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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概念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3-0104-02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今社会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重视，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一种集中体现方式，因此保护“非遗”是对人类的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功在千秋的保护。根据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下简称《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根据我国2011年颁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2条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这两个法律文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界定如出一辙，现阶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也没有太多理论上的争论，因此本文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就采用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的定义。
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非遗”的定义，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存在于全人类发展进程中的必然产物，我们看到的很多“非遗”内容可能是以依赖一种物质来表现或一定物质形式表现出来，比如一种音乐的演奏乐器，一项技艺的制作成果。但是，那只是它的一种表现方式，而实质重要的是传承人所掌握的文化本身，它是不能像物质一样脱离人类自身独立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始终与人类特定群体的生活、生产精密联系，并逐步形成。早在2007年，我国的第二个“文化遗产日”活动会展期间，总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做过意义深远的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几百年、几千年传下来的，为什么能传下来，千古不绝？就在于有灵魂，有精神。一脉文心传万代，千古不绝是真魂。文脉就是一个民族的魂脉。今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传承民族文化的文脉。”总理所指的“文脉”在笔者看来，就是一种人类的创新形式，是一种全民族的世代传承，要使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蓬勃的传承下去，使“文脉”能继续有力地跳动，而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正是这个“文脉”延续的必然要件，所以说，我们要重视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基础作用，要切实加强对传承人关心与支持。
一般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个体传承人传承，如口头文学、表演艺术、手工技艺、民间知识类的民俗文化等；二是群体传承，如婚庆礼仪、民间节日等民俗活动，一般属于民众集体共享并依循，为民众集体拥有，也需要民众集体的世代传承。可以想象在前一种形式中，个体传承人是“非遗”的重要传递者和承载者，最初的始创者用自己的辛劳汗水与智慧结晶，创造了“非遗”的精湛的技艺和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他们又世世代代承载着“非遗”，使得我们现代人能继续保有丰富多彩的文化成果。传承人在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如何界定“传承人”的范畴，同时“传承人”又有何权利与义务？当前学界大致存在以下两种观点。
黄玉烨先生认为“出于保护国家重大利益的需要，国家还可以依法公开宣称自己是某项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人。”田文英先生则认为“那些进入公有领域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其传承人和作者的权利都应该由国家来行使。国家也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主动收集本国濒临失传的有价值的民间文学艺术的材料，使自己成为传承人。”“由某个社会组织依法发掘研究并持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该社会组织是传承人”。显而易见，他们主张的是：很多传承人不明，没有具体传承人的内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是上文中提到的第一种传承类型的非遗，比如说：一些民间节日、传说、礼仪风俗、生活方式等等。这些遗产是根植于民族群体的日常的生活之中，是整个少数民族群体拥有的。这些非遗没用限定于某一个具体的人或是团体的传承人，而是靠一个族群或国家来传承的。因此，可以将国家和族群认定为传承人，更有利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另外有学者认为，传承人的范围不包括国家或群体。如李磊先生认为“民间文学艺术”是指由一国群体创作，因此，民间文学艺术传承人应该是一些具体的公民或者单位，这些公民和单位在民间文学艺术传承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宜将国家列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传承人。从上述论述中，可见李磊先生认为“国家”既不是传承人，也无传承之功能，更不能成为传承主体。对此，笔者认为，导致前述问题产生的实质问题是他们混淆了“传承人”和“传承主体”两个不同概念。前两种观点认为传承主体即等同于传承人，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能由传承人的方式传承。这种方式容易将群体的权利与个体的权利混淆起来，使得民众集体都成为了传承人，让本应该保护的人没用得到切实保护。俗话说“都有等于都没有”，如果依照前述观点会使得“传承人”的概念空泛化。后一种观点，只提及了“非遗”个体传承人的作用，而没有确认民众族群和国家也是当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只单纯地认为国家应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李磊先生所说的观点，“国家不拥有传承文化的作用”，笔者认为此种观点比较牵强。众所周知，众多自然人的组合才是一个国家的基础，这些特定的自然人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拥有共同的文化和思想，那么“国家”这个由众多自然人组合而成的群体也是理所当然成为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主体。同时可见民众族群与国家在非物质文化传承中起到了与生俱来的当然作用。
综合当前学者们的主流观点，笔者认为，民众族群和国家也是文化传承主体，他们都有保护、弘扬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当本国家或民众族群自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侵害之时，他们亦能行使维护正当利益的权利。尽管，现阶段并没有立法，但在法理上这是可行的。可借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具体个人传承的情况下，由族群或者国家成立一个特定机构来负责管理，并且可以授权使用其所管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收取一定费用，用于本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振兴，或者当相应的权利被侵犯之时，可以代表受侵犯的相关方面去采取合理的方式去维护权益。传承主体在理论上包涵着传承人，很多人可能共享或者共同掌握着某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也可能有很多传承主体，但并不是所有传承主体都能成为传承人，只有当符合相应必要条件时，才能成为合法的真正意义上的传承人。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没有明确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而是规定了成为传承人的条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三）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对于这三个条件，应该是要求同时具备，才能成为所谓传承人。同时，回顾一下在200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中，规定了单位或团体可以作为传承人。但是，在2011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并没有采用团体、单位传承人这样的规定。可以看出，传承人是必须具备一定条件，同时是针对可以由个体传承的“非遗”所设置的。传承人应该是指个体，而不能是国家或者团体。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祁庆富教授对“传承和传承人”的学术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分析，把“传承人”的概念定义为：“在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艺、技能，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有影响力的人物。”笔者梳理了各家观点，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传承人的要求的基础上，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定义为：能熟练掌握国家或地方政府认定的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并在本领域内有较大影响力，为公众所认同，并能积极开展传承活动的个体。其特征具体如下。
第一，能熟练掌握国家或地方政府认定的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个体传承人作为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实际掌握者，必须是通过国家或者相应地方主管部门的认定并且许可。这是作为个体传承人的合法基础。
第二，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本领域内有较大影响力。对于传承人所掌握的“非遗”项目，不能简单归结为掌握某种技艺或者某种特长，需要实际扎根于某个特定领域内，并且能够形成较大的影响力，从而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典范。
第三，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需为公众认同并能积极传承。传统文化丰富多彩，良莠不齐，这里定义的“非遗”项目必须是健康积极，并能为民众集体喜闻乐见，并能使得世代传承的文化成果。
非物质文化作为社会文明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不仅是个体传承人还是民众族群与国家都是传承文明的使者，我们要始终如一予以重视，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工作与生存环境，以期更好地将非物质文化继续传承并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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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田文英.民间文学艺术传承人的法律地位[N].中国知识产权报，2002-07-05.
[5]李磊.论民间文学艺术传承人的法律地位[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
（云南农业大学 科学技术史研究所，云南 昆明650201）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千百年来留下来的宝贵财产，民族技艺传承人则是传递者。“知识产权”诞生于工业时代，其特点便是将财产私有化。“传统化”与“私有化”构成了民族技艺传承中的传承人和知识产权的矛盾。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民族历史发展的见证，是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传承人掌握并承载着传统技艺的知识和工艺，对其进行保护意义重大。
关键词 ：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养；知识产权
中图分类号：G 127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4.390X(2015)01.0030.04
收稿日期：2014.09.11修回日期：2014.09.30网络出版时间：2015.01.0713：06
基金项目：云南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专项基金项目“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研究”（2013K002）；《云财教10年288#助学成才》子项目资金资助；2013年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云南少数民族技艺传承人培养模式研究”（J108）。
作者简介： 高慧玲（1988—），女，山西忻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史研究。
*通信作者：秦莹（1968—），女，湖南益阳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科技人类学、科技史研究。
网络出版地址：http：//cnki.net/kcms/detail/53.1044.S.20150107.1306.007.html
Skill Inheritors Training and Knowledge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Intangible：
A Case of Yunnan Province
GAO Huiling， QIN Ying， LI Changh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201， China ）
Abstract：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valuable property left by human for over one thousand years， and national craft inheritors are the transmitters. Howev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was born in the industrial age， its characteristic is the property privatization. Tradition and privatization forms the conflicts between inheritor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e course of national craft heritage. Minorit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the witness of national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precious state spiritual wealth， inheritors master and bear the knowledge and traditional craft， they should be protected， which is significant.
Keywords： inheritor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ors train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途径主要是通过对民族技艺传承人的培养来进行。当前民族技艺传承人的培养模式主要是通过拜师、祖传以及高校的培养和媒体的传播来进行的。这种模式的特点便是大众化、普遍化。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文化价值的认识提升，“知识产权”意识逐渐深入，它将乡土知识、文化思想两者结合，对其进行保护，说到底，便是对其私有化。那么，传统培养模式的“大众化”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私有化”两者如何兼具和发展，是当前存在的一个现实问题。
一、民族技艺传承人培养现状
“留住手艺”似乎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热词，大众传媒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来拍摄、记录，从而呼吁大家将手艺留住，这其中的主人公便是技艺的传承人。
纵观历史，政治风云变幻，技艺传承人的命运也与此息息相关。从我国的国内情况来看，在20世纪的上半叶，我国长期处于战乱中，这就使得民族技艺传承人一直处于动荡和不稳定中。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这一历史，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的逐步发展，大的背景给技艺传承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且良好的环境，但同时也出现了两种走向：一方面，由于国内政治发展和政策的变化，加大了对民族民间手工艺的开发力度，一部分手工艺发展成了新的产业，同时给这些技艺传承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手工技艺的传承人不仅发展了数百年的手工技艺，也受到了应有的保护，新的传承人队伍也不断壮大。这其中的典型代表如：大理的扎染，鹤庆的新华村制银；当然，在此过程中，一般的传承人培养便是师承传承和家族传承，这是中国千百年来的传承模式，特别在云南少数民族的技艺传承过程中一直占据主体地位。这种传承模式的好处是技艺和文化很好地传给传承者。除此之外，许多高校也开始聘请一些资深技艺者，为学生们讲解、传授民族的文化、技艺，促进成为技艺传承的载体，从而成为技艺的传承者。
另一方面，一部分手工艺因为某些特殊性和局限性并未得到开发，比如像口头文化传承人，民间音乐、歌舞传承人等，他们无法从事其他工作，生活的艰辛将他们击倒，有的艰难度日，有的病缠床榻，这极大地影响了技艺的传承，同时也影响到后辈们对此学习的积极性，对成为传承人失去兴趣，从而造成我们民族技艺的流失。
二、云南少数民族技艺传承人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
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深入，我国对民族技艺传承人的知识产权保护关注加大，除了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对传承人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云南省文化厅编著的《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录》中收录了差不多230位传承人，所收录的传承人囊括：民间艺术（铜锅舞、花灯戏等）、手工技艺（户撒刀、白族扎染等）等等。在对传承人的认定方面，云南省文化厅、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在2010年下发了《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试行）》，共十六条，主要包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进行定义，对如何申报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人需履行的义务以及政府及相关部门对传承人的资助等，这些都促使云南少数民族技艺传承人对民族传统技艺知识产权意识的认识。
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就包括石林彝族自治县所申报的民间文学“阿诗玛”等等。他们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通过一些行政保护措施以及通过法律法规（民事措施）来进行保护的；调动专门人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传承人展开普查，普查的内容及方向囊括多种，比如医药、手工艺、艺术等等，随后经过严密的整理、筛查、编排后，对其进行申报。在调查过程中，如若发现一些“非遗”的文化传习场所需要修建，则会投资重修；如若发现某些文化即将失传，则政府部门会安排小组，集中专员对其抢救。例如石林县的三弦，因为多方面的原因，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不愿意再学习制作以及演奏三弦的手艺。针对此类问题，当地有关部门进行极力地抢救、扶持，建立了专门的三弦演奏队，对其进行培养，现已发展壮大。到目前石林县已经拥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3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2名，县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30名［1］。
除去上面的行政保护措施，另一方面就是民事保护措施。主要包括著作权保护制度（石林县搜集了与阿诗玛有关的各种版本“资料”论文，编辑出版了阿诗玛文化丛书）、商标权保护制度（石林县制定了“石林彝族自治县关于促进企业创名牌名品的实施意见”，鼓励全县企业争创三级名牌）、专利权保护制度（石林县着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部分工艺美术品申请外观设计）。
以上提到的都是政府措施，那么对于技艺传承人本人而言，知识产权保护似乎还很陌生。
第一，传承人对“知识产权保护”这个概念不懂。即使听到过这个名词，但他们也不会认为自己拥有的技艺具有知识产权保护的价值。例如，苗族锦鸡舞的传承人，好多拍摄者都会将他们在一些场合下的舞蹈记录下来，并且刻成光盘进行售卖，但他们并不认为这有何不妥。
第二，有一些传承人开始对知识产权保护有了朦胧的意识。例如一些户撒乡的阿昌族传承人，已经有了朦胧的品牌意识。他们的户撒刀上会印有如下标志：
第三，少量的传承人对品牌经营比较注意，并且已经持有了知识产权。最典型的就是白族的蜡染。
三、民族技艺传承人与知识产权的矛盾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传承人应“掌握并承续某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定区域或领域内被公认为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等三个积极条件。然而在现实的操作中，很难界定谁才是真正的传承人，再加上，现在很多地区的人对传承人这个词汇并不是很懂，最重要的是他们对这个问题并不关注，或缺乏这种意识。因此除了国家认定的，还有许许多多未被认定的传承人。例如云南德宏州户撒乡阿昌族的张师傅，他们家世代都是做户撒刀的，但由于他们并不知道传承人的说法，也不懂得申报，所以他们并没有被认定为户撒刀的传承人；又如云南德宏州三台三乡德昂族老人邵师傅也是类似的情况，他们从小就会建造他们本民族的房屋，因此他不觉得这是一种独特技能。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千百年来留下来的宝贵财产，它是传统的、大众的，其中，传承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息息相关，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延存下去的活态载体。而“知识产权”诞生于工业时代，封建社会的“特权”与知识产权的起源追根溯源，知识产权起源于封建社会的“特权”，即封建社会的地方官吏、封建君主、封建国家以榜文、敕令、法令等形式授予发明创造者、图书出版者在一定期限内的专营权、专有权。因此知识产权将知识、思想的结晶明确主体，从而开始对其进行保护，说到底，便是对其私有化。那么，我们传统的培养模式的“大众化”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私有化”就构成了民族技艺传承人培养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矛盾。这种矛盾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我国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法难以达到对民族技艺传承人的永久保护。例如，在知识产权的整个体系中，独创性的价值趋势与时间紧密联系，成反比关系，因此他的保护期限是有限的，与之相反，在民族技艺传承人的保护中，独创性的价值趋势与时间成正比关系，这是因为，在传承的过程中，一些知识体系得到补充、完善、升华，其价值随着时间的沉淀更加值得挖掘。所以，知识产权保护法与民族技艺传承的无限延续性特点不相符合。
第二，知识产权体系与少数民族技艺传承人的保护相冲突，存在许多难以规范和保护的问题。例如，白族的扎染工艺，许多白族人都会扎染这门手艺，所以它的权利主体很难确定，因为它的传承人是一个不特定的群体，但是在知识产权体系中却不同，它具体了权力的主体，必须是特定的组织、法人，或者是自然人［2］。又如，在口述文化中，口述者与记述者，谁拥有知识产权也是一个难解的问题。被誉为“西部歌王”的王洛宾，为了收集整理我国西部民歌，他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终于使得中国的西部民歌传遍世界。但他只能作为他所收集、整理的民歌传承人，而非这些西部民歌的创作者和所有权人。他能享有的权利只是对这些西部民歌在创作作品的著作权，而非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有权，因此他根本没有权利授权其他组织或个人使用这些民歌，更不能因此收取费用［3］。
第三，技艺传承人培养重在对民族技艺的保护，而并非效益的实现，这与知识产权的中心思想：开发文化资源、实现经济利益相矛盾。
四、“非遗”视野下的传承人与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构建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得以保护得以传承的重要纽扣，因为他肩负着特有的技艺和知识，因此对传承人进行保护急不可待。如何进行保护， 主要从三方面入手。
第一，尊重民族技艺传承人意见，培养知识产权意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是其本民族的传承人，因此在保护的过程中，不能以搜集资料进行保护的名义，将该民族的文化遗产进行转移，而是应该充分尊重民族技艺传承人的意见。关键还要培养少数民族传承人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从而加大该少数民族的技艺传承人对本民族非物质文化传承和创新的积极性。
第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传承人的界定做到合理。由于少数民族技艺的传承人是一个不特定的群体，权利主体难以确定，因此在确定代表性传承人时需要一个健全的法律法规来对其认定。所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极其重要［4］。
第三，对知识产权理论进行改进，使其与少数民族技艺传承人保护的矛盾点下降，争取达到相互契合。几千年以来，至于今日，云南少数民族技艺人的主要传承方式依然是：师承传承、家传传承、学校传承为主。技艺可以传承，技艺传承人也可以获取相关独特的技艺。在同个地域，甚至出现几个技艺传承人以家传和师承出较多的新传承人，这些人获取了相关的技艺，那么由此而带来的知识产权问题如何划分、规划以及如何用行政和法律的手段来确保，笔者认为，还应对知识产权理论进行创新，将技艺传承人培养、技艺传承人、知识产权保护等三者有机结合起来［5］。
第四，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法制化。例如近年来，口述历史的方式在传承人研究中很是引人注目，值得一提的便是云南石林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当地政府通过搜集各种资料以及传承人的口头叙述，将其编辑成册，这种方式就是典型的著作权保护。除此之外，商标权保护制度也是“非遗”保护的一个重要途径。商品若含有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的特征或理念，则该商品就可以注册集体商标申请被保护，同时，如若该注册的商标侵犯了少数民族非遗的权利时，国家便可以撤销或者拒绝该商标注册。与商标权保护制度类似的还有一个专利权保护制度，针对的对象可以是特定民族民间传统的手工艺。
五、结束语
云南民族传统技艺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积淀与智慧结晶的融合，不仅仅具有民族的特性，更是跨越地域、跨越群体，同时其继承与变异的特性也相生相伴。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的重要载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谓是息息相关。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和发展是由少数民族部落、群体以及社会交往群体的知识传统体系构成的，这些传承人通过不断的保存、传承和创新将其不断地发展壮大。
虽然说少数民族技艺传承人的权利主体和独创性的确定难之又难，但是它具备着知识产权的一些特征，因此，当务之急是对知识产权理论进行改进、创新，使其与少数民族技艺传承人保护的矛盾点下降，争取达到相互契合。同时，为保证少数民族技艺传承人的权利，建立权利代管机构是必不可少的，管理机构可以以具体的形式对权利进行固定，这样在一些具体的诉讼过程中可以很明确的了解诉讼主体［6］。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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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阳木雕“活态性保护”的方法与途径
对非遗进行活态性保护，是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主要目的的，对非遗传承与发展的核心和文化生态进行保护，即对传承人与文化生态圈以及其物质形态产品进行保护。结合东阳木雕的产生背景、发展历程和最终呈现形式。我们认为，东阳木雕作为传统民间技艺，只有在活态性生产实践中才能真正实现对其的保护与传承。鉴于此，本文涉及的活态性保护的方法与途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对传承人的保护。“在非物质文化保护中，‘传承是核心、是灵魂。’而‘传承’这一生活行为和方式是要靠‘人’来实现和完成的，如果没有了传承人，就丧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传承人坚持非物质文化的生态延续，其保护与传承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所以，对传承人的保护必须放到保护的第一位，并做到有的放矢。然而，何谓传承人？传承人就是“在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艺、技能，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有影响力的人物。”我们在“传承人”的定义中不难发现，传承人是把自身所掌握的杰出技术、技艺、技能以某项遗产进行展示与传承。其重点在于“传”与“承”两个方面：
首先，应先做好“传”，保证后继有人。东阳木雕主要也是依靠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传承，其在一定程度上极易走到人亡艺绝的境地。因此，我们认为，传承人应改变传统的传承模式，甚至需要摒弃此模式。广招徒弟，把自身的绝活传授给下一代，使其得到传承并发扬光大。而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我们认为，可以先做到一定量的积累，然而在量的基础上挑选有潜质的，并愿意为东阳木雕奉献毕生的学员进行着重地传授与培养。如传统的“拜师学艺式”，如此进行，一是为了尊重传统手工艺的传统，即“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传统习俗；二是为了传统的学艺方式得到保存，即师傅单独传授与徒弟的模仿学习。同时，也可以使得师傅所拥有的独到见解、独门技艺等能得到完整的传授。其次，应做好“承”，保证技艺的活态与不断层。我们认为，“承”即继承。东阳木雕来自民间，应扎根于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艺术和人文价值。因此，在任何时候，东阳木雕是不能脱离生产、生活而独立存在。所以，其必须需要传承人将历史上的创作内容、创作技法、手段、材质等内容在实际生产一线得到继承与应用的。同时，传承人必须结合自身的艺术修养、审美情趣、个性等对其技法进行创新与发展。结合当下外部环境，我们认为，其可以通过走市场化道路来实现。但在传承人的技艺与产品展示中，主要是对传统技艺的展示和具有较高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的作品的展示，以此来凸显技艺的本真性、人文性、艺术性及收藏性等价值属性。
文化生态区的保护。文化生态的保护是非遗保护的重要内容，也是对当下非遗进行保护的重要方法与途径之一。在实际操作中，需建立相应的非物质文化生态保护区。文化生态保护区就是“在一个特定的自然和文化生态环境、区域中，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如古建筑、历史街区与乡镇、传统民居及历史遗迹等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传统手工技艺等相依相存，并与人们依存的自然和人文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和谐相处。”结合东阳木雕实际，我们认为，东阳木雕技能的传承形式等内容虽属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但古建筑中的装饰部件、传统家具用品等一切有形物质都是其具体表现形式的有效载体。我们在当下只是单纯的去保护其无形的一面，而不去对其有形载体进行保护，是单方面的不够全面的一种保护形式。其最终的保护结果往往是只能静态地、死板地，甚至会使得保护成果在当下的文化快速变迁中消逝的越快。因此，我们提出对东阳木雕文化生态区的保护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那么，文化生态区该保护些什么，如何保护呢？鉴于此，我们认为，东阳木雕文化生态区的保护应从对其有形文化遗产区和无形文化遗产两个方面进行。首先，应对其有形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形文化遗产在东阳区域内，现今主要是对其传统建筑装饰部件作品的整体保护。如对具有“江南故宫”之美誉的卢宅古建筑群进行整体性保护，从而使得依附在建筑上的木雕装饰部件也得到完整地、有效地保护。
其次，相对于无形文化而言，对其的保护相对较难些。如对东阳木雕传统手工艺的拜师学艺仪式、师徒传艺过程、口诀、禁忌风俗等有关内容的保护相对较难。对于该部分内容的保护不但需要相对较高、较大的物理空间，而且也需要一定的时空空间来承载。因此，我们认为，东阳木雕通过宏观的、协调的、有效地对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其发展与延续所需的根基得到了有效的、完整的保护，我们又何愁其技艺的流逝呢？通过生产性保护。东阳木雕是一门来自民间，并应用在民间实际生产一线的传统手工艺。因此，其具有生产性与实用性等属性。鉴于此，我们提出对东阳木雕这样的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生产性保护是符合其基本属性的。近几年，在东阳市委市政府的大力决策与支持下，东阳木雕走上了产业化发展道路，并在人才培养、人才基数、产品类型、产业及其群体的发展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现今注册的东阳木雕•红木家具公司共有2700多家，“木雕产业总产值已达200多亿元，税收近5亿元，出口额超14亿元。木雕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已近25%。”#p#分页标题#e#
东阳现建有东阳中国木雕城、吴宁东路木雕特色街、南马红木家具城等5家专业市场。通过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使得东阳木雕这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下被人们重新认识，并重新包装，从而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效果。“东阳木雕”的区域品牌，“东阳中国木雕城”等专业市场品牌不仅在空间广度上，而且在内涵的深度都得到了有效的传播和保护。结合东阳木雕手工艺属性以及当下的产业化发展实际，选择利用生产性保护方式与手段对其进行保护。生产性保护，顾名思义是通过生产的方式对东阳木雕的相关技艺、作品内容、作品呈现形式等，以实际的物品形式进行呈现。因此，我们认为，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应努力做到以下几点：首先，通过工艺美术大师对其进行生产性保护。该途径主要是利用工艺美术大师的创作才能、纯熟的技艺与技巧、个人品牌等，综合利用并发挥大师们的聪明才智在东阳木雕技艺上的施展。而利用该途径在对东阳木雕进行保护时，大师们应完全做到纯手工设计创作、雕刻、装配等，主要是为了凸显其纯手工性、艺术性、收藏性等价值属性。从而也完整的保存了东阳木雕技艺的本真性，可谓一举两得，同时，通过该种方式与途径实施，也可以回哺于大师们的创作热情，以及对东阳木雕保护的真情；其次，通过器械化、标准化、批量化的生产性保护。
该途径主要是利用现代的机器如精雕机在木雕产业中的应用。主要是通过精雕机的精准化、标准化、批量化等优点，减少传统木雕纯手工性生产的不足，符合现代市场化、产业化发展要求。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我们认为，我们需要冷静地、理性地、辩证地看待精雕在传统东阳木雕做的应用问题。但是，我们同时也呼吁，通过利用精雕机的产业化对传统东阳木雕进行保护时，我们必须，也只能允许其在利用传统图案凸显的现代家具、现代家居装饰图案的雕刻上，以及一些不是核心技艺雕刻上。而在东阳木雕的核心技艺、传统作品上的雕刻上，我们必须保证纯手工性，从而保证东阳木雕核心技艺的流逝，以此也保护了如东阳木雕这类传统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最为脆弱部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我们用通过合理的规划、科学的认证后才能实施，我们看到生产性保护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起的积极性作用，但我们也应该清晰地看到生产性保护不当的一面，如开发过度。对东阳木雕进行生产性保护，我们人为，可以使得其在新的世纪获得了新的更大的生机和发展动力，及保护机制与保护成果。
小结
综上所述，本文对东阳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保护”进行一定的思考，同时，分别从对传承人保护、文化生态区保护与生产性的保护三个视角对其进行了必要的探索与分析，得出了相应的可行性路径。最终想以此抛砖引玉，为东阳木雕这门具有1300多年历史的传统手工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下能取得更好的传承与发展、更全面的保护尽我们的一点绵薄之力。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传统建筑；营造技艺
自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以来，我国就已经对“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营造技艺”进行了申报。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位列其中，足以看出中国营造技艺遗产的重要性。就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而言，它属于一种建筑营造技术体系，这种营造技艺依靠木材和榫卯，结合模数制为尺度设计构建建筑。采用这种技艺所构建的建筑，可以反映出一个阶段，甚至一个时代的人的生活习俗等，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等级制度和人际关系的缩影。虽然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变化，这种技艺正在逐渐走向衰落。为了避免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失传，有必要就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进行分析，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实施保护。
1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对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实施保护的必要性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置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存在两种文化遗产形态，一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另一种是物质文化遗产。[1]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我国古代文明沉淀下来的宝贵财富，其二者存在密切的相关性。谈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主要侧重营造技艺和相关文化内容。而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则以建筑实体的形态、体量、材质为主。由此便可以清晰探知，虽然同属于营造技艺，但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和在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还是有明显的侧重点的。前者注重技艺，由技艺探究建筑实体。后者与之相反。因此，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涵盖的内容一定与其营造工艺、相关习俗和文化空间有关。
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对象涵盖了五种内容，其具体包括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实践（或者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以及传统手工艺。[2]而就传统建筑营造技艺来说，它从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各级名录中的传统手工艺一类。与此同时，传统建筑营造技艺集技术性、艺术性、组织性、民俗性为一体，是不可多得的一种技术活动形式。[3]传统建筑营造技艺，通俗些讲，就是设计、建造的一种建筑形式。其中涉及的内容却非常多，不仅涉及建筑的一些基本内容（譬如建筑设计构造知识、工序和做法、材料选取与工具使用等），还涉及当时的风土人情（譬如与建造相关的仪式、禁忌和习俗等）。[4]从有形的文化遗产中窥探出无形的文化内容，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有益之处显而易见。通过保护传统营造技艺，可以深刻了解其中隐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一项宝贵的财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死物，其在不断地传承中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因而又被称为活态遗产。而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就是这活态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对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实施保护非常有必要。
2 传统建筑营造技艺面临的窘境
2.1 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机制过于落后
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是保护该技艺的关键。但是，从当前的现状来看，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后继乏人。以苏州香山帮为例，从其传承方式上就可以探知整个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方式。苏州香山帮匠人的精湛技艺代代相传，其擅长复杂精细的中国传统建筑技术，其传承方式主要还是口传心授。这种传承机制是我国传统技艺延续和发展的基础。这种家族传承和师徒传承机制有效地将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传承下来，让现今的人们看到了如此令人称颂的营造技艺。但是，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致使这种传承方式逐渐暴露出明显的弊端，也正是因为这样，香山帮也逐渐走向衰落。调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单，可以得知，传统技艺的传承人年龄普遍偏高，基本上都是老年人。这是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机制所暴露的一个弊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老龄化严重对于之后的传承造成巨大的阻碍。以中国木拱桥营造核心技艺为例（如图1所示，中国侗族木拱桥），其传承人最年轻的已经有70多岁，因而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的传承堪忧。
虽然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含有中国传统营造技艺。但是，实际情况不容乐观。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人屈指可数。目前，拥有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工匠越来越少，其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针对传承人的保护工作也做得不到位，以至于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人寥寥无几。[5]
2.2 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存在的价值受到质疑
在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举步维艰的情况下，社会各界对于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存在的价值存在争议。现如今，大家都推崇现代工业生产方式，这是新工业时代提高生产效率的一种有效方式。[6]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手工存在的意义逐渐被磨灭。以苏式彩画（如图3所示）为例，如若采用现代工艺，即印上图画，效果不佳，但是工期较短，施工限制不多；而采用传统手工技艺手绘的效果很好却施工局限大，工期较长。
除此之外，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方式在操作方面还存在较大的疏失。中国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是营造技艺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分支，它在我国已经延续了七千年之久。[7]在这期间，这种技艺也被传播到其他国家，足以见得该技艺的优秀。但是，在面对经济社会时，该技艺的传承仍然面临诸多问题。部分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人在生活上得不到保证，难以吸引学徒学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年轻人学艺的积极性严重打折，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社会化传承走得非常艰辛。另外，国家对于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缺乏正确的政策引导，也是导致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逐渐走向消亡的一个原因。有部分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传承人和相关工作者，为了避免传统建筑营造技艺流失，想出了著书的形式。但是，收效甚微。同时，部分传承人文化水平有限，难以采用此种形式保留技艺。上述这些问题都是传统建筑营造技艺面临的现实问题，需要逐一解决。
3 针对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实施保护的几点建议
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在时代的变化过程中存留至今，受地域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其展现出历史价值和自己特有的表现形式。随着国家对传统建筑营造技艺重视程度的加深，相应的也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保护方式，包括名录式保护、传承人保护、资料性保护以及修缮性保护，这些保护措施对于保留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大有帮助。但是在实际执行当中，这些保护措施仍不免遇到问题，为此，有必要对此实施改进，更好的保护传统建筑营造技艺。
3.1 实施整体性保护
对于保护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而言，首先需要从整体性方面实施保护。所谓的整体性保护，代表着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进行保护时，还要将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纳入到保护行列中。这二者是动态与静态、 有形与无形的关系，因此，不能仅仅只重视保护其中一方的内容。同时，与之相关的建筑营造技艺及其附属的其他技艺、 等也是整体内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忘却。以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为例，其技艺精湛，涉及的内容非常多，包括选址相地、规划布局、功能设置、 体量尺度、 选材加工、 制作安装等方面，如若漏掉任何一项，将难以达到良好的统一。由此可见，要对木构建筑营造技艺进行保护，对于这些相关内容也应该实施保护。这种整体性保护才符合保护标准。与此同时，针对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保护，从整体性实施保护的第一要务是重视某项技艺本身的传承与保护。在此基础上，还应该结合中国建筑营造技艺的发展情况进行前瞻性保护。以上述提到了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保护来说，除了注重木构建筑营造技艺本身的传承与保护之外，还要将其放到中国木构建筑营造技艺整体中来进行分析，实施保护。
3.2 重视活态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可以说是中国宝贵财富中的活化石，极具价值。因此，除了整体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之外，还应该重视积极的介入性保护。简而言之，就是重视活态性（ 活化） 保护。从手工技艺本身来说，只有将其运用在具体的事物上，才能凸显其价值，才能更好地保存。另外，手工技艺本身也受到周围文化生态要素的影响，对其实施保护，应该让其适应当下的生存发展状况，才能让手工技艺得以发展。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将其放在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态环境中，实施全面保护，这就是活态性保护的根本，必须有规划的创造一个适合其生存的区域生态环境，再实施保护。这对于传统建筑营造技艺整体的传承与保护非常有利。一般而言，传统建筑营造技艺所创造的集体记忆、文化认同与社区归属的文化空间价值远远超越技艺造就的建筑本身价值。从这一点上来看，传统建筑营造技艺更应该重视活态性保护。
3.3 采用需求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可以说是一种传统手工艺。这种传统手工艺形成的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而这种文化的存在以及其产生的影响都离不开社会。有社会，就存在需求。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需要传承，就得有传承技艺的手艺人，而手艺人要生存，就需要有市场需求。因此，采用需求性保护必不可少。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要想在现代社会中实现生存和发展，则必然通过以下两种模式实现，其一，固守传统建筑营造技艺所创造出的既定的样式；其二，将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进行整合，实现创新应用。这两种模式中，后一种模式更具发展价值。传统建筑营造技艺涵盖的内容复杂，包括普通技艺与特殊技艺、辅助技艺与核心技艺。处理好这些技艺的关系是关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一些非核心要素的创新上。以木材的处理技艺来说，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属于普通技艺。但是，现如今，可以用现代机械对其进行处理，以此取代普通技艺。如此，传统核心技术就能得以保留，而效率也得到了提升。提升效率正是现代社会对建筑建造提出的一项需求。
4 结语
在建筑营造技术体系中，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应该得到很好的传承和保护。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传承遇阻，则表明我国文化遗产的存续正在遭受严峻的情势。针对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实施保护，是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也是保有我国完整而发达的手工生产体系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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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旅游开发 传承人保护
通过旅游开发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利用已经成为潮流,然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以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为例,被旅游公司归入旗下的艺人一方面有了更多的展示自己才艺的机会, 使传统文化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下能够得以延续;另一方面,这些传承人所能展示给游客的只有他们的“才艺”,而原本附着在他们身上的其他功能,都会因他们的出走而不再发生作用。他们的功能发生折损, 乡间的传统文化也会就此发生变质。由此可见,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传承人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传承人的相关概念
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本文根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的界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展现、表达、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制品和文化空间;各社区、各群体为适应他们所处的环境, 为应对他们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也为他们自己提供了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 由此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其内容涉及:(1)口头传统和表述;(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2.传承人的概念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即传承人的认定标准难以确立,目前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还没有较权威的界定。这里参照“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定义:掌握并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和精湛技艺,他们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的宝库,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的代表性人物。此定义中点明了“非遗”传承人的重要特征是“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和精湛技艺”(这里指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所以对技艺水平的要求是“精湛),另外此定义还指出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的宝库,充分肯定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地位。
在实际的理论探讨过程中,专家学者对传承人定义有不同的理解和文字表述,大体上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完整掌握某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或者具有某项特殊技能的人员;二是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者。传承人担负着“传”与“承”的双重任务。著名作家、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倡导者与活动家冯骥才说得好:“传承人所传承的不仅是智慧、技艺和审美,更重要的是一代代先人们的生命情感,它叫我们直接、真切和活生生地感知到古老而未泯的灵魂。
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当非物质文化遗产恰好存在于旅游地时,旅游便成为实现非遗社会效益的有效途径。旅游是一种经济活动,也是人们的一种文化审美活动,二者完全可以结合起来共同发展,既保护了非遗,又能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获得经济效益。
1.可行性分析
旅游地开发离不开资源,尤其是一些历史文化旅游地,文化是旅游开发的前提,是当地旅游业能否发展的关键。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珍贵的文化旅游资源,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随着旅游活动开展的日益广泛,接触和了解异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很多旅游者外出旅游的重要动机,因为旅游行为本身就是寻求异域特色文化的心理体验过程,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认识历史、欣赏民间文化精华、把握地方文脉的重要途径。所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可行的。
2.必要性分析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众多,有较高价值并需要保护的遗产资源十分丰富,国家不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财力独自完成遗产的保护。正是由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资金极其缺乏,所以必须积极拓展资金筹集的渠道。若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旅游资源进行旅游开发,取得的经济效益就会解决非遗保护所需资金的问题。如果在对非遗的开发中注意并且避免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舞台化、商品化、庸俗化,那么在旅游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中会形成良性循环。旅游开发提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需要的资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肺腑了旅游开发的美容,所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非常具有必要性。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中传承人的现状
1.学术研究方面的成果
准备本篇文章的过程中,笔者阅读了大量期刊文献,观察到这样一个问题,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研究上与旅游结合的文章并不多见,大多数是民俗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而这些方面的成果主要观点就是:(1)如何详细收集整理全国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及地方政府应出台一系列措施来保护传承人的地位,包括给予经济保障,医疗保障,提高其社会地位,提供传承与传承空间,精神关怀与鼓励,制定法律条例保护其法律地位,物质方面的定期奖励等;(2)传承人自身应尽的义务和承担的责任,有传承自觉,公开遗产,有义务培养传承人,注意传统也要积极演化等等。总结一下这些方面的研究论述,如何重视旅游开发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地位这方面的研究相对缺少,即使提及也只是点水一般提到防止市场方面的冲击。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中,传承人不仅能够自食其力,而且还能培养自己的文化自豪感,积极投身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这应该是最理想的状态。
2.旅游开发中非遗传承人的现状
国家为保护“非遗”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特别是每年的政府专项扶植资金、向政府认定的传承人发放津贴等,为传承“非遗”提供持续的力量。然而这些举措都是外在的“输血”机制,一旦停止供血,“非遗”的传承失去了扶持,又容易变得岌岌可危。因此需要为“非遗”提供一个“造血”机制,激发“非遗”传承的内动力,步入自我完善、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非遗”的载体是传承人,要激发“非遗”传承的内在动力,即是要激发传承人的主观能动性,从各方面为其提供满足需求与发展要求的条件,调动传承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发展旅游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有一定的助推作用,对传承主体具有相应的激励作用。所以越来越多的地区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寄希望于旅游,当然更是希望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
传承人在面临经济利益的时候容易受到诱惑,在非遗旅游开发中忘记自己的神圣使命,在旅游区举办的一系列活动中为了表演而表演,没有把保持非遗的原真性这一重要特性放在重要的位置。当然这只是对非遗开发中的一部分传承人可能出现的问题,而一旦如此,非遗就变了味道,仅仅是躯壳了。“造血”机制成了为“造血”而“造血”,从根本上偏离了保护的功能。
从旅游企业来讲,在非遗旅游开发中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不惜损害传承人的利益,非遗真正投入开发后就不会像开发商说的那么好听了――所谓保护前提下的开发。以杭州旅游景区传统手工艺人为例,手工艺人与旅游区管理机构之间的关系是经营户与商铺业主的关系。手工艺人通过旅游区管理机构以一定期限的合同租赁摊位,缴纳一定摊位费后的所得均归手工艺人所有。景区一开始请手工艺人们去设摊的时候都宣称提供免费摊位,但是一年后就开始收摊位费,且费用逐年增长,使得部分因收支失衡的手工艺人退出了景区。旅游景区不是慈善机构,毕竟是以追求经济收益为目的,待手工艺人开始有盈利后就收取摊位费,这样的市场化行为也无可厚非。但摊位费逐年递增,已超出了许多传承人可承受的范围,迫使许多传承人离开景区,这就需要旅游区的管理者进行深刻反思。政府对于“非遗”传承人的收入在税收上有一定的优惠政策,然而在某些景区管理机构中却得不到落实,甚至向传承人硬性收取政府明令优惠免收的“所得税”。景区对经济利益的无限追求不应超越法律的界限,侵犯他人权益,这需要政府加大行政执法的监管力度,对此类现象进行严肃处理与整顿,切实保证税收政策的有效实行,以实现对“非遗”传承人的经济支持。
由此可见,进行旅游开发的非遗的传承人处境并不容乐观,首先是自身方面的保护意识存在问题,会被短期的经济利益蒙蔽头脑,而醒来时可能为时已晚。另一方面部分旅游企业并没有切实的为传承人着想,未能切实的履行“保护前提下的开发”。
四、关于旅游开发中如何对待传承人的几点建议
非遗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留存下来的宝贵财富。旅游开发只是保护非遗的一种途径,是保护前提下的开发,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个前提,不能一味的追求经济利益而牺牲非遗。据民俗学的相关研究,非遗保护中,最重要的是对传承人的保护。应用到旅游中来,可以这样来讲,在对非遗进行旅游开发中,只要保证传承人的角色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非遗的开发就算是成功了一多半。
1.旅游区应充分尊重传承人的意见,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
非遗具有原真性的特征,而传承人对非遗的本来面貌最具有发言权。非遗的大部分领域,如口头文学、表演艺术、手工技艺、民间知识等,一般是由传承人的口传心授而得以代代传递、延续和发展的。在这些领域里,传承人是非遗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他们以超人的才智、灵性,贮存着、掌握着、承载着非遗相关类别的文化传统和精湛的技艺,他们既是非遗的活的宝库,又是非遗代代相传的“接力赛”中处在当代起跑点上的“执棒者”和代表人物。在对非遗进行旅游开发的时候应该充分尊重传承人的意见,而不能仅仅因为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做出不利于非遗产、本身的事情。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忠实的传承者,他必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功能等各个方面有自己深刻的见解,旅游区充分尊重传承人的意见,会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更具有针对性,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保护性开发。
2.旅游企业应鼓励传承人参与旅游开发、管理
联合国教科文非遗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指出:“国家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中,应努力确保创造、保养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群体以及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并积极地吸收他们参与管理。”旅游区管理机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和管理都应允许传承人参与,提出个人意见,定期收集传承人的意见并及时给予信息反馈,并鼓励传承人提出建设性的指导建议。这样不仅有利于旅游区项目的合理开发与有效管理,同时可以增强传承人的“主人翁”意识,而不是仅仅将其看作“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小角色,同时能提高传承人参与旅游项目开发的责任感,强化传承人的自主控制,最终将有助于增强传承人的文化自豪感和认同感,会更加不遗余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抵挡短期经济利益诱惑的能力明显加强。
3.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的同时,要特别注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问题,积极培养新的传承人
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规划的过程中,应该明确关于传承人培养的问题,制定规律性的措施并且严格按照规定进行。例如在特定时间安排现有传承人到学校做交流,扩大影响力,使更多的人喜欢上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而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如剪纸等手工艺制作完全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另外表演型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到多个地区进行宣传表演,一则扩大旅游区的知名度,二则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为人知,并且一定会有一部分人感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其中的某些人就很有可能因为兴趣成为传承人。可以在旅游区设立现场定期学习班,使游客参与其中。
五、结论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关键,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对传承人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保护性的旅游开发,才能使旅游作为一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的模式得以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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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国家“非遗传承人”名单，固然让这些传统艺术的守望者看到了希望。然而，777名非遗项目传承人中七十岁以上的超过一半，高龄领衔的传承人名单背后有着怎样的隐忧?这一项与时间赛跑的抢救能否成功实现?是否“人”保住了，“艺”就不失了?一系列隐含的问题，不能不叫人担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DNA，但是，我国一些依靠口传身授方式加以传承的文化遗产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人因戏而活，戏因人而传”，“死一个人，亡一门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命门所在。就在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正式公布之际，551位传承人中已有两位离世，令人痛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之刻不容缓、时不我待。
其实不管是“保人”还是“保艺”，关键还得看政策有没有落到实处。比如已进入第一批部级非遗名录中的金陵刻经技术，是以纯手工的方式制作线装版的佛经。这一技艺的传承人马萌清从小听力不太好，跟人交流有困难，他静静坐在时间深处，日复一日练就了一手绝活。然而，即便处在非遗光环的笼罩下，马萌清的日子依然艰难。据当地负责人介绍，在成为部级非遗项目的2006年，刻经处曾得到了一次性拨款10万元，马萌清本人作为传承人也得到了1万元拨款，但此后这类拨款就再也没有了。
除了政策层面的因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得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通常是在师徒之间或者一个家族里，这样可以保证文化命脉的上下衔接以及原真性。但在现实社会中，这种传承方式却经受着越来越大的考验。因此，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确定必须抢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其代表性传承人，并帮助他们收徒传艺。
另外，还应该营造保护文化空间。现在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上存在着误区，认为保护过去就是阻碍创新。邻国日本就非常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那些掌握特种工艺的人甚至被视为“国宝”，待遇比大学教授还要高。在日益加快的城市化过程中，除了要加强对某一个“文化点”或者“文化人”的保护之外，还应树立动态的、立体的、网络的保护理念。同时还应该加强宣传，可以让一些传统手艺在节日的活动中亮相，比如各地的赶街、庙会、汇演，都可以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观众在欣赏各种技艺的展示和表演的同时，就可以感受传统、继承民俗。
最关键的一点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如果不融入经济发展中，不赋予新的内涵，一些好的、民族的、传统的东西仍然会慢慢消失，直至消亡。
关键词：脉络；动态；本真转换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现状及脉络分析
民族文化不仅是民族的徽号，更是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内容。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现代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朵曾经瑰丽异彩的活态生命的生存环境渐趋恶化，保护现状堪忧。因此，进一步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使中华炎黄子孙能够一代代传承延续优秀的民族民间工艺与艺术，成为了我们亟待解决的先期问题。在此情境下，提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传承”的呼声此起彼伏，但究竟该如何“保护”与“传承”、切入路径的突破点在哪里、“保护”与“传承”的中核又是什么，往往成为鲜少涉及的片域，从而使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陷入表象化的虚热假象之中。
二、突破传承瓶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走进高等艺术教育的课堂
针对云南独特与丰厚的民族民间艺术及对非物质文化传承发展的高度重视，笔者所在学院将教学体系依托并扎根在这片多元化的少数民族艺术的沃土之上。丰富的少数民族、多样性的活态民俗民间工艺形式、鲜活的多民族文化属性，成为学院教学与研究的核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系统中传承人因素的子系统结构是由传承人与传承群体共同构成的二元主体结构，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元形态中造型艺术形态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传承一向因循严格的师徒口耳相授的传承方式，其形态的最后完成往往非一人能力所及，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最直接的依附体应为传承群体。因此，传承人与传承群体的共向发展将成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多维保护的中核。
截止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设计课堂”活动已成功开展了十二期，这种定期有计划、有步骤地聘请云南特色民间工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入课堂与师生进行实践交流，有时间保障的现场观摩、学习、实践，能更深层次的触及同学对民间工艺文化的认知能力。该系列活动成为我院专业特色化课程教学的一个亮点，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充分展示了云南省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凸显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表现了部级、省级传承人传承传统文化的风采，实现艺术设计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有机结合。通过教育的方法和手段传承民族民间优秀的传统文化，非常有助于下一代共享这一独特的文化资源，积极参与到民族艺术的学习和传承中，新一代创新型艺术人才亦可不断涌现，这对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可起到积极地推导作用。
三、“传承”延伸，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后续设计转换空间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校园活动本身始终是一个有时间节点的物象，传承人大都来自民间，往往存在着农忙务农农闲制艺的原生态景象，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环境原生属性的一种自然展现。如果脱离了这种原生环境，一味讲求民族民间艺术的产业化、经济模式化，其实是盲从地将民间艺术自然生长的土壤基质进行毁灭性地颠覆。民族民间艺术始终来源于民间，民间的艺术文化哺育了这一传统文化形态的内生性与延续性。特定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是民间艺术产生、发展和生存的背景，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环境基础，一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决定、影响了民间艺术的创造动机、样式和存在形态。”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始终要把握一种空间延续上的“层”与“度”。活动本质是让学生在无障碍的环境下与来自民间的传承艺人交流、沟通，感受原汁原味的民间艺术蓬勃的艺术向心力、了解不同工艺的制作流程、激发学生对民间艺术的关注度、增强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认知力，而非单纯的培养传承艺人。
每次活动结束后，学生将根据自己在课堂上所接触到民间工艺形式进行设计创意的后续教学拓展。通过学生的兴趣将传统民族民间工艺与现代设计形式相结合，天马行空般发挥自己的创意思维，定稿后学生将选择性地进入实验室制作加工自己的作品。这样既使学生对中国传统优秀民族文化艺术有一个较为深入的了解，无形中传承了民间艺术的物态形式，另一方面，使学生能够将传统艺术元素与现代设计相结合，增强了学生主题设计的实战经验。设计成品的完成仍旧不是教学的最终目的，为使学生对自己所设计的成果有一个全面的认知，使学生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现在社会的设计需求，我们开展了“创意集市”的学生作品市场售卖活动。使学生走出校门、走进社会、走入市场，切身感受设计成果如何与市场需求形成完美的对接，从而使学生反观自己的设计行为与设计理念，形成需求促进求知的良好教学预期。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符合新的精神诉求，面对对内的社会发展，对外的文化冲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民族性等基本特点决定了对于非物资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的探寻不能停留在一个点或是一个层面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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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ural Conversion of the Dynamic of Vena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ummary： For the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hat are mentioned most and most in-depth are “protection” and “heritage”. However， as to how to “impart” and “inherit” to truly realize the goal of extending traditional folk arts in a lively and real state and make them adapt to many a real condition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there remains representation and unidimensionality. This article tries to put the natural form of art， namely， the inheritance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e into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explore a road for promoting the active-state extension of art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natural inheritance of the ethnic culture through the breakthrough of inherent inheritance bottleneck and the reset of teaching thinking.
Key Words： Venation； Dynamic； Natural Transformation
作者简介：
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性质定位成为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科学认识、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性质，对其今后的发展与保护以及研究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特点 文化性质
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深入展开，各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也不断加深，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点和性质是科学认识、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因此，开展多学科、多层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讨论是十分重要的。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简介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是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一种遴选和保护，并对相关学术进行研究和公共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记录、研究等各个国家都在分别进行，但是对其保护却是近年才提出的问题。我国政府和学界对此反应强烈，自觉的以自己的历史教训和丰富资料为基础，与同行进行国际间的交流，甚至在一些领域还能做到学术领域的前沿，例如我国学术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这项重大文化工程逐步塑造成一个学术概念，并围绕它对相关领域进行知识的整合。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六部分内容：口头传统和作为文化表达手段的语言；各种民俗活动、节日庆典和仪式礼仪；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各种传统的表演艺术；传统的手工记忆经验；与以上文化表达有关的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对原来的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喜剧学、音乐、美术等艺术类学科的一种综合性研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鉴定，我们应该抱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依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笔者以为，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属性讨论时，必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的涵义和使用尺度形成一定的共识。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和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是原始先民的文化创造，它们大多产生并流传于长期的原始农耕文化的社会环境之中，反映着当时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环境、风俗习惯。尤其是在出现社会分层之后，出现的各种以口头传授方式不断被传承下来的文化，其创作和传承的口头性和具体性，就是所谓的民族文化记忆，它的生命力非常的顽强和历久不衰。很多民族的生活、经历、灾难、迁徙以及民族英雄的光辉等都是靠口口相传的史诗、传说和经书来传承，例如各地的版画、刺绣、泥塑、剪纸技艺，很多都是靠群体的记忆和口传心授来完成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其漫长的历史传承中，吸收不同时代、阶级、地域、文化素养的创作主体的世界观和各种观念，直接和间接地反映着其间所经历的形形的事物和人物，浸透着各种民间信仰和艺术，它能够在历史长河中，通过多方吸收新的元素，摒弃其中过时的元素，不断更新，在民族和群体中源源地传承下去。它的存在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是对文化发展规律的一种揭示，是一种积累式的递进，它是无法脱离传统文化去创造一种“新”的文化来的。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性质
由于非物质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吸纳了多种观念，其中不免浸透着各种民间信仰和无数的神秘文化，使得民间文化显得驳杂而散乱，因此，如何看待古代各种鬼神信仰、巫术、图腾崇拜等就成了一个问题，这也就涉及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性质问题，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涉及到的项目究竟是不是落后的封建迷信，有没有保存甚至是存在的必要。对于某些项目有没有保存的必要性，笔者认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首先，对于那些反映积极向上又富有创造力的民族精神、科学探索精神以及人民群众智慧的民间文化，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和保护。这部分内容大部分体现在儒释道三家的中国文化之中，此外在一些民间文化中也有一定的体现，例如山东潍坊的杨家埠年画，制作方法简便，工艺精湛，色彩鲜艳，内容丰富。每年春节年画题材都会更换一次，许多新思想、新事物出现之后，马上就能够在年画中反映出来，对社会的进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另外，杨家埠木版年画还间接地记录下了中国民居和民间社会生活的情况，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其次，对于巫术以及图腾崇拜的问题，我们应该尊重它产生的环境，并考虑对当时社会的作用。鬼神崇拜是指人类处在野蛮时期所发生的一些文化现象，是各个民族以及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们一经产生就迅速覆盖了众多的民族，并跨越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历史一直伴随相生，绵延不绝。不管科学发展到何种程度，是昌明的还是愚昧，都不可能完全支配机遇，消灭各种意外，从而满足人类的需要和愿望。在古代可以通过巫术给予当时科学知识所不能给的心灵的满足和抚慰，并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力量，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引入各种规律和秩序，使得各项活动更有效率，因此，巫术在特定的时期起到了重要的文化功能。对于在民族发展中产生的各种偶像崇拜和图腾崇拜，则都在塑造人民的信仰、世界观和价值观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三，对于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化应该进行保护。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是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所创造的下层文化和少数社会精英所创造的精英文化共同构成，二者相互排斥与吸收，各自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精神，由于很多是小农经济和落后封建制度的产物，因此，仍有一些人认为，这些小农思想是拖慢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仍然会对人们的精神进行毒害。然而，这些民间文化的创造和传承主体都是民间老百姓，它们源于民间生活，并构成他们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不能够以封建落后来判定他们的性质。在民间的文化保护上要摆脱过去的二元性思维，继承生生不息和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
总而言之， 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文化现象，如巫术、图腾崇拜、宗教仪式以及各种所谓的小农思想都反映了在社会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古代，先民希望通过自然的、神秘的、以及崇拜物的力量，来达到常规力量所达不到的各种目的和愿望。它们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着，构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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