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范文
时间：2023-12-26 17:34:50
经济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篇1
关键词：国企管理；改革；问题；对策；效果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9-00-01
一、前言
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深化国企改革，积极转换经营机制，是当前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对于全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具有重要影响。现阶段国企改革将产权制度改革、人力资源改革、行政管理改革等方面作为重要内容，积极提升了国企管理改革的效果。但是同时还需要注意到，现阶段的国企管理改革过程中，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需要积极采用切实有效的方式和手段加以应对，才能够逐渐提升国企管理改革的总体效果。
二、国企管理改革过程中存在着的问题
当前国企管理改革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果，更加有效的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情况，但其中存在着的问题，同样会对于国企的改革工作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1.国企管理改革行政管理方面存在着的问题
在开展国企管理改革工作的过程中，行政管理是一个重要方面，其中存在着的问题主要是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企业领导者自身的主观随意性比较大。很多国企行政管理过程中，将领导者的意识当作管理的主要标准，没有针对管理内容进行全面计划，其中缺乏着良好的实际操作性。第二，国企管理模式较为单一，很多都是直接照搬党政机关行政管理模式的。一些国企的行政管理工作中机关作风和习气较为明显，没有做到全面从市场的角度出发，针对自身的管理工作内容进行有效调整。
2.国企管理改革产权改革方面存在着的问题
产权改革同样是国企管理改革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存在的问题表现为：资产处置过程中的“漏水”和“缩水”问题比较明显，导致国企改革的公信力降低；国企管理改革改制政策方面存在着一些“空档”和“断层”的问题，这对于改制工作取得良好成果提高了难度。
3.国企管理改革中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着的问题
现阶段，国企管理改革工作进行当中，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首先，人才的开发形式较为单一，人员培训方式不够丰富，影响到了人员开发的实际效果。其次，国有企业人员的考评方面存在着一些不合理问题，主要是表现为考评的标准不够规范，且方式较为单一，考评的指标没有实现全面定量化，容易出现考评结果不够准确的情况。
三、国企管理改革工作的有效解决对策和方式
面对国企管理改革工作过程中存在着的诸多问题，国企需要积极采用一些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才能够起到良好的改革效果，推进国企管理改革工作的顺利实施。
1.充分发挥行政管理工作的优势，建立起与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管理模式
国有企业管理改革过程中面对着较多方面的问题，需要有完善合理的行政管理模式作为支撑，积极建立起与社会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管理模式十分必要。首先，国企需要认识到自身行政管理工作中存在着的问题，从而有针对性的做出相应的解决工作。其次，国企需要从市场经济环境出发，将行政管理工作的重点放置在企业经济利益之上。再者，国企还需要联系自身的实际工作情况，全面改善自身行政管理工作的实施效果，减少形式主义的管理方式，积极采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从企业自身的经营状况出发，采用更加灵活的工作和服务形式。
2.全面改进产权改革过程中存在着的问题
积极提升国企产权改革工作的良好实施效果，首先需要认清出现阶段的市场经济发展形势，逐渐增强国企产权改革的责任感。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对于当前经济结构和布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国企需要积极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奠定自身的经济发展基础，积极开展市场化改革工作。积极实施产权改革，主要是积极建立起一个能够符合市场经济的自我循环运转的产权体系，促进国企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良好发展。其次，国企需要统一产权改革的认识，全面推进产权制度管理工作。在产权改革过程中，国企需要积极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带动力和控制力，针对现阶段国有资本的流动机制进行不断完善。同时国企积极完善自身的产权改革制度，需要保证产权能够在有序的环境下进行交易和流转，主要是借用拍卖、转让、投资参股、兼并、收购、债权转股权等多种形式。再者，国企在开展产全改革工作的过程中，需要按照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从市场的规则入手，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和运行，为全面推进社会经济的增长，提供良好的前提条件。
3.充分提升国企人力资源管理的改革水平
人力资源是国企管理改革过程中的重要内容，是国企顺利运转的重要前提和支撑。国企需要针对现阶段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积极采用良好的方式加以应对。第一，从人力资源开发方面入手。首先，国企需要强化内部交流工作，让国企内的从业人员积极适应不同岗位的工作内容，提升工作人员总体的岗位转移能力。其次，国企可以实施开发费用责任制度，也就是说对于一些培训、考核不合格的人员，可以采用培训费用自付的形式，从源头上提升人员培训的总体水平。再者，国企还可以积极建立起学习型的组织，保持人才的持续性开发。国企在设立学习型组织的时候，不仅需要将个人开发和组织开发进行良好结合，同时还需要能够从国企自身发展利益和工作人员的发展利益进行考虑，将人才的发展前途和企业的发展前途进行紧密结合。第二，从国企业人员考评方面来说。首先，将国企人员考评的指标进行量化，将员工的日常表现和工作情况全面纳入到考核体系之中，包括员工个人素质、工作业绩等方面，最大限度的提升考评的客观性，保证考评结果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效果。其次，国企领导人员需要意识到考评工作的重要性，针对于领导者而言，同样需要接受考评，这样能够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根据考评结果，可以进行相应的职务调整、再次培训以及实施奖惩方面的处理。再者，考评者的素质将会对考评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对此需要积极提升考评者的综合素质，保证考评人员的专业能力、思想品质、职业精神等方面都十分优秀。
四、结语
经济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篇2
那么，人们为什么会如此关注政治体制改革呢？一般地说，促使人们关心政治体制改革的大约有如下的一些因素：第一，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怀。生活本身的经验告诉人们，好的政治体制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保障，而不好的政治体制则会成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障碍。因此，要想使生活不断地得到改善，就要通过经济改革促进经济发展，而要想使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顺利地进行，就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好的政治体制。第二，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状况的不满。人们通过横向的比较（主要是知识分子）会感觉到我们的政治体制在结构、制度、程序、运行机制方面不完善、不理想。为了追求更理想的政治体制而产生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第三，对社会生活失序状态的不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社会生活秩序正在经历着一个深刻的转变，原有的秩序逐渐地瓦解，而新的秩序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从而产生了社会生活的失序状况。而在这种失序中最为严重的就是政治腐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人们便寄希望于政治体制改革。第四，对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的状况不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眼界的开阔，人们对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应该享有的政治权利便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因而人们就会深感现有的政治体制的不理想、不完善，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第五，对某种具体的不良政治遭遇的感受。在平时的政治生活中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完善以及政治腐败等原因，往往使人们遭遇到一些不公正的甚至是伤害性、灾难性的对待。当人们在反思这些遭遇时便会产生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等等。正是这样的一些因素才会把人们引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关心和期望。但是，当人们开始关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人们便会陷入矛盾之中：这就是人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这种愿望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实践中严重滞后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就说明，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工程，单单有愿望是不够的。要想使政治体制改革真正能够向前发展，不能靠愿望，而要靠动力。因此，探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问题乃是弄清楚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寻找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契机的根本性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从道理上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首先应该来自广大的人民群众改变政治存在的要求。其次是来自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但从现实生活来看，则情况要复杂得多。为此，我们就需要了解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的特点。由于我们的起点是全能主义的政治体制，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不论来自何方，最后都必须经过党和政府自上而下地采取一系列放松政治控制或改变政治控制的重大的措施，才能真正实现。而放松和改变政治控制，则具有很大的风险性。我们知道，一种政治体制就是一种政治控制体系，政治控制体系要想正常地运转，必须在控制主体和被控制对象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而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要在某种程度上放松控制，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放松控制所形成的局部的不平衡来建立适应新体制需要的新的动态平衡。如果由放松控制所引起的局部不平衡没有建立起新的动态平衡而是造成整体性的动态平衡的破坏，那么就会产生政治动乱甚至会使原有的政治结构发生解体。这对于当权者来说是灾难性的。因此，即使是具有改革理想和抱负的领导者也不会，愿意去冒这种风险。其次，政治体制改革也会与各级领导层的既得利益发生矛盾。政治体制改革意味着政治权力的大调整，或者叫做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与此密切相联系的是掌握权力的各个机构的利益的再分配。作为各级当权者来说，原有的政治体制是同他们所掌握的一定的权力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权力本身就是利益而且是更大的利益。政治体制改革总是向着放松控制因而是减少权力的方向转变，因而就不可避免地使当权者丧失权力和利益。而上述的风险性本身也是一种重大的利益风险。因此，对于那些具有改革抱负的领导者来说，改革的实现最好是能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它们一方面会使领导层感到风险很小，另一方面又不会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但是实际上这种理想的状况几乎是不存在的。在现实中政治改革从来就是有风险的，而且是会损害领导层的既得利益的。因此，政治改革对于各级领导层来说，从来都具有被迫性。面对政治体制改革，各级当权者往往既不敢于也不愿轻易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各级当权者自觉自愿地、积极主动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不现实的。正因为上面这两种原因，便造成各级当权者对政治体制改革缺乏动力的状况。但是另一方面各种政治体制改革又必须通过各级当权者才能实现。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便只能来自外部的压力了。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往往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实现的：即如果不改革，则会冒更大姆缦蘸蜕ナЦ蟮睦妫庋凇傲胶ο嗳ㄈ∑淝帷钡男问浦拢母锉阌锌赡鼙黄鹊厥迪帧R虼宋颐蔷托枰芯空庵帧傲胶ο嗳ㄈ∑淝帷钡那榭鋈绾尾呕岱⑸渴鞘裁囱男问坪土α坎呕嵬贫庵智榭龇⑸
在了解了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特点之后，我们就要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两种可能的动力会如何造成改革的形势。如上所述，政治体制改革的直接动力应该来自人民群众对改变政治存在的要求，即人民群众对政治存在的不满。政治体制对每个个人来说，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环境，从而也就关系到人们的政治存在的问题。所谓政治存在是指人们的政治要求与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政治环境不能满足人们的政治要求，人们就会对自己的政治存在产生不满，这样就会生长出改变政治环境的要求。这就是来自人民群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但是，在一般情况下，由于习惯势力等等的影响，人民群众在和平发展的时期对于政治存在很少提出异议，即使产生不满，也很难表现为明确的改变政治体制的要求。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高度，人们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才会逐渐转移到政治存在上来。那时人们就会对政治存在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转化成为改革政治体制的动力。所以，在和平发展时期，人们的政治改革的要求是要等到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才能提到日程上来的。这就决定了来自人民群众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直接的动力是很不容易成长起来的。完全指望这方面的动力的成长，政治体制改革恐怕就要被推到遥远的将来去了。因此，要想使这种要求变成真正的动力而造成改革的形势，则是一个非常曲折、艰难而且需要长期酝酿的过程。
那么，在来自人民群众的改革要求还没有真正变成动力的时期内，政治体制改革会不会发展和怎样发展呢？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往往是靠一种间接的力量来实现的。这种间接的力量就是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力量。因此，我们就应该很好地研究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是如何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在现实的过程中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对于政治体制是从反面提出问题的，它们对政治体制所发出的信息就是“不改革不行”。换句话说，经济生活中的力量是通过危机的方式来推动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地说，因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之间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政治体制构成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外部环境。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每前进一步，都必然要受到原有的政治体制的阻碍。这样，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每前进一步，都会不同程度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从而对政治体制改革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样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中就会不断地生长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来。这种动力虽然是间接的，但又是及其巨大的，往往是政治力量所无法抗拒的。也就是说，实际的情况是，当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遇到政治体制的阻碍时，就会产生经济生活的不同程度的破坏。而经济生活破坏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不正视、不能不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这就促使政府必须下决心来改变阻碍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原有政治体制的某些方面。从而使政治体制的改革得到不同程度的推进。这是目前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的途径。因此，如何借助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力量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就成为一件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事情。在目前，当来自人民群众的改革动力还没有成长起来的时候，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就应该放在探索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在不同的时期将会如何具体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种要求？而当这种要求遇到原有政治体制的阻碍时，又会引起什么样的社会后果？这种社会后果又会怎样地影响领导者的决策选择？当领导者做出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某些选择后，在执行的过程中又如何克服来自各方面的阻力？等等。这就要求我们把经济发展、经济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经济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要求是从反面提出的，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相比，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从这方面说，要求同步是不可能的。但是人们似乎总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总是想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如果要满足这一要求，就必须找到一种在经济生活之外的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的动力。但是至少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我们还找不到这种动力。有人认为知识分子可以成为这种动力。不错，知识分子的确对政治体制改革十分关注，并经常提出强烈的要求。因此，他们无疑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支重要的力量。但是，由于他们的人数较少，又不掌握权力，因此，他们的实际作用是很有限的，还不足以成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的力量。也有人认为，最高领导层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想和愿望可以成为这种动力。不错，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层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确有很强烈的理想和愿望。这种理想和愿望当然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的力量。特别是渐进改革的特点就是自上而下地进行的，因此，这种推动便更加重要。但是，我们的最高领导层的决策不可能仅仅从理想和愿望出发，更重要的是要从现实出发。现实的政治稳定的大局，现实的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状况，都是他们不能不优先考虑的。在这种情况下，理想和愿望便只能服从于现实的需要。所以，实际的情况仍然如上所述，最高领导层一般只能在经济生活遭到不同程度破坏的强大压力下，才能下决心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仍然只是在来自经济生活的强大压力的对比之下，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之下，才能把政治体制改革一定程度地提到日程上来。这就是生活的现实。还有人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会成为一种巨大的外部推动力，足以使政治体制改革大大地向前发展，从而改变其滞后的状况。不错，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确可以成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因素，因为我们与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所达成的协议条款中绝大部分都是针对政府的管制权力的。因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定会使我国的政府管制的改革成为一项硬任务。但是政府管制的改革还只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较浅的层次，而且其过程本身也正是表现经济要求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特点，也就是说正好是滞后的表现。
经济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篇3
我国乡镇刑侦管理体制建国之后几经变迁，形成了目前的行政管理模式，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病不断凸显，并给乡镇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在这种背景值之下，经济发达镇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与现有行政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因此需要其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做到先行先试，通过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来释放出来更多的市场活力。
一、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原则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这一工作推进中必然会遇到各种阻力，要做好这一工作，必须要坚持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1.循序渐进原则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要做到循序渐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然会遭遇到各个方面的阻力，这些阻力既包括利益层面的阻力，也包括观念层面的阻力，对于经济发达镇来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要客观评估各种阻力，在明确阻力的情况下来进行的改革方案的制定，避免改革方案过于冒进可能出现欲速则不达情况出现。
2.依法推进原则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虽然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无视法律，依法推进这是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依法推进要求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之下来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改革措施不能够过于激进，更不能够与我国的法律法规相违背。
3.不断调整原则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要做到不断的调整，因为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套用，因此各项改革措施是否比较合适，难免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试错，需要根据实际效果以及环境要求变化来进行调整，这样才能够保证改革方向的正确与改革措施的有效。
二、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诸多突出的问题，例如权责失衡、职能扭曲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损害到了行政管理体制的有效性，同时更是给乡镇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
1.权责关系不够对等
从目前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情况来看，权责关系不对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权责关系的不对等充分的体现出来了目前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问题，一方面是经济发达镇在权力层面比较小，另外一方面则是承担了比较多的职责，二者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权责失衡导致经济发达镇在发展方面左右制肘，难以释放发展活力以及动力，从而拖累了地区发展的步伐。
2.政府职能转变落后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虽然在不断的推进，但是依然存在职能转变落后的突出问题，即政府职能没有做到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乡镇发展的需要做到不断调整，具体来说，经济发达镇依然存在的职能缺位、错位以及越位的具体问题，本来政府承担的职能政府没有承担，同时不需要政府做的事情，政府有干预太多。经济发达镇依然没有构建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府，全能型的乡镇管理理念依然根深蒂固，这大大损害到乡镇行政管理的有效性。
3.监督评价没有到位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缺少监督评价，在乡镇行政机构工作开展中因为没有监督机构而容易走向一条不受约束的道路，这也是目前基层乡镇机构公信力不断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目前经济发达镇乡镇管理方面监督评价的不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本级政府部门中没有专门监督机构，对于乡镇不同机构工作的开展没有监督评价；另外一方面就是来自于公众、媒体的监督缺失，这导致了对于政府机构的工作不能做到客观评价。
三、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议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有一些基本性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良好地解决，导致乡镇管理体制目前弊病四现，针对这种问题，需要重点做好一些几个方面的问题，解决好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1.完善权责对应关系
权责对应关系这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之一，有多大的权力，就要给予多大的责任，经济发达镇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要积极争取上级政府授予更多的权利，另外就是要将本该上级政府承担的职责交给上级。通过理顺权责关系，才能够让乡镇政府去集中人力、物力做好份内的工作，推动乡镇的更好发展。当然完善权责对应关系方面，也需要注意度的一个把握，在加大经济发达镇权力的同时，也要注意相应监督机制调整，确保权力不会失控。
2.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这是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全能政府与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有着内在的冲突，因此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必须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合理既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政府将职能集中在市场解决不好的问题方面，专注于公共产品的提供、市场秩序的维护，同时还要将职能重心从单纯的经济发展方面，向经济社会统筹发展层面进行转变。
3.加强监督评价建设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要重点做好监督评价工作，监督评价的主要目的在于约束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的行为，让其在监督下能够严格按照岗位职责、法律法规来开展工作，用好手中的权力来为人民服务。监督评价方面，一方面要注意本级政府内部建立完善的监督机构，同时主动接受上级部门的监督评价，另一方面接受群众、媒体的监督评价。对于监督评价反馈的问题要及时进行的解决，确保各项工作的更好开展。
结束语
总之，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未来需要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不断推进，这样才能够全面的提升行政管理水平，实现乡镇的更好发展。（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殷存毅，杨勇.新型城镇化与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J].云南社会科学，2015年2期
[2]张思琪.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问题与措施[J].中外企业家，2015年27期
[3]钱中益，毕东升.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探索[J].江南论坛，2014年7期
来源：商 2015年46期
经济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篇4
我国乡镇刑侦管理体制建国之后几经变迁，形成了目前的行政管理模式，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病不断凸显，并给乡镇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在这种背景值之下，经济发达镇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与现有行政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因此需要其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做到先行先试，通过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来释放出来更多的市场活力。
一、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原则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这一工作推进中必然会遇到各种阻力，要做好这一工作，必须要坚持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1.循序渐进原则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要做到循序渐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然会遭遇到各个方面的阻力，这些阻力既包括利益层面的阻力，也包括观念层面的阻力，对于经济发达镇来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要客观评估各种阻力，在明确阻力的情况下来进行的改革方案的制定，避免改革方案过于冒进可能出现欲速则不达情况出现。
2.依法推进原则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虽然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无视法律，依法推进这是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依法推进要求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之下来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改革措施不能够过于激进，更不能够与我国的法律法规相违背。
3.不断调整原则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要做到不断的调整，因为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套用，因此各项改革措施是否比较合适，难免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试错，需要根据实际效果以及环境要求变化来进行调整，这样才能够保证改革方向的正确与改革措施的有效。
二、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诸多突出的问题，例如权责失衡、职能扭曲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损害到了行政管理体制的有效性，同时更是给乡镇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
1.权责关系不够对等
从目前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情况来看，权责关系不对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权责关系的不对等充分的体现出来了目前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问题，一方面是经济发达镇在权力层面比较小，另外一方面则是承担了比较多的职责，二者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权责失衡导致经济发达镇在发展方面左右制肘，难以释放发展活力以及动力，从而拖累了地区发展的步伐。
2.政府职能转变落后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虽然在不断的推进，但是依然存在职能转变落后的突出问题，即政府职能没有做到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乡镇发展的需要做到不断调整，具体来说，经济发达镇依然存在的职能缺位、错位以及越位的具体问题，本来政府承担的职能政府没有承担，同时不需要政府做的事情，政府有干预太多。经济发达镇依然没有构建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府，全能型的乡镇管理理念依然根深蒂固，这大大损害到乡镇行政管理的有效性。
3.监督评价没有到位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缺少监督评价，在乡镇行政机构工作开展中因为没有监督机构而容易走向一条不受约束的道路，这也是目前基层乡镇机构公信力不断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目前经济发达镇乡镇管理方面监督评价的不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本级政府部门中没有专门监督机构，对于乡镇不同机构工作的开展没有监督评价；另外一方面就是来自于公众、媒体的监督缺失，这导致了对于政府机构的工作不能做到客观评价。
三、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议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有一些基本性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良好地解决，导致乡镇管理体制目前弊病四现，针对这种问题，需要重点做好一些几个方面的问题，解决好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1.完善权责对应关系
权责对应关系这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之一，有多大的权力，就要给予多大的责任，经济发达镇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要积极争取上级政府授予更多的权利，另外就是要将本该上级政府承担的职责交给上级。通过理顺权责关系，才能够让乡镇政府去集中人力、物力做好份内的工作，推动乡镇的更好发展。当然完善权责对应关系方面，也需要注意度的一个把握，在加大经济发达镇权力的同时，也要注意相应监督机制调整，确保权力不会失控。
2.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这是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全能政府与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有着内在的冲突，因此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必须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合理既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政府将职能集中在市场解决不好的问题方面，专注于公共产品的提供、市场秩序的维护，同时还要将职能重心从单纯的经济发展方面，向经济社会统筹发展层面进行转变。
3.加强监督评价建设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要重点做好监督评价工作，监督评价的主要目的在于约束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的行为，让其在监督下能够严格按照岗位职责、法律法规来开展工作，用好手中的权力来为人民服务。监督评价方面，一方面要注意本级政府内部建立完善的监督机构，同时主动接受上级部门的监督评价，另一方面接受群众、媒体的监督评价。对于监督评价反馈的问题要及时进行的解决，确保各项工作的更好开展。
结束语
总之，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未来需要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不断推进，这样才能够全面的提升行政管理水平，实现乡镇的更好发展。（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殷存毅，杨勇.新型城镇化与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J].云南社会科学，2015年2期
[2]张思琪.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问题与措施[J].中外企业家，2015年27期
[3]钱中益，毕东升.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探索[J].江南论坛，2014年7期
来源：商 2015年46期
经济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篇5
【编者按】：论文频道为您提供各类论文范文参考，以及论文写作指导和格式排版要求，解决您在论文写作中的难题。
选题依据：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解决》，在完善社会经济体制上有了重大突破。尤其是在公有制实现形式上，提出股份制为主要形式，在发展非公有制上突破了过去的局限。这对现有林区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现有林区经济体制存在很大的问题，极其不适应现有的市场环境，造成现有的林区经济落后。而且，发展没有后劲处于两难境地。一直以来，森工企业都是在计划体制和短缺经济并存的环境下生存。体制、机制、科技诸方面还跟不上社会整体的上升步伐。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xx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加快林区发展的决定》为林业的发展改革指明了方向。目前国家正在实行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对政府体制、企业经营机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出了急迫要求，改革社会经济体制以成为改造振兴老工业基地的首要任务。从当前林区经济运行体制来看，必须改革经济体制。否则林区经济将无法摆脱困境。当前影响我国林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矛盾有(1)政企不分。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政企合一、企业事业交叉的经济运行体制。而由此导致三方面的矛盾，一是存在一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林区、县政府机关、教师同工不同酬，工资差距较大，造成大量人才流失。二是林区建设包括林区基本建设、公益事业、社会事业等，造成重复建设浪费严重。三是国有森工企业承担着庞大的政府经费和社会负担，难以进入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正常的市场竞争。(2)市场环境有效性不高。森工企业难以作为市场主体进入市场竞争。一方面束缚了国有企业的发展，一方面降低了投资者对这一市场环境的信任程度，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生产布局结构不合理。(3)原有的生产布局结构不能适应现在的林区经济发展。(4)国有资产的管理不严。没有对国有资产进行合理的利用，没有人真正关心国家所有者的利益。可行性论述：目前林区经济发展体制改革面临难得的机遇。如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为林区生产布局调整、职工分流提供了有利的政策资金支持;生态保护区建设为林区改善自然资源环境提供了条件;西部大开发为林区基础设施的改造提供了有利条件，改善了职工生活条件，为吸引投资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可以为发展林区经济，振兴林区企业提供全面的经济支持。同时近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践工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
本论文拟采用以下手段和方法：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对比论证;列事实、摆依据;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引用分析等方法。主要通过图书查询;网上浏览;去中小企业实地调研等方法来收集资料。拟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等相关知识来撰写论文。
本论文拟分以下几个部分撰写： 第一部分：现阶段林区经济发展的现状。通过对现有的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阐述进行林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可行性。第二部分：现阶段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对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的阐述，分析问题形成原因过程以及问题的影响面。第三部分：针对现有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通过对现阶段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剖析，寻找到问题产生的根源，并从根本上提出解决方法。
xx年09月20日—xx年1月15日收集资料，拟订论文题目，撰写论文提纲。xx年3月1日—3月30日毕业实习调研。xx年4月1日—4月30日撰写论文初稿。xx年5月7日—5月20日修改论文，撰写论文第二稿。xx年5月21日—6月8日修改论文，撰写论文第三稿。xx年6月8日—6月18日修改论文，完善论文格式以及答辩前准备。xx年6月19日—6月20日左右进行答辩。
经济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篇6
长期以来，围绕探究“中国奇迹”之谜，国内外理论界已对中国经济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中国模式”的提出及解读，使得这场基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现实场景下的大讨论持续升温进而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美国学者马丁•哈特兰兹伯格与保罗•伯克特指出，主流经济学界已经基本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即“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发展模式，使得中国将成为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主要范式[1]。尽管就“中国模式”具体内涵的解读离不开对中国特有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以及历史文化特征的全面考察，但围绕中国经济对“中国模式”进行集中探讨，似乎能够将“中国模式”的解读更直观地带入到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现实场景中。从这一点而言，“中国模式”可以被视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具体路径，以及使中国经济走向市场化、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战略安排。应当看到的是，三十余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的事实已经能够充分地说明“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是毋庸置疑的，这种客观存在性是基于中国在经济改革与发展道路上的独立性，以及建立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丰富的理论与实践内容之上的巨大成就。在通向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道路上，面对来自英美的自由市场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欧洲大陆的社会市场模式（莱茵河模式）、东亚国家的强政府模式和俄罗斯的“第三条道路”等理论与实践的挑战，中国选择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改革与发展道路，从而使在理论探索与实践发展中不断完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中国模式”是对中国三十余年改革开放得失经验总结和在对未来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预测基础上，归纳出来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内容清晰、呈体系化的、能够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前行的思想理论和政策框架。它不仅是对前期中国改革与发展绩效的理论总结，也是指引未来中国改革与发展实践的灯塔。
尽管成就斐然，“中国模式”自身存在的问题与缺陷亦不容忽视，这些问题和缺陷曾被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总量繁荣的表象所掩盖，从而长期隐藏在中国经济的“旧常态”中并逐步发展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未来改革与转型的强大阻力。在反思“中国模式”存在的具体问题与缺陷时，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具有的粗放式特征和低技术创新能力已使经济增长中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达到了极限，单位GDP能耗巨大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不仅意味着产出水平的低质低效，也造成了资源能源的严重浪费。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产业和能源结构已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这使得中国在后危机与低碳经济时代承担着减排与发展的双重压力。吴敬琏指出，由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的出口导向政策的短期刺激效应正逐渐减弱，从长期来看，中国亟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应对传统模式造成的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内需不足、技术创新滞后以及劳动者收入提高缓慢等问题。尽管政府主导下的海量资源投入与强大的社会动员机制是“中国模式”引领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重要保证，然而，在强政府、“巨型国企”与粗放式生产投资营造的高增长与总量繁荣的背后却是中国经济的高负债、高库存与高杠杆化，以及“投资饥渴症”下的产能过剩与消费不足。萧功秦认为，在“强国家—弱社会”的现有结构关系与体制环境下，“中国模式”面临着腐败、国富民贫、国企病、两极分化与社会创新能力弱化的五大困境。许小年基于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的比重关系出发，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对投资驱动过度依赖的基础上，这将导致中国经济在消费与投资关系严重失衡的情况下面临结构性衰退的风险。进一步地，作为将“中国模式”发挥至极的一项经济政策，依靠大规模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四万亿投资”尽管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高峰期保住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态势，但在前一阶段的生产尚未被消费充分吸收的前提下，在投资增速明显快于消费增长的产能过剩状态下，继续用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催化剂只能使宏观经济进一步偏离供求均衡的轨道。随着“四万亿投资”的短期效应逐渐减弱，如今“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正在增速回落与结构调整中努力消化前期刺激政策的消极后果。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三十余年的改革与发展历程，强政府控制下的市场开放与海量投资作为“中国模式”的一个基本实践特征，也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机制。图1反映了自1984年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启动至今经济增长的具体情况。从图1中可以看出的是，中国经济并没有在30年间一直呈爬坡式上涨态势，而是在三大增长区间（1984—1988年；1992—1997年；2002—2011年）后分别出现了三次明显的经济下滑（1989—1990年；1998—1999年；2012年至今）。与前两次周期性的经济下滑所不同的是，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则是一个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从表1中可以看到，强政府在推动市场开放过程中的政治示威作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充分利用相对利好的国际国内环境发挥政府投资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是中国经济在经历前两次的短期下滑后受益于“中国模式”的“反危机”和“促增长”政策迅速企稳上涨的重要原因。然而，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的明显放缓则突出地反映了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结构性危机，具体表现为：粗放型的投资驱动模式使传统工业部门在“转型难”的同时又普遍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房地产行业的过热发展导致相关市场领域存在泡沫化风险；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外需不足导致中国经济面临出口拉动的乏力；而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抬升与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长期赖以的人口红利正逐步消失；更为重要的是，当市场化改革全面进入存量调整的深水区时，以往在体制打球式的“、先易后难”的改革策略已经无法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实际需要，而传统体制及其既得利益的强大藩篱已使渐进式改革的长期成本愈发凸显。毫无疑问，当经济增长与现有体制、既得利益、资源环境等约束条件日趋呈现出紧张的矛盾冲突时；当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日益衰竭而新生动力尚未发育成熟时，仍然在战略思维与政策安排上沿袭套用“中国模式”的四万亿元投资救市方案显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目前中国经济存在的结构性弊病。这是“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与以往两次增速出现短期下滑现象的实质性差异。应当看到的是，中国经济的深化改革与全面转型是由“中国模式”长期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倒逼而生，而后者的集中爆发是中国经济从“旧常态”走向“新常态”的基本诱因；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外部影响因素，全球金融危机起到了促使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催化作用。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如何正视“中国模式”在引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和缺陷，使“中国模式”在理论与实践发展中从容应对经济“新常态”的挑战，这将是深刻影响未来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一项重大议题。
二、“中国模式”转型升级的背景、意义与内涵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已使全球经济逐渐步入了一个大调整和大过渡的时代，鉴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复苏与增长态势的持续低迷，转型业已成为各个国家寻找新增长点以谋求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共识。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虚拟经济向以工业资本为基础的实体经济转型，以及传统的高碳经济向未来的低碳经济转型，已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在面临各种问题与挑战下就未来改革、转型与发展议程的两条主线。与此同时，在全球两大转型潮流的带动下，一方面，发达国家为抑制金融泡沫与促进经济复苏出现了“再工业化”与“再制造业化”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创新浪潮在全球经济回归实体化的过程中为推动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前提基础。实际上，全球经济的转型浪潮是对当前全球经济增速减缓与结构失衡的一次积极回应。面对同样的问题，转型也将是“新常态”背景下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机遇。然而，考虑到当前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这种转型不应再局限于具体领域或层面，而是应基于国家发展长远利益的战略高度，把转型扩展到一个国家改革与发展模式的整体化变迁的宏观视域，即“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这种改革与发展总体模式上的转型升级将进一步推动当前中国经济在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产业、能源、收入分配等具体结构和领域的全面升级优化。
“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并不是对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全盘否定，而是基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对“中国模式”的一次积极扬弃。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尚不存在一种具有普适性的、亘古不变的模式，而模式的僵滞和定型化只能因其无法适应不断变化与发展的外部环境而最终走向失败———“苏联模式”在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而从曾经的“华盛顿共识”到如今的“后华盛顿共识”，这种经济政策观与具体政策框架的演化变迁也清晰地反映了西方价值观及其所倡导的市场化模式越来越能着眼于转轨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8]。因此，就任何模式的本身而言，它是固定性与多样性的对立统一。“中国模式”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经济取得当今的成就，正是由于在改革开放时期特定的国内外环境下，中国经济能够务实、积极且不失时宜地践行着体制改革的试错、探索与创新，并在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建设中不断丰富着“中国模式”的具体内涵。这种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对“中国模式”与时俱进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无疑从实质上使“中国模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三十余年持续高速增长的主导力量。然而，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与改革进程相对滞后的矛盾已使中国经济在发展中长期积累的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时期，中国经济一方面面临着经济增速减缓、经济结构失衡以及经济增长传统动力日趋式微的“中国式”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也面临着“刘易斯拐点”“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后发劣势”等普遍困扰发展中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通病”的挑战。在旧有模式逐渐无法适应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只有通过“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才能在整体推进中国经济改革与转型进程的同时逐步解决经济发展中长期积累的结构失衡问题并突破传统体制机制的瓶颈。因此，“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将是未来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主要议题，同时也将成为“中国模式”在全球经济转型浪潮中保持其强大生命力的重要途径。“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是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围绕前期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的得失经验，就当前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的一次深刻反思和集中回应。应当看到的是，建立在依靠强势政府推动下的海量投资和对资源环境过度依赖基础之上的高速增长不仅野蛮，而且不可持续。“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应当基于经济“新常态”的现实场景，直接面对并处理“新常态”呈现给中国经济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作为对中国未来改革与发展模式的积极调整，“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将是关系到中国经济在“新常态”时期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与微观层面上强调的转型升级所不同的是，“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将集中围绕未来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安排这一更具战略意义的宏观视域，以寻求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的新增长点为目的，以培育创新型增长驱动机制为着力点，突破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与增长理念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范式，推动中国经济从追求高速度与总量繁荣向强调结构优化、质量改善和效益提升的方向发展。
基于改革开放三十余年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不断积累和激化的各种问题与矛盾，“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要求中国必须认识到在结构失衡与改革动力相对匮乏的条件下，以往建立在逆周期调控理论基础之上的、需求导向的强刺激政策在应对经济“新常态”问题时的局限性；也要认识到政府主导投资驱动下的、以过度消耗资源和环境承载力为代价的、寅吃卯粮的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更要认识到为保障经济增速不与改革进程脱节，而为未来持续的改革提供空间并创造动力的重要意义。因此，作为一场“转型+发展”的重要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是在经济“新常态”时期中国寻求未来改革出路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同时也是面向中国未来“小康社会”建设与现代化发展的一场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进一步地，作为“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未来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既是对“中国模式”的自我完善，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知的深化，更是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
三、推动“中国模式”转型升级的具体路径
（一）从政府供给主导型到社会需求诱致型：经济改革驱动机制的转变依靠政府力量推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并为中国经济增长创造各种政策条件和制度环境的“强政府”模式一直以来是“中国模式”下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显著特征。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延续着由制度供给驱动的、从中央顶层设计到地方层级扩散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模式。这种由强势政府主导的、以制度供给方式推动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反映了在政府控制改革进程与提供具体政策安排时特定的行为方式与利益诉求。政府以“制度企业家”的身份直接介入到制度创新活动实则反映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政府通过学习和模仿寻求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外部规则的过程，这一过程既可能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产生规则改变与社会增益的激励相容，也可能因政府与社会成员对规则理解的不一致而减损改革过程中的社会福利。在经济体制改革尚处于“浅水区”时，增量改革带来的经济增益与决策层的政治收益之间所形成的激励相容使得强势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改革在短期内产生了十分丰厚的、具有“中国模式”特征的改革红利。然而，当经济体制改革逐渐进入到“深水区”时，结构调整与存量改革势必会触及现存体制框架内的核心制度安排及相关的既得利益。进一步地，当现有体制和既得利益无法满足对现存利益结构重新分配与深度调整的改革需要时，强势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改革往往会陷入重重困境。与此同时，中国既存的政治经济体制环境决定了社会民众尽管具有反映制度需求的意愿，却匮乏通过自发的制度创新活动满足其制度需求的能力。长期以来，因政府主导的制度供给不充分或明显滞后于社会成员的制度需求而引致的制度供求缺口的不断扩大，以及社会范围内各种利益冲突的持续激化，促使改革经常以问题倒逼的方式开启或延续。显然，这种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驱动机制是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动力不足的症结所在。同强调在微观经济活动领域的“政府退出”一样，在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日趋成熟的条件下，政府对制度供给的主导作用应逐渐弱化，而平行于这一过程的则是社会民众的制度需求对制度创新作用的持续增强，活跃于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个体和组织应当逐渐发育成为推动制度创新与改革进程的主导力量。作为“中国模式”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常态”背景下的中国经济亟需通过转变强势政府主导下的改革驱动机制，在结构调整与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解决长期存在的改革动力不足问题。经济改革的驱动机制由政府供给主导型向社会需求诱致型转变要求政府权力的进一步下放与职能转型过程中的自我约束。一个“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和“善治政府”意味着，政府行为与来自政府的外部规则应适时退出微观层面的制度创新活动，从而使中央政府顶层的制度设计能够更好地激发社会范围内的制度创新活动，而不是用政府在经济改革中的主导作用去取代其他社会主体从事制度创新的能力和意愿。与此同时，应尽可能地赋予社会民众在市场活动中更多的制度创新空间，充分挖掘来自民间与基层的改革动力，并通过互惠性的制度创新活动促使社会民众广泛参与具体政策制定与出台的讨论和听证过程，以期逐步提高社会民众表达制度需求的能力和意愿，以及前者相对于政府在制度创新过程中的议价水平。毫无疑问，这些将是在“新常态”时期推动中国经济改革驱动机制由政府供给主导型向社会需求诱致型转变的具体途径。
（二）从“循序渐进”到“平行推进”：改革方式与改革策略的转变作为经济改革和转轨的战略选择与具体方式，理论界曾围绕不同转轨国家的改革成本和绩效就“渐进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改革与转轨方式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其中，作为渐进主义改革与转轨的范例，中国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被理解为在原有体制框架内以“试验推广”或“窗口示范”的方式推行增量改革，而这种渐进式的改革保证了改革过程的稳定性和中央政府对改革目标与改革方式的可操控性。樊纲指出中国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能够充分利用体制外部增量部分经济增益的“示范效应”推动体制内存量领域的改革，从而减少了市场化改革的成本和阻力。尽管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渐进式改革下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已使这种改革战略和改革方式被普遍看作是“中国模式”的一个突出实践特征和主要成功经验。然而，考虑到渐进式的改革过程更容易形成对“双轨制”的长期路径依赖④[16]，以及在经济增速明显快于改革进程的背景下，大量“未偿费用”⑤[17]或制度遗留因素的积累所引发的结构失衡问题，渐进式改革的长期成本已然在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中被无限放大。以往“中国模式”的渐进式改革通常被描述为一种“先易后难、逐个击破”的“循序渐进”式的改革方式。这种对经济体制机制循序渐进式的改革容易因具体改革领域的“各自为政”进而引致改革过程中的制度不协调问题，主要表现为在相关性改革领域中出现的改革超前与改革滞后并存，以及因某一领域的改革瓶颈引发的整体改革进程的“原地等待”[18]。“新常态”背景下的经济改革需要我们适时转变以往的改革策略与改革思维，以“平行推进”式的改革方式全面促进各项领域的深化改革。“平行推进”式的改革方式强调渐进式改革过程中体制间的相互协调，以及各项领域间改革进度的动态平衡。这意味着，鉴于民生建设的完善是释放个人消费潜力的重要前提，针对扩大“内需”的结构调整应当与民生领域的各项改革相互平行；而考虑到国企上市所依赖的融资和信贷环境，金融机构与资本市场的改革应当与国企改革协调兼顾。与“循序渐进”式的改革在具体操作环节上强调顺序相比，“平行推进”式的改革基于各种制度安排间的相互依存与制约关系，在改革路径与宏观政策设计上更加注重改革总体进程的协调性。因此，以“平行推进”式的改革方式与改革策略推动各项领域的积极改革将是在“新常态”背景下突破以往渐进式改革长期遗留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以及避免改革总体进程出现“原地等待”的有效途径。
（三）从单一性的总量经济向包容性的质量经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直以来是中国政府和理论界持续探讨的焦点问题，在经济“新常态”时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也是“中国模式”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内容。面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速减缓、结构失衡以及增长动力相对匮乏的“新常态”问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要求在稳定增速中挤掉以往在粗放型增长与结构畸形下增长的GDP泡沫，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其次，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在结构调整中探寻新增长点并培育创新型增长动力，通过经济增长中技术与制度的创新，以及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自觉、有序地由低级向高级转变。再次，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在对创新型动力机制的探寻与培育中使经济增长从以金钱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为第一要务，向以提高经济增长与生产力发展的可持续性、提升社会福利水平与总体幸福感，以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要求转变。因此，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积极变化不仅是从传统的粗放型向现代的集约型方式转变，也蕴含着从以“GDP主义”为核心的单一性增长理念向更全面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性增长理念的转变[19]。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落脚点在于经济增长驱动机制的革新。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政府应当对具有技术创新特征并彰显人力资本质量积累与提升的新兴产业及相关的经济活动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使新产品、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具有更多的获利空间，从而带动产业组织形式向专业化、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方向发展。鉴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已使中国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接近或达到上限，经济“新常态”时期的产业政策与配套措施要推动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从以往具有“中国模式”特征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黑色发展”，向具有集约型、高科技、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特征的“绿色发展”转型升级。这意味着，一方面，具有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生态安全特征和低碳循环理念的绿色产业将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也要在化解产能过剩的同时，共同发挥市场与政府的作用来寻找传统产业发展的新方向。在经济“新常态”时期，为突破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以真正实现中国经济的提质增效，中国经济需要在结构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新途径。
（四）从逆周期调控到结构性改革：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转变鉴于结构失衡而非需求不足是当前“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减缓的基本诱因，而这种增速减缓具体表现为宏观经济的结构性下滑而非周期性波动，因此，建立在逆周期调控理论基础之上、旨在刺激总需求的扩张性经济政策难以发挥以往的功效，而结构性改革措施应当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合理选择。应当看到的是，扩张性的反周期调控政策是以加剧结构失衡与牺牲长期增长活力为代价换取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强刺激；而结构性改革并不旨在推动经济迅速重新回到高速增长的轨道，却是为实现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铺平道路。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对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实际上已经表明以往推行的由国家主导投资行为拉动的、具有“中国模式”特征的扩张性政策和强刺激措施不能适应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曾经的“良药”如今已成为造成中国经济高负债、高杠杆和产能过剩的“毒药”。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框架要求政府不能在经济调控的过程中对强刺激措施产生“政策依赖症”，而是应逐步缩减国家主导的投资行为以弱化政府投资对宏观经济的政策效应，在结构调整中重构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并探寻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增长点。另外，要通过结构性改革推动实体经济的去杠杆化和虚拟经济的去泡沫化，一方面，降低目前过高的借贷产出比，以避免由高杠杆和高负债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完善金融市场的监管秩序，整顿放贷行为并严格约束影子银行业务，防止资产泡沫的出现并缓解当前持续攀高的总体性金融风险。最后，在结构性改革的具体操作层面，应强化结构政策“定向宽松”与“定向收紧”的配套组合，如货币政策应在保持总量稳健的基础上，对新兴产业、服务业和小微企业进行定向宽松；而对房地产等存在产能过剩和泡沫风险的行业领域进行定向紧缩。在结构性改革中要转变单向调控的传统行为模式，灵活运用各领域的政策工具以强化对结构性问题的综合治理。
经济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篇7
编者按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历经八年多，经过数次修改、讨论终于面世了。收入分配事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因而备受关注；收入分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因而增加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正如《意见》中指出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与国有企业、行政体制、财税金融体制等相关重点领域改革有机结合、协同推进。为了推进讨论的深入，本刊在以往讨论的基础上策划了这组文章，就如何全面理解收入分配改革、怎样通过制度创新调节收入分配、通过何种办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和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等关键问题作了讨论，以期凝聚改革共识，为深化收入分配改革贡献正能量。
按照党的十和2012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今年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其中包括要制定和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指导意见，推进全国收入分配改革。但当前人们对收入分配改革的认识仍然不够一致，有些人对某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仍存在片面性。为此，需要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关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进一步拓宽眼界，尤其要在以下四方面的认识上避免“割裂”或“对立”，以利于更全面地认识、把握并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一、避免把收入分配与财产分配割裂或对立起来
一般而言，收入分配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的分配，是对当期新创造社会财富的分配，其表现形式为货币，是分配流量；而财产分配主要包括各种有形财产如土地、矿产、房屋、设备、商品、存款、有价证券等的分配或转移，是对以往结存的社会财富的分配，是分配存量。在正常情况下，收入流量本身及其结存的多少决定着个人财产的多少；同时，收入存量即财产的大小又反过来影响并决定着收入流量的大小。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既相互独立又不可分割的关系。
在前期讨论收入分配改革时，确实出现了把收入分配与财产分配割裂的认识偏差，即只看到收入分配及其存在的问题，却忽视了财产分配及其存在的问题。这有其客观原因，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除了少量存款外基本没有个人财产；改革开放初期情况也差不多，特别是城镇广大工薪劳动者主要靠工资收入改善生活，财产性收入都不多，因此，人们容易只注意收入分配。但进入21世纪以来，财产分配及其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其额度也越来越大，比如近期曝光的“房叔”、“房婶”、“房姐”、“房妹”等，他们所拥有的房产及其价值都极为惊人，而他们之所以拥有大量房产，基本都与其合法收入的多少无关，主要是靠低价占有经济适用房、商品房或低价获得国有矿产开采权牟取暴利等财产分配所实现。为此，今天我们剖析收入分配及其问题，必须着眼于收入分配与财产分配两方面，否则就太不全面。但近期讨论中则出现了另一种偏向，即将财产分配或存量分配与收入分配或流量分配对立起来，有少数人在强调财产分配的重要性时，简单否定收入分配，认为当今中国的分配问题主要是财产分配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这一认识无疑也是片面的，不符合我国的实际。须知现在全国一年的居民收入分配流量达20多万亿元，其中薪酬分配总量达12万亿元左右，此数据也是巨大的，特别是普通工薪劳动者主要仍靠工资收入过日子，少拿或拿不到工资就会影响他们的基本生活，比如近两年中央电视台都对农民工的讨薪问题做了专题报道，可见这绝不是小事。同时，也要看到财产分配存量的数额更大。有人估计高达近300万亿元，特别是公共财产如监管不到位流失到个人手中，则其数量将更大，远高于收入分配流量。据此，全面、正确的认识就是要把二者联系起来剖析，既要看到并重视收入分配问题，又要看到并重视财产分配问题。避免“割裂”或“对立”。
二、避免把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割裂或对立起来
初次分配是指创造国民生产总值的各类市场主体在市场出售自己的产品或提供劳务获得相应报酬并缴纳税费的过程，其中，企业获得营业盈余，居民因提供生产要素而获得报酬，政府部门获得税收。二次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各收入主体之间通过各种渠道实现现金或实物转移的收入再分配过程，也是政府对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的过程。可见，初次分配是二次分配的来源，决定着二次分配数量的大小。影响着最终分配结果的合理与否；二次分配是对初次分配结果的调节，二者同样是紧密联系、相互影响、既相互独立又不可分割的关系。
近来在讨论收入分配改革问题时，有的人提出初次分配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政府不要管，二次分配才是重点，只有搞好二次分配才能解决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这种认识显然与上面所说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的关系相矛盾，是把二者割裂开来。大家知道，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都涉及各自的分配起点、分配过程和分配结果三方面。如果分配起点不公平，市场各主体应有权利不平等，分配过程缺规则，都会造成分配结果的不合理。比如农民与城镇居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不一样，劳动者对涉及自身利益的薪酬、福利分配没有知情权、参与权、表决权等，被动地由资方单方面决定；又如有的企业通过行政垄断、资源垄断轻易获取暴利或高收益，有的企业却要花高代价才能获得必要的生产资料，这就是分配起点的不公平；再如有的企业没有薪酬分配制度，或同行业企业获取生产资料的规则不健全、有漏洞，使市场各主体的平等权利得不到制度保障，这就是分配过程的不公平；其后果都会造成初次分配或二次分配结果的不合理。显然，二次分配只能调节初次分配的结果，而且在目前灰色收入数量很大、无法掌握人们全部收入真实情况的背景下，二次分配还只能调节初次分配的部分结果，最近曝光率很高的“房姐”隐匿的巨额财产得不到二次分配调节就是最现实的例子。二次分配无法解决初次分配的起点、过程公平与否问题，所以那种把二次分配当成改革重点的认识是片面的。全面、正确的认识应该是把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联系起来，分别通过改革解决好各自分配起点、分配过程的不公平问题，从而力争实现最终分配结果的合理。二者之中，由于初次分配是二次分配的来源，许多收入和财产分配问题都来源于初次分配，因此，应当把初次分配作为改革的重点。
三、避免把收入分配改革与深层次体制改革割裂或对立起来
广义的收入分配体系包括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诸项制度，其自身是一个大系统，同时它依附于相应的经济社会体制以及经济结构，由其决定并受其制约和影响。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生产水平决定分配水平、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的观点，当前我国收入和财产分配结果之所以不公平、不合理，其直接原因必然是现行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制度不够公平，而分配体系存在的问题又由我国经济社会体制以及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所决定并受其制约和影响。所以，要解决我国收入和财产分配存在的问题，必须既改革收入和财产分配制度，消除其不公平弊端，同时还要对决定分配体系的经济社会体制存在的弊端进行相应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前几年讨论收入分配改革问题时，曾出现过就收入分配论收入分配的偏差，对收入分配不公现象，只在收入分配体系内寻找原因，把收入分配体系与其依附的经济社会体制等割裂开来，看不到那些深层次原因，这种认识是无法正确剖析造成我国收入和财产分配不公平、不合理结果的症结的。随着讨论的逐步深入，这种认识偏差得到了纠正。但近年来又出现了另一种认识偏差，即有的人在剖析收入和财产分配问题产生的多方面原因时，过分强调深层次原因，却忽视甚至否定直接原因，比如有的人指出：收入和财产分配之所以存在这些严重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经济社会体制存在诸多弊端，最核心的是由于体制没有全面建立。因此，要解决当前的收入和财产分配问题，最紧迫的是推进经济社会体制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至于收入分配体系本身改不改作用都不大。这种把收入分配体系改革与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割裂甚至对立起来的认识显然是片面的，容易把改革引导到错误的方向，即把收入和财产分配存在问题直接上升为政治问题。这种认识既不利于促进我们抓紧解决那些直接关系老百姓生活的收入分配问题。比如会影响我们通过收入和财产分配制度改革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解决保障房分配不公平问题。解决“三公”消费过多过滥问题等；也不利于促进我们稳妥解决制约收入和财产分配公平的经济社会体制乃至政治体制的弊端问题，比如会影响我们通过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分门别类按轻重缓急分步骤稳妥改革，先抓紧解决国有资源公平配置问题、农民土地流转依法获取应有收益问题，同时加快健全人民代表对财政预算收支的全面监管，强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的监督，逐步解决城乡分割管理体制和户籍制度存在弊端，逐步解决行政管理体制的各种弊端，最后再稳妥改进完善我国的制度，如此等等。全面、正确地认识应该是既重视收入和财产分配制度的改革，又重视影响和制约收入和财产分配公平的经济社会体制以及行政管理体制乃至政治体制的改革。把两方面有机联系起来，统筹兼顾，其实质就是在深化改革中切实把握并实践标本兼治原则。
四、避免把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与政府宏观调控割裂或对立起来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自由竞争与宏观调控，是紧密相连、相互交织的有机结合体。就收入和财产分配而言，也应该将两方面有机结合起来。但长期以来在讨论收入和财产分配改革问题中，往往出现将两方面割裂或对立的观点，影响人们形成全面、正确的认识。
一种观点认为，政府不应干预初次分配，初次分配只能由市场机制发挥调节作用。这种观点忽视了我国的现实情况，即我国市场经济是在政府逐步放松管制条件下发育成长起来的，是要把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育健全的几百年历史过程压缩到几十年内完成，等不及让市场主体自觉地协商达成各种市场运行规则，只能由政府在市场主体自己无法协商制定规则时，代为制定有关规则以规范市场分配行为。同时，这种观点片面理解政府干预，以为干预就是使用行政手段审批等。实际上，政府在初次分配领域进行宏观调控，包括使用法律、经济、信息等手段以及某些必要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包括制定各种必要的分配规则如最低工资制度、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工资支付保障制度等，特别是制定营造促进各类企业公平竞争环境等法律法规，比如制定国有矿产资源公平配置制度，打破垄断等。这对于防止少数单位、人员占用国有矿产开采权或定价权牟取暴利极为关键；同时政府要监督用人单位执行这些法规政策和制度，对违法违规的用人单位进行查处，依法规范分配秩序。经济手段包括完善企业资源占用税、营业税、增值税、所得税以及国有企业利润上缴等项制度，同时合理调整相关税率、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等，直接或间接调节各类市场主体的收入水平及其分配关系。信息手段包括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价位、股市指数、采购经理人指数等信息制度，以此引导市场主体理性协商确定及调整分配水平。行政手段包括国有企业薪酬总额监管制度、国有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员薪酬监管制度等，通过这些制度直接管控国有企业薪酬总额和高管薪酬水平。这里要明确，政府要管控的收入和财产分配对象范围应是市场主体自己难以或无法合理分配的事项，除此之外，市场主体的微观分配活动，只要不违法违规即不能干预。显然，政府按以上要求对初次分配进行调控，是不会影响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的。而不按以上要求做，是政府的“失位”、“缺位”。
另一种观点则强调政府应使用行政手段干预初次分配。比如近年来有的地方强制要求企业给员工涨工资，或不按照国家关于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依据和程序的规定，由政府首长直接指令提高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等，这都属于政府管控“越位、错位”，应予改正。全面、正确地认识是把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与政府宏观调控有机结合起来，把握好双方的基本定位和作用边界，这样才有利于我们正确推进收入和财产分配改革，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正常分配秩序。日
经济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篇8
目前，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主要矛盾是不够完善的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但其中也包含着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未来任务依旧艰巨的含义。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的缺陷不容忽视，
国务院发展硏究中心主任王梦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这个总体判断有两层含义：第一，大的框架搭起来了，基础奠定了，整个国民经济开始按照新体制的轨道和规则运行；第二，这种新体制还很不完善，在制度层面还有缺陷，运行机制还不健全，社会利益关系还没有理顺，经济法制还不完备，经济效率不高的状况尚未根本改观。旧体制的弊端还没有完全消除，新体制在显示出巨大优越性的同时其固有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事实上，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还存在某些缺陷。具体表现在：第一，现在初建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体制框架；第二，现在初建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是一个缺乏高度的“人文关怀”和“协调关照”的体制框架；第三，现在初建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尚未体现中国在世界上“逐步兴起”和参与、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新要求。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当前中国经济体制中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还有很多矛盾和问题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第一个问题是城乡分割的体制，影响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全局、制约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一个突出的矛盾；第二个问题是产权制度不完善，制约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一个明确的产权制度，使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产权清晰”很难做到，制约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第三个问题是在市场体系里面，资本市场的发育滞后。现在全社会资金的融通使用，通过银行的间接融资过去几年一直是左右，今年前三季度又上升到，通过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下降到，这就使金融风险高度集中于银行，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直接融资一般占到。资本市场发育滞后严重制约了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第四个问题是收入关系还没有理顺，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影响着一部分人的生活和积极性；第五个问题是政府的职能还不到位，政府行政机关改革、人员的精简，中央机关带头做得比较好，地方政府现在正在精简机构转变职能，但总的看，政府职能里面，有一些应该交给市场的还没有转移出去，行政审批还比较多，对经济干预比较多，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像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经济调节等职能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第六个问题是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领域的体制，以及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与经济领域的改革比较起来明显滞后。
．经济体制改革正面临攻坚阶段
始于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不断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向前进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不胜枚举，但近一段时间面临阻力的问题之多、层面之广是前所未有。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我国推进改革、促进发展正面临一个重要瓶颈，即我国目前缺少明确的发展战略。首先，改革初期，我国的总战略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新的战略目标没有确立。其次，虽然现阶段我国有许多战略，例如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城镇一体化战略等，但改革的总体发展目标战略尚未形成。这将会影响到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新形势下，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阻力主要包括：第一，我国已进入到一个利益博弈的阶段，但这是一个利益畸形博弈的时代。“畸形”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强势群体很强，但却意味着我国的弱势群体过于弱小。利益主体的不均衡导致利益博弈的不对称。第二，我国政府的控制能力比较强，而基础能力比较弱。其表现是，政府高度重视稳定，而相对忽视改革的指导与协调。这也是导致我国目前改革动力缺失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三，目前改革的共识已经破裂，改革的动力缺失。在这个情况下，社会底线，包括基本的道德底线，屡被突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魏加宁目前社会各阶层对改革的态度是有差异的。由于各自利益关系的不同，上中下三个阶层对改革的态度并不一致：第一，目前社会上层的主要问题是过度关注宏观调控，过度关注短期经济问题，政府成了经济问题的救火队，应急性的事务比战略性事务多。这大大影响了上层推动改革的精力。第二，社会中层已经形成了一个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对于他们中有些人来说，维持改革的现状能使他们的利益最大化。基于这个背景，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从改革的支持者转变为改革的反对者，例如，有的官员开始公开质疑改革。第三，社会下层对待改革是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们期待改革能给大家带来改善，但另一方面又怕改革影响自己的现有利益。
二、解决好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力与机制问题
目前经济体制改革存在的一系列矛盾表明，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开始进入利益博弈时期，作为这场改革的仲裁者——政府，却因为改革利益分化的影响正逐渐偏离裁判员的理想身份，利益博弈结构的失衡与政府裁判主体利益化的倾向已经使部分改革徘徊不前，解决推动改革继续前进的动力与机制问题迫在眉睫。
．建立改革统筹协调机制，保证改革动力持久有效
依据中国的多年实践，经济体制改革与其它改革的配套性与关联性很强，其它领域的改革措施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逐渐变大。因此，改革不是通过单方面努力即可实现的事业，最终需要统筹兼顾、协调推进。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任何单方面的改革进程都要受到其它领域的制约。年改革的经验表明，正是由于我国的政府改革大体保持了与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相近似的“渐进”过程和特征，才使经济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同时，我国政府本身还担负着谋划和协调改革全局的重任，对改革的成败起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说，离开政府改革的渐进展开和深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完善是不可能的。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受制于其它领域改革的影响，和谐改革的成功有赖于制度共进，综合改革将成为新趋势。因此，要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建立高层次的改革协调机构，以统筹协调各部门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并由此进一步形成改革的共识和改革的合力，营造良好的改革氛围，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制度保障。
⒉推进全面的制度创新，充分发挥民间改革的积极性
改革的内在动力在于民间求生存、求发展的本能，真正的改革者是广大群众。从这个角度出发，改革不仅需要高层的统筹协调，而且需要全面的制度创新，充分发挥民间改革的积极性。
安徽省政府研究室主任吴克明我国改革比较有效的路径是：规范在中央，突破在地方。既要加强中央对改革的统筹协调领导，又要鼓励民间与基层地方大胆地闯、大胆地改革。因此，务实的态度是：第一，在改革这个问题上，中央负责制定大方向，搞准大方向，地方政府就不能动摇。第二，放手让地方基层大胆去创新。我国改革的历史表明，许多重要的改革，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民间和地方基层的创新，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推进全面的制度创新具体而言，主要是以下五类制度的创新：第一类是民生类制度创新，例如就业（劳动力市场）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医疗卫生和教育制度等同亿万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制度。第二类是活力类制度创新，包括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事业单位改革，激发社会群体创新等制度创新。第三类是协调类制度创新，例如构建全国统一的、促进一体化发展的大市场体系。第四类是开放类制度创新，我们应该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建立起竞争与自我保护的机制；第五类是政府、社会和政治体制类创新。
⒊当改革过程中出现不可避免的问题时，要“用小的动荡换取大的稳定”
推进改革，不可避免会涉及到改革与稳定的关系问题。为取得最终的胜利，改革需要在保持社会总体稳定的前提下推进，但不能因为出现小的动荡而停止改革。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改革是一个利益关系重新调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务实的态度应该是不能怕出问题，但是不允许不改革。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改革的过程必须防止出现大的动荡，但出现一些小的动荡是允许的。我们必须用小的动荡换大的稳定、大的发展。如果没有小的动荡，如果没有注意到利益关系的调整，就换不回大的稳定和发展。
三、未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与重点
纵观中国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历程，每一段历史时期，经济体制改革都各有侧重：年以前，改革的重心在农村；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九五”、“十五”仍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中心环节提出来；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六届三中全会则明确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原则和任务。从实践的结果来看，改革必须抓住重点。
根据国务院月中旬颁布的《关于××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突出重点、全面推进，立足当前、兼顾长远，创新制度、转换机制，把握大局、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对于新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需要结合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到的“继续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具体包括经济领域的国有企业改革、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价格改革以及深化垄断行业的改革和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改革、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等等。
．以政府转型为重点推进改革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过去各项改革的顺利推进，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转型的进程。未来五年，预计我国的改革将发生三个大的变化：第一，由微观体制改革向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和转变；第二，由竞争性领域的改革向垄断性领域改革的推进和转变；第三，由经济体制改革向社会体制改革的推进和转变。这三方面改革的推进和转变，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转型。政府自身的建设和改革，客观上已经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和重点。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实现政府改革的战略性突破，至少有六个关键点需要高度重视：一是政府改革要高度重视制度设计和整体设计；二是真正树立法制在政府改，革中的权威；三是改进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系统，使之真正代表公正、公平与正义；四是对官员要有更严厉的管理手段；五是防止政府旧体制的复归；六是要跳出行政层面的单一思维，解决政府管理中的深层次问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应把政府治理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来抓。政府改革应该是下一步改革的中心环节，或者说是重点。要从政府治理改革入手，转变政府职能，依法行政，使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经济社会环境的创造者、人民权利的维护者。
．加快公共财政体制改革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吕炜推进政府改革，必须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如果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关系没有理顺，整个政府体制运行将受到干扰，政府也无法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因此，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加快政府改革的一个核心。我国的经济转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体制市场化和财政公共的过程。因此，公共财政的改革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馨建立健全公共财政的过程，也就是我国政府理念深层次变革的过程：从传统的“官本位”转到“民本位”状态上来；政府收支活动将严格立足于为社会公众服务，而不是为官员的私利诸如个人的“政绩”和升迁等服务。这些，都将从根本上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
．深化要素市场改革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目前继续推进要素体制改革的条件已经具备，金融市场改革、资源市场改革等都有实现实质性突破的可能。其中价格体系与产权改革首当其冲。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吕炜深化要素市场改革首先要深化要素市场的价格体制改革，使各项资源的价格由市场决定而不是由政府决定。
．推进农村综合体制改革
安徽省政府研究室主任吴克明目前对农村改革的形势不能盲目乐观，如减免农业税和粮食直补，农民十分高兴。但由于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升，基本抵消了补贴与减税的好处。××年上半年农村综合体制改革的措施大多是巩固与完善已有改革的成果，新的突破性改革不多。农村的体制性问题仍然很大。具体表现在：第一，农民的收入增长非常艰难。第二，农村生产结构的调整非常艰难。第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非常困难，尤其是土地问题。第四，乡镇政府改革与乡村治理问题急需破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