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养老的概念范文

家庭养老的概念篇1

关键词：社区 社区养老保障

一、社区保障的定义

社区养老的社区服务，在国外一般称为老年人社区照顾。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提出了“在合适环境中养老”(AginginPIace)的理论，首先在英国推行社区老年照护服务fConununityCarefortheElderly)。自此后，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效仿，到20世纪80年代，已走向成熟。大多数学者从社会保障的角度为其进行定义。比较通俗的定义有：“社区保障就是社区承担的社会保障事务”；“社区保障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社会保障的执行层次”；“社区保障就是指社区的社会保障”；“社区保障就是社区组织自身为居民提供的各种保障”。有的学者认为“社区保障是根据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福利政策和居民的实际生活标准，以社区为单位，通过社区组织和社区居民的共同参与，为满足社区成员的物质文化生活，围绕各项社会福利事业和社区居民及特殊群体而开展的社会保障活动。”

以上定义从各个侧面揭示了社区保障的含义，由于角度不同，对社区保障的认识、界定也有所不同。笔者认为，社区保障这一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的社区保障是指社区组织承担的政府交办的各项社会保障管理与服务工作，以及社区组织通过优化社区资源专门为本社区居民提供的各项保障业务和服务。狭义上的社区保障专指社区组织通过优化社区资源为社区居民提供的各项保障业务和服务。因为社会保障作为一项强制性的社会制度，其责任主体是政府，而社区是一个群众性的自治组织，社区保障不具备社会保障所具有的强制性、互济性、社会性等特征，也不具备社会保障所具有的全部功能，如缺乏扩大内需功能、投融资功能等。所以，必须正确认识社区保障的含义及功能，以避免出现社区功能扩大化倾向，影响社区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总之，社区中的社会保障是本社区管理组织对社区内成员因各种自然和社会原因导致家庭生活贫困，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提供各种帮助，同时努力促进社区物质和文化生活质量不断改善的制度。

二、社区养老的特性

1．社区养老模式的功能全方位性

所谓养老功能的全方位性，就是满足老年人在养老过程中的各方面需要：(1)物质经济上的供养需要；(2)生活照料和护理上的需要；(3)精神支持的需要，包括情感上的慰藉、充实精神生活的娱乐和教育、老年生活调适的心理辅导、应激——应对社会支持等；(4)保护生命的需要，包括医疗服务和治病药物的使用。我国养老体系功能应兼具物质和精神两重性。老年人的养老生活有各种具体而特殊的需要，涉及医、食、住、行、乐、为、健、学。

2．社区养老的资源多元性

在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中，对老年人的经济奉养、生活照料和精神关怀由家庭提供，家庭是完成养老功能的资源所在；而社会养老模式的特点是社会提供养老资源。此两种模式的养老资源均是单元性的。与我国现今社会经济发展形态相适应的社区养老模式，其完成各方面养老功能的资源既来自个人、家庭，也来自社区、政府，因而是多元性的。养老体系的经济供养部分可包括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家庭供养、个人储蓄、自我供养几个层次；照料体系的构成也要涉及国家、社区、家庭和个人等多方面。社区今后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老年护理和照料功能。家庭作为老年人“长期生活的场所、一生的归宿和晚年的倚托”，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最符合其生活习惯和最感熟悉和安全的养老住所，而家庭成员则可以给予老年人他人难以替代的亲情关怀和精神慰藉，因此政府理应制定必要的政策、采取适当的措施，鼓励老年人居住在家中或在家庭式的环境中养老。

3．社区养老模式的功能体系的多层次性、开放性和优势互补性

家庭养老的概念篇2

各异。

在我国，人们对社会福利的认识也不尽相同。有人认为，社会福利包容了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保险和社会救济之外的所有内容。也有人认为，社会福利是国家和社会共办的以全体公民为对象的公益事业。民政部门作为国家社会行政事物管理的职能部门，主要承担特殊社会福利服务和社区福利服务工作。同时社会福利事业也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

1 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过程

我国社会福利事业经历了一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的发展过程。

在解放初期，面临政府遗留下来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一大堆的社会问题有待解决。国家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完成了对旧政府及国外宗教团体办的老残所、育婴堂、救济堂、劳动习艺所等救济机构的接受和改造。“”期间，内务部于1969年被撤销，失去了主管民政工作的专职机构，许多福利事业单位被迫撤销、移交、合并，许多孤老残幼重新流落街头，社会福利事业遭受严重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福利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1989年，民政部又提出今后一段时间，社会福利事业要以继续坚持深化改革，提高效益和社会福利社会办的指导思想，并以发展社区服务，为群众排忧解难作为城市社会福利事业的新领域。近年来，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快速发展，使社会福利事业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2 老年人社会福利事业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老年人的社会福利事业，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老年人的社会福利事业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

1、社会福利院孤老收养概况。新中国成立后，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五年间，民政部门在接管改造旧社会慈善团体和救济机构的同时，成立了大批养老院和生产教养院，收养安置了数十万无家可归、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的孤寡老人。

2、社会福利院孤老收养的方针和管理。孤老收养的方针。民政部门对孤老进行收养的工作方针是：“以养老为主，通过适当劳动、思想教育和文娱活动，使老人身心健康，心情舒畅，幸福地度过晚年。”福利院中对孤老的服务管理。

服务管理，是收养方针的具体化。早在一九六二年国家就规定：“养老院的管理工作应该着重抓好生活，抓好思想。在生活上要着重抓五个方面：（1）办好老人食堂；（2）照顾好老人的日常生活；（3）搞好卫生，保障健康；（4）适当开展文娱活动；（5）组织老人参加轻微的生产劳动”。

3、乐陶陶安度幸福晚年。八十年代中国城市的社会福利院，不仅在本质上不同于旧中国的“慈善堂”，比解放初期清苦简陋的教养院也有很大提高，真正成为一处处老人乐园。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福利院的设施有了很大改善，孤老们的物质待遇也逐年提高。由于老年人生活水平提高，精神生活丰富康复和医疗水平逐步上升，他们的平均寿命也逐年延长。

3 儿童福利事业

国家和社会为保障儿童身心健康而举办的社会福利事业。如：建立儿童公园、儿童娱乐中心、儿童剧场、儿童医院及保健中心、儿童图书馆以及儿童福利院等。2003年，民政部进一步探索和规范了孤残儿童的家庭寄养和送养方式，出台了《家庭寄养管理暂行办法》和《关于社会福利机构涉外送养工作得若干规定》，推进了儿童福利社会化，进一步发展了儿童福利事业。

4 残疾人福利事业

国家和社会为因为生理缺陷或智力缺陷造成劳动、活动方面障碍的人提供的福利设施。......，为他们创造一个康复的社会条件，是一项综合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关心。尤其心理康复，更需要全社会的配合，才能使残疾人克服失群感。

一是发展社会福利事业，提升残疾人保障水平。通过举办城市社会福利机构和农村五保供养机构，对无法定抚养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实行集中供养。

二是完善社会救助机制，努力保障贫困残疾人的基本生活。建立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城乡实施最低社会保障工作中，积极推行分类救助，对存在特殊困难的残疾人按残疾程度不同，分别享受待遇不同的重点保障，使其救助水平与一般的低保对象有所区别。

三是推动社会福利企业发展，促进残疾人集中就业。社会福利企业是为安置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劳动就业而兴办的，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特殊企业，是残疾人集中就业的主要方式和有效载体。

四是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推动发展慈善事业，让残疾人感受到社会的关怀。残疾人历来是慈善事业重点关注的对象。

家庭养老的概念篇3

关键词：去家庭化；人口老龄化；女性就业

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实践项目”资助 立项号：2015SSCX068

人口老龄化改变了劳动力年龄构成，在未来二十年，适龄劳动力比例将不断减小，家庭抚养比不断增高。随之而来的劳动力供给短缺、家庭收入减少、抚养负担过重都将给每个家庭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埋下隐患。从消极的角度来说，人口老龄化导致的适龄劳动力群体年龄老化和规模缩小，将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增长造成极大负担。从积极的角度来说，人口老龄化现象客观上扩大了老年服务产业的需求，并且，我国作为“超级人口大国”，结合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时间节点，未来10到20年，老年服务的市场需求将会相当庞大。

另外，维持劳动力的正常供给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对劳动力供给的制约，将间接的影响当下就业率处于劣势的女性劳动力。

在此背景下，由于女性劳动力群体内部多样性的客观存在，人口老龄化现象在影响其就业率的过程中亦存在不同的逻辑路径。本文旨在借助“去家庭化”程度这一概念，分析人口老龄化现象对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劳动力就业率的影响。

1 “去家庭化”概念的借鉴

艾斯平-安德森在其《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中将“去商品化”和“社会分层化”程度作为划分福利国家体制的标准，许多女性主义学者指责其忽略了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还对针对女性的福利项目视而不见，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倾向。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尽管福利国家制度并不决定女性可以得到的工作机会，但国家提供的福利如对老人和儿童的照顾服务等都决定女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脱离家庭。于是许多女性主义学者提出了更具性别敏感度的福利国家模型，其中为学界广为接受的即是其“去家庭化”概念的提出。而安德森在此基础上认为“去家庭化”通过减轻家庭的负担，减少个体对家庭亲属的依赖，进而寻求个体的独立[2]。

接下来探讨这个福利国家体系中的概念在我国的适用性。福利国家既规范了生产方式中的资本关系，也规范了家庭生活中的角色分工[3]，从宏观上来看，我国不属于福利国家，因为有着不同于福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是，从微观上来看，家庭角色的分工部分，我国存在借鉴福利国家模式的可能性。

“去家庭化”程度已然成为欧美国家衡量其福利体制产出结果的重要指标。虽然我国并非福利国家，但随着我国养老、儿童等相关福利项目日渐市场化，社会保障体系下政府、市场与家庭的分工博弈愈发激烈，“去家庭化”这一西方福利国家语境下的产物在我国社会保障领域，尤其是对关于老人、儿童的照顾服务，以及女性承担的家庭照顾责任大小等问题尤其适合我国情境的解读。

所以，在我国“家庭化”可作为衡量政府和家庭对家庭成员生存和发展的责任分工的重要概念，专指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家庭获得福利支持，即“家庭”更多被看做为个人带来风险和负担的场所，而不是个人获得福利和服务的场所。“去家庭化”则是指为了摆脱家庭带来的各种风险和负担，个人有意识地减少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对自己的束缚。

关于“去家庭化”程度指标的拟定，由于我国统计数据较OECD国家稍显简略粗放，故在指标拟定过程中不能全然参照西方学者的测量指标2。本文在此考虑我国语境，对我国“去家庭化”程度从老年人这一维度进行定义。

老年人“去家庭化”程度体现为通过借助于老年服务产业，如养老机构等，能够减小老年人对其他家庭成员的依赖到何种程度。故以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中入住养老机构的人数占总人数比例，以及养老产业支出占GDP比例等，作为参考指标。

2 人口老龄化现象影响“去家庭化”程度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现象加剧，失能老人数量增多，家庭日益核心化，老年家庭趋向“空巢化”，致使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整个社会养老问题愈发迫切。并且，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并非家庭养老意愿的弱化，而是在客观上子女是否有能力继续家庭养老存在问题。因此，作为家庭养老的替代，社会化养老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而社会化养老的普及即意味着老年人“去家庭化”程度将不断加深。

本文以全国23个省市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作为各省市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参考指标，并且采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的截面数据，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对各省市“去家庭化”程度进行划分。以下为我国自2000年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后，各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参考指标：

由数据可知，从单个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来看，23个地区中人口老龄化程度最深的是四川、重庆，程度最小的为北京、上海；从人口老龄化程度来看，23个地区可分为如下表三个梯度，从Ⅰ到Ⅲ，老龄化程度不断减弱。

其中，福建和广东“去家庭化”程度最高，其他地区“去家庭化”程度虽存在梯度，但第Ⅰ和第Ⅱ类差异并不显著。基于此，结合上文老龄化趋势梯度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出：

不同于上文预期，福建和广东地区老龄化趋势与其老年“去家庭化”程度呈负相关。

北京和上海两地区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减弱，老年“去家庭化”程度也相应降低。

四川和重庆两相邻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最深，但是老年“去家庭化”程度却存在显著差异。

人口老龄化趋势处于中游的地区，整体上老年“去家庭化”程度趋向于较低的梯度。

图 2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针对以上几点，首先，探讨福建和广东地区与北京和上海地区人口老龄化对老年“去家庭化”程度的影响结果相左的原因。由图2可知，虽然，近期该四个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相近，但是由于在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初期，上海和北京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相对较高，故即使一直呈下降趋势，整体老龄化问题也比广东和福建更严重，而相应的为缓解老龄问题的老龄产业仍处于发展之中，所以“去家庭化”程度较低。不同于上海和北京，广东和福建整体老龄化程度较低，主要是由于流动性大的年轻人比例较高，老年人进入养老机构的比重较大，故“去家庭化”程度较高，但是广东和福建相对与北京和上海，老龄化问题仍在发酵过程中，预期会愈发严重。

四川、重庆同为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地区，四川“去家庭化”程度却比重庆高。这主要是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其一，农村老龄化程度存在差异。相较于城市老龄人口，农村老龄人口选择机构养老的比例较低，故农村老龄化程度越高，其“去家庭化”程度会相对减小。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重庆65岁及以上农村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达到14.51%，比四川的12.26%高过两个百分点，并且，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期，重庆农村老龄化程度仅比四川高零点三个百分点，由此可见，重庆不仅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四川严重，在老龄化趋势上也更为严峻，故其“去家庭化”程度较低。其二，人口构成存在差异。老龄化程度反映了地区老年人口的比例，但是不能反映承担家庭负担的中坚劳动力的比例。中坚劳动力比例越低，意味着家庭养老功能越弱化，因为能够亲身承担家庭照料责任的人数减少。故四川人口老龄化程与重庆相差无几，但是四川的儿童及老人的总抚养比比重庆高出两个百分比，这说明四川家庭劳动力负担更重，亲身参与家庭养老的比例更低，即选择社会养老服务的比例更高，相应的“去家庭化”程度更高。

人口老龄化程度中等的地区“去家庭化”程度都偏低，这恰好反映了虽然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十多年，但与其配套的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并没有跟上老龄化的速度，而“去家庭化”程度的梯度存在，亦证明不同地区在应对老龄化问题时存在非同步现象。综上，人口老龄化影响了各地区的“去家庭化”程度，推动了整体“去家庭化”程度的增加，但是，实际数据表明老年人“去家庭化”程度还受到老龄化趋势、地区人口结构、城乡分布等因素影响，这也反映出各地区应对人口老龄化比较滞后，老龄化与“去家庭化”的正相关仍然不显著。

3 “去家庭化”程度对女性就业影响

女性就业情况主要由两方面因素决定，一为劳动市场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二为女性个人的就业意愿。这两因素都不同程度受到“去家庭化”的影响。

以往关于女性就业问题的研究，多以地域、年龄作为划分，显少从劳动力所处市场不同的角度划分。我国现阶段的就业问题主要是劳动力类型、数量与产业结构转型对劳动力的需求的不匹配。劳动力市场分割下，女性劳动力可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中高端劳动力以及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低端劳动力，而“去家庭化”在影响决定女性就业率的两因素时，对这两类劳动力的影响方式是不同的。

关于对劳动市场需求的影响。“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如图3，一方面能够发展社会养老产业，创造大量适合女性的服务就业岗位，吸纳低端女性劳动力，另一方面解除中高端女性的家庭负担桎梏，削弱市场对女性就业的消极态度，进而在主要劳动力市场相对的提高女性劳动力需求。

目前全国65岁以上老人已达1.38亿，占总人口的10.1%。对养老服务具有客观需求的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到2015年底突破4000万3。综合多个地区养老机构护理员配备比例，半护理和全护理的配备比例分别为1：5和1：3左右，但是，当前全国养老机构人员不到100万，其中，持有养老护理员资格证人数不足2万，故需求缺口多达几千万。另外，关于老年人选择养老方式的意愿的诸多研究表明，“养儿防老”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下降，经济状况较好、文化程度较高以及身体健康状况好的老年人会倾向于机构养老。这就意味着对养老机构及护理员的需求只会愈发扩大。在产业结构转型造成劳动力过剩的当下，如物流行业能成为农业和建筑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向，而“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扩大了对女性低端劳动力的需求，一定程度上能作为女性中低端劳动力转移的新方向，将部分缓解女性的就业压力。

关于对女性就业意愿的影响。笔者利用社会经济地位指数4测量行业社会经济地位，将所有行业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选取指数排名前十名和后十名的20个行业5作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代表，通过对该20个行业从业女性进行抽样问卷调查，研究“去家庭化”程度对女性就业意愿的影响。

“去家庭化”主要是改变女性的家庭承担责任，由传统的家庭劳务承担者转换为家庭经济承担者。在此过程中，女性就业意愿对角色转换是否进行起到决定作用。同样，整个社会的“去家庭化”趋势也会影响女性就业意愿，进而又反作用于“去家庭化”趋势。因此，笔者就影响的可能，提出以下几点假设：

假设1：即使需要承担“去家庭化”的经济成本，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更倾向于就业。

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一般具有较高的学历，并且会有相对稳定的家庭经济基础。女性主动就业既是对家庭经济责任的承担，也是出于对女性自我价值的认可。并且，“去家庭化”能更好的解除家庭养育责任对女性的束缚，缓解女性就业过程中来自于传统家庭责任的压力，处于更舒适的就业状态。

假设2：面对“去家庭化”的额外经济负担，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更倾向于回归家庭，直接消除该经济负担。

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一般学历较低，并且家庭传统养育观念相对较重，所以与其通过外出工作来填补选择社会养老服务而产生的家庭经济缺口，该类女性更倾向于放弃工作，直接在家承担传统的养育责任，维持以家庭为主的状态。

假设3：当“去家庭化”需要的经济成本在可接受范围内，“去家庭化”对女性就业意愿起正向推动作用。

如果政府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着力推进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进而降低了家庭经济承担者选择“去家庭化”所需承担的额外经济成本。选择就业的收入所得在扣除购买社会养老服务之外仍相对可观，并且能缓解就业过程中来自家庭责任的压力，这将使女性就业意愿更加强烈。

针对以上几点假设，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具体统计结果如下表：

由表4可看出，在面对“去家庭化”需要承担的额外经济负担时，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的确存在不同选择。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倾向于对就业意愿没有影响，而次要劳动力市场倾向于有影响。但是，值得注意，有25.1%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认为经济负担会影响其就业意愿，这说明处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并不意味着一定具有稳定的家庭经济基础。同样，有31.4%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女性仍然选择继续就业，这说明即使在低端劳动力中，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也逐渐弱化其影响。

表5显示，当“去家庭化”给家庭经济带来的额外负担在可承受范围内，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都会倾向于继续就业。但是，仍有28.4%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会选择不继续就业，其原因有“不认为服务价格能降到可承受范围内”，“不需要出钱享福”等，多集中于传统观念的限制以及对社会养老产业的价格预期不乐观。

表6可知，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认可不亲身承担照顾责任能有利于就业的高达93.7%，并且多指出没有过多家务负担能缓解工作过程中的身心压力。然而，次要劳动力市场有39.9%的女性与该观点相左，其中部分指出，承担照顾责任与工作同时进行并不会造成困扰，并且认为工作之余承担照顾事项的“理所当然”。

综上，由统计结果可看出，结果与上文假设基本相符。在关于“去家庭化”对女性就业意愿的影响中，经济收入和传统观念等其他因素也存在一定影响。但是无论主要或次要劳动力市场，去家庭化”的趋势会对处于就业状态的女性劳动力的就业意愿起积极推进作用。

4 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数据对“去家庭化”程度进行划分，结合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与问卷调查数据，探讨了人口老龄化现象对女性就业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对“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有一定正向影响，但是我国各地区政府对人口老龄化的应对措施滞后于老龄化趋势。“去家庭化”程度通过影响女性劳动力市场需求及就业意愿对女性就业产生影响。随着“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社会养老产业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缺口愈发扩大，而数据显示，各地区政府在引导女性劳动力进入该产业的措施并没有起到实质效果。另外，“去家庭化”对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劳动力的就业意愿都有一定积极的作用。虽然，传统家庭养老的观念依然存在，但是，“去家庭化”能缓解女性承担家庭劳务责任的压力，整体上利于女性在就业市场保持良好状态。故无论从缓解人口老龄化加剧造成的养老问题对社会稳定带来的压力，抑或解决产业升级过程中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政府都需要加强我国的“去家庭化”程度，推动社会养老产业的发展。

注释

1.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

2.例如Korpi（2000）的一般家庭支持、双薪家庭支持、市场取向的测量指标，Leitner（2003）的含蓄家庭主义和去家庭主义的测量指标。

3.数据来源：《老龄蓝皮书：中国老年宜居环境发展报告（2015）》

4.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ocioeconomic index，简称社经指数SEI）是美国社会学家邓肯（Duncan，1961）设计出的利用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来测量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其回归方程是：SEI=-6.0+0.59edu+0.55income（edu表示职业的平均受教育程度，income表示职业的平均收人）。

5.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最高的10个行业分别是：信息、咨询业；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水上运输业；综合技术服务业；食品、饮料、烟草和家庭用品批发业；文化艺术业；能源、材料和机械电子设备批发业；科学研究业；银行业和其他批发业。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最低的10个行业分别是：木材加工业；农林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其他交通运输业；仓储业；纺织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以及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参考文献

[1] 金雅昭，《福利国家的第四个世界？――基于“去家庭化”的东亚福利模式考察》，北京大学，2015。

[2] G・Esping Andersen，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3] 傅立叶：《从性别观点看台湾的国家福利体制》，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10年12月第八十期。

[4] 钟晓慧，《是“去家庭化”还是“再家庭化”》，载《深圳特区报》2013年5月28日第B11版。

作者简介

家庭养老的概念篇4

论文关键词：社区 社区养老保障

一、社区保障的定义

社区养老的社区服务，在国外一般称为老年人社区照顾。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提出了“在合适环境中养老”(aginginpiace)的理论，首先在英国推行社区老年照护服务fconununitycarefortheelderly)。自此后，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效仿，到20世纪80年代，已走向成熟。大多数学者从社会保障的角度为其进行定义。比较通俗的定义有：“社区保障就是社区承担的社会保障事务”；“社区保障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社会保障的执行层次”；“社区保障就是指社区的社会保障”；“社区保障就是社区组织自身为居民提供的各种保障”。有的学者认为“社区保障是根据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福利政策和居民的实际生活标准，以社区为单位，通过社区组织和社区居民的共同参与，为满足社区成员的物质文化生活，围绕各项社会福利事业和社区居民及特殊群体而开展的社会保障活动。”

以上定义从各个侧面揭示了社区保障的含义，由于角度不同，对社区保障的认识、界定也有所不同。笔者认为，社区保障这一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的社区保障是指社区组织承担的政府交办的各项社会保障管理与服务工作，以及社区组织通过优化社区资源专门为本社区居民提供的各项保障业务和服务。狭义上的社区保障专指社区组织通过优化社区资源为社区居民提供的各项保障业务和服务。因为社会保障作为一项强制性的社会制度，其责任主体是政府，而社区是一个群众性的自治组织，社区保障不具备社会保障所具有的强制性、互济性、社会性等特征，也不具备社会保障所具有的全部功能，如缺乏扩大内需功能、投融资功能等。所以，必须正确认识社区保障的含义及功能，以避免出现社区功能扩大化倾向，影响社区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总之，社区中的社会保障是本社区管理组织对社区内成员因各种自然和社会原因导致家庭生活贫困，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提供各种帮助，同时努力促进社区物质和文化生活质量不断改善的制度。

二、社区养老的特性

1．社区养老模式的功能全方位性

所谓养老功能的全方位性，就是满足老年人在养老过程中的各方面需要：(1)物质经济上的供养需要；(2)生活照料和护理上的需要；(3)精神支持的需要，包括情感上的慰藉、充实精神生活的娱乐和教育、老年生活调适的心理辅导、应激——应对社会支持等；(4)保护生命的需要，包括医疗服务和治病药物的使用。我国养老体系功能应兼具物质和精神两重性。老年人的养老生活有各种具体而特殊的需要，涉及医、食、住、行、乐、为、健、学。

2．社区养老的资源多元性

在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中，对老年人的经济奉养、生活照料和精神关怀由家庭提供，家庭是完成养老功能的资源所在；而社会养老模式的特点是社会提供养老资源。此两种模式的养老资源均是单元性的。与我国现今社会经济发展形态相适应的社区养老模式，其完成各方面养老功能的资源既来自个人、家庭，也来自社区、政府，因而是多元性的。养老体系的经济供养部分可包括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家庭供养、个人储蓄、自我供养几个层次；照料体系的构成也要涉及国家、社区、家庭和个人等多方面。社区今后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老年护理和照料功能。家庭作为老年人“长期生活的场所、一生的归宿和晚年的倚托”，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最符合其生活习惯和最感熟悉和安全的养老住所，而家庭成员则可以给予老年人他人难以替代的亲情关怀和精神慰藉，因此政府理应制定必要的政策、采取适当的措施，鼓励老年人居住在家中或在家庭式的环境中养老。

3．社区养老模式的功能体系的多层次性、开放性和优势互补性

社区养老模式满足各方面养老需要的功能载体可以是多层次、多种形式的。社区养老模式的“家”的概念，不再是仅由亲缘关系成员所组成的狭义的家庭概念，而是在生活功能上，扩展到其所处社区的广义的家庭的概念，在这样的社区——家庭环境中，社会人际关系层次更多，人际交往互动方式更为多样，更能满足人际互助与沟通的多元需要。老年人在这样的养老环境中更可能获得多层次的养老需求满足。因此，在社区养老模式中，家庭是主要的养老载体’一旦它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性的。居住条件好、子女照料较周到的老人在自己家中养老是社区养老；而居住条件差、子女照顾不好或是失去亲人的老人，由社区向他(她)提供具有家庭氛围的养老住所也应归属于社区养老的模式；另有一些自主性较强的老人，不愿麻烦或“连累”子女、亲人，而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前提下愿意住在设施良好的社区老年公寓中摆脱家务牵累、休闲养性、安度晚年，这也不失为一种合适的社区养老方式。本着社区养老模式以老人为中心的原则，在养老方式的选择上应尊重老年人自身的意见，根据老年人的价值观、自主性和生活自理能力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某种养老方式的择取不必固守不变，应该是动态发展的。从根本意义上应该确定的是，社区养老模式的“家”不是一个物理空间概念，而是具备人际关怀、情感交流，同时具备物质养老和精神养老条件的社会环境。

4．社区养老模式资源利用的充分性

社区养老较之机构养老，具有投资少、成本低、服务广、收益大、收费低、见效快的特点，能减轻机构养老服务的压力。1996年，美国人住养老院的老人数量仅为居家服务老人的十七分之一，但护理费用开支总额达到800亿美元，比居家老人的护理费用总额高出1．6倍。在上海，造一个设施条件较好的养老机构，平均每张床位的成本也在10万元左右，一个2、3百床位的养老机构，就意味着2、3千万元的投入，还不包括建成后运作费用的补贴。

三、现阶段我国社区养老保障的现状及问题

首先，社区养老保障缺乏系统性，根据国外的经验，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方案的实施，都是有中央和地方的密切配合，总会有相关的法律与制度的先行出台，这样一种新的制度和方案才会顺利地推行和实施，我国的社区养老保障还没有形成一种服务体系，还只是各自为政，一盘散沙，另外社区缺乏对养老保障的自，目前的社区仅是充当着政府管理居民的中介。

其次，对社区养老资金缺乏统一的管理，各地资金筹集方式各不相同，资金的来源不明确。大部分社区活动资金主要来源于街道每年有限的拨款，但资金很少用于老年服务，资金也不是专门拨给老年人的，在平等社区接受的退休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破产企业，对于这些退休人员，其生活来源主要是政府的补助，属于社会福利，由民政部门负责发放，另外社区中虽设立了募捐箱，很少有人捐款，即使是募捐到了资金，也要由社区上交给街道。

再次，对社区养老的准备不足，这主要包括：在认识方面，一是主管方对社区养老的认识，其还没有完全了解社区养老的含义，没有将社区与养老真正地结合起来，对民众缺乏必要的宣传，社区仅是一个自治组织，社区养老是由社区的养老院负责，而一般养老院是要收费的，社区派往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只是起到一个把握政策方向，作为养老院与政府联系的桥梁而己，二是群众对社区养老的认识，很多人对社区养老的概念感到陌生；在组织管理方面，既缺乏法律、制度方面的保障，也没有具体的管理和实施的部门，组织乏力、制度缺失，很多社区对辖区内的老年人缺乏统计与了解，对于接受的退休人员也只是对其来去负责登记而己；在基础设施方面，快速增加的老年人口和老年人口高龄化，对老年生活服务、健康维护、老年文化、娱乐健身、家庭照料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不再仅仅局限于对老年人物质生活的满足，还包括精神方面的满足，很多社区缺少老年人活动的场所和设施，例如平等社区虽然拥有一个200平方米的活动室，但室内缺乏活动设施，图书阅览室的书籍也比较单一，而且缺乏为老年人提供的单独的、适合老年人特点的活动场所及设施。

四、加强和完善我国城市居家养老社区服务的建议

在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今天，国家还无力包办老年服务事业，也不可能指望完全由老年人自己购买服务。因而采取由政府和社会力量相结合的方式，在社区开展居家养老服务是切实可行的途径。针对目前社区在居家养老服务中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需要通过合理设计予以改善。

1．改善居家养老的观念

1．1通过新闻媒体等渠道大力宣扬健康向上的养老方式，引导老年人树立积极的养老观念，为提高自己的晚年生活质量而妥善应对生活中所发生的事。社区与老年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可以在社区广播中或在各小区的宣传窗中多增添一些关于积极、健康养老的知识栏目和真实的事例教育内容，让老年人受到潜移默化的感染，以乐观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

1．2“激活”老年人的社会交往。这里的“社台交往”指广义的老年人参与的各种社会活动，包括劳动就业、文化学习、文体活动等凡是涉及“交往”的活动。老年人口可以通过各种社会交往增强运动，或者通过交往和运动寻求新的平衡，社会交往是增进老年人身心健康和延长健康期的得力之举。社区应在了解老年人社会交往偏好的基础上为老年人提供科学引导，并注意发挥老年人自身在各种社会交往活动中的组织和管理作用，让老年人认识到‘自己的潜能，以更加自信、积极的态度去生活。

1．3培养老年人对居家养老社区服务的认同感和服务资源利用的自主性。居家养老社区服务的顺利开展，首先需要得到受惠老年群体的认可。社区工作人员要经常与老年人进行沟通，帮助他们了解社区，使老年人形成一定的社区责任感。同时，要帮助老年人充分了解社区为老服务，使他们能切实根据自己的意愿和需要，，更如有效地利用好社区所提供的居家养老服务。

2．加强居家养老社区服务的人力资源建设

人力资源是推动老年福利事业发展的基本因素。一个完整、充实的居家养老社区服务，人员配置应由正规照顾人员与非正规照顾人员进行合理搭配，应是在专业人员指导下的综合福利服务。

2．1做好老年人家属的教育和培训工作

社区服务的开展离不开老年人家庭成员的基础性支持。一般来讲，老年人的配偶和子女是老年人最熟悉和最愿意依赖的人，且他们也最了解自己家中的老年人。因此，首先要对老年人的家属进行简单的培训，帮助他们进一步了解老年人的特点和需要，并掌握照料老年人的基本知识，使他们尽自己所能，关心自己家中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心理健康，积极支持老年人利用好居家养老的社区服务。

2．2提高社区管理和服务工作者的专业化水平

应从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中选拔优秀人才领导社区老年工作，并引入其他各行业的人员从事社区老年管理工作。同时吸纳更多的热爱老年服务事业的人进入社区为老服务行业，对他们开展正规的专业化培训，培养他们对为老服务事业的正确态度，加强对老年人特点的了解，理论和实物操作均合格后发给其为老服务专业资格证书产．在手式上中煎产可安排一段时间的试用期，根据他们的实际工作效果和老年人的反映对其进行进一步的资格认定。加强反馈监督制度的执行，杜绝形式主义。适当提高社区管理工作者和服务工作者的待遇，尊重和重视他们的工作，呼吁其他社会组织和居民的协助与配合，共同做好居家养老服务工作。

2．3发挥好志愿者的作用

居家养孝的社区平务再作除了专业工作人员之外，还应有相应的志愿者服务队伍作为支撑，通过组织成“老年服务小组”、“送温暖小组”等为老年人提供综合性的福利服务。也可以鼓励健康的低龄老年人组建自己的志愿者队伍，为高龄老人、孤寡老人等其他有困难的老年人提供帮助，增进社区老年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助。

3-完善社区服务，推进社区服务业产业化发展

社区服务业是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发展需求而发展起来的一项新兴产业，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因而要改变我国目前的社区服务杂乱无序的状态，必须坚持规划与市场导向相结合，建立科学规划、合理建设的社区服务建设体制。实行行业准人和认证制度，建立规范有序的社区服务管理机制。美国前老年学会主席舒尔茨在谈到社区在养老中的作用时总结了以下几点：

3．1开展社区的上门服务与邻里互助让长期照顾老人的家庭和亲属有喘息的机会；

3．2由社区成立托老所和老人俱乐部等组织；

3．3对老人的亲属提供培训，传授照顾的技巧与技能；

3．4组织受到专门训练的咨询人员给照顾老人的家庭以指导。

结语

家庭养老的概念篇5

家庭是儿童社会化最重要的基地。不良的家庭环境和错误的教养方式，往往会使儿童学业失败、品德错误和行为异常，并对其社会性发展产生消极作用。研究表明，儿童青少年学习不良、行为、违法犯罪行为和家庭资源．家庭教育气氛、父母教养方式和心理环境等密切相关。同时，父母对孩子学习行为的管理、教育子女的方式以及教育方式的一致性等因素也会显著影响学习不良儿童的学习进步。这里，我们将通过学习不良儿童与一般儿童家庭心理环境、父母教养方式的比较，探索造成学习不良现象的家庭成因，并进一步分析这些家庭资源对学习不良儿童社会交往、自我概念和社会行为等的影响，从而为提高学习不良儿童社会性发展水平提供根据。

2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根据学习不良儿童和一般儿童的入组标准，从2308名来自四所小学、二所普通中学的儿童10--15岁）中抽取学习不良儿童211名，一般儿童218名。并按年级编为5个组，会计实测被试为429名。2.2研究工具

在深入调查研究和访谈研究的基础上，广泛参阅国内外同类研究，选用、修订那些已被证明为有效\可靠的研究工具，将其汇总成本研究使用的问卷。测量内容包括：被试的家庭心理环境、父母教养方式和被试的社会性发展状况。通过考察研究中施测得到的所有同质性信度CronbachAlpha值,选择同质性信度在0．6以上的维度作为本研究将要探讨的内容。2．3研究步骤

在广泛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和深入中小学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

修改测量工具，汇总成本研究的测量问卷。以学校为单位，班级为单元．集体施测的方式收集数据，采用SPSS／PC＋3．l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管理和统计分析。3研究结果与分析3．1学习不良儿童与一般儿童家庭心理环境,父母教养方式的比较3．1．1学习不良儿童与一般儿童的家庭心理环境

家庭心理环境是家庭资源的一个子系统。。本研究选择的家庭心理环境包括父母教育态度、父母期望和父母关系状况。

一般儿童比学习不良儿童具有更好的家庭心理环境，且两者分别在P<.＃5和P＜．001水平上表现出显著差异。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字习不良儿童更多地生活在父母关系紧张的家庭中。在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上，父母更多的是指责批评．往往是母亲护着孩子．而父亲则严格要求。这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3．1．2学习不良儿童与一般儿童的父母教养方式

从学校教育实践中观察到，儿童的社会性发展与父母教养方式密切相关.

学习不良儿童与一般儿童在父母教养方式上有很大差异（P＜．001）。虽然现在的学习不良儿童大多数是独生子女，父母照应对其宠爱有加，但由于孩子本身学习不良，父母觉得“望子成龙”有可能成为泡影，因而对孩子的情感投资相对减少，而多代之以惩罚、干涉和拒绝否认的教养方式，这又反过来加剧了孩子的学习不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3．2家庭心理环境与学习不良儿童的社会性发展3。2．1家庭心理环境与学习不良儿童的社会交往

从学校教育实践中我们知道，家庭心理环境会影响学习不良儿童的社会交往。

a）父母教育态度、父母期望和父母关系影响学习不良儿童亲子关系中的亲子依恋程度，且均在P<．05和P＜．01水平表现出显著的作用。b）父母教育态度、父母期望和父母关系对学习不良儿童条子关系中的父母监控维度有较大影响（P＜．O5和P＜．01）。父母教育态度一致和期望较高，必然增加对孩子学习、生活上的关心，即监控程度提高．C）父母教育态度、父母期望和父母关系对师生关系有一定影响（P<.05和P＜．o1）。父母教育态度一致、父母期望高、父母关系好，当然会使学习不良儿童与老师的关系有所改善，这就是为什么强调家庭教育要和学校教育协调一致的重要依据。3．2．2家庭心理环境与学习不良儿童的自我概念

自我概念，作为学习不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内部动因，是在家庭背景下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才对其社会性发展发挥作用的。父母教育态度与学习不良儿童自我概念发展关系较为密切。父母对学习不良儿童教育态度一致性的程度,影响其对自己生理特征\道德伦理价值观\自我能力\自我形象和作为家庭成员的胜利感\与人交往的价值感\自我信任感等的理解,其结果是接纳或拒绝自己。b）父母夫系与学习不良儿重自我概念的发展有一定联系（P＜，O5或P＜．OI）。C）从总体上考察，父母期望的高低，对学习不良儿童自我概念的发展产生某些影响，主要反映在自我概念的心理自我、社会自我、自我行动和自我总分等维度上。3．2．3家庭心理环境与学习不良儿童的社会行为

父母期望与学习不良儿童行为问题有一定关系,且几乎都在P＜．O5或P＜．01水平显著相关，即父母对其期望的高底．将会影啊学习不良儿童违纪、不成熟、焦虑感和攻击性等行为问题出现的频率。3．3父母教养方式与学习不良儿童的社会性发展3.3.1父母教养方式与学习不良儿童的社会往

在亲子关系上，父母不同的教养方式对亲子关系由直接的影响且几乎都在P<.O5或P<．01上达到显著水平。师生关系与父母不同的教养方式有较大的关系，并在P<.01水平上相关显著。总之，不同的父母教养方式，会对学习不良儿童的社会交往产生不同的影响.3．3．2父母教养方式与学习不良儿童的自我概念

父母教养方式与儿童心理发展有密切联系，对学习不良儿重自我概念的发展更是如此。a）父母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与学习不良儿童的自我概念发展密切相关（P＜．OI）。父母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有利于促进学习不良儿童自我概念在各个维度上的发展。b）父母惩罚严厉、过分干涉和拒绝否认的教养方式，对学习不良儿童自我慨念发展有较大消极影响（P＜．01）。父母教养方式是决定学习不良儿童自我概念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

3.3.3父母教养方式与学习不良儿童的社会行为

家庭养老的概念篇6

共同体意识与社会互助

东方共同体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是相对立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观。《礼记·礼云》篇中的“大同社会”、《论语·里仁》篇中的“里仁”、《孟子·滕文公》中以井田制为基础的村落共同体，都是儒家文化所推崇的理想社会模式。

与西方自由主义人生观和社会观不同，儒家文化注重人际关系，把个人视为与共同体不能分离的有机体。人就是关系，关系就是人的存在方式，人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确认自身的存在，才能生存和发展。儒家思想中，“我”融合于共同体中，共同体与“我”共存，“我们”的观念优先于“我”的意识。这样的人际关系，难以形成像西方自由主义所设定的“绝对个人”的概念。反映儒家文化的共同体意识，从东亚国家和地区广泛流行的“乡约”、“契会”和“互助组”中可见一斑。而这样的人际关系则难以形成西方自由主义“绝对个人”的概念。

“乡约”是以“净化”、“德化”、“教化”为宗旨的自治规约。乡约的目的是惩恶扬善、相扶相助。乡约源于中国，后又广泛流传于朝鲜高丽时代。乡约的四大宗旨和共同特征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其中的“患难相恤”与现代社会福利密切相关：村民在遇到水火之灾、偷盗之难、疾病之痛、丧亲之悲、孤弱无助、诬枉之害、贫困之苦等“患难”时，乡约为其提供精神和物质上的援助，体现了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互助行为和思想。

“契会”是曾经在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家广为流行的民间亲睦团体，韩国至今还存在这种组织。契会在乡村开展公共服务、相扶相助、金融合作等活动。如婚丧嫁娶中互相帮助的“婚丧契会”、亲戚合作祭祀祖先、促进亲情的“宗契”，在同一单位工作的劳动者应对疾病或不幸而互帮互助的“劳动契”等都是典型以相扶相助为目的的契会典型。这些契会能够帮助会员应对因突发事件而陷入的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困境，减轻其负担，某种意义上起到了社会福利的功能。

“互助会”是在农忙时节村民共同劳动的合作组织。朝鲜时代，互助会在农村流行较广，是为了克服小农经营的局限性而发展起来的组织，反映了农民的创新性和自主性。互助会对孤寡或病弱者家庭无偿提供生产服务。

乡约、契会和互助会中隐含着人的尊严、家庭主义价值、对儿童的保护、对老弱病残者的照顾、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责任心、同甘共苦与团结一致的精神以及互帮互助的境界，这些正是形成社会福利理念的文化背景。

家庭中心主义与家庭保障

东亚地区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从人们的价值观到行为方式，家庭始终作为重要因素发挥着作用。与西方“独立的自我意识和对自我负责”的社会不同，东亚社会强调家庭纽带和家族中的等级与从属关系。家庭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个人的价值观，同时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般原则通过具体的生活方式得以传承。

东亚地区的家庭中心主义源于儒家的世界观。与自由主义对宇宙秩序和人类存在的理解不同，家庭中心主义认为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人不能独立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依据长幼顺序形成。这种人际关系的原理扩大到外部社会的组织中，因而东亚人在单位所体验的社会关系与家庭中经历的长幼关系相类似。家庭主义通过“我们”的命运共同体，把稳定的关系和平等的分配合理化。现代化的东亚社会，这种家庭中心主义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得到加强。

儒家文化强调家庭主义，意味着在社会福利中弱化政府责任，强化家庭作用，因而可以诱导人们减少对国家的福利期待，形成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福利体制。现代工业社会，仅靠家庭自身的力量难以实现养儿育女、照顾老人的功能，同时，家庭对照顾和抚养方面不具备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因此应该不断开发为家庭提供服务的福利项目。社会福利制度在设计上，应把家庭的抚养功能和公共部门的支援项目结合起来，及时消解家庭面临的压力和困境，进而更好发挥家庭的保障功能。

“孝”思想与老年保障

“孝”是孝敬父母、尊敬老人的一种理念，是对父母及老人尽义务、献爱心的一种原则。在孝的观念中，尤其强调对父母的尊敬、对父母要报恩、要尽赡养父母的责任和义务。现代社会，虽然老人的权威比以前有所下降， 但尊敬老人依然是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传统、社会风气和社会规范。这种特点反映在韩国人的日常生活中， 如对老人使用敬语，社区里设有敬老堂和老年会馆， 社区定期组织敬老宴。日本也保持着尊敬老人、孝敬父母的传统，国家开展多种多样的老人福利事业，营造尊老敬老的社会氛围。在引入市场经济的中国，在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健全的条件下，十分强调家庭的保障功能，尤其强调家庭对老人的供养义务。

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家庭承担着照顾和赡养老人的责任，而女性则是照护老人的主要承担者。在现代社会，父母与子女因地理上的间隔，两者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得相对较弱。女性参与经济活动比例的提高，使家庭的照护功能进一步减弱，这种弱化现象恰恰需要依靠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加以缓解。

家庭养老的概念篇7

摘要：进入21 世纪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象日趋严重。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就要求我们积极探索新的养老模式来弥补养老现状的不足。笔者主要从我国养老保障的问题及现状入手，以城市“以房养老”新试点的试行工作为出发点，从政府的角度出发，探讨城市“以房养老”的养老模式的合理性，讨论政府在这一模式施行中的角色定位。

关键词 ：以房养老；养老模式；政府角色

中国社会的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使得养老问题日渐成为整个社会所关注的重点，如何解决好养老问题也成为社会工作的重中之重。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养老方式也在不断地取得进步，不再仅仅局限于“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模式，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的方式已经逐渐发展起来。要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对养老保障工作的要求，就需要积极探寻新的养老模式。这对于做好我国的养老工作，保障老年人的基本权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以房养老”相关理论概述及老年问题现状分析

1.以房养老

“以房养老”在概念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以房养老”是指运用任何方式使得老年人利用自己所拥有的房子来取得养老生活费用的做法。在此，我们主要讨论狭义的概念。以房养老，又称“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是一种将老年人拥有产权的住房抵押给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经过相关第三方评估之后，按一定期限发放给老年人相应的费用来负担养老，同时投保人仍旧保留房产居住权的一种新型养老模式。

2.我国的养老现状分析

⑴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根据《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为136072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68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20243 万人，占总人口的14.9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3161万人，占总人口的9.70%。我国人口老龄化已经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不仅仅关系到中国自身，更是关系到世界老龄化进程的重大问题。

⑵我国养老现状分析。中国处于这样一个“未富先老”的社会现实情况下，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方面即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同时也存在很多的不足。

首先，家庭养老压力增大。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也让中国的家庭结构逐步变成了“4-2-1”的家庭结构。这样的家庭结构，让一对夫妇同时负担起赡养四位老人和抚养一个儿童的义务。随着现代社会住房成本、教育成本、医疗成本等基本生活保障的支出不断提高，加大了传统家庭养老的压力。

其次，养老模式单一，社会化程度低。中国的养老模式，一直以传统的家庭养老为主。近年来，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不断发展起来，但仍有很大的不足，占主体地位的依旧是家庭养老。根据《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年末全国各类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机构4.7万个，床位509.4万张，收养救助各类人员310.0 万人。其中，养老服务机构4.3 万个，床位474.6 万张，收留抚养各类人员294.3万人。”这样的供养比例，与中国庞大的老年人口数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不能满足社会对养老的需求。

⑶“以房养老”试点执行。2013 年9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网站公布由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工作。

2014年6月23日，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关于开展以房养老试点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自2014 年7 月1 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武汉四地试点开展‘以房养老’新模式。”目前，“以房养老”试点城市已经在这四个城市落地，这就意味着在国外已经非常成熟的“以房养老”模式，将在国内有计划地规范发展起来；养老渠道的拓宽有望取得新的进展，不再仅仅依靠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和社会养老。

二、“以房养老”政策的障碍分析

“以房养老”作为一个在中国社会新兴的事物，其在中国社会的推广和接受程度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在中国社会的现实条件下，住房反向抵押模式在中国的推行会遭遇一定的限制。

1.观念陈旧

对于新事物，要想获得人们的认可，首要的障碍就是观念问题。自古以来，中国人信奉的就是“养儿防老”，这一观念在人们的意识中根深蒂固。另外一个深入人心的观念就是“遗产意识”。现下房产作为生活中一笔价值较大的有形资产，多数人愿意选择将其留给子孙后代，而不愿贸然将房产抵押出去。这一观念，在短期内很难获得转变。

2.房产估值困难

“以房养老”最大的风险是来自于中国市场上难以预测的房价，使得保险公司的顾虑比较多。对于保险公司来说，作为营利性金融机构，最担心的就是房价下跌问题。在“以房养老”政策中，对房产的合理估值问题至关重要。

首先，对于房价的估值问题，用什么样方法进行评估有待进一步商榷。对于房价的估值是运用公允价值、重置成本还是现值法计量就存在一定的争议。其次，作为第三方的房地产估值机构要对房产价值进行评估，其评估体系是否完善，评估结果是否具有权威性、合法性，是否能得到投保人的认可，都对政策实施有一定的影响。最后，房价的未来走向难以准确预测。尤其在中小城市，房价弹性变化比较明显。

3.70 年产权问题

在我国法律规定中，“土地使用权”与“房产产权”是不同的概念。

1990年5月19日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按下列用途确定：住宅用地，全国统一执行的土地使用年限为70年。其中，土地使用年限是从开发商取得该地块的土地使用证之日开始计算，即国家首次出让该地块的时间。

人们对于私人住宅只有至多70年的产权期限，会让房产的实际价值大打折扣。即使人们进入老年期想要将房产抵押时，其所有的房产的使用年限已经不多，尤其当其身故时，房产的使用年限更是所剩无几。对于保险机构或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说，一方面金融机构所能承受的给付能力很有限；另一方面金融保险机构或银行要依靠被抵押的房产所剩下的使用年限来补偿已支付的养老成本，面临的风险也会更大。

4.相关政策以及行业规范滞后

“以房养老”的实施，需要一个公开、公正的法制环境为依托。因为，这一模式牵涉到房地产业、金融业、社会保障、保险业及相关政府部门，其对运作质量的要求相当高，大面积推广需要各方的共同协调和配合。①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仍在不断的完善过程中，制度规范环境还不够完善，基础配套措施发展滞后。

金融企业作为营利性的组织，它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获利。因而为了规避风险，对于参加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投保群体设置的门槛过高。例如养老人本人须年满55岁，累计贷款金额最高不超过所抵押住房评估价值的60%，且每月实际支付养老金额不超过2万元，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10年等等。设置如此高的门槛，使得真正可以享受“以房养老”的群体缩小，不利于这一模式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推广。

五、“以房养老”政策实行中政府角色的探讨

开展“以房养老”的养老新模式，对于中国严重的养老现实压力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这并不能弱化政府的养老责任。在我国，政府作为社会保障方面的必然的责任主体，应该深层次介入到这一模式的实施中。

1.新的养老观念以及理财观念的倡导者

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在美国发展得最成功，很大原因归结于美国政府在推出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之前成立了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性组织--国家住房资产价值转换中心，专门向老年人进行宣传和推广住房反向抵押贷款项目，促使该产品能迅速被广大民众所接受。②

作为最具影响力的组织，政府有必要做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倡导者。既可以借鉴美国模式，开办一个专门的机构宣传这一项目，也可以通过新闻媒体、基层活动等方式，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动新的养老观念以及理财观念的传播，让更多的家庭、老年群体对“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中所包含的自我养老的观念、“以房换钱”的理财观念有一个新的了解，进一步打开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国内市场。

2.相关方面支持政策的提供者

养老保障，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社会性问题，就需要政府机构的政策支持。

70年产权期限的限制问题，政府可以对参保房产实行相对的政策倾斜：参加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保险的房产适当的政策照顾：（1）根据房产的实际情况适当延长一定的使用年限，地段良好盈利能力高的房产的延长年限可以适度低于地段稍差盈利能力较差的房产；（2）根据老年人的预期确定适当的延长年限，预期寿命长的老年人所有的房产的延长期限长于预期寿命短的老年人；（3）根据老年人的实际寿命以及房产参保年限确定适当的延长年限，老年人的实际生命较长，相应的房产的参保年限也会比较长，因而就需要延长房产产权的期限。

3.信用担保的提供者

我国政府具有较强的公信力，政府信用有比较可靠的保证，担保的程度也比较高。以政府信用来为保险公司以及银行等金融保险机构提供担保，为金融机构建立有力可行的风险转移机制。政府可以设立专门的运作机构，在贷款合同到期时，为金融企业在房产变现收入低于其所支付的养老成本的部分进行全额或者部分补偿，从而增强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也提高投保者对保险机构的信任程度。

4.行业规范的监督者

新的养老产品的顺利进行，需要相关部门完善相应的行业规范。这就需要民政局、房产局、人社局与金融保险机构等多个部门通力合作，在跟踪分析试点情况的基础上，完善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相关制度。

首先，需要明确保险产品的市场定价机制，合理设计保险产品，对养老金的给付额度、给付期限、给付方式等进行合理规划。依据我国老年问题的特殊性，同时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建立灵活多样的投保方式以供投保人选择。

其次，健全房产价值评估机制，对房产进行合理的估价；对作为第三方的房地产价值评估机构，制定严格的信用等级评定制度，使其所提供的评估结果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与合法性；完善金融贷款制度以及担保责任制，同时健全投保者的个人信用系统，建立公开、公正、合理的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养老操作体系。

“以房养老”作为我国创新养老方式的发展，对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养老保障作为一个公共性的社会问题，必然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我国政府应该积极深入这一模式的实行，结合实际情况，很好的规范“以房养老”具体实行策略，更好的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

引文注释

①钱丽娜“. 以房养老”在我国的困境及对策研究[J].改革与开放,2014(11):82-83.

②赵慧.我国以房养老问题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3.

家庭养老的概念篇8

关键词：老龄化；空巣老人；养老

“空巢老人”从字面上来看是由“空巢”和“老人”组成。一般来说，“老人”是指60岁或65岁以上的人，这一概念相对比较明确。对于“空巢”来说，有一定的分歧。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的赵芳与许芸在《城市空巢老人生活状况和社会支持体系分析》一文中大部分学者将其界定为无子女或虽有子女，但子女长大后离开老人另立门户，剩下老年人独自居住的家庭。还有一种概念是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李锋清的《老龄化趋势下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保障思考》所指出的子女长大成人从父母家庭中相继分离出去后，只剩下老年一代人（单身或夫妇两个人）独自生活的家庭。两种观点主要的不同在于是否把无子女的家庭即丁克家庭也纳入到“空巢家庭”的范围之中。

1、农村空巢老人养老现状探究

1.1社会结构的变化

（一）城镇化进程加速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发的现代社会转型。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大量流动，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客观上导致了农村空巢家庭增多。农村城镇化使城镇聚集了部分农家子女，导致老人和子女分住农村和城镇两地，而且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这一分化进程还会加快。大批的青壮年劳动力涌向城市，老年人则滞留农村，这种发展趋势的加速客观上导致了农村空巢老年人家庭比例上升，从而导致了空巢老人的出现。

（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

21世纪，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将进一步加快，人口高龄化趋势将明显加剧。“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得知，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

1.2家庭结构的变化

家庭是以婚姻为基础、以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生活基本单位，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的缩影。家庭结构可分为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合家庭和其他家庭等类型。“核心家庭是由一对夫妇和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主干家庭又称扩大的核心家庭，是指由父母和一对已婚子女及未婚兄弟姐妹组成的家庭；联合家庭是指至少有两对或两对以上同代夫妇及其未婚子女所组成的兄弟姐妹不分家的家庭”。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原来多子女的家庭现象已经变得越来越稀少，特别是80后、90后的独生子女成长起来之后，已经改变了原有的家庭结构，原有的那种兄弟姐妹在一家生活的家庭已经愈来愈少。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家庭结构的主要模式是主干家庭，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逐步发展，核心家庭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多，家庭向小型化的趋势发展。“《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料表明，我国家庭户的规模仍保持缩小的趋势，家庭户的平均人数由1982年的4.51人降到1990年的3.97人，8年减少11.97%；到1999年.家庭户规模又降为3.58人，1990--1999年的10年间降低了9.82%。从城乡差别来看，1999年我国城镇家庭规模为3.24人，农村家庭规模为3.80人，与1982年相比，城镇家庭减少了O.71人；农村家庭减少了O.77人，农村家庭规模的缩小幅度大于城镇”。

1.3思想观念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外交流的增多，人们的一些思维观念、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是青壮年西方思想化的转变，西方思想直接影响着年轻一代，“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观念束缚已彻底打破。农村年轻子女纷纷外出工作或学习，从而导致了大量农村老年人留守空巢的情况；另一方面是老年人思想的转变，过去老年人往往以“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的大家庭为荣，而如今很多老年人的观念发生了改变：有些老年人不愿意给子女当“保姆”、带小孩、做家务等。经济上能够独立自主、精神生活较为丰富、身体状况较好的老人希望独立生活，在晚年拥有更多的空间和自由；有的则是为了减轻子女的负担，他们也主动选择“独居”。从而促使了农村空巢老人的进一步加剧。

1.4城乡生活的差异

其实城乡生活的差异也是产生农村空巢老人的又一个原因。随着社会压力的增大，现在许多年青人在学习和工作的过程中对父母的照过多多少少的会感到力不从心，特别是对多生子女这样的家庭，既要照过双方的父母，还要照过自己的子女，生活压力很大。所以，对父母的照料难以向过去那样的细心和周到。有的子女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希望自己可以把父母接到身边，这样可以方便照料。但是由于一些农村老人习惯了原有的乡村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不适应城市新环境的生活，也不愿意在离开农村到城市去生活。

2、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模式的选择

农村老人的养老模式有多种选择，有个人自养、家庭养老、社区养老、社会养老等多种方式。

（1）家庭养老模式。家庭保障在中国农村沿袭已久，一直是解决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主要途径。然而，许多人对家庭能否继续承担起养老功能表示怀疑。“杨连专指出，现代社会人口流动越来越快，大量农村的年轻人进城打工，迫于岗位的竞争压力，忙于工作和事业，使他们无暇顾及老年父母”。

（2）社区养老模式。有人认为，“集体供养方式取决于集体的经济状况，在集体经济被削弱、集体组织涣散的农村地区，集体供养制度难以保证被供养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一些人认为“虽然我国农村目前尚不具备实行社会化保障的条件，然而由于我国农村社区具有互助传统、原有社会保障制度遗留有一定制度基础以及农村社区经济有了巨大发展，在农村建立社区保障模式具有可行性”。

（3）社会养老模式。有人认为，“社会养老保障虽是今后发展的方向，但对今后一、二十年内要进入老年期的老人发挥不了太大作用”。徐勤从农村家庭养老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出发认为从长远来看，应大力发展农村社会养老。她认为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是养老制度的两个方面，一方的削弱应以另一方的增强为前提。在家庭供养资源减少，供养力下降，传统家庭养老受到前所未有挑战的形势下，只有发展社会养老才是解决家庭养老问题的根本途径。

（4）个人养老模式。穆光宗认为，在农村有相当比例的老年人到了晚年仍然继续劳动，老年人自养一直是农村养老保障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有人认为中国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使老年期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自养的可能性将随老年人年龄增大而逐渐消失。

3、我国现有的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模式存在的问题

社区养老是指集体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乡村或乡镇组织对一定的区域范围内的老年人进行赡养的一种养老模式。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社区供养主要是为解决无经济来源、无法定赡养人、无生活自理能力“三无”老人以及鳏寡残疾人员的养老问题而建立的“五保”和敬老院保障制度，养老对象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社区供养方式取决于集体的经济状况，在集体经济被削弱、集体组织涣散的农村地区，集体供养制度难以保证农村老年人的养老质量，社区养老在农村广大地区难以施行。

社会养老是指在较大的区域范围内，依靠全社会成员或者某些经济实体的力量实现养老责任共担的养老保障机制。然而，就现实情况而言，我国人口基数大，底子薄，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在农村地区的推广社会养老的时机还不成熟，特别是在欠发达的农村地区，社会养老更是难以施行。

个人自养要以充足的经济实力作为保证。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虽然农村老年人仍从事一定农活，但经济收入极其有限。自我养老也面临很大的收入不确定性，难以化解农村空巢老人生活中各种意外风险。

4、现阶段适合的理性养老模式——“居家养老”模式

从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考虑，以及上文对几种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模式的比较分析和三个方面剖析我国农村空巢老人养老问题的办法，提出适合于我国现阶段的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模式——居家养老。

（一）居家养老

居家养老是由西方国家首先提出的，居家养老服务，是指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以专业化服务为依靠，为居住在家的老年人提供以解决日常生活困难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化服务，其形式主要有两种：由经过专业培训的服务人员上门为老年人开展照料服务；在社区创办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为老年人提供日托服务。

“居家养老是在个人、家庭、社区和国家基础之上的，它是以居家养老为形式，以社区养老网络为基础，以国家制度政策法律管理为保证，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一种养老模式”。陈军认为，“居家养老是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有机结合。基本内容是：劳务养老由社会承担，精神生活养老由家庭承担，物质方面养老由国家、集体和个人共同承担”。它“既不同于传统的家庭养老，也不同于社会养老，是两种养老模式的有机结合”。

在居家养老模式中，家庭是养老的主要载体，但它不是封闭而是开放的.“居家养老"模式相对过去传统的“家庭养老”而言，虽只有一字之差，却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它把社会化的为老服务引入家庭，是对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的补充与创新。“从根本意义上说，居家养老模式中的‘家’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的空间概念，而是既具备人际关怀、情感交流，同时又具备物质养老和精神养老的社会环境”。

（二）居家养老的可行性

（1）居家养老服务适合我国国情

“我国已经进入快速老龄化阶段，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53亿，超过总人口的1l%以上，今后每年平均还要纯增600万左右。农村地区纯老户（空巢户）占38.3%且呈不断增加之势”。居家养老服务符合我国“未富先老”的社会特点。我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还不够发达、物质条件尚不充裕的情况下到来的，因此，单靠政府的力量来发展养老福利事业是不现实的。居家养老服务与机构养老服务相比，具有成本较低、覆盖面广、服务方式灵活等诸多优点，它可以用较小的成本满足老年人的服务需求。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居家养老服务，可以让一部分家庭经济有困难但又有养老服务需求的老年人得到精心照料，从而对稳固家庭、稳定社会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

（2）有效利用社会资源

居家养老是合理配置养老资源，充分发挥资源效益的有效途径。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基本国情，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单靠政府包办养老事业是不现实、行不通的。通过民办公助等方式，政府资助民间力量建设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购买服务、补贴老人，为农村空巢老年人提供形式多样的社会化服务，可确保政府资源的合理使用和有效利用。

（3）有效降低社会养老成本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由于大部农村家庭贫困，没有能力为其老人进入社会福利院养老提供条件。而农村空巢家庭的增多也使得国家必须投入更多的财力来保障老年人的生活和养老。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社会的开支在国家和地方总的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从而减少了社会积累，给经济发展带来较大的压力。居家养老模式一方面通过由家庭子女提供经济供养可以把养老的经济压力分散到每个家庭，减轻国家的养老负担，另一方面通过由社区和社会帮助家庭成员为在家里居住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和文化娱乐、精神慰藉等方面服务，可以让家庭经济有困难但又有养老服务需求的农村空巢老人得到精心照料，对家庭稳固和社会的稳定也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