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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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

经济学范文第1篇

福利经济学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分支体系,最早出现于 二十世纪初期的英国。1920年,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出版是福利经济学产生的标志。

福利经济学的出现,是英国阶级矛盾和社会经济矛盾尖锐化的结果。西方经济学家承认,英国十分严重的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变得更为尖锐,因而出现以建立社会福利为目标的研究趋向, 这导致了福利经济学的产生。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后,英美等国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福利经济学进行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被称做旧福利经济学,庇古以后的福利经济学则被称为新福利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福利经济学又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正在经历着新的发展和变化。

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是福利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边沁认为人生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获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总量。幸福总量可以计算,伦理就是对幸福总量的计算。边沁把资产阶级利益说成是社会的普遍利益,把资产阶级趋利避害的伦理原则说成是所有人的功利原则,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标榜为功利主义的最高目标。

帕累托的“最优状态”概念和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是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而不使别人的境况变坏。按照这一规定,一项改变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增进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进而其他的人福利不减少,这种改变就有利;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减少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加而另一些人福利减少,这种改变就不利。

马歇尔从消费者剩余概念推导出政策结论:政府对收益递减的商品征税,得到的税额将大于失去的消费者剩余,用其中部分税额补贴收益递增的商品,得到的消费者剩余将大于所支付的补贴。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和政策结论对福利经济学也起了重要作用。

福利经济学的主要特点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出发点,也就是根据已确定的社会目标,建立理论体系;以边际效用基数论或边际效用序数论为基础,建立福利概念;以社会目标和福利理论为依据,制定经济政策方案。

庇古是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他把福利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对增进世界或一个国家经济福利的研究。庇古认为福利是对享受或满足的心理反应,福利有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之分,社会福利中只有能够用货币衡量的部分才是经济福利。

庇古根据边际效用基数论提出两个基本的福利命题: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国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他认为,经济福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收入的数量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情况。因此,要增加经济福利,在生产方面必须增大国民收入总量,在分配方面必须消除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

20世纪30年代,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受到罗宾斯等人的批判。罗宾斯认为,经济理论应当将价值判断排除在外,效用可衡量性和个人间效用可比较性不能成立,福利经济学的主张和要求没有科学根据。继罗宾斯之后,卡尔多、希克斯、勒纳等人从帕累托的理论出发也对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同罗宾斯不同的是,他们认为福利经济学仍然是有用的。

1939年,卡尔多提出了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的问题。此后,希克斯、西托夫斯基等人对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继续进行讨论。他们主张把价值判断从福利经济学中排除出去,代之以实证研究;主张把福利经济学建立在边际效用序数论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边际效用基数论的基础之上;主张把交换和生产的员优条件作为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反对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卡尔多希克斯、勒纳、西托夫斯基等人建立在帕累托理论基础上的福利经济学被称作新福利经济学。

新福利经济学主张效用序数论,认为边际效用不能衡量,个人间效用无法比较,不能用基数数词表示效用数值的大小,只能用序数数词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新福利经济学根据效用序数论反对旧福利经济学的福利命题,特别是第二个命题,反对将高收入阶层的货币收入转移一部分给穷人的主张。

新福利经济学根据帕累托最优状态和效用序数论提出了自己的福利命题:个人是他本人的福利的最好判断者;社会福利取决于组成社会的所有个人的福利;如果至少有一个人的境况好起来,而没有一个人的境况坏下去,那么整个社会的境况就算好了起来。前两个命题是为了回避效用的计算和个人间福利的比较,从而回避收入分配问题,后一个命题则公然把垄断资产阶级福利的增进说成是社会福利的增进。

新福利经济学家认为福利经济学应当研究效率而不是研究水平,只有经济效率问题才是最大福利的内容。勒纳、霍特林等人对经济效率问题作了论述。经济效率指社会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所需具备的条件,包括交换的最优条件和生产的最优条件。

补偿原则是新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新福利经济学认为,帕累托的最优状态“具有高度限制性”,不利于用来为资本主义辩解,为了扩大帕累托最优条件的适用性,一些新福利经济学家致力于研究福利标准和补偿原则。

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福利经济理论,受到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的批判。伯格森于1938年发表《福利经济学某些方面的重新论述》一文,提出研究社会福利函数的“新方向”,认为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新福利经济学把实证问题和规范问题分开、把效率问题和公平等问题分开的企图完全失败。继伯格森之后,萨缪尔森等人对社会福利函数作了进一步论述,形成了福利经济学的社会福利函数论派。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社会福利是社会所有个人购买的商品和提供的要素以及其他有关变量的函数,这些变量包括所有家庭或个人消费的所有商品的数量,所有个人从事的每一种劳动的数量,所有资本投入的数量等等。社会福利函数论者通常用多元函数来表示。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帕累托最优状态不是一个而是有许多个。帕累托未能指出在哪一种状态下社会福利是最大的。他们认为,要达到唯一最优状态,除了交换和生产的最优条件,还必须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福利应当在个人间进行合理分配。

经济效率是最大的福利的必要条件,合理分配是最大福利的充分条件。社会福利函数论者根据假定存在的社会福利函数作出一组表示社会偏好的社会无差异曲线,并根据契约曲线作出一条效用可能性曲线。社会无差异曲线和效用可能性曲线相切的切点,代表受到限制的社会福利的最大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阿罗继续研究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提出的社会福利函数。在1951年出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中,阿罗认为,社会福利函数必须在已知社会所有成员的个人偏好次序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程序把各种各样的个人偏好次序归纳成为单一的社会偏好次序,才能从社会偏好次序中确定最优社会位置。

阿罗定理在福利经济学中被称作“不可能定理”。阿罗本想通过大量的论证对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的社会福利函数修残补缺,但客观上却证明了不可能从个人偏好次序达到社会偏好次序,也就是不可能得出包括社会经济所有方面的社会福利函数。

经济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安倍经济学”;“克强经济学”;经济改革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33.133

1 引言

“安倍经济学”和“克强经济学”已然成为当前全球出现的经济热词,他们分别代表亚洲两大经济体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安倍经济学”以其“三支箭”即大胆的金融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和促进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力图使日本走向全面的复兴;而“克强经济学”则突出表现为“微刺激”力争使中国完成经济转型的软着陆。

2 安倍经济学与克强经济学背景分析

“安倍经济学”和“克强经济学”都是外界针对日本和中国的新一届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而命名的。日本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拟以扩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提高通货膨胀率,重振日本经济;而中国以国务院总理为代表的新一届领导核心却采取了相对谨慎的经济政策,旨在解决中国过去改革30年积压的社会经济问题,实现中国经济的全面转型。

3 “安倍经济学”和“克强经济学”内容及实施效果

3.1 “安倍经济学”之后的日本经济

“安倍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包括激进的金融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激活民间投资为核心的经济产业成长战略,以期使日本走出20年的经济停滞(1993年一2012年年均实际GDP增长0.8%),争取2013年实际GDP增长2.5%,2013年一2020年年均实际GDP增长2.0%。实际上,安倍的前“两只箭”的射出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对日本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并没有解决日本深层次社会经济问题。

3.1.1 日本经济运行情况

(1)“两只箭”与经济增长。

日本的货币供应量自2012年12月以来一直以平稳的趋势增长但从2014年1月开始减速下降,日本经济在2013年第一季度的实际GDP实现了环比年率41%,而随后实际GDP环比又出现大幅度下滑直到2014年第一季度出现大的抬升。说明日本在推行安倍政策初期其积极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并没有产生持续的正效应。

同时,积极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实施使代表经济景气指数的制造业PMI在2013年2月开始上升至50%以上,并在2013年年末达到了56.75%,说明日本的整个制造业经济在增长,日本经济出现持续增长的过程。

(2)“两只箭”与物价指数。

日本的核心CPI年率从2013年2月开始快速上升,到2014年2月后将达到2.7%以上,说明日本力争在2年内实现2%通胀目标已经实现。

(3)“两只箭”c消费需求。

随着日本失业率的不断下降,日本的家庭消费者信心指数在2013年2月至9月间呈现平稳上升,说明日本消费需求提高,带动了消费经济的增长。但在2013年10月之后,家庭消费者信心指数开始下降。

(4)“两只箭”与出口。

由于“安倍经济学”采取“质化和量化”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其直接影响是日元的快速贬值。日本在2012年12月后,日本出口由于日元的贬值出现大幅度增长但这一趋势同样在2013年12月后出现反转。

3.1.2 日本经济运行分析

(1)“两只箭”短期效应明显。

总体来看,安倍首先射出的“两只箭”即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使日本经济在2013年出现了暂时的欣欣向荣的局面但在2014年各项经济指标都基本上出现反转。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安倍经济学”的推行并没能使日本经济出现长久的稳定增长。尤其注意的日元的贬值,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日本企业出口,增加日本企业利益及出口竞争力但也会对日本的进口是相当不利的。同样日元贬值也会造成日本股价上涨及日本国债价格下降造成股票市场的繁荣和国债市场的萎缩。从另一方面来说,日元的大幅贬值会对国际市场产生冲击特别是警惕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如资金大量流入中国造成中国市场流动性上升。

(2)“第三支箭”升级版急需推进。

安倍已在2014年6月下旬射出了日本经济复兴战略的“第三支箭”,内容包括事前期望值很高的企业法人税率下调和年金基金机构改革,其目标是提高日本的潜在增长率。同时由于日本的劳动人口现在每年减少0.5%,因此经济增长几乎全部得来自生产率的提高。为了实现增长,可能还得采取别的措施,包括提高劳动参与率,尤其是女性和退休者的劳动参与率,以及引入更多移民。但一些学者认为这“第三支箭”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日本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安倍的“三支箭”能否重振日本经济,这是一个长期的观察问题,而且也需要日本政府审慎度势地根据自身的发展问题作出新的经济政策调整。

3.2 “克强经济学”之后的中国经济

3.2.1 中国经济运行情况

在2014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国确定2014年经济增长目标为7.5%左右,M2增速目标为13%左右,通胀目标为3.5%左右。从我国2012―2014年4月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趋势看出,在2013年开始后货币供应年率出现一段平稳降低的态势,说明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得到一定的控制。在2013年6月,央行并没有像以往一样大印钞票拯救中国银行间出现的一次“钱荒”,这也就验证了中国政府将会减少对经济干预,逐步放开市场让市场各主体都能够充分竞争。2014年第一季度,我国实现GDP增长率为7.4%,达到了政府预定的目标,说明了我国经济发展不再单纯以追求高速GDP为目标,通过放慢经济增长速度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和经济转型是我国在经济方面的主要目标。在物价指数方面,我国的CPI指数在2012年后出现下降,2014年5月CPI同比增长2.5%,基本符合通胀预期。从汇丰制造业PMI终值来看,我国的制造业增长从2013年以来并没有呈现平稳状态,说明我国的经济受到外界的影响仍然很大。

3.2.2 中国经济运行分析

我国正处在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由于前期过急的经济政策而使我国当前面临着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最突出的就是产能过剩。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呈现行业面广、绝对过剩程度高、持续时间长等特点,许多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5%。在这样的结构调整阵痛期,企业经营困难、增长速度放慢都将成为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此外,我国也正面临着房地产行业下行的风险、政府债务问题、环境污染和社会局部动乱问题,各种问题的复杂交错都为新一届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

2014年政府将经济增长目标控制在7%―8%的速度上,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够使各个当地政府有更多的思考空间进行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未来中国经济将会进入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时期:政府让位于市场让市场在经济发展中起决定作用。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行,我国民营企业将会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市场经营范围从而为我国经济发展增加活力;利率市场化的循序铺展将会使我国商业银行在充分竞争的环境下发展,利率走向市场化将会让各个不同性质企业以一个市场的公平的价格获得融资;城镇化的推进有利于带动投资、消费的增长实现经济增长。同时,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改革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应积极出具全面的改革方案以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利因素带来的社会的动荡。

4 结论和启示

任何一项改革能取得的成果不是一蹴而就的,“安倍经济学”最初效果明显,但这种效果似乎正不断减退,不追加改革的,日本可能会重新陷入增长放慢和通缩的局面,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还有可能会过度依赖货币刺激政策,带来更为严重的负面后果。而我国经济的深化改革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且我国目前实行的城镇化、利率市场化和简政放权的效应都没有显现出来。未来我国经济的发展,也应需要根据随时出现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在改革中不断提高,在发展中不断深化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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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范文第3篇

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

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

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

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更多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1、在方法论上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2](p.122)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在发展政策上

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D·菲尼认为,“对制度安排变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潜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p138)而弗农·拉坦则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潜在的增长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知识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综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可见,拉坦式的制度变迁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鉴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认为,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所以,由政府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

三、发展经济学中制度分析方法面临的挑战与今后的趋势

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让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们刮目相看的同时,其自身也因为尚处于成长阶段而又有诸多不足。不可否认,制度是一个涵盖面广、内容极为丰富复杂的范畴,对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与之相适应,有关将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文献还显得驳杂和凌乱,不仅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无统一定义,而且缺乏一个公认的严谨逻辑体系,模型化也不够。在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检验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现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计量性差,取得数据的困难,也严重阻碍了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为精确和深入地研究,妨碍了其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定量运用。对发展经济学来说,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来还需进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构和模型化的工作。

同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抨击新古典是“无制度”分析的制度主义,其本身对制度的内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张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约安排的选择时,就把立法机构的法律实施水平视为当然;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是将发展中国家的体制作为外生变量来进行分析的。而且,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市场何以产生。科斯只是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研究了企业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将“市场存在”的假定作为其分析的初始条件。20世纪80-9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培育市场的理论作为指导,面对这一情况,制度分析至今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于以上的问题,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贡献。

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所承认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因为“它要求学者及有关职业人士选择使自己能够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决这个难题往往是我们陷入不正当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相对生活在欠发达社会中的人,生活在发达社会中的人易于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话……”[2](pp.334-335)比如,在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学融合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钱堂冯实际上认为美国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认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下,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对于今后的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响,也必将行而不远。

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阿罗所说,“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并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给出答案。相反的,他还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的分析。诺斯也说:“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3](p.362)

参考文献:

[1]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2]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3]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4]陈宗胜.发展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5]周业安.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J].经济研究,2001(7).

[6]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经济学范文第4篇

1.1以通货膨胀应对危机的误区

由于各国对危机本质的认识存在着误区,因此全球盛行的危机治理方法其实是犯了处理危机的大忌。危机本身就与通胀密不可分,在需求量增加的过程中,价格随之上扬,货币量急速增长,衍生金融产品的增长速度也比往常更快,价格暴涨的情况下所形成的资产泡沫在达到一定临界点时必然破灭,危机就此爆发。显而易见的是,当今各国利用增加通货膨胀应对危机的做法存在不可取之处,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其实已悄然地为通货膨胀埋下了隐患,这种调控在短期内虽然能够有效地缓解问题,但与此同时新的经济问题也会就此产生。因此,从理论上说,与增加通货膨胀的作法相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减少货币量,通过帮助市场排干泡沫的方法来促使市场间供给数量保持在平衡的状态下。而用通货膨胀的方法来应对危机无异于舍本逐末,当今经济条件下,通货膨胀的现状已然十分严峻,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加通货膨胀就势必面临着多余的货币量难以消化的问题。

1.2应对危机的理想措施

凯恩斯主义为应对经济危机给出了指导思想,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危机产生的不良后果,但这种方法也存在着弊端。凯恩斯主义的本质是增加投资,通过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等方法促进经济发展,但这种促进却只是短期的。在中国,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应用可以使企业获益,但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这种获益时,它其实治标不治本。正确的思路应该是要理清危机的本质及其表现形式,继而探索出相应的应对策略,绝不是凯恩斯主义理论的生搬硬套。事实证明,政府实施干预、刺激内需、增加就业此类的应对方法并不能完全缓解危机带来的恶劣影响。当市场上一旦出现因供给过量而引发的价格暴跌问题时,首先要有效地对供给与实际需求之间的差量进行评估,从而将应撤回的投资量的额度确定下来,其次,应将刚性需求与非刚性需求正确区分开来,制定出能够消化有效供给的方案。政府不能单单依靠增加就业和增加投资来谋求短暂的经济繁荣,应谨慎使用通过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调控方法。需求量是一定的,短期内增加就业其实是现在正消化着未来的用量,这会直接导致新一轮的供求危机。由于市场投机性的普遍存在,供求间存在缺口是市场的常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金融衍生品的大量增加导致了短暂的经济繁荣,但这种繁荣稍纵即逝。市场价格上涨,企业盈利能力增强,这将会大大提高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如果在供给和需求的估计上存在偏差,简单的扩大生产,那势必将使企业面临生产过剩的巨大打击。

2、传统经济学的理论研究现状

现有的经济学理论的实际运用并不能很好地预防危机的产生或是解决危机带来的不良后果,因此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2.1追求经济增长的目的模糊不清

人类发展经济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个看似不言而喻的问题却从未得到过学术界系统性的解释。纵观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消费行为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但是消费目的却造成了大量资源的浪费,使经济偏离了应有的发展轨道。在人类进入商品经济时代之后,从传统生产行业中分类出来的产业有着越来越强的发展态势,但是他们与消费的联系并不紧密,因此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便错综复杂、本末倒置。市场对于虚拟经济的发展已经越走越远,防范危机的手段却没有及时跟上。

2.2国际宏观经济学理论匮乏

在经济全球化逐步深入的大背景下,危机具有传导性。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很少有哪个国家能够不受影响。全球经济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更为严重,虽然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做了宏观调控方面的努力,但是产生的作用力却是微乎其微。这是因为国际层面上涵盖全球范围内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还相当匮乏,对此类问题的研究成果也不多,全球经济的不稳定因素就更多了。

2.3缺乏应对危机的防范机制

经济学的理论仍旧停留在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之中,对于危机原因的认识方面,人们各执己见,各种原因都导致了市场应对危机防范能力的缺乏。虽然就目前的理论而言,危机难以避免,但是经济学界不应止步不前,如何最大限度地推迟危机的到来,或者如何最大程度地降低危机带来的危害等,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将极具现实意义。

3、主流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鉴于现今经济学理论无法根治经济危机,经济学研究者必须走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间无休止争论的怪圈,回归经济学本质,探索解决危机的全新道路。

3.1协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人类的经济活动更多的是为了满足生活消费的需求,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已经大大超过了消费品本身。诚然,国际社会中各个企业和国家的追求也不仅仅局限于消费品,更多的体现在货币财富、经济增速等更为宏观的方面,这写都与人类经济发展的初衷背道而驰。因此经济学研究者应在研究过程中回归以消费为中心的道路,保证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协调发展。

3.2协调微观有效与宏观有效

在经济学的具体实践中,不乏许多对于自由放任经济制度过度迷恋的国家,也有过分强调计划经济与国家政策干预作用的国家。利己主义是社会前进发展的动力保证,但微观效率与宏观效率直接等同,宏观上的资源浪费很大程度上是微观效率过高导致的。但宏观经济学的现有理论还仅仅局限于总量的分析,因此如何在保障微观经济人利己属性的前提下实现攻击和需求的大致平衡应该给予高度重视。

3.3协调国家和国际大环境

经济危机的全球性显示出了当今宏观调控的盲区,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时代下,仅仅协调好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地区的经济是远远不够的。世界经济想要一个稳定安全的大环境,必须出台一套危机预警机制,它能对全球经济或是超越国家以外的经济体起到合理调控的作用。

4、结束语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正面临着经济增长目的不明确、国际宏观经济学理论匮乏、危机防范机制缺失等问题。只有走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争论,开辟全新的经济学领域,才能真正有效地应对经济学危机。在完善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世界各国应该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积极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共同应对危机。

经济学范文第5篇

(Dani Rodr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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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 Rodrik)

19世纪末以来,日益数学化和统计化的经济学表现出科学的虚荣,而经济学界被指责犯下了各种罪行。这些指控常常来自外部人士,那些非正统的边缘派―指控包括经济学界太过傲慢、无视收入以外的社会目标、过度专注于正规技术、没能预测到金融危机等重大经济发展态势等。但最近,似乎经济学的领导者也开始感到不快了。

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兼报纸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开始不断抨击那些最新一代的宏观经济学模型忽视了老派凯恩斯主义的真理。而新增长理论创始人之一的保罗・罗默(Paul Romer)也批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在内,说他们“数学性”太强,结果是让问题变得更加模糊而不是更加清晰。

芝加哥大学杰出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认为,这一学科为了便利而假设人是理性最优化者的模型,其实忽视了真实世界的行为。同样来自芝加哥大学的金融学教授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指责同侪过度强调金融产品的好处,导致了社会动荡。

经济学巨擘的这些批判性考察是健康的,值得欢迎―特别是在这个常常缺乏自我反省的领域。我也常常把目标对准经济学的“圣域”―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

但对于这轮新批判,有一些令人不安的潜台词需要澄清―并且拒绝。经济学不是那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模型的科学。问题不在于“达成关于哪个模型是对的的共识”(罗默语),而是指出哪个模型最适合给定的条件。而这样做永远带有一些艺术而非科学的成分,特别是不得不实时做出决定的时候。

社会世界与物理世界不同,因为它是人造的,因此有几乎无穷种可能。所以,与自然科学不同,经济学的科学进步不是来自用更好的模型取代旧模型,而是扩大模型数量,每个模型能够让我们能够认识不同的社会现象。

比如,我们现在有许多关于竞争不完美或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的模型。这些模型并不意味着基于完美竞争假设的旧模型过时或不重要。它们只是让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不同环境需要不同模型。

类似地,强调启发式决策的行为模型让我们能更好地分析那些这一因素可能十分重要的环境。它们并没有取性选择模型,理性选择模型也仍然是其他条件下的首选工具。适用于发达国家的增长模型也许是发展中国家的拙劣指导。强调预期的模型有时最好用于分析通货膨胀和失业水平,在其他时候,具备凯恩斯主义要素的模型会更好。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曾经写过一则短故事―只有一段的短故事―也许能作为科学方法的最佳指导。在这个故事里,他描述了一篇遥远的陆地,在那里,地图学达到了荒谬的极端。一个省的地图详细到需要用整整一个市的面积才能把它展开。帝国全景地图需要整个省的面积才能展开。

而地图师的目标更加宏大:他们绘制了一张精确的一比一比例的帝国全图。博尔赫斯讽刺地写道,子孙后代根本找不到这张笨重的地图的实际用处。于是这张地图就这样烂在了沙漠中,和它所代表的地理学一起随风而逝。

许多当今社会学家无法抓住博尔赫斯的中心思想:理解需要简化。应对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的最佳办法不是设计详尽无比的模型,而是了解不同的因果关系在每一次如何起作用,然后指出哪些在某个具体环境中最重要。

我们在上下班路上使用某张地图,在去另一个城市旅行时使用另一张地图。但如果我们是骑车、步行或计划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那么还需要其他类型的地图。

在不同的经济学模型中导航―选择哪个模型更有效―比选择正确的地图难得多。经济学者用各种技巧使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实证方法。在我即将出版的新书《经济学规则》(Economics Rules)中,我批评了经济学训练没有让学生具备该学科所要求的实证诊断能力。

但经济学的内部批评者宣称经济学错在经济学家没有形成关于“正确的”模型(当然也就是他们所钟爱的模型)的共识,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珍视经济学的多样性―理性人和行为人、凯恩斯主义和古典主义、最优和次优、正统和非正统―把精力用在更明智地选择何时应该选择何种框架上。

经济学范文第6篇

【关键词】“克强经济学”;供给经济学;萨伊定理;减税

1 供给经济学的起源及主要观点

二战之后,凯恩斯主义占据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统治地位,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但是凯恩斯主义人为地扩大需求,导致70年代西方经济出现“滞胀”局面,其正宗地位受到极大冲击,供给经济学于此时在美国应运而生,因强调供给即生产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而得名。1980年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实施“里根经济学”,其背后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供给经济学,“里根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如削减政府开支、减税、改革规章制度等正是供给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供给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1 信奉“萨伊定理”,强调供给第一

在需求和供给关系上,供给经济学信奉“供给创造其自身需求”的萨伊定律,认为凯恩斯的刺激需求措施是引起滞胀的根源。其逻辑是:需求增加并不一定造成实际产出增加,反而容易引起物价上涨(特别是货币超发时),导致储蓄率下降,利息率上升,从而影响投资增长和技术革新,滞胀因此形成。

供给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标志是供给水平和能力,应当研究如何促进生产、增加供给,而非仅在需求和分配上做文章。国家应该制定“供给管理政策”来刺激储蓄、投资和劳动者工作积极性,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就业和物价平稳。

1.2 主张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

供给经济学基于萨伊定律,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供求总是平衡的,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发挥企业家精神和才能的最佳经济体制,政府干预私人经济,只会给予过多的、不适当的管理限制,从而阻碍了企业生产增长。例如价格管理、失业救济、规定最低工资水平等政策造成工资与物价水平在危机时依旧坚挺,而政府大量的转移支付造成社会资本的浪费,阻碍了生产,削弱了供给,造成供求失衡。

1.3 降低税率,刺激供给

供给经济学认为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但是供给水平的大小即产出取决于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情况,而劳动力、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取决于各种刺激,在所有的刺激中,税率的变动时最重要、最有效,税率的变动影响着劳动力的供应,影响着储蓄、投资等各种经济活动,人们关心的是税后收入。

减税有诸多益处:减税能刺激储蓄,增加投资,从而刺激供给,增加经济产出,抑制通胀;减税增加产出,扩大就业,同时刺激劳动者工作热情,富人更富,但是穷人也增加了收入;减税因为增加产出,课税基础扩大,政府税收可能不减反增。

1.4 削减政府开支,反对赤字财政

供给经济学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也内涵了政府要削减开支,因为政府刺激需求的举债政策很容易造成财政赤字。同时还反对政府过多的军事支出和社会福利支出,认为过多的社会福利容易滋生穷人的依赖心理,不利于扩大就业,提倡智力投资。总之政府支出容易造成企业投资减少的挤出效应,政府要注重财政支出的平衡,不能过多地去和企业抢夺社会资本。

1.5 实施限制性货币政策,反对通货膨胀

正因为信奉萨伊定律,供给经济学主张政府的货币政策应该有所限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与经济增长适应即可,不可盲目扩张。

2 “克强经济学”的内涵

巴克莱资本公司认为“克强经济学”有三个重要“支柱”: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执政伊始,新一届政府顶住了各方面要求中国出台新的经济刺激的呼吁,同时整顿金融秩序,特别是影子银行业务,摸查地方政府债务,为之后的结构性改革铺平了道路。

观察新一届政府出台的若干重大经济改革措施,确实印证了国内外学者的判断,即背后有着供给经济学的影子,国内的贾康、白重恩等学者更是开创了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新一届政府出台的经济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2.1 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

政府不断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表明了政府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决心,不断退出在各个领域的干预,减少企业的经营成本,刺激供给。如取消各种专业技术人员准入类职业资格,有利于降低就业创业门槛、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激发创业精神。

2.2 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

城镇化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3.73%,但离发达国家80%的水平尚有很大的距离,政府现在认识到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不是简单的让农民进城,盲目城镇化只会加大房地产的泡沫,形成虚假需求。户籍制度改革有助于让有条件的农村户口在城镇落户,解除制度供给方面的约束,刺激社会供给产出。

2.3 建立上海自贸区,推动区域合作

为了应对美国主导的TPP和TTIP,在WTO规则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中国对外经济的空间与活力,中国政府设立上海自贸区,实行政府职能转变、金融制度、贸易服务、外商投资和税收政策等多项改革措施。同时积极倡导建立陆路和海洋丝绸之路,进一步加强和欧盟、南美、非洲的经贸合作。通过制度改革来减少政府对外经贸的干预,通过国际货物运输路线和方式的优化来降低企业成本,刺激了外经贸供给产出的增加。

2.4 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一方面可以让民间资本有较好的投资出路,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可借产权变化来改变公司治理结构,实现企业管理的现代化,从而避免和减少政府的不合理干预。

2.5 实施定向降准,启用PSL工具

为提高“三农”和小微企业的供给能力,通过定向降准鼓励金融机构提高配置到“三农”和小微企业领域的贷款比例,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了支持棚户区改造,央行向国开行发放万亿元抵押补充贷款(PSL);同时坚决压缩产能过剩行业包括房地产的贷款。货币政策有保有压,新增贷款规模不断缩小,严防通胀。

3 对“克强经济学”的进一步思考

从以上分析来看,“克强经济学”下的主要经济改革措施体现了供给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但是基于供给经济学理论,尚有出台新措施的空间。

3.1 降低税率

有学者测算目前我国宏观税负达到40%以上,而一般发展中国家税负在20%左右,美国是30%,国家需要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普通劳动者的减税,同时规范不合理的收费,激活中小微企业的供给能力,提高劳动者的储蓄和消费水平。(下转第290页)

(上接第224页)3.2 进一步削减政府开支

目前国家和地方已经在大幅度压缩三公消费,但在公车改革这块需要加大力度,避免车补成本超过改革前用车成本。

加快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薪酬改革,避免社保基金亏空而增加政府的额外财政负担。

地方政府要高度重视地方债务问题,不能再轻易盲目乱投资增加债务,尽量退出经营行为,只提供公共产品。

3.3 加快反垄断的步伐

供给经济学是基于完全竞争的市场假设,垄断既压抑了供给,又限制了需求,因此国家需要加快反垄断的步伐,反垄断的对象包括在中国市场上经营的所有国内外垄断企业,要打破垄断的制度壁垒,允许不同资本自由进入,同时要注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启蒙消费者维权意识。

【参考文献】

[1]巴克莱资本公司.经济学的三大支柱[N].东方日报,2013,06.

[2]贾康,徐林,等.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基础的比较与分析[J].现代产业经济,2013,05.

[3]贾康,徐林,等.新供给经济学在中国改革中的关键点分析[J].现代产业经济,2013,07.

经济学范文第7篇

福利经济学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分支体系,最早出现于 二十世纪初期的英国。1920年,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出版是福利经济学产生的标志。

福利经济学的出现,是英国阶级矛盾和社会经济矛盾尖锐化的结果。西方经济学家承认,英国十分严重的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变得更为尖锐,因而出现以建立社会福利为目标的研究趋向, 这导致了福利经济学的产生。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后,英美等国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福利经济学进行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被称做旧福利经济学,庇古以后的福利经济学则被称为新福利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福利经济学又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正在经历着新的发展和变化。

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是福利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边沁认为人生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获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总量。幸福总量可以计算,伦理就是对幸福总量的计算。边沁把资产阶级利益说成是社会的普遍利益,把资产阶级趋利避害的伦理原则说成是所有人的功利原则,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标榜为功利主义的最高目标。

帕累托的“最优状态”概念和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是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而不使别人的境况变坏。按照这一规定,一项改变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增进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进而其他的人福利不减少,这种改变就有利;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减少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加而另一些人福利减少,这种改变就不利。

马歇尔从消费者剩余概念推导出政策结论:政府对收益递减的商品征税,得到的税额将大于失去的消费者剩余,用其中部分税额补贴收益递增的商品,得到的消费者剩余将大于所支付的补贴。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和政策结论对福利经济学也起了重要作用。

福利经济学的主要特点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出发点,也就是根据已确定的社会目标,建立理论体系;以边际效用基数论或边际效用序数论为基础,建立福利概念;以社会目标和福利理论为依据,制定经济政策方案。

庇古是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他把福利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对增进世界或一个国家经济福利的研究。庇古认为福利是对享受或满足的心理反应,福利有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之分,社会福利中只有能够用货币衡量的部分才是经济福利。

庇古根据边际效用基数论提出两个基本的福利命题: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国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他认为,经济福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收入的数量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情况。因此,要增加经济福利,在生产方面必须增大国民收入总量,在分配方面必须消除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

20世纪30年代,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受到罗宾斯等人的批判。罗宾斯认为,经济理论应当将价值判断排除在外,效用可衡量性和个人间效用可比较性不能成立,福利经济学的主张和要求没有科学根据。继罗宾斯之后,卡尔多、希克斯、勒纳等人从帕累托的理论出发也对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同罗宾斯不同的是,他们认为福利经济学仍然是有用的。

1939年,卡尔多提出了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的问题。此后,希克斯、西托夫斯基等人对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继续进行讨论。他们主张把价值判断从福利经济学中排除出去,代之以实证研究;主张把福利经济学建立在边际效用序数论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边际效用基数论的基础之上;主张把交换和生产的员优条件作为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反对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卡尔多希克斯、勒纳、西托夫斯基等人建立在帕累托理论基础上的福利经济学被称作新福利经济学。

新福利经济学主张效用序数论,认为边际效用不能衡量,个人间效用无法比较,不能用基数数词表示效用数值的大小,只能用序数数词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新福利经济学根据效用序数论反对旧福利经济学的福利命题,特别是第二个命题,反对将高收入阶层的货币收入转移一部分给穷人的主张。

新福利经济学根据帕累托最优状态和效用序数论提出了自己的福利命题:个人是他本人的福利的最好判断者;社会福利取决于组成社会的所有个人的福利;如果至少有一个人的境况好起来,而没有一个人的境况坏下去,那么整个社会的境况就算好了起来。前两个命题是为了回避效用的计算和个人间福利的比较,从而回避收入分配问题,后一个命题则公然把垄断资产阶级福利的增进说成是社会福利的增进。

新福利经济学家认为福利经济学应当研究效率而不是研究水平,只有经济效率问题才是最大福利的内容。勒纳、霍特林等人对经济效率问题作了论述。经济效率指社会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所需具备的条件,包括交换的最优条件和生产的最优条件。

补偿原则是新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新福利经济学认为,帕累托的最优状态“具有高度限制性”,不利于用来为资本主义辩解,为了扩大帕累托最优条件的适用性,一些新福利经济学家致力于研究福利标准和补偿原则。

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福利经济理论,受到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的批判。伯格森于1938年发表《福利经济学某些方面的重新论述》一文,提出研究社会福利函数的“新方向”,认为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新福利经济学把实证问题和规范问题分开、把效率问题和公平等问题分开的企图完全失败。继伯格森之后,萨缪尔森等人对社会福利函数作了进一步论述,形成了福利经济学的社会福利函数论派。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社会福利是社会所有个人购买的商品和提供的要素以及其他有关变量的函数,这些变量包括所有家庭或个人消费的所有商品的数量,所有个人从事的每一种劳动的数量,所有资本投入的数量等等。社会福利函数论者通常用多元函数来表示。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帕累托最优状态不是一个而是有许多个。帕累托未能指出在哪一种状态下社会福利是最大的。他们认为,要达到唯一最优状态,除了交换和生产的最优条件,还必须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福利应当在个人间进行合理分配。

经济效率是最大的福利的必要条件,合理分配是最大福利的充分条件。社会福利函数论者根据假定存在的社会福利函数作出一组表示社会偏好的社会无差异曲线,并根据契约曲线作出一条效用可能性曲线。社会无差异曲线和效用可能性曲线相切的切点,代表受到限制的社会福利的最大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阿罗继续研究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提出的社会福利函数。在1951年出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中,阿罗认为,社会福利函数必须在已知社会所有成员的个人偏好次序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程序把各种各样的个人偏好次序归纳成为单一的社会偏好次序,才能从社会偏好次序中确定最优社会位置。

阿罗定理在福利经济学中被称作“不可能定理”。阿罗本想通过大量的论证对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的社会福利函数修残补缺,但客观上却证明了不可能从个人偏好次序达到社会偏好次序,也就是不可能得出包括社会经济所有方面的社会福利函数。

经济学范文第8篇

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

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

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更多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转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1、在方法论上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2](p.122)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在发展政策上

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D·菲尼认为,“对制度安排变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潜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p138)而弗农·拉坦则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潜在的增长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知识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综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可见,拉坦式的制度变迁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鉴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认为,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所以,由政府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

三、发展经济学中制度分析方法面临的挑战与今后的趋势

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让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们刮目相看的同时,其自身也因为尚处于成长阶段而又有诸多不足。不可否认,制度是一个涵盖面广、内容极为丰富复杂的范畴,对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与之相适应,有关将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文献还显得驳杂和凌乱,不仅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无统一定义,而且缺乏一个公认的严谨逻辑体系,模型化也不够。在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检验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现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计量性差,取得数据的困难,也严重阻碍了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为精确和深入地研究,妨碍了其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定量运用。对发展经济学来说,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来还需进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构和模型化的工作。

同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抨击新古典是“无制度”分析的制度主义,其本身对制度的内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张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约安排的选择时,就把立法机构的法律实施水平视为当然;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是将发展中国家的体制作为外生变量来进行分析的。而且,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市场何以产生。科斯只是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研究了企业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将“市场存在”的假定作为其分析的初始条件。20世纪80-9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培育市场的理论作为指导,面对这一情况,制度分析至今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于以上的问题,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贡献。

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所承认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因为“它要求学者及有关职业人士选择使自己能够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决这个难题往往是我们陷入不正当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相对生活在欠发达社会中的人,生活在发达社会中的人易于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话……”[2](pp.334-335)比如,在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学融合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钱堂冯实际上认为美国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认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下,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对于今后的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响,也必将行而不远。

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阿罗所说,“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并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给出答案。相反的,他还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的分析。诺斯也说:“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3](p.362)

参考文献:

[1]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2]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3]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4]陈宗胜.发展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5]周业安.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J].经济研究,2001(7).

[6]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经济学范文第9篇

我认为,经济学理论的专业训练尤其是批判精神,在学术研究中非常重要。因此,本书也不乏这种精神的体现。例如我觉得,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首先应该学好微观经济学,而用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去套中国经济并不合适。微观经济学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假设出发,用均衡分析的方法来构建各种各样的理论。这样的分析框架既可以用来分析发达的市场经济,也可以用来分析欠发达的经济制度。而宏观经济学至今仍局限于对发达的西方(美国)经济中的一些运行规律的研究,其微观基础仍很薄弱,其理论前提与中国经济现实仍有距离。

再比如,不少经济分析喜欢用复杂的数学模型,尤其喜欢套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去预测中国的经济前景。其实,回归分析是有前提条件的,即无论观察数据如何多变,其分布必须相对稳定(stationary)――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经济运行的环境大致不变。而中国正在进行历史性变革,经济数据不一定符合稳定分布这个统计学的前提,所以用回归分析的方法预测,其结果一定错率极高。

另外,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不过是讲管理者利益和投资者利益之间的一种合同关系,一种激励和约束的机制。但是,今天它在中国已经变得过于宽泛了,很多经营管理问题也被装进公司治理这个筐里。

“公司治理”这个经济学术语最早应该是由吴敬琏老师翻译介绍到国内来的。1997年到1999年我也写了一些文章谈论这个话题,如今收录于此书。研究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它说到了中国企业改革的本质。对公司治理问题的分析主要基于信息经济学的诸多理论,比如合同理论、厂商理论等。这些理论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用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经济现象特别有用,因为现在是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关键时期,而经济学关于制度(institution)问题的研究是建立在信息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的。中国越向市场经济发展,经济学的魅力就会越强。经济学确实可以说明中国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一些大道理。

从本质上讲,经济学是对市场运作的内外部条件和机理进行分析和界定的一门学科。市场活动的主体和基本单元是企业,它们主要应在资本意志的支配下进行经济活动,由此组成了复杂的、彼此依存的市场群落,就像是大量的细胞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体一样,你也可以把它比作一个生态系统。至于政府,则应站在市场之外,为它的稳定运作提供一个基础框架,比如法制环境、社会服务体系、引导性的经济政策等等,以防止市场运作机制出现崩溃。这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经过数10年甚至上百年的摸索形成的一种比较完善和平衡的经济运作模式。

不过,中国的情况有较大的不同,因为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还没有形成一种清晰有效的市场规则,各种利益主体往往是相互交叉缠绕、颠三倒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职能错位,使整个市场的游戏规则变得一片混沌。尽管这不是一朝一夕就可解决的问题,但我想,目前至少应该从观念上帮人们理清思路,即明确资本权力在市场活动中的中心地位。行政为资本服务,政府为企业服务,资本所有者的权益必须受到高度的尊重和法律的保护。没有股东价值的最大化,也就不可能真正出现具有很高市场价值的企业。因此,国企改革的根本方向应当是按照资本的逻辑对国有企业进行重塑。这轮企业重组活动的导演不应该是政府,而应该是资本市场。

经济学范文第10篇

技术经济的产生与西方的管理科学和工程经济、苏联的技术经济分析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二十世纪30年代以来,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曾先后产生了对工程项目和生产经营决策进行分析计算的一些方法,如可行性研究、价值工程等。

技术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纯技术,也不是纯经济,而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即把技术与经济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选择最佳技术方案。

技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将技术更好地应用于经济建设,包括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研制、各种资源的综合利用、发展生产力的综合论证。

技术经济学把研究的技术问题置于经济建设的大系统之中,用系统的观点,系统的方法进行各种技术经济问题的研究。

技术经济学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起来,并采用各种数学公式、数学模型进行分析评价。

技术经济学在研究中采用两种以上的技术方案进行分析比较,并在分析比较中选择经济效果最好的方案。

技术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涉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领域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方面,也涉及生产和建设的各个阶段。

从全局的范围来看,技术经济学研究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速度、比例、效果、结构的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最佳关系问题;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合理转移问题;投资方向、项目选择问题;能源的开源与节流、生产与供应、开发与运输的最优选择问题;技术引进方案的论证问题;外资的利用与偿还,引进前的可行性研究与引进后的经济效果评价问题;技术政策的论证、物资流通方式与渠道的选择问题;等等。

从部门和企业范围看,技术经济学研究厂址选择的论证,企业规模的分析,产品方向的确定,技术设备的选择、使用与更新的分析,原材料路线的选择,新技术、新工艺的经济效果分析,新产品开发的论证与评价,等等。

从生产与建设的各个阶段看,技术经济学研究试验研究、勘测考察、规划设计、建设施工、生产运行等各个阶段的技术经济问题的研究,综合发展规划和工程建设项目的技术经济论证与评价,等等。

技术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有系统综合,即采用系统分析、综合分析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对技术的研制、应用与发展进行估计;方案论证,即技术经济普遍采用的传统方法,主要是通过一套经济效果指标体系 ,对完成同一目标的不同技术方案的计算、分析、比较;效果分析是通过劳动成果与劳动消耗的对比分析,效益与费用的对比分析等方法,对技术方案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进行评价,评价的原则是效果最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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