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25 16:57:23
收购一家破产的国有企业，在中国是一门艺术，也是一场不断排除障碍的越野赛。处于国家政策和地方事物不断变化之中，这场赛跑需要更多的是变通和灵活。当然，如果外资是这场收购的主体的话，就更是一门艺术了。
挪威埃肯碳素有限公司收购石嘴山第一碳素厂，把一家国有企业变成一家外商独资企业，这对于一向主张建立合资企业的中国政府来讲，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政策取向上都是一个考验。更何况，这个老厂有着几百人的员工队伍，有着一笔不小的债务负担……
对地处西部的宁夏来说，这是该地区第一个大型外商投资项目，其中的意义不仅仅是一项外来投资那么简单。当地政府希望此举能够为招商引资开辟新的思路，同时也在尝试新的国有资产的盘活手法。
石嘴山市位于宁夏的北部，西靠贺兰山，是一座主要以煤炭采掘为主的城市，被誉为“塞上煤都”。石嘴山出产的“太西煤”是国内最佳的无烟煤，由无烟煤再次加工提炼出来的碳素产品，是当地煤炭深加工的一个拳头产品。只是这个拳头现在已经不再那么有力了。
石嘴山第一碳素制品厂（下简称“一碳”）就是这样的一家企业。
一碳于1986年开始筹建，是一个纯贷款项目。在建设时期，同时上了4个项目。最初上的是3万吨的电极糊项目，项目还没投产，就再上5000吨的碳块项目生产线，紧接着又上2000吨的石墨阳极生产线和230吨的载体活性碳项目。
如果说前面两个项目还是互相配套需要的话，那么，后面两项则是属于计划外的项目。其中第3项是刚开工就属于被淘汰产品，最后生产线再改成是生产石墨电极的生产线；第4项则完全是属于实验室的产品，没有应用于工业生产，尝试失败之后，又改成500吨的颗粒活性碳项目。
就是在这样一个计划模糊、不断变化的背景之下，一碳踉踉跄跄地上路了。这也注定了即使碳素产品如何的适销对路，一碳也不得不为此付出高昂的成本。
一碳原计划是1988年能够投产，但是由于资金短缺，加上施工管理上的漏洞，只能是边设计边施工，基建周期长达6年。1991底，一碳开始部分投产一些半成品，但由于生产没有配套，加上成品品种不符合市场需求，不久工厂又陷入停顿状态，1992年开始陆续大放长假，厂方再次积极争取资金完善改造，也算是颇有成效。1993年政府开始介入，为了解决问题，把后两个生产线分离出去，成立了石墨电极厂。从此，一碳的生产才逐步走上轨道。石墨电极厂1997年破产，由一碳职工集体出资再买了回来。分后再合，双方又成了一家。
由于市场因素，加上同挪威埃肯碳素公司的谈判正式展开，再投入显然已经不划算。由此，一碳于1998年正式停产。
一碳的“末任厂长”邹洪文说，宁夏发展碳素行业是对的，一碳的产品本身也有市场。但是，在中国有市场并不完全意味着工厂能够兴旺发达，纠缠不清的三角债也是一碳头痛的问题。由于资金技术原因，一碳投产之日就是倒闭之时。这位曾经一度还把一碳搞得有声有色、在员工中很有威信的厂长，现在不得不亲手把它卖出，再剩下一个烂摊子慢慢处理。
各取所需
挪威埃肯（ELKEM）碳素有限公司成立于1904年，是以生产碳素以及相关产品为主的世界级企业。产品市场遍布全球，在亚洲市场上，埃肯占了40％的份额。但是，由于价格成本因素，以及对这个份额的不满足，埃肯一直在亚洲寻找建立生产基地的机会。
现任埃肯碳素中国公司总经理乌拉・杨森（RENSSEN）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由于埃肯的许多产品往往是从中国引进原材料到挪威加工成品后，再返销回亚洲市场，如此，其中的运输成本就是一个很大的开支。为了提高效率，也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亚洲市场，以及开拓俄罗斯及大亚洲地区业务的需要，寻找建立一个合适的生产基地是埃肯战略设计的重要一环。
埃肯同一碳原先还是合作伙伴。一碳向埃肯供给电极糊，邹洪文说，双方通过长期的贸易建立了很好的信任关系――这是双方最终走到一起的重要基础。
乌拉・杨森（RENSSEN）说，埃肯两年之前开始计划在亚洲建立生产基地的时候，有4个对象可以选择。两个在越南，两个在中国。最终选择了一碳，一是原材料取自当地的贺兰山无烟煤，保证了原材料的高质量；二是宁夏电力富裕，价格合理，这对埃肯很有诱惑力；加上宁夏刚好有一个老厂可以卖，当地政府又很认真，给外方提供了很多的支持。
对于一碳来说，由于资金和技术的问题，技术改造一直没有完成，产品本身还是半成品，而这些都是埃肯能够解决的。国内恶劣的市场环境，三角债多，不能收回钱就等于没有市场，这可以通过借助埃肯已有的国际市场得到互补。同埃肯合作，利用埃肯的国际市场优势迈出国门，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这也是宁夏当地一直以来的希望。
问题还有，从1998年开始一碳一直处于停产的状态，设备的陈旧（遑论维护）已经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如果不积极盘活的话，留下的一个现实的结果就是，这个老厂可能会彻底报废。
机遇也在这里。双方开始小心翼翼地跳起“狐步舞”。但显然，谈判中会涉及到许多敏感又棘手的问题。
“全员包下”打开谈判僵局
双方的谈判从1998年初开始进行。当时埃肯派人来一碳考察设备，并判断价值。最初的想法是双方合资。埃肯出技术、管理、设备、资金等，后来因为在管理权限问题上的冲突，难以妥协。1998年7月1日，埃肯提出独资，想把一碳的固定资产全盘买下，独资经营――难得的是，政府、工厂都表示同意，谈判继续艰难进行。
真正核心的谈判是1999年5月的事。
核心的障碍主要有三个：一是独资之后的人员安置问题，在地方政府看来，这些是重中之重的问题；二是债务问题，一碳原先高达1亿的债务，如何处置；三是地方电价问题，同以水电为主的挪威相比，中国内地的电价高得不可想像。当然，一切的核心还是集中在这样一个共同的愿望之下，那就是让一碳活起来，无论其将来的身份是怎样。
谈判很快就进入到固定资产购买的方向。让外商全部承受现在所有的债务是不可能的，也不现实。作为一个重要的引资项目，地方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参与整个谈判过程的埃肯方代表之一陈洪胜说，石嘴山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市长甚至更高级的领导，以及一碳的前厂长都很支持，很配合。本着务实、解决问题、从大局出发的态度，双方都作了很大的让步或变通。
本来，埃肯购买的是一碳的资产，而非员工。但是，在中国购买一个国企，埃肯不可能不面对如何解决原有员工这样的社会问题。经过艰难的谈判，埃肯把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问题全部包揽下来。双方达成了一个解决没有被雇佣的员工的社会计划。计划内容主要是成立一个埃肯基金，在当地的劳动部门开一个账户，根据劳动部门提供的员工名单，每月把钱打给当地的劳动部门，劳动部门再把钱分为三份：补偿金、劳动培训费用和养老保险社会福利等等。在补偿金方面，如果员工没有被埃肯雇佣，在正式兼并之后到找到工作之前（3年之内），每人每月都可以领到600元左右的补偿金。
在员工人数上，双方也有过一些小的冲突。一碳方面最初报上来的人数是600～700人，由于其中一些员工已经很久不在一碳了，双方最后的协议是550人。按照埃肯的计划，到今年9月份可以从一碳员工中正式招到200人，到明年2月份再招50人，完全稳定下来是250人左右。这样，在一碳的原有员工中，相当部分还可以在原来的地方上班，只是老板不同了。
埃肯方面表示说，这个解决原有员工的费用不算入埃肯的资本金，而是算入每月的运行金。即便如此，根据埃肯高层透露的消息，埃肯在此建立基地后，将减少埃肯近10％运营成本。
妥善处理债务问题
显然，在债务问题上地方政府有很大的政策风险，而外方对中国的法律也很了解。一碳以固定资产做抵押，总共从银行贷了将近1亿元的贷款，所有的固定资产都已经抵押给了银行，如何让银行解除抵押关系，这是最核心的问题，也是地方政府最大的政策风险。最终结果是地方政府的最高层亲自出面推动，让国资局作价，由地方政府先拿出一部分钱（1500万）还给银行，在银行方一再让步之下，贷款性质从抵押性贷款变成了一般性贷款。当然，这笔款最终还得从埃肯的购买金额中拿回来，还给政府。
埃肯购买一碳之后，一碳并没有随之消失。一碳其他的债务，则由政府和一碳联手通过别的运作来完成。主要是通过法庭的判决来处置。无论如何，一碳还要收尾，至于是兼并、破产还是其他优化资本结构的形式，现在还没有明了，也算是遗留问题。
在购买金额上，外方资产评估结果是不超过3200万。根据规定，购买额同评估值之间差异不能超过10％，如果超过10％，在法律上则有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卖方可以买卖不成立。埃肯最终为购买一碳付出的代价是3100万元。在3100万中，归还债权人债务1638万，其他则用于职工的安置、养老、住房、医疗等等。
由于碳素是能源高耗的行业，虽然宁夏的电价在全国是倒数第二的，但同挪威相比，老外又难以接受。对此，中方包括参与谈判的外方代表陈洪胜都积极地向埃肯解释清楚。埃肯最终也作出了很大的让步，同当地签署了10年的电力使用协议。电价在前3年定死，4～7年再议。
陈洪胜说，这次谈判的经验之一就是，就外方而言，他们懂得通过尊重当地的文化、习俗、意识形态来争取最好的条件。作为埃肯方的谈判代表之一，陈本人也在时时提醒埃肯方注意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毕竟这是在中国，如果完全按照商业规则来谈判的话，那么这个项目最终只会流产。
双方最终在1999年7月19日签订了资产购买以及其他协议，埃肯付出的3100万资产购买费用分三批给一碳，第一批是1500万，一年以后埃肯再付900万，两年以后再付700万。谈判总共进行了9个月，对于一个项目来说，这算是比较快的。
按照埃肯的规划，在原先一碳的土地上，经过重新改造的工厂在3～5年之内将达到5.5万吨碳素制品的生产能力，这是原先一碳生产能力的2.5倍。
多赢的局面
邹洪文是一碳的第5任厂长，估计也是末任厂长了。这位1991年来厂、1993年后当上厂长的“老一碳”，现在的身份是埃肯（中国）有限公司的高级顾问，埃肯在外面给邹厂长租了一间办公室，让他保持同政府的联系。老邹现在只接受埃肯方总经理的领导，“其他人不领导我，我也不领导其他人”。
同许多焦头烂额的国企头头相比，老邹毕竟还有些喜悦。“有喜有悲。”沉思良久，邹厂长意味深长地对记者说。
毕竟这是一个“多赢”的局面：于政府，解决了困扰良久的老大难问题；于一碳员工，大多数都有了一个好的结局，60％的人可以在这里就业。即使没有录用，生活依然有保障；于银行方面，在烂债成堆的“大局”下，毕竟有所收获，不至于颗粒无收；于埃肯，此举让其节省了10％的成本。
无论怎么讲，“这本身就是一桩买卖”，乌拉・杨森说――纯从买卖来看，一切都可以理解了。
2．双方领导人回顾了中欧关系的发展，共同庆祝中欧建交30周年。双方认为，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和欧盟发生了很大变化，中欧关系不断加深，并正在迅速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认为，中欧关系的不断加强对中欧的长远利益、亚欧合作，以及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展望未来，双方领导人希望通过具体行动发展双方的战略伙伴关系。
3．领导人会晤期间，双方支持达成：
――劳动、就业和社会事务谅解备忘录
――关于空间开发和空间科技发展合作的联合声明
――能源交通战略对话谅解备忘录
――将现有海运协定扩大至欧盟新成员国的海运议定书
――关于中欧生物多样性和河流流域管理项目的两个重要财政协定
此外，双方领导人还出席了欧洲投资银行为北京机场扩建项目提供5亿欧元贷款的签字仪式。
4．会晤期间，双方发表了《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宣言》，确定在气候变化领域建立中欧伙伴关系。双方决心通过务实有效的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这一伙伴关系将充分补充《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它将加强包括清洁能源在内的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与对话，并促进可持续发展。它将包括在低碳技术的开发、应用和转让，如通过碳捕获和埋存实现“接近零排放”的先进煤炭技术方面的合作。
5．双方强调高层政治对话和各级别磋商对增进了解，扩大共识，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性。双方领导人欢迎近期建立的高级别协调机制，并同意于2005年底前启动中欧副外长级定期战略对话机制，以讨论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并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交换意见。
6．双方同意致力于尽早启动商签新的中欧框架协定的谈判。双方领导人责成各自部门加快准备工作，争取早日达成一致，以体现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广度和深度。
7．欧方重申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希望通过建设性对话和平解决。中方赞赏欧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并重申了在上的原则立场。
8．双方领导人讨论了欧盟军售禁令问题。中方认为，解除军售禁令有利于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良好发展，敦促欧方尽早解除军售禁令。欧盟确认其继续朝着解禁方向努力的意愿，并将在2004年中欧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及欧洲理事会有关该问题的结论的基础上继续工作。
9．双方再次确认作为战略伙伴在防扩散和裁军领域的合作。双方将在2004年12月领导人会晤期间签署的《中欧防扩散和军备控制问题联合声明》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和加强对话与合作。
10．双方强调致力于保护和促进人权，高度重视中欧人权对话。双方强调在人权领域采取具体步骤的重要性，努力取得更有意义和积极的实际成果，重申致力于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该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欧盟欢迎中方承诺尽快批准《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双方确认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合作，尊重有关国际人权文书中的国际人权标准，包括少数民族的权利。在打击种族灭绝、战争犯罪和反人类犯罪的全球斗争中双方也注意到国际刑事法院的重要性。
11．双方重申，中国和欧盟致力于以联合国为核心促进世界和平、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双方支持联合国改革，以增强其应对现有和新的威胁与挑战的能力。双方重申任何改革方案均须经各方协商一致决定。
12．双方将继续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进行合作，包括通过亚欧会议和东盟地区论坛进行合作。双方都希望加强和促进东亚安全和稳定。欧盟重申，支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保持半岛和平与稳定，赞赏中方为此发挥的积极作用。欧方愿意适时提供必要的协助。
13．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相互合作和各领域对话，深化和拓宽以平衡和互利方式进行的贸易和投资。双方欢迎今年2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首次中欧财金对话。
14．欧盟方面欢迎中国在建设市场经济中取得的成就，双方同意展开高层对话来处理未决的问题，以便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
15．双方欢迎今天在这里举行的中欧工商峰会。双方认识到，商业决策的透明、强有力的法人管理、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和消费者利益对营造一个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和个人繁荣的积极的商业环境至关重要。为此，中欧同意深化关于知识产权的对话，加强在动植物卫生检疫（SPS）领域和消费品安全方面的合作，特别欢迎近期建立的知识产权工作组。
16．双方决心遵守和履行在世界贸易组织项下作出的承诺，并将密切合作，确保香港部长级会议取得成功，达成雄心勃勃、总体平衡的一揽子计划，以促使多哈发展议程于2006年内完成。
17．双方确认加强中欧科技伙伴关系的意愿。此伙伴关系以互利的实质成果为基础。双方认识到，今年5月在北京通过的联合声明和前景文件以及“中欧联合研究协调计划”为双方深化合作奠定了战略基础。双方将为2006年开始在中欧举办的一系列有重要影响的科技活动创造适当条件，为“中欧科技年”作准备。
18．双方对中欧在伽利略计划框架下的合作表示满意。双方强调将尽全力使伽利略计划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商业和技术上的成功。双方提议就中国加入欧洲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监管机构及中国企业参加伽利略运营特许经营体的条件进行详细商谈。
19．双方期待尽快落实国际热核聚变试验反应堆项目（ITER），并加强中欧在相关领域的合作。
20．双方领导人还承诺一起努力应对亚洲地区非法采伐问题。
21．双方欢迎签署启动中欧能源和交通领域战略对话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强调继续加强能源和交通领域合作的重要性。
22．双方领导人表示将采取积极措施，通过加强对话拓展教育合作与交流。双方还欢迎通过伊拉斯莫斯（Erasmus Mundus）项目加强高等教育合作，并计划于2005年内在北京举办一次中欧高等教育论坛。
23．双方同意在2005年年底前启动中欧航空平行协议的谈判，旨在解决中国与欧盟成员国双边航空运输协定中尚未解决的法律问题。双方还同意在近几个月内启动谈判，以达成中欧航空技术合作协议。双方认为，2005年6月30日至7月1日在北京成功举行的中欧航空峰会标志着中欧民航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24．双方将加强合作，以保证《旅游目的地国地位谅解备忘录》（ADS）得以平稳有效执行。
25．双方领导人强调，便利正常人员往来和打击非法移民是双方优先考虑的问题。本着完全互惠的精神，双方领导人讨论了遣返和便利签证问题。双方计划就各自关切的问题开始谈判。
26．双方领导人欢迎中欧学者和思想库之间的交流，包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欧洲有关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新华社讯，9月6日《人民日报》）
一、我们强调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目标和原则的承诺，并在此框架下同意建立气候变化伙伴关系。该伙伴关系将加强气候变化，包括清洁能源方面的合作与对话，促进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将定期在适当高层，包括在中欧领导人会晤框架下，通过双边磋商机制开展后续活动。
二、我们将加强气候变化政策对话，并就气候变化谈判重大问题交换意见。
三、我们将合作实现各自显著改进经济能源强度的目标。
四、我们将在低碳技术的开发、应用和转让方面加强务实合作，以提高能源效率，并促进低碳经济。
五、我们同意在如下重点领域开展技术合作：
（一）能源效率、节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二）清洁煤；
（三）甲烷回收和利用；
（四）碳捕获和封存；
（五）氢能和燃料电池；
（六）发电和电力传输。
六、我们将采取有力措施鼓励低碳技术的开发、应用和推广，并共同确保这些技术成为负担得起的能源选择。我们将探索资金问题，包括私营部门、合资企业、公私伙伴关系的作用以及探索碳融资和出口信贷的潜在作用。我们将共同解决技术开发、应用和转让方面的障碍。
七、到2020年，我们将争取实现以下合作目标：
（一）通过碳捕获和封存，在中国和欧盟开发和示范接近零排放的先进煤炭技术；
（二）显著降低关键能源技术成本并促进其应用和推广。
八、我们将加强现有合作，并欢迎以下新近倡议：
（一）旨在促进在中国合作开发清洁煤技术的中欧清洁煤行动计划；
（二）中欧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合作行动计划。
九、我们将合作推动清洁发展机制的实施，交换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信息，并鼓励双方企业参与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合作。我们将就改进和进一步发展清洁发展机制进行对话。在排放贸易等以市场为基础的其他政策工具的设计和实施以及对这些工具的成本效益进行评估方面，我们将促进信息和经验交流。
十、我们将通过以下措施加强适应气候变化影响方面的合作：
（一）研究和分析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和脆弱性；
（二）研究和分析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影响和成本；
（三）在科学、技术和机构方面，加强预测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能力；
（四）研究和开发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和措施；
（五）提高在制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时考虑减少脆弱性和适应需求的意识。
十一、我们将加强在能力建设、机构建设方面的合作，包括提高公众意识、开展人员交流和培训等。
二五年九月五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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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有效课堂；教材；知识 有效的课堂教学更关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情感体验，关注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关注课堂的预设与生成。现以苏教版《有机化学基础》专题4第三单元“醛的性质和应用”的教学为例，谈有效课堂的构建。
一、探寻教学的最佳切入点
（一）钻研教材，确定起点
有效的教材钻研要求教师在理解教材内容的基础上，依据《课程标准》与《学科指导意见》，领悟教材的编写意图，准确把握教材的知识内容与学生认知结构的关系。教学设计按照化学知识的学科逻辑、事物的发展逻辑、学习活动的心理逻辑，分析学生原有的学习基础，确定教学目标，理清教学思路，设计教学过程。
案例1： “醛的性质和应用”教材分析及设计思路
《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的教学要求：认识醛的典型代表物的组成和结构特点，知道醇、醛、羟酸间的转化关系；根据有机化合物组成和结构的特点，认识加成、取代和消去反应；结合生产、生活实际了解醛对环境和健康可能产生的影响，关注有机化事物的安全使用问题。活动与探究建议：醛基的检验。
《浙江省高中新课程实验化学学科教学指导意见》的教学要求：认识醛的组成和结构特点；通过乙醛的性质探究，了解醛的性质及用途；了解甲醛等常见有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及其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归纳醛等重要有机物之间的相互转化关系；理解缩聚反应的特点，能正确书写常见缩聚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二）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心理学研究表明，当学生的学习内容和自己的生活经验相联系时，学生就会对学习产生兴趣。化学来源于实际生活，又应用于实际生活，因此教学中要多从学生熟悉的生活情景和感兴趣的事件出发，为学生提供观察和操作的机会，让学生体会到化学就在身边，感受到化学的趣味和作用。
案例2：“醛的性质和应用”新课导入
教师展示热水瓶瓶胆，提出问题：你知道热水瓶的瓶胆为何如此光亮么？
[学生回答]（提到瓶胆上镀银，并抓住机会设问）
[设问] 瓶胆是玻璃的，那么这层银又是怎么镀上去的呢？原来是一类有机物的功劳，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一类烃的衍生物――醛。
通过创设学生感兴趣的情境，让学生感受到化学就在我们的身边，调动学生的探究热情，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打开信息接收通道。
（三）合理过渡，适时展开
在了解学生已有认知结构的基础上，确定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是构建有效课堂的关键环节。这个过程是在教师头脑中进行的，是教师处理教学问题的过程。本节内容以前，在醇的性质学习中，学生已经学过“乙醇催化氧化生成乙醛”的知识，可以由此展开。
案例3：乙醛性质学习的过渡
[提问] 醛的概念我们曾经接触过，请大家回忆，在哪里我们曾经接触过醛？
[学生思考回答] 乙醇氧化生成乙醛
[学生练习] 写出乙醇氧化成乙醛的化学方程式
二、体现学科特点，突出核心知识
（一）把握结构决定性质的学习方法
“结构决定性质，性质反映结构”在有机化学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决定醛类主要性质的结构是醛基，所以本节课堂教学中要牢牢把握“醛基的结构决定其性质”这一核心思想。
案例4：乙醛的性质（加成反应）
紧扣结构决定性质这一主线，采取对比法，先分析醛基中的碳氧双键和碳碳双键有类似之处，把碳碳双键与氢气加成反应的原理迁移到乙醛与氢气的加成反应中。
[师]展示乙醛的分子结构模型，提出问题：乙醛有几种化学键？
[生]4种：碳碳单键、碳氧双键、两种碳氢键
[师] 观察醛基，猜想在化学反应中哪些键容易断裂？
[生]碳氧双键，与碳氧双键相连的碳氢键。
[师]官能团中有一个C=O双键，同学们可以想象C=O的内部结构和C=C是类似的，结合CH2=CH2的有关性质，能否推测出醛基可能具有什么性质？
[学生回答]应该能发生加成反应
[师] 醛基的加成与C=C的加成相类似，请根据乙烯与氢气的加成反应写出乙醛与氢气加成的化学方程式。
（二）以探究实验为载体，提升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化学实验现象既可能有色、态、味的变化，又可能有气体生成，沉淀析出或发光、放热等现象。这些直观、鲜明的实验现象，不但可以帮助学生接受和理解化学知识，还能够驱使他们探寻原理，灵活应用。本节教材中“银镜反应实验”是中学化学最具代表性的实验之一，教学中应该充分发挥该实验的载体作用，要让学生明确实验操作目的，了解实验过程的注意点，再引导学生应用所学的实验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案例5：乙醛的性质（实验探究）
进行分组探究银镜反应实验过程中，设计如下问题，启发学生思考、讨论。1.为什么银氨溶液要现用现配制？2.银氨溶液的主要成分是什么？3.为什么必须用水浴加热，不能用酒精灯直接加热？4.为什么有的同学得到的现象是黑色疏松的沉淀而不是光亮的银镜？5.实验结束后的试管壁上附着的银镜应该怎样洗涤？
进行乙醛与新制Cu（OH）2反应的实验探究时，设计下列问题：①如何配制新制的Cu（OH）2溶液？②加热至沸腾过程中沉淀颜色如何变化？
实验过程中，当学生看到自己制出的银镜时，当他们观察到加热过程中颜色的变化时，心情特别激动，探究原理的欲望更加强烈，对问题讨论更积极、更具体。
三、强化知识结构，巩固认知结构
知识结构与认知结构是教育心理学的两个基本概念，也是构建有效课堂的两个重要因素。化学学科的概念、原理和规律间的内在联系就构成了化学学科的知识结构；而认知结构是学生在感知和理解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而形成的一种心理认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重知识的联系与深入，帮助学生形成坚固的认知结构。
（一）横向对比
对比是理解知识过程的核心，通过对比，可以揭示化学知识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点，澄清一些容易混淆的事实，帮助学生深入理解相关内容的本质。通过对乙醛与银氨溶液、新制Cu（OH）2反应的实验比较，引导学生总结醛类物质的检验方法。
案例6： 乙醛与银氨溶液、新制Cu（OH）2反应的实验对比
（二）纵向讨论
有机物种类繁多，但由于同系物的存在，而同系物的结构和性质是相似的，这就是普遍性。因此，在学习时只要认真弄懂一种或几种化合物，就可推知其他同系物的性质，从而把庞大的有机物体系化和规律化。但是，任何特殊性都不能完全包括在普遍性之中，学习中要善于在有机物的特殊性中发现普遍性，又要在普遍性的指导下研究特殊性。
课堂教学是教学的基本形式，是学生获取知识信息、锻炼多种能力和形成学科素养的主渠道。但课堂教学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每一节课都有其不可替代性。因此，如何科学、合理地构建有效课堂，实现教师“教的有效”，学生“学的愉悦”，仍需要我们不断学习、摸索总结。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实验）[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2]浙江省高中新课程实验工作专业指导委员会.浙江省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化学学科教学指导意见[S].杭州：杭州教育出版社，2007.
【关键词】低碳经济；碳金融；碳交易
一、金融机构与传统手段对绿色经济的支持
金融机构如投资银行、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对绿色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在于贷款融资、观念引导、信息中介，为企业提供必要的咨询服务、为产生原始碳排放权的项目开发企业提供担保、在次级市场为碳交易提供流动性、为碳排放权使用者提供风险管理工具等。具体说来：1.绿色融资。在建立融资平台前，相应的风险、收益评估机制必不可少。这一点在国际社会的努力下已有所成效：（1）“环境与社会风险的项目融资指南”（赤道原则）。该原则是在IFC（国际金融集团）的社会和环境政策基础上改进、制定的项目融资评估原则。主要适用于“全球各行业项目资金总成本超过1000万美元的所有新项目融资，以及因扩充、改建对环境或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的原有项目”。金融机构依据此原则只有在融资人出具有效证明对社会和环境负责的情况下才可以对其进行融资。通过这项原则，金融机构有了一整套规范的风险审查评估体系，便利了流程的操作和业务的开展。（2）除了“赤道原则”，一些自律组织的出现也对绿色融资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它们主要由一些大的银行和保险公司组成，以督促各成员开展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为主要目标。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行动”。2.观念引导和信息中介。通过银行等机构的“示范效应”和“窗口引导”，在促进企业、家庭的生活、消费模式转变方面金融机构也起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作为碳排放权的净出口国，难免会受制于外国机构。诸如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或者由于交易经验匮乏而蒙受损失之类的问题都需要金融机构予以必要的信息支持。3.提供担保。对于一些节能环保项目，中介机构可以对其贷款提供担保，方便其以优惠的利率获得资金。具体说来：对于节能减排项目，银行可以向贷款方保证：客户出售所获得的资金只能进入指定的帐户，并在客户不能偿还贷款时，银行有权处置其资产用以归还贷款。4.提高金融产品的流动性。如同二级市场对股票、债券等产品流动性的巨大贡献一样，券商等中介也极大推动着碳交易金融产品的流动性。5.风险管理。前文中提到过碳交易面临着诸多的风险（如法律风险），金融机构在这方面也必然可以提供套期保值和对冲服务以转移或减少交易者的风险。就银行本身来说：面对信用风险，银行首先应选择现金流充足、担保强的企业，通过组成贷款集团，分期投资进行贷款；面对汇率风险，最好的办法自然是购买外汇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面对政策风险，银行可通过合同创新，将难以承担的风险转移给外国投资者；面对法律风险，在谈判时可以咨询擅长国际法律的律师事务所，“实现对商业银行有利的法律适用和法律管辖”；面对操作风险，银行则可以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责任保险”等新品种的保险来转移风险。
二、“碳金融”的创新
基于配额的碳交易平台就像股票债券的交易一样，自然会派生出期权、期货这样的标准化合约。如今的二级CDM市场便是碳排放交易的衍生品市场。CDM交易实质上是一种远期合约，买卖双方根据需要签订合约，约定规定在未来某一特定时间以某一特定价格购买特定数量的碳排放交易权。而作为二级CDM市场上主要的交易品种，期货合约则更具标准化。它与远期合约的区别主要有：1.交易场所不同。期货合约在交易所内交易，而远期合约在场外进行交易。2.合约的规范性不同。期货合约是标准化合约，除了价格，合约的品种、规格、质量、交货地点、结算方式等内容者有统一规定。远期合约的所有事项都要由交易双方一一协商确定，谈判复杂，但适应性强。3.交易风险不同。期货合约的结算通过专门的结算公司，这是独立于买卖双方的第三方，投资者无须对对方负责，不存在信用风险，而只有价格变动的风险。远期合约须到期才交割实物、货款早就谈妥不再变动，故无价格风险，它的风险来自届时对方是否真的前来履约，实物交割后是否有能力付款等，即存在信用风险。4.保证金制度不同。期货合约交易双方按规定比例缴纳保证金，而远期合约因不是标准化，存在信用风险，保证金或称定金是否要付，付多少，也都由交易双方确定，无统一性。二级CDM市场中的另一个主要品种期权合约由于以期货合约为标的物，它的价格与期货的价格相关性很高。二者的区别主要有：1.标的物不同。期货交易的标的物是商品或期货合约，而期权交易的标的物则是一种商品或期货合约选择权的买卖权利。2.投资者权利与义务的对称性不同。期权的投资者在购买后有权行权，也可以放弃行权；期货的购买者则没有此权力。3.履约保证不同。期货交易中买卖双方都得交纳保证金；期权交易中则只有卖方缴纳保证金。4.盈亏的特点不同。期货双方都面临着无限的盈利和亏损；期权买方则面临有限的亏损或无限的盈利，卖方则面临无限的亏损或有限的收益。通过期权与期货的交易，广大投资者可以进行套期保值，同时一些投机者也进行着套利活动。这都极大促进了碳交易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
三、中国的“碳金融”
中国在“十一五”计划中提出：到2010年，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要减少10%。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积极参与展开CDM项目。由于中国有着巨大的市场和减排空间，碳金融在中国的发展前景被广泛看好。然而，目前中国发展碳金融面临着很大的挑战：1.认识不足，经验匮乏。对于碳金融这一新兴领域，国际尚处于起始发展阶段，中国国内对于机制的建立、操作模式、项目开发、交易规则等都不甚熟悉，理论研究更是基础薄弱。2.金融基础设施不健全。开展大规模的项目交易缺乏有力的技术服务支持和基建能力。3.CDM本身要求高，风险集中，审批复杂。4.政策法律支持力度不足。
如果人类不迅速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那么，大片《2012》中出现的末世场景绝不是夸张：到208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升高2到4摄氏度，届时可能将有11亿到32亿人口面临饮水短缺，2亿到6亿人口面临饥饿威胁，每年2亿到7亿沿海居民遭受洪涝灾害，最多将有60％已知物种从地球上消失。
也许上述类似言论，你已听到不少，但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这是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科学家通过实验模型作出的情景预测。而在过去关于中国生态和气候变化的专门预测中，所有模型全部失效，因为中国的实际发展和能源消耗远远超出预期。
气候变化最核心的因素就是碳。“碳量的变化是导致气候变化最主要的驱动因素。时下最流行的说法，包括低碳经济、节能减排，其实就是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中科院植物所马克平所长介绍道。
碳，一种普通的化学元素，却对生命至关重要。人类体重的18％都是碳。如果没有碳，不光人类，任何动植物以及地球上的其他生命体都无法生存。二氧化碳是一种最常见的无色温室气体，是地球碳循环的一环，也是人类新陈代谢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呼出二氧化碳，植物、细菌和藻类则吸收它。它是光合作用生化过程的一部分。
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在短短的200多年间，生产能力得到迅速提高。自然界通过几十亿年所形成的陆地化石资源，人类有能力在数百年内开发并消耗殆尽。这种爆炸式的开发与能源使用，释放出巨量温室气体，使得人类面临严重的环境和气候危机。
目前，人类活动所致的三大危害已十分明显：第一，臭氧层变薄甚至出现空洞，使人类受到宇宙射线的侵害大大加剧，各种癌变、病变不断增加，甚至婴儿的早期发育都令人担忧；第二，温室气体的迅速排放与地表植被的迅速减少形成强烈反差，海平面不断上涨，气候怪异难料，沙尘暴、飓风、雪灾等灾害的能量与数量都不断升级；第三，由于垃圾大量焚烧，剧毒化学物质大量排放，人类与动物的身体机能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碳博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我们都知道自己在谈判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对于达成目标的途径和责任，却争论不休、纠缠不清。”发改委能源所的专家姜克隽几乎参与了所有关于气候变化的重大谈判。在日本京都，他在谈判会场的门外手持电话，待命到深夜。因为参与谈判的官员会随时电话咨询他：“我们能接受多少百分比的减排任务，我们能承诺到什么程度，对方提出的要求，我们能做到哪些……”
“那些参与谈判的同事说，与其他任何的国际博弈不同，气候谈判尤其怪异，所有人都知道答案，所有人也都知道怎样才能得到答案，但利益掺杂其间，让事情变得非常复杂。”与《核不扩散条约》等国际谈判相比，姜克隽认为气候变化谈判揭开了国际政治的新篇章。
在气候政治的博弈过程中，被提到最多的一条准则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上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于是在全世界范围确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宪法”。在公约中，确定了上述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虽然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最开始是发达国家造成的，也应该由发达国家先来动手解决。
西方工业化国家是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者，对气候问题应负历史责任。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数据库资料显示，自工业革命开始到1950年，在全球化石燃料燃烧的累计二氧化碳排放中，95％以上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从1950年到2000年间，发达国家仍占77％，发展中国家只占23％。
基于这样的事实，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来帮助自己减缓气候变化。但对发达国家来说，出钱给最贫穷的国家或许还好商量，但出钱给发展中大国来发展清洁能源就比较困难了，毕竟两者存在着巨额的贸易往来。一旦发展中大国建立起高效、节能的生产机制，那么它所生产的廉价商品将进一步摧垮发达国家的工业体系。于是CDM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应运而生。
CDM项目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合作减排机制。在操作层面上，减排一吨二氧化碳所需的成本，在发达国家是100美元以上，而在发展中国家只需要几美元。这种巨大的差异就催生了清洁发展机制，即CDM。发达国家不用改进生产体系，而是出钱购买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量，换取温室气体排放权。因为空气是无界的，在中国减、欧洲减、美国减，对大气的效果都是一样的。这个减排量成为一个可转让的产品，它看不见、摸不着，不用桶装，也不用船运，表现形式就是一个电子序列号。
比如在中国的西部有非常充足的太阳能资源，但那里的农户买不起太阳灶。投资公司就可以免费把太阳灶分发给用户，而农户使用太阳灶节省下来的碳排放量，就可以转让给投资公司，投资公司就可以拿到国际“碳市场”上，卖给发达国家。
CDM机制主要应对的是气候谈判中的资金和技术问题。这只是四大支柱性难题之一。另外三个难题分别是减排目标、协议的法律约束力和减排测量机制。其中，各国在减排目标上分歧巨大，巴黎政治学院的杜比亚纳教授说，其实哥本哈根会议的文字部分已经准备好了，只是关于减排数字上，还留有空格，等待各国首脑进行最后协商敲定，填在文件上。
绿色和平组织说得更加形象：气候变化的症结已经诊断清楚，治病药方和疗养方案也摆在各位医生面前，现在，我们需要的只是各位医生放下听诊器和x光片，走进病房告诉病人，我们准备好了。
碳政治：排放No.1和Mr.No
但事实远非如此，美国是累积碳排放量的老大，它不但退出《京都议定书》，还拉拢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部分阿拉伯国家，拖延和阻挠气候谈判进程。后来澳大利亚受到严重的干旱威胁，不得不重新回到“议定书”。在为哥本哈根准备的两次前期谈判上，美国的重点依旧是努力将中国、印度作为其减排乏力的借口。而欧盟已经取得全球“碳政治”的领导权，不但身体力行，单方面宣布到2020年减排20％，还号召全球确立到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比1990年减少50％的目标。这自然也受到发展中大国的反对。“在这方面，欧洲像一个孤独战斗的勇士。”法国教授杜比亚纳说。
在国际气候谈判的分歧中，逐渐形成了几大阵营。欧盟是最为团结的一家，巴西与欧盟走得很近；77国集团和中国结为一家。虽然中
国并非77国集团的成员，但是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国家立场很相近。(77国集团最初有77个成员，其成员后来增加到130多个，但名称不变。)另外，美国、日本各为一家。
在减排态度上，小岛国联盟要求减得越多越好，如果不减，海平面升高，它们的国家都没了。图瓦卢已经计划整体搬迁到新西兰。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则相对消极、拖延，主要是怕大家都在减排，没人买它们的石油。这两个集团经常针锋相对。
中国是目前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第一大国。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不需要在减排目标上做出具体量化。在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桌上，据说中国有一个绰号叫：Mr.No。意思是在发达国家要求中国做出量化减排时，得到的回答总是：No。但在今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协定之外宣布了带有自愿承诺性质的发展目标。在此之前，中国还推出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仅通过降低能耗一项，中国5年内可以节省能源6,2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少排放15亿吨二氧化碳。
中国18000公里的海岸线，2／3的经济总量都在沿海――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如果气候持续恶化。中国的损失要比小岛国的损失大得多。
碳意识形态：人人都是地球人
世界经济已经全球化，世界环境管理也应该全球化。空气是没有国界的，自然灾难面前人人平等。
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透支。其实整个气候系统就是全人类的自然资产，由于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我们已经向大自然欠下了巨额债务。是时候改变我们大手大脚支出自然资本时候了。如果有一本大自然的资产负债表的话，人类的财务状况必定是满目疮痍。当金融体系崩塌的时候，有些国家可以通过加印纸币来应付，但自然体系一旦崩塌。我们将无处可去，没有人能另外制造一个地球。
地球可能正在接近临界点，即整个生态系统“翻”进一个全新的状态。面临气候系统崩溃的危险，我们必须行动起来，不想当气候难民，就要当气候公民。低碳时代的意识形态是：人人都是地球人。
作为一名普通的地球气候公民，只要从身边小事做起，实践低碳生活，注意节电、节油、节气，满足基本需要，限制奢侈浪费，就能产生巨大的节碳效果。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西姆・施泰纳说，在二氧化碳减排过程中。“普通民众拥有改变未来的力量”。时不我待，不如伸出双手，让这种力量更强大一些。
在中国，最简单的减排办法就是节约用电，中国70％的电力资源是通过燃烧煤炭得来的。在交通方面，尽量驾驶小排量汽车和乘用公共交通工具。在居住方面，居高不下的房价里，很大一部分是在为资源浪费埋单。据统计，我国每年新建房屋中80％以上为高耗能建筑，既有建筑95％以上是高能耗建筑。每建成1平方米的房屋会释放约0.8吨的二氧化碳。在住博会期间，京城两家地产公司建设了“明日之家”样板问，向公众证明低碳居住并不意味着高成本。
此外，购买简单包装的商品，选购绿色产品、绿色食物，少用一次性制品，减少垃圾，进行垃圾分类，重复使用纸张，双面打印，参加植树造林等活动，也都是节能减排、以小见大的好方法。总之，低碳生活并不一定意味着过苦行僧的生活，而是寻求人与地球更友好融洽的生活方式。
碳危机：既是气候危机，也是精神危机
人类在伤害自然的同时也伤害了自身的心灵。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自然生态的失衡与人类精神的破损同时展开。在吃草的牛被人们强迫吃下羊的脑髓时，人的心肠也早已经变冷、变硬；当牛的生命成了工业流水线上的物件时，人的心灵也开始在商品交换中被渐渐物化。”
“现代化的过程，并不意味着对过去成就的毁灭。”哈佛教授包弼德说。他通过对中国古村落和城镇的研究发现，中国传统生活方式与环境和气候的融洽程度非常好。“我们能够证明过去的东西仍然具有吸引力。”地球观察研究所分别资助了哈佛和清华的研究项目。这些科学家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考察，寻找中国历史文化与山水人文契合的秘密。
“我们寻访了上百年的梯田和灌溉系统，群山河流环抱的村落群，乡村和城镇里的房屋、祠堂、庙宇、商店、工厂配置。我们考察的重点是旧时大户人家的宗祠和世袭的老屋。我们的任务是，考证出它们建造的原因，人们怎样生活在其问，有些什么样的经历。我们想知道的是，作为漫长历史的一个部分，古建筑和古村落与风土人文是如何互相转化的。”包弼德对浙江金华进行了四次考察，对金华一头撞向城市化充满忧虑。
一、欧盟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进展
(一)《气候行动与可再生能源一揽子计划》
为把握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的领导权，欧盟于2007年3月提出一项“能源和气候一体化决议”，此项决议的核心内容是“20-20-20”行动，即承诺到2020年将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若能达成新的国际气候协议(其他发达国家相应大幅度减排，先进发展中国家也承担相应义务)，则欧盟将承诺减少30％；设定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消费中的比例提高到20％的约束性目标，包括生物质燃料占总燃料消费的比例不低于10％；将能源效率提高20％。为达成上述决议，欧盟委员会于2008年1月23日提出了《气候行动和可再生能源一揽子计划》的新立法建议，也被称为欧盟气候变化扩展政策。2008年12月17日，欧盟议会正式批准了这项计划。计划内容具体包括加大温室气体控制范围，扩展欧盟排放交易机制(ELI ETS)；在成员国间推行责任分担协议(Burden Sharing Agreement)机制；制定约束性可再生能源目标，强调推行生物质燃料；制定关于碳捕获和封存(CCS)以及环境补贴的新规则。该计划在欧盟气候和能源政策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成为欧盟日后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主要依据与基础，也为欧盟在全球气候合作中更好地发挥整体作用扫清了障碍。
(二)《适应气候变化白皮书》
2009年初，欧盟在已建立较完备的气候变化减缓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战略的另一个关键词，即“适应”。欧盟将在采取措施减缓气候变化强度和速度的同时，对当前经济与社会生活进行必要调整以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为此，欧盟委员会出台了指导欧盟适应气候变化影响政策的《适应气候变化发展白皮书》，将2009-2012年规划为实施“适应”战略的第一阶段，2013年开始第二阶段。第一阶段以四项行动为支柱：一是建立起气候变化对欧盟影响及后果的知识基础；二是将“适应”战略融入欧盟主要的政策领域；三是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工具解决资金问题；四是开展国际适应合作。为此，欧盟提出一项“扫屋机制”，建立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将气候变化对成员国的影响、各国的脆弱性以及最佳适应性实践等方面的信息和研究成果整合，为欧盟应对气候变化决策提供依据。鉴于气候适应行动需要全欧范围内的协调和部署才能充分发挥效果，欧委会计划成立“影响和适应领导小组”，由各成员国负责国内和地区适应行动的代表组成，并组织一个专门的技术团队为关键领域的决策提供支持，同时吸收来自市民社会和科学团体的各种建议。白皮书还将欧盟的气候适应战略纳入欧盟对外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欧盟如何与邻国和发展中国家合作，提高它们的适应和恢复能力。同时，也涉及到在对外贸易政策中嵌入“适应”战略，在将欧洲先进的环保技术通过贸易带到其他国家的同时，挖掘“绿色贸易”给欧洲带来的巨大增长潜力和就业机会。
(三)《哥本哈根气候变化综合协议》
为推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达成2012年后全球气候变化合作协议，欧盟在经合组织国家中率先承诺了2012年后的减排目标，并提出了后2012谈判方案――《哥本哈根气候变化综合协议》。协议重申了欧盟减排20-30％的承诺，并提出了以公平并确保对等减排努力的方式对发达国家的总体减排目标进行分配。指标分配中必须考虑的参数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温室气体排放、1990-2005年的温室气体排放趋势及人口趋势。同时，欧盟认为，尽管发达国家应继续，特别是在未来短期内在减排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迅速增加，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遏止，将抵消发达国家为减少排放而作出的努力。欧盟提出，根据一份科学报告，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应在2020年前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比基础排放量降低15-30％。因此，除最不发达国家以外，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应致力于在2011年底前实施低碳发展战略，实施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查的国家减排行动。同时，欧盟认为应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为国际航运业和海运业设定减排目标，到2020年将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降至2005年的水平以下，到2050年降至远低于1990年的水平。欧盟还提议，如果到2010年底，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和国际海事组织未达成减排协议，则应将国际航空业和航海业所排放的温室气体计算在国家的排放总量中。此外，欧盟《哥本哈根气候变化综合协议》还对完善国际资金管理机制、发展全球碳交易市场提出了设想。
二、对中欧双边经贸关系的预期影响
(一)中方将承担更多来自欧盟在减排责任方面的压力
当前气候变化议题已成为欧盟发挥全球影响力和主导权的重要手段，欧盟凭借先期开展减排行动获得的经验，单方面做出到2020年减排20％温室气体的承诺，与其在《京都议定书》谈判中随行就市地将减排目标由15％降至8％相比，显示出欧盟致力于在后2012国际气候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决心。自美国众议院2009年6月通过《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后，欧美之间关于气候变化问题全球领导权的争夺变得愈加激烈，双方都意图建立一个由自身主导的全球环境体制，欧盟对于发展中国家应承担何种减排责任的态度变得更为强硬。《哥本哈根气候变化综合协议》的颁布，标志着欧盟在其过去一贯坚持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立场上的倒退，当前欧盟关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气候合作中应承担更多责任问题上已接近美国在《京都议定书》谈判期间的立场。欧盟在包括哥本哈根会议在内的多个国际场合反复强调发展中国家应在2010年后的国际气候合作中发挥恰当的作用，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并建议“应该探讨如何让除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之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其资金能力基础上为国际资金机制做出更多贡献”。在已结束的哥本哈根会议上，尽管欧盟提出的“三可”苛刻要求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最终未获通过，但料想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排放大国，未来将承担更多来自欧盟在实现减排目标方面的压力。
(二)“边境碳调整”措施一旦实施将对中国对欧出口造成全面影响
边境碳调整(Border Carbon Adjustments)是在气候变化的国际背景下，由欧盟、美国及其他经
合组织(OECD)国家最先提出的一项贸易措施，其目的在于，一方面某些经济体由于实施较为严格的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增加了其本土企业的生产成本，使其与其他经济体内的企业相比，竞争优势减弱，试图通过对来自无强制减排义务或减排力度较小的经济体的产品或服务征收边境碳税，以矫正市场竞争的扭曲。另一方面，担心由于实施强制减排政策，经济体内的能源密集型企业外迁，避免由此引发的“碳泄漏”现象。同时，欧盟、美国等经济体意图通过边境碳调整措施使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后的全球气候体制中采取强有力的减排行动。
英国的“新经济基金会”智库于2003年就提出，应向来自未履行减排义务国家的进口产品征税，以此来弥补实施减排政策带来的国内企业竞争力的损失。2007年底。欧盟在一项改革现行碳排放交易制度(ETS)的草案中提出，从2015年起，对于来自存在碳泄露风险的国家或地区的各种产品进入欧盟市场必须满足“碳排放配额的进口要求”。2008年初，时任欧盟轮值国主席的萨科奇反复强调，从那些不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国家进口能源密集型产品时应采取边境碳调整措施，并坚称欧盟“没有理由从那些不遵守任何环境法规、标准的国家进口商品”。在哥本哈根大会结束后的两次欧盟环境部长级会议上，包括法国、瑞典、比利时、西班牙在内的多数欧盟成员国均表态支持应尽快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欧盟主要智库之一的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于2009年12月底的最新报告中指出，“欧盟应该考虑对没有采取减排手段国家出口到欧盟的商品征税”，欧盟“边境碳调整”措施已然箭在弦上。
目前，欧盟提出的边境碳调整措施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对来自未承担量化减排义务国家的进口产品加征碳税，使税收标准达到与本国产品同样的水平。同样，允许出口国对国内生产的出口产品进行相应的税收返回。以保证该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二是要求产品的进口商或国外出口商基于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从国际碳市场或区域性碳市场购买相应的碳排放信用，使其等量于本国的生产商。无论采取哪种形式，边境碳调整措施一旦实施，将对国际贸易格局及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产生重大影响。根据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的测算，在非能源密集型产业中，三类行业由于内涵能源消耗较高受边境碳调整措施的影响较大：一类是以“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和“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一类是以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为代表的机械行业；还有一类是以电子计算机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而2009年中国对欧出口的这三项产品就占中国对欧出口总值的64％左右。
(三)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行业标准与产品标识可能构筑新的绿色壁垒
除通过边境措施促使发展中国家采取更强有力的减排行动外，欧盟也正在积极酝酿出台更多与环保相关的行业标准与产品标识，以达到保护自身产业竞争力的目的。截至2008年底，欧盟已经通过指令立法程序，正式将在欧盟境内起降的所有欧盟和非欧盟航班排放纳入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系统，有意通过“上限一交易”的模式来限制航空业的温室气体排放。目前也正在审查关于海运排放的多个市场措施，一旦实施，中国的运输工具如不能符合其相关要求，都将在港口国的监督检查中面临被滞留和处罚的风险，届时将给对欧出口商带来大量的不可测成本。
在产品标识方面，多个欧盟成员国已启动了对商品实行“碳足迹”与“碳标签”管理的探索。英国政府资助成立了CarbonTrust，鼓励向英国企业推广使用碳标签。英国最大的零售商特易购(Tesco)表示未来要对所有商品加注碳标签，并从2008年4月开始在20种商品上进行试点。法国政府也积极鼓励零售商对碳足迹进行核算，并签发了零售商和贸易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规定。欧盟委员会正积极推出新的规则对生物燃料的碳足迹衡量做出强制性规定。随着欧盟与碳排放核定相关的产品标识实践的日益成熟，将可能进一步通过立法法规要求所有进入欧盟市场的进口商品对碳足迹进行统一测度，并强制推广碳标签的使用。这无疑将增加中方企业在生产、加工、检验、认证等环节的直接或间接费用，成为中国企业进入欧洲市场的另一道“绿色”屏障。
(四)中欧环保及可再生能源技术领域的交流面临阻碍
欧盟掌握了全球最先进的清洁能源技术与环保技术，欧洲企业在废水处理基础设施、废品管理基础设施和操作、空气污染控制技术以及可再生能源技术方面尤其具有竞争力，同时在治理危险废品、空气污染、土壤和水等环境服务领域也是全球的领先者。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面临着资源约束加大、生态环境恶化的沉重压力，是全球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需求最大和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欧盟委员会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可持续技术和服务市场可达到256亿欧元，其中至少有12％的可持续技术和服务将来自欧盟供给者，这将给中欧在可再生能源、环保设备与技术交流方面创造巨大的合作空间。
尽管世界各国已达成共识，认为“先进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是解决气候变化的最终手段”，《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也都特别强调，“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先进技术，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气候变化减排的重要手段”。但长期以来，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总是出于产业竞争力的考虑，以各种借口拖延履行该项义务。在此次“哥本哈根会议”上，包括欧盟在内的发达国家仍然未对给予发展中国家资金、技术以及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做出具体承诺。2005年9月，中国和欧盟曾发表了《中国和欧盟气候变化联合宣言》，确定中欧将在低碳技术的开发、应用和转让方面加强务实合作，以提高能源效率，促进低碳经济。但欧盟至今还保持着对华出口高新技术领域产品和服务的限制，其中相当一部分技术与环保和清洁能源相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综合协议》中提出了对现有联合国减排补偿机制“清洁发展机制”的改革设想，未来将信用额只发放给那些“实际完成超额减排”并且优先考虑低成本方案的项目。欧盟认为，清洁发展机制应主要适用于最不发达国家，而为推动限额交易制度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广，对于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和具有强大竞争力的经济领域，则应由“一个产业性碳市场信用额发放机制”逐步取代。这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大国筹集应对气候变化所需资金以及引进低碳技术产生不利影响。
三、对策建议
欧盟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先行者，其在气候变化议题上
的动向以及出台的相关政策，对于全球社会、经济乃至国际贸易格局都将产生深远影响，也成为影响未来中欧双边经贸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此，中方应当高度重视，未雨绸缪，及早寻求应对之策。
(一)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立场
针对欧盟关于发展中国家应承担更多减排责任的最新立场，应积极利用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中欧经贸混委会、中欧工商峰会等双边会晤场合，阐述中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立场。研究制定气候变化、经贸、能源与环保政策的一揽子对欧谈判策略，提出基于发展中国家立场的应对气候变化切实可行的实施战略，为寻求公正合理的全球解决方案发挥积极作用。
(二)高度重视欧盟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对中欧双边经贸往来可能带来的影响
将应对气候变化议题纳入中欧商签《中欧经济和贸易协定》新文本的谈判中。成立中欧“应对气候变化与经贸问题”工作组，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双边经贸磋商的主要议题之一。充分发挥相关科研机构力量，加强对欧盟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跟踪与研究，对欧盟出台的应对气候变化相关举措对双边经贸往来带来的影响做出全面评估，并将其作为制定中欧经贸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指导参考。
(三)加强中欧环保技术合作，借机敦促欧盟放宽对华高技术限制
中欧在低碳技术的开发、应用和转让方面有巨大的合作空间。中方下一步与欧盟开展在环保与新能源领域的合作过程中。应重点敦促欧盟尽快解除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使得中方在中欧环保与技术交流项目中真正受惠。
(四)建立与欧盟气候变化政策相关的绿色贸易壁垒的预警机制
充分发挥驻外经商参处作用，收集欧盟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环境技术标准、行业标准与产品标识法规。建立相关数据库、信息中心与网站，方便企业查询，并为企业提供相关咨询服务。
(五)借鉴欧盟经验，培育并建立中国的碳交易市场
5月20日，国家发改委在网站上公开发布《落实巴厘岛路线图》，申明中国政府关于将在今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立场。该文件中，中国政府呼吁国际社会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可持续发展”以及“减缓、适应、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同举并重”等原则，要求发达国家大幅度减少排放，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技术，实现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双赢，确保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的实现。 关于发达国家减排指标，文件指出，基于历史责任、公平原则、发展阶段的考虑，发达国家作为整体，到2020年应在1990年基础上至少减排40%。 从1991年国际间第一次关于气候进行谈判开始，围绕气候的国际谈判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各国围绕气候制定公约的努力也没有停止过。1992年多国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签署《京都议定书》；再到2007年的“巴厘岛路线图”。虽然，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发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再次确认，气候系统变暖的客观事实不容置疑，而且“很可能”是由人类活动所导致的。但是，一次次的谈判正在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气候问题和国家利益上逐步达成共识，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上。国际应对里程碑：《京都议定书》 1979年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上，科学家警告说，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将导致地球升温。气候变化第一次作为一个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之后，国际社会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1988年成立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专门负责评估气候变化状况及其影响等。 而国际间的气候谈判则开始于1991年。1990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首次发布评估报告，认为持续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将导致气候变化。1991年，联合国就制定《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开始了多边国际谈判。中国在1990年成立了以时任国务委员宋健为首任组长的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协调外交谈判在内的中国气候变化对策。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包括时任中国政府总理李鹏在内的153个国家和欧洲共同体代表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中国是该公约最早的10个缔约方之一。公约明确规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气候保护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1994年3月21日，公约正式生效。 自1995年起，缔约方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就公约的具体实施等问题进行谈判。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3次缔约方大会上，各缔约方代表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六氟化硫等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发展中国家没有减排义务。各发达国家必须完成的削减目标是：与1990年相比，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加拿大削减6％，东欧各国削减5％～8％。新西兰、俄罗斯和乌克兰不必削减，可将排放量稳定在1990年水平上。《京都议定书》同时允许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挪威的排放量分别比1990年增加10％、8％、1％。 京都谈判上，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反对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设立减排义务问题上取得了极大成功，新西兰代表团建议讨论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问题，4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相继发言，否决了新西兰的提案。美国《华盛顿邮报》对会议争端进行报道时，引用了当时中国谈判代表钟述孔的一句话：“发达国家每两个人就拥有一辆小汽车，可你们连公共汽车都不想让我们坐！” 1998年5月29日，中国签署《京都议定书》，成为其第37个签约国。 但是，《京都议定书》需要在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的至少55个国家批准，且这两个条件得到满足后90天，才能正式成为具有强制力的国际法。美国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3％至4％，而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虽然美国在1998年11月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2001年3月，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