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货币存在的问题范文

数字货币存在的问题篇1

数字货币是一种由技术创新带来的新型货币形式，因其具有去中心化、匿名性等特性，在交易过程中能够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因此受到了人们的追捧。数字货币的推出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人们对货币的认识，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支付方式，同时也克服了传统货币的诸多缺陷，比如高交易成本、国际流通受限制、不能匿名支付、支付效率低、不可追溯、易造伪、易篡改等。正是由于这些特点，数字货币交易备受广大投资者关注，其影响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根据区块链公司链塔智库的数据显示，2018年第一季度末数字货币的种类有1200余种，其市场单日交易额约1600亿元。截至2019年4月9日，数字货币种类达到2100多种，单日交易额超过3500多亿元。可见，数字货币市场整体发展迅猛，数字货币仍然受到诸多投资者的青睐。

然而，目前数字货币的法律地位不完善、广大民众对其认识不够清晰和全面，随着数字货币快速发展，其蕴含的诸多风险也逐渐凸显出来，比如数字货币被盗、敲诈、洗钱、偷税漏税、非法交易等。这些风险给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也给社会增添了诸多不稳定性因素。为了克服数字货币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潜在风险和挑战，促使数字货币市场更规范和健康发展，减少市场上的不确定性因素，各国政府实施了各种手段来对数字货币进行监管。比如美国将数字货币纳入反洗钱监管范围；英国则使用法律法规对数字货币交易的相关主体进行监管；日本和韩国对交易机构通过数字货币获得的资本收益进行征税；俄罗斯禁止私人数字货币交易；中国则出台规范文件来对数字货币风险进行监管；等等。但各国政府对数字货币的监管无先例可循，这些对数字货币的监管措施仍然处于初级和探索阶段，其是否能取得既定的效果仍然不确定。

因此，本研究拟在界定数字货币的概念和特点介绍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现阶段数字货币发展现状，分析数字货币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风险，以及各国政府针对数字货币的风险已实施的监管措施，发现其中存在的缺陷，再根据这些缺陷提出相应的改善举措。本研究在一个整合的框架内对数字货币现状、风险问题、监管举措等进行系统的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希冀研究结论能够帮助类似数字货币的金融创新减少不确定性，促进其更健康和稳健地发展，进而充分发挥其在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为后续类似数字货币的金融创新相关研究提供借鉴，以及为监管政策制定的政府部门提供一些参考。

一、数字货币的概念及特点

目前，学术界关于数字货币的定义尚未统一。盛松成和张璇从货币的来源视角出发，认为数字货币是一种虚拟数据表示的非真实的货币，是互联网技术不断开发和发展的衍生物。国际清算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从货币的职能视角指出数字货币是价值的数字表现形式，通过数据交换的方式来实现其功能，比如交易、流通、记账以及储存等；同样欧洲银行管理局也从该视角将数字货币定义为是价值的数字化，可以进行支付、转移、储存或交易，但是不同于法定货币。麻世珺从货币形态的角度对数字货币进行定义，认为数字货币是不同于实物货币，不以物理介质为载体、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的货币形式。简而言之，本文认为数字货币是一种新型货币形式，在互联网上进行发行和流通，经过信息交换来发挥货币的基本功能，如媒介作用、账本记录和贮藏等。数字货币发展至今，其种类数以千计，主要的数字货币有比特币、以太币和瑞波币等，其中比特币是最为出名的一种数字货币类型。

数字货币主要有去中心化、匿名性、安全性、交易成本低且便捷、通缩性等特点。

（1）去中心化：数字货币具有去中心化特点主要是因为数字货币交易是依托具有去中心化特点的区块链技术，这种去中心化特点可以让交易主体进行点对点交易、全球支付、无地域阻碍，也无需任何金融中介机构参与。同时，这种特点也能提高交易效率，相比于有银行等金融机构参与的传统交易，大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

（2）匿名性：数字货币交易过程中保持完全匿名方式进行交易，这种方式增加了用户隐私的保护强度，减少了信息泄露，有效地阻止其他个体或者团体获取可以揭示数字货币用户身份的其他信息。

（3）安全性：分布式总账模式是数字货币交易的模式，这种交易模式是加密机制采用的算法，无法被破解，这使得任何人在交易过程中都无法伪造或者篡改货币，不可能存在数字假钞或者虚假交易。因此数字货币避免了传统货币容易出现假币的缺陷，从而使得数字货币交易具有一定的安全性。

（4）交易成本低且便捷：数字货币的生产成本较低，在其交易传输过程中费用低且便捷。这主要是因为数字货币是非实物流通，其交易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能快速有效地实现低成本且便捷的资金转移。相比于传统货币交易的需要通过银行机构辅助完成一系列复杂的跨境转汇手续，并且交易过程耗时长、需要支付手续费高，数字货币交易则具有明显的优势，跨境转汇只需要知道对方的账户地址，便可实现资金点对点转移，整个交易过程耗时短、手续费低。

（5）通缩性：数字货币总量设置不变，不会增发，其供应速度会随着时间逐渐减慢。与传统的法定货币相比，国家有权利增发货币，从而可能导致货币贬值，发生通货膨胀的危机，而数字货币永不增发使得其天然地具备了通缩性特点，不会发生通货膨胀。

二、数字货币发展现状

目前，全球数字货币增长趋势呈现出低增长趋势。从2013—2019年数据可知，全球数字货币总市值和日交易量波动较大。具体地，2013—2017年期间，全球数字货币的市值增长较小，保持在5亿美元左右。数字货币市值增长高峰期出现在2018年上半年，最高超过了813亿美元，日交易量高达75亿美元。到2018年下半年年底，全球数字货币市值表现出负增长态势，但2019年初，全球数字货币市值呈缓慢增长形势，其日交易量仍然较高，日前最高超过82亿美元。截至2019年4月9日，全球数字货币的种类达到了2157种，其交易市场数有17414个，总市值超过180亿美元，日交易量超过54亿美元。其中，全球前十大数字货币的市值之和为149．27亿美元，约占总数字货币市值的82．6％。比特币的市值排名第一，占总数字货币市值的50．9％，以太币和瑞波币的市值与比特币相差甚远，占比分别为10．42％和8．15％。但是这些数字货币中，超过一半的数字货币价格变动为负。

三、数字货币发展存在的风险

（一）数字货币去中心点特点引发安全风险

数字货币去中心化特点引发较大的安全风险。虽然数字货币采用较严格的密码学系统，不容易被攻破或者篡改，能够为数字货币交易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但是，由于数字货币发展时间短，存在交易平台不严密、运营设施不完善或者技术漏洞等问题，交易网站很容易出现账户被盗等事件。消费者的数字货币被盗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比如Mt．Gox和Coincheck是日本两大数字货币交易所，曾遭受黑客攻击，导致其损失的数字货币近千亿日元。更重要的是，消费者还无法追回这种损失。因为数字货币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黑客可以通过多种途径盗取用户的数字货币，比如木马程序、操作系统或者交易平台漏洞等，这使得警方即使能够发现被盗数字货币的动向，但也无法锁定使用者，很难对其发起诉讼。而且判定这种诉讼也存在挑战，因为黑客已经拥有了私钥，原数字货币持有者很难对其所有权进行证实。这种案件如果涉及人数多、金额较大，则会对社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

（二）数字货币通缩特点引发投机风险

数字货币币值波动较大，容易引发投机行为。这种投机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投资者的预期，二是投机分子操纵。前者主要是因为数字货币算法较严密，在具体时段产生的数字货币有限，在某个时刻数字货币供给总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投资者预期未来数字货币的价值会增加，就会储藏更多的数字货币，导致市场上用于交易的数字货币减少，价值则上升。随着数字货币价值上升，投资者更倾向储藏更多的数字货币，从而造成数字货币储藏的恶性循环，导致通缩，最后可能造成其退出市场，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比如，第一笔交易的比特币币值仅为0．0025美元，但是截至2019年4月9日，1比特币的价格为35094．38美元。这主要是因为数字货币的价格受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影响，波动剧烈，容易被投机分子操纵。数字货币价格波动原因来源于其发展时间短、法律界定模糊、认可度和透明度不高、应用范围有限，但是关注度高、参与者多。投机分子正是利用这些特点，对数字货币进行恶意炒作，人为干预操纵其价格。

（三）数字货币匿名性引发法律风险

数字货币的匿名性特点为犯罪分子提供了便利。数字货币的交易具有高保密性，交易方式是点对点交易，而且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数字货币的这种优势在给用户带来便利性的同时也吸引了犯罪分子。因为当犯罪分子进行洗钱、毒品交易、、逃税等犯罪活动时，交易匿名性能够助其逃过监管当局的监控。而且匿名性又使执法机构无法对其真实身份进行追查，从而增加了执法机构追踪犯罪分子活动和行为的难度。全球最大黑市交易网站AlphaBay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在两年时间里，不法分子在这个网站上进行市值超过了10亿美元的毒品、武器、黑客等数字货币交易。为了控制犯罪分子的活动，美国和英国不得不联合关掉AlphaBay数字货币交易网站。

（四）数字货币无信用担保引发信用风险

数字货币缺少法定机构和国家政府政策支持，容易出现信用风险问题。传统的货币有固定机构和单位来进行货币发行，有国家信用作为担保，货币价值具有稳定性。然而，数字货币的获得过程中没有任何发行机构参与，因此数字货币没有国家信用作担保，货币价值易波动。在整个数字货币交易过程中，各主体只有依靠交易双方、第三方交易平台、技术的信用来完成数字货币交易，一旦交易任何一方或第三方或技术不支持，交易则会受到阻碍。

（五）数字货币无国际限制引发世界货币风险

图1 数字货币现存的风险

数字货币的交易和流通是世界性的，没有国际限制。在数字货币获取的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电力，世界各国发展不均衡，发达国家有先进的硬件设备和电力，可获得大量的数字货币，而发展中国家国力则相对较弱，获得的数字货币有限，因此大量财富聚集在少部分发达国家，它们可以控制全球数字货币的价值。如果发达国家发生影响数字货币价值的事件，就会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比如日本最大的数字货币交易平台Mt．Gox倒闭时，导致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数字货币贬值。除此之外，数字货币在全球流通，也加剧了犯罪分子洗钱、逃税等犯罪活动。由数字货币本身特性引发的交易过程中的安全风险、投机风险、法律风险、信用风险和世界货币风险（如图1所示），不仅给直接参与交易活动的投资者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也给各个国家增添诸多不确定性因素，有观点指出ISIS会借助数字货币展开筹资活动。

四、数字货币现有的风险监管措施

针对数字货币交易过程中的风险，各国政府均纷纷实施监管举措，以期完善数字货币交易系统，减少风险和不确定性。总结归纳多个国家在数字货币监管方面的举措，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将数字货币发展为法定货币

数字货币出现之后，引起各个国家的关注，各国央行也在考虑是否要把数字货币发展为法定货币。特别是美国，在将非数字货币发展为法定数字货币方面保持着积极的态度。虽然俄罗斯在2014年禁止在国内进行数字货币相关交易，并且将多家数字货币交易平台、网站和社区关停，但是随着数字货币的发展，其在国家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俄罗斯政府在2017年后也积极地转变了对数字货币的态度。面对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我国政府的态度也比较积极。早在2014年，我国就为论证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可行性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小组，后续针对数字货币的关键技术、数字货币的运行框架等课题展开了研究，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016年我国将发行法定数字货币作为战略目标，并就数字货币多场景应用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和探讨。2017年，为了探讨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运行框架、关键技术等问题，我国央行专门成立了数字货币研究院，同时也展开了对数字货币相关领域的研究。

（二）规避数字货币交易的投机行为

为了规避数字货币带来的投机行为，部分国家在一定范围和一段时间内采取禁用措施对数字货币进行监管。2014年，俄罗斯央行发表声明，指出数字货币交易没有国家实体支持，是一种虚拟交易，在交易过程中存在较强的投机性和较高的风险性；在其监管范围内，任何人不得使用数字货币，禁止相关的金融活动和服务，对于违反相关规定的主体进行刑事处罚。2015年俄罗斯财政部指出对从事数字货币相关交易和活动的人予以刑事处罚，因为数字货币相关交易被列为非法活动。2016年，俄罗斯禁止所有私人在该国从事数字货币相关的交易和活动。2017年，我国首次全面禁止虚拟货币交易的公告，随后限制甚至要求完全停止数字货币的交易活动。近期，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征求意见稿）》中，将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列入淘汰类产业。

（三）规范数值货币交易平台和机构

规范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和开立相关账户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的国家主要有日本、美国和韩国，监管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向提供数字货币服务的机构颁布经营许可证，以及对通过数字货币获取的资本收益征收课税。日本主要是通过实行牌照式管理对数字货币的交易所进行监管，到目前为止，日本已经有16家数字货币交易所持有金融服务管理局所颁发的营业执照。日本国家税务局裁定，交易所通过数字货币获得资本收益，需要进行课税，其税率在15％～55％之间。美国部分自治州，比如纽约州等，要求数字货币交易所在州内运营期间要申请经营许可证。美国的税务局也表示，数字货币属于一种资产，通过数字货币取得长期资本收益要进行课税。韩国政府也对交易所提供的账户服务进行监管，为了规范数字货币交易和提高其透明度，韩国还要求数字货币实行实名制管理。此外，韩国也向交易所通过数字货币交易获得的资本收益征收24．2％的税费。

（四）明确和完善数字货币法律地位

各个国家逐渐对数字货币交易制定规则。比如美国国家税务局专门针对数字货币出台了相关指导意见，将其视为一种特殊资产，需要向联邦政府缴纳联邦税。在2013年，美国将数字货币监管纳入《银行保密法》，重点打击和监管洗钱等金融犯罪活动；纽约州金融服务局以监管金融机构的方式对提供数字货币服务进行监管，并在2014—2015年期间通过了《虚拟货币条例草案》和《虚拟货币监管法案》。日本在2017年实施了《资金结算法》，明确数字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法律地位，但它也有别于法定货币，被视为一种资产。法国在2018年制定了数字货币监管的法律法规，以防止犯罪分子利用数字货币进行逃税、洗钱等犯罪活动，除此之外，法国金融市场监管局对数字货币及其衍生品进行监管。我国在2016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规定网络虚拟财产等的民事权利，但在2013年和2017年央行先后了《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和《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以规范数字货币交易。

（五）加强各国政府监管合作和协调

由于数字货币交易无国别限制，多个国家表示各个政府之间要加强合作和协调，共同克服数字货币监管困难和挑战。特别是在2018年的G20峰会上，二十国集团表示，就数字货币风险问题，各个国家政府应该具有国际合作意识和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制定全球统一的国家监管规则；按照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的标准来管理数字货币，希望FATF制定审查标准。在FATF的呼吁下，提高全球各个国家对数字货币的监管意识，并在全球实施该标准。FATF也强调，在类似数字货币金融资产未来的发展中，要重点考虑如何促进各国采取更加一致措施来共同降低它们潜在的风险，减少犯罪活动，同时又能够支持和发展此类金融创新。

可见，针对数字货币交易中存在的风险问题，各个国家纷纷采取监管措施，在监管对象和内容上来看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数字货币本身属性出发，政府出台政策，尽量明确其法律地位，支持其发展为法定货币。二是从提供数字货币服务的机构出发，政府颁发营业许可证，并对通过数字货币取得的收益征税。三是从实施监管者出发，各个国家加强合作协调，或者直接禁用数字货币，从而达到规避数字货币潜在风险的目的。但是这些数字货币监管举措仍然存在不足，不能全面地克服数字货币潜在的风险和挑战。监管不是直接禁止民众使用数字货币来规避其风险，也不是让数字货币从市场上消失，而是要扬长避短。对于类似数字货币的金融创新，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各国政府更应该积极引导，促进其健康发展并为社会经济增长做出相应的贡献。

五、完善数字货币现有风险监管的举措

本文认为，为了更好地规范和发展数字货币交易市场，降低其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以及引导投资者进行理性投资、减少盲目性和投机性行为，除了上述已经实施的监管举措之外，各国政府还需要从支撑数字货币发展技术、投资者以及政府和市场方面对现有的监管举措进行完善，具体如下：

（一）提升对新技术利用和监管的能力

数字货币是网络科技不断发展的产物，尤其是区块链技术对数字货币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区块链技术采用的分布式账本技术为加密数字货币的交易提供了一定的科技保障，这种分布式账本技术可以根据时间秩序来公开数字货币所有交易清单，因此有效地利用分布式账本技术可以减少市场参与者、交易机构、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实现交易信息共享，使市场参与者能够更好地利用数据做投资决策，使监管机构基于数据有效地减少洗钱、逃税等犯罪活动。因此，进一步完善区块链技术，为数字货币运行的区块提供稳健性平台，以及创造良好的条件来保障数字货币从发行到流通的过程尤为重要。和其他新兴技术结合也能最大限制发挥区块链技术的优势，比如结合密码技术、生物识别技术和人工智能等，共同加强数字货币的安全性，以及帮助投资者和监管机构识别藏有欺骗性的交易，从而能够快速采取相应的行动。除此之外，区块链技术还可以有效地和传统的加密科技结合起来，借助彼此共同的技术特征来完成数字货币的发行、存储和流通等，保障交易的安全性。

（二）加强宣传教育以提高投资者风险意识

虽然部分国家出台了相关文件来规范数字货币市场，提醒投资者要注意防范数字货币交易中的风险和存在的骗局，但对大部分投资者，特别是盲目跟风的投资者来说，数字货币仍然是一个新概念。比如我国央行在2013—2017年先后了《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和《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提醒广大民众有关数字货币投资中的风险并要加强防范。政府除了出台这种规范性文件外，还应利用海报、宣传片、公众平台如微信、QQ、微博等进行广泛宣传，向广大投资者解释数字货币是什么、怎么产生的及其运作原理，提高投资者对数字货币的认知。同时，政府还应采用案例分析等方式告知在投资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风险和存在什么样的骗局，提高投资者的风险意识。通过这些措施，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减少投机行为等，从而减少盲目跟风投资带来的经济损失。

（三）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结合发展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存在的问题篇2

    电子货币是网上购物、支付的理想货币,作为现代金融业务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一种电子符号,其存在形式随处理的媒体而不断变化,如在磁盘上存储时是磁介质,在网络中传播时是电磁波或光波,在CPU处理器中是电子脉冲等。电子货币的流通以相关的设备正常运行为前提,新的技术和设备也引发了电子货币新的业务形式的出现。电子货币的安全性,不是依靠普通的防伪技术,而是通过用户密码、软硬件加密、解密系统以及路由器等网络设备的安全保护功能来实现的。电子货币和传统货币之间的区别在于:

    1.两者所占用的空间不同。传统货币以实物的形式存在,面值有限,大量的货币必然要较大的空间。而电子货币所占的空间很小,其体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个智能卡或者一台计算机可以存储无限数额的电子货币。

    2.传递渠道不同。传统货币传递花费的时间长,风险也较大,需要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较大数额传统倾向的传递,甚至需要组织人员押运。而电子货币可以在短时间内进行远距离传递,借助电话线。互联网在瞬间内转移到世界各地,且风险较小。

    3.计算所需的时间不同。传统货币的清点、计算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和人力,直接影响交易的速度。而电子货币的计算在较短时间内就可利用计算机完成,大大提高交易速度。

    4.匿名程度不同。传统货币的匿名性相对来说还比较强,这也是传统货币可以无限制流通的原因。但传统货币都有印钞号码,同时,传统货币总离不开面对面的交易,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传统货币的匿名性。而电子货币的匿名性要比传统货币强,主要是加密技术的采用以及电子货币便利的远距离传输。

    电子货币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它包括:电子资金传输、银行卡、电子现金。

    电子资金传输与电子支票是同义词。电子支票系统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使用了。电子支票系统通过剔除纸面支票,最大程度上开发了现有银行系统的潜力。电子支票系统目前一般是专用网络系统,国际金融机构通过自己的专用网络、设备、软件及一套完整的用户识别、标准报文、数据验证等规范化协议完成数据传输。

    银行卡是由银行发行的,是银行提供电子支付服务的一种手段。信用卡就是一种常见的银行卡。信用卡具有购物消费、信用借款、转账结算、汇兑储蓄等多项功能。信用卡可在商场、饭店等许多场合使用。可采用刷卡记账、P0S结账、ATM提取现金等多种支付方式。其他银行卡还有借记卡、灵通卡、专用卡等。其基本功能都有是用于电子支付,只是存在着一些业务范围的差异。信用卡与其他银行卡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信用卡不仅是一种支付工具,同时也是一种信用工具。使用信用卡可以透支消费,给用户带来了方便,但这同时也给银行带来了恶意透支的问题。

    电子现金,又称为数字现金,是纸币现金的电子化。使用数字现金可以扩大商业机会,促进Internet上经济活动的增长。中、小企业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因为通过Internet,企业跨国经营已不再是大型企业的专利,小企业也可以使用这种交易工具降低交易成本。数字现金的出现意味着用户可以花更少的钱得到更好的服务。数字现金的表现形式有多种,如预付卡和纯电子系统。预付卡形式即买方购买特定销售方可以接受的预付卡支付货款。预付卡与我们常用的电话卡有些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的流动性。电话卡只能用于支付电话费,流动性相对小而预付卡在许多商家的P0S机上都可受理,常用于小额现金的支付。纯电子系统形式的数字现金没有明确的物理形式,以用户数字号码的形式存在,适用于买、卖双方物理上处于不同地点并通过网络进行电子支付的情况。支付行为表现为把数字现金从买方处扣除并传输给卖方。在传输过程中,通过加密保证只有真正的卖方才可以使用这笔现金。

    随着电子商务在经济领域的发展,数字现金作为支付工具将会被更多的应用于交易过程中,因此需要针对数字现金在电子商务中的会计处理作一些探讨。

    数字现金也是总货币供应量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随时兑换成普通现金。数字现金会给会计上的核算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外汇汇率的不稳定性、货币供应的干扰上。数字现金将会增加外汇汇率的不稳定性。普通现金有外汇兑换的问题,数字现金也同样有。数字现金涉及的外汇兑换也要有汇率,这就需要Internet上设立一个外汇交易市场。数字现金的汇率与真实世界里的汇率应该是一样的,即使不一致,套汇交易也马上就会使二者等同起来。在真实世界里,只有一小部分人如交易商、银行家和外贸公司等能参与外汇市场交易。而在电脑空间里,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外汇市场,这是因为手续费低,而且无需受到国界的限制。这种大规模参与外汇市场的现象将会导致外汇汇率的不稳定。

    电脑外汇市场与现实世界里的外汇市场的区别在于:

    1.从一种货币的数字现金兑换成另一种货币的数字现金所需的费用比兑现金的费用大大降低了。因为数字现金的兑换只涉及电子数据的重写。而在现实世界里,货币兑换要涉及真实货币的流通费用,所以买汇与卖汇的汇率有一定的差价。如果采用数字现金,就不用支付这些手续费,兑换费用低。兑换费用的减少使更多的人参与外汇市场交易成为可能。

    2.用数字现金购物不再受到国界的限制,因为Internet是没有国界的,因此人们很容易进行货币兑换。如果一种货币的数字现金贬值了,人们就会把它兑换成另一种货币的数字现金。由于数字现金的外汇汇率是与真实世界的汇率紧密联系的,这种不稳定反过来就会影响真实世界。企业在网上进行电子商务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网上的购销业务,丽电子货币作为网上常用的支付工具,必将成为企业的主要支付手段。其中,信用卡在会计上已有科目“其他货币资金一一言用卡”来核算,并已有了较充分的规定。而数字现金作为一种新的支付工具,有其特殊性。它在网上流通时涉及一个汇率波动问题的同时,还涉及如何对其进行反映的问题。因此,可在资产负债表上的“其他货币资金‘,科目下设立一个二级明细科目”数字现金“,同时在涉及债权债务项目科目如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等设立一个明细科目”数字现金“。这样,数字现金和现实生活中的现金就有必要相互转化,并且转化时企业所做的分录同信用卡的处理相类似。

    即当数字现金不足时

    借:其他货币资金一一数字现金

    贷:现金

    当数字现金过多,而现实生活中现金不足时,可把数字现金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现金,发生的分录为:

    借:现金

    贷:其他货币资金一一数字现金

    由于各种货币的数字现金存在着一种汇率(应和现实生活中的汇率相同),而这种汇率又是忽高忽低极不稳定的,企业在网上用数字现金进行购物时,必将面临一个汇兑损益的问题。在会计核算中不可避免要涉及有关数字现金业务的核算,在会计计量中也必然引入外国数字现金单位,企业数字现金业务在会计上应有相应的处理,这种会计处理应包括企业数字现金业务发生时,如何进行与其他货币的数字现金之间折算;包括在网上以各种数字现金计价的经济业务折算为以企业记账本位币的数字现金计价的经济业务,从而进行会计记录;也应包括由于数字现金业务引起的数字现金的债权债务,因市场汇率变动承受汇率风险而发生的外币折算差额的处理。

    由于数字现金业务的发生涉及会计上的核算,因而有必要新建几个科目来适应会计处理的需求。如在“其他货币资金”下设立“数字现金(某一货币)”的二级明细科目,在“应收账款”下设立“数字现金(某一货币)”。当涉及“应付账款”时,在“应付账款”下设立“数字现金(某一货币)”科目等来适应企业在会计处理上的要求,对于数字现金业务所引起的债权债务结算前所发生的折算可先将其作为已实现的损益处理,并计入当期损益表。当企业在网上在线销售商品时,按照销售时的汇率将销售收入折算为本位币数字现金人账,并按另一货币数字现金登记相应的账户。

    借:应收账款一一数字现金(某一货币如美元)(**)***

    贷:主营业务收入***

    收到销售款时,按收到货款时市场汇率将某一货币的数字现金折算为人民币的数字现金入账,并登记相应的数字现金账户。对于折算差额则作为当期汇兑损益处理,如收益,则

    借:其他货币资金一一数字现金(某一货币)***

    贷:应收账款一一数字现金(某一货币)(**)***

    财务费用(汇兑损益)***如损失,则

    借:其他货币资金一一-数字现金(某一货币)***

    财务费用(汇兑损益)***

    贷:应收账款一一数字现金(某一货币)(**)***

    当企业在网上购进原材料或货物时,根据购入当目的市场汇率折算确认货物的入账价值及应付债务,同时按照该种倾向数字现金债务的数额登记人相应的账户。

    借:库存商品***

    贷:应付账款一一数字现金(某一货币)(**)***

    支付日才,根据当日的市场汇率折算为本位币数字现金的金额并将由于汇率变动所产生的折算金额,作为财务费用处理。如收益,则

    借:应付账款一一数字现金(某一货币)(**)***

    贷:其他货币资金-一一数字现金(本位币)***

    财务费用(汇兑损益)***

    如损失,则

    借:应付账款一一数字现金(某一货币)(**)***

    财务费用(汇兑损益)***

数字货币存在的问题篇3

关键词：财政赤字；货币供给；VAR模型；广义脉冲响应函数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6)10-0055-06

一、引　言

长期以来，财政赤字增加是否导致货币供给增加一直是宏观经济学关注的焦点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关系到央行的独立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的实施效果等。

一般而言，当出现赤字时，政府通过借债或发行货币以创造铸币税收入来为其支出融资。从理论上看，赤字的货币供给效应有三种：增加、不变或减少，但一般认为赤字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根据已有的文献，赤字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的理论依据可能在于：

(1)财政占优假设。在财政占优的体制中，货币当局迫于政府压力为赤字融资，央行的货币供给是财政政策的函数。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央行的非独立性和征税机制的不完善，政府更倾向于用货币创造来为其赤字融资。若央行足够独立则能更好地控制货币创造(Haan和Zelhomt，1990)。

(2)最优铸币税或通货膨胀税理论。中央政府可能使用通货膨胀税作为赤字融资的方式，财政当局与货币当局联合决策。当宏观经济政策存在时间非一致问题时，由于非预期通货膨胀的存在，债务利息的实际价值减少，意味着政府的收入增加，政府有利用铸币税为其赤字融资的激励(Tumovsky，1995)。

(3)Sargent和Wallace(1981)指出，若赤字是持续性的，政府最终将不得不增加基础货币并引发通货膨胀。如果实际利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政府债务将以快于实际收入的速度增长。此时，货币当局被迫通过货币创造为政府赤字融资。

(4)赤字可能提高利率水平，当货币当局追求的是低利率目标时，央行将进行公开市场业务以稳定利率，就会增加货币供给以抵消赤字支出增加对利率的影响。

(5)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框架下，即使央行足够独立，赤字支出也可通过影响经济增长和利率、物价等而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Thoma，1994)。主流经济学的财政理论在外生货币供给的前提假设下，把货币供给完全归于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内生性(Endogenous)是指，货币供给是由经济活动自身创造出来的，是实际产出、利率、物价水平等经济总量的变动决定的。内生性理论强调一国货币存量不是可由其货币当局独立决定和左右，而是受制于社会经济活动和由此所产生的货币需求，仅将货币政策当作外生的规则性影响是不全面的。根据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如果资源已经充分利用，则预算赤字的增加对总需求具有正效应。总需求的扩张通过乘数效应增加国民收入，货币交易需求随之增加，央行将不得不适应货币需求的变化而增加货币供给。

此外，Hossain和Chowdhury提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不稳定是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原因之一。在许多西方国家，迫于失业等社会经济问题的压力，若央行采取紧缩货币的做法，将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政府将被迫减少社会福利支出或减少公共投资。此时，央行在多重压力下将不得不增加货币供给。

认为赤字增加对货币供给无影响的理论依据在于：(1)在货币主义的框架中，若财政当局与货币当局彼此完全独立，都有自己的偏好，央行的货币供给就不受财政当局的影响。(2)根据李嘉图等价定理，财政赤字对利率、消费、储蓄、投资等均无影响，则货币需求函数也不会发生改变，财政赤字对货币需求进而对货币供给无影响。Barro(1974)的模型认为，政府支出而非赤字增加税收和货币供给。此外，有部分学者认为，当货币当局的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时，则货币当局会减少货币供给以对抗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物价水平的影响，赤字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在不同的货币政策操作规则下，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存在差别。

关于赤字的货币供给效应的实证研究的结论也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Akhtar和Wilfordt引，Laney和Willett(1983)，Ahking和Miller，Dera―Vi(1990)，Tanner和Devereux，Vamvoukas等的实证研究认为财政赤字和货币供给呈正相关关系；McMillin和Beard，Joines，Baxnhart和Darrat，Gulley等的实证研究认为赤字未导致货币供给增加。实证结果对模型设定、时期选择、变量形式、计量方法等非常敏感。

国内关于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关系研究文献不是很多，王利民、左大培(1999)阐述了中央政府财政赤字、货币扩张和铸币税的关系，张红地(2002)理论阐述了铸币税和财政赤字融资之间的关系，曾康霖(2002)对央行铸币税和弥补财政赤字进行了理论分析，但都缺乏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关系的实证研究。本文拟以已有的文献为基础，探讨1978--2003年我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并予以实证检验，为有关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引言，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综述。第二部分，分析我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机制。第三部分，实证检验及其结果。第四部分，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我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机制分析

1．我国赤字的融资方式决定了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

从赤字的融资方式来看，赤字增加货币供给的机理在于：若政府向央行透支，央行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为财政融资，导致货币供给直接增加；若赤字通过发行债券来弥补并且由央行在一级市场上购买，同样引起货币供给直接增加；若央行不是直接购买财政发行的债券，而是在金融市场上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购买财政债券，也会增加货币供给；若政府向商业央行借债为其赤字融资，则赤字也会影响货币供给，只是向央行和向商业银行借债的货币供给效应不同。向央行借债直接增加基础货币而导致货币扩张；向商业银行借债的货币供给效应取决于货币乘数。如果商业银行的超额储备为零或保持不变，则借债给政府就相当于减少私人部门信贷，货币供给不变。当然，商业银行也可在借债给政府的同时不减少其对私人部门的信贷，前提是央行愿意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购买政府债券、提高对商业银行的贴现等方式增加商业银行储备货币的供给。央行增加储备货币的

压力或来自于商业银行或政府或央行自己的愿望(降低因政府借债导致的利率上升压力或私人信贷的减少)。此时，政府向商业银行借债为其赤字融资会增加基础货币，进而增加货币供给。如果商业银行在借债给政府的同时，基础货币和对私人部门的信贷不变，商业银行必须减少其超额储备，将提高货币乘数，增加货币供给。

传统的财政理论一般认为，政府向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借债不会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但是，若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向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借债的赤字支出通过影响实际产出、利率、物价水平等经济变量对货币需求进而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增加总需求进而增加货币需求；但是，Thoma(1994)认为，内生性的货币政策可能具有同经济周期阶段相关的反周期性质，当经济增长率超过目标水平时采取紧缩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率的提高减少货币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利率的货币需求效应比较复杂，存在几种可能性：(1)利率上升，商业银行贷款意愿增强，扩大货币供给。(2)由于逆向选择效应(利率提高，偿还能力低的高风险企业才有意申请贷款)和风险激励效应(利率提高激励借款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利率提高增加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也可能收缩。(3)利率提高降低私人部门的货币需求。(4)利率提高，公众购买债券的意愿增强，政府可减少向央行融资，货币供给减少。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了货币金融体系的支配地位，财政直接向央行透支，以铸币税去弥补财政赤字不可避免。1994年，我国人民银行停止向中央财政透支。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政府赤字必须从社会融资渠道弥补，央行不得向中央和地方政府透支和借款，而且央行不得直接购买和包销政府债券，从而切断了央行与财政之间的直接融资渠道。目前，我国的财政赤字主要是通过发行国债直接向公众和商业银行融资，其次是央行的公开市场业务。公开市场业务必然影响基础货币供给，国内许多学者认为向商业银行融资不影响货币供给。但是，根据Coats和Khatkhate的分析，向商业银行融资同样影响货币供给。此外，若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向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融资的赤字支出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因此，从赤字的融资方式来看，尽管学术界和决策层不主张以铸币税去弥补财政赤字，但我国存在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基础。

2．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决定了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经历了几次“扩张一紧缩一扩张”的周期性变化。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增加货币供给，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央行通过货币供给来达到控制经济增长、利率、物价等目标。总体上看，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理念主要是沿用凯恩斯主义的模式，即“逆经济风向行事”而不是实行货币主义的“单一规则”，货币供给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增加，而非主动调节经济运行。国内许多学者认为，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周诚君(2002)认为，从我国经济短缺、过剩或转轨形态来看，我国的货币供给呈现很强的内生性。短缺经济中，由于倒逼机制，货币供给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转轨经济中，双轨条件下，我国的货币供给很大程度上不是央行所能独立控制的，而是由经济活动本身决定的，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过剩经济中，货币供给取决于意愿货币需求，在意愿货币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单纯试图提高货币供给是无效的。我国货币供给机制的发展历程也体现了我国的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逐渐增强。1984年以前，货币供给主要通过信贷计划和行政指令实现，货币供给呈现外生性；1984―1994年，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直接决定货币数量，而是通过准备金和再贷款等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1994―1998年，我国货币供给向市场化方向发展，货币供给内生性逐步显现；1998年以后，中央银行取消信贷配额管理，货款完全由商业银行根据风险与收益的权衡决定，中央银行集中于发行货币、制定货币政策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间接调控经济。此时，货币供给内生性完全表现出来。金琪瑛(1999)对1979―1998年我国货币变量与经济变量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对货币增长率、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经济货币化比率这四个变量建立了一个线性回归方程，得出了货币变量依赖于经济变量即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结论。史永东(1999)在包括货币供给和收入的2变量系统内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显示，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刘金全、张艾莲(2003)研究了实际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对货币供给的冲击，结论是我国的货币供给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波动性，在经济扩张阶段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而在经济处于紧缩阶段时，却谨慎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在我国经济运行当中，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是依据现实经济运行条件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由于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财政赤字政策的实施通过影响总需求而影响货币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此时，即使通过向公众发行债券为赤字支出融资也会影响货币供给。

3．我国的央行独立性程度决定了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

1984―1993年，在以信贷规模控制为货币政策工具的条件下，“倒逼机制”的存在损害了央行的操作独立性，利润分成制度和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损害了央行的目标独立性。这―阶段，我国的央行谈不上独立性(汪红驹，2003)。1993年以后，金融体制改革深化，央行的独立性得到提高。但是，我国央行在法律地位上隶属于政府，货币政策的决策并非由我国人民银行自主决定的，最后决定权在国务院，降低了央行的独立性(谢平，1996)。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仍旧不完善，或者说是政府管理与市场相结合、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体制的首要特征是，国家财政作为货币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中央银行共同执行控制货币供给和货币金融体系的职能(靳卫萍，2002)。由于我国央行的相对独立性，存在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基础。

三、实证检验

1．模型设定和检验方法

样本区间为1978--2003年。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统计年鉴》。rMt表示实际货币供给量(M1)的自然对数；Deft表示财政收支变量，为实际财政支出的自然对数减去实际财政收入的自然对数；P，为以CPI衡量的通货膨胀率；Yt为实际GDP；Rt为名义利率。用CPI将有关变量的名义值换算为实际值。

令Zt=[rMt，Deft，Yt，Rt，Pt]’。目前，央行把

M1作为短期监测目标，M1作为长期监测目标。使用M1指标是因为它直接受央行控制且我国的M，与银根松紧关系密切。根据第二部分的分析，在我国可能存在赤字水平影响货币供给的基础；名义利率的升降体现央行货币政策的松紧；由于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也可能是影响我国货币供给的重要因素。

检验方法上，首先根据水平VAR模型来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根据VAR模型得出脉冲响应函数以识别变量系统对冲击或新生扰动的动态反应。使用Eviews5．0软件进行计量分析。

2．确定水平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L

确定水平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的方法是从一般到特殊从较大的滞后阶数开始，通过对应的LR值、FPE值、AIC值、SC值、HQ值等确定。考虑到样本区间的限制，我们从最大滞后阶数I＝3开始，并根据FPE值、AIC值、SC值、HQ值等选择最佳滞后阶数为3，见表1。

3．VAR(3)模型的稳定性检验

根据图1，VAR(3)模型的全部根都落在单位圆以内，因此，VAR模型的稳定性条件得以满足，根据其得出的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4．基于VAR(3)的因果关系检验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

可见，在10％的边际显著性水平上，财政赤字是货币供给的单向Granger因；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实际GDP是货币供给的单向Granger因；在10％的边际显著性水平上，名义利率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货膨胀率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

因此，财政赤字、实际GDP、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均是我国货币供给(M1)的决定因素，反映我国货币供给政策的内生性，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独立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由于货币供给受名义利率、实际收入、价格水平、赤字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得不稳定和难以预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表2，货币供给不是实际GDP的Granger因，我国货币政策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货币政策与其最终目标之间的联系受阻。

5．广义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innovation)后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Pesaran等所提出的广义(generalized)脉冲响应函数可以不考虑变量的排序问题而得出惟一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在最近的实证研究中被广泛使用。图2是基于水平VAR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代表滞后阶数T，纵轴代表实际货币供给变量受各变量冲击的响应程度。

根据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在滞后约2--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财政赤字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正，财政赤字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量增加；在滞后约2--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名义利率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负，名义利率水平的提高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在滞后1--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通货膨胀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负，通货膨胀水平的提高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在滞后1--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实际GDP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正，实际GDP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

由于赤字的融资方式、央行的非完全独立性和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我国存在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赤字的增加是解释我国货币供给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我国利率管制的条件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松紧可以通过利率来表示。央行控制的利率上升，一方面表明其紧缩货币的意愿；另一方面，增加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的借款成本，商业银行会减少向央行的借款，从而减少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同时，商业银行提高对企业的贷款利率，企业会减少向商业银行贷款，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收缩。此外，由于逆向选择效应(利率提高，偿还能力低的高风险企业才有意申请贷款)和风险激励效应(利率提高激励借款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增加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利率上升时，其预期收益反而下降，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收缩。价格水平的提高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反映央行紧缩货币以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名义利率水平上升以及价格水平提高均导致货币供给减少，体现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反周期性质。实际GDP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我国货币供给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是实体经济增长的需要。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根据已有的文献，在探讨中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的基础上，通过5变量系统实证检验1978--2003年我国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

(1)由于赤字的融资方式、央行的非完全独立性和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我国存在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赤字的增加是解释我国货币供给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使向商业银行系统和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发行债券为赤字融资也会影响货币供给。因此，需要充分重视我国赤字财政政策的货币供给效应，在货币金融体系下重新认识财政政策的作用及功能，惟有如此才能合理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其政策组合。

(2)赤字水平、实际GDP、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都是我国货币供给的决定因素，反映我国货币供给政策的内生性。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独立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由于货币供给受名义利率、实际收入、价格水平、赤字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得不稳定和难以预测，加剧宏观经济、金融运行的波动，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影响，难以主动调节经济运行，我国货币政策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货币政策与其最终目标之间的联系受阻。所以，是否继续以货币供给量(M1)作为货币政策的短期监测目标需要认真予以审视。

(3)自出现通货紧缩以来，我国实施了多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降息体现了央行扩大货币供给以拉动经济增长和提高物价水平的意愿；同时，根据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实际GDP增加、物价下跌和赤字支出的增加也将扩大货币供给。在包括赤字在内的多种因素作用下，我国的货币供给快速增长，M2／CDP比率直线上升。在财政赤字增加的同时，快速增长的货币供给使我国经济在2003年底开始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压力，显示我国的货币政策在通货膨胀的调控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反周期性和内生性的货币供给还不能做到前瞻性的逆风向政策调控，央行的目标独立性和操作独立性还较差，尚缺乏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会带来潜在的金融风险和通货膨胀风险。因此，在仍然面临一定程度通货膨胀压力的情况下，当前采取恰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措施如适度压缩赤字的规模、提高央行的独立性程度、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等以有效预防通货膨胀的潜在危险是必要的。

数字货币存在的问题篇4

Abstract： Money is birth to meet the needs of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ommerce monetary form is evolving.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digital， virtualization era， the currency form will further change. Digital currency this new currency form， will also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n 2016，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digital currency researchers published a series of articles that explore from various aspects. Although the present digital currency appearance remains to be seen， starting from the demand of different forms of money in different commercial period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new currency form of digital currenc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mobile Internet and globalization.

关键词：货币形态；商业发展；数字货币

Key words： monetary form；commercial development；digital currency

中D分类号：F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7）05-0244-03

1 商业发展与货币形态演进

1.1 货币形态发展概述

一般认为在漫长的人类经济历史过程中，货币形态的演变大致经历四个过程。一是实物货币，如家畜、布匹、贝壳等等双方认可的等价生产物资。二是金属货币，如早期青铜、铁、铜等，即更富稀缺性的金、银等，主要表现为称量币和铸造币。三是纸币，如宋代交子和官交子、明代大明宝钞，以及当前的各类纸币。四是电子货币，此处的电子货币主要是基于电子账户，通过互联网进行支付和账户结算的一类支付手段。即二十世纪后期以来，各国纷纷建立的支付系统中的卡基、数基等的电子货币，以及比特币、以太坊等多种类型的虚拟货币或非法定数字货币。

马克思认为：“货币不是物，它体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亚当斯密认为：“货币是交换媒介，是为满换需要而产生的”。所以从商业历史的角度出发，四种货币形态的出现和演进都与当时期的商业环境密切相关。

1.2 商品的交换需求促使货币的诞生

众所周知，货币最早诞生于以物易物这种最原始的商业中。由于双方交易的需求与供给需要有效的匹配，因此，使用一种双方都认可的、并且具有一定价值的物品作为等价物。在这种情况下，实物货币因此诞生。无论是贝壳、布匹、铜铁、金银等等，都是在同时具有货币职能的同时，也兼具着商品的本质属性。

在这一阶段，人类社会的技术发展还不够，社会形态还不够复杂，国别间区别还比较大。因此这一阶段的早期，商业主要以近距离的交易手工业产品为主，以满足相应的物质需求，而到了中后期，还兼顾着赚取商品差价，获取更高利润的目的。但无论今后的发展怎样，货币的因商业而诞生，为商业而服务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

1.3 商业的兴起促使实物货币形态发生变化

随着社会技术的进步，人类有足够的能力跨越更大物理界限，开始用复杂的机械、船舶进行迁移和商业活动。特别是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欧洲地理大发现等历史活动，带来更大的物理空间跨度的同时，也打通东、西方两个不同文明的商业通道，形成更多的商品的交换需求。这一时期，货币形态随着商业发展而演进。金、银具有自身的稀缺性，易于保存，并得到交易双方对价值的普遍认可性和接受性，因此成为“天然的货币”。

但从历史上来看，金银货币同时存在四个主要缺点：其一，由于质量大，不易远距离携带；其二，铸造工艺容易被伪造，出现伪币驱逐良币，政府发行的金属货币被民众所抛弃；其三，由于金属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如铜、铁，而过多用以造币，使得该类物资更加稀缺，进而影响国家生产和军事水平。其四，金属、贵金属本身具有较强稀缺性，不可能短时间通过技术提升而增加开采量，因此贮藏过多的金属货币，容易使得国内用以流通的货币锐减，进而造成通货紧缩。

因此，纸币作为一种新的更加适应商业和商品流通的货币得以出现。纸币易于生产、携带，并且自身并不具有稀缺性，是商业发展的良好载体；而纸币更大的意义是促使货币形态由实物向去实物化、信用化转变。在金银本位时期，纸币主要是以贵金属持有组织的信用凭证形式用于交易结算。但纸币最核心的是兑付风险，即从兑换为纸币的原标的物。再细分后有以下两点风险，其一是本身的防伪风险，假币的出现往往对纸币产生十分严重的影响；其二是发行组织的信用风险，由于铸币税金额巨大，因此无论中西方历史上，都出现纸币滥发，透支信用而导致无法兑现，最终淘汰该种纸币的情况。

1.4 近现代商业的发展促使信用货币不断演进

得益于技术的进步，近现代以来，商业和货币形态都在向前发展和演进着。彼时，商业更多由不同的区域和国家，通过分工而共同参与的经济行为，而商品则是实物商品和非实物的信用商品（如金融衍生品）共同存在。纸币的由黄金白银的代用货币，逐步向完全的信用货币方向发展，这一时期货币形态多种多样，共存历史长，相互的界限也不明显。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家地位和国际商业分工逐步确立，信用货币以及纸币真正确立货币的中心地位。尤其是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的确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展，使得信用货币如美元、欧元、人民币成为国家间的重要的支付手段。然而纸币除了上述在防伪和信用层面的风险之外，还有清偿风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元的“特里芬两难”问题，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崩溃。

近30多年以来信息技术、互联网和国家商业的迅猛发展，商业系统的效率更高，货币不仅需要应对即时的交易，还需要即时反应汇率、利率等情况，而商品更是逐步向非实物化的、甚至是无形的、虚拟的、数字化的方向发展。这使得有形的纸币越来越不能满足更加高效的、数字化的商业需求。因此基于互联网支付系统的各类型电子货币应运而生。

由于支付系统依然由各国中央银行控制，因此相比于纸币而言，电子货币同为信用货币，具有法定地位、信用保障和更好的流动性，能够满足更高的商业效率；基于中心化的信息系统，通过信息的验证，使得其具有更高的防伪性和系统安全性；更加利于货币当局进行统计和监管，并具有更低的流通管理成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降低兑付和清偿等风险。但电子货币也具有明显的风险：其一是技术风险，由于其本身的加密方式会被破译，且一旦破译之后，由于互联网的传播速度极快，极易造成大量“假币”出现。其二是监管风险，目前各国对互联网商业、电子货币和其发行机构的监管水平都尚未十分明确，特别是运用互联网能够快速的进行跨地区、跨国家的，快速的匿名交易，极易洗钱工具。其三是道德风险，特别是私人发行机构因自身问题，导致信用危机和道德风险，则会对持有人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如预付卡、游戏币等。

但不论怎样，电子货币相对于纸币，都更加满足这一阶段商业对货币的需求。

2 现代商业发展与数字货币产生的必然性

2.1 现代商业的货币需求特点

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从货币的需求角度分析，商业的发展势必产生更新的货币需求。现代商业的发展趋势正在向全球化和互联网化的方向发展。贵金属依旧是各国综合财力的象征，纸币仍然作为最主要的流通手段，同时电子货币和各国支付系统也成为全球化互联网商业的重要抓手。

这一时期货币的需求主要具有如下三个特点，同时以纸币和电子货币为主的信用货币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①信用稳定。商业行为的基础是交易双方信用，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其本质就是信用，一旦其存在信用风险，轻则导致这种货币的需求量出现波动，重则将影响其发行和持有组织的信用。从近段时间欧洲部分国家相继面临信用危机，而导致国际市场对欧元需求波动可以直观看出这一点。即便是比特币、以太坊一类“去中心化”的虚拟货币，也由于技术风险，导致这些问题。

②交易成本低。货币本身应具有低交易成本以降低总体交易成本，主要是支付和流通效率高，发行和管理成本低。虽然电子货币在支付和流通方面的效率高于纸币，而纸币的发行和管理存在较高的成本，因此在其对各国国内对纸币产生一定的替代效应。但在国际化的交易中，各国现有支付系统依然存在交易效率低，管理成本高，监管难度大的问题，使得交易成本难以降低。

③良好的货币政策传导性。货币供应量一般作为国家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因此其应该能良好的反应经济状况。但由于纸币的匿名性，使得交易信息难以进行精确的统计分析；其发行、回笼存在时滞性，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货币政策传导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虽然电子货币易于进行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但是由于互联网仍然存在极大的匿名性，还是会造成系统性风险。

2.2 数字货币与现行信用货币的共性和特性

目前各国研究学者对数字货币的定义和解释不一而终，本文更加认同中国人民银行对数字货币的描述。同时本文认为数字货币作为一种新形态的信用货币，其与现行信用货币具有几点共性和特性，其中共性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三点：

①防伪安全性。通过先进的密码技术和通讯加密技术，数字币具有类似于纸币的唯一性和防伪性，并且与电子货币一样，具有交易的安全性。

②法定性。同纸币及主要的电子货币相同，数字货币由央行及其授权的机构进行发行和管理，而非由私人机构或组织发行，进而也保证数字货币的币值，以及使用数字货币进行的合法交易行为受到国家的保证。

③风险可控性。数字货币根据经济需求而发行，用互联网对流通量、交易量进行实时的监控，避免因网络故障、黑客攻击、自然灾害等风险，实现资源的高效和科学配置，避免流通、兑付、清偿等更深层次的系统性破坏。

除此之外，相对于纸币或者电子货币，理想的数字货币应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三个特性：

①价值所有权的实时转让性。数字货币应具有于纸币相同的自身价值，当持有人发生支付行为时，其价值所有权也立即转让，而不同于电子货币的账户发出转账指令，再一步步的向上一级清算。

②交易的透明性。纸币和电子货币的交易并不透明，但数字货币的持有者和其货币价值所有者共为一人，因此交易双方必须确认数字货币的持有人拥有价值所有权才能完成交易。因此理论上能完整记录交易双方真实的行为，即交易是透明的。

③交易的可监管性。支付是最底层的经济活动，因此通过对数据的统计、分析，能更好的对持有人的信用、交易行为是否合法等方面实施更有效甄别，一旦出现违法行为，则会第一时间实现报警，进而不断完善监管体系，甚至可以追逃非法交易、违规使用的资金。

2.3 数字货币满足现代商业需求的必然性

数字货币满足现代商业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发展的新需求，满足现代商业跨行业、跨行政管辖、跨国家等的复杂性需求。原因至少有以下三点：

①用技术实现更高效的货币政策传导，保障稳定的信用体系。现金供应量是反映国家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参数，数字货币所具有的这些共性和特性，使其供应量信息更加真实有效。特别的当其大量使用在虚拟经济和互联网支付中，将更加有效、准确、真实的反映出经济形势发展情况，有利于国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达到货币供应和需求的有效均衡，进而保障货币本身的币值和信用，实现高效的宏观经济调控。

②用综合优势，实现更低的社会总体交易成本。首先，数字货币本身的发行和管理成本更低，有利于交易成本降低。其次，数字货币所具有的防伪安全性、价值所有权的实时转让性、透明性和可监管性等特性，使其交易的部分可实现点对点的、即时的支付，其储蓄的部分可实现即时的借贷，产生利息收益，提高社会整体的流动性。使得非法交易更少，如逃税、贪污、黑市交易等，在减少这类型交易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的同时，也降低其所带来的外部负效应。即是在不同国家，由于对这种交易方式的监管更加高效、可控，所以将可以通过这个渠道，实现国际资本的高效流动。因此从数字货币使用的综合角度来看，将降低社会总体交易成本。

③用可追溯的交易信息，实现商业数据科学分析和挖掘。因为数字货币具有完全的、透明的交易信息，所以可以在一定的授权和监督体系之下，如有央行及其上级组织进行授权和监督管理，用技术手段对可追溯的交易信息统计和分析，区别出不同风险等级、隐私等级和信用等级的交易数据。从央行、商业银行，到商业机构、研究组织等，都可以通过这一体系，对数字货币交易数据进行商业性、研究性的分析和挖掘，为相关机构的各类型分析如经济情况、货币供应量、投资环境、消费者行为等的分析提供数据支持，进一步为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实现科学高效的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3 总结、不足及前景展望

货币是随着商业活动的需求而产生的，也是随着商业活动从小到大、从近到远、从实物到虚拟，而在形态上不断发生着演进。数字货币这一种全新的货币形态，满足现代和未来商业活动对货币的需求，所以其诞生与商业活动的全球化、互联网化的趋势不可分割。

虽然从数字概念提出以来，就不断受到多方讨论，但其本质依然是一种信用货币。就目前来看，数字货币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技术上都存在许多不足，因此数字货币的推出时机尚早，一些理论问题，如其所处的货币层次、监管机制、流通和管理标准等尚需进一步讨论。

但是数字货币的应用前景将是广阔的，理论上全面替代纸币及其辅币和电子货币也是可行的，不过这个过程会相对漫长。然而即使在现阶段的一些应用场景中，使用数字货币是极为有益的。如人们进行日常的消费、储蓄和投资行为，国家或企业的专项项目预算经费、公务经费使用、划拨资金使用，跨国企业进行经常性的境外交易结算等场景中，使用数字货币可能会更加简便、快捷，也便于行政部门对这部分资金进行严格监管，避免出现非法的交易、集资、诈骗、洗钱等行为。

由于本文水平有限，在立论、论证和结论方面存在理论分析不够严谨，事例引用不够准确，结论不够完善等不足。在本人今后的相关研究中，将进一步提升理论基础，结合实例分析，加强结论的合理性和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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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货币存在的问题篇5

比特币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之际，数字货币再次站在风口之上。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国内外对数字货币都在大力推崇，数字货币取代纸质货币已是必然趋势。由各国家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更具革命性，将会对未来的各国及世界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数字货币不仅能节省发行、流通带来的成本，还能提高交易或投资的效率，提升经济交易活动的便利性和透明度。由央行发行数字货币还保证了金融政策的连贯性和货币政策的完整性，对货币交易安全也有保障。

数字货币的“留痕”和“可追踪性”能够提升经济交易活动的便利度和透明度。同时，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将建立全国甚至全世界统一账本，让每一笔钱都可以追溯，逃漏税、洗钱行为会在监管范围内，甚至有可能实现在刷卡机上自动扣税。

英格兰银行模式

英国中央银行的数字货币（BDC）与比特币不同，作为国家发行的数字货币，其模式是有中心化的分布式体系。

中央银行作为BDC体系的核心，控制货币发行以及搭建区块链清算体系。基于英国传统中的小政府概念，BDC采用“l银行体系”（narrow bank）。以前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打交道，商业银行与企业和个人打交道，现在央行与全民打交道，商业银行作为并列的一级。央行使用区块链技术，设计一个云存储式的分布式账本，作为所有资金转账的清算，全民在央行开户，所有个人、企业以及商业银行间的转账全部使用区块链清算。

央行间接控制区块链，摆脱了很多传统业务，只负责调整货币供应量和系统维护，极大地提高效率，节省成本。得到政府授权的商业银行将负责区块链系统的写入交易信息的任务，同时商业银行取消清算功能，业务收缩，仅限于提供其他金融类服务，例如理财、保险、贷款等。

BDC的优势有以下几点：

央行为全民开设账户，资金永远是安全的。商业银行有倒闭的风险，央行不会。

由政府授权的商业银行负责区块链系统的写入任务，可以避免计算力的浪费，大大提高系统清算速度。相对于比特币的每秒7笔交易，BDC可以达到2000笔以上，并且随着写入节点（政府授权的商业银行）的增加而增长。

英格兰银行的BDC体系在设计之初就避免了比特币系统货币发行上限值的问题，中央银行可以根据需求增发或减少货币。

由于央行实时掌握全国资金的流动细节，通过数据挖掘，可以精确计算出货币流通速度，制定实时的货币政策。以往由于统计工作复杂，货币政策的制定要落后于经济状况的变化。

由于全国所有的交易都会被记录，由此便可完全杜绝金融类犯罪，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极大地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中国可能采用的模式

中国人民银行的清算体系（CDC）与BDC有很大的不同。CDC模式仍然采用传统银行的二元结构，由各商业银行负责清算工作，区块链只负责存储清算结果。由最底层的清算中心（市县级）先进行清算，然后将清算结果提交到上一级清算中心（省级），再由省级清算中心提交到央行进行总清算，随后将清算结果写入区块链。各商业银行作为节点，需得到央行的授权。央行直接控制区块链及省级清算中心，间接控制省级以下清算中心。央行的相关部门可以利用区块链中的信息，通过数据挖掘开展相关工作，例如反洗钱、反贪污，制定经济政策等等。

CDC发行的数字货币更多的是基于传统货币的电子化，本质上是一种类似于现金的货币文件模式，此文件会记录此货币从诞生到消失的所有交易信息。与BDC不同，CDC模式中的数字货币，本质上是货币的流动，而不是解锁货币的钥匙在流动。

例如，一个100元的CDC货币，当前持有人A将此100元货币交给B，用户A储蓄该100元的商业银行会进行资金清算，在货币中记录从“用户A”转账给“用户B”，然后将此文件发送到用户B的账户上。同时该商业银行将此清算信息提交到上一级清算中心，依次直到省级清算中心将此交易记录写入央行的区块链。

CDC的优势在于：

与现行的传统银行模式兼容，也适用于目前的网络支付手段（网银、支付宝、微信支付等）。与之前的模式相比，改变幅度较小，系统性风险较低（BDC使用区块链作为全部交易的清算中心，系统性风险较大，尚有待完善）。

相对于中国的国情，CDC模式有助于实现对社会的精细化管理，例如可以直接征收消费税。

与BDC相同，由于全国所有的交易都会被记录，由此便可完全杜绝金融类犯罪，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极大地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与BDC的不同之处在于，CDC模式由于采用了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的共同清算体系，监管能力更强，并可以对资金进行追缴。更大的意义在于，政府可以人为控制资本流向，让资本去政府想让去的地方。

智能化时代以大数据为基础，数字货币中的交易信息又是一切济数据的核心，重要性以及全面性远远超过电商、搜索引擎（阿里、百度等）等积累的数据。

BDC模式下，央行并不控制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却可以访问央行的区块链。如果某一授权节点拥有强大的运算力，在没有相关法律的制约下，会造成数据资源损失，用户的隐私权受到侵犯等问题。

英国的商业银行多为私人控股，通过对央行的区块链进行数据挖掘，可以攫取到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为其金融衍生产品服务，或者转售给他人，将公共利益转变成私人利益。CDC模式下，由于商业银行只负责清算，没有记录或读取区块链的权利，可以有效避免此问题。

两种模式的利弊

对于BDC模式与CDC模式，目前都存在一定的不足。BDC由于采用区块链清算，监管能力不强，并且目前还没有一种较好的资金追缴机制；CDC的二元商业银行及中央银行清算模式，相对于BDC的“l银行”模式，机构过于臃肿。本文提出了一种综合两种模式优势，同时又能较好地解决当前两种模式不足的数字货币体系。

由中央银行设计两个系统，一是用于存储交易信息的区块链；另一个是清算系统，两个系统由央行直接控制。央行给全民开户，所有商业银行的清算权收归央行，所有的交易都要通过央行的清算系统进行实时资金清算，央行也不再需要商业银行负责区块链的写入工作，由清算系统在清算任务完成后直接将交易记录存储于区块链。

即，每当一笔交易发生时，都要向央行的清算系统进行通信，清算系统完成清算后，将交易信息反馈给用户，则交易完成，清算系统将信息写入区块链。央行的相关部门可以利用区块链中的信息，通过数据挖掘开展相关工作。由于实时监控资金流向，央行也可以由此来制定实时的金融政策，或者在未来利用人工智能系统，更高效地进行实时管理。

货币设计上综合BDC与CDC，即在每一个单位货币上加锁与解锁，实现资金流转。例如，用户A向用户B转账101.2元，这笔钱由一个100元、一个1元和一个2角钱组成，在A与B发生交易时向中央银行的清算系统进行通信，清算系统将A加到这三个货币上的锁（由A的ID经过哈希运算生成）解除，然后将B的锁（由B的ID经过哈希运算生成）加到这三个货币上。当用户B要使用这三个货币时，通过对B的锁进行反哈希运算，得到B的ID，进行验证之后用户B便获得三个货币的使用权。当交易完成后，清算系统将交易信息写入央行的区块链。

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由于取消了二元体系以及商业银行记录区块链的功能，所有的交易清算和记录都要经过中央银行，对于中国规模巨大的人口数量，系统的交易处理速度需要按照10万的数量级进行设计（支付宝在“双11”的交易处理速度为每秒4.75万笔），同时还会带来海量的交易信息。

这对于网络传输、信息安全、海量存储技术以及系统的算力等等提出了诸多挑战。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网络传输能力提升（5G和千兆宽带），保密技术的进步（量子通信），存储技术和计算力的突破（量子计算机），这种模式最终会得到应用。

数字货币对各国社会经济的意义尤为重大，数字货币意味着中央政府掌控国民经济的能力空前加强，社会中每个个体的金融活动都可以被观测到。然而，在数字货币时代，数据安全及个人隐私权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

通过数字货币，人们或许能够发现亚当斯密笔下的那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看不见的手”，从而能够从根本上了解经济运行的规律。

数字货币存在的问题篇6

[关键词] 电子货币 反洗钱 措施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金融的发展，利用电子货币进行洗钱已经成为当前洗钱活动的重要形式，它不仅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和合法的商业活动，而且加大了全球金融业的风险，因此，加强对电子货币流通下的反洗钱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电子货币的概述

电子货币是适应人类进入数字时代的需要应运而生的一种数字化货币，是货币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这种货币从形式上看，早已与钱币无关，是一种通过0与1的排列组合，运用网络载体进行金融交易的货币。目前关于电子货币的概念有许多不同的观点，这里引用世界银行巴塞尔委员会对电子货币做出的定义：通过销售终端、不同的电子设备之间以及在公开网络上执行支付的储值和预付支付机制。所谓储值是指保存在物理介质（硬件或卡介质）中可用来支付的价值，如Mondex智能卡等。而预付支付机制则是指存在于特定软件或网络中的一组可以传输并可用于支付的电子数据，由多组二进制数据和数字签名组成，可以直接在网络上使用。

目前电子货币的使用是电子货币使用者用一定金额的实体货币从发行者处兑换并获得代表相同金额的数据，将现金价值预存在集成电路芯片内，通过使用某些电子化方法直接转移给支付对象从而能够清偿债务，可见现在的电子货币还是以实体货币为基础的。按照电子货币的支付方式划分，电子货币有以下几种：一是储值和信用卡型，如储蓄卡和信用卡；二是电子支票型；三是智能卡型，如IC卡；四是数字现金型，指依靠Internet支持在网络上发行、购买、支付的数字现金。第一种与第二种电子货币进行支付时由于离不开基本账户需要把存款或其他资金划分另一个账户，只能视为查询和划的划拨银行存款的电子工具或对现存货币进行支付的电子化工具。第三种IC卡型的电子货币是把金额和相关的信息记录在镶在该卡上的芯片或磁条上，取代了纸币在特定的范围内使用，但其受限在于流通范围有限，也要借助于一定的终端设备。第四种可以认为是一种真正的电子货币，它采用了全新的信用方式，可以脱离银行账户并且可以循环使用，货币所有人对该数字现金的控制体现在对包含有该货币数量的信息的密码控制上，这种货币正在形成和发展当中。如发达国家的CybederCash、DigiCash、NetCheque等。

二、电子货币流通下的洗钱问题

凡隐匿或掩饰犯罪行为所取得的财物的真实性质、来源、地点、流向及转移，或协助非法活动有关系之人规避法律应负责任均属于洗钱行为。一般的洗钱方法主要是通过货币走私、利用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洗钱。然而随着各国反洗钱措施的不断加强及传统洗钱犯罪方法的弊端日益明显，洗钱者正在寻找新的洗钱方式，而在电子货币流通条件下其本身的无形性、网络性、匿名性、快速性等特点为洗钱者提供了新的机会。

从洗钱犯罪的基本过程来看，一个典型的、完整的洗钱过程应经历三个阶段即为放置阶段、离析阶段和融合阶段。对于洗钱来说，利用电子货币洗钱模糊了这三个阶段的界限，而且加大了反洗钱的难度，主要表现在：

1.处置阶段

此阶段一般被认为是洗钱犯罪的最脆弱环节。即对来自犯罪活动的收入改变成便于控制而且不易被怀疑的形式，其传统方式主要有：将现金存入国内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或将现金走私出境存往国外账户；或购买飞机、贵重金属等高价值物品。在使用电子货币的情况下，洗钱者可以将现金先存入银行，然后通过使用智能卡或数字现金直接兑换外币或购买商品等，由于电子货币支付体系有严密的密码体系保证了这些交易表现为较强的匿名性。

2.离析阶段

作为洗钱活动的核心阶段，即通过复杂的金融交易，以隐瞒或掩饰犯罪收益的真实来源和真实的所有权关系，模糊犯罪收益的非法特征。其传统方式主要有：现金电汇银行后用存款购买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房地产及其他合法行业的投资等。而在电子货币支付体系下，可通过一台简单的个人PC就能实现这一阶段的目标，也不会留下任何账目痕迹，电子货币的交易能即时完成，也会不受到任何地域、时间的限制。

3.融合阶段

即将上一阶段“离析”过的犯罪收益与合法资金结合在一起混入经济、金融体系中去，让非法所得以合法的面目出现。其传统的方式主要有“前台公司”将资金“”贷回原主，增开或伪造发票等，或以在外国金融机构的存款为国内贷款提供抵押。在电子货币的环境下，洗钱犯罪不需要任何金融机构，只需要一台简单的个人PC机就能将资金用于投资或购买其它资产。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电子货币所具在的特点已经使传统洗钱的三个阶段融为一体，洗钱活动已从现实世界转向虚拟空间，利用电子货币能够轻而易举地将犯罪所得转移到世界的任何地方，电子洗钱已成为了更为隐秘的洗钱手段，而由于洗钱犯罪活动的危害性极大，因此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防范措施。

三、电子货币流通条件下反洗钱的对策

1.限制电子货币的发行主体

现在各国的货币发行权一般都规定由本国的中央银行或准央行垄断发行。而电子货币目前各国还没有统一的规定，商家、企业或非金融机构也可以发行电子货币，而且实现跨界流通，这必将侵害一国的货币发行权及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因此，必须控制电子货币的发行权问题，由中央银行或中央银行授权的机构发行电子货币，但必须要纳入金融监管范畴并进行严格控制。

2.建立一套完善的密钥托管机制

必须建立一套密钥托管机制，使政府在特定的情况下能够获得电子货币密码技术中的私人密钥。由于电子货币的加密性给政府机构的监控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由政府机构对所有的私人密钥进行托管，在一定条件下如为了追踪洗钱犯罪分子的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就可以从托管机构那里获得私人密钥，破解相关的信息，从而较好地监控犯罪分子的洗钱活动。但其中必须要注意的是不能破坏消费者的隐私权，否则就会动摇消费者的信心，因此，只有政府机构才能建立密钥托管机构，统一管理私人密钥，并允许执法部门在一定的条件下获取密钥，才能保证打击洗钱等犯罪。

3.扩大反洗钱的范围

反洗钱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它需要社会各界及相关部门的相互配合与支持。因此首先要强化各级金融机构领导和员工的反洗钱意识，要充分认识反洗钱工作的重要性及危害性，把反洗钱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正确定位、强化责任感；其次是强化非银行金融机构、其它发行电子货币的机构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等电子货币的参与者的反洗钱意识，认真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注意监测、收集、分析、汇总可以资金的流动；最后还必须联合税务、海关、工商、公安及个人对反洗钱工作的充分认识，支持和理解反洗钱工作，最终形成反洗钱的合力。

4.建立完善的反洗钱监管体系

实行各国中央银行、银行监管部门和存款货币银行等金融机构相互配合的一体化监管体系，银行监管部门应该严密网络银行及电子货币的发行机构的业务审批和监管机制，并将是否实施有效的反洗钱监测作为一项重要的审核内容。各国中央银行可充分利用银行监管部门和商业银行提供的信息，通过数据分析和现场检查的方式及时发现可疑线索，掌握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开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查处，确保反洗钱取得实效。

5.建立全国统一的CA认证中心

在数字签名制度下，可以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CA认证中心核发私钥和公钥来解决客户身份确认问题，以防止客户使用不实的身份进行洗钱犯罪。客户以网络方式向金融机构提交使用电子支付工具的申请并下载CA证书后，开户银行应该要求客户当面提交身份证明文件，核准无误后才能批准客户使用电子支付交易工具。

6.加强国际间的协作与信息共享

洗钱是一种国际犯罪活动，对洗钱者来说，采用电子货币进行洗钱的最大优势就是它可以通过互联网超越时空界限，进行更具隐蔽性的跨国资金划拨，并利用不同司法管辖区对洗钱犯罪立法的差异来逃避制裁。因此，仅仅依靠一个国家的孤军奋战是很难达到预期目标的。为此各国除了运用本国法律对洗钱犯罪进行预防和控制外，还应该加强国际间的协作与交流，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络、经验和信息的共享、反洗钱机构之间的有效配合等，这样才有助于整个国际社会共同打击洗钱犯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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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货币存在的问题篇7

本文梳理了分布式账户（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和区块链（Blockchain）、数字货币（Digital Currency）、首次代币发行（Initial Coin Offering，ICO）等主要概念、分类与发展现状，分析比较了主要国家或地区的监管原则和监管方式，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思考和建议。

二、主要概念与发展现状（一）分布式账户

目前，分布式账户尚无统一权威定义。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将分布式账户定义为一种技术模式方案，在网络中实现对参与者交易活动的同步记载（FCA，2017）。数据记载需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唯一性，交易与记录一一对应；二是记录连续不间断；三是记录格式标准统一；四是加密不可篡改。这些数据同步分发给网络中所有参与者进行存储、调取和比对。目前的主要应用领域为交易簿记、资产确权和身份验证等。与此相比，传统的“中心化”模式由单一的中央机构或系统，如央行支付系统、证券交易所等完成相关交易及其记载。需要指出的是，分布式账户并不是一项全新技术，而是随着共享数据库、加密技术、点对点传输网络等技术发展，进一步形成的多类技术组合方案（见图1）。

（二）区块链

区块链是分布式账户最主要也最具代表性的技术，具体为：网络中的所有参与者同步记录某一交易活动信息，并互相验证信息真实性，防范信息被篡改。在区块链模式下（见图 2），网络中的每一个参与者（即节点 Nodes）都拥有一个分布式账户，用以记录交易数据。当交易发生后，交易双方可以向网络提交信息，交易信息经加密后即不可篡改，并以命名为区块（Block）的数据包形式存在。每一个区块都要同时发送给网络中的其他参与者，与其分布式账户中的历史记录同步比对验证，只有网络中绝大多数（如需超过 51%）参与者均认可所载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这一区块才能存入网络中的各个分布式账户，并与已在账本中存档的区块相链接（Chain），形成区块链（李文红和蒋则沈，2017）。

图 1：“中心化”记账模式示意图

图 2：区块链等“去中心化”记账模式示意图

区块链最早应用于比特币等数字货币的生成、存储和交易，目前正探索向支付清算、会计、审计、证券交易、风险管理等领域扩展。业界普遍认为，支付行业可能会首先成为其应用的重点领域。例如，2015 年底，纳斯达克市场推出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交易平台，用以实现部分非流通股票的交易和结算。瑞银集团在伦敦成立了区块链研发实验室，探索区块链在支付结算等方面的运用。中国银联与 IBM 合作，在 2016 年尝试推出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跨行积分兑换系统。

国际上总体认为，分布式账户、区块链技术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只在限定区域或机构内实施了小范围研发和应用，其效果还有待实践检验。主要原因为：

一是运行效率尚不及传统的“中心化”模式。由于信息同步记入网络中所有参与者的账户，需要进行大量重复运算。二是运行成本较高。需大量消耗硬件设备、网络和电力能源等，且随着网络扩展和参与者增加，成本还会同步增长。因此，目前仅适用于少数场景：一是缺乏所有成员共同信任的权威机构；二是无需实时或高效地记录交易和存取数据；三是获取的收益可以覆盖高额的设备投入和资源消耗成本。分布式账户、区块链技术能否突破这些制约因素，实现大规模推广并产生变革性影响，还有待观察。

同时，分布式账户、区块链技术也可能对金融稳定产生影响。例如，此项技术具有“多边互信”“去中心化”等特征，交易活动脱离中央清算机制，可能会增加交易各方之间的风险敞口，增大风险监测和管控难度；同时，也可能降低用户对银行等传统金融中介和交易所的依赖，影响现有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一些科技企业在未受监管的情况下涉足金融业务，容易造成不公平竞争。在系统层面，还可能增加机构之间的关联性和金融体系的复杂性，强化羊群效应和市场共振，增强风险波动和顺周期性，影响金融稳定。

（三）比特币等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又称加密货币（Cryptocurrency）或虚拟货币（Virtual Currency）。按照发行主体划分，数字货币可分为法定数字货币和私人数字货币两类。法定数字货币是指由中央银行依法发行，具备无限法偿性，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价值贮藏等功能的数字化形式货币。私人数字货币理论上不应称为“货币”，其本质是市场机构或个人自行设计发行，并约定应用规则的数字化符号，性质上类似于在一定范围内可流通的商品。

比特币为一种典型的私人数字货币，是区块链技术在全球的首个实际应用案例。比特币由参与者通过计算机，按照非常复杂的运算规则，以解出所设定数学算题的方式生成。比特币本质上是按照规定算法生成的具有唯一性的数字信息，记载于所有比特币参与者组成的全球开放网络中。在每个参与者的服务器上，均可按照区块链的约定规则，同步记录并更新比特币的生成、存储、交易信息。根据其算法，比特币预计在 2040 年左右达到 2100 万个的生成上限，从而形成所谓的“发行量恒定”。

比特币及其理论兴起的背景为，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发达国家先后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出现流动性快速增加、货币贬值等问题，引发市场对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机制的质疑。比特币提出的“发行量恒定”“去中心化”“全体参与者共同约定”等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公众对改进货币发行机制的诉求，获得了一定的尝试和发展空间。

由于比特币仅为数字符号，缺乏内在价值和衡量标准，其价格主要由供需决定。近年来，随着后续投资者快速增长和入场资金大幅增加，以及多数持币者囤积居奇，比特币的供需失衡不断加剧，价格总体呈现大涨大落趋势，并出现较为明显的投机炒作现象。根据数字货币的主要服务提供商（CoinMarketCap）综合多个交易平台数据生成的价格，自 2009 年问世至今，比特币价格由 0 美元涨至2017 年底的 1.3 万美元，最高价位为 2017 年 12 月 19 日的 1.9 万美元，之后一路走跌。截至 2018 年 3 月底，比特币价格为 6883 美元，较最高点下跌逾六成。

此外，依托比特币概念，市场出现了 ICO 等融资活动。ICO 是企业或个人在网络上公布创业项目方案（白皮书），以自行定义的代币（Token）公开募集比特币或其他具有一定流通性的私人数字货币，进而换取资金支持创业项目的行为。由于缺乏监管约束、行业自律和透明度等原因，在部分地区出现了欺诈和伪造项目，形成规避监管的非法证券发行或非法集资渠道。

三、国际组织与相关国家/地区的监管方式（一）关于分布式账户、区块链技术

近年来，国际组织和各国监管机构普遍对分布式账户、区块链等新技术在金融业的应用与潜在风险予以密切关注，并加强跟踪研究。金融科技虽然发展较快，但尚未产生新的金融模式，仍未超越存款、贷款、支付、证券发行、投资咨询、资产管理等金融业务范畴。因此，各国监管机构普遍遵循“技术中立”原则，按照金融本质而不是技术形式实施监管。对属于金融领域的业务活动实施“穿透定性”，相应纳入现行金融监管体系。在新技术、新模式还未成熟稳定的情况下，尚未有监管机构另行建立监管制度安排。

在国际组织层面，2016 年 2 月，金融稳定理事会在纽约联储举行会议，专门讨论区块链的发展和潜在影响。参会者达成初步共识：应更积极地关注、监测区块链的发展应用情况，与业界保持充分沟通，但现阶段暂不需要制定专门的法规制度（FSB，2016）。2017 年 2 月，国际清算银行下设的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研究认为，分布式账户可能会深刻改变资产持有形式、交易合约履行和风险管理等实践，但还处于发展过程中，现阶段尚未获取充分证据，表明在短期内可以得到广泛应用（CPMI，2017）。

在国家/地区层面，美国证监会认为，在证券活动中应用区块链，只是用“分布式账户”记账方式代替传统的中央记账方法，改变了交易形式，但并未改变交易本质，因此仍需严格遵守证券活动的法律法规并接受监管（SEC，2017）。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表示，将始终坚持“技术中立”原则，不按照技术类型或具体形式，而是针对金融活动及机构实施监管。就分布式账户而言，现阶段暂无必要改变现有监管体系和方式（FCA，2017）。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也表示，“技术中立”是金融监管的基本原则，也是现行法律法规的基础。任何违反监管规定的行为，无论基于何种技术，都要接受监管机构的调查和惩处（FINMA，2016）。

与此同时，各国监管机构也普遍加强了对新技术的关注研究。美国证监会于2017年成立由 75 名成员组成的分布式账户工作组开展应用研究和风险识别，同时加强内外协调沟通。瑞士政府建立了由财政部、司法部、金融市场监管局等组成的联合工作组，以加强对区块链和 ICO 活动的跟踪研究。新加坡金管局于 2016年 11 月启动了分布式账户技术试验项目，与银行业协会、商业银行、技术公司共同探索在跨行支付结算领域的应用，并与香港金管局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分布式账户应用于跨境贸易融资的双边合作。

（二）关于私人数字货币

1. 关于私人数字货币的性质认定

各国普遍表示，比特币等私人数字货币不是法定货币，并不断向投资者进行风险提示。各国央行和监管机构普遍表示，私人数字货币不具有普遍的可接受性和法偿性，本质上不是货币。同时，鉴于与美元等主权货币的兑换比率波动剧烈，其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可能会影响消费者权益、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从消费者权益保护角度，中国、美国、欧洲、加拿大、俄罗斯、新加坡、香港地区等监管机构均了风险提示，提醒数字货币参与者关注投资风险、技术风险和法律风险，并防范黑客攻击、反洗钱、反恐怖融资、依法纳税等方面的潜在风险。例如，2018 年 1 月，日本大型数字货币交易所 Coincheck 遭网上黑客技术攻击，失窃约 5.2 亿个数字货币，市价约为 5.23 亿美元。

目前，各国对私人数字货币是否为金融工具意见不一，其性质需根据具体情形进行判定。如德国财政部认为数字货币是一种金融工具，欧洲银行业监管局和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则表示，数字货币本身不是银行存款或金融工具。美联储认为，数字货币缺乏内在价值，没有安全资产支持，也不是任何机构的负债，难以简单对其进行定性（美联储，2017）。与此同时，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认为，对于符合《商品交易法案》所定义“商品”特征的数字货币，应作为大宗商品进行监管（CFTC，2015）；美国证监会认为，目前难以证明所有数字货币均不符合“证券”特征，对于符合“证券”特征的数字货币，应纳入证券发行框架进行监管（SEC，2017）。

2. 关于私人数字货币的监管方式

各国对比特币等私人数字货币的监管方式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对与私人数字货币相关的金融业务进行限制甚至禁止，二是将与私人数字货币相关的金融业务纳入现行监管框架。

（1）对与数字货币相关的金融业务实施严格限制或禁止。2013 年，我国明确禁止金融机构和第三方支付机构参与比特币交易活动。人民银行等部门于2013 年 12 月《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要求“各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不得以比特币为产品或服务定价，不得买卖或作为中央对手买卖比特币，不得承保与比特币相关的保险业务或将比特币纳入保险责任范围，不得直接或间接为客户提供其他与比特币相关的服务”。相关服务包括：结算、法币兑换、托管、抵押、发行金融产品，将比特币为信托、基金的投资标的等（人民银行等，2013）。2017 年，我国对集中数字货币交易活动进行了整治。人民银行、银监会等部门于 2017 年 9 月《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禁止网络平台开展法定货币与代币、“虚拟货币”相互之间的兑换、定价、信息中介等业务（人民银行等，2017）。随后，要求各地政府综合采取电价、土地、税收和环保等措施，引导辖内从事比特币生产（俗称“挖矿”）的企业有序退出。部分地方政府要求电力系统停止对比特币生产活动供电，并取消其他相关优惠政策。2017 年底以来，一些境内人士转向境外（以日本、香港为主）网站平台进行交易。2018 年初，又进一步要求地方政府对于在当地注册的集中数字货币交易场所，包括采用“出海”形式继续为国内用户提供服务的网站平台，持续加强清理整顿。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也进一步强化风险提示，提醒投资者关注境内外政策风险，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并强调境外平台同样存在系统安全、市场操纵和洗钱等风险隐患（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2018）。

在其他国家，如俄罗斯政府认为比特币的推广及匿名支付，会对本国法定货币产生替代效应，影响公众对法币的信心，故予以禁止。泰国央行禁止银行参与任何数字货币交易活动，包括自身投资或交易数字货币、设立交易平台、为交易提供信用卡等支付或融资工具、提供投资咨询等。韩国政府于 2017 年底组建跨部门数字货币对策小组防范数字货币过度投机行为。此后，禁止未成年人和非居民开设数字货币账户，禁止金融机构为数字货币购买、投资或相关抵押担保活动提供服务，要求数字货币交易平台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暂停开立新的账户。目前，韩国政府正在研究对数字货币交易实施实名身份认证，禁止匿名交易。欧洲银行业监管局和意大利监管机构也表示，不鼓励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持有数字货币或参与交易。

（2）将与比特币等私人数字货币相关的金融活动，按照业务属性纳入现行

监管框架。虽然各国对私人数字货币是否为金融工具意见不一，因而暂未将商户或个人单纯购买、持有、出售或开发私人数字货币的行为纳入金融监管，但对于与数字货币相关的金融活动，则普遍认为应至少根据其业务属性纳入相应的监管框架。需要纳入监管的业务活动主要有三类：一是以数字货币为基础资产的衍生品交易，如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等。二是为数字货币交易提供的支付服务。如法国审慎监管局表示，任何使用法定货币为比特币买卖提供资金划转服务的行为均属于支付业务，需持有支付服务机构牌照。瑞典认为比特币交易属于货币兑换业务，或涉及资金支付业务，提供交易服务的机构应按照法律规定接受监管。日本于 2017 年 4 月修订《支付服务法案》，明确将数字货币涉及的支付业务纳入监管范畴。三是私人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多数国家要求将其视同交易场所，按照法定程序申领牌照并接受持续监管。如日本金融监督厅于2017 年 9 月同意注册 11 家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并提出了信息披露、系统安全、资产隔离、内控检查等监管要求，还要求遵守反洗钱、打击犯罪活动、可疑资金报告等法律规定。对于难以定性的业务，监管机构通常要求从业机构事前主动进行合规评估，由监管机构分析定性后明确适用的监管框架，或纳入监管沙盒观察测试（如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

在美国，纽约州金融服务局于 2015 年《数字货币监管法案》，对“数字货币业务活动”进行了界定，即支付、兑换、托管、代客买卖数字货币以及控制、管理或发行数字货币。凡是在纽约州从事上述一项或多项业务，均需事先从纽约州金融服务局申领牌照，并遵守资本要求、资产托管、消费者保护、信息披露、反洗钱等相关规定。银行机构开展上述业务，也需事先获得批准并遵守相关规定。

（三）关于首次代币发行

目前，各国普遍认定 ICO 活动本质上为一种公开融资活动，多数国家将其界定为证券发行行为。与数字货币做法类似，各国也主要有两种监管方式。

一是对 ICO 活动予以禁止。在我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于 2017 年 9 月联合《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将 ICO 定性为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非法发行证券以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禁止各类代币发行融资活动。同时，禁止各金融机构和第三方支付机构开展与代币发行融资交易相关的业务（人民银行等，2017）。2017 年9 月，韩国金融监督院宣布将禁止所有形式的首次代币发行融资，无论其采取什么技术，使用什么名义。

二是纳入证券监管范畴。美国证监会明确表示：第一，ICO 本质是企业从投资者募集资金，并按预先约定分配收益。按照联邦法律，任何证券活动，无论使用何种技术和术语，其性质认定均取决于业务本质。“ICO 代币”符合证券的法定特征，须纳入《证券法》实施监管。第二，如果网络平台开展代币推介销售，必须按照《证券法》事先在证监会进行注册，否则属于违法行为（SEC，2017）。第三，证监会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在 2018 年《关于对数字货币采取措施的联合声明》，明确表示，不论是以数字货币、代币还是其他名义开展的违法违规行为，都要进行穿透分析，判定其业务实质并依法采取监管措施。此外，两家监管机构还多次向投资者警示公告，提示市场操纵和欺诈风险（SEC 和CFTC，2018）。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也于 2017 年 9 月风险警示，指出 ICO代币价值波动性较大，大多数 ICO 公司设立在海外或不受监管，投资具有高风险和高投机性，提示消费者谨慎投资（FCA，2017）。香港证监会于 2017 年 9 月《有关首次代币发行的声明》，表示虽然一般 ICO 发行或销售的数码代币被视为“虚拟商品”，但若符合《证券及期货条例》的“证券”特征，则需接受香港证券法规监管。第一，若该代币代表对发行企业拥有的股权或所有权权利，则应视为“股份”；第二，若发行人可于指定日期向持有人偿还本金和利息，则应视为“债券”；第三，若 ICO 项目管理者集中管理募集资金并投资于不同项目，代币持有人有权分享相关投资回报，则应视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上述活动及与之相关的交易、咨询、推介、投资管理行为均属于受监管的证券活动，无论经营主体是否在香港境内，只要以香港公众为服务对象，就必须事先获得相应牌照并受证监会监管（SFC，2017）。新加坡金管局于 2017 年 8 月声明：第一，任何数字代币如果涉及发行股权、债权凭证以及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等《证券期货法》监管的行为，发行前必须向金管局注册并提交相关文件；第二，任何发行机构和交易服务机构必须依照《金融顾问法》规定，取得法定牌照；第三，任何提供数字代币二级市场交易服务的机构，均需向金管局申领交易所或市场运营商牌照；第四，严格遵守反洗钱、反恐融资等相关规定（MAS，2017）。2018 年 5 月24 日，新加坡金管局向境内 8 家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发出正式警告，所有平台未经金管局批准，不得交易任何具有证券或期货合约属性的产品，正在开展的交易业务必须立即停止。同时，金管局还叫停了一起具有股权发行性质的 ICO 活动，责令发行方终止发行行为、回收代币并向投资者退还资金。

（四）关于法定数字货币

近年来，各国普遍加强了对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部分国家开始探索数字法币发行、流通的技术研发和制度安排，但多数国家尚未提出实质性的具体发行计划。美联储表示，面向公众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涉及法律、技术可靠性、网络安全、洗钱、个人隐私等诸多问题，需要严谨论证，避免对已经较为成熟的支付体系和金融稳定产生不利影响（美联储，2017）。欧央行提出，欧元区的法定数字货币尚处于研究论证阶段。数字法币设计必须充分考虑能否实现维护物价稳定目标，并基于技术安全性、中立性、使用效率和公众支付的自由选择权等四项基本原则，综合衡量必要性（ECB，2012，2015 和 2017）。

法定数字货币可分为两种发行模式：一是中央银行单层投放模式，又称为零售发行模式。即中央银行不通过商业银行，而是直接面向社会发行、管理、回收法定数字货币。单层投放模式在理论上有利于提升发行效率、降低流通成本，但同时也具有许多不确定性：第一，对货币政策框架和金融稳定形成挑战。法定数字货币在银行存款之外，为公众提供了新的无风险资产选择，对货币供应量 M0、M1、M2 和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均会产生影响。资金存放形式从银行存款转变为数字法币，也会影响商业银行体系的存款创造和贷款发放功能，进而影响金融稳定。第二，可能存在技术安全问题。法定数字货币由央行集中管理，有可能受到网络攻击，成为洗钱等犯罪活动载体，央行必须有能力长期确保数字货币的安全性。第三，匿名性问题。央行是否应集中保存公众隐私信息，仍存在争议。由于单层投放模式将从根本上改变现行货币发行体制，多数国家持谨慎态度。英格兰银行表示，当前还没有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具体计划。美联储认为，现阶段不宜采用单层投放模式，其当前的优先考虑也不是发行数字法币，而是以现有银行体系和支付系统为基础，充分利用新技术提高银行和支付系统的运行效率，并密切跟踪分布式账户、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发展应用。

二是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双层投放模式，又称批发发行模式。双层投放模式是指沿用现行纸币流通模式，由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发行数字货币，再委托商业银行向公众提供法定数字货币存取等服务。在实施效果上，该模式仅是对 M0 的替代或补充，不会因央行信用优势而形成对 M1、M2 的替代挤出，有助于保持现行货币发行流通体系的连续性，也防止技术风险过度集中于央行。目前，各国普遍倾向于采用这一模式，已有部分国家启动了试验项目。如加拿大央行、新加坡金管局基于分布式账户技术，参照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大额支付系统，在模拟环境下探索数字货币实时投放。人民银行于 2014 年成立法定数字货币研究小组，2017 年正式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已经开始研发试验工作，并侧重于研究双层投放发行模式。

四、思考与建议（一）遵循“技术中立”原则，按照金融业务本质实施监管，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技术创新有助于扩大金融服务渠道、提高经营效率，但代替不了金融的基本功能，也没有改变金融风险的隐蔽性、传染性和突发性。无论是科技企业还是金融机构，只要从事同类金融业务，都应在现行法律法规框架下，接受相应的市场准入和持续监管，遵循同等的业务规则和风险管理要求，以维护公平竞争，防止监管套利，避免“劣币驱逐良币”。

（二）及时“穿透定性”，防止冒用“技术”名义违法违规开展金融业务

按照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关于强化金融监管、将所有金融业务纳入监管的要求，进一步梳理我国现存的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业务，透过其名称、形式和渠道，分析业务实质、法律关系和风险特征，明确哪些业务需要持牌经营及其所适用的监管规则（李文红，2017）。目前，与分布式账户、区块链、数字货币相关的资金交易结算、衍生产品交易、运营交易场所等活动均为法定金融业务，须纳入相应的金融监管框架，在许可范围内合规审慎经营。

（三）加强对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合作的监管

在鼓励金融机构积极运用分布式账户、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同时，应加强对其与科技企业合作的监管，要求其强化对信息科技风险、外包风险和其他操作风险的管控，尤其应确保在业务外包时仍要承担风险管控主体责任，对科技企业等外包服务机构建立尽职调查、风险评估和持续监测制度，不能因业务外包而降低风险管控标准。

（四）持续加强跟踪研究和监测分析，做好监管准备

数字货币存在的问题篇8

一

春秋战国时期，唯一以黄金作为流通货币的国家是楚国。在此之前，虽然有关于黄金作为交换的文献记载，但要把一定量的黄金铸成一定的形状，并印上一定的文字标记，则是从楚国开始的。楚地盛产黄金，因此所铸的"爰金"是我国最早的黄金货币。

秦始皇统一六国，将黄金正式宣布为法定货币。"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①]，于是黄金货币便在全国流通。建国以来，在陕西兴平念流寨出土秦代金饼1枚，含金量达99％，径5．1厘米，重量260克，底刻"寅"字；以后又在陕西临潼武家屯窖藏出土秦汉金饼8枚，其中原编号96的1枚重量253．5克，刻有"益两半"三字[②]。很显然，这里的"益"与秦朝"黄金以溢为名"的溢相通。溢与两，都是秦朝的货币计量单位，陕西地区秦国金饼的出土，说明黄金货币不仅在楚国通行，而在其他地区也有黄金货币在流通。

如果说，由于秦朝二世而亡，因而出土的黄金货币很少，那么到了汉代，黄金货币出土的数量与范围就相当可观。根据本世纪以来载诸报刊的考古出土资料进行初步统计，汉代的黄金货币出土的报导共有26处，遍及14个省市[③]。具体地点是：陕西省：西安、咸阳、兴平、临潼。河南省：洛阳、荥阳、郑州、扶沟。河北省：满城、定县、邯郸。湖南省：长沙、湘乡。湖北省：宜昌。北京市：怀柔。广西省：合浦、贵县。广东省：德庆。山西省：太原。辽宁省：大连、新金。安徽省：寿县。江苏省：赣榆、铜山。浙江省：杭州。山东省：即墨。由上出土资料说明，汉代黄金货币流通范围已远远超出战国时期楚国的领域而遍及全国。

汉代的黄金货币与楚国的"爰金"有所不同。楚国的爰金形状大致分为二种：一是饼状，如1982年在江苏盱眙南窑庄有25块金饼出土，四周上翘，中端微凹；另一种是版状。版有三式，即平面呈长方形、平面呈长方微弧、平面呈龟版状凹弧边四角形而边角上翘[④]。版的正面打上若干方印或圆印，印内有地名文字。郢是楚国的国都，因此郢爰出土的数量最多。楚国的黄金，虽具有一定的形状，但仍处于称量货币的阶段。楚墓中经常有天平与法码出土，即是明证[⑤]。汉代的黄金货币，由于统一王朝的建立，楚国的黄金货币特色也随之消失。

西汉的黄金货币大多是饼块形状，大小不等。1968年河北满城一号汉墓出土金饼40块，呈不规则圆饼形，厚缘，中心内凹，背面粗糙。经鉴定，含金量为97％，每块大小、重量、厚度不等，共计719．4克，平均每块有17．99克；在满城二号坟墓出土的29块金饼中，含金量为95％，共计438．15克，平均每块只有15．11克，比满城一号墓出土的金饼每块少2．88克。值得令人注意的是，满城二号墓出土的不规则饼状，周缘留有切割的痕迹，有的经过锤打[⑥]。很显然，这种饼块状的黄金货币，根据交易的需要，可以任意切割，仍处在比较原始的称量货币阶段。河北满城汉墓，系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墓，当为汉初的黄金货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汉初法令规定，黄金以斤为计算单位，但河北满城出土的黄金货币都在一两（15．62克）左右，这可能与汉初经济凋蔽，黄金货币流通量较小有关。

到汉武帝时，黄金货币有了较大变化，那就是对马蹄金与麟趾金的铸作。《汉书·武帝纪》记载："诏曰：有司议曰，径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泰山见黄金，宜改故名，今更黄金为麟趾niǎo＠①蹄以协瑞焉。"对此，应劭注曰："获白麟有马瑞，故改铸黄金如麟趾、niǎo＠①蹄，以协嘉祉也"；师古注曰："既云宜改故名，又曰更黄金为麟趾、niǎo＠①蹄，是即旧金虽以斤两为名，而官有常形制……武帝欲表祥瑞，故普改铸为麟足、niǎo＠①蹄之形，以易旧法耳"。这就是说，到了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时，黄金货币有了比较固定的形制。

关于niǎo＠①蹄、麟趾的形状，当时的史书没有具体记载。这里所指的"niǎo＠①"，是古代的一种良马。应劭注曰："古有骏马，名要niǎo＠①，赤喙、黑身，一日行万五千里也"[⑦]。蹄即蹄的本字。一般认为，马蹄呈椭圆形。所谓"麒麟"，是古代传说中的祥兽。汉代人传言麒麟有"五趾"[⑧]。据此可知，"麟趾"黄金货币呈瓣状，圆形。唐朝颜师古在注汉武帝铸行马蹄金时说："今人往往于地中得马蹄金，金甚精好，而形制巧妙"[⑨]。北宋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还对马蹄金与麟趾金的形状作了具体描述："麟趾中空，四傍皆有文，刻极工巧；niǎo＠①蹄作圆饼，四边无模范迹，似于平物上滴成，如今乾柿，上人谓之柿子金"。由此看来，不论是马蹄金还是麟趾金，都是呈圆形或椭圆形的饼块状货币。

建国以来，汉代的马蹄金、麟趾金以及相似的金饼屡有出土。这些黄金货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饼块状黄金货币，已具有相对的固定重量。根据近年考古出土的黄金货币统计，饼块状黄金货币大小不一、厚薄不等，重量各有差异，其中最重的达462．2克[⑩]，最轻的只有207．57克[①①]。但是，从总体来看，当时的黄金货币，重量大致在250克左右。例如1974年在陕西西安鱼化寨北石桥遗址发现西汉金饼6块，重量分别为257．65克、258．8克、249．55克、261．9克、246．4克、245．6克，平均每块253．31克，大致在250克左右上下[①②]。又如1971年在河南荥阳古城村遗址出土西汉金饼四块，重量分别为244．6克、248．3克、248．5克、250克[①③]。其他如山西太原东太堡、湖南长沙杨家大山、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河北易县西干坻与满城贾庄、辽宁新金县花儿山张店等出土的金饼，重量也大致在250克左右。这与汉代黄金货币以斤为计算单位是相一致的。

（二）汉代金饼，大多刻有各种文字或记号。例如1951年在长沙伍家岭与杨家大山各出土1块金饼，各自有"辰"字、"君"字及即有凸出的"黄"字[①④]；1963年在太原东太堡出土的6块金饼，其中原编号34的1块金饼刻有18字，有"令"、"吉"以及数字等，大部分不可识[①⑤]；广西合浦县在1971年出土金饼2块，各自底刻"位"、"阮"与"大"、"太史"等字样[①⑥]；1983年在辽宁新金县出土金饼2块，在底中心凿有""圆印，侧刻"××××川"记号[①⑦]。有的金饼，不但刻有各种记号，而且还刻有重量。如1982年在江苏盱眙南庄出土金饼25块，其中原编号Ⅲ．28的1块重246．7克的金饼，在不规则圆底部刻有""、"＠②"、"十五两十五朱"字样；原编号Ⅲ·32的1块重421．4克的金饼，底部刻有"上卜1二"、"斤十两廿三朱"的字样[①⑧]。其他如陕西咸阳毛王沟出土重284．095克金饼，底刻"斤一两廿三铢"；另一块重244．34克的金饼，底刻"十五两十铢"的字样[①⑨]。

（三）汉代的黄金货币，虽然以斤为计算单位，但也可剪凿分散使用。在大量出土的金饼中，我们可以发现有不少金饼，已被剪凿。例如1975年北京怀柔出土金饼2块，其中原编号2的一块已剪凿压扁，只有金饼的1／2强，重148克，底刻有""、""字样[②⑩]。又如，1971年在湖北宜昌前坪七号墓出土金饼1／4块，重量为62克（原金饼应为248克，相当于1斤）[②①]。1974年河南扶沟古城村出土西汉金饼6块，原编号Ⅰ·17的一块只有金饼的1／2，重量为89．5克；原编号Ⅲ的一块已剪凿变形，底背相贴，只是金饼的1／4，重63．66克；原编号Ⅳ·3的1块只有金饼的1／2；原编号Ⅳ·10的1块只是金饼的1／4。此外还出土大量的黄金碎块，少则7块，多则166块[②②]。这些黄金碎块，显然是剪凿后留存下来的。

（四）从出土的汉代金饼来看，虽然地域较广，但数量较少。除了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一两"型金饼数量分别为40块与29块外，一般汉墓出土的金饼大多在1至2块，个别的有4至6块，最多的一次也只有25块[②③]。从刘胜墓来看，虽然出土小金饼较多，但一号墓出土的40块小金饼总重量只有719．4克，不到3斤；二号墓出土的29块小金饼，总重量也只有438．15克，也不到2斤。中山靖王刘胜系汉景帝之子，"为人乐酒好内，有子百二十余人"[②④]，是王室贵族，其地位显赫可想而知，但从墓中出土的黄金货币来看，仅只2至3斤左右，可见汉代黄金货币出土量之少。

（五）汉代的黄金是政府规定的法定货币。秦始皇统一货币时明确规定："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而黄金则为"上币"。汉承秦制，黄金货币使用的地域几乎遍及全国，此已为考古资料所证实。在考古出土的黄金货币中，我们可以发现底部印有""或""的刻记，如河南扶沟县、西安汉上林苑、江苏盱眙南窑庄、辽宁新金县等地出土的黄金货币，都有这种刻记发现。虽然这种刻记有圆印与方框之别，但其中的"上"字都是一致的。很显然，这个"上"字可能与汉代称黄金货币为"上币"有关。为什么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间，却有这一相同的刻记出现？我们认为，答案只有一个：这些"上币"由中央政府（或郡国）统一铸行，然后分散到全国各地去的。

根据以上汉代黄金货币出土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初步得出如下一些结论：汉代的黄金货币是法定的"上币"，流通地域较广，但每次出土量很少；黄金货币以饼块状为主，每块除"一两"型小金饼外，大致都在1斤（250克）左右；有些饼块状黄金货币底部刻有各种记号，有的刻有斤、两、铢的重量；黄金货币根据交易需要，可以任意剪凿，分散使用。从以上结论中可以看出，汉代的黄金货币仍处在比较原始的称量货币阶段。

二

称量货币的黄金与金属铸币铜钱有着显著的区别。汉代的铜钱是经过国家法定证明而具有固定的重量和成色。固定的重量，就需要有固定的形状来体现，即园形方孔。人们在使用钱币时，不必再先考虑货币的重量是多少，而只须计算货币的数量就可进行商品交换。汉代的黄金货币，虽然具有比较固定的饼块状形制，每块重量大致在1斤左右，但没有固定的标准重量，大小不一，重量不等，实际上仍然是一种自然的金属铸块。人们在使用黄金货币时，既要知道货币的重量，又要鉴定黄金的成色与真伪，在交换中有很多不便之处。因此，汉代的黄金货币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的物品货币形态，在交换过程中，一方面可以作为货币的形式出现，另一方面又作为物品所具有的使用价值而进行交换。

汉代的黄金货币由于处在货币发展史中的物品货币阶段，因而与处于金属铸币阶段的铜钱，产生了许多不协调的关系，从而呈现出一些奇特的现象。

（一）终西汉一代，黄金货币与铜钱之间没有法定的比价。

秦始皇统一货币与汉高祖颁行荚钱时，规定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但没有明确规定黄金上币与铜钱下币之间的法定比价是多少。这不是偶而的疏忽。按照常理，在一个社会里，同时通行两种货币，二者之间必须有一个比价，否则彼此之间无法互换。从西汉人对货币的认识程度来看，这一点也是十分清楚的。例如汉武帝更造白金、皮币时，就曾明文规定与铜钱的比价。当时规定，皮币值铜钱四十万，白金龙、马、龟币分别值铜钱三千、五百、三百。又如王莽居摄时更造大钱、错刀、契刀，也都对铜钱各有不同的比价，以后王莽又实行"宝货"制，对二十八品之间的多种货币也规定了一定的比价。可见，多种货币的流通，它们之间必须有一个法定的比价，这已成为西汉人对货币的共识。但是，终西汉一代，在文献资料中始终找不到有关黄金与铜钱的法定比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

目前史学界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黄金一斤值万钱"说。这主要是受王莽货币改制的影响。王莽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实行"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宝货制，其中规定黄金一斤值钱一万。此后，晋灼、颜师古、刘bān＠③各家注释都以此推论到西汉一代，认为西汉黄金货币与铜钱的法定比价也是这样。其实，这是莫大的误会，因为王莽所规定的法定比价，是不能当作西汉一代黄金与铜钱法定比价的[②⑤]。

众所周知，王莽规定的黄金一斤值钱一万，指的是当时的"小钱"。《汉书·食货志》载："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这种"小钱"仅重一铢。而西汉一代，吕后用八铢钱与三铢钱，文帝造四铢钱，武帝铸五铢钱，都大大超过了王莽一铢的"小钱"。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随着铜钱重量的不断变化，铜钱与黄金的比价是否随之改变？从西汉人对货币的认识来看，钱的轻重至关重要。贾谊上疏中说："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②⑥]。铜钱轻了尚且要"百加若干"，那么王莽的一铢"小钱"，怎么能与西汉的钱币相等，都一律是"黄金一斤值万钱"呢？可见钱轻与钱重所换得的黄金，不可能是一样多的。

按照王莽规定的黄金一斤值万钱来计算，黄金一两值625钱，一铢值26钱。若以此法定比价来与汉代的文献资料或考古出土资料相验证，也有较大的出入。《九章算术》有算题记载，金一斤值钱"六千二百五十"[②⑦]，只有王莽的黄金法定比价十两。居延汉简出土资料也有如下四条记载：

出钱四千七百一十四，赋就人表是万岁里吴成三两半（505·19）

凡五十八两，用钱七万九千七百一十四，钱不＠④就（505·20）

右八两，用钱万七百七十六（506011）

出钱千三百廿七，赋就人会水宜禄里兰子房一两（506·27）[②⑧]

陈直先生认为这是黄金与铜钱的互兑价格[②⑨]。如若这样，那么这四条资料，均为每两黄金值1347钱，与王莽法定比价每两黄金625钱相比，几乎高出一倍。

综上所述，王莽所定的黄金一斤值万钱的法定比价，不能代替西汉一代黄金与铜钱的比价；而西汉黄金与铜钱的比价，随着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区以及其他各种因素，而有所不同。因此西汉的黄金与铜钱虽有一定的比价，但没有政府规定的长期固定不变的法定比价。

西汉一代，为什么历朝政府没有规定黄金与铜钱的法定比价？这不是偶然的疏忽，究其原因，主要是黄金货币与铸币铜钱处于不同的货币发展阶段。西汉的黄金货币是以重量为计算单位，处于称量货币阶段，而西汉的铜钱是金属铸币，是以枚数为计算单位。两种计算单位的不同，也就决定了两者之间不可能规定出一个长期固定不变的法定比价。西汉的黄金，虽然以一斤左右为一饼，但每饼之间重量仍各不同。我们从考古出土的金饼底部刻有金饼的斤、两、铢等重量，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一种没有固定标准重量的黄金货币是无法与具有固定标准重量的铜钱铸币之间规定出一定的法定比价来的。黄金以货币的重量进行交换，铜钱以货币的数量进行交换，两者之间有着根本不同的区别。这当然不是说"黄金无价"。因为任何一种物品，只要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都可以产生一定的价格。其性质只是黄金作为物品与铜钱之间产生的价格，而不是黄金作为货币与另一种铜钱货币之间产生的法定比价。作为法定比价，一种货币与另一种货币的比价是不能随时变更，是由法律明文规定的；而作为一种物品，其价格是随着不同的情况而可以随时改变的。西汉一代，黄金价格因时因地常有高下，充分说明黄金货币具有物品属性的一面。西汉黄金货币尚处于称量的物品货币阶段。它作为一种货币，对其他物品具有一定的价值尺度，但同时其本身又是一种物品。物品的价格是不能与两种货币之间的法定比价相混同的。

（二）在西汉历次的货币改革中，都没有涉及到黄金货币。

西汉的黄金作为"上币"，理应与"下币"铜钱一样，在历次的货币改革中有所变化，但是我们令人不解地发现，在频繁的铜钱改革中，黄金货币似乎置身社会之外，都没有涉及到黄金货币。这一现象也比较奇特，值得进一步探讨。

为什么盗铸铜钱成为西汉一代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什么作为"上币"的黄金却能置身事外而默默无闻？我们认为，其主要原因仍与铜钱和黄金两种货币处于两种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关。

如前所述，汉代的铜钱是经过国家法定而具有固定的重量与形状，在进行交换时是以计数（枚）为单位的。由于铜钱是以数（枚）量为计算单位，因而重钱与轻钱在流通中具有相等的价值，这也就成为盗铸者将重钱私销改铸的根本原因。当铜钱的名义重量与实际重量不一致时，货币盗铸者就会将重钱私自熔销，改铸成轻钱。西汉政府为了禁止铜钱的盗铸，对铜钱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处于称量货币的黄金，与金属铸币的铜钱有很大的不同。黄金货币是以重量的多少来体现其货币价值的，不存在重币与轻币的问题，因而也不可能产生私销与盗铸，黄金的货币改革也就无从谈起。

过去有许多论著把汉武帝铸造白金币来作为对黄金货币的改革，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汉书·食货志》记载：当时"少府多银锡"，于是汉武帝下令铸造白金币。"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白撰，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椭之，其文龟，直三百"，并规定："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这里的"金钱"指的是由银锡合金铸作的白金，不是黄金，因而不能作为黄金货币改革的证据。汉武帝铸作的白金货币，引起了大量盗铸。"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而赦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以致一度形成"天下大氐无虑皆铸多钱"的局面。为什么银锡铸作的白金币竟然会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风波？其主要原因是处于自然金属形态的银锡成为国家法定的金属铸币。按照白金币与铜钱的法定比价，一枚重八两的银锡龙纹铸币值铜钱三千，稍轻的也值五百与三百枚铜钱。这种不合理的法定比价，决定了盗铸者大量私铸白金币以获取暴利。由此可见，原本处于自然金属形态的银锡，一旦成为法定的铸币，就马上会遇到盗铸的问题。汉武帝在铸作白金币时，规定了白金币与铜钱的法定比价，但对黄金货币则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这不是偶然的。西汉的黄金货币仍处于称量货币阶段，不存在盗铸问题，因而历次铜钱改革没有涉及到黄金货币，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西汉的铜钱存在着盗铸问题，作为黄金货币却与铜钱不同，只存在一个真伪的问题。当时铸作伪金的风气比较盛行，因而民间流行着"金可作，世可度"[③⑩]的谚言。如果有人一旦衣服车马鲜明，就会被人怀疑为私作黄金，例如，王吉"世名清廉"，而"车马衣服其自奉养，极为鲜明"，因此"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传王阳能作黄金"[③①]。可见民间铸作伪金之多。此外，还有关于伪作黄金的书籍《枕中鸿宝苑秘书》，"更生幼而读诵，以为奇，献之，言黄金可成。上令黄尚方铸作事"[③②]，甚至连皇帝都想通过方术冶炼黄金。伪黄金的铸作曾经引起一些社会问题。"先时多作伪金，伪金终不可成，而徒损费，转相诳耀，穷则起为盗贼"[③③]，因而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③④]。

铜钱盗铸与黄金伪作，从表面上看都是西汉社会的严重问题，但却反映了两种货币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产生的不同问题。作为称量货币的黄金，一方面既有货币的属性，另一方面又具有自身使用价值的商品属性。任何一种商品，都可以具有真与伪的问题。作为称量货币的黄金，在西汉以后不作为货币时，也同样存在着真与伪的问题。黄金的伪作贯串封建社会的始终，只是西汉社会比较严重而已。铜钱的盗铸，促使西汉王朝不断进行大规模的货币改革，而黄金的伪作也只能是下令禁止而不见改革的措施。

（三）国库财政储藏，不以黄金为计；王侯功臣赏赐，则有赐金数万。

《汉书·食货志》记载："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汉书·王嘉传》也记载："孝元皇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出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下注引《太平御览》卷六二七引桓谭《新论》："汉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地作务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以上这些西汉府库的积储，为何不厌其烦地只记铜钱而不涉及黄金？

与此相反，在王侯功臣的封赏中，中央政府经常可以从府库中取出大量的黄金，有的动辄数万斤，最多的甚至可以到达五十万斤之多，如"大将军票骑大出击胡，赏赐五十万金"[③⑤]。西汉政府一年的赋税收入为四十余万万铜钱，如果以王莽时期一斤黄金值万钱来计算，仅仅这一次赏赐就倾全国赋税收入还差十万万铜钱。明明府库中存在着大量的黄金，但在政府财政积储的计算时，却以铜钱为计？这不能不说是西汉货币制度中的又一奇特现象，需要我们进一步分析探讨。

要分析这一现象，这里不能不涉及到黄金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

西汉的货币制度，从形式上来看，黄金作为上币，与下币铜钱并行，但事实上黄金与铜钱始终没有法定的比价，无法并行。黄金虽然在货币的总量上占有一定的数量，与其他货物之间也有一定的比值，但这一比值主要是随着铜钱的涨落而时有高下。铜钱因大量盗铸而不断贬值，对物价的暴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从西汉货币制度中的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来看，铜钱占主导地位。黄金不是西汉货币制度的主体。

在西汉的商品交换中，铜钱有明确的价值尺度。这是由铜钱为金属铸币所决定的。西汉王朝向人民征收的算赋、口赋、更赋，汉简中所反映的物价、家庭财产的统计，都无不以铜钱作为价值尺度的唯一标准。联系到前面所说的国家财政收入与库藏，也都以铜钱来进行计算。

一般来说，作为"上币"的黄金货币，也有其相应的价值尺度。如果按照王莽时期规定的黄金与铜钱的法定比价来计算，一铢黄金相当于二十六枚王莽的一铢小钱，其比价为1∶26。如以武帝时的五铢钱来计算，黄金与铜钱的比价可能还要小得多。如用黄金来计算各种物价、征收赋税、统计财产与国家财政库藏，也是完全可以的。但为什么只用铜钱而不用黄金？这与西汉的黄金货币是一种不确定的价值尺度有关。

西汉的黄金货币是称量货币。所谓"称量"的本意就是货币没有固定的法定重量，与金属铸币的铜钱有着很大的不同。没有固定的法定重量，就不易与其他商品进行交换；如要交换，必须先要算出黄金的重量。这种价值尺度，不如铜钱来得明确。其次是黄金货币与铜钱之间没有法定的比价，铜钱是西汉货币制度的主体，因而黄金的自身价格因时因地时有高下，是一种不稳定的价值尺度。物价的计算、赋税的征敛、财产的统计、国家财政的库藏，如果用一种不确定的价值尺度去衡量，显然是行不通的。处于称量货币阶段的黄金货币，其价值尺度所具有的局限性，在货币流通中不得不让位于价值尺度比较明确的铜钱。

当然，在价值尺度上具有局限性的黄金货币，不等于说不具备价值尺度。但我们可以发现，有不少文献记载黄金的价值尺度是不精确的。如梁孝王"有léi＠⑤樽直千金"[③⑥]。汉武帝"一马之饰直百金"[③⑦]；陆贾有"宝剑直百金"[③⑧]，等等。这里的léi＠⑤樽、马饰、宝剑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生活享受的侈奢品。要衡量这些经过精工细作、不惜工本的侈奢品的价格，不可能有精确的价值尺度。所谓"千金"、"百金"，并不是精确的一千斤与一百斤黄金。其他如"千金之产"、"万金之家"[③⑨]，也都是一种不确定的价值尺度。所谓"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④⑩]，并不是说超过或不到十金就不是"中人"之家，只是一个大概数。此外如"汤死，家产值不过五百金"[④①]；扬雄家产"不过十金"[④②]；尹齐死，"家直不满五十金"[④③]。这里的"不过""不满"，都不是精确的数字，所显示的价值尺度也只是个约数。由此可见，黄金货币不确定的价值尺度，决定了与其他物品比价的不精确性。从出土的汉简中，我们可以看到铜钱与其他物品的比价有非常明确的价值尺度，例如"侯长＠⑥得广昌里，公乘礼忠年三十：小奴二，值三万；大婢一，二万；马五匹，二万；牛二，六千；牛车二辆四千；轺车一乘，值万；宅一区，值万；田五顷，五万；共十五万"[④④]。但翻遍汉简，找不出一条有关黄金与其他物品之间的精确比价。这决不是偶然的。黄金货币不确定的价值尺度，必然被同时通行而有明确价值尺度的铜钱所代替。

以称量来决定价值大小的黄金货币，虽然在价值尺度上不能与铜钱相比，但黄金与铜材相比，黄金的价值显然高于铜材，这里由黄金属于贵金属所决定的。因而，在大宗赏赐中，黄金货币的优越性却远远超过铜钱。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铸作马蹄金与麟趾金时，明确规定这些黄金货币"因以班赐诸侯王"[④⑤]。据彭信威先生统计，西汉赐金总额达八十九万余斤[④⑥]，而汉武帝赏赐卫青与霍去病分别是二十万与五十万斤之多[④⑦]。在军事活动频繁与后勤供应紧张的情况下，赏赐黄金货币显然比赏赐铜钱来得轻便。黄金货币虽然没有明确的价值尺度，但赏赐是一方赠与另一方，不是一种正式的双方交换的行为，有没有明确的价值尺度对赏赐来说并不十分重要。而重要的是作为货币的黄金，具有自身高贵的商品价值，这对于金属铸币的铜钱来说是不能具备的。

综上所述，西汉货币经济中出现的种种特殊现象，是由黄金货币所处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只有充分理解西汉黄金与铜钱所处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才能对上述种种的特殊现象作出比较合理的解释。 　 三

长期以来，对于西汉黄金货币的评价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把西汉的黄金货币估计得很高，认为汉时通货"专用黄金"[④⑧]，有的认为汉代以黄金为代表的"贵金属货币高居支配地位"，"是事实上的金本位时代"[④⑨]；另一种意见认为西汉的黄金"不是正式的货币"[⑤⑩]。我们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有偏颇。

作为称量货币的黄金，实际上仍处在物品货币的历史阶段，具有两重属性，即既是货币，又是物品。物品货币是中国货币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以称量来决定价值大小的黄金货币，起着与其他商品交换的媒介物作用。考古出土中有黄金货币切割的痕迹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不过由于与金铸币的铜钱同时并行，其价值尺度不明确而流通不便，但不能因此而否定黄金"不是正式的货币"。同样，处于物品货币阶段的黄金，不可能"是事实上的金本位时代"。金属称量货币实际上仍然是一种自然的金属铸块，还没有完全摆脱原始的物品货币的形态。西汉黄金的大宗赏赐或赠与，虽也可作为货币的大量赐赠，但由于不存在双方交换的行为，因而宁可作为贵重物品的赏赐或赠与则更为合理。忽视西汉黄金货币具有物品属性的作用，必然会作出不恰当的估计。

西汉的黄金所具有的货币与物品的两重属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新莽政权垮台以后，群雄割据，货币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有的地方甚至用布帛粟米进行物物交换。在这种情况下，黄金的货币属性逐渐失去作用，而物品的属性占居主导地位。

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当刘秀恢复五铢钱时，并没有明文规定恢复作为"上币"的黄金货币。据《后汉书·马援传》注引《东观记》记载，当时马援建议恢复五铢钱，事下三府，遭到三府的反对，"凡十三难，援一一解之"。恢复五铢钱尚且如此困难，要恢复黄金货币更谈何容易。

东汉以降，史籍中使用黄金的记载的明显减少，成为众多史家试图解开的一个谜团。其中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即"佛教耗金说"[⑤①] 。他们认为，由于佛教的传入，大量黄金用于塑佛金身、书写金经，致使汉金消失。如果此说能够成立，也就客观上反映了黄金作为货币功能的衰退与消失；因为黄金如果作为货币，由于流通的大量需要，是不可能去用作塑佛金身、书写金书的。

东汉黄金货币作用的衰退，因而引起史籍记载的减少，但这不是汉金的消失。黄金逐渐退出货币的流通领域，成为人们宝藏的对象。黄金作为称量货币，曾经在西汉的货币制度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也曾为人们制造出种种奇特的假象。但它不能与铜钱一样，经受战争灾乱的考验，不得不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失去货币的资格。

[①][②⑥][③⑤][④⑦] 《汉书·食货志》。

[②] 《陕西兴平念流寨和临潼武家屯出土古代金饼》，《文物》1964年第7期。

[③] 参见秦晖《汉"金"新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本文统计有所增补。

[④][⑩][①⑧][②③] 《江苏盱眙南窑庄楚汉文物窖藏》，《文物》1982年第11期。

[⑤] 《湖南楚墓中出土的天平与砝码》，《考古》1972年第4期。

[⑥] 《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⑦] 《汉书·武帝本纪》太始二年应劭注。

[⑧] 《论衡·讲瑞篇》。

[⑨] 《汉书·武帝本纪》太始二年师古注。

[①①] 《铜山小龟山西汉崖洞墓》，《文物》1973年第4期。

[①②] 《西安汉上林苑发现的马蹄金和麟蹄金》，《文物》1977年第11期。

[①③] 《郑州市郊发现汉代麟趾马蹄金》，《考古》1974年第1期。

[①④] 《长沙发掘报告》第119页。

[①⑤] 《太原东太堡出土的汉代铜器》，《文物》1962年第4-5期。

[①⑥] 《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72年第5期。

[①⑦] 《辽宁新金县花儿山张店出土马蹄金》，《考古》1984年第2期。

[①⑨] 《咸阳市发现的麟趾金和马蹄金》，《考古》1980年第4期。

[②⑩] 《怀柔县崎峰茶公社发现汉代马蹄金》，《文物》1976年第6期。

[②①] 《宜昌前坪战国两汉墓》，《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②②] 《河南扶沟县古城村出土的楚金银币》，《文物》1980年第10期。

[②④] 《汉书·景十三王传》。

[②⑤] 参见宋叙五《西汉货币史初稿》，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1年初版。

[②⑦] 《九章算术》卷六。

[②⑧]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第604、605、609、611页。

[②⑨] 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第29页。

[③⑩] 《汉书·景帝记》中元六年孟康注。

[③①] 《汉书·王吉传》。

[③②] 《汉书·刘向传》。

[③③] 《汉书·景帝纪》中元六年应劭注。

[③④] 《汉书·景帝纪》。

[③⑥] 《史记·梁孝王世家》。

[③⑦] 《西京杂记》上卷。

[③⑧] 《史记·陆贾列传》。

[③⑨] 见《汉书·酷吏传》、《货殖列传》等。

[④⑩] 《汉书·文帝纪》。

[④①] 《汉书·张汤传》。

[④②] 《汉书·扬雄传》。

[④③] 《汉书·酷吏传》。

[④④] 《居延汉简考释》，第48页。

[④⑤] 《汉书·武帝纪》。

[④⑥] 《中国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第71页。

[④⑧] 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三《汉多黄金》。

[④⑨]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⑤⑩] 宋叙五：《西汉货币史初稿》第3章。

[⑤①] 《宋史·杜镐传》、《日知录》、《二十二史札记》。＊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衣中加马

＠②原字为青去月下加介

＠③原字为分加枚右

＠④原字为亻加辶内加商

＠⑤原字为田下加两个平行田再下加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