的增长速度。数据显示,2007年5月至2008年8月,广义货币量M2增速仍然高位运行。我国延续多年的“高通胀,高增长”的局面没有得到改变。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对这次通货膨胀的成因没有看清。此次通货膨胀并不是简单的成本推动型或需求拉上型,而是各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成本推动的作用,也有结构性特征,而且还有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新特点。使用单一的“数量型”政策工具难以解决各目标,同时证明了主要用于调控短期需求的货币政策工具对综合型通货膨胀的治理效果不佳。
(二)汇率政策手段。当前,人民币升值预期是导致国际热钱流入的重要原因,只要人民币还有升值的空间,国际热钱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内。这些热钱的进入,一方面带来了更多的投资可利用资金;另一方面也加大了投机的可能性,带来了更大不确定性。当务之急就是要改革我国的汇率制度,有关学者提出人民币汇率改革进度必须在稳步上升的前提下,加快升值节奏,人民币升值既要改变一开始的“小幅慢走”,又不能跑得太快,“小幅快跑”是可以尝试的新措施。
我国需要继续深化汇率管理体制。在此次经济危机中,美国采取的低利率政策使得美元货币供应量不断增长,美元贬值,我国庞大的以美元标价的外汇储备资产大幅缩水。因此,我国应改变以往盯住美元的单一汇率形成机制,建立更加多元化的汇率形成机制,例如人民币对欧元的汇率机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下,我国政府也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例如,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超货币”的观点,他希望IMF能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话语权。
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也是汇率政策改革的重要方面。我国长期实行单一的汇率机制,在此次危机来临时显现出其不足。因此,需要改变汇率一味的单一升值趋势,在特定情况下允许汇率在合理的区间上下波动,增加汇率的灵活性。例如,当国际经济环境不佳时,我们可以采取适当贬值的手段。
(三)财政政策手段。2008年各项经济数据显示中央采用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手段成效有限,货币发行量仍高于经济需求的货币量,但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却更加有效。财政政策不仅可以调节需求,对供给方面也能产生影响,而且财政政策较少受到外部经济的影响,政策扭曲效果较小。因此,财政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时发挥了积极作用。
首先,此次通货膨胀中农产品涨价是重要原因,这就需要政府提高价格管制能力,尤其要从根本上稳定农产品价格。第一,继续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生产补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第二,通过关税手段严格控制工业用粮和粮食出口,保证国内的粮食供应稳定;第三,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用科技手段不断改造传统农业,使之规模化、机械化,真正实现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第四,改革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加大政府对农村金融的扶持和优惠力度,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其次,政府应加强对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监管,完善相关法律制度。2009年我国股市开始复苏,IPO新股上市发行,大小非全面解禁,创业板筹备上市,资本市场面临全新的挑战。政府可以采用提高资本市场交易成本、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宏观调控手段抑制资产价格的快速增长,从而减小资本市场对通货膨胀的推动压力。房地产市场更加需要政府推出“组合拳”来整顿市场秩序。控制房地产投资规模,压缩银行对地产行业的信贷规模;加大对房价的调控力度,使价格真正体现供需关系;规范土地审批制度;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房地产市场;对炒房投机行为加以严厉监管。
再次,政府需要运用税收和转移支付手段,给予企业和居民各项财政补贴。针对国际收支盈余增长过快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可以采取降低出口退税率,对国内稀缺的生产要素加征出口关税,减少出口。进一步削减进口关税,给予企业进口补贴,扩大进口,使贸易不平衡问题得以缓解。另外,对于流进我国的热钱,可以采取征收托宾税的办法,防止资本市场膨胀带来的通货膨胀,稳定汇率和减少资本账户盈余。针对成本和结构型通货膨胀,财政政策要适时扩大增值税转型试点范围,降低企业税率,同时对受到通货膨胀影响较大的企业,如粮油面、石油、电力等给予财政补贴,以减轻这些企业由于成本上升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劳动力成本上升也是通货膨胀上升的重要因素,因此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能够激励劳动力供给的增加。
最后,通货膨胀还会对居民产生财富效应,尤其对低收入者的影响最大。在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政府要把财政支出不断地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领域倾斜,向低收入人群倾斜,使财政收入的分配格局更加合理化。这不仅有利于保障社会公平,而且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扩大内需,保持经济有好又快发展。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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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泰勒规则；区制状态；资本市场
中图分类号：F222；C812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货币政策形成的非对称性可能是多方面的。Dolado（2004）认为导致货币政策非线性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央银行的损失函数是非二次型的损失函数，也可能是供给曲线的非线性所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经济学人主观预期的非对称导致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理性的经济学人在经济衰退期和经济高涨期对经济前景形成不同的预期，从而导致了货币政策在调控过程中的非对称性。例如，Liu、Waggoner和Zha（2008）研究表明，理性经济人对货币政策执政当局的政策风格发生变化时会做出反应，使得其对未来的预期贴现发生改变，而对未来预期的改变使得货币政策的效果产生明显的非对称性。目前对非线性的货币政策估计多是利用泰勒规则作为货币当局的政策规则。
早期对泰勒规则在中国的运用主要是估计线性泰勒规则在中国适用性。对泰勒规则各种形式的估计发现，泰勒规则的利率变量具有很强的平滑性（谢平和罗雄，2002；卞志村，2006；陆军和钟丹，2003）。随着利率市场化的逐渐加速，利率对经济的调控作用不断增强，于是一些学者对泰勒规则在中国的运用进行了拓展，加入汇率、资产价格、货币供应量等变量（朱培金，2013；张庆坤，2012；郭福春和潘锡泉，2012；李琼和王志伟，2009），以期获得更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泰勒规则。在这些扩展形式的泰勒规则研究中，学者对利率对汇率、货币供应量以及资产价格等变量的调整系数的结论各不相同，但对通货膨胀的调整反应系数却得到相似的结论，认为利率能够调整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并且对通货膨胀前瞻型的泰勒规则更适宜中国的政策规则。
以上研究泰勒规则在中国的运用多是从线性方面考虑，但当价格调整菲利普斯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在实际经济中呈现非线性时，货币政策也具有非线性，如果继续使用线性的泰勒规则进行调控通货膨胀和产出就容易使央行的损失函数变得更大，此时非线性的泰勒规则型货币政策就比较适宜（Sznajderska，2014）。
我国学者对泰勒规则的非线性也进行了诸多方面的研究（郑挺国和刘金全，2010； 欧阳志刚，2009；刘金全和张小宇，2012；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课题组，2009；徐亚平，2009；张小宇，2013），这些研究认为：（1）货币政策的影响既会导致产出的非对称性，同时对通货膨胀的调节也存在非对称性。（2）货币政策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存在一个明显的门限效应。当通货膨胀超过门限阀值，货币政策就应该以通货膨胀为主要调控目标，低于门限阀值时则应该以提高产出为主要调节目标。
目前对泰勒规则的非线性的估计多是从平滑转换模型（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课题组，2009；刘曦，2012）或者门限自回归模型（张小宇，2013；欧阳志刚，2009）等进行相关方面的研究，而平滑转换模型与门限自回归模型在估计时设定转换机制是内生的，需要事前设定某一些特征作为转换变量。由于具有马尔可夫转换机制的区制变化在区制转变过程中为外生变化，能够更好地描述政策规则本身所具有的特征（卞志村，2014），故本文在以前学者研究非线性“泰勒规则”基础之上，利用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来描述泰勒规则在我国的非线性特征。
二、我国货币政策非对称调整的分析
（一）具有利率平滑泰勒规则的货币政策非线性模型设定
“泰勒规则”由Taylor于1993年提出。在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的各国中央银行中，虽然都没有刻意去遵循“泰勒规则”的形式，但是Taylor的研究认为这些央行在无意中都遵循着这样一种规则形式：获得在目标利率水平下的通货膨胀稳定和充分就业水平下的产出稳定，即当通货膨胀与产出正相关时，它们没有必要进行过多的调整，但如果通货膨胀高于既定目标并且产出高于其在充分就业下的水平，货币政策将以提高利率为手段。经典的泰勒规则形式为：
rt=r0+α（yt-yf）+β（π-πT），α，β>0（1）
其中，r表示经济中的实际利率，yt是实际产出，yf是充分就业下的产出，π为实际通货膨胀，πT为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目标。在α，β>0情况下，利率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偏离稳态水平进行修正。
经典的泰勒规则在设定货币政策时，将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调节参数α，β假定为不变，这将遇到“卢卡斯批判”问题，因为在政策规则实行的过程中参数并不一定是保持稳定的。设定利率型的泰勒规则时引入变化参数就能避免“卢卡斯批判”问题，而具有区制转移特征的马尔可夫转移矩阵的引入能够比较好地捕捉到参数的变化情况和状态之间跳跃特征。在泰勒规则中引入区制间的转移特征就形成了具有马尔可夫区制转移形式的泰勒规则。然而，由于中央银行的当前决定与前期利率相关，为了平滑利率，一些研究对泰勒规则进行了修改以便包含前期利率。通过规则的简单变形，同时把区制转移的特征引入政策调节参数中，就形成了本文研究的具有区制转移和持续性的当期型泰勒规则，形式如下：
对具有区制转移性质的马尔可夫回归模型，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法来估计状态转移概率矩阵及其状态转移参数。
（二）我国的实证分析与检验
为了分析我国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本文选取1996年一季度到2014年二季度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用CPI的季度数据作为通货膨胀的变量。产出选取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季度GDP，潜在产出以1995为基期、剔除价格因素的实际GDP经过季节调整、再利用HP滤波方法得到。利用实际总产出减去潜在产出最后得到我国产出缺口偏离稳态的百分比。由于我国的同业拆借市场利率比较早实行了市场化，因此本文利率变量选取7天期银行间拆借市场加权利率。
从表1中检验结果来看，利率、产出缺口以及通货膨胀变量均为平稳变量。
本文把利率型货币政策对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调整的非对称性分为两种区制状态st=1和st=2，利用Matlab软件和马尔可夫区制转移工具包对原有的程序进行了一系列修改，估计了货币政策方程（2），得到如表2所示的各个区制状态的参数。
根据表2得到的估计参数值，在两区制状态的划分下，π（s1）=0932，π（s2）=271，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比较显著，这说明利率型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调节作用确实呈现一定的非线性，具有很明显的两区制状态。对产出缺口的调整系数中，在区制状态st=1时，φy（s1）=0336，p值为036，在5%显著性水平下并不显著，因此不能拒绝原假设即：φy（s1）=0；在区制状态st=2时，φy（s2）=3757，此时在5%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状态st=2的持续概率p22=0，说明区制状态2自身持续的可能性极小，可以认为不存在状态2，从而φy（s2）的估计值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这样也就间接说明利率对产出缺口的调节参数可能为0。由于在同时设定利率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的系数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模型估计不精确，本文采用参数约束的形式，将区制状态2下利率对产出缺口的调节参数设为一固定值，于是货币政策方程（2）式就变为：
Rt=（1-ρ）（φπ（st）πt+φyyt）+ρRt-1+zM，t（4）
从表3的各参数估计值的标准误来看，经过约束后，利率对产出缺口的调整系数不随区制状态变化时的各系数的估计标准误都比估计（2）式中的标准误有所降低，说明（4）式更适合我国利率型货币政策规则。而从利率对产出的调整系数来看，φy=-002的p值为095，在5%显著性水平下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不能拒绝原假设：φy=0，因此可以认为我国利率型货币政策并没有起到调节产出缺口的目的，违背了传统的泰勒规则，这与国内一些学者估计的泰勒规则型货币政策对产出缺口的反应不同（郑挺国和刘金全，2010；张小宇，2013），但与卞志村（2007）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即泰勒规则型的货币政策在中国更加符合名义利率以通胀为调节目标的货币政策。
从估计的利率平滑的货币政策参数可以看到，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在两个区制状态下调整系数具有明显的不同，并且在5%显著性水平下都显著。区制1利率对通货膨胀的调整系数估计值为0638小于1，说明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是不足的，导致实际利率下降，实际利率的下降刺激需求，使得需求继续增加，进而加剧通货膨胀的上升，没有起到抑制通货膨胀上升的目的。故此区制状态被称为消极的货币政策区制。在区制1消极的货币政策区间，平均持续期为2415个季度，比较短暂，同时自身持续的概率仅为0593，比较容易滑向区制2。区制2利率对通货膨胀的调整系数估计值为1119，大于1，利率上升的幅度要大于通货膨胀的上升幅度，实际利率因此也是上升的，这样就可抑制需求进而抑制了价格的继续上涨，因此为积极的货币政策区制状态，并且平均持续期为6570个季度，自身维持的概率达到09301，自身持续的概率比较稳定，不易走向消极的货币政策区制。从图2货币政策划分区制状态的平滑概率分布也可以看出，整个样本区间我国的利率型货币政策在大多数时期是起到积极作用的。
在设定货币政策不存在非线性情况下，谢平和罗雄（2002）、陆军和钟丹（2003）等人研究表明，我国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是不足的，以利率为调节目标的货币政策并没有起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而在本文设定的具有区制状态转移的情况下，既捕捉到了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消极反应区制，同时也验证了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存在积极的反应区间，并且积极的货币政策区制更加持久稳定。
（三）与线性泰勒规则的比较
诸多研究文献（郑挺国和王霞，2011；陆军和钟丹，2003；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课题组，2009）在对中国泰勒规则进行线性检验时都发现，对通货膨胀前瞻性泰勒规则能够更好地描述中国的政策规则。为了比较在无区制转移情况下泰勒规则的应用，本文还同时估计了前瞻性泰勒规则以及当期型规则的系数（详见表4），具体估计方程如下：
前瞻性：Rt=（1-ρ）（φππt+1+φyyt）+ρRt-1+zM，t
当期型：Rt=（1-ρ）（φππt+φyyt）+ρRt-1+zM，t
表4的系数显示：无论是前瞻型还是当期型泰勒规则，利率对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的p值均不能拒绝系数为0的原假设；在两种线性规则的设定中，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系数都大于1，表明利率型货币制政策对通货膨胀都起到抑制作用。
三、结论
本文研究了泰勒规则型货币政策的非线性特征，验证了我国的利率型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调整存在明显的两区制状态――积极区制和消极区制，其中，积极区制利率的调节幅度要大于通货膨胀的上升幅度，使得实际利率下降，总需求减少，进而起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而消极区制名义利率的调节幅度要小于通货膨胀的上升幅度，实际利率此时是下降的，不能起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具体结论如下：（1）样本区间内大多数区间数处于积极区制状态下，并且积极区制下的平滑概率更加稳健，不宜走向消极区制，持续期也大于消极区制，而消极区制却比较容易滑向积极区制状态；（2）尽管利率对通货膨胀的调节在样本区间的多数时期是积极的，但调节的作用有限；（3）具有区制转移特征的泰勒规则中残差项不包含未被提取的信息，相较其他两种规则更能描述我国的利率规则；（4）利率没有起到调节产出的作用，原因可能是我国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间的传导机制的缺陷，即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利率只是反映资本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而商品市场间的利率管制行为使得同业拆借市场的利率并没有传导到商品市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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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studies the nonlinear characteristic of “Taylor rule” type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Results verify that the reaction of interest rate to inflation has two regime states： positive and negative， and interest rates does not play the role of regulating the output； Taylor rule with Markov regime switching can better apply the actual policy rules of China.
关键词: 货币政策 通货膨胀目标制 本.伯南克
中图分类号: F83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770(2009)010-017-04
众所周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主席不但对美国而且对世界经济都存在非常大的影响力,现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教授曾任职于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伯南克教授本身是一位杰出的、多产的货币经济学家,而且他是“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坚定支持者。本文的目的在于围绕伯南克教授大力主张的“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对伯南克的货币政策思想进行综述,这将有助于系统分析与理解美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意图,同时对我国未来货币政策框架的选择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最优的货币政策框架――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
(一)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践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大多数国家选择盯住货币供应量或货币总量的增长率(Money Growth Targeting)作为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基本框架,但是伴随着“货币迷失”(Money Missing)现象的出现,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地区采用一种全新的货币政策框架――通货膨胀目标制,也就是说中央银行放弃盯住货币供应量这一中介指标而改为盯住通货膨胀率这一传统意义上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最初是新西兰、加拿大、英国、芬兰、澳大利亚、瑞典和西班牙这些发达国家先后采取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然后是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比如巴西、智利、韩国、以色列、墨西哥、泰国、菲律宾)与部分转型经济国家(比如捷克、匈牙利与波兰)也开始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而德国与瑞士虽然对外声称是采用货币总量的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但这两个国家却从70年代中期以来就开始实施以通货膨胀为核心(inflation-focused)的货币政策,并且Ben S.Bernanke(1996)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德国中央银行与其说是盯住货币总量的增长还不如说是盯住通货膨胀率,因为当货币总量目标与通货膨胀目标之间存在冲突的时候德国中央银行给予了通货膨胀目标更大的权重。总之,转为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都获得了比较满意的货币政策效果,最为明显的证据就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准备放弃这一新的货币政策框架(Ben S. Bernanke,2003)。
(二)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种混合的货币政策框架
Ben S.Bernanke & Mishkin. F(1997)从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与“规则”之争的角度分析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特征,并得出结论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货币政策规则而是兼有“相机抉择”与“规则”特征的一个混合的货币政策框架。但是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相机抉择”是一种“有约束的相机抉择”(constrained discretion)。这种有约束的相机抉择是试图在严格货币政策规则与无约束的相机抉择之间达成一种有机协调。从短期来看,为了应对不能预期的供给冲击和其他外部冲击,中央银行仍然可以采用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这表明通货膨胀目标制仍然为短期的稳定目标(比如说产出与就业目标以及汇率的相对稳定)留有一定的余地,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并不仅仅集中于控制通货膨胀。但是从长期来看,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相机抉择是有约束的,这一约束就在于中央银行应该坚决承诺并实现事先宣布的通货膨胀目标,由于货币政策实施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有一个滞后期,因此中央银行应该预测通货膨胀率的走势并提前实施货币政策手段,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天生具有前瞻性(Ben S.Bernanke, 2003)。
(三)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本特征
后来Ben Bernanke & Mark Gertler(1999)提出最优的货币政策框架是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这一货币政策框架具有以下三个最基本的特征:一是通货膨胀目标制承诺在长期内将达到一个特定的、事先宣布的通货膨胀目标,并且这一特定的通货膨胀目标既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因此维持价格的稳定将成为货币政策最重要的(overriding)目标;二是在长期内达到通货膨胀目标的约束条件下,中央银行可以在短期内具有一定的政策灵活性,比如说追求产出的稳定,因此命名为“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三是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具有很高的开放性与透明度,比如说定期通货膨胀状况报告,对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展开开放式的讨论。而且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既不同于美国目前所采用的含蓄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也不同于英国等国家所采用的非常明确与透明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因为美国目前采用的含蓄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不符合第三个特征,而英国所采取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则缺乏一定的灵活性。后来伯南克出版了著作“Inflation Targeting: Lesson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2001)对通货膨胀目标制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论述。
二、货币政策不应该直接盯住资产价格而应关注资产价格波动带来的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压力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世界大部分的中央银行已经比较成功的控制了通货膨胀,那么未来对货币政策的最大挑战将是金融的不稳定性以及资产价格波动性的不断提高,而金融的不稳定将给实体经济带来持续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影响,那么货币政策是否应该盯住或者关注资产价格的波动?Ben S.Bernanke& Mark Gertler(1983,1995,1999,2000,2001,2004)对这一问题给出了独特的解释。
(一)资产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信贷渠道”与“金融加速器效应”
伯南克从攻读博士学位开始就对发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非常感兴趣,从此以后他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后来这些论文都被收入到论文集“Essays on the Great Depression”(Ben S.Bernanke,2004)。在这一系列论文中伯南克就资产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进行非常独到的分析,伯南克认为资产价格波动通过“财富效应”影响消费支出的途径得不到实证分析支持的原因在于:股票与债券主要不是居民自己持有而是由养老金机构持有,那么资产价格的波动对居民可支配现金则很少有直接的影响。在这个基础上他开始从“信贷渠道”来分析资产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由于信贷市场本身存在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并不是一个无摩擦的完全竞争市场,因此家庭、企业与金融中介机构的借贷能力受到其资产负债余额的影响,那么资产价格的波动通过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余额进而影响其借贷能力,当资产价格大幅度下跌导致微观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状况恶化,在短期内将影响宏观经济的总需求,从长期来看将通过影响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形成并减少总供给。
在资产价格影响实体经济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个显著增大的相互反馈过程。在第一阶段,资产价格的急剧下降显著减弱了微观经济主体的借贷能力,而借贷能力的减弱将导致总需求的减少与失业率的升高,且总需求的下降将导致现金流入的减少并进一步导致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在第二阶段,总需求的下降与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导致资产的被迫出售与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下降,然后又回到第一阶段,这一显著增大的相互反馈过程被伯南克称之为“金融加速器效应”。这一效应类似于欧文.费雪(1933)年提出的“债务紧缩机制”,但是Ben S.Bernanke & Mark Gertler(1989)最早对这一机制用数理模型进行了系统的表述。其后Ben S.Bernanke & Mark Gertler(2000)还根据资产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影响的“信贷渠道”得出一个与一般常识相反的结论:货币的贬值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紧缩性的。这是因为当本国货币贬值时,本国居民、企业与金融中介机构以本币来衡量的外币负债价值将上升,这将恶化微观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状况并最终导致总需求与总供给下降。
(二)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波动
伯南克对从大萧条以来的经济史的研究表明:如果货币政策不积极应对由资产价格大幅度下降带来的不断增强的通货紧缩压力,资产价格的下降就会给实体经济带来持续的破坏。但是Ben S.Bernanke & Mark Gertler(1999,2000)认为货币政策本身并不足以牵制资产价格大幅度波动,这可能给实体经济带来破坏性效应,并且他们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如果货币政策直接盯住资产价格波动本身,反而将导致资产价格更大幅度的波动。这是因为:其一,资产价格的波动可能是由实体经济因素造成的,也可能不是由实体经济因素造成的,这非常难以辨明;其二,试图“刺破”资产价格膨胀带来的“泡沫”将给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运行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即使是由非实体经济因素带来的资产价格波动也会给实体经济带来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压力,这将最终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因此货币政策应该对资产价格波动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压力进行反应。
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则进一步要求货币政策主动并提前应对资产价格波动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压力。在预见到资产价格上升将刺激总需求的增加并给宏观经济带来通货膨胀压力时,自动升高利率不但可以稳定总需求并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而且可以稳定金融市场本身。那么当预见到资产价格大幅度下降将通过信贷渠道给宏观经济带来通货紧缩压力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降低利率等手段有效缓解负向“金融加速器效应”给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带来的进一步冲击。最后,假设金融市场的投资者都预期到中央银行将采取“逆风向”的货币政策规则来对冲金融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压力时,他们将有效约束非理性的投资行为并最终抑制资产价格的过度反应。
三、美国的最优货币政策框架选择――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而非格林斯潘时期含蓄的通货膨胀目标制
Ben S. Bernanke & Frederic S. Mishkin, (1997)认为沃尔克与格林斯潘主政美联储时期所取得的成功应该归因于他们采用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制定理念或框架,并认为这是一种含蓄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但是 Ben Bernanke & Mark Gertler(2000)明确提出美国当前最优的货币政策制度是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而非格林斯潘时期所采取的含蓄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因为采用这一货币政策框架有如下的优点:
(一)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将降低对未来通货膨胀预期的不确定性
目前含蓄而模糊的货币政策框架导致对未来通货膨胀预期的不确定性,而不稳定的通货膨胀预期将使得长期储蓄与投资决策变得更加复杂化,同时给名义的金融与工资合同带来更大的风险,这最终将导致商品市场价格与金融市场价格更大的波动性,给宏观经济运行与金融市场带来不确定性,比如说金融市场分析人士就需要不断地揣摩美联储主席话语背后的隐藏信息。而采用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以后美联储通过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当然这里隐含的假定就是这一承诺是可信的),可以稳定公众对未来的通货膨胀预期,有利于减少私人部门经济决策的复杂性,减少金融市场由于对货币政策方向预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价格波动。同时稳定的通货膨胀预期(即使实际的通货膨胀短暂的偏离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也是如此)不但可以更容易地维持价格的稳定并达到通货膨胀目标(对上个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石油价格波动对美国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价格与产出的影响程度进行比较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而且美联储可以更加容易地达到稳定产出与就业的短期目标。
(二)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增加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与可信度
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允许公众参与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的讨论从而增加货币政策形成与实施过程的透明度,这样可以有效制约来自政府给予中央银行进行短期经济刺激的压力。比如,在面对即将来临的政治大选或者缓慢的经济复苏时,政府可能要求中央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但是这一货币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导致中期或长期的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将向公众解释短期的货币政策实施与长期的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然后政治家、新闻媒体、专业人士与公众可以参与讨论,这将有效制约来自政府要求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压力。而且透明度的提高将有效增强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因为未预期的冲击将使实际的通货膨胀率偏离事先宣布的通货膨胀目标,这时如果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策与实施程序不具备透明性,公众将对货币政策的可信度表示怀疑。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透明度的作用在于:当未预期的冲击发生后, 使公众能够有效判断实际通货膨胀与事前宣布通货膨胀目标之间的偏离究竟是由政府或者中央银行的“短视行为”或“欺骗行为”造成的, 还是由于未预期到的冲击所造成的, 从而确保公众对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监督并增强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反之亦然。
Ben S. Bernanke & Frederic S. Mishkin(1997)还认为美国采取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将形成一个制度性的承诺,可有效地避免由于美联储主席更替给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带来的不连贯性,并减少货币政策对单个领导者货币政策思想的依赖。该文另外得出美国由目前模糊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转为更加明确的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前提是: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较低以及公众与市场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本理念比较熟悉。因此Ben S. Bernanke(2003)认为在过去的20多年里面美联储在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方面获得了非常高的声誉,其货币政策理念已经比较接近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框架,而且目前实际的和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也比较低而且相当稳定,因此目前是美联储转为更为明确的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的有利时机。而为了实现货币政策框架的成功转型,美联储首先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进行改善:第一,量化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所称呼的“价格稳定目标”,并且明确这其中的价格是以哪一特定的价格指数为基础;第二,定期出版类似于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所出版的通货膨胀报告。
四、对我国货币政策选择的启示
本文从最优的货币政策框架、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的最优货币政策框架选择与走向这三个方面对美联储新任主席本.伯南克教授的货币政策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一)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个兼有“相机抉择”与“规则”特征的混合的货币政策框架,其“相机抉择”是一种“有约束的相机抉择”,即在长期内达到通货膨胀目标的约束条件下中央银行可以在短期内具有一定的政策灵活性,因此伯南克称之为“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它是一种最优的货币政策框架。
(二)资产价格的波动将通过“信贷渠道”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但是货币政策不可能也不应该盯住资产价格的波动,而是必须主动并提前应对资产价格波动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压力,这不但可以稳定宏观经济的运行,而且可以稳定金融市场本身。
(三)美国当前最优的货币政策制度是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而非格林斯潘时期所采取的含蓄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因为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将稳定通货膨胀预期,这不但可以更容易的维持价格稳定并达到通货膨胀目标,而且美联储可以更加容易的达到稳定产出与就业的短期目标。同时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还可以增加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与可信度。
那么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可以从伯南克的货币政策思想得到哪些启示呢?我国从1996年开始正式采用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但是将近十年来的实践表明我国实际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预定的增长率目标之间存在较大幅度的偏离。1978年以来的数据表明我国两个层次(狭义货币与广义货币)的货币流通速度处于下降趋势并且呈现不规则波动,尽管对货币流通速度的预测在理论上可行,但实践中尚无一个模型能很好的拟合现实(谢平,2000)。同时易行健(2007)用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的年度、季度与月度的货币需求函数进行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货币需求函数的参数并不稳定而且要准确预测货币的增长率是不现实的,因为市场化改革、城市化、货币化、股票市场的发展以及预期汇率变化都对货币需求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在这种现实背景之下,我国中央银行应该选择合适的时机循序渐进的由目前的货币政策框架转为采用“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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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碧云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博士生
关键词：通货膨胀；居民收入
中图分类号：F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2-000-01
改革开放后，中国宏观经济几次出现大的通货膨胀周期性，周期性的通货膨胀会造成居民收入的变化和波动。我国自从2003年来，投资热、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特别是房地产行业的投资热潮，以美国为代表，爆发了次贷危机，进而席卷全球。为应对危机，各国力推经济刺激计划，扩大信贷投资，增发货币。通过货币的乘数效应，使得市场中的流动性增加，进而风险增大。此外中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铁矿石的进口国，世界上最大的水泥使用国，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通过价格传导机制，又进一步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剧烈的通货膨胀会对社会造成危害。物价的急剧上升会使消费者和企业根据价格信号，变更其行为，使需求函数发生扭曲，进而使社会整体福利造成损失。通货膨胀不仅关系国家的发展，还关系普通民众的生活。我国目前的分配制度不合理、三农问题、农村化问题、收入差距大问题等众多社会问题中，通货膨胀对居民的收入影响将更为深远。居民的收入分配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还有住房、医疗、教育的沉重负担，内需乏力都增加了居民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社会保障体系又不健全，极易引发社会矛盾。
一、通货膨胀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
按照经济学的理论，物价上涨将导致实际工资的下降。通货膨胀使得以固定收入为主的居民，在收入未跟随物价上涨时，实际工资相对下降，从而货币购买力下降，货币财富将缩水，生活水平也随之降低，他们是利益受损者；而以浮动收入为主的居民则将会获益。而且，通货膨胀也会起到了财富转移的效用。通货膨胀会产生对债权人不利，对债务人有利的作用，即债务人相对获利，债权人相对受损的情况。实际财富持有者获益，而货币持有者和居民受损。通货膨胀对社会公众的收入分配也会产生影响。如果名义收入低于物价上涨时，实际收入将下降。因此，固定收入者受通货膨胀的危害很大。此外，通货膨胀对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的影响程度也不同，以固定收入为主的居民和低收入阶层会成为通货膨胀的最大受害者。发生通货膨胀时，如果个人收入的增长速度不能超过或至少等于通货膨胀的增长，则其个人的福利水平将会下降。
二、通货膨胀会起到潜在税收的作用
在某种意义上讲，通货膨胀还是一种潜在的“税收”。因为社会财富同比例的增加，如果通过多发行货币，则会直接或间接地过多地发行超过了现实市场中所需的流通货币量，由此变相地向货币持有或使用者征收税收。通货膨胀会导致个人税收的实际起征点、免征额的下降和适用税率的爬升，加重个人的税收负担。通常情况下，个人的工资支付标准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并非随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变化。当物价上涨、工资未相应增加时，政府对个人收入征收定额税或比例税，税收会对个人的税后收入水平产生附加影响。税收使个人收入缩水，导致个人的生活条件恶化了。
三、通货膨胀对消费者储蓄和消费选择的作用
通货膨胀会改变居民对消费和储蓄的决策，它既能促进消费，也能抑制消费。例如消费品和劳务价格上涨，居民预期未来价格上涨趋势不变，为保值或避免今后花更多的代价购买，就会抢先消费，用现期消费来替代储蓄。反之，则会增加储蓄。另外，由于未来的支出与收入存在不确定性，不得不节省开支，增加预防性储蓄。
四、应对通货膨胀增加居民收入的应对措施
要采取措施增加居民收入，减小通货膨胀带来的不利影响影响，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1.增加工资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劳动收入水平提高工资标准是增加低收入者劳动收入最直接的措施。提高低收入者收入，使更多低收入群体步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中等收入占多数的社会结构是最为理想的社会关系，资源配置比较合理，有利于缓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构建和谐社会。首先，要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完善最低工资制度，保障最低收入人员的生活。我国的最低工资标准的水平较低，应逐步提高，并切实贯彻执行。提高最低标准不会增加失业和提高企业的成本，而能促进企业提高管理水平，改善员工收入水平。而且对不同行业、不同工种制定不同的最低工资标准。其次，要让所有的劳动者都能享受到工资提高的的好处，使劳动者没有后顾之忧。建立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实施《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促进创业等，缩小与城镇社会保障较大的差距。再次，对于高收入群体，应切实完善收入分配政策，运用政府力量建立剩余利润分享机制。2.运用财政政策特别是税收的作用，提高劳动收入比例健全居民收入增长机制，提高居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近十多年来，中国企业利润都在上升，但居民个人收入增长非常缓慢。市场机制本身存在的许多缺陷，引发了市场失灵。因此，需要发挥国家对收入分配体制的宏观调控作用。要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就要适当减少国家收入和企业利润，增加劳动收入。3.改革并完善资本市场，增加投资回报居民财产性收入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市场化和国民富裕程度的重要标志。目前我国投资渠道少，而且资本市场波动性大，受政策影响大，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备的情况下，人们未来的生活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会使得预防性储蓄增加，投资减少，或者不愿意投资。因此，应完善国内资本市场，增加投资渠道，增加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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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通货膨胀；预期；管理
通货膨胀预期就是人们对于通货膨胀率的预期，是人们根据以往经验，结合目前宏观经济指标而估计到通货膨胀要到来，并且预先打算做好准备要避免通胀给自己造成损失。管理通胀预期就是对通货膨胀进行管理，是通过对通胀形成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特别是通胀预期进行提前管理，避免条件恶化导致通胀发生。
一、当前我国通胀预期的运行特征及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1）通胀预期的运行特征。一是通胀预期主体的分层性。指不同微观主体会根据各自对通胀演变趋势的观察和判断，形成不同的通胀预期并据此调整自身经济行为。二是通胀预期基础的混沌性。指的是在通胀预期形成中，不同经济主体对信息的占有以及对信息的处理能力的非对称性以及由此派生的不同主体之间通胀预期的无序性。三是通胀预期过程的持续性。指的是通货膨胀预期一旦形成，就很难在短期内发生转向，而是作为一种趋势会在较长时期内存在甚至自我强化。四是通胀预期强度的波动性。通胀预期强度的波动性指的是伴随着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公众预期通货膨胀率的上下波动。通胀预期强度的波动性会放大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2）当前通胀预期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一般而言，通胀预期具有自我实现机制，社会公众一旦形成强烈的通胀预期，就会改变其行为方式，对产品和资产的需求会相应上升。这就导致价格加速上涨，形成通胀。而这些产品或资产的价格一旦形成上涨趋势，会进一步加剧通胀预期，从而进一步加大购买需求，导致通胀的螺旋式上升。具体来看，通胀预期导致通胀最终实现的传导途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因货币的破坏力而导致价格系统紊乱，打乱市场机制的正常有效运行，造成资源配置失调，经济效率降低并使经济陷于不稳定状态。第二，消费者会预期实际利率下降，从而降低当前储蓄并增加消费，结果是通胀水平因面临需求冲击而提高。第三，投资者也会受到通胀预期影响。利率和价格水平变动将影响资产预期收益，导致投资者进行资产结构的调整，进而有可能推高资产价格，促使通胀预期自我实现。
二、加强通胀预期管理的几点建议
（1）将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宏观政策的突出位置。为抵御金融危机冲击、刺激经济发展，我国自2008年下半年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巨额的政府投资和信贷投放使得经济复苏良好。随着经济的回暖，当实际经济增长率达到潜在增长水平时，经济发展不应再刻意追求高GDP增长率，要及时考虑物价稳定和经济结构调整。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会议提出，明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要“积极稳健、审慎灵活”，重点是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2）保持国内农产品价格基本稳定。农产品价格对CPI有着重要影响，农产品价格稳定是通胀预期稳定的基础。因此，要稳定公众通货膨胀预期，一方面必须要加强农业生产，完善大宗农产品储备和调节机制，稳定并增加对农民种粮、养殖的直接补贴，确保大宗农产品的供给。另一方面，加强对出现异常波动的商品价格监测预警，严厉打击市场投机行为，维护农产品价格稳定，从流通环节保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3）合理控制资源和能源类价格。政府在出台公用事业价格改革方案时，应考虑到整个社会承受力，以免成为推动物价的叠加因素，避免因改革措施的出台过于集中而引发物价总水平的急剧上升。特别是不能简单地把提价当做体现资源价值、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类似于水电油气等垄断性行业的调价，要剔除成本中的不合理部分。（4）抑制资产价格的过度上扬。股市和楼市的过度活跃和投机过热，往往是通胀的前奏。虽然房地产价格没有纳入CPI，但是房地产等资产价格过快上涨会强化一般消费价格上涨的预期。因此，管理通胀预期要防止资产价格过度上涨，必须调节信贷结构和资金流向，防止信贷资金流入股市并助推资本市场泡沫化。（5）加强对国际热钱的监管。国际资金流入我国，为我们所用固然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大规模的投机性资本的流入，将会增加我国通胀的压力。这是因为，一方面结汇带来流动性过剩，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国内货币政策对流动性管理的效果，形成通货膨胀的货币环境；另一方面将推动股市和楼市价格上涨。应加强对资产价格波动及资金流动量的监测，建立资产价格大幅波动的预警指标体系。严格规范信贷资金投向，特别要严格控制国有资金流人股市的规模和渠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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