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性通货紧缩还是恶性通货紧缩

摘 要：根据通货紧缩对经济的最终影响，可以分为良性通货紧缩和恶性通货紧缩。在新凯恩斯主义框架下，从理论角度证明了恶性通货紧缩对经济有害，而良性通货紧缩对经济有益。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在中长期内，决定中国通货膨胀水平的五个因素分别为产出缺口、全要素生产率、货币、贸易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而本轮通货膨胀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其次才是经济下行因素，即本轮通货紧缩是以良性通货紧缩为主、恶性通货紧缩为辅的结构性通货紧缩。因此，对当前通货紧缩应采取适当容忍的态度，不应单纯针对价格水平进行大幅干预。

关键词： 通货紧缩；产出缺口；全要素生产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

中图分类号：F82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7）03-0002-08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次贷危机后，随着全球经济增速不断放缓，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通货膨胀（以下简称“通胀”）水平出现了多年以来少有的持续低迷的情况，通货紧缩（以下简称“通缩”）风险逐渐加大。中国通胀水平也持续下行，2011年8月至2012年10月，通胀率由6%持续下降至1.7%，此后一年内出现小幅反弹，但于2013年10月又开始继续下降，并持续维持在低位。截至2016年9月末，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已连续26个月维持在2%以下，PPI（生产者物价指数，Producer Price Index）更是连续55个月下跌。余永定（2016）认为，从核心CPI、PPI、GDP缩减指数等物价指标来看，中国经济已处于通货收缩状态[1]。如何应对低通胀已成为当前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主要课题之一。

通缩给人印象较差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让人联想起大萧条时期的美国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美国在1929―1933年大条时期，CPI年均下降6.7%，实际GDP平均下降8.2%，失业率连续几年超过20%[2]。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连续9年核心通胀率为负，平均经济增长率不到1%；失业率大幅攀升，1990年仅为2.1%，至1999年已达4.7%[3]。然而从历史上看，通缩不一定对经济有害，甚至有可能伴随着产出的增长。例如，美国1872―1877年CPI下降了12.3%，但GNP却同比增长22.4%[4]。从频率来看，通缩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较为常见，尤其是在金本位制度下[5]。而自二战后金本位体制结束以来，世界各国多数时间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应对通胀，而较少发生通缩。因此，目前对价格水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通胀，而较少研究通缩。研究的匮乏使得当前对于通缩的认识远没有对通胀深入，在应对通缩的经验方面也略显不足。多数经济学家如弗里德曼、格林斯潘等认为，通缩是一种货币现象，通过货币增发可以有效应对通缩[6，7]。然而，在当前全球流动性过剩的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同时出现了流动性过剩和CPI低迷的情况。鉴于通缩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如何看待和应对中国当前低通胀局面这一问题，有必要研究清楚中国中长期内通胀率的决定因素，并深入分析本轮CPI下行的原因。

现有文献大多认为通缩对经济有害。DeLong和Sims（1999）认为，通缩会导致实际利率水平升高，进而抑制投资、降低总需求并提高失业率。通缩还会引发债务人向债权人的财富转移，进一步抑制投资，因为债务人一般是创造价值的实体企业。此外，通缩还会将名义联邦基金利率拉至零利率附近，降低了通过调整利率政策刺激经济的可能性[8]。Bernanke和Carey（1996）认为，由于名义工资刚性的存在，通缩会降低企业的边际利润率。企业因此会降低产量和工人雇佣量，进而降低均衡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水平[9]。Kindleberger（1973）认为，通缩会导致消费延迟，造成总需求下降[10]。

Fisher（1933）认为，通缩会导致实际债务不断增加，资产价格下降，从而不断加重债务人的负担，给企业带来财务困境，引发债务通缩问题[11]。Friedman和Schwartz（1963）以及Bernanke（2002）认为，通缩会加大银行系统性风险[6，12]。Fuhrer和Sniderman（2000）认为，由于通缩预期以及经济增长继续走弱的预期增强，可能会形成通缩螺旋[13]。

也有研究认为，通缩对经济的影响取决于通缩产生的原因。Borio和Filardo（2004）认为，通缩可以分为好通缩、坏通缩和恶劣通缩①[14]。Rogoff（2003）也认为，通缩对经济的影响与通缩产生的原因有关。对于需求端冲击引发的通缩，价格水平的下降很可能伴随着货物和服务需求的下降；而对于供给端冲击引发的通缩，价格水平的下降可能反而伴随着产出的增加②[5]。Atkeson和Kehoe（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只有1929―1933年大萧条时期通缩与经济衰退之间存在因果关系[15]。钟红等（2015）认为，由生产效率提高而引发的通缩有利于经济长期健康发展[16]。

虽然现有文献对通缩的危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然而，对于通缩究竟如何影响经济的内在逻辑却存在误读。目前，对于通缩认识的最大误区在于过分关注通缩对经济的影响，而忽视了通缩背后产生的“原因”。“原因”对经济也会造成影响，并且“原因”也将影响通缩危害经济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因此，深入分析通缩产生的原因对于判断通缩对经济的最终影响至关重要。

二、理论分析

（一）通货紧缩的定义、原因及分类

目前，学术界关于通货紧缩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为便于后续研究，本文采用Rogoff（2003）[5]的标准来定义通货紧缩，即通货紧缩是指总体物价水平指标（如CPI或GDP平减指数）的持续下降。如果价格下降持续三个月或半年以上，就可以在技术上判定为通货紧缩。

理论上认为，通缩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种（见表1）：（1）总需求不足。由于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求不足、政府支出大幅下降、国外需求减少或者几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总需求出现下降。此时，虽然总供给可能仍处于均衡水平，但由于总供给超过了总需求，因此会引发通缩。（2）总供给过剩。总供给过剩是指由于一定时期内产品数量出现绝对过剩而引起的通缩。具体来说，总供给过剩主要有以下三种原因：一是技术进步以及生产力的提升。此时单位商品生产成本会大幅下降，并且可能会造成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下跌。二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三是贸易自由化。通过国际贸易出口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降低了本国的价格水平[5]。（3）货币因素。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如果中央银行提高利率，或者减少货币供应量，造成过剩流动性下降，则也有可能引起通缩。（4）预期因素。当经济出现通缩时，如果通缩预期增强，消费者会预期货币购买力进一步增强，于是进一步减少当期消费，以便增加未来消费。投资也会进一步下降，最终引发通缩螺旋[1，3]。现实经济中，通缩难以由单一原因引起，一般表现为复合型通缩，即由以上原因共同作用所致。Bordo和Redish（2003）使用PVAR模型检验了加拿大和美国19世纪末期的通缩，发现这一时期由总需求的负向冲击产生的坏通缩以及由总供给冲击产生的好通缩同时存在[17]。

本文参照Filardo和Borio（2004）[14]的做法，根据通缩对经济的影响对通缩进行分类。考虑到恶劣通缩极为少见，本文仅将通缩分为良性通缩和恶性通缩两类。良性通缩是指由于技术进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以及贸易自由化等原因引起总供给超过总需求。此时，由于资本的边际收益将会增加，导致实际利率升高、价格水平下降和产出增加。恶性通缩是指由于消费不足、投资不足、政府支出下降或者国外需求下降等原因引起总需求低于总供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同时表现为价格水平下降和产出下降。

（二）基于新凯恩斯主义AD-AS模型通货紧缩类型的分析

1.新凯恩斯主义AD-AS模型。传统AD-AS模型由以下四个方程组成：（1）产品市场均衡条件：Y=C（Y-T）+I（r）+G；（2）货币市场均衡条件：M/P=L1（Y）+L2（r）；（3）劳动市场均衡条件：f（N）=W/P；h（N）=W/P；（4）生产函数：Y=Y（N，K）。其中，Y代表国民收入，C为消费，T为税收，G为政府购买，M为名义货币供应量，P为价格水平，N为总就业量，r为利率，W为名义工资率，K为资本存量。L1（Y）为货币的交易和预防性需求函数，L2（r）为货币的投机性需求函数，两者之和构成对货币的总需求函数。f和h分别为劳动的需求和供给函数。

2.总需求不足。当因投资下降等原因造成总需求不足时，由于名义价格刚性，实际产出将低于潜在产出，价格水平也会出现下降。假设经济期初位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点（P1，Y1），即长期总供给曲线LAS、短期总供给曲线SAS1与总需求曲线AD1的交叉点（见图1左图），当总需求遭受冲击时，总需求曲线将由AD1移动至AD2。由于名义价格限制，短期总供给曲线SAS1将不会移动，此时经济将位于新的均衡点（Y2，P2）。也就是说，在短期内价格水平将下降至P2，实际产出水平下降至Y2，而名义产出水平则由P1Y1下降至P2Y2。冲击的负面影响可能会通过信心的恶化以及价格水平下降的预期而放大，从而加剧期初的通缩压力，最终形成恶性循环。因此，由总需求不足引起的通缩为恶性通缩。

3.总供给过剩。当经济遭受总供给冲击时，根据冲击时间的长短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由技术进步、生产力的提升或者是贸易自由化引起的长期冲击，或者叫永久性冲击；另一种是由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引起的短期冲击，或者叫临时性冲击。当出现永久性冲击时，会造成收入水平永久性提升和价格水平永久性下降。假设经济的期初均衡点为（Y1，P1），如图1右所示，总供给的永久性冲击将使长期总供给曲线由LAS1移动至LAS2，短期总供给曲线也将发生移动，由SAS1移动至SAS2，此时经济新的均衡点为（Y2，P2）。虽然价格水平由P1下降至P2，但产出水平由Y1提升至Y2。而当出现临时性冲击时，也同样会出现价格水平的下降和产出的上升。假设经济的期初均衡点依然为（Y1，P1），如图1左所示，在短期内，由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带来的临时性冲击将导致总供给曲线由SAS1移动至SAS2，此时经济新的均衡点为（Y3，P3）。不同之处在于，前一种通缩将造成长期总供给曲线的永久性移动，新均衡点（Y2，P2）属均衡状态；而后一种通缩由短期因素冲击导致，为非均衡状态，经济可能会经历较长时间的调整。然而，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总供给冲击，均会带来实际产出水平的提升。与恶性通缩不同，虽然价格水平由P1降至P2，但此时名义国民收入维持稳定。因此，总供给过剩导致的通缩属于良性通缩。

4.货币因素。在新凯恩斯主义AD-AS模型下，货币因素对价格水平造成影响的主要机制是货币供应量会对利率水平造成影响，进而影响总需求，最终影响价格水平。也就是说，当中央银行减少货币供给时，会导致M/P减少，造成总需求曲线向左移动。此时价格水平和产出均会下降，与上述总需求不足对价格水平和产出的影响过程类似。

5.复合型冲击。考虑到现实经济的复杂性，经济可能同时受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联合冲击，从而加剧通缩压力。假设经济的期初均衡点依然为（Y1，P1），如图1左所示，当总需求的负向冲击和总供给的正向冲击同时出现时，总需求曲线将由AD1移动至AD2，短期总供给曲线也将由SAS1移动至SAS2，形成经济新的均衡点（Y4，P4），此时价格水平会出现下降，但产出水平则不确定。如果总需求冲击造成的产出下降小于总供给冲击带来的产出提升，则Y4将高于冲击前的均衡水平Y1。而如果总需求冲击造成的产出下降大于总供给冲击带来的产出提升，则Y4⒌陀诔寤髑暗木衡水平Y1。因此，当经济同时遭受总需求的负向冲击和总供给的正向冲击时，价格水平一定会下降，但产出水平要视两种冲击最后影响的大小来确定。

（三）应对通缩的两大政策误区

1.增加货币供给一定可以提升价格水平。根据新凯恩斯主义AD-AS模型，总需求曲线的斜率受到实际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当价格水平降低时，M/P（实际货币供应量）会提高，实际利率降低，投资增加，总支出增加。因此，只要增加名义货币供应量M，总需求曲线就会向右移动。但假设以上链式反应发生了中断，即M/P的增加无法产生更多的支出，最可能的原因在于，当前利率已经很低，接近于零，此时投资需求弹性无限大，总需求曲线为一条垂直于X轴的直线，并且由于名义利率的下限无法更低，这时可能会使得总需求曲线向上移动，但不会向右移动。此时货币政策将不再有效。

在标准的IS-LM框架下（如图2所示），这意味着IS曲线与LM曲线的交点位于LM曲线相对平滑的区域，即接近流动性陷阱或正位于流动性陷阱。此时增加货币供给将导致LM1右移至LM2，但对利率和产出水平没有影响。从跨期的角度来看，流动性陷阱存在主要是因为对名义价格限制的牢固预期。只要经济主体不相信货币供给的路径是永久性的改变，就不会对当前临时性货币供给的增加做出反应。

2.逢通缩必干预。当经济出现由总需求引起的恶性通缩时，由于通缩预期的存在，经济的自我调整可能需要较长时间，带来的经济成本也较高。此时，政府应实行扩张性政策弥补总需求不足，促使经济较快地恢复至均衡水平。而当出现由总供给过剩引发的良性通缩时，价格水平的下降属于经济自我调整的健康状态。此时，如果人为对价格水平进行干预不仅无助于经济增长，反而会加大经济波动。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当出现因生产力或要素投入带来的总供给冲击时，产品的单位成本会下降，价格水平也会下降，利润率趋于稳定，生产也将维持在可持续的水平。但是，如果货币当局希望维持此前的价格水平，而不希望因为生产力的正向冲击导致价格水平出现下降，会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由于工资等投入品的价格存在粘性，这一努力将使得利润率膨胀，企业将无法识别膨胀利润的短期属性，继续扩大生产，使得经济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除了货币政策方面的干预，政府也可能会采取财政政策进行干预。为了维持价格水平，政府必须增加名义支出，而名义支出的增加在稳定价格水平的同时也将实际产出推升至潜在产出之上。实际产出的增加也将由两部分构成，由生产力或要素投入增加所带来的可持续部分以及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所带来的不可持续部分。而且实际产出的增加将不会导致价格水平上升，使得实际经济利润的提升看似合理。名义支出的增加最终将造成实体经济出现繁荣-衰退周期，加大经济波动，不利于经济稳定增长。

下面进一步考察在新凯恩斯主义AD-AS模型下恶性通缩和良性通缩分别出现时政府干预的有效性（如图3所示）。假设经济的期初均衡点为（Y1，P1），当经济受到总需求冲击时，总需求曲线将由AD1移动至AD2，此时经济的新均衡点为（Y2，P2），在短期内价格水平和产出均会下降。如果政府实行扩张性政策，将总需求曲线由AD2拉回至AD1，此时价格水平和产出将重新恢复至原均衡水平，有效地平抑了经济波动，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成本。而当经济受到总供给冲击时，短期总供给曲线将由SAS1移动至SAS2，此时价格水平由P1降至P3，实际国民收入由Y1升至Y3，经济新均衡点为（Y3，P3）。为了应对良性通缩所带来的价格水平的下降，假设政府运用扩张性政策使得总需求曲线由AD1移动至AD3。这一政策反应不仅使价格水平由P3恢复至P1，而且在短期内进一步提升国民收入水平至Y4，但此时实际经济活动已经超过了其均衡水平Y3。最终，国民收入将会依然回归至Y3。因此，由于过分关注价格水平的“稳定”，而忽视了通缩背后产生的原因，政府人为制造了经济活动的“不稳定性”。总之，当出现恶性通缩时，政府应积极采取扩张性政策干预经济，帮助经济较快地恢复至均衡水平。而当出现良性通缩时，如果政府对价格水平的自然下降进行干预，不仅无助于稳定经济，反而会加大经济波动。此时“无为而治”反而是最佳的政策选择。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结合中国实际，选取过剩流动性增长率（em2）、产出缺口（gap）、全要素生产率（tfp）、国际大宗商品价格（crb）和进出口总额增长率（exp）五个变量对中国通胀率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考察货币因素、总需求和总供给对通胀水平的影响，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用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差来计算过剩流动性增长率；运用GDP增长率采用HP滤波法计算产出缺口；由于统计部门并不公布季度GDP数据和季度全要素生产率数据，采用插值法将年度GDP数据和全要素生产率数据转换为季度数据；为避免极值对回归结果的干扰，采用截尾方式去除上下5%的极值。样本区间为2000年第一季度至2016年第三季度，所有数据均为同比数据。

数据来源方面，通胀率、货币供应量、GDP增长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进出口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全要素生产率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二）中国通胀率的决定因素――基于VECM模型的分析

1.实证过程。在中长期内，中国通胀率的决定因素可能为货币因素、总需求和总供给，因此，选择表2所示的五个变量与通胀率（cpi）进行实证检验。由于普通时间序列模型只能采用平稳变量建立模型，对非平稳时间序列必须采用差分处理转换为平稳序列，因此，会造成原非平稳变量的信息丢失问题。而VECM模型不仅可以应用于非平稳变量，解决了信息丢失问题，而且解决了计量模型的伪回归问题，并把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动态特征结合在一个模型中。因此，选择VECM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在建立VECM模型之前，首先需要对所有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由于传统ADF检验和PP检验的共同缺点是检验的功效很低，尤其是当样本容量不大或真实模型接近单位根的情形，因此，采用目前效率最高的单位根检验方法――DF-GLS检验[18]。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原序列均不平稳，但经一阶差分后平稳。由于一阶差分后变量的经济含义与原序列并不相同，使用原序列回归得到的实证结果更加可靠，因此，对变量进行协整分析。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存在一阶协整关系，最佳滞后阶数为4；协整显著性水平检验结果表明，VECM模型变量协整分析结果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

VECM模型估计结果表明，em2、gap、tfp、exp在1%的显著性水平显著；crb在5%的@著性水平上显著。

协整方程表明：在长期内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过剩流动性、产出缺口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每上升1%，通胀率将分别平均上升0.233%、1.131%以及0.044%；全要素生产率以及进出口每上升1%，通胀率将分别平均下降0.643%和0.049%。因此，从经济意义上来说，在长期内对CPI影响最大的五个变量按重要性从大到小排序分别为产出缺口、全要素生产率、过剩流动性增长率、进出口总额增长率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

2.稳健性检验。首先，检验VECM模型的残差是否存在自相关。如果存在自相关，则需要增加滞后阶数进行再次估计。检验结果表明，可以接受“无自相关”的原假设，说明原VECM模型滞后阶数设定合理，无需增加。其次，对VECM系统的稳定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除了VECM模型本身所假设的单位根之外，伴随矩阵的所有特征值均落在单位圆以内，因此该VECM系统是稳定的。以上检验证明了VECM模型的估计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表明实证结果较为可靠。

（三）本轮CPI下行的原因分析――基于VAR模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我们认为影响中国通胀率的因素是产出缺口、全要素生产率、过剩流动性增长率、进出口总额增长率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然而，这样的分析强调的是各变量对通胀率的单向影响，而无法捕捉不同变量对通胀率冲击的动态变化以及重要性的相对大小。因此，为进一步考察自2011年以来中国CPI持续下降的原因，下面采用VAR模型进一步分析各变量影响变化的时间、路径和相对重要性。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和贸易因素对CPI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在短期内变化较小，而产出缺口、过剩流动性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在短期内对CPI的影响较大，因此，选取gap、em2以及crb三个变量与cpi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同时，对tfp以及exp进行控制。时间区间选择为2011年第二季度至2016年第三季度，所有数据依然使用季度同比数据。

在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之前，首选需要根据信息准则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经检验，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为2。模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估计结果表明：gap和crb是cpi的格兰杰因，而em2则不是，与理论预期及经济现实相符。2011年末以来，央行连续8次降息降准，货币政策的大幅宽松并未促使CPI的回升。

基于VAR的估计结果可以分别考察来自产出缺口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1个单位标准差的冲击对通胀率的影响，脉冲响应结果如图4和图5所示。动态响应图示表明，产出缺口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对于CPI的影响均主要表现在前四期，至第十期基本消失。产出缺口对于CPI的影响整体为正，并且在第一期就达到峰值，第二期转为负向影响，第三期又转为正向影响，此后逐渐衰减。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对CPI的冲击在第一期为正值，到第二期变为负值，而到第三期达到峰值，随后也逐渐衰减。

为了进一步考察不同变量影响通胀率重要性的相对大小，本文对通胀率的预测进行方差分解。方差分解结果如表5所示。结果表明：通胀率预测方差大部分来自于其自身，也就是说，在短期内通胀率受预期影响最大。至第10期时，16.5%的影响是来自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而来自于产出缺口的影响仅为5.4%。因此，单纯从本轮CPI下降的角度来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是除预期以外的最主要因素，而国内经济下行仅为次要因素。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以上从当前中国通缩风险趋于加大的背景出发，运用新凯恩斯主义AD-AS模型分析了良性通缩和恶性通缩对经济的影响机制。理论分析结果表明：只有当经济出现因总需求不足等原因引起的恶性通缩时，政府干预才有效；而当经济出现因总供给过剩等原因引起的良性通缩时，人为干预不仅无助于稳定经济，反而会加大经济波动。在中长期内，经济周期依然是影响通胀率的最主要的因素。除预期因素以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经济下滑是本轮通胀率下跌的主要原因，而货币因素对于通胀率的影响相对有限。换句话说，本轮通缩是以由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引起的良性通缩为主、以经济下滑引起的恶性通缩为辅的结构性通缩。

为此，提出政策建议如下：（1）鉴于通缩成因的复杂性，良性通缩和恶性通缩可能同时并存，对恶性通缩政府应积极干预，对良性通缩则不能干预。（2）虽然货币因素在中长期内对价格水平有较大影响，然而在短期内，当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或准流动性陷阱时，会严重降低货币政策调整价格水平的有效性。因此，从调控价格水平的角度来看，在短期内单纯依靠货币政策调控通胀率效果可能有限。（3）对本轮CPI下行以及当前通胀水平低迷的局面不必过于恐慌。本轮通缩是以良性通缩为主、恶性通缩为辅，因此，在政策制定上要注意对于通胀水平的容忍度。（4）鉴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对国内通胀水平影响较大，未来应通过多种手段对冲相关影响，降低通胀率的波动，稳定通胀预期。

注释：

①好通缩是指由于总供给提升的速度超过了总需求提升的速度，并且这种超过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而不是产能过剩引起的。坏通缩是指总需求下降的速度超过了总供给下降的速度，造成济衰退。恶劣通缩是指与严重衰退相联系的大幅价格水平的下降。

②例如，生产力大幅提高、进口价格下降以及强力的贸易自由化均会导致价格水平临时出现下降。还有少数文献认为，通缩对经济无影响或有正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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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deflation is divided into benign deflation and malign deflation according to the influence of defl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impact mechanisms of the two deflations on the economy are studied under the framework of New Keynesianism.It prove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actively intervene in malign deflation and should not interfere in benign deflation.This paper also examines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as inflation and the reason of the downward of infl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the five factors that determine the level of inflation in China are the output ga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monetary factor，trade factor and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prices.The decline of inflation in recent years is mainly due to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prices，followed by economic downturn factors.It means that the current round of downward inflation is dominated by benign deflation and is supplemented by malign deflation.Therefore，the low inflation level should be moderately accepted and should not be significantly interfered just for the price level.

Key words：Deflation；Output ga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International bulk commod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