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论文范文

非遗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1]1.1艺术魅力感召作用

作为文化艺术展演策划的一种，非遗文化艺术文化遗产展演策划，立足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展现其自身特色性的文化魅力的同时，实现这类珍贵文化艺术与现代社会生活的结合。体现在两个方面：特色艺术魅力整合策划感召。即把某种非遗文化艺术遗产项目中所蕴含的各种特色，经过现代化的编排整合，使其具有现代社会的时尚气息，在引发人们关注的同时，感召人们积极地尝试以丰富个人与所在区域的文化生活。如针对蒙古族长调民歌专项展演的策划，把长调在蒙古族歌曲中运用的优点都用起来，让人们充分见识其形式与内涵丰富性等，推动人们积极地模仿、学习与创新等。特色艺术魅力拓展策划感召。即针对某种非遗文化艺术遗产项目的某一种或某一个魅力元素等，进行内容丰富性展演策划，实现创新性的魅力拓展，吸引人们积极地欣赏与学习。如针对皮影戏中道具皮影的制作展演，让人们对充满神秘感的皮影其制作过程有着更加详细地认识，如选皮、制皮、画稿、镂刻与敷彩等过程，驱动自己从个人知识与技能出发加强皮影道具制作的研究。

1.2专项功能群众需求性满足吸引

由于非遗文化艺术遗产是特定地域的人们智慧与文化的传承和积累，其得以产生和丰富发展本身，就是其自身某种功能对群众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满足意义。在实际的展演策划中，可以抓住两个要点切入：群众健身满足策划。即充分开发非遗文化艺术遗产的表演性，尤其运用其表演的美与魅力，让人们积极地加入与行动起来，实现对某项技能的学习，达成自己健身性的需求满足。如通过井陉拉花的展演，引导人们“把井陉拉花改编为大众健身操引入全民健身的范畴之中”[1]，则具有传承、保护与促进参与者身心健康发展的多重功效。群众娱乐满足策划。即在展现策划之初，就充分挖掘其精神娱乐元素，实现人们在欣赏与学习中的身心放松。如针对凤阳花鼓的展演策划，就可以充分运用动感的氛围，策划加入一些幽默或搞笑的元素，如具有戏谑性的击打动作，具有直接搞笑作用的演员表演等，达成人们欣赏过程的身心放松。

1.3文化适应性熏陶

根据文化艺术展演服务的对象性，非遗文化艺术遗产的展演策划就要首先在确保文化适应性的基础上，来完成对受众的教育与引导。在实际的策划实践中，有两种路径：地域文化特色适应性策划。即在展演策划中尽可能地发现与创造非遗文化艺术遗产与受众所在地域文化的结合点，从文化艺术遗产自身的亲和性出发，吸引更多的群众关注，激活更多的参与与创造。如黄梅戏在蒙古族马头琴音乐故乡展演时，可以在黄梅戏戏曲中加入马头琴的元素等，以此实现不同文化遗产之间的交流和碰撞，激发创新的灵感。群众文化心理适应性策划。即在展演策划之初，就首先从群众对非遗文化艺术遗产兴趣需求、个人精神提升需要，以及其他的心理需要出发，做出具有针对性的策划，实现非遗文化艺术遗产对群众最直接地满足。如非遗聊斋俚曲进乡村的展演策划等。

2非遗文化艺术遗产展演策划类型

作为一种展演，既具有非遗文化艺术的传播功能，也具有依托非遗文化艺术为载体的表演，让人们通过直观的视觉、听觉与其他的具象共鸣，实现人们内驱性地学习、活动参与及创造性丰富。

2.1非遗文艺展演

根据当前非遗文化艺术遗产的性质不同，演出组织形式也不同，典型的演出有两类：单项非遗文化艺术遗产专项展演。主要指那些无论从外在形态、内容与发展都比较成熟的非遗文化艺术遗产种类。在当前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有戏曲类、乐器演奏类、舞蹈类与其他的具有表演性质的活动（如舞狮舞龙等），他们都能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在特定的主题下对群众开展相关的文化艺术教育，如昆曲的专项演出，让群众在欣赏活动中了解到昆曲中的唱念做打、舞蹈、武术，以及其中曲词和行腔，并会根据自己对其他戏曲种类的了解，展开对比性地学习，实现展演传播的目的。多种非遗文化艺术遗产整合性展演。即按照某种科学性的程序，把多种非遗文化遗产组合起来，使其具有表演性的形式与传播的功能。如把贵州侗族大歌、广东粤剧、剪纸、皮影戏与朝鲜族农乐舞等，按照某种内容主题编排成一场文艺演出，实现对群众全面性教育与非遗文化艺术传播。

2.2非遗大众性推广

非遗文化艺术遗产的大众化推广，其以常态性展演为基本的路径。因而，在实际的策划中有两种常见的形式：非遗文化艺术旅游对接。即“与地方旅游业进行有效对接”[2]，把各地非遗文化艺术遗产创作成某种可以循环展演的旅游产品，开展常态性的演出活动，让所有的游客通过观赏等活动，都能接受到这种文化艺术的教育与学习相关知识。如贵州旅游可以欣赏到侗族大歌等。非遗文化艺术传媒制作。即把各种非遗文化艺术遗产统一整合起来，运用一定的科学顺序进行编辑性再创作，或制作电视记录节目，或“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信息平台”[2]，让人们根据自己的喜好等，自由地开展此类知识的学习与文化艺术的欣赏等。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网的创办等。通过这些常态性且喜闻乐见的展演形式，且进行不同创意的策划，会以更多创新的形式出现，实现传播、教育与创新的内驱作用。

非遗文化艺术遗产的展演策划，在尊重其珍贵价值的前提下，实现了对其某种价值的放大性挖掘或开发，让人们在欣赏、模仿与创新性学习的过程中，转化为内在的意识、精神与需要，推动他们自觉传播与丰富性创新。

非遗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制度 传承人

湖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其独特的自然地理人文条件，孕育产生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法律的途径和方式对对传统的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使得我国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得到进一步规范，并提高工作效率，对非物质文化发扬光大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这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以及我国政府、学术界长期努力的方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既是一项重要的实践议题，对其开展专门的研究，也是一项具有前沿意义的理论课题。

一、传承与文化的概念及其关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这些形式包括民族艺术表演、手工艺制作技艺、传统的民俗活动等等。按照不同的内容类别，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致可以分为口头表演类、传统艺术表演、社会实践类、节庆仪式类、手工艺技能类别。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情感和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

当前，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尽管起步较晚，落后于其他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逐步清晰理解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保护中的意义。与其他文化保护相区别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传承。一定意义上，文化与传承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概念。在互联网的检索系统中，文化传承的概念多达几百万条。可见，传承是文化延续的最基本特征。当然，传承也不仅仅是文化的概念，也是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重要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着其独特的方式。口头传承、技艺学习、跟班学艺等方式都是非遗文化传递的最重要的途径。当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认识，并不只是在民间的口头上的口口相传，更应该从国家非遗文化保护的视角，加深广大人民群众对非物遗文化的认识。当然，我们也需要将传承人和口头传承、工艺技能代代相传、跟师学艺作为一个重要的起点，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才能够更好的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二、传承在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核心作用

我们知道，联合国科教组织曾经提到过一个概念，即“口头和非物质”（the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从这个概念中，我们可以理解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口头传承有及其密切的关系。尽管非遗文化的传承是有着多种途径，但是一定意义上，传承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至关重要的内容。

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尽管文化是可以不断创新的，但是文化的遗产如果不被保护好就会消失。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非物质文化，如果不保存好，在消失后都不可能再生。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非物质文化，其保护工作的关键在于人。但是，两者保护的方式还是存在着显著差异的。主要是保护的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尽一致的。物质文化的保护主要是一种组织管理工作，非物质文化的保护涉及到内容的衔接和传递。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却完全由传承人来决定。也就是说，如果传承人消失的话，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会随之消失了。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传承人在保护遗产重点作用。这也要求我们对传承人进行法律上的保护。当然，传承人之所以成为“传承人”，也有着独特的形成过程。传承人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相应的民间文化穿有着深厚感情的“人”，只有具有深厚的感情，才可能以极大的求知欲望，精湛的掌握这种遗产中的工艺、技能、技术。同样，传承人在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三、夯实传承人对非遗文化的保护机制

非遗文化的保护意义十分重大，是有利于子孙后代的战略性文化工作。因此湖南省应该秉承“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长远规划、讲求实效”的工作原则，保护好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传承人的传承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是政府要积极作为，发挥主导作用，引导社会广泛参与协调非遗文化保护的事宜。要按照国家相关文件精神，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进行细致深入的规划。湖南省各级地方政府应该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发挥主导作用，加强对政府行使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监督与引导，担负起非遗文化保护的职责。同时，进一步建立健全非遗文化保护责任的机制及相应的追究机制。政府文化部门应该密切配合政府，对非遗文化的保护工作加强管理，要加强对非遗文化的调查研究，及时将非遗文化相关事项向政府进行汇报，及时研究解决非遗文化保护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商讨应对之策。

二是要积极构建非遗文化保护的法律机制。法律是非遗文化保护的最基本的依据。法律对非遗文化的保护，最具权威性。因此，湖南省非遗文化保护工作首先需要积极构建并进一步完善非遗文化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保障。当然，制定完善非遗文化的法律法规，除了法律和文化相关专业人士和工作人员关于非物质文化的扎实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外，还需要其能够深入到非物质文化所在地深入调查，不断总结非遗文化保护的经验，广泛听取相关人员的意见和建议，集合各方力量草拟相关法规，并不断进行修改优化，使方案机制切实可行。

三是要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非遗文化传承机制。要对列入非物质文化名录的遗产，湖南省政府要进行及时命名，同时要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进行资助、表彰、或者授予相应的荣誉称号，特别要引导鼓励遗产的传承人要进行相应的传习活动。要通过一定的形势，引导传承人对非遗文化开展社会教育，甚至学校教育，不断拓展非遗文化的传承。同时，要进一步完善诸如《民族、民间艺术家命名办法》、《民间艺术之乡命名办法》等规章制度，使民间艺术申报非遗文化的工作及时有效的开展。

四是要加强统筹协调，形成合力，相关各方要工作做好非遗文化的保护工作。当前，湖南省非遗文化保护各方面的工作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同时，政府对非遗文化保护投入的人力、无力、财力、资源也十分有限。因此，各级政府应该要从给地非遗文化保护的实际出发，加强对非遗文化资源整合与共享。同时，政府要积极引导各级地方政府及文化部门、群体艺术部门、图书馆、科研部门和地方高校等单位，为非遗文化保护加强联系，发挥特此，共同为非遗文化的保护奉献力量。在这个工作中，特别要加强文化行政部门与其他相关们的信息交换，即要更加重视非遗文化保护部门与其他相关研究机构的交流和信息传递工作，要畅通各个部门的信息沟通渠道，进一步完善非遗文化保护的共享机制。

五是要加大非遗文化保护的经费投入。非遗文化保护工作是一项公益事业的工作。非遗文化如果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其自身很难产生经济效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及对待文化的态度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非遗文化保护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实际上也有着难得的机遇。因此，湖南省政府要加大对非遗文化的资金投入，且要扎扎实实落实好经费。同时，要进一步完善诸如《民族、民间艺术资源保护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每年安排专项对非遗文化保护工作进行财政滚动投入。各级地方政府，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安排资金对所属非遗文化进行保护。同时，政府还要吸纳社会资金参与对非遗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工作，并形成良好的投入机制。

六是要进一步建立健全考核机制。非遗文化的保护工作要责任到人，就必须进一步建立健全各种考核机制。这些机制既包括奖励现金、鞭策后进的奖励机制，也要包括保护不当、工作落实不到位的处罚机制，这样才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扎扎实实并取得实效。比如，在考核过程中，要重点考核各级政府部门是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作同等列入的十三五规划的重要议事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是否有计划、有目标、总结，是否制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的考核标准，是否每年的召开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考核会议。要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考核机制，促进各级政府和部门在非遗文化保护工作发挥主导作用，并形成全社会支持保护非遗产文化的良好氛围。

四、非遗文化传承人的保护

鉴于传承人在非遗文化保护中的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我们认为，湖南省对非遗文化的保护还大有可为。综合考虑到湖南省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从传承人的社会保障角度而言，湖南省政府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首先，要确定传承人法律上的社会地位，提高传承人的认可度。传承人作为保护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对象，赋予他们相应的社会地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湖南省应该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高度，来看待传承人的社会地位及其为国家文化保护作出的重大贡献，同时要对传承人给予相应的经济社会保障。

其次，湖南省政府应逐步提高资助标准。国家应该提高诸如湖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项财政补助。从目前初步调查的情况来看，湖南省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传承人大多年龄偏大，最为关键的是，他们的下一代从事非遗文化保护的意愿非常低下，同时跟师学艺的现象也越来越少了。因此，湖南省政府应该效仿日本，对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进行转款资助，重点资助传承人的社会保障及其技术传承方面的支出。

非遗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原地区古老而鲜活的传统文化，是地域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是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气质、民族凝聚力的有机组成和重要表征。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大背景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大量蕴涵着独特民族精神和智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弱甚至悄悄消亡。因此，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就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

2、研究对象与方法

以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作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和逻辑分析法等方法。

3、研究主要内容

3.1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在《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三批代表作名录》公布的分类中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归为第六类“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依据这种分类方法我国第一批非遗名录里有17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河南占有5项，分别为“禅拳合一的少林功夫”、“缠绕螺旋的陈氏太极拳”、“形气合一的苌家拳”。还有广泛流传于河南境内的“勇猛短毒、急狠快利、拳功一体”的心意六合拳、“文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极定乾坤”的月山八极拳[1]。河南省的传统武术作为“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的典型代表占据了主要地位，这些拳种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和积淀下来的民间传统文化，充分展现了河南省武术之乡的本色，体现了中原大地积淀出厚重的文化底蕴、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理念。

3.2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的当代意义

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说明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杰出的价值、突出的代表性，更重要的是它存在着生存的濒危性，因此，我们推动其在时代背景下传承与发展，肩负了更多的责任，赋予了更神圣的意义。

3.2.1获得更广泛的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就个体而言，意味着如何对自己进行定义，以及我作为人的本质特征的理解，自我感觉和认识并因此做出的适应。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对集体思维方式的整体化，同时也孕育这相互依存的自我，因此，我们的自我认同总是和特定的文化情境相联系[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生产实践、交往对话和艺术表现的载体，称为自我认同的重要途径。

文化认同就群体而言，意味着一种多元文化主义主张，即同一地区众多文化的共同体，都要保留自身的文化特征和独特的价值观，它与政治紧密相关。在全球化背景下，必须对外争取文化承认，获得文化认同，并重建文化自觉的路径。文化认同与个体自我和文化自我的本真性有极大的关联。因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需要别人的承认与认可，更重要的是传承人和共享群体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民众认同。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有强烈的娱乐性、趣味性、民族性、实用的世俗性，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教育功能，研究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即是要河南民众乃至世界各地的受众了解中原文化历史并引以为傲，自觉、自主继承、创新并传播。

3.2.2具有深远的社会价值

3.2.2.1形成中原文化的品牌“标签”，建立文化特色

河南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源地，中原河洛、三商文化源远流长，汉字文化、姓氏文化、跟亲文化、诗词文化等博大精深[3]。在文化自觉和国学复兴的大前提下，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和发展能够扩大中原传统体育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和普及程度。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问题得到了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了中原文化的一个缩影，一张名片。由国家体育总局、河南省人民政府、郑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国际少林武术节已经连续举办了8届，焦作太极拳年会已经举办6届，来自世界56个国家和地区的武林高手云集河南，互相交流、切磋技艺共同促进武术的发扬与传播。少林武术的代表性传承人率团前往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总部的多元文化周活动，少林功夫表演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扩大了中原文化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影响力。

河南省的体育文化遗产体现了浓郁的地域文化特征，是中国武术文化的“集会中心”，是文化源发地的“文化地标”，称为河南省精神文化层面的一种符号。

3.2.2.2融入商业推广，大力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器物层面，推动经济发展

登封本地的武校林立、习练者数万，少林的相关产业年收益达十亿元，大大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器物层面的文化成果大大丰富，提供了更多的手工艺、建筑、丝织等行业的就业渠道，提升就业率，大大推动了当地旅游、商业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3.2.2.3为民众建立健康“生活方式”，改善民众生活质量，丰富大众文化生活。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健身养生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与功能，是提高民众素质的重要方法和手段，防止“现代文明病”，缓解医疗经济压力；在技击的实用化方面，能够使练习者掌握防身、制敌的本领，锻练人的胆魄，提高人的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同时还为部分民众提供了就业的技能。同时，它们都普遍具有极高的观赏娱乐价值，给人以美的享受，可以陶冶情操，修身养性。丰富多变、多层次的健身活动可以促和谐，建文明，改善民众的总体生活质量。

3.3制衡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因素

3.3.1民众的文化自觉程度

西方体育“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理念，“竞争、平等、拼搏”的人格特点，强调直观性、强调竞争、追求快速的文化价值取向，对国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注重技击能力的竞技时代，体育非遗文化一边萌动着西化意识，一边依托着民族情感，交织着文化错位、心态失衡的情绪焦虑，感受着价值分裂、认同丧失的本体痛楚，承受着无可回避的理想冲突与意义失落的精神迷茫[4]。体育非遗文化认识的深度缺失，禁锢了民众对武术健身、养生、修心等价值的全面认识，对自己的非遗文化产生了文化自卑，一定程度上造成对非遗文化发展的阻碍和民众对非遗文化认同度的下降[5]。人们生活在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下，经过亲身体验才能领悟地域武术的真正文化内涵，才会对民族文化的竞争有充分的识别力，才能加强民族精神教育。

河南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关键在于广大民众的自觉参与，人们对民族传统体育与中国传统节日有着同样的热衷，但传统节日中民俗的祭祀仪式、服饰、风物游艺等这些蕴含着民众精神传统和信仰的活动，越来越流于形式，有的甚至已然淡忘，致使年轻人对民俗文化的渊源、技艺、内涵等逐渐淡漠，在多样纷杂的现代文化冲击中，淡化了本土文化精神和信仰的传承。在祭祀和纪念日活动中，展示和观看传统的技艺和技能能够使民众倾注对本土文化的热爱，在传播武术技艺的同时，博大精深的医学、养生学、美学、佛家、道家、儒家文化及哲学思想更能展示中原多元文化魅力。只有将每个纪念的节日和民俗活动搞的生动、直观、鲜活、丰富，形成强烈的民族文化自觉，才能不需政府的命令，也不需要社团的组织，自发地参与到活动中来，才能将其植根于人们的文化心理之中[6]。

3.3.2政府管理体系的亟待完善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保障上，河南省根据国际和国家的相关法规，在政策、法规也有一部分的指导意见，并在河南省文化厅专门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处，但有限的工作人员不足以适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综合性、多部门协作性、专业性、广泛性、长期性要求。管理机构机构不健全，专业人才缺乏，细节工作不到位都直接影响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序发展。城市建设失去了民间特有的韵味和特色，使与传统文化相辅相成的民俗空间遭到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需要资金作支撑，需要耗费人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国家和河南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投入实在是杯水车薪，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自然消亡的危机。

政府是河南省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守护者、承载者和实践者，地方文化政策和立法保护等的相关措施和分级保护机构的设立，是非遗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坚强后盾，亟待进一步完善。

3.3.3对传承人及团队的建立及保护不足，与时代对接的能力有待提高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武术技艺，其呈现方式和传承手段的多样性、复杂性、动态性，与人的思维、理念、情感、习俗、生活方式和环境有密切关系[7]。冯骥才指出：当代杰出的民间文化传承人是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化的活宝库，他们身上承载着祖先创造的文化精华，具有天才的个性创造力。它存在与传承人及传承团体的记忆中，随着大量的民间老艺人的离世，使得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很多习俗、礼仪及民间技艺也濒临消亡；政府对传承人和传承团体的生活及社会保障已经给予高度的重视，但杯水车薪，使他们因生存压力而无法专注于研修和传播文化技艺和精神精髓。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吸收、交流和再创造。体育非遗文化对现有文化的挖掘、整理、理解都是历史的，但文化本身是动态的，活的文化，能否快速的发展取决于它与当下的社会语境、当代生活方式、思想理念、文化土壤和价值取向等因素紧密结合程度，与时代对接的能力。传承人及团队的创造力、想象力、信息吸纳和整合的能力是非遗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核心动力。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承一般是个人行为缺乏有力的支撑，传承团体较分散且受到门第观念影响缺乏相互交流；主要传承人相对学历水平较低，文字描述的准确性、完整性等能力有待加强，在信息化社会迅速发展的今天，传承人及传承团体对网络、大众媒体的驾驭能力禁锢了非遗文化的畅通传播；传承人与传承团体缺乏必要的统计、逻辑分析等科研能力，缺乏对非遗文化进行高瞻远瞩的战略设计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遗文化发展的进程；传承人及传承团体基本生活在相对闭塞的农村，不能及时了解文化源发地以外的广大民众对生活方式及健身方式的需求，缺乏针对性的创编思路。综上所述，主要传承人和传承团体与时代链接的渠道和能力有所欠缺，需要建立一个以主要传承人和团体为中心的研究、研修、传播、工业、旅游业、产业一体化的传承团队，通过强大的支撑团队定期的信息交流，合力推动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

3.3.4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内容的片面性

作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武术，历史上跟其他民族和世界文化交流较少，导致其固守本土民俗体育文化，体育研究的文化视野狭窄，使武术类体育科学研究工作失去动力，至今未形成系统、完整的功法、技法和理论体系，阻碍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现实步伐，使其发展陷入了低层次、封闭、无序的窘境。

河南省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的内容上缺乏系统、全面的整合，主要以武术技艺为主，但只模仿招数，不明就理，传形而不传神，且套路古板单调，缺乏创新，使练习的过程单调乏味，形成“喜欢武术却不练武术”的尴尬局面；随着全民健身运动的逐渐深入民心，河南全民健身意识也在不断的提升，但对于日益提升的健身要求，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技法传授缺乏针对性、实用性，并没有足够多的针对某一人群的习练套路得以传承和推广，表现出重竞技轻养生，使武术的养生功效流失或浅效；针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有的梳理和整合内容也多半束之高阁，进入博物馆、寺院、研究会等的展厅里，无法与普通民众进行身心上的密切交流，无形中切断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中原子女的情感共鸣，使现有的文本、音像、道具等使用率不高，民众反映较为平淡；缺乏对文化本身的深层梳理，对文化内涵的传播，缺乏对武学知识、佛教、道教等文化的熏陶，缺乏对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道德修为、行为操守；体育非遗文化的器物层较为贫乏，缺乏代表性的人物、形象、文字、视频、建筑、工艺品等有形的影响力，专业的设计人员和采编人员的匮乏造成非遗文化传承内容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

3.3.5河南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途径的利用有效性

河南省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途径上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并硕果累累，民俗空间的不断完善、旅游行业的兴起、武校的林立、多层次培训机构的建立、大型表演团队、竞赛、文化节系列活动的开展、太极学院或研究会的成立、社区文化广场的开展、学者的非物质文化研究论文会议等都在推动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但也存在着各种制衡发展的因素，如：传播方式单一，渠道建设不通畅、传播人员专业能力参差不齐；源发地的人文建筑、旅游业开发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器物层面的成果设计与开发缺乏专业人员的组织与设计，商业推广缺乏计划性；信息化程度较低，缺乏专业的网络板块管理人员；大众媒体的宣传力度比较薄弱，社会公共文化机构的使用频率及有效性无从考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普通民众的接触较单薄而片面，针对大众的传播渠道较匮乏，难于组织；教育传播的方式相对比较滞后，且教育层次性不强，学校教学教材及教学内容单一；学术层面的传播与交流相对滞后于非遗文化的发展，缺乏对非遗文化的直接推动力等情况。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途径需要更广泛的畅通，让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在生活中体会非遗文化的元素，参与其中，形成健康、时尚的生活方式，建构和谐、文明、动力十足的中原经济、文化发展中心。

参考文献：

[1]薛良磊，河南省部级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与对策研究，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10.5。

[2]王天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与研究[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06（4）：25-27。

[3]河南省人民政府网站.河南概况[EB/OL].http：//。

[4]李吉远，谢业雷.困惑与征途：对21世纪中国传统武术发展定位的思考[J].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2008（2）。

[5]张祝平、冯艳，文化自觉视域审视太极文化的勃兴，河南省教育厅科研论文二等奖，2012.5。

[6]汪全先，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研究-韩国文化遗产保护经验引起的思考[J]，浙江体育科学，2012.3：34。

非遗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校；保护传承；传播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31-0035-02

随着日益频繁的中外交流，中国传统文化备受世界的青睐。我们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高校更应该肩负起传承中国文化、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保护传承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历史和自然的发展过程中，民间各种文学作品、技艺、工艺作品、表演形式、文化场所等世代相传的非物质表现形式，是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学者王文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归纳了非遗文化“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及地域性”等7个特点。各地区非遗文化的合理传承开发，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社会，使非遗传承人能够保有持续弘扬甚至创新的动力，进而使本土非遗文化成为地区社会文化的特色和名片。

二、云南非遗文化的保护传承现状

云南是祖国西南边陲多民族大省，有着悠久的民族文化与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2003年开始，云南作为全国试点省份，开展了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普查，收集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之后持续开展非遗申报工作。目前，在文化部四批部级非遗保护名录中，云南已有大理三月街、阿诗玛、东巴造纸技艺、傣族泼水节、布朗族弹唱、普洱茶制作技艺、白族扎染技艺等10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位列其中，有几十个文化部命名的部级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和中国特色艺术之乡。同时，《云南映象》《云岭天籁》等成为驰名中外的云南民族文化名片，李怀秀、李怀福姐弟、香格里拉组合等，也成为云南原生态文化的代言人，这些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为今天的彩云之南打下了耀眼的民族文化烙印。

但是，云南的非遗文化传承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1.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在城镇化浪潮的冲击下，云南不少传统民居、服饰、语言习俗等民族具象特征正在消亡，大量珍贵的非遗文化亟待保护。

2.非遗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滞后于保护实践，各州市对非遗重要价值的认识不一致、不到位，传承人才队伍参差不齐，非遗学科带头人和专业骨干匮乏。

3.云南各州市非遗申报比例失衡，如布依族、基诺族、德昂族等文化遗产亟待发掘和非遗申报。

4.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之间还缺乏有力的合作机制，非遗传承和保护形式较为单一。除了各级文化馆、艺术院所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阵地外，还应发挥博物馆、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作用，使非遗保护及传承机制多元化提高传承保护的有效性。

三、高校在非遗传承保护的使命及文化责任

教育和文化传播本身就是高等教育的职责所在。当年，西南联大的闻一多、钟敬文等先生就在挖掘研究云贵少数民族文化方面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非遗保护需要理论支持，理论研究正是高校的优势所在。作为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高校学者具有先进的文化理念和很强的思辨能力，通过选择、批判、传承、传播培养大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宣传文化保护传承的责任意识，同时对传承非遗传统文化起到文化拓展创新的职能。

四、高校在传承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探索

1.利用高校教育经验优势，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化建设步伐。

2.建立非遗文化保护人才培养计划，构建非遗人才培养机制，以老带新，培养更多有志于从事非遗保护传承专家和学人。

3.构建高校、地方政府与传承人合作的新模式，即“1+1”互动教学模式。安排一名专业教师与一个非遗传承人共同开设一门课程或讲座。由传承人现场表演，传授艺术创作技艺、呈现创作过程，由专业教师从学术角度讲授其起源、发展及流变，归纳艺术价值。这种通过口传身授、声形并茂又有一定理论文化深度的方式更有利于传播弘扬非遗文化，也是对非遗传承人一种长期良性的保护。云南财经大学2016年就邀请一批非遗传承人如杨文忠、毕向红等到校开展系列“活态”非遗传承活动，受到财大广大中外学生的好评及政府管理机构的关注。

4.高校可以利用校园文化艺术节、“非物质文化遗产日”以及国家民族传统节日，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巡展”、非遗系列讲座、学术论坛、“非遗”专题展览和地方戏曲、曲艺、民俗游艺活动等演出，同时收集精品，通过走出去及网络传播的形式扩大传播影响力。以此提升学生及公众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深化大学生人文底蕴和人文情怀的培育与熏陶，打造缤纷多彩的校园文化。

5.搜集、整理有关云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数字化资源，创建非遗名录信息资料库和研究资料专题数据库，以云平台资源库形式用网络传播的渠道，将云南非遗文化传向世界。同时，还可利用大数据，对非遗媒体活跃度、关注度和成因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对应策略，为非遗的活化传播寻找方法和路径。

6.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对于引导公众，特别是年青一代对非遗文化的价值认同，移动互联网媒体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应在非遗文化传播统一规划体系下，通过网站、QQ、“三维一端”（微信、微博、微视频、移动客户端）等，以中英文双语形式，加大非遗文化的移动互联网传播和互动交流。

7.以产学研合作为载体，加强非遗保护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多渠道为非遗传承和弘扬提供持续的经济保障。

8.加强高校与博物馆、文化馆、专项科研机构的联合，形成资源共享的合力。

9.非遗保护既需要理论，更需要现场实地挖掘。因此，高校的非遗传承保护应在确定系列课题后，“走出去”主动融入非遗地进行基层田野调查。云南财经大学通过“布朗族弹唱”“傈僳族民歌传承”等非遗田野调查课题研究，正在积累相关实践经验。

10.非遗的传承传播应在继承中吸收新元素，不断创新，融入当代民众的文化生活。受到大众的喜爱和维护，才是最好的传承保护。

11.高等院校可以Y合本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成立相关研究传承机构。基于此，云南财经大学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社会和政府的肯定，并在2016年成立了“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基地”，更加体系化地投入到云南非遗保护传承和传播中。

五、结语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和传播，并使非遗文化成为一种核心竞争力，是我们教育文化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也是进一步提升高等院校自身价值和形象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播引入高等教育体系，将丰富高等教育的文化资源、教学手段及方法，也对高校大学生素质教育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2] 刘宁.地方高校对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措施研究[J].大众文艺，2014，（5）.

[3] 李桂云，缪悦.学校教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地位与作用[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3）.

[4] 木基元.以创新思维拓展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路子[J].今日民族，2007，（6）.

非遗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莺歌柳书；非遗；传承与保护

莺歌柳书是2008年由山东省菏泽市申报的经国务院批准的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非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简称。“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①口述史最先于20世纪出现在美国，作为收集资料的一种方法，也被我国广泛应用于非遗及其他各人文学科领域中。莺歌柳书在发展过程中遗留资料较少，且目前是濒临消失的状态，好在传承者们的居住区域相对集中，故笔者以传承人口述史为视角阐述莺歌柳书的现状。本文口述史材料基于对莺歌柳书传承人的多次采访整理而成。

一、莺歌柳书发展历史

“莺歌柳书”又名“莺歌柳子”，是由柳子戏曲牌【莺歌柳】演变而成的一种民间说唱形式；《中国曲艺集成•山东卷》（下）中说：“莺歌柳书又名莺歌柳子，是由柳子戏曲牌【莺歌柳】演变而成的一种民间说唱形式，但从目前尚存曲目已难看出两者的明显联系”②；李梦华老师也在《菏泽曲艺的“活化石”--莺歌柳书》一文中论述了莺歌柳书可能存在的五种流变，其一就是莺歌柳书是由明代柳子戏曲牌【莺歌柳】发展而成，但从曲调唱腔对照来看，已难看出两者联系③；何丽丽在其博士论文《山东柳子戏音乐文化研究》④从伴奏乐器、节奏、旋律及旋法等多方面论证曲艺类莺歌柳书完全是柳子戏【莺歌柳】的简化版，两者的联系是紧密的且是显而易见的，了“已难看出两者的明显联系”说法。笔者翻阅大量专业书籍坚持莺歌柳书是柳子戏曲牌【莺歌柳】发展而成的观点。菏泽地区最早的莺歌柳书艺人是清末民初曹县仲提圈的张瞎子（1848--1928），其弟子为曹县张保亮和定陶曹志田；曹县张保亮的再传弟子为曹县郑庄郑玉昆（1904--1976）；郑玉昆晚年又将莺歌柳书技艺传授给曹县郑文祥和菏泽的高志军、吴德平。第二部分莺歌柳书的发展现状将以莺歌柳书传承人的口述史为主，并参考笔者的多次田野调研。田野调查和口述史的整理均为笔者在2020年9月至11月末完成。为叙述方便，口述史不以问答形式呈现。

二、莺歌柳书的现状

笔者于2020年11月30号至菏泽市曹县郑庄乡寻找藏匿在民间唱莺歌柳书的老艺术家——郑文祥老先生。寻找过程算是顺利，据资料显示郑文祥先生1946年或1950年生人；笔者找到年纪相对大的老乡询问，大家对郑文祥先生很是熟悉，大家都知道街上有个唱曲儿的先生。见到郑文祥老先生很是亲切，家里非常朴素，像大多数曹县农村家庭一样，不同的是先生家里摆放了几张很显眼的关于莺歌柳的证书和奖书。郑先生今年高龄73岁，由此看来网上资料不准确，应是1947年生人；老先生自谈有个乳名儿“刘根儿”，街上认识他的人都这么喊。郑先生8岁开始学习莺歌柳书，其老师是曹县邵庄镇郭庄的郑玉昆先生（现已离世），在这期间也学习了山东琴书，且郑玉昆先生也只有郑文祥先生这样一个学生；郑文祥先生20多岁的时候，由于家庭和生活原因，就不经常学习和演唱曲儿了。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2009年，2008年莺歌柳书被列入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年11月，菏泽市文化局命名郑文祥先生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莺歌柳书代表性传承人。2009年6月山东省文化厅命名郑文祥先生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莺歌柳书代表性传承人。市政府和省政府层面开始对莺歌柳书重视起来，在莺歌柳书被评为部级非遗后多次邀请郑文祥先生录制莺歌柳书，对即将消失的这一曲艺文化施行抢救性的保存；而且每年会给传承人六千多元的补助。老先生说08年09年那会儿孩子们正好也稳定下来开始自己的生活，他和老伴儿可以享受日子了。据郑先生描述，他的老伴是给他伴奏最多的，老伴拉曲，他唱曲；老伴刚开始不会拉弦，耳濡目染加上他的点拨，日子久了便无师自通了。郑先生说经常载着老伴到曹县的广场和公园里一晌一晌地唱，冬天冷了便唱得少，也有好多围观的人，但是大部分都不知道唱的是什么，他都会热情地向大家介绍；有时候唱莺歌柳书时间久了会随性改口唱段山东琴书，就这样反反复复唱，也不会心生厌倦，觉得让大家听到传统曲艺自己心里也特别开心。笔者总结：郑先生平时演出和休闲演唱的曲目都是传统留下来的，在这过程中没有创新，更没有关于莺歌柳书的创作班子；郑先生教学生也是倾囊相授，那么目前看来，莺歌柳书在没有创新的情况下，目前保存的算是“原汁原味”。郑先生中间收过很多个学生，但坚持下来并唱得地道的只有吴德平老师一个人，其他人基本上都外出打工不会唱曲儿了。现在莺歌柳书的传承人只有两位，一位是73岁高龄的郑文祥先生，另一位是他的学生——54岁的吴德平老师。两位传承人老师都在尽全力寻找下一代传承人，唯恐莺歌柳书在此出现断代的情况。

三、存在问题的梳理

（一）莺歌柳书濒临消失。莺歌柳书在2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曾辉煌过，也曾萧条过，目前已经接近消逝，主要体现在这一曲艺形式面临无人传承的状态，不禁引发思考，存在200年之久的莺歌柳书为何在我们这个时代濒临消失？（二）传承人严重缺乏。经笔者了解，菏泽当地高校菏泽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早在2014年便让学生学习并演出莺歌柳书，并在吴德平老师和其他老师的指导下将《偷诗》搬上舞台，但此后并没有学生坚持下来。没有学生自愿长期学习这一曲艺形式，是目前莺歌柳书存在专业传承人较少的主要原因。（三）群众被隔离。在走访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有许多当地人对于莺歌柳书是处于完全不了解的状态，在很多人心中更是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原则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但莺歌柳书目前少有社会参与，当地人对当地的宝贵文化没有熟悉的认知；也就是郑长铃老师所提出的“民众被隔离”。民众被隔离，没有社会的广泛参与，这种保护终究是无根之木，事实上是对文化遗产的破坏。⑤民众参与进来，让更多青少年尤其是九年义务教育中的学生们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熟知当地非遗文化是当前传承工作的重中之重。（四）精神财富不被重视。莺歌柳书这种文化表现形式已经与当代的社会生活有了隔阂与距离。隔阂越大，距离越远，消逝的速度便会越快。当代社会衍生出越来越多的艺术形式，传统的曲艺形式似乎不再符合大众审美。莺歌柳书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由许许多多精神财富累积而成，莺歌柳书面临失传足以以小见大，当精神财富一点点被剥离出去，可想我国传统文化将面临什么样的困境。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根魄，我们如何挽救历史留下的宝贵文化财富？

四、解决问题的对策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⑥中第七条有明确对非遗文化的保护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一）建档：通过搜集、记录、分类、编目等方式，为申报项目建立完整的档案；（二）保存：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地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三）传承：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能够继续作为活的文化传统在相关社区尤其是青少年当中得到继承和发扬；（四）传播：利用节日活动、展览、观摩、培训、专业性研讨等形式，通过大众传媒和互联网的宣传，加深公众对该项遗产的了解和认识，促进社会共享；（五）保护：采取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以保证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智力成果得到保存、传承和发展，保护该项遗产的传承人（团体）对其世代相传的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所享有的权益，尤其要防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误解、歪曲或滥用。笔者结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针对莺歌柳书存在的以上问题，总结出以下应对措施：分别从官方建设和艺人本身建设两个层面出发。（一）官方建设。1.相关文化宣传机构应加强对非遗文化的宣传工作。从官方层面让大众认识到非遗文化对我们的重要性。莺歌柳书已接近消逝，在此情况下应增加演出次数；增多演出场所；举办非遗文化的专场研讨会、展览会等等；让越来越多的人看见、听见并感受传统文化。让非遗文化越来越多地走进博物馆、让越来越多的民众走进博物馆，任何文化形式的保护与传承都脱离不了群众，只有让大众了解认知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才得以更长久地存在。2.相关部门应加强对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虽然越来越多的文化被列入省级或部级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保护单位之间分工不明确；被保护的文化被分层；文化遗产所生存环境发生变化；保护的认知发生偏差等。针对莺歌柳书的保护与传承，我们要认清一个实质问题，即我们要保护与传承的是莺歌柳书这一曲艺形式的技艺、唱腔、具体内容等多个方面；而不是片面地保护莺歌柳书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名分。在实质性的保护工作上，不能让保护工作只是成为一个口号，不应把非遗名录项目从文化的整体性中抽离出来。目前莺歌柳书赖以生存的土壤是鲁西南菏泽地区，我们应把保护莺歌柳书所在地区的社区文化和民族文化同时注重起来，保护好生存环境，是非遗文化存续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是保障非遗文化传承人的生活，只有传承人生活得到一定的保障，才会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文化的建设中。3.当地教育部门应适当地对学生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与之包含的文化形式。培养当地青少年、高校学生学习传统曲艺，使其了解非遗，了解文化遗产对于当代社会、人类生存的重要性。教育部门可以提倡教师在音乐课堂和实践课堂中开展莺歌柳书的相关教学活动，教师与学生同时学习传统曲艺，为传统文化注入更多年轻的血液。相关单位已将遗产名录不断地更新、确认、立档、研究、保存，我们当代人的任务就是如何在生活学习中做到保护、宣传、弘扬、传承与振兴。（二）艺人建设。1.提高数字化。莺歌柳书发展到当前依旧靠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这种保存传承方式虽然可以将艺术经验更直观地传达下去，但是显然也存在许多弊端。在条件的允许下，传承人可适当做好对当下曲艺的资料记录、视频记录，提高传统曲艺的理论化、多媒体化，让大众接受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让传统文化跟上现代社会的步伐。2.增加市场化。面对莺歌柳书社会市场的急剧萎缩，艺人老师们应当在官方部门的帮扶下努力使这一曲艺形式走向市场，并开拓市场，让观众可以进入剧场欣赏莺歌柳书演出中所讲述的故事。3.推陈出新。历史留给我们的传统文化固然宝贵，但任何一种文化形式的留存少不了创新。在传统曲目的基础上，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做一些创新呢？我们应该创作出更多符合当下大众口味的作品，让越来越多的新一代人继续传播，以此形成良性循环。

五、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自于历史，生存于当下，或存续于未来。保护与传承就是保护当下的文化遗产，传承历史遗留下的文化，在上迎合当下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创造出符合这个时代审美的艺术文化形式。我们每个人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者。从保护的角度而言：面对莺歌柳书这一即将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任重道远，我们应该消除隔阂，拉近大众与非遗文化的距离，带着合适的方法融入到非遗文化世界，其实恰巧是这些宝贵的非遗文化遗产丰富地服务于人类的精神世界。

注释：

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②《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山东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山东卷》（下）.第一版，北京：中国ISBN中心，1982年12月：第1281页。

③李梦华，《菏泽曲艺的“活化石”——莺歌柳书》，曲艺，2020.10。

④何丽丽，《山东柳子戏音乐文化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09.04。

⑤郑长铃，《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文化安全问题》，贾磊磊等主编《建构文化江山——第二届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5年版。

⑥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第七条，2005.3.26。

非遗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档案机构；非遗保护；边缘化；重要参与力量

一、新《档案法》实施给非遗保护带来的机遇

2004年的《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未提及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中没有明确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主体地位，也无非遗档案必须向各级档案机构移交的相关条款。新《档案法》在第四章的第三十四条提出“鼓励档案机构开发利用馆藏档案，通过开展专题展览、公益讲座、媒体宣传等活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此可见，新《档案法》是鼓励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1.参与非遗保护有法可依。非遗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档案法》由以前的“只字未提”到“鼓励”，肯定了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中做出的重大贡献。虽然“鼓励”看起来变化不大，但是对档案机构能够积极借助档案馆藏资源参与到非遗保护意义重大，是有法可依的。2.有利于提升档案机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新时代档案机构尤其是档案馆利用馆藏和现有的平台来实现宣传非遗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遗的档案式保护让非遗的文献资源保存得更久，且档案机构利用参与非遗保护，来重塑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形象，提升档案机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二、我国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的现状

（一）调查概述

1.调研方式。为明确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的现状，采取直接访问省市级档案机构网站的形式，具体调研中是采取对省级档案网站和百度以“非遗”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对检索结果的文献进行统计。2.调研内容。明确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形式。赵跃博士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表示：截至2019年8月，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主要形式为收集、征集、采集建档、建数据库、展览传播、申报支持、业务指导共7种。结合档案机构实际工作，在结合赵跃博士的分类基础上，稍做调整，保留征集、采集建档、建数据库、展览传播、申报支持5种，将收集更改为接收（含捐赠），增加移交、修志2种形式，共计9种参与形式（见表1）。

（二）调查结果统计分析

1.参与数量少且比率低。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共有国家综合档案馆3337个。调查中发现仅有107家不同级别档案机构参与到非遗保护，占比3.2%，比例低；参与的107家机构中，按照档案机构的级别划分，有13家省级（直辖市）档案机构，36家地市级档案机构，58家县区级档案机构。可见，档案机构整体参与的数量较少，参与比例低（见图1）。2.参与形式呈现被动性。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9种形式中，征集、编史修志、建数据库、采集建档被归入主动参与形式，而接收、展览传播、业务指导、申报支持、移交则归入被动参与形式。调查发现，对107家档案机构涉及的9种形式统计后共得到总参与数为145次，排名前三的依次是接收34家、采集建档29家、展览传播28家，后三名的依次是移交3家、修志4家和建数据库5家；主动和被动形式分别占比为40.69%和59.31%。对接收非遗保护中心移交的非遗档案的档案机构仅有3家统计，分别为湖北省武汉市、江苏省常州市和河北省固安县的档案机构。调查发现，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还以接收、展览传播等浅层次的被动参与形式为主，而编史修志、建数据库的主动参与形式占比不高。3.参与类型单一。为掌握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形式的丰富度，对档案机构参与类型进行统计。统计发现，有81家档案机构仅有1种参与形式，占比高达75.7%；而参与形式在3种、4种和5种的档案机构分别有1家（云南省）、2家（湖北省和张家港市）、2家（武汉市和扬州市），占比均不足2%。由此可见，档案机构参与类型单一、不丰富。

三、我国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现状原因分析

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实践存在数量不多、参与形式单一等问题，这与学界期望存在较大的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身份未得到“官方确认”

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管机构是文化部门。自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后，国家层面就非遗保护已出台《非遗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识管理办法》等9部政策法规文件，其中《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列举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认定、保存和传播的主体机构；文化部牵头的非遗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9个成员单位，也没有国家档案局身影。官方确认的非遗保护主体机构中并没有提及档案机构。《档案法》规定，档案馆具有接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定期移交档案的职能。但早在全国部署非遗普查工作时，文化部就指出：“在普查中搜集的非遗实物资料所有权归国家，由各级政府授权的有关保护机构保管。”《非遗法》中也未有非遗档案必须移交到档案机构保管的相关条款。新修订《档案法》特别规定“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等单位保存的文物、文献信息同时是档案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由上述单位自行管理”，这意味着非遗保护中心等主体机构产生的非遗档案不一定得向档案馆进行移交。文化界和档案界相关法规政策均未将档案机构列入非遗保护的主体机构，这意味着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中只能充当“社会参与”力量，参与非遗保护的地位也很难得到其他相关主体的认可，这也是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数量少的原因。

（二）档案机构工作机制不适应非遗保护

档案机构改革后，档案馆属于文化事业机构。一直以来，档案机构保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移交的档案，是一种基于传统档案形式的服务官方机构的工作机制；而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公开性和广泛的包容性，两类型机构存在本质区别。具体到参与非遗保护工作中，由于很多非遗项目是植根于民间，属于非官方机构的工作，档案的官方机构身份与非遗植根民间存在天然的不适应。档案具有保密性，档案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25年向社会开放；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类档案，可以少于25年向社会开放；而非遗传承在保障非遗传承人的知识产权和利益的前提下，是以传播和传承、振兴为目的，需要更多人了解非遗、使用非遗，甚至是融入日常生活中的活态传承。档案的保密性与非遗的社会参与性存在矛盾。

（三）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主动性不高

在官方身份没有得到明确的情况下，档案机构主动参与非遗保护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一定的魄力。但很多地方档案机构对档案馆职能的理解十分狭隘，认为只需做好本职工作即可，不愿主动介入，也不愿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竞争，更不愿“越位”参与非遗保护。目前，仅有江苏省、云南省、湖北省的档案机构主动与文化部门联系洽谈非遗档案移交事宜并付诸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社会各方的积极参与，不主动参与非遗保护势必会造成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弱。

（四）保存类措施相较保护类措施处于“弱势地位”

《意见》明确非遗建档是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由此可见，非遗建档仅被窄化理解为“收集、整理”，和档案界界定的建档是“收集、整理并保存下来”相比，唯独少了“保存”。可能从语义上理解，非遗的建档“保存”本身就是一种“保护”。但是无论是《公约》《“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还是《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都将非遗保护措施分为保存类措施和保护类措施，其中认定、记录、建档保存类措施针对所有非遗项目，而特别优秀的且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容易造成保护优于保存的印象。而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多为认定、记录、建档的保存类工作，保存类措施的“弱势地位”可能导致档案部门在参与非遗保护工作中被边缘化。

四、新《档案法》实施背景下我国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的档案特色化出路

（一）充分发挥档案机构专业优势，筑牢非遗档案式保护

1.保持“前端”业务指导优势。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应主动与文化部门加强联系，协助完成非遗保护规章制度的制定，介入并指导非遗中心对非遗档案进行分类整理，确保对非遗档案规范完整等方面的“前端”业务的指导，利用业务优势积极参与非遗保护。2.利用档案技术延长非遗档案保存时间。档案修复技术是档案保护技术的一项重要内容，能提高档案耐久性。在开展非遗保护过程中，会重点关注传承人的实物档案、纸质档案以及声像档案，而在保护过程中又形成不少的纸质档案，利用先进的档案修复技术进行杀虫、除菌、脱酸等服务，延长非遗档案的保存时间；还可以主动向采用家庭式保管非遗的传承人提供免费的档案修复、加固、装裱等修复服务，以解决非遗家庭式保护条件局限造成非遗档案保管不规范的问题。3.通过编史修志来开展非遗保护。档案机构利用编史修志的优势，联合地方志主管部门、文化旅游部门，编写全面反映地区非遗项目规模及非遗保护工作的志书，如《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志》，用档案机构独有的编史修志方式，记录非遗保护的脉络的形式来开展非遗保护。4.档案记忆工程延续非遗传承脉络。国家档案局于2000年正式启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乡村记忆工程”是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建立具有本土地域特色、完善的乡村记忆档案信息资源库，有效提升档案部门的公众文化形象。档案机构在开展乡村传统村落档案建设工作时，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地方文化特色资源的抢救性保护结合起来，在抢救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民风民俗等过程中，尤其重点收集含有非遗项目的资料，创编成文字、视频资料形式，并按照故事、技艺、习俗等分类整理成专项档案数据库。通过乡村传统村落档案的建档工作，将档案资源数字化，建设资源库，在保障传统村落完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的同时，保障非遗等传统文化的延续，保护各个时期的历史记忆。

（二）借助特殊档案建档契机，丰富非遗保护的多元化形式

1.将家庭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档案机构抓住为非遗传承人建立家庭档案和非遗传承人个人档案契机，全面、客观、真实记录非遗传承人表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元的艺术内涵，并借助文字、声像、实物及口述等载体形式实施非遗保护。例如张家港市已经为48位非遗项目传承人全部建立家庭档案，并完成档案的数字化。2.口述档案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口述档案将历史“原音再现”，可以很好记录那些濒临失传的老记忆、老手艺。档案机构合理筹划、多方联系，积极开展非遗传承人口述档案建档工作，逐一对非遗传承人口述对象实地走访，并进行口述档案视频采集、现场录制，待后期加工制作完成后，将资料存档于档案馆永久保存。3.方言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地方方言承载着乡愁、乡情，其中不乏许多优秀的非遗项目，如南京的吆喝、南京白话和南京白局。档案机构在开展方言建档工作中，要善于抓住方言中的优秀非遗项目，比如传统方言戏曲、方言童谣、方言故事、方言说唱等，通过方言建档的形式更好地保存方言、留住乡愁，并传承优秀非遗文化。如陕西省档案局的《传承非遗文明，纪录方言文化》就是以方言建档的形式开展非遗保护。4.精准扶贫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2018年的《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办法》就对精准扶贫档案的收集、整理、管理和开发利用做出明确规定。“非遗+扶贫”过程中必然会形成很多精准扶贫档案，档案部门要注意收集非遗扶贫过程中这部分特色形态的档案，将其归入“精准施策类、精准脱贫类”两类中，真实、完整、准确、全面地记录和保存精准扶贫工作的全过程，同时也是对非遗的保护。

（三）遵循非遗保护趋势，加强非遗文化传播

1.关注非遗传播工程，加强非遗文化知识传播。档案机构作为我国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应积极关注文化传播工作的新动态，加强非遗文化知识的传播。首先，利用档案馆建成的档案网站开展非遗知识传播，可以在档案展览下设立非遗文化传播专栏，开展非遗文化的图片、视频形式的传播。其次，利用档案机构已经建成的官微官博进行非遗文化的传播，通过撰写推送非遗小知识等相关推文的方式传播非遗文化。再者，可以借助抖音、快手、微视等短视频平台，通过制作非遗短视频等方式来推进非遗文化的传播，促进社会共享。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从活态传承的文化服务、文化教育、文化传承等方面继续把握新机遇。第四，拍摄专题片进行非遗传播。档案机构可以拍摄以“传承地方优秀文化”为主题的宣传片开展非遗保护。如浙江省档案馆面向全省档案馆启动电视系列节目“跟着档案去旅行”，传承以浙江历史为依托的优秀传统文化，主要包括传统古城古镇古村文化，运河、钱塘江等世界文化遗产，地方传统曲艺、传统手工艺、饮食等非遗文化，乡贤文化、浙商文化等乡土文化，诗书画文化等。2.重视文化传承服务，开展档案非遗知识服务。非遗传承是非遗保护永恒的话题，尤其是教育、培训是非遗传承的重要方式。因此，档案机构除了提供非遗档案借阅等服务外，还可利用现有的非遗档案资源，与其他部门合作，通过引入传统编研的成品、VR等先进技术的视频形式来构建非遗教育资源库，为教育和培训的传承提供知识服务。3.寻求多方互动合作，集中优势资源保护非遗。档案机构利用现有的非遗档案资源，并积极与文化部门、文化产业等主体机构合作，吸引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推广社会化合作模式来打造档案特色的非遗文化产品。利用新媒体形式加强非遗档案资源宣传，如采取举办展览、编辑书籍、录制声像作品等形式进行传播，助推非遗走出国门，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非遗。档案机构应把握非遗保护的前沿趋势，提升参与非遗保护的主动性，发挥专业优势，“有为才有位”，做历史的守护者、记忆的传承者和文化的传播者，成为非遗保护的重要参与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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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建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角下地方特色档案建设的重新思考[J].档案学通讯，2014（03）：50-53.

非遗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承揽了该项目有关遗产申报的一系列技术咨询服务。其中最为重要的任务是从世界文明与文化的角度、重塑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简称OUV)。为此，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项目组立足于“城市文化”的角度，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文化特色和融汇过程分析，经由中国古代城市史、建筑史等专题研究，对草原都城遗址的遗产价值开展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学术探讨，形成了若干新观点。本文重点介绍申遗文本是如何通过对比分析手段、进行遗产的价值重塑。

一、遗产概况

“元上都遗址”是13～14世纪亚洲北方游牧与农耕两大文明在百年碰撞与融合中形成的具有文化融合典范价值的草原都城遗址，位于蒙古高原的东南边缘，曾是蒙元帝国忽必烈汗的第一座都城(1263～1273年)及其后元代各帝的“夏都”(1274-1368年)。

该遗址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的正蓝旗和多伦县境内，是传统游牧区和农耕区的交接地带。由城址(约18平方公里)、墓葬群(约5平方公里)以及分布于整个1759平方公里范围内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四部分共同组成。其中，城址包括宫城、皇城、外城、关厢和铁幡竿渠等要素，遗存类型有城墙、城门、道路、护城河、防洪渠，以及宫殿、寺庙、商铺、民居、仓库等各类建筑的基址；墓葬群分布于城址周边区域，包括以汉人家族墓葬为代表的砧子山墓葬群和以普通蒙古人墓葬为代表的一棵树墓葬群，它们是蒙、汉民族于上都生活的物证；自然环境包括与城市选址特征关系紧密的上都河、龙岗山和金莲川草原等自然要素，以及反映城市地理环境特征的沙地、湿地、森林草原和典型草原等特色景观；人文环境包括遗产所在地保存完好的蒙古族传统文化，以及城址周边分布于群山顶部的敖包所体现的草原游牧民族早期的山岳崇拜。

二、对比分析

作为文本编制的指导文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公布的《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中第132条明确规定，申遗文本需要“提供该遗产与类似遗产的对比分析，不论该类似遗产是否在《世界遗产名录》上，是国内还是国外遗产。对比分析都应说明申报遗产在国内及国际上的重要性。”因此，对比分析是否全面和准确成为让世界遗产委员会来自于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所有专家认可“元上都遗址”突出普遍价值(详见：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陈同滨、蔡超、俞锋、徐新云、李敏：《试论元上都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东亚文化遗产保护学会第二次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12年出版)的重要依据。

针对“元上都遗址”具有游牧与农耕两大文明相互融合、碰撞和吸收的价值特性，以及蒙、汉两个民族文化传统上的差异，结合元上都遗址的交流价值、见证价值、典范价值和关联价值，申遗文本编制项目组选择了4个方向开展对比分析：一是与蒙元帝国相关的同类世界遗产比较；二是与游牧文明相关的世界遗产比较；三是与蒙元帝国的其他都城遗址比较；四是与中国历史上北方其他游牧民族建立的都城比较。其中尤以蒙古帝国首都哈剌和林城遗址和蒙元帝国的大都与中都为重点。

(一)与蒙元帝国相关的同类世界遗产比较

(1)与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比较

在《世界遗产名录》中，与元上都遗址最具可比性的文化遗产是“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它们除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有相似之处和历史渊源之处，在遗址遗迹、时空范畴、价值主题与特征、自然环境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

第一，从遗产类型和遗址遗迹上比较。“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属于“人与自然联合的作品(引自《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8版1)”，体现了人类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之间所产生的相互作用，以游牧生产与生活方式为主题。游牧民族利用传统技术在适宜放牧的草场上从事畜牧活动，从而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独特的精神联系；同时，它还向人们全面展示了鄂尔浑河流域曾经出现的不同游牧民族为适应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的限制而产生的各种生活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游牧文化(详见《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申报世界遗产文本》)。

“元上都遗址”属于“特定自然条件下，更主要是人文历史背景下两种文明人群的共同的作品”，体现的是不同民族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方面是如何进行融汇交流与结合，并由此创造出一种亚洲北方具有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相结合的城市典范，对于研究蒙元帝国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文化特征等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它的遗产背景环境对此典范的形成过程提供了清晰的、有机的物证，与遗址本体共同构成了完整的遗产价值。

第二，从时空范畴上比较。在地理区域方面，两者于空间位置和地理特性的差异在于：“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位于蒙古高原的中心地带，是亚洲北方游牧民族主要活动区域的腹地所在。“元上都遗址”则位于蒙古高原的东南边缘地带，是亚洲历史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临接地带。这一地理区位的差异导致了两处遗产在文化价值上的差异。

在历史时段方面，“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的遗存年代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17世纪，绵延约3000余年，5个重要遗产点的历史年代为6～17世纪；这一时段跨越了中国历史上的唐、宋、元、明、清共5个朝代。“元上都遗址”的遗存年代仅限于中国蒙元帝国的100余年时间，即13～14世纪。

第三，从价值特征上比较。“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在价值特征上主要展现了千百年来游牧民族的各种生活方式。鄂尔浑河流域是游牧文明的摇篮，是中亚地区游牧文化的典型代表，它的发展演进清晰地向人们展示了游牧文化的强健与持久。几千年来，这种游牧文化一直是亚洲绝大部分地区的主要文化形态。游牧民族通过贸易往来、军事征伐和思想交流等方式，对其毗邻地区根深蒂固的农耕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对整个世界的民族融合与文明进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非遗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新媒体;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策略

一、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亡速度飞快，而相关的保护人才则极为稀缺。对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在强化研究的同时，实现优秀保护人才的有效培养，才能为非遗保护工作提供坚强后盾和重要保障。在新媒体时代，高校作为相关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应当充分借鉴已有的教育教学经验，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优势，使得高校大学生能够了解非遗进而参与到非遗的研究和保护当中。

二、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重要性

(一)对民族的重要性

将非遗教育融入到高等、正统的教育体系当中，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有着重大而长远的意义。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长久发展历史的成果和结晶，是民族活的记忆和文化基因库，加强对非遗的研究和保护，能够将古老的、珍贵的文化内容加以传承和发展，是民族文化进步的重要前提。其次，非遗充分体现了民族的智慧和精神，能够形成强烈的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对于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奋进有着重要意义。

(二)对国家的重要性

对国家而言，开展高校非遗教育，能够实现非遗研究和非遗保护工作的发展和延续，极大促进国家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极大提升我国国家文化的安全性。同时，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而言，新农村建设亟需开拓出新思路。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和教育，从文化入手，能够将本土资源和优势充分挖掘出来，实现本土文化的弘扬和开创，以优秀的传统文化带动农村的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

(三)对大学生个人的重要性

对于大学生个人而言，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同样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首先，强化非遗教育教学，能够让大学生在接受丰富的西方文化和思想价值观冲击的同时，更加深入地了解到我国丰富而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思想，极大激发其爱国、爱民族的热情。其次，非遗教育蕴涵丰富的文化、思想、道德知识，能够极大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文化品位。同时，在不断的探索和研究过程中，能够极大培养其创新实践能力，有效促进其综合素质的提高。

三、新媒体时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的要求

(一)确保课程和教学内容的丰富性

新媒体时代，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发达，其资源的丰富性和获取的便捷性，使得非遗教学的质量和效率得到极大提升。在开展实践教学活动时，应注重对新媒体的充分利用，实现课程和教学内容的丰富性。借助于新媒体数字资源限制性小的优势，应当不断丰富非遗研究资料内容，将其充分应用到实际教学当中。同时，在课程设置上，应依据专业、年级等开设不同课程，实现课程的丰富性。

(二)让学生充分参与到教学当中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与其它课程不同，其对学生的参与度有着极高的要求。学生只有亲自见识、充分体验、深入探究，才能激发其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教学效果才能达到最佳。为此，各高校应加大相关力度，一方面邀请专业研究者或民间艺人、非遗继承人进行课程教学，一方面鼓励学生走出校园，亲自到非遗环境中去感受和调研，充分参与到探索和实践活动当中。教师应支持和鼓励学生参加采风调研等活动，在校园外感受不一样的文化体验。组织学生对非遗项目传承情况进行调研，如剧场、庙会和一些地方的非遗项目，将调研情况整理好并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想法。指导学生从事非遗的调查和研究，学生以非物质文化遗存研究为选题的毕业论文多篇，有多项非遗研究获得国家和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资金支持。

(三)注重教学形式和方法的创新性

新媒体时代的一大特点，即时空限制越来越小，能够更加便捷地实现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的创新。首先，高校可邀请民间文化进校园，将非遗文化完整、直观地呈现在大学生面前;其次，应充分利用网络和多媒体的便捷性，教师可为学生进行相关影片和多媒体资料展示，借助于网络媒体如微博、博客等进行课后交流和探讨，拓宽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的边界。教师运用多媒体录音和视频对学生进行课堂教学，运用网络博客与学生进行课后交流。教学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知，提高其对民族文化的接受力，拓展了非遗的传播空间。学生参加非遗进校园的社会文化活动和文艺演出，收看传承人的知识讲座，增强了对民族文化的兴趣。学生成为非遗文化的接受者，还成为非遗文化的传播者。

四、新媒体时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策略

(一)建设数字化资源库

就新媒体时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教学策略而言，应当首先认识到数字化资源库建设的重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研究资料相对稀缺，单纯借助于印刷出版物很难满足教学需求。为此，各高校在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的同时，应广泛采集优秀的非遗研究资料，如相关图片、图书、音像资料、项目书和论文等，并优化获取途径，让学生能够便捷地查阅，开拓其眼界，提升其研究深度。

(二)开设非遗网络课程

网络能够有效跨越时空，实现信息的实时传递，极大方便了学生和师生间的沟通。为此，高校应在常规课程之外，开设网络课程，让教师进行线上授课，并实现与学生的即时沟通和交流。同时，将日常教学视频资源上传到网络，还可将相关研究和调查的第一手资料上传到网络，使得学生能够在课堂之外实现第一手知识资源的补充。

(三)利用新媒体进行辅助教学

利用新媒体进行辅助教学，主要借用微博、QQ群等常用沟通软件，实现课堂教学的有效延伸。一方面，教师可在课前将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和知识要点提前告知学生，让其能够进行充分预习，大大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在课后进行作业的布置，方便学生查阅。另一方面，教师可向学生分享自身的调研资源和心得，并与学生进行深入交流。

(四)组织并鼓励课外采风调研

为提升学生在课程中的参与性，各高校可组织并鼓励学生进行课外采风调研。一方面调研活动，深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源地，对其进行专门的资料采集和信息调查，掌握一手的资料;另一方面，鼓励学生自己对农村、庙会等非遗项目进行深入研究，了解其传承情况，并进行相关资料的整理。在完成采风调研活动后，将所得进行线上分享，实现资源的最大利用。

五、结语

新媒体时代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教学工作更具便捷性和高效性，能够极大方便课程的开展，实现学生知识和研究的极大开拓。新媒体技术的运用使很多学生有了接触传统文化的机会，通过教学，有的学生成为了非遗项目的专业人才，有的则成为传统文化的接受者和传播者。教育传承是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最佳和最深入的方式。新媒体技术在高校非遗教学中的运用过程中，各高校应不断总结过于的教学经验，借助于新媒体的优势，实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教学形式的多元化。丰富教学资源和教学手段，让学生在感受传统文化和非遗资源巨大魅力，在生动直观的教学模式和直接参与的教学实践中接受本土文化，同时，激发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情和自主性，丰富非文化遗产知识，提高其参与意识和创新能力，获得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为非遗的研究和保护工作提供强劲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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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媒体呈现 实证研究

研究背景

自2003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工作全面展开。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赖以生存的条件正在渐渐消失，如宁夏回族群众称为哇呜、、口弦的回族民间乐器，现在宁夏民间会演奏这些乐器的艺人已经难以寻觅，不仅如此，由于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到冲击，因此诸如此类通过口传心授传递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濒临失传的境地，非遗保护刻不容缓。

媒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网络媒体。网络媒体综合了纸媒和电视等媒体的特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能够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现在网络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一是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站，包括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网以及非遗名目命名的专门网站，像中国京剧网等。二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日或特殊年会，一些大型的门户网站会通过专题的形式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三是一些媒体的零散的新闻报道，散布于网络各个角落。四是借助博客形式来展示。

网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最具典型性的便是一系列网站的建立。因此，本文拟从非遗网站的内容视角入手，运用最新的SPSS软件对非遗网站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中国非遗网站内容的相关性，以期探求中国非遗网站从内容视角上的开拓空间，并对可行性对策进行探讨。

笔者通过对中国知网CNKI学术文献总库进行关键词搜索及各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站学术论文统计分析发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关注的论文基本集中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而研究媒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的论文仅有一篇《发挥媒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①，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应注重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作用。因此，本文从选题到研究方法都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研究中国非遗保护的网络媒体呈现对我们增加对非遗保护的重视，及非遗网站更好地关注非遗保护具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

问题分析

本研究样本选择，主要是通过搜索引擎百度、Google获得。此研究的重点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网络呈现，样本选取应具有整体代表性，加之搜索的局限性等原因，故本研究仅选取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网”所获得的网站数据，不对具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站进行研究。这是一种随机抽取样本的方法，由于中国现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站的建设方面还不是很完善，因此，所搜到的样本对整体具有显著代表性。经过检索，共收集样本数据22个。

2006年至2010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站数量变化。通过对2006年至2010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站数量统计发现，2006年非遗网站为6个，2007年为9个，2008年为15个，2009年为20个，2010年为22个。由此可见，非遗网站数量呈逐年增加的趋势，说明我国注重网络媒体对非遗保护的重视。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首个部级门户网站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于2010年6月9日开通以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络媒体呈现成为一种潮流，并对辅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发挥了重大作用。

形式分析。在本研究中，形式分析指的是非遗网站首页给读者的直观感受，通过网页首页板块位置、图片展示、首页主观内容等来界定比较网页形式。

（1）首页表现形式与网站性质之间的交叉关系分析。经过统计发现，部级非遗官网在首页表现形式上，主要运用固定的图文并茂的形式，省级非遗官网则更多地运用了滚动式的图文并茂的表现形式，地市级非遗官网也和部级官网看齐，较多地运用了固定形式。社会团体等非官网则综合运用多种表现形式，表现出了特殊性及多样性。

（2）表现形式个案比较分析。按照网站级别随机抽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以下简称中国非遗网）、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以下简称浙江非遗网）和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以下简称宁波市非遗网）进行形式分析。

从网页底色来看，3个网站基本色调都是浅粉色。从网站名称来看，3个网站名称都在网站上部1/5处，文字背景都是使用了申遗图片，并且都在左边渐渐显出的形式。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非物质”三字字体相同，但宁波市运用了动态字体。从板块编排来看，板块位置都放在名称下方，页面中间都是动态新闻，通过数据统计发现，22个样本网站中，有15个网站的动态新闻都是放在页面中间位置。

（3）视频展示形式的出现频率分析。通过数据统计发现，45.5%的网站运用了视频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表现形式有利于非遗的传承与发展。随着技术的发展，应该运用多种方式、多维角度进行展现，并实现保护的最大效果。

板块设置分析。板块设置即反映网站内容。笔者通过研究发现，组织机构、法律法规、遗产名目、传承人、申报指南、保护论坛等板块设置是网站设置的主要构成板块。而媒体评论、专题、代表作、互动论坛等则有较少的网站设置。

主要构成板块中，多半都是官方用来彰显本地区非遗申报成绩，保护论坛也是学术界对本地区非遗的研究成果。而那些较少涉及的板块内容，如媒体评论、互动论坛等，则是官方与媒体或网民进行沟通的渠道，此渠道的减少，并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网络媒体呈现，这种呈现似乎成了一种虚设。

官方网站与非官方网站呈现内容的差异性分析。笔者统计发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站中，81.8%为官方网站，只有18.2%为非官方网站，由社会组织自行建立。官方网站与非官方网站的数据差别如此之大，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尚处于政府层面统一指导，单向度的保护必然呈现出一些问题。

在网站呈现内容上，非官方网站表现出与官方网站极大的不同。从板块设置看网站关注内容，官方网站多关注申遗工作，地区新闻也多与申遗工作相关。而非官网则更加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如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北京群众艺术馆主办），专门设立了“民保动态”和“民保常识”栏目，注重民间保护工作，这弥补了从上而下的政府引导管制，更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特性，因地制宜，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再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华五千年网》版权），则注重各种非遗文化遗产的专题展示，全面地呈现了非遗的存在状态和应有的存在状态，原生态的展现有利于激发人们保护非遗的原生态性，对于非遗生存环境的重视，更有利于增强人们对其的保护意识。另外，非官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呈现，是对官网缺陷的一种弥补。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网络媒体呈现现状、问题及对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专家弗兰克・普罗斯尚表示，中国近年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值得肯定，在非遗保护方面作出了“令人瞩目的努力”。他认为中国今后可在保护措施方面进一步创新，使保护机制更加多样化。谈到对中国未来非遗保护工作的建议，普罗斯尚说，中国地大物博，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领域广、数量多，如果仅从政府层面制定统一的保护措施和框架恐怕不能真正解决保护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一旦没有因地制宜地采取保护措施，很容易对非遗自然发展规律造成影响，中国非遗保护措施应能体现不同地区的现实特点。②

通过如上实证分析，本文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网络媒体呈现，主要有如下特征：

官网多于民网，警惕“政绩秀”。正如普罗斯尚所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要是在政府层面制定统一的保护措施，在非遗保护的网络呈现上，也呈现出如此特征，官方非遗网站大大多于民间网站，这也就造成了可能性的假设，政府工作者不能深刻地理解民间保护所存在的问题，也就不能将之呈现在媒体上并促进更多的人关注并保护。另外，官方网站，由于其直接隶属于当地政府，非遗项目的增加能够起到对当地政府的宣传作用，因此，过度地重视申遗，而忽视保护，这是舍本求末的形式，严重浪费了社会资源。应警惕非遗网站成为“政绩秀”的工具，而不是起到保护作用。

官网同质化严重，避免“地方模仿中央”。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站的建设存在同质化现象，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不同之外，其他内容甚至可以互换，没有什么新意。③从形式到板块设计，各级官方网站都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有的甚至出现如果抹掉名字和区别性的板块名称，就会以为是同一个网站。一些必要的板块当然需要保留，但在展现过程中，应注重结合本地特色，突出本土性，对因地制宜的地区性保护提出相应的对策，顺应非遗生存的自然发展规律。

网站开放程度差，“互动论坛”形同虚设。从网站的开放程度来看，诸如“互动论坛”等板块，设有该板块的网站不多，就在仅有的几个网站中，大部分都形同虚设，这本是网站与网友进行交流的平台，有的网站只是单纯设立了这个项目，但并没有真正投入使用；另外，投入使用的，正因为网站内容的过于官方化，出现了无人问津的怪状。

网站官方文件过多，排斥“媒体评论”。从统计数据来看，官网对媒体批评是呈现不宽容的态度的。动态新闻多为近期政绩，而其他有关新闻专题也大都是对有利于本地形象的选择性摘录，具有一定的狭隘性。对负面新闻的宽容，表现为对非遗保护的关注，并能够从负面的教训中，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真正建立功绩。

基于如上特征，笔者认为可从如下两个方面来避免问题的严重化：一是官网应当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注重当地特征因地制宜，保护措施遵从当地非遗的自然环境规律；网络呈现中表现形式注重多样化，视频记录非遗文化；网站建设者应注重与网民的互动，增强包容性，真正发挥网站的作用，引起关注才会促进关注并实现保护。二是致力于保护非遗的社会组织应该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的特性，将民间的宣传活动，通过网络媒体来引起关注，实现保护的目的，这样能够弥补官网单向宣传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实现呈现的全面化。

注 释：

①徐岩：《发挥媒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新闻爱好者》，2010（16）。

②来源：《光明日报》，转引自www.省略/inc/detail.jsp?info_id=3242，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

③《中国网络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关注状况的分析》，引自网络www.省略/News.aspx?ID=278587，人民网，2008-06-20。

（作者为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新闻学硕士生）

非遗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曹丕 《典论・论文》 文体观 导向意义

从东汉末年开始，人们越来越重视文章写作，而此时文体观念的兴起无疑是人们重视文章的最为核心、最为具体的表现。人们对文章的重视，也就是对文体的重视。由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此时期的文体观呈现出明显的以文类文体与个体文体①相结合的体用一如的文体观结构。曹丕《典论・论文》［1］P82-84正是在这一思维之下、体现汉末曹魏时期文体观的重要论著。本文从汉末文体观形成的实用性背景入手探讨《典论・论文》由此而形成的文体观及其对魏晋六朝文体学著作的导向意义。

一、汉末文体观形成的实用性背景

东汉后期，由于人们对冗长枯燥经学倦怠与文学自身的发展，文章写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与喜爱。曹植说那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也”［1］P159（曹植，《与杨德祖书》），曹植说得虽然夸张了点，却足以反映当时的士子尽一切之能事学习文章写作并力图使自己的文章所形成的个体文体是独树一帜的，颇有些疯狂的意味。如果仅凭文学自身的发展与人们的喜爱，人们对文体的追求不可能迅速地达到如此疯狂状态。我们不能够把人们喜爱文章的种种现象当成是其兴盛的原因，也不能够把此时期文章或文体的兴盛理想化地归之于“为艺术而艺术”［2］P59，中国是一个极为注重实用的国家，不实用的东西很难找到它生长的土壤。文体观念的兴起并逐渐繁荣正是与当时人们人才观念的变化的实用性根由相伴随的。在汉末曹魏之时，人们对人才的观念与选拔的标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汉代选拔人才施行察举制度，在经学观念占统治地位的汉代，考察德行、通于经术成为选拔人才最重要的考核内容。汉章帝曾下《四科取士诏》：“辟士四科：其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经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晓法律，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才任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奸，勇足决断，才任三辅令。皆存孝悌清公之行。”［1］P35在人才选拔的四种标准中，德行居第一位，经术占第二位，根本没有能写文章这种才能的位置。人们虽然不免为美丽辞赋所吸引，甚至夸赞、陶醉，但是能文之士的地位始终不高，文辞只能作为修饰国家文政的边缘而存在，能文之士要么像司马相如一样做一个御用文人，要么像班固一样在东观修史书，做一个刀笔文吏，能文与通畅仕途之间没有什么联系；甚至，单纯的能文是如此的被人瞧不起，杨雄“自悔类倡”，身份低贱如此。到了东汉末年，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朝廷腐败，政权为宦官外戚所把持，无德无能之人充斥朝廷，名不符实，旧有的以德行为人才选拔的标准被破坏，进而这种标准也受到人们的质疑：“以汉之广博，士民之众多，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治，而官无直吏，位无良臣。此非今世之无贤也，乃贤者废锢而不得进达于圣主之朝尔……贡士者，非复依其质干，准其才行也，直虚造空美，扫地洞说。”［4］P151-152由察举制选上来的官吏，都是些无能之辈，旧有的标准受到怀疑，人们有必要思索新的选拔人才的标准；同时，在汉末军阀战乱之际，争取、获得人才是军阀壮大自己力量的重要策略，就算是旧有的标准没被破坏，德行高洁、通于经术的人果真能够在决定成败的战争中发挥作用么？如何选拔名副其实、真正有用的人才成为政治家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在这种需求之下，新的人才选拔标准应运而生，人们不再以德行为尺度，而是从人的实际本质、性情来判断这个人是否有才能、适合于承担什么职业。许劭《人物志・材理篇》：“质性平淡，思心玄微，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质性警彻，权略机捷，能理烦速，事理之家也。质性和平，能论礼教，辨其得失，义礼之家也。质性机解，推情原意，能适其变，情理之家也。”［5］P47人的本质与性情是可以通过外在的显现鉴察而出，比如通过外在体貌来鉴察：“骨植而柔者，谓之弘毅。弘毅也者，仁之质也。气清而朗者，谓之文理。文理者也，礼之本也。体端而实者，谓之贞固。贞固者也，信之基也。筋劲而精者，谓之勇敢。勇敢者也，义之决也。色平而畅者，谓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5］P10（《九征篇》）而我们所要讨论的文章，正好是能够体现人物本质性情的重要指标之一。萧子显《文学传论》：“文章者，盖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6］P907人们把性情与文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有什么样的性情就会写出什么样的文章，文章是性情的外在显现。曹丕《又与吴质书》说王粲：“仲宣续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1］P66认为王粲由于外在形体的弱质，不能够写出大气的文来。《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潘岳评价夏侯湛所作《周诗》：“此非徒温雅，乃别见孝悌之性。”［7］P138潘岳从夏侯湛所作的诗看出他“孝悌”的性格层面来。建安七子去世后，曹丕非常伤心，常常看到七子之遗文就泪流而下：“间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1］P66正是因为文是人的性情的外在显现，所以见其文如见其人，曹丕见七子之遗文如同七子之在眼前，能不落泪？文与人完全统一为一体，文如其人。因为曹植文才出众，所以曹操曾三番几次地想立曹植为太子。当性情可以决定一个人是否有才的时候，当文章成为性情的重要外在显现的时候，文章就与才能、仕途有了无法割舍的关系②，于是，这才导致士子们疯狂地重视文章写作，即曹植所说的“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也”，以至于南朝时达到“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8］P5的地步。所以，文章能够表现性情及其娱乐性质都只是士子们此时热衷文章写作的一个方面的原因，而更深层次的，则是此时由文章而表现的性情可以和才能、仕途联系在一起，实际性的用途极大刺激了文章写作、追求别致文体的高潮。

二、《典论・论文》所展现的文体观

曹氏集团是由施行上述新的人才选拔标准的曹操为首的政治集团，在性情与才能紧密联系的观念下，曹氏集团文人经常诗赋宴饮，呈辞斗艺，以表现性情和才能。一方面，经常写作及以诗赋相斗，势必会形成人们以自己独特的写作特长、技巧和体貌为矜夸，同时对他人（包括古人）的写作特长、技巧及体貌有所认识乃至进行深入的玩味，也会对各种事类之文及诗赋的基本要求做到心中有数――以防止违反实用性的事类之文的基本事理意义或基本态度而招致别人的嘲笑。另一方面，既然不同的性情预示着不同的才能，所以文人们努力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独特的性情，在文章上也就努力追求与众不同的个体文体。这些，我们从曹丕的《典论・论文》中可以看到，曹丕对手下的能文之士进行了品评：“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r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这绝不是曹丕一时心血来潮的评论，这既是长时期与众文人逞词斗志的较量中大家心里对彼此的写作技能都有所估量的反映，又是人们试图在创作中形成自己独具一格的个体文体并试图对他人的个体文体进行把握的反映。《典论》现存残篇中有两条曹丕评论古人文章的记载：“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优游案衍，屈原之尚也；穷侈极妙，相如之长也。然原据托譬喻，其意周旋，绰有余度矣。长卿、子云，意未能及已。”“余观贾谊《过秦论》，发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制义，洽以三代之风，润以圣人之化，斯可谓作者矣。”这正是曹丕那一时代的人为形成自己的个体文体而学习、研讨古人文体的表现。在这种坏境下，人们的注意力极大地转移到了“文”上，于是，实用性的事类之文和表现性情的诗赋自然而然地就有必要被整合到“文”的层面上来：“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之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备其体。”他将事类之文和诗赋都整合到同一层面上来――以“科”称之。这不再像东汉桓范《事要论》中的《赞像》、《铭诔》、《序作》那样为批判现实而写，也不再像蔡邕的《独断》、《铭论》那样为明晰典章制度而写，更不像刘熙《释名》那样根本就没有给“文”划出一个独立区域的想法。《典论・论文》这一个“科”字，体现了事类之文与诗赋能够拥有一个独立的范畴区域的观念走向；每两种使用性质相近的“文”被划为一“科”，奏议用于君王，书论用于真理，铭诔用于生活，诗赋用于性情。

同时，他对每一科用一个字来表达对其体貌的基本纲程：“雅”、“理”、“实”、“丽”，类与貌的结合，初步显示了他对这些文类文体的认识，这不是曹丕个人的想法，而是在长期的创作中对经常创作的事类之文与诗赋形成的普遍的心理衡量――不离大纲之意；而且他认为在实际创作中想完全合乎这些文类文体的理想状态是很有难度的，“惟通才能备其体”。《典论・论文》对文类文体的认识是简单的，在当时只要行文时能够做到心中有数够用就行了，还没有更为细致的说明探究。其下又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正是对形成个体文体的重要因素“气”的阐释。由上所分析，《典论・论文》既讨论了各家的个体文体，又讨论了文类文体，体现了人们的视角已经正式转移到文体上来，使《典论・论文》成为第一部具有文体学意义的著作。

三、《典论・论文》的结构及其文体学导向意义

现在，我们再从文体观的角度重新审视《文选》中所录《典论・论文》的部分内容的结构，兹文不长，引如下（为了行文叙述方便，我们将这段文字分成若干小段并编上序号）：

“夫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r元瑜、汝南应`德、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J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度人，故能免于斯累，乃作《论文》。（1）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厄》、《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陈琳、阮r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时有俦也。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于自见，谓己为贤。（2）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3）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4）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5）

第（1）部分，叙述作《论文》的缘由。他感叹：“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文类文体众多，个人难以达到所有文类文体的理想状态，像建安七子那样能够做到各有所长，已经很不容易了，他感慨为文之难，于是作《论文》。第（2）部分，对建安七子的个体文体进行评述。“徐干时有齐气”、“应`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这几个是直接评论了这四个人的个体文体；“王粲长于辞赋”、“陈琳、阮r之章表书记”这两句是从二人所擅长的文类的角度去说的，但是曹丕绝不是在罗列文类，而是由二人最突出的文类去想见二人之文体的意思。（3）（4）两部分讲如何形成个体文体。（3）讲文类文体，这是本体论，只有掌握了所写文类的基本纲领（文类文体），才能保证创作朝着正确的方向走下去。（4）讲影响形成个体文体的重要因素――“气”，他认为个体文体与个人的先天之“气”（秉性、气格等）有直接关系，先天早已决定，不是后天可以强求的。也就是说，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气”，就已经注定了他的“文”能够呈现出什么样的文体来。“文”与“人”直接挂钩，甚至有合一的意味。（3）属于体的层面，（4）属于用的层面，（3）与（4）共同形成了体用一如的文体观结构。第（5）部分论述了各种文类所形成的文章总体的地位问题――“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除了《文选》上的节录以外，严可均《全三国文》还有几条从《北堂书钞》和《艺文类聚》上辑来的语句：

“李尢字伯宗，年少有文章。贾逵荐尢有相如、杨雄之风，拜兰台令史，与刘珍等共撰《汉记》。（6）

议郎马融，以永兴中帝猎广成，融从。是时北州遭水潦、蝗虫，融撰《上林颂》以讽。”（7）

观此两条，每条颇有先述作家生平小传，后述作家所作文章名之意，这与晋代以来各种《文章志》的写法是颇为相似的。曹丕不是在写作家小传，也不是简单罗列作家作品，而是由作品想见其文体，体现了第（4）部分所说的“人”与“文”合一的观念。

综上所述，曹丕《典论・论文》显示了时人对个体文体的高度重视（开篇即谈），体现了时人对文类文体的把握，表达了对形成个体文体的重要因素“气”的理解，显现了对文体的体用一如结构的思维方式，提高了文章总体的地位，与经国大业相提并论，昭示中国古代文体学向深入、细致的横向发展的走向：既体现了人们研究文章本体（文类文体）的可能，又显现了人们展示个体文体的可能，以及二者兼之的的体用一如的文体理论走向的可能。从个体文体而言，此后文人争相追求文体个性，形成了“谢灵运体”、“吴均体”、“宫体”等名号，并出现了像钟嵘《诗品》那样以品评古今文人五言诗的个体文体的著作；从文类文体而言，此后不断有人为着写作的方便编纂文章总集，出现了像挚虞《文章流别集》和萧统《文选》那样的典范；从体用一如的文体理论来看，出现了像陆机《文赋》与刘勰《文心雕龙》那样将文类文体和如何形成个体文体融为一炉的文体学著作。曹丕《典论・论文》初呈乍现了古代文体学的各个方面的内容，魏晋以来的古代文体学正是沿着《典论・论文》的走向发展而完善，并在南朝达到繁盛阶段。

注释：

①文类文体与个体文体：现代文体学术语。陶东风在《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7）一书中解释这两个词语：文类文体是指“对某一文学类型（如诗歌）区别于其他文学类型（如小说）的文体特征的概括”，个体文体是指“对单个作品的文体特征的概括”。

②关于六朝文章与人才观念的关系，林童照《六朝人才观念与文学》（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中有详论。

参考文献：

［1］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商务印书馆，2006.后文中凡有再用曹丕《典论・论文》中之引文，不再另行作注.

［2］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商务印书馆，2006.

［4］王符著.汪继培笺.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1985.

［5］许劭.人物志.上海三联书店，2007.

［6］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

［7］刘义庆编撰.徐震裥＜.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