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消费论文范文

家庭消费论文范文第1篇

数据样本和分析变量

本文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两部分，第一部分来自1995年与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naHouse-holdIncomeProject，CHIP)，第二部分来自国家统计局在2008年与2009年北京奥尔多投资咨询中心与国家统计局合作进行的“中国城镇居民经济状况与心态调查”项目。四年的数据前后跨度为14年，可以对我国城镇家庭的消费状况进行多期比较，四年的调查数据均提供有关住户收入、消费及住户特征的详细信息。“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CHIP)数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于1995年、2002年进行的全国调查中的中国农村和城市居民家庭收入分配调查得到的①。该调查项目收集了详细的中国城镇与农村的家庭与个人信息，包括家庭收入与支出、人口学特征以及工作与就业情况。1995年城镇家庭调查的省份包括北京、山西、辽宁、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广东、四川、云南、甘肃这11个省(市、自治区)的城镇，调查了6931户城镇家庭的21696位居民;2002年城镇家庭调查涵盖了1995年调查的全部地区，在此基础上增加了重庆，调查了6835个城镇家庭的20632户居民，这构成了本文1995年与2002年城镇家庭消费的分析样本。“中国城镇居民经济状况与心态调查”是由国家统计局在2009年7－8月与北京奥尔多中心合作完成的，该调查访问了北京、辽宁、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江西、江苏、广东、海南、四川、甘肃这12个省级行政区的41个市(区、县)①的5056名城镇居民家庭的户主，详细调查了他们的家庭经济金融、住户特征与家庭收支状况。随后，该项目根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1月起执行的《城镇住户调查方案》中“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调查”的消费项目，通过对所调查家庭住户的追踪访问，取得了5056个城镇家庭中的4008户家庭(11476位居民)2008年家庭各项消费的数据，并取得了5056个家庭(14295位居民)2009年的家庭各项消费的数据，这构成了本文2008年与2009年分析的样本。由于“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调查”与“中国城镇居民经济状况与心态调查”均是以家庭作为消费单位的进行数据收集的，以家庭为测度单位的缺陷是没有考虑家庭规模的差异，因此本文对消费不平等的测度均采用人均消费;同时，由于我国地区间价格水平差异很大，因而收入和消费额的实际购买力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这通常会导致高估不平等水平，为了控制这种影响，实现各期城镇家庭消费状况的比较，我们以2009年中国各城镇物价水平为基础，采用Brandt等(2006)［8］根据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数据计算的全国各省的城镇消费价格指数，调整1995年、2002年与2008年的我国城镇家庭消费支出。

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一般来说，家庭消费主要取决于家庭的收入水平，这里我们给出了家庭人均收入②的各项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对家庭人均收入与消费的不平等状况进行比较，1995年、2002年、2008年与2009四年调整后的城镇家庭人均收入与消费情况如下。从表1对我国城镇家庭人均消费与收入的统计分析来看，1995年、2002年、2008年与2009年四年我国城镇家庭人均收入与消费均呈现明显的递增趋势，并且各年的家庭收入均高于家庭消费;四个调查年份的城镇家庭人均收入与消费的偏度值与峰度值均大于0，表明城镇家庭人均收入与消费分布均呈现出明显拖尾的右偏分布形态。(二)不平等指数测度这里我们采用国内外学者研究不平等问题最为流行的集中测度法，计算出我国城镇家庭的基尼系数、泰尔指数、阿特金森指数，不平等指数计算结果见下表:以上表中基尼系数为例，1995年、2002年、2008年与2009年四个调查年份中，我国城镇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2798、0．3132、0．3404和0．3239;人均消费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3079、0．3114、0．3619和0．3520;除了2002年人均收入与消费不平等程度基本相等外，1995年、2008年和2009年三个调查年份人均消费的各项不平等指数均高于人均收入，表明我国城镇家庭的消费不平等问题较收入不平等相比更为严重;其次，2002年城镇家庭消费的基尼系数与1995年相比增加了约0．0334，而2009年消费基尼系数与2002年相比又增加了约0．0388，表明我国城镇家庭消费不平等呈现扩大的趋势，泰尔指数与阿特金森指数也反映出同样的规律。(三)方法设计1．适应性核密度估计。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方法是在不清楚数据基本分布的条件下来估计未知的密度函数，这种方法对数据分布不附加任何假定，直接从数据本身发现数据分布的特征。核密度估计方法最早由Rosenblatt(1955)提出，给定样本中核密度估计性能的好坏，主要取决于核函数与带宽的选择是否适当。常见的核函数有Boxcar核、Epanechikov核、Tricube核和Gaussian核等。在核密度估计中带宽的选择非常重要，常见的带宽选择方法主要有插入带宽(Plug-inband-width)法和交叉验证(Cross-Validation)法。其中，插入带宽法主要基于核密度估计精度的测量—均方误差分析中得来的;交叉验证法由Rudemo(1982)和Bowman(1984)提出，该方法直接由数据“自动”选择带宽，这两种方法都是由直方图(histogram)法的分析角度解释与演化的，而理想中的带宽选择应该与样本数据点的分散集中程度联系起来。核密度方法的一个推广是适应性核(Adaptivekernel)，它对于每个点x使用不同的带宽h(x)，我们还可以对每个数据点使用不同的带宽h(xi)，这使得核密度估计更加灵活，更加适用于长尾(long-tailed)密度函数的估计。随着样本数据而变化的带宽在估计时更加灵活，能够减小样本观测值较少区域所估计的方差，并且可以减小样本观测值较多区域所估计的偏差(bias)。适应性核密度估计法对低密度区域的观测值采用一个更宽的核来适应样本数据的稀疏性(sparseness)，即带宽的宽度与观测值的密度成反方向变化。适应性核密度估计的表达式为:f^(x)=1∑ni=1ωi∑ni=1ωihiKx－xih()i其中hi=h×λi(1)上式中，xi为数据点，ωi为数据点xi的权重，K为核函数，hi为带宽。λi为局部带宽因子(localband-widthfactors)，其表达式为:λi=λ(xi)=(G/f～(xi))12(2)上式中的G为全部i个试点密度估计f～(x)的几何平均数，试点密度估计(pilotdensityestimate)是一个标准固定带宽为h的核密度估计。适应性核密度方法的具体推导过程可参考Pagan等(1999)［9］等。根据表1中描述性统计分析，我国城镇家庭人均收入与消费的偏度大于0，且偏度值较大，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家庭消费数据的特点是长尾且右偏的，若采用插入带宽(plug-inband-width)法或交叉验证(Cross-Vali-dation)法进行带宽选择，选择出的固定带宽无法随样本观测值的稀疏程度进行调整，所得出的核密度估计结果会出现较大误差。在核函数选择方面，经过验证比较，我们选择了Gaussian核;在带宽选择方面，我们采用可变带宽的适应性核密度法，得出的结果能够较好拟合我国城镇家庭消费不平等的情况。2．相对分布法。相对分布法最早由Handcock等(1998)［10］引入不平等问题研究中，用来比较两组样本观测值的分布情况，两组人口分布称为参照组和对比组，通过对两组样本观测值分布的对比来研究分布位置和形状的变化，简单地说，相对分布得到的是落入参照组每个分位点上的对比组人口的比例。因此，该方法可以界定和识别两组人口之间围绕家庭消费分布所发生的变化。令Y0代表参照组家庭消费的连续变量，F0是Y0的累计分布函数(CDF)，f0是Y0的概率密度函数(PDF);类似的，对比组的家庭消费、累计分布函数和概率密度函数分布用Y、F和f来表示。Y对Y0的相对分布被定义为随机变量R，表示为R=F0(Y)，该变量时通过Y在Y0的分位排序上取值得到的。相对分布密度g(r)定义为，在参照组分布第r分位数上估计的对比组与参照组家庭密度函数的比率，计算公式为^g(r)=f^(yr)f^0(yr)=f(F－10(r))f0(F－10(r))0≤r≤1，yr≥0(3)上式中，F－10(r)是F0的分位数函数，f^和f^0通过在P分位数上根据参照组家庭消费yr的核密度估计得到的，这里我们采用局部多边形模型的插入法平滑估计参数^g(r)，由于样本的分散性，我们在核密度估计中采用适应性带宽进行样本加权，权重通过样本设计与每个居民相联系;当两个分布之间没有变化时，g(r)是［0，1］间的均匀分布;当g(r)的值大于(小于)1时，表明参照组在第r个分位数上，对比组家庭的比重高于(低于)参照组家庭的相对比重;更一般地说，对比组家庭比参照组家庭在基准分布的第r个分位数上有更高的概率对应的消费水平。(四)适应性核密度估计分析我们应用R软件模拟出四个调查年度城镇家庭人均收入与人均消费的适应性核密度估计图，如下图所示:由1995年、2002年、2008年和2009年我国城镇家庭人均收入与消费的适应性核密度估计图可以看出，随着时间推移，我国城镇家庭人均收入与消费密度函数形式发生了明显变化，总体来看，我国城镇家庭收入与消费有以下共同特征:随着时间推移，家庭收入与消费的整体分布逐渐向右侧平移，该趋势反映出城镇家庭人均收入与消费水平均呈不断增加的趋势;家庭人均收入与消费均呈右偏分布，随着时间变化，分布右侧尾部不断延长且厚度逐渐增加，表明高收入与高消费水平的城镇家庭比例均有所提高;随着时间变化，家庭人均收入与消费分布的左侧尾部厚度有一定下降，表明低收入与低消费水平的城镇家庭比重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家庭人均收入与消费分布曲线逐渐变得平坦，表明我国城镇家庭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不断扩大，城镇家庭之间消费不平等程度加剧。(五)相对分布法分析为了对我国城镇家庭消费的分布进行完整的对比，下面我们应用R软件拟合城镇家庭消费的相对分布的累计分布曲线(CDF)和概率密度曲线(PDF)。图2是以1995年家庭人均消费为参照组，以2002年为对比组的我国城镇家庭人均消费的相对分布的CDF和PDF曲线;图3是以2002年家庭人均消费为参照组，以2009年为对比组的我国城镇家庭人均消费的相对分布的CDF和PDF曲线。假如两个分布相同，相对分布的CDF是45度线，相对分布的PDF将全部在［0，1］区间变化。对于分布的CDF与PDF曲线，下横轴代表参照组百分比，上横轴代表家庭人均消费额，纵轴代表对比组百分比。从图2的CDF曲线可以看出，以2009年价格水平为基准，2002年与1995年家庭消费对比的相对分布CDF曲线在45度线下方，说明2002年与1995年相比，我国城镇家庭消费不平等程度加剧;从图2的PDF曲线可以看出，当分布曲线在参照组百分比在［0，0．7］的区间，即对应图1中1995年消费核密度高于2002年的区间时，相对密度在［0．6，1］区间内呈现波动变化;当分布曲线在参照组百分比在［0．7，1］的区间，即对应图1中1995年消费核密度低于2002年的区间时，相对密度大于1，这表明与1995年相比，2002年我国人均消费小于6000元的城镇家庭比重降低，而人均消费大于6000元的城镇家庭比重呈现上升趋势;从图2中相对密度的趋势来看，消费水平越低的家庭，其所占比重下降越快，这是反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城镇家庭普遍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其中有一个例外是人均消费额大于2000元且小于3200元的城镇家庭比重下降最快，下降幅度超过了人均消费低于2000元的家庭，主要原因可能在于1995年以后，我国工资制度逐渐由原来的固定工资制调整为效益工资制，这一时期城镇居民的失业与下岗的人数开始增加，对于人均消费额大于2000元且小于3200元的这部分城镇家庭群体，其中的一部分由于受到失业的影响，消费水平降低到2000元以下，而另一部分家庭收入水平得到提高，逐步过渡到下一个消费水平区间;参照组百分比在0.75左右时，所对应的家庭人均消费额为10000元左右，从相对密度变化可以看出，人均消费额高于10000元的城镇家庭人口比重迅速增加，高消费群体的消费水平增加的速度高于中低消费群体。从图3的CDF曲线可以看出，2009年与2002年家庭消费对比的相对分布CDF曲线在45度线下方，与图2的CDF曲线相比，图3的CDF曲线与45度线之间的面积明显增大，说明2009年与2002年相比，我国城镇家庭消费不平等程度进一步加剧，且该阶段家庭消费不平等的增长比上一个阶段明显加快;从图3的PDF曲线可以看出，累计约73%的分布曲线大约在［0．1，1］区间内变化，且呈现出平稳的递增趋势，后面约27%的分布曲线部分大于1，呈现出明显的递增趋势;以2009年价格水平为基准，结合上横坐标所对应的人均消费额可以看出，人均消费额小于7000元的城镇家庭比重有所降低，且消费额越低，家庭比重下降越大，且总体下降趋势较为平稳;人均消费大于7000元的家庭比重有所提高，且家庭人均消费额越大，家庭比重的增加速度就越快，尤其是人均消费大于10000元的家庭比重上升尤为显著;通过对1995～2002年与2009～2002年两个时期PDF纵坐标对比组百分比值的比较，可以看出，前一阶段与后一阶段相比，高消费水平家庭群体比重增幅十分显著，进一步拉开与中低消费水平家庭的差距。这种现象产生可能解释为: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逐步推进，我国城镇家庭人均收入差距日益增大，收入差距过大会使国民财富中的绝大部分集中于少数高收入者手中，收入水平高的家庭在住房、交通、医疗保健等各项消费的增加幅度均高于中低收入水平家庭，并且高收入家庭比中低收入家庭更容易获得较高的消费信贷，从而导致我国城镇家庭消费差距呈现进一步扩大趋势。

结论、建议与展望

家庭消费论文范文第2篇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消费的变化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居民储蓄率呈下降趋势，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呈上升趋势，但进入2000年以后，居民储蓄率持续上升，消费需求却开始萎靡不振，经济增长大部分依赖于出口和投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图1描述了90年代中后期我国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变动过程。以2000年为分界点，居民消费率和最终消费率经历过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而居民储蓄率的变动则正好相反。其中最终消费率先从1995年的58．1％上升到2000年的62．3％，然后下降到2012年的49．5％；居民消费率则从46．6％上升到47％，然后下降到2012年的33．5％。同一时期，居民储蓄率则是从24．2％下降到23．9％，然后上升到2012年的50．2％。图2描述了90年代中后期我国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可以发现城乡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特征并不相同。其中1995－2000年间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2000年以后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趋势加快，而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较为稳定，2005年以后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开始高于城镇居民。但同一时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为13．4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为12．5％，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农村居民。由此可见2000年后居民消费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城镇居民的消费下降所引起的，而消费下降并不是由收入下降所导致的。主要是因为2000年前后正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重要阶段，这一阶段传统的福利制度如教育、住房、医疗和社保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也随之逐步展开。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各项改革措施的实施导致居民对未来预期不确定性增加，因此开始降低当期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已有的研究表明居民储蓄意愿首位是由不确定所带来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目前为应对未来不确定的储蓄动机已占到57．7％，其中为医疗（养老＋防病）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已占总储蓄意愿的12．3％（甘犁、刘国恩，2010）。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城镇居民经历了比农村居民更为曲折的改革路径，因此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要强于农村居民，其消费倾向也快速下降。在几项重大体制改革之中，医疗体制改革对城镇居民具有重要影响，接下来我们将基于微观调查数据考察城居保这项重要的医疗体制改革对城镇家庭消费的政策效果。

（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改革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自1998年开始正式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该保险制度只覆盖了部分城镇从业者，没有将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和无缴费能力的职工覆盖，上述弱势群体只能以自我保障和家庭保障为主。为了完善城镇的医疗保障制度，填补城镇医疗保障制度覆盖的空白区，国家开始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简称城居保）。城居保主要以没有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城镇未成年人、老年人以及无工作的居民为参保对象，是由政府主导建立并引导个人、家庭和集体等多方筹集资金，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医疗保险制度。近几年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循序渐进地推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逐步覆盖我国全体的城镇非从业居民，保障城镇居民能够平等地获得基本医疗服务。2007年城居保在全国79个城市启动试点，2008年进一步扩大了试点的范围，2009年试点城市达到80％以上，2010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由于城居保所要覆盖的人群是经济水平多样化且分布分散的多个群体组合，因此在具体实施中，遵循自愿参加的原则，但为了减少逆向选择的发生，有些试点城市也在尝试以户为单位自愿参保。根据CFPS项目的入户调查数据，得到调查地区城居保的参保情况，结果见表1。2008年北京、上海和广东三个样本城市城居保的参保比例为12．29％。2007－2008年间城职保的参保比例小幅增加，而城镇居民中新农合和其他医疗保险的参保比例大幅下降，可见没有医疗保险人数比例的降低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城居保参保比例的提高。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

（一）数据

本文使用数据全部来自北京大学“985”项目资助、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调查数据，旨在通过跟踪搜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高质量微观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和健康的变迁情况，以分析社会民生方面的问题。该项目于2008年和2009年在北京、上海和广东通过PPS抽样方式进行了入户调查，本文通过对这两年样本的整理，获得了模型回归所需要的845个家庭所有变量的面板数据。本文按照臧文斌等（2012）的方法区分城居保家庭与非城居保家庭，把在2007年至少有一人符合参保条件并在2008年至少有一人参保的家庭作为城居保家庭，至少有一人符合参保条件但在两年里都没有参保的家庭作为非城居保家庭。通过这样的处理，我们把前一组作为实验组，后一组作为控制组，来考察城居保政策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从表2数据统计结果可以看出，2008年城居保家庭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要低于非城居保家庭，其中人均医疗支出要高于非城居保家庭，而其他各项支出都要低于非城居保家庭。另外，城居保家庭男性户主所占的比例高于非城居保家庭，全体样本户主年龄平均大约为54岁，城居保家庭户主的年龄要比非城居保家庭户主的年龄要大6岁左右。户主婚姻状况以已婚为绝大多数，且城居保家庭户主受教育年限要低于非城居保家庭。

（二）计量估计方法及变量设定

我们首先用双差法（DID）来估计城居保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居民是否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是自愿行为，而差分的方法可以较好地解决由于自我选择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双差法可以消除所有不随时间变化的选择性偏差，在估计面板数据模型时较好地控制了家庭和年份的固定效应，模型中所有不随时间变化的影响被家庭固定效应所控制，而所有家庭随时间变化的影响由年份固定效应所控制。本文中双差法（DID）的回归方程如下：Yit＝α0＋α1Yeart＋α2Secut＋α3Yeart＊Secut＋α4Xit＋α5Dit＋εit其中，Yit是家庭i在时间t消费支出①的对数值。Yeart是代表年份固定效应，如果2008年则取值为1，否则为零。Secut代表家庭固定效应，是用来区分控制组（非城居保家庭）和实验组（城居保家庭）的变量，如果家庭中至少有一个人在调查期间参加了城居保则取值为1，否则为零。Yeart＊Secut是时间和保险政策变量的交叉项，其系数代表DID模型估计城居保政策对家庭消费的净影响。Xit代表随时间变动可能会影响消费行为的户主特征变量，包括户主性别、年龄及其平方②、婚姻状况和教育程度③；Dit代表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年人均收入对数④、家庭常住人数⑤、家庭参加公费医疗和城职保的人数。该模型中交叉项Yeart＊Secut的系数α3代表城居保改革对家庭消费的净影响，理论上讲由于家庭参加了医疗保险后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减少，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可能下降，因此α3可能会大于0。但该理论假设成立存在着两个问题：首先，是因为城居保是自愿参加的，可能存在逆向选择的问题，即那些身体健康状况差的家庭选择参加保险，为了消除这种选择性偏差，我们借鉴白崇恩和李宏彬（2012）的方法通过加入年份和2007年健康状况的交叉项，来控制不同初始健康状况的家庭在消费上有不同的潜在时间趋势。另外，参加城居保的家庭可能本身比不参加的家庭富裕，而且不同收入家庭有不同的消费增长率，同样我们通过加入年份和收入的交叉项来允许消费的时间趋势随收入而变化。

三、实证结果

（一）城居保对家庭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

城居保对家庭自付医疗支出影响的回归结果见表3，模型（1）只估计了时间、城居保以及交叉项和对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随后逐渐放宽模型假设，模型（2）中加入家庭人均收入对数、年份与家庭人均收入对数的交叉项，模型（3）加入年份与家庭初始健康状况的交叉项，模型（4）加入户主和家庭变量特征的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四个模型交叉项回归系数都为正，但在10％以上的水平上均不显著，说明城居保没有增加参保家庭的自付医疗消费支出。可见城居保政策在并未明显增加居民医疗负担的同时提高了城镇居民对医疗服务利用效率（Lin，2009）。可能的原因是城居保降低了医疗卫生服务的相对价格，改善了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提高了参保家庭的相关福利水平。模型（2）回归结果显示，家庭收入增加1％，医疗消费支出会相应增加17．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医疗服务既是必需品也是正常品，其需求随着收入的增加也逐渐增加，但增长的速度随着收入增加而逐渐降低（黄枫，2012）。模型（3）的回归结果显示初始健康状况差的家庭的医疗消费支出有着明显的增加，可见参加城居保的家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逆向选择的问题。模型（4）回归结果显示，在户主特征变量方面，随着户主年龄的增长，家庭医疗消费支出逐渐减少，但从年龄平方的回归系数中可以看出，当户主年龄达到约35岁以后，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则随着年龄增长开始增加。户主已婚家庭在医疗消费上的开支要多于未婚家庭，可能原因是已婚家庭抚养小孩的可能性较大，医疗花费也会相应增加。户主的教育年限对医疗服务支出有显著正效应，户主教育每增加一年，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增加5．7％，可能是因为受教育越多的人自我保健意识越强，会增加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在家庭特征变量方面，家庭常住人口越多，医疗消费支出也越多，即家庭成员每增加一个人，医疗消费支出增加3．4％，可能是因为家庭人口增多的同时也增加了对医疗服务的需求，而且家庭规模的扩大也增强了家庭的抗风险能力，使得家庭成员可以更多的利用卫生服务。参加公费医疗的人数每增加一个人，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增加6．7％。值得注意的是公费保险人群医疗支出的增加要大于其他保险人群，反映出公费医疗具有一定的道德风险，而城镇职工与城镇居民保险人群的医疗消费支出增加较小，与所有人群的平均水平大体相当（赵绍阳，2010）。

（二）城居保对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

城居保对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的DID回归结果见表4，在此不包括医疗消费支出，以避免参保家庭由于医疗支出增多所带来总消费支出提高的偏差。模型回归步骤同上。四个模型交叉项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模型（4）的回归结果显示参加城居保的家庭的非医疗消费额大约增加6．9％，可见城居保对非医疗类消费的正向作用比较稳健。这个估计结果要小于臧文斌等（2012）估计我国城居保对家庭消费的影响（13．0％），但是和美国20世纪80年代Medicaid条件放宽后家庭消费的增加相近（5．2％）。可能的原因是北京、上海、广东属于我国收入较高的地区，因此城居保对家庭消费的拉动效应要小于其他城市。就参保家庭而言，2008年参加保险家庭的人均非医疗消费大约是11147．06元，6．9％的增幅大约是769．1元，要高于各地的保费支出①。从表4可知2008年城镇家庭平均的边际消费倾向仅为0．211，所以城居保对居民消费的刺激作用也要高于政府直接的现金转移支付。参保家庭非医疗消费增加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因为医疗保险减少了参保家庭的医疗开支，使得家庭可以把节约的开支用于家庭消费的其他方面；另一个也是因为参加保险减少了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所以居民把减少的预防性储蓄用于增加当期消费。模型（3）的回归结果显示初始健康状况差的家庭非医疗消费会降低，可见潜在的医疗负担会减少家庭消费，但负向效应较小，表明医疗保险减轻了医疗负担，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消费保险的作用。模型（4）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户主特征变量方面，户主的教育年限对非医疗消费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户主教育每增加一年，家庭消费平均增加7．8％。这可能是因为教育水平较高的居民具有稳定的工作和良好的收入预期，所以这样的家庭具有较强消费能力。在家庭特征变量方面，家庭常住人口对消费支出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常住人口每增加一人，家庭消费增加2．9％，随着家庭规模的增大，家庭消费支出水平也趋向增加。但如果家庭消费水平持续提高，家庭规模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将逐渐下降，可能是由于消费支出较高的家庭自身生活质量较高，因此家庭规模变动所引起的消费支出变动较小（郝东阳，2011）。家庭中参加其他保险的人数越多，非医疗消费支出就会越高，参加公费医疗和城职保的人数每增加一人，家庭非医疗消费分别增加6．3％和5．2％。值得注意的是公费医疗保险对消费正效应要大于城职保，反映了参加医疗保险人群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要低于其他的社会群体，特别是享有公费医疗的人群更是如此。

（三）城居保对不同收入分组家庭各项消费支出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分析城居保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接下来我们考察了该政策对不同收入的参保家庭分项消费支出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5。本文根据家庭年人均收入的分布把所有参保家庭（实验组）样本分为三等分组，即家庭为年人均收入少于或等于10000元的家庭为低收入家庭，收入界于10000元和27000元的家庭为中等收入家庭，收入在27000元以上的家庭为高收入家庭。从非医疗消费的回归结果来看，低收入家庭参保后其非医疗消费支出比参保前增加11．9％，但中高收入家庭的非医疗消费在参保前后没有显著变化。城居保对低收入组家庭消费的影响和臧文斌估计结果（13．0％）接近，可见城居保对于北京、上海和广东三个地区的低收入组家庭消费的拉动效应和其他城市大体相近，但参保对于三个地区的中高收入组家庭的消费几乎没有影响。从分项消费的回归结果来看，对低收入家庭而言，参加城居保对日常生活及其他支出①的正向影响最大（系数为0．094），可见低收入家庭把减少的预防性储蓄大部分用于增加家庭日常开支。其次，参加城居保对教育支出也有显著的正效应（系数为0．072），说明由于医疗支出的不确性减弱，使得低收入家庭调整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构成，相应增加了教育支出。最后，参加城居保对居住支出没有显著影响，因为居住支出属于家庭的长期规划，短期变化弹性较小。对于中高收入家庭而言，参加城居保对家庭的非医疗消费没有显著影响。在家庭医疗消费方面，参保对中低收入家庭医疗支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分别为0．095和0．038），可见因为医疗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家庭的医疗负担，解决“看病贵”的问题，上述结果表明参加医疗保险释放了中低收入阶层的医疗需求，但对高收入家庭的医疗支出没有明显的影响。

（四）城居保对不同地区家庭各项消费支出的影响

城居保对三个地区城镇家庭各分项消费开支的DID回归结果见表6。在非医疗消费方面，北京家庭参保后非医疗消费支出增加最多，其次是上海和广东，非医疗消费分别比参保前增加11．4％、9．7％和8．1％。从分项消费支出的估计结果来看：在教育支出方面，广东家庭参保后该项消费增加最多，比参保前增加11．2％，其次是上海和北京。考虑三个地区不同的家庭结构，我们可以发现广东家庭在校子女的人数最多，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广东的教育支出为何增加最为明显。在日常生活及其他支出方面，北京家庭参保后该项消费增加最多，比参保前增加10．1％，其次是上海和广东，说明参保后的北京家庭把减少的预防性储蓄主要用于日常生活消费和提高自身生活质量。由于日常生活支出是家庭非医疗消费的主要支出，因此参保对于日常生活支出的影响和非医疗消费的影响是一致的。在家庭医疗消费方面，广东家庭参保后该项支出增加最明显，比参保前增加了9．6％，其次是上海和北京。2008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三个地区中北京家庭的健康状况最好，其次是广东和上海。从过去半年的患病情况可以看出，北京近半年来从未患病的比例高于上海和广东。广东近半年一度患病和二度患病的比例要明显高于北京和上海。上海近半年来一度患病的比例高于北京，二度患病比例和北京相近。其他控制变量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基本上是符合理论假说的。例如，户主变量特征方面，户主的受教育水平对家庭的教育支出有正向影响，其中北京地区的正向效应最明显，然后是上海和广东。分地区数据显示，北京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数达到了10．3％，上海的比例是8．8％，而广东的比例仅有4．2％，不足北京和上海的一半。家庭变量特征方面，家庭收入的增加对非医疗消费有正向效应，其中上海地区的正效应最大，广东居中，然后是北京。这可能跟各地的收入水平有关。2008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上海家庭的人均年收入最高，约2．1万元；广东居中，约1．4万元；北京最低，约1．3万元（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0）。

五、简短的结论和建议

本文研究表明，参加城居保对家庭的自付医疗消费支出没有明显的影响，而非医疗消费支出大约增长6．9％，可见2007年开始实施的城居保有效地防止了居民因就医所导致的医疗保健支出迅速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家庭非医疗消费起到了保险作用。接下来的研究发现，医疗保险的政策效应存在着明显的群体差异和区域差异。首先，不同收入组家庭消费对医疗保险的反应存在着异质性，中低收入家庭的参保后消费支出有显著的增加，而高收入组家庭的消费行为则没有明显的变化。其次，不同地区家庭消费对医疗保险的反应也存在明显不同，参保对于非医疗消费正向效应最大的是北京家庭，其次是上海和广东；参保对于医疗消费正向效应最大的是广东家庭，其次是上海和北京。综上，各级政府应不断优化公共支出结构，提高政府对医疗保障资金支出比例，形成医疗保障投入的长效机制，不断完善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使医疗保障体系能持续引致居民消费的增长。此外，政府还应逐步使医疗保险在各地区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待遇水平相互衔接，平衡区域间的保障水平，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这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家庭消费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家庭消费；伦理教育；可持续性消费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作为人们主要消费场所的家庭也会在全球化浪潮中接受丰富的、先进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同时，也必将面临着许多道德选择的难题，这些难题的解决与否将关系到个人、家庭、社会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家庭自身应该承担起责任，树立健康消费观念、制定合理的消费策略、规范家庭成员的消费行为，使我们每个家庭在物欲横流、各种非理性的个性化理念与价值观充斥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真正做到理性消费，真正获得高质量的生活。

一、加强家庭消费伦理教育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加强消费教育，培养健康文明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既是长远大事，也是当务之急。日本学者小林实早就提出：“产业的发展，需要培养贤明的消费者。今后在政策观点上要重视充实消费者教育，开展培育有良心的消费者运动”，“日本产业之所以能够从经营指导思想重视产品质量，是由于日本的消费者，特别是战后提高了教育水平的日本妇女具有识别商品的眼力”。[1]很多国家，特别是美、日等国，半个世纪以来，已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消费教育体系，纳入各级学校教育之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中国近一二十年来，国民消费教育，已成为近几年全社会尤其是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有些省市虽然搞了一些消费教育，但从全国来说，还没有建立比较完整的消费教育体系，还没有转变为政府行为，把它纳入基础教育、素质教育之中，列入学校计划之中。而对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筹划消费教育还未予以充分重视。著名学者卢嘉瑞认为：“所谓消费教育，是指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全体国民传授消费知识和技能，培养科学文明的消费观念和维权意识，提高消费者自身素质的一种社会教育活动”[2]。按照卢嘉瑞教授的理论，家庭消费教育的目标是，培育“六有”的消费者：有消费经济学常识；有科学的正确的消费观念；有科学的消费知识、技能和方法；有文明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有个人和群体的消费行为有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感；有能动的、强烈的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意识。家庭消费教育是国民消费教育的重头戏。实施国民消费教育要考虑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培育家庭形成一种文明、健康消费观念和行为，才能取得比较理想的效果。

二、家庭消费伦理教育的内容

家庭消费教育的内容很广，覆盖面比较宽。但从总的来说，属于文化方面的教育，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生态文化方面的教育，具体包括消费观和消费道德教育、商品知识和消费知识以及消费政策和法律、法规知识等方面；同时根据不同的家庭成员对象，确定主要内容和侧重点。

1.消费价值观和消费道德教育。价值观、消费观和消费道德，是家庭消费教育的极重要的内容。张梦霞教授曾在她的专著《女性价值观与购买行为》中，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有力地证明了：价值观的重要作用之一在于，它构建了人的信仰和态度，并指导着人们的行为。价值观指导着个体行动和态度，是个体态度和行为的导向仪，并直接指挥着个体决策系统。由于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是一种直接反映人的需求、欲望、物质和精神利益追求的特殊而具体行为，消费者对其购买行为的价值感知和判断会受到价值观这种思维定式的影响[3]。比如，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价值观、道家文化价值观与佛家文化价值观为例，研究证明，消费者的儒家文化价值观特征越显著，越倾向于选择象征性消费模式（也称炫耀性消费）；道家价值观越显著，就越倾向于选择绿色消费模式；而佛家价值观越显著就越倾向于选择实用性消费方式。由此可见，通过各种渠道培养家庭成员正确的、适度、科学的消费观念是家庭消费教育的核心。

2.商品知识与消费知识方面的教育。在当代，商品和劳务丰富多彩，特别是有些商品科技含量高。加之伪劣假冒，充斥市场，如果不具备丰富的现代商品知识和消费知识，就难以在商品的海洋中，选择自己最需要、效用最大化商品，更难以抉择其于社会的道德立场，甚至可能上当受骗。为此，家庭消费教育还必须适应时代的需要进行现代商品和劳务知识以及如何正确制定家庭消费方针的教育。让每个家庭在进行消费决策之前了解：商品和劳务是否对家庭成员身心健康有影响，对凡是有害于家庭成员健康的消费产品一概排斥，比如烟酒、黄色庸俗消费项目等；商品与劳务是否符合绿色消费原则，是否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对社会资源造成浪费，对一切会破坏生态的消费品予以排斥。

3.消费政策和消费法规的教育。市场经济是消费者的经济，也是法制经济，如果不懂消费政策、法律、法规，就会影响自己的消费行为，甚至会影响消费质量的提高，造成一些非法的消费行为。有些甚至在消费的过程中，明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也无法切实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比如，有些服务性行业，误导消费者进行一些不良甚至非法消费，消费者常常是不知如何应对。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家庭人员的非法消费行为是与他们法律知识的匮乏分不开的。因此，在开展家庭消费教育时，适当地向广大家庭宣传国家现时期的消费政策，以及消费法律与消费法规是十分必要的。

4.根据不同的家庭以及不同的家庭成员选择不同的教育内容。家庭消费心理和行为受收入差别、文化程度、传统习俗诸多因素影响和制约，因此，各个家庭不仅存在共性，而且也会存在各自的特性。家庭消费教育应该特别注意家庭的共性和特性，以及不同家庭成员的生活经历和心理特点，制定教育内容，选择教育方式。

三、家庭消费伦理教育的领域和渠道

如何把家庭消费教育的上述内容传授给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性别的家庭成员，需要采取一定的方法和途径。在这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有比较成功的经验可以供我们借鉴。这些经验主要有：政府高度重视，如美国：用行政法规强化消费教育，如日本：将消费教育纳入学校教育之中，开设消费教育的专门课程。日本是最初提出学校消费者教育重要性的国家，其次还有美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消费教育研究和消费教育工作只能说是刚刚起步，差距还比较大。但我们可以从这些发达的国家吸取有益的经验，拓展家庭消费教育的领域，多渠道的开展家庭消费教育。

1.家庭自觉开展消费伦理教育。家庭是人们活动的主要场所，家长是子女的启蒙老师，再加上家庭中的一种特殊的亲情关系，更利于家庭消费教育收到成效。家庭的消费决策者除了自身应有科学合理消费的观念与行为之外，更负有对家庭成员进行随时的消费教育的义务。这就要求，作为家庭消费决策的家长，首先要做到率先垂范，杜绝一切不良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如奉行“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及时行乐主义、“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口气”的盲目攀比心理，以及黄赌毒等一些不法消费行为，做到节俭与合理消费相结合。其次，对家庭其他成员、特别是年轻一代进行及时的健康消费教育，采取措施纠正存在的不良消费倾向。同时对子女进行劳动教育，节俭教育，以及金钱观教育。引导家庭成员合理消费，形成一种良好的家风，既有利于家庭成员健康人格的塑造，对社会的风气也会起到一定的净化作用。

2.学校有计划地对青少年开展消费伦理教育。根据零点调查集团的一项定量研究结果表明，在家庭消费的许多领域，孩子对于家庭消费项目的购买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这家调查公司的研究人员还根据近年对城市少年儿童状况的若干调查结果，对当前青少年个人的消费能力的持续增长与少年儿童对家庭消费影响力比重相对偏高提出警告：随着三人之家群体已构成中国城市家庭的稳定形态，对独生子女的家庭约束机制尚不成熟，经济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导致的中青年群体的家长群体可用于家庭活动时间的减少，少年儿童对家庭消费决策的高影响力会形成新形式的非理性化消费[4]。这批对家庭消费决策具有高影响力的青少年们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因此，把家庭消费教育延伸到学校，显得异常迫切。相当数量的学生的消费行为已经处于一种不良状态，盲目消费、过度消费甚至进行一些有害消费。从当前青少年违法犯罪现状来看，因比吃比穿、讲享受、讲排场而发生的侵财案件，占到了80%以上。由此可见对学生进行正确的消费伦理教育，培养学生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品质，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学校教育是提高消费者素质的最有效的途径，它能有计划、有组织的进行教育。学校教育应该成为中国宣传消费观念、培养消费道德的主体。学校不仅应该提供基本的消费知识和消费技能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向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宣传正确的消费观念，包括节俭消费、健康消费理念、绿色消费理念以及理财知识等。

3.社会消费教育。社会消费教育是指运用各种社会力量开展家庭消费知识的教育。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式进行：以各级消协组成全国性消费教育网络，在维护消费者权益、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信息和咨询服务的同时，向人们倡导一种正确积极的消费理念。其次，大众传媒是进行消费道德教育最持久、最经常也是最有效的形式，利用各种传媒如电视台、电台、书籍、报刊及各种文艺形式经常性的开展家庭消费教育，或通过一些典型人物的报道，或通过一些理财专家的讲座形式，向社会受众传达科学合理的消费文化。

参考文献：

[1][日]小林实.东亚产业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39.

[2]卢嘉瑞,田学斌.论国民消费教育[J].消费经济,1999,（5）.

[3]张梦霞.女性价值观与购买行为[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3-4.

家庭消费论文范文第4篇

1)研究方法本文采用环境压力等式IPAT[9]的随机形式———STIRPAT模型[10]进行CO2排放影响因素的评估。由于STIRPAT模型考虑了影响环境的人口、经济和能源技术3个主要影响因素，在环境问题的研究上被广泛应用。STIRPAT的原始模型为。为了深入研究我国家庭结构以及居民消费对碳排放的影响，本文在借鉴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3,7]，将家庭结构变量和居民消费变量引入STIRPAT模型中，重新对模型进行改造，在不考虑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其中，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时间，被解释变量I为CO2排放总量。核心解释变量中，家庭户总数和家庭户规模分别用H和HS表示，居民消费水平用Y表示，能源强度用T表示；控制解释变量中，产业结构用IS表示、能源消费结构用ES表示、外商直接投资用外资依存度FDI表示。2)CO2排放量估算方法本文参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6)的推荐方法对CO2排放量进行测算。由于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CO2占到了碳排放总量的95%以上，而煤炭、石油、天然气是中国广泛使用的一次能源，本文将考虑这三种化石能源所对应的CO2排放量。为精确起见，本文进一步将化石能源细分为煤炭、焦炭、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气7种能源。CO2排放量的具体估算公式为。式(5)中，i为能源种类，C为CO2排放总量，Ei为消耗的第i种能源的实物量，CFi是发热值，CCi是碳含量，COFi是氧化因子，44/12表示的是CO2的分子量除以碳元素分子量，CFi×CCi×COFi×44/12表示CO2排放系数。3)数据说明CO2排放计算公式中，各类能源消费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取值来源于2008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附录四，CCi和COFi的取值分别来源于IPCC(2006)和《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模型中影响因素所涉及的数据中，家庭户规模用各地区每户平均人口数表示；居民消费用人均居民消费额表示；能源强度用能源消费量与地区GDP之比表示；产业结构用第二产业产出占地区GDP的比重表示；能源消费结构用一次能源消费中天然气消费量在总能源消费量中的比重来表示；外资依存度用各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与GDP的比重来表示。各变量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各地区统计年鉴。本文研究对象为1997-2011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不包括)。文中所涉及到的各地区GDP、人均居民消费额、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均按照1995年的价格水平进行了调整。

2回归结果分析

为了确认模型的有效性，本文采用Hausman检验进行验证。运用Eviews6.0软件对模型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拟合，再根据检验结果选择相应的估计方法。表1报告了被解释变量为CO2排放总量自然对数的回归结果。根据检验结果，模型I~IV的Hausman检验结果分别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应当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调整的R2统计量显示，方程的拟合优度较好，说明变量之间的联合解释能力较强。模型I~IV中，模型I只包含了基准模型的四个变量，即家庭户总数、家庭户规模、居民消费和能源强度变量的回归结果。为了检验模型I的稳健性，借鉴前人的研究，模型II~IV在模型I的基础上依次添加了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和外资依存度。根据表1回归结果，家庭户总数的估计系数在各模型中差别不大，都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家庭户总数的增加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住宅单元，导致钢铁、水泥等工业产品的消费需求上升，从而促进CO2排放总量的上升。从弹性系数来看，家庭户总数的变动对我国CO2排放的影响很大。家庭户规模变量与CO2排放总量显著负相关，说明大的家庭规模有利于CO2排放量的减少。一般来说，家庭规模具有规模经济性，较大的家庭规模有利于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由于家庭户是消费的基本单位，有些能源消费是每户家庭(无论规模大小)必不可少的，如住房、制冷、取暖、家用电器等，这种能源消费受家庭户人口数的变化影响不大，大家庭的人均能源消费要少于小家庭的人均能源消费，因而有利于CO2排放量的减少。居民消费对CO2排放总量的影响十分明显，且估计系数都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消费观念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家用电器、住宅以及私人汽车等高能耗商品日益成为人们消费的热点。消费产品的高碳化倾向，导致能源消耗总量和CO2排放总量急剧增加。回归结果显示，居民消费是影响我国CO2排放的最重要因素。

能源强度估计系数与CO2排放总量显著正相关。这主要由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依赖于大量的能源消耗，仍然处于粗放式发展阶段，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以及能源利用率不高，技术水平落后，对CO2排放产生了直接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对CO2排放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第二产业比重的提高对CO2排放产生了推动作用。第二产业的能源消耗往往要比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高很多，尤其是重工业，往往都是高耗能产业。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快速发展阶段，第二产业比重过高造成能源的大量消耗，引起CO2排放量的上升等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能源消费结构与CO2排放总量存在负相关关系，即加大天然气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有利于CO2排放总量的降低。与煤炭相比，天然气作为一种清洁高效的能源，热量值和燃烧效率高，CO2排放量小，是实现我国能源低碳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我国当前能源技术水平条件下，通过提高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对于转变能源消费结构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外资依存度估计系数为正，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的影响是负面的。由于我国当前的环境规制力度不够，外商直接投资更多地进入了碳关联度较高的产业，同时通过加工贸易将高碳产品返销回国内，导致了能源消费需求的增加和CO2排放总量的上升[12]。

3结论

本文以1997-2011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家庭结构、居民消费与CO2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运用改进的STIRPAT模型，构建以CO2排放总量为因变量，包含家庭户总数、家庭户规模、人均居民消费和能源强度等四个自变量及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三个控制变量的计量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家庭户总数的增加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是导致我国CO2排放总量增加的最主要因素，而大的家庭户规模对CO2排放有抑制作用；第二，第二产业比重的上升和外资依存度的提高对碳排放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加大清洁能源的利用有助于CO2排放总量的减少。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家庭结构和居民消费对CO2排放具有显著的影响。在我国人口增长速度得到有效控制的背景下，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应更多地关注家庭结构和居民消费等人文因素。现阶段，推广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家庭结构，加强公众环保意识和低碳理念的宣传工作，在全社会倡导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将成为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降低CO2排放的重要途径。

家庭消费论文范文第5篇

家庭，对于每一个社会公民都很重要，他最初来到世界都是从这里起步的。家庭体育，对于每一个家庭成员健康和正常生活作用不小。家庭体育消费，对于孩子的消费社会化形成至关重要。本文梳理家庭体育消费研究的特点和内容，思考家庭体育消费的研究方向，关照青少年体育消费社会化的几个重要问题。

1 体育消费研究状况

1.1研究概况

查阅CNKI，以“家庭”和“体育消费”为标题的论文有39篇。文章发表在2005年之前的文章篇数为12，2006年及其之后发表文章数量为27篇。文章发表在体育期刊为19篇，其中核心期刊数量为9篇，体育非核心期刊数量为10篇；非体育类期刊16篇，学位论文和会议论文4篇。论文作者来自湖北、吉林、山西、广东、安徽、河南、江西、上海、贵州、四川、新疆、宁夏、河北、陕西、辽宁等省。

1.2研究内容

研究内容可分为体育消费现状与特征、消费结构、消费心理、影响因素及理论分析方面，分类见下表。从内容分类看，体育消费现状的文章数量最多，为23篇，比例接近60%；体育消费结构文章数量占18%。体育消费的理论分析及影响因素研究比例为15%。

体育消费现状与特征。体育消费现状中体育消费包括物质产品和服务产品的消费形式、消费金额、消费品牌、消费趋势等。王晓东分析太原市居民家庭体育消费现状，认为居民家庭体育消费中物质类消费多，体育消费总体水平偏低。健身类体育消费主要在乒乓球等室内小球及游泳等项目上。没有时间、体育场馆太少、经济条件差是制约太原市居民家庭体育消费的主要因素。韩改玲等分析了体育教师家庭体育消费，认为体育教师体育消费观念合理，消费方式以实物型消费为主，具有逐步向观赏型和参与型体消费发展的趋势。

在消费现状基础上总结了体育消费特征。骆秉全分析北京市六种主要家庭类型在时间、空间、结构、观念和行为等五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体育消费特征；在时间上，除空巢家庭外，闲暇时间相对不足仍是制约北京市家庭体育消费的主要因素；在空间上，除空巢家庭外，其他家庭类型主要在中低档体育健身场所；在结构上，六种家庭类型居民仍以实物性消费为主，观赏性、参与性消费也占据一定比例；在观念上，家庭体育消费决策以共同协商型为主，体育消费动机明确，强调强身健体和娱乐休闲特点。整体看，不同家庭类型体育消费上月均体育消费支出偏低，具有体育信息消费整体水平不高特征。这些研究中未提到家庭中青少年或少儿体育消费状况。

体育消费结构。体育消费结构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何国民对武汉市居民家庭体育消费需求结构定量分析，具体列举武汉市居民家庭基本体育消费需求支出额，体育、体育门票、体育报刊图书、运动服装鞋帽的收入弹性系数小于1，而体育场馆、体育器材的收入弹性系数大于1。刘巍分析了西安市家庭体育消费结构。

体育消费的理论分析。研究内容有对策探讨、消费问题及其经济学分析等。王耀文探讨了河南省城市家庭体育消费发展对策研究。马利对家庭体育消费进行经济学分析。

1.3研究述评

从研究视角看，相对单一。心理学和行为学占有一定比例，比如探讨体育消费态度、体育需求结构和体育消费特征等。经济学视角的分析文章数量更少。

从研究方法看，不规范。调查研究中抽样的过程及其表达不够清晰，样本的代表性以及结论的可靠性等值得商榷。

从研究内容看，创新性不够。不同地区的家庭体育消费现状研究泛滥，很少涉及家庭成员的消费影响、变量之间关系研究较少。

2 体育消费研究思考

2.1关注家庭中孩子的体育消费问题

家庭体育消费不仅关注家长及整个家庭，孩子的体育消费及其社会化问题值得重视。从消费社会化影响的三个重要因素看，家庭放在首要位置。这在以往研究中缺少关注。

2.2教养方式对青少年体育消费影响

父母教养方式有以下分类：权威型、专断型、溺爱型、忽视型。不同研究对分类略有差异。教养方式有不同问卷量表。不同教养方式影响青少年体育消费。具体在中国环境和背景下，教养方式对青少年体育消费影响有何差异。与国外的相关研究进行比较不仅检测研究规范性，更能反映出跨文化的差异。

2.3沟通方式对青少年体育消费影响

家庭沟通方式是直接关系到家庭生活状态的主要因素之一，不同沟通方式具有不同的功能。有研究将家庭沟通分为四个沟通类型：概念型、交互型、保护型和放任型。不同沟通方式影响孩子的体育消费社会化。

2.4代际间体育消费的相互作用

父母体育消费观念、行为、品牌倾向一定程度上影响青少年体育消费行为；青少年在某些体育消费观念上也影响父母，这形成一个互动过程。代际间在不断交互中不断培养着自己的体育消费技巧、知识和技能，促进各自消费社会化形成。

参考文献：

[1]王晓东.太原市居民家庭体育消费现状调查研究[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2（5）：93-96.

[2]韩改玲，杜祥居，朱春山.河南省新乡市高校体育教师家庭体育消费现状调查研究[J].2011，3（4）：19-20.

[3]骆秉全，孙文.北京市不同家庭类型体育消费特征研究[J].体育科学，2008,28(11):22-29.

[4]何国民.武汉市居民家庭体育消费需求结构定量分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6，40（6）：64-67.

家庭消费论文范文第6篇

如果你所选择的题目是有关社会工作理论分析方面的题目,我们希望你能够在查阅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地分析探讨,以提升自己的思维深度与科学素养。

二、论文的具体要求:

根据社会工作的培养目标我们对06级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的论文提出如下要求

1、论文内容必须与专业发展方向密切相关,论文不能偏离专业方向

2、论文必须要反映学生自己的专业水平,以调查研究报告为主要形式

3、以来理论分析为重要内容的文章,必须体现撰写者的实际理论水平,坚决杜绝网上拼凑与抄袭他人的文章

4、论文字数要求在8000字以上,以10000左右字为宜;

5、一些题目的范围较大,撰写文章和与指导教师沟通的过程中,尽量把题目具体化。避免过分空洞与小马拉大车的现象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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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社会工作方法在社区矫正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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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我国医疗社会工作的发展、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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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城市老年人社区福利服务调查与路径研究

43. 劳动争议的问题与社会工作介入

44. 社会工作行政方法与企业管理影响机制研究

45. 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的基本要素与困境分析研究

46. 社区资源对城市养老方式的影响

47. 职业化背景下的社会工作教育的回应

48. 上海社区建设研究

49. 上海社区服务发展研究

50. 上海外来流动人口基本养老保险模式研究

51. 上海外来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研究

52. 上海征地农民保障问题研究

53. 上海养老机构发展研究

54. 上海养老设施发展研究

55. 上海城市低保家庭生活状况调查

56. 外来民工子弟享受上海义务教育情况调查

57. 在校大学生专业意识与转换专业的困境调查

58. 上海外来移民史个案调查

59. 我国高校贫困大学生的资助体系建设及其存在的问题

60. 改革以来城市邻里关系的变化

61. 城市家庭代际之间的冲突与一致

62. 城市市民社会发展公平感调查

63. 上海城市青年世博会参与研究

64. 上海市民世博会态度研究

65. 上海市民对外来农民工态度认知研究

66. 上海市民对钓鱼事件的认知研究

67. 市民对子女教育的认知研究

68. 上海市民养老方式的选择

69. 上海市民对房价认知研究

70. 上海市民与社区关系研究

71. 社会(群众)组织研究——以**组织为案例

72. 房产改革对上海市民生活影响调查

73. 社区邻里关系调查

74. 互联网与社区生活

75. 社区建设与市民生活(社区建设对上海市民生活影响调查)

76. 居民委员会与市民生活

77. 居民委员会选举调查

78. 业主委员会与市民生活

79. 业主委员会选举调查

80. 市民维权行动调查

81. 世博会对上海市城市文化资本的影响

82. “月光族”的住房消费模式研究

83. “啃老族”的住房消费模式研究

84. 90后大学生的就业观研究

85. 90后大学生的消费观研究

86.   上海市80后大学生移民的城市融入研究

87. 上海市80后大学生移民的城市认同研究

88. 上海市持居住证的外来移民的城市融入研究

89. 上海市持居住证的外来移民的住房消费模式研究

家庭消费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 桂林高校 贫困体育生 体育消费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1前言

随着我国高校的扩招制度，体育类大学生的人数逐渐增多。而体育类的贫困大学生作为高校的重要组成部分，广西师范大学体育教育专业的大学生绝大部分是广西区内的学生，也有很大是来自农村家庭和偏远地区。有很大部分学生家庭是相对比较贫困的，而他们在大学的整体体育消费观是不容忽视的。本论文阐述广西师范大学体育教育贫困类大学生体育消费的基本概况，通过调查并分析广西师大体育教育贫困类学生体育消费的不足与制约因素，结合广西师范大体育教育贫困类学生体育消费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对应的措施，为促进广西师范大学体育类大学生的体育消费和我国的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依据与参考。

2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把广西师范大学体育教育专业的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调查范围主要有从大一到大四的通过学校贫困认定的体育贫困大学生。

2.2研究方法

2.2.1文献资料法

根据论文研究需要，在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通过人工查阅和计算机检索两种方法，查阅相关体育类学生体育消费的文献资料，收集并整理，了解体育贫困学生的基本概况，为撰写本文设计提供理论参考。

2.2.2问卷调查法

运用周末例会形式向广西师范大学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发放调查问卷，当场指导填写并回收，提高回收率，共发放问卷160份，每个年级调查40人，回收率100%。有效问卷146 份，有效率为91%。

2.2.3访谈法

在进行问卷调查的同时，对广西师范大学的部分在校体育贫困大学生进行访谈，具体了解他们的体育消费的实际情况，从而检测学生在问卷中所反映情况的真实和可信度。

3研究结果与分析

3.1广西师范大学体育贫困大学生体育消费的基本情况

3.1.1广西师范大学体育贫困大学生的生源分布情况

被调查的体育贫困大学生中生源地为地级城市的有32人，占调查总数的21.9%，生源地为县级城市的有25人，占调查总人数的17.1%，生源地为乡镇的有21人，占调查总人数的14.4%，生源地为农村的有68人，占调查总人数的46.6%。由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广西师范大学体育大学生有一半来自县城和农村，来自城市和乡镇的体育大学生所占比例较少。农村家庭对子女教育观念的改变，越来越注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来自农村的体育大学生人数还是比较多的。学生的生活费用受到家庭收入的限制，城市、县城、乡镇和农村的家庭收入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农村的家庭收入比较有限，当他们解决了基本学习生活问题之后才可能有剩余的费用来进行体育消费，因此，在体育消费上，来自城市和县城的体育大学生比来自农村的更加积极。

3.1.2广西师范大学体育类大学生的生活费用基本情况

据本研究问卷调查显示，广西师范大学体育大学生的生活费主要来源于家长的资助，在本次调查中，生活费由家长给予的体育大学生人数为120人，占调查总人数的83.3%，这说明绝大部分学生在生活费方面对家长的依赖性较大，经济独立程度较小，这都制约着体育大学生的体育消费购买能力。

3.1.3广西师范大学体育类大学生参与体育锻炼活动情况调查与分析

从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出，V西师范大学体育大学生较喜欢的体育项目为慢跑、羽毛球、篮球和排球。大多数女生较喜欢气排球运动，而硬排由于球速快、难度大，对弹跳、身高和技术等要求高，很少有女生选择硬排。男生则喜欢对抗性运动如硬排，篮球。

3.2广西师范大学体育类大学生体育消费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体育消费资金的数量反映了体育消费的水平。在调查对象中，每学期体育消费支出在100以下126人，占总数的87.5%；100-200元16人，占总数的11.1%；200-300元2人，占总数的1.4%；每学期体育消费支出在300―400元及400元以上的为0人。由此可以看出广西师范大学体育类大学生的体育消费水平整体还比较低，他们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父母，生活费用非常有限，每月除了饮食费用的支出，还有用于书籍、网络、通讯等支出。当他们经过合理预算后，如有资金剩余才可能进行体育消费支出，而且不会过多投入。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1）广西师范大学体育教育专业贫困大学生的总体体育消费水平不高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生活费用主要依赖于家庭，生源地为城市的体育消费总体上比乡镇的高，生源地域经济差异制约着她们的经济能力，限制了她们体育消费水平。

（2）广西师范大学体育类大学生的体育消费水平整体还比较低，大学生体育消费的高低与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有直接的关系，他们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父母，生活费用非常有限。

4.2建议

（1）学校应注重培养贫困大学生体育消费价值观，增强他们的消费意识，以“健康第一”为基本理念，指导学生进行体育消费，在保持实物消费的同时，向观赏型和参与型体育消费转变，使体育类大学生的体育消费结构合理发展。

（2）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学校可以提供体育专业类的勤工俭学平台，提高体育贫困大学生参加第二课堂活动的积极性，也进一步促进他们的学业发展和提高学校学习生活环境质量，

参考文献

[1] 刘高福等.大学生体育消费动机、水平及对策研究[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05，21（4）：34-35.

[2] 韩雪.论体育消费心理文化[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1，35（5）：20-21.

[3] 林娟.广西大学生体育生活现状的调查分析[J].广西体育科技，2006，27（3）：48-52.

[4] 汪现义.广西高校体育消费行为现状与分析[D].广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硕士毕业论文，2007.

家庭消费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琪客文学 消费文化 女性主义

基金项目：本文系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当代英美琪客文学研究”（2014C059）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琪客文学概述

琪客文学（Chick Lit），又译为“小鸡文学”、“鸡仔文学”， 是20世纪90年代起英美文学界新兴的女性文学类型。该类书籍由女性创作，为女性而写，关注女性的社会生活和社交关系，描写她们在职场及各种恋爱、友情关系中所遇到的挑战和问题，目标读者为有类似经历的女性。琪客小说兴起伊始，其主人公多为“居住在大都市中、二三十岁的单身英美白人异性恋女性”[1]。不过随着其商业上的巨大成功，琪客文学的描写对象已扩展至“不同年龄段、不同种族和国籍的女性生活”[1]。

被视为是琪客文学开山之作的，是克里斯・玛萨等人在1995年和1996年出版的两本小说集：《琪客文学： 后女性主义小说》以及《琪客文学 2： 小鸡雏难展翅》。而1996年美国女作家坎迪斯・布什奈尔的《欲望都市》和1997年英国女作家海伦・菲尔丁的《B.J.单身日记》则让琪客文学迅速成为年轻女性读者追捧的对象，堪称琪客文学的经典代表作品。此外，索菲・金塞拉的“购物狂三部曲”、 梅丽莎・班克的《少女渔猎手册》、劳伦・韦斯伯格的《穿Prada的女魔头》、爱玛・麦罗琳的《保姆日记》等，都是颇具影响力的琪客文学作品。不少琪客小说被改编搬上荧屏甚至网络，如与原著同名的美国电视剧《欲望都市》等，都深受观众喜爱，吸引了更大批的受众群体。

琪客文学作品以轻松幽默的语言，采用日记、信函等叙述方式，多以第一人称及自白式的写作模式，生动形象地描述了现代社会女性的日常生活，涉及爱情、友情、事业、时尚消费、种族、阶级、对美貌的追求等众多现实问题。其中，爱情、时尚消费、女性成长是琪客文学作品的主要母体。琪客文学继承了女性文学的传统，又对其进行了延伸和发展，在“女性的自我完善、男女两性关系以及女性消费伦理” [2]三个方面体现出后女性主义的特征。

二、近十年国外琪客文学研究的四大热点

进入21世纪以来，英美文学批评界已开始关注这一新的文学形式，有不少学者对琪客文学研究持肯定态度。2001年，专门出版琪客小说的“红裙墨水”出版社（Red Dress Ink）成立。2003年2月国际通俗小说研究协会（ARPF）召开了琪客文学研讨会；2004年1月，美国女性图书协会（WNBA）也举办了题为“琪客文学真的幼稚吗”的讨论会。一些主流学术期刊上也出现了关于琪客文学批评的文章。不少英国、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包括哈佛大学等名校，也将琪客文学作为“女性文学”、“当代文学”或者“文化研究”的分支纳入教学体系。

在对琪客文学的研究成果中，较有影响力的有苏珊娜・菲瑞思和马洛里・杨在2006年编辑出版的《琪客文学：新女性小说》论文集，收录了十四篇论文，分别从起源、定义、影响及分类等方面论述了琪客文学，是学界首次就这一文类进行全方位探讨和论述，对琪客文学的研究影响深远。此外，近十年来，西方学界也陆续有关于琪客文学研究的专著面世。纵观国外学术界近十年来的琪客文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主要热点和趋势：一是对琪客文学与女性谱系关系的研究；二是对琪客小说中女性身份和消费主题的关注；三是对琪客文学的新形式，包括其跨越年龄、种族、国籍的分支和变体的研究；四是从语言学和文体学的跨学科角度来解读琪客文学的特点。

（一）琪客文学与传统女性文学及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研究

琪客文学的起源以及其与主要文学流派，尤其是和传统女性文学以及后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克里斯・玛萨的论文《谁在大笑・琪客文学简史及一种文类的歪曲》回顾了“Chick Lit”这一术语的诞生过程[3]；斯蒂芬妮・哈维斯基在其论文《论新社会风俗小说的传统和改写》中，阐述了琪客文学的特点，并指出琪客文学是对几种主要文学流派的改写，研究琪客文学与它们之间的关系，能更加明晰琪客文学在文学历史中的地位，也更能解释琪客文学作品在读者和社会中引起的反应 [3]；朱丽特・威尔斯的论文《琪客文学之母・女性作家、女性读者及文学史》，将琪客文学放置在女性文学作品的历史背景中，在情节设置、主题表现、叙述方式等方面进行比较 [3]；苏珊娜・菲瑞思在《叙事与影片的双重性：〈傲慢与偏见〉和〈B.J.单身日记〉》一文中，论述了《B.J.单身日记》及其电影版与经典小说《傲慢与偏见》的异同，指出不论是小说版还是电影版，在女主角寻求自尊及安全感的心路历程上，都能发现一些《傲慢与偏见》的影子，但又不完全相同 [3]。艾梅达・维勒含的专著《女性主义畅销小说：从〈单身女孩〉到〈欲望都市〉》视琪客文学为当代通俗女性小说，通过历时性对比分析，剖析了19世纪的女性主义文学分别对60年代和90年代女性通俗文学所产生的影响[4]。2011年，斯蒂芬妮・哈维斯基出版专著《琪客文学与后女性主义》论述了琪客文学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条件，从不同方面分析了琪客文学的起源及其流行原因，讨论琪客文学对主要叙事传统的改写。哈维斯基认为，新的社会现象催生了琪客文学的诞生，虽然与早期爱情小说有相似之处，琪客文学却展现了截然不同的现代爱情，尤其是对单身女性及其经济状况的刻画方面。由于其复杂多样又带仿拟的文学形式，琪客文学代表了一代新风俗小说[5]。

（二）琪客小说中的女性身份和消费主题研究

爱情婚姻与女性成长，是琪客小说中所普遍反映的主题。对琪客文学作品中所折射的男女两性关系以及女性身份建构进行分析，是学者们所青睐的视角。

A・罗切尔・马布瑞的论文《关于一个女孩：当代“琪客”文化中的女性主观性和》以《B.J单身日记》和《欲望都市》的小说版和影片版为例，从营销策略、叙述方式、尤其是对女主角与他人关系刻画、女性间的社群联系等方面，说明琪客文学的特点，指出这类文学展示了当代女性真实的声音，让她们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愿望。但作者也指出，许多琪客小说结尾仍不如意，流于俗套，无法摆脱男性主宰文化的限制 [3]。而与之相反，安娜・科尔南在其论文《没有满足：〈欲望都市〉、〈奔跑追逐吻〉以及琪客文学中新女主角欲望的矛盾》中却认为，是女性的愿望得以建构、表达和接受的重要一环，《奔跑追逐吻》和《欲望都市》两部小说中，传统的两性关系已经完全颠覆，在追求解放的过程中，女主角比男性拥有更多的权力 [3]。艾莉森・乌明格的论文《令人惊奇的布里奇特・琼斯：论琪客文学中令女性真正沦陷之原因》以三部琪客小说为例，展示了在琪客文学中，女主角与外貌、尤其是身材体重间的斗争和追求，往往超过了对男的追求 [3]。薇薇安・瑞兹的博士论文《布里奇特们、丽贝卡们和凯莉们：琪客文化定义女性》以三部经典琪客文学小说的女主角为例，分析了琪客文学作品中存在的压迫性的意识形态，包括父权制及异性恋常规，批判了这些作品以商品消费、生儿育女和非理性为特点来定义女性气质 [6]。

2007年，波兰学者卡扎兹娜・斯米兹斯卡出版的专著《布里奇特・琼斯眼中的世界：琪客文学作品中的身份话语》，从文化角度探索琪客小说中的主题，研究琪客文学折射出的矛盾冲突的多重身份概念。作者认为，琪客文学是产生于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社会文化现象，构建了个体和集体身份话语、并与更广阔的文化语境相连。在家庭、爱情与性、消费主义的主题中，女主角们承担着特定的身份，她们既是女儿，也是爱人和消费者。每种身份都暗含着危机和价值观的崩溃：核心家庭和谐统一的危机、对浪漫爱情信念的消失以及消费欲望所带来的不满和焦虑。琪客小说以不同的方式刻画了这些危机，展现了多重个人身份中蕴含的矛盾和冲突 [7]。

消费文化在琪客小说的创作和传播过程中有着重要角色。现代都市中的女性在商品文化中享受着却又备受煎熬。她们既是消费的主体，在消费中获得满足、发现自我、追寻自身的价值；同时又不知不觉沉溺于消费，负债累累，变成消费品。

杰西卡・凡・斯鲁顿的论文《时尚债：索菲・金塞拉“购物狂系列”小说中令人侧目的消费、时尚和浪漫》论述了时尚消费这一琪客文学中的永恒主题，说明女主角能通过消费和时尚能找到自己的身份，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3]。美国学者卡罗琳・斯密斯在其专著《琪客文学中的都市文化与消费主义》中，通过分析琪客小说中女性生活与流行杂志的联系，探讨了消费文化对现代都市女性生活方式的深刻影响。作者认为，琪客文学作品不仅描述了流行杂志等消费文化媒体所传递的观念意识，同时也通过各种形式，对这些观念意识提出了挑战。作者也呼吁广大女性要理智看待消费文化传递给我们的各种信息，不要在消费文化的各种产物中迷失了自己 [1]。

（三）对琪客文学分支和变体的研究

随着琪客文学作品的大量问世，其描写对象已从最初二三十岁的单身都市白领女性扩展到更广泛的年龄层次、社会阶层以及不同种族国籍的女性，出现了多种变体，包括青少年琪客文学（Chick Lit jr）、妈咪文学（Mommy Lit）、保姆文学（Nanny Lit）、非裔美国女性文学（Sistah Lit）以及不同国家背景下的琪客文学等，因此也有部分学者将目光投向琪客文学跨越年龄、种族、国籍、甚至性别等的多种分支和变体，研究其中的主要特点和主题体现。

如乔安娜・韦伯・约翰生的论文《青少年琪客文学：不止是对青少年的浮华诱惑》对目标人群为叛逆期女孩的青少年琪客文学追根溯源，总结了这类变体的特点和多样主题 [3]。希瑟・休伊特在《你并不孤独：个人、政治和‘新’妈咪文学》一文中，阐述了“新”妈咪文学产生的背景和主题，指出“家庭主妇式的幽默”是这类变体的主要特点，“新”妈咪文学作品采用自传式的写法，触及到不少“禁忌主题”，从更广泛的层面反映了母亲，包括单身母亲、酷儿母亲、少女妈妈以及不同种族母亲的声音 [3]。伊丽莎白・赫尔的论文《长期受苦的职场女性：以保姆文学为例》，则分析了“保姆文学”这一琪客文学的新晋分支，保姆文学为琪客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更广阔的可能性，让这类文学作品能深入到社会更真实的黑暗面。

也有文从跨越种族的角度探讨琪客文学。丽莎・格雷罗的论文《“Sistahs”并非为自己：黑白肤色的琪客文学》，以《等待呼气》（又译：《待到梦醒时分》）和《B.J.单身日记》两部小说为例，比较“黑人姐妹文学”（Sistah Lit）和琪客文学，尤其探讨了它们的区别。文章指出，由于种族和社会背景等因素，虽然描写非裔美国女性的“黑人姐妹文学”是琪客文学的一个分支，却有着自身的特点，这类小说往往在表现黑人女性人生追求、对男性的刻画以及描写女性与家人、朋友关系等方面与主流琪客文学有着显著区别 [3]。

诺拉・塞蕾的论文《布里奇特・琼斯和匈牙利琪客文学》跨越国界，对《B.J.单身日记》和被誉为匈牙利版《B.J单身日记》的Stop Mammatheresa！进行比较，阐述了琪客文学在匈牙利的发展和接受情况，认为琪客文学在与当地的社会经济语境融合的过程中，已然形成了自身的特点，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产品[3]。

（四）琪客文学的语言文体学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已有学者尝试以跨学科的视角，对这一文学形式进行新的解读。2012年，西班牙格达纳大学讲师罗西奥・蒙托罗出版了《琪客文学：卡布奇诺式小说的文体论》一书，从语言学和文体学这一全新角度分析琪客文学的主要特点，扩宽了琪客文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为琪客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作者通过运用多模态文体学原理，从琪客文学作品的书籍封面，包括封面颜色、印刷样式、总体设计以及人物刻画、语境、读者反映等方面入手，从非语言和语言两个层面，详细分析了琪客文学的语言学和文体学特点。作者认为，琪客小说能给读者快乐满足的体验，仿佛唇齿留香的感觉，加之其所体现的都市生活方式和消费气息，就如同饮下一杯“卡布奇诺咖啡”，因此将其称作是“卡布奇诺式的小说” [8]。

三、结语

琪客文学的诞生和繁茂与消费文化的背景密不可分，琪客小说家从消费文化中获取鲜活的创作材料，采用灵活的叙事策略，生动展现了现代社会都市女性的生活方式，吸引读者去认同她们的婚恋追求和消费观念。琪客文学作品进入公众野初期，由于其女性小说加通俗小说的双重身份，其严肃性和文学性存在一定争议，曾一度受到学界的冷落。但近十年来，随着大量琪客文学作品的不断涌现和受众数量的激增，尤其是跨文化、跨种族的多样琪客文学小说的出现，琪客文学已成为当代英美文学与女性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值得学界关注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在国外学界，尤其是英美学批评界，这一新的文类已开始引起了一定程度上的关注。

琪客文学扎根于女性文学的土壤，又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琪客文学的出现是一种阶段性产物，是当代女性试图通过写作来参与社会经济变革、寻求女性生存形态的一种表达方式。琪客文学反映了后现代消费文化下现代都市女性的需求、梦想、和对自我的关注为女性提供了逃避男权统治的现实的途径，同时也暴露出后女性主义时代琪客文学作家对女性自我定位的胆怯和迷惘。琪客文学为后现代消费文化背景下的女性文学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但其狭隘的叙事视角、叙事语言和较为单一的素材来源也限制了其对现实社会关注的广度和深度。因此，从理论层面对其进行系统全面客观的解读与研究，肯定其积极的文学和思想价值，批判其消极负面的元素，具有重要意义。女性及后女性主义视角、社会文化视角、语言学视角等都可作为对琪客文学写作特点和表现主题进行研究的很好切入点。

参考文献

[1] Caroline J.Smith.Cosmopolitan Culture and Consumerism in Chick Lit [M].New York：Routledge，2007：2.

[2] 张瑛.琪客文学与后女性主义[J].当代外国文学，2014，9（3）：143.

[3] Ferriss Suzanne & Mallory Young （eds.）.Chick Lit：The New Woman′s Fiction[C].New York：Routledge，2006.

[4] Emelda Whelehan.The Feminist Bestseller：From “Sex and the Single Girl” to “Sex and the City”[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

[5] Stephanie Harzewski.Chick Lit and Postfeminism[M].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2011.

[6] Vivian Ruize.Of Bridgets，Rebeccas，and Carries：Chick Culture Defines Women[D].Tallahassee：Florida State University，2011.

[7] Katrazyna Smyczynska. The World according to Bridget Jones：Discourse of Identity in Chick Lit Fictions[M].Frankfurt am Main：Peter Lang Gmb H，2007.

家庭消费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现代性;“禁言之物”;城市书写

在全球化语境和社会现实的双重背景之下，有关都市现代性的探讨与争论层出不穷。关于“大都会”（metropolis）生活的描述――无论是西美尔所指涉的公共空间比例的大幅增加、波德莱尔及本雅明笔下“漫游者”的舞台，抑或是马克斯・韦伯所强调的“不同个体能够共同进入的最无个体性的生活形式”――都突显出了其迷一般的特质。作为中国都市现代化最早的发端之地，上海的现代性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上海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情长意深，倾国倾城。多少传奇，写不尽她的风姿；多少寓言，变作了她的胭脂。上海，到底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还是一个幻化的迷梦？

蔡翔先生的论文《城市书写以及书写的“禁言之物”――关于〈城市地图〉的文本分析和社会批评》选择系列文章《城市地图》作为文本分析的对象。他以上海想象的生产转换为一个现代性的“民族寓言”为切入点，分析了上海两种记忆的历史对视、“风景”与“本土”的对立，空间生产、“禁言之物”与文化等级制度建构，从而提出都市的现代性想象，与被书写遮蔽/遗忘了的底层记忆和地理的命题。其论文涉及三大领域：记忆、人文地理和城市研究。整篇论文不但试图在文学文本和社会文本之间寻找其内在的关联，而且同时采用了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的方法，显示出了一种独特的学术视野和跨学科研究的特征。

论文第一部分《两种记忆的对视：上海的历史》追述了作为上海“底层”和“上层”象征的以苏州河南北为界的城市人文地理区划的形成过程。指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上海”的“集体性叙事”实际上“无视”了其“底层”代表――苏州河以北的生活叙事。而这一被城市主流话语所遮蔽的“外部”却在诸如《杨树浦》、《浜北人》和《虹口轶事》等文学文本中无意识的“复活”，从而使我们得以见到一个同上海的“集体性叙事”形成“对视”的与电车、高楼、街道、人群、酒吧、霓虹灯等象征着都市现代性的物象所截然不同的“本土化”的上海。在这样一个充斥着“棚户区”的下层空间里，个体冲不出“家庭生活式”的联结，他们被边缘化却又极力想进入城市中心生活；他们被城市的上层阶级拒绝――在这个以消费为最主要特征的社会里，贫困使他们成为最卑微的“他者”。诚如西美尔所言，现代性的历史就存在于货币经济的发展之中；是货币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引起了现代社会关系的转化，而且货币经济也是现代都市生活风格的主要根源：它主宰着都市里现代人心态和气质的微妙变化，并决定着他们的精神生存境遇。置身于消费社会之中，底层阶级无法摆脱金钱对他们命运的宰治，同时也无可避免的会产生身份置换以及上层化的愿望。就深层意义而言，这体现出的是一种“政治无意识”，即：就某个政治群体（如阶级、政党、集团等）中的政治个体来说，他们作为个人所应该具有的那些有个性的思想意识，被无个性的、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所代替。在这个时候，这些个体的政治行为，实际上主要是被他们的思想意识中那些无意识因素所支配着的。作为被主流话语所“遮蔽”的存在，下层阶级渴望着来自城市中心的认同；在寻找自身意义的过程中，他们是需要被上层社会所表征与建构的“他者”――意识形态强大的收编作用由此可见。

论文第二部分《意义寻找和“禁言之物”的出现》进一步展示了社会底层和上层之间的对立。文章指出，“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地理隔绝的原因，空间往往会演化成不同的阶级形态乃至阶级的生活形态。” [1]然而这种“底层”与“上层”之间的对立在空间上却又不是永远壁垒分明的。在城市的中心地带仍然居住着不计其数的贫民；在高楼林立与优雅的人性背后隐藏着的是黑暗肮脏、狭窄不堪的底层居住空间，以及一种随之而来的“羞耻”感。这便是底层生活残酷的真实写照：它与上层社会并存却永远被其排斥，而成为叙述的“他者”，沦为主流话语中的“禁言之物”。“风景”与“本土”的对立也随之产生：亦即“文化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人的空间”和“被剥夺了资源的，无权无势的当地人的空间” [2]的对立。这种对立源自人在城市中的意义寻找，而意义的产生显然已经由“政治无意识”而意识形态化了。因此，底层阶级无论这样努力都始终是都市里的“异乡人”，孤独、焦虑、寂寞以及彷徨时刻伴随在他们关于身份置换与上层化的想象之中。

论文第三部分《“街道”的重现与职业化的空间想象”》指出“城市下层生活的记忆淡化乃至消失，在某种意义上，或许与‘家庭’在叙述中的退出有关。”[3]而当家庭或是下层生活已成某种“禁言之物”的时候，意义的寻找，亦即叙述的中心便理所当然的开始向城市中心转移。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一大批年轻的有着职业身份的非专职白领作者的出现，“街道”开始大量的在叙述中涌现。叙述者对“街道”的成功进入意味着“风景”与“本土”对立的消失：由于职业的原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向城市中心；他们寻找自身意义的同时也隐含着对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资源的空间争夺。然而，先于这种成功“进入”之前发生的是他们的身份置换：即将自身转化为消费主体――这也是他们成为消费社会“风景”的最根本前提。由此，依据一个人的出身、门第而对其进行身份划分的传统模式在消费时代宣告彻底破产；取而代之的是以消费方式与内容为划分标准的更为不公平的社会关系。于是，在这种巨大的现代性力量面前，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被成功地压制和扼杀，整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象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就此而言，现代性已由制度层面转向社会层面，即从宏观转向了微观。

论文最后指出，有关“上海”的集体性叙事的某种起源来自于对现代性的“塑造”或者“构建”。而现代性在当下的中国尚处在一个未完成的状态，因此“城市书写”会生产出更多的“禁言之物”，也会有更多残酷的真实存在被遮蔽；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作用下的文化等级制度也成为“城市书写”所无法弥补的“先天不足”。

（作者单位：四川外语学院）

注释：

[1] 蔡翔《城市书写以及书写的“禁言之物”――关于〈城市地图〉的文本分析和社会批评》，《视界》2004年第14辑，21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

[2] 同上，218页．

[3] 同上，219页．

参考文献：

[1]蔡翔：《城市书写以及书写的“禁言之物”――关于〈城市地图〉的文本分析和社会批评》，《视界》2004年第14辑，河北教育出版社．

[2][英]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卢晖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4][德]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家庭消费论文范文第10篇

治理地区性恶性竞争势在必行

北京大学 唐翔

“人民币低估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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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地区性恶性竞争势在必行

北京大学 唐翔

“人民币低估之谜：一个投入产出分析”

《经济研究》2012年第10期

中国日益恶化的地区间竞次，导致各部门单位产出的中间投入和工资成本不断下降，进而严重压低了中国的物价和工资水平，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随经济增长而持续贬值，尽管西方学界普遍认为人民币实际汇率近年来存在大幅度低估。

竞次指由于经济全球化导致国际/地区间的商业竞争变得日趋激烈，各国各地区政府都有强烈动机去竞相放松或降低对生产过程和方法的监管标准，以帮助境内企业降低生产成本，获取相对的产品价格优势。

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由于统一监管权力的缺失，导致中国在劳动标准、环境标准、产品质量标准等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地区间竞次。在缺乏有效治理下，地区间的攀比效应使得上述竞次随时间推移而逐渐恶化：监管标准降低的幅度越来越大，涉及地区越来越多。各部门单位产出的中间投入和工资成本日益减少，而平均成本与产品价格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但由于多种因素同时影响成本与价格，如进口投入品价格、货币供给量、技术进步等，这一趋势并不能完全解释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动，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中国实际汇率长期走低。

竞次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非常大，因为竞次所造成的中间投入减少在实物量方面也存在“投入乘数效应”，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造成整个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大幅下降，这可能是造成中国收入分配失衡、内需不足、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逐年下降的重要因素。

第二，竞次还形成了对能源和初级产品的巨额“节约”。反过来，消除竞次将使这些物资的消耗量急剧上升以至于可能超过全球的供给能力。要维持中国目前的产出结构，竞次是一个必要条件，消除竞次意味着中国经济必须实现结构转型。 制度

再分配政策待改进

中央财经大学 张琼

“中国居民收入的政府再分配效应研究——基于个体需求差异的评估”

《经济研究》工作论文WP534号

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中国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状况中起到了较显著作用。其中养老金或离退休金以及社会救济收入等补贴政策的再调节，效果最为显著，但个人所得税以及社保缴费等税收政策的效果非常不明显。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并未因为政府转移支付政策而有所逆转。

中国政府应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逐步开征以财富为税基的税种，改变目前工薪收入阶层为纳税主体，而以财产性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高收入人群游离纳税义务外的格局，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累进征税的功能；并以此为基础逐步改变中国以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等调节居民收入差距效果极其不明显的税种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在社会保障缴费环节充分考虑低收入家庭的缴费负担，扩大社会保险覆盖率，并思考对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补贴力度。 观点

个人产权影响家庭内部议价能力

宾夕法尼亚大学 Shing-Yi Wang

“产权与家庭内部的议价”

NBER工作论文第19427号

土地和房产在家庭持有的资产中占很大份额。

在中国，房产占城市和农村家庭资产的比例分别达45%和80%。房产在家庭经济生活的重要性，已经促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产权改革，包括土地私有化，旨在鼓励家庭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和房产。而个人产权的加强也影响了权利人在家庭内部的议价能力。

中国正在进行住房制度改革，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允许租用单位宿舍的员工购买单位房产。这些权利被授予某个特定的员工，因此这一产权是在个人层面，而不是家庭层面。

而家庭中，最终受益人是谁，将带来不同结果。当女性为受益人时，家庭消费受男性青睐的商品，尤其是香烟和酒，就会大幅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