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现状范文

国内经济现状篇1

[关键词]会展；竞争力；产业链；会展旅游

[中图分类号]F0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09)04-0120-03

[作者简介]方忠，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产业集群、与会展经济。(福建福州350007)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会展业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但是，与世界会展业相对发达的国家，如德国、美国、英国等相比，我国会展业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要进一步做大做强我国会展业，就必须借鉴国外会展产业发达国家的产业模式、发展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走有中国特色的会展发展道路。那么，这就要求我国会展学术研究领域必须构建一套科学的理论研究体系。而要做到这一点，当前首要的就是对现阶段的会展理论进行系统研究。

一、国内会展经济理论的研究现状

近几年，我国会展理论取得了较大进步。笔者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万方数据库中有关会展的论文进行检索整理，截至2008年10月的统计结果显示：有关会展的期刊论文有2208篇，其中涉及会展经济的论文有138篇；有关会展的硕博论文达428篇，而涉及会展经济的有86篇。目前，还鲜有博士论文专门围绕会展经济问题进行研究。

(一)当前硕博论文的研究现状

对会展经济的理论研究，主要是从2000年开始逐步深入，而到了2007年特别是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召开以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临近，会展理论研究论文篇数逐步增加，研究视角也日益深化及新颖化、细化(详见下表)。通过归纳，可以发现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关于中国会展产业综合性研究，一共涉及8篇论文。方敏(2006)结合国际贸易理论中比较优势理论来探讨中国会展业发展中存在的后发潜在比较优势；林俊蜂(2006)对中国网络会展的发展模式进行研究；三篇关于中国会展产业竞争力的发展趋势研究，如薛华(2007)通过考察中国会展产业集群情况来分析中国会展业的竞争力情况等。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会展业区域性问题研究，其中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研究此问题：一是以我国经济区域作为研究背景，一共涉及论文4篇，如付桦(2006)结合海外会展业发展实践，研究长江三角洲未来的空间格局走势；李新月(2005)基于产业组织理论的SCP范式，研究北京地区周围会展产业效率低下问题等。二是关于我国各省份会展业发展问题研究，一共涉及论文3篇，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林蔓(2006)从城市会展发展能力因素入手，探讨浙江省会展能力及提高能力方面的对策。

第三个方面是把会展与相关行业联系起来进行实证研究。如黄玉探讨了如何建立一体化会展物流模式与报价体系。此外，还有6篇论文则是探讨了会展旅游问题，主要是结合城市特征来进行具体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是郑秀娟(2007)关于会展旅游战略联盟的研究，该研究首次将价值链理论引用到会展产业中，提出构建会展旅游战略联盟模型，并指出联盟核心是会展组织企业。此项研究为构建会展旅游价值链提供了参考依据

第四个方面是关于会展业竞争力的评价及相应指标体系问题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研究的：一是关于会展旅游竞争力研究，一共涉及到3篇论文，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国娟(2007)采用基于粗糙集的评价方法，建立重庆会展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二是关于城市会展竞争力研究，一共涉及到9篇论文。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是王程凯(2006)通过运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建立城市会展业竞争力指标体系，进而对上海会展业竞争力进行了分析。

第五个方面是关于会展产业链问题研究，一共涉及到论文3篇。分别是殷瑞普(2006)以产业链为分析工具，分析了会展业影响区域产业结构表现、机制以及约束因素；徐佳(2005)从会展产业链规律人手，分析基于世博会的上海会展产业链整合模式；应彩虹(2004)应用SCP分析框架建立会展产业“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分析模式，对我国会展产业组织进行了深入研究。

(二)期刊论文研究概况

笔者通过对有关会展经济的138篇期刊论文进行归纳整理，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我国会展业发展现状的研究。如库瑞关于我国会展产业发展模式的选择与实施(2008)；赵成效关于中国会展产业现状、问题与发展对策(2003)。二是关于会展产业与城市经济之间的互动研究。如罗薇的会展经济与城市经济的互动效应(2008)；郭先登关于城市发展现代会展产业研究(2005)。三是关于会展地区或城市的具体规划研究。如叶莉的湖南会展业与产业基础的互动关系研究(2007)；徐文的上海世博会与会展产业集群化研究(2007)。四是关于中外会展产业对比分析，如王春雷关于中美会展产业发展系统比较研究(2006)；徐丹的国际会展业的发展趋势及借鉴(2008)。五是关于会展教育发展研究。如何颖的建立面向中国――东盟会展产业的研究生培养模式(2006)；沈丽关于会展教育市场化研究(2006)。

(三)国内著作研究概况

自2000年以来，我国会展业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一个不同层次、不同类别、形式多样的教育培训市场，有关会展产业的研究著作也日益增多，涉及各个领域，其中有关会展经济管理类著作达上百部，代表性著作作者是过聚荣、刘大可、施昌奎、应丽君、程红、龚平、陈来生，等等。过聚荣的《会展导论》在综合教学与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演变特征，较详细地对会展概念、会展产业链、会展管理原理及方法进行了阐述，并介绍了当今世界几个会展业相对发达国家的经验，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与实用性。程红的《会展经济：现代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对会展经济的基本经济功能、运行原理以及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在研究方法上，作者采用了现代数量分析方法，对会展经济的优势、关联性与制约因素、市场需求与竞争格局进行了定量分析，这也加强了作者分析过程的科学性和分析结论的可靠性与可操作性。此外，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会展经济蓝皮书，即年度中国会展经济发展报告，通过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和采用问卷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分

析当年中国会展经济的发展特征、相关问题以及变化趋势，探索中国会展经济内在发展的基本规律，并通过与国际会展企业的比较，提出相应的专家建议。

二、国外会展经济理论

笔者通过World Scientific全文数据库检索有关“Exhibition／MICE”等信息的检索，截至2008年8月，共收集相关论文156篇，其中涉及会展产业理论研究的论文有128篇，较多集中于实务分析。如MCCab(2007)的论文《Strategiesfbr career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in the Convention andExhibition industry in Australia》通过对126个供职于会展业的职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会展业的职员大多受过良好教育，而且女性居多，往往都有一个相对成熟的职业规划。Luis Rubaleaba-Bermejo and Juan R.Cuadrado-Roura(1995)的论文《urban Hierarchies and Territorial Competitionin Europe：Exploring the Role of Fairs andExhibitions》则针对展览业在城市区域竞争力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论述。Kay.Li Kuen.Anderw(2007)的论文《INTERNATIONALEXHIBITION ORGANIZERS IN CHINA AND THEIR PER- FORMANCE》，通过运用描述研究设计与探索性因素，从展览组织者的角度分析如何构建会展业战略规划，并以中国会展市场作为案例展开论述，研究如何进入中国展览市场的问题。此外值得指出来的是，Hugh Pizey and Chris Huxham(1991)在《1990 and Beyond Developing a process for groupdecision support in large scale event planning》中提到用决策技术方法来研究大型展会如何抓住各个时间段的机会，进而提高展览会对产业链上的各个部门的影响力。

国外关于会展方面的研究专著大多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代表性作者有富兰克、克里斯汀・克林斯曼、卡林・韦伯、米尔顿T・阿斯道夫，等等。他们的著作大多集中于研究会展商务运作、后续工作、前期策划、会展营销等方面。如米尔顿T・阿斯道夫和詹姆斯R・阿比合著的《会展管理与服务》把饭店行业与会展业结合起来，特别是向那些目前从事饭店行业的人士提供鲜活的例证，并探讨会议布展的各个层面的因素构成。卡林・韦伯所著的《会展旅游管理与案例分析》通过讨论和对比北美洲、欧洲和亚太地区3个举办展会和会议的主要地区，来展望全球会展业的发展情况。此外，为了宣传世博会，研究世博会，举办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海世博会信息中心组织出版了《世博信息丛书》，分批推出了相关译著，比较有代表性的译著包括由克劳德・塞尔旺和竹田一平合著的《国际级博览会影响研究》，马塞尔・加洛潘所著《20世纪世界博览会与国际展览局》。前者以实际数据为基础，以简洁明了的方式向博览会举办者和参加者提供了极其有用的基本信息，这对于人们更好地评估国际博览会性质和价值提供了一项重要工具。后者则详细地描绘了博览会辉煌的历史，并介绍了博览会组织问题，主办国与参展国的关系，揭示了他们各自的动机与目标，重要经济和财政筹码，也勾勒出了未来博览会的理想发展方向。

三、会展经济理论研究的未来

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国内会展经济理论研究偏向于理论层次分析，国外会展经济理论研究偏向于实务。在研究方法上，国内研究通常从各自学科理论出发，一般采用定性或定量分析。国外研究比较经常通过调查问卷，进行抽样调查，以考察得到的数据再结合案例进行分析。在研究视角上，国外研究更多关注酒店经营、酒店旅游、企业管理，重点在于研究如何挖掘会展所创造的经济效益，而国内研究主要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分析会展业的发展趋势。

国内经济现状篇2

【关键词】跨境经济区；政府职能转变

一、政府职能转变的相关文献研究

国内学术界关于政府职能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政府职能在改革开放前后不同时期的调整。学术界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和改革开放后的政府职能状况进行对比，分析了不同时期政府职能的形成背景、特点、积极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其中，吴敬琏将中国改革历史区分为行政性分权、增量改革和整体推进阶段，对之进行关联性分析，指出改革之前政府职能对于现阶段政府职能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金太军、刘华和张曼丽等人分析全能型政府职能模式形成的原因及特征，在此基础上，认为全能型政府虽然在特定历史阶段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制约和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政府职能模式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其次，对影响政府职能转变的因素进行分析。针对影响政府职能转变的因素，有学者认为，市场、体制和政策是驱动政府职能转变的主要力量，三者在不同行政环境下强弱力量的对比形成了不同的政府职能模式。也有学者认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公民意识提升以及全球化等因素要求政府转变自身职能。政府职能转变的动力来源于国内外环境中相关主体带来的压力，其中，政治支持、市场质量、社会组织和国际规则等因素综合作用，促使政府调整职能。还有学者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定位政府职能，认为政府主导社会发展，社会转型和政府职能转变相互影响，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政府职能转变对推动社会转型起关键作用。

第三，新世纪以来，政府职能转变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有学者通过对政府角色变迁的视角考察政府职能转变规律，认为政府职能是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变化，政府职能转变是政府角色直营社会需要实现均衡发展的动态过程。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突出问题是由于政府改革滞后，因此，需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职能主要体现在社会管理和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上，政府行政管理改革重点从直接管理经济向间接宏观调控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的内容和任务进一步明确。

二、治理理论的相关文献研究

国内外学术界对治理内涵的理解的相同之处都认为治理作为政治管理过程，“需要权利和权威来维持社会正常的秩序”。治理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机构的合作，治理的方式则由服务代替了统治和管理，治理机构由平等的共同体组成，共同体的活动以社会成员的利益为原则。国内外学术界在治理和政府治理的使用范围和研究对应性方面有所不同。国内学术界对治理的理解大概有两种：一种是狭义的理解，通常在政治学和行政学研究领域，治理着眼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调整，关注政治权力运行方式及其使用效果：另一种对治理理解的范围较全面，超出政治和行政的领域，涉及到使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经济权力的互动关系，将治理扩展到社会科学领域，如社会治理、危机治理、公司治理等。

如何从中国本土界定和使用治理概念，中国学者做了很多研究。俞可平、杨光斌、毛寿龙、李良栋等学者都根据中国具体现实解读治理的概念，在治理概念的中国化语境下，“政府治理”使用范围比“治理”和“国家治理”更广泛。政府治理的范围是政府内部的治理，涉及政府体制改革、政府管理创新、政府职能转变等问题。政府是公共治理的主体，代表公共利益，对公共事务既有权力，也有责任。在国家治理体系下，政府通过分权、权力下放、调整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实现国家治理的目标。

三、跨境经济合作的相关文献研究

国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与跨境经济合作相关的理论研究，与此同时国内开始推进沿边开发开放战略，由此拉开了边境地区开展跨境经济合作的序幕。理论研究的早期阶段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边界问题。探讨了边界的功能及效应。

首先，关于边界的功能和效应的研究。关于边界的功能及效应，国内学者在早期阶段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其观点基本趋于一致，认为边界的功能主要为分隔功能和交流功能，与此相对应，边界对于跨境经济合作也产生不同的效应影响，具体分为屏蔽效应和中介效应。国内学者对于边界功能的另一种表述为：屏蔽功能和中介功能。国内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对边境的功能做出了如上论述。立足于边界效应，国内学者创造性地提出了边界效应转化机制的研究。这种新的理论分析视角对于跨境经济合作理论分析影响深刻。方维慰认为边界的两种效应可以通过国家间的政治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李铁立认为屏蔽效应对跨境经济合作具有负面影响，体现在交易过程中成本提高；中介效应能具凝聚效应，使企业向边境地区聚拢，形成a业聚集，降低边界效应的一个有效办法就是创新制度安排和组织机构建设。他还指出来自国家、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动力能够使边界的屏蔽效应转化为积极的中介效应。

国内经济现状篇3

关键词：开放经济内部均衡外部均衡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趋势在不断加快，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之间的互动性也在逐渐增强，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内外均衡矛盾。就内部失衡而言，一方面生产能力过剩、内需不足，另一方面存在结构性的局部过热；就外部经济失衡而言，主要表现为持续扩大的“双顺差”。应该说，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回归均衡发展乃是当今中国经济非均衡环境下的最佳选择。为此，有必要正确认识并深入理解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内外部均衡的含义及相互关系的一般规律，这对于进一步探讨我国内外部均衡状况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寻找协调内外失衡的方法和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涵义

（一）内部均衡

内部均衡是指一国国内经济运行所达到的理想状况，因此其本身包含着价值判断。对内部均衡与否的判断标准与人们对经济运行的理解有密切的联系。随着人们对经济运行看法的改变，对内部均衡的界定和理解也经历一个演变的过程。最早提出内部均衡这一概念的是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Meade）。米德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一国经济划分为生产贸易品的贸易部门与生产非贸易品的非贸易部门，那么，内部均衡是指对国内商品和劳务的需求足以保证非通货膨胀下的充分就业，即非贸易品市场处于供求均衡状态。或者简单地说，内部均衡是指国内经济处于无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状态。在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菲利普斯曲线的出现，由于菲利普斯曲线给出了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各种不同的组合，那么内部均衡概念就进一步解释为菲利普斯曲线上的某一个最优点，即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的最优组合点。60年代以后，又出现了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Phelps）与米而顿·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假说，自然失业率假说背景下的内部均衡就是指国内的失业率水平处于自然失业率水平的状况。一般将封闭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归为内部均衡目标。

（二）外部均衡

由于没有类似于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等具有社会福利意义的参考指标来衡量，外部均衡比内部均衡更难定义。许多国内外学者（最早是米德）和宏观决策者将国际收支平衡当作外部均衡的目标，但实际上，国际收支平衡不一定意味着外部均衡，国际收支平衡和外部均衡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异。国际收支平衡是指在某一段时期内，一国对外货币收支的正好相抵，不存在差额。国际收支平衡是一静态概念，它是动态性质的外部均衡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外部均衡应该是一个国家理想的国际收支平衡或理想的国际收支状态，它不但表现为高水平的（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最佳规模状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而且表现为内部均衡基础上或以较小的调节成本为代价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外部均衡或国际收支均衡总目标又被分解成若干子目标，于是，经常帐户差额、贸易帐户差额、外汇储备帐户差额以及资本与金融帐户差额等均被列入外部均衡目标的范畴，所以，外部均衡可以理解为与一国宏观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合理的国际收支结构，合理的国际收支结构不是短期的各项目收支平衡的概念，而是长期的、动态的各项目收支差额之间的协调与平衡。

内外均衡的性质

一般均衡。从以上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含义中我们可以理解，宏观经济内外部均衡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概念，而是一个与一国经济发展、物价水平、就业状况、资本流动、货币汇率、国际储备等宏观经济变量有密切关系的综合性的经济概念。因此，内外部均衡不应是局部的均衡，而应是一般均衡，亦即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相互影响和作用下的共同均衡，内部均衡是基础，外部均衡反作用于内部均衡。

长期均衡。内外部均衡不应只是一年两年的短期均衡，而应是一个较长时期(中长期)的均衡，而且短期的内外失衡也并不一定影响一国中长期的内外均衡。影响一国经济短期内外失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的因素只是暂时起作用，我们只有分析较长时期起作用的因素才能准确的判断宏观经济是否实现了内外部经济的均衡。

动态均衡。内外部经济均衡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应属于动态均衡的范畴。静态均衡是某一时点的存量均衡，而动态均衡则是一定时期内流量的均衡，即宏观经济各个经济变量合理运动、在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运动中达到和谐一致。

总量均衡。内外均衡的目标往往体现为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理想的国际收支状态目标，因此，内外均衡首先表现为总量均衡，即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较低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以及国际收支的平衡结构。并且，在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总量关系上，国内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额可以由外部经济来弥补。

结构均衡。内外均衡除了表现为总量均衡外，也要表现为结构上的协调。如果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即使在总量上达到平衡，但存在供求的结构性差异，那么国内经济就会出现一方面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在某些部门出现投资过热的局面。同时，国内供求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可以由外部经济来弥补，从而使外部经济亦出现失衡。

优化均衡。尤为重要的是，宏观经济内外部均衡应当是一种优化的均衡。事实上，内外部均衡的实现存在着究竟是高水平均衡还是低水平均衡的问题，只有在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下的内外部共同均衡，才是高水平的、理想的、最优的经济均衡。

刃锋均衡。在动态的环境中，宏观经济总是处于发展和变化之中，内外失衡乃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常态，而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同时实现均衡便是一种刀刃情况。也就是说，优化的内外均衡其实只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理想状态而已，在现实中很难实现，但它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现实中的内外经济运行状态就是围绕着这个目标上下波动。

内外均衡的“神秘四角”间的关系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是宏观经济四大目标的具体化和形式化，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价格稳定这三个内部均衡目标与国际收支平衡这一外部均衡目标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以上四个目标合标“神秘四角”），由于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一致性，再加上我国目前还缺乏能够真实反映充分就业水平的失业率指标，所以我们主要分析经济增长、价格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内部均衡决定外部均衡，而外部非均衡也会反作用于内部均衡，即一国经济增长的快慢和物价的稳定状况，会对国际收支特别是经常帐户余额起到决定作用，而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尤其是经常账户的较大盈余或赤字，也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内外均衡之间关系的最终表现，正是上述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共同结果，在某些条件下，可能内部均衡状况对外部均衡状况作用程度更大，而如果条件发生变化，外部均衡状况对内部均衡状况的反作用力很可能被加强，所以现实经济中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

（一）假设经济体系的初始运行状态：供求平衡

根据吸收论（AbsorptionApproach），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收支与国民收入和国民支出的关系可通过以下关系式联系起来：国民收入（Y）＝消费（C）＋投资（I）＋［出口（X）－进口（M）］，移项得：X－M＝Y－（C＋I），其中将贸易收支差额（X－M）用B表示，简称为经常项目差额，将（C＋I）用A表示，称为国内总支出，即国民收入中被国内吸收的部分，由此，国际收支差额（经常项目差额）实际上就可由国民收入（Y）与国内吸收（A）之间的差额来表示，即B＝Y－A。当国民收入大于总吸收时，经常项目为顺差；当国民收入小于总吸收时，经常项目为逆差；当国民收入等于总吸收时，经常项目平衡。并假定一经济体系初始状态为内外均衡，即B=Y-A=0。

从内部经济决定外部经济的角度看，国际收支盈余往往是国内经济发展状况的外在表现。当国内经济出现高速增长时，国内需求旺盛，如若超出本国的供给能力，则需要增加进口来弥补供求缺口，此时,即导致经常项目顺差缩小甚至出现逆差，同时也会通过大量引进外资来发展本国生产，提高供给能力，因而资本项目会出现顺差；相反，当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时，国内需求不振，于是进口减少，出口增加，此时，导致经常项目逆差缩小或出现顺差，而资本项目则会出现逆差。当国内价格水平较平稳或较低时，外贸出口增加，进口减少，同时外资大量流入，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会出现双顺差；相反，当国内价格水平较高即出现通货膨胀时，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可能会出现双逆差。从外部经济对内部经济的影响或反作用看，一般而言，在不考虑其它因素的情况下，国际收支顺差会增加有效需求，在国内供给不变的条件下，会导致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提高了国内产品市场的价格水平，从而提高厂商的利润率，促进了国内的生产和投资，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反之，国际收支逆差会增加国内市场的有效供给，在国内需求不变时，会导致总供给大于总需求，降低国内的价格水平，尤其是降低产品市场的价格水平，从而会降低厂商的利润率，进而抑制国内的生产和投资，严重时会促使经济衰退。

（二）假定经济体系的初始运行状态：存在供给约束

一般而言，对于“供给约束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假设其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全部开放，并实行浮动汇率制），内部均衡对外部均衡的决定性作用表现得更加明显。经济增长速度与经常项目余额之间的关系一般具有负相关性，即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经常项目顺差减少或出现逆差，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经常项目逆差减少或出现顺差；而经济增长速度与资本项目余额之间往往是正相关，也就是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资本项目逆差减少或出现顺差，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资本项目顺差减少或出现逆差；国内价格水平与经常项目、资本项目之间则常常表现为负相关性，即国内价格水平稳定或较低时，经常项目、资本项目逆差减少或出现双顺差，国内价格水平较高即存在通货膨胀时，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则顺差减少或出现双逆差。

（三）假定经济体系的初始运行状态：存在需求约束

根据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当一国经济存在着大量闲置的生产资源和过剩的供给能力时，总产出水平就取决于有效需求。如果国内需求相对不足，就可以通过扩大出口或外贸顺差来利用本国过剩的生产资源，从而会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并且会产生一个正的乘数效应，大大促进经济增长，而逆差则会对国内生产总值产生一个负的乘数效应，导致经济衰退。所以，对于“需求约束型”且“外向程度高”的国家而言（假设其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全部开放，并实行浮动汇率制），外部均衡状况对内部均衡状况具有较强的反作用力，国际收支变化在先，国内经济运行变化在后，经济增长速度、国内价格水平与国际收支余额之间一般具有正相关关系，即国际收支顺差，将增加总需求，会加快经济增长，同时也会带来国内价格水平的上涨；而国际收支逆差，却会阻碍国内经济增长，并促使国内价格水平下降。

参考文献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人民出版社,1999

国内经济现状篇4

一、“块状经济”现象

“块状经济”的历史十分悠久，不是什么新生事物。手工业时代“块状经济”就已出现，而且已是手工业发展过程中十分突出的现象。工业革命之后，“块状经济”更加明显。现代工业城市的产生就是“块状经济”的集大成。当然，现在人们所突然注意到的“块状经济”主要是相对于传统的城市大工业而言的，它更多的是指“乡村小工业的集聚”，或是“城市边缘新兴产业群落的快速崛起”。前者如意大利北部地区，日本大田，德国巴登，中国的浙江，珠三角的个别地方（顺德古镇灯饰，东莞厚街家具、虎门服装、长安电子等）；后者如美国西部的硅谷，印度班加罗尔，北爱尔兰，中国的东莞、苏州、昆山，台湾新竹等。各类科技“园区”、“开发区”“工业小区”就是由此而来。意大利的人文历史底蕴十分深厚，但这个国家在工业革命中落后了半拍，以大机器为标志的重型制造业比不上其他发达国家，所谓“福特式工厂”并不占主导地位。尤其意大利北部山区，交通不便，治安不良，大工业的发展几乎是一片空白。但这里以日用品、小商品为主的传统加工制造业近几十年来却不声不响地发展了起来，意大利西北和东北的许多小镇，成为一些国际知名品牌的诞生地和出口创汇基地。在中国浙江，除杭嘉湖宁绍的大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差，国家投资少，大企业少，人均耕地少，资源更少。尤其温州，78%的山地，5%的河流海岛，只有17%的平原。但浙江以“轻、小、私、加”起步，工业经济快速增长，由一个“资源小省”成为“经济大省”。“浙江现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浙江现象”除产权清晰的微观主体外，最引人注目者当属“块状经济”。在这一点上，浙江和意大利很相像。现在浙江人干脆提出“工业学意大利，农业学荷兰”。浙江省委政研室课题组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全省88个县市区中，有85个县市区形成了块状经济，年产值超亿元的区块519个，块状经济总产值5993亿元，吸纳就业人员380.1万人，约占当年全省工业总产值的49%。在519个区块中，总产值10-50亿元的区块有118个，50-100亿元的区块26个，100亿元以上的区块3个，有52个区块的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30%以上（见《浙江经济》第9期，浙江省委政研室课题组，《快速成长的浙江区域块状经济》）。块状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了浙江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已成为县域经济的主体力量。另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调查，浙江有56种特色产品产量全国第1，居前10位的有336种，占总数的63%。这，或许就是“浙江现象”最大的奥妙所在。今年7月，我们去浙江考察，短短十天时间里，对其“块状经济”印象深刻且耳熟能详者就不下数十种。如，温洲鹿城区的鞋、服、眼镜、打火机；永嘉桥头钮扣；瓯海泵阀、阀门；柳市低压电器；仓南金乡标牌、包装；钱库印刷；湖前塑料纺织；宜山再生纺织；虹口电子元件；萧山轴承、冥币；湖州织里镇的童装；上虞崧厦制伞；嘉善木条；濮苑羊毛衫；分水制笔；绍兴柯桥的轻纺、化纤；永康小五金；海宁皮革、服装；余姚轻工模具；鄞县服装；奉化服饰、塑胶；慈溪鱼钩、长毛绒；嵊州领带；诸暨店口的铝塑复合管；大唐袜业；牌头蚊香；义乌小商品；东阳木雕；椒江精细化工；温岭摩托车配件；路桥日杂百货；玉环小农具；新昌胶囊；安吉转椅等等。

二、“块状经济”的起因

第二产业发展的一个特点和倾向就是逐步走向集中。但是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具体是什么产业，集中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集中，为什么是此产业，而非彼产业，为什么集中在此地，而非彼地，这里的原因就值得深究。观察“块状经济”的起因可以有两个角度。一是“企业-产业-市场”的角度，二是“社会-历史-文化”的角度。

1、“企业-产业-市场”的角度，即经济学的角度。也就是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为什么企业、产业和市场呈现出“块状”分布。斯密在《国富论》里反复阐明，分工和专业化（产业）程度受到市场容量的限制。但市场容量可以在企业家才能的作用下超乎寻常的扩大，在市场容量达到一定规模后，加工各环节与前期供料、后期销售自然形成专业化分工的协作体系，产业链也会不断分解、拉长，产品越做越精，企业越做越多，产业越做越强，市场越做越大。大唐制袜被分解成8道工序，金乡徽章则有12道工序。这时，新的技术设备、工匠们的技艺、产品的工艺和质量都能够得以及时发现并被准确定价。特定产品、特定产业和特定市场又不断滋生出只有在这一特定空间里才具备的特定生产要素，这些特定要素的存在如同空气一样，弥漫在一个特定空间里，根植在一块特定的土壤中。“块状经济”便由此而生。马克思对简单商品生产起源与进化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块状经济”的起因。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之后，以家庭为单位的私营手工工场，完全可以依靠市场交换而存在，于是手工业主内部，分化出专业的包买商。在包买商支配之下，一些手工工场内部或各作坊之间开始了简单协作。那些效率较高，资本积累较快的手工业作坊主便率先引进先进动力和自动化机器生产，手工业作坊主再次分化成私营企业主、小店主、帮工、产业工人等各个阶层，乃至随着私营企业间社会分工的深化，商人资本家、产业资本家和货币资本家渐次独立出来。所不同的是，“块状经济”的原始积累，一般是通过在外经商、务工，如台州金华一带的许多老板都是80年代外出，从修鞋、理发、修废利旧、做豆腐、卖豆芽、开干洗店等不起眼的小生意起家。当然，由于短缺经济的存在，也不排除一些人靠假冒伪劣完成原始积累。

按照科斯的企业观，企业的存在是由于其内部组织制度能够代替市场价格以降低资源配置中的交易费用。相反，因为信息流通快、竞争充分、资产通用程度高，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交易费用甚至低于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成本，这时，众多同类或相关的企业则更愿意依赖于市场而独立存在，从而形成以外部化交易为特征的企业块（群）状集聚和市场的点状集聚。选择企业群集聚，而非以一体化为特征的企业内集聚，主要是由交易费用的高下来决定。

2、经济学的分析，只能为我们给出必要条件。“块状经济”存在发展的充分条件需要要在“社会-历史-文化”中寻找。因为市场扩张快慢、企业家的出现、交易费用高低以及企业集聚的形态等，主要与当地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有关。“地方小传统”和“地方性知识”对认识中国的乡村工业十分有帮助。陈吉元、何梦笔主编的《当代中国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丛书》对此问题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何梦笔等人对根植于中国农村文化传统中的非正式制度、非正式规则和非正式约束在经济增长及制度变迁中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分享知识，在纯粹的市场经济状态下，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许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在长期的社会制度里可以培植市场，产生长期交流的信任与规则，可能会在社会上稳定知识的利用与创造，进而人们在得不到市场补偿的情况下，依靠他们自己的社会网络而相互得益。”（何梦笔《网络、文化与华人社会经济组织》，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块状经济”是一种人脉基础上形成的地区性商圈。在这个商圈中，有一些“酵母”作为特定要素而起作用，“酵母”的基因决定着商圈内技术持有的方式、学习的过程、信息传递的渠道、企业组织形式及产业氛围。这些“酵母”的渊源大多根植于历史传统和民风民俗中。在温州，私人产权及其产权保护的概念历来比较牢固，民间金融源远流长，私人借贷十分频繁，而且有非常灵活的融资方式。在资本市场发育滞后的情况下，民间融资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过极大的作用；浙南一带的“盟兄弟”、“金兰会”等“抱团”组织十分流行，这种组织既强调互助互利，又强调个性独立和平等，成为日后“商圈”的雏形。至于血缘、学缘、乡缘所形成的经济网络则更是普遍；浙江民众一般都具备出门闯世界的意识和本领。乐清人依托同乡、亲戚关系的裂变来进行市场拓展，形成了十分发达而成熟的制。这种人文网络对经济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理性的原始假定，而更接近于人类经济学中“差序格局”等概念。“块状经济”的特殊之处还在于知识和技术的内生性。创新来源于社会化的学习过程，包括文化、制度等非经济因素。集群的产业氛围可以培养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对该种产业相关知识与创新的敏感性，尤其对于创造性要求高的产业，如计算机软件、高档时装业、工艺品制造业等，技、艺难以严格区分。产业集群内知识与技术通常以隐含类、非编码化的形式传播与扩散，技术创新通过在“干中学”而传承。大多数情况下，“块状经济”中关键性的知识表现为熟练工之间的隐性知识，就如同面包师的发面技术，面点师的拉面技术一样。行业内老资格的工匠都有各自的秘诀、绝活，师徒之间使用特殊的隐语、行话、市语。我曾考察过一个生产祭祀用纸制“金元宝”的小企业群落。这些企业最主要的一道工序是工匠们将一叠32开大小的锡片，用锤子敲成8开大小薄如蝉翼的锡箔，既不能敲“死”（粘在一起），也不能敲碎。老板告诉我，学成这样的技术需要三年才能出徒。

三、“块状经济”的发展类型

所谓“块状经济”只是一个统称，从不同角度可以对“块状经济”做出各种不同的分类。

1、从主导产品的类型上看，分为传统产业延续型、新兴产业型。一般来讲，劳动密集性传统产业较为普遍，但由于对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如新材料、新工具、新工艺的运用，传统产业可以重新激发出活力；新兴产业多出现在大都市边上或航空中心附近，而且多数具备外资背景。

2、从起源地和要素的来源上看，分为原生型和嵌入型。对原生地而言，前者也叫就地发展型，对于嵌入者而言，后者也叫异地发展型。北京的浙江村主要由乐清虹口镇的居民构成，兰州的义乌市场主要是浙江义乌人。对虹口和义乌而言这都是一种异地发展型。

3、从城乡关系看，分为城郊辐射型和村落独立型。因为城市政府的多头管理及地价因素，大城市郊区往往成为异地嵌入者的选择，但那些原生性的“块状经济”多为村落独立型。

4、从区域范围看，分为县域集中型、镇域集中型和专业村庄型。县域集中型多以县城为中心呈放射状分布，镇域集中型则沿交通干线以带状分布居多，专业村庄型属典型的“块状经济”。

5、从发展主体看，分为能人发动型和政府推动型，或者也叫经济精英发动型和政治精英发动型。这种分野从浙南与苏南的比较中可以清楚的看出来。当然，两种型式也会相互转化，而且也有能人发动和政府推动紧密结合的情况。

6、从市场导向看，分为出口导向型和内销导向型。随着外贸自的扩大，出口导向型的“块状经济”在浙江得到快速发展。如浙江的打火机、眼镜、领带、万向轮等等。但多数仍以跨区域的国内市场拓展为主。

7、从运行机制上看，可分为市场循环型、技术创新推动型及来料加工型。前者最典型的当属义乌。绍兴的轻纺城、苏南的常熟服装招商城也属此类，其周围遍布成百上千家小纺织厂或服装加工厂；在“块状经济”达到一定规模后，技术竞争与创新获得优势，其发展主要依靠产业区内的技术创新推动；一些先发企业品牌做大之后，尝试发展“虚拟经济”，总公司只抓研发和销售，加工则采用来料、来样加工的方式，或者后发企业购买知名商标冠名权。这一方式多存在于落后地区“块状经济”的初始阶段。

8、从地缘与产业的关系看，分为资源开发型、市场开发型。前者如青田石雕、东阳竹艺，都是就地取材，发展成一个自然垄断性的产业。而多数“块状经济”与当地自然资源关系不大，如海宁皮革加工，宜山再生晴龙。一些产业干脆是靠做市场做出来的。比如华东石材市场，在宜兴万石镇，但这个镇并没有石头资源，完全是当地人利用“万石”这个名字“做”出来的石头经济。

9、从主导优势来看，分为交通枢纽型和技术人才集中型。前者有所谓“道口经济”的说法，而后者多存在于大都市郊区，有较好的人居条件。

四、“块状经济”的基本特征

1、地域的集中性。块状经济首先表现为一种厂商的扎堆现象，企业密集，相距较近。按照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的统计标准，构成“块状经济”的企业个数至少要10家以上，且销售总收入超1亿元。“集中”和“扎堆”，这也是集群生成发展的内在要求所决定了的。因为，只有近距离才能使大量信息通过非正式接触得以迅速传递和扩散，只有零距离才不需要库存甚至于可以不建库房，只有集中布局才会出现基础设施利用的邻里效应和共享机制，技术外溢和创新才会发生连带效应。这种生产力要素的集中状态也叫“范围经济”。

2、要素的根植性。每个地方都蕴藏着一些潜在的生产力，机会恰当，便如枯木逢春。但特定生产要素一旦生成在某一特定地域，很难向四周扩散。“块状经济”离开的特定的地脉、文脉和人脉就成活不了，它不像竹竿土里，而是像自然而然从地里长出来一样（工厂的英文Plante也即植物的意思，LocalIndustrialCluster也有人翻译成“本土产业群”）。

3、起源的自发性。在那些政府力量过于强大的地方，不易产生“块状经济”。“块状经济”极有可能产生于经济最不发达的地方，或者是在夹缝中偷生下来。“块状经济”完全是凭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来起作用，通过自由竞争和民间力量，优胜劣汰，新陈代谢，乱中有致。不断的模仿跟进，不断的创新淘汰。没有“计划”，没有“战略”，歪打正着，但偶然中有必然。制度演进和诚信机制的建设都是按照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的组织秩序”来不断试错、不断矫正、不断完善的。

4、企业的关联性。“块状经济”不是一麻袋马铃薯，而是有机关联，相互配套，同属一个价值链和技术传递链。联而不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有横向关联，如台州苏泊尔集团，向小企业下单，购买同类企业产品的优先供给权；也有纵向关联，如飞跃缝纫机有1700人，但在方圆几公里的范围内，为他们配套的企业有100多家，20000多人。温州正泰、德力西也属此类。现在还有一些关联企业通过股权置换、参股甚至控股，进一步提高关联度，形成稳定的金字塔状企业群落结构。当然，“块状经济”的关联性不仅是指企业，还有为生产企业而存在的服务、中介、政府、金融、行会、学校等。

5、生产的专业性。由于专业市场发达，企业间高度依赖，没有任何一个企业愿意“小而全”、“大而全”，一切通过交易获得专业化生存。虽然产品成本低，产业进入门槛低，属劳动密集型，但知识和技术、艺术的要求很高，属于低技术行业的高技术；虽然产品比较单一，但专门信息、专门渠道和高等级的工匠及年富力强的技工的作用十分突出，技工与普通工收入差距较大。

6、产品的差异性。企业群落中产品的差异性往往被人们忽略，其实即使各同类企业间都是高中低档，错位发展。温州各皮鞋厂经过较长时间的竞争与整合，其产品的定位差异十分清晰，分为西装皮鞋、休闲皮鞋、劳保及军用皮鞋等。差异就是创新，差异是制胜的法宝。差异打破了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在永康，世世代代的锁匠没有做出什么名堂，但做防盗门的商人们狠赚了一笔。在永康五金城卖茶杯，每家店没有一个是相同的。在绍兴轻纺城，很难看到花色相同的布料，流行的都是“礼拜产品”，即“三天出小样，五天成批量，七天上市场”。纷繁复杂的差异性使得其它地方难以拷贝，也难以竞争。

7、发展的阶段性。“块状经济”一般都经过萌芽、发育、成熟和衰落的周期更新。由粗放到集约，由模仿到创新，从工艺简单，利润微薄，前店后厂，专业市场，工业小区，连锁经营，网上交易，物流配送，市场体系，最后发展成全国性乃至世界性营销网络。一般来讲，由于其低成本优势，都有快速扩张的特点。温州打火机刚开始自产自销，后来为日本韩国知名品牌代加工，再后来，自己创牌子，从而打败了日本韩国的打火机厂商，垄断了世界金属打火机市场。这一过程不过10左右的时间。因此，技术更新和产品的换代像赶潮一般，永康人将此现象称为“浪潮经济”。

五、“块状经济”的优势

对于加工工业的地理集中现象，克鲁格曼曾提出过报酬递增模型。“块状经济”完全适合于报酬递增模型，并且形成了独特的“集聚优势”。所谓“集聚优势”的核心就在于集聚体的正外部性而导致的规模递增效应（共享机制）以及经济文化一体化的互动机制。“块状经济”产生之初，人们并没有意识到“集聚优势”和外部效益，但人们很快便可以发现并自觉培育它。“块状经济”的优势主要包括：

1、基础设施建设与利用的规模经济优势。群落规模越大，信息通讯、交通运输、水电供给、商业服务等基础设施供给的成本收益均衡点就越高，相同供给水平下的平均利用成本就越低。

2、市场拓展的规模经济优势。这种规模经济优势又分别表现在内部专业市场建设和外部市场宣传拓广两个方面。群落集聚的企业越多，相应配套的专业市场的商品吐纳和信息汇聚的功能就越强，对外市场宣传传拓广相同成本花费产生的经济效益就越高。

3、群落的形成可以促进民营企业之间的专业分工与协作，从而对民营企业整体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生产交易成本的降低带来助益。在信息（主要表现为企业家之间的私人信息）、技术、质量、价格、管理以及劳动力供给上，能及时准确地发现价格，降低交易成本。

4、能够形成机械设备和原料的集中供应与配套服务优势以及为客户提供服务和配套能力的优势。集群既可以保持中小企业灵活多变反应快捷的特点，又能集少成多、聚微成著形成产品规模优势和原料、设备供给的规模效益。关联企业布局集中，便于客户的结算、运输、劳务、安装和维修，品种、档次上选择余地大，透明度高，为购买者节约了成本，提供了更多的消费者剩余。

5、同类产业集聚能强化地方专业形象，有助于挖掘社会资本，形成新的地方文化。

6、由于同业集聚，一旦某企业需要转产，很容易转让自己原有的专业化设备，从而降低转产的沉淀成本和市场退出壁垒，极大的减轻了集群内企业的退出成本。

7、最为重要地是，同类产业集聚以后，由于同业竞争和信息交流，能进一步增强群落内各企业的学习能力和竞争能力，形成技术管理和创新的规模经济优势。一项技术管理创新在一个企业内部产生的直接经济效应是有限的，但是，通过企业之间的学习与模仿对群落整体所产生的间接经济效应却成几何级数放大。尤其是隐性知识由于其收敛作用，虽然扩散上存在困难，但隐性知识的增长却如同掘井一般越掘越深。近距离交流和非正式接触对隐性知识形成极为关键，而专业人才如果离开一定的氛围和交流平台，便会很快出现专业技能的衰退甚至荒废。集群企业的这种技术创新的优势被一些学者概括为三个方面。（1）基于技术轨道的顺轨性创新，如产品特性、形式或技术工艺得到持续改进，由于近距离甚至面对面的竞争，这种改进便很快被得到模仿和推广；（2）基于技术平台的衍生性创新，即，企业群体在某一产品领域内，为追求产品差异化和避开模仿竞争而在设计、生产和制造系列产品所展开的创新；（3）向技术关联领域发展的渗透性创新，即，一旦有新的产品或工艺技术在集群内出现，很快就会在同类或相关企业内传播、溢出和渗透。（参见汪少华、王佳蕾《浙江企业集群成长的创新模式》，《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8期）正是这些优势，浙江“块状经济”的相当部分已成长为出口创汇基地，并逐渐向高附加值和名牌战略推进。

六：“块状经济”的理论意义

“浙江现象”被吴敬琏称为中国经济最大的亮点。受“浙江现象”启发，人们提出了许多理论上的重大观点，如高尚全提出“民本经济”，迟福林提出“人民市场经济”，董朝才提出“人民社会主义”。对浙江实践的深入研究，史晋川、金祥荣、陆立军、张仁寿等人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国过渡经济学的“浙江学派”。“块状经济”这个概念是80年代从费孝通教授开始首倡的。当时，更多的是从实践的层面或者社会学角度来讲的。随着浙江经济实践的发展，“块状经济”将会给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新的源泉。经济学家对“块状经济”一般性的定义是：介于市场和层级之间的空间组织形式。有人也叫“集聚综合体”，“柔性生产体”，“企业群落”、“专业化产业区”、“特色产业区”、“区域生产综合体”、“地方性产业集群”。从浙江的经验来看，“块状经济”中，户是基本的生产单元，一个村甚至一个镇就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工厂，“厂”与、“户”、“村”、“镇”相互渗透。“块状经济”使集团化和联合生产获得了新的形式，也使文化与经济获得了新的一体化形式。“块状经济”丰富了企业组织理论。1890年，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写道：“工业往往集群（Clusters）在不同的地区，各个城市在一组关联产品上进行专业化生产。”在这些地区有着一种交流与合作的氛围：“行业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而似乎是公开了，孩子们不知不觉地也学到许多秘密。优良的工作受到正确的赏识，机械上以及制造方面和企业的一般组织上的发明和改良之成绩，得到迅速的研究：如果一个人有了一种新思想，就为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因此，它就成为更新的思想之源泉。”M.波特的国家竞争力理论，特别地注意到了专业化产业的集群现象。M.波特认为，竞争力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构成，而竞争优势主要是由竞争的充分性和产业集聚程度所决定。内生经济增长模式基于发展经济学家罗默等人提出的“新增长理论”。该理论强调的是人力资本和技术的内生化，强调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和动态性，而不是指望以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所形成的比较利益来促进经济增长。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观点是：（1）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并解决资本积累过程中收益递减问题的关键是设计思想创新，产品创新；（2）知识的内生作用在于开发新技术，并且促进知识的积累和更新；（3）人是第一位的，人力资本水平（尤其是人的知识水平）将决定经济增长率。假定我国城乡二元隔离状态暂时无法改变，那么，“块状经济”将可能是我国农村工业化的有效模式。它符合我国农村特点，符合我国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须知，先进生产力并不等于高科技，“中”科技、“低”科技，只要能解决问题，照样是先进生产力，而且组织、制度、文化等也是极重要的要素。传统产业，甚至于我们认为淘汰的产业照样能做出大市场。诸暨两个大集团“李字”和“黑猫神”，做的都是传统的盘香，而非电子蚊香，但都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效益。“块状经济”对传统区域经济学中的“经济区划”，“产业政策”，“要素布局”，“主导产业”等概念提出了挑战。浙江民营企业的竞争力表现为群落整体的竞争力，而不仅是单个企业的竞争力。采取群落式的发展格局，是浙江民营企业迎接市场竞争的一项非常有效的适应性制度安排，是浙江民营企业发展过程的一个鲜明特色。对此，经济学家钟朋荣称之为“小狗经济”，一些人也称“百姓经济”，“杂草经济”，“人本经济”。恪守“经济人”假定的经济学家往往忽略了人的能动性和社会性。浙江温州等地区，在以往的经济理论中找不到发展的依据和教条，但就是在这里，依靠温洲人市场意识强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不仅成为我国经济充满活力的地区，而且创造了所谓“零资源经济”。浙江省90年代公布的十大产销基地，只有一个在市区。这似乎令人不可思议。胡宏伟、吴小波在《温州悬念》第三章中对全国最大的再生晴龙市场的地理位置有一段非常直观的描述：早晨从县城灵溪出发，坐着中巴车在乡间路上颠簸了差不多2个小时后，眼前淌着一条不知名的小河。登船，两岸山峦十分清丽，没有顶棚、狭长得像条龙舟的小船在弯弯的河道拐过来又拐过去。上岸，只见成串的农民“的士”——这是一种小型的柴油三卡，限定载客6人，实际常常达十几人，有的干脆蜘蛛般半个人吊在车外——极热情地揽客，嘭嘭作响的柴油发动机让你心跳得别扭。又是一条小河，又是一段对生意人来说无暇顾及的风光之旅。下午，当你觉得似乎有点饿过了头的时候，宜山镇也就到了。

七、“块状经济”的实践意义版权所有

这几年，浙江省出现了整体发展的好局面。浙南属于先发地区，浙北已初步完成了转型（“从苏南模式中摆脱出来”）。现在，由于“块状经济”的发展，又出现了以金华、台州为代表的“浙中经济隆起带”。义乌甚至被称为“中国商人的延安”，其发展势头直追温州。也由于“块状经济”的自发性和人本性，浙江农民人均收入、人均储蓄等“富民指标”连年居于全国前茅。

苏南也有很多特色经济乡镇，甚至苏南“块状经济”的历史比浙南还要悠久。如“丝绸之乡”、“服装之乡”、“羊毛衫之乡”、“小五金之乡”、“教具之乡”。但除个别例外，多数没有发展起来。浙江的“块状经济”都是当年“戴上红帽子”，“穿上防弹衣”才生存下来，这与苏南大不一样。

韩国和台湾是两种不同的企业发展模式，韩国是受国家扶持（类似于我国“抓大”）的特大型企业为主，而台湾经济的支撑则是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韩国和台湾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有不同的表现，原因也在这里。不仅如此，较之韩国，台湾还因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大大加快了经济民主化进程，使全社会财富趋于平均，造就了台湾一批中产阶级，化解了城乡矛盾，促进了就业和社会稳定。

“块状经济”由于其基础设施规模效益和第三产业的连带发展，大大促进了城镇化和城市化进程。义乌市区的房地产市场异常繁荣，因为有近30万人在市区经商，近3000外国商人长年居住在这里。常熟在苏南的几个县级市中城市化进程大大走在了前面，也是因为“常熟招商城”的存在。义乌和常熟，都是“以商兴市，以商促工”，市场化、民营化、工业化、城市化良性互动，同步发展。

从“块状经济”的发展实践中，我们会获得一些极具启发意义的新概念，这些新概念反过来对经济实践又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如：1、“集群战略”。确立地方经济发展中的集群战略，正确认识企业大与小的关系。中小企业不仅产权明晰，而且杜绝了大企业的内部寻租，隐性收入和。中小企业，针头线脑，一旦成为集群，则有竞争优势。2、“区域营销”。“块状经济”所获得的区域营销优势十分明显。如“中国鞋都”、“中国皮都”、“中国低压电器之都”、“中国五金城”等等。3、“非正式经济”。“非正式经济”并不是灰色经济，它与“非正式就业”一样，不在我们自上而下的“产业”、“就业”的归类中，属于不起眼的产业和“杂草经济”，往往难以进入“规划者”、“领导者”的视野，甚至不符合“政绩要求”。在这一点上，唐山和温州是一个很好的比较，一个是“规划经济”，一个是“百姓经济”。前者虽然拥有大而全的城市产业布局，但均未构成区域竞争优势。4、“地方小传统”。每个地方都有“地方小传统”，开发得当，就会变成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变成经济发展中宝贵的知识、技术和人文资源。5、“民间创新第一位”。不能把发展的希望寄托在“积极的财政政策”、“总量拉动”上面，对落后地区而言，“民间创新，政府引导”是更加有效的途径。6、“要素粘性”。应当设法塑造要素与要素之间的粘性，要素与地区之间的粘性。7、“合作大于竞争”。首先，竞争应当是充分的，但竞争中的合作更为重要。温州打火机，靠温州人的小发明，联手打败日本和韩国，就是合作带来的好处。

八、“块状经济”发展中应注意的问题

国内经济现状篇5

关键词：经济安全；经济法；价值解析

中图分类号：DF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2-0-02

一、背景介绍

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对整个世界的经济状况都产生了较大的不利影响，我们国家也不例外，但是在面对经济危机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正确认识和面对，要理解经济危机对于我们国家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正是在这样一种基本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国家政府以及人民在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都做好了自己分内的相关工作。就国家而言，主要是依靠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来进行调节，并结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来制定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来保证我们国家经济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上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最终保证了我们国家的经济即便是在经济危机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下也实现了稳定和快速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环境下，对经济法的安全价值进行必要的思考、研究和探索就是非常有意义和有必要的，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相当大的现实价值。正是因为这样，本文在简要介绍相关背景和经济法安全价值基本含义的前提下，对经济法安全价值的功能以及在我们国家实现经济法安全价值功能的具体路径等进行分析和阐述。

二、经济法安全价值的含义和地位

1.经济法安全价值的含义

在对经济法安全价值的功能以及实现方法和途径进行探索和说明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正确认识经济法安全价值这样一个概念的基本含义。在我们国家的现代汉语当中，“安全”这样一个词语主要表示的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没有危险；二是指没有威胁；三是指没有事故。“价值”一词的出现则较为频繁，在哲学、法学以及经济学等多个方面都有所体现，在经济学当中，其含义主要集中在两个具体的方面：一是其哲学上最为根本的含义，即凝聚在商品当中的社会必要劳动和客观事物的有用性；二是指事物存在的目的和意义。我们既要把握住这样一些基本的概念含义，还应当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的把握其在经济学当中的准确意思。在经济学当中所提出的安全价值与民法当中的安全价值有着较大的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在民法当中更多强调的是个人的利益，其民事行为准则以及民事责任等的确定都是建立在自然人、法人和其他民事主体的人事权和财产权之上；但经济法则不然，经济法当中更多强调的就是公共利益，就起整体而言的话实际上是将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作为了最基本的任务和目的。从这样一种阐述当中就可以看到，经济法当中所追求的价值安全已经不局限于单个主体的交易安全，而是建立在更为广泛的公共意义上。正是因为这样，经济法的安全观更多着眼于整体的动态安全观、立体安全观和系统安全观。针对于此，我们认为上述经济法安全价值的真正含义是指经济法保证整个国民经济在运行过程当中能够不受内部或者是外界风险的威胁和干扰，能稳定、独立、可持续的发展。

2.经济法安全价值的地位

我们在对法的价值进行认识和探讨时容易忽略掉安全价值的实际作用，大多数人都认为安全价值对于法是一种边缘性的价值，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经济法当中经济法安全价值的地位实际上也就是指经济法安全价值在经济法所有价值当中的一个排序，也可以理解为经济法最为本质的价值观。正是因为这样，我们认为在经济法的价值当当中最为根本和关键的就是经济法的安全价值，应当将其放在一个最为主要的位置上，针对于这样一种观念我们从三个具体的方面阐述理由。

第一，从经济法法的本质和价值关系来看，经济法从本质上来看也就是国家政府对经济进行调整和控制的法律手段，国家在对经济进行调整和控制时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国家层面的调节从大局出发来保证整个经济运行的稳定和安全。而从经济法的价值关系来看，安全价值则是充当了一个统帅的作用，保证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在经济安全价值的支配下发挥其应用的作用，一旦这样一种统帅的作用消失，其他方面的因素就很难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第二，从经济法本身的社会历史条件来看，经济法从本质上讲也就是大的法律体系对于社会经济陷入困境后的一种针对性回应，在经济法发展的过程当中自由资本主义就在不断的失去自律性，大家所坚信的“看不见的手”失去了我们所希望的那些功能和价值，整个社会经济都发展到了高度不安全的状况当中，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工人大量失业且整个社会秩序不断趋于混乱。在此之前私法所提倡的一些原则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都已经不能够适应，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需要专门的法律来对这样一种状况进行改善，并尽可能的修复和维持后续经济运行的安全和稳定，经济法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应运而生。

第三，从经济法的构成体系来看，经济法本身的价值取向是希望能够增强经济运行的安全性，故其实质也就是为整个市场的正常运行提供一种有效的安全保障。在这其中，不同的部分发挥其对应的作用。如价格法主要是对价格的形成机制以及价格行为提供保障，金融监管法也是通过对金融相关机构的规制来实现金融风险防范。

三、经济法安全价值的功能

1.保障经济安全

做国际公法当中是一个最为基本的范畴，国家指的是一个国家在处理内外事务时候的独立性，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最为基本的属性。毫无疑问，经济也是国家当中的应有之义，其不仅仅体现国家当中所强调的对内外事务的自，还表现为国家对于其所拥有的资源的永久自。但在实际的社会环境下，经济的保障都是要建立在政治之上的，没有完善而健全的政治就不可能有良好的经济，但这并不是说有了政治就一定有经济。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大型的跨国公司内，往往利用其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优势地位来推行经济强权，严重的时候甚至采取商业间谍和商业贿赂等手段来威胁和损坏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而经济法就起法律的属性而言，实际上就包含着对于经济的保障，在实际的经济环境下也正是处理经济霸权的有效方式。

2.保障宏观经济安全

在上文当中已经明确说明，经济法与民法的显著区别就在于经济法是将公共利益作为做基本的内容，因此更多追求的是实质公平，并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对一些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状况进行弥补，这样才能够真正弥补民法等的不足，从整体上保障和维护整个市场。以国际金融危机为例来看，美国等发达国家长期疏于金融机构的监管，导致金融衍生品大量产生，最终成为了金融危机不良影响最为深重的地区。而在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就非常重视经济法制建设，使得金融机构的建设以及监管工作都比较到位，因此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基本上实现了保全并有所发展。

3.保障经济发展安全

经济发展的安全要求实际上是一个长期而逐增的过程，其成果能够保证整个社会内的成员都能够得到相对公平的分配，也正是通过这样一种良好的途径最终实现对整个社会进行的推动和促进。与这样一种良好的状况刚好相反的就是：经济发展不能给实现长期的持续发展，整个社会内的经济结构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内，相应的社会成员也就难以切实分享到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成果，最终导致社会上贫富差距较大。针对于这样一种状况，经济法无疑就为经济的发展安全提供了最优的价值选择。这同样是因为经济法的本质就是追求实质上的公平，也就是一种在承认经济主体资源的个人特色差异前提下的一种结果上的公平。实际上，经济法当中最为强调的就是发展本身的重要性和可持续性，只有做好这样两方面工作的保障才能使得整个国家内的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可以说，不发展就必然不安全，而一旦发展就必须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

四、我国实现经济法安全价值功能的具体方法和途径

1.完善产业安全的法制建设

所谓产业安全就是指形成一个国家经济的全部产业部门的实际安全，也就是这样一些产业部门在国内一级国际市场上都能够保证一定的独立地位和经济利益而不受到内外部的干扰和威胁，并从整体上保证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在我们国家，产业安全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是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产业空洞化，主要是指国家内或者是部分地区的已有产业处于一种衰退、停滞甚至是灭亡的状态，而又没有新的产业来对其进行弥补，由此造成经济上的萎缩，这样一种状况在我们国家目前出现的并不多。二是由外商直接投资所引起的产业安全危机，经常会有一些外商利用其资本优势，通过一些金融途径来对我们国家的某些产业实现控制，并相应的打压我们国家的民族产业，这样一种状况的存在一方面是会使得外商在我们国家攫取高额的利润，更为严重的就是这样一种状况还会对我们国家的产业安全造成较大的威胁和伤害。

2.完善资源安全的法制建设

随着我们国家经济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我们国家也已经成为了资源消耗大国，而且无论是从长期看还是短期看，我们国家所面临的资源安全问题也同样是不容忽视的。资源安全问题涉及到资源的供给和价格两个具体的方面，也就是说，既要能够保证资源的长期稳定供给，还要保证资源供给价格的合理性。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因为国内资源税税率的相对较低，使得很多企业为了追求利润而采取粗放式的经营，这在较大程度上造成了资源的浪费。由此，为了切实的保证我们国家资源的安全，就需要我们通过灵活的资源税法律制度来对其进行处理，一方面是通过相关法律来避免资源的过度开采和廉价出卖；另一方面就是通过降低国内企业对于外部资源的依赖来保证资源价格的合理和稳定。

3.完善经济信息安全的法制建设

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实际上也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资源，其特点就是普遍性、增值性、共享性和可处理性，正是因为这样，信息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在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定义当中，信息安全主要指的就是信息的完整性、可用性、保密性和可靠性等。信息安全根据信息本身的类型不同可以分为较多中，在这里我们主要强调的是经济信息安全的问题。我们在这所说的经济信息，实际上就是指和经济活动有关的一些经济数据和资料。我们国家必须要高度重视经济信息的安全和相应的法制建设，通过法律化和制度化的手段来保障我们国家的信息安全，尽可能的完善我们国家经济信息安全的法律机制。

参考文献：

[1]张钧涛.经济安全原则在经济法中的重要性[J].法制与经济，2011（03）.

[2]刘艳萍.试论经济安全优先的策略原则[J].阴山学刊（自然科学版），2004（01）.

[3]李乐平.经济安全价值分析[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1（03）.

国内经济现状篇6

关键词:慈溪;块状经济;现状;优化对策

慈溪位于东海之滨,隶属浙江宁波,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南翼环杭州湾地区的一个新型工业化城市。慈溪是市场化改革相对较早的区域,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发展,慈溪以块状经济为主体的区域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以全国1/8 000的土地,创造了1/600的财政收入,1/500的生产总值,1/400的进出口总额,在2008年全国百强县中排名第7,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排名(并列)第3位。伴随着2007—2008年国家宏观调控加剧以及世界性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加深,慈溪工业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块状经济优化升级迫在眉睫。

一、发展现状与特征

块状经济是指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形成的一种产业相对集中、专业化极强,同时又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区域性产业群体的经济组织形式。到2008年底,慈溪各镇(街道)共形成3亿元以上规模的块状经济37个,实现工业总产值近700亿元,约占全市工业总量40%,实现就业28万人,约占全市工业就业人数的44%,基本形成了“一镇一品”乃至“一镇多品”的格局,块状经济成为慈溪工业经济的主要支撑力量。正因为典型的块状经济特色,慈溪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微小型轴承生产基地、塑壳打火机生产基地、欧式插座生产基地、再生涤纶短纤生产基地和毛绒生产基地,最近又被中国家用电器商业协会授予“中国家电基地”称号。

慈溪块状经济萌芽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于20世纪80年代,形成规模于90年代,进入新世纪规模快速扩张,其形成的动力机制一是靠慈溪企业家的创业创新,二是靠开明开放的地方政府。如今形成了以下鲜明特征:

(一)以传统产业为主

改革开放初期,慈溪紧紧抓住了“短缺经济”的机遇,虽然硬要素相对宽裕,但办企业的经验、知识等软要素相对缺乏,只能在传统产业上获得长足发展,并最终形成了比较优势。虽然经过多年发展,慈溪工业经济的产业结构有所变化,新产品、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涌现,但新兴产业包括高新技术产业都未能形成块状经济的规模。

(二)以个私经济为主

80年代中后期,随着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产权不清晰的体制缺陷逐渐暴露。政府及时提出了“四轮驱动”的发展路子,大力推动乡镇企业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的同时,积极鼓励个私企业发展,并按照“先开放、后疏导;先发展、后规范;先繁荣、后管理”的方针,个私经济获得空前发展并成为全市工业经济的支柱。在慈溪的块状经济当中,没有一家是国有(控股)企业,真正的三资企业也是凤毛麟角。

(三)以中小企业为主

慈溪块状经济当中一家企业往往只做某个产品的一道环节,与周边企业配套,专业化的分工对单个企业的规模扩展形成了一定的限制;慈溪的第一代企业家多是农民出身,经验管理使企业家难以驾驭大企业大集团的经营与运作;块状经济内部企业同质化比较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在市场中具有绝对优势的行业龙头的诞生。慈溪块状经济体中包含了上万家工业企业,占全市企业总数的1/3以上,但产值10亿元以上的企业屈指可数,产业组织扁平化特征十分明显。

(四)以外向经济为主

90年代中后期,政府基于国内“卖方经济”向“买方经济”转变的形式判断,积极推进“外贸带动”战略,积极拓展国际市场,融入国际产业垂直分工体系,并迅速形成了国际竞争力,经济发展步入外向拉动的增长阶段。据统计,慈溪块状经济的外贸依存度达70%,全年的出口总额相当于中国西北四省的总量,并形成了以欧美市场为主体的多元化国际市场体系,连续多年拉动慈溪工业经济快速增长。

(五)产业关联度较高

与自上而下形成的块状经济不同,慈溪的块状经济是基于市场机制发展和壮大的,因此块状经济之间相互联系密切。模具、塑料加工、有色金属等产业基本是为家电产业配套的,化纤、轻纺、毛绒、服装服饰等基本形成上下游关系,以轴承核心的产业链条也同其他产业之间存在着横向或纵向联系。慈溪块状经济之间(包括内部)形成了一个基于专业化分工合作的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形成了其他地区难以模仿的产业链竞争优势。

二、存在问题与制约

慈溪块状经济使得慈溪工业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但同时也要看到慈溪块状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制约因素,特别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以及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蔓延,慈溪块状经济的结构性、素质性矛盾日益暴露。

(一)产品附加值低

慈溪块状经济虽然形成了强大的制造能力,但在附加值相对较高的设计、研发和营销、品牌环节相对缺失。块状经济的市场竞争力主要集中在低成本竞争优势上,尽管有的产业已经成为国内重要的生产基地,但技术水平不高,特别是核心技术与关键技术大多是通过模仿引进的,并且缺少强势品牌的支撑。据统计,慈溪块状经济整体百元销售利润不到3元,基本上是在赚取微薄的加工费用。

(二)经营管理粗放

慈溪块状经济内部的企业大多是家族企业,决策权的落实到位为慈溪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大部分中小企业管理层文化素质较低,经验管理占据主导地位,一些企业管理者开拓创新动力不足,容易满足现状,风险意识差,决策水平低,重权术应用轻制度建设,企业小的时候尚能应付,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便难以驾驭,不太适应新形势下企业发展的新需要。

(三)产业组织松散

慈溪块状经济之间联系密切,但产业组织结构松散的弊端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微观机制上的优势。块状经济内部企业各自为战,竞相压价、假冒伪劣、互相拆台、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等种种问题亟须规范管理,行业协会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企业经营管理的不甚规范以及“宁当鸡头、不当凤尾”的地域文化又造成企业联合兼并重组的困难,行业资源未能有效整合。

(四)空间布局混乱

全市缺乏统一的产业集群发展总体规划,各镇以自身利益为导向追求“小而全”的发展模式,相互之间在产业布置、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缺乏统筹协调,造成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与相对之后并存,产业同构现象较为严重,从而影响了产业集群潜在的竞争优势发挥。各级政府在工业园区建设上,不同程度地存在重园区建设数量轻园区建设质量、重硬设施建设轻软环境建设、重投入产出轻生态环境保护现象等。

三、优化对策与建议

面临新的形势,慈溪块状经济应扬长补短,促进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提升,构筑新时期的新优势,实现慈溪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应重点在以下方面取得突破:

(一)大力培育行业龙头

龙头企业是产业技术升级和管理创新的主导力量。结合慈溪实际,综合考虑规模、效益、市场前景、社会责任等方面,制定行业龙头企业标准,对入围企业进行动态调整和重点扶持,专门出台行业龙头企业培育与财政扶持政策,并优先考虑龙头企业的要素保障,推动“丛林经济”向“大榕树经济”发展。制定相关标准,选择有一定规模、发展速度快的“成长型”企业50家和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广阔的“苗子型”企业50家加以重点培育,不断充实大企业大集团的后备军力量。

(二)推行现代企业制度

企业做强做大基础在于企业制度创新,推行现代企业制度是其根本。一是引导企业产权制度创新,重点是引导企业建立开放式的股权结构,通过股权扩散来淡化家族经营的色彩。二是引导企业治理制度创新,引导企业在股份制改造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董事会,提高决策质量,鼓励企业进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适当分离,大力宣传和推广职业经理人制度,充分调动外来优秀人才的积极性。

(三)加快联合兼并重组

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横向或纵向的方式,兼并、收购重组行业内中小企业,给予土地、税收、固定资产处理、劳资关系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培育产业集群的领军企业,促进各种资源要素向优势企业集中。充分发挥规模企业、品牌企业和技术领先企业等骨干龙头企业对产业升级的带动作用,发展外包、协作、配套等多种经营方式,促进龙头企业对中小企业项目合作和兼并重组实现龙头企业和中小企业的互动发展。

(四)完善公共服务平台

公共服务平台单个企业难以筹建和运作,但对块状经济的提升至关重要。在充分发挥现有公共服务平台的基础上,加快建设一批促进创业创新的服务平台体系。要以产业集聚为平台,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切入点,加快构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的科技创新体系,促进传统块状经济向现代化产业集群转变。推动块状经济建设,解决科技人员从事高新技术的创业空间问题,吸引一批科技成果在慈溪进行孵化。围绕重点产业,积极构建产品检测展示平台、培训平台和产权交易平台等。

(五)创建强势区域品牌

在政府的引导下,探索实行块状经济区域品牌共建共享机制。注重区域品牌的培育与保护,完善区域品牌使用规则,加大对区域品牌的维护和宣传。支持龙头企业加大品牌经营力度,积极探索品牌经营有效机制,充分利用行业存量资源,加快做强做大步伐,扩大品牌影响力和地区知名度。整合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龙头企业三方资源,围绕龙头企业品牌推进块状经济的区域性品牌建设,形成产品品牌、企业品牌、区域品牌相互促进,共同提升的发展格局。

参考文献:

[1]郇军.宁波块状经济发展模式及其策略选择[j].宁波经济,2003,(3).

[2]杨丹萍.宁波块状经济发展与产业集群[j].商业时代(理论),2005,(15).

[3]浙江省经济贸易委员会.“浙江块状经济”发展报告[j].浙江经济,2006,(12).

[4]谢芳.从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看政府作为[j].企业家天地(理论版),2007,(2).

[5]黄彩花.提升区域块状经济的四条路径[j].浙江经济,2008,(2).

国内经济现状篇7

今年以来，工业经济总体形势呈现增速放缓的趋势，其中消费品工业运行态势平稳，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工业呈现出明显调整特征，电子制造业受外需萎缩影响波动较大，部分行业下行压力加大，企业效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其中工业经济运行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工业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但下行压力加大。从目前国内工业生产的总体形势来看，由于国内工业产品需求波动较小，因此工业生产的总体形势也呈现较为稳定的状态，但是受到出口贸易的影响，下行压力增大。

2.企业运行状况良好，业绩稳中有升。国内工业企业在产品生产制造、销售流通环节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工业企业的运行状况良好，其业绩处于稳中有升的局面，对工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工业产品价格呈现逐步回落的态势。由于国内工业企业竞争日益激烈，许多工业企业为了争夺更多的市场份额，工业产品价格下降成为了竞争的手段，工业产品价格逐步回落成为了必然的发展态势。

4.工业品出口增速保持稳定状态。虽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贸易的增速有所放缓，但是考虑到我国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工业产品出口增速目前保持了较为稳定的状态。

二、工业经济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分析

考虑到工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多，目前工业经济的发展对国民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工业经济繁荣，则会带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工业经济低迷，则会拖累国民经济发展。目前来看，工业经济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工业经济提升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从目前工业经济所占比重来看，工业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例越来越高，工业经济的发展质量和水平对国民经济产生的影响日益强烈。从工业经济所占GDP总额来看，工业经济对提升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工业经济带动了周边行业的发展，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工业经济的发展不只是某个行业的发展，而是与工业周边多个行业的发展，工业经济的繁荣，必将给国民经济提供有力的支撑，将会对实体经济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从目前工业经济的增长来看，对周边行业的带动是非常明显的。

3.工业经济发展为国民经济提供了手段保证。工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发展经验，工业经济属于实体经济的一种，对国民经济形成了有力的支撑，保证了国民经济能够减少泡沫，提高整体发展质量。所以，工业经济发展为国民经济提供了手段保证，提升了国民经济发展质量。

三、工业经济的未来走势预测及分析

考虑到工业经济的发展现状以及对国民经济的促进及其现实特点，随着工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工业经济在未来将朝着以下几个方向快速发展:

1.工业经济将成为实体经济的主要发展形式。由于工业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经济在实体经济领域所产生的效益日益增加，在这种局面下，工业经济势必成为实体经济的重要发展形式，并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所以，未来工业经济将会演变成实体经济的主要发展形式。

2.工业经济所占的比重将逐步加大。从目前工业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来看，工业经济已经逐渐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对国民经济的作用日益突出。基于这一发展现状，在工业经济保持较快增长的趋势下，工业经济占据国民经济的比重将进一步加大，其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

3.工业经济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将会越来越强。考虑到工业经济的现实发展特点以及产业优势，工业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是比较明显的。基于这一认识，在未来的发展中，只要工业经济不发生较大的波动，国民经济结构不发生较大的变化和调整，工业经济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将会越来越强。

四、结论

国内经济现状篇8

【摘要】国际经济学的传统理论无法为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提供合理的解释。因为传统理论在考虑内外均衡关系时主要关注两者之间的总量平衡，而忽视内外均衡的结构性互补关系。通过考察内部结构调整对外部环境的要求，并结合中美两国当前的经济结构特征，不难看出，中美之间贸易摩擦的根源在两国经济结构调整过程的特征和潜在的互补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贸易摩擦的产生和解决过程就可以称为协调两国内部结构调整的契机和手段。

一 背景：问题的提出

过去几年，中美两国的经贸交往全面发展.但同时，中美贸易摩擦也不断升温，并日益成为国际经济领域的一个热点。进入2003年以后，贸易摩擦升温的趋势更加明显，继美国政府就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断对中国政府施压以后，针对中国一般制成品出口的贸易保护措施也被美国政府相继付诸实施。

从中美经贸交往的历史来看，每当美国临近大选年，中美之间总会出现一些争执与摩擦。对于国内外很多关注中美经贸交往的学者来说，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定式。毫无疑问，大选前各经济、*利益集团的角逐，是影响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动中美贸易摩擦升温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有人认为除了*因素的影响外，随着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贸易过程中出现一些摩擦和争执也是必然的。这类似于自然界中混沌和秩序的“和谐悖论”。这两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内学者看待中美贸易摩擦的主流观点。

从这两种观点出发，一方面，大选因素只是暂时的，也是中国无法左右的；另一方面，贸易规模扩张和摩擦增多之间又存在着正相关关系。那么，中国似乎只能采取“无为”的策略。然而问题绝非如此!*利益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离不开经济利益的支撑；规模只是一个总量指标，它掩盖了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后，贸易结构并没有背离中美两国经济结构的对比现状，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工和交换的特点。因此，如果只是基于静态的分析，我们会得出中美之间不应该出现摩擦的结论。而就*利益来说，一方面，美国在传统产业受到来自全球的竞争，中国在其中的份额并不大；另一方面，为维护这些传统产业的利益而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必然要牺牲其他行业的利益，如流通行业或整个服务业。考虑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一直与中国竞争美国市场，美国对中国的产品施加各种保护主义措施，很难改变其国内传统产业的现状，而且会引发不同利益集团的争执。

从目前流行的观点出发，我们很难理解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为此有必要从一个新的视角出发去展开分析。为寻找这个新的分析视角，我们首先分析中美经贸交往赖以发生的大背景。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wto的诞生，人们所期待的平和、有序的国际贸易环境并没有如期出现。相反，发达国家内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凸现了现行多边贸易和投资体系的不足。从西雅图到多哈再到坎昆，wto框架下的多边谈判不断重复无果而终的结局。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美国经济的调整为先导，世界经济步人一个普遍而深刻的结构调整期。

结构调整通常伴随着经济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集中爆发，从长期来看，这是维持经济长期发展潜力的必要条件；但是在短期内，这往往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各种经济、社会和*问题激化。这种短期阵痛可以说是经济调整的必然成本，关键是一个经济体能否承担、消化和吸收这样的成本。一方面，这受制于一国内部的各种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另一方面，在开放经济中，这还受制于外部经济环境。以国际贸易、投资等为纽带的国际经济传导机制，为各国释放内部调整压力、转移调整成本提供了条件，但也增加了各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和不和谐性。

多边贸易—投资体系的制度调整滞后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这样的体系自然缺乏足够的约束力。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对外经济政策中的不确定性和不和谐因素就会不断激化，并演变成现实的贸易摩擦和纠纷。这是世界经济理论和实践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在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中，伴随着各国经济的涨落，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交替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自然规律。反映在理论上，就是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在贸易领域永恒的纷争。

结合全球性结构调整趋势和多边贸易、投资体系在目前所遇到的发展困境，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不断升温的贸易摩擦将伴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一个基本特征。但是，国际贸易领域的所有问题是不是都符合这个特征?具体到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问题，各国自身的结构调整又是如何发生联系和作用的?这个过程又是如何导致摩擦的?我们试图在理论层面上对这个问题进行解释。

二 分析问题的视角：开放经济的动态均衡

国际交换问题的传统分析框架是斯密、李嘉图等人所开创的古典贸易理论，它强调优势互补下的分工和合作原则。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自由贸易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摩擦无法在这个分析框架下得到解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古典贸易理论过分强调贸易的福利效应和帕累托改进，忽略了利益分配和利益转移问题。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论”则是用另一种分析范式分析国际贸易和产业成长过程的融合，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撑。这两种研究范式的交织和竞争构成了20世纪70年代以前国际贸易理论发展、变化的主要线索。20世纪70年代以后，为了反映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不完全竞争贸易理论等新贸易理论逐渐成为西方学者分析国际贸易问题的主要方法。在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和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新贸易理论分析了国际水平分工和国际贸易背后的利益创造和利益分配机制，对自由贸 易和保护贸易各自不同的政策效应进行了分析。

在考虑中美贸易摩擦问题时，上述理论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差异基础上的分工、合作和自由贸易，它与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是不相容的。幼稚产业保护论所要保护的是处于成长过程中的产业，这些产业必须有发展前景和长期发展潜力。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相关产业主要是纺织、钢铁等一般制造业，这些产业在美国不是幼稚产业，而是接近生命周期尽头的“衰退产业”。新贸易理论分析的是水平分工基础上的国际贸易和相关政策，这同样不符合中美两国经济结构对比的现状。

但是在这些理论框架之外，我们又该如何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呢?为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在开放宏观经济这样一个更大的背景下考虑国际贸易及相关政策问题。在开放的宏观经济中，外部均衡是不同国家宏观经济运行过程的交集。国际贸易之于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正是在这个交集中发挥的。国际贸易的变化直接改变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进而影响一国经济的整个外部均衡状况。这是国际贸易政策直接作用的对象，但不是国际贸易政策的终极目标，国际贸易政策最终要影响的是宏观经济的整体状况，这也是开放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的总目标。从这样的目标出发，国际贸易政策的形成和实施过程都必须依赖和服务于开放宏观经济的整体均衡关系。

内、外均衡是开放宏观经济中最基本的两个平衡关系，宏观经济的整体状况取决于内部均衡状况、外部均衡状况以及它们之间的和谐程度。因此，国际贸易政策的实施必然依附于宏观经济的整体状况，不仅要反映贸易收支或外部均衡状况，更要反映宏观经济的内部均衡状况以及内、外均衡之间的协调程度。尤其重要的是，国际贸易政策必须顺应内、外均衡之间的配合和协调状况。通常的理解是，在内、外部经济同时实现均衡的基础上，开放宏观经济实现总体均衡，这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理想状况。但实际上，内、外部经济同时达到均衡只是一个静态环境下的理想情况。在动态的环境中，宏观经济总是处于发展和变化之中，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同时实现均衡是一种“刀刃情况”。更普遍的情况是内、外经济各自都是非均衡的，但它们结合在一起却能实现经济的总体均衡。进一步说，这种状况不仅反映了现实中开放宏观经济的常态，更反映了外部经济在维持宏观经济总量和结构平衡过程中的作用所在。这也可以说是“开放”两字的意义所在。在总量关系上，国内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额可以由外部经济来弥补；在结构关系上，国内供求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可以由外部经济来弥补。在这样一种互补关系中，国际贸易政策的实施方向不仅要维持外部均衡，还要促使进出口适应内部经济的发展、变化和调整。

近年来，很多人开始关注外部均衡和内部均衡之间的结构性互补状况。简单地说，就是外部均衡结构的发展和变化必须适应内部均衡结构的发展和变化特征。这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如果某个国家想大力发展汽车工业，并希望将其培养成本国的主导产业。为此，该国就要实行结构性调整。在调整经济结构的过程中，内部经济肯定是非均衡的。内部调整要求外部均衡的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动。出口必须逐渐转向汽车工业的产出，进口转向维持汽车工业大规模生产的中间投入和机器设备以及本国不再生产的其他生活和生产必需品。这样一种结构互补状况，不仅有助于维持宏观经济的总量平衡，更有助于顺利实现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的目的。

在长期经济发展中，经济结构始终面临不断调整的要求。因此，开放宏观经济的内部平衡关系总是处于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之中。与此相适应，外部的平衡关系也应该不断变化，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收支情况必须符合内部平衡关系的调整要求。这实际上就是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内、外均衡之间的配合问题，也可以说是各国经济内部结构调整过程对外部环境的要求。所以，在结构调整期，对外经济政策的最终目的是更好地满足内部调整对外部的要求。如果外部经济不能自然地满足这样的要求，政策制定和实施者将改变政策方向，人为地创造这一条件。国际贸易及相关政策正是在这个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它们必须能够配合这样的过程。从这个基本要求出发，一国根据具体的国际经济环境实施不同的贸易政策。

三 美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困境

2001年美国经济结束了长达10年的高速增长，开始步人衰退。随着美国经济增长周期的结束，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失去了往日的动力，全球经济总体增长开始放缓，各国纷纷开始着手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于美国来说，过去10年的经济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投入驱动的。新经济初期的投资浪潮维持美国国内旺盛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来自国外的低成本的资金、资源降低了美国的生产和生活成本。这些因素促成了美国经济的良性循环。进入新世纪，美国经济逐渐从新经济投资浪潮中平息下来，开始进入一个相应的结构调整期。这里的结构调整的内容是在过去10年大规模投入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优化资源的组合，把过去10年中投入的资源转化成现实生产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高技术产业的调整。在过去十多年中，人们一直在说，高技术产业的生产模式不同于传统产业。在传统产业中，随着规模的扩张，生产很快就会面临收益递减规律的约束；而在高技术产业中，从收益递增转向收益递减的“拐点”却不会轻易出现。正是基于这一点，美国的高技术产业在成长初期，在没有太多现实赢利的20世纪90年代，才能够吸引全球的资金和资源。到现在，高技术产业要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并真正成为美国的主导产业，必须能够提供现实的市场赢利。这就要求该产业从大规模投入期转向大规模产出期。因此，美国当前的结构调整任务主要是重新调整和组合亦已投入高技术产业的资源，形成现实的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

如果说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在美国的出现和大规模发展 ，意味着一种新的国际分工格局的出现，那么，美国现在的结构调整则是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种新的分工格局。市场边界制约着分工边界，产出的增大要求市场规模相应扩张。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国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外部经济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国国内经济政策的效应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外部平衡状况。在美国新经济增长的10年中，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资金和资源来源于全球各地，美国的贸易赤字可以依靠外部资金来平衡.在全球资金和资源的驱动下，美国的高技术产业得以建立起来，其潜在的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只有全球性的市场才能与之相适应。也就是说，通过调整和重组，美国的高技术产业所形成的现实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只有全球市场才能吸纳。因此，要求全球市场规模随着这个调整过程的进行而同步扩张。在美国的外部均衡结构中，高技术产品出口所占比重必须越来越大。这是协调内、外均衡结构的基本要求。进一步讲，因为美国内部结构调整的目的是从大规模投入期转向大规模产出期，那么，其外部均衡必须从过去的巨额逆差状况逐步转向顺差。

外部均衡是连接不同国家宏观经济的渠道，在结构调整期中，不同国家的内部均衡之间必须形成一种良性的“结构性互补”关系。所谓的“结构性互补”不只是高端产业与低端产业的互补，或者说，一般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互补。从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动力的需求出发，所要求的是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或经济结构变迁过程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在新经济的10年中，美国经济增长强劲、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旺盛。这个时候，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一般制造业并向美国大量出口，满足了美国国内对低成本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投入的需求；其他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和欧洲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缓慢，高新技术产业的资本形成率较低，资金大量流向美国，从而满足了美国新经济扩张的需求。随着美国逐步从新经济的扩张高潮中平息下来，其国内经济进入一个调整期。在过去10年的新经济投资狂潮中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必须得到有效的消化和吸收。这时，高新技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已经不是投入方面的问题，而是产出方面的问题，即这些产业的产品如何实现的问题。在这个时期，就需要其他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其他国家能够大力提升现有的产业结构、发展新的产业，作为中间投入，它们对美国的高新技术产品的需求必然增加。外部经济如果能够出现这样的结构性变化，就可以与美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种动态的结构性互补关系，有助于美国经济顺利克服不同时期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如果具备这样的条件，美国外部均衡状况的改变就可以顺利实现。内部结构调整的外部条件也可以得到满足。但这只是一种理性情况，在现实世界中，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制约了这种愿望的实现。

首先，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所争论的“数字鸿沟”不只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它事实上还存在于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在美国新经济引擎的拉动下，世界经济保持着不错的增长势头，但其背后所掩盖的是整个世界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日本和欧洲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缓慢，发展中国家一般制造业过度发展。所以在美国新经济引擎突然失去原有动力的时候，其他发达国家受困于结构，短期内结构调整的空间不大。而发展中国家更因为整个经济过分依赖于一般制造业，在过去几年中内外经济一直承受着极大的失衡压力，所以，它们的结构性调整更是困难重重。

其次是新的国际经贸交往规则的缺位。美国的高技术产业在转向大规模产出期以后，所要求的外部市场不只是单一的最终消费品市场。我们知道，高技术产业所生产的产品，更多的是其他生产过程的投入要素。除去以实物形式存在的机器、设备，更多的是各种无形的技术、专利、标准、服务等。在国际范围内，高技术产业的产品实现环节就主要表现为技术转让和销售。在这方面，所要求的外部市场环境不只是单纯的市场规模或需求水平，更要求规范的市场环境。通过高端技术的对外扩散来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这是高技术产业成熟以后的必然要求。对于美国来说，这样的过程必须要保证美国的利益。所以，必须有全球性多边投资协定和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来保证技术传播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格局有利于美国。

目前通行的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是乌拉圭回合的结果。乌拉圭回合的很多协议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形成的，经过此后近10年的发展，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力量对比重新向美国倾斜。旧的规则已经无法适应美国新经济的调整要求。在新一轮多边谈判中，美国一直希望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但是，正是对国际投资和技术转让过程的利益分配问题的关注，使得各国在相关规则和协定的制定过程中产生激烈冲突。从西雅图到多哈再到坎昆，无论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还是发达国家内部，在与多边投资协定和知识产权协定有关的谈判过程中拒绝让步。各方在架构新规则的过程中争执日渐增多，相互让步和妥协的意愿也越来越低。这是导致西雅图会议以及坎昆会议失败的重要原因。由此不可避免地带来另一个问题，即国际经贸交往规则缺位，新经济背景下的多边投资和技术规则无法形成。这对全球的技术扩散进程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也从根本上制约了美国高技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和结构调整。

四 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层次原因

结构调整过程遇到的种种制约是促使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中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的根本原因。美国希望以此克服内部调整所面临的外部制约，协调内、外均衡的关系。这可以说是中美贸易摩擦的症结所在。具体地看，又可以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充分利用两国结构调整过程中潜在的互补关系，为改善美国的外部均衡状态创造条件。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中美两国的结构调整过程具有形成互补关系的潜力。一方面，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年中的表现一直很好 ，具有较大的结构调整空间；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是提高产业层次、大规模发展设备工业和服务业、用新技术和新设备改造传统产业。这不同于日本和欧洲，日本和欧洲在现有经济结构基础上所进行的调整将增强与美国的竞争。而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将直接导致对国外机器设备、技术和服务的需求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贸易摩擦就成为美国与其他国家竞争中国市场的手段之一。因为，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美国的一般制成品市场，美国与日本、欧洲竞争中国的机器设备、技术等高端产品和服务市场。美国利用贸易摩擦和竞争来增强它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力。这可以增加其产品、技术和服务对中国的出口，改善外部均衡状况，为其国内结构调整创造外部市场环境。

第二，初步应对世界经济过度依赖美国的失衡状态。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不平衡发展，使得世界经济过度依赖美国，失衡现象日益严重。近几年来，众多国际经济组织和金融机构一再提醒人们关注美国的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双赤字意味着美国国内储蓄严重不足，必须依赖外部融资。在20世纪90年代，这样的模式曾经被很多人看成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范式”，但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种模式的“不可持续性”。90年代的it泡沫在美国经济中制造了严重的过剩问题，美国至今也未能解决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进行我们在前一部分中所说的结构性调整。但是这个过程所要求的外部环境与“新范式”是相违背的。这种冲突导致各种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中美两国在一般制成品上的贸易摩擦，将促使中国进一步加快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加快，必然导致中国对外部资本设备、高新技术和服务的需求增加，从而推动“潜在的”大市场变成现实的大市场。中国国内市场吸纳能力的提高，有助于改变世界经济过度依赖美国的失衡状态。这种改变在过去几年中事实上已经出现，而现在则是要进一步加快其发展。这样可以增加美国结构调整的空间和操作余地。

第三，对人民币汇率施加压力，维持美国的外部融资能力。在美国内部储蓄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亚洲国家带头给美国的外部失衡缺口提供资金。2002年，仅仅中国和日本购买的美国各种长期证券的净额就占了 1500亿美元。而且，在2003年上半年，它们的需求量加起来就达到1200亿美元，增长速度几乎比2002年上半年加快了1倍，并且给同期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 45%提供了资金。在目前美国结构调整面临重重困境的情况下，这部分资金对于美国维持宏观经济是至关重要的。结合美国在人民币汇率上的态度，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必然进一步加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中国当前的汇率体制下，升值压力直接转变成官方美元储备的增加。这部分资金支撑着美国国债和其他债券市场的发展，因而对美国是有利的。

第四，利用贸易摩擦，影响国际经贸交往规则的形成过程。贸易争执的解决过程实际是双方的重复博弈过程。虽然限制中国的一般制成品对美出口并不能给美国带来太多的直接经济利益，但是通过争端解决过程，美国可以在其他方面对中国施压，从而改变双边的投资和技术转让规则。而且，由于多边规则的缺位，美国的“单边主义”做法也有利于增强其多边谈判的实力。在双边的框架下解决问题，更能体现各方的力量对比。双边谈判的结果可以成为美国参与多边谈判的筹码。因此，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与美国重构全球贸易体系和多边投资规则的意图有关。中国是一个贸易大国，同时又是wto的新成员，当前wto的很多规则不适用于中国。例如，在中国签署的“入世”协定书中，允许其他wto成员方在中国“入世”后15年内对中国产品实施反倾销时不给予中国市场经济体待遇；还有诸如“特殊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等措施。对于美国来说，这些措施都意味着一种特殊的“权力”，它可以只针对中国产品实施特定贸易保护主义，而不涉及其他wto成员，因

而更安全、成本更低。

五 小结与启示

在开放宏观经济中，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原因。这不同于目前一些流行的观点。因为外部均衡是连接不同国家的宏观经济的载体，所以，通常所说的内、外均衡的协调实质上就是不同国家经济动态变迁过程的协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结构调整过程的协调。美国的意图是为其国内结构调整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无论是进出口还是汇率，或者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交往规则，都是影响开放宏观经济均衡状况的手段，因而成为双方力量碰撞的载体。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实现双方结构调整过程的协调、互补，就这一点来说，摩擦和争执并不是最优的选择。从欧盟国家的经验来看，经贸交往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经济协调必然要深入到各国内部的结构调整层面。对于中美两国而言，虽然从根本上说，结构调整过程具有长期的互补潜力，但由于双方缺乏深入的经济政策协调，特别是产业层面的政策协调，而使得贸易摩擦成为解决问题的一个手段。因此，为了避免在未来出现更多的摩擦和争执，必须进一步加强两国间的结构性政策协调。

从这一点来看，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一般加工业的过度发展问题在中国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这样的产业结构使得中国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与美国之间的依存关系是不对称的。单就产品实现这个环节来说，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和利用程度远大于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和利用程度。这种状况不仅带来贸易摩擦，事实上也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关于这个问题，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决策层都已经有所觉察。一个简单的例证是，2004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外贸一直是逆差，但是这并没有像前些年那样引起人们对中国经济的担忧，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反而认可了这种现象。其背后的原因正是由于中国当前的产业结构调整导致内部经济的均衡特征发生变化，因而要求外部均衡的特征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有助于中美贸易摩擦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