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的本质和根源范文

经济危机的本质和根源篇1

内容提要: 当前的危机既是国际金融危机，又是国际经济危机；只承认当前的危机是国际金融危机而否认它是国际经济危机，是不符合实际的。这次危机的产生固然有多种原因，但其根源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当前危机的经济法对策，在我国，主要包括依法加强对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管理和保护，依法完善计划调控、财政调控、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以及依法加强反对垄断和反对不正当竞争。

这次源自美国、震惊世界的金融风暴，很快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其他各个经济领域，从经济发达国家蔓延到广大发展中国家。这次危机连锁效应之快、涉及范围之广、冲击力度之强、影响程度之深是前所未有的。它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如何应对这次危机，这是2008年以来国内外社会各界最为关注的重大问题。但是，各自提出的危机对策有很大区别：有些对策是可行的；有些对策治标不治本；有些对策完全是“无的放矢”。这同人们对于这次危机的性质和根源的认识存在严重意见分歧直接有关。因此，搞清楚当前危机的性质和根源，是正确地确定当前危机的对策的前提。在经济法学界，除了要搞清楚这次危机的性质和根源以外，还应该搞清楚必须采取哪些经济法对策和为什么要采取这些对策。

一、当前的危机是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在西方国家，政界和学界一般认为，当前的危机是国际金融危机，而不是国际经济危机。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当前的危机是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例如：美国麻省大学大卫·科茨（DavidKotz）教授认为，当前的危机是“2008年由美国开始的金融和经济危机”[1]；巴黎政治学院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帕斯卡尔·佩里诺认为，当前的危机是“2008年夏天爆发的经济和金融危机”[2]。

在我国，关于当前危机的性质，人们都不否认它是国际金融危机，但在它是不是国际经济危机的问题上存在两种观点：一是否认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同时也是国际经济危机，不过公开否认的人并不很多；二是肯定当前的危机既是国际金融危机又是国际经济危机，不过明确肯定的人只占少数。这少数人的观点基本内容是一致的，表述方式有所不同。例如：认为这次危机是“席卷各国的金融风暴”和“全球性的经济危机”[3]；认为这次危机是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4]；认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世界周期性发作的经济危机”[5]。

笔者认为：当前这次危机的性质，既是国际金融危机，又是国际经济危机；或者说，是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说当前的危机是国际金融危机而不否认它是国际经济危机，是可以的；认为当前的危机只是国际金融危机而不承认它是国际经济危机，是不符合实际的。为什么否认当前的危机是国际经济危机的观点不可取呢？因为：第一，从这次危机所涉及到的经济领域的范围和国家的数量来看。这次危机不仅涉及到金融领域，而且涉及到包括金融领域在内的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不仅涉及到西方经济发达国家，而且涉及到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涉及国家最多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第二，从这次危机所表明的生产过剩的情况来看。经济危机即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国际经济的实际情况表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发达经济体相继陷入严重的衰退之中，工业生产、出口、投资和就业等诸多经济指标全面恶化。美国2008年第四季度GDP负增长6. 8%，创27年来单季降幅最高纪录； 2009年第一季度继续下滑，GDP负增长5. 5%； 2009年11月失业率按照官方标准计算，达到10. 2%，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最高纪录。日本经济也出现了35年来单季最大幅度的萎缩，欧元区经济也出现了严重衰退。由于外部需求减少、资金加速外流等因素，还直接使其他许多国家的经济陷入衰退，社会稳定面临巨大挑战。[6]总之，正是由于严重生产过剩，使大量商品卖不出去，生产严重萎缩，企业大批倒闭，失业率迅速上升。

二、当前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次危机之所以首先在美国爆发，是由于超前消费、金融创新过度、金融监管过松、金融衍生产品泛滥，于是引发了次贷危机，进而爆发了金融危机，然后蔓延到全球成为国际金融危机。持这一观点的人的逻辑是：由于超前消费的广泛需求引发了金融创新过度；由于金融创新过度和政府监管过松，引发了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由于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引发了次贷危机；由于次贷危机的加剧，爆发了金融危机；由于美国在国际金融和经济体系中的特殊地位，金融风暴很快蔓延到了全球成为国际金融危机。另一种观点与上述观点不同。有的学者说：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雇佣劳动制度”[7]。有的学者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以及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对立，经济发展成果不能为广大人民公平公正地分享，导致整个社会购买力和市场需求不足，因而经济危机必然周期性地发生。”[8]

笔者认为：上述第一种观点虽然谈到了产生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些原因，也有一定道理，但其要害在于掩盖了产生当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第二种观点指出了产生这次危机的制度根源，是可取的。应该指出，要正确地确定当前危机的对策，在搞清楚了当前危机的性质之后，还必须搞清楚产生危机的原因、特别是根本原因。为此，有必要明确以下几点：一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二是由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广大劳动群众受剥削，社会贫富分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收入低，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市场的扩大远远赶不上生产的扩张，于是导致严重的生产过剩，即生产相对过剩。三是由于生产过剩严重地影响了工业、房地产业和商业资本家的赢利，因而他们要求银行业资本家开设住房贷款和消费贷款，以改善住房和消费品的销售，增加其赢利；而银行业资本家为了赢利，也希望在严重经济衰退中将过剩的银行资金盘活，于是大搞所谓“金融创新”，积极开设住房贷款、消费贷款等金融衍生产品，促使收入低、现实购买力不强的劳动群众“超前消费”[9]。可见，面对生产过剩、银行资金过剩产生的所谓“金融创新”过度，进而导致金融衍生产品泛滥，是资产阶级的利润至上的原则决定的。四是为了让资产阶级利润至上原则得以实现，国家机关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万能”、“国家干预最小化”这种错误的经济思潮和政策，放松了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任凭金融衍生产品泛滥。五是由于金融衍生产品泛滥的恶性发展，引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进一步加剧，爆发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六是由于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美元的特殊地位，把新自由主义的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作为向其他国家自由扩张的战略工具，并且形成了主要体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益的、不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经济秩序，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美国首先爆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很快蔓延到全球，成为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七是根据以上分析，应该得出的结论是：产生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是，根本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

关于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先后指出：“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人民大众的贫困和他们的受着限制的消费，但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冲动，却是不顾一切地发展生产力”[10]；这表明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11]。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一文中指出，马克思把事物矛盾的法则“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的时候，他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12]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精辟论断，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三、当前危机的经济法对策

由于产生当前危机有多种原因，因此，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需要从多方面采取对策，其中包括加强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由于产生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问题，彻底批判新自由主义所大力推行的私有化思潮和政策，必须在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同时，最终消灭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下面，联系我国的实际情况，择要论述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经济法对策：

第一，依法加强对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管理和保护。如前所述，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1929年末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为什么当时的苏联没有被卷入进去呢？因为前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13]

对于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我国应该如何应对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简称《宪法》）第6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第7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第12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我们必须按照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在我国，可以依法创办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并保护其合法权益。但是，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私有化，绝不能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搞什么“国退民进”、“公退私进”，让大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退出市场，造成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大量流失。

为了加强对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管理和保护，除了必须严格执行我国《宪法》和法律的现行规定以外，还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立法。从1993年起，第八、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将《国有资产法》列入了三个五年立法规划之中，可是该法至今尚未制定。虽然2008年我国制定了《企业国有资产法》，但它并不能代替《国有资产法》。关于集体财产管理的法律不仅至今没有颁布，而且还没有列入立法规划。这种立法滞后的状况，不利于加强对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管理和保护，不利于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应该尽快改变。

第二，依法完善计划调控。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14]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国家计划明确的宏观调控目标和总体要求，是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依据。”[15]

计划法规范计划行为、调整计划调控关系，将计划的制定和实施纳入符合客观规律要求的法治轨道，可以为制定和实施好计划提供法律保证，以利于充分实现计划的功能，发挥计划的重要作用，推动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规定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指标、经济结构的优化、外贸进出口总额的增长、民生的保障等，都是计划的重要内容。如果不能依法制定和实施好计划，就不利于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也不利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例如：“有的地方GDP增长速度很快，数字很好看，但并没有相应地增加社会财富，反而浪费了社会资源”[16]；不少领域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问题仍很突出，这只会使经济结构更不合理，加剧生产过剩[17]；出口依存度过高，内需与外需结构不合理，就不是主要依靠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投资率过高，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就不是把扩大居民消费放到应有地位。

我国《计划法》的起草工作开始于1980年。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将制定《计划法》列入了五年立法规划。国务院有关部门于1995年将《计划法（送审稿）》提交国务院审议，但长期处于搁置状态。现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已将制定《促进经济稳定发展法》列入了立法规划。希望该法能够抓紧制定，并早日公布施行。

第三，依法完善财政调控。财政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支柱之一。财政法将财政活动纳入法治轨道，可以从法律上保证财政功能的实现，发挥财政在我国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推动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也有利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根据我国《预算法》第54、73条的规定，中央预算的调整方案必须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和批准，不得擅自变更预算。这是实行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需要，也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需要。国家要发挥财政的分配收入功能，“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18]国家要依法对征税对象、计税依据、税种、税目、税率、减免税等税法的构成要素做出合理的规定，以利于缩小收入差距，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国家要完善转移支付法律制度，加强转移支付力度，将部分财政收入无偿提供给经济不发达地区、提供给乡村和经济困难群众，有助于缩小地区、城乡、贫富差距。

第四，依法完善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宏观调控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保持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大体平衡。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从价值形态上看，就是货币供应量和货币需求量的平衡。金融调控即金融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支柱之一。中国人民银行即我国的中央银行，是国家银行、发行银行、银行的银行，在金融机构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是金融调控的唯一主体。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是金融调控的主要手段。中央银行要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正确处理货币供求关系，维护金融稳定，充分发挥在金融调控中的作用。金融业是高风险行业。国家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的核心。为了保障国家金融安全，必须处理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维护金融稳定，控制与预防金融风险。2009年上半年，我国发放了约7. 4万亿元贷款，是2008年上半年的3倍，超过了2009年全年5万亿元的贷款计划。其中，有1万亿至2万亿元违规流进了房地产和股市，这里还不包括直接对房地产开发和抵押购买发放的巨量部分。对于这种严重透支未来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的资产泡沫，监管部门应给予强烈关注。[19]

美国的金融战略的核心内容，是极力推行金融自由化。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我国的金融改革必须排除新自由主义的误导，加强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维护金融稳定，保障国家金融安全，提高金融效率，推动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第五，依法加强反对垄断和反对不正当竞争。在我国，已经制定了《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这两部法律的实施还存在着问题。例如，外资在我国不仅已经在某些行业形成垄断态势，而且已进入我国钢铁、金融、水泥等支柱企业进行并购，重点并购大中型企业或整体并购同一行业的骨干企业。外资利用其优势产品和垄断地位操纵市场，左右价格，获取高额利润，将大量财富转移至国外；同时，压缩我国民族经济的生存空间。[20]多年来，外资在我国不断提高股权控制率[21]和市场控制率的同时，还往往采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和滥用知识产权等《反垄断法》禁止的行为，以及采取商业贿赂和侵犯商业秘密等《反不正当竞争法》禁止的行为，严重地影响我国民族产业的发展，危及我国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竞争法包括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保障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有必要在对《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修改完善的同时，依法强化反对垄断和反对不正当竞争。

结论

笔者对当前危机的性质、根源和经济法对策，进行了认真研究和探讨，深刻地论述了当前危机的性质和根源，创造性地论述了当前危机的经济法对策，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首先，在当前危机的性质问题上，认为当前的危机是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观点是可取的。笔者从这次危机所涉及到的经济领域的范围和国家的数量以及这次危机所表明的生产过剩的情况两个方面，深刻地论述了为什么说2008年爆发的这次危机是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其次，在当前危机的根源问题上，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根源的观点是可取的。笔者深刻地论述了要搞清楚产生当前危机的原因、特别是根本原因，必须明确的7个观点；同时指出，关于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精辟论断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再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需要从多方面采取对策；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问题，必须在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同时，最终消灭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笔者紧密联系我国的实际情况，从5个方面创造性地论述了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经济法对策：一是依法加强对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管理和保护；二是依法完善计划调控；三是依法完善财政调控；四是依法完善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五是依法加强反对垄断和反对不正当竞争。

注释:

[1]转引自丁晓钦：《全球危机与经济政治的民主治理》，《经济经纬》2009年第4期，第158页。

[2]原载法国《费加罗报》2009年12月2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9年12月5日。

[3]国纪平：《呼唤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初析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危害及应对（下）》，载《人民日报》2008年11月6日。

[4]《人民日报》记者报导：《杨洁箎在联合国高级别会议上讲话》，载《人民日报》2009年6月26日。

[5] 《人民日报》记者采访刘伟教授的报导：《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启示》，载《人民日报》2009年8月24日。

[6] 参见《“海啸”起处神话灭——怎么看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载《人民日报》2009年8月27日。

[7] 白暴力、刘永军：《当前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根源与集中强力爆发的原因》，《经济经纬》2009年第3期，第26页。

[8] 《人民日报》记者采访刘伟教授的报导：《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启示》，载《人民日报》2009年8月24日。

[9] “超前消费”，又称“透支消费”，是指收入低、现实购买力不强的劳动群众，通过贷款用未来的收入购买房屋和消费品的一种消费形式。

[1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61页。

[11]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1页。

[1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05—306页。

[13]那次世界经济危机导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况严重恶化，只有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济是迅速发展的。以工业为例，1933年与1929年比较，美国降到了65%，英国降到了86%，德国降到了66%，法国降到了77%；而前苏联1933年等于1929年的201%。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91页。

[14]载《人民日报》1992年12月21日。

[15]载《人民日报》2003年10月22日。

[16]汪洋：《应对危机不能“赶数据”》，载《人民日报》2009年8月4日。

[17]例如： 2008年我国粗钢产能6. 6亿吨，需求仅5亿吨左右，加上2009年上半年完成的投资和目前的在建项目，粗钢产能将超过7亿吨，产能过剩矛盾将进一步加剧； 2008年我国水泥产能18. 7亿吨，加上在建生产线和已核准而尚未开工的生产线全部建成后，水泥产能将过到27亿吨，市场需求仅为16亿吨，产能将严重过剩。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09年第28号，第12页。

[1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9年第3号，第300页。

[19]《报刊文摘》2009年7月31日。

[20]《报刊文摘》2008年7月23日。

经济危机的本质和根源篇2

关键词：金融危机；虚拟经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8-0044-05

2007年以来，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拖欠率大幅上升，引发了次贷危机，并进而爆发了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9月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恶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迅速影响实体经济，造成全球性经济衰退，因而这次金融危机已不限于金融领域，事实上已成为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古巴全国人大经济委员会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认为，这场经济危机一方面是生产过剩，同时又是消费不足。“我们面临的形势已经超出了经济和金融危机，也是一场社会危机、食品危机和生态危机，是所有这些烈性危机爆发的综合性结果。”这次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中外学者见仁见智，各有见解。但其深层次的根源是什么?不少中外学者已“回归马克思”。因此可以说，危机的根源还需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找寻。

一、金融危机根源的不同解释与理论分歧

对于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同立场、不同学派的学者，对其产生的根源做了不同的分析与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市场说”。即从更加微观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主要观点有三种。(1)消费需求过度论。将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美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严重超过居民收入，并得出启示：无论政府执行何种政策，无节制的负债消费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2)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背离论。认为由于商品的价值同使用价值的运行渠道、轨迹、方式以及监管机构、经营主体各不相同，这就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当这种背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巨额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3)金融创新引起的一系列弊端论。认为金融的过度创新，以及金融工具的结构化、衍生性和高杠杆趋势，导致了金融市场过度的流动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

2　“制度说”。认为高度自由、过度竞争的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是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制度原因。其主要观点是金融监管缺陷论。认为次贷危机的主要根源，是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着重大缺陷：对金融机构实行分类监管的体制不完善；以机构监管为重点，功能监管薄弱，不能适应混合经营的特点，对一些多功能的金融机构监管不力；过快发展的衍生产品监管滞后。金融监管缺陷论还认为，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受利益冲突的证券评级等，才是这次危机的主因。这种“制度说”，实际上是“体制说”，是从体制层面看监管制度的缺陷。还有人认为，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因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取代了原来由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模式，政府不再对宏观经济进行积极调控，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资方完全控制劳方，社会福利急剧减少，自由、残酷的竞争取代了有节制的竞争，商品、服务和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相对自由地流动等等。它解除了对金融的管制，加速了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导致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缺陷论认为，实体经济中以房屋为代表的商品卖不出去，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最终引起危机爆发，故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3　“政策说”。认为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是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政策基础。2000年至危机爆发前，美联储14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使得企业、金融机构和居民能够以十分低廉的成本进行融资和借贷。与此同时，2001年之后，美国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减税，推动居民消费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刺激了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和金融机构的高杠杆运营，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

4　“周期说”。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的一种反映，也是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一种反映；是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大调整在金融体系上的一种必然反映，也是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现代金融或资本市场)在不同经济体之间严重结构性失衡的一次重大调整，以实现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其赖以生存的实体经济相匹配。

二、当前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马克思在分析货币的支付手段时曾指出，在支付手段的链条中，隐藏着危机的可能性。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危机的可能性才会成为现实性。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金融、信贷业广为发展，虚拟经济空前扩大，支付链条不断拉长；支付链条一旦断裂，就会发生金融危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金融投机活动猖獗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扩大信贷带来的营业活动过度扩大，是造成生产过剩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对危机根源的深刻分析，对于我们清醒认识当前的金融危机，具有更加直接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建立在货币危机理论基础之上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认为，货币危机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在现实中表现为资金链条的断裂。商品不能转化为货币，使商品贬值；债务不能转化为现实货币，使债务到期无法偿还；信用货币不足，银行和工厂纷纷倒闭。在一般情况下，危机常常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另一种是银行信用的危机。当前的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银行信用的危机或货币危机，但事实上却与生产过剩的危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银行家为了帮助资本家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并从中分割超额利润，设计出能够超现实买卖商品的金融衍生品，使之成为解决生产过剩的途径，结果造成了本来手中货币不足、支付能力欠缺的老百姓，在银行家设计的金融衍生品的诱导下超前消费，拉长了信用资金链条。而信用资金链条过长，则为货币危机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

其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的本性决定了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现象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讲的生产过剩是指商品生产过剩而非产品生产过剩。马克思指出：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就“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在这个意义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往常是生产不足……产品的生产过剩和商品的生产过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而非群众的需要。”从现象上看，导致这次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是金融领域中的危机，但其实质是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美国的房屋生产过剩表现在房屋空置率的不断提高上：由1978年的6％左右提高到2008年的13％。这表明房屋的供给超过有效需求越来越大。而且，已出售的房屋中，靠抵押贷款购房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靠抵押贷款购买的房屋占全部已售房屋的比例为68％。可见，次贷危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由房产供给的不断扩大而现实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积累造成的，其实质仍然是生产过剩。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说明，尽管由于现代金融的发展和各种金融工具的运用，使得经济危机更多的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首先表现出来，但作为经济危机先兆的金融危机，并不是经济危机的原因：相反，它是生产过剩的结果和危机的表现形式。

再次，资本主义制度加剧了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之与实体经济相脱节；虚拟经济危机的最终根源，也是实体经济危机的根源。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成分较高，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由于虚拟资本不是现实资本，从而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这种脱节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是由虚拟经济所产生的巨大虚假需求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的假象形成的，即由虚拟经济制造出来的需求假象诱导实体经济盲目发展；另一方面，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又远远跟不上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当社会信用链条在某一环节发生断裂，首先爆发的就是金融危机或信用危机。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到相关群众的收入减少，从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直线下降，并引发由虚拟经济造成的虚假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破灭。使实体经济中本来存在而被掩盖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显露出来，从而回归为实体经济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实体经济的衰退，又反过来加剧虚拟经济的波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正是应验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以货币危机或信用危机为先导的。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虚拟经济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的关系作过论述：第一，之所以会出现作为现实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是因为商业和工业危机的一切因素已经存在，货币危机是由商业危机所引起的。第二，就作为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而言，金融危机是实体危机的预兆、先声、序幕和第一阶段。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指出，金融危机的根源或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过剩及其过剩危机：而且还揭示了金融危机作为工商业危机的一个阶段。是工商业危机的最一般的表现，因而金融危机的实质也就是生产过剩危机。第三，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这时，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次要的作用，或者不起什么作用。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在金融市场中，总的说来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金融市场对工业市场具有反作用。金融市场可能影响工业市场，从而影响到工业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总之，此次金融危机并没有跳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表现出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和需求不足的矛盾，导致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爆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它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从本质和根源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对于今天而言，它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二战后，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在经济发展中自我调节乃至实行经济计划化的政策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其矛盾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不可能解决其基本矛盾，矛盾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依然和必然会爆发危机。因此，企求单纯依靠货币政策、财税政策或救助困难企业这类经济手段。来根本消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内生的消费与生产相背离的矛盾，是不可能的；它只能起一种治标的缓和性作用，而不能起治本的根本性作用。

三、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几点思考

世界各国救市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效果却并不理想，这说明只停留在体制层面的救市措施解决不了制度根源上的问题。斯蒂格利茨曾批判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和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他认为，这无异于是向体内出血的病人输血，向投机者提供补偿。我们认为，世界经济衰退的局势，只能依照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规律运转下去。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也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较大冲击。但我国的经济衰退不是始于金融领域，而是始于实体经济主要是出口经济领域。20世纪90年代前后，我国采取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在低利率、低汇率、低要素价格政策的支持下，沿海地区中小企业积极融入到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中，但是它们大多只充当了低层次的供应商。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引发了广东和浙江一带的中小企业纷纷关门，掀起了一轮中小企业“倒闭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我国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而仅2008年10月上旬，珠三角就有近50家香港企业申请破产清算。据香港工业总会会长陈镇仁近期表示，珠三角7万家港资企业中，2008年底可能会有四分之一即1.75万家企业倒闭。以一家企业倒闭导致500人失业计算，1.75万家企业倒闭就将导致87.5万人失业，而这些工厂所聘用的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内地的农民工。反映中国经济总体状况的GDP增速下滑，对外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工业生产增速持续减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在下降，财政收入不容乐观。而来自典型行业的报告更表明，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已十分明显。如2008年10月初发布的钢铁行业的报告称，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钢材需求较大的实体经济部门，如房地产行业、造船行业、汽车行业等都造成了巨大影响。110

当然，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包括金融体制，没有完全融入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一体化当中，故我国不会陷入美国那样的深重危机之中。我国的资本市场没有完全开放，我国的金融衍生品也没有像西方一些国家那样泛滥，因而我国金融体系所受到的影响不会很重。而且，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资本主义那样的基本矛盾，不存在产生过剩经济危机的制度性根源。人们有时会提到，20世纪30年代美、德等经济大萧条年代，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竟未受冲击，经济蓬勃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什么这次金融危机会对社会主义的中国造成不小的冲击呢?这是因为，现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内外情况与当时社会主义苏联不同。首先，当时还没有发展到经济全球一体化，苏联经济没有融入到国际经济一体化之中，所以苏联当时没有我国这么高的外贸依存度。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和两大市场体系。而我国随着扩大对外开放，早已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当中。其次，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中的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目前已占相当大的比例，其防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能力远不如国有经济；但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在大幅度降低，这会削弱我国防范世界经济危机的能力。

关于走出这次危机的出路，不少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世界银行代表佩雷拉·达·希尔瓦说：“最后的可能结果是资本主义的终结，或是建立一种更加有调节的资本主义。”著名学者何明认为，走出资本主义危机的惟一出路是摆脱资本主义。到目前为止，惟一的结论是走向社会主义。本文提出了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四点思考。

首先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抵制和消除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影响。有如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让人们认为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来临但又“起死回生”一样，这次危机也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终结，但可以说是美国原有资本主义模式的终结，也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终结。中外学者进一步看清了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可以说，正是新自由主义使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不断积累与激化，导致危机的爆发。美国著名学者斯蒂格利茨也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市场本身可以自我调节；认为这种教条造成了当前的危机。因此，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市场万能)以及反对国家干预，决不是我国改革的方向。当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依靠市场运作去解决这次金融危机，必须靠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投资，目前“调结构、保增长、惠民生、保稳定”的调控措施已初见成效。

其次，要重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而无序扩张；否则，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越远，产生的泡沫就越大，泡沫也就越易破裂，而破裂后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就越大。要知道，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虚拟经济可能变成投机经济，带来不断增长的泡沫。美国近年来的网络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就是一种值得汲取的教训。

再次，要减少我国过高的外贸依存度。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应主要依靠扩大消费需求，积极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这不仅有助于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作为最终需求，消费增长是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受这次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我国首当其冲的是南方生产出口商品的企业，许多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这正是我国外贸依存度过高导致的消极后果。日本也是出口大国，其外贸依存度不过20％左右，而我国2004年曾高达70％，但1970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只有5％。这表明我国外贸依存度提高过快，远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

最后，要防止金融与经济危机危害的继续扩大，加强对虚拟经济的有效监管。金融衍生品的创新，本来可以分散风险；但如果缺少有效监管。原来作为分散风险的链条可能变成传递风险的渠道。因此，我们既要避免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开发，又要重视加强对其有效监管，处理好信贷、货币供应与信用这三个层次的关系；既要避免简单地模仿当今西方国家最前沿的金融技术和金融工具，又要结合我国自身特点进行金融创新，正确处理好经济与金融的关系。金融事业发展成功与否，不能只看金融自身的单项指标，还应看经济社会是否稳定增长与发展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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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的本质和根源篇3

克服全球生态危机应采取的策略。法国学者高兹认为，新社会运动不自觉地攻击内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合理性的统治，直接攻击统治阶级领导的文化霸权，但是它们所攻击的只是统治关系的文化僭越和社会后果，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物质核心。法国哲学家拉比卡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生态运动与工人运动的结合，要实现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并最终消除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这一目标，首先必须实现工人阶级同其他阶层的劳动者、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联合。

摆脱全球生态危机的道路与前景。生态社会主义提出走生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建立一个生态和谐、社会公正的未来社会。拉比卡指出，按照生态运动发展的逻辑，必然有利于社会主义。生态运动打破了界限，使更多的人集结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其发展结果必然是进入社会主义。

1.生态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第一，生态社会主义对生态危机的严重表现和后果，产生的根源和解决的途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弊端，明确指出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在短短的几百年内，它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超过了以往几千年创造的财富总和的百倍以上。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必然是“唯生产力论”，其后果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对大自然无限制地掠夺。

第二，生态社会主义者在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比如，生态社会主义者不仅批判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而且批判异化消费，认为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而大多数传统马克思主义者都忽视了消费领域，没有分析消费领域可能出现的新变化，也未能看到对爱好和消费的操纵会成为维持和提高利润率及实行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高兹提出并论证了生态重建和生态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认为生态重建势在必行；批评环境主义的“绿色”资本主义，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现代化才能彻底解救生态危机。

2.生态社会主义的局限性

第一，生态社会主义具有改良主义的倾向，其理论具有很大的矛盾性并带有空想主义的色彩。比如，它把生态问题看得高于一切，或者用“生态危机论”去取代“经济危机论”，从而否定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另外，它还以觉悟和知识而不是以阶级立场为标准来划分革命的动力与非动力，这显然也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相去甚远。

第二，在很多方面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没有进行科学解读。生态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抛弃理论、保留方法的做法，即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正确性，而只肯定其方法的正确性。尽管他们推崇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领会辩证法的精神实质。

3.生态社会主义对我国生态问题的启示

第一，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保护生态平衡，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创造一种个人与自然交融、富有情趣和人性化的环境。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我国的资源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是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必须实行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的方针，把解决资源浪费放在首位，提高资源利用率，科学、合理、综合、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必须研制新材料、开发新能源，建立完善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价格体系，逐步建立资源更新的经济补偿制度，利用市场机制合理配置自然资源；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做到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

第二，对传统经济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我国正处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历史阶段，社会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的经济结构已经很难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为了我国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必须适应国际经济结构大调整这一潮流，对我国传统经济结构实行战略性大调整，在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的同时，着力调整和优化第二产业的构成，切实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第二产业比重过高、结构不合理、行业间发展不平衡的结构性矛盾。通过技术进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改变以前高投入、低产出和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

第三，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我国人口基数过大，人口素质偏低，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人口增长过快，即使综合国力有所增强，人均收入也难以得到显著提高。人口增长过快，必然会消耗更多的自然资源，这无疑会给原本就失衡的生态环境的治理和改善带来更大的困难。因此，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显得十分必要。

第四，倡导绿色文化，规范绿色市场，培养绿色消费者，实现可持续消费。随着绿色消费浪潮的兴起，绿色产品风靡全球。政府必须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以保证绿色产业的健康发展，绿色消费的顺利实现。总之，虽然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并非完全正确，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甚至与科学社会主义有根本区别，但它毕竟提出了很多具有参考价值的思想，表达了“对地球以及对人民、组织和政府正在与之斗争的生态和经济威胁的共同的关切”。在我国，我们要大力开展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工作，力求避免生态灾难，在寻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努力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环境质量，建立一个经济繁荣、资源殷实、环境优美的生态社会。

经济危机的本质和根源篇4

[关键词]国外马克思主义 美国金融危机 资本论

[中图分类号]A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2-0051-02

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且广泛，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相关学术研究工作以及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意义现实而重大。本文将在立足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观点的基础上，从马克思《资本论》的视角，就其对美国金融危机的研究进行概括总结。

一、成就：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坚持

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美国金融危机研究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其从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超越了危机的本身，前者体现为研究领域的超越，后者则是时间节点的超越。

（一）横向：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分析超越了其本身

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分析起初只是将其视为次贷危机和金融领域的信用危机，并将发生的原因归于华尔街与美国政府金融监管的失误。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的分析逐渐超越了美国金融危机本身，深入到了隐藏在金融危机背后的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思想理念等各个方面。例如，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罗伯特・布伦纳就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滞胀危机以来，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始终都存在着实体经济持续性生产过剩的危机，由此导致了利润率普遍地持续性下降，在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刺激下，实体经济的资本开始大量转入金融领域，从而使得金融泡沫不断扩大，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正如布伦纳在与韩国左翼学者丁圣镇访谈时所指出的那样：“正如我所强调的，这是一场马克思式的危机，因为危机的根源在于利润率的长期下降并难以恢复，这是至今为止资本积累速度长期减缓的根本原因。”[1]

此外，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山姆・韦伯指出：“金融化是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和治理模式的产物，也是美国资本主义体制的弱点和矛盾发展的结果。”[2]而时任法共机关报《人道报》主编的皮埃尔・洛朗也提到：“金融危机之所以发生，部分资本家在股市上玩火、投机活动失控等都只是表象，透过其面纱所映射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漏洞更应引起人们的关注。”[3]最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伊斯特凡・梅扎罗斯早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就说道：“资本主义对剩余价值的追逐促使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并将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都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全球资本的扩张必将与民族国家的保护主义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4]由此预测到了美国金融危机从内部向全球扩展的趋势。可以看出，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主张“不能把这次危机仅仅看成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它是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的全面危机”[5]，其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探索超越了初始时的表面现象，从横向上深入到了金融领域之外的各种社会关系和建设领域之中。

（二）纵向：拓展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研究视野

如果说，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探析在横向上从金融经济领域拓展到了政治文化和社会历史等领域的话，那么在纵向上，学者们依旧超越了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身，即以时间轴为基线，将研究的视野扩大到了过去的历史与未来的展望。学者们不仅仅分析当下阶段美国金融危机的现状特征、严重程度与波及范围等，更是从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去寻找危机的根源所在以及在立足历史与当下的基础上进一步推测未来资本主义的变化趋势、发展前景及其建设重构。比如说，长期进行系统化研究的美国学者罗伯特・布伦纳对美国金融危机的预测正是基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滞胀危机和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大行其道以来，资本主义利润率不断下降、金融泡沫持续扩大以及实体经济生产过剩与金融虚拟经济刺激性扩张之间矛盾不断深化的这段世界经济历史而进行的。

在资本主义未来的发展变化和建设重构方面，伊斯特凡・梅扎罗斯认为：“当前全球资本制度已经达到成熟和饱和的矛盾顶峰……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因不愿意采取根本性解决措施……采取局部性的解决方案已经不能改变资本主义走向毁灭的命运。”[6]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贝特尔・奥尔曼也指出：“资本主义造成了资本过剩、商品过剩和劳动力过剩，这些都内生于资本主义制度，因此，资本主义不仅迷失了发展方向，而且正在走向崩溃。”[7]而埃及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米尔・阿明针对美国金融危机背景下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现状，更是提出了要建立由美国南北工人阶级组成的开放性以及多样性联合的“新国际”体系以取代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由此可见，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不仅从当下的危机中寻找到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现象，更是从纵向上透过当下，从过去的历史与未来的推测之中探索到了资本主义的许多本质性内容。

二、缺失：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本质性遗漏

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美国金融危机分析的缺失之处主要表现在对危机本身探索的深入程度以及对待资本主义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两个方面。

（一）囿于表面：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本质的挖掘有待进一步深化

综合来看，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美国金融危机根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本过度积累、实体经济生产过剩与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以及新自由主义这几个方面。其基本思路就是：自1929年经济大危机与20世纪70年代美国滞胀危机以来，资本累积过度、消费者消费能力不足，导致资本主义实体经济生产过剩、利润率普遍下降，而里根总统与撒切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则使得资本大量地流向金融领域，由此扩大了金融经济的泡沫，使得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日益脱节，伴随着资本主义将整个世界经济连结在一起的历史进程，这种泡沫一旦破裂，就将是虚拟领域和实体领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正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所言：“愈演愈烈的国际竞争不断压低利润率……使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大放缓……在这样的背景下，里根和撒切尔得以横空出世……资金源源不断地从制造业涌向服务业、金融业和通讯产业。”[8]这些分析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成功之处，亦是其有待进一步深化的地方。

马克思曾说道：“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9]在这种关系的背后，隐藏的是资本“无限发展生产力、全面发展生产与消费、扩大流通、传播文明与鼓励竞争的趋势”。[10]而这些趋势又决定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之下的生产关系在再生产的过程中使劳动异化以及剥削更加文明和隐蔽的同时，还使得资本从独立分散走向集中累积，而“由于金融资本的财富效应，全球财富的绝大部分不仅流入金融领域，而且倒吸着许多产业资本投向金融领域”[11]，由于金融资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权利，并不是代表资本”[12]，因此，当其超越实体经济的增长时，泡沫危机就会降临。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分析固然在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立场的前提下深入探讨了危机的根源，但是这种深入更多地还是停留在事物内部因素的层次上面，缺乏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本质研究的基础上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性探索，尤其是较为缺乏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运动规律视角下的分析，导致其研究没有真正从本质上触及到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

（二）立场偏离：对资本主义的幻想心理与激进偏执

如果说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探析在其发生的原因方面，尚未真正地在立足马克思《资本论》思想原则立场的前提下较多地触及到本质现象的话，那么在危机之后，当下资本主义的应对措施以及未来资本主义的建设重构方面，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偏离。如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观，虽然专著关注的重点是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社会财富与收入的不平等问题，但其“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却要消除制度性弊病……没有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没有触碰资本主义制度，也没使用剥削、阶级和阶级矛盾等概念……显然，皮凯蒂没有追随马克思”[13]。另一方面，一些比较激进的左翼理论家，像美国学者大卫・科茨、斯洛文尼亚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等，就坚定反对私有制以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强烈主张开展无产阶级政治解放运动等。

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美国金融危机当下与未来应对措施的探索上，无论是对资本主义心存幻想、试图通过改良等方式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还是采取更加偏执的方式、企图通过否定资本主义和实行革命运动以表明其阶级立场和实现其社会主义诉求的行为，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政治立场，更不符合马克思《资本论》的思想观点。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积累的本性，决不允许劳动剥削程度的任何降低……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但又提到：“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因此，从世界范围的角度去研究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的解决方法，既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立场，也不能在否定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采取更加激进同时又脱离实际的社会主义改革措施。但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的研究并没有很好地把握住这一点。

三、总结：坚持原则立场，更要把握本质现象

总而言之，站在马克思《资本论》的视角下，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美国金融危机分析的成功之处主要是源于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原则的坚持，而其缺失之处又主要是他们在研究中没有更好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尤其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以及资本的本质性分析。整体上看，首先，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美国金融危机的研究深入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模式、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以及资本积累这一层次，并在此基础上深刻分析了虚拟经济即金融资本的内在特征和运作规律对人类社会的深刻影响，而这一成果的形成基本上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维方法与原则立场。但其次，学者们没有抓住马克思《资本论》中对资本及其金融虚拟化的本质性论述，使得这一成果又基本停留在了内部因素的层次，没有进一步深入到本质现象的地步，由此造成了研究过程中的缺失。

最后，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美国金融危机横向上的成就主要集中在对危机根源的分析上，纵向上主要是对当下危机的应对措施和未来资本主义的建设重构上。而其尚未深入到本质现象的缺失之处主要体现为前者，其立场偏离的错误则主要表现为后者。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尤其是在他们研究美国金融危机过程中立场偏离的错误上，究其根源，一是他们长期工作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其思维方式、社会认知与评价标准等无不在潜意识里深刻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是故在学术研究中会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的幻想；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讲究思想言论自由、不受限制，但也往往导致许多思潮不切实际、狂热偏执，西方左翼学者长期受此熏陶，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往往呈现出激进的状态。因此，若要正确看待这场影响深远的美国金融危机，就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牢牢把握住马克思《资本论》的本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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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的本质和根源篇5

【论文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 债务危机 人民币国际化 国际贸易壁垒

2010年，世界经济在遭受金融危机重创后开始出现缓慢复苏迹象，步人后危机时期。在后危机时期，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一系列新变化。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还在继续扩散与深化，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世界贸易萎缩，并由此导致债务危机、国际贸易壁垒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中国首先摆脱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恢复快速增长势头，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引发了人们对人民币国际化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关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固然对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很大，但同时也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国内经济学界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很多具有理论和实际意义的观点。

一、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

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制度层面的原因研究方面，韦建桦指出，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呈现出与以往危机不同的特点，但从根本上说，此次危机并未超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判断。在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支配下，一方面是生产和商品供给有无限增长的趋势，另一方面是广大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增长缓慢甚至停滞。有关资料显示，近三十年来，美国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从40：1扩大到357：1；美国普通劳动者的家庭收入没有明显增加，而占人口0.1%的富人的收入却增加了4倍，占人口0.01%的最富有的家庭财富增加了7倍。如果说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是形成危机的深层次原因，那么金融资本的贪婪和逐利性则是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从表面上看，危机似乎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事实上是银行家为了帮助资本家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并分割超额利润，设计出能够超现实买卖商品的金融衍生品，结果造成大规模的负债消费。这实质上仍然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川丁冰指出，国际金融危机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泛滥而一步一步发展的结果。其实质是由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发展所必然产生的生产过剩，而且是跨国移动生产过剩。随着美国金融产品泡沫的破灭，原已存在的生产过剩危机必然暴露出来。因为金融衍生品是可以相对独立运动的虚拟产品，它会使由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所导致的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在金融泡沫的面纱掩盖下被深深地隐藏起来，还表现出经济繁荣的假象。这次金融危机就是金融泡沫破灭的结果，金融泡沫破灭，生产过剩的真相就显露出来。12周新城指出，每一次危机的具体形式各不相同，但根源却是一样的，即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大多数西方学者决不会对危机从本质上进行科学的研究，他们可以对监管不力、过度投机、金融衍生品过多甚至华尔街的贪婪进行谴责，但不会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新自由主义确实是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使危机更加深了，但新自由主义不是危机的根源，抛弃新自由主义不能解决危机问题。白暴力等认为，本次危机的实质是实体经济中的社会生产过剩；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消费需求不足约束下的消费支出过度；而危机的根源是“资本雇佣劳动”制度。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必然导致社会供求的根本对立，从而导致社会生产相对过剩或有效需求不足。

在既从制度方面又从经济运行体制等方面的研究上，陈雨露等指出，虽然经济因素确实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诸如政治、制度和监管等非经济因素同样是非常重要而不能忽略的。此外，陈雨露还认为，简单易于理解的金融工具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和金融稳定，而过于复杂的金融创新则可能在投资者间形成新的信息不完全，导致投资者的风险识别状态发生系统性改变，最终诱发金融危机。刘诗白认为，本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新形式。金融垄断资本主推的经济过度金融化与虚拟化，特别是“有毒的”衍生金融产品的引进，使美国金融结构畸形化和金融体系风险增大，并导致这场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的爆发。而过度金融化的深层次原因则在于制度性的生产能力过剩。”’杨继国认为，导致危机的直接变量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增长速度跟不上资本积累的速度――消费需求降低――利润率下降――投资剧降――经济危机。

在经济周期、收入分配等问题的研究方面，季小立认为，本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达阶段虚拟经济周期运动的内生产物，深层原因在于强势美元格局形成过度消费和虚拟资本膨胀间相互加强的循环，导致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过度偏离。杨文进认为，美国经济危机是其新长波运行到顶后以朱格拉周期形式表现的一次调整。美国经济危机最终转化为世界经济危机，则是因为各主要国家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是它们之间相互叠加共振的结果。昌忠泽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源于美国经济中软预算约束现象的普遍存在。美国金融危机的生成和传导机制可以描述为：软预算约束道德风险金融创新激励金融创新过度信贷膨胀大量呆坏账加剧金融脆弱性利率提高和房价下跌时的风险集聚金融危机。赵奉军等认为，第三波全球化深刻影响了全球收入分配的格局。在各国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加深。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导致宏观经济的金融化和消费者的债务积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中，不平等程度的加大压制了国内需求。这些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积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从而间接地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提供债务融资。这种局面本质上是一种无法持续的全球化。伴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美国次贷危机传导到全世界，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二、后危机时期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

薛小峰等认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缺乏强劲动力。美国和欧洲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缓慢复苏阶段，但其复苏到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轨道可能性较小。在国际贸易环境方面，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将极大压缩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空间。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低碳经济可能成为发达经济体的新型贸易壁垒。王建认为，今后的国际经济环境将更加复杂，可能会陷入长期萧条、通货膨胀与世界贸易萎缩的交织局面。由于美国的庞大的“有毒”资产没有得到处理，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中不是通力合作，而是矛盾激化，

世界经济在未来3年有极大的再度探底的可能性，并且可能长期走不出萧条阴影。在经济萧条下，各国政府不敢轻易退出刺激方案，低利率就会长期化，而由于货币供给过多则迟早会导致严重通胀。另外，由于美国的金融机构负债能力长期难以恢复，美国的进口将长期难以振兴。在欧洲，欧盟各国为控制债务增长必须大幅度压缩财政赤字，结果会导致进口显著萎缩，世界贸易也会在未来陷入长期萎缩。李杰豪等认为，现有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与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不相适应，并且无力应对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对此，国际社会共同要求改革金融体系，建立新的经济秩序。这是今后国际经济环境将会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陈凤英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将促进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新兴大国经济群体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而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是引发世界经济增长态势、国际力量格局变迁、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以及全球治理架构形成的关键因素尸甄炳禧认为，后危机时期国际经济环境的主要变化在于，“大政府”取代“大市场”，在经济治理上再次占上风，但美国市场经济模式难以发生实质性变化。

卫兴华等认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带来一些变数。一是在经济思想上，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与改革方案将走向式微，经济稳定和收入公平分配会得到更多的重视。二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联系会受到进一步重视，世界各国将更加注重政府对经济的调节，金融监管将进一步加强。三是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弊端充分暴露，其经济的运行和原有生产形式将发生变革。四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面临出口需求萎缩的局面。毕吉耀等认为，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出现的变化将是：世界经济将逐步走出衰退，但复苏历程不会一帆风顺；世界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调整，全球经济失衡将有所缓解；经济全球化将继续深入发展，产业调整转移将出现新变化；国际贸易投资将再趋活跃，但会受到保护主义的干扰；气候变化和能源资源问题更加突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制约进一步增大；新兴经济体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全球治理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国际货币体系孕育新变化，但美元主导地位难以改变。

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欧元区债务危机问题

（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有学者探讨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并指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张兰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最根本属性在于无约束的纯信用本位货币特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正是在这种信用货币本位下的储备国道德风险作用的集中表现。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将通过货币竞争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来克服无约束的信用本位的弊端。李稻葵等认为，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能有两种方向：一是各国通力合作创造出超的国际货币。二是欧元和人民币不断崛起，与美元形成三足鼎立的多基准货币的新国际货币体系。而后者的可能性更大。曹勇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是本位货币的选择，一个公平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应摆脱对单一货币的过度依赖。由所有参与国共同管理，扩大特别提款权的发行规模和使用范围，是现实条件下能被各国接受的可行方案。

另有学者针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袁志刚等认为，长期来看，美元衰弱的趋势不可阻挡，但目前美元还是最重要的全球储备货币。短期内美元的坚挺对全世界来说是重要的，贸然采取“激进式”的改革方式只能导致国际货币体系更加混乱。熊爱宗等认为，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有利于其稳定性的提高，但这依赖于国际货币地位的对称性。欧元相比美元实力仍有差距。同时，二者还没有展开实质意义上的竞争，这制约了多元化国际货币结构对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效应的发挥。李晓等认为，处于美元霸权影响下的东亚地区在储备货币、汇率制度的选择和贸易结构调整方面面临许多困难，使其短期内难以放弃对美元体制的依附和支持。因此，现阶段东亚地区尚不具备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能力。未来突破困境的可行路径是，通过加强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渐进地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进而削弱美元霸权。在此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至关重要。张向军认为，构建一个稳定的超货币体系需要建立超机构。欧元的实践表明，超机构优于缺乏强制执行力的外部纪律约束。欧元区的困境同时表明，世界范围内的单一货币联盟只能作为改革的长期目标，短期目标应定位于解决美元主导体系下的缺陷，同时强化美国参与改革的意愿，中期可通过发展区域货币联盟强化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程度，为建立全球单一货币联盟创造条件。

（二）债务危机的原因

经济危机的本质和根源篇6

布伦纳对战后资本主义利润率长期趋于下降的解释引发了一场争论。在围绕布伦纳的争论中，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调节学派的代表人物米歇尔•阿格利埃塔在其文章《新的增长机制》中，反驳了布伦纳关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资本主义将日益走向萧条和危机的观点。阿格利埃塔认为：“布伦纳对半个世纪以来的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史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但这并不能代表世界经济的历史。他的书虽然也涉及了德国和日本，但主要还是以对美国的分析来阐述他的全球观点。”[2]米歇尔•阿格利埃塔对布伦纳经济危机理论的批判是基于其研究出现了以小见大的问题。本•法因等人则从布伦纳经济危机理论的内容方面进行批判和研究，认为“布伦纳的理论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缺陷：1）布伦纳对资本主义竞争和积累的理论分析体现的是亚当•斯密和主流经济学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2）布伦纳忽视了货币在资本主义危机中的作用；3）他完全忽视了生产和金融的国际化。”[3]

二、西方学者对布伦纳经济危机理论的肯定与发展

克里斯•哈曼、安德鲁•克里曼、路易斯•吉尔和罗伯特•布伦纳都跟随约瑟夫•吉尔曼和萨恩•马格在20世纪60年代工作的足迹,对利润率的趋势进行了经验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可以形成如下共识:第一,利润率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下降的;第二,从80年代初期起利润率开始部分恢复,但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又出现停滞。虽然以上学者都承认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但是其研究视角还是有所不同的，本文主要考察上述西方学者对布伦纳经济危机理论的肯定和发展。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和弗雷德•马格多夫(FredMagdoff)题为《金融内爆与停滞趋势》的文章，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战后繁荣结束以来，实体经济中的生产和投资一直处于停滞趋势，资本主义就通过使经济金融化的方式来弥补停滞趋势的后果，这使金融泡沫恶性膨胀并和实体经济的表现越来越脱离，这最终导致了当前美国和世界的金融危机。福斯特和马格多夫虽然也从实体经济层面考察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但是他们不仅仅停留在实体经济层面，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脱节是造成当前经济危机的根源。从这个视角出发，他们似乎超越了布伦纳仅将当前经济危机原因归因于全球制造业过剩这一实体经济层面。布伦纳的经济危机理论将当今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利润率的不断下降，而利润率的不断下降又是由全球制造业生产过剩这一因素引起的。上文梳理的西方学者都是从利润率下降这一角度进行论述经济危机的。以下梳理的西方学者则从布伦纳论述经济危机理论的另一个维度———生产过剩进行阐述其经济危机的理论。

弗朗索瓦•沙奈和路易斯•吉尔(Gil,l2009)都认为，当前的经济危机不是工资不足造成的消费不足危机;是积累过剩与商品生产过剩的危机,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的生产过剩危机[4]。他们从生产过剩这一角度论证危机产生的根源，和布伦纳论证危机理论的路径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他们没有从利润率下降这一视角出发去论证，没有用更多的经验数据进行阐述，相对于布伦纳用大量数据进行论证显得缺乏更强的说服力。以上西方学者都是从生产过剩或利润率下降这两个视角中的某一个进行论述的，和布伦纳的危机理论相比有一定的片面性。英国著名学者克里斯?哈曼则从这两个角度比较全面地发展了布伦纳的经济危机理论。他对发达工业经济体(即实体经济)所做的研究显示，“自上世纪60年代末直至上世纪80年代的早期，平均利润率出现了很大的下降。上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和上世纪90年代反复出现了突发的复苏。但直至2000年，利润率仍未回升到在‘二战’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的那个水平。”[5]克里斯•哈曼承认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并认为“当前危机源于60年代末以来的利润率下降压力。资本主义体系对这一压力的反应就是通过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恶化来提高剥削率,但由于缺乏大规模破产这样的资本破坏,这些反应不足以维持利润率的原有水平,因此,也造成了生产积累率的长期低下。积累率低下的副作用之一虽然是暂时减缓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压力,但更重要的是,在剥削率上升期的积累率低下,扩大了资本主义体系生产商品的能力与市场吸收这些商品的能力之间的差距。这种‘生产过剩’并不是源于‘消费不足’本身，而是由于不能以增长的投资品需求替代已失去的消费品需求,即积累不足”[6]。哈曼通过用实证分析，考察了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体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并论证了产品供给和需求之间差距的拉大最终导致了生产过剩。从这个维度讲，哈曼的经济危机理论与布伦纳的经济危机理论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但对于生产过剩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两者的论述则不尽相同，哈曼认为生产过剩产生的原因是不能以增长的投资品需求替代已失去的消费品需求,即积累不足。虽然布伦纳提出利润率的不断下降造成生产过剩，但其未像哈曼那样进行有逻辑的论证。

三、结语

西方学者对布伦纳的危机理论有批判和质疑的声音，也有对其肯定和继承。可见，梳理西方学者对布伦纳的经济危机理论的认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了解布伦纳的经济危机理论。通过对布伦纳的经济危机理论以及西方学者对布伦纳的经济危机理论认识的研究和考察，笔者认为布伦纳通过使用大量的数据得出，当前这场危机根源于利润率不断下降和产能过剩的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布伦纳的危机理论在此就止步了，没有进一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生产过剩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生产资料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也没有提出如何解决当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更没有得出资本主义终将崩溃这一历史的发展趋势。同时，布伦纳认为要想全面地理解当前的经济危机，就必须弄清实体经济的虚弱不振与金融危机之间的联系。他认为：“这两者间主要的联系在于经济为了维持自身运转而不断加深对借贷的依赖与政府为确保借贷的持续进行而不断加深对资产价格走高的严重依赖。”[7]布伦纳的经济危机理论虽然分析了实体经济与金融危机发生机制之间的关系，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布伦纳仅进行了浅显的分析，并未提出泡沫经济在推动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内生地包括实体投资和金融投资的交替关系。布伦纳的经济危机理论更多的是着眼于实体经济层面，考察作为实体经济支柱的制造业的生产过剩而导致的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的本质和根源篇7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可持续发展

一、生态危机的社会和政治意义。

从理论上解释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就是把生态危机的原因归结为一般的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或人性的普遍弱点。这样的一种研究是把生态危机看作是人类在进行生产、运用科学技术和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必然出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基于这种看法，克服危机的出路有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两种态度。悲观主义态度主张通过缩减或停止生产、放弃或抑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人的行为进行道德约束等措施来解决生态危机。而乐观主义态度则认为通过运用经济、法律等手段调整生产过程、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并规范其应用来解决生态问题。在实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践中，后者是真正的主流。实质上，这两种解释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都指出了生态危机在人类社会上的普遍性。正因为如此，许多学者在讨论生态危机时都考察了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生态问题和当代生态危机的全球性。在马克思看来“，人们对自然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状况制约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状况有着不同的特征。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侧重于联系资本主义制度来分析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应用。因此，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当代生态危机的联系，从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方面来分析生态危机的原因，指明克服危机的出路就是以马克思主义视野来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突出生态危机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所具有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在这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生态运动的最初反应就是对解释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进行了批判，揭示忽略生态危机的社会关系纬度以及藏在其解决方式之后的政治利益和特殊的意识形态性质。

德国学者爱森伯格对生态运动的批判是最早和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回应。他指出：“生态运动体现着特定的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往往被其研究生态问题的方法论缺陷和理论的混乱所掩盖。生态学在当代己经变成了研究人类生物学的分支学科”。事实上，人类生态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其研究的趋向已涉及到越来越多的学科，而这一趋势的合理性并不是被它的实践者在科学基础上所证明，而是在生态目标的紧迫性基础上所证明。因此，当人们已经在运用这一学科预测人类未来的时候，它从全球增长的趋势来预测即将到来的大灾难，也就仅有戏剧性的含义，其合法性尚未得到证明。可以说，生态文化的固有缺陷就是缺少历史的和社会政治的内容，它提供解决问题的手段相应地也就幼稚、不现实和自私。另外，根据在现实生态运动中的三种人群划分，爱森伯格进一步指出，作为第一种人的技术统治论者，是生态运动中最强大的团体，可以被看作是乐观主义的代表。只要对解决当前的经济或政治问题有用，他们就总是如此去做。因此，他们对生态问题没有正确的意识，只有当他们属于生态运动的操纵者并能从中获益时，他们才加入生态运动。

实际上，生态运动为了争取一个清洁的环境而进行的斗争，虽然常常包含反对资本主义的因素，但它最终还是变成了为资本利益服务的工具。对环境问题和生态运动进行社会和政治分析，其本质就是揭示生态运动的背后所隐藏的特殊阶级的经济、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在全球性生态危机面前，真正的全球生态危机意识，事实上并没系统的确立起来。因此，解决危机就难以达到协调一致性，其原因就正在于研究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缺少历史的和社会政治的内容。这一点，在西方发达国家解决生态危机的主流方法中表现得极其明显。

二、解决生态危机的主流方法及局限性。

技术统治论者作为生态运动中最强大的团体，所采取的措施占据着当前解决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的主流，其主要研究方法是经济学的理论应用。然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往往只重视技术进步和经济手段的作用。

所以在解决生态和环境问题的时，往往导致理论上的偏颇和实践中的失败。

例如，经济学家作为西方社会中技术统治论者的主要代表，在初始关注环境和资源问题的时候，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环境和资源问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大，甚至是可以忽略的。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洛把技术进步看作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忽视自然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这个世界可以没有自然资源而有效地进展，因此耗竭只是一个事件，而不是灾难。”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也表明环境破坏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不大。从以上两位经济学家的阐述可以看到，经济学家在刚刚关注资源、环境等问题时，对资源和环境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并不充分。这种理论上的偏颇一方面是因为古典经济学的边际效用理论倾向于根据消费者的主观偏好和市场交换来确定商品的价格，而把自然资源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排除在外，从而使经济学家往往忽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经济学家做为技术统治论的代表，出于维持社会稳定的需要，面对日益严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而采取了“快速技术修理”的方法来掩盖问题。

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西方经济学家越来越从正面来关注环境和资源问题，并通过发展原来的经济学理论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环境经济学就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环境经济学通过赋予环境和资源的货币化，以此衡量和评估环境和资源的价值，从而把环境和资源计入生产成本中，这样就可以通过税收或其他经济手段来调节企业生产，从而控制企业的污染物排放量和对非再生资源的无节制使用。然而，如此解决问题往往不能达到预期目标。根据现实情况，大型集团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往往可以在市场上购买更多的污染许可证，从而比其他企业更多地享受了污染的权利。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因为后代人无法参与目前的政策制定，政府对环境或资源的定价往往过低。因此，正如澳大利亚学者阿兰·加利在其《后现代主义与环境危机》一书中所指出：“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经济学家们呼吁的措施己经被商业组织和政府以极大的热情所接受，但在实践中，对付生态危机的主流建议已经失败了，这反映了市场作为经济调节工具的局限和不足，这种策略并不顾及社会和政治方面。”

当代的生态危机不仅涉及到技术问题、经济问题，而且涉及到社会关系和政治问题。西方学者看待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比较重视技术和经济问题，而忽视了社会和政治问题，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生态危机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就在于它和在当今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要探索克服危机的出路必须首先考察这种联系。

三、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

自18世纪年代以来，伴随着环境、资源等问题的日益严重和生态运动的兴起，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分析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关系，出现了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已经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与自然的矛或生态危机。

（一）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学派，在建立之初就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对当代工业社会进行批判的“批判的社会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将人与自然的矛盾以及人的异化状态做出了考察。他们认为，人对自然的统治是人对人统治的基础，自然的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前提条件。在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凭借科技进步把自然作为征服、掠夺的对象，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要避免生态危机，只能是在未来的自由社会中。这些观点构成了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危机问题讨论的先导。马尔库塞继承和发挥了霍克海默关于对自然的统治构成人对人统治基础的论点，认为人类运用有效的科学方法，人与自然的关系被严重异化，导致了人类自由的丧失。在现存社会中，无节制的控制自然已经成为扩大对人类控制以及政权统治的一个因素。

生态危机的产生与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是一种政治危机。

对于克服生态危机的途径，马尔库塞认为，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是密切相关的。自然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手段或前提。自然的解放并不意味着使科学技术倒退，而是把它向前推，通过新的方式来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将科学技术从为剥削服务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这只能在自由社会形式，即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

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也多有论述。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在解决经济增长方面是十分有效的，但它无法克服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生态系统吸收污染能力的局限性。除非资本主义社会放弃其组织原则，否则，就无法将增长控制在一定的界限内。因此，资本主义必然破坏外部自然的生态平衡。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

生态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它把当前的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的现实相联系，而把危机的出路和社会主义的未来相联系。它认为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双重危机，即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整个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中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也是双重的。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代表人物，莱斯认为人对自然的统治主要是通过科学技术的手段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自然的统治逐渐演变为一种基本的社会意识形态，掩盖了科学技术发展同持久的社会冲突和政治统治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从而造成过度生产，严重浪费了生产力和资源，导致人的异化和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要消除危机就要缩减资本主义生产，创立稳态经济。这种稳态经济是一种较分散的、放慢增长速度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本·阿格尔明确提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消费。资本主义国家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上的弱点使人们不得不通过个人的高消费来寻求“幸福”，从而加速工业增长，对业已脆弱的生态系统进一步造成压力。消除危机的模式不能是原本马克思主义设想的社会主义变革模式，而是通过“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去进行的变革模式。即生态危机的出现使人们对丰裕的消费品的期望破灭，因此不得不对自己寻求自我满足的方式，即异化消费从根本上进行评价，并最终放弃原有的满足方式，而转向生产领域去寻找快乐和满足。为此，就需要工业生产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以使工人从事创造性生产并参与生产的管理，来获得满足。

（三）生态危机理论的缺陷。

从总体上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把当前的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的现实相联系，而把危机的出路同社会主义的未来相联系。他们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加强了对自然的统治和掠夺，而且强化了对人本身的统治和压抑。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生态危机理论也有着严重的缺陷。第一，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特别重视现代的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常常不自觉地以对科学技术的分析和批判代替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批判。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对人和自然的压抑和破坏，却很少看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对于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看不到它们为社会主义的到来准备着条件。第三，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自然和科学技术之间的矛盾时，往往忽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甚至认为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己经使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己经过时，主张用生态危机理论来代替经济危机理论。第四，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仅限于从理论上来揭露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却未能在革命措施和步骤方面提出具有实践意义的东西。因此，不少评论家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是一种“缺少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在于批判性而非建构性。

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生态危机的根源。

从本质上讲，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最终克服生态危机的出路就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解决，而这只能是用共产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从这一立场出发来分析当代的生态危机，可以使我们克服技术统治论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生态危机时的理论偏颇。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依然来自于资本运行的唯一目的，即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然而，私人资本主义同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高度社会化发展趋势是根本冲突的，这必然将抑制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本的本性同那些有利于环境保护、节约资源的绿色科技更是相冲突，私人资本主义对于绿色科技的发展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抑制性的力量。试图对绿色科技进行长期垄断，也妨碍了作为克服全球生态危机之手段的绿色科技的扩散，从而使绿色科技的应有价值不能得到充分实现。概括说来，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应用都受到资本的选择，资本由于其目的的狭隘性必然抑制科学技术应有的发展潜力和价值无法实现。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非常重视消费领域的危机，认为通过“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可以克服危机。但是，消费领域的危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资本的本性。

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和维持政治统治，资本主义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刺激消费需求。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对物质利益的畸形追求，把整个社会的人们捆绑在一起，共同展开了对自然的无止境掠夺。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张的本性使它所掌握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最终变成了破坏生态环境的反面力量。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向全世界范围的不断扩张，使得资本主义对资源的掠夺和对环境的污染也扩张到全球范围，这是生态危机具有全球性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了资本主义矛盾运动过程的基础上，具体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在人与世界关系的各个方面所导致的不合理状态，提出了公有制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理想建构。

共产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必然将克服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不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被克服，当代的生态危机也将被克服，从而能够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得资本主义无法从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方面来根本解决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问题，就不得不通过生产领域的扩张来提高社会整体的物质生活水平，以掩盖和缓和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扩张，除了满足经济上追求利润的需要以外，还具有维持社会稳定、巩固政治统治的意义。然而资本主义缓和社会矛盾和巩固其政治统治的这种方式却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也就是说解决问题的手段使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因此，从根源上来看，生态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引起、推动和加速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对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约束，直接影响着人类克服生态危机的实际能力发展，而这一切都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的本性。就资本的本性而言，对资本的追求是可持续的增殖，而不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克服生态危机的最终出路就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曹光章。马克思主义与可持续发展[J].哲学动态，2002,（06）.

[2]陈中立等。思维方式与社会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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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克敏。经济伦理与可持续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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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的本质和根源篇8

一、金融监管理念的历史演变

(一)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金融监管理念

这一阶段的货币管理是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管理，对金融本质与特性的认识还不充分，也没有以法律理论为基础建构货币管理的目标。因此这一阶段的货币管理并没有实现整个银行系统的稳定，18、19世纪的数次银行危机足以证明，货币信用的不稳定问题仍然没有消失，许多金融机构常常由于不谨慎的信用扩张而引发金融体系的不稳定，进而引起货币紧缩并制约经济发展。

(二)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金融监管理念

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深刻地改变了理论界对经济运行的观点和看法。这一时期的监管理念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影响下，努力维持一个安全稳定的金融体系，以防止金融体系的崩溃对宏观经济的严重冲击，对金融机构具体经营行为的干预则成为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

(三)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金融监管理念

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发现20世纪30年代以后实行的金融管制过分地强调了金融体系的稳定，而忽视了金融体系的效率问题。因此自由主义理论和思想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破产的情况下开始复兴。这一时期金融自由化理论开始发展起来。金融自由化理论以“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理论为代表，主张放松对金融机构过度严格的管制，以恢复金融业的竞争，提高金融业的效率。因此，这一阶段在金融自由化思想的影响下，金融监管的理念是放松管制、提高金融效率。这一时期的金融监管理论与以往的较大不同是：金融监管理论除了继续以市场不完全为出发点研究监管问题之外，逐渐开始重视金融业自身的独特性对金融监管的要求和影响。

但这一阶段的金融监管理论与理念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金融危机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金融危机足以说明这一阶段的金融监管理论存在着不完全性，缺乏预见性。

(四)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金融监管理念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70年代对金融业的放松管制，追求效率而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使人们对金融监管进行了重新认识。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经济自由化的浪潮使得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更为复杂及隐秘，同时更具有传染性，整个世界的金融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量金融产品的出现，各类综合性机构涌现，业务的交叉以及计算机和电信技术的飞速进步，这些给世界金融市场与制度结构带来了深刻而迅猛的变化。因此现代金融已不是传统的金融。要想适应这一巨变，金融监管也必须实现从传统金融监管向现代金融监管的历史性转变。西方发达国家为了适应这一变化，纷纷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如放松政府干预、提高管制的质量、增加法律的可执行性、增加管制机构的透明度与责任、向地方政府下放更多权力、采用公私合作体制、政府职能社会化、引人政府干预的成本效益分析、在政府管理中引入绩效管理制度、建立独立管制机构、建立不同管制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合作机制等等。虽然各国在金融监管及体制方面都进行了改革，但是金融监管理论与理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致于金融监管不能与金融业本身的发展同步，最终导致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综上所述，过去一百年来的金融监管理论只注意到了金融体系对整个经济的特殊性影响，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金融活动本质性和金融体系运作的特殊性。此外，过去的金融监管理论一直是以经济学原理为基础，而忽略了法学理论，因此难以实现金融监管目标。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塑造和构建现代金融监管的理念。

二、现代金融监管理念的重塑与构建

(一)依据金融的本质属性和金融体系运行的特殊性来重塑金融监管理念

金融的本质属性和金融体系运行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美国经济学家明斯基曾指出，由于实际经济运行中投资的高潮与低谷的交替出现，信贷资金的规模、结构和融资类型的变化，债权债务关系的不稳定性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二，金融危机爆发具有周期性。金德尔伯格沿着明斯基的思路发展出投机一疯狂一恐慌一崩溃模型，并以此说明金融危机所具有的周期性。他认为，在这一方面，金融危机同经济危机是相同的，但二者不具有同步性，金融危机往往先于经济危机，并加速了经济危机的爆发。

第三，不对称信息是银行遭到挤提的根本原因。1992年，吉本斯在其《博弈论入门》一书中将在完全但不完美信息条件下的动态博弈论引入对银行行为的分析中，他指出：银行并不是博弈的局中人，它的所有行为全是随着客户的行动而确定，因而，挤提现象的发生与否完全是由银行客户之间的博弈决定的，而不是银行的不恰当行为。因此可以推出，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来自于银行制度内部，与银行经营效率并无直接的关系。并指出了这种内在的不稳定是无法通过银行自身来解决的，外部的管理与风险分担就显得更为重要。

第四，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决定其脆弱性。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比率的质量问题主要是由资产方面的变化所引起的，其原因就在于金融机构的负债往往是金融机构自身可以决定的，而资产部分的价格则是市场决定的。

第五，金融资产的性质决定了金融市场的特殊性。金融机构的资产主要是金融资产，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金融工具。金融资产是区别金融企业与实体经济企业的根本标志，离开金融资产的“金融机构”是不可想象的，将与实体经济企业没有本质区别。金融资产不是可以消费的商品，是为了牟利而发生的产品，其自身可以说没有效用，所以其意义不在于其自身的消灭，进行价值的转移，而在于通过将其作为交易对象而进行频繁交易进而获利，这就是我们称其为工具的原因所在。

总之，金融的本质属性和金

融体系运行的特殊性是客观存在的，它决定着金融体系的风险不可避免地发生，仅仅依靠市场约束和内部控制无法解决其风险的产生，因此要依靠外部监管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其自身的脆弱性，也就是说要坚持市场自律与政府干预的平衡。由此，金融监管的理念必须是从内在脆弱性的根源入手，才能达到有效监管的效果。

(二)依据金融资源思想的基础来重塑金融监管理念

金融资源观念的确立是对金融理念的彻底更新，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把金融作为资源来对待。而实现从理念到行为的转变，建立金融资源法律体系是必然的选择，作为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制度――金融监管制度也应该以金融资源为理念，这样才能保证金融资源开发、配置趋于合理和科学化，也能够真正达到金融监管的风险防范效果。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源已经开始逐步超越自然领域而进入社会领域，许多社会性因素开始逐步被揭示和阐释出了“资源”属性，甚至开始成长为人类存续的主要资源，如智力资源、信息资源、金融资源等。金融是资源，是重要的社会经济资源，是战略性资源，它具有客观性并内在于经济，是社会经济运行体系的内在构成要素，而不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外在因素。它的本质特性是有用性、储藏性、开发性、有限性，这与一般资源的特性相一致。另外，它还具备自身的特性，如中介性、社会性、层次性。既然金融是资源，而且又符合一般资源的特性，因此它的使用和开发就应该与一般资源一样都要受到国家的总体协调和管理。任何一种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社会经济的运行既具有巨大推动功能又具有极大阻抗的基本特性。因此开发本身是一把双刃剑，适度开发，就可获得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巨大功能和效果，否则会引起社会和经济环境及经济结构的扭曲，其恶性结果的积累必然引发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因此需要在国家的统一监管下来进行对金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历次经济金融危机表明：一旦一国金融资源部分或全部遭到破坏，某一层次或某些层次的资源的内部和外部正常秩序被打乱、正常运行被阻断、均衡被破坏或功能弱化或破坏，则不同形式的金融风险就会逐渐累积并以突然爆发的方式公开释放出来，从而在很短时间内传遍全国、全球，引发经济金融危机，乃至社会与政治危机并危及国家安全。

(三)依据法律的目标来重塑金融监管理念

法律是人类创造的用以调整社会关系和规范社会行为的规范体系，是人类高度理性的目的行为。金融监管是在法律基础上的监管，因此也同样需要以法律的目标为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