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博士论文范文

国内博士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学位论文；收藏

博士学位论文是大学或其他学位授予机构要求为取得博士学位者必须提供的研究成果，经学位审查合格，具有较高的质量。博士学位论文代表着某一时期、某一领域的前沿研究水平，有很高的收藏价值，许多国家的综合性国家图书馆对学位论文进行了收藏。本文将介绍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对博士学位论文的收藏及利用情况。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下简称“国会馆”）的博士论文收藏范围包括日本国内和国外两种。

1 法律制度保障

首先，日本的缴纳制度为学位论文的收藏工作起到了保障作用。1948年，日本颁布的《国立国会图书馆法》（昭和23年法律第5号）第十章规定了国家、地方公共团体和独立行政法人等有义务将图书、地图、小册子、期刊、乐谱、电影文件、以印刷或其他方式复制的文件及图像、留声机用的唱片、以电、磁等介质记录的人的知觉所不能感知的文字、图片、声音以及程序等缴送国会馆。该制度一方面保证了国会馆能够更直接地对缴送进行管理，另一方面为缴送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础，也成为缴送工作的顺利展开提供了有力保障。

此外，日本的《学位规则》（昭和28年（即1954年）4月1日文部省第9号）第九条中规定：获得博士学位人员必须在获得学位授予一年之内，将论文印刷发表。大部分博士学位授予人都选择了将自己论文由学校统一送到日本国会馆的方式来发表。

以上的两种制度规定为国会馆能够较好地开展博士论文收藏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2 国内博士学位论文收藏情况

国内学位论文的收藏工作始于1923年（大正12年）9月，至今已有88年的历史。到目前为止，日本国内大学每年送至国会馆的论文大约有18 000种。截止2011年11月，收藏数量达到542 532种，主要存放于关西馆。

研究人员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他们的学位论文未必能及时送至国会馆并提供阅览。短的话需要半年，长的则多达3年。逐年收集率的比例变化如下：

当年收集的论文占学位授予的59%，第2年约83%，第3年约90%，第4年约93%，第5年约94%，第6年约95%，第7年约96%（调查对象年限为1995－2002年间）。

据国会馆相关负责人介绍，部分海外留学生在获得学位后，由于个人原因返回原国，未能将论文上缴学校，这是造成论文无法百分百收全的主要原因。大学在每年送交论文时会同时送交学位授予人名单，采访人员通过核查名单，及时与学校联系，对遗漏论文进行催缴。

目前，国会馆对日本国内博士论文的收藏，主要是纸质收藏，电子论文的收藏工作尚未开展。在保存方面，国会馆计划在2010年对1991－2001年间的大约为140 000种博士论文进行影像保存处理。在此之前尚未从事过影像化或数字化的保存处理。

3 国外论文的收藏情况

在对国外论文的收藏上，自然科学类和人文社科类博士论文的收藏有所不同。论文也收藏于关西馆。

3.1 自然科学类论文

1950年，国会馆开始收集西方欧美国家科研方面的博士论文。论文形态包括纸质、缩微胶卷及缩微胶片等。

3.1.1 北美地区（美国为主，也包括加拿大）

ProQuest几乎收集了北美所有高校的博士论文。除了麻省理工学院（MIT）1959－2007年间的博士论文，以及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1958－1962年间的博士论文是通过其他途径购买获得以外，1958年以来，国会馆对北美地区的论文收藏，主要从通过ProQuest购买获得的。到2008年10为止，数量约为385 000种。

通过ProQuest获得的博士论文，在不同时期，国会馆选择收藏的研究领域也略有不同。如表1所示：

此外，论文形态也有变化，在1976年以前多为缩微胶卷，在1977年以后多为缩微胶片。

MIT的论文收藏数量约为17 900种，论文研究领域的收藏情况如表2：

1963年以后，在收藏领域方面，Caltech与北美其他大学的情况大致相同。

3.1.2 欧洲地区

国会馆对欧洲地区的科技类博士论文的收集，主要是通过国立图书馆以及大学图书馆的国际交换获取。

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士以及瑞典等国家的博士论文主要是通过购买、捐赠和国际交换的方式获得。但不同的国家和学院，在不同时期内，所藏论文的研究领域和数量也有所不同。所藏情况如表3所示：

3.2 人文社科类论文

人文社科类论文主要是通过ProQues获得，研究主题都与日本相关，收藏于东京本馆。

日本被占领时期的博士论文（学位授予年代：1950－1970年间）。该部分论文主要是美国在占领日本时期对日本的研究，共有77种，存放于东京本馆的资料室，公开提供阅览。

此外，1983年后，国会馆还从ProQuest选择了部分研究主题与日本相关的论文进行收藏。每年的收藏量约为200种。收藏形式有纸质和胶片（主要集中在1995－1998年间）两种。

4 学位论文的目录组织

国会馆采用JPAN/MARK对学位论文进行编目，编目著录共有24项，包括索书号、论文题目、论文题目片假名标注、著者、出版者、出版年、状态（册数）、学位授予院校名称，学位授予院校名称的片假名标注、学位授予院校代码、学位论文编号、学位授予具体日期（日本纪年方式）、学位授予年代（西历纪年方式）、授予学位类别、作者条目（可通过作者名称进行链接式检索，并在作者名后注有作者片假名读音）、NDLC（national diet library catalog的缩写，即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分类表，其后内容表示该论文的分类号）、语言种类代码、物理属性代码、出版国别、西历纪年、最终校对日期、最终更新日期、文献ID等等。和普通图书相比，学位论文的编目格式较为简单，不包括分类和主题词编目。

5 学位论文的检索与复制

5.1 论文检索

首先来看国内论文的检索和馆藏位置。国内论文和科技类海外论文主要存放于关西馆，人文社科类海外论文主要存放于东京本馆。1923－1964年间的国内论文需要通过关西馆的综合阅览室的检索目录检索，1965年以后的则可通过NDL-OPAC进行检索。

欧美论文在检索时，不能直接利用NDL-OPAC进行检索，要先通过Dissertation Express查找Order No.。可利用题名、作者名等信息进行检索，检索到目标论文后，记录下Order No.，然后再利用Order No.在NDL-OPAC进行检索，从而确定论文所在位置。

人文社科类博士论文中，日本被占领时期的论文也不能通过NDL-OPAC查找，需要在东京本馆的资料阅览室直接阅览。1983－1995年间以及1998年以后的论文都可以通过NDL-OPAC查找。而1995－1998年间的论文则需要先查询Order No.，然后交由相关阅览室负责查找。

由于博士论文不提供外借服务，所以读者只可以在关西馆和东京本馆内阅览。

5.2 学位论文的复制服务

关于馆藏文献的复制，依据《著作权法》、《国立国会图书馆资料利用规则》以及《东京本馆、关西馆以及国际儿童图书馆复制服务制度》，在不损害著作权利益的前提下，国会馆做了以下规定：

（1）对馆藏资料的复制，仅限于以调查研究为目的；

（2）只能复制资料的一部分（按规定复制内容不得超过每种文献的一半），每人限复制一种文献。读者可以复印半册论文（例如一种论文包括主论文・副论文・参考文献等多个组成部分的话，可以分别复制各部分内容的一半）。如果想要全文复杂的话，则需要得到论文作者或版权所有者的许可。

复制形式有许多种，包括电子复制、缩微影像电子化、缩微胶片电子化以及电子信息打印复制等等。

6 总 结

国会馆作为日本统一负责收藏博士论文的机构，自1923年起至今坚持了88年，收藏范围不仅包括日本国内的博士论文，还包括大量欧美科技类论文和研究日本学的人文社科类论文，从量和范围来看，可以说非常丰富，这不仅具有宝贵的收藏意义，也为读者及相关研究人员提供了宝贵的资源。特别是关于研究日本学论文的特殊选藏，这是尤其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之处。关注国外博士论文对本国文化方面的研究，是我们了解国外如何看待本国的一面窗户，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外国会馆也是日本惟一一家统一收藏论文的机构，从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划，不存在多个机构重复建设，节省了资源。此外，无限制的阅读浏览服务与有限制的复制服务，一方面为知识的交流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一方面保护了作者本身的著作权。希望国会馆在学位论文的收藏与利用上能够更大发展，为知识的传承与发展发挥更好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瑜，冷熠，罗栋．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缴送管理研究及启示［J］.图书馆杂志，2011，（1）:70-72．

［2］国内博士论文（抄）［OL］.http:∥rnavi.ndl.go.jp/research_guide/entry/theme-honbun-100044.php，2011-11-17．

［3］海外博士论文（论）（抄）［OL］.http:∥rnavi.ndl.go.jp/researchguide/entry/theme-honbun-400041.php，2011-11-17．

国内博士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博士学位论文；国际化评审；评阅意见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5-0235-02

一、国际化评审的重要意义

博士培养质量反映一个国家的人才素质和科技水平，而博士学位论文质量是培养质量的重要体现。博士论文国际化评审，即论文采用全英文书写，主要由外籍专家评审，并采用全英文的方式进行毕业论文答辩。对博士论文进行国际化评审，有利于比较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以评审促进博士培养质量和学位论文质量提高，从而培养出一批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拔尖创新型人才。同时国际化评审有利于增进国际交流与合作，扩大我国大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因此，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的国际化评审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探索国际化评审的必要性

首先，随着我国研究生培养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一些高校花大力气建设了一批全英文专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到我国攻读全英文博士学位。有些高校甚至聘请了国际知名外籍教授担任全职教授或兼职博导。这部分博士生毕业全部撰写英文论文。采取国际化评审的方式，更符合这些师生的实际需求。

其次，众多高校与国外高校合作建设了一大批双学位博士生项目。试行博士论文国际化评审，有利于博士生的培养标准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同时也吸引了国外优质留学生生源来我国攻读双学位项目。

三、国际化评审的实践背景

此前，国内少数高校曾进行过博士论文国际化评审的尝试[5]，但是并未有大范围的实践。国内对博士学位论文的国际化评审方式尚处于摸索阶段，尚待完善和改进。因此，本文以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学学科的博士学位论文国际化评审实践为借鉴，通过分析和总结，试图为今后国内的博士论文国际化评审探索提供参考。

我校的生物学科近年发展迅速，在教育部第三次学科评估中位列第三，且博士培养的国际化程度较高，因此生物学科成为我校985三期试点国际化评审的学科之一。本文以该学科进行的博士论文国际化评审为例，通过分析专家的评阅意见，力求从国际专家的评阅意见中总结出先进经验，为今后提高博士培养质量提供借鉴。

四、评审的侧重点分析

参加评审的既有来自德国、英国、美国等国的欧美专家，也有来自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亚洲专家，还有来自欧美著名大学的华裔专家，以及国内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专家。通过对总计32份国际评审专家的评阅意见的分析，发现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专家，评阅的重点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侧重点的不同。

生命科学是一门研究生命活动规律的实验科学，讲究的是发现未知，各国专家都关注论文的创新性，以及创新的实用价值。不过专家们评阅关注的点各有不同。

（一）欧美专家

欧美专家往往会对论文的研究领域、研究目的、研究策略、实验步骤、实验结果逐一细致分析，指出闪光点。欧美专家关注作者作为独立的研究者，选取合适的实验方法，并熟练运用，使之为解决科学问题服务的能力，并同样看重课题合作研究者对文章的贡献。欧美专家不光看重论文作者作为第一作者完成的研究，也看重作者作为第二甚至第三作者，协助他人完成的相关课题。尤其重视作者是否在本领域内影响因子高的SCI期刊上发表了论文。同时，欧美专家尤其关注英文的写作，特别是摘要和前言的写作。大到文章的结构，语言的陈述，小到图表图例的格式，参考文献的标注，语法和拼写错误等，都会在评阅意见中指出。

（二）亚洲专家

亚洲专家会详细分析作者的写作和实验思路，并同样关注作者的科研水平，包括对所研究领域背景知识的了解程度，以及对实验方法和技能的全面掌握和熟练运用。和欧美专家相似的还有，亚洲专家同样重视作者在影响因子高的SCI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对论文的写作细节的关注度也和欧美专家类似，也都提到了前言和摘要的写作，用词的准确性，图表图例、参考文献、语法和拼写错误等。不同的是，亚洲专家尤其关注论文的实验部分，设计是否合理，数据是否充分，结论是否有说服力等都是关注的重点。并且，亚洲专家往往会关注作者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三）欧美华裔专家

欧美华裔专家和亚洲专家相似的是，也会详细分析作者的写作和实验思路，并同样重视论文的实验设计和实验结果的分析。作者对本研究领域背景知识的了解程度，也是华裔专家关注的重点之一。这和欧美、亚洲专家也类似。华裔专家也重视作者发表的SCI论文，但程度不及欧美和亚洲专家。虽然所有参加了国际评审的博士生都发表了较高水平的SCI论文，但是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华裔专家的评阅意见中提及了SCI论文。而绝大部分欧美专家和亚洲专家都对作者发表的SCI论文有所提及，并把发表SCI论文作为博士生科研水平的重要体现。华裔专家特别重视的是论文的独创性、工作量以及研究深度。华裔专家还重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论文写作细节如拼写和语法错误等也有提及。不同的是，华裔专家往往会对下一步的研究方向提出自己的建议。

（四）国内专家

国内专家和国外专家相似的是，关注作者分析和解决科学问题的能力，且关注论文实验的设计和的分析，以及论文涉及的工作量和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和华裔专家相似的是，国内专家一般也会提出对下一步研究方向的建议。和国外专家明显不同的是，评阅意见中几乎不提及作者发表的SCI论文。国内专家会对论文写作上的细节有所关注，如指出图表和图例的标注错误，但是对英文用词的准确性，拼写和语法错误等，未有提及。

五、启发与思考

一方面，多份海外专家的评阅意见提到论文已经达到国外知名高校授予博士学位的水平，这表明国内生物学科博士生的培养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同时虽然各国专家的评阅重点有所区别，但是所有专家都特别重视论文的独创性。独创性既包括独立思考，独立解决科学问题，又包括提出创新的观点，使用创新的方法，得出新颖的结论。因此，创新能力的培养一直是博士生培养的重点。

另一方面，虽然近年来各高校都对博士毕业有发表一定水平的SCI英文论文的要求，但是，从专家的评阅意见来看，国内博士的英语写作能力尚待加强。除个别专家提到论文作者的英文流利外，其他都曾详细地指出作者用词、拼写和语法的错误。因此今后在博士培养中，撰写英文论文的能力需要作为一个培养重点。目前我校已经开设专门针对博士生的学术论文写作课程，旨在提升博士生撰写英文学术论文的能力。

综上，博士学位论文进行国际化评审是博士生培养与国际接轨的必要准备。国内博士论文虽内容已经达到一定水平，但与国际先进水平尚有差距。因此，今后应该继续推进和推广博士论文国际化评审，努力学习国外培养博士生的先进经验，提升博士生培养的总体水平。

参考文献：

[1]马莉萍.浅析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及主要方法[J].科技管理研究，2005，（10）：131-135.

[2]吴太山.匿名批量和国际化评审学位论文探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10）：123-125.

国内博士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俄罗斯 国家图书馆 博士论文 数字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 G259.5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2）04－0026-07博士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是蕴含知识潜力的重要信息资源，因此，博士论文数字化建设引起世界多国的重视。2003年，俄罗斯国家图书馆（РГБ-Россий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建成了博士论文数字图书馆（ЭБД-Электроннaя библиотека диссертац

ий），面向全俄及独联体国家等国外图书馆提供网络服务。ЭБД是以图书馆为主体建设运行的，这与一些国家的博士论文数据库由数据库商或大学建设运作是不同的。ЭБД如今成为俄罗斯国家数字图书馆的组成部分，其在管理运作、资金、服务、技术尤其是著作权问题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值得关注和借鉴。

1 博士论文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基础与背景

1944年，苏联人民委员会全苏高校事务委员会命令，在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РГБ的前身）建立全苏博士论文库，收藏苏联国内除医学和药学专业外所有专业的博士论文［1］。

1994年颁行的《俄文献呈缴法》规定：高校、科研机构应将博士论文在答辩通过后的30天内，向РГБ送呈缴本。2002年俄政府批准的《出版物呈缴条例》、《学位授予程序条例》以及2009年俄文化部颁布的《接收文献呈缴本的图书馆-信息机构目录》中规定了РГБ接收博士论文的程序及数量。РГБ成为全俄博士论文的法定保存机构，博士论文成为РГБ的特色馆藏。РГБ在莫斯科州的Химки市设立博士论文收藏部，保存并提供使用博士论文。

随着博士论文入藏量逐年增加（近些年年新增3万多册，如今累积总量超90万册［2］）以及1991年取消借阅博士论文需持介绍信并说明使用目的的限制后的用户激增（1995年起每年10万人次，年借阅25万册，日均600多册［3］），一系列问题随之产生：纸质论文易损，借阅频次高的论文流通一年就破损，保存受威胁；馆舍面积不足，论文堆积影响了保存与借阅；读者为借阅论文需从外地赶到Химки市或莫斯科，有时因只有一个复本而等候；博士论文收藏部难以应对陡增的工作量，限制借阅引起读者不满。2001年，РГБ决定利用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建立ЭБД，解决上述问题，于次年制定了ЭБД计划，2003年ЭБД建成使用。

ЭБД参鉴了美国大学联合实施的NDLTD （Networked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德国的DissOnline、UMI公司的ProQuest等国外类似计划，确保了ЭБД的建设速度与水平。ЭБД得到俄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ВАK-Высшая аттестационная комиссия）和俄基础研究基金会（РФФИ-Российский фонд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的支持。ВАK在2002年第6期《ВАK通讯》将博士论文加入ЭБД的通告，ЭБД就此有了官方地位，РФФИ为ЭБД提供资助，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上宣传ЭБД［4］。2004年博士论文查阅达8，000人次，下载1万多册，阅读31，461册，占论文借阅量的12%，2005年初，ЭБД虚拟阅览室注册用户62，450人［3］。2002～2005年，РГБ虚拟阅览室接待读者65万人次，累计借阅论文600万册［5］ 。2003年ЭБД 计划负责人О.А. Лаврёнова等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主题为“下一步是全世界的学位论文数字图书馆”的第六届NDLTD国际会议，做了“РГБ的ЭБД”报告，引起与会者的关注和兴趣［6］。用户的强烈需求及外部支持与关注，也增强了РГБ建好ЭБД的责任心和与决心。

2 博士论文数字图书馆的资源建设及构成

ЭБД建设采取了分阶段、分学科、边建设边服务的方式。1987年РГБ着手博士论文库自动化建设［7］，1998年开始博士论文数字化扫描。2001～2003年，在РФФИ的支持下，与俄科学院计算中心协议实施“ЭБД远程登录计划”，依靠俄科学院信息资源集成系统的软件支持，首先对借阅量大的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等专业博士论文数字化；2003～2004年，РГБ实施“馆藏博士论文扫描和读者馆内使用计划”，对除医学和药学专业外的所有专业博士论文数字化，花费800万卢布；2004～2006年，РГБ实施“电子博士论文集成图书馆计划”，建立分布式数据库，将论文元数据集中保存于РГБ服务器［8］ ，将馆藏1985年的所有博士论文数字化，2007年ЭБД 开始接收所有专业的电子版博士论文。ЭБД的建设过程决定了其资源构成具有时间性和专业性特点：①1985年的所有专业（医学和药学除外）博士论文11，538篇；②1998～2003年的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专业博士论文2.8万篇；③2004～2007年除医学和药学外所有专业的博士论文；④2007年后的所有专业博士论文［9］。此外，还有部分其他年份和专业的博士论文。

国内博士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引用 结果与分析讨论部分 实证类英语硕博论文 对比研究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识码：A

1研究背景

上世纪70年代，国外专家对文献引用特征的研究开始逐渐发展起来，学术研究写作中能够准确恰当的引用是学术研究成功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许多专家为了揭示学术论文中的引用特征，从多个不同角度对引用的特征进行了研究。这其中涉及不同的学科，如应用语言学、社会学等。

在应用语言学领域，Swales首次对论文中的引用进行分类，从引用的文本形式上将其划分为非融入式和融入式， 前者是指引用的作者信息，包括作者的名字、年代、具体页码都置于所引用句子的外部；而后者置于句子内部是完整句子的有效构成部分。在融入式上，Thompson又细分为三类：动词支配类、作者名词类和非引用类。动词类是指句子中的引用信息由动词来引出；作者名词类是指引用的作者信息以名词或名词成分的形式出现。

引用功能策略划分上，主要有国外Thompson、Petric、Mansourizadeh & Ahmad以及国内的徐P。Thompson把融入式的引用功能分为：溯源、识别、根源、参考和例证。在此基础上，Petric鉴别出九种引用功能：归属、例证、参考、应用、评价、建立链接、比较和其他。这种划分具有一些瑕疵，某些功能之间存在着功能重合部分，比如建立链接功能与其他功能是有重合的。在综合了Thompson和Petric的引用理论上，Mansourizadeh & Ahmad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引用功能――支持。其实支持功能和建立连接功能一样都是属于宏观意义上的，与其他的引用功能存在重合处，不应该与其他功能划为同一平行位置。

基于国外理论不足及对国际实证类语言学期刊论文分析的基础上，徐P重新梳理修订了一个新的引用理论。该引用理论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继承了前人优秀的划分成果；二是适合英语实证类学术论文；三是在引用功能方面，将其划为宏观上的引用功能和微观上的引用策略，避免了以前出现的功能之间重合的问题；四是与以前不同，将一些小的引用策略合并为一个策略，因为在分析文本中时常发现被合并的小策略常常是难以切分开的。

表1：引用理论分析理论框架（源自徐P）

目前，对学术论文中引用特征的研究偏少，而学术论文中结果与讨论部分的引用对于学生而言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这部分往往需要牵扯到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别人成果建立联系。 因此，本研究将以徐P的引用分析理论为框架，将国内学生的实证类学术论文与国际著名期刊论文在结果与分析讨论部分引用情况对比研究，分析学生论文在分析讨论部分与期刊论文存在怎样的差异，并探讨其潜在原因。

2研究问题和方法

国外期刊实证类论文的结果与分析讨论部分在引用的文本形式和策略上具有怎样的特点？硕博论文与其相比存在怎样差异？

研究所选语料是国内知网上近年来实证类英语专业硕博论文各20篇，参考语料是应用语言学国际核心期上随机挑选的近年来的20篇实证类论文。对论文中结果与分析讨论部分的引用分别标注并进行统计，依照前人做法统计时对于一个括号内的引用（无论有几个）都计为一处，之后采用定量数据比较和定性文本分析。

3 结果与讨论

3.1 引用的文本表现形式

表2：引用的文本形式在期刊、硕士和博士论文结果与分析讨论中的分布

在表2中可以发现，期刊论文中引用形式以非融入式为主，其次为作者名词支配类和动词支配类。这与Mansourizadeh & Ahmad的研究发现一致，因为非融入式更多强调所引用的信息本身，而非被引用的作者，这会让学术论文更具有客观性和学术性。

与期刊论文相比，硕士论文在引用文本形式上存在一定差异，主要体现两方面：（1）本该使用最多的非融入式在硕士论文中却是使用最少；（2）动词支配类形式使用过多。非融入式的不足会影响学术论文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另外硕士生使用的名词支配类较少可能是因为缺乏将引用文本的原信息名词化为自己语言的能力，而动词支配则是较为简单的引用形式，所以易被学生多用。在博士论文中，非融入式、作者名词支配类和动词支配类的使用比例与期刊论文相比比较相似，使用最高的是非融入式，最低的是动词支配类。这可能是因为博士生在学术素养和语言能力上要比硕士生普遍较好有关。

从上面的比较，可以发现在论文的结果与分析讨论部分中，在引用文本形式上，硕士生存在较大差异，而博士生表现的很好，与期刊论文的专家很相近。

3.2 引用策略

表3：引用策略在期刊、硕士和博士论文结果与分析讨论部分中的分布

期刊论文中，比例最高的是关联比较和独立归属，其次为采纳引用、参考例证，最后为综合归纳和溯本求源。Betty Samraj和朱琼的研究中也都发现期刊论文中使用比例高的是关联比较，而且还强调这一引用策略在分析讨论部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来看，使用比例最高则是独立归属并不是关联比较。据前人的研究发现，独立归属是学生学术写作中较常使用的一种引用策略，原因可能是这种策略比较简单，不涉及到与其它研究的比较、综合分析和解释，才会被多用；还有可能是学生对于各种引用策略使用的意义和作用还不是很清楚而且学生亲自学术写作的机会和经验都不是很多。除了关联比较使用的比例较低，在采纳引用、参考例证和综合归纳上，硕士论文以及博士论文也都是使用比例较低。另外，博士论文中，突显的问题就是溯本求源策略使用比例过高（18.8%）远大于期刊论文中的比例。原因可能是在学术写作中，博士生本身比较深厚的学术素养让他们更宁愿选择溯本求源策略，这样会显得学术写作的客观性。但是，过多的使用可能会达不到预想的效果，却显得学术写作完全没有了作者自己的身影。

4结语

研究发现与英语实证类期刊论文相比，国内英语硕博论文在引用文本形式和策略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博士论文总体要好于硕士论文。硕士在文本形式和策略的使用比例上均存在着较大差距。博士论文在文本形式与期刊论文相比具有一定的的相似性，在引用策略上与期刊论文相比，和硕士论文一样具有很相似的差异性。论文结果与讨论部分中的引用，是常容易忽视也是较困难的，希望学生可以认识到引用使用的不足，强化学术写作中引用能力的培养，写出学术含量高语言论证强的好文章。

参考文献

[1] Samraj， B. Function and function of citations in discussion sections of master’s theses and researches articles. Journal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2013， （12）： 299-310.

[2] Mansourizadeh， K. & U. K. Ahmad. Citation practices among non-native expert and novice scientific writers [J]. Journal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2011， （2）： 79-88.

[3] Petric， B. Rhetorical functions of citations in high- and low-rated master’s theses. Journal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2007，（6）：238-253.

[4] Swales， J. Citation analysis and discourse analysis. Applied Linguistics， 1986， 7（1）， pp. 39-55.

[5] Thompson， P.， & Tribble， C. Looking at citations： Using corpora in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chnology， 2001， 5（3）： 91-105.

[6] 徐P.实证类英语学术研究话语中的引用特征[J].外国语，2012，35（6）.

国内博士论文范文第5篇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08JA810022）

作者简介：王奎明（1985?），男，山东青岛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公共行政理论，基层治理；谭新雨（1989?，男，山东潍坊人，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公共政策.

摘要：与2002―2007年的样本相比，2008年之后产生的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更为宽泛，研究方法规范性加强。以McCurdy和Cleary提出的六项指标研究发现，2008―2011年的博士论文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有效性、理论检验、因果关系、论题的重要性方面均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论题的前沿性却出现数据下滑。虽然提高明显，但是行政学博士教育的顽疾依然存在，即西方理论遭遇本土问题后两者之间产生的张力，这也是未来行政学必须要摆脱的“身份危机”。

关键词：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论文选题；研究方法；论题的前沿性；身份危机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4?0118?08

一、研究基础

1982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夏书章教授撰写的《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一文。这篇文章对于中国行政学①的创立和发展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②。自此，行政学开始创立分支于政治学的独立的学科体系③。三十年来，行政学根植于不断变化的时局，特别是席卷全球的政府管理体制创新浪潮，得到了迅猛发展。2010年之前，设立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点的只有13所高校，行政管理博士点的有6所。但是截止到2012年所有“985”高校都设立公共管理一级学科，部分非“985”高校也得到授权；设立“MPA”教育的高校更是突破一百所。在此同时，中国公共行政学近年来开始产生国际影响，自“2007年开始，国内学者行政学论文的国际发表量开始出现飞跃”[1]。

自1887年威尔逊发表《行政学之研究》创立行政学至今，该学科便一直在“身份危机”的泥潭中挣扎，“即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合法地位难以确立。”[2]对此行政学大师德怀特・沃尔多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公共行政学家的身份是模糊不清的，甚至在学术界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 一方面，政治科学家认为，公共行政学家过于关注政府的日常具体的行政事务而对于重大价值判断的学术性问题关注不多；另一方面，政府公务员等公共行政学具体的实践者则认为，公共行政学家的研究过于学术化和理论化，而对于政府实践具体问题并无多大实际指导意义。简言之，公共行政学家既是学术界的技术专家，又是实务界的夸夸其谈者。”[3]就我国行政学而言，存在另外一个“身份危机”，即西方理论遭遇本土问题后，两者的契合之处在哪里？

对于我国公共行政学的“身份危机”的反思，一直伴随于该学科的发展历程，较早的是张成福（1996）发表的文章《发展、问题与重建：论面向21世纪的中国行政科学》，而后多位学者对中国行政学的发展进行了反思，并且展望了其未来发展方向，包括薄贵利（1998）、高小平（1998）、乔耀章（2003）、郭济（2004）、马骏（2006）、刘亚平（2006）、张康之（2006）、郭小聪（2007）、何艳玲（2009）、丁煌（2011）等诸多学者。从反思路径上看，主要分为两大路径：一条路径是理论化的价值探讨，该反思路径主要基于质性研究方法的学理性探讨，反思中国行政学本身学科构建所存在的先天缺陷及未来发展可能面临的重大挑战。第二条路径是量化的数据分析，该反思路径明显受到西方量化研究方法的影响，主要是基于国内重要学术期刊论文，

根据不同指标进行分析，进而对行政学研究议题、研究方法等进行分析比较。

笔者认为，从行政学本身发展趋势来看，量化的分析方法应该成为反思我国行政学发展的主体性路径。而对于分析样本的选取，国内学者大多关注于期刊论文，而对于另外一个重要的样本选取领域关注不多，即行政管理专业博士论文。“博士教育在最基本的意义上是学术科目或领域自我繁殖的方式，博士教育的质量――其研究途径的质量和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领域的未来发展。”[4]（117） 1984年McCurdy和Cleary以“为什么我们不能解决公共行政中研究的问题”为题，设定了六个指标（研究目的、研究方法有效性、理论检验、因果关系、论题的重要性、论题的前沿性）考查了美国上世纪八十年代部分行政管理专业博士论文质量不尽如人意[5]。与美国相比，我国行政学博士教育起步较晚，具有行政管理博士授权的高校也不多，但是对于数量不多的博士论文进行分析比较，依然可以管中窥豹，通过评估行政学的博士论文质量，进而评估行政学在国内的发展状况与未来的发展预期。国内已经有两位学者作了相关研究，陈振明（2009）选取了国内较早设立行政管理博士点的四所高校和清华大学④，选取了2002―2007年产生的94篇论文，严格按照McCurdy和Cleary设定的六项指标进行分析，发现国内博士论文的水平与美国1990年的论文水平相当。另一位学者是敬嘉（2009）选取了国内较早设立行政管理博士点的四所高校2002―2006年的132篇论文，从研究的问题、合理性、理论相关性、因果性、重要性、创新性六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国内博士论文水平相当于美国1981年的博士论文水平。

陈振明与敬嘉两位学者的研究时间同为2009年，所选取的样本主体部分都是来自较早设立行政管理博士点的四所高校于2007年之前产生博士论文，但是国内行政管理博士已经于2006年增加到17所，这17所高校遍布全国各地，并且目前已经全部产生毕业生，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扩大样本选取的高校数量，这样才能对行政管理博士论文整体水平进行评估。另一方面，我国行政学起步远远落后于西方100年，博士教育同样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望其项背，所以笔者认为不应一味与西方国家博士论文水平进行比较，毕竟双方短时间内不具备客观的可比性。但是我们可以阶段性地评估国内博士论文质量，进行不同阶段地纵向比较，可以较为准确地把握博士论文的水平与存在的问题，为提高我国行政管理博士培养水平进而为提高我国行政学的研究水平提供客观依据。而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进入了博士培养的新阶段，具备了进行纵向的阶段性比较的基础。

二、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

本文样本选取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尽可能扩大样本选取高校的数量，选取了16所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部分博士论文，力求为系统评估博士论文水平提供充足的分析样本；其次，为了保证可以进行阶段性地纵向比较，本文样本选取避免与前面两位学者样本重叠，样本选取时段为2008―2011年。同时，由于行政管理学科近年来已经呈现出多学科交叉型发展趋势，并且时代特色渐浓，所以，众多非行政管理学科背景的专业同样开始关注公共事务与公共政策。例如，西安交通大学的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近年来不断关注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的项目，并且运用较为完善的量化研究方法。所以准确的说，行政管理专业博士论文并非本学科全部相关论文，但是为了便于量化比较分析，本文假设行政管理博士论文可以整体反映出该学科博士论文质量，如表1所列。

本文选取了16所高校于2008―2011年产生的部分博士论文，共计158篇⑤。

（二） 分析方法

为了保证样本数据进行阶段性纵向比较的客观性，本文严格按照McCurdy和Cleary1984年提出的六项分析指标，各项指标选取的比较对象是陈振明（2009）《我国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评估与比较分析》[6]中的研究，同时除六项指标外，笔者增加了部分统计数据，将在下文中详细说明。

三、核心议题与研究方法

（一） 核心议题

一门学科的创立与发展的基础是立足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领域，即该学科关注的核心议题，这是该学科立足的根本，也是成熟壮大的基石。行政学创立初期作为政治学分支登上历史舞台，所以时至今日，由于行政学“元理论”的缺位，行政学研究的问题过于宽泛和多元，是“乱七八糟的大杂烩”（White & Adams 2005），不利于学科基础理论的构建。McCurdy在考察了美国博士论文之后就认为，学位论文往往没有集中于行政学的核心议题，所以行政学研究不具备积累性，不利于推动行政学深入持久发展。McCurdy重新界定了行政学的核心议题⑥，以期行政学研究领域专注于这些核心议题，逐步积累出深厚的理论根基。

自2006年行政管理博士点增加之后，随着博士教育规模的扩大，博士论文所关注的核心议题还是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① 最大的变化是对于行政理论研究

的关注度提高，大量论文开始专注于基础性的理论探讨，并且全方位探讨行政学相关理论，包括政府职能转变、政策执行模式、绩效评估、基本公共服务完善等等，并且探讨行政理论的选题基本都是与时代步伐紧密相连的，但是另一方面需要关注的是，论文中却鲜有探讨例如政治与行政关系等根基性问题的论文。行政学将来的发展要枝繁叶茂的话，必须加强对根基性问题的探讨。②管理科学方面的论文比重大幅下降，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说明随着行政学博士教育规模的扩大，学科本身研究类别在细化，行政学更多注重研究公共事务与公共政策，而管理科学则成为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的重点。③其他几方面的议题在比重上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说明对于这几项核心议题的研究依然欠缺。④特别说明的是，虽然仍然有29.7%的论文不属于McCurdy所界定的核心议题，这一点与2007年之前的32%相比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例如部分论文关注“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大学拨款”制度研究等等。同时，如前文所提到，近年来的核心议题并不在上述指标之中，例如社区治理、第三部门研究、电子政务等，剔除这部分核心议题，徘徊在核心议题之外的论文比重只有16.5%。

（二） 研究方法

行政学大师威洛比在《公共行政原则》的序言中强调，“公共行政学与任何科学类似，可以提供普适性的基本原理。”[7]（57）同时，古利克和厄威克在《行政科学论文集》中强调应将公共行政发展为一套科学理论，认为行政科学应该提供普适性原则来指导行政行为，换句话说行政学有可能也有责任成为一门科学，指导具体的行政行为，但是“一门学科的科学地位及其科学性程度，在其现实性上，取决于方法论的建构。”[8]“如果我们不能给公共行政学以一个恰当的方法论奠基，我们就很难评价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成果。作为一门学科的公共行政学要证明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不在于它对于某一研究领域的垄断，而在于有自己理解主体领域的独特的方法。”[9]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在《知识与人类旨趣》提出社会科学的三种研究方法：解释性（实证性）研究、诠释性研究、批判性研究，作为新兴的行政学同样如此。“解释性（或实证的）研究通过基于解释的预测尝试控制社会事件；诠释性研究寻求对社会事件和人为事件的理解，努力扩展我们生活的意义；批判性研究则质疑我们的信念和行为的效力，以促使我们自我发展。”[10]美国著名的公共行政学大师杰伊・D・怀特和盖・B・亚当斯结合行政学学科背景对这三种研究方法所采用的理性模型进行了补充分析，提出演绎性推理、诠释性推理和批判性推理三种推理模式是上述三种研究方法遵循的推理模式，并指出“研究类型的差异似乎取决于主要采用的推理模 式”[4]（16）。

行政学研究方法的规范性一直是被政治学等成熟的社会科学所诟病，这也是行政学面临的“身份危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从上图的阶段性对比可以欣喜地看到，行政学研究方法已经有了较为明显的提高，解释性研究即实证研究论文比重大幅提高，占到49.4%，并且这部分论文是整篇论文运用一手资料完成，可以说实证研究正逐渐成为行政学研究方法的主流，也代表了未来的研究趋势。同时，部分论文在研究方法里提到运用实证研究方法，但是缺乏系统有效地设计，或者将诠释研究方法与实证研究混淆，要么就是知识某一部分运用实证研究方法，主体缺失多种方法的杂糅。当然“一个将主要关注限于其研究的科学严谨程度的专业是过于狭隘的，公共行政学应该实现自己研究方法的重组”。[4]（18）另外，笔者认为，作为一门起源于西方的学科，行政学一直面临的一个困扰就是“西方理论遭遇本土问题”，所以批判性研究方法对于学科发展同样极为重要，但是很遗憾，运用这一研究方法的论文依然寥寥无几。当然，上述三种研究方法并无优劣高低之分，关键是符合研究方法的质量标准。

四、基于六项指标的评估分析

为了更加深入系统地评估分析我国近年来的博士论文质量，我们将借助McCurdy所提出的六项分析指标。从下表的数据比较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与2007年的博士论文相比，近年来行政管理博士整体水平大大提高，绝大部分指标的比重提高。特别是方法有效性这一指标提高最显著；理论检验、因果关系也有明显提高；只是符合论题前沿性这一指标的论文略有下降。

（一） 研究目的

研究目的考察是看整篇文章是否具有明确的研究问题，McCurdy和Cleary在研究初期使用了价位模糊的概念――“目的性”，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为“明确的研究问题”，即对所要研究的问题是否进行了比较清晰地界定。明确的研究问题是一篇文章的前提和基础，完整可行的研究设计以及研究方法的选定都是建立在清晰明确的研究问题上的。从表4可以看出，与2007年之前的数据相比，研究目的数据略有提高，但是幅度很小，只有3.3%。仍有近30%的论文缺乏明确的研究问题。如“生态工业园区综合评价研究”“论协同型政府”“政府公信力若干问题研究”等，所研究的问题过于宽泛，聚焦点不明确。

（二） 研究方法的有效性

研究方法的有效性这项指标是看整篇博士论文是否具有完善可行的研究计划。通过材料的收集、分析，进而推导和检验所要研究的问题，或者进一步提出针对问题解决的对策。McCurdy和Cleary对于研究方法有效性的界定是建立在实证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的，即采用实验或者是准实验的方式，借助统计技术进而推导出命题，而基础材料的获得必须是一手材料，而不是借助史料或者二手资料。笔者认为研究方法有效性是衡量博士论文质量最为重要的指标，也是衡量行政学成熟程度的试金石。可喜的是，与2007年之前数据相比本项指标是六项指标里提高最明显的，提高了13.2个百分点。近年来的博士论文不断注重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单纯对于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论述就花费大量笔墨。如“统筹城乡就业中的政策工具选择与优化”，作者清晰规划了研究步骤与路线图，将理论与调研资料实现了有机结合。但另一方面，研究方法的有效性仅占所有论文总数的32.3%，近70%的论文缺乏有效的研究设计，部分论文停留在“文献梳理、唯物辩证研究方法”的初级阶段。

当然，如前文所述，为了便于比较，本文沿用了McCurdy和Cleary分析指标，但是并不是说这些指标就是完全科学的，对于研究方法有效性而言，批判研究和诠释研究同样可以制定有效的研究方法。而就我国博士论文而言，进行批判研究和诠释研究的论文本来就不多，研究方法的有效性更是无从谈起。

（三） 理论检验

理论检验是指博士论文对现有理论的检验与发展。虽然行政学深陷“身份危机”不能自拔，其中重要方面便是现有理论的不成熟，但同时博士论文的撰写离不开理论的指导，所以理论的运用过程也是对于理论本身的检验过程。当然，一篇博士论文需要多种理论的指导，笔者考察的是该论文对于本文主体性的指导理论的检验，也就是说缺乏主体性指导理论的论文不符合理论检验指标的要求。与2007年之前相比，近年来博士论文理论检验的数据提高了8.9个百分点，进步明显。如一篇题为“倡导联盟框架――解析和应用”，作者对于倡议联盟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评析，并且结合我国近年来医疗卫生政策对倡议联盟模式在我国的适应性进行了检验，并提出了修正对策。

不可否认的是，虽然国内部分博士论文对于部分论文进行了检验，但是并没有遵循“提出假设―材料分析―回归验证”这一规范的研究路径，更多是停留在理论层面或者经验层面的演绎推理的检验。

（四） 因果关系

该指标是探讨研究问题结论与现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规律性，考察博士论文是否运用了因果分析模式，并且准确印证了因果关系的存在与否。“因果性的知识是解释现实和设计政策的基础，处在知识类型序列的最高端”[11]（46）这一指标的提高同样明显，提高了9.3%。如“城市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与公众期望期和研究――以深圳市龙岗区为例”，作者构建了城市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与公众期望期之间的均衡与非均衡假设，结合经验材料分析了影响城市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与公众期望契合均衡的原因，包括：公民社会成熟度、行政制度的健全程度、最关键的是城市基层政府的合法性。

（五） 论题的重要性

该指标考察博士论文的选题是否是中国行政学所关注的核心议题，核心议题代表了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也代表了未来几年内行政学的发展趋势。当然，对于核心议题的定位在学术界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该指标的考察，笔者没有拘泥于教科书，而是采取了较为开放的态度来定位选题的重要性，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行政学近年来呈现出的多元学科融合特点日益明显，基于不同学科角度的议题日益多元化。其次，基于“治理”理念指导下的政府一元管理模式逐步朝向“多中心”治理模式转变，对于多元治理主体的研究成为核心议题，比如第三部门研究、社区治理等等。所以从分析数据上看，82.4%的论文选题符合选题重要性的要求，较2007年之前数据提高最为明显。

（六） 论题前沿性

前沿性指在研究问题的选择、研究视角、研究框架、理论探讨、研究方法等任意一方面作出具有启发意义的探索性工作。该项指标是六项指标里评价层次最高的一项，也是挑战性最大的一个，也鲜有博士论到了这一点。在所有六项评价指标中论题的前沿性是唯一一项出现数据下滑的，为29.7% ，比2007年之前的数据下降了3.3个百分点。这反映出近年来博士论文在创新性这一点上严重不足。笔者认为，创新性不足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近年来随着博士点的增加，博士教育在全国遍地开花，行政学研究开展多元研究的同时学术共同体并没有建立，研究面广而不深入，对于这一点，下文将详细论述。

（七） 综合六项评价指标的比较

于以上六项评价指标的综合分析可以发现，随着我国行政学博士点的增多且分布全国各地，行政学博士论文的水平总体来讲有了较为显著的提高。从表5中可以看出，符合0项指标的论文比例明显下降，同时符合6项指标的论文比例有了明显提高。但是符合0-3项指标的论文比例仍高居76%，相比于2007年之前的84%并没有下降太多，所以徘徊在中低水平的博士论文数量仍不在少数。

五、结语：行政学博士生教育的

问题与对策

（一） 问题

基于对我国行政学博士论文的阶段性比较分析，

可以管窥到我国行政学博士教育的发展状况与存在的问题。如前文所述，截止到今年，行政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整整走过了三十年，博士教育作为行政学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走过了十余年的时间。我们欣喜地看到，我国行政学博士教育在2006年后更上一层楼，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但是，这花毕竟是从国外引进的，来到国内后遭遇到了诸多“水土不服”等问题，这同样反映行政学的博士论文之中。

首先，作为一门西方引进的学科，各个大学和科研机构对于人才的引进都格外关注其海外教育背景，大量拥有海外行政学博士学位的海归在国内属于紧缺人才。但是，行政学海归博士对于中国行政学博士教育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基于对我国行政学博士论文的研究发现，符合全部六项指标的16篇论文中，只有2篇论文的指导老师具有海外博士教育背景，并且这2篇论文来自同一位指导老师。

其次，总体来将，我国的博士教育处于起步阶段，这一阶段更多应该是借鉴，换言之，比较研究是博士论文非常重要的选题，这是走向“国际化”的第一步。但是，研究发现进行比较公共行政研究的论文选题仅占5.7%，并且这仅有的5.7%集中着眼于香港、澳门、台湾、美国、澳大利亚，而对于早期行政学起源的欧洲却鲜有论文涉及，所以缺乏广阔国际视野已经成为我国行政学博士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国际视野不够广阔这一点，从博士论文参考资料中也可以看出。

再次，对博士生来讲，博士学习期间是学术规范自觉性养成和问题意识培养的关键时期，也是学术道路的开始。对于博士期间成果的研究也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从统计情况来看，极少有在学界公认的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刊物上；同时，非常重要的一点，从单个作者本身来看，其发表的论文之中很难发现其持续一贯的研究兴趣和理论脉络，有的论文甚至和其毕业论文分属不同领域。另外，学术传承有引出了我国行政学博士教育存在的另外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部分高校博士生导师每年指导的博士数量达到4人之多，而且4人的博士论文选题差别巨大，例如2009年一位博士生导师指导博士论文选题分别是涉及到公共财政、政府层级、危机管理、政府公共服务，而该导师的研究领域是公共治理。

最后，虽然我国博士教育开始遍地开花，博士点遍布全国。但是不可避免的，博士教育资源分布的非均衡性便开始呈现，东部、中部地区因为地理位置原因，享受到了比西部地区更为丰富的教育资源，所以博士教育的整体水平要高于西部，另一方面，政治学基础深厚的高校，其行政学教育同样走在全国前列。统计发现，符合全部六项指标的16篇论文中，只有一篇在西部高校。另外，东部高博士参加国内特别是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和次数远远大于中西部地区的高校。

（二） 对策

“考虑到行政管理专业乃至国内社会科学整体博士教育和研究的初生特征，任何过度的批评可能都是吹毛求疵的。”[11]（59）笔者只是希望通过对于行政学博士论文的评价分析回顾和反思中国行政学三十年来的发展状况，以期大体勾勒出行政学研究现存的薄弱环节和未来发展趋势。

首先，强化本土问题意识。如前文所述西方理论与本土问题之间的张力一直是中国行政学面临的“身份危机”最关键的一个方面。笔者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行政学博士论文虽然开始对本土问题的关注增多，但是亟待从下面两方面加深和聚焦这种关注。一方面，加强实证研究，掌握一手资料，通过分析经验材料加深对问题本身真实性和深刻性的理解。另一方面，加强对我国行政史的研究，“过去的知识有助于我们增长见识，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当代行政架构和过程是怎样的，为什么会这样，以及它们的起源。”[12]破解我国行政学研究“消解历史”（马骏、刘亚平2006）的研究状况。

其次，加强对研究方法的研究。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学者就指出行政学“没有应用高级研究方法，因此该领域内的研究是应用性的、非理论性的、非积累性的”[13]。时至今日，这一点依然没有改变，特别是我国行政学的研究方法仍处于“手工作坊时期”（张梦中2001）。关键问题是，国内学者虽然不断在反思和

呼吁开展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但是在学术界依然没有形成气候，最可惜的是《中国行政管理》曾在2001年开设“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论”专栏，但前后仅持续了半年时间。通过梳理文献可以发现，行政学界充斥着大量低水平的对策性论文，毕竟“理论想法是非常廉价的，而能把研究做出来才是真正的研究功 底”[14]。近年来我国行政学博士论文在研究方法方面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但是笔者认为研究方法应该在未来几年成为行政学重要的研究分支，多多涌现像复旦大学唐世平教授这样专注于研究方法的学者。另外，应该在博士课程中增设研究方法的课程，也别是量化研究方法的训练，在美国大部分公共行政学博士项目在录取标准上都对数学成绩提出了要求[15]，这应该成为我国大学行政学教育的改革方向。

最后，加强我国行政学规范理论的探究，强化其指导实践的能力。行政学是一门实践导向型学科，“公共行政学的永久任务，就在于研究和改进公共部门的管理实践。”[16]（3）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做出建设性的贡献的话，我们作为一个领域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4]（18）但是有效实践离不开规范理论的指导，笔者认为，提高指导实践能力的前提是行政学本身提高理论的规范性，改变学术界“自说自话”的研究局面，而规范理论的研究又离不开学术共同体的存在，通过对近年来我国行政学博士论文分析发现，我国行政学“议题式学术共同体”已经出现，如兰州大学的政府绩效研究、中山大学的公共财政预算研究等。但是这种星星点点的“议题式学术共同体”只有成燎原之势才能根本上推动行政学规范理论的研究，进而指导行政实践。

致谢：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长江学者钟杨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敬嘉教授对本项研究的评价指标和写作思路给予的宝贵指导。

注释：

① 国内学术界对于行政学学科名称存在不同观点，但本文着眼于学科构建本身，故将行政学与行政管理等同。

② 对于夏书章教授这篇文章的历史地位，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马骏教授认为，夏书章教授的这篇文章推动了中国公共行政学的恢复和重建，但笔者认为，从独立学科体系构建的角度而言，夏书章教授的这篇文章应该说是推动了行政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创建。

③ 1982、1983年，中国政治学会在北京、上海两地创办行政学讲习班；1984年国务院办公厅召开行政管理科学研讨会，同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筹备组成立，学会正式成立于1988年；1985年，《中国行政管理》创刊；1986年武汉大学、郑州大学率先开始设立行政管理本科专业；进如90年代，行政学发展更为迅猛，1998年我国开始了行政学博士研究生培养；2001年国家开始创设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学位（MPA）。

④ 国内较早设立行政管理博士点的四所高校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但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4年开始，博士论文主要涉及公共事务与公共政策，所以作者将其作为选取对象。

⑤ 由于客观条件所限，本文选取的样本只是近年来产生的部分博士论文。

⑥ 不可否认，随着时代的进步McCurdy所界定的核心议题已经发生了变化，例如“社区治理”已经成为行政学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是为了比较标准一致，本文暂时沿用该评价指标，但是具体议题评价下文中将单独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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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博士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中国；旅游类；博士学位论文；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3）03-0106-08

1、引言

近年来，我国旅游业蓬勃发展，旅游教育发展迅猛，与之相关的旅游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是旅游研究的主体，其培养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以旅游为选题的学位论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旅游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主要学术期刊所发表的旅游类研究论文，不少是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核心成果的提炼，展示了旅游研究的最新前沿领域与最新研究成果。有学者从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的视角对我国旅游研究展开分析，如章锦河等对1988～2001年旅游类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进行了分析，陈德广对1989～2003年国内和北美的旅游研究博士论文从学科差别、选题背景和学科参与度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查阅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士学位论文库、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学位论文库以及中国知网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以题名含有“旅游”、“游憩”、“游客”、“度假”等词进行检索（2012年12月29日），获得2001～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573篇。由于中国学位论文建库时间较晚，而且每一篇博士论文规定的发表时间不同，所以，有一部分旅游类论文未能统计。本文对573篇博士学位论文从数量增长、研究者的专业背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案例区域等角度进行数理分析，力图从一个侧面勾勒目前中国旅游研究的现状与特点，期望有助于旅游学者把握旅游研究的最新动态。

2、旅游类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现状与特点

2.1 博士学位论文的数量增长

中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旅游高等教育与旅游研究的快速发展。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旅游类高等院校数量持续增加，由2001年的311所增加至2010年的967所，与此同时，在校研究生数量也不断增长。迅速发展的高等旅游教育为旅游研究提供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极大推动了旅游研究的深入发展，学位论文数量相应地快速增加。从2001年至2010年，旅游类博士学位论文总体上保持了较快的增长趋势。

2.2 博士学位论文作者的专业背景

高校和研究机构依据自身的学科优势，针对旅游研究的综合性、交叉性与边缘性特点，从各学科专业的角度进行研究，一方面丰富了旅游研究的内容、理论与方法，同时又显现旅游类博士学位论文完成者专业背景的分散性特征。2001～2010年，573篇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者涉及12个学科门类中的9类，88个一级学科中的28个，393个二级学科中的58个。

由表1可知，我国旅游研究的学科多样，除了官方的旅游管理博士点专业，各校亦根据自身特色，利用原有学科“借鸡生蛋”，招收培养旅游发展方向的研究生。其中，管理学、理学、经济学等是目前旅游研究的主体，其他学科旅游研究相对较少，如历史学20篇，教育学5篇，文学1篇。但是，由于旅游研究的跨学科性质，这些学科的博士研究生以旅游为选题进行学位论文研究的数量正在增长。

按照一级学科的统计结果来看，地理学、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生物学、农林经济管理、民族学等8个一级学科的旅游类博士学位论文总数达463篇，占总量的80.8%。其中，地理学背景的旅游类博士学位论文占总量的26.88%，是所有学科中比例最高的，其次是工商管理，占总量的22.34%。

按照二级学科的统计结果来看，人文地理学、旅游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自然地理学、生态学、技术经济及管理、产业经济学、企业管理、林业经济管理、政治经济学、城市规划与设计、区域经济学、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农业经济管理、民族学、中国近现代史、第四世纪地质学、环境科学、矿产普查与勘探等19个二级学科，论文数量达353篇，占总量的82.90%。其中，人文地理学所占的比例最高，约为19.72%，其次是旅游管理，约为15.71%。

从表2中可以看出，国内旅游类博士生的培养主要以高等院校为主，科研院所为辅。从统计结果来看，参与旅游类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机构共有101个，其中，高等院校86个，占总数的85.15%，论文数量为508篇，占总量的88.66%；科研院所15个，占总数的14.85%，论文数量为65篇，占总量的11.34%。各单位旅游类博士学位论文数量差异很大，其中，中山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所占比例较多。近年来，四川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云南大学等高校博士生以旅游作为选题的学位论文数量增长较快。

2.3 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内容

由于旅游类博士论文涉及多个方面的研究内容，没有一个统一的分类标准。本文根据《旅游学刊》、《旅游科学》的栏目以及具体研究内容，把博士论文的研究内容分为19个方面。虽然这样分类并不具有完全的排他性，一篇文章与两个甚至更多研究主题相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可以大致反映中国旅游类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内容的现状。

从表3以及每个年份上述研究内容的比例可以看出，旅游类博士论文研究的内容有分散化趋势，但是旅游经济、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旅游目的地、旅游规划与设计、旅游产品依然是旅游类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占总数的50.09%。此外，旅游可持续发展、旅游文化等所占的比例有所上升。其中，旅游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产业的竞争力及其效应研究；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较多地涉及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旅游目的地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目的地旅游发展及其竞争力研究，而且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变迁与社会变迁研究引起了博士研究生的关注。近年来，旅游主体的研究，如旅游者行为、旅游流、旅游感知、主客态度等取得了许多成果。

2.4 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

旅游研究方法可分为概念性、描述性、数理统计和构造模型4种。从我国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来看，概念性方法所占的比重仍然比较大，占37.22%，描述性方法所占比重最低，仅占17.57%。以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为代表的国外旅游研究在研究方法方面以实证研究为主流，自2000年以来，研究方法以数理统计方法为主，其比重占到36%，构造模型方法占27%，描述性方法和概念性的方法则相对较少。近年来，我国旅游类博士学位论文中构造模型和数理统计在旅游研究中发展比较快。其中，数理统计占了27.31%，构造模型占了18.09%，更多的博士研究生在研究中兼顾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旅游类博士学位论文数据来源方面看，主要以统计年鉴为主，但问卷、访谈等调查方法的研究逐渐增多。因此，我国旅游类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虽然与国际上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正逐渐向国际主流研究方法看齐。

2.5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案例区域

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具体的案例区进行实证研究是旅游研究服务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体现。573篇论文中有459篇论文对具体案例区进行实证研究，其中，69篇以全国为例进行研究，其他390篇对我国部分地区以及主要旅游目的地进行了研究（表4）。

从省际角度来看，旅游类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案例区涉及我国大陆所有的省市自治区，还包括香港和台湾。具体来看，以云南省最多，博士生主要关注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的社会文化变迁研究，研究最多的案例是丽江；北京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大都市旅游研究；安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皖南古村落和黄山风景区；广西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桂林和漓江；四川的研究关注最多的是九寨沟景区等。

一般来说，旅游地可分为自然风景旅游地、文化旅游地、历史古迹旅游地、娱乐旅游地、运动型旅游地、产业旅游地以及综合性旅游地。从旅游类博士学位论文涉及的旅游地类型来看，以自然风景旅游地和文化旅游地探讨最多，而对娱乐旅游地、运动型旅游地和产业旅游地的研究相对较少。自然风景旅游地的博士论文大约有74篇，其中，自然保护区探讨较多，有22篇，山岳型旅游地有33篇，主要包括九寨沟、张家界、黄山、泰山等国内知名的山岳型风景旅游地。海滨型旅游地研究也较多，大约有19篇，研究的案例主要集中在大连、秦皇岛、三亚等地，对江河型、湖泊型、洞穴型等自然风景旅游地研究相对缺乏。历史文化旅游地有37篇，其中，有19篇是对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文化的研究，特别关注的是旅游的影响研究，应用最多的案例是丽江；其次是对安徽古村落的研究，还有的以西安作为文化旅游目的地研究旅游者的行为以及城市旅游的开发等方面。总体来看，博士学位论文涉及的旅游地类型较多，但研究深度以及不同类型旅游地之间的比较研究方面还有待加强。

3、中外旅游类博士论文选题比较

笔者在ProQuest学术论文库中检索到国外旅游类博士论文100篇，对他们的选题内容进行了总结，其中，占比例较大的前10位研究内容分别是：旅游影响、旅游产品、旅游者行为、旅游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旅游经济、旅游与地方认同、旅游营销、旅游企业和旅游信息技术。而2001～2010年中国旅游类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中占前10位的内容分别是：旅游经济、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旅游目的地、旅游规划与设计、旅游产品、旅游可持续发展、旅游文化、区域旅游、旅游服务与管理和旅游者行为。笔者认为，出现这种差别主要是国内外旅游业发展的阶段性及其发展模式不同决定的。在国外，尤其是经济发达的欧美地区，由于旅游业发展已经到了成熟阶段，研究领域从初期的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空间结构扩展到对旅游影响、旅游者行为、旅游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研究领域表现出多元性与深层次性。而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正处于大规模扩张和发展阶段，因此相应的研究更多关注旅游经济、旅游资源的利用、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提升等应用性领域的研究。

4、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4.1 研究结论

对近十年来旅游类博士学位论文的分析发现，我国旅游博士学位论文数量增长较快，研究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有较大的增加，研究方法也大为改进，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对这些博士学位论文的梳理，有助于了解博士研究生及旅游学科发展的方向与过程。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4.1.1 研究问题有所缺失

研究问题是指研究者基于特定的学科视角、概念体系、理论框架和科学方法想要考察和回答的问题。研究问题的提出是衡量学术研究质量的核心标准，也是研究展开的起点和基础。旅游类博士学位论文研究问题的缺失主要表现为研究内容的重复性较强，较少从一个新的视角对问题开展研究，如对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以及旅游规划与设计的研究居高不下，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博士学位论文在选题上缺乏创新，这在某种意义上是缺乏“研究问题”的表现。保继刚指出，研究问题处于科学研究的核心地位，没有研究问题的研究，自然难以产生好的研究成果。对研究问题的认识不足造成了研究问题的普遍缺失，使得学术论文大都缺乏知识贡献，丧失了研究的目的。

4.1.2 研究内容的功利性取向明显，基础理论研究较为薄弱

功利主义的盛行和理想主义的缺失，是阻碍当今中国科学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旅游类博士论文在研究内容上侧重于应用性研究，轻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在功利性的驱使下缺乏对所研究领域深入挖掘的热情和动力，而过多关注经济管理领域中具体的、表层的现象问题；特别是缺乏对旅游基础理论研究的热情，更多的关注旅游开发与规划、旅游经济效应等方面的研究。中国旅游研究形成的所谓热点，往往是“政府主导”的，而不是学术界自然而生的研究需求。旅游类博士论文也是如此，原创性的贡献比较少。而北美的旅游博士论文的选题的理论价值对学科的推动比较明显。我国旅游博士学位论文中对基础理论的研究有所忽视，而这些基础理论的缺乏制约着旅游学科本身的发展以及各个分支学科的建立和成熟速度。旅游的基本概念体系建设的落后，使现实的旅游经济行为的研究缺乏理论基础和背景，难以形成“真正的”旅游学的系统理论。从本研究的573篇论文来看，仅有极少数是对旅游基础理论的研究，这方面研究的典型是谢彦君等人的博士学位论文。博士论文是我国旅游类较高层次的对某一问题的系统的探讨，理论研究应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

4.1.3 跨学科研究仍有待加强

旅游研究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所能完成的，而是由不同学科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进行的多学科研究。从近十年旅游类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学科来看，跨学科研究有所增加，但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对于深层次问题挖掘不够。与国内相比，在国外已经形成跨学科研究的现实，如借助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的研究方法。地理学家对旅游业的研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种情况在我国尤为明显。目前，我国旅游类博士论文旅游研究的视角过多集中在对旅游客体的评价和开发上，而缺乏从社会学、伦理学的角度研究旅游活动对旅游主体在文化、心理、行为等方面的影响。这种状况与旅游这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应有的指导思想很不协调，也与旅游学科在我国旅游发展实践当中应当肩负的学术使命不协调。旅游学是一门交叉学科、边缘学科，需要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营养和学术支撑。因此，在研究中应该积极增加相关学科知识积累，加强理论研究和“跨学科”交叉研究，克服急躁情绪和急功近利的不良倾向，实现旅游类博士研究生培养和学位论文水平的较大提高。

4.1.4 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仍需进一步提高

目前，国际上的旅游研究主要以定量为主，科学性较强。虽然我国目前旅游类博士论文中数理统计和构造模型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多，但与国际上同类研究相比仍然具有不小的差距。这种状况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我国旅游统计资料的不完备性决定的，另一方面也与我国旅游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欠缺有关。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加强定量的研究，在资料的获取上应强调一手资料的重要性，但是也要结合定性分析，才能更好地挖掘旅游研究中的深层次问题。

4.2 研究展望

结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未来的旅游博士论文存在以下4个方面的趋势：

4.2.1 选题的应用性将增强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旅游业发展的历史等方面与西方国家不同，导致我国旅游经济发展的模式与西方国家是不同的，因而旅游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不同，所以旅游研究的内容与西方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西方国家更多注重旅游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的建设，而对旅游业发展的关注相对较少，这一点与我国是不同的。目前，我国旅游业正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势必要求旅游研究要对旅游的发展做出理论指导，以任务带学科。因此，今后的博士论文选题的应用性将会继续增强。在对旅游效应的研究上，从关注旅游的经济效应会逐渐转移到旅游的环境效应和社会效应上。

4.2.2 研究视角将不断拓宽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将会有更多学科从新的视角、采取新的研究方法加入旅游研究之中，如社会学对旅游社会效应的研究、心理学对旅游主体行为和心理的研究、安全学对旅游安全和旅游风险的研究、文化学对旅游文化的研究、信息技术对旅游营销方式的研究，这些研究将会极大地丰富我国旅游研究的内容。

4.2.3 研究案例区类型逐渐丰富

目前，旅游类博士学位论文的案例区域涉及了我国所有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包括香港和台湾。博士研究生主要关注比较知名的自然旅游地和历史文化旅游地。今后，随着旅游需求及旅游产品的多样化，对娱乐旅游地、运动型旅游地和产业旅游地的研究将会增多。同时，对旅游地之间的比较研究将会受到更多的关注。

4.2.4 研究规范进一步增强

国内博士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会计学博士论文 趋势 展望 选题方法 理论

博士毕业论文可以说是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的终极目标，通过考察博士论文不仅可以研究其过去的发展历程，更可以预测将来的发展方向。博士论文中所借鉴和使用的理论既是论文研究的基础，也是研究该领域所需要的背景知识。本文考察了2007-2012年这五年期间答辩的会计学博士毕业论文，以期了解国内会计学博士毕业生的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会计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支撑，通过研究会计行业的趋势可以更好地为经济服务。

一、文献回顾和研究方法

（一）文献回顾

从国际上看，美国会计学会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组织了美国会计学博士点的调查。Parker等（1972）对1960-1970年美国会计学博士论文的考察发现，57%的博士论文采用了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Porporato等（2003）以1991-2000年在Proquest博士论文库中的会计学论文为研究对象，考察了论文的主题、方法以及作者的毕业学校和国别等。Hahn（2007）则对会计学博士论文所采用的理论进行了研究，他发现，作者依据的主要理论有博弈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有效市场理论等，基本都离不开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的范畴。

与国外相比，国内的研究较少，起步也比较晚。张俊瑞等（2003）以1985-2001年中国和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633篇毕业论文为研究样本，发现美国会计学博士毕业论文的研究领域较为广泛，选题也比较具体，研究的问题针对性强，研究方法上实证居多；而中国的博士生论文选题面集中度较高，重复现象比较严重，涉及范围不够广泛，解决具体问题的针对性不强，研究方法上则是以规范研究为主，当然这也与中国的资本市场形成时间较短、不够发达，能够获取的公开资料少有很大关系。聂萍和张天西（2004）选取了自1982-2001年间答辩的310篇文章进行了研究，发现92.6%的论文采取了规范研究方法，主题也与会计理论的研究热点相关。薛青梅（2010）进一步对2002-2006年间的155篇博士论文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主题逐渐变得更加具体和务实，更加关注中国背景和中国问题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采取公开数据的实证研究比例已上升到36.13%；研究所使用的理论也更加多样化。

本文采用描述性研究和比较方法，考察了2007-2012年答辩的博士论文状况，包括论文的主题、所采用的方法以及文章中所引用的理论，也统计了主要院校发表的论文数量，最后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二）研究方法

当前，会计理论界存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两大主流研究方法，其中，规范研究可分为演绎法和归纳法，而实证研究可分为广义实证研究和狭义实证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实证会计研究在我国逐渐发展起来，并得到中青年学者的极力推崇。这主要得益于1991年后资本市场的建立和逐步完善、数据库的建立等要素。

广义实证研究也被称为经验研究，包括五种方法：实验室实验、实地实验、案例研究（或实地研究）、调查研究和档案（文献）研究（汤云为、赵春光，2001）。

无论是规范还是实证，应该说各种研究方法都有自己的优缺点，它们之间是互补的。目前，实证研究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似乎已形成某种风尚，好像没有实证就不是一篇好文章一样。虽然实证研究可以就所研究变量的相关关系给出现实数据的结论，可以对现象进行详尽的描述，但是它最大的缺点在于无法清楚揭示隐藏在背后的因果关系，而规范研究可以弥补这个不足。规范研究中可以运用文字的魅力进行逻辑上的推理，而更深入的推理应该借助数学模型。随着博弈论的发展，博弈方法也在文章中逐步为研究者使用；另外现在的研究文章注重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因此，比较分析法也在文章中得到广泛使用。因此，将这两类方法单列出来。

借助于以上的分类，我们对所有文章使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特别将使用资本市场公开数据作实证的文章进行了单独分类。不仅如此，我们还希望了解对于不同的主题，通常都采用了怎样的研究方法。于是我们将研究方法分为：使用资本市场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自己收集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调查问卷）；实验室研究；案例研究；档案研究（文献研究）；规范研究（描述性研究）；理论和模型分析；博弈法和比较分析法。

二、研究结论

（一）论文数量

首先从总数看，2007年最多，达91篇，是前一个五年开端（2002年仅17篇）的5倍多，比上一年（2006）也增加了31篇，增长50%；其他四年博士论文数量都相对平均，分别为79、75、80和74篇。原因可能有两点：第一，博士招生规模扩大；第二，能够授予会计学博士学位点的学校自2006年以来增长很快，如2006年之前，仅有东北财大、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上海财大、上海交大、西南财大、天津财大（财院）、厦门大学和财政部科研所等九个博士授予点，而到2011年底，会计学博士点增加到36个；另外其他院校也有大批有志于会计事业的学生致力于会计学方面的研究。

其次，从各校论文数量看，西南财大的毕业论文最多，五年共有71篇；其次是厦门大学，60篇。前10所学校会计类论文数量合计达254篇，占样本总数的63.66%；但累计有62所学校有论文入选，可以看出，会计类研究生扩展趋势很快，分布也非常广泛。

（二）关于研究主题

由表1可知，财务会计、管理会计与财务管理所占的论文比重最多，分别达到185、53和53篇，占样本总数的46.37%、13.28%和13.28%，合计占总数的72.93%；审计、公司治理和其他领域分布在7%-9%之间；税收类论文最少，五年合计仅有17篇，仅占总数的4%。从年份分布看，财务会计前两年与后三年基本持平；管理会计则变动较大，有逐年增多的趋势；财务管理的论文数量则在年度间分布很不均衡。当然，这或许与市场环境、学生们的兴趣有关，也有可能与划分的标准不同，如业绩评价既可划分为财务管理，也可以是管理会计，本文将其列为管理会计范畴中。后面研究的次级主题划分也存在类似情况。

根据薛清梅（2010）的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发现，论文的研究主题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例如从2002-2006年，财务会计领域的论文占全部的30.97%，且比较平均；管理会计和财务管理分别占全部论文总数的19.35%和18.71%；审计、公司治理占总数的12%左右；税收只有5篇，占3.23%。利用聂萍等（2004）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从1982-2006年，只有10篇文章是关于税务的；财务会计、财务管理和审计领域所占比重最高。

利用张俊瑞的研究发现，西方会计学博士论文中会计学领域占有绝对地位，占到全部论文的3/4，比中国的要高得多；审计方面的论文占到将近13%，而财务管理方面的仅接近6%，其他方面不到4%；但在80年代，财务管理领域的论文有很大的增长。可以说，中外会计学的研究论文主题相同的是财务会计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不同的是，西方在审计、税收等领域的论文也有相当的比重。

其次，从财务会计领域看，信息及其披露是学生们最感兴趣的话题，计45篇论文，占总数的1/4；会计理论、准则与制度类相差不大，均超过了1/5；最少的是资产定价类，仅有2篇论文，这可能与大家对此不熟悉、应用不多有关。但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5年中没有一篇文章是关于会计史的；另外，论文同质化现象严重，会计类文章中仅公允价值的就有10篇，另有两篇题目完全相同；还有，研究国际会计的只有3篇，只有1篇是关于国际准则的，另两篇主题是中国会计与国际会计协调，这与中国会计走向国际化的身份大不相符。

第三，从管理会计领域看，预算管理研究的最少，仅3篇，可能是学生们对此不感兴趣；研究管理控制及信息系统的最多，将近1/3，这可能与此话题比较宽泛、论文相对好写有关；内部控制、成本管理、业绩评价与管理层报酬的论文数量相差较少，说明这些话题是“大众菜”。

第四，从财务管理领域看，行为财务研究（包括资产证券化、定向增发、MBO等）的论文最多，有12篇，达22.64%；其次是市场效率，有11篇，超过了1/5，上述两方面论文数量的增多与最近20年中国的资本市场比较发达、能够取得比较满意的市场数据有关。另外，随着市场资金面的不断变化，研究筹资的论文也有较大数量的上升，达16.98%；但研究风险管理、资本结构的都很少，分别仅有3篇和1篇入围，说明在此领域我们的研究大有作为。

与薛清梅（2010）研究相比，2007-2011年的论文次级主题与2002-2006年的在财务会计研究领域几乎相同，研究最多的是信息披露问题，最少的是国际会计和资产定价；管理会计领域变化不大，如2002-2006年管理会计领域研究最热门的是业绩评价、管理层报酬与内部控制，2007年后业绩评价减少、成本控制类增多，管理层报酬类维持不变；但在财务管理领域则发生了很大变化：之前研究最多的是投融资和资本结构问题，2007年后则刚好相反。

综合全面的信息来看，与2007年之前相比，除财务管理领域外，其他的会计博士论文的主题没有发生明显变化，都比较关注资本市场。

（三）研究方法

首先从论文使用的方法数量上看，单独使用一种方法或使用四种及以上方法的论文数量都较少，分别占14.04%和6.77%，两者合计不到1/5；而采取两种方法的论文数量最多，超过了一半。进一步考察发现，在一种方法的论文中，使用实证研究的有44篇，占78.57%，其余12篇全部是使用规范研究；在两种方法的论文中，结合使用规范和实证的有49篇，比例高达22.79%。

其次从表2可以看出，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发展和统计数据的容易取得，利用资本市场数据进行研究的论文越来越多，超过了2/3，达75.44%；这比聂萍研究的2002年之前310篇论文中利用实证研究方法比例的7.4%有了10倍的跨越；即使与2002-2006年之间的36.13%也有了质的提高，这也进一步说明实证研究方法正成为主流。另外可以看到，采取调查研究和案例研究的分别占27.82%和19.05%，比五年前分别提高了15%和5%；而采取模型分析以及实验室研究的很少，分别仅有16篇和6篇，这与五年前基本一致；文献研究作为辅助方法，也占有一席之地；博弈法逐渐受“欢迎”，五年合计有16篇文章采取了该方法。按照Parker的研究结论，美国在1970年间使用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相结合方法的论文就占了57%，中国在这一点比美国至少落后了30年。

（四）关于论文采取的理论

论文中采取的理论一般来说是论文论述的基础。考察所有的博士论文，绝大多数都在第二章中明确提出论文所引用的理论，但也有部分文章没有列明；也有部分文章虽然表明是理论说明，但内容却是概念性的陈述。上述两种情况本文统计时都视作没有披露理论。

统计结果显示，106篇论文没有说明所采取的理论（包括理论是概念性的定义等）；但研究发现，凡是说明采取理论的论文都引用了不止一种理论。从表3中可以看出，引用频率最高的前十名依次是委托理论、契约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有效市场理论、博弈论、产权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等有关金融学、经济学、行为学、会计学、管理学等领域。

比较薛清梅（2010）的研究发现，与五年前相比，委托理论、契约理论仍然占比最高，这与大量引用资本市场数据和选取的论文主题有关；但信息不对称理论、博弈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有越来越多的趋势，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异军突起。

三、结论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五年来，会计的发展更加丰富多彩。首先，从主题上看，虽然财务会计、管理会计与财务管理所占的论文占据了超过3/4的江山，但会计新领域、筹资等与资本市场密切相关的主题研究有逐步增长的趋势，说明毕业生研究的主题更加联系实际，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其次，从研究方法上看，利用资本市场进行实证的文章超过了3/4，同时实证与规范、多方法交叉相结合成为潮流，单独的规范或实证的文章在逐渐减少；第三，理论的领域虽然没有更多创新，但理论更加多样，论文中采用与资本市场联系密切的理论呈上升趋势。

从以上的总结中也可以看出目前会计类论文存在的薄弱环节：第一，对资本结构、国际会计、税务会计和会计史领域研究的较少甚至没有；第二，管理会计领域文章由于公开市场数据较少，论文数量有呈下滑的趋势，采取的方法也相对比较固定；第三，研究的理论还没有突破传统的思维，创新的理论几乎没有。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虽然在样本的选择上比以前大大拓宽，但仍然有部分院校的论文没有上传或上传不齐，导致统计的数据资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二，主题无论是一级还是二级分类，都存在一定的主观性，虽然笔者在分类时也征询了业内专家的意见，但仍存在片面性。

通过以上研究，笔者建议，第一，在论文选题方面，中国会计学博士论文尽量避免扎堆、出现重复现象。比如，以前论文主要集中在信息披露、公允价值、资产减值等领域，建议学生们可以多将重点放在会计史、国际会计、环境会计等冷门领域，“物以稀为贵”。第二，在实际应用方面，随着中国改革进一步深化、经济转型，中国会计学博士论文应紧密结合改革、转型的实际，从大量的现实经济问题中寻找研究课题，为中国经济发展服务。第三，中国入世已10多年，会计的改革从与国际接轨转向与国际趋同，路线图也已经制定，因此，会计学博士论文也应该将视角瞄准国际会计学研究的前沿领域，让中国的会计研究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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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俊瑞，李婉丽，王小容.中美会计学博士论文选题的比较研究[J].会计论坛，2003，（2）：1-9.

[4]聂萍，张天西.会计博士生培养与会计理论研究[J].会计研究，2004，（4）：77-82.

[5]薛清梅.中国会计学博士论文的选题、方法与理论：趋势与国际比较（2002-2006）[J].会计研究，2010，（5）：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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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arcela Porporato，Ariel Sand and Lewis Shaw.2003. Trends in Accounting Doctoral Dissertation：1991-2000. Advances in Accounting Volume 20.pp：245-263.

国内博士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海外陶行知研究；还原性视角；语境中建构；生成性思维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2）04-0001-05

陶行知是近代以来一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教育家，虽经历复杂的变迁，陶行知研究眼下已经成为学术界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长期以来，陶行知的生平事迹和思想遗产，不仅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和研究，而且也引起了不少海外学者的关注。

综观全球视野下的陶行知研究，尤以美日德三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最有代表性、延续性和影响力。在兼具评介和功用价值的早期研究基础上，牧野笃、阿部洋、张国生等日本当代学者更加注重领悟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内在本质，将教育史学研究的主体意识贯穿其中，立论新颖，视角独特。陶行知研究在美国学术界历来颇受学人重视，克伯屈、费正清、孔斐力、姚渝生等知名学者的积极参与，为提升海外陶行知研究领域创造了有利条件。德国也是陶行知研究的集结地。内克曼、克尔斯滕?赖希、丁伟祥、余蓓荷等研究者笔耕数年，成果显著，黄冬以其博士论文弥补了中德两国教育家比较研究的空白。分析海外博士论文的研究走向可以为我国博士论文的撰写提供新视角与新思路：选题角度更具主体的人本回归，研究思维凸显生成性的转向，间架内容与论述方式更加注重深层的文化挖掘。

一、早期的海外陶行知研究博士论文

海外最早研究陶行知的博士论文，是赵冕于1946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撰写的《为了民主中国的教育》。论文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人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做了比较研究，并列有专章引介陶行知的全民教育运动和生活教育理论，他称赞陶为“中国现代教育做出了很大贡献”。［1］文章以对中国民主教育和陶行知的评介为主要目的，代表了美国陶行知研究的初级阶段。如果联系到20世纪40年代的时代背景，便可以体谅作者的意图，“介”的用意要大于“评”的用意。克伯屈在日记中也曾经提到过对这篇博士论文的看法：中国的民主教育“应当着眼于现在和未来”［2］。

20世纪50年代初，美籍华裔学者朱宕潜把陶行知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于1953年向哥伦比亚大学提交了题为《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教育》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文共列八章，分四个时期进行探讨，作者以发展的理论和视角透视陶行知，特别提出了陶行知创办的暑期学校是中国教师教育制度史上的开端；平民教育运动是中国成人教育制度发展的真正起点；晓庄学校访问小学的田野考察实践，学校与公众和谐互助的关系都是中国教育的首创；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而言，陶行知的乡村活动与乡村改造更是把中国改造与教育发展的方向从城市重心转向乡村重心的重要因素等突破性论断。［3］朱宕潜的研究很明显将陶行知的个人影响，特别是其教育实践的价值纳入中国教育发展的整个发展轨道历程中，看到了陶的教育改革对课程、教师专业发展和教育政策倾向的价值。

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柏拉图眼中的苏格拉底才是真正的苏格拉底。”［4］对于赵冕和朱宕潜来说，一个是陶行知昔日的学生，一个是经常向陶请教的青年教师，加之两人都曾经踏着陶行知的足迹，践行陶的教育理想，他们对于陶行知的研究有着独特的内部视角，可以更加真切地反映陶行知。相比当前的研究来看，赵文和朱文重在对陶行知思想与实践内容的陈述和介绍，缺乏关键问题的分析，这是海外早期陶研博士论文的一个特点。但是不可否认，早期的博士论文对后来欧美陶行知研究的开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前中国研究所理事长斋藤秋男，从1951年开始出版发表《新中国教育之父――陶行知》起，几十年来历经中日两国政治风雨变幻和陶行知声名的起起落落，一直坚持不懈地研究陶行知，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虽说斋藤秋男的研究成果不是以博士论文的形式出版，但是他开创了研究陶行知思想缘起的先河，提出“民族土壤”在杜威和陶行知改革思想之间起媒介链接作用的论断。斋藤秋男的研究，具有比较浓厚的理论色彩，确已形成一个“斋藤模式”［5］，影响着众多陶行知研究者。

二、新视野下的海外博士论文研究走向

受西方现代哲学和马克思哲学等思潮的影响，海外的教育研究在选题角度、研究论证和结构思维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本文拟撷取当前美日德三国关于陶行知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博士论文：美国罗林斯学院姚渝生教授的《教育救国：陶行知的教育激进主义》、日本东京大学教育学研究科牧野笃教授的《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展开和特质――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研究》、德国马堡大学黄冬教授的《陶行知（1891―1946）与阿道尔夫?莱希维恩（1898―1944）――两个改革教育家之比较》作为个案，冀求从中寻求新时期海外陶行知研究的发展方向，探索我国博士论文发展的新思路。

（一）还原性视角：选题角度的人本回归

在史学研究中，要求忠于史实，注重对象的还原性研究，尽量避免主观臆断定性。从这三篇博士论文的选题角度上看，研究者脱离了早期多以陶行知思想的有效性为重点的研究模式，转向了主体性研究，注重对陶行知思想和实践的影响因素探讨。在相对一致的切入视角中又体现出不同作者在认识论上的差异。

第一，还原陶行知为主体的个人。作为美国当前陶行知研究的代表人物，姚渝生从选题角度上避开了陶行知思想和实践的专题专史研究，以“人”的全面而真实的角度探讨陶行知所寻求的自我认同和民族重建。姚渝生发现虽然近来陶行知研究越来越细致入微，但是“陶行知理论与实践的原貌比目前的众多解读更加复杂，寻求另一种思路发现真正的陶行知，极富有挑战性也是必须的。”［6］6一直以来，过多的意识形态影响了人们对于真实陶行知的解读。黄冬在论文选题的方面，也多有“人本”的还原考虑。在著作的第一章中，他提到：“中国有关陶行知的专辑、年谱、生平简介、生活故事可谓汗牛充栋”［7］149，而作者的切入点则是要使陶行知的形象更赋予本真化，通过与德国教育家莱西维恩的比较，使德国的读者了解到真正的陶行知。

虽然囿于历史的局限，做到真正的还原绝非易事。然而，当前的研究者对于陶行知思想本源的探索实际上已经在此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种尊重研究对象本体特征及生活化的实践研究，为我们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和视域。

第二，回归陶行知的思想本源。要谈到陶行知教育救国的实施动机，不得不探索影响陶行知思想和实践形成的因素，甚至有必要探寻陶行知思想形成的根本渊源。

于洋：还原性视角、语境中建构与生成性思维

姚渝生的研究论证表明，陶行知思想的根本来源是其自身的生活经验和教育实践。陶行知在儒家、墨家思想、基督教思想、杜威哲学、无政府主义、孙中山“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兼容并包、择善而从地吸收并寻求资源启迪。他并不迷信某一种思想，其是否灵验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思想。牧野笃在肯定斋藤秋男对陶行知教育思想来源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的全新观点：其一，陶行知对于杜威的学习和改造实际是其自身理论建构的一部分。其二，陶行知思想的各个阶段变化不是孤立的独自转向，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汲取还是对杜威思想的接受改造，都是其自身民族意识生发的必然过程，运用教育争取民族解放也是其内心民族意识的反映。因此，陶行知不是回归到“民族土壤”中，而是“民族土壤”始终存在于他的思想中。姚渝生与牧野笃在探寻主体思想本源方面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姚渝生认为，陶行知的思想源自他对各种思想的接纳，从中甄别出有利于中国教育改革走向的部分。牧野笃则认为陶的各种选择是他内部民族情结交感而成的必然结果。黄冬从影响两位教育家的政治信仰和世界观的诸多要素中，归纳出三点最具决定性的、共同的影响因素：贫寒出身和少年乡村生活经历，亲眼所见战争的磨难以及的迫害，都使他们能够理解农民的需求，反对强权暴力，追求民主自由。该文以社会史的视角探寻陶行知和莱西维恩的思想本源，有利于读者对人物的整体把握和理解，对读者的理解的关照体现了学术视野下移的研究方向。

（二）语境中建构：研究论证的多元阐释

哈贝马斯认为，世界是由语言交往开展的、作为交往活动的背景的、前反思的生活世界。在还原性视角的基础上构建差异语境的价值体系和认同，会生成研究论证的多元解释。分析当前海外博士论文可以看出，研究者们均注意展示教育人物的隐性心理因素，差异语境中的不同话语扭错使现实感更加突出。这样的多元阐释突破了显性的教育史实的表象，剔除了单一的对于人物定性的价值论调。

姚渝生通过类比论证，驳斥了以往美国学者将陶定位于“杜威式的教育改革家”［8］和“马克思主义者”［9］的说法，在他看来陶行知的改革更加激进。首先，陶行知不是渐进的改良，而是要用“教育救国”的手段革命性地打碎社会秩序，建立一个平等互助的无阶级的社会，他在追求民族重建方面远比杜威的思想要坚决得多。其次，作者认为陶行知和中国传统及新教育都形成了一种张力和矛盾，这种张力和矛盾也促成了他力求彻底改革的激进主义。再次，20世纪30年代以后，虽然中国的社会矛盾和世界格局都发生变化，但他仍然保持独立的、创造性的教育家的自我认同。［10］牧野笃批判过去日本教育学深受历史发展法则的蛊惑，没有充分认识到强烈个性支撑的历史普遍性的特点。他在论文中建构了生活教育思想与陶行知主体融结合的理论框架，认为陶行知始终执着地坚持“作为一个中国人”［11］的自我价值，积极主动地参与历史，也主动地接受历史的制约。陶行知将这个政治课题主体化为“抗战救国”的教育课题，是对开辟人类普遍性的“近代化”的摸索。黄冬认为陶行知是“东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者”、“民主斗士”和爱国的“改革教育家”，［7］151在政治立场上，陶行知属于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既不依附于也不依附于共产党，而是试图立足于两大政治势力之间。这股“第三势力”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政权肆虐地压制民主，而日益倾向于中国共产党，这与姚渝生的论点是相悖的。

伽达默尔的诠释学说强调，通过对传统进行诠释，沟通传统与现代的联系，使传统成为现代的一部分。也正如克罗齐所讲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可以通过主观解读的。当前海外的陶行知研究者们在把握相对确定的史实基础上，从不同的语境下生发，通过主观论证浸润研究对象，研究论证的结构、内容和语言均体现了特定的时代性，呈现出多元化阐释的倾向。

（三）生成性思维：结构上重关系而非实体

本质主义思维蕴藏的是“本质先定、一切既成”的世界观，它试图消融差异，导向权威主义。生成性思维提倡的则是“一切将成”的生活世界观，［12］主张突破主、客体二元对立的研究思维模式。体现在文章的框架结构上，则表现为不以单一的一种政策、理念为主体作用于客体，客体也并非单一的受动于主体的引导或者反作用于主体。当前海外的教育研究抛弃以往的线性研究，也没有在固有的实体存在和价值地位等附加产物的分析方面驻足。他们运用生成性思维建立关系网的结构模式，在整体的文章架构上注重分析思想与实践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交织，既关照到了横向空间的关系，又将纵向的历史史实贯穿其中。

姚文既注重美国国内的先行研究，又与中国的陶行知研究进行横向比较。作者撷取了三部美国陶研群体的论著，发现前人研究结论变更的现实，并总结出这种变更与具体历史语境的关联性。姚渝生发现，孔斐力的研究体现了“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模式；巴雷?基南关注到了多种力量在晓庄实验过程中对陶行知思想发展的影响，但依旧认为陶行知是“杜威式的教育改革家”；受“反欧中心论”的影响，布朗则认为陶行知观念和行为的源泉是根植于自身，对中西文化的接受持模糊态度。姚渝生还发现以往中国学者的研究存在“阶级标准的简单化”［6］6的倾向，而当前中国的陶行知研究开始步入全新的阶段。综合中美两国的陶行知研究，姚渝生找到了研究突破的有利条件，“陶行知在中国的复兴中出现的大批新材料以及美国学者近期对中国激进主义的新研究都使陶研的新思路成为可能”［13］。牧野笃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日本现实的教育问题相联系：当前的日本学生生存在偏差值教育的竞争体制中，学生的自我价值感却愈发丧失，而陶行知在遭受西方文化冲击后施行的改革方案，有利于当代日本教育问题的解决。因此，他专门分析了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形成过程，建立同日本教育问题的比照。黄冬的研究主要结合中德两国当时的社会背景，类比陶行知和莱西维恩标新立异的教改举措，揭示了两位教育家在文化、政治生活和教育工作方面的共同之处。莱希维恩创立的“帮手制”、“意图教学法”与陶行知的“小先生制”、“教学做合一”不谋而合。

无论是谈及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还是对历史史实的论证与考察，当前海外博士论文在史与论的融合方面相得益彰。行文中并没有刻意的历史渲染痕迹，也没有理论的生涩雕琢硬套。在史实的呈现中有理论模型的建构，在理性解释中又有历史的印证。

三、对我国博士论文的启示

早期的海外博士论文需要兼顾传播的效用，以思想的价值挖掘作为打通推广引介的途径，当前的研究则自主地采用还原视角，在多元论证中体现生成思维。两种切入方式可谓殊途同归，但后者的研究方式更加注重研究主体和读者的双重“人本”旨归，力图还原，同时又不排除对于文本的个性化解读。在我国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吸取国外博士论文选题、结构和研究思维的长处，可以拓宽研究视野，为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第一，由实体性思维向生成性思维转变。在学术研究中，实体性解读是很有必要的，特别是对于人物的引介和思想的分析研究，既能够深入体现研究对象的内涵和本质，又可以通过对其价值意义的探讨引发更多的启发性联想，并运用到实践的指导中，产生有效而实用的研究结果。实体性解读有着一定的标准化模式，这种固定的模式固然稳妥，但当研究愈发深入时，研究者可能会出现“以论带史”的倾向，即为服务于理论而反求历史，历史被碎片化，这样的研究过程和结论是为研究者的既定研究目的服务的，会失去研究对象本体的原貌。正如福柯所言：“在目的论的单线框架下，为了强调其本质特征，最终涵义或它们初始的和最终的价值，许多史实被故意简约掉了，”［14］这种偏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追求不变的本质是一种虚妄，生成性思维体现了当前学术研究的多元视角，“对唯一知识观的怀疑，实际上也是对传统的因果决定论的线性思维逻辑的怀疑”［15］。我们的研究不在于提供一幅完美的图景，而是在勾画的过程中寻找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思考问题的角度和出发点。

第二，注重回归主体性研究及影响因素探究的层面。海外研究的重心正逐渐移向对象主体，移向主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土壤，移向主体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是近年来国际学术思想的一大研究趋势。在我国的博士论文中多将形成因素的分析作为人物介绍的宏观背景，此确实为完成人物思想的传承完整性考虑，然而真正目的却是服务于功用的价值。研究模式易模式化、单一化，忽视研究对象的“人本”价值。只有确立研究对象的主体性意识，回到人物思想形成过程的本真探讨，才是对人物、对历史真切的把握。否则一旦将研究对象“英雄化”的定性，一切价值与成就就会变成“神像”式的膜拜，并不能真正深入人心，更不利于教育影响力和感召力的实现。这也正是当前学术视野下移的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不仅要关注平民教育，也要将对待精英的视野下移到生活的层面，去探寻精英真实的、朴素的本源因素。

第三，诚然，海外博士论文在选题角度、视野范围、理论分析和方法论方面体现出相当的水平，但客观地来讲，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例如，资料不够翔实、史实考证还有所欠缺等。当然，应该考虑到海外的研究者群体在资料搜集方面，是有种种困难和不便利因素的，但他们在理论分析、模型建构、研究方法方面却要比国内研究略胜一筹。研究问题也更为具体深入，研究者不再满足于过去一般性的评介，而是试图从理论的高度加以阐发。而国内的研究者则需要发挥对国内资源的最大利用，在翔实史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理论分析的视野，做更加深入、多元的研究。正如社会学家卢曼提到的“自我指涉”概念，我们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不只要研究和观察自己，也要不断反思自己研究的方法论，同时还要“观察‘他者’如何观察，这种对观察的观察，可以系统看到自己观察的盲点”。［16］

参考文献

［1］Chao, P.Educ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D］.Teachers College,Columbia University,1946.5.

［2］《克伯屈日记》,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图书馆特藏室。

［3］Chu Donchean.Patterns of Education for the Developing Nations:Tao’s Work in China,1917-1946［M］. Kaochang Print. Co., 1966.［4］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92.

［5］周洪宇.陶行知研究在海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12.

［6］Yao Yusheng.National Salcation Through Education:Tao Xingzhi’s Educational Radicalism［D］.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1999.

［7］Dong Huang.Tao Xingzhi(1891-1946) und Adolf Reichwein(1898-1944)：Zwei Reformpdagogen im Vergleich［M］. Hamburg:Verlag Dr.Kovaˇc,1999.

［8］Keenan, B.The Dewey Experiment in China:Educational Reform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Early Republic［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81-110.

［9］Brown, H.“American Progressivism in Chinese Education:The Case of Tao Xingzhi”［M］// Ruth Hayloe an&d Marianne Bastid(eds).China’s Education and the Idustrialized World:Studies in Cultural Transfer.New York:Sharpe.Inc.,1987:120-138.

［10］Yao Yusheng.A Model for Village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Tao Xingzhi’s Workstudy Union Movement(1932-1937)［C］//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编.为生活而教育――陶行知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杭州:杭州师范大学,2011:34.

［11］牧野.中国近代教育の思想的展と特：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の研究［M］.日本センタ, Tokyo: Nihon Tosho Senta,1993:68.

［12］李文阁.生成性思维：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J］.中国社会科学，2000(6):48.

［13］Yao Yusheng.Rediscovering Tao Xingzhi as an educational and Social Revolutionary.［J］ TwentiethCentury China, 2002,27(2).

［14］参见Foucault, M.Nietzsche,Genealogy,History,The Foucault Reader［M］.New York：Pantheon house,1984.转引自: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44.

［15］王洪才.从本质主义走向非本质主义：中国高教研究30年回顾［J］.现代大学教育.2012(2):4.

国内博士论文范文第9篇

我对一篇博士论文行使“否决权”

2003年6月18日上午，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所长、研究生院新闻系主任张西明博士（现为中共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从北京给我打来长途电话（我退下报社领导岗位后，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他说人民日报社博士研究生沈兴耕有一篇博士学位的论文提交新闻系答辩，请我作为论文的同行评阅人，帮助审读一下这篇博士论文。

于是，新闻系办公室的秘书很快就给我电传来沈兴耕的博士学位论文，题为《党报要闻版编辑与读者的两种需要》的这篇博士论文，有十几万字，材料收集了不少，有些分析也颇有见地。但总的读来创意不多，离博士学位论文要求差距较大。所以读完全文，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接受这篇博士论文的同行评阅，我是失误、为难了，似乎把自己放在火炉上烤了。

博士生沈兴耕，是我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校友，又是我在人民日报社的同事，他长期在夜班要闻版当编辑，担任过人民日报社夜班编辑部副主任。接着调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主任，直到人民日报社退出研究生院新闻系管理时才离开，后来他就读新闻学博士生。我原以为，博士论文的同行评阅一般总是与学生为善，以成人之美。实在没有料想到的是，他论文的学术水平，竟与博士论文的要求相差这么大。这一来，我就明显感到处在两难境地。

经过一番思考，我觉得还是应当从人情关系上考虑问题的狭隘中跳出来。理应凭借一颗尊重学术的正直之心，直陈自己的评阅意见。

我先就论文的总体印象评阅说，论文作者在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和经验，也阅读了不少国内新闻业务方面的文献。论文收集的实际材料是相当丰富的，论文对党报宣传报道和编辑工作中存在的弊端有一针见血、切中要害的评述。同时，作者对新闻界近年学术研究工作的情况也比较了解，对其中不同意见在论文中也有不少精彩评点。看得出来，作者写这篇论文是花了许多心血精力的，态度是认真的。但客观地说，作为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在学术水平上确实有较大的欠缺。

论文把当前党报存在的发行量下降、广告额下降、影响力下降的严峻挑战和许多领导干部、读者不愿意读党报的现象，同要闻版没有涉足读者“两个需要”紧密联系起来，而且比喻为“身子”与“脑袋”的关系，并以此为根据提出“核心问题”在于要闻版的改革，似乎要闻版编辑工作做好了，党报存在的问题也都迎刃而解了。这样的论证是削足适履的逻辑缺失。

要闻版的改革，从根本上说是取决于中央深化新闻改革的部署以及党报编辑部新闻观念的创新，而论文没有涉及这个本质问题，仅仅在“增加要闻版非指导工作新闻的供应量”、“平衡原则在版面编排中的运用”、“设置假头条”、“突出新闻标题”、“扩大版面反差”等这些具体编排技巧上大做文章。这样的论证，是舍本求末的逻辑缺失。

确实，目前学术界对党报要闻版编辑如何改进这一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但薄弱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专家学者缺少上夜班，而要闻版编辑缺少必要的研究能力”，主要原因在于这个课题太大太复杂，直接涉及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问题。作者仅从要闻版的编辑角度，提出一个“两种需要”的观点，以为就“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未免把问题看得太过简单。

至于在论文研究方法上，作者自己承认，定量分析少，又全是引证他人的统计数字。作者说是由于个人力量和资金条件的限制，这也可以理解，但也不能说与科研能力一点也没有关系。例如论文引用一家传播研究杂志某篇文章的材料，就断定“《真理报》的所作所为，既加速了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也导致自己最终因此而走向了覆灭” 。事实上当时对公开化传播得最厉害的是《莫斯科新闻》《莫斯科真理报》以及《消息报》，而《真理报》总编辑对这些宣传是有一定意见的，论文未能甄别文献的论断是否客观就加以引用。

作者在论文写作规范和科研创新能力上虽都有一定水准，但也有诸多硬伤，这些意见我都一一写在评阅意见之中。

我终于赶在6月23日把论文的评阅意见，通过传真件送达张西明副所长手上。一个小时后，他给我来电话说，你的评阅意见写得非常好，摆事实说道理，逻辑性强，客观公正，以理服人，有着智者的闪光，堪称博士论文评阅意见的典范。 6月25日上午，博士论文答辩会如期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举行。答辩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成美教授主持答辩会，五名答辩委员与会并参加投票表决。成美主席最后向答辩人宣读票数：不同意授予博士学位，五票。我与五位答辩委员都不太熟悉，事先也不能相互沟通，所以答辩委员会成员与几位同行评阅人都是背对背的看法，想不到最后大家的看法高度一致。

引发媒体热烈议论：要制度不要周瑞金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一篇博士学位论文，遭到五位答辩委员全票否决，这成为近年来新闻教育领域的一件大新闻，迅速在首都媒体界传开。先是《南方周末》驻京记者，接着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们以特有的新闻敏感前来采访我。记者问我为何在两难之境下最后选择讲真话行使了否决权。我回答道：

那个时候我正在读诺贝尔奖百年的材料。诺贝尔奖100年的历史，是年轻科学家的创业史。让我感到心灵震撼的是，欧美一些国家不少年轻人在做博士论文时，就有了重大的学科创见，依据博士论文便获得了诺贝尔奖。其中一个典型是施里弗，他拜巴丁为师，巴丁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单子，共10个题目，要他自己选择研究方向。施里弗经过琢磨选择了超导这个课题。在写博士论文过程中，施里弗对超导理论有重大突破，后又经过巴丁和库珀的帮助，通过计算彻底解决了理论问题。1972年施里弗便与巴丁和库珀因超导理论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奖。……读了这些材料，对照一下我们今天一些博士生的论文水平，我实在汗颜。要培养一流的博士生，首先要有一流的博士生导师，那些凭博士论文获诺贝尔奖的，背后都有很优秀的导师在指导。再回到博士论文评阅上，今天如果对不合格的论文把关都做不到，那还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社会吗？我还有什么脸面当博导？ 恰在这时，北京大学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在酝酿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的改革，试图通过竞争和淘汰机制，选拔优秀人才，筛除平庸之辈。这个被称为“癸未变法”的改革，对我触动也很大。……正是基于以上这些因素，促使我断然下定决心：坚持学术标准，对博士学位论文作出实事求是的阅评。这样做，也许会得罪一些人，但不会得罪我们的国家，不会得罪我们的人民，我感到心安。

《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的《我为什么行使“否决权”》的访谈报道，在该报8月12日教育科技专版头条位置见报后，引起了众多媒体和广大读者对这件博士论文被否决事件的关注和议论。《社会科学报》9月初在学术批评版就此事展开了讨论。《大众日报》《中国检察日报》相继发表文章，强调严格学术要求，提高博士论文质量，是事关科技创新、理论创新和增强综合国力的大事，教育界学术界的知识分子一定要坚守学术良心，抵制庸俗风气。

《中国青年报》发表报道后，在教育科技版进一步展开讨论，先发表了董迎春《“庸俗之风”与坚守良知》一文，指出目前一些硕士、博士论文质量下滑，引起学术界人士普遍关注和忧心。对“庸俗之风”难以抵御，可以总结出许多原因，比如面子问题、感情问题，以及顾虑方方面面的关系等等。所谓的“庸俗之风”的形成，就个体来讲，其实就是抛弃良知和逃避责任的过程。作者说，我们一直在强调制度建设，这无疑十分必要。但我们同时必须清楚意识到，法治和制度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它的基础需要每一个人、包括我们本人的共同培育。不管做什么事，当我们把良知和职责作为一种标准的时候，我们也许就会感到一种新的风气的降临。不要忘记，不论风气好与坏，我们都是其中的一个“创造者”。

相隔几天后，《中国青年报》刊出曹林的《要制度不要周瑞金》的文章。文章说，周瑞金教授坚守良知的选择，得到媒体和时评家的高度评价，认为他是在向学术领域内泛滥的庸俗之风和腐败之风挑战，向学术评议中的顺水推舟、成人之美“说不”，周教授的确非常值得敬佩。不过笔者认为：对于根除学术领域内的庸俗风气，周瑞金可敬而不可取，可遇而不可求。如果道德说教对每个人都能起到“魔弹”效果（一发即中），这个世界就不需要警察、监狱和法官了。理性的社会中，一切问题的解决思路都应该从制度中去寻找。

文章说，大家似乎都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论文评议涉及作者的切身利益，导师评议又起到很大的作用，周瑞金作为论文作者的同事和朋友，理应回避，或者他被邀参与评议应该得到评议制度的禁止。可现实呢，这么一个既是同事又是朋友的熟人，竟能参与论文的评议，这是什么样的评议制度？不错，周瑞金铁面无私地行使了否决权，这种精神很值得赞美，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彻底地把这位同事兼朋友得罪了，这就是他为什么觉得“把自己放在火炉上烤了”。如果他与论文作者素昧平生，根本没有必要权衡什么。

文章进一步分析说，显然这种学术评议缺乏最基本的回避制度的约束。回避制度的缺位，导致了学位评审和学术评议中的制度性腐败；论文答辩的普遍做法是由导师决定、约请评议和论文答辩专家 ，一些导师为了让学生顺利过关，就约请与自己的学术观点接近和好说话的专家来参加评审；有些评审专家受人之托也往往将答辩变为友情出演，答辩走过场，不合格的论文也被放过。西方社会的学术体制中有一套完备、严格和成熟的回避制度，比如通行的博士论文匿名评审制、导师回避制等。尽量排除人情的干扰，以使答辩比较公正、客观。试想，一个制度让人担上“对不起朋友”的心理负担，承受“把自己放在火炉上烤”的心理煎熬，它是好制度吗？一个制度把公正的结果系于人的道德水准，是好制度吗？文章最后的结论说：我们必须要制度不要周瑞金；周瑞金固然好，却可遇不可求，只有制度才能让公正的结果得到保障。

讨论的深化：要制度也要周瑞金

曹林文章的观点引发热烈议论，《中国青年报》接着发表刘乃银的《既要制度，也要周瑞金――与曹林先生商榷》的讨论文章。文章说，说是缺乏必要的制度，其实不是没有制度，也并非制度一无是处。只是即使是好的制度，也不一定有好的结果。那执行制度的人，甚至那制定制度的人，其实也会将制度玩弄于股掌之上。如今的学界是有制度问题，又不仅仅是制度问题。中国的制度真正成为制度可能要经过长期的努力。在这个期间，我们更需要周瑞金这样的人。

刘乃银文章尖锐地指出，目前学校已经不是净土，学术领域也早已不是圣殿。人们关心的不是教授有没有学问，也不是博导到底能不能指导博士。不学无术，斯文扫地，也不是新鲜事。高校的改革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制度的改革是诉诸社会，但是不管是改革前，改革中，还是改革后，道德自律永远是需要的。因此，周先生这样的人也是永远需要的。周先生在决定忍受火炉烤的时候，他才无愧于知识分子的称号。如果真正的知识分子可遇不可求，那教育制度的改革更迫切内求于己，多一点学术良心，多一点道德良知，多一点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心，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一群实际上的乡愿。

《中国青年报》就博士论文的热烈讨论，终于引起了国家通讯社的关注。新华社资深记者朱玉经过深入的采访，在2003年9月11日以“新华视点”专文向全国发表了题为《说“不”的勇气――一篇博士论文未获通过的启迪》的长篇通讯报道。记者在第一小标题“进退维谷兼左右两难”下详细报道了我对博士论文说“不”的心路历程 ，接着在第二小标题下“成美不能成人之美”详细报道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成美教授的心路历程。

报道说，“与周瑞金有类似痛苦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同为博士生导师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老人名叫成美。……成美老师也是看了论文后，觉得质量不高，不想成人之美，找了个理由想婉拒参加论文答辩委员会，但最终未能推辞。……让成美老师不想参加学术答辩的另一大原因，是论文作者的导师，为新闻界中声名斐然的前辈，论文答辩时，作者的导师会一直在场。作者本身当然也在媒体业内有一定地位，而且成美老师也曾应作者之邀去其单位作过讲座。”

记者在第三个小标题“要制度还是要周瑞金”下，有针对性地写道：“难道说，不能用回避制度来约束这一切，让周瑞金既保有学术廉洁也保持了朋友之情？回答说：道德和制度不是两个对立的东西，在强调制度作用的时候，不能忽视道德的作用。即使是就回避制度本身而言，也不是尽善尽美的。另外，就我们国家学术研究的现状而言，博士生一般都在导师研究的领域选择论题，而相关的专家大都很熟，在这样的情况下，坚守学术良知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抉择。道德固然不是万能的，制度同样也不是万能的，再好的制度也要人去实践。

制度需要人执行，学术良知也任凭人把握。只有制度和学术良知的互动，才可以使学术道德的栖息地牢不可破。正因为人的因素不可剥离，所以身处其中的周瑞金必定苦恼，应了他自己著作中的一句话――宁作痛苦的清醒者，不作无忧的梦中人。周瑞金气血充沛又充满善意的阅评意见在答辩现场被朗读。在场的答辩委员们事后说，真想当面对周老师表达敬意。”

新华社记者朱玉这篇通讯播发表后，全国有10多家省市自治区的报纸在第二天（9月12日）纷纷转载，这起博士论文事件从此便由北京报纸的关注和讨论，扩展到全国媒体的关注和议论了。我当时就收到全国各地读者给我发来的短信、电话和信件。我真没有想到一篇博士论文的阅评意见，竟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也许真的应了新闻界的一句行话：击中了社会绷紧的一根弦。

不想辩白的辩白

事情并未到此结束。博士论文评阅事件成舆论热点后，我成了焦点人物。2003年11月22日，上海市记协安排我与《新民晚报》总编辑金福安，陪同来上海参加传媒业博览会论坛的香港新闻代表团参观。金总原是我在解放日报工作时的老同事，他一见到我，就十分热情地聊起我前不久评阅一篇博士学位论文的事。他告诉我，上海新闻界有人不理解我为什么这样做，究竟是为了自己扬名，还是为了个人恩怨，流传着许多传言。他说不相信我会为个人扬名或恩怨做这种事，认为这不是我的人格。但有人继续在新闻同行中散布不实之词，所以建议我通过适当方式把具体经过说一说，澄清一下事实，免得传言继续流传。

听到这种议论，开始我并不想为自己辩白，因为退居二线后我犹如闲云野鹤，看淡个人得失荣辱事。“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世事从来如此，何必计较。想不到第二天，我作为主题演讲嘉宾参加“2003中国（上海）传媒业博览会论坛”，遇到另外一些新闻界朋友，他们也同样向我问起这件事，还说是市记协有的领导在上海新闻界传播的，以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个别研究生也受此影响，在报上写文章提出，不能让一个人否决一篇博士论文。这才引起我的警觉，我认为个人可以不予计较，但涉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声誉，我可担当不了。于是，我就提笔给金福安总编写了一封“不想辩白的辩白”的信，要求他适当时候在《新民晚报》上刊登一下，以澄清不实之传言。

在信中我提出，我只是论文其中一位同行评阅人，并非论文命运的决定者，但是我不否认我的评阅意见对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的审核答辩起了一定作用。然而，真正决定这篇论文命运的，是它本身的质量。在评阅意见的最后，我建议应当由答辩委员会主席找论文作者谈话，提出论文不合适之处，劝说作者在导师指导下，限期进行认真修改后答辩。我期望作者再花一番苦功夫，提高论文学术质量，下次能顺利地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不负三年的苦读。我完全是以一个朋友、同事的态度对论文进行有理有据的评阅，倾注了我作为老党报工作者的一份真情和一位博导的学术良心。

最后，我写道：“我想尊重事实的最好办法是公开。我打算在一定时候公布我的评阅意见，相信到时候自有公论。论文作者有不同意见也可以提出反批评，我相信他读了我的评阅意见也不会得出我是故意与他为难的结论，只要他不抱成见，这点我可以肯定。”

金福安总编收到我这封信后，打电话告诉我，信把论文评阅经过说得很清楚了，是有说服力的。他赞同我先发表这封信件，以后有机会再公布我的博士论文评阅意见。《新民晚报》于2004年1月15日在副刊“夜光杯”全文刊登了我给金总的信。这封信发表后，不实传言就不再流传了。

国内博士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学术规范 文中引用 引用规范

分类号 G250.13

Discussion on the Citation Criter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Zhao Yue， Qu Weiqun， Zhou Hang， Chen Peng

Abstract This paper？takes several journal papers and dissertation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reas as examples， analyzes the citing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nonstandard phenomenon in the related literatures etc. Accordingly it draws a conclusion that the serious nonstandard phenomenon is existing in the present dissertations and the authors prefer citing by using report type etc. In addition， some suggestions are given on the citation criterion standardizing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aspect of bibliographic standards， students， tutors，defense experts，education management department，the paper author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he journal editors and the respondent experts.

Keywords Academic standard. Literature references. Citation criteria.

0 引言

文献引用是期刊和论文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联系科学继承与创新的重要纽带。”[1]在写作过程中，能否准确并规范地引用文献，反映了作者的研究态度是否严谨。文献引用除了体现科学的继承性、尊重知识产权、便于对稿件创新性鉴审等作用之外，在期刊评价、论文影响力评价以及人才评价中的作用日益凸显[2]。1999年，科学技术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联合制定了《关于科技工作者行为准则的若干意见》，其中第六条规定“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和管理自己的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在科研论著中引用他人的成果，必须注明引证出处;未参加研究或者论著写作的人员，不得在论著中署名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严禁抄袭他人著作、论文或者剽窃他人科研成果的行为。”2002年，教育部进一步提出《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文中提到“端正学术风气，加强学术道德建设成为当前我国高等学校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2009年科技部出版《科研活动诚信指南》重申学术研究规范，对学术不诚信要采取“零容忍”政策。文献引用规范是学术研究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索文献引用中的不规范，可以为学术规范引导提供借鉴和参考。

1 学术文献引用研究简评

引文是科学对话的一种方式，是学术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引文是作者告诉读者在自己的作品中哪些观点、资料是来源于他人文献，是作者在认可的学术理念和规则影响下产生的、可以考察分析的一种学术交流现象[3]。引文规范“是引用者遵循学术共同体（行业协会、组织或学术研究管理机关）根据学术发展规律参与制定的有利于学术积累和创新的关于文献引用（引证）各种准则和相关要求，是衡量文献引用（引证）是否规范的标准（准则）。”[4]目前，我国对文献引用规范强调的重点是文后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国家在1986年《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1987），2005年又将此标准修订为GB/T 7714-2005。但该标准的出台只是促进了文后参考文献著录格式的规范，而学界所重点关注的学术论文文中引用规范却缺少一个得到大家认同或国家推行的标准。针对学术论文中大量出现的文中引用不规范现象，国内很多数据库服务商推出了系统，虽有一定效果，但却引发了部分投机者在文献引用中随意修改表达，有的甚至曲解了所引用作者成果的原意，这种现象违背了著名科学社会学创始人默顿（Merton）[5]所倡导的对科学发现优先权的尊重。

文献引用受引用动机的影响。引文分析创始人加菲尔德（Gar eld）将作者的引用动机概括为十五种类型[6]，而布鲁克斯（Brooks）则进一步将引文动机归结为三组七类[7]，其所认定的三组类型是：①说服、正面评价、新颖性和社会认同;②负面证据;③提醒和操作型信息。由于引用动机主要涉及学术道德方面的约束，而引用方式却可以作为引用规范被倡导和推广。朱大明[2]通过调查提出了四种常见的引文模式：“摘录式引用即作者将参考文献中的语句、段落、数据、公式、图表等的原文直接引用在自己的文章中。复述式引用是指作者用自己的语言复述所引用参考文献中的内容概要。报道式引用和复述式唯一不同的是报道式引用运用的是高度概括的语言。指示式引用是指作者只在文章中提到了参考文献的论题或相关内容，但未明确表述所引用的具体内容。”本文尝试以实证调查的方式，用详实的数据分析文中引用不规范现象的表现。

2 文中引用规范调查――以图书情报领域部分论文为例

2.1 数据采集

在图书情报领域选择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作为数据源。期刊论文来自2013年部分CSSCI来源刊（《情报学报》《图书情报工作》《中国图书馆学报》《图书馆建设》）和非CSSCI 来源期刊（选择的非CSSCI来源期刊出版相对正规，如《大学图书情报学刊》《情报探索》《图书馆学研究》《科技文献信息管理》），涉及八种期刊50篇文章，获取256条引文信息，并对此256篇中文引文进行了追溯，共追溯到230篇引文的全文信息，有26篇未能追溯到原始文献。学位论文来自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的硕博士论文，共24篇，引文涉及154篇中文期刊论文，共追溯到其中中文期刊类引文的全文128篇，有26篇未能被追溯到。合并追溯到的引文全文数据有358条。

2.2 数据统计与分析

2.2.1 文中引用方式的统计

参照朱大明所总结的文献引用的四种分类方式，按文摘式、复述式、报道式、指示式四种引用表述方式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调查发现，在调查样本所涉及到的410篇中文期刊论文文献中，有13%的文献没追溯到原文，硕博士论文比例较高分别为18%、15%，核心期刊8%未追溯到原文。表1、表2列出了调查样本的统计数据。

根据表1、表2，我们发现，报道式引用表述是作者引述文献的主要方式，共147篇，占所有可追溯文献的41.06%。摘录式99篇（27.65%），复述式82篇（22.91%），指示式最少，为30篇（8.38%）。在报道式引用中，期刊论文的引用不规范比例（4%）较硕博士论文（2%）高。

硕博士论文相对期刊类文章不规范程度较高，其中期刊类论文不规范比例为12.61%，硕博士论文不规范比例为21.09%。

2.2.2 文中引用不规范现象的统计

朱大明[2]通过调查提出文献中引用不规范现象主要有“滥引”“用而不引”“过度引用”“模糊转引”四种。其中“用而不引”是指在论文中使用了他人的研究成果但不加说明且不注明出处。“模糊转引”是指“盲目转引或故意转引，即是作者在某‘中介文献’中看到了该中介文献引用的文献而不加以亲自阅读和分析就将其转引到自己的论著中”[8]，造成引用失真。这两种情况在实际统计过程中，通过追溯原始文献的方法暂时无法核实和统计，因此本文只对“滥引”“过度引用”二种不规范现象进行分析与统计。

“滥引”有两种形式：一是指论文写作时为了文后参考文献的数量等临时拼凑，把与论文主题无关的文献、甚至是没有参考和引用的文献作为文后参考文献（追溯不到原文）。如学位论文《利用引文分析图书馆学的相关学科》引用的《关于情报学相关学科的定量研究》一文，经核查并无引用。二是大量直接引用原始文献内容却不加注引号。如《图书馆实名认证微博的话语责任探析》一文在引用《微博传播的十大特点及对言论生态的影响》时，直接引用了135个字而未标注引号。

“过度引用”表现为作者没有非法占有或侵犯他人著作权的主观故意，过多引用了不必要的文献但符合引文著录格式（文中标引，文后著录）[9]。过度引用又包括过度引用内容和过度引用观点两种。例如：《高校图书馆社会开放的困惑与思考》一文在引用《我国高校图书馆面向社会开放现状调查》时，引用了原文136个字;《高校图书馆馆藏学科“核心出版社”评测研究》在引用《基于组合权重的灰色关联理想解法及其应用》一文时，将被引文章的多数标题（被引文献实质内容）引用在自己的文章中，这些都可以看成是过度引用，甚至是学术抄袭。

在追溯到的358篇文献中，有108篇存在问题，其中52篇未追溯到原始文献，56篇可追溯参考文献中存在引用不规范现象（详情见表3）。

根据表3，我们看出：滥引是作者在引用过程中出错最多的不规范现象，占所有不规范引用的73.21%。对于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两者在滥引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具体分析如下：①不加引号20次，占35.71%;追溯不到原文21次，占37.5%;②期刊论文比硕博士论文滥引的不规范比例要低，分别为26.79%、46.43%，期刊论文和硕博士论文不规范引用的平均字数无明显差异，分别为68、69。

“过度引用内容”在引用过程中出错较多，占所有不规范现象的17.86%;在引用过程中出错较少，占所有不规范现象的8.93%。

核心期刊中，“追溯不到引文”和“过度引用”的现象比例较高，占75%;非核心期刊中，“追溯不到原文”现象出现最多，占53.85%;硕士论文中，“不加引号”现象出现最多，占40%;博士论文中不加引号现象出现最多，占40%，过度引用观点现象最少。

3 文中引用现状总结

3.1 作者倾向于用报道式引用表述方式

作者倾向于在引用过程中用高度概括的语言将引文的内容表述在自己的文章中。一方面，报道式引用表述可以很好地避免由于大篇幅引用他人文章而造成的学术不端行为。另一方面，报道式引用表述应用面广泛，无论是研究性论文、综述，还是评论性的文章，报道性引用表述都可以发挥其作用。而报道式引用表述也存在一定的弊端，例如对“高度概括的语言”没有准确的定义和衡量标准，容易让作者有机可乘。

3.2 作者对参考文献文中引用表述规则的认识不统一

作者对文中引用参考文献的认识不足，导致不同作者的论文出现了很多种文献引用方式，同时也出现了很多种文献引用错误。例如，有些作者引用别人的文献，仅仅是标注了参考序号，并没有加以引号说明，这样容易给人造成误解，不清楚到底多少内容是引用了其他作者的。“其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不知道有直接引文一定要标注的规定;二是可能因为他在收集资料时没有及时记下资料的出处页码，以后又没有重新查找，或者重新查找后仍然查不到出处页码。”[3]这会造成引用失真，在学术研究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另外，有些作者缺乏规范意识，对参考文献的作用认识不够，甚至对现实中广为强调的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也不重视，这可能是导致文中引用不规范多次出现的主要原因。

3.3 文中引用不规范现象严重

调查结果表明，文中引用不规范现象普遍存在，特别是学位论文较期刊论文不规范现象还严重，甚至出现一篇论文存在多处引用不规范的现象。分析其原因，一方面，硕博士论文审核力度不如期刊审稿标准高。导师可能只重点把关论文内容及其科学性，而将参考文献规范的审核交由学生自己完成。另一方面，可能与学位论文的答辩机制有关。答辩评委可能由于时间的关系没有仔细审读论文，只关注论文的结构与逻辑，至于论文写作规范审核仍交由指导教师和学生来完成，其结果可能是虽强调了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但文中引用是否规范却被忽略，导致学位论文文中引用不规范现象较为普遍。

4 建议和措施

4.1 在全国范围制定并执行统一的中文文献参考文献文中引用规范

从错误分析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引用标准的模糊性以及重视不够是引起错误的首要原因，无规可循或虽有规范但内容不具体也不统一，为论文作者的不合理引用带来一定隐患。所以，首先应从应用最广泛的报道式引用表述方法开始研究，出台中文文献文中引用的统一标准，参照国内外多数期刊文后参考文献文中引用规范，由国内图情领域著名大学和中科院牵头制订并试行后在全国宣传推广。

4.2 以研究生群体为主要对象严格进行学术规范督促与审核

研究生是学术新人，加强对他们的督促与审核有助于学术规范的推广。中国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强调建立以导师为主的指导小组，实行个人指导即导师与由5～7人组成的教研室集体指导相结合[10]。我国的研究生培养重视入学考试高于后续的培养，因此造成研究生入学后安逸而缺乏学术督促，学术不规范现象严重。基于这种现象，我国研究生培养制度可以效仿美国的高淘汰制，在课程和毕业论文双方面严格要求学生。现实中，国内的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字数变得越来越多，有些博士论文动辄15万字以上，这给学生带来很大的毕业压力。部分研究生会迫于大量的学位论文字数要求和参考文献数量要求而选择抄袭、滥引等行为，这是文中引用不规范现象甚至一切学术不规范现象的主因。为了减少这种现象，研究生和博士生培养制度可尝试在重审学术创新的前提下，降低学位论文的篇幅字数以及参考文献数量的要求，让学生减小写作压力从而提高写作质量。

4.3 提倡论文作者提交论文时附上引用的文章全文

无论是学位论文的答辩，还是期刊编审在审稿时，都要严格审查论文中的参考文献。建议审稿时要求论文作者在上交文章的同时附上参考文献的全文，这样做的优点是避免作者为了提升自己论文质量而滥引著名学者的文章造成的追溯不到原文的现象。另外，这一举措会督促作者规范参考文献的引用，减少不规范引用现象的出现。同时，导师和编辑社应对不合格论文进行严肃处理，对虚假引用、错误引用、不规范引文现象特别多的论文给予打回处理。

4.4 创造遵循学术道德的社会氛围

制定各种引用规范和加强文章审核标准都是在表面上治理学术不规范现象，只有论文作者从自身做起，遵守学术道德，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学术不规范现象。第一，论文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应培养严谨的研究态度，积极独立思考，保证论文的科学性和创新性;第二，论文作者在写作时，应尊重他人学术成果，引用文献时应如实进行标注;第三，认真研读现行的参考文献引用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5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